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健传-4

现在大陆的农村里，还有父母把男孩子取名叫阿猫、阿狗、狗蛋等*名的现象，为的是怕遭天嫉妒，怕孩子养不大，之所以如此作践自己，完全是怕人眼红，因嫉妒而不利于自己。中国人在最得意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出奇地平静，将这一辈子修炼的压抑工夫全部使出来，为的也是怕人眼红、使坏。有别于其他民族在处于危险境界中才伪装自己，中国人从生活中累积出来的道理则是“胜不骄”，中国人把得意的时候当作是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把自杀叫做“轻身”，就是不看重自己的生命，糟蹋自己的身体的意思，中国的自杀倾向，往往由于勇气不足，不以自己结束生命为表现方式，却以更消极地轻视自己、作践自己来表现。既是个活生生的人，有着天赋的精力，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幸福，又不愿诚心诚意地服务别人，只好任意糟蹋浪费自己的生命。中国人说自己卑*如蝼蚁，这比喻一点儿也不过分，且更有惊人贴切之处，君不见，每个蚁洞里都有：一只蚁王，他的事业是繁殖，也只有他有资格繁殖（名副其实的生命独占者）。雄蚁，则一出生便被工蚁驱逐、饿死（消灭所有能威胁蚁王独占既得利益的竞争者）。工蚁，没有性别，蚁王朝的供养者、臣民，实则是不折不扣的自阉阉人的卫道者。整个蚁洞里外的景象，正是中国人奉为最高理想的社会模式——天下太平的大同世界，中国人不单要心甘情愿地阉割自己，终身为独占者尽忠、尽孝，更要自动自发地提高政治觉悟，以所有可能威胁到独占者的竞争对手为敌，在毛泽东发动各项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人的这种愚忠、愚孝传统，更为了深化这种美德，编造了许多口号；有大陆的朋友回忆，在物质奇缺的一个寒冷的北方清晨，有个被冻得不停地原地跳动的老头儿正排队买粮食，这老头儿边跳，嘴里还一边嘟嘟嚷嚷地念个不停，待走近听个清楚，才发现念的是毛语录——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牺牲奋斗，奋斗牺牲。中国文化有美化“死”的传统，什么羽化升天，往西天极乐世界，脱离苦海，其实都是生不如死，又怕死，只好自我精神麻醉罢了，有人说□□□□是穷人的鸦片烟，□□□则把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给搅和在一起，不但让你活着为我而活，哪怕死也得为我而死。《水浒传》写到最后，宋江带领众英雄好汉们自杀，用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报答招安他们的圣主明君，可真是“视死如归”，熟读《水浒》的□□□也充分地利用了中国人的“视死如归”的愚昧传统，把中国的青年们迷醉了之后，送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当炮灰，□让这些中国人死得多“美”啊。中国人不能把生命本身当作目的，连老蒋总统也训示我们——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既然不能把精力花在自己身上，又不愿诚心诚意去服务别人，只好在自己的儿孙身上寻求补偿，什么“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因为自己不敢成龙、成凤的变态补偿心理，让儿女们成龙、成凤之后，再披着“孝”字面纱，来向儿女们要求回报，好享受名正言顺的生命，这种拐弯抹角，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付出，其实更造作而不自然，虚伪而不真实，也由于这种耻于尊重自己的生命，却想方设法在下一代儿孙们身上找回来的变态补偿心理，使得中国人越生越多，像黄鼠狼下耗子似的，一窝不如一窝，既不允许中国人正视自己的生命，中国人的生命也终于被自己作践得一文不值，如今，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又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呢？祸头子实在不能不表示悲观。[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八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使馆杂记中国人最讲究吃，不单活着的时候讲，连死了以后还讲，中国人祭祠死者的献礼中最丰富的就是食物，传统祭文总是在结尾的时候说：“呜呼，哀哉，尚飨”，用白话文来翻译则是：“唉呀，可怜的你呀，活着的时候吃不到，现在总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一顿了。”中国人讲究吃的原因，或许不在食物本身的诱惑，而可能是由于其他欲望都不敢讲，故而被压抑而变态转移，人活着总得干点什么，既不能造反，又不能追求异性，便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吃上，然而，要想吃得好，必也先吃饱，所谓“民以食为天”可绝对不能当做美食理论，而只能解释作不能把人饿死，因此，中国人的“吃”文化，主要讲的还是饱不饱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艺术，就像是蚁洞里的蚂蚁一样，除了蚁王能纵欲享受之外，其他人都只能以吃饱为标准。正是在这种以吃饱为标准的传统中国农民平均意识的支配之下，八九抗议运动所提出来的“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才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响应与支持，不单老百姓看了当官的大吃大喝而眼红，就是小官看见大官美酒美食也不舒服，心理也有气，这种情况，像极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的某些故事：假洋鬼子和赵大爷不许阿Q革命，阿Q又不许小D和大胡子革命，都以为参加革命以后便能吃好的，你他*的凭什么资格也配来参加革命，而八九抗议运动之所以能得到各界的声援，其中不得排除中国传统农民平均意识——除尽不平方太平——的农民革命意识。因此，□□□因打高尔夫球而在运动初期被人们列作打倒对象的原因，也正是他敢公开享受，这不仅得罪了平民百姓，也不见容于*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前辈，所以□的老板见不得□的自命不凡，把□打成个分裂党的罪名，实则起了杀鸡儆猴的作用，看看以后还有谁敢明目张胆地吃好的，让你们吃饱就称功德无量了。而□□□□□的农民平均意识正是“吃饱”二字，因此，凡是想吃好的，全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全都得铲平。所以，在八九年大陆派出了□□与学生对话的时候，当学生提出□□□打高尔夫球的非议的时候，□□可是高兴极了，看过这场对话的朋友们，或许还能记得□□那掩饰不住的喜色，当时□□的心里必定大呼得意，得意你们这批小毛孩子中了老夫的毒计而不自觉，老夫想暗算□□□正苦无工具，正好利用你们的红眼病，也不亏□□□白白教育你们一场，你们的农民平均意识学得还真到家，老夫一点就着，而结果，这场对话，始终被□□牵着鼻子走，如何也回不到民主、自由的正题上去。在“吃饱就好”的中国农民平均意识的支配之下，□□发展出来了一套吃饱理论，理论是如果大家都想吃好，则一定会造成大家都吃不饱，因此，为了不饿死人，所有的粮食都由我□□□来分配，结果却造成了只许□□□吃好，而四十多年来，由于吃不饱而饿死的人还果真不少的事实，这是□□的对内控制理论。而对外，对西方世界丰富的物产，则□□不在自己因违反人性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及消极怠工低效率上自我检讨，而解释作这些都是从不发达国家剥削来的繁荣，因此，为了不让发达国家剥削，只好把大门关紧。难道中国人只能吃饱拉倒吗？难道外国人吃好就会让中国人吃不饱吗？左右了中国人两千年的吃饱平均主义还将横行多久？把吃饱当做奋斗目标的中国人难道就真的能不被饿死，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允许别人吃好，也同时为自己吃得好而努力？现实压倒一切理想的中国人看过邓克保写的《异域》的人肯定不少，尤其是男性读者，看完了《异域》之后，所受到的影响也肯定不小，而祸头子正是最受感染的中学生之一。那时候，祸头子十五岁，正上高一，由于《异域》是本禁书，教官不许我们看，大家只好等宿舍熄灯了以后，躲在被窝里拿手电筒挑灯夜看，一边看一边咬牙切齿地痛骂那些卖枪炮换黄金外逃的国军将领，一边抹眼泪，暗自发誓，长大了以后，投笔从戎，去泰北边区参加真正的反攻复国基地，同九十三师的国军弟兄们并肩作战，在那段激动的日子里，祸头子几乎每夜都会梦见反攻胜利以后，回家乡看见奶奶和亲人的情景。直到升高二以后，才由于抵挡不住上大学的诱惑，而渐渐淡忘了《异域》里的弟兄们。再想起异域，是八○年的事，韩定国代表中国人权协会邀请我参加中泰支援难民服务团，尽管我们服务的对象不是泰北九十三师的弟兄们，二是泰东和柬埔寨交界的考依兰难民营，对我而言，却同样是一次梦寐以求的难得机会，在我正式接受了邀请成为第一队的团员后，我的心情就像是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一样兴奋、紧张，感觉到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过去的一切教育和自我教育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尤其是看过了郭冠英从难民营拍回来的惨不忍睹的华侨难民们的遭遇以后，胸中油然升起一股大丈夫当如此的气概。可惜的是，国民党在碰到具体困难的时候，却不能不向现实低头，不单没有彻底实践他教给我们的理想，更临阵退缩，使我感觉到在战场上被指挥官遗弃的恶感。当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尽量接受难民的时候，台湾竟一口咬定只收六个人，而泰柬边区却将近有两万华侨难民在等待救援。确定了台湾只能接受六个难民的事实以后，我的心情就像那些有家归不得，无处可投奔的华侨难民一样无辜，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十多亿中国人，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难而哑口无言，什么事都做不了。想想我们打着国旗、队旗初到难民营的时候，难民同胞们的激动表情，盼望我们能做点什么的期待心情，我第一次感觉到做“龙的传人”的可悲、可怜与可恨。从泰柬边区回到台湾以后，我曾和队友们一块儿到处奔走、呼吁，然而事实上，除了廉价的同情以外，台湾始终拿不出具体有效的行动来证明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受难的中国人的真正的关怀，面对这残酷的冷漠，我无法放弃过去的理念，只好放弃生我养我的台湾。我被中共强迫遣返台湾以后，听说□□周年祭仅数百名台湾民众参加活动，而却有四百万人买卖炒做股票。回来快两个月了，我还不断能听到台湾民众骂我是机会主义者和变色龙的噪音。被阉、自阉然后去阉人——使馆杂记祸头子避难使馆后期得到了一部录影机，闲来无事，每天总要看好几部影片打发时间，其间，在一套介绍澳洲自然景观的影片中，祸头子看到了澳洲特有的袋鼠，才知道，原来袋鼠的群居生活形态是以一只最强壮的公鼠为族长的父系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与许多母系社会的群居动物不同，却有点类似新石器时代晚期由母系社会进化到父系社会的原始人类，作为族长的公鼠，凭着气力独占族内所有的母鼠，而其他被打败的老、小、病、弱的公鼠，则只有眼睛吃冰淇淋的份儿，看得见却摸不着，这样的情况，一致要等到另一只更年轻、更强壮的公鼠把老族长打败以后才得到改变，而胜利者则成为新的独占者。经由这种优胜劣败的生存原则，保证了最后的品种得以延续的自然进化原则，从而使得一代强似一代的袋鼠能适应生存的挑战生活到今日而不致绝种。祸头子心里想，袋鼠幸好生在澳洲，若不幸生在中国的话，它们说不定能学会了中国人的阉割手术。最强壮的独占者乘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把其他所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独占权利的雄鼠们统统阉光，让它们统统变成鼠太监，如此一来，即使在独占者年老体衰了以后，也还能继续享受独占全体母鼠的特权，而其他没了睾丸的鼠太监们就算能打败独占者，也无法传宗接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老而不死的贼鼠用自己越来越老化的基因，拚了命地制造一窝不如一窝的病鼠、弱鼠，最后终将因为积弱不振而遭到其他健康强壮的动物淘汰，甚至于灭种。可怜中国人不像袋鼠那般幸运，发明创造了阉割文化，违反了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受到了进化论的诅咒，使得中国成为老独占者的天堂，压抑了民族赖以进步的年轻人旺盛的生命力，成就了人类最早熟却也是最顽固的文化——阉割文化。在中国顽固文化中，最顽固的东西莫过于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而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所依*的精神支柱，正是汉武帝用董仲舒建议的儒术，而儒家思想形成的年代正好是夏、商、周，中国父系社会结构逐渐稳定的时代。在父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生活的方式逐渐固定，由游牧进步到畜牧，由畜牧发展到农业，我们的老祖先们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而直到后来被定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于是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因为近亲繁殖而造成了大量的低能儿和蒙古呆痴等现象，为了避免这些现象，老祖先们逐渐地学会了血统原则，并把这些原则记录下来，就成了孔老夫子最讲究的“礼”，所谓“克己复礼”，应该解释作“不能和自己的近亲交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也应该解释作“没搞清楚血统关系之前，青年男女们不许私相杂交”，而这些礼正是阉割文化的前身——“禁欲文化”。为防止近亲繁殖而禁欲，当然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也同时是优生学的起源，可不幸的是，到了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时候，这个近亲不繁殖的原始优生法则却变质了，演变成了独占者要求其他所有人禁欲的法律，成了独占者合法阉割其他人的传统依据，这时候，禁欲的目的已不再是优生，阉割别人则成了维护独占者既得利益的手段。到了司马迁的时代，随着独占者的独占欲望不断扩张，已经被孔夫子扭曲原型的优生禁欲法则再一次被独占者蓄意歪曲，儒术已完完全全地被利用成了独占者的统治工具，阉割竟成了一项刑罚，用来惩罚那些不服从权威，不听话，不愿被精神阉割的人，而被阉割者还要感恩独占主不杀之德。到了这会儿，独占者的独占领域，已从原始人对性的独占，扩大到对所有财富的独占，以至于，到最后，连人的思维、精神也在独占、阉割的范围之内。面对独占者越来越贪婪的欲望，越来越强大的统治力量以及越来越严密的监视与控制，被统治的人们也不得不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让步越大，所留下来的生存空间就越小，为了在越来越窄小的空间中生存就必须尽量地压抑自我，甚至于，某些因过度压抑而完全丧失自我的人，为了生存，到最后竟不得不把自己干脆给阉了，去取得独占者的信任，到独占者的宫中、家里去讨生活，从而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太监文化。在民间，则普遍流行“清心寡欲”、“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等禁欲、自阉的明哲保身的生活信念，而这一切自我压抑，无非是为了逃避被独占者阉割的命运而已，无非是为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地生存下去罢了。为了生存，就必须自我压抑，为了压抑自我，就必须教育自己“六根清净”的好处，作了太监，就必须认准有睾丸的坏处。鲁迅把这种人的自阉心理叫做“阿Q”，阿Q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我心理平衡，不论如何惨败，都能获得精神胜利，中国人连睾丸丢了都不在乎，就再也没有任何值得在乎的事了。为了生存，什么都不在乎的中国人，不但为了生存造就了阉割文化，更造就了一批为了能生存得更好而主动帮助独占者去阉割别人的人，这些人或借着阉割别人而升官、发财，或借着阉割更多的人去证明自己的能耐，希望能得到独占者的肯定，从而自我肯定自己生存的意义。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中，这些人各凭阉人的本事大小而任不同级别的政要，在民间，则三、五成群集结成乡绅，以卫道者的姿态出现，道貌岸然地借着阉人去竖立自己的道德碑坊，在知识分子里，这些提供自阉阉人的理论根据的人，则统称为御用文人。这些以自阉阉人为业的人所作的一切，累积而成了中国文化的道统——自阉阉人的道统。如今，尽管帝王将相的称号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而□□□□□对大陆的统治，仍然是中央集权专制（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北京中南海的国务院里，虽然已不再有没了睾丸的太监行走，而整个党政官僚机构的只能仍然是自阉然后阉人，君不见北京社科院里如何新之流的御用文人，正心甘情愿地高举□□□□□□□的旗帜，在□□的赏识与夸奖之下，阉割大陆上十多亿中国人的尊严与意志。陪爸爸回老家我爸爸是个道道地地的中国老百姓。他出生在农家，却不懂种田。念过好些年书，却又算不上是个知识分子。为了逃避和亲表妹结婚，离家出走，却又没真的打过仗；至少没打过胜仗。到如今退了休和我妈离了婚以后的十多年来，除了打打小麻将解闷，唯一的嗜好是拉胡琴，他自己说——我心里有太多悲伤的事了！爸爸小时候的歪名叫“洋油桶”，谁也不敢惹小时候，爸爸的歪名叫“洋油桶”。洋油者，汽油也；装了汽油的铁桶，谁也不敢碰，弄不好就要炸。爸说：你的爷爷，也就是我的爹（在我们老家喊父亲叫爹，把叔伯都叫爸爸，是表示亲之又亲的意思）好抽大烟，抽舒服了就睡觉，谁也不敢吵。谁要把他吵醒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麻绳把你绑在长板凳上。他不用那种宽的竹片子，拿那种捆扫把的细竹条子三根五根作一束，抽得你身上红一条紫一条地。打完了，还问你告饶不告饶？我心里不服，口里喊，告饶了、下次不敢了，等绳子一松，我拔腿就跑，跑了就不回来，就是要赌这一口气，看谁狠。但我们老家那个地方，你也去过了，能往哪里跑嘛？最近的人家都要隔几里路。到了晚上，天又黑，又没有电灯，到处是森林，东一声虫子叫，西一声野狗吠，我只好躲到院子里大家找不到的地方，等你爷爷奶奶着急了，打发家里的佣人、丫鬟、长工点着灯笼，满山遍野到处喊“龙云、龙云……老虎来了”（我的奶名叫龙云），这我才吓死了，故意让那个人找到我，把我抓回去。回到家里，爹也哄，妈也哄，还把好吃的留给我。这还不行，我又哭又闹，弄到睡着了还一抽一抽地喘不过气来。所以大家都喊我作“洋油桶”，知道我是不好惹的。我的表妹，也就是你奶奶的亲哥哥（我的亲舅舅）的女儿，她为什么会嫁给我呢？因为她爸爸教神兵杀了！“神兵？”我问。爸爸说：神兵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只记得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上着上着课，神兵就来了。哦哟哟，一来就是一大群。他*的拿着好大好大的刀，身上脱得精光，围片红布，又喊又叫，叫什么“刀枪不入、炮子化灰尘”，在学校的操场上，又蹦又跳，又跪又拜，像发了神经一样。两个两个的把一根老长老长、两头都是尖的矛，分别用肚子抵住一头，就这么推来推去，硬是把根矛枪给推断！后来我父亲领了团练兵来，才把他们赶走。“这听起来像义和团、白莲教似的？”舅舅是武秀才，去打神兵时被砍了头挂在杆子上。“那我搞不清楚，”爸爸说：“晓得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大概不是共产党吧，我的舅舅是个武秀才，长得人高马大，一身好功夫，打得一手好枪法，他就是不信邪，带了他唯一的一个儿子去打神兵，用什么方法打呢？用黑狗的血来涂在枪子弹上。起初还真打倒了几个神兵，但神兵人数实在太多了，打的是他*的人海战术，就像过去共产党打我们一样，打了一波又上来一波。我舅舅的枪又是那种土炮，没有弹夹，要一发一发地一面打一面装。子弹是用菜篮子提起来，那怎么来得及？等神兵冲上来*拢了就把头砍了，挂在杆子高头。以后，他屋里头就剩下几个女人。你奶奶可怜她，就认了给我做童养媳，可我那个时候，已经上了洋学堂，都想追求什么自由恋爱，当然不愿意，于是我就出外念书，再就很少回家了。”我爸爸这一走，在外地念完了高中，又去读黄埔军校。按他说的话，他是弟兄当中胆子最小、最没出息的。爷爷常说他将来多半是个教书匠，可他却当了军人。在军校时爸爸接到了爷爷的一封信，吐露了爷爷的一个伟大的计划。信上说，爷爷十五岁读历史，看不到一个姓侯的人物，卅岁学阴阳地理，却又不得其门而入，后得异人传授，选了个风水宝地，葬了我的曾祖父，期望后人能发迹、能出人才，而为此付出的代价竟然是“灭九族”。按爷爷的原话是“发三皇、灭九族”。“三皇”即是“第三个儿子”，而我爸爸正好是老三！巫山县月池乡至今住着两三千讲究家族观念的侯姓宗亲。葬我曾祖父的时候，爸已出生。按爷爷的说法，那爸爸是发不了的，要发的是我们这一代，至于我的三弟，今年才二十出头，他以后能发成怎么个伟大法，谁也不敢说。至于我爷爷关于“发三皇”的预言还留待二十年后才能印证。可“灭九族”却教他真给算准了。四九年解放以后，我的爷爷、大伯、二伯都是在土改及反霸运动中给枪毙、正法了的。正因如此，老家侯姓的亲人们就更喜欢说侯家埋祖坟的故事了。还记得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弟兄，做人最要紧的是不能忘本。当他听到五年前我回大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探亲，更在过去这五年内尽我所能地照顾亲人，爸感到非常安慰。这次我陪他回老家，他向所有的亲人表示：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帮忙，还说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侯家在巫山县月池乡是个大族，大到如今还有两、三千姓侯的住在这群丛山峻岭当中。住在这儿姓侯的人非常讲究家族观念，到今天我们都还能从每个人名字当中的字辈判断出彼此的亲疏与辈分。我曾经接触过近五百多个亲人，竟毫无例外地全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取名。而且，每个人都还能顺口背出那二十个字辈编成的顺口溜。家族有多大，祠堂便有多大，我家那座早在我爸爸小时候便看起来像座古屋似的四合天井院祠堂，解放后，充公改成了小学，到现在都还能容纳六个大班，几百个学生上课。由此可以想见，六十年前侯家的家威。老祖宗未完成的梦，使侯氏子孙得了“土地饥渴症”，一辈子辛苦勤恳，省吃俭用，全为了土地；连婚姻嫁娶也以不减土地为原则。侯家在月池这群山里已生活、繁衍了将近七百年了。族谱里写着，侯家的子孙也都能准确地告诉你：侯家是在明朝洪武二年间，由湖北麻城迁来的，当年入川的第一位老祖宗名叫侯可。究竟是逃避什么无法的苦衷或怎样恶劣不堪的困境，非逼得侯可这般重视家族观念的人，不得不离开故乡，跑到这原始大山里来安身？是逃兵灾躲性命？是江淮平原人多地少，分配不过来，没有田种？还是尽管有些小块田地，却因耕耘得太勤，太狠了，地力干枯了，长不出东西，缴不出粮，完不成租赋？不管它究竟是为什么，我相信当年的侯可，就像所有湖广滇四川的开荒者一样，来到这里，看着这座山连山水连水的原始大森林，作着子孙满堂、粮食满仓的美梦。侯可活着的时候，大概多半没能实现他的愿望。可他那未完成的梦以及浓厚顽固的家族观念，却成了侯氏家族的家训。侯家的子子孙孙也因而得了土地饥渴的不治之症，一辈子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全为了土地；开铺子做做买卖是为了赚钱买地，读书考官是为了保护土地；哪怕是婚姻嫁娶，也都以不减少土地为前提。于是乎，老表结亲，亲上加亲，竟成了最合适的婚配模式。因为这种婚姻不但不会分出去土地，往往还能以陪嫁为名增加土地。当时的医学知识不发达，亲人的土地饥渴症又太严重了，直到今天，在老家还经常看到近亲通婚生下来的先天性肌肉萎缩或癫痴的侯家后代。有的五官扭曲变型，有的秃顶，都是遗传性的低能儿。为了土地，竟坏了侯家的“种”侯家的“根”，侯家的老祖宗是万万料不到的吧！侯家的老祖宗当然更预料不到，这些土地六百多年后竟成了“灭九族”的刽子手！究竟死了多少人没统计过。我也不好去统计。但是尚活下来的人为了土地所受的罪就更惨不忍睹了。我一直没敢告诉爸爸，奶奶曾经受过怎样的活罪。爸为了孝顺奶奶而答应娶他的亲表妹为妻，他一定经不起这种打击的。在我陪他回老家的路上，他总是反复地说他刚到台湾那年，每晚都梦到奶奶的眼睛瞎了，坐在黑黑的祠堂里，喊着爸的乳名，爸想偷偷地绕过共军的岗哨，回去看她，却总是被发现；被发现了后却总是跑不动，抬起枪也打不响。在我出生以前的六、七年里，爸孤伶伶一个，在台湾国军的部队里，每夜都是这个可怖的梦；每早都是被这个梦给吓醒的。 他开玩笑地说：这准是奶奶在鸡蛋壳上画了个娃娃，写上了他的乳名白天黑夜地对着鸡蛋喊他，他才做梦的。其实，爸所作的仅仅是个梦，奶奶的眼睛并没有瞎，只是双手根本无法拿住鸡蛋，更别说是在鸡蛋上画娃娃、写字了。在爷爷、大伯、二伯都正了法后，当地的民兵（过去是邻居，也偶尔帮忙家里做些重活）非说奶奶藏了金条，要她交出来充公。奶奶交不出，民兵便把奶奶的双手捆在扁担的两头，把她手指包了棉花，浇上桐油。民兵不敢自己点，强迫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大的幺叔点火，幺叔死也不肯，最后威逼利诱奶奶的侄女（也就是爸的表妹、妻子）去点。从那以后，奶奶挺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活到七九年才死。在死以前的卅年里，奶奶的双手连饭碗都捧不住！提起奶奶，年岁大的亲人们最喜欢说的故事是：有一回奶奶又买了地，待卖主拿了田契来要钱的时候，奶奶因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早已换成了地，竟把睡觉的床让人抬走，自己把大门拆下来睡。大家都说奶奶把地看得比命还重，我想奶奶一定是藏不了什么金条的。侯家虽不曾出过我爷爷理想当中的伟大人物，却也没少出过人才。仅满清末年翰林院的院士就有三个，其中有个叫侯敬三的曾追随孙中山东渡日本闹革命，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回到巫山，民国时曾做过县长，因过于清廉、耿直得罪了人，之后辞官归隐养蜂度日。亲人们说，他养的蜂还是意大利引进的洋蜂呢。再者还有个叫侯国瑞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届的学生，可惜他身体不好，不久就病故了。这次回老家，爸爸说，一别四十年，最重要的事是安死者的灵，然后才是安生者的心。所以到了巫山月池老家后，几乎天天都是祭祖、扫墓。一天扫好几座，还不曾扫完十分之一呢。月池乡的每人年收入只有一百多人民币，爸说他在台湾是低收入，回到老家就成了“万元户”。离开月池老家后，爸爸觉得老家变化太大了，竟然有了公路、通了电，县城也比四十年前繁华热闹多了。过去巫山就没看过一辆汽车，出外上学时，抄小道走近路都得花两天一夜才到得了巫山县城。现在坐着北京2 1/2吉普，不消大半天便到离家不足十里地的山腰上了。家乡的山水风情也变了，从前的森林，如今都成了梯田。但是人多了，房舍也多了。爸指着他记得的属于我们家的田地，那可真是户大地主，绕过好几座山都还有我们的地。如今山里人平均拥有田地是一亩三分，除了这几年新引进的经济作物，其它种的和过去差不多；都是些玉米、土豆等不需要太多水的杂粮。家家户户也都养了些鸡、鸭、牛、猪。一亩三分地填饱一家几十口后，也就所剩不多了。四川省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平均收入较低的省份。巫山县有是所有县里较低的，则月池乡就几乎是最低的了。一九八七年全国人平均收入已接近八百元人民币，月池乡勉勉强强差不多是一人一年一百多人民币。所以爸总是说，他在台湾属低收入，回到老家却成了“万元户”。老家的公共设施，不管是教育、医疗、交通、动力等，全都卡在这“钱”字上。当爸爸问大家为什么不出去上学、打工，甚至嫁到城里去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大陆的户口政策，实在很难在短时间内解释给爸听。爸在老家因水土不服，闹的笑话、出的洋相真不少。县委县长以乡亲的身份欢迎他时，他只认准了县长是父母官，却听不懂县委书记为什么比县长还要大。因他完全不明白书记在大陆体制内的作用和地位。直到一位聪明人说苏联的戈巴契夫就是总书记时，他才恍然大悟。后来在宴会上他一高兴喝多了，竟把县委书记喊作戈巴契夫，把大家都笑得吃不下饭。[推荐]《祸头子正传》之九爸对这一次老家行的总结是“热情的、感人的、愉快的”。他希望以后每年都能回老家，和乡亲族人欢聚。祸头子看《西游记》本是一场骗局——使馆杂记祸头子小时候最爱读的书是《西游记》，最崇拜的偶像是齐天大圣美猴王孙悟空，可总想不通，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干嘛非得一步步地耐着性子，去陪那个窝窝囊囊的唐僧上西天取经，尤其是看到了三打白骨精的时候，祸头子真恨不得把个美猴王从书里揪出来，好生开导一番，劝他别干拉倒算了。祸头子当时还看不懂，原来整个西游记，只不过是个诡计，是天庭因实在打不过天赋异秉的齐天大圣，而精心策画出来的借刀杀人，一石两鸟的毒计。话说如来佛眼见孙猴子翻出了一连串的筋斗之后，一方面派出千里眼跟踪猴王去瞧他都做了些什么，一方面在中间用千里耳传回猴王在五指柱撒尿的情况，急急忙忙把事先准备好的猴尿漆在掌上，待猴王依约飞到天边撒完尿留下到此一游的证据再飞回来之后，一边因为飞行疲倦，一边因不知整个宇宙的过程都是天庭设计好的阴谋，只闻见尿，就错以为自己果真飞不出如来的手掌，猛惊之下，天赋的法力尽失，被如来乘机按倒压在五指山下。而西游记正是天庭乘猴王还没自动恢复法力之前，由如来策画，观音一手包办，而交给唐僧执行的诡计，之所以不得不使用诡计的原因，是因为杀不死猴王，而众天兵、天将又皆因天下太平久矣，纵欲过度而伤了元气，实无法力克天赋异秉的猴王，硬的不成，只好来软功夫，明打不过，只好背地里搞暗算。就在孙猴子法力差不多快要完全恢复的时候，一副慈悲为怀的唐僧穿着如来王朝的官服（袈裟），出现在五指山下，揭开了早已不堪一击的咒符，骗得其实是凭自己的天赋法力破山而出的猴王，不明就里地上了天庭恩威互用的当，错把唐僧认作恩师，而糊里糊涂地要向解放自己的恩师感恩图报。一如历代各朝让被招安的土匪去降服其他尚未接受招安的土匪一样，整个西天取经的路线，正是冲着那些天庭失去控制的沦陷区而设计的，而西游记的如意算盘打的正是，一方面借用孙猴子的神通去收复失地，一方面伺机行动，准备乘猴王与诸魔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彻底消除猴王这个心腹大患，因为猴王不单仗着自己神通广大，要求天庭重新分配统治者的既得利益，最可恨的是猴眼里目中无人，竟自封齐天大圣，这不仅是对天庭权威的藐视，不把天王老子放在眼里，不给如来王朝面子，更直接鼓励了各方异议分子，一日不去，则天下一日不得太平、安宁。唐僧用以迷惑猴王的使命感的口号是“取真经”，而取真经的目的是“普渡众生”，换成共产党的话，就叫做“解放全世界”，就像是老鼠会或是地下投资公司的敛财原理一样，凡是被解放的人都要向解放你的人感恩图报，不单要无条件地接受解放主的掠夺，更要服从解放主的指挥，去为解放更多的人，甚至于解放全世界卖命，而在全世界被解放之前，所有的被解放者的真实变化，只不过是改变了对主人的称呼而已，而被奴役的实质则不单不曾改变，反而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被控制得越紧，越来越喘不上气而已。大家都为了解放别人而牺牲小我，而所完成的最后不过是解放主更大的自我，猴王不查，竟被利用来作为天庭借刀杀人的利器而不自知，残杀了无数无辜的精灵，还以为是做善事，替天行道，其实天道、人道，不过全都是奴役别人的藉口罢了。而天庭为了挑拨猴王与诸魔的矛盾，激起杀机，则沿途不断放出吃唐僧肉能长生不死的谣言，猴王也许不明白普渡众生的意义，却是出于本能反应地要保护自己的恩师，这就是为什么要挑唐僧这么个窝囊废来具体执行骗局的道理，其用意全在引诱猴王的恻隐之心，这招不可谓不毒也。西天的路再遥远，唐僧的脚程再拖拉，总是会有走到的一天，解放全人类的使命，终将因为所有被解放的人都变成了新解放主的奴隶而面临考验，到了西天，谒见了佛祖之后，再无西去之路，再无可降之妖，该是天庭不得不向猴王摊牌的时候了，而其实天庭本无底牌可摊，宇宙中本无真经可信，众生本无需普渡而世界本无法被解放，一切所谓的使命，不过是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藉口，西天取经不过是借刀杀人一石两鸟的诡计，最后，在猴王一再强烈抗议要求之下，天庭只好弄出一部“无字真经”来哄骗猴王。最后，不知是猴王老了，累了，元气消耗尽了，打不动了，或是雄心壮志不再，根据《西游记》原著所述，猴王似乎并没有对天庭提出的“无字真经”表示异议，而顺从地接受了天庭统治者的分封、奖赏等安抚。祸头子非常不喜欢《西游记》最后的结局，却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奴性文化的扭曲之下，猴王的志气被磨光，脾气被磨圆实在是最合情、合理的结局，而这一切，坏都坏在猴王儿时错不该羡慕人穿儒衣、行儒礼而兴起了“做人”的念头，猴王不明白，统治者教我们做人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本性，让我们不思淫欲而他自个儿独占三宫六院，让我们知命安分而他自己为所欲为，让我们遵守规矩而他自己无法无天，让我们自我压抑而他自己却怎么做都有理，让我们放弃属于自己的权益好让他方便独裁，猴王不明白他所仰慕的一切做人的道理，只不过是为了阉割我们自己的诡计，当统治者还有气力的时候，他用刺刀来阉割我们，免得我们和他争风吃醋抢夺美女，等他老了以后，他用谎言教我们做人来让我们自己阉割自己，而最可恨的，是中国的读书人，不但自己甘于被阉割，还以帮助统治者阉割别人为己任，唐僧就是这样一个自阉阉人的传统中国御用读书人。在□□□王朝里，□□□正是个典型的唐僧，是个不折不扣的解放主的总管家，正因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传统工作态度，结果不单自己身先士卒绝子绝孙，更史无前例地把中国大陆十亿男女全阉割成了毫无生趣的无性人，从而使得□成就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独占者，因为，在□的精心策划，严厉执行之下，□不单独占了所有人的财富与权益，更滴水不漏地独占了大家的思想与感情。而今，□、□都死了，和□□一起拿着枪杆子打天下，用刺刀阉割人民的□□□□们也都垂垂老矣，□□□□□之后，刺刀因杀人过多而钝了，□□□只好请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充当唐僧，想继续用谎言哄骗人们自阉，可惜的是，经过十年改革开放，大陆上的人已再不愿去做雷锋式的无性人了，是中国知识分子醒觉过来拒绝自阉、阉人的时候了，而祸头子以为，若要想彻底摆脱对政权的依附，重新建立起自我肯定的独立人格，中国知识分子务必要把孙悟空被唐僧招安之后的行径拿来当做反面教材，而以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为榜样，重新改写《西游记》，既然真经本无字，则心里想什么，什么就是真理，一切普渡众生，解放全世界的口号，全都是自阉阉人的屁，一切都要*自己，只有自己才能超渡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够真正彻底地解放自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使馆杂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喜欢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常常会不经意地脱口而出这句话。尽管这几年，有不少御用文人、马屁精，一厢情愿地为中共统战工作涂脂抹粉，拿这句话去解释海峡两岸统一的必然性，而事实上，究竟是该分，抑或是该合，则往往并非统治阶级能说了算的事。□□□在□□□□□之后，就曾经说过：这一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话，而实际上，□□□□□□当然是大陆民心所向，而唯独不符合□□□等□□□□□的意愿而已，唯独不以老人们不愿见到人民自动自发地示威抗议的意志为转移罢了。所以，祸头子以为，今日大陆的局势，一如历次改朝换代前夕的瓦崩土解一样，老百姓要“分”，而统治者还拚了命地想维持“合”局，按中国历史的规律来看，祸头子认为“分”是未来中国的主旋律，不论早晚，中国是“分”定了，谁也别想阻挡这个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祸头子此时此刻关心的，不是该不该分，当不当合的问题，不是分好或是合更好的问题，而却是该如何“分”的关键问题。因为，方式决定结果，理性的方式决定和平的结果，以仇恨为动力的流血革命，决定了中国人永远摆脱不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结束不了帝制，□□□清算了地主，自己却成了令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专制独裁者，所以，用什么方式去结束□□□□□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当今最关键的方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希望□□□能顺应民心、潮流，模仿苏联及东欧，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完成和平的民权革命，逐步地建立民主体制和自由社会。不幸的是，□□□本人也逃不了中国传统暴力倾向的左右，坐失和平演变的大好时机，这只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劣，和□□□及□□□□□的局限、短视，其中当然离不开□的阴影。□□□精通中国历代兴衰，甚至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因而主动出击，三番五次地挑起各种政治运动，企图引导转移人民“分”的离心力，使之变型成以自己为中心的向心力，可玩火者，必自焚，□的倒行逆施，尽管成功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却也同时提高了大家对政治愚弄的免疫力，耗尽了□□□□赖以维持统治地位的威信，大大地缩短了“合”的周期，使□□□在面对提早到来的“分”的潮流时，因黔驴技穷而不得不搬出□□□□□□□□□人民“分”的思潮。□□□□□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非□□□所能想像，它不单决定了□□□□□们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更唤醒了中国人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的血腥记忆，引发了潜藏在中国人血液里的杀欲，□□这一滴血，很有可能成为无休止的内战的第一滴血，因为这一滴血所诱出的仇恨，有可能在此陷中国人于不断暴力流血的深渊之中，这才是□□□□□所带来的最可怕的后果，这一滴血有可能决定了下一回中国人“分”或“合”的方式，而方式则决定了中国人再难逃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实，分与合都不可怕，怕的是只许分或只能合，怕的是分合不能同时并存，互相牵制，怕只怕分与合二者只能存其一。就像是离心力与向心力似的，有此二力共存，地球才得以依轨道绕太阳运行，而不至于被抛出太阳系，或被吸入太阳的大火炉当中。民主政治，正是同时并存此二力的文明体制，经由民主体制来适时协调这两个背道而驰的作用力，使不致脱离轨道而毁灭，实在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幸的是，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帮的我们，却只能像钟摆一样，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非合即分，非分即合，分与合，离心力与向心力，在中国文化中只能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绝对矛盾，而从来不能互相牵制作用而稳定在一条相对稳定的轨道上，永远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建立宽容一切矛盾的民主体制。因此，祸头子越看自己越自卑，悲哀中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躺在血泊之中，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分分合合的暴力过程，心有余而力不足地强忍这个全过程的痛苦与悲哀。是该以理性克制仇恨情绪的时候了。是该以宽容并包分与合的时候了。是该正视方式的重要性，讲究分与合的方式的时候了。是该结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时候了。最后，也作为《祸头子正传》散文集的结尾，我要再一次重复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宣言：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二、我们都要反省，中国的落后人人有责。三、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更真实的生命。让我们一齐努力，彻底埋葬我们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附录：侯德健的“苦恋”？郭冠英听到侯德健去大陆的消息，我大吃一惊，一时之间，“龙的传人”的歌声，他那瘦削的脸庞，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这绝不是中共的“诱拐”与“诈骗”，也不是什么“中共与港英政府串通的阴谋”（胡娜事件的中共思考模式），侯德健也非“迷路”，这一定是他的自愿。他为何做此决定？我为何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我一直在思考着。我与侯德健结识于当今共产灾难最具代表性的橱窗——泰棉边界的难民营中，他那时候参加“中泰难民服务团”，在难民营中做文宣和其他的救济性工作，“龙的传人”这首歌也因此传遍了全难民营。我当时去采访，有天傍晚看到他带领着二百多位难民子弟在唱“龙的传人”，那是我听这首歌最受感动的一次。在难民营中，他告诉我一定要把这批华侨的受难谱写下来，他还把初步的旋律唱给我听，后来我听说他做了“潮州人”这首歌，但在香港电台播出后不久却被禁唱了，理由是“歌词内容涉及政治，对某国家，其制度及某政治人物，都加以低贬。”这首歌的歌词如下：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我爷爷，我爸爸都是*磨豆浆过日子，有一天胡志明的部下来到我家，说我们是资本家，就在斗争大会上把爷爷整死了。十五年了，我逃难出来整整十五年了，不知我那一家三十几口还剩下几个人！我是潮州人，家住越南港；潮州人（泰棉边境难民的故事），潮州人，岁月年年老，天苍苍，路茫茫，山也累了，灵也累了，眼里泪里都想家。（合唱）潮州人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潮州人不回家……我现在碰到侯德健，我仍要问他：“潮州人为何不回家？”我热爱中国，中华民族的美好山河常是“澎湃汹涌在梦里”，但只要一擦亮眼，我又知道“苦恋”解决不了问题，只要共产制度不变，仍然坚持着只有他能控制中国，那美好的河山就只能留在我的梦中。我想侯德健一定记得那批越棉难民，谈起他们生长的地方，无一不说那是鱼米之乡，椰子大，榴莲香，但说着说着就掉下泪来，正如“潮州人”歌词中的一句“想起来又能怎样”。做为一个感性很强的人，侯德健可能听不进我这番太理性的话，但我仍希望他将来站在我们梦里的河山中时，能以他敏锐的感性把我们民族的苦难谱写出来，或许那首歌就叫“中国人”。我希望他不会像过去许多人一样，希望破灭、绝望而返；我更不希望他像凌晨光一样，倒在绝美河山的雪堆中，以僵硬的身躯做为大问号的一点。我在来到旧金山后，住在一潮州难民的家中，他的两个女儿一提起难民营她们崇拜的侯叔叔，现在知道侯叔叔走了这条路，在他们单纯感性的心灵中，实在难以理解，我只有对她们说：“或许，侯叔叔最后不会令你们失望。”不过，若从政治现实的观点来看，我更不能同意侯德健的作法。“龙的传人”这首歌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是基于台湾的中国人仍保留一份对中国的认同与关怀此一基础上，这与国民党过去三十多年的民族精神教育：在艰苦环境下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努力有绝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大陆的专制落后，中国统一的迄未实现，中共多方孤立中华民国的策略，维持这个中国的观念已愈形艰难，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地域主义观念较强的人，要批评排斥“龙的传人”这首歌的原因，现在侯德健这么一走，更会强化认同中国者即多为认同中共的疑虑，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正如那两位“迷航”的飞行员所宣称的，他们“迷航”的原因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大陆风光，这或许是为他们的行为找个合理化的藉口，但是他们这一讲，对国内那些管事的人员来说，必然是直觉的查禁播这类节目，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如此吗？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方向下，有些事情到底应如何做，实在应做一严肃的思考，如果认定过去的做法是符合国家民族的长远大利，那就应坚持下去，不要因细节而干扰了大方向。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在枝节问题上徒相指责，顾此失彼。再就行政层次来看，在目前“反三通”的政策之下，对处理持有外国护照的华人去大陆的事件，是应做更弹性的处理，但是若是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国人，在此问题上则不应有太大的弹性考虑，所谓的“外国公司所派，出来后发表立场声明，就可宽容接纳”等说辞，是有失立场的。但是有关侯德健的歌曲作品是否该禁却值得商榷，作者和作品应该分开对待，只要其作品不是亲共的，那作者个人行为如何应与其作品无太大关系，将来若侯德健在大陆写出了些好的反共作品，那是禁还是鼓励呢？侯德健去了大陆，我们就禁其歌；邓丽君在台湾，中共就禁其歌，这不是自造矛盾吗？不要以人废言，“龙的传人”是首好歌；宋楚瑜在成功岭以“龙的传人”为题所做的演讲是篇好的演讲，侯德健就算去了莫斯科，仍然不会改变他的歌的价值。“龙的传人”这首歌必将继续传诵下去，历史将会这样记载：在退守台湾三十年之后，国民党仍在台湾维系了创作和发展这首歌的条件，值得中国人敬佩。[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附录：龙的传人为何到北京？张惠林就在北京六届“全国政协”已经开幕、六届“全国人大”举行前夕，台湾出身的“龙的传人”作者、青年作曲家侯德健从香港搭乘中共民航的班机，飞向北京。左派人士隐忍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们把这看作是来自台湾的对两个大会最好的祝贺。而右派人士则缄默不言，仿佛吃了一记闷棍。赴北京音乐学院深造一九八三年六月五日，左派在港两大报，同时就侯德健的大陆行，作了突出的报导。《大公报》在第四版头条以五栏高的地位，从“龙的传人”介绍到侯德健本人及到大陆的目的，说他到北京后将进入音乐学院深造，系统地学习作曲理论，更希望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搜集民歌素材，丰富创作灵感。并强调“他深信在龙的故乡，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士壤的大地上，才可以获得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为中国民歌艺术探索出一条更广阔的出路”。《文汇报》在第一版挤出报导人大、政协的版面，以三栏高的篇幅刊出了俟德健赴北京的消息。说“他在离港赴京前曾表示‘龙的传人’理所当然要回到龙的发源地。只有在大陆这个文化传统深远和幅员广阔的土地上，现代民歌才会有滔滔不绝的创作源泉”。《文汇报》配合这条新闻，还在第四版刊出了该报记者写的特稿，题为“踏上了新的旅程”。两报同时刊出了侯德健在九龙启德机场登机前手扶吉他站在离境检查处出口的照片。很明显，这是中共官方的安排，别的报纸无法获得。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对台湾吸走无名氏的一点“回敬”。不过，侯德健显然比无名氏走得漂亮，共产党不但不逼使他发表“反国（民党）声明”（当然，若是这样，侯德健也不会去），反而强调他此行“正是为了探索一条现代音乐与传统文全揉合的民歌剧作道路”，“为他所醉心的民歌创作，开掘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明眼人一看就知，中共是以一种统战又告捷的心情来对待这件事的。前年罗孚曾接见侯氏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远在前年侯德健赴港时，中共方面在港担负文化统战责任的罗孚，也就是最近被中共判为“美国间谍”的罗承勋，就和侯德健见了面。这是侯德健生平第一次和共产党员共餐倾谈，罗孚的言谈举止使侯德隆完全改变了国民党教育中所得的共产党员都是穷凶极恶的印象。及至侯德健表示出对中国大陆山河的向往时，罗孚只轻轻说了一句“你如果愿意到大陆看看，我们可以代为安排。”并没有露出一种情急或有所企图的样子。今年，侯德健再次赴港，中共方面在过去罗孚已打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而且说，如果他愿意去中国大陆，他们不但可以为他联系到北京音乐学院深造，而且可以提供方便，让他到任何一个他所想去的地方搜集民歌素材。这对一个具有一定理想、愿意用民歌来唤醒中华魂的青年艺术家说来，当然是个有力的诱惑。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大陆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十几种民族，加上源远流长的文化; 它自是创作民歌的灵感的涌泉。不过，侯德健知道以台湾当局的度量，他们会认为他的大陆行是大逆不道的。虽然在他本人说来，主要是基于山河之恋，但是，在国民党极右派眼中的中国大陆却是“匪区”，而到“匪区”就是“投匪”！俗语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侯德健联想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可能遭到的怀疑或麻烦，十分不安。因此，在他离开香港前几天，表现得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直到六月四日中午站到去中国大陆的出境检查站向送行者挥手时，才展露出笑容。果然，台湾的反应很值得玩味。在平时，台湾两大报的竞争颇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但在对侯德健的新闻处理上却向中国大陆学习了“慢三步”的做法。《联合报》於六月六日根据香港左派报导发了一个消息，强调侯此去是为了搜集民歌材料，并无任何政治因素。《中国时报》则在六月七日刊出了以“民歌手侯德健传赴大陆，新闻局无确实资料，尚未决定如何处理”为题的新闻。内称“新闻局指出侯德健如确实已去大陆，他在大陆的行为表现，将作为将来按规定处理的依据。”凡是了解“龙的传人”在台湾影响的人，都可以肯定，侯德健的大陆行在台湾社会将引起极大的波动，如果说比马璧投*中共要大十倍也不为过。因为，马璧不过是介失意的小政客，为没落腐朽阶层的代表；而侯德健却是青年精英分子，属于台湾未来希望的一代。“我是中国的四川人”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百姓》半月刊（第八期）刊出的陈毓祥访问侯德健时，一开始侯德健就被问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时黄植诚自台湾驾机投奔中国大陆，在一个欢迎会上唱了“龙的传人”这首歌。记者就和侯德健谈到了这个问题，问他对于黄植诚投奔中国大陆的意见。他说他在八月十四日晚抵港，才晓得有“黄植诚事件”。“如累说他是听了‘龙约传人’而引起动机，飞去大陆，那他是有点疯狂了，跟我写这首曲的原意不一样。而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段话说了不到两年，他自己竟也这样做了。他能解释他自己这样做的原因吗？在港被访问中，他透露了一点讯息，他说“我虽然没有到过大陆，而且是中国的四川人，我从不以为自己是台湾人，我想回去那片肥沃的土地，我一直是这样想。”从这段话，他想回中国大陆，并不是突然而来的灵感。而就在那次赴港时，他曾和香港的左派人士见面，还和中国大陆来的作家李准见了面。这次他终于作出了毅然的决定，经过香港左派人士的安排，进入中国大陆。本来这类安排，是可以秘密进行的，用不着发布新闻。但这种做法，不合侯德健的个性，他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堂而皇之，公而开之。不愿意神神秘秘，显然是他自己同意公开的。对国家民族强烈的感情，是促使他回中国大陆的主因，这种一睹故国山河的渴望，就像儿子之对于母亲，尤其是对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这种感情尤其强烈。侯德健这次事例，也反映了台湾国民党三十年来的“爱国教育”，是相当成功的，否则不能培养年轻一代这种强烈的爱国感情。台湾的国民教盲，一向以大中华意识灌输，不仅包括整个中国大陆，还包括外蒙，使台湾的青年以做中国人为荣。但是也有一种矛盾、尴尬的情况出现，对故国山川的意识越强烈，对大陆的想望越浓厚，相对而言，对台湾的感情和归属就轻淡了。至少会认为台湾不过是一个省，不是全中国、也不能代表全中国。这种大中华意识教育，乃造就了侯德健的北行寻根。不过应该肯定，造种教育是正确的。尽管台湾当局感到十分尴尬，相信亦不会因噎废食，改变教育路线。“我是北上点灯的火”另一方面，侯德健之出走，也证明了台湾的反共言论，并不收效。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不完全相信。所以侯德健这一代人，总有必须亲自看看才能证明的想法。这次他亲自去印证了，中共如何对待他，势将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不是一个轻易受到蒙蔽的人，也不是轻易被说服的人。他势将到处去看，到处去听，到处与人民接触，并实地留心中共的施政。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敬佩魏京生，如果他要求探监，中共又怎样呢？他也很有可能跟民运人士联络，中共又怎样应付？他坚信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中共目下的社会，能满足他这些愿望吗？侯德健作“给魏京生”歌曲的主要目的之一，可能就是要做“北上点灯的火”，假定他真的这样做，中国大陆当局怎能容他？他要是点“民主自由”的火、点“人权法治”的火，共产党怎么办呢？他要点火以后“看看怎样中国才能更有希望”，不会只是弹着吉他、唱唱民歌就算了的。这将是对中共的一个考验。目下说是给六届人大政协的最佳献礼，不过是一时之“喜”罢了，对台北来说，却也可能只是一时之“忧”。将来侯德健如果再出来，他对中国大陆下什么批评，谁能知道。侯德健显然是抱著“火凤凰”的心情，到中国大陆亲自历练。这种历练，固然使他满足了投身大陆美丽山河怀抱的心理，但由於地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於中国大陆的希望必然很高。中国大陆当前的情况，又能不能满足他，如果他不满意，他的失望就使之厌恶中共；他这种在台湾培养起来的中华感情，反过来变成中共的负担；陈若曦刚从中国大陆出来发表的就令人对中共大为失望。因此，侯德健的回归，目前即已演出了序幕，这出戏如何演下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悲剧还是喜剧，仍是未知之数。从另一角度看，侯德健的例子亦有悲剧的意味。因为中国人，本有权踏足中国土地上的；侯德健此番赴中国大陆，本是自然不过的事，如今海峡两岸隔绝，正常的行动竟变得不正常，竟变成大新闻，这本身就是大分裂的悲剧。原载民国七十二年七月《纵横》第五卷第四期[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一附录：侯德健在北京冯礼慈游大江南北 组摇滚乐队“新鞋子、旧鞋子”写两代鸿沟侯德健于八三年七月来港，为他的大碟〈龙的传人续篇〉在港上市作宣传，很多人找他做访问，问了他各方面的问题。谁不知他一声不响，一飞就飞去了北京，很多人大为出乎意料之外。后来大家慢慢从各方面的消息得知，侯德健之回中国大陆，是要在祖国吸收文化养料，来谱出更多更富民族感情的歌。一年了侯德健在国内写歌的工作有了结果，他的新大碟已经录妥，稍后将在国内、香港及海外发行，大家脑海中的疑问就快可以有答案了。由于侯德健回国这行动事出突然，而且特别，很多谣传就因此而产生。例如有人说侯德健因为在台湾欠落人一巨额赌债，不得已唯有飞去大陆。我觉得无需要理会这事真与假，如果有人因欠债而去了大陆写出这么多歌来，我看倒还值得鼓励。另外有人说侯德健稍后即会住美国定居，他会否这样做，我相信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关于侯德健的传言满天飞，我相信我们要看的，还是他究竟做过些甚么，这才较为重要。随团表演侯德健回到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地都去过，好象持了特别通行证一样。而他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与东方歌舞团一起。东方歌舞团是个综合性表演团，演出的类别算是“流行”的一类，即是唱国内的流行曲、奏流行乐、跳较新的舞蹈。东方歌舞团是国内锋头最劲的歌舞团，团内囊括了多位国内最受欢迎的歌手，如风格甚像邓丽君的程琳，还有郑绪岚等。些团在国内各地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必然轰动，门票极为抢手。侯德健的身份是团员之一，每月收到一笔工资，工资与其他团员差不多。而侯德健每写一首歌，国内也会发给他些少工酬。在过去一年内，侯的生活费用就是*这些工资与酬劳了。写了足够的歌后。侯德健于今年六月来港雇用佣了几位香港的伴奏乐手，为新唱片过行录音。程琳和郑绪岚也与他同行，她们都会在新唱片中出现，担任歌唱的工作。录音完成后，他们又回到团内继续其他工作。七月中我到南海找侯德健，问他一些关于新唱片的问题。因为发行国内全国的录音是在广东南海印制，所以侯当时居于南海，与我谈话后翌日，他又要匆匆返回北京了。侯德健说他回大陆后去过很多地方，听过很多地方的道地民歌，十分之喜欢。例如新疆的人一唱起歌来，就必然连跳带舞，又唱又跳的，一唱就是六天不停，真是极尽放纵。另外内蒙古民歌，声音古怪，只发声而不唱字，声调又多，升上滑落，不拘一格，完全超出了一般音乐的十二音格式，十分奇特。侯就於是随身带着一部专业用手提录音机，当场就录下这些歌声，以备日后吸收、参考时用。未来去向更特别的是，侯德健在北京组了两队摇滚乐队。当然这两队乐队的成员都不懂玩西方的摇滚乐，是侯教他们慢慢学习。这些成员都有深厚的音乐根基, 不过由于他们未接触过西方摇滚乐，玩出来就没有那分味道。侯于是从香港买了一大批摇滚唱片回北京，给他们慢慢听，结果他们都十分喜欢听这些音乐，现在正慢慢练习起来。关于侯德健的新大碟，歌曲全是出自侯的手笔，歌唱则除了侯之外，还有程琳和郑绪岚。由于歌曲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听众，所以歌曲都比较简单，我们听起来不会觉得太新鲜。不过鉴于国内听众水平一般较低，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唱片内有两、三首比较值得提提，一是“新鞋子、旧鞋子”此曲简单轻快，歌词也简单，但能写出上下两代的鸿沟，也写出了国内上下两代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一首组曲，分成“你和我的明天”、“歌词一九八三”、“我们都曾经处少”三部分。此曲是侯野心之作，写大陆、台湾两地人民的感情、思想，也写到中国历史过去几十年的变动，令人感慨。这么大的题目下，侯德健未说上能令人震慑，但这尝试在中文歌曲的范围内，已是独一无二了。至于长达百多句的歌词，每句所指何在，我相信各人读后都有不同的注解。至于侯德健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还不如他的歌曲的真实了。原载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明报》附录：回归梦醒多少“龙”的思念翘首故乡感慨隐的言谈间王祖寿上星期，苏芮在台视“就在今夜”节目，高唱五年前被查禁的名曲“酒矸倘卖无”，萤幕上出现“词曲—侯德健”的字幕。侯德健，这个名字在国语歌坛并不陌生，但却随着他五年前不告而别，远赴大陆而成为一位谜样的人物。离开台湾那年，侯德健二十七岁，虽然只出过一张并不畅销的专辑“龙的传人续篇”，却以谱写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成名。一首中美断交后以悲愤心情写的“龙的传人”，与电影“搭错车”主题曲“酒矸倘卖无”，均哄传一时。五年前，这两首歌因侯德健离去大陆而忽然消声匿迹。五年后情势改观，这两首歌也开禁了。其间，透过外电，曾零星传来侯德健“回归梦醒并不如意”，甚至“想回台湾”的传闻，到底他的现况如何？彼岸寻梦前后的心情，却未闻他亲口道来。前天夜晚，侯德健自广州来到香港本报记者特别以越洋电话独家访问他，这也是他五年来第一次接受国内的采访。记：最近你的歌在国内解禁，重新出现在电视上，谈一谈心中感想。侯：(嗓音低沉,一口京片子，爽朗地笑了)太棒了，顶感动的，有一种被接受的感觉。记：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大陆？很多人想听你亲口的回答。侯：很早就想去看看了。八○年和几个朋友在泰北难民营时，就有这个念头。八二年从日本拍完“一九○五年的冬天”回台北后，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在国语歌坛的感觉已无法满足超越自已，说得自大一点，在台湾已做到头了，“龙的传人续篇”音盒我用了不同方法角度诠释，我很想另找一条路。记：不过，你离开妻儿的做法，曾令不少人吃惊。侯：我走的时候，确实没有说去哪里。当时我和前妻已处于分居，准备要离婚。记：这几年来有没有见过父母亲？你的儿子？侯：家人都有联络，我父亲、母亲、外公前些时候来大陆探亲时，都见到了。不过我的小孩短期之内见不到，前妻八五年再婚带走了儿子，我这个做父亲的够狗屁，带走我也没话说。记：到大陆之后，五年来的感受如何？侯：刚开始，人家热情，我也胡涂，我到东方歌舞团工作，团长王昆老太太，她的脸色就像是交通讯号，要照着她的脸色行事，太落伍了。不听话的结果，有三年时间，我成了黑人，谁也不能出证明我的身份，没人发粮票、薪水，王昆势力很大，她开出政务文件说侯德健是坏人，寄到各省电视台、报社，使我难见天日，刚开始有钱住旅馆，后来在电车上睡，最后是朋友接济，住到朋友家。记：现在还是这样吗？侯：今年初开始好一点了,“中央”电视台邀我上除夕最大的节目。不过，外传程琳和我结婚，但是还没有，在大陆结婚必须工作单位批准，我从八六年底办手续，办到去年中，答案却是不可能。记：程琳和你生括在一起？侯：是，我们在广州买了一户房子。记：到大陆那么久，除了“新鞋子、旧鞋子”听说卖了两百多万卷音带之外，最近有没有新作品？侯：最近将出版“卅岁以后才明白”，这是到大陆的第二卷音盒。记：曾经有消息说你想回台湾，听你刚才说的那段生活并不如意，有没有这个想法？侯：我离开台湾，并非台湾有什么不好，而到大陆，也不是大陆有什么好。那段王昆整我的日子，我确实有冲动想回台湾，我曾正式提出，愿回台湾，即使坐牢也不在乎。凡事都有代价，我愿为去大陆而付出代价，但是大陆派了一大批人来和稀泥。记：现在呢？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好歌出来，我在这里苦了这么久，五年来我付出许多，应该获得一些东西了。原载民国七十七年十月十三日《民生报》[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二附录：侯德健与文化部打官司内幕钮海津昨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侯德健起诉南海音像公司。根据侯德健的指控，南海音像公司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与他合作出版“新鞋子、旧鞋子”录音磁带，销出一百一十四万九千四百六十六盒。候氏称，根据他与南海的协议，他应得百一十四万九千四百六十六元，除缴纳所得税和已提取的部分外，他把十九万存在南海处，但后来文化部称侯德健欠该部二十万元，在未得侯德健同意的情况下，从南海提取了侯德健所存的款项。侯德健与文化部的这场官司，究竟谁是谁非呢？本报特约记者钮海津走访了有关人士，把双方论据用对话的形式交代如下：文化部：侯德健来我东方歌舞团后，该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将北京团结湖已盖成的宿舍楼重新改建装修，仅此一项工程就花了五万余元，并让侯德健享受特殊的工资和台胞补贴及公费待遇。侯德健：关于团结湖的住房，一非我提出要求，二是我从未见过，三则更说不上到那居住了。我在大陆四年多时间，从未享受过公费医疗。看病、体检的款项皆自付。我在东方歌舞团工作十一个月，据文化部讲，我尚有三万一千余元工资应领而未领。而且，当我八五年初辞去在东方歌舞团的职务后，我曾以现金一万三千余元，向东方歌舞团结清了我所有花费。如今东方歌舞团当找不到一分钱与我有关的花费。文化部：八四年初，侯德健向文化部和东方歌舞团提出去香港录制一盒“侯德健作品集”的计划，同时请郑绪岚、彭康亮、程琳三位主要演员与他共同进行合作。在一台晚会节目中，抽走三个主要演员，使得东方歌舞团无法进行演出，停演一个月少收入十万元。侯德健：在港录音，东方歌舞团三位演员共唱了五首歌，花了三天时间，且当时东方歌舞团早已结束了近五个月的长途演出，不知其他廿七天停演是何原因，肯定与（我们来港）录音无关。文化部：为了团结侯先生，加上当时的录音磁带很畅销，我们预计印销一百万盒可为东方歌舞团弥补一定的经济损失，于是在人、物、财力上对侯德健录制“侯德健作品集”给予大力支持。侯德健：任何人都不可能预估尚未发行的磁带的未来销势，如有的话，则任何磁带公司都不可能亏损。包括王昆女士在内的东方歌舞团四人在港期间及往返的一切交通、食宿、零用钱及礼品（因当时国内公定的费用太低，拿不出手，故三位演员均由我赠送价值三千元港币左右的礼物），替代本应支付每人二百元人民币的酬劳，以上四人在港虽工作仅三日，逗留有七至十五天，花费近四万余元港币，全部由我支付。我还想补充一句，当时国内录音演员每盒（十二首歌）的酬费是八百元人民币。文化部：侯德健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口头表示，待磁带发行后交给东方歌舞团二十万元。侯德健：我从未说过因磁带的问题给东方歌舞团二十万人民币，仅提出过为筹办东方录音公司我愿私人赞助二十万元，且事情发生在八四年三月底，当时尚未赴港录音，更无法估计以后的收入，何能预先提出二十万元报酬？文化部：按照文化部艺术局规定，凡我部直属单位的成员外出录音、灌片等收入，百分之七十归公，百分之三十归个人；并规定所有的院、团外出录音、灌片的人员，均应由对方与该团订立合约，个人无权接受聘请。侯德健：在我加入东方歌舞团前，我曾随万里、胡启立同志乘车参加京津铁路的一项通车典礼。当时我就是否交纳事业留成的问题请教两位领导同志。胡启立答：你并非大陆生长，大陆也未曾因培养你而花费分文，故无需上缴。后来又经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等负责人同意此原则后，我才决定加入东方歌舞团。文化部：部领导指示，鉴于侯德健的月工资达二百五十元，所以对“侯德健作品集”（即“新鞋子、旧鞋子”）的收入破格以侯德健个人名义与对方签订出版合同，采取特殊政策，不按原规定执行，允许侯德健得“大头”（九十万元），东方歌舞团拿“小头”（二十万元）。王昆团长通知侯德健，当时侯德健未提出反对。侯德健：此二十万元与彼二十万元都不是一回事。所谓百分七十与百分之三十说，是事后找不到藉口的藉口。我的签订合约及自由工作等条件非文化部特准，都是我向有关部门争取来的，文化部只是执行任务而已。如果凡是由海外回来定居工作的人的收入都需按规定交百分七十，那么我一定如数上交。而且，我从来未接到关于交二十万元的通知。附录：六.二绝食宣言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新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在□□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一、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采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的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三、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定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姓。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每个人也都有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四、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为此，我们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五、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建设不太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吸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互相抵消，造成决策的零状态，财务上的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余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六、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治程序日益完善。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成功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基本口号：一、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二、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三、我们首先是公民！四、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绝食地点时间规则：一、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二、时间：七十二小时，六月二日十六时～六月五日十六时。（特殊说明：由于侯德健在六天后将赴香港制作唱片，所以他的绝食时间为四十八小时，从六月二日十六时至六月四日十六时。）三、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引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品。绝食人刘晓波：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周 舵：原北京大学社会研究所讲师，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侯德健：著名词曲作家。高 新：师大周报前主编，中国共产党党员。附录：漂亮的中国人（曲谱略）爱自由的朋友 展开我们的翅膀有良心的朋友 敞开我们的胸膛为民主的朋友 团结我们的力量丑陋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多漂亮一切 都可以改变一切 都不会太遥远把耳朵竖起来 谁也不许再撒谎把眼睛睁开来 谁也不许歪曲真相[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三附录：侯德健最后一句话汪士淳我们不怕死但是要死得有价值六月四日凌晨，是北平天安门广场学运的最后一夜，台湾歌手侯德健也在那一夜之后失踪。北京戒严部队开始对广场清场之前，侯德健会不会后悔他于七年前赴大陆的决定？本报记者四日凌晨三时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问了侯德健这个问题。当时正和广场学生领袖商议应变之道的侯德健愣了一下，避开了正面回答，但他怒责中共政权是“反动政府”。侯德健是于本月三日下午，和大陆学者刘晓波、周舵及高新一起到天安门广场以绝食声援学运。当时，刘晓波、周舵及高新言明绝食三日；而侯德健则因为几天后还要到香港开演唱会，准备绝食两日。但是，四人的绝食计划，到了四日凌晨，即因为中共戒严部队开到了广场边而停顿。这四位年龄要比学生大了许多的绝食者，到了此刻，反而成为学运最后时刻的领导者。本报记者于凌晨三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最上层找到侯德健。当时侯正和学生领袖商议如何处理变局。本报记者趋前自我介绍是台湾来的联合报记者，侯德健有些惊喜的和记者握手。由于时间紧迫，记者不待客套就开门见山的问：“你曾经在台湾有相当好的发展，后来你显然因为抱着更大的理想及憧憬而到了大陆。现在，你也看得到，中共的解放军及坦克就要对学生及你自己开过来，你有什么感受？”侯德健有些发愣，他想了一下然后说：“现在我不能和你谈感受了，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所有在场的同学们及市民们的生命安全。已经死了很多人了，这样的流血是不必要的。我们自己已经流了够多的血了。”他停了一下，开始痛责中共政权：“面对这样一个无人性、无理性，完全是一个疯狗式的‘反动政府’，我们不能再流血了，我们要保护自己！”记者想要再拉回正题，但此时有学生在纪念碑上发现有两名工人在最上层架了一挺从被毁装甲运兵车拆下来的重机枪准备和戒严部队硬干，而过来报告，侯德健立即过去处理而中止了此次访问。侯德健于“失踪”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是在北京时间四时三十二分（即台北时间三时卅二分）。当时戒严部队已经将广场的灯火熄灭了半个小时，并且于四时三十分时以扩音机下达最后通牒说，部队“现在要开始清场，请同学们立即离开广场”。本报记者为了能够完全的全程观察学运最后一刻，早于熄灯时即从人民英雄纪念碑退到广场旁边的历史博物馆前；在最后通牒发出的两分钟后，侯德健的声音从学生的广播站传出。他代表四位绝食者劝学生撤出广场。侯德健说：“同学们，就在今天以前，我们早就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了。同学们，我相信你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菁英！”一阵掌声之后，侯喊着说：“我们都不怕死！”这句话引起更大的掌声及欢呼。侯德健在掌声停下后继续说：“但是，我们要死得有价值！”他表示，他刚才已经到天安门前和部队的领导者谈判过，部队长已经同意，让所有在广场的“公民”全部平安的撤出广场。他强调，他没有替大家做这个决定，要撤与否要由同学及市民们一起来决定。他接着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菁英，如果我们都保留了生命，将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多了一分希望！”此时大批的装甲运兵车沿着广场旁的道路开入，嘈杂的机器声及辗轧路障的声音掩盖了侯德健的声音，记者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要学生一校校的从广场西南方撤出广场。这时在记者后方守在历史博物馆待命的部队响起一片掌声。此后，侯德健即不知下落。有人传说，他很安全；但也有人传言，他已经被捕。甚至也有人说他已遇难。原载民国七十八年六月十五日《联合报》附录：六四事件历历在目，侯德健讲述逃生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