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们走得光明磊落，我们不是叛变共产党，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找到杨尚昆，向他们申诉，可能还有挽救的余地。” 我写了一封信留下：“罗世文同志：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我还写了一句外国话。署名“文莱之”。我那时在四川党内叫做“文莱之”。 我们顾不得拿行李，只带了牙刷。我带着周敦琬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船，顺江而下。先到江津周敦琬的大姐家里隐藏了一个时期，找大姐要点路费，大姐送了５０块钱，当做路费。路上遇到土匪，把５０块钱又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找周敦琬二姐，二姐也缺钱，给我们凑了４０块钱。这样，我们才离开重庆，到了宜昌。在宜昌呆了两天，后到了上海。这时是１９３１年年底。 到了上海，好不容易找到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里面就是不答应，说话的声音也没有了。我们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我们的声音，就是不理。 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里面塞出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 我就猜了，是到苏联去？ 周敦琬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呢，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琬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再慢慢找吧。”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看得很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王明路线的立场呢，如果他们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来呀，就是自投罗网。”我们两个抱头痛哭。 我说：“革命革命，革到共产党要杀我，国民党也通缉我要杀我。革命革得这样了，走投无路了。”周敦琬也很着急，我还有个家可以回呀，她连家都回不了了，我就对她说：“我父亲是个很仁爱的人，对我很好，对共产党他也不反对，咱们回家吧。我和父亲讲讲，你是个大学生，给你介绍一个工作，没有问题。”第10章 回家的日子 回到湖南老家那一天，天下着大雪。一到家，我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才４７岁。父亲看到我：“你可回来了，家里境况很不好，你妈妈死了，一个妹妹也死了，还有个弟媳妇也死了，孙子也死了一个。你们回来了，多了两个人啊，我养活你们。”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父亲问我了：“你好多年不跟家里通信了，现在忽然间跑回来了，你这么多年在哪里，干什么啊？我不了解，你向我说点真话吧。” 我就跟妻子商量，我说：“父亲的话很有道理，我准备跟他全讲真话。共产党里面我也没关系了，国民党那边也通缉我，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啊。” 我对父亲说：“今天您这样问我，我也不好再骗父亲了。国民党通缉我，要杀我，共产党是王明路线，我也活不成。”我向父亲坦白了。父亲望着我笑了笑，拿出一张报纸：“你看看报纸。” “报纸上有什么？” “你的事情哪，报纸上登啦。你的叔父拿回来一张四川的报纸，你看看，你是个共产党，还是共产党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你的名字是不是改了？改的叫‘文莱之’呵？你看看。” “不错，这是我，不过现在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了。” “这样吧，我来安排，你的妻子是个大学生，是个外省人，我现在办了个女子学校，让她到这个学校代替我当校长，乡下人看到我的媳妇回来了，一下子就当了校长，不是有点地位了吗？乡下人哪，觉得她有地位了，人家就不多心了。”我妻子很感激，说：“你父亲为人很厚道。”她就当了校长。 父亲安排我走亲戚，说：“你去走亲戚，姑母姨母家去转转，转个把月两个月，看环境怎么样再说。”我们的亲戚都是门当户对的大地主官僚家庭。 过了一个多月，父亲把我接回来说：“乡下人对你的看法不错，你拿着我的信到城里去，找到我那些朋友，当个中学教员或者小学教员都可以，当记者也可以，拿着我的信，他们会安排的。” 这时，周敦琬的姐姐来信，要她到北平去，在中学当英文教员。周敦琬就到了北平。她临走时，我对她说：“我们两个要以共产党为友，不以共产党为敌。我们两个人来一个君子协定，不管你干什么，不管我干什么，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我拿着父亲的信到了县城里。找到我以前的中学同学，他说：“你回来的好，就在我们这里任职吧，你的程度我很晓得，当个中学教员没有问题。”我说：“随便你们怎么安排都行。只要有饭吃就行。”他说：“你是军人出身，给我教体育。”我说：“教体育就教体育吧。你们的课程，我都教得下来，你们缺什么，我都可以代理。”这里是湖南长沙的三里街，有个清真寺，在清真寺里办了个“敬信学校”，是个高级小学，我就在学校里当起了教员。 我没有那么多课，很闲在。这时，淞沪战争爆发了，十九路军在上海打日本。我写了篇稿子，哪个报纸都想要，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很有爱国思想。 我的小文章在报纸上一登，我在长沙就出名了。长沙《岳麓日报》的一位老先生跑到学校找我。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教体育，我问：“你这位老先生找谁呀？” 他说：“我找一位没有见过面的人，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长沙各报都登了。这个人现在有名了。” 我问：“他姓什么呵？” “姓文，叫文浮生。” “就是我。”那时我化了名了，叫做文浮生。 他把我看了一下，那时我只有２５岁。他很惊讶。 “看你那篇文章，起码三十多岁的人才写得出来呀。不晓得你这样年轻，就写得这样好的稿子。” 我把他请进屋，坐下谈了一阵，他说：“我想请你去报社当个特约记者，每个礼拜写一篇文章，写出来送给别的报也可以，但是，要先送给我这个报。” 我说：“那也可以。” 他问：“你在这里当个小学教员有多少钱呢？” 我说：“不是为了钱啦，我在这里当小学教员是尽义务，挣２０块钱。” “太少了，你给我当特约记者，每个月给你６０块钱。” “６０块钱？比这里还要多４０块钱。” 后来我就告诉我的那个中学同学：“我当个特约记者，你们这个钱不给我也可以啦，我有６０块钱啦。” 他很奇怪：“６０块钱？当个中学教员还拿不到６０块钱呢，待遇很高呀。” 我很高兴，马上写信给周敦琬，说你回来吧，我这里学校有２０块钱，再加上６０块钱，你不做事也有饭吃，你回来吧！她回信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 大概不到半个月，又来了一个人，西装革履，是《建设日报》的社长，他要请我到《建设日报》当副主编。 我说：“副主编？我没有干过这个事呀，什么叫做副主编呀？我不知道。你不要把我的能力估计过高，办不了事情会害了你们。再说我已经在《岳麓日报》搞事情，再搞恐怕忙了一点。” 他说：“你还是教你的书嘛，不用住到我们那里，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注意一下我们报纸上的社论，给修改修改，有事情你就可以不来，我有事情出去也好有个人托付啊。” 我一想：“那也可以呵。可是我没有干过这事情呵。” “报馆的事可以慢慢熟悉，你先试试看，你如果干得好，就请你当总编，你愿意干别的事也行。”我答应下来了，负责在报纸上写社论。 过了些日子，他又找我来了。“你的社论写得很好，给我们报纸添了光彩。每月给你１００块钱工资。” “《岳麓日报》已经给我钱了。” 他说：“《岳麓日报》是《岳麓日报》，不要扯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大报，就照这个发吧。” “《岳麓日报》给我６０块钱，你给我１００块钱，我一生没有拿过这样多的钱呀。” 我又给周敦琬写信，说你赶快回来，我忙得干不了了。现在我当副主编，每月又给我１００块钱。 周敦琬回来了。她挺有脑筋，说：“我们自己搞个通讯社吧。”还有人也这样劝我。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很多同学探讨这件事情。 有一天，我出去遇见一个姓谢的朋友，他是湖南大学的学生。他说认识国民党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冯运宾，此人在湖南很有实力。假如去找他，办个通讯社备案就容易了。姓谢的同学后来跟冯运宾一讲这事，冯说：“你讲的这个姓文的我不认识，倒是读过他的诗。这样吧，我的一个朋友办了一个通讯社，现在他正在上大学，没有时间搞，让姓文的去见见他吧。” 我和那个人见了面。他办了一个通讯社，叫“少年通讯社”。他正在读书，大学还差两年呢。 他说：“我没有时间发稿，如果再有两个月不发稿，通讯社就要被撤销了。就把这个通讯社送给你吧。” 我说：“主权还是归你，你什么时候要收回，我就还给你，等于是借给我。” 他说：“那也行啊。” 一搞通讯社我就忙了。我叫妻子不要教书了，给我当副社长，又请了几个青年人当记者，后来老家有个女孩儿来看我，写了篇文章，挺不错，也留下来当记者，还有个老弟也来了（这个老弟现在还在台湾）。通讯社里男男女女都是年轻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通讯社。 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拍了一张风华正茂的照片。１９７５年，我特赦之后，当年的一个年轻记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弟弟找到我，说：“我哥哥临死的时候，交了一张照片给我，让我保存到底。‘文革’很乱，我就把照片放在桶里，用漆封好，在地下挖个洞埋起来。现在交还给你。”我一看，正是当年我们少年通讯社几个年轻记者一起照的那张照片。 少年通讯社搞了五年，在湖南就有点名气了。 湖南有势力的通讯社有八家，称为“八通”。“八通”联合在一起欺负其他的通讯社。其他的通讯社找到我说，你是少年通讯社社长，有主意，要把“八通”搞掉。我说暂时还不能，否则“八通”先把我们搞掉了。但我在考虑这件事。后来我提出搞一个“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我对其他的通讯社说：“你们不要急，我来筹划。至少拿过来四家大报，再拿过来几家小报，在长沙支持我们，就能够搞起来了。” 我的一个叔父是《全民日报》的社长，他说：“我支持你，我给你联络湖南的《大公报》，然后再联络几家，条件是要把那些名人摆在你的前面，你这个资格拿不出来呀。”我说“那更好啊。”一下子，拉过来六家大报，有《大公报》、《全民日报》、《民国日报》、《国民日报》、《建设报》等，小报拉来了十几家，我们成立了理事会，我当了理事长。在长沙召开“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冯运宾对我讲：“何键是家派，我们是野派。” “八通”在湖南扰乱社会，扰乱正义，我想要对付他一下。我对记者们说：“我们要团结一致才有力量，然后我们对‘八通’发动进攻，只有进攻，才有胜利。”湖南有个律师会，律师蒋伦楷是个著名人物，从日本留学回来，很扶正义，在法律方面是湖南头一把交椅，是长沙律师会的会长（我离开湖南几年后，他就去世了）。黄兴的大儿子介绍我跟蒋伦楷见了面。过后，蒋伦楷对黄兴的大儿子说，你介绍的那个姓文的，很讲正义，不愧为文天祥之后，和我很谈得来。我知道蒋伦楷对我印象很好，就跑去对他说：“长沙记者工会是何键办的，是我们湖南的一个毒瘤，应该把它割掉。” 蒋伦楷问：“你有什么消息？” “长沙有‘八通’，另外还有二十多个通讯社，一共三十多家通讯社，那‘八通’包揽一切，做尽了坏事，我们奈何不了它们。” 他说：“我们把其他的通讯社团结起来，这是一股力量，你们起来搞，打倒‘八通’，现在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现在长沙成立市政府筹备处，何键的一个侄子何元文是市政府筹备处处长，这个人受过新式教育，是回国留学生，他借何键的势力来做官，叫我跟他一道做事。我介绍你跟他见见面。” 我们的“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开始活动了。“八通”知道后说，“你们没有用的，谁能把我们扳倒啊？”他们是说大话，我们是办实事，我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牌子挂在我住的屋子门口。牌子一挂出来，税务机关来了，还有一些大机关也来了，说我们是非法机关。 我问蒋伦楷：“他们说我们非法，怎么样才叫做合法？” 他说：“不要怕，我们去找何元文。” 何元文说：“你们‘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归市政府筹备处，全省的记者都要到你们这里来报到。” “做得到吗？”我问。 “做得到的，你们已经正式成立了嘛。”何元文又说：“你是全省的，我是长沙市的，你比我大嘛，是一个省里的大机关咧。”他给我写了一封公函：长沙记者工会即日撤销，所有新闻机关的人事关系和一切事务归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管辖，他说：“把你们的大印盖起来。” “八通”里一些人跑到我这儿来求我：“我们都是长沙人，高抬贵手。”我说：“这是大家的事，是市政府筹备处要撤销你们，又不是我要撤销你们，你们找政府嘛，找我有什么用呢？”很快，“八通”内部分裂了，只剩下“三通”了。 我又遇见了一件事。我在《岳麓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湖南各家报纸都要转载。文章的意思是说，湖南社团办事处到处转，每家每户都要出钱，商店里出的更多。 长沙社团办事处是怎么来的呢？还得从彭德怀打长沙说起，那时长沙是一座空城，城里没有队伍了，为了维持秩序，就成立了二十多个社团的联合办事处，而且武装起来。后来何键的兵来了，彭德怀撤走了。社团办事处在非常情况下成立，没有备案，是临时性的组织。但社团办事处权力很大，在长沙很有名，一切事情都包办。上海战争爆发后，他们借收爱国钱来发财。我在文章里写：“未曾抗日先伤股，不出钱的打屁股，打完之后再出钱。”这篇文章搞得全长沙都知道了，小孩子们到处唱。刘文焕问：“这是什么人搞的？”手下说这是文浮生写的文章。“文浮生是什么人啊？”手下答：“是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理事长。” 二十多个社团联名告到地方法院。我去找蒋伦楷：“又出问题了。我写了篇东西，有人告了我。法院要我出庭，我是被告啊。” 蒋伦楷说：“我还不太了解情况，一下子答复不出来，你把报纸和有关的材料给我，我研究研究。” 过了几天，蒋伦楷找我：“你是一个人出庭，他们是２４个人告你，出庭的势力比你大得多。咱们这样，跟二十多家通讯社联络，让他们派代表旁听，这样一来，你的人比他们更多。” 我没有把握：“这个官司打得赢吗？” “打得赢”，他说，“你写得好，为民请命哪。法律不是空的，一要有人证，二要有物证，没有人证物证就是空官司，打不赢的。你回去把湖南登你这篇文章的报纸都找来，剪下来贴好，开庭的时候把证据送上去，不要多说话，只说是为民请命，希望依法处理。我替你辩护。” “这些报纸哪里有呢？” “我们这里有报纸，多找几个人，翻嘛。” 我把登我这篇文章的报纸找齐，把文章剪下来，贴了两大本。 开庭时，法官说：“被告文浮生，他们告你诽谤、造谣，侮辱了他们团体的名誉，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你有什么要申诉的吗？有人证物证没有？” 我说有，请允许我呈上来。我说我报道的都是事实。法官看了我剪贴的两大本，宣布暂时休庭。 继续开庭，法官说：“记者文浮生搜集的这些剪纸，一共有一百多篇，所写都是事实。原告是非法组织，敛财是事实。明天继续开庭，我们会依法办事。但是，对于你们这些社团，有两句话你们回去考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些原告弄得没有面子，心里嘀咕明天怎样宣判呢？ 第二天，法庭宣布：文浮生无罪，文浮生代表新闻界为长沙人请命，做了一件好事，这样一宣布，旁听的记者都站起来鼓掌。 原告那些人不服，还要上告。蒋伦楷对我说：“他们上告，告不赢。不过你也要釜底抽薪，马上写个东西，以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名义发出去。再去找何元文，这些社团也归他管。”我就打电话给何元文，说社团联合办事处是非法机关，何元文说：“撤销！”何元文一批，就把社团联合办事处撤销了。 这场官司打赢后，大家都想见见我。《妇女报》过去一直看不起我们少年通讯社，现在也要跟我见见面。妇女联合会里面都是些国民党元老的夫人，地位挺高，我一去，她们说：“真是少年英雄哪，你的官司打赢了，我们也敢说话了。” 这一年，日本派了兵舰到湖南示威，一直开到湘江里头，何键怕出事，就派了自己的一个机要秘书和一个报社的社长，给日本人送礼物，拍日本人的马屁。那天，有两个记者跑到我这里来说：“何键这家伙给日本人送礼拍马屁，我们湖南人向来是不怕外国人的，何键拍马屁，把湖南的省格也失掉了。”我说：“也失国格啊。” 他说：“你得站出来说话呀。” 我说：“我们要爱国嘛。你拿一支笔来，我们要代表湖南人，代表中国人出来说话。请你们两位动笔。” “只有你写，我们还敢写啊。” 我就写下一个题目——“湖南当局的荒谬言论”。指责何键，但没点何键的名，只说湖南省当局不应该拍日本马屁，向我们的敌人送礼物，还说些不要人格不要省格的话。文章后面落的是我的笔名“文浮生”。 第二天，报纸上刚刚登出来，省政府就知道了。何键派他的秘书长易侍州，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进门就喊：“你们这里哪个是少年通讯社的社长，又兼《建设日报》的主编？” “就是我。” “噢？省主席特别派我来，你写的一篇文章污辱了我们的省主席，命令你明天更正这篇社论，如果不更正，后果由你自负。” 我就喊：“你这个秘书长我早就晓得，你和我们的何主席都是秀才出身，今天我听你这话呀，你跟何主席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他一听就火了：“哎，你指责我跟何主席一点儿法律知识都没有，是什么道理呀？” “社论代表我们报纸的立场，从来没有听说有更正报纸社论的，这些你都不懂哪？” “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法律知识，我们是没有研究。”他又说：“你这个态度不对呀。” 他站起来要走，我就上前送他，他把我一拉，拉到他近旁，说：“你这个话我回去不好答复我们的主席，请你当面答复他，你到省政府去一趟。” 我没办法了，去吧，就跟着到了省政府。他说：“你等一下，我进去报告。”一会儿他出来说：“主席请你进去。”我一进去，何键“啪”地在桌上拍了一下：“你就是那个报纸写社论的吧？”我说：“不错，是我。”他说：“让你更正，你不更正，还骂我们没有法律知识，你怎么是这种态度呢？”我说：“这种态度是我们报纸决定的，我是《建设日报》的主编，我的立场是代表报纸的立场。新闻可以更正，社论不能更正。” 何键说：“你想找麻烦？你现在回去，如果不更正的话，后果自负！” 我想：“要抓我？”我就回来了。我们那些同仁说：“啊呀，这个事好麻烦，那个家伙可厉害呀，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你暂时离开一下吧。”到了晚上，来了一伙人，把报社封掉了，臭鸡蛋砸了一屋，搞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跑到乡下见到父亲，把这个情况向父亲谈了，父亲出主意：“现在湖南的权力都抓在何键的手里，你过去是共产党，可能他还不晓得，他如果晓得你过去是共产党，你就活不了了。你就离开湖南吧，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又赶紧回到城里，买张火车票，准备到杭州去。 后来与我的新闻事业有关的事情是，几年以后，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难”大会，要各省选代表参加。这时我已经在国民党军统，忽然接到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的信，说我已经被选为出席“国难会议”的代表。我回电报，说我现在另有职务，湖南我回不去了，南京也去不了，你们还是从常务理事会中另选人去吧。戴笠看到这封信问我：“你还在搞新闻工作吗？”我说没有，是他们推选我当“国难委员”。戴笠说：“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１９３８年，范长江跟着周恩来到了湖南，范长江说：“我在湖南新闻界没个立足的地方啊。”我在南京知道了这件事，就告诉我在湖南的新闻同仁：“你们把‘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这块招牌送给范长江吧。”范长江接受了，“湖南新闻事业促进会”以后是范长江接手来搞了。第11章(缺失)第12章 我在“八·一三” １９３６年，我在杭州警官学校当指导员，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日本皇道派偷袭了日本首相，把外交大臣、财政大臣杀死了。这时，戴笠到了杭州，见到我说：“日本人很快就要打中国了，我们校长已经有个１０年计划，要把我们自己的军队整理好，办这个警官学校，就是要把情报队伍搞好。要搞１０年，准备跟日本人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破破烂烂的队伍，打日本人是打不赢的。”戴笠还说：“现在我们在上海、江阴、无锡这些地方，修马其诺防线。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马其诺防线。”我听了这些情况，也不太懂。 有一天晚上，戴笠又从南京来了，他向我提个问题：“文学家啊，你当这个大队指导员，你认为行不行呢？” “还适宜。”我又说：“雨农先生，日本发生政变，他们偷袭首相，把财政大臣都杀掉了，这个政变搞得很厉害呀，这个少壮派将来会成为我们的大敌。” 戴笠说：“你这个人很能干，看问题看得很高，我想要成立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你看怎么样？” “噢”，我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会呀？现在报纸上不是登了吗？日本的皇道派搞政变，就是为了打中国。” 戴笠说：“现在皇道派胜利了。校长的１０年计划还没有完成呢，日本就要动手了。我想请你专门研究日本问题。” “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大事呢。不过，我们这里政治教官和日文教官都有。” “我看你能力够。研究日本问题，我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龚德伯，他经常写文章，一个在我们校长身旁，叫王芃生。他们两个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你一出来，我就有第三个了。” 我说：“他们都是专家，在日本留学多年，我怎么能跟他们比，成为第三个人呢？我只能跟他们做学生。” “你先起草一个办法，第一要有个名称。”戴笠说。 我想了想：“名字就叫‘日本问题研究会’，基本成员呢，是我们警官学校的教官。” 戴笠表示同意：“对对对，就这样定了。” 我问“还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呢？” 他说：“我告诉参谋总长程潜，在他那里立案，我已经跟他商量了，他说人选问题最好是那个文强。参谋总长讲他愿意由一个黄埔学生负责研究日本问题，我对参谋总长说，我这个警官学校里，英、日、法、德十几个国家的教官都有，研究日本没有问题。对了，你这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也搞些外国人参加，有一个德文教官，是个女的，很能干，还有个王作化，是日本毕业的，对日本最熟悉了。你以他们作基础。你担任会长。” 后来，戴笠的秘书长也跟我讲：“戴老板看中你呀，他先已经跟我们讲了，要你研究日本问题，你不要失掉这个机会，学问一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成为专家了。” 我在警官学校里发动当教官的黄埔学生，自愿参加“日本问题研究会”，结果大家都愿意加入。于是，我当了“日本问题研究会”会长。 “日本问题研究会”成立后不久，南京成立了一个警官学校，浙江省杭州市警官学校撤销，并入南京中央警校。当时我在西湖边遇到程潜，他要我到他那里做事，后来见到戴笠在杭州警校工作，也一直与程潜保持联系。这时两个警校合并，我到了南京，就去看望程颂公，对程颂公说两个警校合并了。程颂公对我讲：“现在我们军队的情报制度，应该改变。我这里要办一个训练班。甲种训练班专门管作战，乙种训练班专门管情报。这是学德国的。我这个训练班教官的名单上有你。你现在是个什么官阶啊？” “我在警官学校没有定官阶，发的工资是每月１５０块钱，相当中校。” 他说：“工资太低了，给你个上校军衔。按军事方面规定，上校就是高级参谋了，这样你就可以随时见我了，怎么样？” “那我当然高兴了。我的上司是什么官衔呢？” “你的上司是第五处处长郑介民，还是个少将呢，教导主任是余乐醒（沈醉的姐夫），是个上校。” 这样，我到南京当了参谋本部的乙种训练班的训政主任。我一到差，嗬，看到很多中校、上校，包括留过学的，都调来在训练班受训。 程潜到训练班来视察，我跟程颂公讲，我另外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程潜问。 我说：“我在杭州警校成立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雨农先生让我做会长。现在我到了你这里，其余的人都到了南京警校，这个研究会摆在哪里呢？” “哎”，程潜说：“就在我这里嘛。我派几个人来加入你这个会。” “我们这个会放在你这里，我们不够格呀。” 他说：“你不够格，我也不够格吗？有我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把日本问题研究会搬到了参谋本部，程潜把戴笠推荐的龚德伯和王文生也找来了，我就拜他们为老师，让他们介绍我读些什么书。 ８月１３日这一天，日本人用飞机轰炸南京，上海也打起来了。在这之前，日本人跑到我们在上海修的飞机场去捣乱，那些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开枪打中国人，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去，说日本人到我们飞机场了，还开枪打我们的人，问怎么办，蒋介石下命令说：“他打，我们也打！”我们的部队就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说是中国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国人身上。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打他，但是我们打了！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丢到海里去了！就这样，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后，在上海就打起来了。 日本人首先打上海的白龙港，白龙港是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岛。他们要在白龙港登陆，打入上海。我们有最大的兵舰防守在白龙港，日本人没有得逞，每次一打，都失败了。日本人没有办法在白龙港登陆了。这个战争打了好久，我们动用了７０个师，约７０万人上阵。从“八·一三”开始，中国跟日本打了三个月，蒋介石把他所有的力量都拿出来了，把在美国训练的教导总团也拿出来了，胡宗南的部队也调到上海，连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这些部队都参加打了。 这时我在程潜的参谋本部，是上校参谋，程潜对我说：“八·一三”战争爆发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中日战争不知要打多少年，训练班停办（这个训练班只办了三期），所有受训人员都回部队去。派你到上海，你这个参谋呢，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张治中、张发奎、顾祝同等所有这些高级将领你都要认识，特别要熟悉他们的参谋长和情报主任，你的任务是把每天的战况整理一份，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南京。 程潜是参谋总长，他需要了解战况。他说：“你整理战报的时候，整理三份，一份送给委员长（蒋介石），一份送给我，另外一份送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免得我们再来整理，要争取时间。”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心情豪壮，写下一首诗： “八·一三” 奉调上海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 男儿爱国争先死，护士扶伤竞向前。 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 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第二天，我就到了上海。我每天坐着我那辆汽车，跑各个高级司令部，到各个高级司令部收集战况，回来整理。送到南京最早的战报就是我的，每天晚上９点钟以前，我的电报就到了。参谋总长程潜要求我：每份战报整理三份，一份送蒋介石，使他最先看到。第二份送给程潜，再送一份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后来程潜说，我报的战报最实在，有些战报搞到晚上几点还报不到，还有些战报都是假的。 这些高级司令部里都有我在情报训练班时的学生，其中有的是上校，有的是中校，也有还是少校的，他们很尊重我，喊我老师。一次，我去浦东，浦东防守司令是张发奎。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吃饭时间，我一走进食堂，军官们就站起来围住我，都叫我老师，张发奎看到好多人起来围住我，喊我老师，觉得很奇怪：“哎，我这个司令部里怎么有你这么多学生呢？”那些军官说：“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参加参谋业务训练班时，他是我们的老师。文老师很有学问，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张发奎就高兴了，“哎呀”，他说，“我跟你只见过两次哪，我看见你的那个衣服穿得很文雅，我还不晓得你是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后来，我跟张发奎成为朋友啦。 吃饭的时候，张发奎说，“你是高级参谋，你给我参谋参谋，我在这里守浦东，恐怕守不住，浦东第一站是川沙，第二站是南汇，第三站是奉贤，第四站是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我防守这样长的一条战线，蜘蛛网一样的小港小河多得很，不晓得日本人在什么地方登陆，你是本部来的高级参谋，你回去向上面汇报，要上面来人做个地形调查。”我说：“这个问题我带回去，跟戴雨农先生商量商量。” 回去后，我打了个电话给程潜汇报这件事，程潜说：“浦东一直到杭州湾的地理环境连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张发奎守浦东怎么守呢？日本人一登陆就糟了，把后路就切断了。哎，你是高级参谋，你们去张发奎那里调查一下。” 我说：“这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先要有个计划，才能去调查，没有计划怎么调查啊？” “你做个计划，沿途调查，张治中、顾祝同的部队都在那里，你去找他们。” “你上面不发命令，他们能听我的吗？上面要发命令给他们。还有，要戴雨农先生出来，让他领头，这个事情才能办好。” 程潜说：“好吧，我请示委员长，让他下命令。” 委员长的命令下来了，戴笠急急忙忙把我找去，让我从川沙、南汇、奉贤、金山卫，一直到杭州湾，把这些地方的地形条件调查清楚。他说：“特别要注意哪些是硬滩，哪些是软滩，硬滩可能是日本人会登陆的地方，软滩日本人上不来。”还特别要注意川沙的白龙港，那里水深，能停大兵舰。我跟戴笠商量，把余乐醒叫来，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带十几个参谋，就把这个事情办好了。 临走的时候，我对戴笠提出要找个熟悉情况、熟悉地形的人给我们带路。戴笠想了想：“除了朱学范，没有第二个人，他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样把朱学范找来，朱学范一来就跟我讲，杜先生（杜月笙）是最熟悉浦东情况的人，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说那也行，去见见面。 在浦东，我们一路日以继夜地调查，争取早些搞完。川沙、南汇和奉贤都是软滩，测量的竿子插下去到不了底，都是烂泥。到了金山卫，县政府和当地老百姓都来了，说古时日本海盗就是在这个地方登陆的。再从金山卫过去，又是软滩了。 完成任务后，我写调查报告，建议在金山卫那里要增兵防守，特别要增调强有力的炮兵部队协助陆军防守，蒋介石批准了。 实际上，金山卫并没有重兵防守，也没有派炮兵部队，只派了东北军一个师的兵力。１１月１５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东北军的那个师也怕死，把金山卫放弃了。日本人一上来，就控制了青浦、松江，上海的退路切断了。 我从“八·一三”那天到差，一直到日本人１１月１５日从金山卫登陆，我才离开了上海。第13章 联手杜月笙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我奉程潜的命令，作为参谋本部的高级参谋到达上海的时候，见到郑介民，我问：“我住在哪里呀？”郑介民对我说：“有个地方可以住，无线电学校现在搬到汉口去了，你就住到无线电学校去，这个学校在法租界，你就当个校长吧。” “学校都搬走了，还要校长干什么呢？” 他说：“看着房子，你就住在那里吧。” 我一到无线电学校的房子里去，从楼上下来一个人，我一看，是戴笠！他看到我，做出很奇怪的样子：“哎，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是介民要我来的。郑介民恐怕我没有地方住，要我住在这个地方来。” 戴笠说：“这是我的意思。我就住在楼上。” 我有些吃惊：“你也住在这里？” “是啊，我住在楼上。”他对我说：“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已经停办搬到武汉去了，这里的房子保留着，我们在这里办公。楼下的房子给你。你在这里可以帮帮我。” 我说：“我天天要跑好几个司令部，又要到张治中那里，又要到顾祝同那里，在这里我不见得干得下来呀。” “你跑你的，剩下的时间帮帮我。实际上，就是守着房子，我们有地方住，有掩护，免得人家注意，办不好事。” 过了几天，戴笠看我跑各个高级司令部搜集战况，很忙碌，就说：“我看你工作很忙啊，你少一样东西。” “我少一样什么东西呀？” “你少部汽车。” 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呀，我可以两条腿跑，可以打黄包车，我并没有想要部汽车。” 他说：“这样多的事情都放到你一个人的身上，你没部汽车怎么行？” “我也不好再问程潜要汽车，是不是？我这个高级参谋的职务是他给的，我再跑到他那儿要汽车？不合适。” 戴笠说：“你问他要干什么呀，我送一部汽车给你吧。” “哦？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事呀？” “我看你这个人很能干，在黄埔同学中，你和别人不同，难怪你在共产党里搞得那样高的地位。我有两部汽车，送一部给你。” 哎，我一看，戴笠待人很好啊。 戴笠的这部汽车给我了。我坐着汽车，在上海一天到晚到处跑。 一天，我在上海马路上遇见一个人，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戴近视眼镜的人是谁，他看我站在那里迟疑，就叫：“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袁裕啊。我现在的名字叫袁国平。”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黄埔第四期的同学。 我也叫了起来：“啊，苞谷老（‘袁国平’的声音听起来像‘苞谷老’，我们喊他做‘苞谷老’）啊！” “你还记得我是苞谷老啊？” “我记得，怎么不记得呢！我们有十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两个一下子又都叫了起来：“没想到，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袁国平说：“很难得遇到，我们找个地方谈谈话啊。”他又说：“哎，你怎么还不归队呀？” “归队？归什么队呀？” “你晓得不晓得周恩来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线害了你们。” “周恩来到哪里找我？” “具体的地方我不了解，就晓得他在找你。你还不知道呀，周恩来知道你的情况了，在延安给你平反了。要你去归队。” 我说：“要我归队？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说：“送到四川。” “我已离开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经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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