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记录下来，我说：“麻烦你，给整理好，再给我看看。”我就发现这个人能力很强，把我说的整理得很好，我说：“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呢，你把这个东西搞好，开会的时候通过。”后来，开会时拿出了这个东西，李家俊一看：“哎呀，你一来就不一样了，按照这个办，就好办了。”我说：“这是我说的，那个黄埔学生整理的。”他说：“成立支队，他可以当个支队长，你带来的那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国良，当一个，我自己担任一个，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扩大，搞多一点。” 空下来的时候，我把李鸣珂在我动身时给我的行动委员会指导纲领读了三遍，我想，“人家刘存厚有四个师在这里，我们是乌合之众，指导纲领让我们去把人家打败，要打恶战，那怎么打？恐怕很快就让人家打败了。” 我就对李家俊说：“这个政策啊，我们提出反对不好，不反对也不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要全国进攻武汉，要湖南进攻长沙，一下子就把全中国打下来啦，都到处插上红旗啦，有那样的好事吗？这个路线不对呀。”我说：“这样吧，把队伍整理好，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把队伍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又告诉我，他还有一万多神兵，我说：“什么叫神兵呀？” “就是白莲教的神兵。”他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 我说：“你也是个大学生，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有那样的事情嘛？刀枪不进？什么枪也打不进？” “哎，我试验过了。” 我说：“过两天你召集神兵，我来看一看，刀枪不入，有这个事啊？”过了几天，召集神兵一试，神兵在地上吃了神水，画了神符，果然刀砍不进去，我想，这也是个怪事，刀真砍不进去，真有这个事呵。难怪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时，也用过神兵啊。 后来有内行对我讲：肚皮鼓起来，发硬功，刀砍不进去，但是拿刀一捅，肠子什么都捅了出来，我说：“噢，还有这个情况哪。”我就告诉李家俊：“内行说，拿刀子一捅，里面什么都出来了。你也不用试验了。” 李家俊不信，再试。神兵在地上画个符，开始用枪打，一打，子弹打在胸口上打了两个包，没有打进去，也没有事儿。我说：“慢点慢点，步枪只能打３８０米，超过３８０米就没有力量了。打枪的地方到神兵站的地方有多少米呀？你去量量看。”一量，２５０米！我心想怎么还没到３００米？我问：“刚才是什么枪打的？”李家俊说：“手枪。”我说：“手枪嘛，只在１５０米内有效。”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不懂啦。”我说：“这个神兵靠不住，我们把神兵整编改造，另外成立一个大队。” 队伍整编后，旗号统一了，李家俊一看，高兴得很，“啊，我们一下子能把刘存厚四个师打垮。” 我说：“不要说大话，刘存厚的部队是从民国元年起学日本的军队训练起来的，武器也好，如果跟他打，几个钟头就把我们打垮了。” 他说：“这样吧，你指挥一个方面，我指挥一个方面，把主力放在我这里，你带着参谋长另打一面。” 我说：“你看到不行了，马上转移，不要硬打，一硬打马上就被打败了。” 一打起来，果然，李家俊就支持不住了，我们隔得好远呢，我通知他：“赶快分头撤退，没有别的挽救的办法了。” 我们这边的部队向陕西撤退，死伤得不多。到陕西的定巴县，当地的一股土匪有一千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只有三百多人，我就跟参谋长商量说：“别跟他打恶战，他们在这个地方流窜好多年了，我们不如人家，他们一千多人，我们只有３００人，我们不跟他们打。”我们一边转山头躲开土匪，一边喊话，把自己装成土匪部队，愿意跟他们合作。我们喊：“我们有５００人，我们愿意合并过去，拥护你作大哥。”他们停止打枪了。 我对参谋长说，让土匪派一个人过来，我跟他们讲条件。“参谋长出去喊话，他是当地人，说话土匪听得懂。参谋长就喊：“你派个人来，我们谈一谈。”那边果真就来了一个人，是土匪头子程德山。 程德山问：“你们谁是领头的呢？” 我说：“我，我是一个主要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书记官。” “噢，就是你们三个人哪，看来我们首先来个桃园结义。”我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桃园结义了。程德山年纪大一点，是老大，我们的徐参谋长是老二，我跟书记官就是老三。我们提出条件：第一，让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第二，我们没有粮食，你要搞点粮食给我们吃；第三，我们的部队不跟你们的部队混编在一起，分开。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到了晚上，我跟参谋长讲了：“程德山这个人身边有一个人要注意，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程德山喊他作师爷，程德山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是那个人讲的，那个师爷呀，将来坏事就坏在他手里，现在，我们不去找程德山，以后他可能会让师爷出面来找我们。我们接近师爷后，慢慢就把他内部的情况摸清楚了。 第二天，程德山说：“请老二当军需官。” 我们商量：“请他们吃饭，我们也准备一桌饭答复他们，把独眼人也请来，看他说什么？我们再说。” 吃过饭之后，就坐在那里谈天，独眼人那个家伙，就讲了：“我们这个部队没钱，吃饭也吃不了几天了，我们有１０００人，你们有５００人，更加拿不出粮食了。我看军需官年纪很轻，请军需官出马，向地方政府借个千把块钱，越多更好。你们考虑考虑。” 我说：“我现在没有主意了。”这个土匪部队，要县里起码拿出１０００块钱，这一个小县怎么拿得出来呢？这个小县还住着西北军的一支部队，也是专门对付程德山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那天晚上商量到好晚哪，没办法。参谋长说：“如果我们坚决不去，那就不会有好结果，去呢，这个钱也不一定拿得到。”我说：“睡觉吧。大家再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第二天我问他们，他们说：“凶多吉少，这个事情难办。” 我说：“我如果不去，他们马上翻脸，一翻脸呢，可能就把我们扣押起来了，那就没得办法了。” 他们说：“你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呀，到哪个山上唱哪个歌，我去！” “你怎么去法？” 我对参谋长说：“你跟他讲，派个毛驴，再派一个人给我牵这个毛驴，还要他给我写两封信，一封写给县长，一封写给驻军的团长，让帮我们筹一点款，数目不要定。” 程德山说：“要个毛驴？那个容易啊，还派个赶毛驴的，你去吧，两封信也准备好了。” 我们就向县城走。走了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城楼上的城门关了，城楼上的人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拿着程德山的信，还有封信是给县长的，有事情来找你们。”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和赶毛驴的一个人，一共两个人，就说：“现在城门关了，要向上面请示才能开城门。你就到城墙底下来吧，我们不会打你们。”等了一会儿，城门开了，他们出来连毛驴一起把我们五花大绑，就抓进去了。说：“你们这些土匪，还要见我们的团长，是先见团长哪，还是先见县长？” 我说：“我要先见团长。”那个团长派个书记官来，跟我见面了。书记官一看到我这个人长得满文雅的样子，就说：“你进过什么学校？” “我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以后又到了四川，进了重庆大学。” 他问：“你怎么搞得当上土匪了？” “我被土匪抓去啦，走也走不掉，安了我一个军需官，到你这儿来要钱。”“噢。” 我一看他也是个文人的样子，就说：“我看你也是很文雅的样子啊？” 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怎么也在这里搞呢？” “军阀作乱，当个书记官还不容易呢，唉。” 看样子，他对我很同情，我就说：“我今天是冒死命来的。不过我也请你们想一条路，程德山这个土匪在这个地方已经１０年了，他占的地方有６个县，危害地方啊，你们怎么不把他收编呢？你们如果招安他，我可以说话。”他说：“我们也是个团长，他也是个团长，不好办。” “你们把旗号打大一点嘛，你们自己改编成一个旅，把他招过来，他还当团长，你们不是搞到一起了吗？如果他愿意，你们就把他收编过来。”这个书记官回去，就向团长讲了。团长说：“来的这个人很有脑子，如果把程德山收编过来，我们６个县都安定了。” 后来团长接见我，问：“你是要钱的？这个小县城拿不出钱来，今天晚上，我要县政府安排，你住到教育局去，我派书记官也去，代表我，见见教育局长，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县长也参加，我们嘛，在１０００块钱以内，七八百块钱也还是可以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教育局商量了一夜，县长看到我，也问我为什么裹在土匪里，我说我是湖南人，被土匪抓去了，现在跑也跑不了。县长也很同情我，教育局长就更加同情我，说：“我给你出主意呀，你也来谈过了，从这里逃跑吧，” 我说：“逃不掉啊。” 教育局长说：“我教育局有护照，下次你来，我给你教育局的护照，”书记官也说：“我帮你的忙，花几个钱把你救出来。” 后来，他们决定拿８００块钱，书记官说：“你明天就回去，我同你一起去，为了完成招安的任务，我不出面不行，我拿几百块钱去了他们也不会把我扣下了。”我说：“有道理。” 第二天，我们一起牵着毛驴回去了，到了住的地方，嗬，程德山一看高兴了，８００块钱，好几个人挑呀，五六个人挑着走不动啊，他问我：“哎，你搞到多少钱回来了？”我说：“１０００块没有弄到，只有８００块。”他说：“哟，我们在这里搞了１０年，这是头一次，喜事喜事。”我说：“来的那个书记官有话跟你谈。” 我说：“他们的目的是招安，想把你们编过去，当正规军团长，这样地方也安定了，你程德山也有一个出路了。那个书记官他会跟你谈的。” “好！” 那天晚上，搞了一只羊，一起吃，我就跟那个书记官说：“你们谈，我就不参加了，你需要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参加，你们自己去谈。”书记官说：“把他招安了，我看他不愿意。那个独眼人，他这里的师爷在这里出主意。”我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你留一个机会再来，我找个机会送你回去。把问题搞稳当一些。”书记官住了两晚，我就把他送走了。程德山从这８００块钱里，拿１００块钱送给我，拿２００块钱送给来的那个书记官。 我告诉我们的参谋长，说：“老徐呀，你是本地人哪，我不离开，我一离开，你就有危险，你的办法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队伍带回城口，到城口就有二百多里路嘛，到那边整理我们的队伍，我呢，到重庆去找省委。”第07章 结发之妻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做周敦琬，也叫坚如，比我大三岁。燕京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在日本学习法律的法学家，周敦琬是他最小的女儿。她开始住在北京。她的父亲到日本留学时，把她送到天津，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那个英国人是她父亲的朋友，她父亲要英国人照顾他的女儿，教她学外文。这个英国人看小姑娘很聪明，一方面教她学英文，一方面教育她，说：“你呀，到燕京大学去读书，司徒雷登是我的朋友，你学外文，要把英、日、法这三门外文都要学到，你就可以成为外文专家了。”周敦琬就听从父亲的这位英国朋友的安排，考取了燕京大学。她在燕京大学学外文，是最聪明的一个。三年学成毕业后，自己找职业，周敦琬就回到四川。 四川有一个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敦琬去当英文教员。她这个人对中国文学研究得很好，学校就跟她讲：“你除了当英文教员以外，还可以在我们学校当教务长，你还要多做点事嘛。” 她大概在这个学校搞了两年，就回到了她的家乡四川江津。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教书，认识周敦琬了。 一天，他们对周敦琬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有你们两个人介绍，我很高兴哪。” 他们说：“那你不必离开江津。” 后来，周敦琬当了江津中学的校长，恽代英和萧楚女正式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周敦琬后任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 在这时候，周敦琬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中央的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了感情，后来，周敦琬跟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１９２８年又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这时，周敦琬就知道我这个名字了。 我当旅委书记的时候，重庆军委书记是黄埔军校跟我一道毕业的李鸣珂，他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呢？这不对。”他就向四川省委请求，说他当副的，要我去当军委书记。我们两人又见面的时候，我说：“你这样不好，你是组织派来的，你是周恩来派来的，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这不是我私人的问题，你怎么能让位啊？让给我啊？我当正的，你当副的？变成我们两个人的私人行为啊？那不对。”他说：“这样吧，现在我来了还不久，还没有打开局面，你过去在四川干过，你熟悉四川，暂时让你当江巴兵委书记，管江北和重庆。这时，周敦琬已经调到省委，是省委委员，省妇女部部长。她只知道我这个人跟我没见过面。 这时已经到了１９３０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他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 我从程德山土匪部队里逃出来之后，回到重庆，通过王维舟的介绍，找到四川代理省委书记程子健（后来是四川的财政部长），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老。程子健说：“你如果没有王维舟的信，我不敢见你。有了王维舟的信，我才相信确实是你到了。” 王维舟是刘伯承的一个团长，后来在开江活动。我在开江找到王维舟，他对我讲：“我在此地也很困难，隐蔽了多年，也没做什么工作，我在党里面只是一个通讯员，也不负什么责任。你今天来，我藏了一张报纸，你看一看，刘愿庵也死了，省委书记吕维新也死了，军委书记李鸣珂也死了，还有牛大明等等十几个人都死了，被刘湘抓住杀了，你现在回来就好了，恐怕你要在省委里面负很大的责任。”王维舟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了。王维舟说：“现在程子健是省委代理书记，这个人是个好人。我写封信给你，去跟他见面。” 我拿着王维舟的信跟程子健见了面，他当天就把我带到省委机关，我说：“你们住的这是个什么地方哪？”他说：“这是我们省委办公的地方，你这个人我们相信了，你就住在省委机关吧。” 进了屋，程子健介绍：“这是过去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妻子，带着小子女儿住在这里，帮助做饭，是个遗孀，又没有钱，很困难。”他又叫一个人出来跟我见面，这个女同志就是周敦琬，程子健说：“这个人你知道吗？叫周敦琬，还有一个名字叫周坚如，她的丈夫刘愿庵被杀了。她也是个遗孀，她现在在军委负责，担任军委的秘书长。” “噢”，我说，“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她当省委委员，是四川省女的里面头一个。” 周敦琬奇怪：“怎么我的事情你都知道呀？” “你是著名人物呀，怎么不知道呢？” 当晚，我跟程子健睡在一个铺上，我对程子健说：你这个地方空气不好，两个遗孀，屋里搞得死气沉沉的，应该改变一下子。他说：“那怎么改变？没办法改变呀？” 我说：“我来给你改变，现在过春节了吧，先写幅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以做生意为掩护的。我说：“这是个商人的家庭嘛，对子在门口一贴起来，也有点春意了嘛。” 我写完对子后，就贴在大门上，噢，她们几个人一看就高兴了。“哎呀，你到这里来了就有生气了，过去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事。” 我说：“你们这个家庭姓什么？” “姓李。” 我又写了四个字，作横批，“紫气东来”。 我说：“晚上呢，可以开开座谈会，谈谈世界，谈谈国内的情况。”她们很同意，我们果真过一天两天，就开个家庭会议，买一点零零碎碎的东西吃吃。家里的这个空气就改变了。 有一天，我站在大门口，看见来了一个人，带着礼帽，个子比我还高一点，他要进门，我就挡在那里：“哎，你这位老先生来找谁呀。”他上上下下打量我好像认识似的。 “哟，面熟呀。”他说：“我是来看周敦琬的，周敦琬是我表妹，我们俩都是江津人。”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问：“你是吴芳吉先生（吴芳吉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吧？”他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吴芳吉先生？”我说：“我是湖南明德中学的学生，我们两个人还有一段笑话呢，你还记得嘛？” “什么笑话呀？” 我说：“明德中学有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你就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亭子上面，我那时只有１５岁，糊里糊涂地拿着笔把你写的那副对联给改了，我把对联左边放到右边，右边放到左边，校长说我不尊重老师，要开除我。” “噢，这个事情我记得起记得起。” 我说：“还是你出面保的我。校长要开除我，你说：‘不能除名，不能除名，这个学生是很难得的，他把我的对联换一下，比我原来的好！’我们那个校长也是个诗人嘛，对于诗词很有研究，他一看，不错，也说改得好，你说：‘改得好，你还把他开除？’校长说：‘他不尊重老师，不对嘛。’‘他不尊敬老师？我们有这么好的学生，你不能开除他。你如果今天开除他，明天我就辞职，回四川去。’还是你保的我啊。” 他说：“哎呀，巧事巧事啦。” 我就跑进去喊：“周敦琬，你有个表哥来看你啦。”周敦琬跑出来，把表哥迎进去坐。她就问表哥：“你怎么认识他呀？”吴芳吉就讲这段历史。 吴芳吉说：“你们俩在省委的地位差不多啊。”又问我：“你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 他问：“你年龄不小了，怎么还没有结婚啊？” 我说：“现在还结什么婚呢？到处打仗，弄得不好还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打算结婚。” 他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周敦琬和我经不住这七说八说的，程子健也说：“那最好了，你们结合在一道很好。” 那天晚上，办了很多菜。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我跟周敦琬结婚有１０年。１９４１年她害子宫瘤动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手术医生把手术刀子丢在周敦琬肚子里，就把肚子缝起来了。周敦琬就这样死了。 周敦琬临死前，在遗书中嘱我续弦葛世明为妻，这是后话。 周恩来曾经有书信要周敦琬去延安，但是周敦琬没有完成去延安之志，抱恨终生，是我连累了她。我写诗１０首吊亡妻周敦琬（坚如）： 才女多情革命花，几多恩怨寄天涯。 人生朝露如萍逝，蜀水湘波岁月遐。 闺闱大度攻经史，不谙人间多苦荆。 月下老人吴白屋，恽肖马列启明星。 蜀中女杰盖群雄，人崇龙凤自谦恭。 燕京硕士成名早，蜀水巴山架彩虹。 一生平淡且无私，苦苦辛辛只自知。 十载艰辛全不顾，安危度外谱新诗。 十载夫妻如梦过，离多聚少惯蹉跎。 新闻天地挥长剑，高唱平倭救国歌。 （后来携妻回家办通讯社） 烽火关山步步迁，护儿把卷返四川。 频传鱼雁相思切，沪上秋风梦不圆。 犹记家书锦字间，归心似箭去延安， 我知此志生平志，遗恨终天有泪颜。 祸从天降寇机狂，手术台前吊国殇。 痛骂庸医伤玉陨，沪江闻噩碎心肠。 细读遗书暗自豪，再娶心推患难交。 从此孤儿终有母，我妻再世建金桥。 往事难安我赘疣，终身遗恨我心忧。 我当立结申君志，早有恩来寄语稠。 李鸣珂死了，省委要我接替他的这个位置，当了省委常委，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２３个县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１２个县。我负责２３个县，是很大的一块根据地。第08章 身陷敌巢 １９３１年，我被捕了。这是刘湘部队的一部分，是地方军阀，专门对付共产党。我被押到敌人特委会，当晚，他们审问我：“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老共产党，你的名字叫文强，第一次入川是跟着朱德，第二次你又来了。从江巴书记一直到四县军委书记。”他们都知道了，我一想，顺着他们说吧。 又问：“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城口外面来，我的部队被打散了。” “你回来找谁？” “找省委，还没有找到省委，就被你们抓来了。”那天下雨，我穿的长衫被雨打湿，沾了很多泥巴。他们问：“你来都经过什么地方？”我说：“走达县、开江、长寿，到重庆，路我很熟。” “你怎么去找省委？” 我瞎编一通：“我到重庆以后，在朝天门码头的一块石头上画个高鼻子，因为我有个绰号叫高鼻子，他们就晓得我到了，就会有人跟我联系。这个约定是一年以前的事情，现在是不是还灵，我就不知道了。另外还有一个联系办法，就是到重庆新街口邮局看盲信，我们约定，信送到邮局，写个没人收的地方，这就是盲信，我去查盲信，这也是一年以前规定的。” 他们还真相信了，在朝天门码头的石头上画了个高鼻子，在那里等，在邮局也等，等了好多天，也没有见有什么人来接头。 一天晚上，我看见窗外有个黑影，把窗子叩了一下，从窗缝塞进一个东西，我一摸，是个纸团。打开一看，上面的笔迹我认识，是我们特委组织部长写的：“你的情况怎么样？”我把纸团毁了。我知道了这里有组织，还有救我的人。 过了几天，又审，还是老一套，还把我吊起来。我说：“你们要杀也好，要剐也好，我不眨眼睛。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组织，再吊我也不知道。”他们看也问不出什么来，就把我关到监牢里。 一天，有个女的来看我，她姓贺，说是这里军部的一个参谋让她来的。我问：“这个参谋是谁啊？”她说：“姓于，过去在杨森那里当过宪兵司令，他要来看你，有话跟你谈。”说着，拿出１００块光洋塞进来，说：“这是于参谋送给你的。”我说：“几年以前我见过于司令，他还好吧？”那女的说：“还好。” 当时在万县时，于渊当杨森的宪兵司令，朱德就跟我讲，你要接近于渊，要把于渊吸收为我们的党员，后来我和朱德介绍于渊加入了共产党。 “现在于司令他在干什么呀？” 女的说：“在刘军长这里当参谋，知道你被捕了，要我把这１００块钱送给你。” 她走了，看守就讲：“这１００块钱不能放在你身上，我们替你保管。” “那你就拿走吧。” 又关了十多天。犯人中有个在江湖上说了算的江洋大盗，起码比我大１０岁。他在监狱里也欺负人。牢里的尿缸归他指挥，如果得罪了他，他就让你睡在尿缸旁边，如果谁给他送点东西，他就让你睡在好一点的地方。我看这家伙欺负人太过火了。一天，他对我说：“我看你很有来头啊，人家还送了钱来了，你怎么不拿出来花呀？”我说我没有钱。 我说：“我告诉你，你对我好一点啊。你整天欺负这个欺负那个，你拿这一套对付我，我不会怕你的。像你这样的本事，恐怕五个都打不了我。你要是再欺负我，我就要对付你了。大家都是坐牢的，命都不要了，还怕你不成？”监牢里其他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站在我这一边，说你帮助我们伸了冤，我们吃他的苦头吃够了。我对江洋大盗说：“这个尿缸边上大家轮流睡，包括你自己。”江洋大盗看我挺厉害，就出去汇报，他出去说话的声音我们能够听到。他没有想到监狱官也是看人说话，监狱官说：“文强这个人，外面的参谋都给他送钱，还送得很多，这可不是好惹的，你不要惹他。” 江洋大盗说：“现在不是我惹他，是他惹我呀。他说尿缸边上轮流睡，我不去睡也不行啊。” 监狱官说：“那你就按这个道理办嘛。” 我听见监狱官这样讲，心里就更有底了，大声说：“尿缸旁边，今天晚上我睡一夜，明天就轮到他了。”第二天晚上，这个家伙就睡在尿缸旁边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犯、强奸犯。 他睡在尿缸旁边，不服，踹了我一下，反倒说我碰了他，我说我没有碰你，是你踹我了。他说：“是你打了我，倒说我打你。”我说你这个家伙黑白不分。 他火儿了：“我跟你拼命。” “你来拼吧！” 他一拳打过来，我哇地一下就扑到他的后面，把他打出好远。他再不敢上前来了。后来这个人被提审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枪毙了。 有一天，一个胖头看守对我说，让我到刘湘的特委会去谈话。我一看，这个胖头看守不是原来的四川共青团的省委书记吗？ “你原来是共青团的省委书记，现在怎么干上这个了？你是不是有愧啊？你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大学生，现在专门做坏事，是要有因果报应的呀。” 他点头：“我知道我知道。” “要我到哪里去？” “请你到特委（刘湘的特委）去，有人要见你，还要给你照相，还要请你吃饭。” 我想这一定是用软办法对付我，就说：“好吧，我跟你去，你现在有权有势，要来就来，要去就去，随便把我提走，我去！” 到了地方，看见桌子上摆着水果等等好多吃的，刘湘手下的一个军阀跟我谈话，说：“我们的督办本来要见见你，他忙，今天来不了，要我代见你。今天晚上专门为你安排了宴会，可以随便一点，打打牌，心放宽一些，明天还到别的地方游一游，看一看。”说完他就走了。 有人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里，说今天晚上请你搓麻将，你会不会啊？我说当然会。“你是黄埔学生，我们这里黄埔学生很多。他们都尊敬你，你又何必这样走极端呢？”他劝我。看我不理他，就不好再说下去。他出去之后，又换了一个人跟我谈，谈不出什么道理，我还是爱理不理的。这个人讨个没趣走了。以后有人进来送茶，看看左右没人，往我手里塞了个小纸团，我偷偷打开一看，几个字“打麻将注意”。我把纸团吞到肚子里。 宴会过后，去打麻将。打了八圈之后，觉得有人在下面踢我的脚，我想这是个什么人？是不是这里面有我们的人呢？我抬头一看，正是塞纸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也不好再丢纸团。我看见他用手指了一下门外，我就说：“哎，我们休息一下吧，我出去小便。”大家说：“你这个人真是事情多。”塞纸团的那个人把我送到厕所里，告诉我今天晚上准备逃跑，有人接应。他指着一个方向说：“那里有一个洞，一个人钻出去没有问题。”我点头：“知道了。” 等打麻将的人都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出去走到墙下一看，果然有一个洞，我钻出去之后，洞外还有一堵墙，起码有三丈高，怎么翻得过去呢？这怎么办？我急中生智，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脱下长衫，扯成几条连起来，把布条系在石头上，一下子把石头扔过高墙，刚听到石头落地，有一个巡逻兵从后面走过来看着我，我很镇静，假装在墙边看月亮，巡逻兵站了一会儿就走了。他一走，我就顺着布条蹿上高墙，逃了出去。我拼命往储奇门方向跑。我听见高墙里面又是吹哨又是打枪，闹得一塌糊涂。一路上看见刘湘警备司令部到处张贴缉拿我的布告。第09章 脱离共产党 我逃回家，我的妻子周敦琬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我说：“我活着回来了！”她们不相信：“活着回来了？”隔壁一个老板娘也过来了：“哎呀，你这个大学生，这次出去赚钱去了很久吧？”我说有半个多月吧。 “生意还好吧？” “还好。”我应付着。 这时周敦琬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我到了江津后，周敦琬办好移交也来了。她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出来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找省委书记罗世文，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这时是１９３１年８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我去找廖宗泽，他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重庆到处都在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琬去见了罗世文。回来后，周敦琬告诉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 我问：“为什么？” 周敦琬说：“他说你不应该泄露党的秘密。” “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你们见见面，但是他对你不好，不是平常的样子啦。” 我跟罗世文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啦，我们欢迎你。不过你把秘密泄露了，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哎”，我说，“罗世文啊，你见到我也不问问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我们两个在党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什么？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我也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有这样的责备那样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我有什么错呢？”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那２３个县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暗杀了，装在麻布袋里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为省委代理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情不能说，我一说我也犯错误，你是２３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噢？铁的纪律就随便来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要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拍桌子：“狗屁！你也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我是省委常委，你是党的省委书记，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定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岂有此理！”吵来吵去，他老是那么几句话：“我们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 那个环境是个茶馆，我们两个一吵，人家直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呀，我们两个都不要拍桌子了，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到城墙上去谈。”罗世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胆子小，是个书生，他也不晓得我为什么要和他到城墙上去谈。 我把茶钱付了，我们就跑到城墙边，我拉着他上了城墙。这样一来，罗世文心里犯嘀咕，猜想我要对付他了。 他说：“你是搞军事工作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办呢？” 我态度缓和了一些。“你搞错了，你是省委代理书记，是我的最高领导了，我把事情问清楚，我就回去，我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 “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 “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犯什么错误呢？” “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搞得越来越僵，我急了。“罗世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斯大林这个国际（指共产国际——编者）做出个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义家庭出来的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不是工农兵出身的，这些人都要清洗。” “噢，我知道了。” 他说：“你要小心哪，我告诉你，我们党是有铁的纪律。” 他一说铁的纪律，我又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走了。 回到家，周敦琬看见我的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 “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事先问问我。” 她了解情况比我多，她就跟我讲：“你这一次去，是自己找麻烦，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过两天再说吧。不过，你这样一搞，不是早点儿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得了？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 我自言自语：“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得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知道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过几天看看再说吧。”周敦琬也没有办法。 她这一说，我倒提高了警惕，说“再过几天哪，恐怕就把我变成鬼了，把你也变成鬼了！”听我这样讲，她也急了。 我说：“今天晚上就走，离开重庆！” 周敦琬同意我的意见了。 “那就这样吧”，我说：“我们到党中央去找周恩来，向周恩来申诉我们这边的情况。” 周敦琬说：“你找周恩来，我就去找杨尚昆。杨尚昆不是２８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嘛！” “你跟杨尚昆有什么关系呀？” 她说：“杨尚昆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他中学没有毕业，就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了，是我帮他的。”我说：“哎，你还有这样一个人可以申诉呵。” 杨尚昆的大哥是杨 公，也是个日本留学生，相当于省委书记，被刘湘把舌头割掉，把眼睛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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