时代秘闻：日记的胡适-11

反常地将张爱玲的信粘在日记里(3)　　张爱玲在信中所表示的非常渴望得到胡适能给《秧歌》“平淡而近自然”的评语，读者望文生义，多以为这个评语是胡适当年给《海上花列传》下的。而胡适在回信中也屡屡提及这个评语，更易使人误以为的确是胡适的原话。实际上，给《海上花列传》下这个评语的是鲁迅。胡适在当年的《海上花列传·序》中，两处三次引用这个评语，并且也指明了是鲁迅“称赞”的。　　知道了评语的出处，再回过头去重阅张、胡二人的信，结果令人惊讶。张爱玲写的不过是“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看不出对于该评语出处有任何指往胡适的导向；而胡适在信中每提及此评语，也都加了引号的。原以为他加引号是用以“特指”，而非“引用”，不料却是想当然。张、胡在此并无掠人之美之嫌，的确无可挑剔。高赞张爱玲的《秧歌》　　张爱玲写信寄作品给胡适，无意之中，是给胡适出了两道考题： 一是考他势利与否，二是考他的文学鉴赏眼光。看来胡适都考及格了——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无名小卒（当时对他来说）就怠慢其作品，并且也看出了《秧歌》的好来。　　胡适一向重视保存史料，甚至他记日记的部分目的也即为此。他不仅为最终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日记存世而终日孜孜矻矻，每天一笔一画；一时忙碌无暇或疲惫疏懒不写，过后不仅常常补写，还总是把自责也写进去。胡适日记的形式也与众不同，在日记中他不仅记事记人，自言自语，还常不着一字，而以事实说话，曲折透露心迹。所以他的日记簿里除了他的手笔外，还有政府的通缉令、学校的油印传单、报刊对他的评论、中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以及少许来信等等，真是林林总总，五颜六色，图文并茂。而张爱玲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也就在胡适的这个习惯下，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了！　　胡适将张爱玲的信粘贴在他1955年1月23日日记的前页。除了这封信，他这天的日记没有别的内容，全是张爱玲：　　去年十一月，我收到香港张爱玲女士寄来他的小说《秧歌》，并附有一信。（信附上页）　　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　　一月廿五日（这个日期似有错——引者注），我答他一信，很称赞此书。我说，“如果我提倡《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结果单止产生了你这本小说，我也应该很满意了。”（此信没有留稿）　　胡适说“此信没有留稿”，信稿却被张爱玲留了下来。原稿虽然在张爱玲搬家中遗失，但幸好她已先请朋友代抄了一份（自然说明她很看重胡适的人和信），后来更引进了她的文章，胡适的信就由此得以永存了。　　《秧歌》之所以得到胡适如此高的评价，除了作品的艺术魅力外，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作品的题材巧；二是张爱玲的信写得妙。　　此时的胡适，与共产党的中国大陆非常对立。事由1948年中共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开始；1949年5月11日，大陆著名学者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胡适从治学方法直至政治立场、方向都予以批评，对他“转向人民，翻然觉悟”。胡适于次年元月9日撰文回应姿态强硬。1951年11月至次年1月，大陆又开展了对胡适的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几乎与胡适收到张爱玲作品和信的同时，大陆又一次开展了同样规模的批胡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把生活在共产党治下的大陆人民写得很可怜，自易得到胡适的欣赏。几年来，他一直很注意由他的亲友学生传来的大陆人包括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的讯息，他将他们的信也粘贴在他的日记里。　　张爱玲的信，给胡适的感觉对方是他的老读者；《醒》、《海》二书珍珠蒙尘，被世人冷落（所以他力荐二书），而她却“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而显然又是最初受了他的指引，不免引为知音。　　胡适在回信中除了夸奖《秧歌》外，也提到了作品中的细节，提出了一些疑问，表明他的确读得相当仔细。　　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除了表达受宠若惊（“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认同胡适的建议（“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解释他的疑问（“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士兵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花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又透露了英译《海上花列传》和《醒世姻缘传》的心愿，同时对翻译这两部作品也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 “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这自信又表现得十分巧妙——她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又用了一个“补钉”： “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这样一来，话就滴水不漏了，胡适哪怕再要说几句鼓励、告诫或指点的话都显得多余了。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1)　　1955年的10月，张爱玲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她到美国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那是11月上旬的一天，张爱玲走在胡家附近的街道上，走进胡适住的公寓楼，迈入胡家房门，见了首次见面的胡适夫妇，听了初闻其声的胡太太的安徽国语，竟然一切都似曾相识，亲切如旧。她面对胡适夫妇，自然想起曾经读到的对他们这一对幸福的旧式婚姻的那些评论，也可能会想到自己父母的不幸婚姻。　　张爱玲在13年后发表的《忆胡适之》（香港《明报》，1968）一文中，在记述这一次“访胡”之后，有两段共近六百的拉杂文字，从“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到“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虽然未加说明，但看上去，倒的确很像那天张爱玲与胡适夫妇闲聊的内容。　　对于这天张爱玲的拜访，胡适的日记里没有留下内容。不过，过了没几天，也就是11月10日，胡适回访张爱玲。11月份的日记，他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 。[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自此对张爱玲由爱才而又平添了一份世交的亲近。　　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只能听“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对胡适挑起的话头，她竟不能应答，不是“默然”，就是笑非所以。　　胡适讲起大陆，说了一句“纯粹是军事征服”。其实国民党又何尝不“纯粹是军事征服”，只不过结果是征而不服、兵败大陆。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反而显得言出负气。而且胡适对《秧歌》的理解与张爱玲的本意也存在差异，胡适觉得《秧歌》“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按照千人千哈姆莱特的读者定律，胡适这样看也属正常，可是他未止于此，偏又进而加了一句： “——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这就“此话差矣”了，应了他写在后面的自谦：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张爱玲“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解放后在大陆的短短几年，也感到新社会的压力，“虽然本能地起反感”，但是“像一切潮流一样”，她“永远是在外面的”，关键是作为一个眼高手也高的作家，她无意将作品变作控诉的工具。可是除了她，似乎谁都不这样看，不只海峡两边都不约而同地将《秧歌》视作反共作品。胡适当时与大陆的紧张关系，影响了他对作品艺术价值的判断。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有语： “你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故事本身”是在“饿”的后面的世情人性。　　胡适读到这里，应当汗颜。而张爱玲这样写，也不怕使胡适难堪！当然她不可能有一点点故意对胡适不敬。相反，正因尊敬在前，只顾老实作答，百密一疏也就难免了。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用胡适居住的“白色水泥方块房子”，胡适穿着长袍子，炎樱向人打听胡适回来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以及胡适给“Foreign Affairs”(《外交》)杂志写稿都不得不由人删改等等来表现一代风流的胡适当时的“没落”处境，曲折表露她“苍凉”的同情，甚至不平。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2)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感恩节的日期是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那年的感恩节是11月24日。张爱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烤鸭，过后又逛街，“非常快乐”。只是乐极生悲，着凉呕吐，更遗憾的是因此而无法应胡适之约去“吃中国馆子”了。见了最后一面(1)　　张爱玲到美国后，一时无处栖身，在炎樱的介绍下，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救世军是救济贫民出了名的，几乎成了“贫民”的代名词。它收容的人中有许多是酗酒者，管事的老姑娘人们都叫她“中尉少校”，使人想起美国西部牛仔片中的情景。张爱玲以难民身份入得美国，当时的处境也确与一般难民无异。她的《秧歌》英文本由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出版后，虽然获得评论家肯定，一般读者却并不欢迎，只印了一版，还销路不畅，张爱玲的收入大受影响，于是赶紧想下一步棋，有心将《金锁记》的故事拓展，写成她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名字也想好了，就叫《粉红的眼泪》。　　张爱玲听说美国有一些基金会，可为文艺家提供短期免费食宿及创作的场所，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就有一家“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那当然是理想的去处，于是她在出版社的介绍下，向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提出了为期三个月的申请。　　不知胡适在感恩节后有没有再请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就在这冬季里他们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是“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的，纽英伦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的总称，张爱玲即此指她动身往麦克道威尔去。显然她说的“二月”是指农历。因为该艺文作场审批委员会是公历3月2日写信回复，同意她的申请，而她是3月中旬才从女子宿舍启程的。　　就在张爱玲抵达麦克道威尔之前，一位美国老作家也悄然来到这里，他的名字叫费迪南·赖雅。赖雅曾两次中风，身体精力不济，来此是想通过休养为写作积蓄能量。张爱玲到达麦克道威尔的第一天，即3月13日，他们见了面；第二天两人交谈了几分钟；3月下旬，他们已经开始互访对方的工作室；4月1日，他们在大厅中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正餐；几天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赏；此后他俩单独来往的次数增多；5月12日晚，他们便做了成人的游戏，还被赖雅记进了日记。此时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两个月还差一天。　　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发展，是如当年与胡兰成一般神速。赖雅其实与胡兰成有几分相似： 年长如父，聪明有趣，阅历丰富，善于表达，善解人意，长于文墨；是又有她所看重的胡兰成的优点而无她受不了的胡兰成的缺点。　　就因为张爱玲自小缺少父爱，使得她在心理上一直存在父亲角色的补偿需要。她早年的小说《茉莉香片》的主旨便是寻找真正的父亲，但那还只是她心灵渴求的反映。胡兰成的出现，使原本以为是难以企及的冥思忽然变作了可以追求的现实，她便“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她在与胡兰成感情出现危机前对记者说： “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那时的她还未料到男人的这个年龄却又是危险的年龄——大得还不够。此番看上大她30岁的赖雅，或有吸取教训的意思，当然即便有也是下意识里的。赖雅青壮年时，也是一位风流健儿。前妻是美国著名的女权运动家，离婚后，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朋友，可到了张爱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如同那个在香港请炎樱看电影的潘那矶先生——所有的辉煌都已成了过去，是个落伍的人了。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为妻也就再不用为他的专心与否操心，而他的智慧还在，风趣还在，其他的优点还在，当然好了。　　使人惊讶的是，赖雅竟然与胡适同庚，同为1891年生人！单看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一般只会感到她对他的特别尊敬与他对她的非常关爱，及至看到张爱玲转身即与赖雅婚恋，这才使人蓦然惊觉张爱玲与胡适交往时，她的内心正何等的寂寞与脆弱。而她与胡适这一对才子才女，其实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的。这时倘若回过头来再读《忆胡适之》，就会感到他们除了彼此的慈与慕之外，隐隐约约的也有一些什么火苗在摇曳，尤其是写她与胡适见的最后一面：见了最后一面(2)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那“悲风”并非来自时代的深渊，而是来自张爱玲的心底。她心中的那等悲凉又从何而来？不免使人想起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话： “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　　姑姑当年见了胡适报上照片之后那样的笑貌口吻，不仅一直留在张爱玲的印象中，此时也会在张爱玲对胡适的感情中起到某种发酵作用。而胡适对张爱玲与赖雅的恋情实际上也起了某种发酵作用，否则不会那么快得惊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一般会以为胡兰成是“沧海”，谁知却原来胡适是“巫山”呢！　　而以张爱玲对胡适的依恋，以胡适的才子情怀，衍生出一段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而若果真如此，相较于张爱玲与赖雅婚姻的辛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胡适也有“力既不足，心也就无余”的状况，而张爱玲初至美国，还想有一番作为，即便情生于不知不觉，也还是会随时警醒而立即禁绝的。何况在当年，胡兰成的夫人她可以忽略；而现在，胡太太是那么著名地在那里，张爱玲再不会像年轻时与胡兰成那样“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张爱玲： 《红楼梦魇·自序》。了。　　赖雅在麦克道威尔的期限是5月中旬，张爱玲则可逗留至6月底。赖雅于5月14日只身离开麦克道威尔，前往纽约州北部的另一个营地——耶多艺文作场。张爱玲在入住麦克道威尔的第二个月即向场方提出续期申请，可是夏季的名额已经满了。张爱玲在懊恼之余，却听说秋季尚有余额，于是赶紧预订。赖雅也订了同期。　　本来张赖二人由各自的性情，萍水相逢之后，多半也就按照各自的生活轨迹运行下去。即便在麦克道威尔再次相逢，也还是不能排除曲终人散、天亮分手的结局，可结果是两人竟于当年8月奉子成婚了！　　张爱玲与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春风一度而至怀孕，显然事应在意料之中实际却在预料之外，张爱玲因缺乏思想准备而不免惊慌，好在赖雅这时的表现像个绅士——尽管他离婚30年来一直不肯再结婚，与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附近的车站分手后，他也没有想定要与张爱玲结婚。可是当他得知她怀了他的孩子而又显得十分无助时，自觉对这个可怜又可爱的东方女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信向张爱玲求婚。12年前，张爱玲写《金锁记》，其中有一句话是： “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不久她就得到胡兰成最隆重的赞美了。她《粉红的眼泪》里若留此句，应改为“男子对于女子最大的安慰是求婚”。可是赖雅“买椟还珠”——他坚决不愿留下她肚里的那个他称之为“东西”的胎儿。张爱玲本是“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胡兰成： 《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的，此时当然即便单为迁就赖雅也不会不同意，于是到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虽然未必见得留恋孩子，可还是免不了有些感伤。令她感伤的还有她侨居伦敦的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　　那年她父母离婚后，母亲赴法国之前到她住读的学校里来看她。当着母亲的面，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可是当母亲离去后，她才“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这次与母亲永别，不知她是否也“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虽然她自言并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胡兰成也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可是给读者的印象她也并不是个眼涩泪涸的人。不同的是，那次是“哭给自己看”的，这回却可哭给赖雅看了。又做担保人(1)　　10月里，张爱玲与她的新婚夫婿双双重归麦克道威尔。虽然这次他们可住到来年4月，可是之后的去处不知在何方，赖雅向耶多的再次申请又被拒绝了，这使张爱玲不得不在入住麦克道威尔之前，就开始忙着四处申请别的艺文作场或基金会，像她40年代在上海初登文坛时的四处投稿。于是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　　久未通信，但是时在念中。我在二月里离开纽约，由出版公司介绍我到Macdowell Colony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 来住。这地方是一个作曲家Edward Macdowell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创办的，环境非常好。您记得我曾经告诉您我有一个长篇小说写了三分之一，我希望能在这里写完它。我在这Colony艺文作场。认识了Ferinand Reyher费迪南·赖雅。，也是一个Scriber writer意为“画字符的机器”。张爱玲的本意是说赖雅与她一样都是作家，在此是自谦自嘲。后来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更嘲称赖雅是没有作品的作家（夏志清：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台湾《中国时报》副刊，1995年9月12—13日）。。八月间我们在纽约结婚——极简单的登记结婚，所以也没有通知亲友。现在我们又回到Macdowell Colony来，我的小说大概在冬天可以写完。此后我想写另一个长篇，背景是战前至胜利后的上海。虽然已经计划了很久，一直没有勇气动手，因为需要较繁复的心理描写，叙事又不能完全按照时间的次序，这在我是一种新的尝试。我想应征Guqqenheim and Eugeve Saxton Fellowships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二者之间如果有一个入选，能够得到一年的生活保障，可以在这期间专心的写这篇小说，对于我是极大的帮助。应征要至少七个保证人。不知您能不能给我做Reference？证明人，介绍人。Saxton Fellowship是没有时限的，但是Guqqenheim要在十月十五日前应征。我想请您考虑后就写个便条给我，顺便希望您告诉我一点近况。您和胡太太谅必都安好。我有个短篇小说在下一期的The Reporter上，刊出后我立刻给您寄来。　　张爱玲9月9日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二月里离开纽约”后，与胡适“几年不通消息”，直到1958年。这封信的存在，证明她记忆有误，也许是她在遵循“作家永远在创作”的原则。　　这封信告诉我们，那次胡适到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时，她的去向尚未定（所以她未跟他说），而她离开纽约前也并未向他道别。信中所说希望在麦克道威尔完成的长篇小说即《粉红的眼泪》。该作虽然按计划完成，可是书稿却被出版她英文版《秧歌》的司克利卜纳出版公司退回来了。可能张爱玲对这部作品用功太深、抱的希望过大，故而所受打击匪小，以致病倒，注射了几针维生素B才得以渐渐康复。而《粉红的眼泪》直到八年后的1967年，才以《北地胭脂》之名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　　《粉红的眼泪》虽然遭遇挫折，张爱玲却未停留脚步，她仍照原计划开始写信中提及的“另一个长篇”，英文名为Shanghai Loafer，可译作“上海白相人”。可是稿成后，出版又是一个无着落。张爱玲虽然不可避免地再次沮丧，但显然较前有了心理准备，在赖雅的日记里未见她为此病倒的记录。发表在 The Reporter（《记者》）杂志上的是《五四遗事》，虽然不可能有与长篇出版可比的喜悦，但由她将此写信告诉胡适来看，多少也是个安慰。　　张爱玲向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的申请似都未成功，具体情况不明。只知张爱玲在1958年春天与赖雅一同向一个叫亨亭屯·哈特福的基金会办的艺文作场提出了申请。　　张爱玲又一次写信请胡适做她的担保人。胡适的表现是有求必应，马上答应了张爱玲的请求,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无从表达，只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又做担保人(2)　　胡适在1958年4月离开纽约转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所以张爱玲此番与胡适联系的日期，即应在二三月里。　　张爱玲夫妇7月份收到亨亭屯·哈特福批准的消息，但入住则要等到11月份。10月下旬，他们收拾停当。他们所有的家当全部收缩在10只衣箱和30只纸盒内，其余的都卖掉了。他们随即向亨亭屯·哈特福进发，中途曾在纽约作暂短停留。而就在那时——10月30日下午一时，之前回到美国的胡适，又自纽约起飞，再回台北。要不然，张爱玲也许会偕夫婿去拜见胡适。而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写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即应是指这一次。　　张爱玲接着又写道： “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这“好些时”时为四年。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 “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言“去年”之事，指的是1961年11月6日，美国外援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召集其在远东各国援助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的主持人员相聚台北，举行“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湾的主持人哈利·施密特邀请胡适在开幕典礼上作20分钟至半小时的讲话，并指定演讲题目为《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胡适本打算提前一天写篇英文讲稿，可因太太新从纽约抵台，上下午各有几批客人闻讯登门。虽是来看太太，但胡适不能不作陪。讲稿只好挑灯夜战，一直写到凌晨二时。不料祸从口出，所讲内容见诸媒体后，竟遭来围攻。一般的斥责说他是“知识分子的叛徒”；离奇的控告他是“在为共产主义铺路”；更有甚者，诟骂他为“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　　面对此狂风暴雨，胡适没有正面反击。他在30年前写给杨杏佛的信中有言：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是他的应对办法之一。应对办法之二是他效法歌德。歌德自言每遇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总勉强从事离其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所以在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便每日研究中国文字。胡适如法炮制，他读《中央日报》上刊登的一篇写昔日大同缠足风盛的文章——每年阴历六月初六，妇女们都要在后街解开裹脚布，赤脚供人观赏，谓之“晾脚会”——而兴趣盎然，还将剪报夹进日记里。　　胡适有此自我安慰法宝，照理该气定神闲，笑看风云。可是就在11月12日，也就是他大会发言后6日，他的心电图就出现了异常，心左室血管似有阻塞症状。医生叫他五天之内要完全休息，且每天待在床上不得少于12小时。可五天后症状不见好转，11月26日凌晨3点，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连吃两粒强心丸方气平睡去，早晨却又咯血，于是住进医院，一住45天。　　虽然胡适此病乃是旧病，1960年春天，即因相同症状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可是旧病复发，也不能不使人揣测他还是因为受了刺激。而他出院刚一个半月，便又与会，偏又发言，偏又言及不快之事！他固然肚大能容难容之事，可他的心脏却受不了了。在会上他说着说着便倒了下去，而竟至于一死。　　张爱玲看到噩耗，大概是因为在她的感觉里，他早已属于历史。历史人物逝世？听来不免荒诞，所以她一时间惘然还要胜过悲伤，一边又不免揣想： “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胡适在遭人围攻及生病住院均见诸报端，看来张爱玲对此都不知情，所以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许她知情，但以知己之心、以她的性格为他着想——既然不为时人理解，那样地被人侮辱，死也未必不是一种福气。像她16岁那年她母亲从法国回来后，看着她生活中笨拙的样子对她说的话：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何况他死的过程时间很短，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她的“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也许指的是这个。后记　　本书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人物传记。好传记的第一要义是表现传主性格，如果不能进入传主内心，如何了解他的性格？虽然传主外在的方面比如长相、态度、为人待物行事等等也很重要，也同样是完整的人物形象不可或缺的方面，但从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则往往可以找出他行动的原因，所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因为一个人的心，总是深藏不露的；不像一个人的脸，除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永远将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一旦出门，就总是要暴露在朗朗乾坤、睽睽众目下的。也即如此，读者对传主内心世界的兴趣，总是要大于五官外貌的，因为看不到，就越发想看了。　　就常人来说，思乎于内，总不免发乎于外，在言表之间，多少会流露一点心迹。就算城府再深的人，即便喜怒不轻易形于色，恐怕也不能做到完全不露痕迹。林肯说过：“40岁后，你就要为你的相貌负责了。”这话很有道理。岂不闻相貌是固定了的心情？生活中那些长着单侧酒涡的人，他的嘴，总是往同一边咧得厉害；生活辛苦的人，嘴角两侧的苦纹多是深的；爱笑的人，眼角的鱼尾纹也多；生活中，人们常说，坏人脸上又没写上“坏人”两个字，但是心术不正的人，与善人仁者的相貌，终究是有些分别的。　　但是相貌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一个详细的、准确的、完全对应的答案，而是一个粗泛的，大略的线索，我们并不能根据一个人的长相就断定他的心思；也难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一丝不差地推断出他的主观意愿和动机。　　总之，大概没什么能比日记更能透露一个人内心的了。日记则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心电图，对心脏的一跳一停，一松一紧，都有精细地记录，如果愿意记录的话。它对于了解一个人，当然是极其珍贵的，而有着其他任何材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如同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日记是也不能全信的。有位外国哲人就说过：自传是最靠不住的材料。日记当然也颇有靠不住的地方，尤其是那些预备着写给世人看的日记。　　但是这也不要紧。所谓“死活不张口，神仙难下手”。不怕他说假话反话违心的话，就怕他一言不发三缄其口。比如对一件事，或对一个人，不管他在日记里写下的是什么看法，我们多少可从其中，要么获知他的真实想法，要么了解他讳言的苦衷与不说真话的原由。在这本书有了一半篇幅的时候，我在家跌了一跤，竟至右脚五个脚趾的蹠骨全部骨折。那段终日只能直腿高跷、枯坐沙发的日子，是靠了写胡适打发的，这本书对于我，也因此多了一种特别的纪念意义了。　　2007年7月7日于南京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