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秘闻：日记的胡适-7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诗人殉难　　那天，满天湿湿的灰雾。一架小型飞机在雾气中艰难地找寻着方向。它缓缓地越过泰山后，盘旋着渐渐往下。前面不远处，就应该是济南机场。经验丰富又对济南地形了如指掌的济南人卫姓机师，此时信心满满。他操纵着飞机摸索着朝他认为的机场方向滑行，他知道离此次航行的最终目的地北平已经不远了。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飞机在撞上一座小山头后，燃起大火。着了火的飞机瞬间跌落在山脚下，翻了几滚，不动了。冲天的火光引来了附近村子里的村民，他们赶过来看。坐在前排的两位机师已成两具焦炭；坐在后排的一个人除了衣服着火而灼伤了皮肤外，身子的其他地方并没有着火。当然，他也死了。他就是诗人徐志摩。　　对于好友徐志摩的意外丧生，胡适自然是要在日记里有所反映的。　　1931年11月20日　　昨早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北来，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发一电来梁思成家，嘱下午三时雇车去南苑接他。下午汽车去接，至四时半人未到，汽车回来了。我听徽音说了，颇疑飞机途中有变故。今早我见《北平晨报》记昨日飞机在济南之南遇大雾，误触开山，坠落山下，司机与不知名乘客皆死，我大叫起，已知志摩遭难了。电话上告知徽音，她也信是志摩。上午十时半，我借叔永的车去中国航空公司问信，他们也不知死客姓名。我问是否昨日发电报的人，他们说是的。我请他们发电去问南京公司中人，并请他们转一电给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十二点多钟，回电说是志摩。我们才绝望了！　　胡适在他这天的日记中，夹了一份《北平晨报》的剪报，题目是“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内容为： “十九日午后二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由京飞平，飞行至济南城南三十里党家庄，因天雨雾大，误触开山山顶，当即坠落山下。本报记者亲往调查，见机身全焚毁，仅余空架。乘客一人，司机二人，全被烧死，血肉焦黑，莫可辨认。邮件被焚后，邮票灰仿佛可见，惨状不忍睹……”　　这篇日记，是胡适1931年日记中的最后一篇。　　难解徐志摩“八宝箱”之谜两个女人的争夺战(1)　　对于“新月派”而言，胡适与徐志摩的作用无他人可比。梁实秋曾说： “胡先生当然是新月社的领袖，事业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就私人关系而论，他俩也是极为亲密的。就在徐志摩出事前的这年年初，徐志摩因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在胡适家住过一段时间。　　徐志摩的丧生，令胡适伤心难过了好一阵子，而徐志摩死后遗留下来的一只“八宝箱”，以及由此“八宝箱”而衍生出来的理不清的纠纷却让胡适烦恼了好一阵子。　　有人推测“八宝箱”可能应该是“百宝箱”，因“八”和“百”字音相同而有误。徐志摩自己称其为“文字姻缘箱”。　　所谓“八宝箱”是徐志摩遗留下来的装有他的日记、遗稿和书信等资料的一只箱子。　　1925年春，徐志摩出国到欧洲去，他的日记、一些书信和手稿不便随身远行，便统统装在一只箱子里，想要找个合适的人代为保管。因为日记及书信涉及他早年与林徽因的一段情意，所以他不能将箱子交给与他恋爱刚起的陆小曼；林徽因时与未婚夫梁思成在美国留学，即使在国内当然也不是合适人选。徐志摩想到了他的挚友凌叔华。自此，直至徐志摩去世，其间他取回过箱子，但不知何故，箱子最终还是交到了凌叔华手上。　　徐志摩死后，箱子里东西的内容一说凌叔华打开看过，又说是徐志摩对人讲过，总之大家都知道了其中有“康桥日记”。确实，“八宝箱”里除了遗稿和陆小曼的两册日记外，最重要的、也是日后引起争夺的便是两册或三册康桥日记。　　这部日记记录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相识相知初期（即1921年1月以后一段时间）的一些事情。因为涉及自己，而且又是情感方面的隐私，林徽因当然在徐志摩死后有“物归原主”之感。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许是她早就知道凌叔华不会轻易将“八宝箱”交出来，她并没有直接去找凌叔华，而是通过胡适。　　作为徐志摩曾经的情人，林徽因知道徐志摩日记中涉及与她情感的除了康桥日记，还有雪池日记（即记录了他俩在雪池住处的一段情感）。她告诉胡适，雪池日记后来被陆小曼烧掉了。而康桥日记，徐志摩曾经说过将来会交给她收藏。　　相对于凌叔华，胡适与林徽因的关系要亲密得多，况且他对林徽因急于要回康桥日记的心情很是理解，又听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也有此意，便也就热心地向凌叔华催要“八宝箱”。11月28日周六早晨，林徽因如愿取回了“八宝箱”。此时距徐志摩死不到十天。　　凌叔华对胡适出面为林徽因讨要“八宝箱”的行为有些不满。她在1982年10月15日给陈从周的信中这样说： “……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　　她说是“原封”，但林徽因收到“八宝箱”并经清点后，认为少了。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凌叔华由您收回），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nd（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　　也就是说，“八宝箱”里遗漏了对于林徽因来说最为关键的一段日记，即从1921年1月至7月，这正是徐、林两人产生情感的时段。为此，林徽因自然很着急地打听这段日记的下落。　　依林徽因的心理，她最怀疑的应该是凌叔华扣留了这段日记，但是，她也知道不能贸然质问凌叔华，毕竟这只是她自己的猜测。巧的是，正在这时，她听旁人说凌叔华的手上果然还有一本或两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之所以这么说，是有人看见凌叔华将日记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过。两个女人的争夺战(2)　　既然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林徽因自然是要向凌叔华讨要的。12月7日，她去找凌叔华，以胡适让她将“八宝箱”里的东西编个目录为由，要求凌叔华交出剩余的那部分日记。据说凌叔华很有些不高兴。她不高兴的理由可能有二： 一是她之前曾经问林徽因要过徐志摩的信件，作为日后写传或研究之用，也有意编辑《志摩信札》，但被林徽因拒绝了。所谓“你不仁我不义”，你能拒绝我的要求，我为什么不能拒绝你？二是林徽因自始至终都扛着胡适的牌子，好像此事与她自己无关，而全都是应胡适之请似的。不过，尽管凌叔华不高兴，但还是答应让林徽因两天后到她家去取。　　这样说来，凌叔华的确是扣留了部分康桥日记。　　两天后，也就是12月9日，林徽因如约前往凌叔华家，却白跑一趟。凌叔华不在家，只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 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显然，凌叔华是不情愿交出日记的，尽管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她的这个行为确实不够君子。　　林徽因很生气，那是自然的，但她也无奈，只好又去拜托胡适。　　胡适第二次出面协调后，12月14日林徽因终于又从凌叔华那里取回剩余的日记。可是细细研读，发现中间还是少了一段，又正好是徐志摩遇到林微因的前一两日。林徽因又急了，知道再去找凌叔华也是白搭，便第三次去求胡适。　　在这件事上，胡适太热心了，又很明显地偏向林徽因。他于12月28日给凌叔华写了一封信，语气虽然婉转，但潜在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信中说：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馀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 “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不能说胡适的这番话没有道理，甚至是极有说服力的。但是，因为他与林徽因的关系亲密于与凌叔华，因而对凌叔华便少了理解和宽容。一个研究者当然希望自己掌握着旁人不可知的第一手资料，不愿意公开手中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林徽因，还是胡适，难道都没有这样的心理吗？林徽因不是不愿意将徐志摩的信交给凌叔华吗？当许多年后陆小曼为编《志摩全集》而向胡适讨要徐志摩写给他的信或其他资料时，他不是也不予理会吗？况且他难道不知道林徽因如此着急地要那残存的康桥日记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情感隐私吗？她拿到日记后，会很大度地以徐志摩研究资料之名义公之与众吗？　　凌叔华还是比较尊敬胡适的，尽管她有些不愿意，但在接到胡适信之后，托人给胡适送去了日记，还附了封信。胡适在日记里，有详细记载。两个女人的争夺战(3)　　1932年1月22日　　读志摩（1921）的《康桥日记》，有一段云：　　（以下是英文）　　（译成中文）七十多年前，麦考利在他的日记里评论道： 现在，研究把意义弄得清楚明白的这种重要的艺术是如此之少！除了我本人，别的有名的作家很少思考这一点。许多人似乎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理解。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确是对的；因为大多数读者非常信任那些晦涩难解的作家，而把那些表达清楚明了的作家看作是肤浅的。但是，请大胆些吧！想想二八五○年吧，到那时，爱默生的著作不知道会在哪里？但是，人们仍然喜欢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我们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　　胡适经常被人讥评为行文不够深刻，他在《四十自述》里就此写道： “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也因此他在徐志摩死后一个月，读到徐志摩《康桥日记》里的这一段，顿生共鸣，因而写下感想：　　这一条我最同意。可惜志摩不能回来和我重提这个我们不常常同意的问题了！　　感慨完了以后，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半册日记”：　　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　　后面是今早还日记的原书。这位小姐到今天还不认错！　　看来，胡适是真的很生气，他连“凌叔华”的名字也不愿意提了，而只以“这位小姐”代替。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粘贴了“这位小姐”的来信的原件。这封被胡适认为不肯认错的信这样写着：　　适之：　　外本璧还，包纸及绳仍旧样，望查收。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眠人！　　你说我记忆不好，我也承认，不过不是这一次。这一次明明是一个像平常毫不用准备的人，说出话（即偶然说一二句前后不相呼应的话，也为见好于人而已），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样，却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观察指摘。这备与未备分别大得很呢。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即问你们大家好。　　胡适的气在于凌叔华还是没有将剩余的日记全部交出，而是“仍有截去的四页”。但是，胡适日记从此再也没有有关记载。他又要回那四页了吗？凌叔华真的截去了四页吗？无从得知。“一笔糊涂账”(1)　　至于胡适为什么会那么积极地三番五次向凌叔华讨要徐志摩日记，胡适从来没有明说过。据凌叔华于1983年给陈从周的信中，这样自认为： “多半是为那时他热衷政治，志摩失事时，凡清华、北大教授，时下名女人，都向胡家跑。他平日也没机会接近这些人，因志摩之死，忽然胡家热闹起来，他想结交这些人物，所以得制造一些事故，以便这些人物常来。”　　因为凌叔华是当事人，她的理解可能不免偏激。也许真正的原因，也不过是胡适与林徽因关系亲密，而热心过度罢了。　　从情理上讲，林徽因固然讨要日记也合情，凌叔华留中不发也合情，因为死者曾说日记将来要给前者收藏，因为死者也说过材料要留给后者为他作传的。所以，凌叔华是不应当被人指责的。胡适为林徽因出面，向凌叔华步步紧逼，理由是资源应当共享，也合情。于是，在这场“八宝箱”的争夺战中，每个人似乎都有一肚子委屈，却唯独没有人觉得这箱子以及箱中物品从法律上讲应该属于陆小曼。胡适生别人的气,却也不是为了将东西索还了交给死者遗孀。胡适尚且如此缺乏法律意识，何况他人。　　除却“八宝箱”里的两册陆小曼日记，胡适从凌叔华那里取回后的确交还给了陆小曼，但“八宝箱”里的其他徐志摩的遗物，难道与陆小曼无关吗？作为死者徐志摩生前唯一合法的妻子，陆小曼才是徐志摩遗物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八宝箱”理应归属陆小曼。　　据林徽因说徐志摩生前说过要将康桥日记交由她收藏。如果说这是徐志摩为《康桥日记》作的法律意义上的处分的话，林徽因就负有举证之责。但目前看来，这种说法也只是林徽因自己所说，并不具法律效力。　　凌叔华说徐志摩将“八宝箱”交由她保管，的确有事实证明。因为“八宝箱”确实在凌叔华的手上。也就是说，徐志摩已经将财产转移。但是，“保管”不意味着物的所有权的转移，而只是某种特定条件下的占有。当此条件丧失，占有也就成为不合法。　　因而，徐志摩生前的这些行为都不意味着剥夺了陆小曼的继承权。　　也许凌叔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她在1982年与1983年几次给陈从周的信中，都强调她曾经嘱咐胡适要将“八宝箱”里的东西交给陆小曼，但都被胡适拒绝。在1982年的信中，她说： “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在1983年的信中，她又说： “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只能交与他的家属如小曼，别人是无权过问的。”　　按照胡适规劝凌叔华交出日记时所列举的理由，“八宝箱”中徐志摩的遗物应当公开以便于大家研究，比如或编“徐志摩全集”，或作“徐志摩传”。但事实是，林徽因在得到“八宝箱”后给胡适的信中，却说“……以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史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　　一句话，她不想将徐志摩的日记公开。这也就难怪几年后，陆小曼想编《志摩全集》却难以为继。梁实秋曾在《谈徐志摩》一文中提到《全集》难产的原因时说： “听说，志摩有一大堆文字在林徽因手里，又有一大堆在另外一位手里，两方面都拒不肯交出。”他所说的“另外一位”可能指“凌叔华”。但是，凌叔华手里真的还有“一大堆”吗？难道除了胡适所认为的那“截去的四页”，还有别的吗？又无从知晓。　　对林徽因对待这批志摩日记的处理态度，未见胡适有何看法。显然，林徽因当初在徐志摩尸骨未寒之时就迫切地向凌叔华追要康桥日记，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当年与徐志摩的一段情。不过，她对此表示否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实说，我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远是‘我’，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一笔糊涂账”(2)　　然而，事实是，她“收藏”了徐志摩的这些日记，并且始终未让它们再见天日。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其他研究者来说，她的行为不免自私。因为这些珍贵的资料，后来听说可能在林徽因死后，由她的家人销毁了。从这个角度上说，也是对死者徐志摩的不负责任。　　“八宝箱”风波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卞之琳称之为“一笔糊涂账”。热河失守劝张辞职(1)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同时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然而，对于侵略本身，对于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 （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中国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中国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　　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 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中国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然而，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为声援“热河保卫战”，平津沪各界社会名流、各团体联合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由张伯苓任主席，胡适也是其中一员。看胡适那一段时期的日记，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后援会”，了解战况，可见他对战事何等关切。　　1933年3月2日　　到东北热河后援会。　　晚上到张学良将军宅吃饭，他说，南淩已失了。他说，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二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热河失守劝张辞职(2)　　我忍不住对他说： 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说： 汤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记在张汉卿先生的帐上。　　张将军只能叹气撒谎而已。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胡适日记里提到的“汤玉麟”是热河驻军司令，属张学良部。大敌当前，汤玉麟无心征战，却忙于大量敛财，致使日军长驱直入。汤军暴政虐民和腐败，作为直属上级，张学良自然难辞其咎，但他似乎又无可奈何。所以，胡适才会“建议”张学良杀或免了汤，以收复民心。在这里，胡适只将眼光放在汤玉麟的身上，却忽视了张学良才是最应负责的。丁在君所说人民将“账”记在张学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汤部的劣行，可管窥张学良东北军的无能，也就不难解释东北军在热河保卫战中溃不成军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适又到“后援会”，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时，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　　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和，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1933年3月3日　　到后援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丢了，《大公报》说赤峰也丢了。但高仁绂不信赤峰已失，他说昨晚尚得孙殿英来电。　　晚上心极愤慨，拟一电与蒋介石，约在君与翁咏霓聚谈，商改后用密码发出：　　热河危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迟了。3月4日，热河失守。此时，胡适不免也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连续几天，他都在日记里记录他的“极恶心绪”。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今天张学良对周作民说此消息，尚说他还有办法！有办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进承德的日本先锋队只有一百廿八人，从平泉冲来，如入无人之境！　　到后援会，人人皆感觉奇惨。　　心绪极恶，开始写一文，拟题为《全国震惊以后》。　　在君写了一篇《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　　1933年3月6日　　终日写《全国震惊以后》长文，凡六千余字。　　东三省及热河先后沦陷，张学良很自然地成为众矢之的，舆论的谴责、民众的怨恨、政敌的仇视都让张学良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和屈辱。尽管胡适在日记里也透露出对张学良的失望，但他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他将《全国震惊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给张学良将军的公开信》一并交给张学良的同时，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　　去年夏间曾劝先生辞职，当时蒙复书表示决心去职。不幸后来此志未得实行，就有今日更大的耻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责求去，从容交卸，使闾阎不惊，部伍不乱，华北全部交中央负责，如此则尚有自赎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国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蒋、何、黄诸公在此之时决心求去，若再恋栈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则将来必有最不荣誉的下场，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了。热河失守劝张辞职(3)　　如果以渎职论，张学良理应辞职。但是，胡适劝张辞职，却不是赎罪心理，而是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还算有名誉的下场。这样的“劝辞”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负责任，也可看出他对张学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许张学良无法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早萌辞意，胡适的“劝辞”不过是帮助他下了决心。他在看完胡适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请求辞职，以报国人。在这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记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诸人在长辛店会谈，结果未知。　　实在闷不过，点读《晋书》……　　会谈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蒋介石同意张学良辞职，并安排他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他国以逃开国内的反张声浪。实际上，蒋介石早就在等着张学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1)　　尽管张学良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使东三省沦入日手，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如果允许东北军奋勇抗日，结局就一定不是这样的吗？在国土失陷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就一定是毫无责任的吗？撇去其他资料不谈，仅看胡适日记里透露出的只字片语，似乎就很难说。　　1933年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实际上，胡适在他的那篇六千长文《全国震惊以后》里就已经这样说了： “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 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崩溃的。”　　接着，胡适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除了“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外，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恋栈”、“纵容汤玉麟”、“准备不充分”、“未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等，都是造成东北军军力如纸一戳即破的原因。　　胡适不愧为一个研究者，在国土失陷国人一片谴张（学良）声浪中，他冷静地分析研究表面的、深层的缘由。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他所列举的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有一个他个人的思考，他没有说，那就是关于“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在距热河失陷一年后，胡适在与友人论及张学良杀杨宇霆一事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4年2月11日　　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胡适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宇霆原是张作霖的左右手，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与敬重。胡适在日记里还曾举例说明：　　卢乃赓说，张作霖对人常作丑骂。但对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他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说，“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正因为如此，在张作霖被炸死而由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他仍然骄横狂妄而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甚至权倾朝野觊觎东北军掌门人之职。所以，张学良动了杀心。不过，念及往日旧情，他还是有些不忍，竟以抛银元看正反的土办法来决定杨的生死，试图以命运来消解内心的不安。胡适在11日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王化一谈： 汉卿最近对他谈一事： 他说他的公馆楼梯下大保险柜内有两件东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议员床次收到汉卿捐助选举运动费五十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袁头的银元。　　……　　那块银元是汉卿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他恨杨跋扈，决心要杀他，但终不忍下手。一夜，他在卧室内，筹思不决，忽取银元卜之，暗视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三掷，袁头皆向上，他不觉泪下。他的夫人于凤至很诧异，问他所以，他说，他要杀一个人，三卜皆赞成杀，故伤心泪下。她说，杀人是大事，不可过信卜卦。她取银元也试卜之，两次皆袁头向上，第三次银元落在床上，她向床一看，也下泪了，因为这回也是袁头向上。杀杨之计就决定了。事后汉卿把这块银元封在保险箱内，外人无知者。“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2)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党羽常荫槐被枪杀。　　对于张学良个人来说，他的“杀杨”行为巩固了他在东北军尚不稳固的首脑地位，大大树立了威信。同时，也使南京政府对他的魄力和胆识刮目相看；对于东北军而言，伴随着杨宇霆的被枪杀，以杨宇霆为首的东北军里的亲日派、守旧派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北军的军令、政令得以统一。　　当然，张学良本人是不会以杨宇霆阴谋篡权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杀杨的，他公示天下的理由是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他在杀杨、常之后的“通电”中说：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