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历史-5

“噢”，我说，“周恩来还帮我平反了，那我这个以共产党为友的决定没有错。”　　我对袁国平说：“我离开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来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杨尚昆，共产党要杀我们的头，国民党也要杀我们的头，我们只好回湖南老家，我当了个新闻记者，改名文浮生。我现在记者不当了，到了参谋本部。”　　袁国平说：“我们难得见面，找个地方谈谈话吧。”　　我问：“你认识张治中吗？”　　“张治中是我们的教育长呀，怎么不认识？”　　我说：“现在上海作战，他指挥宋希濂好几个军，浦东那边是张发奎指挥，还有顾祝同也在这里指挥。”　　“那我们一道去看看张治中，找个地方谈谈。”袁国平拉着我就走。　　我们一起到了张治中那里，张治中问我：“这个人是谁啊？”我说：“第四期的同学袁裕嘛。”　　“噢”，张治中说：“袁裕，我记得起，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说：“是共产党员，他在新四军，我在马路上遇到他，我们是好朋友。这个人很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嘛。”　　“好啊，今天上午我还要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你们两个到隔壁房间先谈吧，最后要走的时候，我再见见他。”说完，张治中就开会去了。　　我和袁国平来到隔壁房间，袁国平说：“你跟周恩来没有接上关系啊，他给你平反，现在算起来也有六七年了，你怎么还没有接上关系呢？”　　我说：“你把你们延安内部的情况多给我谈一点。”他就谈到毛泽东。　　他说：“有一个消息我说给你听听，现在共产党把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了，把抗日打日本放在第一位。阶级矛盾是内部的事情，降低到第二位了。这个还是个好事哩。”　　“哎”，我说，“这是谁提出来的？”　　他说：“毛泽东，现在延安方面是毛泽东负责。”　　“哦。”　　“你对这个提法怎样看呀？”　　我说：“这个提法很好啊，毛泽东看到这一步，国共两党就用不着那样斗了，合力共同对敌，应该这样。”　　袁国平问我：“你对你自己的问题考虑了没有？”　　实际上这时我感觉找周恩来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了，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就表示：“我有这样一个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改变，国民党的政策也会改变，国民党也不杀我的头了，过去参加过共产党也不追究了，蒋介石的宽大政策越来越宽，不追究既往了。我并没有向国民党自首，国民党也不追究，取消对我的通缉是张治中给我办的，当时张治中说，取消通缉令，要有五个黄埔学生证明你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了，我就找了四个黄埔学生，还少一个，戴笠愿意担保我，他也算了一个，这样就取消了通缉令。这样一来，如果我回去恢复党籍（共产党党籍），就矛盾了。我在国民党里已经搞了两年多，回去不又成了问题了吗？”　　袁国平说：“那没有关系，凭你跟周恩来的关系，可以解释嘛，我也可以帮你说清。”　　我说：“老实说，共产党犯错误有自己的因素，过去在江西搞ＡＢ团，杀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个王明路线，一个党的政策老是这样，我对这样的搞法没有信心，毛泽东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有个人的看法。”　　袁国平听我这样一讲，说：“听你的意思是不想回来？”　　“我有这个想法。我已经７年没归队了，我也不想再归队了，但是我以共产党为友，先把抗日战争打下来再说吧。现在大敌当前，把日本人打败了再说。”　　他说：“我不好怎么说，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见，也不好不同意。打好这个仗，把日本打败了再说，把日本打败之后你还要回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还是那句话：“有这个想法。”　　“越搞越远了，那不是脱离的时间太长了吗？”　　我说我的想法不变。袁国平说：“好好，我们两个的友谊关系保持。我留在新四军里，以后你写信给我，就写到江苏宜兴县府里，我就收得到。”我也把我的通讯地址告诉他，说你写到里口陈佑铭政治部，下面加上“军邮”两个字，就万无一失，可以收到。　　分手时，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过得也很困难，我就送他１００块钱。　　后来，我给袁国平写过几封信，接到他的一封回信，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彼此问候一下，以后再给他写信，就没有人收了，皖南事变，袁国平被自己的警卫员一枪打死了。　　９月４日这天晚上，戴笠从楼上下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说是校长来的电报，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在一个月内组织１万人的别动队。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每天晚上打信号枪，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　　戴笠接到电报急得很，说：“办这样大的事情，我身边没有人哪，还只有一个月？”　　我说：“一个月之内组织１万人的部队，需要多少干部呀，兵源怎么来呢？”　　“我正要跟你商量，我们计划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要起草个大纲，要搞个几条，好跟杜月笙谈。我的身旁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　　我说：“我可以，电报说得很清楚，成立１万人的别动队，把上海的日本特务肃清，来保障我们军队做战。”　　他说：“噢？你还看得很容易呀？我看这个很难办，今天晚上就要，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连夜写了个计划给戴笠，我在计划里写１万人编成五个支队，给养、军需另外编队。他一看，说：“哎，你很有才气呀，没有办过的事情你一夜就写好了。那就这样吧，约杜月笙明天开会。”　　我说：“你再拖个一天，更好一点。计划里面还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经费啊，１万人的别动队没有钱，没有饭给人家吃，怎么办呢？要杜月笙拿钱？他拿不出来的，要你拿钱出来，我晓得你也拿不出来呀。你禀告委员长，要委员长在国家的预算里马上列个拨款，没有钱是不行的？”　　他说：“我只晓得有几条就和杜月笙谈去了。你说了一个基本问题。你的意见对，见杜月笙，你跟我去，还有余乐醒，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吧。”　　戴笠给蒋介石打电话，蒋介石说：“我要军政部做１万人的预算，已经办好了。”　　过了两天，我们几个人去见杜月笙。杜月笙带着几个人来了，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杜月笙就一个一个地介绍，第一个是他的大徒弟陆京士，第二个也是他的徒弟，国民党邮电协会的朱学范，当时国民党邮电协会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没有杜月笙的牌子他们就活动不了。还有一个是陶一珊，是个黄埔学生，另外有个穿长衫的，就不知道是什么人了。杜月笙介绍，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要来别动队当秘书长的。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大汉，戴笠问：“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杜月笙说：“哎，你还不知道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志陆。”戴笠问：“是不是那个在广东郑学民手下当过师长的刘志陆？”杜月笙连声说：“就是就是。”　　他们来的人比我们的多。坐下之后，戴笠把电报给杜月笙看。杜月笙没有多少文化，只会签个名，戴笠只好把电报读给他听。　　杜月笙是从卖水果的阿三起家的，搞了很多徒弟，成了青洪帮的头子。那时上海申报的史量才（史良的叔父）很有野心，想自己搞个新党，很多次跟蒋介石谈判，没有谈成功，后来史量才在上海附近被刺杀。史量才一死，杜月笙就把史量才手下的文化人收拢到自己手下，把这些文化人安置下来。这些文化人喊出一个口号：“改造杜月笙”，要把杜月笙的流氓习气改掉，从一个流氓军阀，变成一个民族资本家，要杜月笙开银行，搞交易所，搞轮船公司，这样一来，杜月笙在上海就搞得很开，地位越来越高了。　　戴笠跟杜月笙怎么成的朋友呢？戴笠曾经对我讲，杜月笙走私鸦片的时候，被戴笠扣留了，当时杜月笙大发脾气，说戴笠这个家伙不给面子，就要暗杀戴笠。有人告诉杜月笙：你这样做不好，你得罪了戴笠这些人，他们也会暗杀你，那还搞得清楚啊？杜月笙怎么办呢？又有人给杜月笙出主意，说：“你送点钱给戴笠，把他收买过来，你起码拿１００万给他吧。”于是杜月笙送钱给戴笠，戴笠把钱退回去：“岂有此理，我是给委员长做事的，能要你这个钱吗？”杜月笙就更火了，说：“钱也不要，搞得我更没面子了。”章士钊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章士钊出了个主意：“戴笠这个人我认识，你不能用钱去买他，用租界的势力压他也不行，我给你拉拉线，你跟戴笠交个朋友，大家不必闹成这个样子。你请戴笠吃顿饭，我作陪。”章士钊办了一桌酒席，去请戴笠，戴笠对章士钊说：“你这个办法我不能接受，如果搞得委员长知道了，就要对付我了，这个饭我不能吃。”章士钊告诉杜月笙，戴笠不是摆架子，而是恐怕蒋介石处分他。杜月笙心事重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正在这时候，戴笠突然找章士钊，说要见杜月笙。杜月笙奇怪了，戴笠怎么要见我呢？这时，杜月笙的卫兵报告：戴笠已经在客厅等候。杜月笙赶快走进客厅，戴笠说：“我很对不住你，你送钱我没有收，请我吃饭我也没有来，得罪你啦。现在我们两个交个朋友。我们在南京成立了一个禁烟委员会，想请你当南京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卖鸦片把自己卖臭了，当上了禁烟委员会委员，你就变成了一个正当的人了。你为什么不走上这样一条光明大道呢？你又不是没有钱，何必卖鸦片呢？不要那样搞了。”杜月笙连连答应：“这个禁烟委员会委员，我当，我当，以后再也不卖鸦片了。”　　我们和杜月笙谈了一通，回到住处后，戴笠问我：“你对我跟杜月笙的关系是怎样的看法？”　　我说：“你们之间的事情我搞不清楚。”　　“现在我们组织别动队，又要和杜月笙搞到一道了。我们搞１万人的别动队，还要成立租界行动委员会，把杜月笙放在我们前面，让他当租界行动委员会的委员长，让上海的流氓为我们服务。”戴笠又说：“委员长给我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委员长要我掌握杜月笙，不让他当汉奸，如果杜月笙跟日本人搞到一起，上海就会一塌糊涂，租界也会更糟。现在杜月笙向我表示，决不当汉奸，不论上海处在什么环境，也决不走汉奸那条路。”戴笠这个家伙很厉害，他把杜月笙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别动队成立了。杜月笙很有心计，五个支队，其中三个支队都是他自己的人，还让大胖子刘志陆当总指挥，戴笠也不好说什么。　　戴笠对我说：“别小看杜月笙手下的这个刘志陆，很厉害呀，他把我们国民党的人都拉过去了。这１万人，我最多还能安两个支队进去，这一步我们没有防备，吃亏了。”　　我说：“你没有吃亏，我有个办法，你现在打个电报到南京，把黄埔学生中失业的都要到上海来，让他们向你报到，把别动队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队长都顶下去，这样，大队长、中队长、中队副不都是你的人了吗？”　　“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戴笠直点头。　　“还有，那些流氓怎么能够从军呢？你得安排班长，起码训练半年。”　　戴笠问：“班长又怎么来呢？”　　我出主意：“你找张治中，找张发奎，他们都能指挥很多人呢，在他们的部队里挑一些人，班长不就有人了吗？”　　“哎，你这个办法好，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我说：“在青浦、淞江这两个地方办两个训练班，挑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训练一个月，安置到部队当指导员。”　　戴笠说：“你很有办法啊，无论如何，请你当我的人事科长。”　　“我兼你这个科长可以，但是我不能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个上面，我还有任务啊，我就挂个名吧。”　　按照我的建议，这事情办起来了。　　过了几天，我对戴笠说，我要到浦东张发奎那里去一趟，我看要张发奎给我们搞３００个军士，不是正班长，副班长也行。戴笠说：“好好好。”　　我在跟张发奎吃饭的时候，说：“戴雨农先生要我跟你交涉一个问题，蒋委员长要雨农先生搞个１万人的别动队，队伍在一个月之内就要成立，主要是肃清上海的日本间谍，维持我们后方的安定，希望从你这里抽调３００人做骨干。”　　张发奎想了一下：“抽调３００人恐怕不行，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呀。”　　“那你就分两批好不好？先给我们１５０个，过几个星期再抽１５０个。”我同张发奎商量。　　张发奎说：“雨农先生的事情我一定完成，分两批好了，先给你们１５０个。”　　上海一战，我们失败了，陆京士跑了，朱学范也离开了，只有陶一珊坚持着，这个别动队全部归戴笠管了，杜月笙当个主任委员，实际上是空的。后来，这１万人的别动队对于收复上海起了很大的作用。第14章 对付郎本　　１万人的别动队，还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戴笠问：“这１万人的队伍主攻方向是什么呢？”　　我说：“我们有１０万人在前线打，你这个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　　“那组织这个队伍干什么呢？”　　我告诉戴笠，上海是作战的后方，到处都有汉奸，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把这些汉奸肃清，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戴笠感叹：“好困难啊，这个事情不好办。”　　我说：“你这个别动队不做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你这个部队装备也不行，去打仗一打就垮了。别动队不是在前方打，是在后方镇压，把汉奸肃清。”　　戴笠问：“怎么肃清？用什么办法肃清？”　　“办法有的是，我调查了一下，在上海，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谁也进不去海军俱乐部，另一个是同文书院，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　　戴笠跟我讲：“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我们没有内线，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最熟悉上海的情况。”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们要派人打进去。”从明天开始，你派两个小姐给我。　　 “给你两个小姐干什么？”　　我提出：“要懂日文，会照相，会骑马，会射箭，会打枪，派两个这样的小姐给我。”戴笠就找了两个在警官学校受过训的小姐给我。我把小姐调来了，说：“从明天起，我买个照相机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把同文书院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照下来，照完之后，你们就跟踪他，看他到哪里去，到哪里落脚，他到的地方你们也照下来。”这样干了几天，我就掌握了一些日本间谍的行踪。　　戴笠问：“那个同文书院有什么办法啊？”　　我跟戴笠讲：“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研究了，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回来一拷问，就什么都说了。”　　常到同文书院的间谍是几个教授，经过几天的跟踪，他们的住处已经被我们掌握。第二天，我们绑架来了那几个教授，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就什么都说出来了。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知道我们有个水井，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说日本人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后来，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我们就优待他们，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　　戴笠说：“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　　“什么三个头八个锅？”　　“就是没有办不成的事。”　　一天，我跟戴笠一起吃早餐的时候，戴笠问我：“念观兄，你认识不认识章乃器呀？”　　“不认识。”　　戴笠告诉我章乃器是七君子之一，从苏州监狱里放出来了，又说：“现在有个重要的事情，恐怕只有你出马才行呀。”　　我说：“你派给我的事情太多了，是不是啊？人事科长是我，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是我，程颂公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也是我，你又要把什么事放在我身上呀？我恐怕精力不及。”　　戴笠说：“明天一早，章乃器约我见面，不知他要讲什么，他说他要讲的事情很重要，你去跟他谈谈吧。章乃器那些人我知道，他们自有道理，你这个人事科长要负起这个责任。”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淮海路去见章乃器。一敲门，出来个女的，我不认识，就问她：“你贵姓啊？”　　她说：“我是《妇女杂志》的主编。”她反问我：“你找谁呀？”　　“我找章乃器先生。”　　“噢，我是章乃器的妻子，他打太极拳去了，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就行了。”　　我想《妇女杂志》社有个胡子婴，很著名的。就问：“你就是胡子婴吧？”她点头：“我就是。”我说：“《妇女杂志》登过你的文章。”　　她问：“不知道章乃器约你来要谈什么？他打太极拳去了，马上回来。”　　一会儿，章乃器回来了。我看见章乃器长得高高大大的，他问：“你是雨农先生派来的？你是干什么的呢？”我介绍自己是黄埔学生。　　章乃器说：“我在上海大学教书，现在日本方面有汉奸要找我，我处理不了，准备交给戴雨农先生处理，这三个汉奸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个女的到现在还没有露过面，男的一个叫程克祥，一个叫彭寿，都是江西人，都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们在日本那边当汉奸，现在想反戈一击，要爱国，为我们国家工作。他们找到我，但是我不了解他们，只有求助戴雨农先生。”　　我说：“我要跟那三个人见见面，谈谈话，才能够做出决定。”第二天，章乃器约他们来了，那个女的还是没有露面，我跟那两个男的见了面。我问他们是哪里毕业的，他们说：“上海大学。”　　我问：“为什么当了汉奸呢？”　　“我们上海大学毕业后实在没有工作，就到日本人那里工作。现在我们要爱国。”　　“你们是真心爱国呢？还是日本人派过来的？如果你们是日本人派来打入我们这里，你们就是罪上加罪呀，将来就没有好结果了。如果是真心实意，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希望你们反戈一击，不会亏待你们的。”　　他们说：“你这位先生说话好像很有谱，你负什么责任啊？”　　“我全部可以负责。”　　“你有那么大的权力啊？”　　我很肯定：“我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们就说了：“我们想过来之后成立一个文友社，以文会友，以记者的身份帮助你们做事。我们要求，第一，在法租界租个房子，有个办事机构；第二要辆汽车；第三，我们还要介绍两个女记者进来。还有，每月要两千块钱活动经费。”　　我说：“除了两千块钱活动经费我不答应你们，其余都答应你们。”　　“为什么两千块钱活动经费你不能答应呢？”　　“我还做不了这么大的主，还要回去汇报。不过你们说的那几个条件，我可以做主，汽车给你们一部，半新半旧的。房子问题呢，我们在法租界准备一栋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很能干的小姐，介绍给你们当记者。文友社嘛，在上海市政府备个案。”我问章乃器：“你上海市政府有熟人吗？”他说：“有。”　　回去后我向戴笠汇报，戴笠说：“他们要的那点钱，都给吧，给他们一个痛快。”戴笠又说：“这两个人我在南京见过，会打枪会照相。不过，给他们租的房子，你要找个最靠得住的人去当门房，监视他们的一切活动，看看他们搞些什么名堂。”　　我想了想：“有个黄埔第三期的王立，是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作战负了伤，成了瘸子，把他调来当门房。”　　“为什么调个瘸子呢？”　　“瘸子有瘸子的用法。”　　戴笠一个电报就把王立调来了。我告诉王立：“你来了，是我要来的。”他说：“我是一个瘸子，你把我要来干得了什么呢？”　　我说：“做大事。”　　“有什么大事可做啊？”　　我说：“这里有个文友社，你就专门看着这个房子，在里面当收发，我有两个小姐在这里出进，这两个小姐也交给你，归你指挥。这里住着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是程克祥，一个是彭寿，都是中国人，你注意他们的行动，他们一天到底干些什么。你自己不要暴露身份，你的身份就是门房，如果暴露身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他说：“我一定为国尽瘁。”　　后来，程克祥他们一直在搞日本的军事情况，并且及时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之前，我们把程克祥送到南京。之后他到了香港，给宋子文当新闻处处长，最后在香港被人暗杀身亡。　　还有那个日本俱乐部的事情怎么解决呢？有一天晚上，戴笠问：“你再讲讲那个日本俱乐部，你有什么办法进去呀？”　　“暂时还没有办法。”　　我就问他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他也说没有。　　戴笠又对我说，他要调一个参谋长到那个１万人的别动队去。戴笠说：“我看见王敬久师部的参谋长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我想把这个人调过来，给我当别动队的参谋长。部队里没个参谋长也不行。杜月笙安了一个总指挥，我安一个参谋长，不是好办一些吗？”　　我跟王敬久（黄埔第一期）商量，说要把他的参谋长调到戴笠这里来。王敬久很神秘地对我讲，我身边有个参谋长是日本留学生，我怀疑他是日本特务。他告诉我：“那个参谋长姓杨，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我最近发现他在上海租界，晚上经常有日本人看他，对他很尊敬，我当面不好问他，很怀疑他。”　　“噢”，我问：“那个姓杨的是什么地方人？”　　“是江苏人。”　　我说：“你借口吃饭把他请来，我有办法问他。”　　第二天，按照我的安排，请姓杨的吃饭，我问：“你这个参谋长是哪里毕业的？”他回答：“我在日本士官，后来在日本陆大。”　　“你是日本陆大毕业的，你的资格很高啊。你到我们一个师里当参谋长，不到将官，你愿意吗？”　　他说：“我们是国军，虽然是一个上校，到了战场上凭本事，如果我打几个胜仗，就升上去了。”（后来这个姓杨的在江北搞了十几万人，成了江北的汉奸头子）　　我说：“讲得好，讲得好。”　　我总在考虑怎样打入日本海军俱乐部。我跟戴笠商量：“海军俱乐部还是进不了，那个地方看管很严，有没有什么办法？”戴笠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说这件事一定要我去办。我说：“那我就盯着那个姓杨的，跟他研究研究。”　　我又约姓杨的见面，说：“我现在有个事情请教你，请你帮我的忙。”我说：“那个海军俱乐部都是日本特务，我想打进去，很困难。你有没有认识的人？”　　他说：“有啊，跟我同学，日本陆大毕业的，这个人叫做郎本实仁，是个少将，那时５０岁，比我大２０岁。”　　我说：“哦？你认识这个人？”我记起戴笠前几天拿着几份从北平、天津来的电报给我看，说是日本的一个少将郎本实仁到了上海，这个日本少将过去在东北、北平、天津等北方地区活动，会说一口天津话，是个中国通。　　我问姓杨的：“你跟郎本实仁的关系怎么样？”　　“我跟他的关系嘛，我也不瞒你了，我已经打湿脚了，你还站在岸上。”　　“好不好把那个郎本实仁介绍给我见见面呢？”　　“可以，我约他一下吧。不过，你见他，拿什么话跟他说呀？”　　我说：“没问题。日本人打上海已经打了两个月，蒋介石出动了７０个师，也打了两个月，他打不下我们，我们也打不下他们，是个持久战，消耗战。”　　他说：“你这样一说，可能郎本实仁要找你了。你是不是有任务啊？”“我现在没有任务，看跟他接近得怎么样，我就有任务了。”　　姓杨的跟郎本说了这事，郎本说：“噢，这个人，见见面。现在我们打上海打不下来，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如果上海打不下来，这个问题会提到九国公约会议上讨论。如果九国干涉，我们在外交上失败，我们这个战争非停下来不可，一停战，我们就大失特失了。”　　日本人很着急，我估计到这一点。没过几天，日本人找姓杨的约我见面。姓杨的对我说：你到静安寺１００弄１０号，开门之后有个日本女子引你上三楼，就可以跟郎本见面了。你敢不敢去？我说静安寺路在英租界呀，为什么不敢去呀？我想他也不敢杀了我吧。　　我把这个话跟颂公说了，跟戴笠也说了，他们讲，日本人狗急跳墙了。打不下上海，他们着急了。这个时候，他要准备见你，你大胆地跟他见面，他没路可走了。　　按照约好的时间，我就去了。静安寺路是英租界，背后有条河，我们布置了很多警戒。日本人要抓我是不可能的。我到了１００弄１０号，就叩门，出来个很漂亮的日本小姐，她问我：“你是李将军吧？”（我化名李文焕，自己封了个将军，实际这时我是上校）　　“你怎么晓得我是李将军？”　　“我们的郎本将军已经告诉我你的大名了。你叫做李文焕先生，李将军请三楼谈吧。”　　日本小姐把我引到三楼，我一看客厅很大，很多外国酒啊中国水果啊摆了一桌子，跟郎本一见面，看见他个子不高。大约五十多岁。他拿出张名片递给我：“郎本实仁。”我想这个家伙很慷慨呀。一个高高胖胖的日本人来了，也送张名片给我，我一看，是日本的一个宪兵大佐，名字叫做“松正宜”。我说：“噢，你是要人啦，在日本人里面升到一个大佐很不容易呀，你再跳一步，就到将官了。你是属于文官范围，比武官高啊。”还有一个人没拿名片，我就问：“这一位呢？”他们说：“这是我们部队里搞政工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人，我就不理他们了。好多的水果、酒，我也不吃，恐怕酒里有什么催眠剂。郎本看见我不吃，就拿水果掰一半给我，另一半他自己吃，看着他吃完后，我就跟他讲：“我头一次到你们这里见面，你们日本人的习惯太不好了，有好多人一见面就出不去了。我不吃你们的东西，你们也不要难为我。”我跟他讲实在的话，他自己也笑。　　坐下后，郎本说：“今天来，就是见见你，表示认识了，也不谈别的问题，我们要送点礼物给你。”我听他这么一说，就说：“那我就告辞了。”他们几个人把我送出１００弄１０号时，把一包用报纸包着还系着蝴蝶结的东西，往我汽车的座位上一放，说：“小小的意思。”我判断，这不会是别的东西，一定是钞票。如果要害死我，扔个定时炸弹，那下次就不会同我见面了，他们毫无所得。　　我们住的地方，是杜月笙的一个公馆，杜月笙送给我们作办公室的地方。我一到住地，看到荷花池，拿出那个包，摆在荷花池旁边。　　已经很晚了，戴笠还在等着我，还有好几个小姐等着我。他们说：“今天好危险啊，我们怕你回不来了，把我们急得不得了。你回来了，好了好了。”　　我说：“雨农先生，我临走的时候，日本人说小小的意思，往我汽车座上扔了一包报纸包的东西，捆得很紧，我放在荷花池那里，没有带进来。”　　戴笠就急了：“你是个书生！你是个书生！那一定是定时炸弹，你还拿回来干什么？一炸就炸掉了！”　　我说：“他们头次跟我见面，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就把我炸死啊？没有那样愚蠢的人嘛。”　　戴笠就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时，余乐醒进来，问怎么回事？我说：“乐醒哪，日本人送了一包东西，雨农先生急得不得了，怀疑那个纸包里面有炸药，你是个专家，怎么对付这个纸包？”余乐醒是戴笠手下的专家，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拿三百多块钱。余乐醒说：“这个好处理，我去处理。”　　戴笠连忙问：“你怎么处理？”　　“我拿个引爆的东西，看看里面是不是定时炸弹，我在隔壁一引爆，它不就爆炸了吗？第二，我准备一块石头打下去，碰炸。如果也不爆炸，就没有问题。第三步，我就用剪刀把绳子剪开，慢慢地打开，就晓得是什么东西了。”　　他这个人还有些办法。后来，按照这三个步骤做，他就跑回来了，他说：“这包里是１万块钱！”　　戴笠也笑起来了，他说：“我过去还没有做过这样危险的事情。”他又对我说：“我太急躁了一点，话说得重了一些，你原谅啊。”　　后来，戴笠要把这１万块钱给我，我向戴笠讲：“国家正困难的时候，南京的钱还没有来，我们这里马上就要开销，我一个都不要。”我说：“我是为要你这个钱来的吗？我文强不是那种人。”　　戴笠和我两个人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戴笠想不出什么特别好的主意，就要我讲，我说：上海“八·一三”已经搞了个把月了，日本人打不下上海，我们７０万人作战伤亡很大，我判断日本人很着急，怕我们借助九国公约的力量从外部打击他，还有１０天九国公约就要开会了，日本人很可能想抢先一步把上海打下来。我预料郎本实仁可能会提出很多难题，让我们办。”　　戴笠问：“你预料是什么难题呀？”　　“我预料，他们要拿钱收买我们当汉奸，替他们做事，他不是送了１万块钱嘛。”　　那时的钱很值钱，１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戴笠说：“这个见面礼很大。”戴笠又问：“明天还跟郎本实仁见不见面呢？”　　“还见。”　　“怎么见哪？”　　我说：“在日本租界见面。他们有一部汽车，汽车上带着一个红球，一看见有红球的车，就是他们来接我们的车。也可能他们会提出一些实际问题，比如上海有多少兵力，防守的重点在哪里，等等。我们要做些准备，沉着对付他们，引他们上钩。”　　戴笠问：“你的车又怎么办呢？”　　“我的车也挂个红球，停在附近。两个球对上号，就算接上头了。”　　戴笠说：“你要好自为之啊，看你怎么对付他们。”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方式，我上了郎本的车，到了海军俱乐部，跟郎本实仁又见面了。一见面，郎本说：“你这个人说到做到，什么也不怕就来了。”他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很复杂，希望这个战争早一天结束。我说这个战争是你们带来的，又不是我们打你，既然打不赢，赶快把兵撤回去。他点头哈腰：“是，是。”我说：“我们国家当然不能跟你们比了，你们工业发达，但是，你们的人口只相当我们四川省一个省的人口，这个战争打长了，不见得对你们有好处，你们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郎本说，“你讲的是事实，我们大日本的政策是天皇决定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你们是一个大国，我们日本这个岛国比你们小几十倍，但是制海权在我们手里。你们是陆地大国，我们是海军大国，我们并不次于你们，我们还要发展空军，空军厉害呀。不过，现在九国公约国际会议快要开了，看来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坏了。”　　我说：“那又怎么办？你对我有什么话说？”　　他提出好多问题，第一个是要我们暗杀宋子文，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外交部长。第二是要我们到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拒绝了。我说：“你们这是什么主意呀？要把我们国家的外交部长杀掉，引起外交混乱，问被谁杀的，我们又不能说是你干的，你就把我看得那样简单？”　　这样一来，郎本说：“那没别的好办法。”　　我说：“坏事都让我们来做，好事都归你，你们日本人太坏了。”　　郎本实仁看我挺硬，就说：“好吧，这两个办法取消。”接着就要我们的上海防守分布图，他说：“你们有多少兵力？怎么布置的？这些情况我们都需要了解。你如果把上海防守分布图给我们，我们一次送２００万块钱给你们。”　　“我们送的图你会相信吗？如果是个假东西呢？你不是上了当吗？”这就叫做先发制人，把他们的口给封上。　　他就讲：“希望你们先送来，我们一次拿４００万出来。”又加了２００万。　　“汉奸钻到我们内部，可能了解一些情况，我是个正规军人，是个少将，跟你们见了两次面，就把我什么都买过去了，有那样简单的事情吗？这样吧，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关头了，你们开的价已经开到４００万了，我回去再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我们有个东西交给你。”我离开的时候，郎本追上来，又送了我五万块钱。还要我告诉他一个电话号码，说三天以后在什么地方见面，再通知我。　　我回去后跟戴笠商量：“现在九国公约要开会了，他怕在外交上失败，就提出来要杀宋子文，我拒绝啦。再有，让我们在九国公约会议活动的地方放几颗炸弹，我也拒绝了。他又向我们要上海城防图，我答应回来写个东西交给他。”　　戴笠又着急了：“搞个假东西给他，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再说搞假的，也不容易搞啊。谁个能搞啊？”　　我出主意：“今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参谋中挑几个人，让他们写些自己知道的情况。他们只知道是考核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做什么用。每个人至少给５０块钱吧。”戴笠同意，我就挑了五六个参谋。这几个参谋跑来问我：“今天晚上戴先生请我们吃饭，还出几个题目叫我们考试，他怎么想起要考我们呢？”我说：“那你们不要管。你们硬着脑筋写吧，他要做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那天晚上搞到很晚，一个人写了一篇，我拿给戴笠看了，写得好的，打了个圈圈。戴笠宣布：“今天晚上你们辛苦了，你们写得都很好，不分等级，请你吃顿饭，一个人送５０块钱。”　　我对戴笠说：“三天后我就拿这些去跟郎本见面。”　　戴笠说：“非你去见不行。”　　我又去见郎本。郎本问：“你们写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吧，带来了没有？”　　 “带来了。”　　我没有料到他们还有问题，郎本说：我们讲好拿４００万块钱出来，可是这４００万块呢，要打一个六折，就是１００万只能给６０万。我问：“为什么要打这样大的折扣啊？”　　郎本说：“我们是为天皇服务，假如你们写的这个东西是假的，我们就剖腹自杀。我们死了，我们家里的老小还要吃饭，所以我们要扣下一些钱。”　　我说：“你们把我看得这样小啊，站在我们这边看，这是国家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出卖给你了，４００万还要扣这么多。我们是看国家，你们是看天皇。”他们的样子很尴尬。　　七说八说，扣了三折。我说：“就三折，这个钱就给我带回去吧。”郎本又说来不及准备，这么多钱，要作三天的准备。我说：“来不及了？那到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我又去了，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　　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后来，郎本他们以为我送去的东西是真的，又找我谈，说他们还可以加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在日本正金银行取款。郎本把门关得很紧，说钱多拿一些可以，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搞不好要剖腹自杀。这钱，就一半一半。　　我说：“这个事情办不到。什么剖腹自杀？你浑水摸鱼，应该给的你不给，还搞掉一半。”他们也不作声。后来，他们给我开了一张４００万的政金银行的取款单，说：“恐怕三天之内还取不到款。”我就晓得这个钱他们是搞假了。　　我回去跟戴笠商量，说：“这个事情搞得不好，我就活不成了，他们要把我干掉，我从他们说话的神情中已经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