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开拔去四川，沈从文作为文件收发员随行，月薪九元。到四川一共走了七天，因为人多，每到一处，士兵们只能自己寻找住处，沈三个晚上睡的是长凳，一晚在一个乡绅家与另一个同事占据了一张方桌，有两次连凳子都找不到，只能睡在屋外的稻草堆上，半夜还能看见流星从夜空中划过。 沈从文在陈渠珍身边当书记时，曾听其三姨父、陈渠珍的老师聂仁德讲学。聂仁德博学多才，沈几乎每天都要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逐渐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想法。 之后，沈从文生了一场热病，高热糊涂时，吃不下任何东西，头疼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一直病了四十多天。病好后，他便落下了流鼻血的毛病。不久，他的老同学陆弢与人打赌，在游过一条宽一里的河时溺水而亡。沈为他收敛遗骸后，忽然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知道得太少，应该去学校读读书，去新的地方见识一下，才不枉此生。痴想四天后，20岁的沈从文决定到北京读书，如果读不成就做一个警察。 沈从文曾想学摄影，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作罢。他曾考上中法大学，又因交不起学费，没有去上。现代评论派的丁西林、陈源等人曾教沈学习英语，准备设法送他到剑桥大学学习，但沈从文始终记不住26个英文字母，还是只能作罢。 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看到沈从文的散文《遥夜》后，很是欣赏，不仅写文章评论沈的文章，还邀请沈到家中聊天。他对沈从文说：“一个人仅仅活下来，容易；可是活下来，抱着自己的理想不放，坚持下去，却很难。”接着，林向梁启超、徐志摩、陈西滢等人举荐沈。梁启超了解沈从文的困难处境后，将其介绍到熊希龄的香山慈幼院当图书管理员，月薪20元。 困顿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怀里只揣有七块六毛钱，在日后的两年半中，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靠表弟、朋友、老乡接济。他曾向汉园公寓的一位卖煤油的老人赊煤油、借钱。30年代，一次，他到沙滩附近，无意中看到当年他们常去的小饭馆的赊账牌上仍记着“沈从文欠XX元”。有人问他，后来钱还否，他笑答当然没有。 1923年冬天，沈从文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潮湿发霉的小亭子间里。冬天下大雪时，屋内没有炉子，沈身着两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冻得发肿，流着鼻血，但坚持写小说。1924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道：“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沈答：“我就是。”来人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郁请沈到公寓大厨房吃了顿饭，菜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沈的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将他的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找回的三元多零钱留给沈，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在酉西会馆住了半年光景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表弟黄村生替沈从文在银闸胡同的一个公寓找了一间由贮煤间改造而成的小房间，又小又潮，只有一个小窗口，房内仅能搁一张小小的写字桌、一张小床，沈称之为“窄而霉小斋”。他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他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摄氏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再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 1925年，沈从文得到了第一笔稿费——七毛钱，他很是高兴，觉得终于有出路了，但实际上他还是养活不了自己。实在觉得无法支撑的时候，沈动摇过。好几次，他遇到奉军招新，一个排长拿着招兵募员的旗子在街上走，后面跟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失业游民，沈也跟着走。但走到骡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时候，他还是临阵脱逃了。 沈从文买不起书，只能厚着脸皮到书摊看书。他一听说有什么好书，不管路有多远，都会立即跑到书摊边，装出买书的样子，与卖书人聊天。与人熟络后，他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直到将书看完才离开。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这全得力于沈从文青少年时期在行伍中获得的人生磨砺。” 20年代末，沈从文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却仍旧为生计发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开销，母亲的肺病逐渐加重，九妹上学也要花钱。沈被各大书店宣传为“天才”，但一本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头窘迫时，沈去求书店预支给他几十元稿费，却总是遭到拒绝。他不懂与人争利，只能在书店门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临，也拿不到一毛钱。唯一的办法便是坐在斗室里不停写作。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三天两头常会头疼难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纸以至于毛巾上到处是血。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去看望他，推门一见此情形，吓得陈夫人当即昏倒在地。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月薪一百元，完全够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钱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馆子看电影，很快就花销殆尽，常常弄得下半个月没有饭钱。 一次，杨振声家的佣人帮沈从文洗衣服时，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张兆和的一只纪念戒指当了。杨振声知道他穷，便预支给他五十元薪水，笑着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的平和，写信大骂汪道：“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战后回到北京，一次，沈从文去给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冻，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狐皮袍子，脚上套着一双毡子大毛窝，头戴毛帽。周打开门，看着他一身如同圣诞老人的装束（只差没有胡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买这件旧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解放后，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分得三间宿舍，没有床，沈就用五个大小不一的书箱、三个煤油桶、十多函旧书、一块宽一尺半长七尺半的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凑成了一张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当响一声。周末两个儿子回来，父子三人“孔融让梨”般互相谦让一番，一人睡床，其他两人便在地上打个地铺对付了。 在湖北干校，沈从文几经搬迁，后来迁到一所小学里，沈这样描述这处住所：“地面约半年生长绿毛白毛半寸。炎夏气温及四十五度。雨时上漏下浸，幸得塑料发明较早，于是帐顶桌面和箱子上，全用塑料盖上，打着雨伞，在房中走动。地下一次舀水四十五大盆后，地面还可以养青蛙，朋友为我搬来约七八十块砖，搭成一条行人道，居然可以自由从床边到桌前，另一端可达门外……”小学校的路对面有一个分配棺材的机关，沈从文十年后风趣地说：“万一突然死去，领个棺木倒也方便。” 沈从文甚为节俭，总是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解放后常穿蓝卡其布或涤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在昆明时，汪曾祺去看望他，到吃饭点总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一角三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不超过两角五分。住在小羊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从文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 黄永玉回忆：“几十年来，他（沈从文）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那些日子距今，实际上已有半个世纪。” 从文 沈从文15岁入伍，看尽世间黑暗。1922年，他来到北京。这个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小学毕业生，立志用手中的一枝笔打出一个天下。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去保靖入伍的途中，沈从文听大哥一位曾姓老友（《湘行散记》中带水獭皮帽子大老板的原型）说起他过往的种种故事。曾只有二十五岁，却赏玩过四十名左右的年青黄花女。沈从文回忆：“从他口中说出的每个女子，皆仿佛各有一分不同的个性，他却只用几句最得体最风趣的言语描出。我到后来写过许多小说，描写到某种不为人所齿及的年青女子的轮廓，……就多数得力于这个朋友的叙述。” 沈从文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他写东西并不快，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日以继夜地写，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是吓人。有时他夜间写作，竟致晕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但奇怪的是，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文章写就后，沈从文仍要一改再改。其原稿的天头地脚页边，布满修改的字迹，这里牵出一条线，那里牵出一条线，蜘蛛网似的。他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修改，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至于夫人张兆和后来不许他再修改了。沈从文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动最少的，只有《从文自传》一本书，只用了三个星期，一气呵成。 抗战时期，由于沈从文的某些作品已经绝版，上海开明书店准备重印沈的全部小说，沈陆续将修订稿寄去，但一部分稿子中途遗失。沈叹着气告诉巴金，丢失的稿子偏偏是描写社会疾苦的那部分小说，出版的几册却都是关于男女事情的，“这样别人更不了解我了”。 研究者评论说，沈从文的小说平静而哀怨，美丽中透着悠长的感伤。他写湘西的乡下人，钟情于未被都市污染的人们，但又对现代文明罩在人性身上的暗影，生出厌倦的情感。由于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沈从文在中国文坛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80年代，黄苗子告诉沈从文，在国外，有一位研究沈文艺作品的学者获得了博士学位。沈听罢羞涩地笑了笑，大拇指按着小指伸出手来，轻声地更正说：“三位了。” 教学 沈从文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学绘画，徐对他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然后介绍他到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任教。自此，沈从文走上讲台。 第一次登台授课前，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他认真准备了能讲一个小时的资料。当时，讲一节课的报酬为六元，但授课当天，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寒酸，他特地花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前往学校。此时沈已小有名气，前来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沈从文站上讲台，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再看见无数期待的目光，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原先想好的话语全都忘记了。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好容易开了口，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原先准备讲一小时的内容，他只用了十多分钟便全部说完。最终，他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传到校长胡适的耳朵里，胡适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他上课“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 每次上“创作实习”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学生们从他手中接过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为他们找的书籍，心中充满了感动。上“中国小说史”课，有些资料不易找到，沈从文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以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成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发给学生。沈说自己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西南联大的教室很简陋，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只有一张讲桌和几把扶手椅。有一次上课时，先到的男同学占据了扶手椅，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只能站着听课。沈从文看不过去，把讲台上的讲桌扛下来，放倒在地，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不善辞令，声音很低，湘西乡音很重，他讲得吃力，学生听得也吃力。于是他想了个补救办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同学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其中一些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沈从文藏书颇丰，学生们经常到他那里去借书。联大文学院的学生，许多人手里都有一两本沈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沈从文的笔名）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从来不记得。直到联大“复员”，许多人行囊里还装着沈从文的书。 周定一回忆，在西南联大时，他曾请沈从文到中法中学讲演，沈乘坐的是一种只有两个轱辘的简陋硬板马车。讲完后，他一分钟都没有休息，一面连连挥手向学生们告别，一面跑着去赶那种马车回城。 黄能馥一次阐述某历史事件，稿件中没有引证古典，而用了“据说”二字，沈从文看后，用红笔在旁边批了“据谁说”三个大字，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妙语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汪曾祺的一篇小说中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富有诗意和哲理。沈从文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黄永玉回忆，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写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文论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感兴趣，是从医书中知道鱼刺卡喉可用猫口涎液治愈。第二次对书感兴趣，是读《西游记》时，培养了他的想象能力，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以为自己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此书后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觉得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趣。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之所以出这样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独立 沈从文初到北京的两年半，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但他并没有去求助亲戚熊希龄。湘西的上层以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熊希龄的弟弟熊捷三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沈的大姐沈岳鑫嫁给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一；田应诏（同盟会会员，护法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晚年有“湘西太上皇”之称）曾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后来嫁给了熊希龄的四弟熊焘龄；沈从文的弟弟沈岳荃娶了田应诏的女儿；熊捷三曾想让沈从文成为自己的女婿……美国学者金介甫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感到头晕目眩，沈从文却对他说：“并不复杂。等你深入下去，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在当地十来个县分管辖中称王称霸。我早就对于这种关系十分厌恶，所以一离开就不至于重新进入这个富贵囚笼。” 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工作，熊希龄对这位同乡兼亲戚十分关心，经常同沈一起谈时事、聊哲学，畅谈到深夜。二人谈话，往往是熊提出各种问题，沈作答。后来沈回忆此事，认为是熊是有意在考他。一次，熊不经意地问道：“为什么你生活这么艰难不来找我？”沈答：“我想独立。”熊又问：“你在陈渠珍那里不是过得挺好吗？”沈答：“当兵6年中我眼看上万无辜平民被杀，除了对被杀的和杀人的留下个愚蠢和残忍的印象，什么都学不到！你可想得到，一个机关300个职员有150个是‘烟枪’，是个什么光景？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来！我想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去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熊打量着这位年轻同乡，连声说：“好，好，年轻人就要有这种胆识！” 内战爆发后，沈从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对党争，反对内战，他对国共两党都颇有微词，认为内战时“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闻一多邀请沈从文参加民盟，还特地找沈谈话，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萧乾邀请沈从文参加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刊物《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的名单上签名。沈看着名单，轻轻又决然地说：“我不参加。” 沈从文常说：“一个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来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帮派的活动。” 沈从文反对文学与政治联姻，多次撰文批驳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报》的采访，说对一些到处“出风头”的作家“爱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飞莫斯科”、凤子“穿的花红柳绿跑到苏联大使馆去朗诵诗”、丁玲“到铁矿上去体验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后，把心力花费在政治上了”、“李辰冬与光未然都沾点政治气氛”……他本意是举例说明许多文学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却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干净。此篇访谈见报后，引来一片攻击、嘲讽之声，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说，沈从文与国民党的调调一致，“关麟徵、陈立夫是准会感谢他为他们舐净了手上的血污的”。 1948年11月，沈从文与冯至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过一次争论。 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冯无言。 抗战胜利直至解放前，沈从文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立场让“在朝”、“在野”的所有党派都颇为恼火。巴金、李健吾担心沈的处境，让汪曾祺写信给沈，劝他不要再写这样的杂文，还是写小说为好。汪曾祺曾一连两次写信劝说老师。 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斗地主、分田地时，沈从文应熊希龄夫人毛彦文之请，写了回忆熊的文章《芷江县的熊公馆》，其中叙述了湘西一带地主与佃户之间和谐共处的民俗风情。此文日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被指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 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1952年，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周培源、沈从文、冯至等人吃饭，席间，李维汉对众人说，希望他们积极入党，或者加入民主党派，比如九三学社。在场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学社，很快成为中央委员，后又担任副主席。对此，沈从文说：“许多过去在国民党时代满有办法的人，现在还是有办法。有些本来极本行的教书的，却认为是为反动服务。”博物馆的领导找沈从文谈话，说上头交代过，沈有条件，政治上过得去，要争取入党，沈从文回答：“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史学系副主任周一良正率领师生于海甸区（今海淀区）掏粪，一定要这么做才算是思想进步，我目前就还理解不够。” 感怀 沈从文每读一本书，都喜欢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或记那天的天气，或是一点感慨。他在一本书后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1944年，沈从文致信还在美国的胡适，报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他在信的末尾写到：“我们在这里过的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1946年8月31日，沈从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自承“一生最怕听打杀之类的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的情形，“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50年代末，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一封信中说自己，“一面是‘成熟’，一面却也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感慨道：“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 浑朴 初到北京的几年，沈从文对北京极为失望，他发现，当官的管什么就卖什么，管北京市的拆城墙砖卖，管天坛的伐树卖木材做棺材，管雍和宫的卖雍和宫里的东西，管故宫的将善本书抵押到银行；财政部、外交部举外债；买任何东西，当差的都要拿回扣，去找个朋友，门房就要伸手要钱。 看门人向来访的客人要好处费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潜规则，沈从文发表文章的《晨报》的看门人也不例外，无论沈去领取多少钱的稿费，都要先给看门人送钱，他才肯进去通报。一次沈领了十几块钱稿费，看门人追着要钱，沈慌忙将支票递给他，就赶紧跑掉了。 对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学生杜运燮颇觉奇怪，因为沈怎么都与湘西的乡下人对不上号，看起来更像个江南才子。后来杜发现，沈总是带着一种具有很强感染力的微笑，见面时微笑，讲话时微笑，甚至有时在提到某种社会不良现象、某人的缺点时，也是带着微笑讲的，虽然有时不无苦涩。这种微笑，到他八十多岁时，似乎一点也没有改变。杜觉得，那就是沈所说的“乡下人”才有的微笑，“既表达了乡下人的纯朴、乐观、宽厚、自信、幽默感，同时也透出乡下人的勤奋坚毅精神、认真执着、顽强的生命力”。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乡下人是相对长沙人而言的，他们那里的人笨头笨脑，不懂城里的规矩，穿衣服马马虎虎，不会说话，发生争吵就打架，所以乡下人是不懂规矩、礼貌的意思。 王西彦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觉得这个少年时就有胆量看400颗人头和一长串人耳朵，又写《柏子》、《虎雏》这样小说的人，身上总有一种吃粮人的粗野气，说话声音必定很响亮，一举一动也必定放肆无拘束。但他第一次看到沈时，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说话不多，举止文雅，戴着眼镜，温和地笑着，看着像个文弱书生的人竟然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在“革大”学习时，周一去上学，周末回家。黄永玉听说，沈在“革大”被派定扭秧歌，过组织生活。周末回家，到周一去时，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 一天学习结束后，沈从文回到宿舍，几个同学正兴高采烈地谈论照相机，沈转身就出去了，他觉得这种空谈毫无意义。他发动大家打扫厕所，别人却告诉他：“我们是来改造思想的，坐下来改造就好了。”沈只好自己去干。 当时也在“革大”学习的顾学颉回忆，假日结束后，大家返回学校，有人发现厕所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十来个便池焕然一新，几十年来积下的又臭又厚的污垢都没有了。晚上开会，班主任挨个问是谁干的，没有人承认。会后，班上仔细研究，认为是假日没有回家的沈从文干的。有人去问他，他只是笑笑。再问那么厚的污垢怎么去掉的，他说，呆在这里没事干，就用刮胡刀的刀片慢慢地一个一个池子刮，刮了一整天。 沈从文和几位作家到井冈山，其他几人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极为气愤，他说：“在这种地方，打扑克。” 50年代初，一个北京来客对田涛说，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当讲解员。田涛忙写信给沈，才知他已经改行研究文物了。以后的几十年里，田涛每去北京开会，都到东堂子胡同去看望沈从文。沈的两间平房约十几平方米，放着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书架和地下堆满了书。他还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接待客人，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这情形，让田涛想起20世纪30年代西斜街的情景。那时，沈也是这样轻搬椅子让座，小声说话，声音只能盖过翻纸页的响动。对此，沈从文微笑着说：“我们就是这样呆板板的。” 黄苗子和郁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黄苗子回忆，沈“小个子，眼镜里透出眯缝眼睛，见陌生人露出羞涩的笑容，说话声音低而清晰，带着湘西口音。话到投机，感情就跟着语言像散花、像喷泉一样飘扬一室之中，使人感到生命之火闪闪发光。我把这位温良恭俭的学者，同他童年在家乡跟铁匠师傅比蟋蟀，跟野孩子赌博，十八九岁时跟几个当兵伙伴为了一个炮仗去打‘镇关西’的形象一对比，不觉为之失笑”。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沈从文在一篇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有一年，黄永玉在森林，将这里的艰难生活写信告诉沈从文，不久，黄收到了沈用毛笔写的蝇头行草的长信，信中对黄谈了他的三点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 淡然 巴金曾写过一些批评性的评论文章，沈从文看后，劝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他对巴金说：“什么米大的小事如某某某之类的嫌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小东小西当成了敌人”，“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巴金很是感谢他，称他为“尊敬的畏友”。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扫厕所。沈有时呆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打扫吗？” 中央美院有位学者，是沈从文西南联大的学生，与沈、黄表叔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开始后的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到黄家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黄永玉：“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黄去告诉沈从文，沈笑着说：“会，会，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个比他矮的同学背过去……” 一次开批斗会时，有人把一张标语用浆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批斗结束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后来对黄永玉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沈从文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对同行的黄永玉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他身体不好，但总是找些力所能及的活来干，比如到湖边拾干苇或在路边捡竹跟引火用，身体稍好些，他就搬个小凳子，去看菜园子，以防牲畜偷吃。他写信给黄永玉说：“……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对黄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沈从文说，下放的时候，他独自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二人在路上相遇，沈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1979年之前的13年，沈从文一直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白天都得开灯。林湄问沈：“沈老，在小暗房的日子里，你想的是什么？”沈头一仰，哈哈大笑，许久才用豁达而谅解的口吻说：“身旁有许多书就足够了。这算什么？有很多人连性命都没有了。只是失掉了很多书很心痛，后来又在旧书店买回来了。” 文革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沈从文对此却很淡然，他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将稿费捐献给家乡小学后，为沈作传的凌宇曾劝他道：“年纪大了，总有用钱的时候，应该自己留下一些。”他淡然一笑：“不要紧，钱，总还会有的。” 天真 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私交甚笃，沈一有问题就找林商量。30年代，张兆和回娘家探亲，沈一个人留在北京。一天，他哭着到梁家中找林倾诉。原来，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把自己的感觉、情绪、想法告诉妻子，某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露出对另一位北京年轻女作家的爱慕和关心，张兆和非常生气。沈对林说，他不觉得对另一个女人的感情与他对张的爱情有什么冲突，而当他爱慕和关心某个人时，他怎么可能不写信告诉张兆和呢？ 黄永玉回忆：“1954、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能经常听到他的笑声，公家给他调整房子虽然窄小，但总算能安定下来。到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玩得很高兴。五十多岁的人，忽然露出惊人的本事，在一打横的树上‘拿’一个‘顶’。又用一片叶子舐在舌头上学画眉叫，忽然叫的复杂起来，像是两只画眉打架。‘不！’他停下嘴来轻轻对我说，‘是画眉’采雄‘（湘西方言，交配）’。于是他一路学着不同的鸟声，我听得懂的有七八种之多。有‘四喜’、‘杜鹃’、‘布谷’、‘油子’、‘黄鹂’……‘尤其难学的是喜鹊！你听！要用上颚顶着喉咙那口气做——这一手我在两叉河学来费了一个多月，上颚板都肿了……’他得意得了不得。” 文革中，张兆和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半年后沈从文也响应号召，下放到咸宁。张允和曾回忆月底去看望他的情形：“屋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床上……到处灰蒙蒙的。……他说：‘我就要下放啦！我在理东西。’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我回身想走。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说：‘莫走，二姐，你看！’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指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一直都微笑着，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 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这下子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女记者也手足无措。还是张兆和出来圆了场，她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这才让老人安静下来。 一年夏天，年近八十的沈从文出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腰和手肘受了伤，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难。萧离看望他时，戴了一顶普通的新草帽，沈见了赞不绝口，似乎忘了病痛。萧离问明尺码，给他买了一顶送去。沈十分高兴，如同小孩子过年一样，伸手拿过，兴奋地说：“让我戴戴！让我戴戴！”本来人半躺着，硬是坐了起来，戴着草帽，不肯摘下。 在美国访问时，一次餐后，姨妹张充和让沈从文吃了块冰激凌，沈吃得过瘾，因而每餐后总想吃一些。一次，张充和忘了他这个嗜好，沈从文便说：“饭吃完了，我走了。”张未听出弦外之音，并未理会。沈再次说：“我真上楼了。”张有些奇怪，但还是没有理会。这时，沈从文站起来，做出故意要走的样子说：“我可真走了，那我就不吃冰激凌了。”满屋子的人哄堂大笑。 李辉回忆，沈从文大病一场后，张兆和让行动不便的沈坚持锻炼，每天须在小客厅特地留出的一米多长的空地上走五个来回。刚走了两次，沈便问：“够了吧？”张让他不许偷懒，他笑了，接着走了一个来回，说：“这是第四次了吧？”张马上说：“别骗人，刚刚三次。每次都想哄人。”在张的监督下，他又走了两圈，最后一个来回，他不等走到头便迫不及待地长吁一口气：“唉，完了吧？”张责备：“你总爱偷工减料。”他不反驳，有点调皮地看着她。随即，二人开怀笑了。 晚年的沈从文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直像一个孩子。 仁厚 沈从文帮助青年人不遗余力，他培养过的年轻作家有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陈敬容、李瑛、汪曾祺、吴小如等。 沈从文对朋友很是慷慨，一次，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与靳以约好去看戏，正好有人来借钱，沈便对他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二人只好把口袋里的钱都掏给了他。日后靳以来，沈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地，不知说什么好。以后张充和等人再看戏，就不再经过沈家了。 巴金和曹禺常谈起沈从文，觉得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沈从文，至少沈数第一。 王西彦在杭州一所高中师范程度的学校读书时，学校来了一位中国公学毕业的青年国文教师，写得一手好诗。这位其貌不扬的穷诗人和王所在班级一位出生名门望族的女同学恋爱了，并不顾女方家庭反对，宣布结婚，引发了一场风波。王后来才知道，这位诗人得到了其中国公学老师沈从文的支持，二人结婚前，沈还给诗人出的一本诗集作序，诗人将这本诗集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夫人。 1946年，湖南遇特大旱灾，沈从文在报上刊登启事，为家乡卖字赈灾。他在启事中说：“湘灾严重，死亡太多。我会写几个草字，想义卖100件，全部作赈灾捐款。” 1947年，诗人柯原的父亲故去，为父亲治病及办理后事，家中欠下一笔债。与柯素未谋面的沈从文卖字替他还债，沈在《益世报》登出启事，让买字的人自定规格，将价款直接寄给柯原，直到为柯还完欠款为止。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柯原才第一次见到了沈从文，此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 沈从文为学生修改作品，并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一生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不断上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脚页边都裁去，只留一个稿芯，使分量尽量轻一些。稿子发表，稿费寄来，他必亲自给学生送去。李霖灿在丽江画玉龙雪山，他的画都是寄到昆明，由沈从文代为出手的。汪曾祺在昆明写的稿子，也全部是由沈从文寄出去的。 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赶紧走近看看。发现是汪后，他和两个学生赶紧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酽茶，汪才醒过来。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访沈从文，当时汪正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从文开门一看，二话不说，出去给汪买了几个大桔子抱了回来。 沈从文曾担任多家报刊的编辑，经常选用青年作者的稿件，为他们加工润色。与其共过事的周定一回忆：“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 一次，沈从文给一位字迹写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说：“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他还婉言劝这位青年将字写清楚，因为“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 50年代，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沈从文热情地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王予予看展览足足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鲜时，沈还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王予予转业后，选择了文物事业，进了考古所，成为从事丝织品保护的专家。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啰嗦的客人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他越热情。 1972年，从干校刚回北京的沈从文托人打听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后，马上写信去问候老友。16年后，巴金回忆道，一次他挨完批斗后，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准备学习，有个女孩走进来说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处，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处。”不久，女孩又来问他地址，考虑好几天后，巴金才把地址交给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萧珊拿着五张纸，反复看着，含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在那样的年代，巴金未敢回复只字片语，连萧珊去世的消息都未敢告知沈从文，但他却对沈从文充满了感激。 1985年，巴金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特地去看望沈从文。80多岁的老人由女儿搀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差点摔了一跤。沈过意不去，巴金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文革期间，巫宁坤（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曾请沈从文指导过文章）一家发配到安徽农村落户，无人问津。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六页。一个月后，沈又寄来满满八张纸的长信，鼓励巫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己为例对巫说：“今年已72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 沈从文的弟子黄能馥一度想放弃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后，叫来黄，低声问道：“听说你灰心想改行了？”黄看着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沈坚定而严肃地对他说：“目光要远大一些。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黄从此坚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后来成为我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三大专家之一。 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烧，没有去沈家，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通知。午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听见婆婆正盘问一个人，她听声音觉得是沈从文，忙起来去看，正是他，“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见王没有来，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意外，于是买了些水果、鱼肝油之类的补品，顶着烈日，横跨东城、西城两个区，到海淀区的王家探望王亚蓉。王极为感动，从此再也没有缺过勤。 萧离回忆，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十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 萧离说，搞文物这一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王亚蓉回忆，南方有一个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沈从文审阅，沈喜得知音，不仅从头到尾审读了四次，还尽其所有，为该书增加了不少资料，让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成为了二十多万字的大著。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家乡时，三个中年人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一见沈就跪下连喊“恩人”。沈大吃一惊，细问才知，三人来自距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他们于文革期间到北京上访，身无分文时，到湘西老乡沈从文处求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沈慷慨解囊，他们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沈已经想不起有这件事情，而张兆和只是隐隐记得好像有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这几个人，她也记不得了。 沈从文收到一封误投到他门上的来自湖南某监狱的信，信既无详细地址，也无姓名，落款是“义儿”，信是给“妈妈”的，让“妈妈”给他寄10元钱。沈从文将信转给了在《株洲日报》工作的龙海清帮忙打听，并附信说：“从信中分析，必是个年龄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滥情形的，十分可惜。……这本可不加过问，但始终感到不安。因为信中语气，明显是在无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疯狂，有待亲人援助的……” 倔强 1950年秋，沈从文决定到“革大”去学习。去之前的那天晚上，马逢华去看望沈，沈自言自语道：“……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谈起“革大”生活，说到扭秧歌时，沈不假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小儿子沈虎雏抗议道：“爸！你不是说什么都能干嘛？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沈摇摇头说：“不，我绝不扭！”接着又说：“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傅振伦回忆，中国历史博物馆初建时，因为管理不善，竟将国宝商鞅铜量遗失了。公安部建议收集干部指纹，沈从文拒不按手印，馆内人员一再动员，最后才摁了手印结案。后来这件宝贝在陈列柜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盗宝之嫌”。 黄永玉回忆，“大鸣大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开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约稿或座谈的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沈从文与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挨着，沈看后大发雷霆，觉得他怎么能和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于是拒绝在那张名单上签字。后来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学生将他的名字和陈慎言、小翠花写在一张介绍信中，给他一种“痛苦的压力”。 钱钟书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时，历史博物馆听到消息后，说这部书主要是历史博物馆搞的，馆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所以算他们的集体成果，要四个人共同署名。沈听后大怒，说：“你们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们署好了！馆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当时沈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不答应，此事才作罢。 因为我国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此书准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条件非常苛刻。沈从文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最终，此书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由《边城》改编的电影《翠翠》，沈从文发现他们随意改编作品，加上“阶级斗争”、“国民党征兵”等内容，很是生气，退回了电影制片厂寄来的“改编费”，断然拒绝了他们的拍摄要求。 1985年，沈从文在美国的朋友给他寄来三册台湾故宫博物院编纂的文物图录，沈从文打开邮包，发现这三册书都被毁坏。沈很生气，马上致信全国政协，用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要求查清事实真相，问海关为何要损坏他的图书。但此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轻辱 在湖南当兵时，一次，沈从文在城墙上闲逛，几个女孩子看见他，马上防备地叫喊道：“有兵有兵！”他觉得很惭愧，假装伏在城堞缺口处看远处风景，让这几个女孩从身后走过去，心里却觉得颇委屈，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和别的兵不同。回到部中后，他便愈加发奋练字，一写就是半天。 到北京后，沈从文不断向北京的各大报纸杂志投稿。他听说，一次《晨报副镌》的编辑会议上，有人将他的十几篇文章粘成一个长条，摊开后当众奚落说：“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文章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1925年，丁玲因生活困窘，上学无望，写信向鲁迅求援。鲁迅不知是否有丁玲其人，便托几个熟人打听。孙伏园对鲁迅说，周作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笔迹很像休芸芸（沈从文的笔名，沈曾将稿子给周作人看，周记得他的字迹）。鲁迅便以为是沈从文假扮女人和他开玩笑。之后不久，胡也频去看望鲁迅，递进去的名片是“丁玲的弟弟”，鲁迅很生气，大声对递名片进来的佣人说：“我不在家！”胡只好离开。日后，荆有麟对鲁迅说明确有丁玲其人，误会才解开了。 香山慈幼院的教育股主任肖世钦（曾留学日本，日伪时期任河北省伪省府教育局长）极为势利，对上极尽巴结之能事，对下则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因不满其为人，沈从文撰写《第二个狒狒》一文，对其进行嘲讽。文章见报后，肖找来沈，训斥一番，并用手杖指着沈脚上的旧棉鞋，恶悻悻地说：“你这鞋子……”沈说：“鞋底烂了，没有钱买新的，所以没有换的。”于是，肖的手杖第二次敲到沈脚面上：“你看，你看，这成什么样子？！”沈顿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心里充满了屈辱。 事后，沈从文又写下了小说《棉鞋》。小说发表后，沈、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肖把他叫去，当面大骂了一顿，还多次对他进行威胁恐吓。虽然院长熊希龄并没打算处置沈，但敏感而自尊的沈从文无法忍受肖对他的侮辱，未向任何人告辞，带着自己从山下带来的一小网篮破书，独自雇了头小毛驴，下了香山。 杨振声之子杨起回忆，沈从文进入西南联大任教受到较大阻力，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似乎并不认可他。“但是现在回眸看，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学生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是受益。” 一年暑假，在联大就读的杨起到昆明东南部的阳宗海游泳，休息时，在汤池边上的一个茶馆喝茶，桌上的查良铮（穆旦）说：“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 1943年7月，沈从文晋升为教授，月薪三百六十元。实际上，沈的薪水并不高，据余斌在《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记载，比沈晚两个月晋升的法商学院教授周覃祓只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士，还比沈小8岁，1942年才担任讲师，晋升教授后月薪是430元。沈从文的薪水实为教授一档的最低起薪。 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过钱钟书，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钱钟书的中篇小说《猫》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钱写道：“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 梁实秋写道：“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人总是低着头羞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 公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刘文典，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他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 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写道，刘对擦肩而过的沈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1983年，年逾八十的朱光潜发表《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一文，称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只有沈从文和老舍。此文引发一场风波，朱被批评是“无视这些作家（按：指沈从文、徐志摩）思想上的明显弱点或错误”、“夸大他们艺术成就”，随后又说他的这种论调是“精神污染”、“不良的倾向”。最后，朱光潜不得不连续作了两次“检讨”，才算了事。 恐惧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成对峙之势。国民党通知在平文化名流，限期南下，沈从文也通知之列。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先后登门，希望沈留在北平，迎接解放。沈从文对张兆和说：“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最后，他为了家人，还是选择了留下。 马逢华回忆：北平围城的后期，沉闷了好久的北大“民主墙”上忽然又热闹起来，几份壁报集中火力，向沈从文展开攻击。其中一份将郭沫若在香港写的辱骂沈从文（“粉红色的作家”）、朱光潜（“蓝色的作家”）和萧乾（“黑色的作家”）等人的文章，用大字照抄。有些壁报指责沈作品中的“落伍意识”，有些则痛骂他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妓女作家”。 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去北大看热闹，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紧。他感觉压抑，认为有人要迫害他，总觉得受到了监视，担心隔墙有耳，和家人说话将声音压得很低，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有人寄匿名信警告沈从文，信中画了一个枪弹，称：“算账的日子近了。”沈不知会面临怎样的祸事，将一部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学，说：“我这个人也许该死，但是这些书并没有罪过，不应该与我同归于尽。” 1949年到来之际，沈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异常敏感。1月2日，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3月的一天，沈龙朱突然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用一把保险刀片，割破了手腕及颈部的动脉，并喝了些煤油，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堂兄弟）从沈所在的房间外走过，听见有呻吟声，破门而入，将已经陷入昏迷状态的沈从文送到了安定医院。沈被抢救醒来后，竟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并且叮嘱张兆和请汤用彤设法救他。张兆和对沈从文的恐惧无法理解，只能给沈的兄姐写信，询问沈家祖辈是否曾有精神病史，以给医生提供参考。 时任清华大学军管会副代表、文学院院长的吴晗被请来为沈从文解决问题。沈向吴提出要去磁县烧窑，吴很是为难。此时的沈从文，依然沉浸在痛苦中，他自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4月5日，天津《大公报》的党组负责人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第二天，沈从文在日记中感叹道：“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胞弟沈岳荃被枪决一事对沈从文打击亦不小。沈岳荃是黄埔四期的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也是一位抗战英雄。抗战胜利后，沈岳荃不甘在南京国防部做空头中将，决定卸甲归田，回凤凰租下一处小院，种花养草，闲来给新生的地方人民政府做点咨询工作，还为劝说龙云飞投诚去作了几回说客。 镇反运动中，沈岳荃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拉到了河边。他在河滩的青草地上给自己铺上一条旧军毯子，轻轻叹了口气说，“唉！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干。”然后指住自己的脑门说，“……打这儿吧……！”沈的枪法曾是出了名的好，能将二三十根香点在墙根，用驳壳枪一枪一根地把它们灭掉。他不知指点过多少人学习射击，从来没想到最后一次指点会以自己的脑袋当靶子。 1958年，沈岳荃的遗孤，女儿沈朝慧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沈从文。文革开始后，做为“黑五类”，沈朝慧被勒令返回湘西，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 三十二年后的1984年，沈岳荃的沉冤得以昭雪，全部的赔偿是五百元人民币，加起义人员名义的追认，以及妻子的县政协委员头衔。 马逢华回忆，解放后不久，张兆和以“团友”名义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两个儿子加入了青年团和少先队，随着家人在政治上的“进步”，沈从文在家中显得越来越落伍。沈伤心地说：“连太太都不了解我，我怎么还能希望得到别人的了解！” 一次，马逢华在沈家时，沈将次子虎雏的一篇作文拿出来给朱看，一面自我解嘲似的说：“你看，虎虎也要开始教育我了。”那篇文章叫《我的家庭》，马逢华记得上面写道：“我们一家四人，除爸爸外，思想都很进步。妈妈每周六从华大回来，就向爸爸展开思想斗争。我想，如果爸爸也能改造思想，那么我们的家庭，一定十分快乐。我已经和哥哥商量，以后一定帮助妈妈，教育爸爸，好好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家庭。”沈从文在“展开思想斗争”那一行上加了一个眉批：“‘斗争’两字像打架。你妈妈不是会打架的人，改用两个别的字好不好？” 1951年10月，沈从文到四川参加土改，这次四川之行，让他从彷徨、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巧此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到此时，沈从文终于不再恐惧，慢慢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 履冰 历史博物馆工资定级时，穷困的沈从文主动要求降低标准，不要高过博物馆中的领导。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对胡适很是感激，在课堂上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然而，到了五十年代，全国大批胡适，沈从文说：“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出版，沈很是高兴，写了一篇题记，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邻”，一直为其掌舵的夫人张兆和认为此句不妥，沈从文觉得夫人说得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删去此句。 1958年，为庆祝“反右”胜利，周扬宴请30多位文艺界人士。席间，周扬提出想请沈从文担任北京文联主席，沈马上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作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 涂光群回忆，张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们，沈从文很是热情，谈起他心爱的文物如数家珍，但如果说起文坛的事情，或者问沈是否还在写作等话题时，张兆和总是以微小的动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缄其口”。 吴小如回忆，50年代末，他随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员到故宫参观文物，沈从文非常热情，戴了两幅重叠的眼镜认真地给他们讲解，如数家珍。参观结束，吴向沈告别，并说要去看望他，沈拉着他的手诚恳而小心地说：“不，我们还是先不来往吧。” 解放后，沈从文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书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馆领导反映，国家能否拨些经费，给他配几名助手，将丝绸研究搞起来。但没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馆书记找他谈话，让他检讨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馆长韩寿萱也告诉他，哪怕损失一张照片也是损失国家文物，是违反宪法的。沈从文不寒而栗，忙写信给韩作检讨，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称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称“馆长”。 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常到中央美院讲课，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资料、图片、照片等，自己花钱买来大包小包的绣片、古书，给学生讲解；他还给黄能馥改笔记，开书目，抽空带着他去逛古董店；又将黄能馥、吴光启带回历史博物馆看织、绣文物，给他们讲解。学校给沈从文发兼课费，黄给沈送去，沈不肯收，让黄帮他退回去。一次，新闻电影制片厂到中央美院拍摄报道留学生情况的片子，学校叫黄去请沈从文来参加拍摄，沈说：“我只是给吴光启讲了一些辅导课，不愿在电影上出头露面，还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发了一笔奖金，沈将奖金退回，并在给馆长的信中说：“在馆中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做得极不好，给我这份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的同志。” 1961年，沈从文为高等美术院校工艺美术组编订的一系列教材拟定提纲和参考书目，参加审订工作，但到教材出版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沈还为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编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校阅、修订，并补充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但出版时，出版社署名沈为校订人，沈依旧拒绝了。 文革期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枝茂夫准备翻译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沈怕惹上麻烦，不敢回信。 1979年，荒芜在《文汇报》发表诗歌《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知道后，马上写信给荒芜说：“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世事倏忽多变，持静守常，在人事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尚存任何不符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 王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致信次子沈虎雏夫妇说：“无论今后万一出现什么，你们务必记住一点，即缄默……若不万分谨慎，出了事故，还莫名其妙。所以务必实事求是，把我看成一个并非什么大不了人物，事实上应说是个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灾星。” 沈从文的研究学者凌宇准备筹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沈从文国际学术讨论会”，沈从文知道后，两次致信凌宇，坚决要求取消这样的活动。 晚年，沈从文引起国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越是倍受关注，沈的态度越发地谨慎小心，沈要求他的凤凰老乡、吉首大学的青年老师刘一友转告吉首大学对他感兴趣的师生们：“不要研究我，会打烂饭碗的！”就在去世的前几天，沈还对刘说：“不要宣传我……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 弃文 1948年岁末，周定一到沈从文家看望老师，临别时，沈临写了史孝山的《出师颂》，在条幅的落款处郑重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多年后，夏衍对李辉谈及沈从文被排除的原因，是沈四十年代为《战国策》杂志（该杂志曾宣扬法西斯，创办该杂志的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写文章，讲三K主义。 在革大学习时，沈从文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显得形只影单。当别人下棋、聊天、跳舞的时候，沈则走进厨房，和厨师们聊天。他以厨房的一位老师傅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却因为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影响，失去了其往日文章的神韵，而且，一直无法发表。他写信给丁玲求助，依然未能发表。 从“革大”毕业时，沈从文原本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学习小组的组长也告诉他上级希望他继续从事写作。沈听罢很是困惑，他觉得，既然你们都否定我过去的作品，认为我思想有问题，我再写，也是徒劳无益。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 50年代，辅仁大学曾有意聘请沈从文为教授，沈权衡再三，拒绝了；有人建议他写一些历史故事，但沈怕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专家学者存在差异，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再次谢绝。沈从文觉得，还是和文物在一起感到温暖，“它们不仅连接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张兆和在华北“革大”学习时，沈从文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学习，晚上回家后，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等孩子入睡后，常常深夜独坐，听古典音乐唱片。某晚，马逢华陪着他听音乐，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能写出很多东西来，第二天再把它们撕掉。” 那晚沈从文给马逢华看了一首新写的长诗，马看后爱不忍释，觉得撕掉可惜，让沈交给他保管。沈说：“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后的文章作品，都得为工农兵服务！”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会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回忆：“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56年，沈从文萌生了继续写作的想法，他在历史博物馆过得并不愉快，没有固定的办公桌，没有经费，没有助手，每天花两个小时挤公车上下班，共换八次车，黄昏过马路还担心被撞……每次去文物局看新收来的文物，都被馆中领导认为是“打小报告”去了，立刻有人来“警告”他：“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正巧这时，胡乔木指示《人民日报》副刊向沈从文约稿，沈的散文《天安门前》随后刊登；接着，周扬又指示《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请沈出山，沈萌生了回归作家队伍的想法。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过往的老朋友丁玲、萧乾、陈梦家等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沈从文再一次感觉到危机，加上对文物割舍不下的情感，他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物研究。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让他们长期住下去，但最终沈从文还是没有动笔，跑到景德镇去看陶瓷，并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从此，沈从文彻底不再写文学作品，除了旧体诗。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林斤澜有次拉沈从文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沈从文到美国访问，言谈风采大异于其他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来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旧时学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挨过动乱年代的风雨，沈只以低到像是自语的声音回答：“投岩麝退香，你懂吗？” 麝香是雄麝脐部的分泌物，传说雄麝在被人迫到无路可逃时，会自行举爪撕裂腹下麝香，抽身投岩而死。 研物 1922年，还在湘西王陈渠珍手下任司书的沈从文便负责为陈管理收藏的书籍、字画，为了做好工作，他读过《西清古鉴》、《薛氏遗器钟鼎款识》等书，对字画作过一些研究。到北平后，沈喜欢逛古董店，学到了许多文物知识。 抗战时期，初到昆明的沈从文常和在云南大学任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很高兴地买下，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抗战结束回北平后，沈从文总拉着妻妹张充和他一起去淘古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 与沈从文一起买古董的还有朱光潜，到了年关，沈从文到朱家对朱夫人说：“快过年，我想邀孟实（朱光潜的字）陪我去逛逛古董店。”意思是让朱夫人给朱一些钱。朱也到沈家对张兆和如是说。后来两位夫人见了面，他们的小把戏便被戳穿了。 沈从文也常光顾旧书店。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1947年左右，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沈从文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他还动员别人捐文物。周定一就被沈从文说服，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50年代，沈从文到古玩业检查组负责文物的检查鉴定工作，演员郑榕曾和沈一起到收藏大户赵家清查。郑回忆，沈从文“身材不高，戴近视镜，讲话很快，像是和思想赛跑。一进赵家，面对琳琅满室，立即全神贯注，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当他来到四五件宋代的钧窑瓷器面前时，面色凝重起来，轻轻托起一件，反复审视，喃喃自语道：‘这……不会是真的吧？’身旁的赵老听到，立即跳了起来，大声吼叫：‘什么？你说我这瓷器不是真的？’像要扑上去和沈先生拼命……在场的人都笑了”。 1953年，有一个能读《山海经》的波兰东方博物馆主任来北京考察，在历史博物馆时，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1954年，沈从文发表了一篇关于胡子的文章，他认为，作为历史博物馆人员，必须懂得胡子这门学问，因为历代各个历史人物的胡子，各朝老年人的胡子，都各有不同，他认为根据历史文物整理出历代胡子的状貌，是很有价值和必要的，但这项研究遭到了粗暴的干涉，没有继续下去。 在博物馆，沈从文只是个小职员，上面有组长、本部主任、馆长，每天按时签到，离开办公桌也要禀告主任，印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先得到主任批准，然后再报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能进行。工作时间，沈从文不是写卡片就是在仓库里清理尘封已久的文物，他清理得非常投入，到了中午下班时间还浑然不觉，甚至被工作人员锁在仓库中，到下午上班才被人发现，他也不以为意。 沈从文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尽管馆中房舍很多，他的要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他热心为馆中购买文物，看见有价值的，先自己花钱买下来，馆中不要的，他就自己留下。时间长了，也分不清是他的还是馆里的，于是他的东西就稀里糊涂地归了公，包括他的《阿房宫》长卷。有人发现沈买了很多“破烂”，还以此为题举办了一场“反浪费”的展览。沈从文埋头工作也被看成“不合群”、“清高”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往往他从库房辛苦工作半天出来，“一切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是悲悯”。 1958年，人艺排《蔡文姬》，请沈从文当顾问。他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将全组人领进历史博物馆，捧出大量资料，引经据典，给大家讲解了几个小时，每份资料里都插有他事先做好的标签。为了介绍宋画《文姬归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王予予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他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摸样来判断。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确实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黄永玉回忆，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说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据说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晚景 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沈从文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 文革中，沈从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沈从文参加没玩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必须参加，批斗齐燕铭等人时，他还要陪斗。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时，就让他坐在会场隔壁的小房间里，在他旁边安个小喇叭，听着会场里的批斗情况。他还要拔草、擦玻璃、打扫厕所，他怕自己无法支撑，便随身带上一张小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单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后别人能通知家人和单位。 养女沈朝慧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沈从文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给在青岛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江青写了一封信，请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而让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是沈的学生，并说沈的妹妹经常邀请他到沈家，沈从文对她很是欣赏，为了训练她，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因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后还要交待与江青的关系，他气愤地说：“这妖婆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1969年，沈从文去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历史博物馆已经与革命博物馆合并）领发还给他的东西，被告知东西已代为“消毒”。沈从文对他们焚毁书籍的行为极为气愤，多年后，还对前去探望他的杨苡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书全都没有了！” 1971年，沈从文血压高达240/150，心脏隐隐作痛，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干校终于同意沈以请假的方式回京。此时，沈从文在北京的三间宿舍被强占去两间，几十年所收藏的心爱之书及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怕家具和书坏掉，便送给需要的朋友们。研究梅兰芳的徐城北曾到沈处拿走了一些书。剩下的书，由黄永玉的夫人帮忙，7分钱一斤处理掉了。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还是要出版的，让他抓紧时间校订。于是沈在病中开始了紧张的修订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间，把图录分门别类贴在墙上，又在房间里挂了五根铁丝，把图像挂在上面。他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房中的灯老亮着，怕他出事，便去敲门，听到里面有人应声才放下心来。一位年轻人担心他，从门缝里看去，看见他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奋笔疾书。等门开了，他看见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歉意地笑笑说：“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间小屋：“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王亚蓉第一次去见沈从文，走进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时，沈的口鼻间还有未擦干净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书，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条，连床上也堆满了书。而和老友聊天的沈从文却满脸都是灿烂的微笑，快乐地讲述着他的工作。 张兆和从干校回京后，在离沈从文的住处二里外分得两间宿舍，黄永玉将表叔表婶的这两处住所称为“飞地”。沈每天到张的宿舍吃晚饭，并将第二天的午饭、晚饭带回。夏天屋子里闷热，家人怕他带回去的饭菜馊掉，他却说：“我有办法。”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什么办法，他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进行研究，沈从文尽量避免会客，他在门上贴个通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客人，比如：“本人患严重传染病，最近不能见客人”、“本人心脏病发作，遵医嘱不能见客”等。有时张兆和便站在门口替他挡驾，但他在窗缝处看到来人是他想见的人，就马上出来说，这个人我要见，张啼笑皆非，说沈当众让她出丑。 沈从文从湖北回京后，一直希望能有个助手，老友给他介绍了王亚蓉。经过重重波折，沈终于申请将王调到了博物馆，但博物馆却让王去临摹古画，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从文对此很是生气，他在给长子的信中说：“馆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说‘没有预算’，不给一个人。”馆中领导本来给他拨了一个临时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个月，却不给助手工资，还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资。接着，馆中又借口此人思想不好，将其调离博物馆。 1973年，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许芥昱回国，他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国后，提出要去拜访老师。因为有关部门怕让“外宾”看见沈住处的窘况，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学生。面对学生，沈只说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护。许提出上老师家中拜访，沈拒绝了，惹得许以为沈怕让自己见到家中的珍贵资料，其实，沈从文只是担心家中景况给国家“抹黑”。 钟开莱回国时，沈从文去宾馆看望他，总说自己身体很好，还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 房子问题几乎困扰了沈从文一生。文革过后，沈一家三代六口人依然挤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写信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反映情况，希望能得到一处宽敞的住宅，以方便他放置研究资料，能让助手坐下来从容工作，可以接待访客，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兼任织绣研究组顾问时，曾将多年收藏的明清封面锦、彩绣四摺花鸟小屏风、朱砂红地描金花蝶争春纸等拿到故宫，让研究人员随时参观。文革中，这些资料被收入故宫库房。文革后落实政策，沈为了研究，想要回这些资料，无果。解放前他捐献给北大博物馆的文物，由于捐献时也没有要张收条，不仅难得一见，连要张照片都不能满足。想到此处，沈从文感慨“自己做尽了蠢事”。 沈从文的孙女一直跟随沈从文老两口，但她的户口在自贡，沈从文想让孙女在北京借读，却难以实现。两位老人不愿求人，只会正襟危坐于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所属的教育组门口，听候传见。沈从文联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学之事，不禁悲从中来，深觉自己一生非常失败。 1978年，在当时的中央副秘书长、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终于从他工作了三十年、也郁郁寡欢了三十年的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到历史所后，他才从副研究员转正为研究员，王亚蓉也调到他身边，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乔木了解了沈家住房紧张的情况后，带着当记者的儿子亲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后，胡乔木与儿子商量，准备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腾出来给沈从文夫妇，让儿子去住沈家的两间平房。但这个方案被主管部门否决了。由于胡乔木的关心，沈家的住房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胡还将沈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解决了沈的医疗问题。自此，沈从文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1979年，马逢华回到大陆，提出想见沈从文，但接待处却说没有这个名字。马让他们再好好查查，说沈是有名的小说家，从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让他们到作协查查他的下落。结果次日，来人回复，已经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调到四川去了，让他下次回国再说。 次年，女作家聂华苓回到大陆，提出要见见沈从文，由于她字写得太潦草，工作人员把“文”字看成了“又”，回来对她说：“找不到沈从又这个人！” 晚年，沈家每日宾客盈门，有前来拜访的朋友、学生，更多的是各地各处前来请教之人。尽管因为沈的身体原因，门前挂着不见客的牌子，但收效甚微，而搬家后，老朋友过访，临走沈再三嘱咐要千万保密，但没过几日，屋内又高朋满座，谈笑声喧了。 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沈从文去世之前两个星期，李辉去看望他。李辉回忆：他坐在他的那张老藤椅上。因为久病，显得尤为虚弱，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左手也极少动弹，一直放在腿上。虽然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思路尚清晰，谈到往事时，记忆力依然让李吃惊。他说到高兴处，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憋上好久，才呵呵地发出笑声。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逸事 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原靠卖马草为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参军，25岁便任贵州提督事，30岁左右便早逝。沈宏富没有留下子女，其夫人为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娶了一位苗女，生下二子，长子是个傻子，次子沈宗嗣便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出生后，过继给沈宏富。沈从文的亲生祖母因是苗人，当时苗汉通婚所生的孩子没有地位，不能考科举，在孩子过继给沈宏富后便被远嫁出去，沈家还为其造了一座假坟，假托已经逝世。 沈宗嗣从小习武，后从军，曾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任天津大沽口炮台提督的副将。辛亥革命后，他曾参与竞选湖南省议员，失败后，赌气来到北京，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行动失败后，他逃到热河，此后改名换姓，重新开始了戎马生涯，直到袁去世才和家人联系。沈从文自1911年后只于1922年见过一次父亲，此后，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再未谋面。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之名是当兵时的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他刚升任司书时，肖问其姓名，得知叫“岳焕”后，取《论语·泰伯》“焕乎，其有文章！”为沈起名“从文”。 沈从文曾在北大旁听，他听得最多的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有一次，沈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 沈从文第一次去燕京大学，其姐夫田真一的同学董景天（董秋斯，解放后曾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带沈去看电影，刚走进电影院的大门，沈从文便急忙跑到前排，选了一个中意的座位坐下，神情还有几分得意。董很奇怪，他不明白沈为什么抢别人不屑一顾的前排座位。后来才想明白了，原来这是沈第一次看电影，还以为看电影如同看戏，座位越靠前越好。 在香山慈幼院期间，沈从文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还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只是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沈从文晚年在《忆翔鹤》中提及往事，颇为神往，感叹自己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却是为稻粱谋。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察觉后，大声叫道：“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也马上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沈家佣人）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的武器竟是一把牙刷。 沈从文为两个儿子取名龙朱、虎雏，都是他的小说的名字。张兆和晚年解释说，孩子生下来，沈一时想不出名字，就用了小说的名字为孩子们命名。 施蛰存回忆说，为了生存，沈从文有时也会写一些勉强凑合的小说。30年代初期，沈为他编的《现代》写过几篇小说，用《法苑珠林》（为唐代道世法师根据各种佛教经典编撰而成，具有佛教百科全书的性质）中的故事改写，就属此类。抗战期间在昆明时，他坦率地向沈讲了自己的看法，沈笑着说：“写这些小说，也流过不少鼻血呢！”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等人一起逃离北平。为防不测，他们都编造了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的，朱光潜是香港洋行的打字员，沈从文是洋行文书。出发时，朱光潜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忙说：“哎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在钟开莱的记忆里，沈从文小小的，很温和，没有任何架子，说话轻轻的，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说到高兴之处，总是眼睛眯起来，声音轻得都快听不见了，嘴巴张开，半天合不拢。在昆明时，沈从文和钟开莱住得很近，他每天奋笔疾书，有时写累了，就敲门到钟的住处坐会儿，但从来不留下吃饭。一次，钟去找他聊天，敲了半天没人应门，再敲，沈将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面部表情极为紧张地说：“对不起得很，我忙，你改天再来。” 解放前，马逢华经常到沈从文家住的中老胡同作客，沈从文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他们聊天，谈话中，偶尔还会分神叮咛正要出门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出门以前各人先要检查自己裤子的拉链！” 解放后填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时，沈从文工工整整写上“小学”，派出所的人还以为沈是开玩笑。 沈从文的书法很潦草，钟开莱说有十分之一不认识。黄永玉记载，一次沈从文上朋友家去，见墙上挂着书法条幅，以为是明朝哪个书法家的手笔，便大加夸赞，弄得主人都不好意思提醒他，这正是沈自己的大作。 黄永玉回忆，一年，沈从文给朋友写了一幅字，上面密密麻麻的大字盖着小字，他还在字里行间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其中的某两个字，告诉观者说：“此二字甚好。” 沈从文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独自一人住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一间小屋里编写古代服饰，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晚，他必以写字消遣。写后，不论大张小幅，随手丢进书案旁一个又高又大的废纸篓里。每次荒芜去拜访他，离开时，总是从纸篓里拣出几幅带走。荒芜说，那些墨迹后来都被朋友当作宝贝给拿走了。 七十年代，萧离去拜访沈从文，中午时分，正赶上倾盆大雨，沈从文坚决留客吃饭，说他自己动手。时间不多，沈从文便将小饭桌上的图书推开，放上了几个盘碗，都是青花、粉彩等名贵瓷器。盘中既有面包牛奶，又有辣椒豆豉，等饭吃完，萧离还是没弄明白究竟吃的是中餐还是西餐，什么是主食，什么是副食。等沈从文想起炉子上还有半锅粥忘了待客时，窗前的小厨房冒起了一股黑烟，原来粥早已熬糊了。 林斤澜曾经采访过沈从文和张兆和，当时林谈起了沈从文的小说《灯》，结构层层似剥笋，剥出一个老兵的最后的梦，和一对年轻人新生的“罗曼史”。沈听罢高兴地说：那是备课示范。他又表示小说还有这种写法，那是写着好玩的。林斤澜转而问夫人张兆和，张回答：“啰里啰嗦。”意思是说沈的文章写得啰嗦。林再问，张还是回答：“啰里啰嗦。”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80年，在姨妹夫傅汉思（美国人）、余英时、金介甫等人的努力下，年近80的沈从文赴美讲学。姨妹张充和回忆，沈从文开了头，便有些滔滔不绝，大有“大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沈从文都居中劝解；在上海时，丁玲第一次领到稿费，便约沈和她一起到南京路上选购丝袜；他们还一起办《红黑》、《人间》杂志，以至于被小报讽刺为“三角恋爱”。胡也频被捕前，沈从文由武汉到上海看望他，见天寒地冻，胡只着单衣，便将自己的一件新虎绒长袍借给胡御寒。后胡也频被捕时，就穿着这件长袍。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不让丁玲的母亲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信。沈又多次求助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写信，希望通过他们保释胡；还特地到南京找陈立夫求助。为胡也频之事，沈从文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一次他拿着蔡元培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长张群，但最终无功而返。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丈夫”名义，冒着生命危险，陪伴丁玲回到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抚养。 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收获之一。” 大字报虽让沈从文对范曾不满，但直接导致二人失和的却是文革末期的一件事。1975年夏天，沈从文带着王亚蓉到历史博物馆，当时范曾正在画诸葛亮像，看见沈进来，他没有言声。沈从文告诉他，不要照课本上临摹，因为上面的纶巾不大对，让他研究一下纶巾的式样。不料，范却“背靠旧沙发，翘着二郎腿上下抖动着，夹着香烟的左手冲沈先生边点辍着边说”：“你不要在这指指点点，你那套行不通了！”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沈气得面红耳赤，手微微发抖。 黄能馥、陈娟娟夫妻的回忆略有不同，他们记得那是冬天，范曾画的是屈原像。沈从文在大雪中走了一个小时到黄家，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这件事情，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吃晚饭的时候，沈还说：“好心带他，不认人。” 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则说范曾当时画的是商鞅，带着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间上殿议事。沈善意地告诉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范曾“恼羞成怒”：“你过时了，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 沈从文怒气难平，事后曾给范曾写过一封绝交信，历数范到博物馆及文革中的种种，但此信是否发出，不得而知。之后，沈又在给学生汪曾祺的信中提及此事，说范是现代的“中山狼”。 范曾晚年，忆及沈从文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他说，当年他写信托人带给沈，说自己希望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沈收到信后，立即为他办理手续，偶遇阻遏，沈便表示，公家拿不出薪金，他愿本人给范发工资。沈与郭沫若有宿怨，但明知郭欣赏范，却并不因此而对范有任何埋怨。范曾晚年在自述中，说文革中给沈从文写大字报是出于无奈，每思及此，便觉内愧。 情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是他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其父张吉友是苏州富商，拥有万顷良田，投资教育事业，与蔡元培等人交好，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其次女张允和与语言学家周有光喜结良缘，三女儿张兆和则与沈从文携手一生。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到中国公学任教，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第一次讲课出尽洋相的女学生中，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当时，张兆和的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写来的情书编上号，保存起来。沈从文也开始加入追求张兆和的行列，他给张兆和写的信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没有复信，沈从文接连递来第二封、第三封信，据张允和说，如果从邮局寄，都要超重一倍。但张兆和原封不动退回。沈从文并不气馁，又寄来第四封。自第四封信，张允和再未听说张兆和退回了。 沈从文总是情不自禁去张兆和的宿舍，他不善表达，常常站在房间中央，不知说什么好。他想向对张表达爱恋，但话出口却成了问张的情况，到后来，见张喜欢什么，他就谈什么。张兆和请他坐下，他不坐，也不走。 张兆和最初对沈并无好感。梁实秋回忆，沈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就有流鼻血的毛病，几次受挫后，面孔愈发苍白了，但他依旧不停地给张写情书。 校园内关于沈从文要自杀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同学便劝张兆和去找校长，说如果沈从文自杀了，她就要负责。张很紧张，忙带着沈的情书去找胡适：“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胡笑笑说：“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红着脸说：“不要讲！”胡随即很郑重地说：“我知道沈从文非常顽固地爱你！”张脱口而出：“我很顽固地不爱他！” 此后，张兆和一直躲避着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新月书店买书，一进书店大门，看见一个酷似沈从文的人，以为沈在店里，吓得掉头就跑。其实，此人只是身形长相酷似沈的新月书店会计肖克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沈从文当时卖了一本书的版权才买了这些礼品）敲响了张家的大门。张兆和不在家，二姐张允和接待了沈。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发愣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听说张兆和不在家，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骂三妹明知沈从文要来，却假装去图书馆用功，她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到旅馆去请沈从文。她在旅馆见到沈后，红着脸背着二姐教给她的话：“我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沈很会讲故事，一下赢得了张兆和五个弟弟的心。 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给张兆和写信，请二姐张允和代他向张父提亲。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母立即答应了婚事，张允和去给沈从文发电报，拟的电报为：“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张兆和怕沈从文不明白，又去了邮局，拟的电文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结果报务员不收，要求张兆和改成文言文，张兆和解释半天，报务员才收下了，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自此，沈从文才结束了长达四年的追求过程，开始与张兆和恋爱。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张兆和穿了一件浅豆沙色普通旗袍，沈从文穿件蓝毛葛的夹袍，都是张家大姐张元和为他们准备的。婚礼的参加人是张家大姐张元和、小妹张充和、大弟张宗和、张兆和的三叔一家，以及沈从文的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他们的新房中，唯一显出办喜事气氛的，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的床单。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黄永玉这样说张兆和：“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婶婶很喜欢听我讲一些有趣的事和笑话，往往笑得直不起身。这里有一个秘密，作为从文表叔文章首席审查者，她经常为他改了许多错别字。婶婶一家姐妹的书法都是非常精彩的，但她谦虚到了腼腆的程度，面对着称赞往往像是身体十分不好受起来，使人简直不忍心再提起这件事。” 晚年，沈从文对金介甫说，他到现在都不懂怎么用标点符号，都是张兆和帮他修改的。 沈从文去世后，悲伤的张兆和对二姐张允和说：“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她说她有空了，一定要写沈从文的最后五年。 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中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选编他的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2002年，沈从文百年诞辰纪念的前几日，李辉去看望张兆和。已经92岁高龄的张思维不再明晰，记忆也变得模糊，只能与人进行简单的对话。李指着一张沈从文的肖像问她：“认识吗？”张回答：“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他。” 沈从文曾心仪过诗人高青子。沈与高大约在30年代中期认识，高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有事去熊在西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这次见面，双方都对对方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是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人公的装束。高青子的做法打动了沈从文，他们开始交往。 高青子曾写过一篇小说《紫》，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珊，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遇到并爱上一个名字叫璇青，穿紫衣，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男子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将订婚且相爱，另一个引为红颜知己。哥哥与璇青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 研究者认为，小说是高青子写自己与沈从文：“璇青”这个名字，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璇若”与高青子的拼合；八妹与她的哥哥让人想到沈从文与九妹；故事发生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与沈的经历大体一致；小说中的璇青着紫衣，分明是沈、高第二次相见时所穿的衣服；书中提到一本以青岛为背景的小说，其中有一句“流星来去自有她的方向，不用人知道”，此语出自沈从文的《凤子》。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发生时，张兆和刚生下长子龙朱，颇受打击。当时亲友们曾居中劝解，而且有人张罗着给高青子介绍对象，希望他们的关系就此了结。张兆和说，翻译家罗念生就是一个“对象”人选。60多年后的1997年，刘洪涛访问张兆和时，她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沈从文最终还是留在张兆和身边，沈的这次恋情给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沈的小说《八骏图》就是这场婚姻危机的明显反映。 大约1942年左右，高青子选择了退出沈从文的生活。沈从文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带有一点悲伤，一种出于勉强的充满痛苦的笑，……就到别一地方去了。走时的神气，和事前心情的烦乱，竟与她在某一时写的一个故事完全相同。”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结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终，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沈从文不止一次和汪曾祺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一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零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画面颜色很浓，水气泱泱。沈从文很喜欢这张画，说：“就是这样！” 五十年代初，深陷政治运动漩涡中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0年，凤凰的剧团将傩堂戏《还愿》的录音带送到沈从文家中，听着家乡戏，沈泪流满面，大声说：“乡音！几十年没听到唱傩堂了，这是真正的乡音啊！”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家乡人知道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样招待才好。沈从文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沈还抱着它拍了张照片，后来得知这只鸡被家乡人杀掉，做成了他的盘中餐，沈得知后对张兆和说：“真煞风景！” 沈从文夫妇在峒河边游玩，看见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走下河，将衣服脱下顶在头上，淌到对岸，走出水后，赤条条地跳了几跳，抖干净身上的水，穿上衣服走了。张兆和指着孩子打趣道：“沈公，你当年是不是那个顽皮样子？”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沈从文文集》的稿费有九千多元，沈从文决定再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捐献给了家乡的母校——文昌阁小学。当时沈的工资每月仅200元。当凤凰县准备将他捐献修建的图书馆命名为“沈从文藏书楼”时，他却执意不肯。 1984年，湖南青年作家刘舰平来北京看望沈从文，沈时因病卧床，得知刘是沅陵人时，他非常高兴，刘请他有机会去沅陵看看，他连忙说：“要去的，我是要去的。”刘表示等他病好一些，就一定接他去，他忙说自己能去，并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真的奇迹般站了起来。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着沈从文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沈的姨妹张充和撰联并手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表侄黄永玉在墓地旁边立碑一块，上书：“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归尘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如往常一样，在家中接待客人，朋友吴瑞之来访，沈还谈笑风生，连续几次用右手侧举过头，抿着嘴微笑着划圆圈顺下，说这是气功师告诉他的一种锻炼方法。 下午五点，沈从文感到气闷和心绞痛，家人忙给急救站打电话，他的弟子王予予和王亚蓉赶到，沈看着弟子说：“心脏痛，我好冷！”他没有等到救护车的到来，就因心脏病猝发，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 沈从文的丧事办的十分简单，他生前累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他去世后，安排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只通知亲友，不收花圈，布置了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大朵的白色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参加告别仪式的除了亲友，还有一些自发前来的读者。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在沈从文去世后的5月13日，中新社发了一则电讯，次日，《文艺报》仅发了一则50个字的短消息。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为沈鸣不平道：“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赞誉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发来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马悦然说：“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沈从文）不离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指诺贝尔文学奖）。他去世几天之后，台湾一个文化记者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确证沈从文的逝世。我立即打电话向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确证此讯。然而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位于五四时代就开始写作生涯的老资格作家中的佼佼者，这位卓而不群的作家的写作生涯从此被中断了。” 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五、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非命 1938年底，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这一天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而几个小时后，郁达夫的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1936年时，郁达夫在一首诗中说：“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这竟然成了诗谶。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也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8月8日，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胡愈之推测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胡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中推测因郁达夫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最后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的。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而且他手中还有当时下令的复印件，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而且其对“凶手”均用英文字母表示，铃木称他答应过被采访的凶手不公开他们的姓名，因此也颇受置疑。 据学者推测，之所以日本宪兵在投降后还杀害郁达夫，是因为他当过日本宪兵的翻译，知道太多内幕，怕在日本人受审时郁达夫作为证人指正他们，故痛下杀手。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但是，反对者认为，当时郁达夫是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失踪的，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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