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 脱离共产党。 1931年底至1935年 回家从事新闻工作,任少年通讯社社长。 1936年 加入国民党,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任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1937年“八·一三”起 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 1937年11月 任国民党军队前方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政训处处长。 1940年 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军统局驻上海,负责对东南五省汉奸政权进行策反工作。 1941—1944年 任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义救国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庆,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后被派往华北,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和第一战区调查统计室主任。 1944年春 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主持实际工作,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5年12月 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1946年,晋升中将。 1948年夏 被程潜任命为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 1948年9月 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参加淮海战役。 1949年1月 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1975年3月 获人民政府特赦,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 1981年 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 1986年起 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8年 任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1989年 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2001年10月22日 在北京去世,终年94岁。附录二: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 口述实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口述的时间、地点是口述真实性的佐证之一。我作为文强先生口述的采访者和撰写者,将文强先生口述实录的时间、地点、在场人员、现场情况等记录如下: ◆时间:2001年6月15日,上午9点至12点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林豆豆)、康国雄(文老亲戚、北京黄埔大学副校长)、康宏通(康国雄之子、香港美丰行驻京办事处董事经理)、刘延民、王南海(摄影)、刘艳艳(刘延民同事) 这是在路曼大姐的介绍下,我与文老第一次见面。文老坐在沙发上,精神很好,声音洪亮,全然不像94岁的老人。文老谈兴相当浓,两个半小时以后,众人劝文老休息,文老仍然滔滔不绝。 文老从沙发上起身后,自己借助一个专为老人和走路不便的人设计的“行步车”走回了卧室。 ◆时间:2001年7月31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路曼、康国雄、康宏通、刘延民、王南海、王寻(王南海之子)、刘艳艳 自从6月15日采访文老之后,我因为很忙,并没有确定第二次采访,也就是文老正式开始口述的时间,时间在不经意中过去了。7月28日,接到康宏通的电话,说文老希望抓紧时间开始口述。于是从7月31日早9点开始,正式启动文老的口述实录工作。 上午11点半口述结束,文老要去卫生间,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等将文老拥架起来,文老显得很不得劲,在卫生间里浑身大汗,脸色惨白。后被架到床上,昏厥过去。 ◆时间:2001年8月6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当我走进屋时,文老已经坐在沙发上,做好了准备。照顾文老的陈阿姨说:上次很吓人,文老经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文老笑道:“那几条大汉把我一架,找不准劲儿了,我自己推着车慢慢走才能找对劲儿。” 我看文老身体恢复,精神很好。口述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时间:2001年8月13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依然是坐在沙发上,等待我的到来。我问候文老的身体,他说:“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文老、陈阿姨和我都笑了。 口述两个半小时后,我和文老约好明天再来。临走时,我对文老说,“以后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您还是躺在床上讲吧。”文老说:“坐着好,坐着便于思考。” ◆时间:2001年8月14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走进文老家中,文老尚在卧室,我对文老说,还是躺在床上讲吧,但是文老执意要坐着口述,少顷,在陈阿姨的照料下,文老推着步行车出来坐在沙发上。 就是在这一天,我感觉到文老的精力、身体好像不如前几次。(两个月后,文老去世了,每当想到文老口述时其实已经身患重病,我就很难过。) ◆时间:2001年8月18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文老躺在床上口述,显然身体已不如前。文老看到我来,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欢迎欢迎。”我问文老身体有何不适,陈阿姨说,文老说腰疼。文老要陈阿姨给我拿水果,倒茶水。口述结束后,我们约好明天继续。 ◆时间:2001年8月19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天气很热。我刚到楼下,保安问我找谁,我说到文老家,保安说文老病重,已不会客。我犹豫着走到文老家门口,只见门口贴着一张纸:“文老身体欠佳,谢绝会客。”我正不知是进是退,陈阿姨已经给我开门,说:“文老说对你是个例外。” 我一去,文老就说:“欢迎欢迎,我们很有缘分。”文老躺在床上,开始了今天两个半小时的口述。其间,文老多次对我说:“你辛苦了喝杯茶吧。” ◆时间:2001年8月21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天下着大雨。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口述到10点多时,文老休息了一会儿,用吸管喝了一些水。接着,继续口述。我原以为文老不愿意讲使他成为战犯的淮海战役,但是从今天开始,伴着窗外的大雨,文老开始详细地口述淮海战役。 ◆时间:2001年8月25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 我感到文老的精力明显不如前日,我第一次采访文老时,文老是精精神神地坐着,而现在,文老已经坐不起来了。我心里很难受。文老躺在床上,口述得非常认真,把我带进了淮海战场的烽烟之中。其间,文老休息了一下,吃药、喝水,他对我说:“你也喝点茶吧。” ◆时间:2001年8月27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 地点:文老家中 在场人员:刘延民、刘艳艳 文老躺在床上迎接我们。陈阿姨说,文老非常欢迎我们。文老对我们说,昨日朋友送来一些外国水果,一定要我们尝一尝。于是我们的面前堆起了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大水果,文老不断地催促我们吃。今天,我感到文老躺在床上显得不安,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一会儿就喊:“小陈,我要拉尿了。”一会儿又喊:“小陈,我又要拉尿了。”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尽管这样,口述进行得依然很顺利,文老是一位很认真的老人。今天的口述结束时,文老说:“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继续吧。”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文老口述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一早,接到陈阿姨的电话,说文老情况不太好,不要来了。 过了两三天,陈阿姨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回来,文老住院了。 9月初,我到医院看望文老,文老正好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我去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欢迎欢迎”,很快,就又昏睡过去,文老的病状,我不忍描述。 10月,路曼、康国雄、康宏通、王南海、刘艳艳,还有我,参加了文老的追悼会。我流下了眼泪。 想到文老的传奇一生,想到文老口述时的精彩,再看到今天文老乘鹤而去,我体会到一句话:人生如梦。附录三:摄影者手记 我为文强拍照 2001年夏的一天,作家朋友刘延民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由路曼组织的名人口述史活动,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文强。我当即表示有兴趣。见我有兴趣,刘延民告诉我,口述史不是应景之作,作品出来后,不会很快发表,也没有人投资,摄影所需全部成本要自己承担。 其实,钱不钱的,是次要的,尽管我也需要钱。当时我正在到处找工作,我的原单位——中航天民品实业有限公司经济效益一直不好,上不上班也没人过问,自2001年春节之后,干脆工资也停发了,自己虽然有十几项发明,可是市场的不规范,使我在对外合作中感到很累。于是,我干脆把我的摄影爱好当成了“主业”,几年下来,也照了不少名人的照片。 文强是何许人也﹖说实在的,我当时知之甚少,而真正促使我痛快地答应刘延民的原因是:采访文强是路曼组织的,她是共和国开国元帅的女儿,其父曾是文强的黄埔四期的同班同学。再一个原因,通过刘延民的简述,我知道了文强的经历很奇特。我喜欢摄影,对镜头前的每一张脸,我都力求拍出“彩儿”来。几年的摄影经历告诉我:每个人经历不同,脸部的气质表情也会有很大不同。我想像着为这样一个老人摄影,镜头前一定是一张很有内涵的脸,更何况这位老先生年已94高旬且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 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过阶级斗争理论盛行的年代,那时影视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被脸谱化的,简单、生硬,我想见文强,看看生活中的文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要用相机记录下来一个活生生的人。 文老是一本厚厚的书 几天后,路曼大姐带我们到了朝阳区光华路的一座公寓,文强的家就在这里。 走进文强家,在宽大明亮的客厅里,一眼便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位鹤发老人。他削瘦、沧桑,虽已94岁,却坐得直直挺挺,颇有一种军人气势。客厅的北墙悬挂着几幅条幅,左边写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右边是“道义乃是根法天乃是轴典型乃是训”;中间的“浩气长存”四字是蒋纬国为纪念文天祥诞辰760周年所写。在文老所坐沙发后面的墙上,高挂着文老自己书写的一段文字:“天道酬勤心安理得,先忧后乐无欲则刚。” 在这间有着历史感的房间里,我的镜头对准了文强老人。通过调整尼康相机的长焦镜头,仔细观察镜头里的这位老人。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正叙述着他的故事。这时已是94岁高龄的文老先生,讲起亲身经历,思路仍然是十分清晰,每次叙述连续近三个小时,但始终不知道疲倦。尽管浓厚的湖南口音常使在座的人要反复核实,才知他所讲话的准确含义。文老说的故事,有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有的在我看过的史书上却是另一种说法的。说故事,和看书,是两种感觉。文老幽默诙谐的语言,令我不禁对镜头前的人饶有兴趣,也让我对他老人家的故事感兴趣。 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表弟——黄埔第四期学生——周恩来、叶剑英的学生——与林彪、周恩寿、李运昌同班并担任班长——在共产党内,官至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负责二十三个县——后先是在程潜处做国民党上校参谋,接下来又在戴笠手下任要职——39岁时由胡宗南在蒋介石面前力荐,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年轻的中将——后又在淮海战役中以代总参谋长的身份成为解放军小战士的俘虏——25年的监狱生活,76岁时出狱,不久又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委员…… 听着听着,我忽然感到我镜头前的这位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以我的阅历难以读懂它。 几次与文老相处,我也力求超越我手中的镜头,去读懂这位老人,但经过努力我没有做到。因为它所经历的,太有意思和深度了,只能叙述,难以评说。 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独有一道风景,记录下来,使我摄影经历中难忘的。 文老说我是个靠得住的人 我曾三次为文老拍照,我的手中有近两百张文老专题照片,足足装了三本相册呀! 记得第二次到文老的家,我带去了一张经过精裱放大的24吋照片,送给了文老,看得出来文老对这张照片还是满意的。刘延民对照片的评价是:照片中的文强是典型的职业军人。一位朋友说有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我的爱人则说是一个有味道的老人,我的儿子感觉他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人,其实我喜欢我拍的照片让人有不同的感觉。经历是刻在脸上的,是抹不掉的。文强就是让人有不同感觉的人,只有具备丰富经历和特殊阅历的人才会这样,何况文强的经历不同寻常。我挺欣赏我为文老拍的照片,如何评价?我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文强。 文老的家中曾有两幅照片,引人关注。一幅是在全国政协会上,由新华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为他拍的放大照片,身穿西服、胸戴全国政协代表出席证,显示出中国特有的政治身份,一幅是文强40岁时胸戴国民党中将徽章的放大照片,英俊、盛气,显示出文老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但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显示不出政治含义,只是一个生活化的老人,虽不失军人的威严,但有着老人经过世事后常有的平和。 后来刘延民告诉我,文老对她和路曼讲:“这个拍照的记者靠得住。”想起来也有意思,这话出自现在的文老口中,普普通通的一句夸奖。但是若让历史倒退,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共产党的高官时的文强口中,我的前景会如何!或者,这句话要是出自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将的文强口中,我会弄个国民党的师长旅长当当!不过要是“文革”中的红卫兵知道,国民党的中统将军如此评价我,恐怕我的日子也就到头了。 2001年8月11日上午,是我第三次到文老家为他拍照,近三个小时的采访,文老太累了,我们多次劝他不要讲了,他没有听。以至我在扶他在上厕所时,瘫倒在我的怀里,我用力将他抱上了床,他太累了!……2001年10月22日下午4点30分,文老乘鹤归去。 王南海 2002年9月1日 于上海日本森松公司后 记 采写文强先生,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记得2001年6月的一个晚上,丁东给我来电话,说林豆豆介绍了一个老人,叫文强,很有采写价值,问我是否有兴趣。丁东是我的朋友,他要我去采写的,我是一定要答应的。当时,我还真的不知道谁是文强,就去问我的哥哥(他是搞党史的教授),他的回答是,当然知道,文强是很有名的。我又问爱人(他也是搞党史出身)是否知道文强是谁,他的回答也是当然知道,闹了半天,就是我孤陋寡闻。路曼大姐(林豆豆)来电话说:“要先读一些书,掌握一些背景资料。”于是我在采写之前,先读了一些有关资料,认识到文强的确是一个很有采写价值的老人。 我以为就是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然而,第一次听文强老人口述,我被其间的精彩和历史价值吸引住了,继而很兴奋,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本书,因为,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与世纪一起绵延、一起风云跌宕的历史老人。 第二次如约去文老家,我满怀信心,满怀兴奋。但是没有想到,文老不像第一次那样滔滔不绝,他一句也不讲了,劈头就说要签订一份合同,否则不讲。当时的局面竟然有些僵持。 文老拿出他昨日写的日记给我看,他说写了几条他思考的有关合同的问题。我非常之惊讶,我简直不相信面对的是一位94岁的老人,惊讶他的思维之厉害,惊讶他的现代意识。 丁东对我说过,搞口述实录的人有三种,一是鼓手,专门吹捧人,如写一些企业家的业绩等等(我经常做这类鼓手);二是枪手,专门替人操笔,如替一些明星写书,书上属明星的名字,枪手则拿上一笔钱后就销声匿迹(我差点做一次枪手,在朋友们的讥讽下才主动放弃);还有一种是杀手,所谓“杀手”,要和采写对象斗智斗勇,虽然做起来困难,但是一旦成功,就能采写出真东西。 我知道,面对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我要做一次杀手了。在尴尬的局面中,我想,只有把林豆豆叫来,才能签这份合同。毕竟,文老相信的是林豆豆,而我和文老,才只是第二次见面。 当时在这尴尬的局面中的,还有康宏通、刘艳艳。康宏通给林豆豆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让林豆豆马上到文老家来,一起拟个合同。林豆豆很快赶来,文老口述了两点,构成合同的主要内容,一是鉴于文老和林豆豆的父亲是黄埔同学,文老决定把本书的版权送给林豆豆。二是口述的录音带复制三套。合同拟好后,双方各保存一份。接着,文老很痛快地开始口述。在其间,文老看着我几次问道此书是否能尽快出版,他举例说,陈诚的儿子在台湾写了一本书,两个月就出了。当时,我心里觉得文老过于心急了,但是,当两个多月后文老远去时,我忽然明白了这位94岁老人的心思。 我很快得到了文老的信任,文老很欢迎我前去采访,每当我在约定的时间走到文老家门前的时候,门总是开着的,我奇怪地问陈阿姨为什么不关门,陈阿姨说:“这是专门等着你来。”即使在文老病重谢绝会客时,文老也总是躺在床上等着我的到来。文老称我“刘大姐”,开始我不大习惯,后来我竟觉得挺亲切,文老说,“刘大姐,我们很有缘分哪,”说完,我们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我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在为文老写口述实录,笑道,你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后代,给国民党干部写书,真是历史的玩笑。想一想,也好笑。我家是个红色家庭,四代共产党员,前三代是打下共和国江山的功臣,据说我母亲的爷爷党员资格很老,全村的党员都很尊敬他。就是我这个第四代党员,掐指一算,也有二十多年的党龄了。如果是在从前,提到什么“剿共指挥部”之类的,一定是恨之入骨,不共戴天,没有想到现在居然给“徐州剿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写口述实录,的确是历史的玩笑。不过这一出玩笑,使我认识到了什么叫做“历史”。 文老曾经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后来成了国民党的中将,不管他是哪个党派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文老对我说过:“百年之后,希望人家说‘文强这个家伙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是一个什么坏蛋。”当时,我被文老的幽默逗得直笑。现在,文老走了,我要说一句,文老是一个善良的老人。我走进他的房间时,他笑着说,“欢迎欢迎,”我告辞时,他总说,“你辛苦了。”即使在他病很重的时候,他还总是对我说,“你喝杯茶吧,”“你吃水果吧,”我很感动。自从我的父母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得到来自长辈的关心,经常感到孤独伤感,但是就在这次采写中,我感受到了一位几乎与世纪同岁的老人给予的温暖。随着老人的离去,我又一次深深的失落。 关于这本书,我要说明一下的是,本书留下的遗憾。我的哥哥是研究党史的教授,他是这本书刚刚“杀青”时的第一位读者,他读完后问我:为什么文老成为战犯在监狱里的事情写得很少,特别是被关在秦城监狱那一段只字没提?因为文老还没有来得及口述这一段,便悄然离去,没有带走一片云彩。却给我留下了遗憾。 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2001年8月到2002年8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感谢路曼大姐,感谢丁东,是他们使我认识了文老这位世纪老人,丁东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力。 感谢康国雄先生,他是一位长者,是他带着我熟悉了文老的湖南口音。 感谢我的哥哥,他在百忙中帮助我校正了书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 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静寂的雨夜,书房中儿子在我左,丈夫在我右,我们一起坐在电脑前,查证书中的一些人名,这是我感觉很温馨的时刻。 感谢徐媛,她是一个19岁的姑娘,我在用笔整理文老的口述录音后,是她帮助我录入到电脑中,有时工作到凌晨两点多。 感谢刘艳艳,她曾经是我的同事,她经常同我一道去文老家中听故事,还要感谢摄影师王南海,他为文老拍下照片,还放大了送给文老,文老很高兴。正是因为王南海和刘艳艳的帮助,才有了文老对我说的一句话:“刘大姐,你的班子很可靠。” 本书完稿,我终于了却一桩心愿。我想,文老在天也一定非常高兴。 刘延民 2002年8月12日星期一修订版后记 《文强口述自传》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各界读者的普遍关注。在此,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 在《后记》中我说过:“为文老撰写口述实录,从采访到完稿,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不算短,但对于这本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名地名的书来说,一年的时间实为仓促。 文老的匆忙西去,给我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文老没有等到他在病榻上呕心沥血口述的这本书的问世,他再也不能看到这本书了。二是在采访过程中,文老浓重的湖南口音曾令我这个北方人云里雾里,尽管后来稍微熟悉了文老的口音,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还把一些人名地名(或由我或由文老)一字一字地写在纸上,进行核对,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错误。文老的离去,又使他永远不可能审阅这部书了! 我感到幸运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以极严谨的治学态度关注了该书。 近现代史领域的前辈龚育之先生、金冲及先生在百忙之中非常认真地读了该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我为能够得到二位前辈的指导而感到荣幸。 远在四川的学者何蜀先生是研究文强的专家,他为修正该书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恳切地指出错讹之处,而且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在此我深表感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卢洁女士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与我探讨该书的一些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对此我也深表谢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图书馆的孙立众先生对该书涉及的事件、人名、地名考证之细,历史知识之渊博,令我折服。难得的是他自学成才。我觉得这真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感谢直至深夜还在帮助我查证该书中有关事件、人名的孙立众先生。 面对需要修改的大量文字,责任编辑郭沂纹女士付出了很多很多,个中的辛劳与酸甜苦辣,我知她知。 我还要再一次感谢丁东先生,他为我做了很多工作。 还有一位先生,也是我非常感谢的,他就是文老最小的儿子文定中。他在北京开有“阿文菜馆”,大家称他“阿文”。他很儒雅,有才气,爽朗。我感觉他还很谦和,有耐心,非常好合作。当我向他请教该书中提到的“上海德租界”问题(上海当年有没有德租界)时,他正在扬州,他立即请教了上海的一位老伯伯,证实了当年上海确有规模不大的德租界。 我还要对阿文先生说的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向阿文先生请教书中的问题时,心里总感不忍。因为我自己坚决不愿提起我已逝的父母,也不愿别人提及,这是我心中不能去触的痛,将心比心,我再三再四地向阿文提问文老的事情,一定是触动了他的痛处,想必他与我同感吧。所以我在感觉有些对不住阿文的同时,真的很感谢他的宽容和谦和。 康国雄先生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前辈,他为该书提出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 康宏通是一位热情、能干、爽直的先生,对于本书,从提供线索、采访到撰稿,他忙前忙后,是我要感谢的一位实干家。 还有一位我要感谢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林豆豆,我称她“林大姐”。她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很温和,她很关心该书。 有一些读者很关心我,询问我的情况,以为我是专家。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史学专家。虽然我是看着“文史资料”长大的,但是插队三年后报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我家要出一个史学圈以外的“人物”,希望我到中文系去看小说看电影看戏,于是我与历史系失之交臂,中文系在遍地才女中又“多了一个”。毕业后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了一个小秘书。为了圆教授梦,我走出中办来到高校。直到今天,我还是高校的中文老师。为人师表之余,喜欢写访谈,至今大约写了几百篇访谈,但写《文强口述自传》这样一本颇有难度的书,还是第一次。中文系之辈浪漫有余而考证不足,因此在这次撰稿中,我向诸位前辈、专家、学者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近现代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了他们严谨的学风和治学精神。 最后,我还想说的几点是: 一、让我心安的是,在撰写该书时,我完全尊重的是文老的口述,并没有我自己的一点点加工、想像或夸张。 二、我认为在史料学中,口述的史料价值只位居“二线”,因其间有口述者记忆的误区,有口述者的立场、倾向等等。不知我这样的认为是否有理?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读“口述”时,不要把它当做研究著作来读,而是当做一种佐证来读。 三、在采访文老的过程中,文老的记忆力令我惊叹不已!但应该想到的是,文老在口述时,已然九十有四,且重病卧床,他简直是在用生命的最后一丝气力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些事情记忆有误的话,我想老天都会原谅他。假如是我,不要说九十四,就是现在离九十四还差一半,今天就把昨天吃的什么忘了。 四、对于诸位前辈、专家、学者们对该书提出的修改意见,我进行了二次考证,凡有误之处,已在修订版中改正。有些存疑之处,一时又难以考证的,待慢工细活,如有再版机会,再弥补遗憾。 再次感谢诸位前辈、专家、学者、朋友,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该书,提出意见与建议,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完美。 刘延民 2003年7月27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