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作者：科林·鲍威尔-8

①哈罗兹是英国伦敦最有名的一家百货公司。——译者注。　　南非的联邦大厦坐落在俯瞰普勒托利亚的一座山丘上。1994年5月10日，我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要人坐在一起，观看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今天在这里发生。在挤满山丘的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南非武装部队4名高级军官组成一个仪仗队，护卫他们的下一届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走上舞台。作为一名非洲裔的美国人，我感到骄傲；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世界事务的一名研究人员，我对这种和解行为感到惊异。　　一周之前，克林顿总统邀请我加入美国代表团，参加曼德拉就职典礼。该代表团由副总统戈尔与夫人率领，成员包括克林顿夫人、数名国会和内阁成员以及长期以来支持曼德拉的著名的非洲裔美国人。美国黑人大多数是民主党人，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美国黑人比倾向于保守主义的更多，这不是什么秘密。同机飞往南非的人包括杰斯·杰克逊牧师、卡罗尔·莫斯利—布朗参议员，国会议员查尔斯·兰热尔、罗恩·德勒姆斯、奎西·姆富米、路易斯·斯托克斯和马克辛·沃特斯，内阁成员罗恩·布朗和迈克·埃斯皮，前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以及巴尔的摩市长卡尔·施莫克。其中大多数人我都认识，相处得一直不错。我也知道，我的职业生涯取得的成就有些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他们为此而骄傲。但与我同机的这些人原希望我在不同人的领导下取得成功。在这些人的眼中，我是持点滴受益论①观点的保守共和党人里根和布什的产物。如杰斯·杰克逊所说，应当把我看成是一个忠诚地履行自己任务的军人，哪怕这些任务需要我执行“镇压性的政策”。　　①点滴受益理论，将给予大企业的经济利益转而给予小企业和消费者的一种经济理论。作者曾是工商管理学的硕士，所以在书中经常引用一些经济方面的术语。——译者注。　　不过，在这个长时间的飞行旅途中，我们把官职和政治都抛到一边去了。我们进行了亲切、风趣和轻松的交谈。我们开玩笑地假装睡着，以免陷入杰斯·杰克逊在过道上发表的长篇大论的陷阱。黑人妇女全国代表大会的德洛·塔克对我说：“科林，你应当进入政界，我是说作为一个民主党人。　　你太好了，不应是一个共和党人。”　　此时此刻党派政治是第二位的，摆在首位的是我们是美国人，来非洲观看我们过去曾希望但未敢具体想象的事情现在变成了现实。这天的活动安排得非常好。合唱队高唱原来的白人国歌“南非的召唤”，然后唱黑人自由国歌“上帝保佑非洲”。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进行祈祷。曼德拉在9分钟的就职演说中，阐述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倡导的种族和平与和解的主题。4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飞过，释放出代表南非新国旗的不同颜色的烟雾，这些不同的颜色在飞机的后面混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新生自由国家的各种希望聚合起来一样。种族隔离成了历史的陈迹，南非从一个种族等级森严的国家成为非洲的榜样。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曼德拉由一名抗议者、一个囚犯成为总统。　　就职仪式之后，在我们等车去美国大使馆的时候，德勒姆斯、姆富米和我三人一起以街头爵士乐的格调唱起了《在静静的夜晚》这首歌，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跟着我们唱了起来。在回国的飞机上，我与查尔斯·兰热尔、戴夫·丁金斯和迈克·埃斯皮一起打扑克，结果迈克·埃斯皮输得很惨。他总结的教训是千万不要与纽约三兄弟一块玩牌。我很喜欢这种亲密无间的气氛。“关心非洲”这一组织的负责人佩恩·卢卡斯在我们即将离开南非时对我说：“你知道兄弟姊妹们在说什么吗？‘嘿！鲍威尔挺好的。不要相信关于他与里根和布什是同伙的胡说。他是与你和我一样的黑人。’”以前我们一直很友好，现在他们进一步把我看成是他们之中的一分子了。　　几天之后我去历史上曾是一所黑人学校的霍华德大学①，在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演讲。这时我在比勒陀利亚目睹的情景涌上心头。自从与伊斯兰黑人穆斯林国有联系的演讲者在该校校园内公开谴责了犹太人后，霍华德大学就成了种族纠纷飓风的风眼。这些讲话在犹太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华德大学因提供种族迫害的讲坛正受到尖锐的批评。在南非时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纳尔逊·曼德拉邀请了他被监禁27年中曾监管过他的3名监狱看守参加他的就职庆典。他绝不让种族仇恨的强酸腐蚀他的仁慈博爱信仰。前一周，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签署了一项以前根本无法想象的协议，然后握手言和，从此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解开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当我思考霍华德大学的混乱时，我知道自己该讲些什么。　　①霍华德大学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建于1867年。——译者注。　　那个星期六，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作为一个生活在白人居多数的社会中的黑人，讲了一段肺腑之言：“非洲裔美国人已经在历史的道路上走出很远很远，同时在我们的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因而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再离开正道，陷入仇恨的泥潭。”新闻媒介对我在霍华德大学的讲话做了非常广泛的报道，这不是因为我比在那个春季学位授予典礼上发表讲话的其他人更雄辩，而是因为我谴责来自任何方面的种族仇恨显然是人们所欢迎的。　　1994年9月15日，星期四，前总统吉米·卡特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和参议员萨姆·纳恩一起去海地，执行避免一次潜在的流血入侵的使命。联合国不久前批准使用武力推翻该岛独裁统治，使让·伯特兰·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正准备入侵。我回答前总统说，如果克林顿总统想要我们干这件事，我愿意去。　　那天下午，比尔·克林顿真的打电话来了，他说：“吉米·卡特有时很难以捉摸，上次北朝鲜问题我交给他去办，他办得还挺不错。”总统这次主要担心的是，卡特一旦去海地，“下一件事，你要知道，就会要我取消入侵，因为他正在谈判解决办法。”克林顿告诉我，他并没有停止入侵的打算。他可以同意我们去海地，但是去只能谈判美军怎样登陆，而不是是否需要登陆。　　星期五晚上，我在俄亥俄州演讲后很晚才回到家，抓紧时间打点了一下行装，睡了不大一会儿，星期六一早就与卡特和纳恩一道出发。陪同我们的有国务院海地特别谈判人迈克尔·科扎克、国家安全委员会美洲内部事务局局长拉里·罗辛、哈罗德·布朗部长的前国防部公共事务顾问、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汤姆·罗斯、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杰里·贝茨少将和拉丁美洲专家罗伯特·帕斯特。9月17日，星期六12点30分我们到达太子港。发动入侵的时间定在9月19日星期一午夜过一分钟，这时只有不到36个小时了。当时我们和海地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被领到海地军事司令部，然后到二楼拐角的一间办公室会见大权在握的军人集团头目拉乌尔·塞德拉斯。他人很瘦，土黄色的皮肤，长着尖长的下巴和鼻子。他把我们介绍给他的同事，包括军人集团的另一头目、陆军司令菲利普·比安比准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支装有香蕉式弹夹的M—16自动步枪。紧张的气氛使我决定时时刻刻不要离开那支M—16太远。我还吃惊地看到，塞德拉斯的墙上挂着1915年至1934年占领时期统治海地的6名美国军官的照片。我提到了这些军官。“我们绝不忘记自己的历史。”塞德拉斯说，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微笑。　　我们在一张会议桌旁坐下来。吉米·卡特说明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解释说，我们希望登陆和平地进行，不要流血。卡特劝说军人集体放弃战争，为此摆出诱人的条件，包括允诺实施大赦，允许塞德拉斯等人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返回海地。塞德拉斯对此很反感。“我国宪法不允许流亡。”他说。　　第一次会议于下午2点左右破裂，没有任何结果。此时离入侵开始时间只有34个小时。我们一行住进克里奥耳别墅宾馆，该宾馆在城市高处的山丘上。在那里我们礼节性地拜会了海地国会议员。然后我们邀请企业界头面人物共进晚餐。使我感到惊异的是，经过近3年的经济封锁，海地人民穷困不堪，而这些人竟是那样地容光焕发，脑满肠肥和衣着考究。制裁的作用如此而已。晚餐中我们确实获得一条有用的情报。一位海地企业家马克·巴津对我说：“如果你想说通塞德拉斯，他老婆是关键。”　　晚上11点，我们又与塞德拉斯和他的一伙人会谈。卡特起草了一份协议，对此协议双方数小时争执不休。军人集团拒绝按协议草案要求离开海地。“我们不走，”塞德拉斯说，“这不仅违反宪法规定，而且也玷污我们的名誉。”　　我想，我们都是军官，或许通过启发军人的荣誉我能够打动这些人。是否他们有真正的荣誉感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认为他们有就行。“你们必须决定走哪条路才不致损害名誉，”我说，同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会议桌四周。哪国的军事法典要求无谓地牺牲？让我告诉你们真正的荣誉是什么。这就是有勇气放弃权力而不致造成无意义的死亡。塞德拉斯和其他人听得很认真，但未做任何让步。　　参议员纳恩从他的角度谈了两点。“你们应当知道，”他说，“美国国会将支持美国总统的决定。纳恩指出，民主不仅意味着用民选总统代替军人集团。它还意味着国会能正常工作。”　　我不清楚卡特摆的条件、纳恩的论点和我的心理战策略是否产生了作用。会谈结束了，仍然没有结果，但是塞德拉斯邀请我们星期日早晨到他家里去，我们将在那里与他的妻子会面。　　我们离开时，海地武装部队负责人事工作的一个叫多雷利恩的上校伸出手来准备与吉米·卡特握手，可是突然又把手缩了回去。“你最近与阿里斯蒂德握过手没有？”他问道。　　“没有，”卡特说，“你问这做什么？”　　“我怕他的魂还附在你身上，”多雷利恩说，“我可不想让它沾上。”　　我们离开时已近夜里2点。离入侵时间只有22个小时　　了。　　星期日清晨，我们来到塞德拉斯家，这是一座坐落在植物茂密的热带花园中的地中海式别墅。塞德拉斯的妻子雅妮克·普罗斯珀·塞德拉斯原来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女人，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淡咖啡色的皮肤。她对我们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将军，对她来说荣誉高于一切。她诉说了昨天晚上她和丈夫如何带着3个孩子一块上床，告诉孩子们这可能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夜。他们必须准备着为了荣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她说，“我们宁可叫美国的子弹射穿我们的胸膛，而不愿成为卖国贼让海地的子弹从背后打来。”　　我回答说：“我的妻子会完全理解你作为一名将军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诚。但是我告诉你，大局已定而白白地送死是无荣誉可谈的。你与你的丈夫应当接受不可避免的结局，使海地免遭进一步的苦难。让我们谈论生而不是死吧。”卡特和纳恩也反复讲这个道理。她仍不置可否。　　她丈夫提醒我们，该是见海地总统埃米尔·若纳桑（美国未予承认）的时候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塞德拉斯夫人说：“我丈夫会择善而从之。不论他怎样做，我都会支持他。”　　我们至少使她有了松动，从对立转向中立。　　在总统府我们会见了若纳桑。这是一位81岁的老人，慈祥而庄严。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边说话边用他那长瘦而优美的双手打着手势。然后又回到军事司令部再次努力说服塞德拉斯接受卡特的条件。现在是上午9点，距离入侵时间只剩下15个小时。而我们还面临着另一个时间限制。我们与克林顿总统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他告诉我们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离开海地，只剩下3个小时了。我们要求白宫多给些时间。　　在军事司令部里，塞德拉斯提出一个根本不能接受的反建议。他希望就允许多少美国士兵、坦克和大炮登陆的问题进行谈判。我们告诉他，这个问题绝不允许谈判。现在是需要和盘托出的时刻了。我向前探了探身子，对他说：“现在让我向你说清你面对的是些什么。”我开始扳着手指向他讲：两艘航空母舰，两个半步兵师，2万名士兵，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我不停地说着，看到面前这些海地人的情绪在我叙述的兵力的威压下渐渐低落。　　“我们过去是这个半球最弱的国家，”塞德拉斯苦笑着说，“你们登陆后我们就成了最强的国家了。”　　下午4点整，比安比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入侵就要开始了！”他喊叫着说。他刚与在布拉格堡的一个提供消息者通了电话，美国的伞兵已做好准备，在下午5点登上飞机。对一个穷国来说，情报工作真算做得不错，我想。　　限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陷入了僵局。克林顿总统指示我们，卡特提出的大赦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论海地国会是否准予大赦，军人集团必须在10月15日前下台。“我们不能接受。”塞德拉斯说。“这是我国文职当局决定的问题。”我们想起若纳桑不完全是个傀儡，于是建议他与若纳桑研究这个问题。塞德拉斯表示同意。我们迅速穿过人群，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前往总统府。我坐在塞德拉斯的汽车里。手榴弹在车厢的地板上滚来滚去，后座上一个海地士兵手里紧握着冲锋枪。　　我们登上总统府的台阶到了若纳桑的办公室，这位年迈的领导人正与他的负责外交、国防和宣传的三位部长等在那里。当吉米·卡特讲停止入侵的条件时，我知道了克林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在临近办公室找到一部电话机，设法直接拨通白宫。“总统先生，我说，我认为这里有些进展，只是还需要些时间。”克林顿颇为不安。他不打算改变入侵时间表，他说，但我们可以再多谈一会儿。　　当我回到若纳桑的办公室里时，他的国防部长正怒气冲冲地说：“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令人无法容忍。我第一个辞职。”　　“那就辞吧！”若纳桑平静地说。　　情报部长接着开了腔，他指责说，美方的建议是“不光彩的”，也扬言要辞职。若纳桑向他做了一个免除他职务的手势。“我们的部长已经太多了，”他说，“我要在这项建议上签字。我不愿让我的人民进一步遭受苦难。我选择和平。”　　塞德拉斯和其他人服从若纳桑的决定。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塞德拉斯说：“我希望你做出铁的保证：我国部队登陆时不会受到袭击。请记住：我们可以取消入侵，也可以同样容易地恢复入侵。”　　“我服从我国总统的命令。”他说，眼睛转向若纳桑。　　“我们向你们保证。”这位老人点了点头说。　　文件写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本，卡特和若纳桑两个人在上面签了字。强攻海地的计划在离发动进攻前6个小时被取消了。　　第二天，在第十八空降军军长休·谢尔顿中将的率领下，在海地人民的欢呼声中，美国军队和平地在海地登陆。3周之后，塞德拉斯和他的亲密朋友离开了这个国家。10月15日，阿里斯蒂德总统欢欣鼓舞地重返太子港。　　我们达成的协议受到不少指责。指责者认为那些“恶棍”脱身得太容易了。我也遭到攻击：那些人根本无荣誉感可言，我却偏偏企图利用他们的荣誉感。我对这些批评并不在意。一旦谢尔顿将军和他的部队踏上海地的土地，这个地方就横竖由我们管理。如何处置军人集团是无关紧要的事。由于我们的努力，本来可能在战火中送命的美国青年，当然还有可能更多的是海地青年，现在还活着。对我来说，有这种胜利就足以自慰了。　　真正的功劳应归于三位总统：比尔·克林顿、吉米·卡特和埃米尔·若纳桑。克林顿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在最后时刻采取冒险行动，避免了强行入侵；卡特在寻找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方面有创造性和坚强的意志；若纳桑则非常睿智，为他势单力薄的将军停止战斗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台阶。不过，海地人是否将在寻求民主的道路上获得胜利，只有时间能做出回答。　　我退休后还遇到一件有关外交事务的事。那是1994年12月17日，星期六。近午夜时分，我正在书房读书，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猜出是谁打来的。那天下午，弗农·乔丹令人意想不到地来我家坐了一会，对我说，克林顿总统想跟我谈谈关于要我回政府任职的问题。当时华盛顿正盛传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要辞去国务卿之职。克里斯托弗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但受到猛烈的批评，因为在他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漫无目标，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乔丹向我证实克里斯托弗确实想辞职。总统想向我谈的任职就是任国务卿问题。我问弗农他能否把这个召唤给回掉。他笑了笑说：“无能为力。”　　那天晚上我拿起听筒后，白宫接线员要我稍候，是总统的电话。当总统拿起电话时，我开玩笑说：“我希望你不是要我跟着卡特去执行另一项任务。”这位前总统又要去搞私人外交，这次是去波斯尼亚。克林顿笑出声来，说不是，然后说他希望我第二天上午到他那儿聊一聊。　　我上午8点到了白宫外交人员入口处，同忙了一整夜的特工处人员交谈了几句。头一天有人向白宫盲目射击，我到达时，特工人员仍在白宫内寻找弹头。　　我走进总统寓所，总统出来迎接我，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我们坐下来谈了一会儿，主要是关于波斯尼亚和海地问题。然后他告诉我沃伦·克里斯托弗想辞职，问我对这个职位是否感兴趣。　　自从弗农·乔丹到我家去过之后，我一直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我对总统说，承蒙总统垂问，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我离开政府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我说。我有一些繁重的工作要做，特别是为我的出版商完成我的自传。除此之外，我补充说：“阿尔玛和我打内心里希望能把脱离公共生活的时间拖长一些。”我们好不容易才得以重温清静的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更长一段时间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考虑我们的未来。一年前我用类似的理由回绝了乔丹向我发出的关于同一职位的试探。　　留在心里而未说出来的话是，我对现政府处理外交政策的随机性不敢苟同。我已熟悉他们的风格。我感到，要我纳入现政府的运作就必须对现状做些改变，而这些改变涉及根本性的问题，总统可能难以实行。虽然如此，这是一次郑重其事的征召。如果国家面临直接危机，那是不可能说个“不”字的。而现在不是这种情况。总统现在面临政府职位有个空缺，而不是面临紧急状态。他体谅地接受了我的答复，接着我们谈起了其他问题。不久我就告辞了。此后我们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讨论国内外政策问题。　　至于国务卿的职位，沃伦·克里斯托弗是我知道的尽职尽力的一位公务员，他同意继续留任。　　我的美国之路--结束语　　结束语　　从退休的幽静生活之中，冷眼看我35年戎马生涯中十分熟悉的这个世界，它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这是一个由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历史斗争所界定的世界，这场斗争的法则决定着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那个时期很危险，但相对稳定，我们知道自己应扮演的角色。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我们面临的世界尚未形成新的格局和一套新规则。我们的遏制战略因苏联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意义。　　然而，不论世界与以往如何不同，美国仍是世界的领导。我们仍是西方安全的基础，新获得自由的东欧国家也日益指望我们成为它们安全的基石。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这样受到信赖和尊重。这种信赖不仅出于对我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敬佩，而且是由于我们信奉的民主价值观念的强大威力。我们赢得冷战的最后胜利不是靠军备竞赛，而是靠无往而不胜的民主理想，它最终被证明优越于任何与竞争的意识形态。民主、男人和女人的权利、自由市场力量等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看到这些原则正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生根开花。　　在这个新的世界上，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为重要。决定新秩序的因素是贸易关系，是信息、资本、技术和货物的流通，而不是部署在边境互相对峙的军队。企图通过军事力量、发展核武器、恐怖主义或专制统治寻求强权的国家无异水中捞月。它们永远没有希望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军事经济力量相抗衡。只要看一看中国的情况，人们就会明白一个国家是如何慢慢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中国的繁荣和发展是通过中国人民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以及开放政策取得的。在越南，他们正请进美国企业家医治经济灾难，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们的这种想法。　　现在全球各地都在寻求和解，化干戈为玉帛，我对此欢欣鼓舞。由于交战双方精疲力竭，通过外交调停，特别是联合国的调停，曾经是不可调解的冲突现在得到了解决。爱尔兰共和军与英国，中东和平进程，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柬埔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都是明证。这些国家前面的道路不会是笔直平坦的或不再有暴力，但我相信它们最终将致力于和解。　　不过，现在并不是一个没有战争和冲突的世界。波斯尼亚和车臣提醒我们，使我们看到派别和民族主义情绪所蕴含的力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被误用于政治目的，具有破坏欧亚大陆下腹部地区之稳定的潜力。核扩散虽然只限于少数几个缺乏责任感的国家，但仍使地球笼罩着一层阴影。而且当前我们正在看到，无政府主义、部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些国家，如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正在死灰复燃，使社会又陷入一片混乱。每天晚上这些地方的悲惨景象都通过电视送入我们的起居室，我们自然想做一些事情减轻他们的痛苦。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们想助一臂之力的愿望与对国家利益的冷静计算发生冲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随之威胁了沙特阿拉伯和石油的自由流动，那次危机与我国有重大利害关系。而最近的这些国外危机都与我国利害关系不大，不涉及我国的任何条约义务和国家的存亡问题。这些危机唤起的是我们的人道主义天性，它与条约义务或国家生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美国人乐于动用自己的外交、政治和经济资源帮助他人。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随时准备让身穿军装的儿女到远离祖国的地方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只是由于我们这样做了，索马里人才在1992年那样迅速地免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一旦发生交战——像在索马里那样——而危及美国人的生命，我国人民理所当然地要求知道是为了什么重大利益而做出那种牺牲的。　　我认为不大可能再出现一种像旧的遏制战略那样一成不变地确定我国世界角色的新战略。这个未定型而又未命名的新时代展示了光辉灿烂新篇章的前景。当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国没有在任何地方与别国交战，同时我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出于遏制战略的需要必须去支持不遵守公认民主原则的令人讨厌的政权。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半个世纪里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我们在冷战中的胜利。在东西方对峙、互不信任时代，时刻笼罩着全世界的可怕的核毁灭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其军事力量一度可与我国抗衡的那个扩张主义的专制帝国已经解体，它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自由经济制胜过了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这是自由的胜利，是我们这一代人留给世界的财富。能够参加有如此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时代的斗争，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在国家安全岗位——无论是军事岗位或是文职岗位上工作期间，一直注意不做带政治色彩的事，不说带政治色彩的话。用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才丢掉一个军人一生养成的习惯。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的过程中，我渐渐丢掉缄默的习惯，我的人生哲学也在发展。最需要指出的是，我对我国目前的企业活力印象至深。自由企业制生机勃勃，运转良好。老企业摆脱了陈规陋习，恢复了竞争力。新一代美国人活跃奔忙，勇于冒风险，积极从事商业活动，不断建立新企业，决心在世界市场上展开竞争，在技术上乘风破浪，跨入未来。我看到的一切都证实了我对自由企业制的信念。它创造新财富，增加新就业机会，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业，开始新的良性循环。政府应只限于采取控制措施，以保护公共安全，防止劳资任一方妨碍竞争，除此之外不应干涉运作明显成功的自由市场。　　然而，使我感到关切的是，美国人当前的纳税负担太重，很可能使我国的企业活力受到严重影响。来自消费者或企业的每一美元税收发挥的作用，都不如把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发挥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相信创造就业机会的自由企业制，是因为就业能最妥善地解决大部分社会弊病。我的父母到这个国家来不是寻求政府支持，而是寻找就业机会。他们在兴隆的服装业提供的工作职位上劳动了一辈子。他们工资不高，但足以过上好的生活，抚养子女，甚至偶尔享受一下。　　因为我表达了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给我贴上“共和党人”的标签。我并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义者，我是出生在经济大萧条、实施新政时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时的家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帮助了我的父母，给他们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铁系统使他们能上班干活，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使他们的劳动不受剥削。我母亲加入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也保护了她，因为法律保证了该联合会的集体合同权。社会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够在退休后不失尊严地生活。在晚年长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医疗使他们享受了高质量的治疗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费高等教育，因为纽约市向它的公民征了税，以便对移民和工人阶级的子女进行智力投资。　　政府津贴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正在爆炸性地膨胀，贫困人民和中产阶级对政府津贴计划依赖性都很大。当代我们在国内面临的巨大政治挑战是如何把必需的财务责任与这种膨胀一致起来。现实地说，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政府津贴计划，要么提高税收以支付这种计划。我们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账面平衡。然而许多从政的人都希望这些计划不受严格的财务审议，因为不这样做就要冒政治自杀的风险。我们正在把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只有我国领导人愿意直截了当地向人民讲清这一问题，同时人民愿意接受严酷的现实，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子孙后代免于背上压断脊梁骨的债务。当然，在我说这番话时我充分意识到我这样说用不着踌躇，因为迄今我没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虽然当前关于“减少政府干预”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种职责时积极有力，这就是确保所有的美国人都享受宪法的保护。我国的宪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个美国人都有尊严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使我受益匪浅的60年代通过的平民权利法来之不易，是当前受嘲弄的自由主义者奋斗的结果。这些自由主义者是勇敢的领袖，他们是在击败那些奢谈“州权”和“财产权”的别有用心之徒的反对之后才赢得这些成果的。　　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真谛在于平等，并不意味着优惠待遇。优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么善良，最终总会引起得不到优惠的人的反感。而且优惠待遇贬低了美国少数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绩。当前就消除种族歧视问题进行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消除种族歧视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种族歧视意味着提供平等的机会，我双手赞成；如果它是指对一部分人给予优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我则表示反对。我受益于军队中的机会平等和消除种族歧视，但我并没受到优惠待遇。美国军队中的公正体现在坚决执行这种原则：个人表现是决定晋升的惟一标准。如果表现一样而不能一样地晋升，那制度就有问题了，我国领导人就有责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于长期受歧视使某些美国人难以达到标准，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对他们采取临时性的措施，帮助他们赶上去，按平等的条件竞争。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消除种族歧视应能促进平等对待，而不是把种族的区别对待颠倒过来。“有利于”某一群体的区别对待，必然意味着“不利于”另一群体。因此一切区别对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对我的政治哲学进行归纳，我是一个以社会良心为出发点的财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学，虽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国的两个大党以其目前的状态而言，都不能使我满意。诚然，政治是妥协的艺术，但现在我不愿意仅仅为了能够说我属于这个或那个党而做出妥协。那些极右派似乎妄称他们在精神和政治问题上都很有天赋，这些人的政治热情使我忧虑。上帝引导着我们，给我们灵感，但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立法议程。对这些人的豪言壮语掩饰下的阶级和种族内涵，我感到不安。在另一极端的某些自由主义者，自称懂得如何给社会提供最好的东西，但很少考虑最后由谁出钱，我对这些人也不感兴趣。一些自由主义者一味提倡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福利，却置整个社会的福利于不顾，我认为这些人颠倒了事情的轻重缓急顺序。我对来自任何方面的僵化意识形态都不信任，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与我有同感。代表明智的美国政治中间派的第三大党或许会应运而生。　　我在三位总统手下干过事，他们是三位很不相同的人，我对每一位都很钦佩，不论他们的工作风格多么大相径庭。就个人关系而言，罗纳德·里根是父亲般的人物，乔治·布什是兄长，比尔·克林顿虽比我年轻近10岁，但仍与我是同一代人。克林顿和我都受了60年代和越战幽灵的影响，虽然我们对越战的做法截然相反。由于我在这些人手下供过职，我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观察美国这一最高职位的运作。我知道这一职位的要求。我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就我本人的未来提出问题，特别是询问我是否打算竞选总统？在民意测验中我名次排得很靠前，使我受宠若惊。在周游全国中听到不少鼓励我参加竞选的话，也使我非常感动。使我感到荣幸的还有为支持我而兴起的基层签名活动，尽管我与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然而，要成为真正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种召唤，而我现在还没有听到这种召唤。我认为我可以用别的方式，例如通过慈善团体、教育工作或委任职务等来报效国家。　　然而，我并没有完全排除从政的可能性。如果我决定进入政界，那并不是因为我在民意测验中得分很高。我充分意识到，一旦就某些问题表明立场，我将很快疏远这一个或那一个利益集团，使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声望化为乌有。当然如果我参加竞选，也绝不会只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是“黑人中的伟大希望”，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一个角色模型，或在白人眼中我是克服种族主义的象征。如果参加竞选，那完全是因为我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因为我相信我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妥善地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不会期望他人拱手相赠，而是要通过战斗取得国家的领导权。我投身参与不是发表一通讲话，而是要取得胜利。我了解战场，知道赢得胜利需付出什么代价。　　我充分意识到竞选需要个人和家庭做出的巨大牺牲。老实说，当前的环境使进入公职不那么特别吸引人。我发现文明礼貌正从我们的政治言论中消失。互相攻击的广告和消极的竞选产生了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辩论。民主总免不了喧闹，但是现在，在电视和无线电访谈节目中，在与广播争夺市场的印刷物中，盅惑人心的宣传和人身攻击代替了摆事实讲道理的对话。在收看收听当前数量众多的访谈节目中，你听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嘀咕和牢骚，而听不到多少对国家有建设性的建议。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公开赞成一种有争议的意见，其结果都会是不仅这种意见受到攻击，连他本人也会受到诽谤。敢于背离公认为政治上正确的意见的任何人，都受到上帝的保护。而当前对任何集团的最轻微的冒犯，不论是多么的无意，甚至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观点，也会遭到大喊大叫的斥责，要把冒犯者开除，或迫使他接受敏感性训练，或遭到起诉的威胁。　　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目前对事情的正确与否极为敏感，作为整个社会我们却似乎失去了羞耻感。似乎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感到窘困，也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们震惊。白天打开电视机，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访谈节目推出各种机能障碍者，他们心灵空虚的行为为其他人提供了最糟不过的榜样。与这种大众性的窥淫癖相比，更令我反感的是访谈节目的制作人使用黑人“嘉宾”，进一步强化了最为人所不齿的老一套种族手法。在《阿莫斯与安迪》的那个年代里，至少阿莫斯有愉快的婚姻生活，他本人勤恳工作，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抚育着可爱的阿拉贝拉，而她每天晚上都做祈祷。　　我们说，性传染病的上升，少女怀孕现象的激增和暴力犯罪使我们惊骇，但是我们却沉浸在电视、电影和流行音乐对性和犯罪的赤裸裸的描写中。以前只有在全是男兵的场合我才能听到和使用的粗话，现在竟出自妇女甚至儿童之口了。　　羞耻感是一个有益的道德指南。我记得当年母亲要我就范很容易，她只要这样训斥我一句就够了：“我真为你感到羞耻。你丢了全家人的脸。”我宁可被狠揍一顿也不愿听到这句话。我真不知道我们的民族羞耻感跑到哪里去了。　　在我周游全国发表演讲的过程中，我向听众征集了他们感到迫切的问题。从贸易协会到动机研讨会，从监狱犯人到使我感到欢乐和骄傲的得克萨斯州伍德兰市科林·鲍威尔小学的儿童，各方面的人都向我提出了问题。从人们提出的问题中我清楚地知道了美国在想些什么。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很少提及被作为头版头条新闻的问题——堕胎、枪支管制、福利、消除种族歧视等。他们的问题经常表达一种渴望。他们似乎在寻找我们现在看不到了的一颗指引方向的明星。他们看到的是好的秩序正在崩溃，暴力司空见惯到使人们不再为之感到震惊，司法系统似乎要蜕变成一种公共娱乐形式，失去了它的尊严和权威。　　美国选民1992年摒弃了共和党总统，1994年又摒弃了民主党国会。我认为，他们主要不是寻求不同的党来执政，而是在美国寻找不同的精神，寻找一种较好的东西。我们怎样才能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呢？我们如何重建道德标准呢？我们怎样才能结束使我们日渐成为归化民族的种族复杂化现象呢？我们怎样才能使国民生活重新有一种家庭感呢？在巡回演讲中，我讲了一个故事，它触及了美国人民渴望情绪的核心。美国广播公司记者萨姆·唐纳森在“沙漠风暴”战斗前夕在某部坦克排采访了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年士兵。唐纳森问：　　“你觉得这次战斗会打得怎么样？你害怕吗？”　　“我们会打得不错。我们训练有素。我不害怕。”这名美国士兵边回答边指着他周围的伙伴们。“我不害怕，因为我和我家里的人在一起。”　　其他士兵大声喊道：“再给他说一遍。他没听清你的话。”　　那位士兵又说了一遍，“这是我的家，我们互相照顾。”　　这个故事总是深深地打动着我和听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也必须照这一比喻说的去做。我们必须把美国看做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停止互相训斥，停止互相伤害，而代之以互相关怀，互相做出牺牲，休戚与共。我们必须停止没完没了的指责非难，因为那只是发泄不满的方式，而必须恢复当年造就了美国的创业精神。为了解决这个国家遇到的问题，我们必须不断地尝试，冒失败的危险。如果任冷嘲热讽者和吹毛求疵者对出了毛病的一切事情都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以致我们看不到美国正确、体面和独有的好的方面，我们就不能前进。　　像“沙漠风暴”中的那个士兵一样，我们必须得到家人的祝福；我们应当从恢复真正的家庭开始。我们需要恢复这样的社会模式：夫妻婚后生一个理想的孩子，这个孩子能得到爱和抚养，被教导得有是非感，接受教育，以便在一个能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和充实生活的社会中实现个人的远大抱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绝对不能停止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　　两年前离开军队后的周游全国加深了我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爱。这是一种对我们的长处充满骄傲、对我们的短处持以耐心的爱。我们是一个倔强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探索，总是感到不满意，然而总是充满希望。我们有无穷的振兴能力。我们能够自我完善。我们能够互相关怀。当此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时期，回顾过去可以使我们振奋。可曾记得在60和70年代，约翰·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博士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令国民离心离德的越南战争、白宫前面的骚乱、一名副总统和一名总统含垢辞职，当时人们怀疑我们能否度过这种危机。一些人认定我们完蛋了，美国是又一个走向最终衰亡的鼎盛一时的大帝国。可是我们又以雷霆万钧之势重振雄风，而其他帝国反而相继衰亡。我们定能战胜当前的困难。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的开国元勋留给我们一个天才的政治制度，它适用于千秋万代，在任何时候都能激发人们的崇高理想。我们将继续走向繁荣，因为我们是一株巨大的杂交植物，多元的美国社会有这种植物的力量、坚强和适应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上帝的保佑，我们不会扔掉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　　杰斐逊曾经写道：“每一个人都有为国效劳的义务，这种义务与自然和命运给他的赠予成正比。”我受国家恩惠如此之多，深感义务之重，而且永远难以完全还清。作为幸运的美国人，我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携手并肩继续我们的美国旅程中，尽力报答国家的恩情。　　科林·鲍威尔守则　　1．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　　2．发一通火，过去就算了。　　3．不要把你的自我与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　　4．有志者事竟成！　　5．作抉择时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惩罚。　　6．不要让不利的因素妨碍你做出明智的决策。　　7．不要给别人拿主意，也不要让别人给你拿主意。　　8．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　　9．荣誉共享。　　10．头脑冷静。待人宽厚。　　11．高瞻远瞩。严格要求。　　12．不要受恐惧与反对者的影响。　　13．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　　我的美国之路--致谢　　致谢　　首先我感谢我的对外事务代理人马文·约瑟夫森，是他对我循循善诱，使我决定写这部书。如果没有马文早期的鼓励和耐心解释写哪些内容，这部回忆录恐怕到现在仍不过是时隐时现的想法而已。在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马文经常给我鼓励，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对此我将永志不忘。　　一旦下定写这部书的决心，我就必须找一位合作者。开始时这一工作不太顺利。后来，在我退休的前一天，约瑟夫·珀西科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他身材高大，满头银发，比我年长几岁，夹着一个旧式公文包，眼镜挂在套着脖子的一根细绳上，像位穿着随便的教授。他在办公室扫视了房间中的一切，然后转过脸来与我握手。似乎他对第一次来五角大楼，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办公室并见到我，丝毫不感到新奇。他就是我找到的合作者。乔（约瑟夫的昵称）是写作科学与艺术的大师，两年来他使我始终朝着既定的方向努力。他不仅是我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的导师、督促者、照料人，尤其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我的美国之路》一书讲的是我的经历，但是它是我们合作的产物。没有乔，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一工程的。珀西科全家大部分人都随他一起来帮忙，他的妻子西尔维亚帮助作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她还完成了打字和其他方面的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她关心备至地支持乔的工作。乔的大女儿万尼亚·佩雷斯是我们极为能干的记录员和主要打字员。谢天谢地，在万尼亚的第二个孩子临产前几天打字稿完成了。我对这两位女士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深表谢意。　　我的编辑和发行人、兰登书屋贸易集团董事长哈罗德·埃文斯是出版行业的佼佼者。我只对他有过一次怀疑，那就是他说他可以坐在牙买加的海滩上，把手提式电脑放在大腿上做完全书的编辑工作。然而，他说到做到，而且我还必须说他做得非常出色。兰登书屋总裁阿尔贝托·瓦伊塔尔和新屋出版公司总裁S·I·纽豪斯都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爱德华·约翰逊对书稿做了认真的文字编辑工作。　　我的助理和好友比尔·斯马伦上校（已退休）所做的工作涉及本书的各个方面，他负责有关的研究工作，同时还管理着我的办公室，这使我有可能专心致志地写书。在过去6年中，比尔一直在我身旁，是我的知己和保护者。他的友情我永远报答不了。而比尔和我又都离不开我另一位朋友佩吉·西弗里诺的支持。　　几位朋友和我的家人全部或部分地阅读了本书的文稿，他们的建议对我很有帮助。诺马·莱夫特威奇读得很仔细，极为敏感。提出特别宝贵建议的其他人包括理查德·阿米蒂奇、玛丽贝尔·巴杰，玛丽琳及丈夫诺曼·伯恩斯、肯尼斯·杜伯斯坦、戴维·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奥尔顿·希克、拉里·威尔克森、我的儿子迈克、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还有我的妻子阿尔玛。在我写这部书的过程中，阿尔玛还继续如婚后这些年来一直为我所做的那样，不断地向我提供明智的意见、判断和建议。　　许多人帮助我们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安德里奥斯、拉里·伯德、休·霍华德、蒂纳·拉瓦托、苏珊·莱姆基和克里斯蒂娜·马佐拉。　　国防部的许多人在专业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其中有琼·阿斯博思、唐纳德·鲍科姆博士、舍里尔·布兰肯希普、丹尼斯·布朗、康拉德·布希上校、巴巴拉·卡拉汉、理查德·奇尔科特少将、琳达·克拉克、戈登·库尔森中校、特里萨·克劳利、帕特里夏·达内尔、乔·戴维斯少校、艾伦·杜利海军中校、尼诺·法比亚诺中校、吉恩·弗雷德里克森、詹姆斯·格莱斯伯格中校、艾尔弗雷德·戈尔德贝格博士、格雷戈里·戈万少将、拉里·克拉格上校、凯文·汉雷塔上校、格里·哈尔卡里克、马文·哈里斯上校、道格拉斯·哈特中校、梅甘·海斯中尉、南希·休斯、拉里·伊斯诺格尔上校、洛纳·贾菲、格雷戈里·约翰逊海军少将、约翰·江珀少将、伊拉纳·卡斯、苏珊·科克博士、沙里·劳伦斯、约翰·利兰博士、唐·伦克尔、H·T·林克上校、马特·马戈塔海军上校、布鲁斯·门宁、弗兰克林·米勒、威廉·奥姆斯比、哈维·佩里特、卡罗琳·派珀、彼得·普罗布斯特、迈克尔·罗杰斯、贝蒂·斯金纳、玛丽·卢·斯马伦中校、詹姆斯·特里上校、帕特里夏·特格韦尔、托德·怀特博士、西奥多·怀斯和珍妮特·雷。　　在调查研究和有关工作中给予帮助的其他人员包括刘易斯·布罗德斯基、迈克尔·伯奇、约翰·查普拉、丹尼斯·德伦巴赫、查尔斯·德西科、唐娜·狄龙、弗兰克·多纳泰利、阿曼达·唐斯、安德鲁·邓肯、拉尔夫·福斯特、卢·亨尼斯准将、塔米·库珀曼、詹姆斯·曼利、詹姆斯·麦格拉斯、玛丽琳·麦克拉伦、托马斯·M·珀西科、卡伦·皮尔斯、埃德·拉伯尔、道格拉斯·罗奇上校、格雷沙姆·施特里盖尔、罗伯特·特罗特中校、约翰·沃陶上校和国会图书馆的玛格丽特·克鲁森。　　以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方式帮助过我的其他人有朱利叶斯·贝克顿、詹姆斯·坎农、沙伦·克拉格、卡米尔·诺费尔、格斯·帕戈尼斯、乔治·普赖斯、威拉德·辛克、克莱德·泰勒、罗纳德·图梅尔森、哈伦·厄尔曼和卡伦·沃尔。　　还有以种种方式接触过我的生活对我有所裨益的诸位朋友，其中有许多已在本书中提到，但还有更多的人因限于篇幅无法提及。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知道曾为我做过的事情。谨此我向他们致谢。-------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