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历史-13

文史专员们基本上都有了归宿，而我还在孤军作战。　　我考虑这个问题，认为我被特赦的时候，差不多７０岁了，有五个儿子，还结什么婚呢？不结了。　　可是，我的婚姻成了大家关注的事情。我的一个部下的妹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是打太极拳认识的，你们两个见见面吧。”　　我和张在一个朋友家见了面，我就问张是什么地方人？　　她说她是天津人，她的丈夫是个开银行的，死掉了。一问她的年龄，我比她大１５岁。我们聊起天津的军政要人，她认识天津市市长杜建时，还有天津的好多人她都认识，那一天，就这样跟她认识了。　　我说：“你还有一定的地位呀？”　　她说：“我那个丈夫是开私人银行的，后来他去世了。”　　我给政协写了个报告，意思是说我要结婚了，找了一个对象姓张，我说：“按道理我要向你们报告，你们考察一下。”　　政协派了我们学习组的小赵秘书（是个大学生），调查了张，还找张谈了话。之后，小赵秘书就跟我讲：“文老，张这个人，你最好放弃。”　　我问：“怎么啦？”　　他说：“根据我们的调查，她这个人哪，第一，她没有职业，她嫁过来一切的生活都要你管，新社会没有职业是人家最看不起的事儿；第二，这个人古怪，我们调查了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说她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到哪个地方，都把群众得罪了。她没有朋友。你结婚呢，是为了有个伴啊，你如果跟这个人结婚，这样古怪，不好。”　　我认为他讲得很对，我说：“我感谢你，调查这么细。”　　我结婚这个念头就要取消了，介绍人又跑来找我：“我给你介绍的张，你为什么也不理人家啦？”我就把政协的调查结果告诉了她。　　介绍人说：“你糊涂！”　　我问：“怎么糊涂呢？”　　她说：“那是‘文化大革命’搞的，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群众关系不好，脾气古怪，你说说看，这些哪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哎，她这一说，我觉得有道理呀。我对介绍人说：“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嘛，阶级出身不好结婚也结不得啦？脾气古怪，整天整人家，哪个脾气还会好啊？”我一下转过弯来了，我就告诉介绍人：“这样吧，我准备跟她结婚。”　　张高兴了。她有两个女儿，一个在清华，还有一个在房山，两个女儿同意不同意呢？还要问问她们，她们也同意。　　这样，我又去问小赵秘书，我说：“你讲的几件事情，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没有职业，阶级出身不好的没有职业，就结不了婚？”　　我这么一说，小赵秘书也信了。他说：“文老，我也是个大学生，调到全国政协来，我们做了好多坏事啊？认为阶级出身不好，没有职业，现在我们有好多政协委员都挨斗了，还给人家挂上破鞋，去晒太阳，我们还整过荣毅仁哪，给荣毅仁妻子挂上破鞋，把臭鸡蛋和红颜色倒在人家头上。”　　我问：“那我可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呢？”　　小赵秘书说：“我不敢说反对。由你自己去决定吧。我不参加意见了。”　　好了，我和张到居民委员会去登记，就结了婚。　　结了婚，一开始还不错，没有过两三天，我发现张简直是个流氓，她那坏脾气，流氓的行为呀，都暴露出来了。　　她原来丈夫开的银行让共产党给抄了，跟我结婚以后，非得让我给他要回来，我还真的给他要回来三万块钱，他爹妈陪嫁的房子被没收了，也让我出面去要回来，我不愿意了，说：“你爹妈为你陪嫁房子时，你又不是跟我结婚，我不要，再说现在这样的事情多了。能办的事情我就办，不能办的事情我不办。”她就不给我做饭吃。　　我是这样想的，我结了婚，就是错了，也要原谅她，她看我对她是宽容的态度，就越来越过分。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有２０００元，人家送来，她全收了，但是她还说不够，我也没有钱花。后来我又发现，海外的朋友们给我祝寿寄了一些美元，她都给我收了，我连信都看不到。　　蒋纬国来信，说你过９０岁大寿，我寄了１０００块美金，你收到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事啊，还有我的一些部下给我祝寿的赠礼，她都没收了。我就装作不晓得。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好多年啦。邻居说：“每天你的老伴不到９点不起来，她也不做早饭给你吃，我看见你自己买点油条在那里吃。”吃完饭，她把我关在房子里（我有四间房子，她住在楼上），我要到政协上班，也出不去，我就打电话给邻居，要邻居找她下楼来开门，我还有事要上班。她跑到楼前骂那些邻居：“你们怎么管事情管到我家里来了？管我家的事呢？我还没有睡好，你们来吵什么？干嘛要我给他开门？”邻居们很气愤，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怪呀。”　　２０００年７月，她要我向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说：“你给我的２０００元钱不够用。我没有职业，我还要医药费，你的儿子都有钱，在美国当教授的儿子一个月就有一万多美金，他一个月拿个千把块钱也应该呀，你那个做生意的儿子也有钱啊，你跟他要钱！”我说：“我一生没有伸手要过钱，我一生也不向自己的儿子要钱。”　　我说：“我左右的这些邻居，他们的收入还不到２０００块钱，他们的人口还比我们多，为什么我们的日子就过不好呢？你这个毛病不对。从下个月起，工资我自己来管，不归你管了。”　　政协送工资来，我就自己签字，收了这个钱。我说：“我每个月拿１０００块给你。吃饭的钱我管。”一个月下来，两人个人吃饭四五百块钱都用不完，我就告诉她：“你没有道理，你跟我将近２０年了，你把我们的钱搞到哪里去了？国外朋友送给我祝寿的钱搞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过去的开销给我看看。”　　她说：“我在你家里，你每个月起码要给我１０００元劳务费。”　　我说：“你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怎么叫劳务费呢？”　　她说：“我伺候你呀？我凭什么来伺候你呀？”一天到晚找我吵，她把我住的房子防盗门安一道锁，胡同门安一道锁，住的房子安一道锁，三道锁，钥匙都她拿着，把我关在家里，就这样，搞得越来越坏，越来越坏。　　我没有办法，就召集我的四代子孙开家庭会议。这个会议一开，我那些子孙把她做的坏事都揭发出来了，说这个妈妈坏极了。我就总结了，说：“这个家庭会议开得很好，要定一个办法。办法是我跟她分开，分开住，考验一个时期，看她能不能变好，假如她不能改变，还是那个坏态度，我就跟她离婚。”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她，我说：“在家庭会议上，大家都赞成我的决定，我们两个人分开，我每个月顶多给你６００块钱就够了，人家外边下岗的人是两三百块钱，我给６００块钱顶多了。”我问邻居每月挣多少钱，人家说是４００块钱。后来我还加１００块，每月给她７００块钱。分开以后，她一点都没改变，搞得我一点人格都没有了。　　我要恢复过去人格上的自由，就对她说：“你也没有办法改正，我要起诉解决了。”　　法院里经过调查，判决我们离婚，她不服，又告我，法院维持原判。她没有生活费，要我给她三万块钱，我怕三万块钱太少点，又拿出两万块钱，给了她五万块钱，政协分配给我的房子，我也让她住着，这才解除了婚约。　　我的儿子买了房子，安排我住在这套新房子里，我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　　我一生三次结婚，最后这一次，是我自己搞坏了。这是我特赦之后所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第32章 探亲美国　　我决定访美是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１９８５年的一天，我到原国民党的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作客，他也是文史专员，跟杜聿明、宋希濂一道特赦出来的。他高高兴兴地从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照片上，大约有一两百人合影，前排有一个女士，穿着红旗袍，其余的人都是一身西服。　　我问：“老郑，你这个相片是哪里来的啊？”　　他说：“刚刚美国一个朋友寄来的。你看看你认识几个人？”　　“前面这个穿红旗袍的女士我就认识嘛。”　　他问：“你怎么认识的嘛？”　　我说：“她是我的学生啊。”　　“她现在在台湾的地位很高啊，是台湾的国大代表，蒋志云。”郑军长说。　　我告诉郑军长：“我和她都在上海时，日本人抓我，她救了我的命，我把她送到了香港，我又救了她的命，她当台湾的国大代表，我和湖南方面给她出了力。她的丈夫是黄埔第六期的，和我也认识。”　　他又问：“你看看穿西服的里面你认识几个人哪？”　　我问他：“你呢？”　　“我认识三四个。”　　我仔细看着照片上穿西服的那些人：“我认识四十多个。”　　“哎呀”，他有些吃惊：“你怎么认识这样多啊？”　　我说：“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再一看照片背面，写着：“为蒋志云祝寿”，原来这些人都是来给蒋志云祝寿的。　　他说：“哎呀，我只看出三四个人，你叫出名字的就有三四十个。我向你提个建议，你写个报告，到台湾去看看嘛，台湾去不成，就到美国去看看。”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到台湾去嘛，还不可能，到美国去还是可以的。那好吧，我给蒋志云写封信，看她怎么表示，她如果表示欢迎，我再打报告给邓颖超。如果表示不好，我就不报告了。”　　我回家后，给蒋志云写了一封信，说好多年不见，现在我看到你的照片，在照片上还看到三四十个认识的人，老朋友这样多，我就有一个想法，到台湾看你们不可能，我很想到美国去和你们见见面，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希望复一封信。　　信发出去后，大约半个月，就收到了复信，蒋志云热烈欢迎我到美国去，在旧金山见面，一切由她安排。她在信中说，她的女儿、儿子、儿媳都在美国。我把信给郑军长看了，他说：“你的部下对你都很好啊，很有感情啊。”　　我写了一份报告给邓颖超，对政协杨副秘书长说：“请送邓大姐，我要到美国去。”　　在这里，我要说说我与周恩来的关系。　　我进入黄埔军校时见到了周恩来，他是我加入ＣＰ的介绍人，我们一见面就感到很亲切。　　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周恩寿是周恩来最小的弟弟，比我大两岁，１９２５年，他到广州的时间比我早半年，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对我讲：“我的哥哥也在这里，他要我找你去一趟。”　　我问：“你的哥哥是谁呀？”他说：“我的哥哥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谁啊？我不知道。”　　他告诉我：“他是黄埔的政治教官，是政治部主任，你还不知道啊？”　　我说：“你不讲我就不知道。你有这样好的哥哥在这里，那好啊，可是他找我干什么呢？”　　周恩寿说：“我也不知道。”　　我让周恩寿带着我去见他哥哥。到了政治部，周恩来热情地让我坐下，说：“你认识了我的弟弟，现在又认识了我，好啊。”　　我坐下后，周恩来对我说：“你有个姑母，还有个姑父，姑父姓李，你知道吗？”　　我说：“我的姑姑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她是湖南省立师范毕业的，嫁到李家，我姑父是宁夏人，这两个人都到法国留学去了，这个我小时候就知道。”　　周恩来高兴地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同学，后来他们到里昂大学去了，你姑父学建筑工程，你姑母学美学。”　　“不错，我的姑父已经当了湖南公路总工程师。”　　“噢”，周恩来说，“那么高的地位了嘛。”　　我说我的姑母在湖南大学教美学，周恩来说：“他们两个人都搞得很好啊。”　　他又问：“你晓得徐特立吗？”　　我说：“徐特立，我喊他老师嘛。他也是我姑母的老师，后来办了一个艺术专科学校，徐特立是校长，我是他的学生。另外，我的父亲跟徐特立关系特别好，都是湖南长沙人嘛。”　　周恩来说：“徐特立跟你父亲是同乡，我跟你姑母是同学，你到了这里，我们又是革命同志了。”　　我当时想，哎呀，这么近的关系了。　　这时，周恩来又对我讲：“我要跟邓颖超结婚了，你算是我们的亲人吧，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　　我说：“邓颖超我没有见过嘛。”　　他笑着说：“趁这个机会见见面。”这时是１９２５年８月。　　我感到周恩来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去参加他的婚礼之前，我跟周恩寿商量：“得送点礼呀。”周恩寿说：“不用送，他们是革命结婚嘛。”　　我很坚决：“那不行，我们这样深的关系，礼都不送，太不像话了。”　　周恩寿说：“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革得连礼都不送啦？”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应该送！”　　“那送什么？”周恩寿问。　　我说：“我也不晓得送什么。”　　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会儿，周恩寿说：“一定要送就这样好了，我去买一张红色的宣纸，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你写几个字就行了。”我同意，这样挺好，也省事。　　周恩寿跑到外面买了一张宣纸回来了，我考虑了一下，写下了六个字“花花圆圆寿寿”，接着落款：周恩寿、文强。周恩寿一看，喊了起来：“怎么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这又不是我写的！”　　我说：“你比我大两岁，纸也是你买的，你哥哥结婚，你这个弟弟就不送礼啦？”周恩寿听我这样一说，看着这六个字，说意思好，字也好，那就这样吧。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礼上，我把字带去，周恩来看了，邓颖超也看了，都非常高兴。　　周恩寿黄埔毕业后，在蒋介石部队里当过师里的政工人员，后来脱离了蒋介石，到天津王光英那里做生意。其实周恩寿很有才干。　　话再说回来。我给邓颖超写了个报告说要到美国去，邓颖超接到报告后，很快找我谈话，她说：“你有这样好的关系，蒋志云，了不起啊，这个关系好。听说你还认识三四十个，看来你过去的活动面很大嘛。”　　我说：“我那时跑的都是高级司令部，从西北、华北到东北，接触的都是高级人员。我认识的这些人，相互都是很有感情的，如果没有感情，我们几十年没见，怎么还能在照片上一下子认出来呢？”　　邓颖超说：“他们很热烈地欢迎你去呀。我让公安部给你办出国手续，经费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国家会拿钱给你。”　　我表示，我到美国只需要一些路费就行了，我们国家困难，不要拿钱给我，我也不带人，带一个人就多一个人的钱，我就一个人去。到了美国见到旧部应该是什么立场，应该怎么说话，我还要做充分的准备。我有几个到过美国的黄埔同学，到了美国不敢见老朋友，那有什么意思啊？我去美国后，要了解台湾的情况。　　邓颖超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是去游山玩水，是去做工作啊。”　　很快，邓颖超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几天就给我办好了出国手续，还请我吃饭，欢送我。　　１９８５年９月２０日我启程赴美，开始了为时三个月的万里之行。在跨越太平洋的飞机上，我写下了杂诗两首：　　出国机中　　东西抵足浑如梦，划破长空历海涯。　　万里雄风来大国，五洲荣誉数中华。　　探亲访友云情重，无限乡思望月搓。　　纵令荆蓁铺满地，灵犀精卫自由花。　　话旧情殷梦里年，何期相聚异乡眠。　　天高气爽清秋月，海阔洋空自在船。　　全为探亲倾肺腑，不辞劳瘁与颠连。　　长城万里欣然掠，乐载锦帆奏凯旋。　　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非常尊重邓小平，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我想，到了美国，我一定要把邓小平的旗帜插到美国，一定宣传邓小平主义，让我那些老朋友了解现在中国搞得很好。　　我刚一下飞机，海关的一个美籍华人迎上来，用英文招呼我：“文将军”，我想他怎么知道我是文将军呢？我用华语跟他讲：“你是个中国人啊，为什么拿外国话跟我讲话啊？”他有些不好意思，改用华语答复我：“将军不要生气，我现在是美籍华人，在海关服务，按照美国海关的规定，只能讲英语。现在你让我用华语，我就用华语了。”　　他接着又说：“你是个特殊人物，你的行李免检。”　　我说：“非常感谢，你们对我很礼貌。”　　他说：“在美国认识你的人很多，现在机场外面有一个台湾来的贵妇带着儿孙在等着迎接你。我帮你拿行李，把你送出机场，你见到那位贵妇，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连连道谢。他拉着行李，把我送出机场，我一看，蒋志云来了，她冲着我喊：“老师，我们三代人来欢迎你呀！”她的丈夫、女儿、儿子、儿媳、外孙，都来了。　　我们先到了蒋志云女儿家里，气氛很热烈。蒋志云说：“我们早准备好了，有给你开车的，有给你当翻译的，还有给你做湖南菜的。你这次来，一定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我们安排你到１０个州，在旧金山住一个礼拜，然后到休斯顿住几天，再到华盛顿、纽约，就按照这个计划周游一下吧。一切费用你不要担心，我们给你准备好了。”　　“我在旧金山有很多朋友，我跟他们见见面”，我对蒋志云说，“我把电话告诉你，你派人替我联系，约好时间，招待他们吃饭，我们是老朋友嘛。”　　蒋志云说：“你开个单子，我派人去办。”　　很快，老朋友都联系上了。其中一个是王昌杰，是我的一个部下，在我身边当过军法官，在美国，他成了大艺术家，在旧金山有他的画廊。王昌杰马上给我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来看我，请我吃饭，至少要请三桌，都是些认识我的人。还有一个是林伯渠的女儿林慰君，是个医学家，也是明天来看我。　　我给来见面的老朋友都题赠了诗，给王昌杰和林慰君的诗是这样写的：　　题赠艺术家王昌杰老友　　艺坛美髯晤仙翁，原是军书益友雄。　　无愧风云挥画笔，山河日丽九州同。　　题赠林慰君夫妇　　英烈千秋俎豆歆，篇篇金玉锦文心。　　一门孝友泰山重，潮发闽江入武林。　　记得我特赦出来填表，表示去向的那一次，其中有十几个人申请去了台湾，后来他们有的到了美国，有的到了香港。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他们，彼此都很高兴，他们问：“你怎么到美国来了？”　　我说：“我不但到美国，我还要跑１０个州，要到好多好多地方去，计划用１００天。我是自由自在地探亲访友。”　　他们好多人表示：那时我们考虑不周，要是在中国生活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中国呢？他们很后悔。　　我说：“你们既然走了，到美国也好，到任何地方也好，只要生存得下，就行了。不过，要生活得有意义，如果生活得没有意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好。”　　什么叫做“意义”？　　我认为，如果在任何地方都会生活得很幸福，而且使各方面--家庭、社会、国家都很满意，在生活上不妨碍人家，你就有意义了。　　我说：“我这个人是四海为家，这块天地，我随便在一个地方都行。”　　老朋友们说：“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对他们讲：“任何事情我都不悲观，我愿意做个乐观主义者。”　　我在美国的公开场合，到处讲邓小平主义，我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够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在写，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我认为俄国搞乌托邦把自己搞垮了，中国如果不受俄国的影响，可能共产党还搞得好一些，后来中国共产党从俄国的乌托邦之下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新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这些是我的想法，我要把这些想法写进《邓小平主义》。没有邓小平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一切，我希望邓小平的历史要长到百年以后，长到２００-３００年以后。只要我的生命不息，我的这个想法就不止，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我在旧金山住了一个礼拜，我还有个老弟文国仪也定居在旧金山，我想暂时不要惊动他，他还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如果他知道我来了，他一家人会把我接到他家去住，我也不能不去啊，所以我到了华盛顿才通知他。文国仪生气了，说：“你到了美国怎么不来个电话，我好到机场去接你，你到了旧金山也不通知我，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向他解释：“人家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我也不愿意麻烦你们，所以一直到了华盛顿才给你打电话。我还要游几个州，恐怕要在美国住１００天，到我回国之前，我还要到芝加哥去看我的儿子，等我到了洛杉矶，再打电话给你，我要到临回去才有时间见你。”　　文国仪说：“你这个人真是，要到回去才见我，你的朋友这样多啊？”　　到了洛杉矶，我打电话给文国仪，告诉他：“我的儿子我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要回国了，准备在你家里停留几天，然后回国。”　　就这样，我跟文国仪见了面，他一家人热情地招待我。这时，我在台湾的一个老弟文中侠也知道我在美国，打电话给文国仪，要来看我。　　文中侠是黄埔第十四期的，原来在廖耀湘手下做少校，我又把他升为中校，又把他升为上校，以后他到了台湾，是反攻大陆的副总队长。　　我问：“文中侠在台湾，多年不见了，他怎么知道我到了美国呢？是不是你们打电话告诉他了？”　　“我们没有打电话。”　　“那他怎么会知道我到了美国呀？”我觉得奇怪。　　文国仪说：“你呀，在美国的台湾人多，你来美国的消息，蒋经国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了。你保密保密，保得住啊？保不住的。”　　文中侠从台湾专程到美国来看我，我跟文国仪到机场去接他。我们一道住在文国仪家里。我问文中侠：“我这次到美国来，连国仪我都没有通知，你是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哎呀，你刚一到美国我们就知道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你的行踪哪，台湾都知道。”　　一个台湾来的老弟，一个住在美国的老弟，一个大陆来的哥哥，三个人见了面。我最大，８０岁，文中侠那年七十多岁，文国仪最小。　　１９９３年４月，文中侠老弟去世了，我给他写了吊文，写了挽联。我写的挽联是：　　挽中侠老弟　　祭黄陵申夙愿，孝子报三春，正亲临修墓守庐，未完统一大业，何身先死！　　抗日寇建奇功，忠臣无二致，幸坚持归根落叶，预见乐叙天伦，其志乃安。　　我在休斯顿的时候，正好过中秋。中秋节的晚上，蒋志云邀我一道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哥’，我就叫你‘小妹’。”　　我们坐在屋外赏月后，回到屋里，她丈夫高高兴兴地从楼上端着一张照片下来，说：“今天晚上是你的８０大寿，又正是中秋赏月，我们送给你一件礼物。你看，这张照片你有没有啊？”　　我一看，这张照片２４寸，大大的，镶在镜框里，是我穿着中将军服，４０岁那一年升为中将时照的。　　我说：“我没有了。”　　他说：“台湾给你保留了。我家里也有你这张照片，我给你放大了，带回去作纪念吧。”　　“啊啊”，我说：“这个礼物很好。”我不敢说，大陆抄家时把我的照片和军服等等都搞掉了，我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没有这张照片了。”　　蒋志云说：“我们想了一下，给你祝寿，光给你照片还不够啊，我们合计了，拿１０００美金给你作寿，表示点意思。”　　我说：“照片我收了，钱我不要。我现在身上还有一两千美金，回去的路费够了。”　　她表示一定要给。　　说着说着，蒋志云的丈夫说：“我的生日跟你只差一天。”我很高兴：“好啊，我们两个人又是祝寿，又是赏月，好好好。”　　我们坐在屋里看电视，蒋志云提出一个问题，说欢迎我到台湾去，说我在台湾存有１００万美金，希望我去台湾领这笔钱。　　我吓了一跳，说：“我在台湾一个钱也没有，我没有这笔钱，你们不要胡说！”　　蒋志云说：“你是国民党中将，每月固定工资４００美金，每月还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别费，一个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１００万美金了。你知道吗？台湾方面认为你是在职，你在大陆坐牢，应该给你钱。”　　我心想，台湾方面用心良苦啊，也不能不感激。但是这个钱不能拿，我如果拿了这个钱，回去就对不住邓小平了，对不住邓颖超，他们要我做爱国人士一直到底，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太不光明了。　　我又想，我没有钱还好一点，如果拿了这笔钱，我在大陆上不好做人，以后到台湾看看，在台湾也不好做人，败军之将嘛。不拿这个钱，我比谁都高大，拿了这个钱，我就一点人格都没有了。而且我拿了这笔钱，回到大陆上就不得了，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我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坚决不能拿这个钱。我向蒋志云表示：我不能拿这个钱，我也没这个钱。淮海战役我打了那么一个败仗，还跑到台湾拿１００万美金？再说拿这个钱也没法回大陆，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回国之前，我写了一首诗题赠蒋志云：　　题赠志云贤妹　　孟欧画荻贤声著，巾帼英雄玉女龙。　　天马行空堪比拟，放翁豪唱吐长虹。第33章 世纪老人　　我的后半生很长。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　　我活得这样长，我家２０代以内都没有９０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九十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我在共产党的红旗下，过了几十年的太平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我家里遭到镇压，死了好多人，但是我亲生的几个儿子都在，我这样一想，自己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看到十大战犯的结局，一个一个看下来，没有一个比得上我。　　武汉有一个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列了１０个战犯，把我列在第１０位。第一个写的是杜聿明，说杜聿明是脱胎换骨，改造得很好；第二个是黄维，说黄维刚直，个性很强，刚直倔强，绝不妥协；第三个是王耀武，说王耀武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第四个是李仙洲，说李仙洲是黄埔老大哥；还有一个是宋希濂，把他说成是鹰犬将军，宋希濂自己写了一本书，说自己给蒋介石做鹰做犬；还有一个是廖耀湘，说廖耀湘是“文革”的冤魂，廖耀湘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了一顿，心脏病发作死了；再有一个是守天津的陈长捷，说陈长捷是杀妻自刎，把老婆杀掉，然后自己把自己杀了……最后一个写的是我，说我这个人是诗杰侠义，留下了很多诗，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很侠义。　　这是我很大的幸福嘛。我活到九十多岁，感觉非常圆满，感觉越活越有意义，我还有充沛的精力，不知老之将至。　　从另外一方面讲，人生有一定的年限，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听其自然吧。我同意古人说的：人生如梦。　　我有一个让我很高兴的称号“世纪老人”，２０００年是世界老人节，《北京青年报》把我评为“世纪老人”，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我到人民大会堂领了奖，还上台讲了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２００１年１月，全国政协举行了一个５６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政协把我请去，要我致闭幕词，我说我资格不够，我们国家有多少人物啊，谁都可以致闭幕词，不要找我。没有想到，在会上，主持会的人直接就喊我，要我致闭幕词，他已经在会场上喊我的名字了，而且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篇稿子交给我，我也就只好上台致了闭幕词。散会后，我出来了，听见有人说：“这不是致闭幕词的那位老人吗？”一下子，大家把我包围起来，要我签名，有的还要跟我合影，还有的喊：“我是西双版纳来的，还没有给我签字，没有跟我合影呢。”从新疆来的，从内蒙古来的，从海南岛来的，很多很多人，把我团团围住，工作人员看着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签字、合影，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工作人员叫来几个武警，武警很有礼貌，向那些会议代表举手敬礼，说：“请大家原谅，这位老人九十多了，你们都要签名照相，那今晚老人就回不了家了。”武警把我“抢”出来，送上汽车。我自己很高兴，我觉得给了我一种“人”的待遇，这是很高的名誉。这是我过去不敢想像的事。有时候，我一坐下来想这些事情，很高兴！　　一家报纸的总编问我：“做一个人怎样才有意义？”我答复他：“我体会有两句话：第一话是：生时问心无愧。我写日记的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是不是有损于别人？是不是问心无愧？第二句话是：死时不要有人指着我的头骂我。如果我死后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骂我，那么我的子孙听了就会很不舒服。将来有人提到文强，我希望他们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劳，不吃烟不喝酒，天天记日记，生活很愉快，很正常。我虽然离开了全国政协，但是政协对我说：“你作为一个老委员，政治待遇不变，你要汽车，就打个电话，随时给你开来。”我感觉真是很愉快。共产党给我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而且我的子孙无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国外的，都生活得很好，都自由自在地发挥着他们的能力，走在我们国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这个幸福不仅在我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而且在我的子孙们身上也体现出来了。　　我很乐观，希望在感召着我。附录一：文强年表　　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日（农历）　　出生于湖南长沙县。　　１９２５年６月　　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　　１９２５年８月　　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　　１９２６年１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６年３月　　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　　１９２６年７月　　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１９２７年　　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　　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　　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元节悬着的心才略微平静下来，他疑惑地问孙经道：“是不是皇上有小皇子了？”　　孙经看到邵元节跪地接旨，自己已经找回了自尊，又看邵元节似雾水般迷惑，便在他面前吹嘘说：“邵真人如果能沉住气，在京城多住几日，不就能最先看到皇帝高兴的神态了吗？告诉你，就在你离京十数日，后宫传来喜讯，皇帝经常临幸的阎贵妃身怀龙种。你真是天神下凡，观音菩萨的化身啊。要不是你为皇帝祈子，皇帝还不要愁出病来？哎呀，如今，阎贵妃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皇帝再次邀请邵真人赴京，祈求神灵，保佑龙子顺利降生。”　　邵元节的疑虑彻底打消，一点后怕也没有了。他一时感到自己轻飘飘的宛如神仙，能够神算五百年。他忘记了一切烦恼，也顾及不了什么潜心修炼，兴高采烈地随着孙经登程赴京而去。　　邵元节的船在运河中日夜兼程，不几天便行至通州。到达离京城不远的潞河口，船上人看见岸上彩旗飘飘，锣鼓喧天，道路的两边整齐地排着兴奋的男女老幼，满头是汗，不停地摇旗呐喊“真人下凡，真人下凡……”孙经以为这些人是在欢迎哪位内阁要员的，上前一打听，才知道是朝廷组织的迎接邵真人的队伍。邵真人下了行船，坐上御轿，在欢迎队伍的蜂拥中飘向皇宫。　　与真人分别几月，嘉靖皇帝日夜思念。如今妃子接上龙种，真人又在身边祈祷，嘉靖皇帝喜在心头，悦在脸上。他专门嘱咐詹厨师做出新鲜的蟠龙菜，用最隆重的礼仪款待邵真人。　　邵元节被八人大轿抬到乾清宫。嘉靖皇帝热情召见，他握着真人的手，自己则感到飘飘欲仙，好像在仙幻冥蒙之中，口中念道：“真人，你是真神，要不是你一心祈祷，朕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子嗣哩。”并当面赏赐邵元节五彩蟒服一套。　　嘉靖皇帝择了黄道吉日，自己早早用香花玉液沐浴，静心醮斋。那一天，邵元节身穿五彩蟒服，头戴香叶道冠，目光闪烁，健步登坛。一时，钦安殿上又起香火，再生烟雾。邵元节左右指挥，整个殿堂灯火通明，氤氲缭绕。　　嘉靖皇帝亲临祷告。他一派虔诚地端立于醮坛前，双手合十，架在胸前，嘴里默诵道经，意念皆从心出。看到皇帝那种虔诚的样子，钦安殿的四周墙壁都隐隐地发出清朗的诵经声。皇帝以为是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跟在自己的后面在向天、向地、向神祈求皇太子早日降生，以使朱家的天下绵延不断，代代相传，根固叶茂，福泽万民。皇帝仿佛听到神灵的一个信口“本神答应你……本神答应你……”这许诺撞在殿堂的四壁，回音不断。突然，嘉靖皇帝感到身上沁出一阵冷汗，眼前冒出一片金星，那片片五角星光一放大就是玉皇大帝、就是真武金身、就是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他们都来了……扑通一声，皇帝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　　侍奉的太监崔文惊呼道：“邵真人，皇帝他……”　　邵元节如入无人之境，仍然在醮坛上做着他的法事。他是那样专注、入神，连皇帝要被神召去了就不知道。　　张孚敬立即跑到嘉靖皇帝身边欲把他扶起，他对着邵元节大喊道：“邵真人，邵真人，快来救皇上，你看看皇上成什么样子了？”　　大家把皇帝抬到乾清宫，喂了蜜糖银耳汤，皇帝才慢慢睁开眼睛。　　邵元节煞有介事地说：“皇上如此诚心，用自己的灵魂祭天祀地，玉皇、真武定会显灵，保佑皇上抱个真龙天子，一了天下臣民心愿。”　　嘉靖皇帝一听，眼睛睁得更大了，一下子恢复正常，坐起来惊喜地说：“朕刚才见到神了，他们跟朕拥抱、私语，保佑朕的皇子出世。”　　亲随的大臣、太监齐声附和，有人说当时看到皇帝周身紫气缭绕，香烟升腾。有的说庆云飘扬，壁现霞光，吾皇大吉大瑞，万寿无疆。　　邵元节以权威的口气说：“皇上刚才魂灵进入冥府，这是修炼的最高境界，只有如此，才能使灵魂与诸神对接。你们没有听说，这次汪天官到徽州齐云山，就出现了道长做法事，一直做至昏倒在地才叫圆满。皇上终于达到了这一境界，可庆可贺呀！”　　嘉靖皇帝听到这些吉言瑞语，特别是邵元节的信口胡言，却信以为真，心里阵阵涌出蜜一般的液体，快感堆满脸部。但他冷静一想，冥冥中，太白金星曾告诉他，说朝中有政出多门的迹象。他当时躺在殿里的地上，就是好挨着地气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对，是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张孚敬曾喊要救皇帝，说朕不成样子了。看来他是希望朕有个三长两短喽，这样他就可以控制朝廷……　　皇帝相信星象所指有大臣擅权，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便找到理由，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八月，敕令张孚敬致仕。　　张孚敬入阁参与机务后，极力主张嘉靖皇帝应该果断削弱各路镇守太监的权力。这是几朝皇帝留下的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最大隐患。皇帝在即位诏书中就有意从事这方面的改革，在登基初期也应急实施了这一计划，但是并不彻底。从朝廷到地方，宦官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镇守太监的作用下，致使皇帝的一些有利于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无法执行，几乎形成割据的状态，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政体。　　但张孚敬的建议却遭到夏言的坚决反对。夏言以前长期在兵科供职，与各路镇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差不多已经形成夏言势力。他对嘉靖皇帝道：“现在天下太平，九州祥瑞。有人却要借拆除镇守太监，故意生乱，皇上应该明鉴。”　　嘉靖皇帝不惜精力，用尽心思地求道拜神，不就是想在他治理的天下出现这种太平祥瑞的景象吗？这正应验了“嘉靖”的年号。所以，有谁要破坏这种和美的景象，皇帝会答应他吗？　　然而，在张孚敬的不断努力下，嘉靖皇帝重新认识到镇守太监的危害。他先后下诏革除了云南、浙江、湖广、福建、两广以及独石、万全、永宁等地的镇守太监，使明代以来的宦官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就是在这些敏感的问题上，张孚敬与夏言相互攻讦，致使他在内阁中几起几伏，沉浮不定。　　当时，行人司正薛侃上疏皇上，建言“择藩王居守京师”。张孚敬事先已得知此疏内容，却有意隐瞒，待送至嘉靖皇帝阅处，亲口对皇帝说：“皇上，这份上疏是出自夏言之手。”　　嘉靖皇帝不知是怎么回事，认真地阅览起来。还没读罢，心中早已大怒。哼，以藩王来守备京师，这不是针对朕的吗？想以此方式驾空朕。好你个薛侃，谁指使你这样做的？嘉靖皇帝想到这里，认为自己的皇权受到了挑战，这是丝毫不能容许的。他立即诏令，将薛侃逮捕入狱，严厉审讯。　　张孚敬知道嘉靖皇帝一看那本奏疏，必定会勃然大怒。一发怒，便会牵涉到夏言。所以非常得意，这会让夏言吃不了兜着走。但张孚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薛侃案经过三法司严审，证明这件事与夏言毫无关系。嘉靖皇帝心下便想，张孚敬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上竟敢故意欺骗自己，中伤夏言，按说是犯了死罪的，朕且念他曾经有功，仅仅令他致仕而已。　　但是，每次令张孚敬致仕，嘉靖皇帝心里总是空荡荡的。作为他登基之初的左右臂膀，桂萼已经辞世两年多，仅剩下张孚敬这一只胳膊，君臣之间却总是若即若离。作为臣子的张孚敬犹如水中的浮标，平静的时候是那么显眼，但一遇狂风波浪，又会被淹没其中。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正月，皇宫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之中，远离皇宫的官员，一心想着法子为宫廷喜上加喜。这一天，河南巡抚都御史吴山带着一帮知府县衙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地涌进皇宫。他给皇帝进献的是一头罕见的白鹿。这正值新春喜庆之际，大小官僚都无事可干，白鹿的出现，一下子牵动了宫中的臣宦，他们都发现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争先恐后地向皇宫涌去，向皇帝称贺表忠。　　新春休假，嘉靖皇帝也有点寂寞了，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而且又有珍宝异物，又有称颂太平盛世、祥瑞一片的赞语，皇帝又找回了一代帝王的感觉。在这些臣僚中，皇帝独独不见张孚敬，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仿佛还有一丝怜悯。　　实际上，嘉靖皇帝一点怜悯也没有。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梦中发现张孚敬的忠诚的。皇帝的梦都是在神仙星象中进行的。他是向来瞧不起牛郎织女星的，但那次偶然的梦境却是牛郎织女星双双跪在地上向他求情道：“皇上，皇上，是张大人除掉了那个恶徒……”　　“恶徒？是哪个恶徒？”皇帝慢慢才想起来，张孚敬在致仕时还不忘国家大事，他把邵元节托给的那本奏状交给了皇帝。　　邵元节在这上面玩了个小聪明，说是神灵让皇帝在那个时候看到这本奏状的。这个奏状就是状告张延龄的，即张皇太后的弟弟，按辈分他还算是嘉靖皇帝的长辈。　　奏状到了皇帝手里，虽然晚了一点，但这并不是张孚敬的错。嘉靖皇帝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邵元节邵真人预测好了的。　　皇帝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候，不能没有张孚敬。在那帮称贺道喜的臣僚陆陆续续离开后，皇帝亲自拟诏，复召张孚敬入阁议事。皇子早殒 嫔妃成群　　小女孩错误地估计了皇帝，她以为皇帝曾经临幸过自己，那片处女地上也播过龙种，只不过没有结果而已，难道说皇上真敢杀我？是的，就在几个月前，皇帝病后无聊散步的时候，他们偶遇了，皇帝当晚就将她临幸，那一次没给他留下任何印象。　　邵元节在钦安殿祈求神仙保佑，足足花费了三个月时间，终于在八月的一天，阎贵妃那小山似的肚子突然一阵剧痛，跟着便是呼天叫地的嘶叫声。想必小龙子被禁锢十月有余，要大闹天宫了吧。侍女们急得不亦乐乎。这皇宫从武宗皇帝开始总有几十年没有生过皇太子了，大家都有些生疏。宫女们又都是些小女孩，老宫女早被打发到浣衣局去了。这些小女孩们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喊太医，有的请皇帝，有的找张太后。不一会儿，这些人都来了。　　嘉靖皇帝看到现场如此忙乱，心爱的贵妃又在打滚似的喊爹叫娘，便令道：“谁在侍候娘娘？还不快去请邵真人来？”　　这时，走出来一个小女孩，那长长的睫毛下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看着皇帝道：“皇上，奴婢在此。”　　嘉靖皇帝一看，好熟。是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来。但看她嬉皮笑脸的样子，皇帝格外恼火：“要发生天大的事了，你还在嬉笑，把她拿下去！”　　那小女孩不甘示弱地说：“奴婢辛辛苦苦侍候贵妃，却落得如此下场，这儿还有天理吗？”　　嘉靖皇帝不屑地回敬道：“天理？朕就是天理。再捣乱，朕就处死你。”　　“皇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饶过她吧。”站在皇帝身边的大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