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邓家彦、龚练百前去迎接，发现章“面白体胖”，二人都“诧之为毕生所未见”。原来章太炎平日最害怕沐浴，入狱后，西洋狱卒每天强迫他洗澡，故体魄变得强健了。 章太炎东游日本，认为日本衣冠文物有盛唐遗迹，回到上海后，他便改变了自己的衣装：秋冬恒服长袍，外罩以一件宽氅和服；剪了辫发后，头发就留了四、五寸长，左右两股分梳，下垂额际，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他见日本人在和服上绣着家徽，便仿效日本家徽，也在自己和服上绣上一个大大的圆章“汉”字，以示自己是汉人。这件和服他一直穿到辛亥革命后。他被袁世凯软禁后，决定绝食抗议，特将这件“汉家和服”寄给在上海的夫人汤国梨留作纪念。 章太炎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日本时，他常将自己的衣服鞋袜弄的杂乱无章，福建人林时爽（即林文，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便常常为他整理打点，免得他找不到。 章太炎在上海期间，妾王氏不在身边，无人为他浆洗衣裳，他就干脆不换洗衣服。他的衣服总是油光泛亮，远看似绸缎丝质光鲜，近观方知是陈年老垢。据说，章太炎在日本避难三年多，从未换洗过衣服被褥！他鼻子有鼻息肉，长年呼吸不畅，鼻涕川流不息，而他率性而为，每当鼻涕蜿蜒而出时，他便大袖一挥，用衣袖擦去鼻涕。 章太炎剪辫发后，见朋友有一件西装，便借来穿上。可惜西服虽好，终是他人之物，还回后，又不得不重着旧装。但既已剪辫明志，便不再想穿大清朝的长袍马褂，于是他的衣着就“怪”了起来。马叙伦回忆，他夏季常常“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章在张园演讲，众目睽睽之下，裤子也照提不误。 有一段关于当时章太炎的描写这样写道：“夏中著半截长衫，赤足登履，蹀蹀通衢，人以为狂。至友所，辄不俟请，自去长衫，赤其上体，屡屡系裤……其衣至褴褛，两袖污垢常满。某年在海上演说，谈次犹时时以袖角拭涕。且终年不喜沐浴，然年近七十，而精神不衰。学问可以养人欤？甚可异也。” 一次，家人见章太炎的鞋子里脚背上隆起一块东西，便让他脱下鞋一看，原来章将袜子底背朝天地穿着。因为传统手工织出来的袜子是不分底面的，机器织的才分，章穿惯了传统手织袜，拿起就穿，根本不去分辨哪面是上面。 章太炎剪辫后，在租界里可以畅行无阻，但出了租界却有被清廷抓捕的危险。于是他便在帽子里装了一条长长的假辫子，可他又不愿效仿他人将假辫子缝在帽子里，而是嵌在帽沿里，于是一上街走路，辫子摇摇晃晃，常掉下来，引得路人侧目。一次，有人打赌，说章太炎从某地到某地如果辫子不掉下来，就输一桌酒席，结果无人敢赌。 章太炎怕洗脸，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污垢斑斑。据说，章太炎号称三个月才洗一次澡。他出外旅游、讲学时，夫人常嘱咐随从随时为他换洗衣服，他常常因此与随从吵架，认为这是干涉他的个人自由。但随从也不示弱，有了夫人的旨意后，有恃无恐，常常采用强迫手段，令他换下衣服。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时，曾想逃走，他找来刘成禺、吴宗慈等人，说明自己的想法后，众人皆觉得为难，不作一词。章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们都是穷鬼，没钱帮我买票，我有钱，你们看。”说完从纸包里掏出了八十元，众人皆强忍笑意，因为这点钱肯定不够回上海的路费。 据说，1914年初，章太炎曾摆脱袁世凯便衣的监视，托人买好了离京的火车票。临行前，章约共和党本部干事张伯烈、张大昕、吴宗慈等人前来为自己壮行。张、吴等人早已被袁收买，但因不好劝阻，为拖延时间，便设宴佯为章饯行。席间，众人豪饮，有人倡议以“骂袁”为酒令，章太炎大喜，边喝边骂，结果酒喝多了，上车的时间也误了。 章太炎的书房，四壁琳琅尽是书籍，了无陈设，一无隙地，就是窗户上下也摆上书架。章常常中夜睡醒，忽记起某书某事，即起床到书架上翻阅，往往自中宵达旦，虽在严冬，自己也不会加衣，有时候仆人夜起，或者清早进室内洒扫，只看到他持卷呆立，形如木鸡。所以，章太炎常感冒，一感冒就鼻涕长流。 章太炎在东吴大学时，一次，与同事黄人在茶馆小坐，结帐时才发现都没带钱。二人商量后，决定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便翻看起来，看的太入神，竟将章抛诸脑后。 章太炎吃饭的时候只吃自己身前的菜，“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马叙伦语）。于是家人就把他爱吃的菜放在他面前。如果家人不放，他也不会自己去远处夹菜，就吃几碗白米饭。章太炎吃饭很快，“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朱镜宙语）。因为有鼻息肉，呼吸不畅，章太炎只能用嘴呼吸，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饭粒经常会进入气管，章太炎也不管，对着饭桌就打喷嚏，饭粒四溅，但章太炎“容色自若，视如无事”。 章太炎对吃饭极不讲究，南方人常吃鱼，章太炎生在江浙，却不知如何剔鱼骨，常连鱼骨一起吃下去。流亡日本时，因生活拮据，章常食“盐笃饭”（以盐就白饭）。“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 章太炎被软禁于龙泉寺时，厨师向其请示做何菜，他只想得出两道菜：蒸鸡蛋和蒸火腿，因这两种在南方常吃，其它都叫不出名字来。于是，之后顿顿厨师都做这两道菜；后软禁于钱粮胡同，亦是如此。此处“蒸火腿”并非南方的蒸火腿，厨师以北京清酱肉切片蒸之，章亦认同。 章太炎精研佛学，青年时期曾想去印度出家，向端方慕资，无果，遂未成行；中年，他被人骗至峨嵋山剃度，头顶被灼了两行香疤。 章太炎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一口气吃光。某年春天，杭州昭庆寺的方丈到上海拜访章太炎，带给他一筐杭州有名的“方柿”。章太炎一口气吃了六个，如果不是汤国梨制止，他会将整筐都吃掉。 马叙伦说老师章太炎“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章太炎不认路，出门即不能自归。有时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回不了家，而且他沿途问路也让人觉得啼笑皆非：“我的家在哪里？” 章太炎在日本时，常常到离《民报》报社不远的孙中山家和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聊天。从报社到孙家的路，他来来去去走了几个月，竟然还是不认识。一天，他从孙家只身返回报社，竟然走到一户日本人家中。后报社众人见他一直没回来，四处寻找才把他找回来。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回忆，章太炎与她结婚后，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往来，有时在章家叙谈，有时则由孙中山派人接章去孙家。有一次，孙家的车有事出去了，章出门便自己上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拉往哪里？”章向前一指说：“家里！”车夫便拉着车向前走。拉了一程车夫又问：“家住哪里？”章说：“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家纸店。”车夫没办法，只能拉着他走一程问一问，在打马路上大兜圈子。孙家陪送章的人，当时要找另一辆人力车同行，等找到时，章已不知去向，便打电话到章家询问。得知章并未回家，急得孙家和章家分别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大世界附近找到了他，发现他坐在车上顾盼自若，迎面而来，才拦住送回家中。 一次，章太炎独自去三马路的来青阁买书，去的时候叫了辆人力车。到了来青阁，看了半天，一本书也没买，便叫了另一辆人力车回家。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家的地址。车夫拉了半天，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太炎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只好把他重新拉回来青阁。 一日，章太炎与诗人摩西谈了一个通宵后，清晨回到家中。这次他倒是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却错入了邻居家的卧室。因困极，他倒在床上便蒙头大睡。邻家少妇早上外出购物，回来一看章躺在自己床上，吓了一跳。幸好邻居都认识他是章太炎，遂把他叫醒，并送回章家。章太炎醒来一时不知缘由，极不高兴地说道：“我正睡得很熟，你们何苦扰人清梦？” 章太炎没有金钱概念，周黎庵回忆：“章太炎让仆人去买包烟，给五元，儿子要做大衣，也给五元，甚至在苏州盖房子的时候，他也照样掏出了五元。对章太炎来说，一张钞票，便有一次用途。” 在上海爱国学社讲学的时，因为章太炎总不洗澡不理发，一位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就每月到点强拉他到理发店理发，理完他也不付钱，兀自往外走，朋友只好替他付帐，长久如此。一次几个朋友聚谈，这位付钞的朋友来了，章太炎向旁人问道此人是谁，旁人大噱怪叫：“他给你付了这么久的理发钱，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章太炎到上海与汤国梨结婚时，随身携带了东三省筹边使任内所积俸给以及北京等地亲友所赠贺仪共7000元现款。到沪后，亲友们闻讯都去探望他，有个在上海新闻界工作的苏州人钱某对章说，这7000元现款带在身边不方便，不如存入银行为妥。章于是同意，将这包钞票交给他代存银行。过后，钱将一张3500元的存折交给章太炎，并说经银行职员当面点清，只有3500元。章除了瞠目结舌外，毫无办法。 1913年4月，因章太炎对黎元洪表示好感，到处说总统非黎莫属，袁世凯为收买章，下令授勋二等，并且对章说：“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参加革命而识时务者，今以多居显要，住洋房，子女玉帛，如愿以偿。惟君仍孓然一身。近来南方报纸，对余多毁谤，谓余将复辟帝制，淆乱人心，现在特授君四万元支票一张，实际上只需向上海各大报，以津贴为由，酌予点缀。所余大部分可由君自由支配。”袁深知章太炎迷糊，特告诉他这四万元由他自由处置，但章太炎最终还是没有得到这笔钱。当他拿着钱亦惊亦喜、患得患失地回到上海后，张謇就立即找上门来，说：“听说袁项城拨款四万元给你去办报。今共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大共和报》经费支绌，你可将这四万元交我以资维持。这既符合袁项城在沪办报要求，又无需你繁琐劳神。现在你我同为共和党的发起人，将此款维持《大共和报》，正是得其所用。”章太炎听罢，不知所对，最后只好不情不愿将钱交给了张謇，看得一旁的汤国梨心疼不已。 章太炎一家住在上海时，经济窘迫，捉襟见肘。但章太炎对金钱没有概念，为人糊涂，故不把生活问题放在心上，家中事务全由夫人汤国梨料理。汤常因无米为炊，常让章太炎的弟子陈存仁出去借贷。一次，汤国梨让陈存仁去当铺当东西，陈拒绝了，说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汤国梨只好问陈怎么办，陈便推荐自己学医的同学章次公。从此，章次公也成为章门弟子，许多类似事情便由章次公去办了。 1929年中秋节，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二十个月，并要他们迁出。汤国梨只好修书一封，让陈存仁向好友董康借钱；董康当即写了两张庄票让人带回。幸得董借款，章才付清欠租，并迁居同孚路同福里25号。搬迁之费，由朵云轩主人为其负担。搬家时，章的家具器物很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章太炎晚年寓居上海，一次有事到苏州，有人劝他定居此地，并且介绍他买一所房子。那房子前面一重是楼房，院子里栽了几棵树。章太炎背着手走过去一看，点头说：“不错，有楼。”进到院子里一看：“不错，还有树！”他便不看后面了，直接和人议价。此人见他满意，便漫天要价一万五千元，这个价格高出市价许多。可章太炎觉得过意不去，竟还主动加价，最后竟以一万七千元成交！汤国梨闻讯赶来，却阻之不及，章已和人完成交易。汤还发现，院子旁边就是一家纺织厂，每天清早机器就轰隆隆响个不停，房子根本不能住。这房子无论是卖是租，都无人问津，只好空着，还得花钱雇人看守。而他们也只能买地再造新居。 章太炎一生不知美，也不知如何欣赏美。他从不游山玩水，有人邀请他游山，他说不知山为何物，提不起兴趣。 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来拜访章太炎时，客气地要求章太炎去该寺小住，章便当了真。方丈走后，他便吵闹着要马上去杭州。他找出一只旧时读书人应考时用的考篮，里面放上两本书、一个水烟筒和一包皮烟丝，便要上路，并让陈存仁和章次公同行。汤国梨迫不得已，只好筹了20元随行，四人直奔昭庆寺。到寺中后，天天有人上门求字，并设宴款待，章太炎吃东西往往不加咀嚼，囫囵吞下，常吃的身体不舒服，只好谢绝酬宴。来访者便改为赠土特产，于是章太炎的床边床下堆满了食物，章怡然大乐。章太炎在杭州讲学，来访者络绎不绝。 一天，有沈姓带其家两个少年前来拜师，章太炎问过二人平时所学后，认为孺子可教。沈当即交“贽敬”（拜师费）200元。报纸随即报道章在杭州广收门徒，不想竟引来大批学子前来拜师。章此次在杭州收徒二十多人，收“贽敬”1000多元。汤国梨很是高兴，不想杭州之游，竟有意外收获。后上海来人，说章家失窃，汤国梨说家无长物，尽偷无妨。但章太炎听罢却急着回上海，并对学生们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回上海后，汤国梨因受在杭州收徒的启发，准备开办章氏讲学会，广收弟子，并公开募集经费。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孙传芳也派人送来两千元，总计收到两万元左右。对于这些，章太炎一概不管。 癖怪 章太炎好吸烟，自己吸的香烟一般是廉价的是“金鼠牌”，招待客人则用“大英牌”。他还欢喜抽水烟。每抽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个被烟蒂烧出的小黑点。 章太炎嗜烟，讲课时，常常一手拿粉笔，一手拿烟卷，写板书时，误拿着烟卷在黑板上写字；吸烟时，又误将粉笔当做香烟放进嘴里。经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章太炎烟不离手，一支接一支地抽，常常一支还没抽完，他就又点上一支，接连抽上三四个小时，袅袅如缕。每当手边的烟吸完了，他就会大声地喊：“老李，取烟来！” 章太炎抽烟，不似别人那样把烟蒂放进嘴里，而是把一根烟的大半含入口中。有时候边吸边说话，说的高兴时，烟烧到了嘴唇，疼得他以手拍口，喷出余火，似乎表演魔术一般。有时不注意，烟头落到裤子上，烧穿裤子并烫到腿，痛得他大叫，大骂“鬼烟”不止。而那条烧出洞的裤子，他仍然穿在身上。 冯自由拜访章太炎，请他写两份文件，一份是民国成立时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份是《讨袁世凯檄》。这两篇文章本为章太炎所撰，冯自由让他亲笔再各书一份，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送了润笔墨银20元。这件事经报纸报道后，许多人慕名前来求这两份文件。每次求书，都会送润笔费，但章太炎“口不言钱”，常由夫人汤国梨或弟子应付。有时章太炎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汤国梨反复劝说，他便默不作声。汤国梨无奈，只好想了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廉价的金鼠牌香烟，一次有人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很是喜欢，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汤国梨告诉他，每写一份，就给他买一罐“外国金鼠”，章便高高兴兴地继续写下去了。 左舜生回忆，章太炎“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上海画家钱化佛总能找到臭的食品投其所好，求得章的不少真迹。一次，钱化佛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太炎见后大喜，对钱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钱立即拿出预备好的好几张斗方白纸，让章在每张都写上“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居然无不听从，不出一声，一挥而就。以后每隔几日，钱就送来臭的食品，如臭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章每次见后都乐不可支，有求必应，前后为钱写了一百余张“五族共和”。原来，上海一家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此酒倒出来时十分浑浊，沉淀几分钟后，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宛然民国国旗五色旗的颜色。钱化佛灵机一动，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封条，请章太炎写完裱好后，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块大洋售出，竟然卖到脱销。钱化佛也因此大赚了一笔。 章太炎在台湾期间时，为《台湾日日新报》撰写文章。读者反应，他的文章常用生僻字，晦涩难懂。报社主笔木下新三郎便委婉地问他：“先生所写的文字是自解自读的，还是供一般人共读而都解的呢？”章太炎不置一词，只是提笔在纸上写道：“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可管不着，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会尚有人知之者。请勿问！”木下新三郎见状，只好摇头叹息离去。 章太炎喜用生僻字，苏曼殊翻译了许多西洋诗，其中有许多怪字僻字，都是章为他添上去的。 章太炎与妾王氏生有三位“千金”，他替三个女儿分别给取名为：章（里）、章叕、章（四个工）。三个女儿长大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前来提亲。王氏为此没少在老头子耳边唠叨。章太炎后来终于悟出了此中原因。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都不上门提亲。于是，他叫夫人在家里摆了几桌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做客。席上，章向客人讲解那三个怪字。他说：“（里）”读“里”，是“窗格子”的意思；“叕”读“灼”，是“众口”的意思，“（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不古怪。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1940年的秋，因抗战从南京迁校到四川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大学生——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开学那天，班长向全班介绍新同学时被她的名字难住了，“章、章、章……”半天读不出她的名字，最后急中生智说：“她叫章四工，因为她的名字是四个工字。”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出版一本他们翻译的外国小说集，出版时他们将该小说集命名为《或外小说集》。“或”是“域”的古字，周氏兄弟如此命名自是受老师章太炎的影响。 章太炎写字喜欢写古香古色的钟鼎文，有时汤国梨站在章身后看他写字，偶尔发表意见说某个字写得不佳时，他回头笑笑：“你不懂得写字啰！” 章太炎喜用古字、假字。他曾写了张条子让仆人买肉作羹，但是仆人跑遍苏州城内各个肉铺也没有买到，回来后他对章太炎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之后都说没有。”原来章将“肉”字写作类似于篆书的“月”字，卖肉者根本不认识。 章太炎晚年为人开药方写是金文，药店之人不识，章便愤愤然地说：“不认识字，还开什么药店！” 张小泉剪刀是几百年的老字号，故仿冒者甚多，杭州大井巷内悬“真正张小泉剪刀店”者有十家以上。其中某店老板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便请章太炎题字。章欣然答应，挥笔写下“张小泉前刀店”几个大字。店主一看，便傻了眼，要章退还百元润笔费。章说写下一“前”字说：“月旁已有一刀，何须叠床架被，为人诟病。”老板听罢欣然离去。此后，顾客皆认为“前刀店”为真正的“张小泉”，其他皆假。 章太炎博览古今医学著作，自认为医术高明，所以很爱替人医病。与朋友见面时，听朋友偶尔说起进来牙痛或患胃病等时，他便要替人诊视，开出药方，并且逼着朋友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不计份量，药方中动不动开出一两八钱，因此谁也不敢吃他开的药。 到了中年后，章太炎觉得自己医术更高明了，孩子生了病，他不肯去请大夫，一定要自己为孩子诊治。夫人知其脾气，只好依着他，任他开方子，再等到他不注意时，偷偷另请医生前来诊治，并告诉家人，如章问起，就告诉他孩子吃的是他所开的药方。几日后，孩子痊愈了，章便得意地对人说说，他的孩子吃了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章太炎的朋友凡被他开过药方的，下次再见到他时，也都说吃了他开的方子才治好了。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副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并非事实，也只有点头唯唯而已。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笑答：“我是医学第一”。 章太炎因为陈存仁学医，所以主动收其为徒。1928年，20岁的陈存仁常替自己的国文老师姚公鹤给章太炎送信。一日，章问其姓名、家世，听说陈日间在丁甘仁处帮助其写药方、晚上从姚公鹤学习国文，很是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也能写药方，并对陈说，要学国学，何不拜他为师？陈喜出望外，当即对章三鞠躬，改称老师。 章太炎学医很勤，常请教自己的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但他给别人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别人拿到了药方也不敢照此服用。他还常向一个作铃医（拿着铃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的学生请教，因为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是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 逸事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因他仰慕顾炎武，而顾炎武名绛，便易名绛，字太炎。章的曾祖为余杭巨富，祖父为乡村医生。父亲曾官至河南按察使，后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章太炎幼承家学，从外祖父、父兄治经书和训诂之学。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描述过章太炎的容貌：“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 章太炎自小聪慧。章太炎6岁时，一日下雨，父亲章浚邀请10余位朋友、亲友在家聚谈，边饮酒边吟诗词。一位与章浚同宗的章老先生酒兴上来，便令小太炎应景诵诗一首。小太炎略作思考诵道：“天上雷阵阵，地下雨倾盆；笼中鸡闭户，室外犬管门。”顿时，四座皆惊，章老先生即令人拿来宣纸笔墨，挥毫录下了章太炎这首“六龄童诗”。该诗现珍藏于章太炎纪念馆。 章太炎少时，喜欢到舅舅朱子春家中玩。朱子春嗜饮，但因家贫而难得一醉。一次，章太炎见朱子春向小贩买螃沽酒时，因身无分文，便当场解下裤子换一醉。朱子春擅画仕女，此时正好有人前来求画，朱便进屋取了一幅价值四两黄金的古画，以五百钱的价格转让给来人，终于可以买蟹沽酒，痛饮一番。许多人认为，章太炎狂放不羁的性格，是受了其舅舅朱子春的影响。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陈独秀、章太炎、李根源。” 章太炎狂傲，但唯独对陈三立尊敬有加。他在为吴宗慈的《庐山志》题词中尊称陈为“义宁陈翁”。吴宗慈说：“太炎文集中，如此尊称，殊不多见。” 清朝末年，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将许多日本著作翻译成中文，当时冯自由便翻译《政治学》一书，请章太炎为他润辞。当时译者对于日本的名词，译时煞费斟酌，如，冯将“社会”译作人群或群体，而严几道译作群；“经济”一词，有人译作财政。但章太炎对于这些词直接引用，并不用中文名词进行替换，如今社会、经济已成为通用的语言。 章太炎幽居龙泉寺时，夜间常梦见自己到地府帮助阎王断案，章为此事还写信请教乌目山僧该如何是好。章恢复自由后，冯自由去看望他，问及此事，章告诉他说：“有一夜朦胧间，忽然被官差强迎上马车，到了一间衙署，群拥我升公堂，接着便有判官模样的人拿着多件公文，让我在文件的下面署名，这些公文和世间的普通公文略同。审完案，仍用马车把我送回来。以后每晚都是这样。我在梦中问判官怎么回事，判官说是地府请我替阎罗王断案。这样已经持续了半年，我日久生厌，决意不去，但到了晚上身不由己，常常被官差挟持而去。知道我恢复自由南下，才不做此梦。” 张竞生曾在北京《京报》上征求他人性史，并且出版了一本《性史》，上海书商出版该书后，日销一两万本，上海的青年男女，几乎人手一册，男性公开讨论，女性在深夜偷偷地看。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告知章太炎此事后，章很是感兴趣，让陈去买一本给他看看。看过后，章说：“现代白话文的描写技术，远不如文言文，要是改用文言文来写，要超过金瓶梅，这本性史瞠乎后矣。”接着他又说：“这个白话文的妖风一起，势必会弄到白话文宣告变质。” 章太炎在日本时，一次，无钱度日，便写一张纸条给汪允宗：“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同室的蒋维乔说：“既已向人借钱，曷勿多借几元？”章答道：“此君只有两元之交情。” 章太炎曾为蒋维乔改《沈竹礽先生传》，修改前，章征询蒋的意见，蒋说：“太炎改，无意见。”文章刊出后，蒋说，这已不是他的文笔，应改署太炎。 山东某太夫人民国初年倡导男女平等，与章太炎认识。这位太夫人六十大寿时，一定要请章太炎为其作寿序。章太炎此时已经不赞成男女平等，便在寿序的结尾写道：“诘朝登芝罘（山东某山名）之巅，东望日出，回顾落月，其平如引绳，斯盖饮觞称寿之时也。”其中虽有“其平如引绳”之语，但实将男女比作日月，不能平等。 章太炎晚年，生活简朴。章家每天的菜肴极为简陋，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自己就近购买。章太炎喜欢吃零食，经常来访的友人，都会为他带来些小零食，其中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衣。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一本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文稿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曾在《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讥讽日本学者道：“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和他结婚后，他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因左为尊。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旁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胡适的日记中记录章太炎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在熊内阁（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张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1914年，章太炎被幽禁在北京，除夕之夜，他满怀忧郁之气，写下对联曰：“门前学种先生柳；道旁时卖故侯瓜。”20年后的1935年，章居住苏州阍门，春节时，又重写此联。 章太炎去参加护法运动时，汤国梨带着孩子独自在家，夜间常听见有人来家中翻箱倒柜，他很是惶恐。运动结束，章回家后，一日谭人凤来访，他便对谭说起家中失窃之事。几日后，有一个人仪表轩昂、衣冠楚楚的人，前来拜访章太炎，自称龙在田，住在章家晒台对面，是贴邻。他坦率地对章说：“以前你家楼上失窃，是我所为，当时不知是你的府上，现在知道后，觉得非常抱歉，因为大家知道你太炎先生靠写文章过活，一心为国，所积的钱来之非易，我不应该来窃取。但窃去的东西早已变卖，目下手头拮据，现以公债票200元及文房四宝四件作为赔偿，聊表歉意。”章见这龙在田不是寻常的窃贼，便接受了这批退赔的东西，而且很高兴，并嘱不必介意。 章太炎笑词人作词，颠倒往返不出二三百字。汤国梨反驳道：“二三百字颠倒往返，而无不达之情，宁非即其胜处？”章无言以对。 章太炎为黎元洪撰写的《黎大总统墓志铭》，润笔费好几千元，可能是晚清民初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 章太炎晚年在上海的主要收入，是靠卖字。因他不登广告，且性情古怪，所以平时来求字的人很少。当时有一家著名的笺扇庄叫做“朵云轩”，老板时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每次总是留下“润笔”50元。如是朋友求墨宝，向来不收费。每隔三两个月偶有人来请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则由夫人汤国梨出面与人协商，每件收100元。有时钱已经收了，章却因不喜其人而不愿意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 章太炎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字的人为此常不高兴，而且他写喜欢写小篆，亦不受当时的富商巨公欢迎，故常门庭冷落车马稀。 后来因冯自由来访，求字的人便多了起来。章太炎的儿子章导七八岁时，常见人上门向父亲求字，便贴了一张纸条，上书：“写一副对联，皮球一个；条幅一张，火车头（玩具）一个。”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想找章太炎求墨宝。杜月笙便找到一位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的游侠儿徐福生，去找章求字。章对徐很是客气，但一听为杜求字，便断然拒绝。杜便请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出面。陈对章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章便问陈杜月笙的故事，陈一一道来，章越听越高兴。陈存仁乘机拿出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杜月笙得文后，送给章士钊看，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 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势力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便写亲笔信给杜月笙，请其帮忙。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不仅即刻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而且在问题解决后，借口向章报告房屋纠纷的解决经过与结果，专程去苏州拜访章。章、杜二人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却不说破。杜月笙走后，章才发现了这笔重礼，不好推谢只能收下。这次之后，章对杜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有古豪侠之风，二人开始订交。此后，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对杜也另眼相看，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 章太炎写字时，将不满意的置于废纸篓，仆役见后，将其拿去出售。章知道后，每次便把纸戳破再扔进纸篓，以为这样便稳妥了。谁料，仆役竟将破纸贴补整齐，仍旧拿去出售。 杭州楼外楼的主人请章太炎吃饭，他只点了三个菜，都是根据书上的菜名点的，主人看后哑然失笑，说这些是不够吃的，便自己做主为他多上了一些菜。席后，章太炎便为主人写了一首张苍水的绝命诗。主人见后，心中觉得极不吉利，后有人替他献策说，张苍水的绝命诗字数极多，章太炎只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准备些纸张，邀请章太炎每天来写。于是楼外楼的主人照办，每日请章去吃饭，连续十天左右，章太炎终于写完了此诗，并在卷尾加了长长的跋语。章太炎的这件墨宝，后主人以二百元售出，十五年后，价值升至二十两黄金。 章太炎家中访客极多，他不胜其烦，便在墙上贴纸条一张，上书：“来客谈话以十分钟为限。”但客人中有与其论及学问的，章谈的来了兴致，便忘了自己定的规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客人要走，他拉住不让。一次，客人指了指墙上的纸条，他忙说：“下次十分钟为限吧。” 1929年，上海《时报》曾有文章仿效《水浒传》108将，为东南文坛的名士依次排座次，第一名天魁星为章太炎，第二名天罡星为陈三立。 20世纪30年代，章太炎每次到北平，张伯驹必设家宴为其接风。某次宴会后，章以篆体书写杜诗两句成一联相赠：“盘剥白雅谷口粟；饭煮青泥坊底芹。”张得之大喜。 章太炎仰慕刘伯温，被袁世凯幽禁期间曾致信杜致远托其代谋葬地：“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家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岳飞）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汪东创办《国华月刊》，用章太炎名义主办。为筹集经费，以章的名义卖字，实多半为汪代笔，因汪仿章体，几可乱真。 章太炎与腾冲李印泉为挚交，李印泉曾患脑疸，章多次致函李的孙子，探讨医法并荐医赠药，李病愈后，将章的十三来信装裱，制成线装书一卷，视若拱璧。 章太炎患有鼻病，自己常用辛荑末治疗，后来弟子陈存仁向他推荐芙蓉叶研末治疗之法，他试之颇有效果，恰巧杭州虎跑僧人前来求字，他便以辛荑、芙蓉叶治鼻渊之语入书。 顾颉刚佩服章太炎，故为自己起名“上炎”，意为超越章太炎。 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章太炎被认为是法家体系在晚清的代表，而被平反。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直至并解放了一批学者，编辑了若干章太炎的诗文、著作的选本和注释本。这些虽是受到政治风潮的影响，但为以后研究和编校章太炎著作奠定了基础。 戏谑 有一个姓王的暴发户，附庸风雅，也来求章太炎为其题字，章太炎对其不屑，不予理会。但王某不死心，出高价到处托人代为说情，章不胜其烦，于是写下一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王某得书后几位高兴，命人将对联悬于高堂，逢人便讲：“这可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为我题的字！”一天，一位明眼人含笑对王说：“写倒写得很好，可惜上联忘八，下联无耻，似乎有点取笑伤人之意。大概意思就是说‘王八，无耻也！’”王某这才知章联之意，气得七窍生烟，羞愧不已。 顾颉刚从欧洲学成归国，去拜访章太炎，谈及西方的科学实验，强调一切事物，必须亲眼看到，才算真实可靠。章问：“你有没有曾祖？”顾茫然：“我怎么会没有曾祖？”章说：“你真有吗？你亲眼看到你的曾祖了吗？”顾一时无言以对。 刘半农曾说：“文言文是死的文字，什么人再写文言文，就是死人；白话文是活的文字，凡是写白话文的，就是活人。”陈存仁曾将刘半农其人其事告诉章太炎。章听说其常在一些鸳鸯蝴蝶派刊物中发表文章，便说：“啊，那么他的国学根蒂也有限得很，比了我的门生周树人（即鲁迅）、周作人（即知堂）差得远了，他们两人早年译《域外小说集》，虽是白话，但是一望而知对文言文是有相当根基的，刘半农有什么出版的著作物，你找些来给我看看。”陈存仁将报纸上连载的刘半农的《赛金花本事》拿给章看，他看后哈哈大笑说：“赛金花说的话，许多都是胡说，全是编造出来的，不能称为第一手资料，不过刘半农他想利用赛金花的名字，来炫耀自己而已。” 陈存仁曾记录刘半农拜访章太炎时，章戏弄其的过程： 刘半农到上海后，对记者说要去拜访章太炎，陈存仁将这个消息告诉章。汤国梨听到后特地叮嘱章说：“如果刘半农真的来访问你，你千万不要生气，更不要执杖以击之。”章点头微笑。 这天，刘半农来访，本想与章合影留念，但被章以闻到镁光的气味会引发鼻病为由拒绝。刘问章对白话文的见解，章说：“白话文不自今日始，我国的《毛诗》就是白话诗。历代以来，有白话性的小说，都是以当时的言语写出来的，写得最好的是《水浒》、《老残游记》等，甚至有用苏州话写的《海上花列传》。但是你们写的白话文，是根据什么言语做标准？”刘答：“白话文是以国语为标准，国语即是北京话。”章听了哈哈大笑，问刘半农：“你知不知道北京话是什么话？”刘半农不假思索答说：“是中国明清以来，京城里人所说的话。”章便问刘：“明朝的话你有什么考据？”刘不知如何应对。章于是就用明朝的音韵，背诵了十几句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发音与北京话完全不同，接着说：“现在的国语，严格地说来，含有十分之几是满洲人的音韵，好多字音都不是汉人所有。”听了这番话，刘半农呆了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应付。 章太炎又说：“如果汉人要用汉音，我也可以背诵一段汉代音韵的文字。”说完他就背了两首汉诗，许多字的音韵都与现代不同。他又问：“你知不知道现在还有人用汉代音韵或唐代音韵来讲话的？”刘半农马上反驳说：“现在哪里有人用汉音来说话？”章说：“现在的高丽话，主要语是汉音，加上了唐朝的唐音、朝鲜的土话和外来话，即是今日的高丽话。”他接着说：“还有日本话，主要的中国字，称为汉字，即是汉音，其余的联缀词，日本各地的土音，又加上了近代各国外来语，就成为现在的日本话。日本人的发音，各处不同，以东京为正宗，汉音也最准。各道各县的发音，连东京人也听不懂，这是你刘半农先生不研究‘小学’，不研究‘音训’，不曾研究过《说文》，所以你听了我的话，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刘半农面有赧色，无词以对。 章太炎接着像老师训导小学生一般问刘半农：“中国历来有种种科学发明，都是用文言文来记述的，我先问你天文知识，中国有些什么？”刘半农想了半天，答不出一句话来，便低声下气地请教章。章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家祖冲之，你知不知道他是哪一朝代的人？他是南北朝人，著《周髀算经》，精确地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率是3.1415926，与一千年后德国渥托发明地球圆径数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符合。”刘半农在旁只能唯唯而已。 章太炎又说：“天文你不知道，我再和你讲讲地理，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者是谁？”刘半农讷讷其词地说：“当然是哥伦布。”章击桌大笑说：“最先踏到新大陆的人，是一个中国和尚，叫做‘法显’，想来你是从未听到的。”刘只说：“愿闻其详。”章便说：“你有时间访问赛金花，记述她的胡言乱语，何不多看些文言文线装书，充实自己。”刘只得点头称是。章这才接着说：“请你查一查，《章氏丛书》别录之三，有篇《法显发见西半球说》，就知道一切了。” 刘半农听章太炎说了半天，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掩饰自己，便说道：“北方学术界，正在考据敦煌石窟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甲骨文、流沙坠简等。”章闻听刘言，勃然大怒道：“中国政府对你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设立了无数研究所研究院。敦煌石室的发现，第一个是西人斯坦因（在英国得爵士勋位），他从莫高窟以及西北流沙中窃去几百箱文物。后来多少年之后，法国的伯希和又盗去几百箱文物，直到他们在英法两国发表之后，你们才知道，你们究竟在干些什么事情？”说的刘半农面孔红到项间。章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近年来还有一个瑞典人斯文赫廷，又在西北发掘了许多文物，究竟中国科学家做些什么事？所谓北京大学，只出了一个张竞生，写了一本《性史》，这难道就是提倡白话文以来的世界名著吗？”刘讷讷而言：“我们正在考证甲骨文。”章说：“甲骨文没有多大的考证价值，我愿意同你各人做一部书，专门考据甲骨文，一言相约，二年之后，你在北方出版，我在上海出版，你用白话文，我用我的文言文，看谁写的是活的。”刘自然不敢答应。 章太炎又说：“我知道你曾经在北方的报纸上，征求过‘国骂’的字句及各地方骂人的话，第二天早上，就有人到你学校中，在课堂上讲出许多骂你老母的地方话。所以后来你就不敢再做这件工作，现在我来骂几句给你听。”接着就说汉代的骂人话，是×××出于何书，唐朝骂人的话，是×××出于何书，直说到上海人宁波人，以及广东人的三字经，完全骂出来。陈存仁说：“看起来好像供给他资料，事实上把刘半农祖宗三代都骂到了。” 刘半农同来的人见此状，就赶紧向章作揖告辞：“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章最后说：“如果刘半农要写访问章太炎的话，我就要叫我的学生，写一篇章太炎接见刘半农谈话记。”刘半农忙说：“不敢，不敢。”深深地鞠躬而去。章太炎让陈存仁将他们送出门后，坐在藤椅上纵声大笑，很是得意。 章太炎六十八岁生日之际，冯自由等人前往祝寿，酒后，章太炎忽然在礼堂昏厥，众人忙从后面抱住他，一会儿他清醒过来，回头看着众人说：“我非孙凤鸣，尔非张溥泉（张继），又无汪精卫在前，何故抱我弗释耶？”众人闻言大笑。 师徒 章太炎投身革命，其师俞樾甚是反对。后章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前去拜望老师，俞樾大怒，怒斥章道：“闻而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不服，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遂写《谢本师》一文，表示从此与俞樾断绝师生之谊。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中记载：“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 虽因政见不合，章太炎与本师闹翻，但他内心对老师依然十分尊重。章很喜月旦人物，并且少所嘉许，但终生对老师俞曲园和谭仲修二人极尊敬。曾国藩曾说俞樾只是个“闻人”，章闻之勃然大怒，驳斥道：“先生虽广涉群书，先务自有所在，与夫泛滥记诵无所归宿者固殊矣！” 金性尧曾记录章太炎对老师俞樾的维护：“有一次在西湖的某处，跟梁启超等在一起，梁氏看见前面挂的一副俞氏所撰楹联，就讥讽地说：‘喔，原来是一对鹁鸪！’章就闻而恚甚，动起武来了。” 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亲撰《俞先生传》，虽不无微词，但通篇充满敬意，曰：“浙江朴学晚至……昌自先生。”章太炎自定《太炎文录初编》，并没有收录他的《谢本师》，倒收了晚年写的《俞先生传》。对此，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对章太炎尊师之举予以表扬。也有人据此称章太炎谢本师是为在政治上保护老师。 章太炎晚年游杭州，晨起特地穿上长衫马褂，又要学生陈存仁和章次公也同样穿戴，并命他们带着香烛水果，到“曲楼”凭吊老师俞樾的故居。到曲楼前，一位老妪前来应门，章抬腿就往里面走，老妪问他是谁，双方一语不合，老妪便举起扫帚逐客。三人无奈，只好在门口等着。大约等了两个时辰，曲楼才开门，出来一位姓陆的中年人，章太炎说明来意后，陆某告知曲楼早已易主，并让他们进楼祭拜。到春在堂前，章命陈登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对俞樾尊敬如故。陆某在旁看得呆了。章本想留下几个字，但因主人有笔无纸，章便在墙上题诗两首，黯然离去。 章太炎曾作《谢本师》一文与老师俞樾断绝关系。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他的学生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与章断绝关系。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下水当了汉奸，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亦作《谢本师》，与他绝交。 据许广平回忆，因章太炎提倡复古，鲁迅对其很不以为然。但鲁迅提到章时，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呼“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于10月6日和10月17日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的10月19日，鲁迅去世。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 1933年6月18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信中提到章太炎时说道：“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已经93岁高龄的姚奠中一提起乃师章太炎，立即显得肃严。姚说章太炎老师对其学生要求甚严，一丝不苟，这也为姚老以后治学授业打下良好扎实的学风基础。当谈到章太炎老师的晚年，他讲到章太炎老师在1936年6月14日上午正在讲解《尚书》时，实感胸闷，萎顿于教室之中，俄尔即仙去。此时姚已黯然泪下，哀叹嘘余，豁然起身，直至书案提笔写下：“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他接着说道：“这就是我老师章太炎先生一生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婚姻 章太炎曾说其择偶标准：“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后来章续娶汤国梨，能诗善文，虽并非章理想中的两湖人，却能说鄂语。 章太炎在与夫人汤国梨结婚前，只娶一妾王氏，并未正式娶妻。他的自定年谱中关于此次婚姻，只是简单记载：“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纳妾王氏。”据章太炎的弟子汪东所撰的《余杭章太炎先生墓志铭》中记载：“先置室，生女子三人。”据说章太炎早年患癜痫病，加上动辄言反满，被人认为是个“疯人疯言”的疯子，门当户对的人家无人愿将女儿嫁其，母亲只好将自己陪嫁丫头许配给他。因无媒妁之言，故不能算正式结婚，只能算纳妾。而章太炎在文章或书信中提到王氏，也称其为“妾”。 1903年，王氏去世，章太炎准备续娶，北京《顺天时报》上登了征婚广告。章是我国最早登报征婚的人。根据日本武田熙《章炳麟的结婚》及高田淳《章炳麟传》的记载，章太炎征婚的条件大致如下：一、以湖北籍女子为限；二、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三、要大家闺秀；四、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五、反对缠足女子，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和，可以离婚。 章太炎的征婚广告登出后，一时沸沸扬扬，传为奇谈。各地报纸争相转载报道，而章“夫死之后，不令守节，可以再嫁”，更被许多人认为荒唐透顶。 章太炎对湖北女子有好感，据说，是因为他曾对一位毕业于女子学校的湖北籍女子吴淑卿极为中意，也有人告诉他，吴对他亦有好感，但此事最后作罢。日本1936年8月的《中国文学日报》报道：“吴淑卿女士，十九岁，志愿加入革命军，称为革命女志士，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彼愿作章炳麟伴侣，有意示爱。章氏懵然，未曾介意。黎元洪见此情形，愿意做媒。章氏以革命为重，结婚为次，未成事实。”被拒后，吴淑卿在《民立报》发表《吴淑卿投军文》道：“……愚生虽学问浅薄，但对国事稍知一二，今不以男女有别为畏事，但愿我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负起振兴中华大汉之人权，发扬黄帝后裔之光辉……”（原文为日文，由陈存仁翻译）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字志莹，自幼聪慧好学，曾入私塾读书两年。23岁时，汤国梨受革命新思潮影响，谢绝媒妁，入上海务本女校读书。乡人以奇女子视之。汤在校结识张謇之女张敬庄、张通典之女张默君等，常一起纵论天下大事，颇有男儿气概。1907年，汤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任教于吴兴女校，后担任该校校长。1911年秋，汤与同学张默君、谈社英等筹组女子北伐队响应革命。后在孙中山的指示下，与张、谈等人在上海创办神州女校和《神州日报》。 汤国梨能诗善赋，章士钊在《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中写道：“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 章、汤二人于1913年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婚礼上，一向糊涂的章太炎又少不了闹笑话。婚礼这日，章太炎需西服革履，着皮鞋。章一向穿布鞋，不知如何穿皮鞋，结果左右不分，将鞋穿反，宾客见状狂笑不止。 陈存仁曾问及许福关于章太炎结婚的情况，许福说，在哈同花园办婚礼是乌目山僧（宗仰）和园主英籍犹太富商哈同洽商的。汤国梨不穿礼服，着便服，章太炎穿的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据陈存仁说是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中山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地下二次，又引起哄堂大笑。 婚礼结束后，哈同本来要用他的汽车送章氏夫妇到“一品香”去摆喜筵，答谢亲友。章太炎推辞，跳上了不知哪位朋友的马车，直趋“一品香”。“一品香”有两个部门，一个是旅业部，一个是大餐厅，章不知。下车后，他四顾茫茫，不知从哪一个门走进去，幸亏“一品香”徐老板在门口等候，这才把他们夫妇俩接了进去，一个安排在新娘房，一个迎入餐厅中，当时那个马车夫，一个红封包都没有拿到，还是由徐老板掏了腰包了事。 结合当时报纸的报道和一些文字记载，章太炎和汤国梨在“一品香”餐馆宴客的情况大致如下： 章、汤在一品香大厅宴客，来宾一百数十人，座位排定左边为新娘及女宾席，右边为新郎及男宾席。席间，一位女士提议要求新郎新娘当众做游戏：其一，新郎即席赋诗一首，以30分钟为限，否则罚酒10杯。此游戏提出后，男宾们认为，为显公平，新郎吟成后，新娘须唱和，若新娘于短时间内未能吟出，录写旧作一首亦可。其二，于白纸板上书写8个两寸见方的字，请新郎新娘于距离一丈五尺外的地方辨认。如辨认不出，则罚酒。其三，请新郎新娘各讲笑话一则，如来宾中有3人不笑，则罚酒一杯，有5人以上不笑，罚唱歌曲一首。游戏规则提出后，女宾席派出2人，记时监督。 章太炎在二十分钟内即席成诗曰：“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振衣涉高岗，招君云之端。”请新娘作诗，新娘敬谢不敏，征得多数人认可，改请其录旧作一首。新娘随口吟道：“生来淡泊习蓬门，书剑携将隐小村。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向人喧。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众人一致称赞。 接着，男女两席各派代表拟定所书字样，书以“章童、汤炀、国圆、炳柄”8字，请章太炎辨认。因为章近视，故出此题，试其视力。章本将字看错，不料一弟子上前耳语，章得以过关。女宾们发觉后，一片哗然，群起攻击此弟子，并要章罚酒八觥，但饮到一半，章门弟子黄季刚和汪旭初抢着代饮。 轮到讲笑话时，章怎么也想不出来，最后只能说：“吾人读《红楼梦》，于贾二老爷谈笑话时，仿佛近之。”只有少数人笑了起来。轮到新娘，她想了很久，也未能讲出，于是由四名女弟子唱歌代替。 最后，众人一致让章太炎赋诗一首，答谢月老张百纯。章太炎随即吟道：“龙蛇兴大陆，云雨致江河。极目龟山峻，于今有斧柯。”众人听罢，称赞不已。 章太炎和汤国梨是经人介绍认识，介绍人的版本不一致，有说是张伯纯，有说蔡元培，还有说是张继、沈和甫。 据汤国梨自己回忆说：“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载，介绍人为张继、沈和甫。沈是汤国梨的同乡，他和张继一起为二人介绍。章、汤结婚当日，张继因有要事没有到场，这日因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都亲往祝贺，故哈同花园戒备森严。沈和甫是吴兴文士，有些土头土脑，见到爱俪园前门雄伟，已经畏怯非常，且沈和甫一口湖州话，司阍的许福也听不懂，故许福以为他是陌生的参观者，拒不让其入内。等了许久，两位介绍人都不到，主办方只好临时拉人，权充介绍人，才完成了这个结婚大典。 婚后一个月，章太炎匆匆告别新婚妻子，北上找袁世凯算账，结果被袁世凯软禁。章太炎被困后，屡次求速死，其长女自缢身死，汤国梨心中极为悲苦。 章太炎被软禁后，汤国梨曾直接致电袁世凯，要求袁释放章太炎：“外子生性孤傲，久蒙总统海涵，留京全属保全盛意。惟旧仆被摈，通信又难，深居龙泉，殊乏生趣。伏乞曲赐慰谕，量予自由，俾勉加餐，幸保生命。黎结缡一年，信誓百岁，衔环结草，图报有日。……” 后汤国梨又致信国务卿徐世昌：“外子好谈得失，罔知忌讳，语或轻发，心实无他。自古文人积习，好与势逆，处境愈困，发言愈狂，屈子忧愤，乃作离骚，贾生痛哭，卒以夭折，是可哀也。外子若不幸而遽殒，生命诚若鸿毛，特恐道路传闻，人人短气，转为大总统盛德之累耳！……惟相国哀而悯之，乞赐外子早日回籍，俾得伏处田间，读书养气，以终余年，财不独氏骨肉生聚，感激大德，即大总统优容狂瞽，抑亦千秋盛事也。氏侍母得间，益当劝令杜门，无轻交接。万一外子不知戒悔，复及于戾，刀锯斧钺，氏甘共之。” 章太炎的儿子章导在《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中写道：“他（章太炎）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 汤国梨对嫁给章太炎颇觉委屈，她说：“关于择配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比我长15岁），三是很穷。可是他为了革命，在清王朝统治时即剪辫示绝，以后为革命坐牢，办《民报》宣传革命，其精神骨气与渊博的学问却非庸庸碌碌者所可企及。我想婚后可以在学问上随时向他讨教，便同意了婚事。” 章太炎穷的连送的聘礼都拿勋章去凑，汤国梨回忆：“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先送四色聘礼，象太炎这样有声望的人，聘礼自不当轻，可是他只知闹革命，生活一直不富裕，便将自己所受的一枚勋章也作聘礼，凑满四色。” 袁世凯去世后，章太炎重获自由，汤国梨随夫参加社会恬动，成为章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章氏夫妇奔走呼号，动员抗日。淞沪会战打响后，汤国梨在上海创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日。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汤国梨担任教务长。章太炎病逝后，她继承丈夫遗志，坚持办学，成立章氏国学讲习所董事会，亲自任董事长，并建立章氏藏书楼，整理章的遗书，出版《章太炎全集》。抗战爆发、讲习所被迫停办后，汤国梨又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自任院长直至上海沦陷。 全国解放前，汤国梨拒绝接国民党要职，亦拒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汤国梨曾担任苏南行政公署专员，并当选江苏省和苏州市首届人民代表，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苏州市妇联执行委员、民革苏州市委副主任、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汤国梨受到冲击，幸得周恩来眷顾，才免遭迫害。1979年，《章太炎全集》出版，汤国梨数十年夙愿终于实现。1980年7月27日，98岁高龄的汤国梨病逝于苏州，1986年，迁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南屏山麓章太炎墓侧。 大儒 章太炎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学说，在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他《訄书》一书中，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并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否定天命论说教。他的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 章太炎在台湾时，常发表文章抨击日本的治台政策。开始，由于他的行文还算和缓，当局便未深究。后来，章又撰文说“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多作威作福，压制人民”，台湾总督见后，将《台湾日日新报》报社社长守屋善兵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守屋善兵卫回到报社后，立刻差人去叫章太炎。章太炎不理不睬，只写了张纸条：“何不唤守屋来？他不知士前为慕士，王前为趋势乎？”守屋善兵卫见后，勃然大怒，到章太炎的寓所，咆哮怒骂了一通，并令其离开报社。章待守屋善兵卫走后，平静地说：“礼貌衰，则去之，何用逐？”遂收拾行装离去。 章太炎在台湾结识了一位记者李书，某日，两人闲聊，章问李几岁开始读书，李说大约20岁他才延师启蒙。章听后连连摇头，嫌他读书太迟，并说自己六七岁便开始读书，到20岁差不多已经读完了。李书对章还能记得多少颇为怀疑，于是随便举出几则自己记得的经书来问，不待李说完，章就一字不漏作了答复，甚至连哪一句在哪部书的第几页都说得清清楚楚。 章太炎曾向梁启超等人出一上联：“今古三更生，中垒、北江、南海。”这里说的“三更生”第一个是汉朝刘向，本名更生，官中垒校尉；第二个是清代洪亮吉，著有《北江全集》，人称北江先生，自号更生；第三个是康有为，南海人，戊戌政变后改名更生。在座几人无人能对。20多年后，钱玄同重提此联，符鼎升沉吟良久，以“世间一长物，孔兄、墨哥、佛郎”对，始有下联。 1904年，章太炎的《訄书》出版，他好用古字古义，古奥的文辞更令不少人望而却步。连鲁迅也说“读不断”、“看不懂”。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其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北洋政府教育部1913年拟定的注音字母采自章太炎。 柳诒徵对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诋孔”的观点提出批评，章太炎公开表示接受批评，并对该观点表示懊悔，称“前声已放，驷不追舌”。 章太炎在成都时，有一客叙述己贫，请他向四川当局推荐。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你一贫已至此，若至穷时又将如何？”在座的赵熙是章的旧友，以为章太炎说错，问道：“贫与穷亦有异乎？”章答道：“异甚，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此后，赵熙对他人说：“我读书数十年，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 1930年，章太炎在《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称此书“为三十余年精力所聚之书，向之繁言碎辞，一切芟■，独存此四万言而已。” 1935年7月，章太炎立下遗嘱曰：“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章太炎曾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痛骂欧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举《纬书》及《扬雄答刘歆书》，证明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又曰：“今观汉土羊兔诸毫，转移轻便，其纸薄者用竹，厚者用楮，皆轻利胜于欧洲，诸子在巴黎，则言铅笔之善，向若漂流区域与赤黑人相处，其不谓芦荟叶胜于竹纸者几希！” 章太炎对白话文深恶痛疾，对白话诗亦颇多嘲讽，他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演国学时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章太炎曾在杭州昭庆寺讲经堂进行讲学，当时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个蒲团。章太炎到后，命人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当时不设讲坛。第一天：讲《经学源流》，大肆抨击康有为“伪经考”，听者兴高彩烈。第二天，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天，讲《小学〈文字音韵学〉大义》，听者大半不懂。但学生一天比一天多，第三日竟达百余人。章讲学三天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遂中止讲学。 田君亮从日本留学归国，拜访章太炎，问章道：“请教先生，人生要怎样才不辜负一个我？”章答：“依我之见，哪怕是泥木石匠，当个工人、农民，只要他做的事对百姓有益处，也就不辜负一个我了。” 章太炎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总是面加呵斥，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之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他曾书曰：“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 雄论 章太炎说袁世凯之所以失败，关键原因在于以三人反对三人：其一，梁任公（启超）反对杨皙子（度）；其二，张仲仁（一麐）反对夏午诒；其三，雷震春反对蔡松坡（锷）。章此言当时广为流传。 民国初年，章太炎进京，见到当时参谋次长陈宦，便惊谓陈为“中国第一人物”，同时称：“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后果然陈襄助袁上台，并称帝。章太炎去世后，陈宦称世无知音，并云他是真知太炎者。陈说：“章氏一语，足定天下安危。” 坊间传言袁世凯欲称帝，章太炎对袁道：“夫非能安内攘外者，妄而称帝，适以覆其宗族，前史所载则然矣。法之拿破仑，雄略冠世，克戡大敌，是以国人乐推。今中国积弱，俄日横于东北，诚能战胜一国，则大号自归；民间焉有异议？特患公无称帝之能耳。” 章太炎将民国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枭鸷”，如袁世凯，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仁柔”，如黎元洪，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狂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黄侃曾记录章太炎语：“师前日说今学者之蔽：一、好尚新奇；二、专恃智慧；三、倚赖他人；四、偏听偏信。” 章太炎将中国与印度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后人以为，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亦是实例之一。 章太炎坚持要弘扬国学，国学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章太炎曾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道：“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他告知当时的留学生要弘扬国学：“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 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章太炎的治学之法被称为“地上派”，其治学有四言：不以全文疑群经，不以赝品校古史，不以甲文黜许书，不以臆说诬诸子。 传道 说起章太炎的学生，这份名单里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吴承仕、黄侃、汪东、曹聚仁、刘文典…… 章太炎在日本时，为留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讲授《说文》、《庄子》、《楚辞》、《尔雅》等。此后，又为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等人单独开设一班，另行讲授。 黄绍兰（曾遭黄侃骗婚）著《三体石经》，为章太炎所赏识，成为章门唯一的女弟子。 1934年，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次年3月，蒋介石派丁维汾（鼎臣）前往慰问，并送上万金为章疗疾之用，章即将此款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 1935年后，章太炎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该讲习会实际上已经是私人学校。学校初设在章宅，后因为学生不断增加，只能购地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章太炎为主讲，另聘有多名讲师，并章夫人汤国梨担任该校教务长。学制2年，分4期，有规划地进行课程安排。依学生程度不同，分班教学，有类似预科的基础班，也有“研究生”。后来，该校还开办了附属中学。张昭军回忆，学校门口挂着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的招牌，不设门房，自由出入，一派思想自由活跃的气氛，学生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最小的18岁，最大的73岁，住校者达百人之多。章太炎极重视讲学，临终前仍坚持带病上课，他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周作人曾追忆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论语》时的情景：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 章太炎讲学，声势浩大。他名满天下，前来听讲者甚众，所以主办者干脆安排一次大课满足听者所需。章每次来上课，都有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等，都是一时俊杰，声名在外。章国语不好，便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章太炎讲课，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张中行回忆章太炎在北大风雨操场的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 周祖谟回忆，他读小学时，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风雨操场见过梁启超和章太炎两位先生讲演。梁先生讲政治，听的人很多；章先生讲清代学术，听的人很少。当时章太炎头发已经斑白，带着一副白眼睛，坐在一条板凳上，面前一个课桌，讲的是一口南方话，他几乎听不懂。在他身后有两位先生代写板书。周祖谟上了大学，才回忆起当时写板书的人是谁。矮而胖的是钱玄同，高而瘦的是马裕藻。 章太炎的余杭口音很重，而且因生有鼻息肉，说话口齿不清，带有极重的鼻音，演讲、讲学需要人翻译。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举行有关国学的系列讲演，据当时《申报》的报道，听众从三四百迅速上升到近千，而后又回落为七八十。曹聚仁记载说，这十回的系列讲演，逢星期六下午举行，第一次听众千人，第二次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结束的那次稍好些，有七八十人。最初大家都是慕名而来，但由于世人对于对章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外，加上“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所以，听者锐减。 1923年，章太炎到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治史学的方法》，章满口余杭土话，学生们大都听不懂，只能由在座的柳诒徵翻译，于是，“柳先生翻译时，好像西人讲学，中国人翻译一样，但他声如洪钟，有条不紊，娓娓动听。” 讲学 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第一次是在日本东京为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该讲习会从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人都前往听讲。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书中，回忆在日本听章太炎讲学的情形道：“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其讲学之地，是在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地址就在先生的寓所——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章先生讲书这样活泼，所以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就是有时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两书，都是课余写成的，其体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于此时。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注：钱学森之父）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逷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鲁迅听讲，极少发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绝路上去了。所以几十年来，对中国文化的赞成或反对，都是在一条黑巷子中混战。……指出章氏对中国文化之实无所知，因而他是一个极为有害的国学大师的偶像，这是完全正确而且值得提出来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 袁世凯推章太炎为文圣人。 蔡元培评价章太炎：“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梁启超评价章太炎：“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章太炎号）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盖炳麟中岁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术界亦至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回忆老师章太炎的时候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开沅则说：“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综视章氏一生，他的主要事业是在学术方面，他对民族的贡献主要也是在学术方面。他说不上是一个政治家，特别说不上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具有参加民主革命的光荣，也有游离于革命主流之外的落伍，但终其一生他却称得上是一个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但章太炎却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但黄侃则不同意章的自我定位，认为老师论政是“用其所短”。 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老师章太炎：“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刘梦溪说：“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吴佩孚曾比较康有为、章太炎道：“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气纵横，非南海以下之空闲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处，南海可为太炎，太炎亦可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国不复有文学之士。两人弟子虽众，乃无足承其业者。” 曹聚仁在《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中说：“他是要做王者之师的（芥川龙之介语）”。 章太炎去世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冯自由挽章太炎：“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萃，伤心重作汉遗民。” 陈宦挽章太炎：“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明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陈在联中将章比作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及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许寿裳把章太炎的文句集在一起，作成挽联云：“内云颉籀儒墨之文，外云玄奘义净之术。专志精微，穷研训诂；上无政党猥见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首正大谊，截断中流。”上联用了章的《瑞安孙先生伤辞》和《菿汉微言》，下联用了《答铁舒》和《与王揖唐书》。 钱玄同挽乃师章太炎：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人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卅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 鲁迅评价乃师章太炎之语尤为精彩：“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十、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启蒙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此才岂可以斗量之。”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少年中国说》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文章：“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梁启超自陈：“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梁启勋推测：“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求索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受此当头棒喝，梁一时不知所措，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忿。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一起相应，一千二百多名举子联合署名。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思想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康的“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受其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并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被康有为严厉批评。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梁、孙曾计划合作组党。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并马上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荣归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梁答谢道：“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共和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一些学者称：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周竺君便向财政部提出他只任镇江海关监督，请财政部另派扬由关监督。时任财政总长的梁启超，派人问周竺君何以辞十万而就千，周竺君气急，写信责备梁道：“你当部长怎么可以对部属说这种话？你是公开劝部属中饱吗？”同时又拟就一篇改革全国常关的办法，并拟订几十条严禁中饱的奖惩办法，寄给梁，请他进行改革。周善培也几次从旁激励，梁却左顾右盼，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了。 在袁世凯流露出要作皇帝的想法后，梁启超曾与冯国璋一起进总统府劝谏，梁记载了这段精彩的故事： “二人联翩至新华宫，项城闻我等至，喜动颜色，酒酣，余正欲起立陈述，项城先笑曰：‘二公此来，吾知之甚稔，乃欲谏我不做皇帝也。我反问二公，袁某欲做皇帝者，究思做一代皇帝而绝种乎？抑思做万代皇帝而无穷乎？’余与冯愕然未答，袁又笑曰：‘除非痴人，自然欲作万代天子！’乃喟然叹曰：‘我有豚犬二十余人，我将尽数呼出，立于二公之前。任公！君最善知人，我即托任公代我选择一子，可以继立为皇帝者，可以不败我帝业，不致连累掘我祖坟者。任公，待君选出以后，我再决定称帝。如是或可称帝二代！’余与冯四目相对，嗒然如伤，怀中万言书，竟一字不出。袁诸子环立侍宴，幼小者乳媪襁褓侍，袁忽变作悲痛之容曰：‘我如许豚犬，无一克肖，无一非庸懦纨绔，然父之与子，孰不疼爱，我虽怒此辈不肖，然仍不愿因我造孽，他日为别人作鱼肉烹杀也。我百年后，敬托二公善护之。’余与冯迄辞出，竟不能一提‘帝制’字。” 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后，毅然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复辟企图。袁世凯得知后，大为惊慌，派人送给梁启超一张20万元银票（梁文中称为10万），说是给梁启超的父亲祝寿，要求梁不要将这篇文章发表。据说这个价格是雇人暗杀孙中山的赏金两倍。梁启超退回银票，并将这篇文章抄录了一份让来人带给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不成，便派人对梁启超说，梁先生也曾经在海外流亡十几年，其中的苦头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寻苦吃？梁回答说，我这个人疲于奔命的逃亡经验已经很充足了，我宁肯选择逃亡也不愿意在污浊空气中生存。 梁启超与学生蔡锷决定出逃北京，起兵反袁，再建共和。临行前，二人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离京时，与夫人作别，并说明原由，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她用英烈的事迹激励梁。梁每次出门，夫人都不送，这日晚上三点，她送梁至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慨。 护国战争中，梁启超为了取得广东军阀龙济光的支持，只身赴龙济光处。此前梁派去的汤觉顿、谭学夔等人被龙济光部下枪杀，此行着实与赴鸿门宴无异。晚宴间，龙的部下胡令萱大放厥词，辱骂护国军、蔡锷等，并向梁启超横眉冷对。梁启超意气横厉，痛斥对方，边说边大拍桌子，满座的玻璃杯丁当作响。胡令萱被梁的气势吓住，悄悄跑了，其余众人，颇受感动，散席后都来和梁握手道歉。 护国战争胜利后，梁启超开出一个祸首名单，包括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段芝贵、梁士诒等十三人，要求对他们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这道惩办帝制祸首令颁发以后，由于当事人均已事先闻得风声，躲进天津或上海的租界，所以一个也没有拿住。 民国再造后的第一个国庆日，黎元洪下令援照民国元年进行国庆大典，并对民国创建以来的有功之士，包括此次再造民国的功臣授以勋位奖章。大总统黎元洪下令：“特授孙文大勋位，黄兴勋一位。蔡锷、唐继尧、梁启超、岑春煊、陆荣廷，再造民国各授勋一位。” 张君劢认为，中国现代政治，如果孙中山与梁启超之间能变龃龉仇恨为精诚合作，必然会使中国现状大有改观。 周游 1903年，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赴美。在美期间，梁启超拜会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参观走访了许多地方，他发现，美国的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弊端很明显，“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他将美国与日本、英国对比后，认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好。他认为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惟美国人能应用之，而他国人绝不能应用。我国若贸然而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于酿乱”。当梁启超起身回国时，华人与美国人热情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里余”。 美国之行，反而使梁启超坚定了拥护君主立宪的理念与决心。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一战后，因梁启超推动对德宣战有功，北京政府让梁组织“欧洲考察团”，赴欧考察，与各国重要人士联络，加强交流，进行巴黎和会会外活动。“欧洲考察团”的成员除梁启超外，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人，都是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的知识精英。 梁启超称赴欧考察的目的：“第一件事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怨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梁启超游历欧洲多国，他目睹了科学万能迷梦的破产，也接触了大批的杰出人士，其中生命哲学家柏格森及著名外交家笛尔加莎最令梁称许，他称二人是自己“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 此次欧洲之行，梁启超也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他写道：“但觉得四周色是死的，声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梁认为，科学的发展破坏了支撑人们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威力，使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而导致精神空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无情争斗。他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中国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19年8月，梁启超应邀到荷兰来丁大学藏书楼（今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参观，他在该藏书楼发现了《天条书》、《太平条规》、《太平礼制》等5种太平天国印书。以一个政治家、史学家的敏感和责任心，梁启超委托随其参观的中国驻荷兰公使唐在复派人将5种印书缮录归国，以使其“不至长作来丁藏书楼之玩品”，而“补吾国历史上之缺撼”。 立场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受清廷通缉，日本政府出面相救，日本公使林权助将梁长发剪掉，穿上和服，化装成打猎的样子，一路惊险逃亡至日本。在日本居留十四年期间，梁也多赖日本政府与日本友人常年相助，他对日本颇有好感，“觉日人之可爱可敬”。但到护国战争后，他惊讶的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此后始终强调要警惕日本。 面对日本人忘恩负义的指责，梁启超回答说：“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曾撰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书中描述了一个共和社会新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为“罗在田”。“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帝（也有说法称罗在田指爱新觉罗即将下野）。第二任总统为“黄克强”，（黄兴，另说意指炎黄子孙人人自强）。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学术 梁启超一生高文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因参加护国运动，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的，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情圣杜甫》，他说：杜甫在写《石壕吏》时，“已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的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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