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抗日 1937年，郁达夫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达夫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次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 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但他的条件是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赵廉。 由于郁达夫会说日语，日本人又对郁达夫很是恭敬，印尼当地人都认为郁达夫是日本人的间谍，碰到日本人的那天，当公共汽车到达目的地后，郁达夫去买香烟，当地人非常害怕，都不敢跟他说话。当郁达夫担任日本人的“通译”后，当地人对他更是怀疑。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郁达夫当通译后干的第一件好事，是把苏东日本州长官派来追缉陈嘉庚的几个坏家伙撵走了。一部小汽车加一部供油的“罗里”车，载着一个汉奸和两个拉来的实武牙筹赈会委员（这两个委员参加过新加坡陈嘉庚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见过陈嘉庚），来苏西各地追踪抓人。陈嘉庚确是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的。汉奸不会讲日本话，郁达夫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用日本话骂起来：“马鹿，你们敢来讨人！”汉奸和两个可怜虫抱头鼠窜。郁达夫也用中国话说了一句：“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郁的身份，他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的演讲，也与郁达夫有过接触。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 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忧国 郁达夫进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时，曾赋《新秋偶感》七律一首： 客里苍茫又值秋，高歌弹铗我无忧。 百年事业归经济，一夜西风梦石头。 诸葛居常怀管乐，谢安才岂亚伊周。 不鸣大鸟知何待，待溯天河万里舟。 郁达夫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所谓“党政之神”，历任文部大臣、司法大臣、东京市市长等要职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仍叫做“清国”，还带有明显的讽刺意昧。突然，大厅中“呼”地站起来一青年，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雄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先生于1985年8月回忆这件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有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有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随即谈及时局。郁达夫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郁达夫被推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并兼任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王任叔在《记郁达夫》里说到一段：“爱同小学校里，有时静寂得如深山古刹似的。达夫孤单地一个守在那里。他有老僧似的忍耐力，他并不因此而感到孤寂。他自然不是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但他总爱尽他能尽的一份责任。即此负责精神，已使热情的青年们对他有一种崭新的看法了。” 家恨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躲在夹墙中，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 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 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婚姻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在他三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亲。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达夫原本对包办婚姻反感，但当他读过未婚妻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当他第一次接触孙时，惊喜万分，他后来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郁达夫惊诧于孙蓝坡的文采，孙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孙蓝坡后由郁达夫为其改名孙荃。 见面之后，郁达夫与孙荃之间书信往来密切，在信中二人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达夫对孙荃的诗作颇为欣赏，曾把自己的诗和孙荃的诗混在一起，以自己的名字发表在《之江日报》上，竟使读者真假难辩。郁达夫还把孙荃的诗作编成集子，命名为《夕阳楼诗稿》，夸示同人。为了将来生活和谐美满，郁达夫也开始要求孙荃学习书法，并亲手楷书影格，孙荃都照办了。 1920年暑假，因祖母患病，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郁达夫和孙荃完了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 婚后的生活是愉快的。郁达夫做诗曰： 梦来啼笑醒来羞，红似相思绿是愁。 中酒情怀春作恶，落花庭院月如钩。 妙手碧玉瓜初破，子夜铜壶影欲流。 懒卷珠帘听燕语，泥他风度太温柔。 正当他们沉浸在新婚燕尔的欢快之中时，不幸郁达夫患了严重的疟疾，虽经孙荃悉心照料，但病好之后，郁达夫的假期已到，即将别离的两人难分难舍。这一情况，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茑箩行》中有详细的描写。试看下面一段：“将行的前夜，你也不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对你说。我从朋友家里喝醉了酒回来，睡在床上，只见你呆呆的坐在灰黄的灯下。可怜你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我将要上船的时候止，终没有横到我床边上来睡一忽儿，也没有讲一句话……” 1921年，郁达夫应郭沫若之邀，回上海负责《创造季刊》的出版工作，他和孙荃又得以相聚。但时隔不久，郁达夫须赶回日本，参加帝大的毕业考试，夫妻再一次别离，依依难舍，洒泪联句作别。联句云： 梦里哭君行，疑已到天明（孙）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1922年7月，郁达夫结束了他十多年的日本留学生活，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参与了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的论战。后为生活所迫，又去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这时，他一面教书一面创作，劳累成疾。后来在安庆卸职后，贫穷又跟随着他。他回家养病，以后又带孙荃到了上海。但各处的生活和工作都不能使他满意，他想到了自杀，又想到去俄国做劳工，都为亲人所劝止。关于这一段的生活，他亦在自传体的小说《茑箩行》中有较为细致的叙述。1923年秋，他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1924年初，他又赴武昌，担任武昌师大文科教授，同年十一月他离开武昌，回到上海，不久肺病复发，只好回富阳、杭州疗养。这期间，他和孙荃有简短的生活。 1926年3月，郁达夫受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与郭沫若结伴同往。孙荃暂时住在北京郁达夫长兄郁曼陀家中，这时又添了第二个儿子熊儿，生活更加困苦。孙荃在给郁达夫的信中备述了生活的艰难窘况，郁达夫看后热泪盈眶，日记中记道：“我真不晓得荃君如何在那里度日，我更不知道今年三月里新生的熊儿亦安好？”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这又使他不得安心。他的大儿子龙儿又在这饥寒交迫中突患脑膜炎，郁达夫闻讯日夜兼程地赶到北京时，龙儿已经埋葬四天了。由于爱子的夭折，郁达夫便在北京滞留了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返回中大上课，但心中一直在惦念着北京的妻儿，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若有人去北京，他不是带钱回去，就是捎一些燕窝去，尽心尽力地体恤着在孤寂中抚养着孩子的妻子。 后来由于创造社工作的需要，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回到上海来。他本想到接回住在北京的妻子来上海共同生活，无奈拮据的经济状况使他不能这样。在北京的孙荃也担心郁达夫的孤寂生活。当大雪纷飞，北京已是隆冬季节的时候，孙荃想到郁达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了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真是万分地感谢孙荃，只一个心眼地想到如何想法子去报答孙荃。 孙荃以为能和丈夫团聚之时，却不曾料到郁达夫此时遇见了王映霞，并于1928年2月与王映霞结婚。孙荃从此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 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回忆母亲：“在长夜漫漫中，她只得断荤茹素，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成了虔诚的佛教徒。”郁黎民还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孙荃对儿女管教严厉。孩子放学回家，先要去她那里报到，做完了作业就在家看儿童画报。抗日战争时期，即使四处奔波逃难，孙荃也随身携带《唐诗三百首》等书籍，她还指导孩子们办了一个叫《零碎》的刊物，三个小孩子轮流当责任编辑，每期每人要写几篇文章，不管是日记、故事、小小说还是散文，甚至还可以画一张画。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的矛盾升级，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富阳老家，见到了久别的妻儿。他对儿子天民最是喜爱：“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 尽管郁达夫请来岳母规劝，但孙荃不肯原谅他，她把郁达夫安顿在楼下的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出“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 不过，在饮食上，孙荃还是按照郁达夫过去的喜好和口味细心烹制。“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 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三婶（孙荃）慢慢抛弃了对三叔（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的解释是“韭”的谐音是“九”，加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是她又没有这个能力，于是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总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更让孙荃感到荣耀的，是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她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晚年的精神寄托。 孙荃去世前，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1978年3年29日孙荃逝世，享年82岁。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也是王家世交）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当天，郁达夫就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在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映霞为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是一个性格活泼的知识女性。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现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就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1927年，郁达夫在写下许多革命性很强的政论的同时，也写下了许多情书和日记。郁达夫还将自己的日记集于当年9月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此书的出版事前并未经过王映霞同意。在《日记九种》中，郁达夫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他语无伦次地将他迟到的爱情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两个被神箭射中的情侣，偷偷地躲在西湖边神昏颠倒地诉说情话：一个把自己比作玉皇，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更快乐的生物；一个把自己比着皇后，已经快乐得说一句话都很困难。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都有详细的记载，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有明确的记录。 这场恋爱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郁达夫的长兄郁曼陀，甚至于是当时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郁达夫追求王映霞的成功最主要得力于王映霞的祖父王南的支持。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当时为杭州著名文化人。王南很爱惜郁达夫的才华，因此并不忌讳郁达夫已有妻室和3个孩子，并且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 郁达夫在与王映霞拥抱和狂吻之时，“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得到了。”此时，郁达夫在信中对王映霞的称呼也是最亲热的，在名字前加上“最亲爱的”字样。 郁达夫认识王映霞两个月，有一日在见过王映霞后，在日记中记到：“在马路上也看见了些粉绿的卖妇，但我对她们的好奇心，探险心，完全没有了，啊，映霞！你真是我的Beatrice。我的丑恶耽溺的心思，完全被你净化了。”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 王映霞在自传中到她与郁达夫的婚礼：“l928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2月21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2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3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人，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是我们的喜筵。” 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郁达夫表示过“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就是一定要与王映霞结婚的决心。但是他却受到了来自郁家的压力，特别是兄长郁曼陀对他的压力。郁曼陀凭借的是法律，曾多次写信告诫他“这是要犯重婚罪的”，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毫不让步。郁达夫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与孙荃的婚姻继续存在下去。 而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选择了低调的婚礼。据学者研究，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并不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郁达夫“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王映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就接到了请帖，而且他们夫妇当时也正在东京，2月21日这天他们到精养轩参加王映霞和郁达夫的婚礼，却“扑了个空”，然后再写信问王映霞。郁达夫和王映霞说孙百刚为介绍人，可孙百刚本人却不出席，只有他夫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而且孙百刚在当时自称反对此事，几十年后写《郁达夫与王映霞》（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郁、王结合也仍持反对态度。所以，郁达夫与王映霞只能算是同居。 郁、王同居次年即发生郁达夫因一言不合而突然出走宁波的事，此事最后由郁达夫向王映霞之母写“保证书”了结。此后郁达夫发脾气，又多次出走，王映霞说：“郁达夫在外祖父面前是经常写悔过书的，多写后就不起作用了。”1932年1月在上海，王映霞“叫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郁达夫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律师、书局、和我三方各执一份。”原来，面对郁达夫原配未弃的实况，王二南先生出于对外孙女未来的忧虑，督促郁将其所有著作的版权，签署正式的法律文件赠与王映霞。面对王映霞的要求，郁达夫虽答应并照办，但却感到锥心之痛，情爱的馨香居然泛出钱财的铜臭。 1933年春，郁达夫迁往杭州，并拟定居于彼时，鲁迅等朋友就劝阻过，鲁迅还专门写过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从许多历史典故说明杭州险恶。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 1936年初，郁达夫在杭州横河桥场官弄建成了自己的住房，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郁达夫一生在此屋内仅居住3次，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此后被王映霞出售。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陈仪。一个人在异乡，郁达夫一直思念王映霞，他于1936年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郁、王二人的关系不久便走到了濒临劈裂的边缘。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原来此处“某君”即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正携三个女儿在丽水，与王映霞朝夕相处。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达夫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对早先听说的王氏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的绯闻，由怀疑渐近乎相信。后来，郁达夫返回杭州，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郁达夫将这些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据说，1938年暮春，郁达夫从徐州回汉口家中，见王映霞正在书房读信，王一见郁来，便将信草草撕了几下丢到痰盂里。郁将信从痰盂中捞起一看，正是许绍棣给王的情书。二人闹翻。郁达夫每一喝醉，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问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周象贤、胡建中为见证人，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 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第二封，本为王映霞“致郁达夫夫君收存”的“字据”： 映霞因一时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无所寄托，致与许绍棣君有精神上的热恋情事，现经友人调解及自己之反省，觉此等情事，实与夫妻生活有碍。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 此致 郁达夫君收存 有人认为是王映霞先写了这张字据交郁达夫收执，郁达夫才肯在《大公报》刊登有“神经失常”字样的《道歉启事》的。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这张字据。 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终至最后在南洋恶脸相向。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连同年（民国）三十六到三十八年间作的十八首律诗与绝句集为一编，加以注解，名曰《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公开发表，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轰动一时，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衣物”。 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在文中他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极力对郁达夫攻击，甚至有“蒙了人皮的兽心”等语，也是辩诬过头，几近谩骂。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终于覆水难收，以“协议离婚”分道扬镳。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郁达夫则携带儿子郁飞继续在南洋飘泊，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王映霞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当时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也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因为害怕戴笠对郁达夫包括自己不利，所以他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暴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郁达夫没有征得王映霞的同意就带王映霞出国来到新加坡，以至于王映霞后来说自己是“被骗到了星洲”。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与曹聚仁则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有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颠沛流离，忧患余生，兼之婚姻触礁，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王映霞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王映霞自传》中说： “我曾看见一篇文章里说：‘……发妻荃君，既遭遗弃，又藕断丝连，怜念有加，暗中往来如故。这一切都是他们夫妇隙末凶终的因素……’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说要与孙荃离婚，但实际上只是分居，而且他在诗中几次把我当作妾姬看待，如他写的七律《登杭州南高峰》中，就有： 病肺年来惯出家，老龙井上煮桑芽。 五更衾薄寒难耐，九月秋迟桂始花。 香暗时挑闺里梦，眼明不吃雨前茶。 题诗报与朝云道（后改霞君），玉局参禅兴正赊。 另一首《偶感寄映霞》： 一带溪山曲又弯，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我姓王，杭州省嘲王灵官者），合共君来隐此间。 很明显，这是把我比作苏东坡侍姬朝云。以后在《毁家诗纪》中，又把我比作白乐天的侍姬樊素，还称为‘下堂妾’。说实话，我也是有文化教养和自尊心的女人，心中岂能无动于衷？” 王映霞在自己的自传中列举的郁达夫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即王映霞），让妻子脸面丢尽，无地自容……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有染，写下凄惨哀婉的《毁家诗纪》组诗，把王映霞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此时，夫妻二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一篇很长，另一篇较短，我看了一遍，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最近我看到一九九一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映霞自传》中王致陆丹林的信和王的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王在其中竟称郁达夫为“无赖”、“包了人皮的走兽”、“魔鬼”，说他“无耻”、“下贱”、“阴险刻薄”、“自知：别人会把他当作一只疯狗看待”，这些狗血喷头的恶骂，我回忆起来，父亲在八十年代给我看的两篇文章里好像没有，不知他后来是否看见过王致陆的信和《一封长信的开始》，如果看到，更不知他会气成怎样？当时我看完父亲拿给我的两篇文章后，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 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1940年，郁达夫在与王映霞离婚前夕曾有《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月缺花残太不情，富春江上晚凉生。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而随父亲去新加坡的11岁的郁飞在30多年后回忆此事也说：“父亲于此时应聘去国的原因，我想不外是国内政治气氛的逐渐逆转和家庭变故的创伤难以平复。”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PajakoemBceh）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在印尼，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9月经朋友介绍，与何丽有结婚。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何丽有与郁达夫有两个孩子，儿子取名郁大雅（亚），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之意；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他们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畸恋 13岁时，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赵家少女订婚，他还深深懊丧自己失去了良机。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李初梨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郁达夫从日本留学归来，在安庆法政学院教书，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老鸨婆便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据易君左说，他本人就是当年常随同郁达夫到海棠那里去打牌饮酒的数人之一，“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1921年他赴安庆的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时，与一位妓女海棠姑娘过从甚密。他每日任教结束，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他又必须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地等城门打开。郁把自己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她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可以认为是真实地记录下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郁达夫过从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于质夫”，当是郁达夫“夫子自道”了。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道，在安庆时，郁达夫对太太很好，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太太一趟，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太太。沈宁的小说《泪血尘烟》也曾这么记载。但是，根据其他资料分析，沈宁笔下郁达夫半个小时也要去探望的应该海棠姑娘而不是孙荃。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先生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曹先生引了郁达夫的好友易君左讲的一个故事：说郁达夫在安庆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巷，看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颇有姿色，便上前搭讪，指名要买老板娘头上的别针和襟上的手帕，那老板娘见钱眼开，把两件私物真卖给他了。郁达夫买回后跑到寝室，对着镜子，用别针刺破自己的嘴巴和手指，让血滴在手帕上，放在鼻子底下狂嗅，越嗅越香，又哭又闹，令同室大为紧张，闹得满屋子人都以为他发神经病。 1926年冬，郁达夫在广州向戴季陶校长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和出版部主任之职的当天晚上，与白薇等人逛公园，后来又与白薇一道看电影，吃饭，甚是亲密。有天晚上，白薇送了他一张非常“灵敏可爱”的照片（《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21日）。不久，郁达夫就往上海去了，这段浪漫很快就随之结束。 郁达夫就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而没有得到王映霞的明确允诺之时，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幻觉，觉得这个寡妇“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 有了王映霞，郁达夫也没有停止对其他女性的欣赏。1927年4月15日，郁达夫见到一个叫“文娟”的女子，竟然为她所“迷乱”。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了美女作家谢冰莹时表现出十分兴奋和激动，王映霞见了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1934年7月23日，郁达夫见到了一位姓栾的小姐，于是在日记里记道：“栾小姐貌美，身体亦强健，在青岛接见的女士之中，当以她为最娇艳温柔。”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期间，还有一个姓丁的女子到他这里来拜师，而这个女子虽然说是学生，但是年龄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非常仰慕郁达夫，为郁达夫在杭州修建的“风雨茅庐”提供不足的资金。像这样对年轻貌美女性的品评文字在他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中还不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之时，他在新加坡欢迎他宴会上遇到了一个叫“玉娇”的歌女。这个歌女当时就坐在郁达夫的身边，她不仅钦佩郁达夫诗才，而且还敬酒三大杯，她在郁达夫的眼中因“两个大酒窝”而“娇美可爱”。其实，这并不表明郁达夫爱上了王映霞，而是这位玉娇小姐在郁达夫的眼里分明是王映霞的化身。有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小姐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似乎从玉娇小姐身上找到了王映霞的年轻时的身影。郁达夫与玉娇小姐的浪漫故事才非常短暂，只有大约两年的时间。 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李小瑛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郁达夫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瑛就以郁达夫“契女”的名义搬到郁达夫家中居住，郁达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书房让给李小瑛，暗中则已实行同居之好。为了表示亲昵，郁达夫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据王任叔说，他对这位李小姐，已到了“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 但是，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结合遭到郁达夫的儿子，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多玩具给他。郁飞想要架小望远镜看星象，她发薪水后领着郁飞去欧洲人商业区打算给他买，谁知只有大型的，价格相当于她的月薪，只能作罢。可是郁飞对这些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小瑛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郁达夫模仿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无题》，以李筱英为主人公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将这些诗收入名为《离乱杂诗》的集子中。 对于郁达夫和李筱英的相恋同居，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中作了这样的评述：“李筱瑛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瑛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不久，李筱瑛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儿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瑛没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龄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难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儿子，不便注释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绪约莫过了半年。” 李筱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女。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停妻别恋的朋友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忏悔 郁达夫第一次去妓院，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后，郁达夫便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妓女。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饮之后，便把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触着了那一个温软的肉体，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乱的狂态，顿时觉得像在大热天里，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凉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热泪，狠狠地自责说：“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他的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充满尖锐的灵与肉、道德律令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时刻都在折磨、压抑着他，表现在作品《雪夜》中。 郁达夫对于自己之所以沉迷于酒色生活的情由，曾这样说过：“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郁达夫苦闷的时候，经常会骂孙荃。孙荃从来不还口，任郁达夫骂去，她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膨胀的肚子到厨下给郁达夫烧饭做菜；或者是默默地躺在床角里暗自流泪。而郁达夫每当骂了妻子后，把胸中的悲愤发泄完了，却又往往会痛加责备自己：“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在责备自己后，郁达夫还常常对孙荃加以抚爱一番。 当孙荃生下他们的第一个男孩龙儿后，郁达夫在高兴之余，更多的是忧虑，耽心日后会有更多的苦吃。因而，他又向孙荃大骂起来：“你和小孩是我的脚镣，我大约要为你们的缘故沉水而死的！” 郁达夫的龙儿夭折后，孙荃含着眼泪将龙儿患病前后的事情，一一讲给了郁达夫听。孙荃对郁达夫说，龙儿生病之前的一天午后，在门前玩耍，看见一乘马车，马车里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就以为是郁达夫回来了，因为龙儿记得爸爸去年离京时所戴的，是顶白灰呢帽。当马车开走后，龙儿仍然哭喊着：“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吓？爸爸怎么不回家来吓？”不管孙荃怎样慰说，他还不停地哭着。 孙荃还告诉郁达夫，龙儿患上脑膜炎之后，经常问她：“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尤其是将死的前五天，他连续叫了几声爸爸。 当郁达夫听了这些后，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郁达夫和王映霞热恋后，内心也时常泛起对孙荃和孩子的忏悔，如他在1927年2月7日的日记就记到：“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ation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纯洁的真情。” 1927年3月26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我一边抱拥着映霞，在享受完美的恋爱的甜味，一边却在想北京的女人，呻吟于产褥上的光景。啊啊，人生的悲剧，恐怕将由我一人独演了。”与王映霞结婚之后，郁达夫每月还给孙荃寄生活费50元，表现出对孙荃生活认真负责的态度。 逸事 郁达夫写作旧诗，最初引领他登堂入室的，是他所服膺倾倒的清代诗人黄仲则。在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他不过十三四岁的少年，某天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过店员的白眼相向，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郁达夫的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三儿子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这一来，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有一次，一帮同仁在鲁迅家里聚饮，鲁迅先生讲了一则讥讽和尚的笑话：一个老和尚垂死之际，有一桩遗憾使他死难瞑目，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女人的私处。弟子们只好花钱雇了一个妓女送到病塌前，老和尚一看，说了“惊天动地”的一句话：哦，原来跟尼姑的一样。这才放心西登极乐。郁达夫听完这个故事后，从鲁宅一直咯咯不停地笑到自家，就赶忙翻捡藏书，查找笑话的来源。郁达夫藏书颇富，达万册以上，居然未能查到出处。他于是只好惊讶于鲁迅先生的读书之博了。 1932年10月12日，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达夫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得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郁达夫接着打趣地说：“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上半首诗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合起来便是鲁迅的自嘲诗。这天，鲁迅在日记里写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 鲁迅将自己特别喜欢目莲戏的嗜好也讲给郁达夫听。他几次同郁达夫说，目莲戏的穿插，实在有许许多多的幽默味。有一次说到借鞋袜靴子去赴宴会的人，到了人来向他索还，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时候，这一位老兄就装作肚皮痛，以两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杀哉，将身体伏矮了些，于是长衫就盖到了脚部以遮掩过去的一段，他还照样的做出来给郁达夫看过。说这段话时，郁达夫和在座的川岛大笑不止。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郁达夫喜欢吃荔枝，刚好西禅寺的“十八娘”闻名天下，便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吃的荔枝最多，边吃边吟诗，好不潇洒。当家和尚访知有郁达夫在座，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宝，请他题诗。他推辞说：“面对这么好的荔枝，尽量吃还来不及，哪有心情吟诗写字？”但经不住当家僧的热诚，就只见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张宣纸上不停笔写了四句：“鹓雏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陈紫方红供大嚼，此行真为荔枝来。”可是就在这一天的归途中，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正闹得没办法。邻居问：“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达夫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有一次，郁达夫见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在中间凿了一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到福州追歼倭寇，便发明这种饼，可穿绳子，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用“光”字来纪念他。郁达夫觉得这“光饼”很有意义，当天就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题了一首七言绝诗：“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饭馆的服务员到他们饭桌边收钱，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这个举动着实让他的朋友感到意外，他的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达夫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因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太满意，有次拿到工资，把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跟人说，真是发神经了！ 郁达夫旅闽时，曾访弘一大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郁达夫的浪漫与“放荡”不羁，给他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1935年夏，郁达夫准备应聘暨南大学教授，教育部长王世杰就以他“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为理由阻止暨南大学对他的聘任。王世杰的阻拦虽然还可能包含其他意图，但是他的这一理由在传统文化很深的中国还是很有力量的。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本来相当器重郁达夫的才华，很想重用他，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两三次交谈之后，陈仪觉得郁达夫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流亡期间，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说： “我们来到花园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悠英（应该是郁最后的情人李筱英）在树上，哼着一支英文歌。 静默了几分钟，天上，一只孤雁唳了一声。 ‘这雁倒像我。’达夫动感情了：‘沫若、寿昌都在重庆忙抗战，仿吾去了陕北，只有我成了孤雁南飞。这些兄弟们何日相见呢。’”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备在船上喝酒写诗。在逃亡中还有如此闲情逸致，想必也只有郁达夫一人了。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的性情。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也曾在《沉沦》中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郁达夫敏感。在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就怀疑革命投机者引发左右的攻击。国共分裂后，他又直率地对美国记者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讦，革命同志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联除了他的名，他长时间被扣上“革命意志消衰”的帽子。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郁达夫总是觉得对不起他的第一位夫人孙荃，他押卖了她送的定情信物，为求淫乐。回头一边想念孙荃，一边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起！”就是在朋友面前，穿了件孙荃从家里寄来的新长衫时，也会泪水蒙蒙对人家说“她对我很好”。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嫌弃孙荃和儿子是累赘。孙荃自愿回老家，送走之后，读着孙荃的来信，又禁不住泪眼滔滔起来，一边又自责“我累你不少了”。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也多是边写边哭。他收到王映霞的那封信，发现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愿望的时候，揣摩着是个试探的口风时，急书回复时，写着写着，就又哭了个痛快。 郁达夫去梅白克路坤范女中看王映霞，费力找到了地方，却被告知“映霞上她姊姊那里去了”，可怜的郁达夫就急得要哭。他失魂落魄地坐电车、回家、吃饭又去霞飞路买书。顺脚去周家，同之音聊天，她哭了，述说她的苦闷。郁安慰了她一阵，末了自己也哭了半天。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在农口街灯下，两人依依不舍别去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这分明是爱的表示，郁达夫也会感动得哭了，坐在车上，一直哭到家中。 郁达夫爱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点看去，十足的老夫子形象。在上海时，他经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常常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就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倒是别有风味。开始王映霞还觉得难为情，后来竟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手出来打招呼时，两人都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地点一下头。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徐志摩飞机失事而死，年仅36岁。郁达夫在一篇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死得恰好，因为诗人如美人，老了就不值钱了，况且他的这一种死法，和拜伦、雪莱一样不凡。 郁达夫在“风雨茅庐”的大厅里挂一幅集句对联：“两口居碧水丹山，妻太聪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燐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 有一次，儿子郁飞逐个问郁达夫《三国》上刘、关、张等的优劣，郁达夫说，他们都有私心。提到诸葛亮，他马上说：“他才是没有私心的！” 郁达夫虽然加入了“左联”，但不满“左联”的冒险做法，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传入“左联”内部，群情激愤，纷纷请郁达夫自动退出。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任侠 郁达夫从1923年开始，便愈来愈认识到鲁迅的人格、思想和著作的伟大。当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拼命攻击鲁迅之时，他公开站在鲁迅一边，指出他们是错误的，并与鲁迅合作，互相支持。鲁迅逝世后，他又一再宣扬鲁迅的伟大精神。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虽然后来因误解而长期中断联系，但到抗战爆发前夕，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即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因为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他的大女儿林如斯也发出不平之鸣，且于1943年重返重庆，留在中国奋斗。唯郁达夫力排众议，强调作家要靠着著作才能证明自己，林语堂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段纷争。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因读到了他的小说，前去看望，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郁达夫告辞时，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郁达夫只要发现可培育的青年作者，总是全力扶持。他为李桂的《半生杂忆》作序说：“这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同时，也是很大胆的告白。李桂先生的年纪还很轻，将来的造就，正还不可以限量；我在这里，只希望他能更深入到时代的核心和群众的怒潮里去，加以一番锻炼。” 青年诗人冯蕉衣的才华是郁达夫看了来稿发现的。自后他常将冯的来稿稍加修改发表，后来又时时当面指点，认为冯进步很快。1940年下半年，郁达夫脚气病发不能行走的一段时期还委托冯去报馆代为发稿和看大样。1940年10月10日，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和入土，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的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温梓川寄给郁达夫十个短篇的结集《美丽的谎》，郁达夫为之写了言简意赅的介绍，评价各篇的成就，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敢将这些平凡的故事，叙写成短篇小说，若照这一方向伸展开去，温君是可以成为马来亚社会的忠实纪录者的。” 靠着郁达夫的掩护，沈兹九、汪金丁、邵宗汉、王任叔、吴柳斯、张企程、高云览、张楚琨等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一“同仁社”。每周在胡愈之的“椰庐”座谈一次，主要是交换消息，分析敌人的动态，讨论联军反攻的可能性和时机。郁达夫没有参加“同仁社”，有一次“同仁社”正在开会，他闯进来，环视了一下，笑笑说：“我等会儿来。”大家不约而同说：“别走，在聊天哩。”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北新书店的李小峰本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郁达夫便是李小峰选中的调解人。当时，郁达夫正在杭州小住，忙于续写小说《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回到上海，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于这年9月8日日记所写：“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蜃楼》不成，至20后，又因北新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20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可以认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颓唐 郁达夫说：“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在“五四”后的一批新文学家中，郁达夫身上中国旧文人的气息最浓。他风流倜倘的名士风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衰飒的晚唐气象：李商隐凄凉隐晦的缠绵绯恻和杜牧之年少清狂的纵情任性。郁氏两者兼俱。旧式文人醇酒妇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郁氏生活的一部分，花钱从卖春妇肥白的肉体里买来安慰，是郁达夫灰色人生中常有的行径。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婚姻，自然主义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而让他更为难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1930年，郁达夫在游桐庐严子陵时，乘着酒性写下一首《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学生宴请郁达夫，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当郁达夫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已经深夜一点多了，他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则他又将陷了进去。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能隔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到天明，便坐洋车到了东堤，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他叫一个老举（娼妓）来伴宿，他只是摇头不应。那时，他感慨系之，长吁短叹，偷眼看着艇妇的睡态，于5点多钟的时候才入睡。至七点多钟醒来后，他立即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清的堤岸，如同罪人似的跑回学校的宿舍。 每当郁达夫感到苦闷的时候，便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达到一时的解脱。譬如，把他爱读的书烧了，把几件爱穿的洋服剪破了。甚至有一次，他竟将他二哥寄给他的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燃烧。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浓烈的烟雾熏得他头脑有些昏乱，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但是，他内心的苦闷，却由于这肉体上的刺激，反而大大地减轻了。 从政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达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那些人的感觉是：“人的姓名竟有这样相同的！”做梦也想不到创造社的巨头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那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而省政府秘书长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对于下属的有关问询，仅能表示“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刚到的时候，被委任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规定时间来办公。3个月后，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离任，郁达夫接充遗缺，同时不再任省府参议一职。公报室的任务就是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所谓“编辑”，其实称为“汇订”更为恰当。因为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这个印戳，然后由专人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需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当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需动笔写一个字，所以这主任虽是实职，却是最闲最冷的官。 但郁达夫来公报室后，也挺忙碌的。那时省政府办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闽政》，发文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报道实施情况；另一份是《公余》，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报道学术消息，选登国内外报刊重要言论。陈仪把编辑这两个刊物的任务交给了郁达夫。这样，在公报室主任职上的郁达夫做起了有别于“作家”的文字工作，真可谓闲差不闲。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二十年代初，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汇聚了一批名流教授。如郁达夫、何鲁、刘大杰等人。闲暇之时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中边酌边谈。其中郁达夫酒量最大，他饮酒用大玻璃杯，总是一醉方休。聚会中也有一位滴酒不沾的人，他就是诗人汪静之，他以茶代酒，当谈道热闹时，他的诗人本色就显露出来，摇头晃脑的用皖南话朗诵自己的新作，往往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也小有争执，也得过且过继续过。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合衣而卧，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并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队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郁达夫喜形于色。他颇为得意地带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张看：“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教学 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据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1923年9月（一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所推荐。郁达夫1919年11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1922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陈是前后同学。郁达夫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 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1947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郁达夫1927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郁达夫1925年2月离开北大。 文学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他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郁达夫有很好的旧学功底，十几岁即写得一手好诗，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之一。郁达夫留学期间阅读三千部左右的外国小说，毕业前以创作小说《沉沦》而一举成名。回国前即与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文艺团体创造社，接到北大聘请时正在上海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震动了文坛。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一样，如我现在所说的，即使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三个字到说完话的时间，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然后就走下了台。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则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郭沫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杂文《说死以及自杀、情杀之类》，内容繁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达夫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转交给郁达夫，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达夫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就”的歧路表示了惋惜。文友的讽谏和诤言使郁达夫颇为震惊，此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家，还给郁达夫寄了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语堂还费了很大功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分两册寄给郁达夫。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虽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在《华侨周报》上连载，但很快就停止了。1940年林语堂经过香港，还与郁达夫通了电话，敦请郁回到重庆翻译。郁在电话里答应做下去，却依然没有动笔，但也没有还钱。后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译事便告流产。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郁达夫评价同时代名作家的文章说： “鲁迅的文体筒炼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当然这是指他从前的散文而说，近几年来，一度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道劲的一途了。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记得雪莱的《咏云雀》的诗里，仿佛曾说过云雀，是同月光一样来把歌声散溢于宇宙之中的使者，把这一首诗全部拿来，以诗人赞美云雀的清词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评之上，我想是最适当也没有的事情。 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的，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学之美，要算他了。” 评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郭沫若盛赞郁达夫：“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遇害十周年时，关山笛写下了悲壮的悼诗：“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刘海粟评价郁达夫的诗：“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鲁迅后来评价郁达夫的作品，有两句发人深省的妙语：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所谓“赤”，是说他揭示社会病已经到了诅咒有权势的阶级——从县长直到大盗军阀的程度。“白”是指他作品中的颓废色彩和色情描写。 六、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年），原名櫆寿，又名奎缓，字星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印象 刘半农曾回忆与周作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 美子这样描写周作人：“周作人好似一个考八股文的（老学士），眼上架着金丝眼镜，嘴上留着清秀的仁丹小胡，一望而知是鲁迅的弟兄。只是周作人讲的完全是绍兴话，声音很低，谈话时似乎没有那兄起劲，可是也并没有一丝（师爷气），待任何人都是客气的。” 温源宁写道：“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近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淡对客，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 温源宁还说：“周先生还有另外一面……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追陈，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高级会议上，他发言短而句句中肯，……他绝不慌张，老师沉着、冷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么一个人：能够保持轻松自在的心情就高兴至极，不过，若有风浪袭来，还是照样高兴。” 朱杰西写周作人走路：“他常带着一些兴奋的样子走向书架或者别的地方去，而姿态很像一种醉汉的碎步，或者说犹如火焰的欢心舞蹈，生命的活跃充分表现了出来，与平常在外面的枯淡的神情完全不相同。” 梁实秋回忆周作人：“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长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 陶亢德到苏州车站去迎接周作人，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们也在月台列队欢迎，陶“听得一声‘立正’，欢迎的学生个个挺起脊梁向知堂致敬了。知堂答礼的样子后来雨生形容得甚妙：‘好像老农闲步田间时的偶一俯视新苗。’” 辛朗回忆：“周作人是长着一个团团的面庞，初看起来很有些绅士的样子，但没有使人望而生畏的气魄，像普通说的忠厚长者倒有几分近似，他说起话来常有些嗫嚅，在说话间用‘或者’以及‘也许’的地方，有其在对某种事物要下批评了，总是最多用的，一双近视眼透过眼镜所折射到的地方常是很近，使人很容易想到一个村姑，是那样含羞，也是那样保留着几分稚气的。” 叶淑穗回忆周作人：“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颇讲礼仪。记得第一次到八道湾去见周作人，我们走到后院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间，当我们轻轻地敲了几下门以后，来开门的是一位带着眼镜、中等身材、长圆脸，留着一字胡，身穿背心的老人。我们推断这位可能就是周作人，可是开门的人，听说我们是找周作人的，紧接着就说，他在后边住。由于和周作人是初次见面，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往后走，再敲门，他们回答说，周作人就住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我们只得转回去再敲门。来开门的还是这位老人，不同的是穿上了整齐的上衣。” 谢兴尧第一次见到周作人，觉得“他是一个新型的士大夫，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夫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生活习惯除了东洋风之外，还明显得带有老北京的味儿，用现在的话说，一看就是斗争性不强。” 徐淦回忆其1943年在苏州见到周作人的情形：“他不如发表《五十自寿诗》时刊物上登的相片那么丰润，满面红光，这几年工夫变得瘦削了，一脸晦气，近视镜后面的目光带着冷峻。” 50年代，徐淦到北京，去拜访周作人时，周一定留徐在家中住下。徐在周家附近的小吃店用餐时，偶尔和伙计说起周作人，伙计便忽然竖起大拇指说：“周先生是个好人，新街口一带谁不知道他！他老人家当大学教授和做官的时候，每月发薪发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面分散给四近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谁要是去向他告帮，他从来不叫人失望，总是十块十块地接济人……” 淡漠 周作人出生后，周母鲁瑞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她对丈夫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周作人排行第二，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鲁迅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不太喜欢抛头露面。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大量繁重的事情，比如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都是由长兄承担的。 这些事情，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连到北京大学任教，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所以，当时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鲁瑞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1897年正月，周作人随祖父的妾潘姨太（周作人的文章中有时又称为“宋姨太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发被光绪皇帝钦判了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一个叫花牌楼的地方，周作人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有学者认为，这段生活也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昨天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作人“视而不见”，鲁迅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周作人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碰伤”等等。 周作人有个笔名，叫“鹤生”，典出于日本留学时，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鹤”，有种冷漠和孤傲的味道。 周作人有一个长达13字的署名：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苦茶庵主。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在30年代，有人称他是现代的陶渊明，他便高兴地引为知己”。 周作人惧内，事事听从夫人羽太信子。与鲁迅反目后，信子和其妹芳子（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的第一任妻子）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周宅”摘下，换上“羽太寓”的牌子，还挂上日本旗。而周作人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意味深长地说：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1944年，林语堂在先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按：林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 周黎庵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逮捕了许多人。而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曾到周的办公室请周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轻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等将来一定给你写。” 晚年，周作人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淡然地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佟韦回忆：“周作人不讲自己好，也不讲自己坏，对任伪职事不愿多谈。……我曾有意与他谈谈这个问题，……但基本上失败了。有一次……提到此事他面带愁苦的表情，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其他再不愿谈。又一次我提到此事，他则说‘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他做的好事……他也一句不讲，似乎没有发生过，又似乎已经发生了，但过去就过去了，不再值得讲了。”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胡适：“（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 信子去世之后，周作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悲观 1923年7月，与鲁迅反目后的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写道：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李大钊的惨死，北新书局被迫停业，《语丝》被禁（周作人和刘半农曾到一个日本朋友家避了一周），使得周作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8年9月17日，周作人发表《历史》一文，指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10月1日他发表《青年脆》一文，“近两年来中国到处是人头脆，而青年似乎尤其脆得可以。”所谓“脆”就是死亡率高。 这年11月，周作人发表了《闭户读书论》，从此以后那个曾和民族共同体共命运，与大时代同呼吸的周作人就彻底告别了过去，回到书斋。 1932年，曾有“吾家予同”称周作人“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信中称为“大误”，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 1934年，周作人五十寿辰时，作打油诗二首。其诗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其二云：“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到北平接家眷，同时受中研院与北大委托劝说周作人南下。叶在北平的两个月间，多次与周见面，但每次周总说南下有种种困难，并请叶代为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明。叶离开北平的前一日，到周宅辞行，临别时，周一直送至街口，时天色已晚，常风在汽车里“隐隐约约看见周作人孤单单地站在那里。一阵秋风落叶扫地而过，他还兀然不动望着即将开动的汽车向我们挥手。我感到一阵说不出的凄凉。车子开后叶先生和我好半天都没说话……车子开到大街上后叶先生才叹了一口气，‘苦雨斋将来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佛缘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周作人出生的那天夜半，一位堂房的叔叔夜半归来，走进内堂大门，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却不见了。后半夜，周作人呱呱落地。堂叔看见白须老人的传言不胫而走，后来竟变成了老和尚。此后，周作人就传言是老和尚投胎转世。 周作人生病住院期间，便开始研读佛经，并且读经颇多。鲁迅在周作人住院期间，经常前去探望，给周作人带去佛经，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常特地去给周作人买经书。 周作人研究佛经，在一些文章里也经常引用佛理，如《山中杂信》、《胜业》、《吃菜》、《入厕读书》、《谈戒律》、《释子与儒生》等。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他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他的文章里再也难觅与佛有关的片言只字。研究者认为，这其中缘故，可能与他晚年对现实的顿悟有关罢。 文学 周作人与长兄鲁迅在日本留学其间曾经翻译一些外国小说，大多数是北欧的，译笔古奥，而且结集出版时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如此写法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胡适说“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寄售，半年过去，第一册在东京销售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也仅售出二十册上下，再无人问津。鲁迅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有很大区别。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翻译小说，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后更名为《空大鼓》。全书二十一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说自己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童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工作的时候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政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中谈到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的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说，这年冬天特别多雨，他常希望这种天气，“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有人谈鲜花，那是颇为愉快的事”，但如今不能实现，只好写文章了。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迥异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周作人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惟一的需要”。 周作人常以“雨”与“风”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汪静之诗“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文学营养，形成了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而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搀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恬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拥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涩味”。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1950年后，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著作，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来都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佟韦回忆，周作人“十分勤奋，一丝不苟。……他在西安时，报纸记者纷纷来访，约他写稿子，他都没有拒绝，经常夜里伏案工作，很晚才休息。就是他夫人去世前后，也未间断写作。……阿英同志曾提出给他找个助手，……他笑着说：‘这关心我是感谢的，但我写东西从不誉抄，别人也帮不上我的忙，那就不必了。’”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此举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色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杰若曾搬出原告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她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的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总希望在译著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谓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20世纪30年代，卜乃夫在北平自修时，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过周作人讲课，卜回忆说：“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冰心晚年回忆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曾经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连。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周作人学问很深，但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同学形容他讲课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周作人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日本的小诗》事，在梁实秋的回忆道：“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的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梁实秋的另一文《忆周作人先生》里也记录了这次演讲：“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任务，开口之事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们很是满意。 逸事 周作人小时候和妹妹端姑（按：端姑1887年生，次年因天花夭逝，未满周岁）睡在一起。一次，周觉得她脚上大拇指，圆圆的，短短的，很是可爱，便情不自禁地咬了一口。妹妹大声哭起来，大人急忙赶来，才知道是周作人的恶作剧。 周作人少时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遇到许多烦恼的事，其一就是被臭虫咬，既痛又痒，身上还要起红肿的疙瘩。周作人天天在床上找，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他把一只盛了凉水的脸盆放在地上，用手将臭虫拨到里面，水面一会儿就浮满了那令人讨厌的家伙。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作人十二三岁，正是生长的时候，每天的一顿稀饭和两顿干饭实在不够吃，除了每天下午定例的一回一条糕干，别的点心是没有的。周作人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的最美味吧。” 周作人祖父的妾潘姨太是北京人，喜欢京剧。周作人和她一起住在花牌楼时，她有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二进宫》这样的石印戏本，她不会写字，周作人便帮她描一本，自己也按上面的小字抄一本。潘姨太当时刚过三十岁，却要陪着一个在监狱里的老头虚耗青春，年少的周作人心里对她生出许多同情。 周作人从小就关注女性命运，除了祖父的姨太太，还有他的祖母、爷爷的后妻、父亲的继母蒋氏，故乡邻家拒婚茹素早卒的少女，这些女性的悲剧给少年时代的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格外关注旧时代的女性命运的原因。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小孩，但是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的一次打小孩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惟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父亲去世、鲁迅到南京求学后，周作人必须担负起家中收租与完粮的任务。周作人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周作人语）。绍兴土语称小流氓为“破脚骨”，游荡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第一辑由光华书局正式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讽刺、批评和谩骂者冠以“性学博士”的“雅号”。公开表示支持张竞生的文化名人似乎只有一个周作人。周作人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去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胡适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各界开始关心“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建议溥仪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因为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好友刘半农以为周的诗虽然不错，却撒谎：周作人不会作画，从不写草字；玩古董有些瞎吹，种胡麻更非事实；寒斋不寒，炉火很旺；苦茶不苦，你若去吃，定是三炮台香烟和法国面包点心。 周作人与刘半农相交甚笃。一次，周向刘借俄国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的回信无笺牍，仅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按：方六，指周作人）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啊，你就借去了罢。”见此怪信，周作人哭笑不得。晚年，周无论谈及自己下水或掩护李大钊子女之事，总仿若置身事外，与己无关，惟独谈及五四时期与钱玄同、刘半农等朋友的交往时，才有难得一见的小小的激动之情。 某年夏，钱玄同夜访周作人，留宿周家。半夜有青蛙入室而鸣叫不止，钱甚为惊骇，以为有鬼，连连大呼：“岂明救我！”周闻声连忙赶来，见状大笑，顺口作打油诗两句以讽钱：“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后常以“蛤蟆”呼钱。 周作人同李大钊很谈得来，他回忆说：“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他。为什么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别的都不容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他的公事，不好去麻烦他们。在第一院即红楼内，只有图书主人，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是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所谈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 1932年8月，周作人就曾就李大钊家属因境况窘困要求出售李大钊遗书事，写信给胡适。1933年4月又致书曹聚仁，称“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后反复讨论，几经周折，李大钊遗书终未出版。同一月，北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与支持下，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家送去花圈一个，奠仪十元。 碧云在《周作人印象记》中回忆，她第一次和朋友去拜访周作人，周家大门紧闭，但开有一个长约四尺宽二尺的小门，二人觉得很是诧异，想着不会就如小猫一般从这个小门钻进去吧。果然，周家的工友从小门钻出来，领着碧云二人从小门钻进去。告辞时，周坚持要送二人，于是碧云又得以“亲眼看到他也弯着腰穿过小洞门”，将二人送到大门口。 周作人不涉足剧场，却收集戏剧史料甚多。 雅趣 周作人好啤酒。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便习惯饮用日本的麦酒（即啤酒）。回国后，他饮啤酒的习惯一如既往，只要见到商店有啤酒就要买来喝。 周作人好茶，尝言，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周作人散文中常提到各地饮食，早期文集《雨天的书》有《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文，晚年作《知堂回想录》仍有专门章节“路上的吃食”回忆离乡就学途中遇到的小吃风味，后人辑录有《知堂谈吃》，这都给人留下“美食家”的印象。 周作人常用以吃寄托对故乡的怀念，他念念不忘浙东乡下的荠菜与黄花麦果糕，南京茶馆的豆腐干丝，东京的豆米点心（周作人说过东京也是他的故乡）；钟叔河在《知堂谈吃》序言中说：“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婚姻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侍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夏夜梦抄·六初恋》中回忆道：“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然而次年五月，周作人便回到绍兴，从此再没有回到花牌楼，也再也没有见过三姑娘了，但他对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却念念不忘。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时，周作人仍写诗怀念在花牌楼的日子，诗云：“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数月一来见，呐吶语不吐。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婉娈杨三姑（三姑娘本姓杨，后被姚家收养），一日归黄土……” 晚年，周作人再次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周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对于夫人，很少言及。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从未言及。而在周作人与羽太相恋结婚的这段时间，他也没有留下日记（按：据周自己说，从1906年到1911年，他没有写日记。）他在《周作人自述》中，对于自己的婚姻只有一句：“一九○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 羽太信子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时“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作人与羽太初次见面，1909年3月18日，周娶二十岁的羽太信子为妻。 羽太信子与周作人性格迥异，但二人一起生活了54年，这位一生没有学会中文的日本女人对周作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作人带着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后，一次为了一点小事，羽太大发脾气，突然间昏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本来性格懦弱，经此一吓，从此以后，就极为“惧内”。后来又一次，羽太又因发脾气而昏倒，她弟弟羽太重久也在绍兴，见到后便不经意地说道，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好的。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没事了。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但周作人却已经被她调教服帖了。 后来鲁迅在北京购房，周氏一家搬入八道湾。因周母年纪已大，又对北京不熟悉，故周家由羽太信子主家政。全家的主要收入都交由信子支配，鲁迅每月300多元，周作人有240元，周建人虽无正式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有些收入，一家收入颇丰。谁料羽太花钱无度，周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危机，信子与其他人的矛盾也逐渐激烈起来。周作人虽并不支持信子，但因为惧内，他便一味对信子妥协，换取安宁。后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发生矛盾，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信子对周作人的照料很是周全。周作人从不关心家事，对孩子们的哭闹也置若罔闻。在生活方式上，周作人完全屈从于信子，他们的生活差不多已经完全日本化。 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对于羽太信子，鲁迅、周母、周建人、许寿裳等人都评价不高，鲁迅甚至用张作霖的统治来形容弟媳对周作人的管束，周建人对于这位嫂子加大姨姐的评价更是很低，认为她是导致自己两位哥哥失和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生活的另一面。俞芳《谈谈周作人》中曾写道：鲁迅的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让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徐淦《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但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象样的绍兴话”。） 周作人一生顾家，忠于信子，早年就与刘半农、钱玄同等结成“三不会”，即不赌不嫖不纳妾，从无出轨情事，对“多妻”、“娶妾”之类很是鄙薄，他曾多次指责鲁迅、周建人“纳妾”（按：鲁迅未与朱安离婚便与许广平同居，周建人同样未与羽太芳子离婚便与王蕴如同居）。 周作人被捕之后，羽太信子谨遵妇道，苦苦支撑着，等待周回家。 解放后，羽太信子终于加入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其家中的徐淦说，因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但还是点头假装明白。周作人在一旁翻译，说羽太表示她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在晚年信子的跋扈性格似乎并没有完全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她便要发作。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人一个人在灯下独坐，倍感寂寞，他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8日下午一点，羽太信子因冠心病在北大医院病故，享年75岁。 1963年4月8日，信子去世后一年，周作人在日记里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阋墙 鲁迅和周作人，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都上新学堂，都到日本留学，一起以“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一起翻译作品，一起到北大教书，五四时期，一起投入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鲁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母亲鲁瑞曾经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两个法名正暗示了兄弟二人之后的失和。后来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中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周作人少时，晚上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经十五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周作人听，讲的颇为细致。后来，鲁迅、周作人、周建人还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鲁迅讲的故事，周作人已不太记得，只是大哥讲仙怪的情形却是他永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和周作人性格截然不同，鲁迅偏急、峻切，周作人散漫。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催周作人译书，周作人因为天热、气闷，不愿意干，鲁迅急了，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 鲁迅对兄弟极好，特别是对周作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九，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支付信子的三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好友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1917年，经鲁迅推荐，蔡元培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年，周作人出疹子，北京时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很是害怕，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作人延医买药。得知周作人为出疹子后，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对周作人说，在你病重的时候，“我怕的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养你妻子的事”。当时会馆设施极为简单，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反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今北京新街口），这出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而在鲁迅购物装修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着急，又此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八道湾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至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今北京海淀）停饮，大醉。”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于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交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中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指鲁迅，周作人在日记中已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发生了冲突，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据在八道湾居住的川岛回忆，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川岛签下。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次日，鲁迅告知许寿裳昨日事件的经过。许寿裳说，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与周作人生前从未对人提及。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失和之事，而周作人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之事，流传有各种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试图勾引弟媳被拒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更有人说羽太信子原为鲁迅的恋人，后被周作人夺爱；通说认为，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兄弟失和。但无论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周氏兄弟的断交，是因为家庭矛盾，与羽太信子脱不了干系。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周建人也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家庭矛盾，因为周作人妻子的肆意挥霍。周建人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两人的收入已经很高，但家中却月月亏空。原因在于当家的周作人太太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家中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还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即使周氏兄弟的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么多的男女佣工。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就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全部换成新的。鲁迅不仅每月收入交公，多年积蓄也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则穷得夜里写文章时没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到上海后，曾对周建人讲起八道湾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到，一次，周作人说要把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也曾对许广平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他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本医生来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鲁迅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许广平认为，因为后来北洋军阀政府欠薪，鲁迅不能上交工资，于是便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回忆，周家的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作人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鲁迅看见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出去，便将此事告诉了信子。信子狠狠地责骂了徐，但并不是责备他偷东西，而是责备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淘气，在窗下玩火，鲁迅看见了，训诫几句。信子知道后，骂道：“为什么偏给他看见！” 日本作家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老太太还说：“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大先生有利。”“只当我少生了他（周作人）这个儿子。” 俞芳回忆说，朱安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鲁迅也偶然听到信子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却不明白大人的矛盾，仍到鲁迅房里玩。于是，这也成了鲁迅的罪过。 鲁迅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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