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 “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３月２０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在“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１９２６年３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８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地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５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３００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第03章 跟朱德入川 到了特别训练班后，才知道这个训练班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 我们这３００人编成了一个先遣大队，大队长是黄埔第一期的，由他带队，我们徒步到惠阳，集结在一个祠堂里，学习了一个月。 周恩来同志受邓演达主任之邀，自东江赶回来，为训练班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总结了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民众运动的实施，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 邓演达老师讲的题目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还记得他讲的大意：革命的英雄是从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是经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出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反转来，革命的英雄又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造就了大好的时势。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你们心目中有了孙中山先生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就树立了不朽的典型，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精神，都无不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之内…… 恽代英老师在特训班主讲的课题是《青年运动的重要性》，他生动地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三种类型的青年作例子，讲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 “广东大学学生，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黑而臭又壮。于是人们讥评，广东大学学生，怕革命、不革命、轻视革命；岭南大学学生，厌革命、反革命、咒骂革命；惟独我们黄埔学校的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都是受过锻炼的革命好汉，把革命当成了职业，不惜牺牲流血，是好样的！三种类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种本质，不过这三种类型是活的可变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无须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们，感化他们，是能化敌为友的。黄埔学校初创时，广州的许多少女，见黄埔学生捏鼻而过，不屑一顾，听说现在争着要嫁黄埔学生了；广东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投笔从戎考黄埔军校了；岭南大学学生也不可能是一块铁板，一定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诸位到了北伐军前线，或者深入敌人的后方，做青年运动工作，比在广州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劳苦大众的本色，不受腐蚀，那么，一切工作都会干得好的。” 彭湃老师是农运专家，农运工作是一门新课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通过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也就全无语言的隔阂了。他以东征军为例，说明有组织的农民，可以为革命军当向导、抬担架、送茶送水，里应外合，造成声势，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还说，搞农民运动最好要生活农民化。如果搞得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在学习的一个月时间里，陆陆续续调走了好多人，有到北伐队伍里当指导员去了。 １９２６年７月，我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跟着北伐军到了汉口，刘佐龙的部队起义，汉口没有打就拿下来了。接着拿下汉阳。汀泗桥在武昌的外围，打得也很惨烈。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派出执法队用机关枪压阵，命令死守桥头不许后退，无奈军心涣散，吴佩孚恼羞成怒，将一个后退的旅长就地正法，人头挂在铁桥旁边的一棵树上，汀泗桥战役后的第二天，我经过大铁桥时还看见桥边挂着一颗人头。而吴佩孚自己爬上火车抢路北逃，沿途轧死很多士兵。而后是攻打武昌。黄埔教育长邓演达，这时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他要我们学生军当警卫队，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墙很坚固，打了一个多月攻不下来。我们就撤到汉口，政治部设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武昌城外，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他来找我，我推荐他做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你马上挑选４０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他又说：“宜昌还在北洋军阀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手里，所以入川要严守秘密，具体事项由朱德同志布置。”我在先遣队挑了二十多人，在别的队挑了一些人，一共４０人，由我带上。见了朱德，他就讲了一句话：“跟我行动。宜昌有北洋军阀队伍守着，很危险。” 朱德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化装成学生或者小商小贩，各自穿便服上船，假装互相不认识，惟恐暴露身份。朱德很有经验，他用暗语打电报给杨森，说明情况。过了几天，杨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轮到宜昌接我们。我们登上兵轮，离开宜昌这个虎口进入风光秀丽的天府之国，很高兴，心想到了目的地可以大干一番。 谁料“瑞渝”兵轮停靠在万县码头时，码头上冷清清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朱德领着我们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嘱咐我们不要上街，便服还要留着，看看风头再说。 几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耐不住了，找朱德发牢骚，朱德说：“四川军阀对革命还在观望，杨森也不例外。现在北伐军进展顺利，万县的局面很快就会打开。你们不要着急，我正在找房子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森的一个姓桂的副官坐着大轿，挺神气地来到我们住的小旅馆，说总司令（杨森当时是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把南津街右边原先是宝隆洋行的一所房子拨给我们，要我们马上搬过去。 宝隆洋行的这所房子是一个四合院，有十多间屋子，在万县是顶尖的房子了。这里成了国民革命军军队党部和军政治部的所在地，刘伯承、陈仲弘（陈毅）、杨 公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 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处，朱德首先要我们出版《壁报》，介绍革命形势，宣传革命道理。万县的印刷条件极差，我们找到两块石印板，每周出版四开报纸一张，朱德除了指示报纸的重要内容，还亲自写稿改稿。 我们沿街张贴《壁报》，还给各机关、部队、学校等送去。《壁报》一出，不仅在万县是个新鲜事，在四川也是新鲜事。轰动一时。但是，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跟我们捣乱，他们沿街撕毁《壁报》，同时还出了一张油印报纸叫《快刀报》，大吹吴佩孚，狂喊“讨赤”。《快刀报》一出来，每每被愤怒的群众涂上稀泥或吐上痰，还有的被揭下来贴到粪坑上。 １９２７年１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来武汉，杨森眼见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便在宜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宜昌和万县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我们也由半地下的活动变为穿上军装堂堂正正地工作了。万县到处响起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歌声，我们的四合院里出出进进的进步学生和人士很多，颇有门庭若市的景观。 １９２７年初春，刘伯承率领杜伯乾、秦汉三等部在川北顺庆起义失败后，朱德说服杨森，致电刘伯承率部到开江县杨森辖区休整，并为之提供粮饷。朱德代表我们也汇款接济慰问。不久，刘伯承带着一些同志到万县，在我们的四合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刘伯承住在西厢房，每天伏案工作，有时自己补补衣服，朱德对我们说勤俭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美德。从此，我们也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 朱德对杨森说，最好在所辖部队开办一所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机构，招收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毕业后作为部队的骨干。杨森同意，任命他的亲信张用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立即在各地招生。不到半个月，就招上来上千名青年学生，集中在万县杜家花园受训。春节到了，杨森接受朱德和刘伯承的建议，在万县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游行大会，在北校场举行阅兵式。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在阅兵式中比杨森自己办的讲武堂已经训练一年多的学生要强多了，杨森不得不承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比讲武堂的学生训练得好。那天晚上，群众提灯游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的口号，热闹极了，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悄悄地往下游开走了。 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惨案，我们在万县也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先是隐藏在罗觐光的家里，然后搭船到宜昌，后来也到了武汉。第04章 亲历南昌起义 有一天，我得到恽代英的一张条子，要我什么行李都不要带，择日到九江贺龙独立师政治部报到。当时，我和恽代英编在一个军人支部里。他是军人支部的负责人。 我拿着这张条子，有些不放心，生怕搞错，就跑到武汉军校找恽代英，问：“这个条子是不是你亲笔写的？” “哎，我的字你都不认识啊？” “你平时没有给我写过条子，我不认识你的字呀，认识我就不来了。” 他说：“是我写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我说：“行李我也不要了，牙刷我也不要了，我准备今天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我去贺龙独立师找周逸群。周逸群是我黄埔的同学，他是黄埔第二期的，我早就认识他。” “你认识周逸群那就好了。汪精卫已经在武汉反共了，你不晓得吧？那你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吧。” 回来的路上，碰见周恩寿，他一看到我就问：“汪精卫反共你晓得不晓得？” 我说晓得。他说：“是第三国际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卫反共跟第三国际有什么关系啊？” 周恩寿说：“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第三国际有个决议案，说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实行列宁主义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一个策略是再来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拿着这个决议案到了武汉，把决议案交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又是列宁主义，又是两个策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长陈友仁找来。陈友仁知道的情况多一点，讲看来共产党要暴动了，要夺我们的权，不让我们吃饭了。汪精卫火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罗易呢？他为什么把这个决议拿给我看？’陈友仁说你不是左派的领袖吗，所以罗易找你，不找别人。汪精卫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在这前一天，７月１４日，我还跟朱德谈了汪精卫反共的事。朱德说：“武汉究竟怎么办呢？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个人也没有出路。” 朱德问我：“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啊？” “我有工作，我在贺龙独立师炮兵营当连指导员。” 他说：“有工作就好。我准备到江西去，找朱培德，他要我去当军长，我到那里看看情况。”那时，看朱德说话的口气，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还并不知道。 我跟着周逸群到了南昌，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我们坐夜车。我问周逸群：“现在都说要东下讨蒋，你不沿江而下，反而到南昌？”周逸群知道周恩来的起义计划，他说：“现在跟你说还早啊，到了明天晚上１０点钟以后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朱德，一进门，看见他坐在床铺上和周恩来不知道在谈什么，朱德向我招手，让我也到床铺上去，我就上去了。朱德向周恩来介绍我，周恩来说：“这是我的学生嘛，我早就认识他了，还用你介绍吗？”朱德“哦”了一声：“你们是师生关系呀，那就不用介绍了。”周恩来说：“他是黄埔第四期的。” 政治部主任来了，我站起来说：“我就告辞了。”周恩来把我按住：“怎么能一杯茶都不喝就走了？哎，你看见过我老弟吗？” “你老弟我看到了，他在武昌，恐怕来不了这里了。你这个哥哥怎么把老弟也甩掉了？” “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走嘛。” 我说：“你老弟告诉我一个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第三国际来了个罗易，汪精卫方面就说共产党要暴动，发表了反共宣言。” 周恩来说：“哎呀，你的耳朵长啊，这个事情你都知道啊？”朱德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在旁边直问：“什么事情啊？” 回到周逸群这里，我跟周逸群说了我去看朱德，还看到了周恩来。周逸群跟我讲，今天晚上１２点，你不要惊慌。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要起义了。把第三军第九军那些部队全部吃掉，朱德请他们搓麻将，趁这个机会我们发动起义。 我和周逸群住在一个饭店里。晚上还没到１２点，枪声响了。饭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乱成一团。我看看周逸群，周逸群也不说话。我拉拉他，要他说几句，他说：“安静点，这是有计划的行动，你们不要出去，外面子弹乱飞，这里面很安全。” 快天亮了，周逸群叫我：“给你个任务，现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湖北赶往南昌，跟我们会合作战。我们起义时间提前了，他们还在路上，这个团里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很多，你去迎接他们。你从这里过江，向平江那个方向走。” 我问：“我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呢？我又不认识这个团长，怎么联系呢？” 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去吧，共产党员嘛。” 我装成学生，租了条小船过江。张发奎的部队把南昌全封锁了。我还没有上岸在江里就被张发奎的部队抓住了，把我绑起来，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中学里读书的学生，昨天晚上打枪，学校停课了。我是平江人，现在要回家去。他们看着我的头问：“哎，你怎么是个军人模样？头上有个白圈，没有晒黑，戴过军帽吧！”我说：“我们学生也整天戴个帽子嘛，有什么奇怪的。”他们真相信了。他们又让我走了几步，说：“是个学生。”把我提溜过去说：“昨天晚上共产党造反了。你也不要回家了，弄不好会被打死的，在我们这里蹲几天再说。你不要乱跑，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你饭吃，你是个学生嘛。” 到了第三天，张发奎的这支部队开拔了。他们的指导员问：“你这个学生有没有钱哪？”我说没有，他就给了我一块钱，说：“你向平江走吧。”我二话不说，赶紧跑了。 我一路向平江方向走，到处都是张发奎的部队，到处都在检查，又把我抓住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回平江的家去。看不出什么破绽，把我放了。警卫团在哪里呢？我搞不清楚，又不好问，只能自己到处找。跑了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迎接迎接，警卫团的队伍一点影子也没有，再找不到叶挺，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我想，这个任务算是完不成了，回头吧！ 也不知道南昌的情况怎么样，搞不好又被抓起来了，我不敢走大路，在下游的一个渡口坐着小船过了江，回到南昌。 回到住的那个饭店，一个人也没有了。我问茶房：“我们政治部的人呢？那个师长（周逸群是第三师师长）呢？”茶房说：“他们走了两天了，到临川去了。” “临川是什么地方啊？” 茶房说：“临川是王安石的家乡嘛，从这里走一条大路。” 我沿着大路向临川跑，跑了将近一天终于到了临川。正好碰到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一看我：“你怎么会从那个方向来？” “派我去迎接武昌警卫团，我没有找到，好几天了。” 他告诉我：“周逸群升官了，又是军长，又是总指挥。”他还向我讲了一些情况，问我：“你饿不饿呀？” “饿，饿。”他拿了些饼干给我。 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师部，找到周逸群。周逸群看到我回来很高兴，说：“你是了不起的人，你走了以后我很担心，回不回得来呀？会不会逃跑呀？我想你这个人不会。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警卫团的队伍过来没过来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看我派了这么个苦差事让你去搞，我很后悔。”我向周逸群讲了我在一路上的经历，说没有跟警卫团的队伍联系上，只好回头。周逸群说：“这个事情你没有错，是我们考虑不周。现在警卫团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后来才知道，文家市起义，警卫团到文家市去了，根本就没有到南昌来。 周逸群对我说：“现在我也不搞政治工作了，你也不要搞了，现在成立第三师司令部，我没有放心的人，你来当司令部的特务连长吧。”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问周恩来没有前方没有后方这个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 我带着我的特务连（三个排一百多个人）跟着第三师向会昌走，到了第三天，遭遇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夜。我们从会昌过去，先到梅县，再到汕头，潮州。我听周恩来的，只要到了潮汕，苏联兵舰就给我们送枪炮，来援助我们。其实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知道。 走到一个叫“壬田”的小地方，遇到一小股敌人，顶多一两个连，是听说南昌发生了起义前来侦察的。我们一打，敌人就撤退了。敌人的主力在会昌，我们到了会昌的外围，也不清楚敌人的主力到底有多少力量，我们一商量，打一仗！ 我们把第三师全部拉上去了，还有一个由武汉警察组成的教导团也拉上去了，武器不好啊，顶不住，我们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最后，把我这个特务连也拉上去了，正面还是攻不上去，打得很激烈。这时，我看见徐特立也上来了。徐特立是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徐老师，你也来了？你不要到前线嘛。” 他说：“我在这里看看，看看。” 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 “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 他一听，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了。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个树还要高，打不到人。如果听子弹打得很急，离地面没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坚持到下午，叶挺的部队过来了，抢占了制高点，把敌人打退了，敌人过了一条小河，向梅县方向跑了。周逸群和贺龙带着部队撤退６０里，要我坚守着掩护。我呢，没有得到命令就不敢撤退，因为周恩来搞连坐法，如果自动撤退就杀头。我的一个黄埔同学就是这样被枪毙的。可是敌人撤退了，我守着也没有用啊，我决定第二天撤退。 第二天，撤退６０里，见到了周逸群，我说：“我的队伍这一仗打得只剩下三十多人了。”他说：“有人说你被俘虏了，有人说你阵亡了。你还是回来了，你这个人经得住考验。”他把自己的佩剑拿下来送给我，说：“我是打败仗的，不配这把剑。” “哎呀”，我说，“你的佩剑是你的，我有佩剑，要你的干什么呢？” “这是我送给你的，你那个不作数。” “我挂两个佩剑哪？” 他说：“我送给你，你把你那个收到箱子里。” 我就收下了。周逸群觉得我很勇敢，还把我评为模范，给大家鼓舞士气。 我们从梅县到潮汕的计划很快就改变了。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到了梅县，如果我们再去，不是钻到他的部队里去了吗？我们退回来绕路，从西南向东南走。走到一个很大的村庄时，得到通知，要在这里召开活动分子大会。周逸群告诉我：“我们是党委呀，我是党委书记，你是组织委员，我们来布置大会。”我问：“谁讲话呀？”他说是恽代英讲话。我说：“好好好，他是我的老师，在黄埔教我们《社会科学概论》。” 恽代英看见我：“今天晚上你记录。” 我说：“我是搞军事的，让我记录？” “哎，你会速记嘛。” “那我怎么向师长说？” 恽代英问：“你们师长是谁？” “周逸群呀。你要向他讲一声，我到你这儿当记录。” 他说：“见了面再说。” 一会儿，周逸群来了。恽代英对周逸群说：“文强是我的学生，他的记录记得好，有名的速记。”周逸群笑着说：“你还有这等本事呀。” 我们走到汀州的时候，刚好是中秋。徐特立病了，陈赓（陈赓是黄埔第一期的）也病了。我到街上买了点儿月饼，到医院去看徐特立。徐特立讲：“陈赓也在这里呀，你只看我，陈赓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把这点儿月饼分开嘛。” 我到长汀医院看望徐老回来，很有感触，写了一首诗“中秋过长汀”： 中秋过长汀 作于一九二七年秋 默默征途月正圆，长汀驻马万山前。 山城水色凝秋意，剑影刀光映九天。 话旧情殷尊太老，忘年交谊识恩贤。 婵娟天上“三边共”，梦里闽系醒有眠。 在汀州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杭。一到上杭，朱德就来了。他的牌子满大——“第九军军长”，其实，他的队伍只有七八百人，住在第三军办的一个学校里。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 朱德说：“哎，你到我这里来吧。” 我说：“不行哪，我在第三师跟着周逸群，是特务连连长，还是组织委员。” “哦，那就离不开了。不过刘伯承有个建议，说是我们到了潮汕后，要办一个黄埔式的学校，你是黄埔学生，又跟着我入川，如果我真的办了这个黄埔式的学校，请你到这个学校来。”我挺高兴：“我愿意，愿意来，办教育嘛。” 我们还想着在潮汕有苏联兵舰接应，最后终于到了潮汕。哪里有什么苏联兵舰？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找彭湃，彭湃找不到，找当地组织，当地组织也找不到。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能吃点甘蔗度日，实在没有办法，队伍就地解散了。第05章 落难路上 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没有后方没有补给，能不失败吗？队伍在潮汕解散了。我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我们把军装脱了，只穿个背心，找个地方睡觉吧，被巡捕揪住就打，我们只好在海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 我躺在海滩上没有办法。那十几个人哭啊，唉声叹气啊，发脾气啊。我说：“你们发脾气没有用，骂谁啊？骂天呀？骂地呀？” 第二天，我去街上转，忽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招收苦力，在× ×地方报到，每天发小洋六毛，任务是背铁砂，一木箱铁砂４０斤，背上轮船。我一看，有生路了！赶紧跑回海滩对他们说：“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绍，只要身体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们当兵的干这个事情干的了啊。一木箱子铁砂只有４０斤，我们还背不动吗？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地去，不要引起怀疑。干个十多天后，我们就有钱了，有了旅费，到厦门，到上海。”大家都高兴了。 天刚刚亮，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去，一验，都合格。先登记一下，然后一人发一个板，上面盖个火印，凭这个东西，下午领六毛钱，干一天算一天，第二天再来。那时，在香港一天两毛钱就吃饱了，还剩四毛呢。我对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吃烟了，不要喝酒了，不要乱来呀。” 就这样干了十多天，积累了一些钱，但是，买到上海的船票钱还不够，我说再干几天吧，把钱搞足一些。 等到钱够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轮船不靠香港码头，只能走小船，再上大船。人家说，你们这副叫花子样，小船还不愿意让你们上呢，除非你们有额外的钱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做声了。于是我就给小船额外的钱，把我们送上大船。上大船之前，我悄悄对大家说：“我们没有钱买票了，我们用剩下的钱一人买一套旧衣服穿上，然后混进统舱。” 混进统舱后，我们随便靠着，打算过夜。这时船上查票，查出有二三十个人没有票，其中包括我们十几个人。把我们拽到甲板上，海风一吹，冷得很。看管我们的人叫：“你们不要乱动，不要扰乱船上的秩序！” 饿得实在耐不住，我偷偷出主意：“船上机器房外面有个大铁桶，里面装的是饭菜，是船上管机器的人吃的，晚上我们偷些回来吃。” 到了晚上，我叫看管我们的人：“来来来，你也是中国人，让我们活动活动，到船舱那边去。” “船长有话，你们不能下去。” 我说：“你也做点好事，我们这些人是爱国的，你放了我们。”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叫：“我们要拉大便！让我们下去，不让我们下去，我们就在这里解大便了！”看管我们的人报告了船长，船长的意思是船上是要清洁的，怎么能随便解大便，让他们下来。我们下到了统舱，有了吃饭的地方。统舱是一天开两次饭，我说：“你们听我的，我们一人拿一个饭碗藏在身上，开饭的时候，自己不要去盛，找一个旅客帮助去盛，这样我们就有饭吃了。”吃饭的时候，有的旅客看我们没有菜吃，还拨菜给我们吃。 有饭吃了，我在船上转一转。在通往官舱的路口上，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西装，漂漂亮亮的，还带着一个摩登小姐。他们从官舱下来，去买柚子。我一看，是黄埔第四期的庞正明，也是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委员会财委会工作。我上前拍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哎呀，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你们几个人？” “我们坐统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坐在官舱里，还带着个摩登小姐。” 他指着那位小姐“这是我们的一个会计员哪”。 “帮我们想点办法呀，我们有十几个人。”他跟着我到了统舱，看了看说：“大致要多少钱啊？”我说：“恐怕５００块钱不够吧，还要多一点，你自己安排吧。”他就拿出８００块钱。 我们有了８００块钱，我对大家说：“这钱是朋友送的。我们要精打细算，到了上海也要花钱嘛，我们不要吃烟喝酒，不要乱花，这钱来得不容易啊。这样吧，每个人拿两块钱，买牙刷。剩下的钱放在我这里，我们还要买船票，不要老这样偷偷摸摸的，买了票我们堂堂皇皇地有个地方坐。” 到了上海后，我们只有几个钱了。我们中间有个叫胡其仁的，也是共产党员，他跟我讲：“我是无锡人，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你那５块钱借给我，我买点礼物去看亲戚，搞个百八十块钱，让大家吃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回家的回家，是吧？”我一想，有道理。我跟几个人商量，大家说如果胡其仁能借到钱更好嘛。我问胡其仁：“我们坐在这里不动，你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他说：“到傍晚的时候我就回来了。”结果，我们一直等到天亮，他还不回来，大家就说他是个骗子，我想他一定是跑掉了，不会回来了。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回来，生死不知。这一下，把我们的钱彻底搞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坐在上海的四马路上，非常茫然。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戴着礼帽，礼帽压得很低，那个人从礼帽下面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哎，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认识啊，他是四川人，黄埔第四期的，过去跟着周恩来当秘书，他叫霍步青，兄弟三人都在黄埔。他已经看到我了，向我跑过来，说：“我刚才看了你一眼，你没有动，我以为看错了，结果真是你啊，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们一共来了十几个人，是逃出来的。其中有几个是国民党左派。” 他说：“我是中央派来收容的。指定你们住到四马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就带你们去吧。”他又说：“给你们每人六块钱遣散费。” 我问：“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怎么办？” “那不管，我们只管自己的同志。组织上规定这６块钱，伙食费、旅费都在内，让你们回家。” 我拿着自己的那六块钱，送给了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把自己的钱送光了。 我们中间有个杨继荣，邵阳人，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后来升到中将，是台湾国大代表。他从六块钱里拿出点儿钱，买了张报纸看，一看，有消息说邵力子在复旦大学讲课。他说：“邵老师在这里呀，我们去找他吧。”他跟我商量，我说：“也行呀。”于是我们两个人跑到复旦大学，打听到邵力子家的地址，又跑到他家。见到邵力子，看见他穿的衣服挺糟糕，又不好对他说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只是说校长（蒋介石）到日本去了，我们被打垮了。 邵力子说：“哎呀，你们这样困难，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书也没有几个钱。” 他给了我们１２块钱，说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啊，祝你们平安吧。 杨继荣有些不高兴，出了门就对我说：“我明天还来。”我说邵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怎么还来？ 他说：“明天你跟我一道来不来？你如果不来，我拿了钱回来给你。” “你去邵老师那儿抢啊？” “你不要管了，你干这些事就不行。” 第二天一早，杨继荣就走了。他回来的时候，送我四块钱，我问：“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我从邵老师那里搞来的。” “他又拿钱给你呀？” “他会拿钱？我拿了他一副笔墨揣在身上，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在当铺当了九块钱，给你四块，我得了五块。我还给邵老师留了一封信，说是你的学生没办法了，出此下策。” 多少年后，我到南京去看邵力子，他说：“你的同学把我的笔墨当掉了，还把当票寄给我，是个义贼。”我说：“这个人你不要喊义贼了，现在他是中将，在湖南绥靖署当交通处的处长了。”“哦？”邵力子笑：“这个人发达了，不错。”后来，我告诉杨继荣，杨继荣笑得不行，说邵老师给我起个名字叫“义贼”呀。我说：“你以后买点礼物去看看邵老师吧。” 我们又去看望了邵力子，邵力子很高兴，说那时我也没有钱，夏衍让我去复旦大学教书，搞几个钱，家里开销很大，我也没有别的收入。 这就成了一段笑话。 当时组织上说要我们先回家，等待党的联系，要送我们到莫斯科去。后来又说不送莫斯科了，要我回家潜伏。 回到家，感触这一段经历，我作诗一首： 由甲子海峡至香港被困九龙滩 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 万顷云涛海天上，天公助美顺风船。 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 我在家等了半年，写了许多信，都没有答复。白色恐怖很厉害，父亲说风声不好，我也不想再写信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我就下决心了，干脆我自己出去找党吧。第06章 风雪四川 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万县，我不敢停，到了重庆，也不敢停。跑到成都，遇见黄埔第四期的廖宗泽，他是川西特委兵委。他见到我就很高兴，说：“你怎么跑到四川来了？”我就把经过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还有组织关系吗？” 我说：“我组织关系已经没有了，断啦。我这次来就是找组织关系的呀。”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川西特委书记，又问：“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断吧？” 他说：“你要恢复组织关系呀，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他说：“你同朱德到过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时我还在上海大学读书呢。”我就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他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回到四川的只有你一个呀。”他要我写“八一”南昌起义总结，说要写详细一点。 我就写了一份总结，总结“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我写：一无前方，二无后方，也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政治运动，这是盲目的军事冒险，所以失败了。还说打到潮州就有办法了，苏联就派船来接济我们，结果打到了潮州，哪里有什么俄国的兵舰？一点也没有。我的材料他们看了，说：“你这个材料写得及时，写得很好呵，你如果不写，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失败的。” 我被派到邝继勋团去当支部书记。邝继勋是四川人，是二十八军邓锡侯下面混成旅的一个团。我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就是几个上层人物，士兵里面没有组织，所以一打败就逃命。”我说要在士兵当中发展组织，在士兵中建立党组织关系，我搞了半年，把一个团整治好了。他们觉得我干得不错。把我升为旅委书记。旅委书记我干了半年多，就又调动了，１９２９年调我当江巴兵委书记，“江”是江北，“巴”是重庆，这里是刘湘活动的核心地区。 １９２９年秋天，李家俊组织了两万农民起来暴动，闹得很厉害，请求省委派人去领导。李家俊是在德国人办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在共产党里是很有名的。省委派胡洪疆到了重庆，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跟他谈话，说正在发动的农民暴动损失很大，我这里有一个人最合适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文强。” “文强是我的老师嘛。” 李鸣珂奇怪：“文强怎么是你的老师呢？” “我那时在万县，朱德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文强是我们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我是那里的学生。这个人很能干，让他去一定可以。” 李鸣珂通知我：“要派你出去，已经有人来接了，接你的这个人是你的学生，叫胡洪疆。”我说这个名字我不一定能记得起，他说一见面就认识了。 我们一见面，还有点印象。胡洪疆向我介绍情况，说李立三搞集中兵力打大仗，所以组织起来的暴动队伍有万把人，影响四个县：城口、万源、宣汉、达县，要我去当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我说：“哎，我当两县的兵委书记，还不到半年呢，又把我移调了？还调到川陕、巴山那个地方去了，我是个湖南人，适不适宜哟？我并不是怕苦，这个事情我干得下，只是我是个湖南人，你们要考虑。”他们开会讨论去讨论来，觉得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合适。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我们动身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人发了五块钱。我、胡洪疆、莫斯科回来的王国良，还带了个挑夫，我们四个人离开重庆，向城口、万源方向走。 走到开江时，路过一个叫“大路厂”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位一百十二多岁的老人，原来是刘永福黑旗军里的人。我们听说后，买点礼物去看他。这位老人正在晒太阳，我们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很高兴，说我的子孙很多，各管各的，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我靠挖药材生活。看过老人，我们感叹一番，一看，用掉了五块钱。 天下起了大雪，山路走不了，封山了。我们一住下来，把钱搞光了。胡洪疆急得不得了，我说：“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他说：“封山了，路不能走，天又不晴，有什么办法？”我说你们急也没有用，回重庆也要好几百里路呀，再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回去呢？看看，想办法吧。 一时我们都没有办法。过了些日子，天晴了，出太阳了，听见吹唢呐的哇里哇啦声，我说：“哎，有办法了！”他们笑我：“人家吹唢呐，有你什么好事啊？”我说：“吹唢呐一定是人家讨媳妇，只要是有喜庆的事情，天下世界都一样，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们说：“道理我们都明白，现在我们要吃饭要走路，没有钱，你想起什么办法呀？” “你们跟我走，向吹唢呐的方向走，我自有办法。” 胡洪疆不信：“老师老师你吹牛皮。” 我说：“你跟我走，不走就没有办法，一走就有办法了。” 那时，我化名李哲生，王国良说：“我们看李哲生有什么办法，我从中国跑到俄国，又从俄国跑到中国，我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想得起办法？” 我们走到吹唢呐的地方，山里人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这样穿长衫戴礼帽的人，男男女女都跑到外面来看我们。我抱着拳：“同喜同喜。”他们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从重庆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重庆大学读书的。” “呵，还是大学问哪。请你们到屋里烤烤火。” 我们进了屋，茶啊，烟啊，都上来了，胡洪疆、王国良他们直笑。我跟一位老人聊了起来，知道他是个秀才，他说：“你们是文曲星啊，今天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赶上我们讨媳妇，我现在找些纸，请文曲星在喜筵上写四个字，写完马上发轿了。”胡洪疆他们推我：“文强你写你写。”我就让秀才搞支大一点的笔给我，把纸卷成四格，写了四个字：“花好月圆”，秀才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把字贴在花轿上了。 我们在屋里烤火，主人说：“你们四个人排在四桌，四桌都是首席，你们写了喜轿，请你们吃一顿。”胡洪疆、王国良，还有那个挑夫都笑了。这时主人又拿来了红纸，说写个喜对贴在大门口，而且要求每联写十三个字的对，我心想对子要么是五个字，七个字，哪里有十三个字的呢？写就写吧，我问：“你们这里写对子都写什么呀？”他们说乾坤忠义之类。我就把这些字写下来，一编，编出十三个字的对子，秀才一看：“哎呀，才气大得很哪，原本想难为各位，没有想到你们的才气这样大啊。”我们把对联贴在大门口，大家都很高兴。 我对胡洪疆他们讲：“这样大的雪，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想办法住在这里，留些时间，让他们给我们准备三天干粮。”我又说：“我们还要送点礼，光是吃人家的不送礼也不对。”他们说咱们身上没有钱，还送得起什么礼吗？还让人家准备干粮，你怎么好开口呀？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就不容易啦。我说：“自有办法。” 我把老乡叫过来，跟他商量：“参加你们的喜事，我们很高兴，实际上，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到重庆的旅费用光了。我们这个箱子里有毛巾、肥皂、毯子，是准备带到山上用的，你们要不要买这些东西呢？”老乡说我们山里正需要，特别是毛巾，山里的男男女女都要用白毛巾包在头上，都要都要。我让他们三个把东西拿出来，放在两张桌子上摆起来，呵，妇女们来了，都抢着要。我说我们定个价，那么山里也不容易，我们不赚钱，这些东西买光，一共１６块钱就够了。一下子，全抢掉了。胡洪疆他们又笑了。我跟他们商量拿出两块钱送礼，他们说：“送那么多礼啊？”我说老乡至少要给我们准备三天的干粮，还不值两块钱吗？我就把两块钱送给老乡，说：“我们到这里来，你们留我们吃饭，还坐首席，我们问心有愧。我们几个人给你们送点礼。” 老乡说：“你们这么困难，还送什么礼呢？” “你们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钱送。现在我们有钱送礼了。多的我们也送不出，送两块钱。我们还有两天半的路程就到了。” “到底是读书人。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很难啊，平常哪有人这么看得起我们呢？我们给你们准备三天的干粮吧。”第二天，老乡提着一大篮子吃的就来了，还有酒呢，我们高兴得要命，这三天吃不完啊。 两天半以后，我们到了万源县的一个交通站，在这个川陕甘交界的地方，见到了李家俊。李家俊跟我说：“我没有带过兵，不晓得怎么搞呵，乱得一锅粥。”我说：“这样吧，先把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我是行动委员会书记，你呢，就当副书记，当总指挥，再推荐个参谋长来，要懂一点军事的，还找一个秘书长，另外，你这里还有军人没有？” 他说：“还有个黄埔学生。” 这个黄埔学生姓张，是达县大石桥人。我说：“这样吧，暂不安排你的职务，你就在我身边做点事。”现在我口述你记下来：这支部队两万多人，可以编成三个支队，三个支队采取三三制，一个支队里面有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里面有三个中队，一个中队里面有三个小队，作战的单位是大队，现在部队不能统一号令，各种旗子，红的，白的，蓝的，乌七八糟的，这是什么样子呀，旗子也不统一。 他问：“这旗子怎么搞法嘛？” “共产党的旗子是学苏联，叫做镰刀斧头，我们的红旗上也是黄色的镰刀斧头。我们不能你搞个什么名字，他也搞个什么名字，我们称做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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