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　　作者：赫德兰著（美）　　译者：吴自选 李欣　　原序　　十年以前，要探究中国宫廷的内幕几乎是痴人说梦。皇帝、慈禧太后及嫔妃们都居住在紫禁城深宫，远离他们急于了解的世界，而外面的世界也同样急切地想了解他们。后来，光绪皇帝就发动了变法，慈禧太后从幕后出来重新训政。由此，中国宫廷开始与欧洲人打交道。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夫人给慈禧太后的母亲、姐妹以及宫内许多福晋、格格和朝廷贵妇做内科医生。出于社交或职业的需要，她经常去拜访她们。我夫人有时携自己的朋友一同前往，宫廷上上下下对这些朋友亦多有关照。她们还经常造访我们的寓所。所以，这本书的大多数内容都出自我的夫人，我在此向她深表谢意。　　许多人都认为慈禧太后被世人误解。她曾试图和义和团联合起来对付洋人，很多人就据此给她这个人下了定论。但是，是她的双手能把那些变法构想付诸于现实，世人对此似乎视而不见。中国的高官们都发现她更像是一个男人，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游刃有余的男人。那些与她过往密切的外国人对她更是多有赞赏之词；而那些敌视她、指责她的外国人多是些对她了解甚少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开始对她的生活进行了一番更为彻底的探究。　　同样，人们也认为光绪皇帝遭世人误解，有些人高估了他，另外一些人则小瞧了他。这是因为皇帝的心智和性格都颇为奇特。如果说他与众不同，没有人会不同意；如果说他是中国许多伟大的改革措施的创立者，也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缺乏将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的雄才，也没能选拔出能干的栋梁之材来辅佐他。这好像是他主要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夫人多有帮助，我的岳父，文学硕士威廉·辛可莱先生也不吝赐教，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I.T.赫德兰　　2002年01月出版　　--------------------　　第一章　　慈禧的早年生活　　我们完全可以把晚清历史上1861年以后的时间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一时期比此前的242年的任何一段时间都要风云变幻。慈禧开始统治中国的时期正值外敌入侵并在她的首都签定和约的时候，同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　　那些有幸觐见过慈禧的人这样描述她：身材高大而笔挺，长相也不错，颇有帝王之气度和风范。从她的长相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满族人。她长着一双鹰眼，声音中带着不可动摇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E.M.斯克莫尔《中国：永盛不衰的帝国》　　有一天，有位格格到我们在北京的寓所造访，我问她慈禧太后出生在什么地方。她看了我好一会儿，双眉紧锁，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神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她告诉我：“我们从不谈论太后先前的生活。”我笑了笑，然后又说：“有人告诉我她出生在一间小屋里，在鞑靼城东门里一条小巷里。　　1900年日本人攻进北京，这座城门被炸塌了。”那格格点点头。“我还听说她父亲姓赵，是个小军官，后来因为失职被斩首。”对此，这位格格也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　　几天以后，几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贵妇以及北京城里最为显赫的学者的女儿们来拜访我的妻子。我又问起了同样的问题。“你们有谁知道慈禧太后早年的一些情况？”我问那个年龄最大的小姐。她迟疑了一会儿，脸上茫然的表情和先前那位格格一模一样，然后她十分谨慎地回答道：“呵，人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谈论这些。”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满族最了不起的女人的早期经历鲜为人知的原因。正如那些深知她的人所言，她是19世纪最了不起的女性之一，但她的早期生活经历却一直笼罩在一团迷雾之中。是不是慈禧太后因为不愿让人了解她的童年而不让人谈论，我也无从知晓。　　“人人都知道的，我也能知道。”我这样鼓励自己，然后继续我的探究。　　据我了解，她出生于1834年，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由于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雇不起用人，小时候她帮忙照看弟弟妹妹。像其他中国女孩子一样，她背着弟弟或妹妹，用一些简单的玩具逗他们玩耍。这些玩具通常由小贩们沿街叫卖，在卖廉价商品的店铺里也能买得到。她和弟弟妹妹及附近的其他孩子以玩石子、放风筝这样的游戏自娱。童年的时候，她还喜欢木偶戏等游戏，直到晚年她还请入宫觐见她的人观赏这种游戏。她必须帮母亲跑跑腿，有时到店铺去买东西，油、大葱、蒜还有其他蔬菜，家里主要就是吃这类的东西。有人说她曾作为奴隶被贩卖到中国南方，据我了解，这种说法没有半点儿依据。　　她早年的户外生活，她所玩的游戏，加上因为家里雇不起用人，她不得不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使她身体健康、强壮，也使她热衷于那些从其他途径得不到的经历和阅历。她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深知穷人生活的艰难困苦。她也曾体验过饥馑之苦。由于她的早年生活经历，她同情成千上万个女孩为摆脱被漠视的命运、为挣脱陈旧的风俗而做的抗争——这种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声不响中悄悄进行的。她晚年曾经表示过让女孩也读书识字的想法，谁能说这与她童年时的抗争和穷困的生活阅历没有关系？　　这个小姑娘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被父母带到北京皇城北边，去报名参加皇室的选秀。她的父母把她的姓名、年龄、外貌、长相以及估计的智力水平和潜在的办事能力一一做了登记。满族人家的女儿都要这样做。这种奇特的程序并非事出无因，因为皇帝选皇后或妃子时，或者为宫中选宫女时，不管你登记不登记，负责此事的官员总能找到他们想找的女孩。　　在满族人的眼里，这种风俗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如果能逃避登记的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会喜不自禁。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胆量。这种规定是强迫性的，八旗人家的女儿都必须登记。下面这个小故事就很好地说明了满族人对这种制度的反感：　　在北京一家女子学校里有一个生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其母是一孀居的满族人。一天，这位寡妇碰见了学校的校长，她对校长说：“宫里已下命令，说族里的女孩都要去见官，一些女孩将入宫中做宫女。”这先生问：“什么时候去见官？”“本月十六。”女孩的母亲回答。“我猜您一定是希望您女儿入选吧。”那先生说。女孩的母亲回答说：“我可一点儿都不希望女儿入选。如果她被选中，我就难过死了。我来找您问问，是不是可以找个替身？”那先生闻听此言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如果我女儿被选人宫，二十五岁以后才能被放出来，她在宫里，我音信皆无，就好像她死了一般。如果她干不了这差事，她天生就笨，会经常挨打。她生病死了，我们连个死信都得不到。如果她精明能干，得到上边的赏识，就会被留在宫中，我们这一辈子都难见她一面，更别说有什么音信了。”　　刚开始，那先生也想给女孩找个替身，成全她的想法。转念一想，觉着这样做犯法，最后还是让那女孩去见官。女孩的母亲十分害怕女儿被选中，就让她穿着脏兮兮的衣服蓬头垢面地去见官，目的是让那女孩看上去越丑陋越好，因为将来这女孩是荣华富贵，还是在宫里受煎熬，他们谁也说不好。　　妃子的前程比宫女还要糟糕，因为她们一旦入宫，再想离开那儿几乎就没有什么盼头了。她们既不是情人，也不是用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奴隶，她们只不过是玫瑰园里成千上万朵含苞待放的玫瑰里的一枝，既没有什么希望哪一天“盛开”，也不大可能被采到国宴席上。所以，当紫禁城的大门在那些被选入宫做妃子的女孩身后关闭后，她们就远离了宫外熙熙攘攘、美丽而诱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男人，有女人；有男孩，有女孩；有家庭，有孩子；有绿色的田野，有丰收的喜悦，而她们却被禁锢在用砖铺成的狭小地方里，周围是二十五米高、三十五米厚的城墙。在这深宫之内，只有一个孤独的男人，他既不是父亲、兄弟、丈夫，也不是她们的朋友，而且她们可能永远都见不到他。　　所以，当咸丰皇帝选妃子的时候，这个姓赵的小姑娘被带到宫中，和其他女孩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厄运已降临到他们一家的头上。将来会如何，他们谁也说不清。紫禁城被厚厚的雉堞状城墙包围着，这座城与其说是宫殿，还不如说更像监狱。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孩子，她只是个女孩子。但是，在他们看来，有个女儿也是父母的福气。她已长大，满可以帮家里干活了，他们也早就盘算着把她许配给某个商贾或官员的儿子，这样，她也可以给全家带来财富或荣耀。她的父母及兄弟姐妹谁也想不到这小女孩以后的荣耀和风光，以及最终她给她的家庭和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所带来的权势和光荣。此时此刻，他们最大的梦想也许就是，有朝一日他们的女儿成了皇后，或者成了宫中的贵妃，他们也就成了王公贵族。所有这些梦想最后都变成了现实。　　--------------------　　第二章　　从初入深宫到掌握大权　　在晚清的诗歌中，文人们经常歌颂慈禧太后。他们说太后是神，她对臣民的恩情犹如无尽的大海。文人们说她靠着无畏的勇气，从一个地位卑微的秀女成为执掌国家社稷的太后，是她挽救了大清王朝。——I.T.C译述自中国诗歌　　这个小姑娘入宫的时候正值中国历史上最让人难忘的一年。三年以前，也就是1850年，在南方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已在扬子江边的南京建都，并且已派遣它的“长毛”起义军开始北征，而北征的最后目标就是北京城。到1853年底，他们已经抵达离北京城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他们所向披靡，在他们和朝廷的军队交战的地方，处处都留下断垣残壁和遍地狼藉。　　他们的成功不同寻常。在西南地区起兵时只有一万人，等他们打到南京城下，已拥有八十万之众。他们没有严格的军纪，没有充足的粮草供给，也没有训练有素的军官，但是他们有无所顾忌的胆量与勇气，朝廷的军队闻风丧胆，从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他们每征服一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就蜂拥而至，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起义吃饭甚至发财。每一个村落都是谣言四起，当太平军逼近京城时，更为离奇的传说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传播，从紫禁城深宫里的年轻皇帝，到城墙下草棚里最可怜的乞丐。　　我夫人曾说过：我记得刚到中国不久，一天晚上和一个叫英妈的老婆婆坐在炕上，就是那种用砖砌成的床上，屋子里只有油灯发出的微光。英妈的年龄和慈禧相仿，但和慈禧不同的是，她已经白发苍苍。我走进灯光昏暗的屋子里，她正坐在一群妇女和姑娘——医院的那些病人——中间，这些人都在屏住呼吸听英妈讲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恐怖故事。　　这位老婆婆说：“天哪，太平军一路打到北京来，他们啥也不做，只一个劲儿地用纸剪些当兵的，越多越好，然后他们把这些纸兵放进箱子里，一碰见朝廷的军队他们就吹这些纸兵，纸兵就变成活人，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仗一打完，太平军当然大获全胜，他们再吹吹那些兵，又变成了纸兵，被装进了箱子里；这些纸兵既不穿衣也不吃饭。不是我说瞎话，太平军的魂儿到处都是，不管是谁剪的纸兵，让他们一吹，都能变成真兵真将。”　　“英妈，你真的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吗？”　　“大夫，这可不是迷信，是大实话，那阵子大家都信。女人可不要带剪子和纸出去，要不然左邻右舍就会到官府告你，说你给太平军剪纸兵。到处都是五花八门的传说，人人都知道，说话办事都要小心呀，不然，就会说你里通太平军，把你给抓起来。”　　“不过，英妈你真的见过那些纸兵变成了真兵吗？”　　“没，我自己没见过。可我们住的那块儿有一个老太太，人家都说她同情叛匪。一天夜里我父亲看见很多士兵到她屋里去了，我父亲就跟着进去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只看到些纸兵。你们美国许是不会出这档子事儿，可那阵子当兵的在这儿抢东西，杀人，可怕极了，很多人都看见过纸兵。”　　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一遇到有叛乱、战争、暴动或任何什么样的动荡，这样的故事总是不稀罕。人们走到哪里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说话的声音里也满是惶恐，都压低了嗓门耳语，说听人说某人在某个地方说了什么什么，看见了什么什么。这些迷信也不只是在平头百姓中不胫而走，许多上层社会的人也深信不疑，一谈起来也是满心的恐慌。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时候，这位未来的慈禧太后大约有十五六岁的样子，在入宫前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大概经常听到此类故事。被带入紫禁城以后，她继续听人讲起这种故事。　　这些故事由太监们带入紫禁城，在宫廷内的女人当中和她们的亲友中广为流传。在宫中，此类故事被这些与世隔绝的人添油加醋，愈发神秘可怕起来，就好像在昏暗的灯光下讲神鬼故事一样。太平军自吹能够调遣那些纸做的士兵助他们一臂之力，同时又说他们刀枪不入，这难道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慈禧对1900年义和团的迷信所采取的态度吗？　　在这个赵小姐十岁的时候，被称为“鸦片战争”的那场冲突画上了句号。据说，皇帝在审批鸦片的进口问题时说：“凡戗害天朝民众之贸易，朕永不批准。”但是，不管这是真还是假，世人皆知当时的清朝政府是强烈反对在中国境内买卖、吸食鸦片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中国和欧洲国家第一次发生冲突就是一场鸦片战争。清朝的钦差大臣收缴了两万箱鸦片，正是这些鸦片引起了中英两国的纠纷。他把这些鸦片和生石灰搅和在一起，放进一个非常大的池子里，最终把这些鸦片彻底销毁了，没让它们去危害人民。钦差大臣这一行动无疑是他的光荣。但是，按照英国人的说法，这一举动不仅违背了国际法，而且也是对英国人的一种蔑视。但当时的清政府宁愿承担巨额经济损失，也不愿看到自己的臣民被鸦片所毁，这一点是历史事实；英国人发动了战争，是因为他们想以鸦片被销毁为借口获得赔偿，这也是历史事实。　　中国人都习惯地称鸦片为“洋烟”，意思是外国烟草。我妻子说：“到中国人家里拜访时，经常有人给我一支大烟枪，我说我不吸大烟，那些太太小姐们就很吃惊，说她们还以为外国人都抽大烟呢。”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现在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什么？这场战争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印象？英国要求赔偿两千一百万美元，割让位于南部海岸的香港岛给英国，向英国商人开放五个港口。中国在东方诸国中失去了宗主国的地位，而且第一次领略了来自西方的“白色恐怖”。　　尽管此时慈禧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对于外国人她也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外国人是来中国抢劫财富的海盗，他们到中国的土地上抢劫，他们来蹂躏中国。对中国的男女老少来说，外国人是不折不扣的妖魔鬼怪，“洋鬼子”这一称呼就清清楚楚地反映了外国人留给中国人的印象，大多数中国人在称呼外国人时只知道这一说法。一天我正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碰见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刚从他们身边走过，就听见那孩子拍着妈妈的脸，小声说：“洋鬼子来了。”他妈妈一听吓坏了，用手捂住了孩子的眼睛，这样一来孩子就不至于因为看到了“洋鬼子”而受到什么伤害了。　　还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中国旅游时碰见一个身穿绸缎、头戴官帽的中国绅士。我的朋友当时正在一个小酒馆歇息，这位中国绅士走到我朋友跟前，深鞠一躬，说：“老洋鬼子先生，你好。”　　登恩比上校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法国夫妇被一帮躲避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绑架。法国要求中国政府营救这对夫妇，还他们人身自由。中国就派出了一个旅的军队追到了土匪的老巢，找到了那两个法国人。法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协助表示感谢，并授予这个旅“荣誉军团”的称号。时隔不久，法国就进而要求一笔巨额赔偿，原因是中国在执行营救任务时太拖拉。中国人惊呆了，但他们还是付了这笔钱。　　这种事并非绝无仅有，中国政府在和欧洲的各个强国打交道时经常碰到类似的事。为了弄清中国人为什么对我们怀有那样的看法，赫尔克姆、白儿斯福德、戈斯特·克尔奎赫恩以及其他一些作家都在著作中探讨过类似的事情。这些事件都发生在这位“秀女”刚入宫的那几年。　　值得一提的是，对朝廷选出来的许多妃子，皇帝从来都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入宫以后，就有人仔细观察这些女子的性格和气质，看她们是否能胜任交付给她们的职责，对下能否做到和蔼，对上能否做到谦恭守礼以及怎样对待地位相同之人。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她们最终的升降荣辱全赖于此。　　正如其他身份、地位相同的女子一样，赵姓姑娘进入宫廷之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如果她读过什么书的话，不过就是《女儿经》这样的小册子。这样的小册子教诲女孩子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小册子还教诲女孩子应该珍惜大好年华，说到了十五岁到二十岁这个豆蔻年华，上有高堂父母，身边有哥哥弟弟，她们应该学习诸如绣花、织布之类女孩子应有的技能，以后出嫁了做一个好妻子。　　她或许还读过《孝女经》，这本书教会她怎样对待地位比她尊贵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她在入宫之前没受过多少教育。　　她最需要学习的是怎样行为举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父亲母亲都认为，女孩子被选秀入宫，是她的幸运，也是她的不幸。这个小姑娘入宫后，发现调教这些女子的都是读书识礼的太监。她聪慧过人，引人注目，而且还野心勃勃。　　我说的这个“野心勃勃”没有贬义，你也可以说她有远大的抱负。她读起书来勤奋刻苦，能把全身心都投入了进去，她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先生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了她自己真正能够识文断字，能书擅画。所以，时间不久，她在所有入选的女子中就引起了皇后和皇帝本人的注意。于是，她被定为贵妃，而且从那时起直到皇后去世，她与皇后的关系一直相当融洽。　　这位皇帝的新宠是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女子，童年时大量的户外生活锻炼了她的体魄，不久她就给咸丰帝生了儿子，咸丰皇帝一生仅有这一个儿子，这真是皆大欢喜的大喜事。从此她被尊称为母后。时隔不久她就取得了皇后的地位，称为西太后，另一个称东太后。从此，这两个女人地位相当，而且在世人的眼里，她们的权力也不相上下。　　第一个太后出身于富贵之家，娇生惯养，身体虚弱，意志萎靡，只要生活安逸，她对政治权力毫无兴趣。慈禧太后成了这个国家真正的皇后，执掌大权近五十年，而没有引起东太后的嫉妒、恼怒和敌意。从她处理与东太后的关系上也能看得出来，慈禧太后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本书的女性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西太后，你就会鄙视无权无势、贪图安逸的东太后；而如果你是东太后，你就会仇恨大权在握的西太后。　　然而，这两个女人竟然相安无事地生活了二十五年之久，这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到此时为止，在所有事件中，1860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许让慈禧印象最为深刻。这次事件历史上又称“亚罗号战争”。几年之前，有几个中国人把他们一艘名为“亚罗号”的船在香港注册，因此这艘船也就获准悬挂英国国旗。　　毫无疑问，这些人在从事走私活动。走私案是过去几百年里中国南海岸不得安宁的主要原因，皇帝的钦差大臣早欲除之。　　这艘船在香港登记九天以后，正挂着英国国旗在海上作业时，钦差大臣扣押了这艘船，将船上所有船员关押起来，并扯下了英国旗。英国当时不能，后来也无法接受这种“侮辱”，就责成钦差大臣放还船员，尽管所有船员都是中国的臣民。英国人声称，如果钦差大臣拒绝英国的要求，他们就炸毁他的衙门。　　这一恐吓对钦差大臣果然奏效，更何况人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果记忆犹新，于是他把在押的船员捆成一串送还给了英国的领事馆，但并没有为侮辱英国国旗而做一些适当的道歉。这又惹怒了英国的领事，他把这些船员退还给钦差大臣。这个钦差大臣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就很快把这些人砍了头。而英国此时正急不可待想使中华帝国的门户全部向英国开放通商，钦差大臣处死船员对英国人来说正是发动战争的借口。在欧洲列强看来，这场战争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大好事。医生给病人开些苦口良药是为了治病，先生体罚学生是为了造就人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战争是好事，因为良药对病人，体罚对学生来说，虽然当时都不是那么好受的，但从长远看，良药对病人和体罚对学生都有好处。这就是当时欧洲人在对待中国时的逻辑。　　英国又对中国发动了战争。那个钦差大臣被劫持到印度，再也没有回来。英国好像是为再一次发动一场无缘无故的不义战争而感到羞愧，就邀请法国、俄国和美国参战。法国为了巩固它在亚洲的地位很乐意参战，就以一个传教士在广西被杀为由，出兵参战。它派出的庞大陆军，足以打败英国，也足以让中国蒙羞，迫使中国接受它的要求，满足它的利益。　　美国和俄国没有参战的借口，但是它们还是给予英国以支持，让英国迫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做出让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愿望，他们希望看到让他们满意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对中国很不利。　　我们都知道英法联军在1860年攻入北京城，为了报复，把圆明园摧毁成一片废墟。咸丰皇帝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第一次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被迫匆匆逃离。　　他们跑到承德避难。承德坐落在荒凉险峻的山口，是一个防守坚固的小城，位于中国和满族的交界处。在这儿，咸丰皇帝驾崩，不知是因为疾病缠身，懊恼悔恨，还是因为过度伤心，或是兼而有之。慈禧在这次颠沛流离之后成了寡妇。这样京城和皇位都第一次仰西方夷人的鼻息了。　　慈禧太后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阶段由此开始了——她饱经忧患也最终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她一方面承受了年轻丧夫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开始操纵国家大事，她的过人之处在这两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女人在失去丈夫的情况下会痛不欲生，会把国家大事抛之脑后，或者把大权拱手让给别人。但这个女人却并非如此。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留守在北京与欧洲人谈判。他果然不负众望，所签和约让慈禧太后和外方都感到满意。　　咸丰帝一死，有两个亲王建立了一个摄政团体，把恭亲王排挤在外，而且对两个太后也置之不理。在当时看来，恭亲王的政治生涯肯定要从此结束。他的岳父建议他等两个皇后一回到北京，就与她们秘密碰头。他采纳了这个建议。咸丰死后，几个亲王迅速组成了一个摄政团体，他们的目的显然就是要压倒两个皇后和那个要即位的小孩子。最后，这些大臣全部被逮捕，领头的一个被正法，其余的大臣要么被流放，要么自杀了。那个孩子被扶上皇位，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摄政团体，其中包括两个太后，恭亲王也加入了这一团体。皇帝的年号定为“同治”，在中文里可解释为“共同治理国家”。慈禧太后从此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　　--------------------　　第三章　　慈禧操纵社稷江山　　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本来慈禧接触军国大事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却执掌了晚清的大权。这与我们在北京城里所见到的女子织布缝衣是迥然不同的。但她每临大事镇定自若，从未被任何敌对势力打垮。要解释这种在中国半独裁统治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只有承认在这位统治者身上有一种个人所独有的品质和才能。——亚瑟.H.史密斯《动荡中的中国》　　从慈禧取得摄政地位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来看，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咸丰皇帝的妻子，现在是同治皇帝的母亲，也是一个日渐衰亡的皇室的主人。在慈禧掌握大权之前，清王朝已统治中国达218年之久，其中有120年的时间是由两个皇帝共同执政，只有7位君主真正独自掌权。第二个皇帝康熙和第四个皇帝乾隆分别统治中国达60年之久，这辉煌的120年被称做“康乾盛世”。在剩下的98年里，有五个皇帝匆匆登台下台，不论在体魄还是在性格方面，都一个比一个软弱。而且，从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去世开始，一连三个皇帝没有直系的继承人。　　皇室日渐衰微，外国不断入侵，加上中国汉人对满族统治的反抗，这些都让慈禧太后保持清醒的头脑。她认识到如果满族人想继续统治中国，必须采取比她丈夫更为强硬的手段。　　田贝上校在中国传教十三年，他指出：“可以肯定地说，慈禧在满族人中第一个认识到了中外关系的严重性。她利用这种关系来加强王朝的实力，来促进物质的进步。恭亲王与她结成了摄政同盟，并辅佐她处理国政，这是她的幸运。身材颀长、英俊而威严的恭亲王是自乾隆时代起清朝皇室涌现的最具才干的亲王之一。　　这一点即体现了慈禧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首要特征——她能从成千上万的、不论是进步还是保守的中国官员中选拔最具才干的政治家、最富智慧的顾问、最为可靠的领头人和最好的向导。恭亲王在四十年的时间里是紫禁城外北京城里的头面政治人物。1858年，一个大臣因没有履行他劝说额尔金及其士兵从天津撤退的诺言，被恭亲王处死，这是他初次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时年26岁。次年他进入清政府办理对外事务的一个衙门，为其大员之一。后来当王室匆匆逃离北京时，他留在北京与已攻占北京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签署了和约。　　戈尔斯教授指出：“在这些千难万险的情况下，他的机智多谋让他的政敌不得不佩服。”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时，恭亲王被任命为首任大臣。他在此位上连任多年。　　正如我们所见，正是这位恭亲王靠智谋推翻了咸丰皇帝驾崩时那个摄政团体，然后联合西太后将其幼子扶上了皇位，他本人也成了摄政王。东太后慈安手中无权，恭亲王权势日隆，这种情况得以持续多年。除了慈禧太后以外，这样的安排看似是人人满意。在她看来，恭亲王正迅速地把权力揽到自己手中，而她和东太后也很快退居幕后，而实际上当初的计划是让他与两个皇太后共同摄政。当皇室接见官员时，只有恭亲王能面见他们，而两个皇后只能居于帘后，听他们在那儿讨论国家大事。除非两个太后要提出一些事关重大的建议，在多数情况下，她们是不能参与这些讨论的。　　恭亲王作为朝廷出头露面的首脑，官员们要想加官晋爵必须通过他，因此朝廷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无不对他阿谀奉承。　　这让他颇感不可一世，在面见两个皇后时，自然不自然地就把这种得意流露出来了。有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所有的头衔、权力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两个皇后携手发布了一纸命令，指控他对两个皇后“不太恭敬”，他就这样被幽禁在了自己的王府中。这个失去权势的恭亲王立刻向太后请求原谅，由此他所有的官职及头衔——除以前作为摄政王的权力以外——都得以恢复。从此慈禧太后重组皇室权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被消除了。为表示她们对恭亲王并无恶意，她们将恭亲王的女儿收为义女，并封为格格。恭亲王去世后，他的女儿在清王朝最后十年处理对外关系时，是宫廷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头面人物。　　在慈禧太后废除了恭亲王联合摄政王的权力之后，在同治皇帝亲政之前，慈禧逐渐把握了国家大事的权柄，而那个东太后慢慢退居幕后。慈禧目光远大，她知道世事无常，而自己仅有一个儿子，于是就想出了一个保证自己的家族获得皇权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她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咸丰皇帝的弟弟，也就是那个被称为“七爷”的亲王，希望他们能生个儿子，一旦自己的儿子同治帝死后无子，这种联姻即可使他们的儿子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她深知这个国家需要一个能唤起国民信心并消除恐慌的核心人物，一个手段强硬、头脑冷静、心胸开阔并能克制自我的国家首脑。她提出造就一个这样的人物。她成功与否留待后人评说，但是命运交给她的一个伟大任务就是去造就一个有能力的继承人。历史留给她如此纷繁复杂的新问题，这个新的继承人必须有能力面对这些问题，并以其才智解决这些问题。　　同治帝17岁时与出身于京城名门的满族年轻女人阿鲁特氏结婚，皇权也在名义上交还与他，尽管实际上国家大事的最高权力仍被更富有心机的慈禧太后掌握在手中。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欧洲各国和美国的使节现在长驻北京。　　从前觐见皇帝要叩头，现在慈禧太后掌权，洋人们觉得废除这一“陋习”的机会终于来了。通过和恭亲王及慈禧太后交涉，问题果然得以解决，他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觐见皇帝时必须叩头了。　　这对夫妇的缘分实在有点儿短了。举行婚礼三年以后，皇帝感染天花而亡，没有留下子嗣。同治皇帝死后不到一百天，他年轻的妻子也一命呜呼。　　朝廷上下议论纷纷，说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的暴亡与幕后的卑鄙活动不无瓜葛。有人说她是自杀殉夫，有人则说是被慈禧太后处死的。阿鲁特氏死的时候，朝廷传出谕旨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报沉疴。　　有人就说这只不过是慈禧太后在掩人耳目。同治皇帝病危时，慈禧太后经常训斥阿鲁特氏。同治死后，慈禧立载湉为皇帝，阿鲁特氏愈发悲痛，因为这与同治皇帝的遗诏不符。慈禧太后听说了以后，急忙召见了阿鲁特氏，呵斥她说：“你已经害死了我儿子，现在还想做皇太后不成？”阿鲁特氏跪在地上，痛哭不止。回到自己的宫里，她日夜痛哭，眼都哭肿了。　　有人报告了慈禧太后，她说：“既然皇后如此悲痛，那就让她随大行皇帝去吧。”于是她就派人处死了阿鲁特氏。　　但是，阿鲁特氏的父亲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一直在朝廷为官。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他跟随匆匆出逃的皇室跑到保定府。听说北京已落入外国人之手，他就传话给家里，说他既不愿吃外国人的面包也不愿喝外国人的水，希望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家里人接到这个消息，即命令奴仆们在自家的院子里掘一大坑，他们都躺在坑内，然后让奴仆们把他们活埋了。刚开始，那些仆人实在有点儿于心不忍，但最终他们还是被说服了，这样阿鲁特氏娘家的所有男人全部被活埋。只有一个小男孩得以幸免，一个忠心耿耿的老嬷嬷把他抱走了。　　如果阿鲁特氏的娘家人真的相信有关其暴亡的种种传言，他们还会这样自杀殉国吗？　　同治皇帝宾天之后，宫廷内部立即出现了反对两个皇后及其党羽势力的强大团体，他们急于取代两个皇后，并将恭亲王一个放荡不羁的儿子扶上皇位。待在幕后的慈禧也正想选出一个继位者，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先行一步。她立刻派人去给李鸿章送密信。李鸿章此前已被她任命为直隶总督，驻守在离北京八十英里的天津。慈禧告诉李鸿章，她儿子病危，命他速带军队进京，以防在皇帝驾崩和宣布继位者之时发生任何混乱。　　李鸿章一接到命令就立刻开始行动。他带了自己最信赖的四千淮军，其中有步兵也有炮兵，向北京秘密进军。他们用了三十六个小时的时间走完了八十英里的路程，他盘算着在半夜时分抵达北京。李鸿章和他的精兵强将刚进入北京，就悄无声息地直奔紫禁城。每个人都口含木条以防说话，马匹的铁掌也被包住，以消除一切声音。李鸿章的淮军士兵来到宵禁地区，替换了防守在各个城门的八旗士兵，因为慈禧太后已派太监向淮军通告了那些有反叛嫌疑或公开支持反叛者的宫廷卫戍军。这些人要么立刻被解除了武装，要么被捆绑起来投入监狱。淮军的炮兵奉命守卫紫禁城的城门，骑兵在京城的大街小巷巡逻，步兵搜捕涉嫌反叛者。还有一支部队进驻紫禁城保卫慈禧和那个被她选做继位人的小孩。第二天早晨，灿烂的阳光洒在紫禁城上的时候，一夜酣睡的反叛者真是大吃一惊。其他那些有意造反者要么被投入监狱，要么被永远地充军发配。当慈禧太后宣布她的儿子同治皇帝已驾崩，由她妹妹之子（即后来的光绪皇帝）继承皇位并由她和东太后摄政时，当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时，李鸿章卷起铺盖就悄悄溜出了北京，就如同他悄悄进入北京一样。　　慈禧不仅能够把朝廷的大员都拉拢过来，也能把地方官吏聚拢在皇室周围，这体现了她的智慧和才干。在太平天国时期，李鸿章为自己赢得了声名。因为在最后消灭太平军的过程中有功，他得以加官晋爵。从那时起，慈禧太后一直给他最高的荣誉和权力，并将他安置在京城周围，以便能随时调遣。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任直隶总督，统帅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为训练有素、最庞大的军队。但是就在同时，他也发现有人在密切跟踪他，以防他有任何造反的企图，他的侄子也被留在北京作为他行为是否端正的人质。每当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或者是他被外国当权者宴请之际，他的黄袍马褂及花翎顶戴就会被不温不火，但又十分坚决地拿掉，以提醒他北京城里还有更有权势的人物，离开了这些人，他李鸿章的政治前途就很危险了。　　李鸿章在朝廷里权倾一时，自然也就招致了很多政敌，其中即包括那些被他搞垮的人，那些他不想或不能提携帮助的人，遭到他惩罚或被他削职的人，还有那些嫉妒他的人。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慈禧太后赏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林头品顶戴，任命他为代表赴日求和。日本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嫌他权力太小，拒不接见，只让侄子跟他打了个照面。后来又命尚书衔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到日本去求和。　　日本人同样不把他放在眼里，声称如果清廷不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日本就不会和中国议和，这主要是因为李鸿章本人在清廷的影响以及他在老百姓中所享有的威望。田贝上校说：“我们都知道他是怎样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一个日本狂热主义分子用手枪击中了他的脸部，正打在左眼下，虽伤势不重，但流血很多。李鸿章当场晕倒在地，伤疤一直留到他死的那一天。我们也都知道他怎样从这次受伤中恢复过来。要不是被刺客击伤，李鸿章或许能签一个对清廷更有利的和约。”正如田贝上校所说，李鸿章回国后大难不死，原因在于他和慈禧太后良好的个人关系。因为这个和约，他回国后遭到全国上下一片谴责，而日本人却除李鸿章以外，不接受其他人做清廷的使臣。　　1896年他受命出使沙俄，赴莫斯科参加沙皇的加冕庆典，然后环游世界。李鸿章每到一个国家都受到热情的款待，中国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个政治家或亲王受到这种礼遇。他启程之前，根据他的要求，我托人为他画了一把圆扇，上面一边是东半球，一边是西半球，所有他将经由的航海线和铁路线都清楚地标了出来，所有他将访问的城市和港口也都清清楚楚地标了出来。他还与格拉德斯通在一起合影，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但是他一回到北京，清廷也许仅仅是因为妒忌他的风光，上上下下都把他看成是“死火山”。　　慈禧太后邀他到颐和园游园。太监带他在颐和园内游览，还侍候以香茶和大烟，然后把他领进只有慈禧太后才能进入的一个亭子，接着就向刑部报告，并准备以此治李鸿章的罪。这样，这个清朝皇帝和皇室如此青睐和倚重，各国皇帝元首如此盛情款待，美国政府花费三万美元之巨盛情招待过的清廷重臣，再一次被剥去了黄袍马褂和花翎，并罚去了他作为外务部成员半年的薪水，也就是四十五两银子或三十五两金子。当时北京还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从中说情，李鸿章肯定会被关进监狱或蒙受更大的羞辱。　　在慈禧太后整个摄政时期，只有两个人担任过军机处行走之职，一个是恭亲王，另外一个是庆亲王。恭亲王曾多次被降级，各种荣耀的头衔也多次被剥夺，庆亲王却在“滚动的木头”上站了多年，当初他所得到的各种头衔一个也没丢。和庆亲王一样的还有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这三位总督和军机大臣在慈禧太后摄政时期一直担任要职，但是从没有受到贬谪。想知道为什么吗？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是慈禧王朝不得不倚重的人物，然而他们任何人对清王朝都构不成威胁，所以不需要去提醒他们头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权威，她轻轻一动笔，他们就从大权在握的重臣变成草芥之民。但袁世凯是个例外，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再谈论他。　　到目前为止，本书所提到的高官显贵都是慈禧太后的宠臣，由慈禧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思想并不保守，而是一心致力于改革，但西方的作家却一直认为慈禧阻挠改革。事实并非如此。慈禧虽然也任用一些保守派人士做总督或军机大臣，但她只是想在国家大事上做到平衡各方面的势力而已，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兼听则明”。　　荣禄就是这样一位顽固派的官员。他是后来的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慈禧起用袁世凯统领北方军队，同时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袁世凯算是个进步派，而荣禄则是保守派。不征得对方同意，二人都不敢轻举妄动。慈禧太后当时是否预见到潜在的危险，我们不得而知，但她确实是防微杜渐了。这一点在后面（1898年光绪皇帝命袁世凯带兵进京，护驾变法，企图将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还要谈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慈禧太后让官官相斗，派派相争，以防不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袁世凯如不事先告知顶头上司荣禄（除非杀死荣禄），就不可能带兵进京，更不用说是进京来软禁有恩于他二人的“老佛爷”了。　　慈禧任命端郡王在外务部供职，也是为了使派系相斗。　　端郡王之子一度被定为皇室法定继承人，慈禧太后认为端郡王应该和洋人多接触接触，这也是为了他自身的教育和发展着想。多数洋人都不大赞同这一任命，因为“端郡王对洋人有抵触情绪”。但罗伯特·哈特爵士说：“我个人认为，这个任命挺不错。太后很可能对郡王讲：‘你这一派这么个意见，庆亲王那一派那么个意见，我该怎么办？不管怎么说，你是将来皇上的父亲，得为了儿子着想。你统领义和团军民，且是京城卫戍军的首领，应知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因此，我才任命你到那衙门上任。凡你认为权宜之计者皆可实行。祖宗大业要完完整整地交到你儿子手中，大清帝国要完好无缺地传给你儿子。你手里掌握着大清的大权，你肩负着国家重任，国家兴亡系于你一身啊！’我想象得出，慈禧太后对这个郡王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略。极力排外的王公大臣们在进入总理衙门任职后脑筋都转过弯来，从此以后一举一动都非常谨慎。　　我坚信这种对国家负责的态度，以及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所得来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不是没有好处。这对端郡王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所以他以后坚决主张和洋人搞好关系。”　　--------------------　　第四章　　慈禧和她的“新政”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老佛爷的命差点儿搭进去，垂帘听政的地位也受到威胁。她吸取了点教训，开始倾向采纳一些进步的政策。实际上，她比她的侄子光绪皇帝要高明得多。当时举国上下一片“老佛爷万岁”的欢呼声。她用铁的手腕牢牢控制住了局面。她引导这个国家走上了一条从未尝试过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勇气过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她知道自己可以依靠那些总督和巡抚们，是她亲手将他们提拔重用。她也知道现在变法自强的精神已深入人心，老百姓的心气儿已被她聚拢了起来。——w.A.P.马丁《觉醒的中国》　　1902年6月，皇室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即向驻华外国公使馆的夫人小姐们发出了入宫觐见慈禧太后并出席宫廷宴会的邀请。这些公使夫人于是来到一处公使馆协商如何应对此事。这次聚会可非同寻常。到会的许多人并没有多想什么，只不过想进宫看看而已，就好像出去旅游一趟一样。除其中一两个人之外，她们谁也不曾进宫觐见过慈禧太后。但是，其中有几个人经历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并亲眼目睹了拳民围攻大使馆的事件。她们亲眼看到义和团的枪炮架在紫禁城的城墙上，向英国公使馆射击、轰炸。从6月到8月的整整八个礼拜里，她们躲在公使馆里不敢露面，这八个礼拜真是难忘。其中一个公使夫人在义和团围攻使馆期间与其丈夫同生死共患难，因其勇气可嘉而受到本国政府的嘉奖。当时她和丈夫躲在防御工事里，四周墙倒屋塌。她丈夫被爆炸的地雷掀起的尘土盖在下面，然后另外一处地雷又爆炸了，把她丈夫甩到几米开外，最后居然还没有受到什么重伤。这些公使夫人当中，有几个是初到北京，当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她们对慈禧太后早有所耳闻，此时此刻，她们非常想见见这位被她们称为“母龙”的人物。　　主持这次聚会的公使夫人已在北京城里住了很多年。作为这些公使夫人中资格最老的人，她在这次聚会中扮演了一个“主席”的角色。这次聚会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如何进入紫禁城的问题。没费多少口舌她们就决定坐轿子进宫，原因是坐轿子最体面，中国有头有脸的贵妇人都坐轿子。　　有个公使夫人提议说，她们不必过分讲究什么礼仪，所有人都一块儿去见慈禧太后，这样大家都有机会见见这个母龙，满足一下好奇心。另一个说：“六月天气热得烤人。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和她靠得太近。有那么多保镖站在她身边，岂不要热死人么？”主持这次聚会的公使夫人听了这些建议有点焦虑不安，但她依然显得那么威严，一副处变不惊的样子。接着有个夫人口气十分温和地说，觐见皇帝或太后时还是要讲究点礼节，因为入宫觐见慈禧毕竟是一种外交活动。接着有人气愤地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要对她彬彬有礼！”但是，她们最后还是决定，外交使节觐见皇帝是采用什么礼节，她们这次进宫就采用什么礼节。我把这些枝节小事描述一番，是要说明这些外国公使夫人们在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之前，对她持有什么样的看法。　　几天以后，当我们和穿着富丽堂皇的福晋、格格们一同入宫觐见太后时，情况与事先的想象相去甚远。我们抬眼望去，只见慈禧太后端坐在高高的朝堂之上，左面是皇帝和跪在地上的文武大臣们。那些尊贵的格格们先是不停地给她行礼，然后也跪倒在地上。我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这位端坐在朝堂之上的容貌威严的女人，全身都透露着一种帝王之气，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都掌握在她一个人的手中。　　那双睿智的眼睛仿佛把这些公使夫人们的心思一眼看穿。她只需一眼就可以把她眼前的人一一看透，对这一点她自己好像也颇为得意。　　等公使夫人们都按照各自的身份、地位落座以后，那位资格最老的公使夫人走上前去，给慈禧太后行礼。慈禧坐在高高的皇座上，虽然说话不多，但既不失礼又十分威严。接着，公使夫人们依次来到皇座前，给慈禧请安问礼，慈禧与她们一一握手。接着，这些公使夫人又来到光绪皇帝面前，以同样的方式给光绪皇帝行礼。　　慈禧太后就这样开始改革宫廷的礼节。在此之前，出于礼节的考虑，她一直居于幕后，只能从幕后发号施令。同样也是因为这些繁文缛节，世人无法亲眼目睹这位权倾一时的太后，而太后本人也无从了解人民的疾苦。在她掌握国家大权之前，在宫廷里传承了数百年的礼仪是束缚国家和人民的枷锁。但是在她掌权之后，礼节、礼仪都不再是难以逾越的枷锁了。她好像是觉得宫廷的有些法度虽然不无好处，但在某些时候还是应该冲破这些东西。在世人的眼里，兴办铁路、电报电话，引进新式教育以及实行其他一些改革措施都是光绪皇帝的功劳。后来，慈禧太后从幕后走到政治舞台的前沿，她也开始实行“变法”，尽管并不成功。她允许她的画像可以印刷传播，从这时起妇女的自由就有了保证。　　一天，我到美国公使馆拜访，看到了慈禧太后的两张大幅照片。其中一幅有三平方英尺，是准备送给罗斯福总统的；另外一幅准备给康格上校。所有出使北京的公使和各国首领都获赠类似的照片。我不由得暗自思量：“慈禧太后真是精明过人。她知道再也不能用那些以讹传讹的画像了。她也知道画像总不如相片那么真实，于是就建议把自己真实的照片送给各国的政府。”此前经过别人的游说，她让一个洋画家给她画了肖像，正是在这些人的游说下，她才决定让别人给她画像。　　几年以前慈禧太后就有一个梦想。她的梦想和她的行动都比光绪皇帝来得高明。当然，对慈禧太后来说，要梦想成真还得依靠满族人，因为清朝是满族人的天下，任何比较大的改革都得依靠掌握大权的满族人。但是慈禧太后却梦想所有功劳都应归她个人，她也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此事办得圆满。　　她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当年支持她废黜光绪皇帝的人现在成了态度强硬的反对派。保守派认为这是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冒险，并准备动用他们的一切权势来阻挠这一举动。但是慈禧太后取得了满族人当中最有权势的人的支持，此人就是端方。她任命端方为首，率领其他四位大臣出国详细考察国外的各种政体，目的是回国以后向她提出改革的建议，以便尝试是否可以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　　出国考察的五位大臣乘坐火车由北京赶赴天津。火车就停在紫禁城前门外的车站里。五位大臣钻进车厢，狭窄的候车厅里挤满了前来为他们送行的人们。就在此时，忽听“轰”　　的一声，半截车厢被炸掉了，有些人被炸伤，五位大臣中也有人受了轻伤。那个刺客被炸得血肉模糊。一连几天，北京城里骚动不安。所有的城门都布满了卫兵，那些通向紫禁城的城门更是戒备森严，皇室想尽一切办法捕捉可疑的人。但是所有这些都不了了之，至于那个在火车站行刺的人是否还有同案犯，最后也没有找到肯定的答案。五位大臣若无其事地各自回府，随后又在天津重新碰头，终于开始了他们的出国考察之行。　　出国考察的大臣每到一地都受到了盛情款待。各国都尽量给他们考察宪政的机会。他们一回到北京，即刻向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共有120个小册子。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要效仿日本，尽快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身为五大臣之首的端方是满族人中最具才干的政治家之一。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和袁世凯一样，他保护了在其管辖领域内的洋人。他十分欣赏美国人在促进中国开放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点在他的一篇演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今晚我十分高兴地向各位证实美国传教士在促进中国进步方面所做的一切。他们将西方文明之光传播到大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辞辛劳地把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著作译成中文，为中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建立医院，兴办学堂，为穷人和患者带去了幸福和希望。中国的复兴近在旦夕，而这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西方的传教士。对这一点，中国人民不无感激。”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都是些场面话，端方致词时有外国人在场，他不得不这么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那时起，他曾两次出席南京一个大学堂的毕业典礼，在这样的场合他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一次毕业典礼上，他对学生这样说：“这是我第二次出席贵校的毕业典礼。贵校一切井然有序，对此本人十分欣赏。看到您们熟知礼仪，学业精进，我也十分高兴。校长大人和各位先生对我的属下关照有加，我深表感谢。　　我看到他们处处关心我的属下。我希望各位毕业生进入社会后，能牢记先生对你们的仁爱，在为人处世之中将这种仁爱之心发扬光大。中西所有德业过人之士，他们最根本的原则在于常怀仁爱之心。这也提醒我们诸位毕业生身体力行这种仁爱的美德。只有如此，你们的学问和才干方可服务社会，造福民众。”　　我引这些话只是为了说明端方对美国人和美国传教士的看法。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五个大臣中的另一位载泽娶了慈禧太后的妹妹，他本人自然就成了慈禧太后的妹夫。本来他们是君臣关系，但现在又加上了这种姻亲关系，他更有责任十分详尽地向慈禧太后禀报他的出国考察之行。五大臣回国后给慈禧太后提交了一份非常详尽的长达120册的报告，慈禧太后日理万机，不可能把这120册的报告逐一过目。但是，她把自己的妹夫召进宫来，然后让他坐着或者跪着，给她仔细地禀报这次出国考察之行，描述一下在各国的观感，不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吗？在慈禧去世之前，她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这种努力最终成了一个泡影。至于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慈禧太后发起的另外一场重要改革是抵制鸦片。吸食鸦片当时在大清帝国十分流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改革的意义非同小可。据中国人自己讲，全国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人是鸦片烟鬼。一天，我正走在北京的街头上，一家门后传出了令人恶心、讨厌的气味。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了过去，拐进北京城里最好的一家古玩店。我走到店铺的后面，才发现这里的气味比大街上的更加难闻，因为店里的一个伙计刚刚吸完鸦片。我离开了这家古玩店，在另外一家古玩店发现老板因为吸鸦片已经破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发布了一个诏书，大意如下：　　“自我朝首次禁烟以后，烟毒现已泛滥成灾。吸食烟毒者虚耗光阴，荒废正业，毁坏身体乃至倾家荡产。数十年以来，中国已日益显露贫穷与衰亡之迹象。此烟毒不提则已，一提则人神共愤。我朝复兴之决心已下。为复兴我大清王朝，谨督促我朝民众禁烟以图自强。　　“十年之内，此祸国殃民之恶习必须铲除殆尽。谨令内阁颁布法令，禁止种植罂粟、吸食鸦片。”　　内阁立刻起草了一些规章执行这个诏书。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凡吸食鸦片者均须向官府报告。官员吸食鸦片者分两种处理。年轻者须在六个月内戒掉此恶习；对年长官员吸食鸦片者，不限定戒烟日期。但无论年轻年长，官员吸食鸦片者在戒烟接受治疗期间，必须找别人接替自己履行公职，其费用由吸食鸦片的官员自己承担。　　所有鸦片烟馆必须在六个月内关闭。六个月后不准生产或买卖鸦片烟枪。鸦片烟店铺在十年之内仍可经营。但官府对鸦片的流通实行控制。　　朝廷许诺给戒烟者提供戒烟药品，并鼓励各地成立禁烟学会，但这些学会不得讨论政治问题。　　除中国以外，受这次禁烟运动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英国了。　　这项法令颁布的时候，英国每年大约向中国出口五万箱鸦片。　　于是英国立刻做出反应，称如果中国确实要禁烟，而且不怕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因此降低百分之十，英国将把自己对华鸦片贸易额也降低百分之十。但不幸的是，还没等这次禁烟有什么善终，慈禧太后就归西了。无论这次禁烟最后的结果如何，慈禧太后做出了禁烟的决定，这已足以让她的名字载入史册。　　上述都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一些改革，一些特殊的“变法”。除此之外，光绪皇帝能将他的一些梦想变成了现实，最初也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如修筑铁路、开办交通、开采矿产，并建立相应的政府行政机构，学习西方建立了新式学堂等等。她不仅废弃了旧的科举制度，还规定凡在欧美的大学毕业者，在通过考试之后都可以获得中国的学术头衔，而这种考试大部分内容是和他们所学专业有关的。这样的考试在中国已举行了多次，许多在西方国家的大学毕业的人都被授予了举人或翰林头衔，其中不乏基督徒。　　--------------------　　第五章　　慈禧和她的宫廷画师　　中国的艺术家尝试过所有的艺术领域。神话、宗教和历史传说都曾是他们创作的题材。他们也擅长表现日常生活景象，诗歌及爱情故事也常常赋予他们以灵感；他们尤擅日常生活、自然风物和人物素描。他们最高的艺术成就当属风景画。这些风景画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对大自然真诚的爱。中国艺术家对大自然的感悟，大自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魅力，还有其真切而生动的诗意，都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里得到了完美的再现。中国各个朝代的画家素好动物和花鸟类绘画，他们尤其擅长描绘花丛中的飞鸟或昆虫。——s.w.布歇尔《中国的艺术》　　有位格格府上的太监造访我的寓所，请我夫人去拜会格格。他坐在我的书房里，端详着墙上的画，其中有两幅就出自慈禧太后之手。他说：　　“您喜欢中国画？”　　“很喜欢。”我说。　　“我觉得这些画有些是老佛爷的真迹。”他接着说。北京城里的人都这样称呼慈禧太后。　　“是，我有几幅画是她的墨宝。”我又答道。　　“缪夫人是老佛爷的画师，您有她的画吗？”他问我。　　“很遗憾我没有她的画。我一直想找一幅，但没找到。　　我曾到京城里最大的文物街琉璃厂去过，遍访所有最好的店铺，还是没找到。他们也不知道哪里有缪夫人的画。”我回答说。　　“在铺子里可是买不到缪夫人的画。她的画从不拿到外面卖。”他解释说。　　“我也一直想拥有一幅她的画。听说她是个很了不起的画家。”我接着说。　　“对呀，她画得非常好，”那个太监漫不经心地说，“她就住在紫禁城旁边。我们那儿有不少她的画。要一幅也不难。”　　“您要一幅她的画不难，”我说，“对我来说，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如果您果真有意，我给您找几幅来。”他主动提出要帮我这个忙。　　“那可真得谢谢您了，”我说，“但是您怎么才能弄到她的画呢？”　　“嗨，我偷出来几幅带给您不就得了么？”　　这位太监想用这种办法送给我几幅缪夫人的画，我可不敢赞同。他回去以后肯定向格格说我很想弄几幅缪夫人的画，因为我夫人再到宫里见格格时，她拿出很多缪夫人和慈禧太后的画送给我夫人。当时我夫人灵机一动，就多问了一句：“这些都是真品吗？”格格回答说：“千真万确都是真品。缪夫人画这些画时我在场，所以都是真品。”　　几个礼拜以后，我夫人再次拜访那位格格时，出乎意料地见到了缪夫人。那个下午我夫人和她们二位言谈甚欢。当我夫人准备告辞时，那位格格，也就是慈禧太后最小的妹妹，又拿出一幅画赠送给我夫人。这是一幅“公鸡捉虫图”，是格格专门让缪夫人画的。格格请我夫人一定收下这幅画，说是缪夫人和她本人送给我夫人的一个小礼物。　　那天下午三个人闲谈时，我夫人问慈禧太后是不是多年以前就开始学画画。　　缪夫人说：“刚开始学画时，我们年龄都不大。不久她就被选入宫内，开始读书习礼。后来她开始在宫里学画，因为画画可以消遣，当然她也十分喜爱画画。宫里收藏了很多历代大师的名作，宫里还有很多藏书，书里也有很多木版刻的古代绘画。太后就临摹这些作品，她旷世的才分很快就表现了出来。我那时年龄不大，几个兄弟都是画家。后来我丈夫去世了，就被召进宫里侍奉老佛爷作画。”　　“缪夫人，您是汉族人吧？”　　她回答说：“我是汉族人。宫里规矩汉族妇女不得进入大清宫内。我得到恩准放了脚，还按满族人的样子盘了头发，还穿起了满族式样的衣服。”　　“您每天都进宫吗？”　　“我年轻时每天都进宫。那时老佛爷对作画很热衷。大半天的功夫，我们都在画画，要么就学点儿绘画史，临摹书里的木刻画，要么在画廊里观赏历代大家的绘画。您可知道，老佛爷最喜欢别人送她的礼物就是画，她在上面盖上玉石宝玺，题上日期，往往还附上一首和这幅画相关的诗。”　　“依您看，太后算得上是一个好画家吗？”　　她说：“太后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这个谁都知道。但作为一个画家，她只能算是个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画家的水平。　　如果她专门学画画，或许能成为中国最了不起的一个画家。　　她作画时用笔有力，干净利索，只有那些有天分的人经过专门的训练后才能做到这一点。她对艺术有很高的鉴赏力。如果处理国家大事的重任让别人承担，让太后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绘画天分，她就会成为了不起的画家。”　　慈禧太后共有十八位画师，都是从全中国最好的画家中挑选出来，并由她亲自任命的。他们惟一的职责就是为慈禧作画。这些画师被分为三组，每组每月为她作画十天。因为我对中国的绘画艺术十分感兴趣，慢慢地就与这些画师中的不少人认识了，也了解了他们的艺术特点。在慈禧的画师中，有一个姓关的和我尤其熟。有一天，他身体不适，没有进宫为太后作画，我就去拜访他，发现他正在用心画画。学童有时称病不去学堂读书，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这位姓关的画师也一样。他告诉我，他身体的这点儿小毛病无关紧要，不妨碍他画画，只是不便到宫里去见太后。我无意中得知，太监们经常狠狠地勒索他，更让他心里不舒服，所以他不愿到宫里去。　　他给我解释说：“每年我至少要为太后画六十幅画，她才恩准我不必到宫里作画了。她在这些画上盖上自己的名章，再请翰林院的翰林们附上几句相关的诗，每当宫里举行宴会时，她就把这些画赠送与人，好像这些画都是她自己画的。”　　我和这个姓关的画师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画了三幅画赠送给我，供我收藏。　　有一天，另外一个宫里的画师到我的寓所拜访。交谈之中，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在为慈禧太后画一幅画，这次要把她画成观音菩萨的模样。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别人称慈禧太后为观音菩萨很不习惯，但是那个画师告诉我，慈禧太后经常亲笔抄录有关观世音的说教，还让画师们把她画成观音，把画装裱镶边，用黄丝绸或缎子包装起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亲信或宠臣。听这个画师说到这些内幕，我立刻想起了自己收藏的那些画。我说：　　“要是我能有一幅慈禧太后观世音像，那该有多好呀！”　　“我给您画一幅好了。”那画师说。　　我很快就发现，画师此番到我的寓所造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来试探一下我是不是能帮助他。事情是这样的，几天以前他在宫里吃鱼时，不巧被鱼刺卡住了喉咙。他说宫里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化刺的药，但不奏效。然后他就琢磨洋医生或许能救他一命。我带他去见住在我家附近的霍普金斯大夫。这个画师把自己的苦恼给大夫讲了一遍。霍普金斯大夫让画师坐在窗前。画师张开了嘴，医生看见他喉咙处有一个小红点，接着用一把小镊子轻而易举地就把鱼刺弄了出来。　　如果不是霍普金斯大夫把画师的鱼刺给弄出来，我怕是永远也得不到画师许诺的那幅画了。画师知道自己是宫里的画师，把自己画的慈禧太后像送给别人，不太合乎宫里的规矩。　　但他一想到日后还要找霍普金斯大夫给他的妻子儿女看病，又觉得送我一幅画也是应该的，于是有一天他终于把画送了过来。　　慈禧太后不仅喜欢让画师把她画成观音菩萨，还经常装扮成观音的模样，把一些宫女化装成观音童子，又将大太监李莲英化装成韦驮天尊，命令宫廷画师配以前景和背景，最后再让宫廷摄影师拍照。　　有一天我到北京最大的古旧书市琉璃厂去，忽然发现四幅慈禧太后画的梨花水墨画。我在颐和园慈禧太后的行宫里见过这些画，所以这次能购得如此真品，感到十分幸运。　　那个卖画的伙计说：“您瞧，这些梨树枝每一段都用一笔画成。这可不简单哪。画笔必须在砚台里浸得正是火候，这一笔下去既要勾勒出树枝的筋骨，又要画出明暗的效果。筋骨不出来，她也不能再添上一笔；阴影太重了，太浅了，她也不能再涂掉或者再加上几笔。这样的话，从画画的用笔来说，可就是有毛病了。这一笔落到纸上，就永远在这纸上了，动不得。这在中国绘画中可是最难学的绝活了。”　　把这些画买到手以后，我拿给北京城里许多一流的画家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些画属于梨花水墨画中的上品。而且他们的观点和缪夫人也不谋而合：如果慈禧太后能专心研习绘画，她一定能成为名载史册的大画家，清朝有史以来最好的画家。　　有一天，另外一个宫廷画师到我家里拜访，我就拿出这些画请他鉴赏。说到这些画用笔的功夫，他的观点和其他画师并无二致，但他让我仔细看看一幅画中弯曲缠绕，有点儿钻石状的小梨树枝。　　他说：“单从这段小梨树枝看，就知道这幅画是老佛爷画的。”　　“何以见得？”我问。　　“因为专门的画家从不会把弯曲的树枝画成这种样子。”　　“那又为何？”　　“他们不会这样画，否则就没什么韵味了。”　　“那为什么宫里的画师不给她指出来呢？”　　“谁敢呀？”他反问说。　　--------------------　　第六章　　慈禧太后与外国公使夫人　　在外国公使的要求和敦促下，慈禧太后第一次接见了七国使团的公使夫人。1900年的动乱结束之后，皇室匆匆从西安回到北京，慈禧太后对外国公使的态度大变，主动向外国公使的夫人们发出邀请，请她们入宫觐见。　　公使夫人们对这样的邀请自然来者不拒。我到宫中出席午宴，格格、福晋们也到我们的公使馆参加午宴。由此，格格、福晋和朝廷高官夫人频频出入公使馆，或拜会，或赴宴。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拜会和宴请都是由我们的朋友赫德兰夫人从中安排。她是中国许多上流社会家族的内科医生，且深受她们的喜爱。赫德兰夫人天性聪敏，心胸开阔，而且总是乐于成人之美，也正是在赫德兰夫人的帮助下，我才有机会和中国许多贵妇人有了接触。——E.H.康格《寄自中国的信》　　虽然如今慈禧太后已不在人世，但是，许多人在私下里或公开的场合里都曾见过她，甚至有些人还跟她有过来往，所以我们要了解她的生平或性格都不难。很多人对此也颇感兴趣。据我夫人讲，慈禧太后在设宴招待外国公使夫人时，前前后后餐桌的布置、装饰都不一样。下面就是一些细节，我们来看看慈禧太后在适应外国人的习惯方面有多么快，或者说她是如何迎合外国人的习惯的。　　在最初的几次觐见中，先是有人把我们引荐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然后我们和福晋、格格们一起准备进入宴会厅。　　我们落座后，每人身边都有一位格格陪着，这时慈禧太后才出现在宴会厅。皇帝就坐在她左边靠后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一直都站着。她坐下之后，才示意我们都坐下，但皇帝、福晋、格格们还是站着，在慈禧太后面前他们是不敢坐下的。接着，身着长袍的太监端上了精致、美味的中国菜，那个服侍慈禧太后的太监在上菜时一直跪在她身边。　　我们吃了一会儿之后，公使夫人中年龄最长者问格格们是否也可以坐下。慈禧太后首先回头对光绪皇帝说：“皇上，坐下吧。”然后她才转过身来招手示意格格们也都坐下。她们都非常胆怯地坐下了，但都坐在椅子边上，看上去都不舒服，而且什么菜都不敢吃。　　餐桌上大家无话不谈，其中就说起了义和团的问题。慈禧太后发现一位公使夫人佩带着勋章，就问这东西从何而来。　　那个公使夫人回答说：“太后，这个勋章是因为我在义和团围攻使馆时被打伤，我国皇帝奖给我的。”　　慈禧太后双手握着这位公使夫人的手，泪眼婆娑地说：“对那次动乱中所发生的事，我深表遗憾。义和团匪民一度势力盖过朝廷，更有甚者，他们竟然把大炮架到了紫禁城的城墙上。这类事情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餐桌上铺着颜色十分艳丽的漆布，但是没有像样的桌布或餐巾，我们都用和手帕一样大小的五颜六色的花棉布做餐巾。没有鲜花，桌上的装饰主要是大盘小盘的糕点和水果。　　我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在以后觐见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时，所有这些礼节都变了。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放着色彩浓艳的鲜花。康格夫人在美国公使馆宴请格格们之后，宫里更加重视学习外国的礼仪。可以看出，这些公使们对最微不足道的事如桌布摆放和装饰都很重视。后来再进宫参加宴会时，都是既有中国菜，又有西餐。　　只有一点属于特殊情况，那就是从此慈禧太后不再和客人们共进晚餐。在正式的觐见活动结束时，慈禧太后从她的宝座上走下来，与那些参加觐见的人短暂交谈之后，她即邀请客人们进入宴会厅和福晋、格格们共享盛宴，说根据朝廷规矩，如果太后在场，福晋、格格们就不敢落座，更不敢品尝那些佳肴美味。但是宴会结束之后，慈禧太后又总是从后面走出来，十分亲切地和大家交谈。　　下面这段“小插曲”可能最终使慈禧最后下决心不再出席这种宴会。有位身份颇为重要的公使夫人想让慈禧太后把她使用过的碗送给她。毫无疑问，这位公使夫人想得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碗，而是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古董。慈禧太后用的碗和客人们的都不一样，她吃的菜和所有其他人吃的菜也都不一样。　　慈禧太后稍一迟疑，然后转过身来对太监说：“我们不能只送她一只碗。咱中国的规矩都是好事成双，送东西都要成双。去找两只碗送给她吧。”　　然后她又转过身来对客人们抱歉地说：“我本来乐意送给您们每位两只这样的碗。可是外务部不让我在接受觐见时馈赠礼物。”以前，每次觐见或宴会结束后，她都亲手送给每位外国公使夫人一些小礼物，随后还要派太监到各个公使馆送一些小礼物。　　还有一次，上面提到的那个公使夫人从宫里偷拿了一件珍贵的饰物。她正准备带走，掌管这些东西的人走过来，让她把东西放回去，说他对房间里所有东西负责，要是丢了东西，他吃不了也得兜着走。　　上面讲的这些小插曲算不上稀罕事。有时候当着福晋、格格们的面，这些来自欧洲的公使夫人们就对桌上的饭菜说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些菜都是中国菜，常常不合外国人的口味。尽管慈禧太后的译员时时跟在她的身后，那些公使夫人都以为在场的中国人都听不懂“洋话”。某些公使夫人总想既饱眼福，又饱口福，但我们觉得，她们既然代表各自的国家，在觐见中国的皇太后时，就应该知道哪些举止是得体的，哪些是不得体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国家，慈禧太后的手下人如果没有事先在礼部接受一些礼仪的教育，谁也不能去见她。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朝廷之上，这些公使夫人的举止是怎样的一种无礼和冒犯，我们都不难想象。朝廷里的人在首次觐见慈禧太后之前必须在礼部接受为期一个礼拜甚至六个月的训练。慈禧太后和格格们也可能原谅了这些外国公使夫人的无礼与冒犯。凡中国之外均为蛮地，神州之外全是夷人，这种观点在中国由来已久，慈禧太后和福晋、格格们之所以能原谅这些公使夫人或许就因为她们认为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野人，所以不值得中国人计较。　　但并非所有入宫觐见慈禧太后的人都是这副模样。有些公使夫人意识到这些场合对促进中国开放的重要性，她们十分谨慎地尽力适应中国宫廷严格的礼仪、规矩。说起外国公使夫人在促进中国向西方开放方面所做的贡献，谁也比不上美国驻中国公使康格先生的夫人。之所以慈禧太后和康格夫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正是因为她对慈禧太后总是那么尊重。　　对这一点谁也不怀疑。　　只有在私下接受某外国公使夫人的觐见时，这位非同寻常的女人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她的女人味儿，和她作为女主人的吸引力与魅力。她与每一位客人握手，非常关切地嘘寒问暖；她也抱怨天气的炎热或寒冷；如果茶点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非常着急。她十分真诚地说，能和我们见面是她的一种福气。她还有办法让每一位客人都为她着迷，即使她们以前对她存有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很关照，这也充分表现了她作为一朝之主的能力。　　她还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和典章制度。有一次在戏院听戏时，她把我叫到身边，让人给我拿来一把椅子坐下，然后详细地向我询问美国有关妇女教育的制度。　　“听说在贵国所有女孩子都可读书？”　　“太后，这一点儿都不假。”　　“她们和男孩子学一样的科目？”　　“在公立学校男孩子和女孩子所学课程是一样的。”　　“我也非常希望所有中国的女孩子都能进学堂读书，可是老百姓送男孩子读书已很不容易。”　　“然后我简单地给她介绍了一下美国公立学校的情况，她回答说：　　“中国现在的赋税已经很重，再建公立学校，势必又要增加赋税，这不大可能。”　　“但是，事隔不久，朝廷就发布命令，要求在全国开始妇女教育，到现在，北京，还有其他地方建立起了几千所女子学堂。　　还有一次，公使夫人用点心时，慈禧太后把我叫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时除了身边站着一个太监外，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那个太监用一把孔雀羽毛做的扇子不停地给她扇风纳凉。慈禧太后让我讲讲教堂的事。谈话一开始，我就看出她并没有弄清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她把二者笼统地称为教。我向她解释说设立教堂的目的是增进民众的智慧，促进他们道德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使他们孝顺父母，忠于国家。　　很少有哪个女人能像慈禧太后那样迷信。她对命运、符咒、恶魔与善鬼、上帝和魔鬼之类的东西都深信不疑，这深深影响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有人第一次提议为她画像并送往圣路易斯博览会展览时，慈禧太后十分惊讶。康格夫人向她做了好一番游说，说欧洲各国首脑的画像都在那儿展出，其中包括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还说如果慈禧太后的画像大量在海外流传，也有利于纠正外人对她的错误印象。经过康格夫人的这一番劝说，慈禧太后才答应和庆亲王商量商量再说。此事好像就到此搁浅了。但很快她就派人传话给康格夫人，说她准备邀请卡尔小姐进京为她画像。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挑选了一个良辰吉日，让卡尔为她画像。为了把画像送到外务部，她专门修建了一条铁路，而没有让人把她的画像扛在肩上送到外务部，她认为那样像扛一具死尸。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正赶上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没能举办隆重的庆典活动。所以，她在六十九岁时就迫不及待地举行了七十大寿的庆典，为的是避邪躲灾。她穿的衣服上到处都印着“寿”字和“福”字，而且她送给别人的礼物多数也有吉祥的寓意。她的寝宫里放着一盘一盘的苹果，中文里“苹果”的“苹”与“和平”的“平”是谐音，意思是“平安”。她的寝宫里还总是放着很多桃子，因为桃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长寿的象征。她身上还带着很多符咒。康格夫人离开中国时，慈禧太后从自己的脖子上解下一个符咒给她戴上，说希望这个东西保佑康格夫人远航平安，她说1900年她“巡幸太原”后之所以平安归来，正是因为这个符咒保佑了她。任何人如果穿的衣服有点儿像丧服，是绝对不能去见她的。众所周知，满族妇女从不缠足，慈禧太后反对缠足比任何人都来得坚决。但她手下的人，如果谁想更改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那么慈禧太后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她是中国驻外公使的夫人，她和两个女儿在欧洲耳濡目染，都穿上了欧洲最时髦的服装。有一天她对慈禧太后说：　　“因为大清朝女人缠足，我们都成了全世界的笑料了。”　　慈禧太后说：“我听说洋人也有一个并非无可厚非的习惯。现在这儿既然没有外人，我倒想看看外国女人是用什么东西来束腰的。”　　那个妇女长得人高马大，看上去像一个大水桶，她转身对身材窈窕的女儿说：　　“孩子，你给太后看看。”　　那姑娘故做忸怩之态。接着慈禧太后说：　　“莫非你不知我的要求就是命令？”　　在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她命令给那个妇人的女儿送去一套满族服装，还说：　　“洋人妇女受此等洋罪，真是可怜哪。她们用铁条把自己的腰束起来，直到喘不过气来。可怜呀可怜！”　　第二天那个姑娘就没有进宫来，慈禧太后问她母亲姑娘为什么没来。　　那位母亲回答：“她今天身体不舒服。”　　慈禧太后说：“果然不出乎我的意料。束腰的带子解下来之后，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是得需要点儿时间。”慈禧太后好像以为中国女人睡觉时要缠着脚，外国女人睡觉时也要束着腰。　　两年前我来到中国，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北京城里可算是热闹非凡。小皇帝已经长大，慈禧太后的摄政地位也就要结束了。我已经说过清王朝不准大阿哥和格格结婚，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血缘关系，出于同样的原因，普通老百姓近亲也是不准结婚的。这是中国人的规矩，但规矩总是有废就有立。小皇帝长大了，到了订婚的年龄，小皇帝既是她的外甥，又是她的侄子，慈禧太后决定把她的侄女嫁给皇帝做皇后。小皇帝对这个安排很有意见，他想娶另外一个姑娘做皇后，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无法改变慈禧太后的意志，她已下定决心要促成这桩婚姻。谁要是让她的算盘落空，她可不干。于是，宫廷就发布了圣旨，在某个晚上禁止所有人出门，因为这天晚上皇帝的新娘要乘坐大红轿子，从她娘家被抬入皇宫。　　无论是皇帝选后，还是其他事情，她的意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违抗的天命。　　慈禧太后身高中等偏低，但她穿的鞋鞋跟很高，有的高达六英寸，再加上她穿的满族式服装，从双肩垂落下来，所有这些使她看上去浑身透露着帝王气度。实际上，她也的确颇有帝王气度。她的体形非常完美，走起路来步履轻快，体态优雅，而且单从身体外表来看，她的的确确是一个魅力非凡的女人，与她皇太后的身份非常相称。她的容貌说不上是倾国倾城，但她精力充沛，充满活力，十分令人愉快。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黑黑的睫毛下是一双漆黑的双眸，这让她的脸颊光彩照人。在她漆黑的双眸里，时而带着微笑，时而闪过一丝愤怒。　　当她端坐在朝堂上的时候，她是尊严的皇太后；但是，当她从那威风凛凛的宝座上走下来，双手握着你的手，带着非常亲切的微笑向你嘘寒问暖的时候，你首先想到她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是你的一个伙伴或朋友而已。但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一个在所有困境中都从容不迫的人，一个不论是在内政、外交、实业方面或者处理其他社会问题时都游刃有余的人。　　我个人觉得她的性格特征更像日本人，这从摄影师所拍的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果真如此，她也就不那么吸引人了。从她垂帘听政后所处理的一些事情来看，我们不难看出她为这个王朝所倾注的心血，她作为政治家的魄力，她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她为了这个王朝晚一天灭亡所做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了那些与中国为敌的人纷纷倒在她的利剑之下。她大笔一挥，那些王公大臣们都纷纷跪拜在她的脚下。如果他们有幸东山再起的话，他们以前的那些权力也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她要么玩玩手腕，要么动动武力，把通往权力顶峰的障碍一一排除了。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不仅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　　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个“贵人”；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说她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最了不起的女人，这不算是夸张吧？　　--------------------　　第七章　　光绪皇帝的少年时代　　光绪皇帝身材单薄文弱，看上去有几分孩子气。他肤色稍暗，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忧郁。他和善的外表，让人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喜欢做梦的孩子，而不像是能将梦想变成现实的一国之君。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后裔中竟有如此生性空灵之人。然而，在东方的圣人看来，光绪皇帝堪称品德尽善尽美的典范。——查尔斯·约翰斯顿《中国的危机》　　就在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宾天的那个晚上，两乘小轿出了紫禁城西门，穿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拐进了京城西部满族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轿子里坐着的是东太后纽祜禄氏和西太后慈禧。　　街上灯光昏暗，这两乘四人小轿前后都有侍从打着灯笼开路，轮流抬轿的轿夫们跟在后面。这次慈禧要去办一件大事，即确立”宗室中可承大统者”，因为同治死后无嗣，这在清朝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慈禧此行的目的地是七爷王府。这七王爷不是别人，乃咸丰皇帝的七弟，慈禧把自己的胞妹许配给了七王爷。七王爷家现在有两个儿子，长子三岁左右，长得不是很结实。慈禧就带走了这个正在自家热炕上熟睡的孩子，到宫里去做大清帝国的皇帝。这家的大人们听见孩子从梦中醒来，哭着喊着：“我不想当皇上，我要睡觉。”可慈禧硬是把小载湉裹起来带走了。从此，载湉就离开了自己幸福的家，离开了慈爱的父母双亲，离开了可爱的小弟弟。他从此远离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不能任意走动，没有玩具可玩，无法和其他孩子一起做游戏。　　总之，一个孩子喜欢的东西他都没有。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呢？慈禧抱着小载湉，收养他为自己的继子，带进了紫禁城。对小载湉来说，这确实是一座“禁城”，他只能在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活动，没有丝毫自由，高高的紫禁城墙里有成千上万的宫女和太监，但孩子只有他一个。作为紫禁城里惟一的一个男人，他的孤独是不言自明的。第二天早晨，当所有的皇室成员都聚集在朝堂上为同治之死向慈禧表示哀悼时，慈禧抱出了小载湉，向他们宣布：“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　　当时北京的使馆街有两家未经清政府批准，由洋人私自开设的店铺，因为那时的北京还不是一个开埠城市。店铺门面不大，离各国公使馆很近，专门向驻华公使馆提供商品。因为商店的店面不大，看上去很不起眼，因此没有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正是这两家店铺后来给中国带来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其中有一家商店是丹麦人开的，主要卖一些洋玩具、杂货、干鲜果蔬等。这些东西中国人喜欢，京城里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也需要。一个偶然的机会，出宫采购的太监路过这家商店，就给小皇上买了些外国玩具，好哄他玩。这些太监为了给小皇帝买到更多更好的玩具，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所有的玩具店或大大小小的集市他们都去过。凡是卖玩具的他们都问过，不惜代价地为小皇上买最好的玩具：能打鸣的公鸡、会下蛋的母鸡、会叫的狗、会哭的娃娃、会唱歌的小推车、小喇叭、小鼓、空竹、陀螺、花布做的狗、猫、骆驼、大象、老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玩具。玩具虽多，但就是没有和小皇上一块儿玩的小孩。况且，虽然玩具很多，也没有一件是小皇上喜欢的。当时中国的玩具都缺少一种东西，无法激起小皇帝的好奇心。而有些外国玩具中却藏有一根弹簧，似乎是给玩具注入了生命。这些玩具上了弦，就会自己动起来，而这样的玩具正是小皇帝所需要的，因为这样的玩具迎合了他天生的好奇心。那些小轮子为什么能转动呢？对这样的问题小载湉的好奇心比外国孩子的都要大。他和其他孩子一样，玩具玩够了，不再好奇了，就把玩具拆开，这一拆也就发现了里面的机关，原来里面都藏着一根类似弹簧的发条。小皇帝和太监们都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玩具会动。于是太监们就会再去给小皇上买一些更加复杂的、更加稀奇古怪的玩具。开店的丹麦人很会做生意。不久，欧洲的玩具商开始为北京紫禁城里这位长着一双“杏眼”的小皇帝专门设计玩具了。小皇上一天天长大，这个丹麦人的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店里的商品越来越丰富。因为小皇上是这家商店的主顾，着实让这个丹麦人大赚了一笔。音乐盒、音乐车（这可是真正的音乐车，和中国人开的商店里的都不一样）、汽车、轮船、会打点的钟表、瑞士手表等等。有些钟表拉动转柄，每隔一小时、半小时或者一刻钟就会自动报时。慢慢的，太监们把这些玩具都买到宫里。小皇上一天天长大，这个丹麦人不断地为他提供适合他年龄的玩具。很快，欧洲所有适合男孩子玩的最复杂、最精妙的玩具，光绪皇帝都玩过了。光绪就像他的年号一样，“不断地有新的光彩”。　　然而，小皇帝并非十全十美。据当时宫里的人讲，皇帝虽然年龄小，但是脾气可不小。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会躺在地上，又哭又闹，把地上的尘土都踢了起来，那样子好像是东西不到手决不罢休。我妻子曾对我说起这样一件事。　　她常去拜访一些中国人，他们总会摆上她最爱吃的饭菜。我妻子就开始大吃起来，边吃边问人家是不是自己胃口太大了。　　女主人便会善意地说，您是不是要我像宫里的太监一样，给您跪下叩头，求您不要吃得太多，把自己撑坏了呢？小皇上被大献殷勤的太监、宫女们整天围着，又没有父母管教，难怪他被宠坏了。但他也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孩子罢了。　　1901年的一天，宫里的人都逃到西安去了，紫禁城的前门由美国大兵把守，我获准参观皇宫。皇帝住的地方是典型的中式建筑，窗子都是纸糊的，中间是玻璃门，黄瓦屋顶，青砖墁地。东头的一个房间好像是卧室，长二十英尺，宽二十五英尺，房间的南面整个都是窗子。满屋琳琅满目的钟表，有上等的法国景泰蓝钟，还有精致的布谷鸟钟，一只小布谷鸟不时跳出来报时。这些钟表各打各的点。屋子里零零落落地摆着几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面都有两三个钟表，墙上也都挂着样式奇特的瑞士手表。屋子中间两个长沙发背对背地靠在一起。除此之外，屋子里还有一张镶着金边的小书桌，上面摆着光绪皇帝收藏的各种钟表的精品。另外还有几张宽大的洋椅子，上面铺着长毛绒、天鹅绒坐垫。时值炎热的夏日，我在其中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歇息，立刻就听到一段美妙的音乐声，原来是坐垫下藏着的音乐盒发出的声音。我先是吓了一跳，继而又觉得这段音乐让人心旷神怡。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一台电扇来，竟吹得我睡着了。置身其中，简直就像到了东方童话里的仙境。　　光绪皇帝八九岁时，听说世界上有种东西可以把消息像闪电般传遍大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然而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只能想象。祖祖辈辈，皇上的圣旨，包括官报这种世界上最早的杂志，都是靠驿站传送的。能像闪电一样传播消息，这个东西让光绪皇帝着实痴迷起来。他相信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到，而且很快就可以办到。于是，他命令手下人给他弄来了一台电报机。像小时候玩玩具一样，他摆弄起这台电报机来。不久，整个大清帝国上上下下都开始用电报机了。　　一天，几位朝廷官员来到京师大学堂，谈话中他们问道：“皇上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会说话的匣子，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们的物理实验室就有一台。请各位有空去看看。”　　我把留声机搬到了实验室。这是爱迪生发明的一种老式留声机，有个踏板，像缝纫机一样。我们让其中的一位官员对着留声机讲话，然后用留声机把他的话又放了一遍，他们都十分高兴。没过多久，他们又来，说是要买下留声机送给皇上。　　这在中国是讨皇上欢心、升官发财的一个好办法。　　光绪皇帝听说外国人发明了一种“带火轮的车”。外国人曾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修建了一小段铁路，后来中国人买下来拆掉，扔进了河里。光绪皇帝是否听说过这件事，我们说不好。皇上手下的人做的很多事，恐怕永远也不会传到他耳朵里。不管怎么说，当光绪皇帝听说了这种“带火轮的车”　　以后，就非要火车不可。最后，手下人只好在紫禁城莲花湖两岸修了一段窄窄的铁路，又从欧洲的工厂特制了两小截车厢，一个蒸汽机车头，这样光绪皇帝就可以经常带着妃子乘坐这个小火车游乐了。　　1901年我参观紫禁城时，那段“铁路”、车厢、蒸汽机还都在原处。这些洋玩艺儿后来又被八国联军抢劫到欧洲。光绪皇帝先是听说了洋人的铁路，接着又听说洋人还有“带火轮的船”，他当然也想要这种船。当我从莲花湖上面的大理石桥上走过时，看见湖中停着三艘蒸汽小游艇，显然已经破旧不堪了。在颐和园的湖中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游艇。别人告诉我，光绪年轻的时候，经常让人把这些游艇拴在皇宫画舫上，在夏天凉爽的晚上带着嫔妃游玩。日后，慈禧太后也用同样的办法来款待洋人。　　那时候，凡是外国的机械装置，光绪皇帝都很留意。他对所有洋人的发明都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人大多习惯往后看，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德行修养达到先辈的水平。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的时候，主动让位给他儿子，惟恐自己的在位时间超过了他的祖父。光绪皇帝是皇室中第一个往前看的人。洋人用坚船利炮和先进的技术打开了大清的国门，奴役了他的臣民，光绪皇帝“向前看”的目的就是掌握并拥有这些东西，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光绪皇帝听说有种办法可以使人的声音传到十里、二十里、五十里甚至五百里之外。据说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一位老农耳朵里，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这不可能。俺家小子嗓门大得不得了，谁也没他嗓门大，可顶多能传二里远呀。”光绪皇帝对这种玩艺儿却不怀疑。他立刻命人弄来了一部电话。　　1894年中国基督妇女会决定在转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时献上一部《新约》。这部《圣经》用的是最好的纸张，新版的字体，找了最好的工匠来印制，烫金边，银制封面上是竹子浮雕图案，用银盒子装着，银盒子外面又套着红色长毛绒的封套，因为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如意。盒子外面又套了一个精雕细琢的柚木盒子，柚木盒子外面又套上一个普通的盒子。　　这部《圣经》由英美两国的大臣带到驻华使馆，准备敬献给老佛爷。转天，光绪皇帝就派人到美国圣经公会索取了《旧约》和《新约》，与其他中国基督徒所领取的一模一样的《旧约》和《新约》。过了几天，我的一个朋友神秘兮兮地来找我，好像要告诉我一个多么大的秘密。他是个园艺师，每天向宫中送鲜花和水果。　　“宫里这些天可热闹了。”他告诉我。　　“出了什么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以前我到宫里去，太监们都不理我。昨天他们却拉我坐下，可近乎哪，还问了我很多和基督教有关的问题。我尽我所能给他们讲了讲，他们还在不停地问，一直问到下午还不算完。最后我饿得不行了，起身想走，他们就挽留我，端上饭菜，要我和他们一块儿吃饭，这样一直到晚上我才脱身回家。有个太监告诉我，皇上现在正在看《路加福音》。”　　“那个太监是怎么知道皇上在看《路加福音》的？”　　“我也这么问他了。他说，他是皇上的贴身太监，皇上每天都让人把一部分《福音书》抄在一张纸上，字要写得很大，这张纸就放在桌子上。太监站在皇上的椅子后面，当然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皇上在读什么。”　　我又问了问，才发现太监只有向洋人请教才能看懂福音书的一部分内容。从此，太监每天都邀这位园艺师一起吃饭。　　吃完饭后，他再给他们讲讲《圣经》。后来，太监们干脆让这位园艺师把自己所在教堂的牧师请来，和他们一同用餐，给他们讲福音书。这个牧师刚好是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　　这个牧师起初有些犹豫，可太监每天都派人来请。最后还是和园艺师一起进了宫。席间，太监们给牧师敬酒，牧师不喝。太监们说：“对了，听说你们教徒是不喝酒的。”于是就撤去酒水，大家用饭。太监们领着两位洋人参观了一些宫里的建筑。临走时，还送给园艺师相当于三百美元的钱，让他扩大生意，又送给那牧师很多礼物。当然，我们不能凭这些就说光绪皇帝开始信奉基督教了。因为光绪皇帝对基督教义感兴趣，他的臣民也纷纷效仿。在北京，在中国的其他地方，都出现了很多中国基督徒。但光绪皇帝并没有完全信奉基督教。　　1901年光绪皇帝为保护在华传教士而发布了一道圣谕，意思是西洋宗教在于培育民德，增进民智，大清子民可以信奉基督教，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应该与基督教徒和睦相处。据说，光绪皇帝经常让太监们分班站立，检查他们学习《圣经》的情况。　　一天，我的园艺师朋友带着三个太监来拜访我，目的是让这几个太监见见洋人，见识见识洋人的家是什么样子。其中最年轻的那个太监聪慧过人，给我的印象最深。几天以后，我的朋友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帝性格的另一面，即任性冲动、性格乖戾。有一次光绪命几个太监去见他，但碰巧几个太监都有事，惟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年轻的太监来到他近前，跪下来给皇上叩头谢罪，光绪抬腿就是一脚，正好踢在那个太监的嘴唇上，差点儿要了他的命。我的朋友对我说：“这是什么皇帝？竟然惩罚那些在宫里侍奉主子的太监？！”但是，光绪皇帝也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同情他，不应对他的坏脾气多加指责。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他让人给他找了两位英文教习。与以前宫里的规矩不同，他没有让老师跪着给他授课，而是让他们坐着授课。当时其中一位英文教习的孙子正在跟我学英文，我同时跟他学中文。因此，我也了解了不少光绪皇帝学习英文的情况。他学英文的心情非常迫切，但苦于不能从英国或者美国直接购书。于是，手下的官员到学校、教会四处奔走，寻找适合初学者的教材。他们也找到了我家里。最后，还是塔夫特博士找出了一本配有漂亮插图的识字课本，拿给了光绪皇帝。这个课本原本是塔夫特博士带到中国给他的小女儿识字用的。　　一天，有位太监到我的寓所拜访。他告诉我，皇上听说洋人在中国兴办的学术机构、教育学会和宗教出版会等组织出版了很多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我当时正负责两三个这样的机构，就把学堂里使用的教材送给他，其中有天文、地质、生物、生理等理科方面的教材。　　第二天，那个太监又来了，还带来了几个搬运工，给我带来了御膳房做的火腿，还有几箱水果、点心。我谢过这位太监，给干活的人一些小费。他们走后，我就把这些吃的东西赏给了仆人，因为我的饭量不大。仆人告诉我，御膳房做的东西确实好吃。一连六个星期，这个太监都来拜访我，总是等我拿出一些皇上没有的书，他才肯离去。文学的，科学的，宗教的，不管这些书是哪个派别的，哪个机构出版的，这个太监对书籍来者不拒。有时候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新书来，只好把我妻子的中医藏书也拿了出来，送给了光绪皇帝。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光绪皇帝寻找书籍，太监光顾的洋人不止我一个。光绪皇帝还派人到其他洋人那里寻找新书。　　所有从洋文翻译成中文的书他都想要。　　有一次，那个太监看见我妻子放在游廊上的自行车，就问我：“这是什么车？”　　“这是一种能自己行走的车。”我回答说。　　“怎么用呢？”　　我把自行车搬下来，在院子里骑了一两圈。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看了半晌。我一停下来，他就问：“怪呀！为什么这车就是不倒呢？”　　我告诉他，凡是运动着的物体就不会倒下。这个道理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事物。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说：“皇上想要自行车骑。”我妻子就让他把自行车带进宫里。不久，就听说皇上正在学骑自行车。　　有一天，他的长辫子卷进自行车的后轱辘里，从车上摔了下来。和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此不再学骑自行车了。　　--------------------　　第八章　　从傀儡皇帝到变法先锋　　1891年光绪皇帝下诏，要求善待外国传教士。诏书中称：西洋宗教旨在培育民众的品德修养。中国人虽信仰西洋宗教，仍为我中华子民。中国人完全可以与洋教和谐相处。——查尔斯·丹比《中国与中国人》　　中国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人物莫过于光绪皇帝了。他是个天才，但同时也具有天才所有的与生俱来的弱点。他的文笔气势纵横，颇有凯撒的文风。他大笔一挥，那些最不可一世的总督们为之胆战心惊，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员们也许就因此被罢免了。也正是这支笔发动了一场变法运动，其影响之深远，是中国人连想都没想过的。然而，他对慈禧这样一个女人却十分畏惧，像躲避魔鬼一样躲避她。　　有人评论光绪说他是一个天才，也有人说他是白痴、傻瓜。我们姑且认为他没有天分，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他把所有精巧的玩具都买进宫里，西方过去二三十年的发明创造，除了x光射线机和液态空气，都被他请进了宫里。我们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白痴在被废除王位之前把西洋著作的中文译本都买到宫里；从1895年到1898年他发动变法的三年间，为什么这样一个白痴在无人帮助、无人辅导、无人指教的情况下坚持研读他所购买的西洋书籍？为什么在此期间他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君主还颁布了一系列非常了不起的诏书？这个白痴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内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书，为什么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变法图强的精神在这个白痴颁布的诏书里都得以体现？　　1895年到1898年，光绪皇帝对中国年轻人思想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皇帝。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教育机构以及官办的学堂。很多学生毕业后活跃于商界、政界，上自满清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看到了西洋教育的优势。当时的中国海关设立了一家皇家学堂，专门培养外交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人才。毕业生中后来有不少人出使欧洲及美洲的许多国家。　　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都争相阅读光绪读过的西洋书籍。　　这对中国通商口岸的出版商们可算是一种考验，而一些出版商也惟恐书籍储备不足而措手不及。上海的书店里竟然出现了很多盗版西洋书籍，售价只有原书的一半。这些西洋作者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迫使盗版商人交出盗版所用的印版，不然则诉诸公堂。从1895年到1898年这三年间，光绪皇帝始终在研读西方的著作。而全国上下数以万计的年轻读书人也都视光绪皇帝为楷模，纷纷阅读西方的书籍。皇帝读完这些书后，不管他会突然构想出什么挽救国家的措施来，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备无患”了。　　有一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亟求兴革”的中国年轻人来找我，让我给他列一张清单，介绍一下英美一流的报章杂志。我问他原由，他说：“京城里支持变法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旨在推动变法的团体。这些人中有懂英语、法语、德语的，也有懂俄语的。我们打算找这些国家主要的报章杂志研究、探讨。　　我们已经租下了一处房子，收拾好了几间屋子，打算办一个变法社团，空闲的时候可以聚在一起切磋、讨论、读书、演说，做一些能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的的事情。”　　“那么，请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问道。　　“在中国建立一种新政体。在甲午海战中我们被日本人打败，足见我们的政体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我们要发起脱胎换骨的变法，否则我中华将永远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在北京城里算是件新鲜事吧？”　　“在京城里这算是新鲜的，可在其他地方却并不新鲜。　　全国各地的大城市、省会都建立了类似的变法团体。在西安，上至总督下至贫寒的读书人都争相购买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有些达官贵人甚至办起了一些洋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除了一些顽固的老学究外，不少人都抛弃了孔孟之道。　　国家形势已变，思想也得变。读书人就要发动一场思想运动，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要时刻为它的诞生做好准备。”　　领导这场变法的是一个广东青年，他就是康有为。康全面透彻地研究了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且将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撰写成了两本书，敬献给了光绪皇帝。　　在康的家乡广东省，人们都尊称他为“变法君子”、“圣人为”。　　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由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都阅读过西方的一些书籍，康有为就在光绪帝的一个贵妃的哥哥的引荐之下，去见光绪皇帝。康有为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慷慨陈辞长达三小时。他敦促中国效法日本，建议撤换老朽保守的总督、大臣，由那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些年轻人可以每天和皇帝商讨各种各样的变法措施。后来，康有为的这次演说被恭亲王和荣禄报告到光绪皇帝那儿。这两个人都已老态龙钟，其中的一个还是最顽固的保守派，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会赞同康有为的这番言论。然而，光绪皇帝却让康有为呈上奏折，详述他的观点，后来又亲自召见康有为，并把他请到宫中辅佐自己筹谋已久的变法。康有为热心于改革，但他并不是政治家，否则光绪皇帝也不会被废黜了。　　1898年夏，变法的关键时刻到了。我当时正和全家人在海滨度假。一位在我任教的学堂里学习多年的翰林也随我们一起去度假。当时我们正在合作翻译一本心理学著作。他每天都在看北京出的一份官报，还时常发些议论。6月23日，报上突然登出来一条圣旨，称：　　……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辩博，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之意。　　我问这位翰林：“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这可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之举了。”这位翰林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变法者，然而他和满清的许多官员一样都在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存亡。沧海桑田，两河流域、巴比伦、埃及、古希腊、罗马等地的文明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虽然历经风吹雨打，虽然只是在艰难中缓缓前行，但还算是存留下来。像他这样的进步官员在晚清的满朝文武官员中从来都是不多的。　　北京的官报每天都登载变法的消息。没过几天上面就登出了二十七道上谕，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上谕共下了一百一十多道。下面我简要地列举一些光绪皇帝的上谕，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变法自强的雄心壮志：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派宗室的王公大臣出国游学，研究欧洲、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情况。　　3.鼓励发展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　　4.光绪皇帝表示愿意倾听保守派对变法和维新的反对意见。　　5.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6.严查企图阻挠创办京师大学堂的人。　　7.加速修建芦汉铁路。　　8.采用新法训练海军、陆军。八旗、满、蒙、汉军也一律采用洋枪，“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　　9.在各省设立农务学堂，让农民学习改进耕作方法。　　10.命令学习引进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法律。　　11.命令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报军事改革的情况。　　12.鼓励发明创造和科技著作。　　13.保护、鼓励工商业。　　14.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兼授的学堂。　　15.设立铁路、矿务局。　　16.鼓励办报，禁止官吏阻挠言路。　　17.设立水师学堂，修造训练船只。　　18.要求各部大臣及地方官员辅助皇帝的改革事业。他甚至是在哀求他们尽力去理解他的变法措施并能辅助他变法维新的努力。　　19.中国驻外公使须设立学堂，方便中国学童在外国学习中华文化。　　20.在上海设立招商局，鼓励贸易。　　21.裁撤京城里六个无用的衙门。　　22.广开言路，官民愿意上书者均可将奏折密封后呈奏给皇帝。　　23.两位礼部尚书以及四位礼部侍郎因私自拆开奏折，违背圣旨而被革职。　　24.裁撤督抚同城的鄂、滇、粤三省的巡抚，精简机构，节省开支。　　25.设立学堂，传授茶叶栽培、蚕丝制作技术。　　26.撤驿站，在北京设立邮政局。　　27.学习西方，改革财政，编制预算、结算。　　以上我简要列出了光绪皇帝当时颁布的诏书。对清政府这次维新变法运动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光绪皇帝多年的学习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这些诏书在很短的时间一古脑儿地颁布下来，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些措施真正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光绪皇帝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就像他成功地设立京师大学堂一样，将这些诏书逐一付之实施，而且假如朝中要员及各省官员都能真正奉旨行事，真正理解皇上“欲图之大事”，那么中国在学习西方这个问题就不会落后于日本了。　　圣旨一道道颁布下来，我这位翰林朋友的害怕、担忧也与日俱增。皇上训斥了那些企图阻挠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大臣。　　一天，我的翰林朋友来找我，告诉我他必须离开京城了。　　“为什么这么快就走？”我问他。　　他说：“皇上如果真的这么突如其来地变法，肯定要惹大麻烦的。”　　这位翰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光绪皇帝刚刚颁布了这二十七道上谕的第六道。假如光绪皇帝的亲信谋士都有敏锐的洞察力，能预见到皇帝仓促行事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他们当初会不会力谏皇帝谨慎行事呢？中国一直雄踞东方诸国之首，对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有些国家愿意与之亲善，有些则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然而，在甲午海战中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为日本所挫败，尊严扫地，昔日辉煌已荡然无存，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想想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对恢复大清帝国昔日的荣耀那么急切了。　　光绪皇帝急于变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列强争相蚕食中国国土。就在维新变法前不久，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　　德国人以此为借口，派出舰队侵占了山东港口胶州湾，并且强占了五十英里的土地。他们似乎还意犹未尽，又要求在山东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并强迫中国向被杀传教士的家属做出赔偿，重新修建被毁的教堂和相关房舍。中国遂求助于俄国，俄国也表示将保护中国对付一切入侵之敌。然而，俄国不仅没有帮助中国，反而要求中国割让两年前没有割让给日本的两个港口及周边领土。英法两国也不甘示弱。法国要求中国割让广州湾和周围的领土。英国要求中国割让威海卫，因为英国人认为，威海卫是防守渤海湾对岸“俄国熊”必不可少的据点。至于为什么英国人还要中国割让香港周围四百里的陆地、水域，光绪皇帝就觉得很难理解了。　　慈禧太后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侄子光绪皇帝时，就像在险象丛生的路上教儿子学开车的父亲一样，她手里握着缰绳跟在后面。很多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例如，不论她在宫里还是在颐和园里，光绪每隔五天必须向她请安。她手里还攥着一些大权，这样朝中大员除了“谢主龙恩”外，时刻也不敢忘记还有一个太后。光绪十八岁时或许还听任慈禧的摆布。到了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厌烦，要求自主地处理国家大事。慈禧太后表面上也答应了。　　我们已经看到光绪皇帝是怎样行使自己的大权的。也许作为一个变法者，他的某些做法很不明智。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光绪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因为他开了风气之先，他是晚清历史上真正想变法自强的皇帝。他与咸丰皇帝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咸丰驾崩之前把摄政大权交给了八大臣，而他自己却荒淫无度，与大国之君应有的样子相去甚远。　　光绪皇帝也有一些弱点，但他绝不是疏于国事、荒淫奢侈的亡国之君。他把朝廷的安危、百姓的祸福时刻放在心上。　　光绪皇帝感到，要想了解反对意见，看到事情的正反两个方面，实非易事。于是，他在第四道上谕里要求保守派呈上对变法主张和措施的反对意见。为广开言路，光绪皇帝还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他惟恐这些还不能让人们畅所欲言，又在第二十二道上谕中要求大臣上书言事，并要求呈给他的折子必须原封不动地交到他手中。　　恰在此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建议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立基督教为国教，设立国会，并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到日本游历。两位礼部尚书拆开奏折，对王照出言之坦率深感惊讶。他们把王照找来，命令他收回奏折，王照不答应。他们于是伙同四位礼部侍郎在王照的奏折中夹进“私货”，将其串通拟就的奏疏交给了皇上，并控告王照“登堂咆哮”，对皇上不恭。　　或许因为礼部六堂官未原封不动地进呈王照的奏折，或许因为他们企图阻挠士民上书言事，总之光绪随即又颁布了一道圣旨，说明他为什么要求上书言事者要原封不动地进呈，并责令礼部六堂官解释“登堂咆哮”为何意，就好像他没有看懂奏折一样。然后又命令将这六堂官交给部议处审理，相应定罪，并告诫部议处，如若惩戒不够严厉，皇上将迁怒部议处。　　部议处最后决定将礼部六堂官降三级调用，而光绪皇帝重新裁定了这一决定，将六人全部革职。然而，这一裁决是光绪变法夭折的开始。　　在维新变法前的两个月，正当光绪为了推行他的变法措施步履维艰地拼命挣扎的时候，慈禧太后一直在颐和园逍遥自在地避暑。对光绪皇帝所做的一切，她不发表言论，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好像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变法的意思。　　只要光绪皇帝致力于启用新人，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就不会那么大，变法维新之士当然也会竭尽所能拥护皇上。这场变法运动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实在是很难估计。由于光绪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在抵抗洋人入侵情绪很高的湖北省修建了一条连接大江南北的铁路。山西省的矿产资源和满洲里的木材资源得以开发。在变法期间修建的铁路已成为全中国贸易和运输的主要干线。　　光绪皇帝颁布的第五道上谕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启用新学。这道上谕一经颁布，信件、电报就如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向京城，要求进入京师大学堂读书，有些信件还附寄上了学费。在这些趋之若鹜要求到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人当中，有光绪皇帝老师的孙子，有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有身居官职的人，还有那些尚未通过科举考试的富家子弟。　　很多官宦人家来请我们的毕业生去教英语。一位毕业生被请去给李鸿章的孙子教英语，还有一位被请去教宗室王公的儿子们学英语。　　然而，就像上谕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道所宣布的那样，光绪皇帝裁减机构、冗员以压缩开支，革除抗旨犯上之顽固官吏时，举国上下一片抱怨之声。按照第二十三道上谕，被革职的礼部六堂官，连同为他们求情的其他一些官吏，一起到颐和园找慈禧太后，把情况向慈禧一一禀报，说皇太后一手扶起来的光绪皇帝如今竟然要把大清帝国引向灭亡之路。他们请求太后再度训政，掌管国家大事。　　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听着他们的禀报。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时，她一向这副郑重其事的样子。然而，听完了这些人的禀报，她就打发他们回家了，至于她是什么态度，要采取什么措施，她没有任何暗示。　　光绪听说这些人到慈禧那里禀报了，便立即派特快信使召袁世凯进宫。袁世凯进京后，光绪命令他火速赶回天津，除掉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并把他手下的一万两千五百人的部队火速调到北京，包围颐和园，不准任何人出入，囚禁慈禧太后，以便皇上能够继续推行他的维新变法大业。袁世凯在光绪皇帝面前把自己装成一个忠臣，对光绪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他想给皇帝造成一种假象，把泄密的责任推给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在政治手腕上跟慈禧太后相差有多远。当初，慈禧任命袁世凯时，就任命顽固派的荣禄为袁世凯上司。这样一来，袁世凯虽掌握军权，但并不敢轻举妄动，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禀报荣禄，并征得荣禄的同意，因此光绪皇帝这道命令就很难实施了。假如袁世凯一味按照光绪的旨意行事，他就会犯下谋杀上司和叛国这两条“十恶不赦”的大罪。他看在慈禧太后一手提拔他的份上，又考虑到慈禧太后已经统治中国达三十七年之久，假如他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囚禁了慈禧太后，他绝没有好下场。不仅如此，假如他奉了光绪之命，守旧势力会说他图谋造反，觊觎帝王之位，然后顽固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集结一支十倍于他的部队，将他和他那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碾成齑粉。　　对袁世凯来说，只有一种选择是明智的。当天傍晚，袁世凯只带一个士兵，匆匆赶回了天津。他立刻去见荣禄，并将上谕呈给荣禄，还说皇帝让他带兵冲进颐和园，在乱兵中结果了太后的性命。没有荣禄的首肯，袁世凯无权轻举妄动。荣禄让袁世凯将上谕留下。袁世凯一走，荣禄就立即动身乘火车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先拜会了庆亲王，然后又到了颐和园，将光绪的上谕呈交给慈禧太后，示意皇太后立即起驾回宫，好好教训一下光绪。慈禧太后来到光绪皇帝的寝宫，十分愤怒地诘问道：“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谗言，要加害于我？！”光绪皇帝则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然后唾了光绪一口，说：“你今天想谋害于我，明天还会有你的好下场吗？”于是，她传出懿旨，说光绪皇帝身体每况愈下，无法日理万机，她自己要重新垂帘听政。　　在维新变法的那个夏天，慈禧太后一直表现得十分老练圆滑。她好像要给光绪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施展他的治国才能。在那段时间里，她丝毫没有干涉朝政。因此，慈禧得知光绪要囚禁她的时候，自然是十分恼怒的。当荣禄和庆亲王这两位朝中重臣来清求慈禧再次回宫执政时，慈禧便命人备轿，起驾回宫。她没有带一兵一将，随行的只有宫中的太监。　　这些太监都是慈禧的亲信。万一宫中有变，他们的人数之多足以抵得过光绪的亲信太监。　　慈禧手下的这帮太监每逢大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慈禧回宫训政后不久就看出来了。她一回宫，就立即处死了光绪的几个贴身太监。　　光绪得知慈禧太后回宫的消息后，立刻派人给康有为送信，让他逃跑。光绪又想办法，企图力挽狂澜。他自己打算在外国使馆避难。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被慈禧捉住了，侍卫太监说奉太后之命，引光绪皇帝来到瀛台，也就是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主宰国家命运的生涯结束了，而他的幽禁岁月也从此开始了。　　--------------------　　第九章　　瀛台幽禁遗恨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