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结束后,主人邀客人吃一顿全素的宴席。所有的菜都是用植物油烧的,比平时那种荤菜酒宴更需要高超技艺。 这些素菜、素食引起了人们极大兴趣,其中大多数是各个庙里准备的。每座庙都有自己的拿手好菜。这次是王府让庙里特意准备的。 中国贵妇常常在菩萨面前发誓,只要菩萨能够保佑自己的父母、丈夫、子女身体康复,就在每月中的某一天吃斋念佛。 如果在吃斋期间,她碰巧出去参加宴会,她就向女主人说明她在斋戒。于是,女主人就让她做主要的客人,在饭桌上招待其他客人,自己则什么都不吃。 我们吃完饭后,女主人又让我们看了看孩子以及人们送的礼物。人们又喝了杯茶,与主人道别后各自回家了。 -------------------- 第十六章 晚清贵妇与西洋医生 对于锦衣玉食的晚清贵妇们来说,最害怕的也许不是外国人入侵中国,而是生病。虽然宫廷里有全中国最好的医生,但她们生病后还是大惊小怪。这些朝廷命妇们生病时首先想到的是去看中医。后来,上至慈禧太后下至普通的宫廷侍女都认识到了西医的作用。因此,我经常被邀请去给宫廷里各种各样的女人看病,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她们的生活状况。——赫德兰夫人笔记 以下内容摘自赫德兰夫人的笔记: 有一天,一个太监飞马来到我家后门,然后直奔书房而来。下马后,他将一个红信封交给我家的用人。我家用人站在台阶上问他:“什么事如此惊慌?” 太监说:“福晋病了。” “哪位福晋?” “我们府上的那位福晋。” “是西门附近的那个王爷府吗?” “对。”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家的用人知道了信里都写了些什么,然后就回禀了我。我打开信,信是用中文写的,就叫信使来。我问他:“福晋病得很厉害吗?” “不是很厉害,但她不舒服有好几天了。” “她让我什么时候去?”我又问,因为我早就知道多问几句可能会了解一些十分有意思而且往往也很有用的情况。 他说:“马上就去。车马上就到了。” 等我收拾完毕,提上药箱出门时,车已经到了。这车就像一个大旅行箱架在两个大轮子上。车上没有座,也没有弹簧,只有厚厚的座垫。因为我已经学会盘腿而坐,所以进去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了。夏天,车上有薄薄的纱帘;冬天,有缎子被,还铺着皮垫,坐在里面很舒服。 车到了王府后,总管太监立刻迎了上来,将我引到了福晋的住处。福晋的会客厅里摆放着华贵的柚木雕花家具,全都是满族式样。还有一两个舒适的外国制造的单人皮沙发。桌子上、窗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钟表,墙上挂着上等的瑞士挂钟。屋里到处是玉器以及其他中国传统饰物,颇有情趣。还有一面墙上挂着慈禧太后亲手绘制的一幅画。这幅画是王爷过生日时慈禧太后送给王爷的礼物。 我等了一会儿,福晋就在丫鬟、婆子的陪同下出来了。 “对不起,我头上还没有收拾好。”她边说边握住我的双手。 这是满族贵妇欢迎外国官员夫人的一种礼节,就连慈禧太后也这么做。“欢迎您过了夏天又回到北京。” 主客双方寒暄一阵后,福晋告诉我她哪里不舒服。我给她开了药,又不厌其烦地告诉她如何服药,同时也嘱咐侍候她的婆子们如何给她服药。接着,福晋告诉我:“我这病完全是因为过度劳累。八月初八那天,我进宫去见太后,站了一整天,最后累成了这样子。” “那你不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在太后面前是不能坐着的。”她说。 “当然,我知道在太后面前是不能坐着的。但你就不能退出来休息一会儿吗?” “那天不行。那天大家都忙得要命,也都累坏了。” 我们正说着话,福晋的儿媳进来了。她先是十分郑重其事、客客气气地给婆婆行礼,然后又像福晋刚才见到我那样,握住我的手跟我问好。她一直垂着手站在屋子里,另外四个侧福晋,也就是王爷的妾,也一直站在一旁。她们都打扮得十分漂亮,但因为身份地位不及福晋,所以都站在一边。假如王爷的母亲在场,福晋本人必须站在一旁,侍候自己的婆婆。所有的满族人家在这方面要求都十分严格。 “哪天您跟我们到宫里转转,您会很感兴趣。”福晋对我说,然后又回过头来对站在一边的婆子说,“把那两双鞋给我拿过来。” 福晋对我说:“这两双鞋很像我和婆婆送给太后的礼物。 八月初八那天,大家都被邀请到宫里,太后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按照我们满族人的习惯,我们每人都要送给太后一双 鞋。” 这些鞋上的绣花都十分精美,但以前我看到过太后穿的一双鞋,比这还要漂亮。太后有些鞋上镶嵌着漂亮的珠宝,有些镶着珍贵的宝石。 福晋接着说:“太后对自己的一双小脚很自豪。但是,我的脚比太后的还小呢。”说着,便把脚从淡蓝色的绣花绸子拖鞋中伸了出来。 这位小巧玲珑的福晋能说出这种话来,似乎很有人情味。 当然,她和太后一样,都不缠脚。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接近傍晚时分,有人请我到他家中给病人看病。我家小童进来禀报说,门外一名男子想邀请我给他妻子看病,他家住在城南门外。我给人看病,一向不分贫富。因此,我告诉小童去叫辆马车。 当时正值隆冬,晚上寒气逼人。病人家中没有生火,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只穿一件长外套在炕上跑来跑去。我说:“你们应该给孩子穿上裤子。不然他会着凉感冒的,我就还得再来一趟。” 他们答应着:“对。我们回头给他穿上裤子。” “你们最好现在就给他穿上。” “对。我们现在就给他穿上。” 我给这个男人的妻子看完病后,又嘱咐他们给孩子穿上裤子,然后穿上厚厚的外套回家去了。但是,我心里仍然惦记着那个孩子。 “今天晚上可真冷啊。”我对赶马车的人说。 “是啊。这样的晚上也有人吃不饱,穿不暖。”赶车人说。 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男孩,又说:“刚才那家,那个小孩在炕上跑来跑去,连条裤子也没穿。” “他们把孩子的裤子拿到当铺给当了,好付给我钱,让我把您拉来给看病。” “为了给你车钱!”我十分气愤,但同时又非常同情那家人。“为了给你车钱!快!转回去!把钱还给他们,告诉他们去把孩子的裤子赎回来,给孩子穿上。” 车夫说:“现在我们往回转,还不等到那家的家门,城门恐怕就关了。今天晚上我们就进不去城了。” “别管那么多了。向后转,回去,把钱还给他们。” 车夫嘴里不情愿地叨咕着,把骡子赶得飞快。到了那家,把钱还给他们,然后就又向城门飞奔而去。路上坑洼不平,车上又没有弹簧座垫,坐在车里很受罪。到了家里,我把车钱交给车夫。那天晚上,也许是因为我支付了马车钱,我家似乎比以往都要温暖,床上也似乎比往常更加柔软舒服。 在我的中国朋友以及病人当中,最有意思的要数肃王的女儿们了。她们个个都很聪明。我和她们混熟了以后,有一天我问她们:“你们怎么读了那么多书?”她们说:“当然啦。 你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个状元。”我问她们:“状元是什么意思啊?” 后来我渐渐懂得了,根据中国的科举制度,学子们要经过多次考试。通过初次考试者称为“秀才”;一两年后这些人再参加一次考试,通过这次考试者称为“举人”;举人再考试,通 过者称为“进士”。进士就可以做官了。进士仍需学习,然后进宫当着皇帝的面再参加考试,考试通过者称为“翰林”。每隔三年,翰林再参加一次考试,位居榜首者称为“状元”。也就是说,每隔三年,在中国四亿人口中,只有一人能够成为状元。 “你们的父亲学问一定很大。”我说。 “父亲一向读书很用功。”她们十分谦虚地说。 有一天我问她们:“你们父亲的名字是哪个字?” “你给我一支笔,我写下来给你看。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说父亲的名字。”大女儿说着,就给我写出了她父亲的名字。 “你们家里姐妹几人?八人,对不对?” “对。你知道,五妹六岁时就和李鸿章的儿子定了亲。” “这事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结婚了吗?” “没有,他们从没有成过亲,因为李鸿章的那个儿子还没长大就死了。我家五妹当时还小,听说了这件事后,她到了母亲面前,对母亲说,不要再把她许配给别人,她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 “那她现在在李鸿章家中吗?” “没有。李鸿章想把她带去,给她盖了套房子,像对待儿媳一样对待她。但是父母都反对,因为她太年轻了。李鸿章很喜欢她,一说起自己死去的儿子,一提起她,就老泪纵横。 李鸿章死的时候,五妹想去参加葬礼,尽儿媳的大孝。李家除了大儿子以外,全都希望她这么做,因为这样一来她就是李家的人了。可只有大儿子竭力反对。李鸿章的夫人把头撞在棺材上,鲜血直流,他也不让步。他惟恐我们家五妹分得李家的家产。” “那你五妹现在怎样了?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呢?” “她现在就住在我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只有女佣陪伴着她,从不允许一个男人靠近她,连父亲、兄弟也不见。在她面前,大家连‘李’字都不敢提。” “那她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看书、画画、刺绣。她得知李鸿章的大儿子不让她参加李鸿章的葬礼以后,觉得很没有面子。一气之下,将头发剪掉,寻死觅活的。她经常一礼拜都不吃饭,曾多次想自尽。” 我问她们是不是害怕五妹会真的走上绝路。 “哎!我们也是成天提心吊胆。可是,她要是真的自杀了呢,也只能说她确确实实贞德过人。” 几个月后,肃王爷家的女儿们又派人来请我,因为她们开始学英语了。我答应教她们。“你们家五妹怎么样了?”我问她们。因为这家五妹悲惨的命运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心头。 “今年初夏,她更不愿吃饭了,但每天都洗澡、换衣服,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她好长时间睡不好觉。有一天,她告诉用人们走开,她不叫她们回来,她们就不要回来。后来,我们和嫂子(李鸿章的侄女)想见见她。我们到她屋门外,但房门紧锁。我们敲了半天门,不见开门,也没人答话。最后,我们在窗纸上弄了一个洞,向里张望,只见她斜躺在被褥上,双眼紧闭。我们以为她睡着了。但用力把门推开后,发现她已经去阴间找她那死去的丈夫了,然而她的脸色、表情根本就不像一个死人。” “你们敢肯定她是死了吗?” “她一连二十四小时没有脉搏,心脏也不跳动了。后来,我们就让她入棺了。” 我想起自己当时不在京城,没有机会帮她们弄清楚五妹当时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不禁感到十分悲哀。可肃王家其他的女儿似乎都因为有这样一个贞节的五妹而感到十分骄傲。李鸿章的家族以及肃王整个家族很多人都送来了匾额,为五妹歌功颂德。据说,为了纪念这位贞节的女子,皇上还给她立了牌坊。 还有一次,我被请到一位王爷府中。王府中的四格格还不满五岁,长得很漂亮,但是不幸染上了白喉。我进屋以后,那位母亲头一句话就是她“太想见我了”。孩子病了好几天,他们才派人去把我请来。我给孩子诊断后,立刻告诉她们孩子的情况很危险。我当然想尽力给这个孩子治病,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小格格,同时她的病治好了,我自己的孩子也就不至于染上这种疾病。我给她用了抗生素后,她病情减轻了许多,嗓子也清畅多了。可不久,我就发现病毒已经侵入到她的全身,所以我日夜守候在她身边。 我发现,四格格这次之所以染上白喉,原因就在于和她年纪相仿的小伙伴们都得了这种疾病。满清有钱人家有个习惯,为家中每个女儿都准备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小时候陪小姐玩耍,长大后陪伴小姐,小姐结婚时就成了小姐的陪嫁。这种女佣在王爷府中都会有人侍奉,所以这位四格格的小女佣病了以后,王爷府里不少人都来看她,给她带来好吃的,还想 让她多吃一点儿。最后我不得不给王府中八个年纪较小的孩子都注射了抗生素,因为他们对这种传染病都不太在意。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人不懂得要将传染病人与正常人隔离开来。 我在中国结交了不少女性朋友,也给不少女人看过病,其中一个特别招人喜欢。她就是李鸿章的侄女,也就是李翰章之女。李翰章本人也曾做过总督。我给这位小姐做私人医生长达八年之久,因此同她的关系十分亲密。她常到我家做客。 在我认识的女子中,不管是哪个种族、哪个民族的,我认为她是我见过的文化素养最高的女子。这样说可能让人觉得很奇怪,但她在任何场合中都表现得那样祥和尊贵、举止优雅,却是不多见的。她的会客厅里那种高雅的氛围在别处是怎么也找不到的。 毫无疑问,中国人对西医并不排斥,但有时也很有意思,他们往往要回到自己那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上去。有一天,我丈夫拿回来一张真人那么大的人体生理图,上面尽是些黑点。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问过那个卖图片的小贩。他告诉我说,这些黑点表明针灸治疗时扎针的位置,针扎的位置不对就会死人的。” 中国人生病时,医生一般都说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将一根长针扎进他的身体里,将病痛拔出来,或是以毒攻毒。倘若病人死了,那么显然是因为针扎错了地方。这张生理图是过去两三千年间千百万次试验中总结出的结论,是从多少康复 了以及没能康复的病人身上总结出来的。 这一点在一位后来被送进医院的女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她起先是膝盖痛,就去请中医。中医认为,惟一的治疗方法就是采用针灸疗法。因此,他给病人扎了一针,不巧却扎破了膝盖的滑膜囊,引起感染,造成膝盖完全损伤。由于针扎得不是地方,社会各阶层的成年人或儿童都常常会出现这种结果。 有一天,我被请去给一位女士看病,她需要马上做手术。 她有三个儿子,全在朝中做高官。要是母亲死了,他们就得退出官场,守孝三年。这种情况下辞官不做的话,即使守孝期满,他们的上司也不愿让他们官复原职。因此,他们就愈发盼望母亲病好。他们请遍了中医名家,都不见效,最后只得来请我这个西医。 我告诉他们,必须给老人家做手术,并且告诉他们很快就可以康复,而如果不做手术的话,她肯定是活不成的。他们都同意了,而且手术也很成功。她恢复得很快,几天后就基本上脱离危险了。然而,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她时,发现她浑身是汗,吓得浑身哆嗦,还流着泪,情绪很低落的样子。她的刀口已经痊愈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这副样子。我想让她高兴起来,同她一起说笑,给她喜欢吃的东西。我离开她家时,她的情绪基本正常了。第二天,我发现她又和前一天一样紧张不安。我对她儿子说:“你母亲有些不对劲,有些事你们肯定瞒着我了。” 他说:“我们找你看病之前,曾经找过一位大仙。大仙发功后,神情恍惚,声称自己已经进入了阴曹地府,看见那里的人正在造一口棺材。他说那是我母亲的棺材,这个月十五之前就会用上。我母亲是因为觉得十五快到了,才感到十分恐惧。” 于是,我就和这位女士谈话,告诉她她的伤口已经痊愈,十五之前不用害怕。十五那天,我和她一起呆了一天。十五之后,她感到身上又有劲了,不久身体完全康复了。 还有一天,我被请去给刑部大臣的夫人看病。看过病人后,我认为病人要立刻手术。第二天,我发现病人发高烧,神志昏迷。我问她丈夫,是不是没有按照我的处方给病人服药。 他说:“我敢保证,她按照您的嘱咐服药了,至于她为什么发烧,说来话长。昨天晚上,用人们都出去吃饭的时候,她自己呆了一小会儿。她有个妹妹住在这条街上,离这儿不太远。就在昨天晚上这个时候,她妹妹自杀了。手下人得知后,直接跑到我夫人房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她起先是开始发抖,浑身发冷,没多久就开始神志昏迷。我想是她妹妹的鬼魂附在了用人身上,然后上了我夫人的身。” 他尽管说他的,我还是擦净了她的伤口,又重新包扎了一下。我走的时候,她感到舒服多了。第二天早上,她好点儿了,不再发烧,而且神志也清醒了。 我问她丈夫:“昨晚她睡得怎样?” 他说:“很好。我把鬼魂从她身上赶走了。” 我问他:“你怎么赶走鬼魂的?” “昨晚你走后不久,我穿上朝服,到我夫人房中,问那鬼魂是否愿意和我到衙门走一趟,并且说我们到那里要了结一桩有意思的案子。当时我就感到有一股强烈的力量穿透全 身,我知道那个鬼魂已经上了我的身。我坐在车上,到了我夫人的妹妹家,站在她尸体停留的地方,告诉那鬼魂,女人去刑部简直是丢脸。我十分气愤地说:‘这儿才是你应该呆的地方。’我随即感到那鬼魂离我而去,我的手指感到很僵硬,我差点儿昏过去。我到刑部刚刚呆了一小会儿,家里就派仆人来告诉我,夫人安静下来了,睡着了。晚上我回家后,她烧也退了,神志也清醒了。” -------------------- 第十七章 一个晚清贵妇的葬礼 中国人穿孝一般根据死者与自己的亲疏关系分成以下四个级别:父母、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是一级,自己的兄弟姐妹是一级,父母的兄弟姐妹是一级,远房亲戚又属于一级。给父母、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穿孝,要全身披麻带孝;给自己的兄弟姐妹穿孝,则无需全身都披麻。至于后两种情况,则只需在衣服上戴上几片麻布就可以了。服孝时,七“七”中的前三“七”过后,可以脱掉孝服,穿上颜色暗淡的衣服,如白色、灰色、黑色、蓝色等。给父母穿孝,名义上是三年,实际上只有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不准穿绸缎衣服,而且若是官员的父母过世,他就必须辞官不做,暂时退出官场。——戴恩·鲍尔《中国人的生活》 以下内容摘自赫德兰夫人的笔记: 有一天,我收到一大张白纸,上面用汉字写着肃亲王母亲过世的消息,邀请我去参加“起三”仪式。这种“起三”仪式的真正含义我并不懂,但我知道,谁被邀请参加这个仪式,谁就得送些礼物,如点心、水果、用纸花装点的花篮、供香、纸做的金银元宝,或是一卷一卷纸做的丝绸。那些都是供死者在阴间使用的。所有这些用纸做成的礼物都要在人死去后的第三天晚上烧掉。而那些水果、点心则将被死者的灵魂吃掉。我觉得我是个外国人,送中国人常送的东西不太合适,于是就让人赶制了一个漂亮的花圈,由白色菊花装饰而成,派人送过去了。一方面,我很高兴肃王府能够邀请我;另一方面,我以为他们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并没有指望我真的去参加这个葬礼。所以,我就打发家里的中国女仆送去花圈,并且让女仆告诉肃王府,我不懂得中国人的习俗,也就不去了。女仆去了不多会儿就回来了,告诉我肃王府很想让我过去看看中国人办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肃王福晋还派人用自己的车马来接我。于是,我就按照中国的风俗,让女仆坐在车前面,自己坐在后面,由赶车人赶着车前往肃王府。车快到肃王府时,我们看到很多王公大臣的车马。他们都是到肃王府去悼唁的。 大路两旁排满了各种车马、轿子,到处都是仆人、赶车人,但一切都井然有序。王府门前有很多当兵的,也有很多特殊警察。 这些警察身穿灰色长袍,外罩一件白色短衣,胸前用黑字写着他们的号码。这种灰、白两色的制服是一种孝服,都是由肃王发给他们的。 走进王府大门,只见到处是身穿白色孝服的仆人,都阴沉着脸,满脸肃穆地在一旁候命。有人高声念我的名字后,就站出来两个仆人,全身上下都是白色孝服,其中一人伸过胳膊来,搀扶着我走过庭院,那样子好像我也是个裹脚女人,另外一人在前头领路。我们走过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走过很多院子、走廊,因为王府的前半部分是为男宾准备的。最后,他们终于把我领进一间屋子,满屋都是穿着白色孝服的女佣,见我来了,都一齐下跪。肃王的福晋、侧福晋以及肃王的妹妹都出来迎接我,她们每人一身白色孝服,头发梳成满族式样,只是头上的装饰换成了一层一层的白色麻布,撤去了平日的珠宝饰物以及鲜艳的头花。肃王的妹妹因为都已出嫁,不再生活在肃王府中,所以她们穿的孝服不像肃王的福晋、侧福晋以及肃王的女儿们那样粗糙。肃王的妹妹负责招呼客人,领客人到悼唁的地方,而肃王府中的女眷则跪在一旁。 白色门帘打起来后,我走进屋子,只见地上跪着两排身穿白色孝衣的人。一见我进屋,她们都身子前倾,给我磕头,同时一起低低地呜咽起来。我也不懂她们的礼节,就走上前去,弯下腰,先对福晋说了两句安慰的话,又尽量向其他女眷说安慰话。后来我看到其他来悼唁的女子,都是像士兵敬礼一样把右手举到头的位置,向福晋、福晋的儿媳以及福晋的长女问候。然后她们就走到一张小桌旁,上面摆着祭奠用的银器,包括一个酒杯,一个大碗,几个只能盛两勺酒的小杯子。她们拿起一只杯子,放在一个小碟里面,对着肃王母亲那带有华盖的漂亮的灵柩台,将酒杯高举过头顶,反复三次,每次都将杯子中的酒洒干,再重新倒上酒。每次杯中重新倒满酒的时候,穿孝的人都一齐磕头,低声呜咽。然后,悼唁者站起身来,走到我们站的地方,这个仪式就结束了。 肃王爷的三妹似乎把我当做身份特殊的朋友、贵宾,所以极力建议我和她一起站到一个白门帘后面去,从那儿可以看到外面的男宾,而男宾却看不到我们。我站在那儿,往外看,发现这些前来悼唁的王公大臣和我刚才见到的女宾所行的礼节很相似。惟一的区别是,他们走进那个搭着篷子的大院时,是由男仆领着,直接走到祭坛边,然后跪下,向死者致哀,然后起身到另一间屋子里,屋里肃王以及王府中其他男性子嗣都跪在地上。 祭奠死者的大厅门外挂着一个厚厚的黄色门帘,每当有悼唁的人到来时,站在门外的仆人就向里面通报一声,站在门口的仆人就会打起门帘,来悼唁的人进屋,屋里顿时亮堂起来,跪在地上的肃王家的子嗣就立刻一齐哭了起来,直到悼唁的人离开这间屋,他们的哭声才会止住。当然,前来悼唁的人在这屋中只呆上一会儿。屋子里跪在地上的女子全都是肃王家的近亲,她们或全身披麻带孝,或只是部分戴孝。屋子里到处挂着白色的幔帐,座垫也是白色的,屋子里原来摆设的瓷器以及其他装饰全都不见了。地上铺着厚厚的草垫子,这些女子就跪在草垫子上。只有肃王福晋例外,仆人为她准备了一个深蓝色的小毡垫。她跪在屋子的西北角,正对着门帘,帘外是祭奠大厅。王府近亲中几个男子走进屋来,按照满族人的习俗给肃王福晋、肃王儿媳、肃王长女以及其他人行礼。当然,其他下跪的女子我全都不认识。我注意到,这些男子行完礼后立刻就出去了,压根儿就没抬眼瞅一下屋中的女子。 肃王、肃王的儿子以及府中穿孝的其他男子都穿着白色裘皮衣服,就连站在祭奠大厅以及间或在走廊中走动的仆人也都穿着白色裘皮衣服,而没有披麻带孝。 如果我没有数错的话,肃王福晋左边依次跪着五个侧福晋。福晋身后跪着肃王长子的媳妇,也就是未来的肃王福晋。 她左边依次是肃王的女儿、孙女。肃王福晋以及侧福晋都用麻布包着头,头发梳成两个长长的辫子,一直搭到后背。我以前见到这些贵妇时,她们都是穿着刺绣精美的绸缎衣服,头上都戴着精致的头饰、珠宝,插着花,脸上都按照满族样式涂脂抹粉。所以,现在看到她们身穿孝服,脸上的妆都卸去了,头发披在脑后,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肃王孙子媳妇以及孙女们,头发都梳在一起,用长长的银簪别住,而不像往常那样用玉簪或金簪。头上也没戴珠宝、花朵,也没系红绳,而是用一寸半宽的麻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她们这种打扮很干净利落,在西洋人眼中,她们黑色的头发与白色的麻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或许,中国人对此看法与我们西洋人不同。 我看了一会儿后就对陪着我的肃王福晋说:“我不能再耽搁您的时间了。您能邀我来看看这些有意思的习俗,真是太好了。” 可她却坚持道:“您现在真的不能回去。您一定得留下来,等着超度的出家人来,看看他们烧掉纸做的房子、物品,还有大街上卖的东西。我想让您了解我们所有的习俗。这一天在葬礼仪式中是最隆重,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天。” 可我仍然一再坚持不能再继续打扰她们了。福晋却说:“别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这谈不上什么打扰,您一定得留下来,和我们一块儿吃晚餐。”我依然坚持回去,可福晋却 说,假如我走了,她们就会觉得我不在乎她们。在她一再坚持下,我最后终于同意留下来,但条件是她们得派个女仆回去告诉我的孩子们一声。她们立刻照办了。 趁着男宾们都还没到这会儿工夫,王府中的贵妇们领我到一个搭着篷子的大院中去看看院子里的布置,然后又带我去了祭奠大厅。所有这些祭奠仪式都是在肃王母亲——老福晋生前所住的院子、屋子里面举行的。这院子、屋子我以前也常来,那是因为每次我给王府中的贝勒、格格看病后,老福晋总想当面谢我。 我们走过大门时,我注意到院子上面用草席搭了起来,草席下面的空间大约一百五十英尺见方。这个灵棚顶上有大块的玻璃以供采光。屋子里到处挂着绸子做的横幅,颜色都是那种凝重的蓝、灰、白色。锦旗上是颂扬老福晋或是肃王府功德的言辞,这些都是肃王好友赠送的。肃王的朋友有些已经来悼唁过了,有些在今后的几天之内还会来悼唁的。 从大门走进院子后,北头是一个游廊,有院子那么长。游廊上挂着很多特殊的帘子,把游廊分隔成许多间屋子,屋子里面典雅的横幅以及各种装饰使得这些屋子异常醒目,这就是那些被请来的出家人呆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日夜念经,为死者超度,现在他们还没有到。就在这个游廊里面,灵柩台的正前方,摆放着一张桌子。后来,我看到出家人把他们带来的一个银器放在桌上。大家一看到这个银器,顿时肃然起敬。 从大门口开始一直到祭奠大厅,地面都铺上了和屋里地上一样的草垫子,草垫子铺了有五英尺厚,四十英尺宽。游廊上面搭着帐篷,游廊里面摆放着一堆堆的点心、香、水果、纸钱,竟有十到十二英尺高。这样新奇的景象我在中国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个景象确实很漂亮,你必须仔细看,才能发现这一堆堆的东西竟然是点心和水果。可我无法理解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样把这些点心、水果一层层地堆在一起,即使人用手摸,也掉不下来呢?我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奇妙之处。 走进祭奠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灵柩台。灵柩用金色的布盖着,前面摆放着一堆堆上供用的点心。灵台旁边是一张桌子,桌上点燃着白色的蜡烛,直径有五英寸,蜡烛的四面都刻着仙女、神仙的图案。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这些菜肴,加上水果、点心,都是给死人准备的。这张桌子前面还有一张小桌,约有一英尺高,上面摆放着祭祀用的酒杯。 前来悼唁的人就跪在这张桌前。我们走进祭奠大厅时,看到男士们都跪在大厅左边,女士们跪在右边,中间隔着白帘子。 看完这些习俗后有人领我到吃饭的屋子,我坐在肃王儿媳以及肃王的两个妹妹中间。她们都很和善,十分有礼貌,竭力让我随意一点,不让我感到拘束。我们吃饭时,旁边有很多身穿白衣的太监侍候着。他们和福晋说话时都要跪下来。 “平时贵府有多少仆人?”我问已故老福晋的女儿。 “大约有四百人。”她告诉我。 我想到,肃王府要在老福晋死后四十八小时之内给府里的四百多仆人换上全新的白色孝衣,府里人要打点我所看到的那一幕幕情景,这工作是多么繁重啊!就连平时都打上红点儿的馒头,这时都换成了黑点儿! 我们刚吃完晚饭,就听见街上有奏乐声,于是就走出屋去看。肃亲王带领家中所有男性后裔走到大门口去迎接这些出家人,府中的女士们则仍然留在院子里。这些出家人进府后,先到游廊,然后领头的就来到祭奠大厅,在灵柩前接连跪拜九次,但他没有对着灵台敬酒,也没有洒酒。每跪拜三次后,他都站起来,双手合十,举至眼前。接着,这些出家人就吹奏起那种怪怪的乐曲。从大门口到屋子中间有个高高的平台,他们分列在平台两侧,给前来悼唁的人留出一个走路的地方。 福晋告诉我,一会儿他们就要排上队,到门外的大街上去给死者送路。我于是就告辞,想在他们出门之前提前到大街上等着看他们出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把那些东西烧掉,给死者送去的。 我走到大街上,就看到门口摆放着纸扎的车、马,这些是用来送死者的魂去西天的。门口还摆放着一乘轿子、很多仆人、纸钱、绸缎,这些都是用纸扎的,为了给死者的魂在阴间使唤。另外,还有一座漂亮的大房子,也是用纸扎的,供死者在那边居住。没过多久,王府里送路的一行人就出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出家人,他们用各种喇叭、鼓奏出带着哭腔的哀乐。 他们后面跟着肃王家穿孝的人,还有肃王家的朋友。这一行人到了烧东西的地方后,穿孝的人就跪在白色垫子上,跪在这些纸扎的东西前面。出家人继续奏着哀伤的乐曲,那些花钱雇来的穿孝之人也哭了起来。另外一些出家人念经,乞求神灵帮助死者的灵魂上路。与此同时,有人点燃了那些纸扎的东西。不一会儿,一团大火蹿到天上,方圆几里都能看到。眨眼工夫,刚才那些纸扎的物品都烧成了灰烬,穿孝服的人也都回府了,街上只剩下孩子们用长长的木棍拨弄着灰烬。 据说,人死后的前三天,魂要去天上很多殿堂的,从一个衙门到另一个衙门,听候对他的判决。他生前做过的好事或是坏事,都记录在卡片上。第三天,死人的魂又回到自己家,与家人道别,然后就踏上了前往西天的漫漫长路。因此,所有这些纸扎的家具都要提前送去。念经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由和尚、喇嘛、道士轮流,各念三天,然后再轮换。其他事情就像我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府中所有人,包括仆人在内,都穿孝哀悼。家中其他一切事情都放在一边,全家人都在哀悼。其实,他们本应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老福晋生前瘫痪多年,早就该脱离苦难了。 这些天来,肃王福晋常常派人来接我。有一次,我从院子里走过,看到院子里放着很多给死者准备的物品,都是纸扎的,要烧掉的。我发现有些东西做得十分逼真自然,让人无法辨别真假,尤其是那些家具、鲜花,和老福晋房中的那些一模一样。那种带大理石座的大黑檀木椅子、橱子,各种各样老福晋平日用的家具,都用纸扎好了。我注意到桌子上还有一沓纸牌,一盒骰子,这些都是老福晋生前喜欢玩儿的东西。院子里还有一张纸做的椅子,那是太监们带老福晋到院子来时坐的。我对陪着我的肃王女儿说:“您的奶奶在阴间用不着这些东西,对吧?” 她说:“或许用不上,但奶奶喜欢玩牌,掷骰子,还有那把椅子。不管奶奶用着用不着,我们把她老人家生前喜欢的东两都给她带上了,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安慰,这样我们也就感到不那么悲痛了。” -------------------- 第十八章 晚清政治舞台上的袁世凯 在中国,引导并控制公众舆论的,既不是农村的农民,也不是朝廷高官,更不是皇上,而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文人,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每年的科举考试都使这个阶层进一步壮大。 他们处在社会阶层的顶端,国家所有的官员都从这些文人中挑选出来。他们是复杂的行政机构的基础。他们有各种办法使国家收支保持平衡。他们的这些方法如果稍加修改,并且与西方现代生活观念相接触的话,是很容易赢得世人赞叹的。一切斯特·霍尔考姆《中国的真正问题》 有一天,京城里一位亲王府中的大太监来我家。在我的书房里,他说:“快过年了。贵国是不是也有新年?” 我说:“有,只是我们的新年和你们这里不太一样。” “你们也放爆竹吗?” “对,我们也放爆竹。在这一点上,我们两国过年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你们是不是也在年关还清所有的债务呢?” “我们不是。我们过年时可没有这么一项。” “我家王爷今年过年还要再娶两房侧福晋。”我没问他,他自己就这么说。 “噢,我想王爷已经有三位侧福晋了。” “对啊,可是王爷可以有五位侧福晋。” “我以为,一个男人有这么多女人,家中可就不会有什么安宁了。”我试探着说。 他把手一挥,就是中国人常用的表示“别再提了”那种手势,说:“这事很难说。王爷的一个女人看到王爷跟另外一个女人说话,包准是要吃醋的。”他这话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王公大臣家中难缠的家务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这样一个规矩,满族的王爷只有娶五位侧福晋,而且每位侧福晋都给他生一个儿子,才能拿到朝廷发放的全部俸禄。 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新训政。这期间,朝中重臣是庆亲王、肃亲王、溥伦。自从恭亲王倒台后,庆亲王始终统领八旗子弟,他“尽管不蒙皇上恩宠”,却十分得太后的赏识。 在太后的极力保荐下,他做过各种高官。1884年,他出任外务大臣。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他从未被贬,也没有丝毫失宠于太后。他个子不大,缺少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等大人物所具有的气质。可他一贯的特点是圆滑,正是这种圆滑使他成为同太后关系密切的重臣之一。此外,1900年义和团围攻京城时,外国公使馆之所以能够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也是他从中周旋的结果。 肃亲王是朝中八位世袭亲王中惟一一位因任职关系和洋人打交道的王爷。义和团围攻北京时,他在自己的王府中腾出一些房间来,收留外国基督徒。义和团运动接近尾声时,他被任命为正监督,在京城门口征税。以前所有的监督都没有像肃王一样上缴过那么多税收。这使得其他官员十分嫉妒。 他们都说:“要是肃王再当上一段时间的海关总长,别人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理由非难肃王。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肃王的一条过失。在保守派眼里,肃亲王坐洋车,住洋房,买洋家具,为孩子聘请英国教师,为府中女子开设学堂,这些都是指控他的证据。肃王海关总长的职务也就因此被罢免了。多亏了摄政王醇亲王,加上他所施行的改良政策,肃王才又被任命为海军统领,而庆王也不过只是个海军顾问罢了。 在所有的王公大臣中,有一个人在朝中举足轻重。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河南人。河南省位于黄河以南。这条堪称“中国心腹之患”的黄河每年泛滥都会殃及河南。袁世凯年少时,读书勤奋。他饱读诗书,也读过不少从西洋文字翻译过来的书,却从没有学过外语,更没有到过国外。这或许就是袁世凯的过人之处。他不懂外语,不懂西洋的法律,却在中国的朝廷中担任要职,为国家掌握航向,引导国家不仅躲过保守派的暗礁,也躲过了激进的变法派的暗礁,在一定时期内把国家引向了安全的港湾。 他始终是李鸿章的学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他是李鸿章的“徒弟”。袁世凯很有可能就是从李鸿章那里学来了从政的艺术。他一直是李鸿章的宠儿,这一点绝对是可以肯定的。 袁世凯年纪轻轻就开始在官场上走运,很有可能就是李鸿章从中起的作用,因为袁世凯简直就是飞黄腾达,其他官员同他无法相比。 袁世凯从朝鲜回来以后继续官场得意。后来他开始统领京城的卫戍军。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他终于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队伍。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开始构思施行那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世骇俗的变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改变四万万中国人四千多年来的保守思想。例如: 当时连钉子都不会造的中国人开始修筑铁路。 一向惟恐惊动神灵而不敢深耕的中国人,现在开始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矿。 在过去四千年始终不知道建造一所像样中学的中国人,现在在全国各省的省会都建一所大学。 以上只是三个简单的例子。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光绪要把几十个同样困难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京城里组成了一个维新派,成员多是激进甚至鲁莽的年轻读书人。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但却被变法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统治了中国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 这些维新派人物把康有为引荐到宫里给光绪皇帝做顾问。这一点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康有为因此成了维新派的领袖,这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可算是天大的一个好机会。人们都把他视为“年轻的孔圣人”,可惜他的名气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他能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很短的时间内颁布二十七道诏书,但不能让光绪皇帝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二十七个难题。这位既缺乏政治家素质,又极容易激动的“年轻孔圣人”,因为袁世凯没有参与这件事的策划而大骂袁世凯是个投机分子、叛徒。 光绪一连罢免了两位保守的礼部侍郎,两个总督,还有几位无用的保守派大臣。这些人就图谋推翻光绪。于是他们去请求慈禧太后将光绪废黜,并请太后重新回朝训政。他们说:“皇上不过是太后的侄子、外甥,是太后将他扶到宝座上的。 所以,太后有责任弥补皇上所犯的错误。”他们恭维慈禧太后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太后训政充分显示了太后是一个有谋有略的政治家。慈禧如醉如痴地听着他们的恭维,没有表示出任何要再次出山的迹象。 与此同时,光绪和那位“年轻孔圣人”是不是就无所事事了呢?当然不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既然对保守派进行道义上的劝告不行,耍政治家的手腕也对付不了他们,那么就要对他们施以武力。于是,光绪就传旨,派人去把袁世凯请来。我在前面讲过,袁世凯统领着一支训练有素,堪称全中国最棒的军队。因此,皇上命令袁世凯火速来京,把太后围困于颐和园,使之不能插手国事,以维护皇上的变法。 光绪皇帝知道,如果控制不了军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当时军政大权掌握在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的荣禄的手里。荣禄是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是个顽固派。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但是,如果袁世凯一味听从皇上的命令,而不通知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犯了杀头之罪。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皇上的诏书到荣禄那里去。荣禄立刻找到庆王,两人一起到颐和园西苑,在慈禧太后面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慈禧立刻起驾回宫,当面斥责了皇帝,从皇帝的手里拿回玉玺,并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康有为这个“年轻的孔圣人”也逃跑了。可慈禧派人逮捕了康有为的弟弟以及其他五位爱国的年轻维新人士,并将这六人在北京当众砍头。 袁世凯不但没有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反而保护了慈禧,将国家大权再次交到了慈禧手中。对袁世凯的这种“明智之举”,这种“政治家的才略”,慈禧当然是十分欣赏的。因此,她任命袁世凯为护理直隶总督。后来,山东总督因为与义和团有牵连而被革职,慈禧太后又任命袁世凯代理山东总督。 亚瑟·H·史密斯说:“袁世凯和被革职的山东总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倘若无人插手,完全让他一个人去干的话,他很快就能将义和团消灭掉。但是由于受到来自宫中的‘密令’的阻碍,他只能贴出一些措辞委婉的声明,骂一骂手下人罢了。” 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期间,有些义和团的首领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够像前任总督一样同情义和团运动。他们讲义和团法力无边,刀枪不入,即使敌人的子弹也穿不透他们。袁世凯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讲述,显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并且邀请他们 同他以及其他官员一起进餐。 餐桌上,袁世凯把话题引向了义和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勇猛。这些义和团首领就又一次给在座的官员讲述他们是如何法力无边,刀枪不入的。袁世凯让他们美餐一顿后,提议让义和团首领给在场的朋友演示一下他们的法力。这些义和团首领刚才还把自己宣讲了一番,现在当然不能拒绝袁世凯的提议了。于是袁世凯就让他们站成一列,又叫来了军中几个最好的神枪手,让义和团拳民进行演示。当时朝中很多亲王都相信义和团拳民法力无边。假如慈禧太后召集这些亲王们商议是否利用义和团来防止外国人支持光绪皇帝时将袁世凯请去,那么慈禧很可能就不会在1900年蒙受耻辱了。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在涉及到个人的政治前途时,袁世凯不仅不会遵皇上的圣旨,也不会听太后的“密令”。 他的任务就是统治自己所辖省份的百姓。由于袁世凯在山东省任总督,在1900年那个多事之秋没有一个外国人遇害,而且连“受到伤害的外国人”也几乎没有。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件显示出袁世凯和另外两个朝廷命官张之洞、刘坤一的性格的事。张之洞现任军机大臣,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大家都知道,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认为他们能将洋人赶出中国,所以她就下了很多道旨意,杀害各省洋人。袁世凯和他的这两位同事张之洞、刘坤一私自下令,只要外国士兵远离各省港口,不管太后下达什么旨意,都应与洋人相安无事,保护洋人。因此,当宫里传来密令,让他们杀戮洋人时,为了赢得时间,他们假装不相信这是宫里下达的旨意。他们声称,这是义和团造的谣言。后来,他们派特使一路赶到京城,从太后手中拿回圣旨。这时,他们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还私下告诉特使要想方设法看到圣旨的内容。倘若圣旨上说的不符合他们的意思,特使就可以在路上耽搁时间,直到义和团运动结束或是直到洋人全部从中国撤走。正是这三位汉族大臣以及一位满族总督才挽救了中国,使中国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不致被瓜分。这个事实慈禧太后没用多久也明白了,于是嘉奖这些大臣。 1900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总督。此时,整个朝廷被迫逃往西安。朝廷逃离京城后,发生了一件事,说明了慈禧太后机智多谋,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习俗的“弹性”或“灵活性”很大。这一年袁世凯的母亲去世了。按照中国社会的习俗,母亲过世,儿子需要尽孝,因此必须辞去所有官职,在家守孝三年。于是,袁世凯掉着眼泪向慈禧辞官还乡。 当时正值国运艰难,国家当然不能仅仅因为这种社会习俗,而忍心失去袁世凯这样一位得力的人物,让他在家呆上三年。不管袁世凯如何后悔自己放弃了刚刚开始的事业,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家守孝三年的。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慈禧竟然向他表示悼慰。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袁世凯的母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扬袁世凯的母亲给国家培养了如此优秀的栋梁之材。在国家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太后是不会让他辞官回家守孝的,因为在这个紧要关头,国家一刻也不能缺少他的辅佐。但太后会派人替他守孝。倘若死者在天有灵,知道自己的儿子对江山社稷如此举足轻重的话,她也足以感到欣慰了。因此,袁世凯也只好继续留任山东总督,竟然一天也没有为母亲守孝。这就是东方大国那千年不变的法规习俗。在慈禧太后这种大人物手中,这些法规习俗是多么灵活多变啊! 袁世凯曾经将慈禧重新推上宝座,光绪皇帝也间接地因此而被慈禧废黜。可以想象,慈禧对袁世凯有多么满意,而光绪对袁世凯又有多么痛恨了。光绪痛恨的不只是袁世凯,还有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甚至包括庆亲王在内。从1898年到光绪驾崩整整十年间,光绪虽然人被囚禁,对于那些导致他下台的人,“心却愤怒地燃烧着”。 袁世凯十分圆滑,私自违抗了太后的圣旨,从而保护了他管辖的山东省境内所有洋人的生命,维护了局势的稳定。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各种荣耀才一古脑儿地向他扑来,这也并非全无原因,其中的缘由我们不久就会了解到。 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大阿哥的太子少保。1902年太后又赐他黄马褂,让他负责修建北方铁路事宜,并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为朝廷出谋献策。尽管他没有受过任何西式教育,但他却在自己管辖的省建立起一套公立学校的体系,这是整个中国前所未有的。但我们需要记住,在他头顶上方始终都悬着一把从宫里伸出来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因为那是最后一幕。 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期间结识了北洋大学校长坦尼博士。北洋大学是十多年前李鸿章创办的,学校课程设置良好,每年有大批的年轻学子毕业,他们的前程要比各地那些商业学校毕业的翻译人员强得多。袁世凯于是就把坦尼博士找来,仔细地询问美国公立学校体制。 “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能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呢?”袁世凯问道。 坦尼博士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里的人都不愿服从这些条件罢了。” “什么条件?”袁世凯问道。 “条件是在所有的大城市开办学校,聘请有能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教师。假如他们乐意干的话,只要他们不信口开河,付给他们合理的工资。” “请问,您是否愿意帮助我们逐步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坦尼博士说。 “什么条件?” “条件是,学校的选址要由我来决定,教师的招聘要由我来负责,他们的工资也由我来定,最后我把账单交给总督阁下。阁下只需出资,无需过问办学的事。” 袁世凯和坦尼博士是老相识了,他对坦尼博士的能力及人品都十分信赖。于是他就放下办理天津及保定府大学堂的任务,全权委托坦尼博士筹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公立学校体制。即使不算袁世凯所做的其他事,单凭这一件事也足以让太后挽留他继续留在朝中任职,尽管他的腿“患有风湿病”,但是慈禧太后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义和团运动中曾有一个时期,我在任何书籍杂志里都没有仔细描述过。我们都知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留在北京的欧洲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孩子,还有海关官员、传教士、商人、游客以及中国基督徒,都被围困在英国使馆以及肃王府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防御的。整整六个星期,义和团和统帅董福祥带领的军队对他们进行日夜不停的炮火攻击。但有一件事我们不知道,或者说至少没有仔细描述过。 那就是,在“庆亲王及其他人”的带领下,有人秘密策划挫败慈禧太后、义和团首领和保守派及其军队,从而保护困在使馆中的囚犯,事情是这样的: 庆亲王以及京城里其他人士发现无法说服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又不敢公然反对他们,于是就秘密决定,不能杀害外国政府代表,否则中国的命运就注定了是灭亡。后来他们发现,袁世凯和其他省的一些总督宁愿违背太后的旨意,也要用计挫败义和团,于是,为了保护各国公使馆,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家,他们决定效仿袁世凯。他们悄悄地派人给被围困的使馆送去食物——可那些被困在使馆中的人却不敢吃,害怕被毒死——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北京作为警卫,万一使馆受到被摧毁的危险,他们的军队可以前去救援。事实上,庆亲王及其同仁带领的军队与义和团首领董福祥的军队之间常有激战发生。假使义和团最终获胜,袁世凯、庆亲王及其同仁就会掉脑袋。但事实是,义和团失败了。将义和团送入坟墓的正是这些王公大臣。 袁世凯也是腹背受敌。一是他见到光绪的密诏却不到京城来,违抗了光绪的旨意,并进而导致了光绪的下台,皇上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他没有杀害所管辖的省内的洋人,从而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旨意。就凭这一点,假如义和团最终胜利了,袁世凯肯定是会掉脑袋的。然而,义和团失败了。袁世凯虽然抗旨,却挽救了国家。所以,只要慈禧还大权在握,袁世凯就会平安无事。可是总有一天光绪皇帝会和他算账的。太后毕竟老了,可皇上还年轻。按照自然规律,太后肯定会死在皇上前头。现在袁世凯惟一的希望就是皇上死在太后的前头,因为皇上发誓要报仇雪恨,惩罚那些导致变法失败、使他身陷囹圄的人。 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是朝中一位高官的友人。这位官员过去十多年来每天都要进宫,因此也了解宫中秘密策划的各种计谋。然而,这么多年来却没有一桩事将他牵连进去。 他在朝中始终位居高官,从未被降过职。有一天,这位官员在宫里时,光绪皇帝以为自己说的话不会传到对手耳中,就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皇上说:“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受的苦。” “是吗?”这位官员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啊!”皇上接着说,“太后不允许我和外面来的任何人说话。我一点儿权力也没有,没有人陪伴我,就连太监都不尊重我,就像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尊重我似的。”然后,他又压低了声音说:“总有一天,我会和他们算账的,太后也不会总活着。有朝一日,我就要亲自惩治那些把我送到这儿来的人,让他们和我现在一样受罪。” 光绪的这番话并不是没有可能传到袁世凯耳中,在中国总是隔墙有耳。所有的东西都有耳朵,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传话。假如光绪说的话被传出去,那么这就是光绪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密谋,也是袁世凯官场生活中的倒数第二次密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布自然规律,不让慈禧死在光绪前头,同时也不能让世人怀疑你在利用某种神秘的手段。光绪必须是自然死亡,丝毫不能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不能是慈禧头一天驾崩,光绪第二天也驾崩,那样会让人议论的。所以,光绪应该死在慈禧之前几天。 但事实是,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慈禧“得了中风”,无疑是自然死亡。可是袁世凯的仇人告诉我们,有人给光绪皇帝请了一位西医,而这位西医是袁世凯花了三万三千美金雇来的。据说,实际上是慈禧先驾崩,然后光绪才驾崩的。但先宣布的是光绪驾崩的消息,转天才宣布了慈禧驾崩的消息。那我们从中又能推断出什么呢?说光绪是被毒死的?姑且就这样认为吧。当时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宫里可能会给皇上请个西医,但皇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袁世凯请来的医生的。假如得病的是你我,我们会让使我们下台的人来给我们请医生吗?就算是袁世凯给皇上请了个西医,皇上是慢慢被毒死的,那么袁世凯又怎么能摆布庆亲王、摄政王(光绪之弟)、宫女以及宫里成千上万的太监,等皇上被毒死后再宣布太后驾崩的消息呢?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假如皇上是被毒死的(大家都相信这是光绪的死因),那么染指此事的也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人,否则他也早就被杀了头,尸体送回老家,而不会再说什么“腿有风湿”了。 既然如此,又怎么解释这其中的原因呢?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宫里以及朝中大臣都认为光绪不宜继续做皇帝,与其让光绪搅乱了整个朝廷,不如让他从此消失。他们甚至不让西洋医生去给光绪看病,并称皇上依然想看中医,这是皇上的意思。所有这些都表明,光绪之死并非一人图谋所致。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袁世凯成了宫里以及大臣们的替罪羊了?为什么世人都指责他杀害了光绪皇帝呢?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阴谋。自从光绪和慈禧死后,那些激进的维新派,也就是康有为的追随者,吵着闹着要将谋害光绪的凶犯绳之以法。他们说袁世凯背叛了维新变法事业,他不仅在1898年背叛了光绪皇帝,而且还一手造成了光绪之死。为了将事态平息,摄政王载沣最初可能想把袁世凯正法了事,但无奈张之洞说不可,只好在1909年叫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去了。 我认为袁世凯这时候所用的借口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先说自己“腿有风湿”,随即又说“皇恩浩荡”。所谓“皇恩浩荡”可能是真心话,也可能只是套话罢了。暴风雨过后,天空放晴之后,袁世凯可能就像当初李鸿章及其他人一样东山再起。我认为,那当然是洋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 第十九章 帝王之都北京城 现在的北京是一个人们尤其感兴趣的地方,因为各方不同的力量,不管是对中国扶持还是毁损,都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首都北京。京城皇宫宝座上坐着权力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终日愁眉不展的皇上。在皇上旁边,甚或在他上方,坐着的是一个思维敏捷、永远十分警觉的女人。她的话对皇上、大臣以及社会底层的人来说,就是法律。京城里住着朝中各部门的官员、满族贵族、主要政党代表人物,负责起草宪法以及圣旨的官员,还有头脑敏锐的外交家。国际政治舞台对他们来讲犹如一盘棋,面对来自欧洲的对手,他们对怎样赢得这盘棋胸有成竹。——R.F.约翰斯顿《从北京到曼德雷》 现在的北京城是在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小城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公元前五百年,这里是一个小国的国都,然而却在三百年后修筑长城时被毁掉了,但不久得以重建。从那时起到现在,这座城市几经变迁。 北京城也许不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城市,但它起码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带有城墙的城市。鞑靼城方圆十六里,周围是高达四十英尺的城墙,城墙底部厚六十英尺,顶部厚五十英尺。墙外有六英尺高的栏杆,城墙上端都开有枪眼,非常漂亮,保存完好。城中街道都有六十英尺宽,有些地方甚至更宽。这些街道都是碎石铺路,晚上有路灯照明。 京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黄包车。另外,在旅店附近的马车房也可以随时雇到马车。顺便提一下,北京城里的旅店就像其他东方城市中的旅店一样,能给远方来客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 鞑靼城中央是皇城,方圆八里,周围是一道六英尺厚、十五英尺高的城墙,每面墙上各有一个门。在这个皇城的中央就是紫禁城。这个占地不到二分之一平方英里的地方就是皇宫所在地。京城里每个月都有十四天可以去赶庙会,这些庙会分布得很均匀,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次庙会。有时,一天竟能赶两场庙会。假如你认为京城里的中国女人生活闭塞,那你就错了。大街上几乎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她们。天气晴好的时候,庙会上以及周围的街上都挤满了大姑娘、小媳妇。她们穿着颜色亮丽的衣服,头发上插着各种假花,身后跟着衣着同样亮丽的小孩子。她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玩具、古董、家庭用具,从陀螺到扫帚,从玉之类的宝石到用实心水晶雕琢而成的鼻烟壶,乃至买菜的篮子、芦苇编的簸箕等等。 北京因为是朝廷所在地,朝中高官也多住在京城,因此也就收藏了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非基督教民族所制造的最好的产品。中国在瓷器制造方面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全国各地生产出来的最好的瓷器总是运往京城,供皇宫使用。所以,我们在皇宫里就看到了从康熙到光绪、慈禧统治期间最好的瓷器,而且还有以前各朝代的珍品。除此之外,中国生产的铜制香炉、雕像、木雕或象牙雕刻、刺绣、挂毯,还有六百多年前中国的绘画,这些都是举世闻名的珍品。在北京城里,我们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世界上最精美的东方地毯。这些地毯早在美国建国多少年前就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种古色古香的地毯是北京城悠久历史的见证。 多少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长于刺绣。他们用丝绸、丝线缝制出来的衣服是世界上最好的。在这方面,汉族人比满族人更心灵手巧。住在北京的主要是些达官贵族及其家属。 他们扔掉的衣服虽然穿了一些年头,但是连一个污点都没有,这样的衣服往往就到了服装贩子手中。朝廷官员以及皇宫里面穿的都是从西伯利亚、满洲里以及世界其他各地买来的最好的裘皮,有海豹毛皮、水獭皮、松鼠皮、紫貂皮等等。这些上等裘皮在中国购买要比在美国购买便宜一半多。中国女子不大喜欢钻石,她们更喜欢的是珠宝。集市上到处可以见到这些珠宝,游人在这里购买珠宝会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购买要便宜得多,而且成色也要好得多。 中国人喜欢珠宝胜过钻石。有一次,一个卖珠宝的人拿给我一个漂亮的戒指,里面是一颗很大的蓝宝石,四周是二十颗钻石。卖珠宝的人嫌我给他的价钱太低,就说:“我要卖那么便宜,还不如把它拆了,把钻石卖给补碗的匠人做钻头用,那样我挣的钱会比这样要多。我只是不想毁了这个戒指罢了。”在中国,抛光的彩色宝石始终深受中国人喜爱。绿宝石、蓝宝石、红宝石以及其他一些带颜色的宝石在京城集市上常常可以看到,而钻石在不久以前还都是一直用在修补匠的钻头上。不知是不是真的喜欢,总之,慈禧晚年以及很多与洋人接触比较多的人都表现得十分喜爱钻石,尤其是钻石戒指。 把古代的工艺品运到京城,还有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就连生活在北京城的人也未必知晓。京城里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常在一个名叫“新客栈”的旅店里碰头,并派出人到全国各地购买古董,比如瓷器、名画、刺绣、陶器,甚至是古代的一片瓦、一个砚台。然后他们把这些东西拍卖给古董商。拍卖会通常在每天中午开始。我头一次去拍卖会是和一个爱荷华州的朋友一块儿去的,他非常想弄些独特的中国瓷器。拍卖人并不“叫卖”那些拍卖品。买主和卖主都不用说话。买主都不知道对方开的价。拍卖人站在一个紧闭着门的屋子里,把古董从一扇高高的窗户里递出去,外面的人都能看得见他伸出去的手。想要这件古董的人都争着抓住拍卖人的手,那件古董就藏在他长长的衣袖里。他们通过攥住拍卖人的手指来告诉拍卖人他们想出的价钱。这是我惟一见到的一次真正意义的“在袖子里”的拍卖。拍卖人觉得谁最先开的价钱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把古董卖给谁,尽管他这样做不如让买主公开竞价获利更多。 北京城里的景点哪个也比不上皇上祭天的地方更引人入胜,其中建筑最漂亮、设计最雄伟、气势最庄严的就是天坛。 仅建造这么一座天坛竟占用了604亩良田,这真是有点难以想象。再想一想我们那些大教堂,塞在某个小城里的弹丸之地,被造价高出教堂几百倍的大小工业建筑所遮挡。这么一想、一比较,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出天坛的宏伟壮观了。天坛里面很大一部分地方种着雪松,其中很多雪松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另外一些地方用做牧场,放牧着一群黑牛,用做祭祀的牲畜就是从这里挑选的。天坛里面的地面不如我们西方的公园、教堂的地面保养得好,但是建造这么一座宏伟的天坛,也只有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在天坛祭天是中国所有宗教仪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个仪式是中国远古时代一神崇拜思想遗留下来的。后来孔子的理性思想以及佛教宣扬的多神崇拜才逐渐在人们的思想里占领了主导地位。天坛祭祀仪式非常复杂,执行起来十分严格。仪式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冬至。每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皇上都要坐着金黄色绸子大轿,由三十二个轿夫抬着,到天坛祭天。轿子前面开路的是乐手,轿子后面跟着骑马的王公大臣。到了天坛以后,皇上先去放牌位的大殿,给上天以及他的祖先烧香、叩拜。然后,皇上要去祭坛看看祭祀物品。最后皇上来到斋戒宫,在那里吃斋念佛。转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他穿上祭祀时穿的衣服,来到圜丘祭坛边,跪下烧香,并向上天祈祷、给祖先烧香。他祖先的祠堂、灵位都安放在祭坛东北角以及西北角。 天坛里面有两个祭坛,即皇穹宇和圜丘,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设计出来的最壮观的宗教建筑。圜丘用大理石建造而成,是一座白色的三层圆坛,底部宽210英尺,中间宽150英尺,顶部宽90英尺。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分为三层,每层九个台阶。坛的上层是一块巨大的圆石,头一层是九块石头,第二层18块石头,第三层27块石头,以此类推,最下一层是九九八十一块石头。皇上跪在圆石上,周围是环形的石头,再外围是一圈圈的坛,最外边就是地平线了。这样,在皇上自己和其随行人员看来,皇上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只有天空能将他围起来,只有头顶上的苍穹能将他盖起来。 天坛以及在天坛举行的祭天活动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祭祀用的物品只有一头牛、一些土产品以及从前象征着主权的一根玉柱。用于祭祀的还有十二捆布匹,代表着先前的皇上、太阳、月亮。祭祀用的牛必须是两岁大,而且要用最好的牛,浑身都不能找出半点毛病。以前祭天时都是皇上亲手杀牛,现在由皇上指派大臣代替皇上杀牛。 在我看来皇穹宇是中国建筑中最美的。它比我刚才所描述的圜丘要小一些,中间耸立着一座高大环形庙宇,有三层屋顶,高达99英尺,屋顶都是深蓝色琉璃瓦铺成,房檐颜色亮丽,外面用铁丝网罩住,以防飞禽啄食破坏。在皇穹宇的中央、祭坛的正前方是一块环形的石头,和前面提到的圜丘一样。 殿里天花板上用高浮雕勾勒出金龙,整个大殿都由高大的柱子支撑。1890年这座建筑物遭雷击。在随后的十年中对它进行了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英国军队在此驻扎。有些人就到里面搜寻古董,由此大殿遭到破坏,但破坏得不是很严重。此间死在北京的印度士兵就在天坛被火化了。 中国是一个有三千年农耕历史的大国,这在先农坛有些反映。先农坛位于天坛的对面,占地三百二十多亩,有四个大坛,附近还有一些大殿。这四个坛分别是用来祭奠天、地、年、神农这四位神灵的。神农是古代耕作之人,这座庙宇就是为了纪念他而盖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美国士兵就驻扎在此,没有造成什么损坏。有一次,一些士兵将一支大瓮掀翻了。这事报告给指挥官后,指挥官命令全连集合,将瓮再重新摆放好,并且教训士兵不能损坏庙里的任何东西。 先农坛中辟出很多块地,其中一块地是供皇帝耕作的,每年仲春皇上在此躬耕并祀先农神。看到这些皇家庙宇,人们不禁感叹中国这个民族的伟大,竟能建造出这么宏伟壮观的建筑。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感到这些庙宇以及那些鼓舞、支撑这个民族的东方信仰却无法实现其教育、启迪民众的目的。 仅就这一点而言,很难说它们达到了目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曾经在科技上领先世界的中国现在如此落后,我们不能不为这些宏伟的建筑而感到悲哀,因为当今先进的科学成果不是来自中国,而来自基督教世界。 北京城里还有三座皇家寺庙,规模和我们刚才描述的那些一样大。日坛位于城东,月坛位于城西,地坛在城北。必须说明的是,到这里来朝拜的间隔并不是很严格的。在鞑靼城还有两座庙宇,一座是喇嘛庙,另一座是孔庙。喇嘛庙里有一尊七十五尺高的佛像,每天大约有1300到1500名和尚到此朝拜。这尊雕像是用水泥放在一个模子里灌注而成的,并不是像有人说的用木头制成的,也不是像现在很多导游告诉我们的那样。走上几级台阶,就可以到与佛像头部一样高的位置。每当皇上到庙中朝拜时,就会在佛像头部附近点上一盏灯。庙中东侧翼是一把祷告椅,坐在这把椅子上可以到达好几层楼高的地方。每次皇帝到庙中时,庙里就会把这把椅子搬出来,让皇上坐。东面的屋子里有一些神像,比如说描绘天地之初的那些神像,看上去很有意思,但有时看起来却也十分让人讨厌。最近几年,这些神像外面又给披上了幔帐,使得这些神像让人觉得多少有些肃然起敬。 这座喇嘛庙十分壮观。一进门首先是两个大拱门,上铺黄色琉璃瓦。一座宽敞的庭院直通到前门,两旁住着喇嘛以及蒙古僧人。大约九点钟,到了念经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身穿黄色僧袍,到各个大殿去念经。 孔庙离喇嘛庙只有四分之一里远,但这里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于喇嘛庙。这里我们既看不到和尚也看不到偶像。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牌位,上写着“先师圣人孔夫子”,这是孔子忠诚的弟子为他立的。院子两边是一排排的房子,东边的屋子摆放着七十八个贤人的牌位,西边的屋子摆放着五十四位才子的牌位。这些人中八十六人是孔圣人的学生,其他人也都间接地师从孔子。道家不论才学多么渊博,佛家不论思想多么纯净,思想家不论见解多么独到,在这里都不会找到一席之地。这是一个专为孔子的儒家思想而建的庙宇。 我在这座孔庙曾经看到人们将一头整牛按倒在桌上,剥掉皮,内脏掏出来,让牛对着孔圣人的牌位跪在桌上。猪、羊等牲畜也按照同样的办法,放在孔子学生的牌位前。 道家学说在中国传播了二千四百年,儒家学说有两千三百年,佛教一千八百年,伊斯兰教一千两百年。假如我们相信中国人自己说的,在这么长时间里,中国都一直在沉睡。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书》传到了中国,《圣经》也在中国境内流传开来,中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开始修建铁路,开采矿石,创建教育机构,使用电报、电话,开始采用西方国家的工业技术,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里,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吗? -------------------- 第二十章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 慈禧为自己建造了豪华奢侈的坟墓,但谁知道她能不能在里面安眠?谁知道后世之人会不会搜劫慈禧墓中随葬品去装点自己的坟墓?慈禧老了!按照那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她的身体会每况愈下,她那坚强的意志也变得脆弱不堪。她那双一向远见卓识的眼睛,现在已变得暗淡无光。慈禧之后,又会是谁来对付洋人入侵,平息中国的内乱呢?——汤雷夫人《我的中国见闻》 一九○八年十一月中旬北京紫禁城简直就成了一个大舞台,台上一片漆黑,台下坐着的是关注事态发展的整个世界。 他们都急切地等待着。他们不用再多等了,因为十五日、十六日两天相继传出了光绪和慈禧在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内双双宾天的消息。消息一出,举世震惊。本以为中国即使不发生一场大变革的话,也会有人游行示威,结果是什么事情也没发 生。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个最难的外交问题虽然没有用政治家常用的手腕来解决,却也是由慈禧太后和手下大臣以比较和平的手段解决了。中国皇帝的宝座上又扶起了一个新皇上,虽然这个新皇上还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继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此重大的国事竟不如纽约或芝加哥竞选市长所引起的骚动大,中国是一个君主集权制的国家,美国是共和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此时竟很难让人说个明白。 至于十一月上旬紫禁城里发生了些什么事,世人做出了各种猜测。这些好奇的人们能否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只能留给以后的人去决定了。我们手头有当时北京城里外国公使馆接到的圣旨,我们所能了解的也就是这些了。从这些圣旨中我们了解到任命醇亲王为摄政王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个任命是光绪驾崩之前二十四小时之内写的,至少是那时候宣布的。十一月十三日外国公使代表从庆亲王所在的外务部这个正当渠道接到慈禧太后的圣旨。慈禧皇太后诏曰:“封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监国。”随后又是一道圣旨:“载沣之子溥仪领在宫中教养,御书房读书。”这就暗示着新皇上就是溥仪,光绪即将退位,所有这些都是慈禧太后的意愿。十一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就颁布了如下的诏书: 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亦未有子嗣,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乘大行皇帝之祧。钦此。 关于光绪皇帝之死,外人自然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此事和其他宫廷秘史一样,真正的秘密都埋藏在李莲英及其他亲信小太监的脑海里。而且,北京城里的满族、汉族大臣都各执一辞,一人一个说法。有人说李莲英等大小太监素来为光绪皇帝深恶痛绝,如果慈禧先死而光绪随后重掌社稷,必对李莲英等大小太监不利。于是他们谋划毒死了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对太监们的谋划并不知晓。 这种说法也只是推测而已,没有充足的证据。下面的这种说法或许更为可信。按照这种说法,光绪皇帝同样死得有点奇怪。但他是被人毒死,还是自然死亡,如果是被人毒死,又有哪些人参与其中,我们都无法考察,只能猜测了。 据中国的官方记载,光绪皇帝虽然自小血气不足,身体嬴弱,但所患的都是慢性病,如“遗泄”,“头痛”、“发热”和“痨症”等等。就在慈禧太后患病期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紫禁城接见了来访的日本外交官。十月三十日又在紫光阁宴请了达赖喇嘛。十一月三日恰逢慈禧太后寿辰,光绪皇帝又率文武百官去给慈禧祝寿。如果说光绪的慢性病突发,病情也不至于使他突然死亡。况且据当时的御医记载,光绪皇帝没有什么大病。在此期间,慈禧太后曾经命令庆亲王和袁世凯为光绪皇帝在全中国广罗名医。光绪在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有一个西医师叫屈桂廷,此人就是由庆亲王授意、由袁世凯推荐入宫为皇帝看病的。 据传十一月十一日,当袁世凯推荐的这个御医再次进宫护理光绪皇帝时,发现他突然肚子痛得厉害,而且还在床上乱打滚。屈桂廷也大惑不解,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皇帝有这种症状。随即有人向慈禧报告了这一情况,而慈禧不但不悲愁,反而有安心之状。十一月十三日,慈禧一边公布了皇帝“病甚”的消息,一边降下懿旨,宣布立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让溥仪在“宫中教养”。 此时弥留之际的光绪皇帝头脑依然清楚。庆亲王把慈禧太后的旨意讲给光绪,光绪听了以后说:“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不必疑惑,太后的主意不错。”当他听说立醇亲王为摄政王的时候,非常高兴。光绪知道自己大限已到,开始写他最后的遗诏,但言辞含糊,别人无法知道他的意思。这份遗诏刚开始时在皇后的手中,十分秘密。这时候朝廷又下命令在全国上下搜罗名医,火速遣送北京为皇帝治病。十四日下午五点钟,光绪皇帝就驾崩了。当时有太后、皇后、妃嫔和太监数人在场。慈禧太后遂匆匆回宫,颁布光绪的遗诏。光绪的遗诏说: 钦乘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三十四年中,仰禀慈训,日理万机,勤求上理。念时势之艰难,折中外之法治,辑和民教,广设学堂,整顿军政,振兴工商,修订法律,豫备立宪,期与薄海臣庶,共享太平……每念我民满目疮痍,难安寝馈。朕气血素衰,自去年秋间不豫,医治至今,而胸满胃逆,腰痛腿软……阴阳俱亏,以致弥留……在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慰慈怀,钦承付托,忧勤惕厉,永固邦基。尔京外文武臣工,其精白乃心,除破积习,恪尊前次谕旨,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尽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丧服仍依旧制,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之。 而慈禧此时神态安详平和,宫里上上下下无不惊讶。慈禧太后随后下诏宣布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乘大行皇帝之祧”。国事托付给监国摄政王,如有要事,仍然要秉承她的旨意行事。慈禧太后在临死前仍然紧紧抓住大权不放,摄政王载沣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摄政王的这种虚名直到慈禧宾天后才告结束。此时的慈禧仍然希望长享高寿,永执大权。只要她还活着,摄政王就永远不能专断国事,他和光绪皇帝一样徒有虚名。 十一月十四日,慈禧太后还在终日料理国事,一直到晚上才休息。第二天上午,又像往常一样忙碌,召集军机大臣、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也就是荣禄的女儿)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并以新皇帝的名义降谕,说从此称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太后。当天下午忽然晕倒,很长时间后才醒来。大概她预感自己末日将临,就召集光绪皇后、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等人,降下上谕,逐一吩咐后事。其上谕说: 奉太皇太后懿旨,昨已降谕,以醇王为监国摄政王,秉承余之训示处理国事。现予病势危急,自知不起,此后国政,即完全交付监国摄政王。若有重要之事,必须禀报皇太后,即由监国摄政王禀询裁夺。 这个上谕虽然寥寥数语,但是,凡是熟知中国宫廷的情况,了解慈禧太后一生的人,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即使慈禧太后死了,光绪皇后也就是现在的新太后,作为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如遇朝中大事,仍可参与。这样,叶赫那拉氏在朝廷中就可以获得永久的权势。有了这个上谕,载沣或者其他人都不敢轻举妄动。隆裕太后也就使用这个上谕,寻找借口轻而易举地撤掉了端方直隶总督的职位。 慈禧太后降了这个上谕后,病情很快发展到弥留之际。 于是命令人起草其遗诏。军机大臣草拟好了拿给她看,她改动了几个地方,又加上了几句话,说她之所以在归政光绪皇帝后再行训政,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她问众人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自己说:“我一生垂帘听政数次,不了解我的人都说我贪权,实际上我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做。”遗诏中最后几句话是她自己所加,意思是返观她的一生,她自己没有什么后悔的。 遗诏写完以后,慈禧仍然神志清醒。虽然已是弥留之际,她还是接着和身边的人谈话,态度平和安详,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后来她渐渐昏迷,侍者都以为时候到了。然而,她忽然又清醒了。即使是临死前的几分钟内,她仍然抱着生还的希望。 慈禧太后掌握中国的大权接近五十年,然而她最后的几句话实在是出人意料。她说:“以后决不能让妇人干预国事。 这样本来就与我朝的家法相违,一定要严加防范。也不能让太监专权,明朝末年的教训,实在值得我们警惕。”说完了这几句话,这位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就宾天了。 就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入膏肓的几十个小时里,摄政王作为清政府的代表接二连三地向北京的外国公使馆发出通告。但是,至于为什么光绪和慈禧几乎同时宾天,当然他是不可能给我们解释的。 这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短短的二十小时内先后宾天后,大清王朝宾天的日子也为时不远了。 -------------------- 第二十一章 晚清朝廷与新学 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治算学,亦必与时文有益。 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张之洞《劝学篇》 和很多重大的改革一样,晚清朝廷中对于新学的态度发生转变,最初也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我们已经讲过,为了哄好小光绪,太监们想法设法买了各种各样的西洋机械玩具。 小皇帝稍大一些,太监们又给他买来了精致绝伦的钟表、手表。光绪少年时对电报、电话、汽车、轮船、电灯、蒸汽机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并把这些东西买到宫里,后来又在全国推广。 后来为了宫中的娱乐,他又派人买来了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和自行车等等洋玩艺。总之,所有独特的、有用的现代西方的一些发明都被他买到了宫中。 然后,光绪就开始学习英语。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有人送给慈禧一本《新约》,光绪得知后立刻派人从美国圣经公会买回来一本完整的《圣经》。他开始学习《路加福音》,这使他对外国语言和文学有了一定的鉴赏力。他派太监跑遍了京城里的大小书店,买下了所有从西洋文字翻译过来的书籍,把所有精力都投人到阅读西书当中去了。不久,国外就议论纷起,说中国皇上正在读西洋书籍,很快就要信奉基督教了。 从1894年到1898年,光绪始终坚持阅读西洋书籍,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年轻读书人都竞相效仿皇帝。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其中心思想可以说就是要采用新学。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后来呈献给了光绪皇帝,更加坚定了皇上变法维新的想法。 现在我们看看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人们曾经认为光绪倾向于洋务派,并对此大加赞赏。而事实上,这个年轻的皇帝竭力发动变法维新也正是为使中国强盛起来,抵御外侮,特别是欧洲列强入侵。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了旅顺港,日本人占领了台湾,英国人占领了威海卫,法国人占领了广州湾,连意大利也迫不及待地要瓜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英文报纸无一例外地都报道说中国将要被列强瓜分了。所有这些都使得光绪皇帝开始致力于变法维新。 于是,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正式宣布了变法维新的开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毕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朱明积习,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是明白宣示,尔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忿然为雄。佩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这道诏书使得成千上万在仕途上拼命挣扎的年轻读书人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抛到了一边。在很多省会、开放的港口以及主要的城市建立了变法维新组织。各地广设印书局,出售光绪皇帝学习过的各种西洋书籍。刊印发行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到处举行各种讲座,设立了众多的图书馆。很多学生到教会学校学习,内容涉及文学、科技以及宗教。基督教徒和牧师甚至还被太监请到宫中,在宫中吃饭,给太监们讲道。可宫里的小皇帝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自强,才能抵挡住欧洲列强的入侵?” 光绪皇帝在建立新学时期颁布了很多重要的诏书,其中一条是1898年6月11日下达的,命令筹办京师大学堂,经费由清政府筹集。他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举办……其愿入学者,均准入学肆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年轻的光绪皇帝并不是为了追求西方的文明而倾向于洋务,他想要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在当时那种国运艰难的情况下,正是这种由知识而产生的力量,才能挽救中国,使中国不至于亡国。 6月26日,光绪皇帝对那些传达圣旨时敷衍因循的亲王或大臣亲自审查,责令他们即刻去办理。不久宫中就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官方创建的大学终于成立了。 我们希望这所大学能够实现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皇帝的心愿。 光绪知道,只靠京师大学堂这样一所新学机构是无法实现他的心愿的。7月10日,谕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州县设小学校,并限各省总督两月时间报上其所辖省内学校数目。各地方捐办之义学、社学,也一并“中西兼习”,共同为京师大学堂输送人才。凡是没有在礼部登记的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校,传播西学。光绪皇帝的这个想法和张之洞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筹建学堂的经费大多出自中国商船公司、电报公司以及广东的彩票公司。 8月4日,光绪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以期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而行”,大力造就人才。8月9日,任命马丁博士为教务长,首肯了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所选校址。8月16日,谕令创办译书局,翻译西洋科技、艺术、文学书,翻译西洋教科书,在中国学堂使用。8月19日,颁谕正式宣布,“各项考试,改试策论”,并废朝考之制,这样就斩断了同旧的政体之间最后的一缕联系。 光绪皇帝颁布这些变法维新的诏书时,慈禧太后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知道慈禧如此按兵不动,似乎完全不符合她一向反动的原则,那么慈禧为什么不伸出手掌,阻止光绪及其同党呢?此时的慈禧太后则正在离清宫十五里远的颐和园避暑。对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既不提任何建议,也不表示反对或是阻挠。后来,两批大臣亲王先后到颐和园,请求太后回宫训政,控制事态发展,从而保护他们不受流放,不被砍头,也使太后不致受囚禁,这时慈禧才同意起驾回宫。这样一来,慈禧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置于保守派手中了。除了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及在各省设立学校之外,光绪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暂时被撤回了。慈禧也竟然能够允许义和团同八国联军较量武力。 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失败这两三年间慈禧的政治生活,我们在前面专门辟有一章,已经谈过了。义和团失败后,慈禧带着朝廷从西安又返回北京,开始颁布和光绪在维新变法时颁布的诏书一样的圣谕。1909年8月29日,慈禧谕令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代之以论时务、西方法律或政治经济的文章,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道圣谕的另一面。她说,过去军中选取将才是通过较量力气,比赛剑法以及地上、马上的射法。这些方法对现代军队毫无用处,因为现代军队最重要的是军事谋略以及军事科学。因此,应废除旧式选才办法。和光绪一样,慈禧变法想做的头一件事也是使军队强大起来。 这样,当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强国毫无任何理由地打算瓜分她祖先留下的领土时,如果有必要的话,她就能够用战船、大炮将他们拒之门外。 1901年9月12日,慈禧又颁布一条上谕,命令全国所有学校都改习西学,各省会都设立一所京师的学堂那样的高等学校,郡城以及各地区都应设立中等学校或小学校。这简直就是1898年7月10日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的翻版,只不过慈禧还没有像光绪那样把祠庙都改成学堂。 1901年9月17日,慈禧命令其他省的总督应当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一样,选送有才华的年轻人根据他们各自的天赋到国外学习西方科技、艺术,以便他们回国后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 以上就是光绪和慈禧为了发起新学而颁布的一系列诏书,旨在使中国强盛起来、焕发活力。那么他们推行新学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山西的一所学堂招收了三百名学生。这所学校设立中文及西文两个部门。学生在第一阶段修完中文后,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西文。学校的六位西洋教授都具有西方大学的学位证书。此外,学校还有六人在一名洋人指导下负责翻译国外大学的教科书。1901年到1902年之间,在慈禧的敦促下,全国共有十个省份设立了高等学校,朝廷为开办学校筹集了四十多万美元。下面是1901年到1902年间南方六省每三年一次的乡试时考官出的一些问题: 1.中西法律各异,西人不受中国法律惩罚。中国若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做何举动? 2.西洋经济发达原因何在?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中国该怎么办? 3.按照国际法,任何人是否有权干涉他国内政? 4.请说出在山东修建铁路的好处。 5.学习化学对农业发展有何重要性? 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时,让赫义斯博士辞去了登州府长老会大学校长之职,接受了山东省会济南府官办大学校长之职。 赫义斯博士还设计了一个方案,在山东省境内设立中、小学,向济南府这所大学输送人才。袁世凯同意了赫义斯博士的这个方案,并上书皇上。慈禧派人抄印了袁世凯的上书,发给各省总督,命令他们严格遵照上书中所陈之事去办理,不得有误。 不久,赫义斯博士就和袁世凯为了一项规定而分道扬镳了。袁世凯认为,“每月初一、十五,中国教习应带领学生叩拜孔夫子以及山东历史上的先贤圣人”。这一规定使得赫义斯博士以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老师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不久,袁世凯就不得不又规定:凡是信奉基督教的教师可以不参加这个叩拜孔夫子的仪式。与此同时,京师大学堂中信奉基督教的老师也可以剪掉辫子、穿西装,因为那样既方便又卫生。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又请坦尼博士设计方案,筹建几所大、中学校。这件事做得很大,到目前(1909年)为止,“仅直隶省就有九千所学校,都是西式学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中小学共四万多所”。这些都代表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中教育变革的一个方面。 妇女改习新学所带来的影响比男子更深广。早在1877年马丁博士曾说过,“中国一万名妇女中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他的话代表了当时西方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 1893年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就对马丁博士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如果没有事先的研究、准备,中国人对马丁博士的观点深信不疑。可是,我发现世界上第一本教女子识字的课本就是由一位中国女子编写的。很多年来,中国一直有专为女子准备的《四书》,相当于旧学中男子所读的《四书》。这些专为女子准备的《四书》曾经印过很多版,几乎在中国所有上等人家都广为传阅。1894到1900年间,每次到我家拜访我妻子的中国妇女中,至少总有一人读过这些书。而慈禧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说明了旧学体制下女子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女子有强烈的追求新学的愿望,当她们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时,慈禧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妇女日报,并由一位女子任该报编辑。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在中国旧学体制下,一万名女子中不止有一人能读书识字。在新学体制下,中国女子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看到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中国妇女接受教育方面还有什么悲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