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第一部分***************　　曾氏在北京，最挂念的是诸弟的学业。长兄点了翰林，诸弟脸上自然有光，巴望自己早日中式之心也便更加急迫，对大哥的指点也便抱有更高的期盼。做兄长的自然于此责无旁贷，故一到京城，便急着要诸弟把近日所作诗赋寄来，好切实指导。---------------禀父母（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1)---------------　　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大人膝下：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汉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纸行，不知已收到否?后于二十一日在汉口开车。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车六辆，男占三辆半。行三百余里，至河南八里汊度岁。正月初二日开车，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换大车。雇三套篷车二辆，每套钱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开车，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十六日起行，即于是日三更趁风平浪静径渡黄河。二十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气亦好，惟过年二天微雪耳。　　到京在长郡会馆卸车。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屋四间，每月赁钱四千文，与梅、陈二人居址甚近。三人联会，间日一课。每课一赋一诗誊真。初八日是汤中堂老师大课，题"智若禹之行水赋"，以"行所无事则智大矣"为韵，诗题赋得"池面鱼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课一次。　　同年未到者不过一二人，梅、陈二人皆正月始到。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颇好。接家眷之说，郑小珊现无回信。伊若允诺，似尽妥妙；如其不可，则另图善计，或缓一二年亦可，因儿子太小故也。　　家中诸事都不挂念，惟诸弟读书不知有进境否?须将所作文字诗赋寄一二首来京。丹阁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谨慎，家中尽可放心。　　又禀者，大行皇后于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内禁剃发，期年禁燕会音乐。何仙槎年伯于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饭，并未闻其大病，不数刻而凶问至矣。没后，加太子太保衔。其次子何子毅，已于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后，同乡相继殂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杨宝筠三主事，熊子谦、谢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为之一变。男现慎保身体，自奉颇厚。　　季仙九师升正詹，放浙江学政，初十日出京。廖钰夫师升尚书。吴甄甫师任福建巡抚。朱师、徐师灵榇并已回南矣。　　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胶太重也。拟仍付回，或退或用随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来，须将本房及各亲戚家附载详明，堂上各老人须一一分叙，以烦琐为贵。　　谨此跪禀万福金安。　　评点：破天荒翰林　　这是现存曾国藩家书中年代最早的一封。　　曾氏于道光十八年第三次会试中式，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后由道光帝拔置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通过三年教习后还有一次考试，谓之散馆。散馆合格者留在翰林院，不合格者或改任县令，或分发各部。教习期间可留在北京，也可不留。曾氏未留北京，请假回湖南。这次来北京，系参加散馆考试。两个月后他通过了考试，被授职翰林院检讨，从七品衔，成为京师一名小官员。在京师，曾氏微不足道，但在曾家，他可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因为曾氏家族五六百年来从未有人与功名打过交道，这次一下子便出了个翰林，真可谓大大地破了天荒。　　这封信是曾氏刚抵北京时写给父母的平安家信。他的父亲名叫曾麟书，号竹亭。曾麟书也是个读书人，但考运不好，一连考了十七次，考到四十三岁那年才录取个秀才。曾麟书一生以教蒙童为业，直到晚年才因儿子的地位而升为乡绅。曾麟书虽从未做过官，但因为是曾家第一个秀才，也算是有脸面的人。不过，这位孜孜不倦于考试的蒙师可能真的平庸。曾氏为其父母写墓表时，对于父亲的一生，几乎乏善可陈，而其祖父，居然可以在稠人广坐之中，大声呵斥已为人父的这个长子。孝顺固然是孝顺，但性格懦弱、办事才干欠缺大概也是实在的。晚年，他曾自撰一副传颂甚广的联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对联写得很洒脱，然在洒脱的背后，也透露出撰联者那种乏才又不遇的无奈和自嘲。---------------禀父母（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2)---------------　　曾氏的母亲江氏比丈夫大五岁。她的性格与丈夫正好相反：刚烈、好强，且勤快能干。曾麟书夫妇共育有五子四女，曾氏为他们的长子。　　信中所提到的儿子，即曾氏次子纪泽。曾氏结婚四年后于道光十七年十月生长子祯第，此子一岁多后与其小姑同时因染痘症而夭殇。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纪泽降生。就在这一天，曾氏在隆重的祭祖鞭炮声中离家北上，次年正月二十八日抵京。从湖南湘乡到北京，途中走了八十多天，由此可见当年进京赶考之艰难。　　曾氏在北京，最挂念的是诸弟的学业。长兄点了翰林，诸弟脸上自然有光，巴望自己早日中式之心也便更加急迫，对大哥的指点也便抱有更高的期盼。做兄长的自然于此责无旁贷，故一到京城，便急着要诸弟把近日所作诗赋寄来，好切实指导。　　信的末尾，曾氏希望家里今后给他写信"以烦琐为贵"。这几个字充分体现了一个远方游子对家人的关心思念之情，即便后来妻儿迁到京师，曾氏仍希望时常看到来自家乡的絮絮叨叨、巨细皆备的书信。此中除开曾氏个人的亲情之外，也透露了另一层消息，即中国人浓厚的"根"的观念。不管到了哪里，即便是在京师贵为朝廷大员，或是在外乡成了千万富翁，他也会将所在地视为寓所，当做客居，他的家始终是那个遥远的世代祖居的地方，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总是游子最后的取向，这就是"根"的意念。"根"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联系的纽带，但"根"也大大地局限了中国人的视野、胸襟和开拓精神。---------------禀祖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　　祖父大人万福金安：　　四月十一日由折差发第六号家信，十六日折弁又到。孙男等平安如常，孙妇亦起居维慎。　　曾孙数日内添吃粥一顿，因母乳日少，饭食难喂，每日两饭一粥。今年散馆，湖南三人皆留，全单内共留五十二人，仅三人改部属，三人改知县。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　　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谕派亲王三人、郡王一人、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现未定案。　　梅霖生同年因去岁咳嗽未愈，日内颇患咯血。同乡各京官宅皆如故。　　澄侯弟三月初四在县城发信已经收到，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兰姊以何时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绝无解危之处，则二伯祖母将穷迫难堪；竟希公之后人，将见笑于乡里矣。孙国藩去冬已写信求东阳叔祖兄弟，不知有补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难嘘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亲、万难之时乎?孙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无消息，不知同堂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时亦甚艰窘，辄敢冒昧饶舌，伏求祖父大人宽宥无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说法之处，望详细寄信来京。　　兹逢折便，敬禀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万福金安。　　评点：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　　《曾国藩全集·家书》共收有曾氏给祖父母或祖父的信十六封。曾氏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是一个不同凡庸的乡村农民。曾氏对祖父的崇仰之情远过父亲。从曾氏亲撰的墓表中可知，曾玉屏青少年时是个好游乐无节制的浮薄子弟，直到三十五岁时才洗心革面做一个规矩农民。曾玉屏体魄强壮，说话声如洪钟，有威仪，治家有方，一直是曾氏大家族的家长，且热心邻里之事，颇有乡党领袖的风度。曾玉屏少时不读书，壮年后深知读书的重要，对子孙课读甚严。他虽未经历过大世面，却有识见。在长孙点翰林后，他告诫家人：我们家以种田为本，虽富贵也不能丢了这个根本。国藩做翰林，只是刚开始，事业还长得很，家中的琐碎事不要去打扰他，以便他一心一意做官。因为有祖父这番叮嘱，故而曾氏做京官十余年，没有为家事操累过。祖母王氏，比丈夫整整大了七岁。直到道光二十六年，祖父祖母都还健在。那时曾氏已三十六岁，官居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衔。这种家庭，世间并不多有。　　曾氏想到自己上有祖父母、父母，中有诸弟姊妹，下有妻子儿女，又做了中级京官，真个是福禄周全、门祚鼎盛。他深知月盈则缺、花盛则谢的道理，常以盈满为戒，故将书房取名"求阙斋"。阙者，空也，缺也。曾氏希望今后在别的事情上存有缺憾，以便"堂上重庆"的福气能多保留些日子。　　道光二十九年，曾氏官居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已是朝廷的高级官员了，曾玉屏才去世，享年七十六岁。按照当时礼制，他可以得到从一品荣禄大夫的封赠。一个乡间农民，能享到孙子所带来的这般好处，也可谓洪福齐天了。　　在曾氏的心目中，祖父是一个有大智大才、只因生不逢时而未获大用的英雄豪杰。到了晚年，他已建立大功勋，封侯拜相，仍认为自己远不如祖父。纵观曾氏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其中尤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在为人上。他以祖父所说"懦弱无刚乃男人最大之耻"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将这句话一再告诫子弟。曾氏又在"刚"中注入"毅"的成分。"刚毅"二字成为曾氏性格的主要特征，也是他一生事业成就的基石之所在。　　将曾氏祖孙三代对照来分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前面说到，曾麟书是个平庸懦弱的人，而曾玉屏却是一个强悍不羁之才。这父子俩颇有点像虎父犬子。父祖两代均在曾氏的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曾氏多次说过自己"胆气薄弱""禀性素弱"。从他带兵之初两次因失败而投江自杀的记录来看，可知其性格中有明显的脆弱的一面。显然，这源于其弱父的遗传，是他的先天禀赋。但他又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的倔强、不服输的一面，看来这是自小起所接受的强祖耳提面命的结果，属于后天性的教育和影响。由此可见，天性并非就决定了一切，一个人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对其一生的走向也相当重要，尤其是至亲的言传身教，更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禀祖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2)---------------　　祖父对曾氏的另一重大影响在治家上。曾氏"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治家八字诀，完全是对祖父平时所作所为的概括。他反复告诫子弟："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信中所言"楚善八叔事"，系族叔楚善被债主追逼度日艰难，写信给曾氏请求帮助之事。因祖父在乡党中有威望，故曾氏将此事推给祖父，请他代为援手。---------------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1)---------------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曾国荃(1824-1890)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　　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折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2)---------------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余，名望甚重，与予见面，辄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芽白菜子，家中种之好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　　评点：为学譬如熬肉　　曾氏家书之精华在于与诸弟书及训子书，其为世所重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曾氏的这两类家书，决非世人所常见的报平安道家常的书信，作书者乃抱着极大的责任心和殷殷企盼之情，以书信为函授教材，将自己的学问识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子弟。元好问诗："鸳鸯绣取从头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曾氏恰恰是在把"金针"度与子弟。世人在阅读这些书信的同时，也便轻易地获得了"金针"。二、曾氏的子弟几乎个个成才成器，日后或成为其事业的得力助手，或成为其家族的薪火传人。他们以自己的业绩验证了曾氏所传"金针"的效用。正如良师的光彩要靠高徒来衬托一样，父兄的家教也要靠子弟的成就来增添说服力。　　在这两类书信中，数量多内容丰富的部分又属与弟书。它不仅展示了曾氏望弟成才的苦心，更表现了其儒家文化忠实继承者的道德风范。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长兄是负有保护教育弟妹的重大责任的，故历来有"长兄当父"之说。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长兄并非如此。他们爱子亲子，却对弟妹缺少关爱之心。因为儿女不仅是其财产事业的继承人，也是其生命的延续，亲与爱，是发自内心的，并不需要伦理的约束。而弟妹长大后，将自立门户，关系和情感只会越来越疏远。曾氏在大量的与弟书中所溢流出的兄弟之情，恰为世人所淡漠而为伦理所提倡，故在传统的家庭教育中，他的这些书信便成了极好的教材。　　曾氏有四个弟弟，依祖父辈的序列排，分别为四弟国潢字澄侯、六弟国华字温甫、九弟国荃字沅甫、季弟国葆字贞干，与长兄相比，分别小十岁、十二岁、十四岁、十八岁。在后来的岁月里，除四弟在湘乡原籍经营家业外，其余三弟均投笔从戎。六弟在三河之役中战死，季弟在围南京时染瘟疫病死，九弟则成为打下南京的首功之人。从现存的照片来看，曾氏与其九弟面相极为相似，都是瘦削的长脸、鼻翼两边的法令既深又长、三角眼、扫帚眉。两兄弟同日封爵开府，又都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事实属独一无二。　　这封信写在道光二十二年秋天，是曾氏全集中所收与弟书的第一封。此时曾氏依旧在翰林院供职，兼任国史馆协修，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小京官。　　来到京师三年半了，曾氏的官位虽没多大迁升，长进却甚大，这长进主要体现在学问和见识上，而促成这种长进的，一来自师友间的启迪切磋，二靠个人的自觉自律。　　中国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全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无甚关联。考取后便去做官，依仗的是手中的权力，腹中有无真才实学并不重要。所以中国封建官员，尽管绝大部分都经历过十年寒窗，但有真本事的人却微乎其微。李鸿章曾经这样评价过他的一个下属："此人连官都不会做，可见无用。"虽说得刻薄了点，却是大实话。　　曾氏中式后有幸在翰林院做官，给了他读书再学习的宝贵时间，也因为他较为明智，能够清醒地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读书人所固有的这种弊病，从而自觉地加以深造。在朋友们的引荐下，他拜了两位老师。---------------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3)---------------　　一是湖南善化人唐鉴，即信中所说的镜海先生，此人当时官居太常寺卿。唐鉴给曾氏最重要的指导有两点：一为如何读书。唐鉴告诉曾氏，读经当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又说，文章、义理、考据三门学问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中。第二，唐鉴向曾氏指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若不静，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唐鉴又将所著《畿辅水利志》送给曾氏。这书属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即实实在在的于国计民生有用的真正学问。　　曾氏服膺这位同乡前辈，虚心向他请教。据说，咸丰二年，唐鉴由金陵书院内召进京，年轻的咸丰皇帝在一个月内接连召见他十五次，咨询治国之道。此时，曾氏正在湖南老家守母丧。太平军已打到湖南，朝廷欲在湖南组建团练来对抗，苦于无合适人牵头。唐鉴向咸丰帝面荐曾氏，并特为指出：曾氏书生出身，久为京官，既不懂军旅，又疏于民政，初时可能会不顺，但要相信他今后一定会成功。可见，唐鉴对曾氏知之甚深，对其一生事业的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是有理学大师之称的倭仁(字艮峰)。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有点类似六十年代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狠斗私字一闪念。"研几，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的整治，故最佳的方式是记日记，在日记中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倭仁后来官做到大学士，但在历史上却留下一个顽固守旧派的不好名声。同治六年，执政的恭王拟筹建同文馆，倭仁带头反对，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话的确迂腐得很。　　"理学"在近代是一门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旧学问，倭仁的迂腐不通又为"理学该批"增加一个极好的例子。但作为主宰中国思想界数百年之久的这门学说，也并非就一塌糊涂、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操守等方面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曾氏在日后组建湘军之初注重其血性精神方面的教育，他本人大权在握时能清廉自守、军情危难时能适时调整心态、大功告成时能谦退自抑等等，无疑都得力于早期的"研几"功夫。　　这种以读书再学习为主课的翰苑闲官生涯，便是曾氏京师与弟书的背景。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七年出任礼部侍郎时为止，历时七八年。在这封信里，曾氏与诸弟谈自己读经史、拜师交友等情形，即为当时的真实写照。他要诸弟以"专"字法读书，便是转授唐鉴的指教。　　这封信在谈到为学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猛火煮漫火温"法。这是子思、朱熹等人从熬肉中得到的启发：肉必须经过这样的熬，味道才会全部出来。读书亦是如此：先在短期内集中精力阅读，掌握所读之书的概貌；然后再对其中的章章节节乃至字字句句作慢慢细细的咀嚼，读熟读透，以求探到书中的精义奥赜。对于必读的经典书籍，这种"猛火煮漫火温"的方法值得借鉴。　　二是谈乾坤礼乐之道。以书法为例，乾为神，坤为形，真力弥漫为乐，丝丝入扣为礼。这种将对立融为一体的思维方法，颇有点辩证统一的味道，值得把玩摩挲。　　曾氏这封信中提到的京师朋友，笔者将在以后的相关评点中再说及。这次先介绍两个人。一为吴竹如。竹如名廷栋，江苏人，此时为翰林院官员，以后一直在京师做闲官，晚年回籍主讲金陵书院。而曾氏恰在此时做两江总督，彼此过从较密。曾氏死前一个月，两人还见了面。曾氏年谱记载："正月初二日，公访吴公廷栋宅，畅谈学业，语及邸抄倭文端公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因语及昔年故交零落殆尽，黯然而别。"三十年前京师谈学论道的朋友，曾氏在晚年所能见到的仅此一人。曾吴之交，亦可谓全始全终。第二个是谢果堂。谢为湖南湘乡人，亦为翰苑官员。他本人无甚特别业绩，但他的父亲谢芗泉则有一个名震京师的壮举，多少年来一直为人所称道。乾隆年间，正是和当道、炙手可热的时候，京师上下谁也不敢得罪他。和家里的仆人也仗势胡作非为，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次，和仆人坐着大员才可乘坐的大红障泥车招摇过市，遇到时为御史的谢芗泉。他怒不可遏，命人拿下和仆，亲自放火烧掉这辆车，替众人出了一口气。大家叫他为"烧车御史"，对他的正气和胆量钦佩不已。和脑怒至极，但又发作不得，过两年后还是借故将谢削了职，直到和倒台后谢才起复。---------------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4)---------------　　曾氏对这位同乡前辈甚是佩服，在信中所说的送别诗中他还提到了谢家这段光荣历史："一朝烧车震都市，骢马御史真人豪。"---------------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　　四位老弟足下：　　十月二十一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叶，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奋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叶付归，与诸弟看。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叶付回也。---------------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2)---------------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明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叶，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尽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住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陕西巡抚。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二千一百万两，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　　兄国藩手具　　评点：读书之要在格物致知　　这是曾氏与诸弟谈为学之道的一封极重要的信。曾氏在这封信里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架式，陈义颇高，说教成分也较多。当今世风日趋浮躁，人皆急功近利，恨不得一日之间便发大财、居高位、享盛名，不愿意去做长时期的累积功夫，尤其不愿意去从事道德心灵方面的修炼，认为那些都是虚的假的。其实，一百六十多年前的世风也不见得比今天淳厚得很多，这可以从当时人写的书里看得出。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储才养望，在天时未到之前，努力准备着，一旦机会降临便能很快把握住，捷足先登。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等人都是这批人的突出代表。纵观曾氏的一生，其成功之基实奠于早期这种扎实的格致修诚的训练。　　今日之年轻人，若无心做大事则罢，若有心做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则千万不要视修身为迂腐空疏，应从曾氏成功的人生过程中，看到此种功夫的实际作用。　　下面，我们来具体评说这封信。　　曾氏对他的几个弟弟曾用两句诗来作过评价："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辰君为辰时出生的四弟，午君为午时出生的六弟，老沅为九弟沅甫。　　尽管从字面上看都是佳评，但透过表面，可以看出曾氏对这三个弟弟的评价是有高低区别的，而且以后各人的发展，也的确验证了他的评价。常言说，知子莫如父，知弟莫如兄。其实，许多为父的并不能知其子，为兄的也并不能知其弟，因为这还要牵涉到为父为兄的眼光如何。曾氏向被誉为"衡人精当"，从对三个弟弟的评价上也可看出此说是有根据的。　　平正的另一面即平庸无用。曾氏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说"四弟天分平常"，恰恰说的就是这一面。四弟国潢一辈子在家守着田产房屋，从未见他有过显眼的事迹，可知此人在曾家众兄弟中实属才干平平。此时年已二十二岁仍身为白丁的曾四爷，却不安心在家塾过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的日子，想外出找一个学馆，理由是外馆清净，家塾易为杂事耽搁。曾四爷本身就不是一个能清净的人，已届晚年了，做大哥的还在家信中告诫这个弟弟少管闲事，不要吹唢呐赶热闹等等，可见"外馆清净"云云，不外乎一为自己功名未中找借口，二则趁此外出看看花花世界。故曾氏断然制止他的这个躁动：不必择地择时，若是真的立志苦读，再吵闹的地方也可读书，否则，即便是神仙之境也不能读好书。曾氏这番话，其实对任何一个正处求学时期的读书郎都适用。古时有凿壁偷光、挂角读书的穷苦学者，今有十五六岁便腰缠万贯不读书而去泡妞的"小皇帝"。可见读不读书，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在于内心立志与不立志耳。---------------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3)---------------　　曾家的六爷被大哥称之为"奇"。奇者，或许真有奇才异能，也或许只是自命不凡、眼高手低罢了。从其一生的行径看来，曾六爷的"奇"，实无足称道。此时他考试成绩不佳，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怨天尤人，大发牢骚。曾氏这封家信，便主要是对这位缺乏自知之明的六弟而写的。　　曾氏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君子之立志，不在一己之荣辱得失，而在有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　　"民胞物与"四字出自北宋理学家张载的《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为人类万物同为天父地母所生，实与自己同出一源，故而都应该爱护。这种观念反映了理学也具有博爱和恢宏的一面。　　"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这是儒学信徒的一种理想人格，意为内修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　　接下来，曾氏又向六弟指出，脑子里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远；心里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良未得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等。　　笔者想，当年曾氏的几个弟弟，尤其是心气高傲的六弟，读到这里时，必定是或窃笑或恼怒，总之，都不可能接受大哥的这番高谈阔论。平心而论，要这几个住在荒山僻岭无寸尺功名、无丝毫地位的小青年去思考忧虑这些事，真是离谱太远了。细究当时的情况，曾氏实不过借此夫子自道而已!　　前面说过，曾氏此时正拜理学大师倭仁为师，这封信里曾氏又谈到自己的身边有明师益友重重挟持。明师即倭仁，益友即吴竹如、冯树堂、陈岱云等人，曾氏和他们在一起成天读朱子全书，谈修诚之事，并每日记日记，将一念之差、一事之失，皆记于当天的日记里，对自己的差失严加鞭笞，毫不留情，甚至不惜骂自己如猪狗，而且还互相传看，以达到监督的作用。曾氏还为自己定下日课。就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似的，他每天严守课程表，一丝不苟。　　他将自己过去的一切不合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昨日种种死，而将一切合于圣贤规范的东西譬为今日种种生。自号涤生，其意即在此：涤旧而生新。曾氏年谱中说，他"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便产生在这个时期。如此看来，曾氏在信中滔滔不绝要诸弟立的志，正是他自己--一个年轻翰林的法前贤清天下的大志。　　诸弟能不能接受暂且不管，悬出一个极高的目标来，让他们心存敬畏，努力追求，也是好事。至于对一般读书人而言，真正的有效功夫当用在何处呢?曾氏将自己的"金针"传给诸弟，这便是《大学》《中庸》里所说的"格物""诚意"四字。穷究事理，躬自力行，便可成为一个读书明理的君子。悲天悯人的绝大志向，曾氏在以后的家书中较少提及，至于"格物""诚意"等话题倒是常常说到。---------------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　　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二十七日寄弟书一封，内信四叶、抄倭艮峰先生日课三叶、抄诗二叶，已改寄萧莘五先生处，不由庄五爷公馆矣。不知已到无误否?　　十一月前八日已将日课抄与弟阅，嗣后每次家信，可抄三叶付回。日课本皆楷书，一笔不苟，惜抄回不能作楷书耳。冯树堂进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无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与树堂日日切磋，余无日无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半年，余懒散不努力。九弟去后，余乃稍能立志，盖余实负九弟矣。余尝语岱云曰："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九弟之无所进，是我之大不孝也。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云与易五近亦有日课册，惜其识不甚超越。余虽日日与之谈论，渠究不能悉心领会，颇疑我言太夸。然岱云近极勤奋，将来必有所成。　　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做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且谈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礼。子贞现临隶字，每日临七八叶，今年已千叶矣。近又考订《汉书》之讹，每日手不释卷。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传于后。以余观之，此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浅深究竟何如。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诗亦远出时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做几首。　　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颇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诗甫亦与小珊有隙。余现仍与小珊来往，泯然无嫌，但心中不甚惬洽耳。曹西垣与邹云陔十月十六起程，现尚未到。汤海秋久与之处，其人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今冬嫁女二次：一系杜兰溪之子，一系李石梧之子入赘。黎樾翁亦有次女招赘。其婿虽未读书，远胜于冯舅矣。李笔峰尚馆海秋处，因daikao供事，得银数十，衣服焕然一新。王翰城捐知州，去大钱八千串。何子敬捐知县，去大钱七千串。皆于明年可选实缺。黄子寿处，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长进，古文有才华，好买书，东翻西阅，涉猎颇多，心中已有许多古董。何世兄亦甚好，沉潜之至，虽天分不高，将来必有所成。吴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盖每见则耽搁一天也。其世兄亦极沈潜，言动中礼，现在亦学倭艮峰先生。吾观何、吴两世兄之姿质，与诸弟相等，远不及周受珊、黄子寿。而将来成就，何、吴必更切实。此其故，诸弟能看书自知之。愿诸弟勉之而已。此数人者，皆后起不凡之人才也。安得诸弟与之联镳并驾，则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阕，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会课，近皆懒散，而十日一会如故。　　余今年过年，尚须借银百五十金，以五十还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长郡馆公费，即在公项借用，免出外开口更好。不然，则尚须张罗也。　　门上陈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诗。现换一周升作门上，颇好。余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仆亦将视主上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余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余每闻折差到，辄望家信。不知能设法多寄几次否?若寄信，则诸弟必须详写日记数天幸甚。余写信，亦不必代诸弟多立课程，盖恐多看则生厌，故但将余近日实在光景写示而已，伏惟诸弟细察。　　评点：何绍基之字与汤鹏之文　　这封信提到了两个著名文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一为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此人比曾氏早进翰院两年，又年长十二岁，此时在翰林院做编修。何绍基以书法称名于近代，然在当时名气似乎还不是太大。曾氏在信中断言，何绍基的字"必传千古无疑"，看来这是说对了。中国古代字写得好的人甚多，然传名者寥寥，这是因为纯粹以字名世的很少，"书法"要靠其他的东西来衬托，如地位、诗文、绘画等。或地位高或诗文好，或绘画精，原本只有五六分的书法可以进价为七八分、八九分；反之，原本有十分身价的书法，却因人微位卑而不受重视。故自古以来，像怀素那样的穷苦和尚以书法本身出名的少，而如王右军、苏东坡等仗显赫地位、精彩诗文而成名的书家多。---------------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2)---------------　　然何绍基有幸成为名书家，除开他的字确实是好、地位不低、著述较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与曾氏的揄扬分不开。此时的曾氏地位虽不高，但后来却名震天下，他所极力称颂的人，不愁无名。据说湘军中有一位名叫郭松林的高级将领，有附庸风雅的爱好，他五十大寿时请何绍基为他撰一副寿联。郭松林字子美，何绍基以此送他十个字：古今三子美，前后两汾阳。上联叩"子美"。唐诗人杜甫字子美，宋诗人苏舜钦字子美，与他合为三子美。下联叩"郭"，将他与汾阳王郭子仪相比。如此一来，郭松林便成为一位集杜甫、苏舜钦之文才与郭子仪之武功于一身的人了。郭松林欢喜无尽，立刻赏何绍基一千两银子。　　这种出格逾等的颂词，或许是出于玩笑，也或许是存心讨好，且不去管它。但一个字值一百两白银，从市场角度来看，也的确说明了何绍基字在当时的价值。　　第二人即信中所说的汤海秋。汤海秋名鹏，湖南益阳人，也是曾氏的翰苑前辈。曾有人将他与魏源、龚自珍、张际亮并称为道光四子。他的传世之作为论文集《浮邱子》(岳麓书社曾于一九八七年重新标点刊行)。汤鹏二十岁中进士，的确是聪明过人，功名早达。但终其一生官位不过御史，寿命也只四十四岁，算不得一个有福气的人。对汤鹏及其著述，当时许多人曾予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人"意气蹈厉"，其文"震烁奇特"。但曾氏对这位同乡的看法则异于时人。　　信中谈汤"诞言太多，十句之中仅一二句可信"。他送给汤的挽联也与众不同：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汤鹏的"诞言"和《浮邱子》的奇特，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古今不少颇有名气的忧时诗文，或许都出自于好"奇思怪想"者之手，这些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上的佳作、学术上的杰构，但却难以将它们真的用之于经世济民。对于这中间许多自叹怀才不遇的作者，也不宜洒过多的同情之泪，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就不是真正的守土牧民之才。　　曾氏是一个崇尚脚踏实地的人，与汤鹏不属同类，故而不太喜欢这位有才华的同乡前辈。这封信的后半截，曾氏在叙述同乡京官的近况时，又表露了他务实的一贯作风。他不喜欢"好买书，东翻西阅"的黄子寿，却喜欢何、吴两家儿子的"沉潜"，并预言，二人虽天分不高，但将来的成就"必更切实"。他希望诸弟向何、吴两世兄看齐。　　不知读者注意到没有，曾氏在讲到门房换人的时候，提到两个门房的名字：一人名陈升，另一人名周升。看来，陈、周为其人的本姓，"升"则是曾氏给他们所起的名字。可以推断，若再换一个姓李的来，必叫"李升"。这里面透露的是主人渴望升官的消息。曾氏的两个儿子的乳名，一为甲三，一为科一。他的两个外甥的乳名，一为鼎二，一为盛四。四个孩子乳名的前一字连缀起来恰为"甲科鼎盛"四字，这里也透露出曾氏希望后辈做官入仕的心情。联系到曾氏后来家书中说的"不求儿子做大官，只求做读书明理的君子"的话，不由得使人产生多种怀疑：是虚伪、表里不一?是早期渴望做官，后来在宦海中浮沉太久，深知其中艰辛，故晚年不要儿子做官?是又想做官，又不想做官，两种心情矛盾地并存?****************第二部分***************　　今年冬间，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圃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汤海秋又自言借百金与我用。计还清兰溪、寄云外，尚可宽裕过年。统计今年除借会馆房钱外，仅借百五十金。岱云则略多些。岱云言在京已该账九百余金，家中亦有此数，将来正不易还。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　　诸位贤弟足下：　　十一月十七寄第三号信，想已收到。父亲到县纳漕，诸弟何不寄一信，交县城转寄省城也?以后凡遇有便，即须寄信，切要切要。九弟到家，遍走各亲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详以告我?　　四妹小产以后生育颇难，然此事最大，断不可以人力勉强。劝渠家只须听其自然，不可过于矜持。又闻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妇而可得好处者，诸弟必须时劝导之，晓之以大义。　　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叶，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予自立课程甚多，惟记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写日记楷本，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俱须带在身边。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前立志作曾氏家训一部，曾与九弟详细道及。后因采择经史，若非经史烂熟胸中，则割裂零碎，毫无线索；至于采择诸子各家之言，尤为浩繁，虽抄数百卷犹不能尽收。然后知古人作《大学衍义》《衍义补》诸书，乃胸中自有条例自有议论，而随便引书以证明之，非翻书而遍抄之也。然后知著书之难，故暂且不作曾氏家训。若将来胸中道理愈多，议论愈贯串，仍当为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年二十七岁，张筱浦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广西乙未翰林)、吴莘(名尚志，广东人，吴抚台之世兄)、庞作人(名文寿，浙江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名。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黄子寿近作《选将论》一篇，共六千余字，真奇才也。子寿戊戌年始作破题，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学问，此天分独绝，万不可学而至。诸弟不必震而惊之，予不愿诸弟学他，但愿诸弟学吴世兄、何世兄。吴竹如之世兄现亦学艮峰先生写日记，言有矩，动有法，其静气实实可爱。何子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总是温书。三百六十日，除作诗文时，无一刻不温书。真可谓有恒者矣。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予身体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则头晕，不耐久坐，久坐则倦乏，时时属望惟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大人七十大寿，京城以进十为正庆。予本拟在戏园设寿筵，窦兰泉及艮峰先生劝止之，故不复张筵。盖京城张筵唱戏，名为庆寿，实则打把戏。兰泉之劝止，正以此故。现在作寿屏两架。一架淳化笺四大幅，系何子贞撰文并书，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笺八小幅，系吴子序撰文，予自书。淳化笺系内府用纸，纸厚如钱，光彩耀目，寻常琉璃厂无有也。昨日偶有之，因买四张。子贞字甚古雅，惜太大，万不能寄回。奈何奈何!侄儿甲三体日胖而颇蠢，夜间小解知自报，不至于湿床褥。女儿体好，最易扶携，全不劳大人费心力。　　今年冬间，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圃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汤海秋又自言借百金与我用。计还清兰溪、寄云外，尚可宽裕过年。统计今年除借会馆房钱外，仅借百五十金。岱云则略多些。岱云言在京已该账九百余金，家中亦有此数，将来正不易还。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致诸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2)---------------　　书不能尽言，惟诸弟鉴察。　　兄国藩手草课程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谨言(刻刻留心)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评点：戒烟写日记主静　　这封信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为曾氏的戒烟。据说曾氏年轻时有两大嗜好：下围棋和吸水烟。下围棋太耗时，影响读书，曾氏曾下决心要戒掉。其咸丰八年的日记里尚有"四月二十三，戒棋立誓"的记载。但我们知道，此嗜好，他不但没戒掉，反而在日后的战争年代里愈演愈烈，几乎每日一局，即便战事极不顺利，他也照下不误。围棋为何没戒掉?笔者揣摩这可能是曾氏一生中惟一的一项娱乐活动。他这一辈子实在活得太累，倘若这一项娱乐都要取消，他的生命就很有可能难以维持，故戒过一段时间后又死灰复燃。至于水烟，则的确是戒掉了。这多半缘于他的健康状态。　　曾氏其实是个不健康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病号。他在道光二十年六月，也就是刚进京参加散馆考试的半年后，便肺病大作，几至不救。肺病在当时为不治之症，他幸而遇到了一位名医，才度过这一劫。这一病三个月，住在客栈里，家眷并未来京，全靠一位名叫欧阳兆熊的同乡好友照料。　　曾氏家信中屡次提到"耳鸣"，此病源于肝和肾上。这说明曾氏的肝、肾亦有毛病。咸丰七年在家中守父丧时，他自言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那时还不到五十，已衰老如此。这封信里也说他身体甚弱，不能苦思久坐。不久后还吐过血。所有这些，足见曾氏一生身体状况不佳。吸烟有害健康，尤其于肺不利。戒烟多半出自医生的劝告，曾氏做到了。　　至于他"誓终身不间断"的三事：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写日记，后因环境大变也有变化。茶余偶谈、读史十叶都没有坚持下去。现存曾氏日记中，在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咸丰七年十二月这一大段时间里只保留下来一些零散的记录。咸丰八年六月初七日，曾氏第二次出山。从这天起，他恢复写日记的习惯，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即去世的前一天。曾氏的日记虽未一贯坚持，然做到这个地步，亦不容易。　　二为曾氏在谈到自己结交朋友时说，都是别人先来拜他，他不先拜别人，怕招"标榜以盗虚名"之讥。这里说的结交之道，似与我们今天所奉行的方式有所不同。或许当时京师风气如此，且不去管它，但下面的一句话值得我们重视："天下有益之事，即有足损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此语颇有点辩证眼光，乃曾氏的阅历所得。　　第三，曾氏虽赞赏奇才，但不希望诸弟走"奇"一路。曾氏一生信奉"拙诫"，主张踏踏实实，下苦功，用笨劲。他对诸弟提出的"有志""有识""有恒"的要求，亦可以作为所有年轻人的座右铭。　　这封信后，曾氏为诸弟附了一张课程表，上列十三项功课，并对这十三项功课逐一作了说明。生在今日，要像曾氏那样事事处处都如此苛刻地约束自己，恐怕是一桩绝不能做到的事，但作为研究当年理学信徒如何修身养性的资料，此课程却颇有一些价值。值得一说的是，在后来，湘军攻打江宁最关键的时候，曾氏曾以"静坐"来安定自己的心绪。　　同治三年五、六月间，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在围攻江宁两年后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都豁出去了，战争打得十分残酷，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把握。当时各方对曾国荃指责甚多，并波及到曾氏本人，故此事不仅仅是"公事"，更变成他曾氏家族的"私事"。曾氏的一颗心被江宁战事悬系着，烦躁不安，无法宁静。这时他想起了早期京师的"静坐"功课，于是在安庆江督衙门的三楼上，特辟一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一个小时：屏去一切思念、凝神枯坐。这招果然起作用：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心闲气定。就这样连续静坐一个多月，直到老九的捷报传来为止。---------------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　　诸位老弟足下：　　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发家信。　　四弟之信三叶，语语平实。责我待人不恕，甚为切当。谓月月书信徒以空言责弟辈，却又不能实有好消息，令堂上阅兄之书，疑弟辈粗俗庸碌，使弟辈无地可容云云。此数语，兄读之不觉汗下。　　我去年曾与九弟闲谈，云为人子者，若使父母见得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及我，这便是不孝；若使族党称道我好些，谓诸兄弟俱不如我，这便是不弟。何也?盖使父母心中有贤愚之分，使族党口中有贤愚之分，则必其平日有讨好底意思，暗用机计，使自己得好名声，而使其兄弟得坏名声，必其后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刘大爷、刘三爷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视如仇雠。因刘三爷得好名声于父母族党之间，而刘大爷得坏名声故也。今四弟之所责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读之汗下。但愿兄弟五人，各各明白这道理，彼此互相原谅。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则亿万年无纤芥之嫌矣。　　至于家塾读书之说，我亦知其甚难，曾与九弟面谈及数十次矣。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及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　　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觉庵师处受业。其束?，今年谨具钱十挂。兄于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从丰，实不能耳。兄所最虑者，同学之人无志嬉游，端节以后放散不事事，恐弟与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四弟与季弟今年从觉庵师，若地方相安，则明年仍可从游；若一年换一处，是即无恒者，见异思迁也，欲求长进难矣。　　此以上答四弟信之大略也。　　六弟之信，乃一篇绝妙古文。排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独取昌黎、半山两家。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轻谈。近得何子贞意见极相合，偶谈一二句，两人相视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笔。往时见弟文，亦无大奇特者。今观此信，然后知吾弟真不羁才也。欢喜无极，欢喜无极!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为者，吾弟皆可为之矣。　　信中言兄与诸君子讲学，恐其渐成朋党。所见甚是。然弟尽可放心。兄最怕标榜，常存暗然尚之意，断不至有所谓门户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虚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当视为良友药石之言。　　信中又有荒芜已久，甚无纪律二语。此甚不是。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兄从前常犯此大恶，但尚是腹诽，未曾形之笔墨。如今思之，不孝孰大乎是?常与阳牧云并九弟言及之，以后愿与诸弟痛惩此大罪。六弟接到此信，立即至父亲前磕头，并代我磕头请罪。　　信中又言弟之牢骚，非小人之热中，乃志士之惜阴。读至此，不胜惘然，恨不得生两翅忽飞到家，将老弟劝慰一番，纵谈数日乃快。然向使诸弟已入学，则谣言必谓学院做情。众口铄金，何从辨起!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科名迟早，实有前定，虽惜阴念切，正不必以虚名萦怀耳。---------------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2)---------------　　来信言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现读朱子《纲目》，日十余叶云云。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于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　　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六弟谨记之。　　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帖、律赋，头绪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质较低，必须为科名之学。六弟既有大志，虽不科名可也，但当守一耐字诀耳。观来信言读《礼记》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忽。　　来信又驳我前书，谓必须博雅有才，而后可明理有用。所见极是。兄前书之意，盖以躬行为重，即子夏"贤贤易色"章之意。以为博雅者不足贵，惟明理者乃有用，特其立论过激耳。六弟信中之意，以为不博雅多闻，安能明理有用?立论极精，但弟须力行之，不可徒与兄辩驳见长耳。　　来信又言四弟与季弟从游觉庵师，六弟、九弟仍来京中，或肄业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归，兄百计挽留，九弟当能言之。及至去秋决计南归，兄实无可如何，只得听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须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弟云能自为计，则兄窃不信。曹西垣去冬已到京，郭云仙明年始起程，目下亦无好伴。惟城南肄业之说，则甚为得计。兄于二月间准付银二十两至金竺虔家，以为六弟、九弟省城读书之用。竺虔于二月起身南旋，其银四月初可到。　　弟接到此信，立即下省肄业。省城中兄相好的如郭云仙、凌笛舟、孙芝房，皆在别处坐书院。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先生皆官场中人，不能伏案用功矣。惟闻有丁君者(名叙忠，号秩臣，长沙廪生)学问切实，践履笃诚。兄虽未曾见面，而稔知其可师。凡与我相好者，皆极力称道丁君。两弟到省，先到城南住斋，立即去拜丁君(托陈季牧为介绍)，执贽受业。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即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曰："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3)---------------　　来信以进京为上策，以肄业城南为次策。兄非不欲从上策，因九弟去来太速，不好写信禀堂上。不特九弟形迹矛盾，即我禀堂上亦必自相矛盾也。又目下实难办途费。六弟言能自为计，亦未历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则两弟今冬与朱啸山同来甚好。目前且从次策。如六弟不以为然，则再写信来商议可也。此答六弟信之大略也。　　九弟之信，写家事详细，惜话说太短。兄则每每太长，以后截长补短为妙。尧阶若有大事，诸弟随去一人帮他几天。牧云接我长信，何以全无回信?毋乃嫌我话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总须立志读书，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须听诸兄话。此次折弁走甚急，不暇抄日记本。余容后告。　　冯树堂闻弟将到省城，写一荐条，荐两朋友。弟留心访之可也。　　兄国藩手草　　评点：同意诸弟外出求学　　此信长达三千余字，为曾氏家书中较长的一封，其主要部分为答四、六两弟信。　　四弟给大哥写了三页纸的信，详情不得而知，但从曾氏信中可知四弟对大哥不满意。不满意之处，一为待人不恕，只以空言指责，未见给弟实际好处；二为不同意大哥"在家不外出"的意见，仍坚持要外出，并携带季弟同出。　　常言说："子大父难做，弟大兄难为。"此时的四弟二十出头，已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做大哥的不能勉强。故曾氏一面申叙自己责弟乃为弟好，决不是抑弟扬己，望弟理解，一面只得同意四弟携季弟外出求学，并负责两弟的学费。曾氏在信中只是告诫四弟"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并特为指出衡阳不可读书。传说曾氏当年在衡阳求学时，因成绩优异而遭衡阳籍士子的忌妒，故在曾氏的印象中，衡阳士子多轻薄，属损友而非益友。但他对信中所言及的两位衡阳籍老师却怀着敬重之心。　　一为汪觉庵。十余年前，汪曾被与湘乡比邻的衡阳金坑唐氏家塾聘为老师，曾氏闻名而投于汪门下。曾氏家境并不太好，但学习刻苦，汪赏识他，并设法为他免窘。曾氏为此感激。另一个即欧阳沧溟。欧阳先生名凝祉，沧溟为其号，廪生出身，一辈子以教书为业，是曾麟书的朋友。曾氏十四岁那年，曾麟书请好友出个题目让儿子做，借以考试。欧阳遂以"共登青云梯"为题，命曾氏做一首律诗。诗成，欧阳大加赞赏，说这诗是金华殿中人说的话，并断定曾氏今后大有出息，又将九岁的女儿许配给曾氏。此女即日后的欧阳夫人。可以说，曾氏一生中最早的赏识者就是他的这个岳父欧阳凝祉，故而终生敬重。　　在答六弟的信中，值得注意的是，曾氏将读经史子集、讲义理之学看做是有大志者所为的事，而将读四书文、做试帖律赋的科名之学作为天分低的人所为之事。在曾氏的眼中，六弟天分高，无科名亦可做大事，其他三弟天分低，只能求功名。关于学问与科名，曾氏在以后的信中还将谈到，笔者将在相关的部分予以评点。　　从道光二十年正月抵京到写这封信，时光已过去整整三年。这三年间，曾氏未获任何迁升，也未得任何差使，心中颇为怏抑，故而有盼望得一差获利还债而后归田养亲之念。于此我们可以看到，境遇对一个人的思想会有多大的影响。即便是曾氏这样渴望做大官的农家子弟，多年不得迁升，也"意颇疏散"，何况其他人!　　也许有细心的读者会问，当年无邮政，曾氏家中这些往返书信是怎么传递的?这封信的末尾给了一个答案。原来，曾氏的这些家信大部分是由折弁代递的。折弁即专为地方大员送奏折到京城的邮差。他们在办公差的时候，顺便为在京城做官的人传递家信。这种方式，既稳妥又快，应为当时京官所普遍采取。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很可能出自于地方政府主动对本省籍京官的讨好。　　此外，托进京回省的朋友熟人捎带，自然也是一条重要的途径。---------------禀父母（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正月十七日，男发第一号家信，内呈堂上信三页，复诸弟信九页，教四弟与厚二从汪觉庵师，六弟、九弟到省从丁秩臣，谅已收到。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号，系新正初三交彭山屺者，敬悉一切。　　去年十二月十一，祖父大人忽患肠风，赖神灵默佑，得以速痊，然游子闻之，尚觉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寿筵，男不克在家庆祝，心尤依依。　　曾麟书家书手迹诸弟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男观诸弟来信，即已知之。盖诸弟之意，总不愿在家塾读书。自己亥年男在家时，诸弟即有此意，牢不可破。六弟欲从男进京，男因散馆去留未定，故比时未许。庚子年接家眷，即请弟等送，意欲弟等来京读书也。特以祖父母、父母在上，男不敢专擅，故但写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来京，其意颇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尚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园，时有耽搁；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无良友，考试又不利。兼此数者，怫郁难申，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可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另择外傅，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愿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前次含意不申，故从不写信与男。去腊来信甚长，则尽情吐露矣。　　男接信时，又喜又惧。喜者，喜弟志气勃勃不可遏也；惧者，惧男再拂弟意，将伤和气矣。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男深知此理，故禀堂上各位大人俯从男等兄弟之请。男之意实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九弟前年欲归，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则不复强留，亦恐拂弟意也。临别时，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信之尤深。谓九弟纵不为科目中人，亦当为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终身互相依倚，则虽不得禄位，亦何伤哉!　　恐堂上大人接到男正月信必且惊而怪之，谓两弟到衡阳、两弟到省，何其不知艰苦，擅自专命?殊不知男为兄弟和好起见，故复缕陈一切；并恐大人未见四弟、六弟来信，故封还附呈。总愿堂上六位大人俯从男等三人之请而已。　　伏读手谕，谓男教弟宜明言责之，不宜琐琐告以阅历工夫。男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　　男妇孙男女身体皆平安，伏乞放心。　　男谨禀　　评点：和睦兄弟为第一　　前封信里，曾氏同意诸弟或去衡阳、或去长沙就读的要求。接父信，知父对诸弟颇为不满，曾氏乃申明之所以同意诸弟外出的原因：以和睦兄弟为第一。　　面对诸弟的怨责，曾氏既不摆长兄的架子予以呵斥，亦不以翰林的尊贵予以轻蔑，而是当做自己应尽的责任予以理解，以设身处地之心予以宽谅。信中的"五怨"，将诸弟的怨恨之由归咎到自己的头上，颇有责己严、待人宽的胸襟。　　做父亲的，总希望自己的每个儿子都成材成器。因为四个儿子的外出求学要耗费长子一笔不菲的银钱，免不了责备几句以求得长子(尤其是长媳)的心理平衡，但内心里无疑是巴望长子这样做的。曾氏善揣父意，不说为了父亲，而说是自己为了"和睦兄弟"，减轻了父亲心头上的压力。这实在是孝子的苦心。　　对于诸弟的无端怨恨和不情之求，既不责弟而是责己，又曲意为之满足，也体现了长兄的大度。由此信可知，曾氏的家书之所以在过去被奉为治家圭臬，的确是有其能成"圭臬"的内涵所在。---------------禀祖父母（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1)---------------　　孙男国藩跪禀祖父母大人万福金安：　　二月十九日，孙发第二号家信。三月十九日发第三号，交金竺虔，想必五月中始可到省。孙以下阖家皆平安。　　三月初六日奉上谕，于初十日大考翰詹，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向来大考，大约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岁二月大考，到今仅满四年，万不料有此一举。故同人闻命下之时无不惶悚。孙与陈岱云等在园同寓。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正出场。题目另纸敬录，诗赋亦另誊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场者三人(邵灿，己亥湖南主考。锡麟。江泰来，安徽人)，病愈仍须补考。在殿上搜出夹带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名如山(戊戌同年)。其余皆整齐完场。十一日皇上亲阅卷一日。十二日钦派阅卷大臣七人，阅毕拟定名次进呈。皇上钦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人，四等七名。孙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等二人，另有全单。十四日引见。共升官者十一人，记名候升者五人，赏缎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赏缎)。孙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讲。十七日谢恩。现在尚未补缺，有缺出即应孙补。其他升降赏赉，另有全单。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雍正二年)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道光十三年)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　　金竺虔于昨二十一日回省，孙托带五品补服四付、水晶顶戴二座、阿胶一斤半、鹿胶一斤、耳环一双。外竺虔借银五十两，即以付回。昨于竺虔处寄第三号信，信面信里皆写银四十两。发信后渠又借去十两，故前后二信不符。竺虔于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则可面交；若无人在省，则家中专人去取，或诸弟有高兴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约在五月中旬，孙拟于四月半下园用功。　　孙妇现已有喜，约七月可分娩。曾孙兄弟并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妈，用度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约多用银百两。东扯西借，尚不窘迫。不知有邯郸报来家否?若其已来，开销不可太多。孙十四引见，渠若于二十八以前报到，是真邯郸报，赏银四五十两可也。若至四月始报，是省城伪报，赏数两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审何如，伏恳示悉为幸。　　孙跪禀　　评点：升翰林院侍讲　　这是曾氏进京三年来所写的最富喜悦色彩的一封信。曾氏详细地向祖父母禀报三月初十在圆明园参加翰詹大考的情形。翰詹即翰林院与詹事府的简称。詹事府有左右春坊、司经局等机构，原是为太子服务的官衙。清代自康熙晚年废立太子制后，历朝无太子，但此衙门仍存在，无实职，仅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而已。在翰、詹两处供职的官员，通常都被称做词臣。词臣因无实绩，故迁升或放差，均以考试为定。考试常有，但皇上主持的大考不常有。曾氏所说的这次考试，便是由道光皇帝亲自主持并亲自阅卷的大考。　　曾氏的日记对此次大考有较多的记载。初十这天清晨三点钟即起床，五点钟到贤良门外点名，随即进正大光明殿。试题为一赋(《如石投水赋》)一论(《烹阿封即墨论》)一五言八韵诗。午后两点钟草稿完毕，到六点钟誊正完毕。出场以后与同寅讨论，发现稿卷出了一个大错，心中后悔不已，责备自己太粗心，无颜做词臣。第二天，在圆明园吃过早饭后，八点钟离园，十二点到家，与夫人谈及此事，仍懊恼不已。两夫妇相对呆坐无语，一夜通宵无眠。第三天，出门与朋友喝酒，仍心不在焉。下午三点钟，见仍无消息，心中焦急，四处打探，坐立不安。第四天早上六点钟，得到消息：名列二等第一。一百二十余人参加大考，排在第六，确属前列，而这前列又来之于意外，曾氏心中之喜非同小可。于是这一天忙于会见前来道喜的客人，又是剃头修须，拜见老师。下午三点，即赴圆明园。第五天早上六点，排班引见，宣布结果：升翰林院侍讲。---------------禀祖父母（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2)---------------　　我们可以从曾氏这几天的日记中，真实地看出他对升官是何等的渴望，患得患失之心是何等的显露!素日的"敬""静"修炼功夫，在这几天内都不曾见其发挥作用。　　日夜盼望的喜事骤然降临，曾氏的心里是多么的激动不已，他赶紧给家中报喜!一向节俭的他，居然要家里打发给来自京城的报喜者五十两银子，须知他这次托人带给家中的银子亦不过五十两而已。再者，他这封二十三日写的信，即便是四百里快递到家也是十天之后。所谓"二十八以前报到，是真邯郸报，赏银四五十两"云云，家中如何能照他所说的办?这岂不是喜极了的呓语!　　为他升官起了重要作用的这篇《烹阿封即墨论》收在其文集中，文章不长，让我们附录于后，供喜为文者参考。　　附：烹阿封即墨论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则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夺尤须操于上也。　　昔者，齐威王尝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易》讥覆，《诗》赓鹈梁，言不称也。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则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在君侧者，虽欲极誉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则不免毁之。毁之而听，甚者削黜，轻者督责，于贤臣无损也。其不听，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贤臣无益也。然而贤臣之因毁而罢者，常也。贤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者也。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致温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1)---------------　　温甫六弟左右：　　五月二十九、六月初一连接弟三月初一、四月二十五、五月初一三次所发之信，并四书文二首，笔仗实实可爱。　　信中有云"于兄弟则直达其隐，父子祖孙间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数语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自以为至诚可质天地，何妨直情径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亲之地，亦有时须委曲以行之者，吾过矣，吾过矣。　　香海为人最好，吾虽未与久居，而相知颇深，尔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两君，吾皆未见，大约可为尔之师。或师之，或友之，在弟自为审择。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矣。　　尔三月之信所定功课太多，多则必不能专，万万不可。后信言已向陈季牧借《史记》，此不可不熟看之书。尔既看《史记》，则断不可看他书。功课无一定呆法，但须专耳。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专字之外，又有数语教弟，兹特将冷金笺写出。弟可贴之座右，时时省览，并抄一付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时文须学《东莱博议》，甚是。尔先须过笔圈点一遍，然后自选几篇读熟，即不读亦可。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叶，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学诗从《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集。吾作诗最短于七律，他体皆有心得；惜京都无人可与畅语者。尔要学诗，先须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凌笛舟最善为律诗，若在省，尔可就之求教。　　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陈季牧最喜谈字，且深思善悟。吾见其寄岱云集，实能知写字之法，可爱可畏。尔可从之切磋。此等好学之友，愈多愈好。　　来信要我寄诗回南。余今年身体不甚壮健，不能用心，故作诗绝少，仅作感春诗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而语太激烈，不敢示人。余则仅作应酬诗数首，了无可观。顷作寄贤弟诗二首，弟观之以为何如?京笔现在无便可寄，总在秋间寄回。若无笔写，暂向陈季牧借一支，后日还他可也。　　兄国藩手草　　评点：感春诗慷慨悲歌　　单独给一个弟弟写信，此为曾氏现存家书的第一封。温弟，即出抚给叔父的六弟国华，字温甫。这年温甫二十一岁，因得到大哥的资助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长沙城里最有名的书院，当首推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其次则为位于南门外的城南书院。此书院即著名的湖南一师的前身，当时的主持人为湘中名学者、数学家丁秩臣。　　曾氏在信里谆谆告诫六弟敬师畏友，守一"专"字读书，习字亦应有恒等等。信中着重谈到学诗，并不无自得地谈到自己于诗的擅长。言及今年的感春诗五章，有"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的得意之言。现存曾氏全集的诗文集中有《感春六首》。"不让陈卧子"的七古诗无疑就是指的这组诗。　　这六首诗写在升官之前，果然词气亢厉，笔锋尖刻，表达的是对身处下僚的不满和对自我期许甚高的书生意气。一会儿是"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吾辈轻薄人"，一会儿又是"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活脱脱的一个既自嘲又自许的诗人墨客的形象!还有诸如"如今君王亦薄恩，缺折委弃何当言"等大不敬的句子。前不久尚教训诸弟"臣子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这样的犯上诗如何可寄出?---------------致温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2)---------------　　这组《感春诗》未寄，寄出的则是专为温甫写的两首怀弟诗。让我们来说说这两首诗。第一首为："十年长隐南山雾，今日始为出岫云。事业真如移马磨，羽毛何得避(又鸟)群。求珠采玉从吾好，秋菊春兰各自芬。嗟我蹉跎无一用，尘埃车马日纷纷。"　　首联说温甫好比出岫之云，终于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日后前途当不可限量。颔联说学业要靠一点一滴地艰苦积累，与人相处要择善而从，避平庸而就高明。颈联说兄弟爱好相同，期待弟弟将来有大成就。尾联叹息自己虽为词臣，却陷于京师人事应酬之中，虚度岁月，一事无成。　　第二首为："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嘉哉!妙高峰上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夏后功名余片石，汉王钟鼓拨寒灰。知君此日沉吟地，是我当年眺览来。"　　这首诗抒发的是诗人自己对长沙城的怀念。曾氏在考中秀才后进长沙岳麓书院深造，在这里仅读一年的书后便中甲午科乡试。无疑，岳麓书院的求学生涯在曾氏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相应的，长沙城也在他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曾氏念念不忘妙高峰、爱晚亭、岳麓山上的大禹碑，以及有着几分凄凉色彩的定王台。结尾两句表面看起来，是说六弟今日的吟咏之地就是大哥当年登高远望时眼中所见之处，背后的意思是希望六弟能接续大哥的足迹，凭借着长沙城里的书院得售功名，出人头地。****************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