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历史-11

杜聿明对我说：“佯攻济宁，收回济南。地面上抽六个军，沿铁路线打过去，从空军空运三个师，在济南降落。封锁运河，封锁黄河，使共产党不能增援。”杜聿明又说：“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张宗昌，就是这样打的。现在我们也这样打！”　　这是个好计划。我说：“这个计划我看了，赶快执行！”杜聿明下了决心，他和参谋长舒适存上前线，徐州这里由我坐镇。　　第二天，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５日，天下着倾盆大雨。刚刚要按照计划行动的时候，第二处处长从前线跑回来，气喘吁吁地报告：“参座，出问题了！”　　“出了什么问题了？”我赶紧问。　　“十分钟前，委员长从南京到了徐州，召见副座（杜聿明），没有谈几句话，就让副座上了飞机，跟委员长到北平去了！”　　“啊？”我吃惊极了：“杜聿明怎么走了？”　　刘峙知道此事大发脾气，大声嚷嚷：“岂有此理！我们的副座怎么一下子被搞跑了，徐州不管了？完蛋了，我们的计划执行不了了。他走了，全部责任在我了，我办不了！光亭走了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　　我直着急，马上给刘峙挂电话：“总座，今天委员长从这里经过，怎么把我们的杜老板弄走了呢？”　　刘峙说：“锦州那边打起来了，让杜聿明去那边指挥。听说要让杜聿明担任冀热辽三省边区总司令，不但指挥东北，还要通过傅作义指挥华北。你看这一搞，不就乱了嘛。你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　　我挂上电话，到了刘峙那里。我问刘峙杜聿明走了以后的前线指挥问题，是按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回答：“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命令前线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　　刘峙说：“光亭回不来了。我想再调一个人来指挥这边的战斗。”　　我问：“你调谁来呢？”　　“我想把宋荫国（宋希濂）调来，他指挥过滇缅路的战争，这个人是个勇将，也是我的学生。调他来可以。”　　我说：“我的想法，总座，我可不可以说啊？”　　“这个时候不说，你什么时候说呀？什么都可以说，说错了没关系。”　　我说了几条：“第一，宋希濂指挥不了邱清泉，也指挥不了李弥；第二，宋希濂在新疆那里指挥五六个军，你把他调来，要通过委员长啊，别人调不动的。就是打电话打电报给宋希濂，不通过我们校长，又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校长不批准的事情，你这个电报就不能打。”　　刘峙说：“你说得对，我糊里糊涂，我这个命令到新疆，不起作用。唉，这个事情棘手了。”　　我出主意：“有个办法，就地取材。现在这边的部队，只有邱清泉有六个军，把他升起来做副总司令，主力部队由他负责，这样还可以执行计划。”　　刘峙考虑了好久，说：“不行不行，玉安（邱清泉的别号）这个人我知道，他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跟李弥一点也合不来，孙元良是第一期的老大哥，双堆集那边还有个黄维，也是第一期的老大哥，邱清泉这个第二期的去指挥孙元良和黄维，他们也不会听。再说他听不听我的命令，我也没有把握，如果战役打败了，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哪，不行不行不行。”　　我说：“那我就提不出意见了。”　　刘峙说：“好吧，你回去好好休息吧。看看你们的校长有什么办法，现在搞成这样，越搞越乱了。”　　刘峙直接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答复，杜聿明的任务很重要，你们那里的计划迟缓一步再执行。　　接连几天都是大雨，到处是烂泥巴地，机械化部队动不了了。我急得很，打电话给邱清泉，邱清泉还没有得到杜聿明走了的消息，我说：“玉安哪，请你回徐州一趟。”　　邱清泉冒着大雨从前线回来了。我把情况给他说了，说杜老板到北平去了暂时回不来。邱清泉问：“总座是什么态度？”我说总座大发脾气，想把宋希濂调来。　　邱清泉很生气：“啊？宋希濂能挽救这个局面哪？我就不相信，我们徐州就没有人啦？”他的意思是怎么不把我邱清泉升起来。　　我请邱清泉吃饭，他还是气冲冲的。　　我说：“佯攻济宁，收复济南的计划，只好放弃，总座（刘峙）说他负不起这个责。”邱清泉跟我讲，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朝里就没有人啦。意思是说，为什么我就不能执行呢？像冲着我发脾气的样子，他是黄埔第二期，我是第四期的，我不好多说什么，只是说：“你不要忘记了，我们都是杜聿明的部下，我们都是委员长的部下，我们只能听他们的调遣，这样发脾气没有用，对你也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　　我说：“我们这个计划暂推迟，黄河和运河我们还是继续封锁。佯攻济宁，我们先摆着一个架势，在津浦铁路要收复济南的六个军暂不动，你现在在陇海路要负起责任，把陇海铁路把守住，使解放军没有办法活动。请你回去封锁黄河运河，控制这条铁路，不能落到共产党手里，这是你的任务。”　　邱清泉开始埋怨蒋介石：“校长是怎么指挥的？怎么搞得这么乱呢？”越说越生气，我怎么安慰也没有用，他说：“我也不回前线了，在徐州住一段时间再说吧。”　　饭后，我又安慰他，说：“你赶快回商丘，佯攻计划要摆开架势，收复济南那六个军不要动。”　　他说：“你这个计划很好，我的脾气呀大了一点，杜老总回来后你就不要提了，总座面前你也不要提。”　　我说：“你的任务是守住这条铁路。这是一条长蛇阵，我们这条战线不好，假如敌人打过来，这条长蛇阵啊，我们顾得头就顾不得尾，不一定守得住，你还要注意把重点摆在商丘，商丘的对岸就是济宁，你要把那里守住。”　　当时，我们摆的是长蛇阵，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西起商丘，东止连云港，摆成一字长蛇阵，从战略态势看，是所谓以徐州为中心的一点两线的机动部署。后来的事实是，刘峙没有料到华东解放军切断了右翼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切断了两淮与海连间的联系以及和徐蚌之间联系，不但徐州右臂被捆绑住并被斩断，连中间一段及左臂也只好缩到徐州一点，一条长蛇变成瘫痪孤立的死蛇，动弹不得。　　刘峙给北平的杜聿明打电话，杜聿明说计划不能执行，只能放弃。现在我回不了徐州了，如果锦州打得好，我就可以回来，如果锦州打得不好，我回来的机会就没有了。　　刘峙还在打算盘：“解放军没有三五个月消化不了我们。”　　我说：“你这个看法不对。共产党有连续作战的能力，不像我们国军，我们没有三五个月整理不好。你看共产党还没有看清，等着看吧，如果共产党在一周之内还没有行动，还没有进攻徐州，那就是总座你说得对，如果三到五天共产党有力量进攻徐州，那就是我判断得对。”　　第三天，解放军向徐州发起进攻，拣弱的先打孙元良。孙元良叫苦连天：“我只有两个军，共产党向我打来了，我怎么撑得住啊？”孙元良只有４０００人的部队，装备也不好。４０００人的部队不经打，眼看徐州动摇，我又跑去找刘峙，问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办？　　刘峙说：“我准备撤到蚌埠去。”　　我说：“放弃徐州，还要长官部通过。没有长官部通过，恐怕不行，不能乱动。再说放弃徐州也不容易，共产党已经把铁路切断，火车不通了，部队通不过去，你只撤个指挥部有什么用？”　　“是啊”，刘峙说，“现在陷入困境了，越来越不行了。”　　“怎么办呢？”我又一次问。　　刘峙说：“没办法，只好等光亭回来再说。”刘峙说这个话的时候，有着现代化防御工事的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克了。　　这时，参谋长舒适存私下对我说：“我不想干了。弄成这个样子，自己给自己造成困境，由主动变为被动，前途无望啊。我想请假回南京，把家眷送到南京再说。我去请假恐怕不准，还是你帮我请个假吧，你有黄埔这层关系帮我说话，恐怕我还走得了。”　　“送走家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嘛。”我说：“我帮你说说看。”　　我对刘峙说：“舒适存不是黄埔同学，他不敢当面向你来请假。他请求到南京去一趟。”　　“他到南京干什么？”刘峙感到很奇怪。　　“送家眷。把家眷送到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帮我出出主意，是不是让他去？”　　我说：“你准他１０天假吧。我也想把我的家眷送走。让舒适存把我们的家眷送到台湾去，这样，我们在这里作战就更方便一些。”　　“噢？”刘峙问：“你也是这样想的？也送家眷哪？好好好，我准舒适存的假，但是你不能走啊。”　　“我不走，我留在这里！”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我写了一首诗：　　淮海战役军中纪实　　连年烽火月中霜，云树低迷古战场。　　北上援师悲末路，西征劲旅渡关乡。　　漫漫白雪张天幕，冷冷旌旗蔽日光。　　倦倚战场穷无策，无情把酒煮牛羊。　　舒适存走后，形势越来越乱了。十多天后，我跑去对刘峙说：“杜老板不回来，舒适存假满也不回来，怎么办呢？”　　“哎”，刘峙问，“舒适存怎么不回来呢？”　　我说：“只好我去南京催一趟了。”我到南京还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粮弹等作战的物资多准备一点，一是想跟参谋总长顾祝同谈谈话。　　刘峙考虑了一下：“你坐飞机去吧。”铁路已经让解放军切断了。　　我到了南京，住在中央饭店。正好，舒适存也住在中央饭店。我找到舒适存，他说：“乱成这个样子，你还在那里搞什么呢？简直是--”　　我说：“不行啊。我们从责任上从道义上都不能说不过去啊。”　　他很不高兴：“你回去能干出什么名堂呢？”　　“你不回去，我还有责任呢。我帮你请的假，我是你的担保人，将来会追究我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两三天以后，杜聿明到南京来了。杜聿明的一个弟弟是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他告诉杜聿明，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都住在中央饭店。“噢？”杜聿明说：“赶快打电话让他们来见我。”　　杜聿明的弟弟找到我：“我的哥哥回来啦，找你和参谋长，让你们两个人今天下午跟他坐一架飞机回徐州。”　　我急急忙忙到杜聿明那里，杜聿明问了徐州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之后，他就叹气：“这个老头子不负责，责任不在我啊！我身不由己！”　　杜聿明告诉我，锦州完了，林彪已经入关包围傅作义，咱们这４０万人马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一步棋没有下通，都错了。“那边完蛋了，又要我回到这边来。我现在赶来南京开会，你和参谋长两个人不能离开我，你们两个人是我的左右手，你们在飞机场等我，下午四点钟我到机场，我们一道坐飞机回徐州。”　　我回到中央饭店，跟舒适存商量：“如果我们不听杜聿明的话，会军法从事，会杀头啊！”　　舒适存不表态。　　下午３点多，我准备出发到飞机场，跟杜聿明回徐州。舒适存叹着气说：“那我只好跟你一道走，回徐州！要死也死在一道吧！”　　下午４点还不到，杜聿明到机场了，他看到我跟舒适存都到了，跟我们讲：“如果我没有你们两个人，我什么都不行了。你们两个人要跟我死在一道！现在蒋委员长派宋夫人的飞机送我们回去，这是很荣耀的。上飞机！上飞机！”　　这架飞机是宋美龄的专机“美龄号”。我当时想，顾祝同打了胜仗坐过这架飞机，我坐这架飞机从沈阳到锦州，现在又坐这架飞机从南京回徐州，这是很难得的。我这是第二次坐“美龄号”了，生出很多感慨。　　１２月的天气，雾沉沉的。天晚了，好像一下子就黑了。　　杜聿明跟我并排坐。他一上飞机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一看表，心想，平常从南京到徐州顶多２０分钟，今天飞的时间已经超过了２０分钟，怎么回事啊？往窗外看，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问驾驶员：“从南京到徐州，平时只要２０分钟就到了，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钟头了，怎么还没有到？什么道理呀？”　　我就把杜聿明碰了一下，杜聿明还是迷迷糊糊的：“怎么还没有到？怎么还没有到？”　　驾驶员说：“我们已经到了徐州的上空，跑道上没有灯光，不能降落，现在我们飞往济南，正在找飞机场。”　　杜聿明一听济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吗？怎么搞到这里来了？”杜聿明吼起来：“王耀武在这里失败了，共产党重兵在这里，我们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虏了？赶快回头！”　　我向飞机下一看，确实到了大明湖，我说：“这是济南，王耀武是在这里被俘的，现在这里是解放军的地方了。”　　驾驶员就慌张了，说：“我还准备降落呢。”　　我说：“降落？我们还没有到徐州，早就被俘了。”　　驾驶员说：“我们经过徐州，下面一点灯火都没有，看不见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杜聿明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会不会是徐州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杜聿明问。　　我说：“我的判断，可能是徐州的电厂出了问题。”　　杜聿明急了：“那怎么办？进也进不了，退也退不了。”　　我突然想起来，说：“有一次戴笠在重庆迫降，用了一个办法，我们也可以用。”　　“什么办法？”杜聿明急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杜聿明，而是说：“马上跟徐州通话！”　　飞机上的电话通徐州，我就打电话给刘峙，说：“徐州机场没有灯火，我们回来了请总座派人买二三十个风雨灯，沿跑道把灯摆起来，隔五尺摆一个，飞机可以降落。”戴雨农就这样办过。　　刘峙告诉我：“这里的发电场被起义部队破坏了，现在徐州是一个黑暗世界了。希望你们立即回来！”　　杜聿明也对着电话喊：“赶快去买风雨灯！”　　我们掉转机头飞徐州。徐州飞机场的跑道上摆着风雨灯，能看清楚跑道了。驾驶员说：“好了，我们可以降落了。”　　飞机降落之后，只听见有个军乐队还吹着大喇叭欢迎我们，又听见刘峙在喊杜聿明，喊我的名字，黑暗中我们就是看不见人在哪里。杜聿明也大声喊：“总座总座，老师老师，你在哪里？”　　刘峙喊：“我在这里！”　　我们就是这样回到了徐州，情况多糟啊。　　回到徐州，一片黑暗，到处都没有灯，刘峙的总部里点着一根根的蜡烛。刘峙派人搞了一点饭，我们马马虎虎吃了一些，杜聿明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怎么搞成这样？　　我们在刘峙总部开了一个小会。刘峙说：“张克侠（原来是西北军的，现在是第三绥靖区副司令，是地下共产党员）和何基沣（后来是共产党）这两个家伙叛变了。现在解放军先发制人，我们十几万人跟他们打，打到碾庄圩这儿打不过去了，碾庄圩离徐州只有１５０华里，你们回来就好了，把邱清泉那六个军也拿上去，还有李弥的三个军，都拿上去。从左右打出去。放弃徐州吧！”　　当晚，我和杜聿明住在铁牛学校（蒋纬国办的坦克学校）。我写下这样一首诗：　　无 题　　一夜无眠又无语，彭城暗暗难安处。　　何张造反名其谋，刘杜悲慌悲几许。　　北望关东席卷空，南归吴楚机中苦。　　错看灯火好辉煌，五岳泰山今易主。　　“何张”，指张克侠和何基沣率部起义；“刘杜”，指刘峙、杜聿明；“错看灯火”，指济南早已解放，有灯火处是济南而不是徐州；“五岳泰山今易主”，指济南泰山已经归于人民。　　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失败后，徐州右臂已失，徐蚌段被解放军切断。１２月１日，从徐州撤退的前一日，杜聿明上午匆匆飞到南京见蒋介石，下午又飞回徐州总部。蒋介石的机宜是：放弃徐州，迅速转移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　　杜聿明立即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三个兵团司令叫到总部，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限于当晚将撤退的部署准备好，次日拂晓按照指定的路线向西撤退。　　晚上杜聿明写了一个计划，是写给蒋介石的，叫做“三策计划”。　　第一策，把白崇禧在武汉控制着的十几个军调到徐州这边来，增加我们的兵力，来一个主力作战，把解放军打垮（实际上，桂系白崇禧这十几万兵力他不动，这第一策就失效了）。　　第二策，固守，消耗敌人的兵力，等待外围组织兵力来救援。　　第三策，１２月２日我们自己以军为单位撤退，撤至淮河，死守淮河，巩固南京。　　杜聿明的“三策计划”当时是极端保密的，他工工整整地将“三策”写好，交给参谋长舒适存，让舒适存飞南京面呈蒋介石。　　对于这三策，蒋介石就批准了第三策。　　徐州危机时，正赶上杜聿明的老母７０寿辰，杜聿明不能抽身，他的夫人曹秀清在上海主持祝寿。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到上海祝寿，馈赠了１０万金元券做寿仪，杜月笙也前往祝寿，并赠以厚礼。夫人曹秀清通过电话把这些情况告诉在前线的杜聿明，杜聿明受宠若惊。在徐州，刘峙派副官处长在总部礼堂的讲台上悬挂了一个大大的金色的“寿”字，刘峙亲自率领总部高级幕僚和各兵团司令官，向金寿字三鞠躬，还请来京剧班子助兴。　　总指挥部归杜聿明指挥，刘峙撤退到蚌埠。这时，南京的慰劳队男男女女飞到徐州前线，运来了一飞机的现洋作为犒赏。这里打了败仗，那里还来犒赏。　　徐州的店门都贴上了欢庆胜利的标语。我自己也感到好笑，黄百韬兵团十多万人被解放军吃掉，还说打了胜仗，还跑到徐州来慰劳，真是天大的笑话。　　杜聿明对我说：“你到机场去招呼慰劳队，这都是南京来的一些大员哪，上海市市长，南京市市长，都来了。你还要去应付这个门面哪。”　　我到飞机场去张罗。发现空军因为慰劳队只慰劳陆军，没有慰劳空军而吃醋了。这时，慰劳队察觉到部队有撤退的迹象，便慌慌张张地丢下慰劳品，返回机场逃命。空军正因为没有受到慰劳而生气，不但死活不让慰劳团上飞机，还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慰劳空军。我就做空军的工作，说：“你们要识大体，这里的情况你们也了解，慰劳慰劳，谁不明白我们打了败仗嘛，赶快把慰劳团送走。你们不要罢工，不要耍小孩脾气。”　　我又转过来对慰劳团说：“你们为什么只慰劳陆军，不慰劳空军呢？”　　“哦--，我们忘记了，忘记了。”　　我说：“赶紧拿些礼物出来，现洋也拿些出来，慰劳空军。马上去办，这里不能久留，不安全哪。”慰劳团把现洋和礼物分一部分给空军，空军高兴了，这样才把慰劳团送走。我心里挺不好受，心想，我当这个副参谋长，搞到这里头，真是倒了霉！　　总部在撤离徐州之前，杜聿明下命令将直属部队编成两个直属纵队，指定我任第一纵队指挥官，指挥特务团、宪兵团、工兵团、炮兵团、通信团等，指定警备司令谭辅烈为第二纵队指挥官，指挥警备司令部原属部队和地方部队、机关警卫、留守部队等等。编好了序列，指定了集中的地点和出发路线。到了时间，我和警备司令两个指挥官在指定的集中地点等了三个小时，只有特务团团长和宪兵团团长等少数军官来了。其余的部队并不执行集中的命令，跟在先头撤退部队的后面逃命去了。撤退的部队乱成一团，各部争先恐后，互相穿插，徐州至萧县不到５０华里，从早一直到晚，还是可望而不可即，杜聿明的汽车在混乱的队伍中无法开动，只好下车，由警卫搀着徒步而行。　　杜聿明命令李弥兵团派一个主力师殿后，留在萧县附近的山头上，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撤退，挡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掩护部队必须留置一天以上的时间，如果解放军猛追，必须拦截。但是，李弥的这个师还没有等到徐州的部队撤完，就在此日清晨先撤走了。　　撤退的路上，还在吹牛皮。空军侦察，说是解放军没有大部队追击我们，我们很容易脱身。　　徐州撤退的第六天午后３点左右，杜聿明正打算在贾砦宿营，得到空军侦察报告，说解放军部队分成多路与我们竞赛式地尾追，有的已超过撤退的先头部队。杜聿明大为吃惊，立即召集邱清泉、孙元良等会商，一致决定于当日（６日）黄昏６点分头突围。杜聿明将总部搬到邱清泉兵团司令部，好得到掩护。　　突围之前，邱清泉跑出来说大话，他说：我跟共产党作战，就从来没失败过。杜聿明要我去跟邱清泉谈，我就征求邱清泉的意见，他说：以军为单位撤退，能不能撤退得出去，还有问题。他一共指挥六个军，他说：“我这六个军能够打出去，李弥和孙元良呢，恐怕他们的部队都不经打，而且我这几个军打，他们也不会出力。”　　天色已昏暗，６点整，到了突围的时间，邱清泉忽然说反对突围，然后自作主张，下令就地宿营。邱清泉说：“突围？陈矮子（陈诚）现在是台湾的省主席，地位很高，我们突围把重武器都丢了，将来我们到台湾，陈矮子要算我们的账啊，要杀头的。我看共产党吃不了我们，我不突围。”　　邱清泉就是不动，杜聿明很生气，便问邱清泉：“为何不照决定行事？”　　邱清泉：“一切由我自行负责。突围时将重武器丢掉了，即便是到了南京，又如何交账？”　　邱清泉有六个军，李弥只有两个军，李弥一天到晚看着邱清泉，邱清泉怎么办，李弥就怎么办。李弥表示：“力量比我大两倍的都不突，要我去突啊。”李弥也按兵不动。　　杜聿明竟然同意邱清泉的意见，又打电话给李弥，令他就地宿营，到第二天再说。　　我听了一下子，炮火打起来了，很密集。我说：这个炮火--？邱清泉那里突围了？杜聿明说：不是邱清泉，是孙元良。　　孙元良只有两个军，是四川部队，没有什么美式装备。我急了，对杜聿明说：“你这个总司令是怎么回事呢？决定突围，结果军令都可以违反了？”　　杜聿明唉声叹气的：“邱清泉不突了，有什么办法呢？”　　我说：“那就大家都不突了嘛，怎么搞得孙元良一个人去突呢？他的力量是最弱的了，一出去不就被吃掉了？本来我们的力量就不够！”　　孙元良刚一突围出去，就被解放军吃掉了，白白送掉了两个军。孙元良率卫士数人化装逃到武汉，参谋长张益熙在突围中被解放军击毙，只有第四十一军严翊师的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在西逃途中也被解放军骑兵冲散。第27章 围困陈官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２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８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１２０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只够１０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１月９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１９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２３、２４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２９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３００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８００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１００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１２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６０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６０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三岁，他死了十几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１２月２７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之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６０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也在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９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８日拂晓到９日下午４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埔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９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