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经历我的1957年-5

但是，在1962年9月下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强调到了‘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度，大反‘翻案风‘。给右派分子甄别被指责为‘猖狂之至‘。阮迪民又被免去甘肃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给右派分子搞甄别成为一大罪状。　　我的甄别梦化为泡影。　　1962年9月，我和牛华生被正式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杜博智从1961年国庆节后就去了校对科。杨康、杨骁、梁军、杜绍宇等人，先后都自找门路，到外单位工作去了。　　此后，我建立了新的家庭。当时，他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摘掉，原为西北民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名叫白惠宇。1979年右派问题平反。1983年，他患癌症又离我而去。　　后来，我在甘肃日报社经受了‘四清‘的磨难，在十年浩劫中再遭浩劫。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第二十四章幸存者中的烈士　　(起6Q点6Q中6Q文6Q网更新时间：2004-1-11 16:16:00　　本章字数：12276)　　我的难友们不论从安西四工农场、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还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包括高台明水分站)回来的，我熟识与不熟识的，他们的右派问题后来全部改正。在度过22年苦难的岁月期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矢志不渝，当他们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回到人民的行列后，人人都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奋力拼搏，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奉献。　　我的幸存者的难友中有些杰出的代表，他们在历经苦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坚决地进行揭露和斗争，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的毛应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是张志新式的烈士!毛应星同志，一位普通的女知识分子，在林彪、‘四人帮‘声势显赫，举手投足中国大地都会为之颤栗的时候，她敏锐地识破林彪、江青之流祸国殃民的罪恶面目，勇敢地站出来，从甘肃疮痍满目的山水间，振臂呐喊，投出一支支犀利的投枪。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下，她的一腔热血洒在了她用汗水浇灌过的土地上。　　毛应星，一颗高升在人民心头的灿烂明星!　　毛应星，1925年出生于福建闽侯。13岁父亲去世后，17岁就被迫辍学去做工。做工的她，备受旧社会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她与地下党有了接触，积极靠拢地下党组织，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工作者的活动。在一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女地下党员的影响下，她以笔作为武器，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杂文和诗章。她在一首小诗中把自己比作在一片荒芜的冻土上生长的‘一朵青色的小蕊‘，解放了，‘小蕊‘向着灿烂的阳光吐出扑鼻的芬芳。解放后，她搞过工会工作，到农村参加了土改斗争，后来又放弃从事文学的理想，考进西南农学院，走上了献身祖国农业的艰苦道路。　　1955年，毛应星从西南农学院毕业，离开秀丽的南方来到黄土高原的兰州农校作了教师。在分配前夕，她向学院党组织写信慷慨陈词，表达自己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的崇高志愿。信上说：‘如果我再填一次，我还是填坚决服从祖国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在兰州农校园艺专业的讲台上，出现了眉清目秀的毛应星的身影。毛应星很快以其辛勤的工作，获得师生的好评。她为备好课，节假日不休息，常常工作到深夜。她本来是个性格活泼好动的人，但为了教好学，运动场上不见了她那矮小而又矫健的身影。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激情，使她在工作中如一团火一样。　　毛应星热爱她所从事的事业，更热爱给了她幸福的青年时代的党。她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来西北之前，她给学院党组织的信中，就表达过热爱党的一片衷情：母亲怀抱里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投入母亲的怀抱!1956年，她又向兰州农校党组织写了3.5万字的一份长长的入党申请书。纵然长达数万言，也道不尽毛应星对党的绵绵深情。一连多日，她备完课后，彻夜不息地在纸上倾诉对党的深切之爱，有时直写到旭日临窗。她要求成为一个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1957年，风云突变。因为在红与专问题上，毛应星说出了自己正确的看法，她被划为右派，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兰州农校划的右派分子中，还有一个后来成为毛应星丈夫的李如璋。李如璋在鸣放中没有发言，后来竟以不发言是对党不满而划成了右派。　　这是命运对一个一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热血青年的第一次严酷打击，向阳的‘小蕊‘变成了毒草。毛应星对未来并未丧失信心，她在农场艰苦的劳动中苦苦挣扎，在忍饥挨饿中求生。她等待党的阳光重新照耀到自己身上，等待不白之冤的洗雪，等待为祖国贡献才智的那一天。终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抢救人命‘的决定，使她成为幸存者于1961年又回到了兰州农校。人们难以置信，面前这个黄黑瘦弱囚犯般的女人，就是几年前那个俊秀健康的女教师!1961年12月省农牧厅党组决定摘去她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在这一年她与同她有着相同命运的李如璋成立了家庭，他们一同被调往静宁县农技站，她被派到良种繁殖场改行种小麦去了。她实际上只是一个农工。她也去农村驻过队。她为揭不开锅的人家奔跑要回销粮，她也从自己35元的菲薄收入中挤出钱，给营养不良的社员孩子买吃食。她一直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解放多年后农村还这样穷，社员生活还这样苦?她日思夜想，对这个问题一直认真地想而无法丢开。　　十年浩劫开始后，全国各地都天翻地覆地闹腾起来了。到处是‘红色恐怖‘，知识分子成了 ‘牛鬼蛇神‘，领导干部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毛应星彻夜难眠，痛苦思索：许多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干部，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斗争，这样对待曾经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她常常为一些干部的悲惨遭遇流下泪来。她忧国忧民，常常在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她皱紧眉头，一直在凝思。她对揪斗走资派万分愤慨，她仰头问苍穹，大胆地说：‘如果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看这些揪人的人，他们的思想更符合资产阶级夺权的需要。‘　　她想了许多许多，唯独没有去想自己，尤其没有去想她那样思考并向人们宣传会有怎样的后果。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伙人闯进良种繁殖场，将毛应星反剪双手揪到县城广场，进行残酷批斗。批斗的罪名，说她是‘妄图变天的反革命分子‘，还说她是‘国际间谍‘。　　斗争会后，毛应星愤慨地写道：‘踢打几里路，拉着头发跑，这是20世纪60年代‘最文明‘ 的阶级斗争!‘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文明‘在教育这位战士。她被宣布‘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静宁县农技站几乎每天都在饱尝时代的‘文明‘。　　她大声抗争：　　‘到底是我的世界观应该改造，还是你们的应该改造，只有历史会做出科学的结论!‘　　‘东风压倒西风，我是东风小小的一部分!‘　　毛应星在斗争的烈火中越炼越刚烈。严酷的生活在帮助她进一步思考，把她的认识逐步推向更深刻。白天挨斗，晚上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奋笔疾书，向党中央连续写信，愤怒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　　写这样的信，自然受到了更残酷的斗争。爱人李如璋一再劝阻，对她说：‘你的认识比一般人跑前去十几、二十年，你只有自己吃亏!‘她不听劝阻，坚持斗争，在给一位亲属的信中说：‘我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好，生活得合理。提出一些意见，的确是为人民，也是爱护毛主席。我就是要牺牲自己，不管我这个人多么吃亏，把自己的一切都输光，我仍然坚持把我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反映上去，正确的总会起作用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她带着自己的‘正确想法‘，打算去北京上访。但很快被抓回拘留。进入看守所后，‘多次受刑‘(烈士遗墨中的话)，受尽极其残酷的折磨，于1969年1月23日正式逮捕，7月宣布判处 5年徒刑，押送到平凉监狱服刑。　　进入监狱，牢狱生活反而使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她这样写道：‘……我的思维认识活动历程的路灯全部亮了起来。‘　　在封建法西斯的淫威面前，在狱中更加艰难的条件下，她继续进行着更加坚决的斗争。读读毛应星这两段狱中文字，看看挺立于斗争烈火中的她，是怎样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　　‘这就把人治了?这样就叫人屈服了?‘　　‘纵然对我再加任何压力，我这种思想立场观点，一点也不会改变!‘　　在监狱里，毛应星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断地写，写!她为自己的正义斗争抗辩，她畅述对于‘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形势的分析，她痛击给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现代迷信，她倾诉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如焚忧心：　　‘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的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的是基层的老百姓。江山最后也会被这些人葬送!‘　　一篇篇文章，一封封抗辩信，从铁窗递出。　　‘抗拒改造!‘她被拉到犯人中间批斗，单独关押，双手戴上了铁铐。但是，毛应星的革命意志愈加坚强。从酷暑炎夏到了严寒隆冬，她双手加铐，冰冷刺骨，依然从早到晚俯身在土炕边上，在自订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各种本子上，写，不休止地写!　　‘我们应该真心实意，实事求是地爱护毛主席，而不应该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庞的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　　‘林彪的《人民革命战争胜利万岁》或‘九大‘报告，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现在就是一些捧场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康生、陈伯达其实是不学无术的老学究。‘　　刚劲有力的笔锋，在白的、黄的，所能得到的各种纸上疾走。一个纯真的灵魂在这里升华，崇高的思想穿云破雾地翱翔!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的消息传递到毛应星所在的监狱，她忧心如焚，用带着铁铐的手，急忙写了一封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意志的‘急电‘，交给管教人员，电文写道：‘毛主席：我意：接班人应是周恩来。‘她嘱咐管教人员将电文发给周总理，让周总理转交毛主席。她在递交电文时还说：‘怎么选了一个奸臣!‘当然，电文只能成为她的新的罪证。　　毛应星在监狱里，戴着手铐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给我们留下了30余万言的文字材料，这30余万言字字闪耀着战斗的光芒，一个铮铮铁骨的思想解放先驱者的伟大形象，岿然屹立在其中!　　1970年4月，在‘一打三反‘中，一把寒光闪闪的屠刀伸向了身陷囹圄的毛应星头上，一纸浸透着封建法西斯淫威的死刑判决书，放到了毛应星的面前。她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畏惧。　　毛应星不为自己的死作申辩，戴着紧铐重镣的她，在她手订的最后一个小本上疾书，她认为林彪是蒋介石式的人物。她写道：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我最担心的是替蒋介石培养接班人!……　　毛应星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为巩固为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什么呢?都是欺骗人的一套手法，靠的是主观随意性。‘　　此时，狱中的毛应星用戴铐的手握着笔，透过铁窗凝望远天。　　此时，为爱人奔走申诉的李如璋，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判处12年徒刑押往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　　毛应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忧心：如果林彪上台，中国将怎么办? 林彪上台就是蒋介石上台啊!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倒在血泊中之前，毛应星让人们从她裤筒里拿出的小本子上，没有留下关于她自己的一个字。明知身将死，她心里装着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在十年浩劫中，在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之下，毛应星就是被杀害的一个从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1970年4月14日清晨，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她身材瘦小十分衰弱，但那么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　　一声凄厉的枪声，烈士倒下了。但在人民心头，她像青山那样巍然屹立。　　烈士就义后，爱人李如璋在靖远寺儿坪劳改农场压抑着内心巨大的悲痛和冤屈，仍默默地作着奉献，他年复一年地为农场小麦品种的改良呕心沥血，直到平反出狱。　　在烈士就义10年后，人们走过她英勇献身的地方，仿佛看到烈士在回眸含笑。是啊，烈士是应该化愤怒为欣慰了，她用鲜血追求的一切已变为现实。　　为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献身的毛应星烈士，由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革命烈士称号，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她为中共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　　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这样写道：。　　毛应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真理，不畏强暴，对林彪、‘四人帮‘阴谋夺权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致被判处死刑，情节确实壮烈，值得人民学习。　　毛应星烈士永垂不朽!(本章对毛应星烈士生前革命业绩的介绍，民政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毛应星烈士的决定，均引自《甘肃日报》1980年12月3日。)　　文化大革命中被处决的‘右派分子‘，在全国各地都有。当然，都是由于加上了新的罪名，如：‘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　　朱希，一个在1938年入党于武汉的老革命，他博览群书，是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他接触到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1948年4月，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在中央的指示下，在西柏坡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于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　　1957年，朱希被划为右派，他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头上的这顶‘桂冠‘。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朱希作为‘不安定因素‘虽被收容进了天堂河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生商讨的，还写下了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此时正逢‘一打三反‘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已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了与‘林副统帅‘针锋相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先用力揪起朱希的头发，使其双脚离地；然后由五大三粗的汉子，没头没脸地抽打他的全身。直到打得朱希高声惨叫，使在场的会议参加者，心灵颤栗不已。打过之后，打手们从背后反吊其手(在劳改队称之为‘吊鸡爪‘)，狠狠地向上一勒，朱希又是一声惨叫，似乎他已经死了过去。然后，打手们把他往卡车上一扔，像是扔一头死猪似的--下一个节目，是武警押着他，在整个长治市游街。　　最后，把他拉到监狱关了起来，一直当了4年多的囚犯。后来又糊里糊涂出了监狱。　　当1979年中央为右派平反时，国家新闻出版局在翻阅朱希的卷宗时，发现卷宗中写明朱希是个死刑犯，是当时当地的公检法秘密判决的。只是还没有执行死刑，林彪叛逃的事件就发生了--朱希因此而捡了一条命。卷宗中却没有推翻死刑的任何文字材料，真是人如草芥!　　平反单位先后三次往返长治，才拿回一张写有‘查系错捕，宣布无罪‘的公文。所以直到1979年5月，朱希才算回到了干部队伍。　　作家从维熙到朱老的家中拜访时，已年过八旬的朱希十分感慨地说：　　‘当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怎么就这么难!我看的史书不算少，但是历朝历代哪有把55 万多知识分子，都给打成敌人的，你在史书中发现过吗?‘　　‘没有读到过。‘从维熙说，‘这55万多的数字，是报纸上公布的。实际数字怕是还要多。 ‘　　判处死刑的朱希，总算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有关朱希的内容均引自从维熙：《走向混沌》，第430-434页。)　　从维熙的另外4位‘老右‘朋友：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都是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中，被枪决于南京，悲乎!(引自从维熙：《走向混沌》，第267页。 )　　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也写到了亡友刘凤翔同其他几位当年的右派分子，在‘文革‘期间被处死的情况。　　亡友刘凤翔和我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在一处劳动教养。1970年4月4日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同案还有几个同时被处死的，是其他一些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我不认识，现在也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1985年我收到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寄来的一份文件，照抄如下：　　湖南日报社委会文件(湘社发(1985)028号)　　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凤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 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凤翔同志被划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印)　　1985年8月5日　　没有遗骨安葬仪式。正如分不清他遭遇的究竟是个人的灾祸还是民族的灾祸一样，在一丛死刑犯的白骨中也无法鉴别那些是他的遗骨了。一切都混成一团了。他已经化解、溶解在历史之中。(引自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528、5 29页。)　　林昭，苏州人，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时，在反右派斗争中大胆地仗义执言，说： ‘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就这样，她被打成了右派。因为坚不认罪态度恶劣，加重了对她的处分：劳动教养三年。她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当时北大已秘密逮捕了一批右派分子。后来，北大中文系负责新闻专业的副系主任罗列先生担心林昭体弱咯血，若劳动教养可能会折磨而死，于是出面为她担保，经过他冒险游说，总算把她留于新闻专业资料室由群众‘监督改造‘，被指定在苗圃劳动。1958年6月21日，北大新闻专业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资料室随迁人大，林昭亦随至人大新闻系资料室，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此时，报刊史教研室及资料室主任为刘爱芝先生。刘爱芝对林昭是同情的，找林昭个别谈话时说：‘犯错误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好工作，别的什么不用管。‘他的话温暖了林昭的心。此时，和她一起工作的还有王前女士。林昭因心情不佳，咯血加重。到1960年春天，经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她母亲许宪民到北京接她回上海治病。王前对林昭很同情，多有关照，临别前，俩人合影留念，照片背后，林昭写了一首绝句：‘风雨同舟始相知，看记天涯共命时，今日握手成一笑，胸怀依然凌云志。‘回到上海后，在母亲、妹妹的照料下，林昭的身体日渐康复。秋季，她给北大作为右派反革命已被逮捕的同学张元勋的长兄去了一封信，询问张元勋的情况，也问及其长兄全家的情况，后并寄去了她的一张照片，背后题诗一首。全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鬓，　　困顿波涛佳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此时的林昭也常去图书馆、公园走一走，结识了原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右派学生，不免议论国事，认为彭德怀受冤，对他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批饿死人深感不平；认为南斯拉夫的情况与中国有类似之处，很值得中国借鉴。他们为此上书中央，信寄出不久，几人全遭逮捕。林昭父亲对女儿的冤情痛苦万分，不到一月便自杀身亡。在狱中，林昭先后以绝食、写血书、诗歌、记日记及呼喊口号等方式，表示抗争与不服。为此，她遭到狱方最重的惩罚，曾被反铐达180天，并经常组织女犯人对他毒打，进行凶狠残忍的斗争，她满身伤痕，长发被一绺绺地拔掉。她曾经对同监的女难友说：‘他们能够消灭我的肉体，绝不能消除我的意志。我的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是，历史最终会给我公正的审判。‘1968 年4月29日，林昭经秘密审判后被秘密枪杀。据丁芸女士日记记载：当她被带出监号时，向难友们招手频频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走出总监门时，她想唱《国际歌》，狱卒用棉花团塞住她的嘴，她挣扎着嘶喊道：‘妈妈，你在哪里?‘狱卒们用早就准备好的布条，将她的脑袋给裹了起来……此时，林昭年仅36岁。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一个公安人员来到林昭家的楼房下面，呼喊：‘许宪民!‘这是林昭母亲的名字。林昭的妹妹令范急忙开门见面，此人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令范镇静地交了五分硬币。林昭母亲许宪民一下昏厥过去……此后，她逐渐神经失常。年逾七旬的她，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到处游荡，嘴里喃喃着，仍在呼唤寻觅女儿。有时，家人闻讯将她找回，不久，她又走失，消失在上海茫茫的人海中。后来，她终于倒在马路上再未起来。听说她是被红卫兵小将们打死的。红卫兵小将说她是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反革命老太婆活着。她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师生中有1500人蒙受不白之冤，二十二年后无一例外地平反。就北大来说‘扩大化‘已‘扩大‘到无一正确全盘错误的程度!长时期的政治迫害，生计的艰辛，使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英年早逝。另一些人在1957年风暴的延展中，惨死于‘人民‘的枪口下。最早被杀的是哲学系的学生黄宗羲，他被杀于1958年。临刑前，他对妻子说：‘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林昭是其中之一的冤魂。　　1980 年年末，林昭先后就读过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北京大学，及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师生，为林昭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会。1981年1月，以悼念会筹备组的名义，向未能出席悼念会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同学、好友、亲属，发出了一封信，信中说：1968年4月29日，我们的同学林昭在上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杀害了。事过十二年后，冤案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1980年12月11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悼念会。　　悼念会场庄严肃穆。林昭同志的遗像簇拥在由菊花和翠柏编织的花圈之中。相片下抄录了林昭在狱中用血写的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由于林昭殉难后家属无法得到骨灰，桌上的白塑料盆内存放着她生前留下的一束头发……会场四周陈列、悬挂着鲜花和挽联，以及《她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的一组学生时代的照片。上午十时，在《光荣的牺牲》的乐曲声中，全体肃立，向林昭的英魂致哀……　　在庆祝百年北大纪念活动的繁华与喧闹中，林昭以她的头颅与脊梁，才真正标识了北大的精神。(以上对林昭烈士事迹的介绍，来自《今日名流》2000年第2期张元勋：《最知情者的回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及胡平著《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　　我的右派难友们以他们刚正不阿的秉性，敏锐犀利的政治眼光，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深重灾难，忍无可忍!他们不顾自己还钉在耻辱柱上，是戴着镣铐之人，更不顾自己在1957年就因为仗义执言被划入另册而成为阶下囚的经历，硬是再一次地奋身而起，作为伟大的思想解放先驱者勇敢地吹起号角，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锋陷阵!　　他们在划为右派之后，都经历过充满血和泪的‘改造‘生涯，对错划为右派饮恨吞声委屈不已，有些人因之还经历了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但是，对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国难当头，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义愤填膺，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他们每个人就是一座火山，在党和人民遭受危难之际，他们胸中的火山爆发了，喷出万丈岩浆，直射向那罪恶滔天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他们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　　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但正义的事业胜利了!　　他们的英名将万世流芳!毛应星、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刘凤翔及与刘同案被处决的几位英烈(作者朱正忘记名字)、林昭，还有已被处以死刑而捡回一条命、活着的‘烈士‘朱希，他们的铮铮铁骨，不仅表现在1957年帮助党整风时的无私无畏，更证明在十年浩劫中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冲锋陷阵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以上述及的诸位英烈及活着的‘烈士‘朱希老人的事迹，基本上都是我从见诸报端及手头的纪实性书籍中查找到而加以转述的，我向这些也曾是我的右派难友，而后又站在反对林彪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最前列，冲锋陷阵英勇献身的英烈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也向朱希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感到极为自豪!同时，我也想到，在全国各地，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尔后又因‘反对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等许多罪名，被枪杀于十年浩劫期间的英烈们，可能绝不止于上述的几位。他们只是默默地牺牲了，而无人想及他们曾是 1957年的右派，也无人因为他们曾是当年的右派而特别地加以纪念!历史老人将会到何时才会对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再来一次更公正的评价呢?　　从我手头的材料看，对英烈的善后处理，以甘肃省最好。甘肃省不仅向民政部申报，由民政部发布决定，授予毛应星革命烈士称号，发给冤狱费，并根据烈士生前遗愿，由中共甘肃省委追认烈士为共产党员，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毛应星烈士的遗骨，从原葬地起出火化，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为毛应星烈士平反昭雪的一切事宜，早在1980年11月29日就已完成。12月3日《甘肃日报》从一版转二版转四版用了两个多版面进行报道，为全省人民向烈士学习提供了充分的事实根据。《甘肃日报》并发表社论：《忠骨不朽，真理长存--纪念毛应星烈士》。社论上说：　　‘毛应星烈士是我国十年长夜里又一颗闪光的星。她代表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正气，她不畏强暴，坚持真理，英勇献身的事迹，将永垂青史，永远为人民所敬仰所怀念。‘　　‘毛应星同志是我们民族的好女儿，知识分子的好榜样。‘‘她屡受挫折而不屈不挠，勇于探索，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表现了崇高的情操和可贵气节。‘‘毛应星是人民之星，星光闪亮，昭示着人民的爱爱仇仇。‘　　‘忠骨存正气，英烈励来人。‘　　可以与此对照的是，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中，对刘凤翔在1970年4月英勇献身的事迹，在文件中只简单地提到：‘鉴于刘凤翔同志1970年4 月被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烈士生前不为名、不为利，才有了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坚决斗争，英勇献身的壮举，作为烈士生前的所在单位，只以‘宣告刘凤翔无罪‘、‘ 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对待‘作罢。这样简而又简地处理善后，刘凤翔同志在九泉之下已然什么话也不能说了。　　写到这里，我心里仍十分难过，那些活活饿死在安西四工农场、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包括高台明水分站)的难友们，他们之中肯定也不乏如毛应星、刘凤翔诸英烈的铮铮铁骨，死亡使他们永远地闭上了嘴。在十年浩劫的深重国难中，他们已没有机会呐喊，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坚决和最后的斗争!他们作为民族的精英逝去得太早了。如果他们还活着，谁能说，他们不会集结为一种力量，向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最后的冲刺!从维熙的4位‘老右‘朋友：姚祖彝、王同竹、孙本桥、陆鲁山不正是集结于南京，在作最后的冲刺中，被集体枪杀的吗?这样的民族精英多增加一个，对于正义的事业就多一份力量。　　再说我的亲人景超，他如果能活着回来，在‘十年浩劫‘中，他绝不会沉默。他是个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人。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滔天罪恶，他绝不会容忍，而会奋起作坚决的斗争!他是正义事业的一份力量。令人抱恨的是，大饥馑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没有给予他这个机会。　　写完这一章，不由得我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几十万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在遭受了无以描述的屈辱、饥饿、甚至死亡，他们仍忠心耿耿地信任党，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不惜抛头颅、洒鲜血，为捍卫马克思主义、捍卫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这是因为，党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他们的心里，指明了他们终身的道路。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论个人有着什么样的遭遇都不能摧毁的。我想，这就是他们不惜一切为之奋斗的真正原因。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一次奇遇·尾声　　(起5A点5A中5A文5A网更新时间：2004-1-11 16:24:00　　本章字数：16549)　　1998年9月15日下午，杨康打来电话，说他的一位老乡陈群，40年前曾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同景超生死与共。他50年代在甘肃日报文化部任副主任之时，发过陈群的两篇稿子，陈群很感激，并同陈群有一面之遇。近日，陈群打听到他还在报社，找到他家里，他们见了面。谈话中间，陈群说起他同景超生死与共的许多情况，并问到我。但陈群并不知我的姓名，也不知我原来也在报社工作。杨康认为此信息十分重要，就将陈群的电话及家庭住址告诉了我。　　这太意外了，我十分兴奋。原来同景超共过患难相互比较熟悉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听说在70年代已患癌症辞世，写本书时，我已无法从他那里获得有关景超生前的任何新的信息。这位难友的出现，无疑将会提供许多景超生前的、为我原来所不了解的新情况，这对于我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想立即见到他。　　此时，孙子小亮还住在我这里上学，我还得照顾他的衣食起居。到星期五下午小亮要回父母家。我拨通了陈群的电话，告诉他，我将于19日下午去他家拜访。陈群说，他同景超有着生死友谊，欢迎我去他家长谈。　　19日下午约4时许，我找到他家。开门的就是他，他热情地说：‘我一直在恭候。‘　　他的妻子周大姐就坐在客厅里，她面容憔悴，靠在沙发上，两腿放在面前的木茶几上，腿上盖着毛巾被，看样子是久患重病。她没有说话，也没有露出笑容表示对我欢迎，显得有些冷淡。　　但陈群说：‘我老伴昨天听说你要来，就哭了。‘原来作为患难夫妻，她对我这位难友内心还是很同情的，她感情丰富，也许，由于疾病，由于性格内向，她内心的感情未能显露出来。　　这次，我和陈群长谈了约5个小时。我在他家吃的晚饭，周大姐没和我们一起吃饭。她只静静地听我们说话，没插话。在听我们谈话中间，她有一次用手抹眼泪。陈群立即注意到了，说：‘你看，你看，她又哭了!‘到晚上8点过一点，小保姆扶着她去休息了，走出客厅前，她向我招手致意，仍没说话。　　我后来要求和陈群再谈一次他与景超来往之间的事，因为各种耽搁，直到1999年8月18日上午，他才登门到我家。前几次通电话，他告诉我，周大姐的病情每况愈下。这次见面，我焦急地问到周大姐的病况，他说，已瘫痪在床4个月，话都不能说了，头脑呆钝，只有他说话时还能懂得，用点头或摇头表示个意思，现在每天只能喝点牛奶，别的什么都不能吃，医生已表示回天无术。我感到很难过。陈群曾一再告诉我：‘没有大姐就没有我这个家，大姐能多活一天，我都高兴。‘现在，周大姐的日子不会很长了，这对患难夫妻永别的日子不会远了。陈群沉重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但这个情结我无法解开。‘任何劝慰的语言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为他能在周大姐病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竟然登门应邀再一次向我述说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非常感激，非常感动!　　这里，就把他几次对他和景超之间的生死友谊的讲述，作出追述：　　我是1958年5月8日到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1955年反胡风运动前，我正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地点在西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引起了猛烈的批判。我和魏钢焰谈起这部作品，不顾舆论如何，仍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牛汉和杜鹏程也来找过我，谈过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到反胡风运动开始后，以上和魏钢焰、牛汉见面谈论过的问题就都成了问题，再加有人写黑信诬告我历史有问题，我就成为怀疑对象，被当作胡风分子审查了几个月。到后来审查结束，没把我定成胡风分子。复员后，我调到了省建工局工作。整风中动员鸣放的座谈会上，我没发言，也没写过一张大字报。但到运动后期，根据我在反胡风运动中的表现，给我重新下了结论，说是：‘老右派，思想反动，管制三年。 ‘我就带着这样的结论，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　　我一到新添墩，难友们就都知道了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当时的政策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而我是个‘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就引起难友们的议论，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天晚饭时，我看见景超吃得很慢，别人都吃完走了，他还在吃，有点难以下咽的样子。他说：‘这些天，大家都传开了，说你这个右派分子是管制三年，你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当时对景超并不了解，所以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只是笑了笑。景超跟我说话，也只是投石问路。他很谨慎，也没指望我多说什么。　　我当时觉得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没宣布管制，我是管制三年的右派分子，家庭是地主成分，劳教没有定期限，我自己如要解除劳教，一定是全站最后一个。　　一到新添墩，我就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对艰苦的劳教生涯感到苦不堪言。我就动起脑筋来，心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要设法找出一条生路来。站上有羊群，我注意到放羊的人随羊群活动，行动的自由相应就大得多，我就想争取把羊放上。主意拿定，我给兰州家中写信，要老婆寄些养羊的专业书籍来。收到后仔细阅读，然后找站上的管教干部，说我过去放过羊，放羊有经验，要求派我去放羊。我从接羔、分群等各个方面说了一套又一套。管教干部以为我真的放过羊，就同意我去放羊。从此，我住在饲养室里，随着羊群早出晚归，在广阔的草场上自由活动，比起在大田里劳动的人就轻松自在多了。到接羔时，有的母羊奶多，有的奶少，就要把奶多的母羊的奶挤出，配给奶少的羊羔吃，我也就乘机挤些羊奶自己喝。我把多挤出的羊奶烧开后，放在床下一个搪瓷盆子里，搪瓷盆子下面是沙子，我刨开个坑放上搪瓷盆，上面盖个木板，木板上再盖上草帘子。夜里，我睡在床上，想喝时就用茶缸舀一缸子喝。我羊奶喝多了，连饭都不想吃，身体非常强壮。后来，我还干上了赶大车的活，行动就更自由了。　　当时，有些劳教分子积极靠拢政府，常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劳教分子的各种情况。我从来不打小报告，因为我认为自己问题最严重，打别人的小报告不顶啥用，我一贯也没这个习惯。这还引起了管教干部的注意，有一次就问我：‘陈群，你为什么不向政府靠拢?‘ 我回答说：‘我自己问题严重，我认为主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所以没有向政府反映别人的问题。‘这样，我不汇报别人的名声就传出去了。管教干部认为我老实，以后我说些话，他们也愿意听。　　景超在鸣放期间写的两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和《为‘三脱‘干部叫屈》，我都看了，文笔犀利，写出了别人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我很佩服。我的胡风分子的问题否定后，写了两篇文章，经过杨康的手刊登在《甘肃日报》上，我很感激，因为这两篇文章的先后见报，正是在政治上为我平了反。我见到杨康问及上面的两篇杂文，杨康说：‘作者王京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是王景超。‘所以，我在新添墩见到景超时，对他已有些了解。　　景超平时显得沉默寡言，落落寡欢。下工后，常看到他记日记。有一次晚饭后，我和他都靠在一个大土堆的两边，周围再没人，他仍在记日记。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笑了笑。我问： ‘你在写什么呢?‘他说：‘没写什么。‘我说：‘我定为胡风分子就是根据一本日记和其他材料，你还记什么日记?‘可是，第二天，我看到他还在记日记，我就说：‘你在为自己准备绳索。‘他不说话，以后日记仍照记不误。终于有一天，在厕所里，他神色慌张地告诉我：‘我出事了，记日记的事有人揭发了，怎么办?‘我问：‘日记还在不在?‘他说：‘ 还在。‘我就在地上写了‘丙丁‘二字，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就设法把日记烧了。后来，管教干部训话时说：‘王景超思想反动，现在还在记日记，你记日记想要干什么，你老实交代 !‘景超已把日记烧了，就坚决不承认记过日记。那时，右派分子互相揭发告密很厉害，景超坚决不承认记日记，又没有证据，管教干部没办法，还以为是诬告，就不了了之了。从此，我们之间就有了信任。　　后来，我还当上了饲养组组长，羊圈需要干杂活的人，我就指名要景超来。羊圈的活轻，有随意性，常用胡萝卜当饲料喂羊，景超干活时就可以随便吃胡萝卜充饥。有一次，我还给了他半碗羊奶，佯称是家里寄来的奶粉冲的，但那时他身体已很虚弱，喝了半碗羊奶就拉肚子，以后我就再没敢给他喝羊奶。我能大量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常避开别人，把灶上我的全份或半份饭给他吃。　　一次放羊时遇到风暴，暴风卷起的石头，把附近放羊的农民砸死了，我早有准备挖了防暴风的洞，躲在洞里幸免于难。放羊的农民被砸死了，风暴过后，羊群乱跑一气，我就把有些羊收进了我的羊群，找了个地方，过几天‘杀‘一只。说‘杀‘，其实就是把羊脖子使劲一拧，羊断了气，再放血，然后剥了皮，开膛破肚，煮了吃。这样，我的食物来源越来越丰富。　　后来，我赶上了大车，行动更自由了，有时车走得很远，我还帮景超买过红糖、水果糖等等，这些东西在夹边沟都买不到。　　夏天，景超说他想吃西瓜。站上生产西瓜，但劳教分子吃不到。我赶大车会运西瓜到酒泉市或其他地方，一路上可以随意吃西瓜，可不能把西瓜带回站上。有一次，我拉西瓜到酒泉市去，就指名要景超同我一起去卸瓜、过秤，管教干部同意了。我和景超一路上就放开肚子吃西瓜，吃了个心满意足。瓜从地里装车不过秤，出售时才过秤。所以无论我们吃了多少都没关系，我们一路吃了多少西瓜真没个数。　　夏收前，我就考虑到偷麦子的时机来了，我得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就写信给家里，让老婆缝很多小布口袋，装在一个大布袋子里，用一件棉袄，把大布袋子裹在中间，作为包裹邮寄来。到割麦时，别人割完麦收工回去了，我赶着羊群到地边，就很快地揉搓麦穗除去麦衣，把麦子装进带来的小布口袋，每袋装10斤左右，埋进附近的沙枣树下，作出只有我自己认得的标记。夏收结束，我储存的小麦就很可观了。　　有一天，景超告诉我，说他想跑。我当面把他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来改造，就要靠拢政府，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怎么想要跑呢?‘但我随后就向队上反映说：‘王景超野菜挖得好，干脆叫他挖野菜去吧!‘第二天，队上就派他挖野菜去了。我心想，挖野菜可以到处随意走动，有些地方离铁路很近，就可以扒上火车跑，就给他个逃命的机会吧。但他没反应过来，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到了晚上，我看见他背着野菜回来了，心里干着急没办法。他就这样一连挖了7天野菜，把机会失掉了。后来，他也表示后悔失掉了机会。　　景超因为一直挨饿，身体越来越差，面色憔悴，走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就让他装病，找医生看病。这个医生也是劳教分子，我曾给过他一坨羊油。我就让这个医生给他开病假条，他装作这儿那儿疼，医生说他有肾炎，让他休息了好些日子。　　我到新添墩后，就知道站上对劳教人员家中寄来的粮票一律没收，寄来的钱如数量大就存放站上，不许自己掌握随意花用。存到站上的钱，再要取出用就很不方便。来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以前，我挣得的稿费已积存了28000多元，我全留在了家里。当时我母亲也住在我家里，我已有了3个小孩，老婆在菜铺子工作，每月只有23元的收入，我把这笔稿费放在家里是为了养家糊口。在农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也需要花钱。花自己的钱，我就要摆脱站上的管制。我给老婆写信，让她找人把铁皮罐头设法取开，取掉所装的食品，把人民币放进罐头盒，里面再放些砂石之类，使罐头有一定的重量，再把罐头盖子重新焊好贴上标签，用邮包寄来。站上检查邮包时发现不了破绽，我手头就掌握了一笔钱可以随意花用。　　1958年冬天，站上派出一批人去北大河工地挖沙子石料搞副业挣钱。当时传出一股风，说是到1959年5月1日，要给一部分人解除劳教，这次搞副业我也去了。大家对部分人解除劳教都抱着希冀。工地上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8斤，带队的管教干部只让我们吃42斤。工地上供应的是白面，只给我们吃黑面，白面拉回站上去了。北大河工地有个好处，能随便买到注射用葡萄糖针剂，每支5毛。为了干活有力气，大家都买葡萄糖针剂每天每人注射1支，管教干部也鼓励大家注射。反正有随队的劳教分子大夫邓立之为我们注射。我随身带的有钱，买葡萄糖针剂很方便。有些没钱的就卖手表、卖皮袄。反正人人都打葡萄糖针剂，打了也真管用，干一天活就能坚持下来。到翻年3月该春播了，我们才全部回到了站上。到‘五一 ‘时，也没给哪个人解除劳教。景超听说我们在北大河工地每人都注射葡萄糖针剂，叹息说：‘付出的代价也太沉重了。‘　　新添墩站有个劳教分子徐惠阳，是个工农干部出身，人很老实。他的身体也垮了，几次找我，说放羊的活轻一点，要求我给管教干部说一下，调他去放羊。我给管教干部说了以后，到 1959年夏天，就把他调到了饲养组。我那时每天晚上喝羊奶，肚子不饿，就常把我的那份饭送给他吃。日子长了，徐惠阳看见我经常不吃饭，就向站上的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怀疑我有其他食物来源。　　秋天的一个晚上，徐惠阳就和站上的支部书记赵来苟及另一个管教干部，到饲养组来检查。羊圈里的小王看到来者不善，就把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把床下搪瓷盆子里的羊奶倒掉，盆子下面都是沙子，一下就渗光了，我还把盆子周围的沙子刨平。赵来苟和另一个管教干部在饲养组里里外外查看了1个多小时，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就来到了我住的饲养室。他们在床下检查，揭起草帘子，发现下面的沙子是湿的，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就出门走了。可是，他们出门合计了一阵，又返回饲养室，用铁锨挖起湿的沙子，发现沙子里面有白色的羊奶。走出门外，就把我吊在对面一个库房旁边的梯子上，我浑身巨痛，头上大汗淋漓。赵来苟和那个管教干部站在一旁，像是在欣赏杂耍，抽着烟，谈笑自若。而我忍着浑身的巨痛，一声不吭，不叫喊，不讨饶，一直坚持了3个小时。后来，原建工局23岁的劳资科长蔡健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这又不是对付国民党，不要逞英雄。你要大喊大叫，叫爹叫娘都行，他们才会放你下来。你不吭声，他们是不会放你下来的。‘这样，我才大喊大叫，又过了约 1个小时，他们才解开绳子，放我下来。我这浑身的疼痛，几天后才缓解。我现在的心脏病，就是这次被吊4小时种下的病根。　　饲养组长当不成了，我只能搞些打扫卫生的工作。我害怕因此而延长我的劳教期。两天后，我就去场部找场长刘振宇，诉说冤枉，说我没犯任何错误，就被赵干事吊了4个小时。这位刘场长不知因何故被开除了党籍，跟当支部书记的赵来苟有矛盾。他听了我的申诉，派干部去调查，这时，泼了羊奶的沙子早就干了，没找到赵来苟所说的证据，刘场长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工作，又让我放羊去了。　　我被吊了4个小时，一声不吭，没有扯出别的人，也没承认自己有什么事，后来又恢复了原工作。难友们都认为我是硬骨头，对我的看法就全变了，看到我都亲得不得了。景超见到我更是极表同情，我们之间就更不隔心了。　　这年冬天，我又被派去清水，为卫星发射基地铺设铁路挖沙子，先后干了半年。这里，农民有卖鸡蛋的，一般市价是两毛一个，可是看到我们穿‘劳教服‘的劳教分子，农民就提价到 5毛一个，钱少了不卖。为了生存，为了活命，5毛一个，我们也得买。我身上带的有钱，就每天花1元买两个鸡蛋。清水有中药铺，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中医，就自开药方，用枸杞、川芎、当归三种中药配成方子，引子甘草，抓来用搪瓷缸子熬好后，再打上两个鸡蛋，连药渣一并全吃了，很有滋补的效益。　　在清水挖沙子半年，活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42斤白面，我每天吃一服滋补的中药，身体依然很好。临回来前，我又开了几个方子，抓了几服滋补药带回新添墩。　　一天，景超来到饲养室，看见我在熬‘药‘，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熬药。‘景超看了看搪瓷缸里的东西，说：‘不会吧，别的我不认识，枸杞我认得，是补药。‘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他又说：‘长夜漫漫。‘他的意思很清楚，我心领神会。此时，我们的心更靠得近了。　　站上有个名叫贵戚的劳教分子，满族。此人是因学习时说了下流话被劳教的。他懂得公安系统的规矩，知道当时的劳教没有一定的期限，很会保存自己。那时，大家因为饥饿，腹内空空，都出现大肠头子脱垂的现象。贵戚在上工前，常脱下裤子，让管教干部看他的肛门，说他患有痔疮。管教干部一看，果然肛门上一堆肉，有时还有血迹，以为他真有痔疮。到了地里，他就睡在地边不劳动。这样混了几年，因为一直不劳动，体力消耗少，他就坚持到最后活着回到了兰州。右派分子们哪有他这本事?　　1960年9月底迁场到高台明水，我们的处境就更艰难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老劳改农场，我们住的都是房子，冬天还生个小煤炉子，一切都比较正规。明水分站是河南移民逃离后留下的一片荒滩，一无所有。我们迁去后，第二天就挖地窝子、挖窑洞，这时，劳教分子们经过两三年的非人折磨，身体都很弱，伙食还不如新添墩，没有蔬菜，已是深秋，又挖不到野菜，真是生存维艰，不到1个月，就出现了新的死亡。　　我到明水时，原来在新添墩时埋在沙枣树下的小麦无法带来，生存又遇到了新的挑战。但难友们的死亡，却给我带来了生的转机。当时，身强力壮的人已不多，队上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馒头。我埋死人身体没问题，没想到，抬埋难友又使我有了新的食物来源。　　景超的身体也垮了。我第一次去看他，他还能半坐着和我说话。我们已是知己了，我去看他，他很高兴，对我说：‘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这里对待我们的惨无人道，种种法西斯暴行，咱们都亲身体会到了。我是愧对妻儿，愧对妻儿，出不去了。‘我问：‘你妻子会不会对你有些帮助?‘景超说：‘她比我更艰难。‘景超接着又说：‘你是生活的强者，你一定能出去。你出去后，一定要写本书，把这里的一切都统统写出来。为了吸引读者，你不仅要写我们的苦难，还要穿插写上爱情，像苏联电影《幸福生活》中乌雅和毕百灵的爱情。‘我说：‘你有什么话要写下来吗?‘景超说：‘我的手指已握不住笔了，写不成了。‘景超向我要点吃的。我当时背包里有一个半馒头，我那时也很小气，就只给了他四分之一个馒头，他津津有味地吃下去后，一会儿又要，我就又给了他另外的四分之一。这次，我们大约谈了有半个小时。　　过了几天，他们同房的一个人找来向我要吃的，我说：‘没有。‘他说：‘那天，我看见你给了王景超半个馒头，我是挣扎着爬到这儿才找到你的，我都无法走路了，你就给上点，给上点吧!‘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给了他点。他走时说：‘王景超不行了。‘这样，我就又去看景超，我看他身体状况尚无大的变化。这次，我们没说上几句话，就来了个管教干部，我只好退出门外。　　第三次我去看望景超时带了点藕粉。当时，有个湖南难友的妻子来看丈夫，她丈夫已经死了，是我埋的。我带她到了坟上，她号啕大哭，我劝了半天。后来她就送了我一小桶藕粉。我用五分之一小桶的藕粉冲好给景超喝，当时是无糖可放的，景超喝得非常高兴，认为喝到了天底下最好的东西，显出非常幸福，非常感激的样子。　　后来，我还去过一次他们的房子。当时，他们房间里有个原兰州百货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刘积开，此人很有理论水平，思维超前，认为当时的国营商业经济弊病很大，无发展前途，因而当了右派分子。刘积开此时已是临危之人了，他把我叫到身边，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用手指在身边的尿罐子里冻住了的尿上写了‘坐以待毙‘4个字。我看了，没说什么。同房的别人就问：‘他写的什么?‘我回答：‘坐以待毙!‘别的人就也什么话都不说了。景超示意要我过去。我走了过去，他要我伸出手来，在我的手心写了个‘2‘字，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他又重复地在我手心里写了个‘2‘字。我问：‘什么意思?‘他回答说：‘平方。‘并用手指了指自己。当时，我真是恨透了这个逼人毙命的现实，但自己无力无奈，不能对此有任何作为，不能有任何的改变。景超我们相交相知已很深，他也面临‘坐以待毙‘，使我心酸非常。　　第二天，刘积开就死了。　　又过了几天，队上要我赶车过去，我知道就是埋死人的事。没想到，这次埋葬的除了我们队上的7人，另一人就是景超。原来，他们三大队埋死人的人也病了，我就亲手埋葬了我相交相识最深无话不谈的挚友景超。　　有些难友在临终前都写个条子，写明家属的姓名、通讯地址，要我把他们的噩耗通知家里。而景超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告诉我你的情况，连你的姓名也没告诉我，所以，我直到1998 年9月到甘肃日报社找到了杨康，从杨康那里才知道了你，同时才知道，你原来也在报社工作，唉，已经是近40年过去了。40年的沧桑，我知道你这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如今依然孤独一人，这可不是景超在天之灵愿意看到的啊!　　感谢生活，感谢上苍!在我写出本书之前，陈群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让我了解到景超最后的日子里的情景，了解到他的遗愿、遗言，并让我知道了在新添墩的两三年里，景超许多为别人所不了解的生活景况、思想轨迹。我还知道了有一位相知甚深的挚友一直关心他，照顾他，对他有过许多帮助……　　景超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姓名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告诉陈群?我思索再三，心想我的亲人在辞世前，一定从几方面作了考虑：　　他嘱咐陈群出去后一定要把夹边沟劳教农场对待他们的法西斯暴行统统写出去，把他们所受的苦难统统写出去，他认定了陈群是唯一可以担当此重任之人，是能完成此重任之人。但， ‘长夜漫漫‘，此后各种情况都难以逆料，陈群要完成此重任，说不定会冒杀头的危险。尽管陈群是生活的强者，政治上的事谁又会想到呢，聪明绝顶的陈群并未逃脱堕入右派分子泥坑的命运，今后还会有怎样的厄运在等待着他，谁也难以预料。他没把我的姓名及各方面的情况透露给陈群，主要是出于保护我的目的。他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今后还要养育拉扯俩孩子，生活的道路上还有着万千的艰难险阻、坎坷不幸。陈群如果知道了我，一定会上门和我联系，说出景超生前对他的重托，甚至会把他如何完成此重托的过程和我交谈，向我说及他们在夹边沟的种种苦况，这就把危险惹到了我的身上。景超只希望我今后能平安无事地养育俩孩子，再不要有什么政治上的麻烦干扰我们母子的生活。所以，他未把我的任何情况透露给陈群。　　陈群写此书，以景超当时对所处环境的考虑，他认为只能在秘密状态的地下情况中进行，接触人越少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保存实力，保护好陈群本人。陈群在秘密状态中写好了此书，今后发表的机会肯定会有。景超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奔革命，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有坚定的信心，他认定酒泉夹边沟农场对劳教分子实施的法西斯暴行，并以长时期的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走向死亡，这一切都不能代表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总有一天，党会纠正错误，到那时，这本书就会作为历史的见证，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成为宝贵的文献。但是，‘长夜漫漫 ‘会有多长，谁也无法预料。为了让陈群独自安全地写好书，陈群忠心耿耿的妻子会全力帮助他，他还是隐蔽自己，‘人自为战‘，不要和我联系为好。　　再说，我对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情况知之甚少，陈群同我有了来往，我对他的写作也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不可能对他提供他需要了解的情况。　　以上种种的考虑，我觉得都有些道理。　　陈群来到了我的面前，真是一次奇遇。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重大决策，所有因各种问题送到农场劳动的全体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增加粮食定量，死亡制止了。我就是和高台明水分站的难友们坐同一列火车，回到兰州，回到甘肃日报社的。　　十年浩劫使全国人民遭受浩劫。但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起步了。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同年9月就发布了55号文件贯彻执行，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进行查证落实。文件明确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在这政治暖流的涌动下，全国反右派斗争中定为右派分子的55万多人中，有99.98%以上都平反了。中国共产党纠正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尽管许多人对于坚持‘扩大化‘了的‘‘必要论‘持异议，但景超的‘咱们国家需要再来一次革命，把全部右派分子都解放出来‘的遗愿算是实现了。甘肃日报社错划了的11名右派分子已全部改正。景超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瞑目了。　　40年来，陈群为生存而拼搏，他也在进行着一部巨著的写作。　　我，在生死两茫茫中，仿佛听到了景超在冥冥之中的召唤，所以，在10年前我提起了笔，开始了本书的写作。追忆往事，使我清泪如注，笔尖上流着滴滴鲜血。但是，这一段沉重的历史，我经历其中，我心灵的创伤，感情的遭际，非平常人所能想见。我把这一切如实地描述奉献给读者，是为了以我特殊的经历，让读者对这段沉重的历史有个较为深刻真切的感受。警示后人，使这样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是我最大的愿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作为人民的普通一员，我愿意在前进的历史中，以这本书作出我小小的奉献。　　我万万没有想到，8月18日我和陈群的相见，竟是永诀。我把他讲述的以上的内容写完以后，想请他过一下目，在8月30日打电话请他再来一趟，他回答说：‘我老伴病危，来不了。 ‘这样，我只好将此事先搁置下来。10月25日，我估计周大姐辞世已多日了，想请他看一下文稿，或者我上门，或者请他来。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他女儿，我说：‘我找老陈。‘她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爸爸他去世了。‘我大吃一惊，问：‘不是你妈妈病得很重吗?你爸爸他怎么去世了?‘那边女儿哭着说：‘我妈妈是9月2号去世的，我爸爸51天后也去世了，是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我和陈群的4个儿女都没见过面，在电话上我向她作着自我介绍，哽咽不已。我向她说起景超就是死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是她爸爸埋葬的。女儿哭着说：‘我爸爸算是幸运的，多活了近40年，他最近还去了一趟夹边沟，回来后说，他要为夹边沟农场的冤魂们写书。他的灵感来了，他要调整一下情绪，好好写书。‘说到这里，我想起陈群在8月18日见面时说过的话，在明水分站时，他身体尚好，曾埋葬了许多死难者，埋一个死难者给两个馍，他当时就靠埋葬死难者活着回到兰州。他说：‘我是踏着难友们的尸体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的。‘言下不胜凄楚。为了众多的冤魂，他重访夹边沟，正想调整情绪大干一场，却倏尔离去，他的遗愿已无法实现了。我和他相识一年，他几次说到他和景超的‘生死友谊‘，他向我讲述到他和景超之间交往的故事，我万分珍贵。我还想在本书出版后有了闲暇，我们再多多交往，对于那段沉重的历史，我们会有许多话题要絮叨。我认为他博览群书才华出众，共同经历过的苦难，会使我们成为挚友，就是在写作问题上，我们也会有许多可探讨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中午、晚上，我和他的儿子、儿媳又通话两次，问及他辞世前后的一些情况。10月21日，他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回来，一路劳顿，但情绪亢奋，说他将要为冤魂们大写特写了。当晚洗了澡就睡了。　　第二天(22日)，子女们都去上班了。下午2时余，他感到心脏不适，手发抖，准备去医院，没出门就倒下了。小保姆给急救中心及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打电话，但是，等医院来人后，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陈群曾说过，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站，管教干部赵来苟曾将他吊了4个小时，他的心脏病正是那次被吊种下的病根。40年过去了，当时种下的病根最终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不到70岁就撒手人寰，终年68岁。　　我的案头放着陈群赠送的《美育基础知识》一书，此书为陈群在1991年编写，同年8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18日，《中国教育报》第四版头条发表消息，题目是：《一本书推动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消息介绍，《美育基础知识》出版后，推动甘肃在1991 年秋季在全省中专学校开设了美育课。‘由于教材冲着中专生感兴趣的热点展开，一发到学生手里就引发出种种共鸣，几个月内，全省校园沸腾了。‘‘省内许多中专都突破了原定开设美育班级的计划，一再扩大范围，使得兰大出版社不得不在1991年8月至12月四次重印《美育基础知识》，才基本满足了各类中专的要求。‘消息还指出：‘全国有910所中专、中师采用甘肃省编《美育基础知识》作为教材。‘消息最后说：‘一本书推动了甘肃中专美育蓬勃发展，正未有穷期。‘陈群执笔编写的这本书，还得到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高度赞誉。几年前，陈群曾受聘于深圳市教育局，每年去深圳讲学，培训深圳市中专的美学教师。　　此外，陈群说，他当时任职省商业学校，还写过一本《商业应用文》，由北京的商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教材，他没有送给我，我没见到，故无法作出评论。　　1961年1月，陈群是和我同乘一列火车从高台明水回到兰州的。在右派分子问题未改正前，他一直在单位上干炊事员及食堂管理员之类杂七杂八的工作，浪费了宝贵的时光。右派问题改正后，他振作精神，教书干出了突出成绩，连续编写教材，在全国发行出版，这都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他的突然逝世，不仅使家人悲痛欲绝，也是教育战线的一大损失。　　原甘肃省教委副主任马培芳送给他的挽联写道：‘教苑老兵坎坷人生谈笑昨日今归去业绩永留人间，挚友长兄才华横溢辛勤耕耘五十载人格惠及后生。‘这是对他坎坷一生的写照，也是对他拼搏奋斗一生伟大人格的最高赞誉。安息吧，难友!写到这里，我不禁清泪涌流，你真是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了啊!这换了的人间，尚需要你来奉献，你壮志未酬人离去，怎不叫人痛煞恨煞!你不该走，不该走啊!　　我的书写到这里已是尾声了，我还有些情况要作简略的交代，还有些话要说。　　我的难友们在右派问题平反改正后，他们焕发了革命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奋力拼搏，作出了突出的奉献。　　原武威步校机要秘书、中尉军官陈明，在农场先后当了多年的食堂管理员，十年浩劫中再遭磨难，妻子陆明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被迫自杀身亡。1979年陈明调省人民政府后，以其一贯勤奋苦干的工作作风赢得了领导及群众的信任，后擢升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成为我的难友中干得非常出色的人。他的经历正应了‘愈挫愈坚‘的老话。苦难与挫折，大大张扬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使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为党为人民做出了新的贡献。　　原公安厅政治部干部刘文汉划为极右分子后，先后在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明水河作业站劳教。原共产党员的他亲眼目睹众多难友因各种非人的对待受迫害致死。他死里逃生。作为幸存者的他，在1978年12月右派问题平反后，仍从事罪犯的改造工作。在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对罪犯的改造，必须有思想理论上的引导。在正确的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拨乱反正，对罪犯的改造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他结合工作实践，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1989年2月他的题为《浅析当前青少年吸毒犯罪的成因及其改造对策》在有关的刊物登载后，1990年由中国劳改学会推荐，在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举办的1990年优秀论文评奖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论文《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的历史地位》受到公安部的重视，他应邀赴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冲，同国内的知名专家聚集一堂，共同对此专题进行研讨。1994年离休后，他仍参加全国关于犯罪与改造的各种研讨会。1994年，他的三篇论文都发表在上海劳改局所办《劳改劳教研究》，其中一篇题为《荧屏传真情，打动罪犯心》的论文，被改编为电视专题片，在全国播出。1995年，他的题为《少数民族罪犯的犯罪成因、特点及其在监狱里表现和改造对策》，在上海市公安局所办的《公安风云》刊出，后被西南政法大学选用为教材。1996年，他的论文《性凶杀的犯罪档案》，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在建国 50周年大庆、公安部文件政策研究会汇集50年来的历史性文件，由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作序，刘文汉的《当前甘肃女性犯罪的动因及特点成因探析》因获全国二等奖入选其中。1999年 5月，他的另一篇论文《不断深化改革的兰州监狱》，发表在中国监狱学会的会刊上，2000年1月，被山东当代文化中心、中国当代社会研究文库收用。从1979年至今，刘文汉为了探讨《罪犯学》，先后共写出论文52篇，这是一个忠心耿耿的公安战士在思想理论战线所作出的特殊奉献。离休前后，在省劳改局领导下，他还参与了甘肃省《劳改志》的写作，做了大量工作。　　我还愿意向本书读者透露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我的难友、挚友杜博智在甘肃日报工作期间创造了一个奇迹：1988年12月21日晚，新华社电稿《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十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文内将‘闭幕‘错为‘开幕‘。杜博智发现此错，找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值班领导共同研究，果断地将此错予以纠正。第二天上午10时许，新华社就此向全国发出更正，《甘肃日报》在22日见报前已改正，而全国与《甘肃日报》同日刊登人报社论的20多家省市级日报都未改。在对这条电讯稿《伟大的十年》中差错的改正方面，《甘肃日报》成为省市级日报的‘全国第一‘。他多年来在校对检查员的平凡岗位上爱岗敬业，干出了不平凡的成绩，踩出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82年7月中共甘肃省直属机关委员会授予他优秀党员称号；1990年1月，他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同年7月，他由编辑晋升为主任编辑。他被报人誉为‘甘肃第一校‘。　　杜博智作为我多年患难与共的难友、挚友，对本书的校对当然是出了大力，特别是他对有关资料的查证与提供，更是费尽心血。我对他在本书的写作中提供的鼎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向积极为本书提供了各种宝贵素材，给予热情帮助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再说我的三位女伴：石天爱、王桂芳、徐福莲，她们的右派问题也全都改正了。我退休后，曾于1991年、1993年，特意到安西、天津先后探望了王桂芳、石天爱，同她们畅叙别情，感叹各自不同的苦难经历。徐福莲和丈夫梁富杰(他的右派问题也改正了)多年来住在兰州，我们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她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　　值得一提的是石天爱在鸣放中无任何言论，她自称是‘天生的右派‘，是由于她有个当军阀、汉奸的父亲石友三。党的政策历来是子女不对父辈的事负责，反右斗争使石天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毁了她的一生。她一直戴了22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丢掉了工作，贫病交迫。 1971年，她和70多岁的母亲程竹溪，被遣送到天津市远郊区的深树村，母女俩都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穷困潦倒。她当了22年的右派分子，因而也被剥夺了去爱和被爱的权利，孤独到老，孤独到死--于1997年8月6日病故。王桂芳是我们中年龄最小的，亦于1996年9月22 日病逝。她们都未能长寿。　　至于我，虽曾两次戴过右派分子的‘桂冠‘，前后达11年之久，我仍自认为我从十六七岁起就一心向党，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会将我国人民引向富裕幸福，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兴旺发达。我在1974年恢复了工作，于1975年调往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里，我热爱民族教育事业，除了兢兢业业尽最大努力做好教学工作，我对我的藏民学生在生活上也关怀备至，有些学生生病或家中有困难，我也从当时微薄的工资里予以经济上的帮助。到1979年 4月，我离开甘南民族学校时，两个班的全体学生在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时，特意送给我的镜框上书写有‘严师慈母‘4个字，礼物虽小，它是对我4年教学工作的最高奖赏。以后有些学生又到兰州深造，有的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有的到西北民族学院攻读藏语专业后成为研究生。他们在兰州学习期间，都来到我家里看望我，畅叙师生情谊。如，王者义就说：‘当年和老师教语文课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我后来经过刻苦努力，才考上了西北师大中文系。‘　　我在甘南民族学校任教的4年间，藏民学生在作文中常动情地称我‘慈母老师‘，使我激动不已。　　1979年，我调西北民族学院汉语系教写作课后，在教学上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8年的新闻写作实践经验，使我在批改和讲评学生的作文中，备受学生的欢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更新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知识，使我的课堂教学常有新内容。我参加写作教材的编写，同时写了几篇论文。我的论文《试论理论思维的形象化表达》，于1987年获甘肃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我取得了副教授的职称。　　我的这些成绩虽微不足道，但也是我历经坎坷和苦难后奋力拼搏的结果。我再重复一句，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在大半生经历的重重苦难中，始终对未来抱有坚定的信心，对党会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抱有信心，从不低下我昂起的头，阔步前进!于是，我才拥有了我现在的一切。　　书，已是尾声。我在安西十工农场、四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难友们，不论本书写及或未写及，经过 40年的沧桑，他们大都已散居全国各地，我希望他们能够读到本书，并提出宝贵意见。我用生命写就的这本书，用了10年的辛苦。我把当年的苦难和奋争展示给世人，是希望记述这深深埋藏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创伤、痛苦和拼搏，会成为一笔精神财富，对后人有些启示，在今后永远不要再出现曾经有过的悲剧。　　为了纪念那些已在40年前‘钻沙包‘的死难者，我心中更有着无尽的悲痛。原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负责人，多年后曾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是众多的死难者救了活着的幸存者。为什么众多的死难者才救了少数幸存者，才有了少数幸存者被‘抢救‘?这已是历史陈迹，但是它很值得我们长久地深思。但愿这样的悲剧也永远不再出现。　　同时，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与当年的难友们取得联系。在安西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以及玉门黄花农场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不论当年他的问题是右派分子或其他的什么‘罪名‘，我都认为他们是我的难友。40年后的今天，他们都已在安度晚年，本书也算作是我的一瓣心香，祝福他们全家安康如意，祝他们健康长寿。读本书必然会引起他们对往事的痛苦回忆。痛定思痛。我既然有勇气把它写出来，还望难友们忍住心头的悲痛，耐心地把本书读完，并把你们的感想及宝贵意见告诉我，谢谢!　　告诉难友们不幸的噩耗，原安西十工农场场长吴玉璋、副场长邹士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给予我们最大的关怀及庇护的二位领导，都已先后辞世。我于1991年8月曾在酒泉邹士杰副场长的家里拜望过他们全家，追忆往事，心潮激荡。此次分别后，我们再没见过面。没料想，到1998年8月，他已病逝，享年69岁。我原想在本书出版后再去拜望他，把这本书呈送他，代表我本人和原在安西十工农场及玉门黄花农场劳动过的所有的难友，对农场所有的领导给予我们的庇护，表示最大的敬意及深深的感谢。但是，他已匆忙地走了。我未能把本书呈送给他，他未能读到本书，这成为我最大的遗憾。　　最后，我要向我原来的老领导，原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最大的敬意。在本书完稿定稿之际，我即与远在北京、20多年未曾谋面的刘爱芝同志电话联系，希望他帮助联系介绍出版，他当即热情应允。后来，我向他寄了部分书稿，请他阅后从政治上把关，提出宝贵意见。他在来兰州参加甘肃日报50周年大庆期间，同我几次见面，首先对本书予以肯定，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中肯的意见，有些是很具体的意见，让我继续修改。一位20多年未曾谋面的老领导，在这20多年里，我原本有机会去看望他，我却一次也未曾去看望他。他以出人意料的热情这样帮助我，使我感激在心。一次，在谈话中，我说：‘我没想到你这样帮助我。‘他说：‘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我就干。‘ 后来，我根据刘爱芝同志提出的宝贵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于1999年11月去北京，住在他家，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把书稿又修改了一遍。然后，他嘱我回到兰州家中再作修改最后定稿。我的书稿达到现在的水平，同这位老领导的热情帮助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于本书的出版，他也帮了大忙。我这位老领导以他一贯的坦荡胸怀、助人之心对待我，我只能在本书的尾声中提上一笔，略表寸心!　　我希望看了本书的难友同我联系，说出你们的感想和宝贵意见，无任欢迎。同时，更希望敬爱的读者也向我提出宝贵意见。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第二十三章三十年后的祭奠　　(起9Q点9Q中9Q文9Q网更新时间：2004-1-11 16:52:00　　本章字数：18771)　　1991年8月21日晚，我和伐夏乘西去的243次列车，终于开始了准备已久的高台之行。这次，我是带着大儿子伐夏去祭奠我们的亲人的。30年前，我从安西乘东行的列车在茫茫的雪原里于明水下火车后，暗夜里踏着三四寸厚的积雪，独自步行近十里路，直奔他劳动教养的农场所在之地，原来想的是尽一切努力留住他垂危的生命。但他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已经活活饿死。我们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30年来，我们从未祭奠过他，严酷的政治逼迫我们隔绝同他的亲情我很少对孩子们说起他们的父亲生前的事，怕的是因此而祸及孩子们，孩子们如果对他们曾是极右分子的父亲抱有同情，无论在学校或是社会上都极难立足。我们在尽量忘却他。在艰难的人生之旅的跋涉中，一天天、一年年地忘记他。然而，‘不思量，自难忘‘。这一切又怎能忘记?　　1978至1979年，甘肃日报社在总编辑刘爱芝的领导下，不仅平反了文革浩劫中的冤假错案，而且也平反了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自然我们的错划右派问题也先后都得到‘ 改正‘。景超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形象，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站立，他惹祸在身的3篇杂文重新得到评价。在四川阆中曾同他一起就读于国立四中的陈三省，在我于1979年调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后来家看我，犹不禁失声而哭。陈三省原也是错划右派，现错划右派问题‘改正 ‘了。他活着，景超却在20年前，已离我们而去。陈三省是个不多话感情不外露的人，过去和景超的友谊不算很深，景超的惨死，拨动了他感情深处沉默了多年的心弦……多年来未能说出的话，在泪水的涌流中畅叙了一切。我压抑了多年，在心底深埋了多年的悲痛，又怎能消失?远在新疆的四弟景刚从甘肃日报社打听到我的住址，同伐夏同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们又相对而哭……他走了，他是把无穷无尽的苦难留给了我，把人世间应有尽有的悲痛留给了我。我奋力跋涉，苦苦挣扎，已付出了大半生的血和泪。年华在鬓边增添了的白发里悄悄流失，岁月在向一个无辜者随意抛掷过来的各种伤害和凌辱中不经意地走过。错划右派问题 ‘改正‘了，生活对我的蹂躏也并未终结。我好苦、好累哟!这一切，全因为他已离去，他没能扶我一把，对这一切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是默默地走了，走了。　　30年前，我离开他太匆忙，我未能找到他的坟茔，未能在他的坟茔前倾诉衷肠，倾倒苦水，他会怪罪我吗?也许，他曾等待倾听我的哭诉，等待倾听我凄凉的哭声里的情和爱，孤独寂寞的他又怎忍心起身呢?他对人世间还有着万千的留恋撕扯着他已不再跳动了的心。　　正当英年的他被活活饿死。40年杳无音讯的大哥景衡，突然在1988年从海峡彼岸给老家来了信。我写给大哥的第一封信只能是把景超的遇难告诉他。这对于大哥委实是太意外了，他说接到信后‘如五雷击顶‘，‘不禁老泪直流，悲痛万分‘。然后，大哥回到了老家河北省无极县苏村。他见到尚健在的舅母时，大哭：‘我没有把景超照顾好。‘9月下旬，大哥、三弟景凯、四弟景刚及景凯的女儿艳梅、女婿一行，来到了兰州我的家中。在吃第一餐团圆饭时，大哥举起酒杯站了起来，哽咽着想说几句话，从他的喉间却只挤出了几个字：‘今天，我同自己的家人团聚……‘说着，泪如雨下，无法再说下去了。这泪水，这未能尽言的祝酒辞，正是最郑重地表达了大哥对此次团聚的拳拳之心。他心中的抱憾尽在不言中。大家都哭了。家宴上唯独少了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就离开人世的景超，使整个宴席变得冷落了。此时，我的心在滴血，在哭喊。我多么想在家人们面前倾诉我多年来郁积的悲苦和委屈啊!但是，我不能也不愿大哥在乍到兰州的第一天过分悲伤，因为他已经是古稀的老人了。我尽量控制着眼泪，景刚向我递来了一张餐巾纸让我擦泪。擦吧，擦吧!在这充满了家人的亲情，充满了喜庆气氛的团聚时刻，我不能让眼泪任意涌流。　　多年来，我极少放纵自己感情的奔涌，因为我没有权利任意地悲伤，更没有权利在忧伤中消磨时日。20年来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现实，只准许我接受命运的摆布，谁也没有给我权利，让我任意悲伤!在失去景超的最初的日子里，除了同情我的难友们曾给予我许多至今还让我感激在心、实实在在的关怀和帮助以外，那些曾和我共事多年、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志‘们 (那时我还没‘摘帽‘，没有人认为我是他们的‘同志‘)有谁关心过我，安慰过我吗!那时候，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景超。我心中最亲爱、占有最重要位置的人，在别人眼里是‘十恶不赦‘的极右分子，有谁敢再提起他呢!仿佛他是极自然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谁也无须再说及他，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在我是理所当然的。而我的身边尚依傍着两个不到10岁的孤儿，我该怎么办?我的路在哪里?那些曾是我的‘同志‘的许多人，此时都冷漠地疏远、回避着我，对我和两个孤儿视若未见，权当路人。那时候，正义、善良、热诚，对不幸者的同情等等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都被‘政治‘湮没了。特别是在作为党的喉舌及驯服工具的甘肃日报社，为了自己的生存，人们都甘当驯服工具，服服帖帖，这就使我的境遇格外地增添了许多悲苦，许多凄凉。但是，景超留给我，要我做妻子的一人来承担的一切，我必须全部地担当下来。在这冷酷无情的世界上，我所要做的只能是苦苦挣扎，踏着苦难，踩着忧伤，走我自己的路。多年来，正是这苦苦的挣扎，重新铸造了我的性格，铁石心肠就是我，我变得很少动感情，很少流泪了。　　大哥一行在兰州只住了3天，我们就开始了新疆之行。四弟景刚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的处境依然很糟。这次新疆之行的目的地，就是他在石河子的家。我们是抱着幻想，想借大哥的‘东风‘，争取让他恢复工作。几年前，他所在的单位143团精简了他，让因公负伤的四弟自谋生活，这种做法显然没道理。　　我们的新疆之行，达到了当今中国人旅行的一流水平。我们有四个软卧铺位，也就是说独占软卧车厢的一个包间。不用说软卧车票是大哥掏钱买的，而且是凭大哥的台胞证才一次购得了4张。大哥的服役够长的了，‘七七‘事变后，他就是军人，跟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杀过。但在解放战争初期，他被解放军俘虏过。这样，到退役时，他才只是个中校衔。但是，他的‘养老俸‘却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景凯作为离休干部享受县级待遇，我作为副教授也行将退休，我们都希望手头宽裕一点。这一年失控的物价，却十分令人不安。　　当晚近午夜时，我们各自就寝。　　第二天一早，列车奔驰在河西走廊上，行程已很远了，窗外已是另一派景色。漫漫戈壁伸展到无边的天际，火车南侧的远处，一抹起伏的窄窄的山脉蜿蜒而去，始终又和列车的走向平行，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祁连山了。橙红色的太阳跳出地平线不久，但一点也不耀眼，它色彩鲜活，又大又圆。只有偶尔出现的排成了队的钻天杨尚未飘零的树叶闪着疏落的绿光。啊，我久违了的河西走廊!我梦魂里久已失落却又魅力无限的戈壁风光!你苍凉、辽阔的存在，证明了我的过去，我过去的存在!你是历史的见证人。重逢重重地撞击着我感情的闸门，我不平静的思绪被翻搅得如同滔滔巨浪中颠簸着的一叶扁舟。我知道，凝滞封闭了几十年的往事，将会一幕幕重现，沉重的幕布要拉开了。　　列车在继续前进中。　　窗外闪过大片草原。一团团、一簇簇的野草行将枯萎。我曾工作过的甘南把草原叫海子，如果这也是一片海，海面上出现的有红、黄相间的浪花，白白的羊只在浪花里悠闲地浮沉游弋。突然，似幻又似真，我分明地看见景超身着整洁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白皙瘦弱的面庞执拗地向着我。他热切地望着我们的车窗，急急地从羊群中迎面奔跑而来……他奔跑的速度赶不上车轮前进的速度，随着列车的前进，不见了他奔跑的身影。但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草地里，羊群中，一次又一次顽强地向我，向着我们的车厢迎面跑来。　　前面出现了白杨、沙枣树掩映着的村落，房顶一概是后高前低，如徐缓倾斜的小块坡地，一块又一块，高高低低，大小不一。院墙都不高。墙外，一墩墩发黄了的芨芨草错落地出现在路边，周遭夹着各种杂草。景超从那边后墙的拐角处出现，绕过芨芨草墩，又急急穿行在小径中，奔跑而来……飞驶的列车又越过了他。　　在列车的隆隆前进中，一片无垠的新绿伸向远方，是才出土的冬麦给大地涂抹了这鲜艳的颜料。无垠绿色上镶嵌着条条阡陌，景超又从阡陌上向我奔跑而来。他一点也没老，他在用年轻强壮的双腿用力奔跑。他一次又一次地被列车超越，一次又一次地继续出现，继续拼命飞奔……啊，这无结果，却又永不休止的奔跑!　　这情景勾走了我的魂魄。我痴痴地呆在了窗前。在火车的飞驶中，我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窗外……30多年来，梦里的他也从未这么清晰这么执拗地出现过。我觉得是他听到了我心灵的呼唤，才这样出现在面前……他跟前跟后，苦苦地追赶火车，追赶妻子，不断出现在车窗外面，是为了细细地瞅一瞅衰老了的命苦的妻子，也让我好好地瞅瞅他。也许，他知道在这列火车上不仅坐着我，近半个世纪杳无音讯的大哥从海峡彼岸归来，使家人都聚在了一起，他是想尝试着冲破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也来参加这次聚会，这来之不易的聚会。然而，他的一切努力都毫无结果。无论怎样，他已是个悲惨的失败者。　　我用力闭住了眼睛，让苦涩的眼泪流进心里，苦极了的心沉极了。我在默默中忍受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听到了泪水在心中倾轧激荡的声音。　　我们在景刚家住了10天。用大哥的钱请客，周旋，费唇舌，写报告，也被请，得到各种以后一概未能实现的承诺。然后，在乌鲁木齐买了火车票东返。乌鲁木齐真是个具有民族特色的美丽城市，商店里出售的维族小花帽十分漂亮。　　火车东返时，我们一路未作停留，因为天已寒冷，乌鲁木齐已开始飘雪，大哥得赶紧回台湾。　　在行经高台明水站时，我不禁放声大哭了。　　我哭得死去活来，全然不顾是在火车上。　　30年来，我苦熬苦度，从来没有和家人见过面，没有和这么多亲人团聚过，更没有在家人面前开怀痛哭过，让我哭个够吧!我靠在门上哭，趴在铺上哭。大哥替我脱去了鞋，将我的双腿挪到铺上。我依然大哭不已，在铺上翻滚着哭!我要把这辈子该流尽的泪水，畅快地流个够!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痛哭声中，从记忆深处一幕幕走出……　　景凯和景刚躺在上铺悄没声息。他们也在流泪吧，他们能说什么呢?　　大哥声音颤抖，哽咽着说：‘弟妹，你这样哭，我以后还怎么回来……‘他大约认为这是阻止我大哭的最恰当的理由。然而，不是大哥的归来，不是同家人团聚，几十年来，我何曾畅快地哭过?几十年来，为活活饿死的亲人痛哭，会认为是跟党记仇而不被允许，为极右分子的丈夫死去而痛哭，更被认为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会影响到我的生存，孩子们的生存。悲痛有罪!生离死别的痛楚，我一直苦苦地压抑着强忍着。在自己家人面前，我还要忍耐还要沉默地咽下这一切吗?不要阻止我的恸哭，不要阻止!　　……　　我又一次经过了高台，经过了明水，我从他长眠的地方擦身而过，但我未能哭倒在他的坟茔前向他诉说一切，几十年的血和泪，凌辱与苦难，扭曲与抗争，这已是历史了，说也说不完 !我要把全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把分别了40年的大哥从海峡彼岸返回故土同家人团聚的事告诉他，你知道吗，大哥返回故土和家人团聚时，最最伤心的，就是少了一个你!　　大哥回台湾后，我急切地寻找当年在安西劳动时的难友。到1990年春节时，终于与在十工农场同台演出的侍峒山见了面。30年的沧桑巨变，使我们的难友情更醇更深。当时，本书的前几章已开始写了。侍峒山告诉了我许多难友的通讯地址。然后，就有了我和在高台县国营南华林场工作的曹宗华的通信。　　曹宗华当年不到18岁就戴上了帽子。30年一弹指，他也50岁了，他在信中称我‘尊敬的和大姐‘，说，接到来信，‘我高兴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好‘，问我：这些年‘不知大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详情以后请大姐慢慢再谈谈‘。我万万也没想到，他在这封信里竟告诉我： ‘ 前几年我被分配到明水河农场当小头儿，闲暇时带着家属孩子闲逛，看到这里的大片坟地。我曾听说你老伴的遗骨抛在这里，我一直记着这件事。但我不知他的姓名，请你告诉我一声，我将尽力帮这个忙，将他的坟墓找到。‘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决定要做的事吗!我太感谢了，我感谢老天终于睁开了眼睛，让宗华来帮助我了却我多年未了的夙愿。这是宗华在19 90年7月6日写的信，我当即决定略做准备到八九月天气稍凉，就奔赴高台。但心中仍有疑惑，当年未能见到的坟墓，30年后还能找到吗?　　8月下旬，景刚因事路过兰州，我说及去高台的打算，他决定和我一同前往。为了稳妥起见，先写信给宗华，请他先走一趟明水看看是否能找到景超的坟墓。宗华的复信尚未收到，我的颈椎病又复发，且症状严重，眩晕不已，血压也上升了。景刚只好一人回了新疆。后来，宗华回信说，他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每个坟头前的碑石都翻了一遍，可惜因年代久远，只有一个叫蒋吉生的名字还可以认清，别的一概看不清了。他对于我们联系太晚，深感抱恨，说：‘如果在10年前接到你的信，此事一定能办好。因为10年前所有碑石上的名字还都能认清。‘他还说：‘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们，更对不起死去的景超兄。‘他的自疚完全是出于难友之间深厚的情谊，这又哪能怪罪于他呢!　　当年11月28日，他还特意来兰州看望我们全家。　　1991年8月22日下午，我和伐夏来到了高台县宗华家中。不料，从第二天起，便阴雨连绵。我们无法立即到明水去祭奠亲人，那里距县城还有近20公里之遥，不通车。　　高台少有阴雨。连续5天的阴雨，难道是明水的死难者及我的亲人在向我挥泪倾诉他们的冤屈苦衷?30年了，他们含冤而死，受尽各种残酷的折磨被迫害致死，每个人都有着流不尽的血和泪。他们的阴灵会安静地回归大地吗?　　高台有不少难友，此次，我同许登浩、陈增荣、阎廷梁、方正儒夫妇都见面了。30年后的重逢，又使大家感慨万端。叙旧，使我们沉入到30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里。当年，我们个个都青春年少，少不更事的我们，哪里懂得中国的政治。这30年来，我们每个人又都各有自己的一部苦难史，各有各的故事。1979年后，情况改善了些，但国事仍令人担忧，各地出现的严重的腐败现象，已危及了国计民生。　　我同难友们一起对往事的辛酸追忆，丰富了本书的各个章节，使我坚定了把本书写下去的信心。我认为，如实地写出我们的苦难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991年8月30日，天终于放晴。我和伐夏由宗华带路向明水出发。宗华用自行车带着我(因为我不会骑车)，伐夏也骑一辆自行车。宗华在前引导，用飞快的速度蹬车，伐夏紧紧跟上。车行到南华--即宗华工作的南华林场所在地，一直都是柏油路，而后拐入一条岔道向东南继续前行，便是沙砾的便道了。起先路边还有些树干扭曲枝条弯来弯去的沙枣树林，也有白杨树林，我们在树林中穿行了一阵，便进入移民基地。树林没有了，车走人行，已形成一条宽阔的戈壁石路。路两边，有着新栽的稀稀落落的小白杨树。再前行，路边的小白杨树没有了，移民的新房开始出现。房屋周围，都有绿树庄稼，对于移民来说，已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然而，3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移民们知道吗?我困惑，我不解，难道新的生活必须要累累白骨做铺垫而后才能出现?心情沉重的我坐在自行车后面，只觉颠簸得头疼。　　到了，坟地就在戈壁石路南侧，翻过一道沙梁，再前行几百步，一大片荒冢便赫然眼前。　　我的亲人，你在哪里?　　正深秋天气，坟地上一片沉寂，没有鸟飞，没有虫鸣，万籁无声。瓦灰色的天幕上高高挂着的太阳，此时惨白着个脸，把白色的光抛洒在沉默了30年的每个坟头上。低低的坟头泛着惨淡的白光，憔悴委顿，依旧沉默不语，只有一丛丛伴着它们的小草在瑟缩的抖动中似乎想说些什么。极目望去，虽有一道道沙梁的阻隔，远远近近的坟头，在有些地块密密麻麻，有些地块疏疏落落。沙梁下，往往有一排低矮的坟头，看样子是为了便于从沙梁上取土掩埋，从上往下铲土要省劲得多。掩埋死难者的难友也有气无力，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是怎么方便，怎么省劲，便怎么掩埋。据说当年掩埋一个死难者就给两个馍，有些身体较好的人以掩埋死难者来补充可怜有限的口粮。　　忽然，我觉得在这死寂的另一个世界里的灵魂们，都用企盼的眼睛，从黑暗的墓穴里盯着我们3人。30年过去了，他们有多少话要说哟!苦难已成过去，他们沉默得已经太久了。据宗华说，前面河滩边的一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聚集在一起的灵魂们便嘈嘈杂杂地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自由地交谈，随便地说。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们虽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灵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宗华说，他自己就曾在这里偷听过灵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他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当然，我们对找到自己的亲人，要作最大的努力。宗华领着我和伐夏从每个坟头上走过，每个坟头前都有一个扣着的石头，我们捡起坟头前扣着的石头翻转过来逐个细细地看，看上面有无字迹。这就是宗华信上所说的碑石了。这些石头都是从附近的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块，大多如巴掌大，各种形状都有。原来，我们经‘抢救‘回来单位后，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怕农场死人太多会办他们的罪，因为恐惧才从戈壁滩上捡了些石头做了这些善后的补救工作。宗华说，石头上原来用红漆或墨汁写着死难者的名字，有字的一面扣在地上，是为了防止风吹雨淋太阳晒。1979年他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字迹还清清楚楚。原省建工局党委书记也死在这里，他的儿子在东北某橡胶厂当厂长，1979年就曾来这里寻找父亲的遗骨。这位当厂长的儿子是拿着省委书记宋平的介绍信来的。宗华对于这里200多名死难者不止一次地洒过同情的泪水，经他积极协助，找到了这位党委书记的遗骨，当儿子的准备了一副棺木，千恩万谢地用汽车把遗骨拉回故里。　　唉，我的亲人，30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哪里知道那些毫无人性的管教干部竟然会骗我，他们没有让队里掩埋了你、知道你的坟茔的难友带我去向你做最后的诀别……30年后，我和儿子伐夏再次来到坟地，我们轻步走过一个个的荒冢，你能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知道是我们在找你吗?　　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坟地里，我们寻寻觅觅，觅觅寻寻，翻起每一个可能写着死难者姓名的石头，看了又看。但30年的风风雨雨，30年岁月的剥蚀，已经消融了石头上的字迹，有些变得斑斑点点，有些踪迹全无。在一片低洼处，坟头密密麻麻，而每个坟的底部只有一二尺宽，稍稍隆起的坟头前，仍各放一块曾经写过死难者姓名的石头，如果不是宗华说，真认不出这儿也是坟地。30年来，死难者的亲属们毫无疑问也一直是株连受害者，30个清明节过去了，他们未能向自己的亲人凭吊祭奠，扫墓添土。正如李华在《吊古战场文》中所说：‘天地为愁，草木凄悲。吊祭不至，精魂何依。‘30年前此处无战事，没有刀光剑影，更无炮声隆隆，而此情此景，竟与古战场之‘伤心惨目‘，相似乃尔。古战场上战死的将士，‘无贵无贱，同为枯骨‘，确也令人心寒，但战死的就他自己，朝廷不会向战死疆场的将领士卒问罪，死去的将士一了百了。这里的死难者身后之事尚未了，他们的亲属受到的株连迫害，至少又延续了20年，且株连迫害一大片。胆战心惊的亲属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往往便也不愿再去思念使自己惹祸在身，早已死在戈壁深处的亲人了。　　我们还见到一个坟茔，周遭用小卵石围了一圈，标记明显，看来，30年前，死难者的亲人曾找到了他的坟茔，作出明显的标记，准备将他的尸骨迁走。但30年过去了，亲人们未能再来，不知是何种变故，使事与愿违，死难者仍然长眠在戈壁滩上的一片荒冢之中……30年的沧桑，30年的政治大动荡，谁又能逆料，死难者的亲人就不会再遭劫难!　　悼念有罪，吊祭有罪。　　30年来，我和伐夏不也是第一次来祭奠亲人吗!　　我们仍逐个地翻看石头，仍然踪迹全无。　　宗华又领我们来到一个无名的尸身前。这是宗华去年来寻找景超的坟冢时就看见了的。一年又过去了，尸身已挪了地方。这是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尸，他的黑发还覆盖在半个头颅上，半个头颅闪着怕人的白光，他身着一件深红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会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才能分辨出来，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住尸身，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从遥远的记忆里，我突然想起，我的亲人原来也有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临离开兰州前，为了迎接今后的艰苦岁月，我曾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帮他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他该不是……啊，他该不是我正寻找的亲人?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来的时候，红绒衣里面穿的是一种红格的衬衣看得很清楚，我不是问过你，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嘛。‘伐夏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很多。‘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此刻我心沉沉，思绪万千，不知道他们的话是可信还是不可信。也许，他只是一位陌生者，我很愿意相信他是一位陌生者。这位暴尸于荒野的陌生者其情状也太惨了。肯定，他也是一个无辜者!　　在一个坟头上，露出了死难者龇着整整齐齐的上牙，大张着嘴，下牙只露出了四五个，下颌骨埋在土中。这位死难者在闭眼睛之前尚在痛苦地呼号，他向这个不公正的世道发出愤怒的控诉。掩埋他的难友力不从心，没能盖上足够的土。30年来，他一直大张着嘴，向老天爷控诉他的苦难冤屈，他不甘心，不甘心啊!　　偌大的坟地，还散落着白森森的骷髅和各种零散的人骨。我们走遍坟地的角角落落，仍只看到写着‘蒋吉生‘的石头，另发现了一块写着‘梁庭明‘的石头。他们的亲人又在何处?　　满目凄凉，满腔悲愤。　　我们选择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段，用带来的汾酒洒了个圆圈--我记得他当年爱喝汾酒，中间放了些麦草，还有宗华的女儿帮助印制的纸钱，早上才蒸好的花卷，几只才上市的桃子做了祭品。一切都随乡从俗。宗华点燃了纸钱、麦草，我们跪伏在地，开始了祭奠。　　我和伐夏从兰州出发时，带来了挽联、挽幛及我填写的《水调歌头》。　　伐夏先念了挽联，他喊了声：‘爸爸!‘30年来，他这是第一次呼唤爸爸，第一次和爸爸说话。挽联是我拟就：　　少小逢战乱，坎坷辛酸，健笔成文章，狂狷无畏风骨坚。晴空霹雳，铮铮傲骨折摧，士人受辱，忠诚罹难，骨抛明水无着，白沙荒冢何惨惨。　　英年恸早殇，劳役饥饿，无辜受惩罚，‘三字‘罪名不须活。亲人断肠，声声血泪呼唤，魂兮有知，梦里应归，子媳孙儿绕身，天伦共享亦融融。　　我哭着喊道：‘景超，景超，我们在和你说话，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此时，天色大晴，骄阳高照，微风徐来，纸钱和麦草在焚烧中呼呼作响，伐夏把用宣纸写就的挽联投向火中，火舌立即吞没了它。我觉得景超就在身边，他在仔细地听伐夏念挽联，字字句句都听得真切，他也听到了我的哭喊，在火舌的呼呼作响中，他仿佛回应着什么。　　我觉得在200多死难者的坟冢前，祭奠自己的亲人，对更多的死难者也应献上自己的一片心，还拟就了献给景超及众难友的一副短联：　　千古奇冤莫须有；　　百代忠魂归去来。　　杜博智和杨康是我们一同离开兰州，坐火车去河西受苦受难的好友，当时同行者6人，幸存者只留下了我们3人。他俩得知我要祭奠景超，也写就了一幅挽幛：　　悼景超同志：　　刚正不阿，针砭时弊；　　雄文三篇，含冤廿载；　　受尽磨难，宁死不屈；　　奇耻已雪，望君安息。　　杨康杜博智敬挽　　以上挽联、挽幛均由宗华代念。每一念完，都投向正在燃烧的火堆。　　当伐夏把我填好的《水调歌头》拿出要我念时，我哭倒在地，无法念下去。我临行前填就的词，倾吐了我大半生的苦衷，语短情长，字字血，声声泪。我的亲人，我想要说给你听的，又岂止是一首词里所能包容得下的。如果能够留住时光，让我把30年来积蓄在心窝里的话都说给你听，长眠在黄泉之下的你还会沉默不语吗?　　是了，这首只能由我来念的《水调歌头》，我得念下去。　　泣血何人知，　　肠断有谁怜!　　茫茫瀚海无语，　　与我共悲。　　冤未平人已去，　　此情痛煞凄绝，　　惊破戈壁天!　　同蹈苦和难，　　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　　心破碎，恨绵绵。　　沧桑巨变，　　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　　明水一别卅载，　　尸骨未能见，　　荒冢无觅处，　　长哭问苍天!　　宗华涕泪滂沱。为我们家的苦难，他已流泪多次了，为未能找到景超的坟墓，他去年一个人就曾在坟地边暗自流泪。在兰州我们的家里相聚时，他曾在酒后伏在桌子上，悔恨得用手捶打自己的膝头，一下又一下……伐夏拿来了卫生纸给他擦泪水鼻涕。此时，面对一片荒冢，他哭声说道：‘景超老哥，众位难友，你们的悲惨下场都是历史造成的，谁也无能为力，今天我们来祭奠你们，你们就把亲人见了。30年来，我们是头一次来，你们要体谅 ……‘　　祭奠终了，伐夏拍下了应拍的场景。　　穿过坟地时，多年前修起的地埂尚依稀可见。宗华说：‘现在这里的移民都是靠机井灌溉，先打好机井，再动员移民迁入，每个人都发200元的安家费。那时，这里完全是一片干滩，就把300多人开进来种田，人不饿死才怪，都是些大知识分子、高干!‘当年，不知是哪个当权者喉咙里打了个呼噜，200多受难者便死定在这里了。　　宗华带我们来到了当年难友们居住生活过的河沟里，河沟两岸的崖壁上，有不少坍塌了的窑洞，洞连着洞，还有不少没有了顶盖的地窝子。有一个地窝子分里外间，外间很大，里间小，兴许是当年的伙房。里间是炊事员们居住的地方。《白毛女》中，喜儿还‘半间草屋做新房‘。这里因常年饥饿羸弱不堪的受难者们，从1960年9月底被驱赶到这里，自己动手挖窑洞，修地窝子，然后住进潮湿阴暗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直到闭上他们很难闭合的双眼。人啊人，人把自己的同类不当人的时候，无论什么残忍的事情都会出现，当年这里的管教干部们又有谁认为他们自己住在有火炉暖烘烘的房子里，而让那些劳教分子们常年住窑洞地窝子有丝毫的不合理吗?没有，当时谁也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不然，结局便不会这么凄惨。　　有个小窑洞颇有些奇特。这个窑洞挖得很细致，洞里两对面各挖一个似床的小土台，土台上方各有一个半圆形凹进去的小土台，看来是当年放小煤油灯的所在，小土台有二尺多长，还可以放些别的杂物，上方已被煤油灯的黑烟熏黑。门口还有一个挖就的小灶，可以做吃的。整齐的洞门完好无损，上面还有镂刻在土壁上的一个‘求‘字，肯定下面还有别的什么字， ‘求生‘?‘求实‘?因风雨的剥蚀已毫无踪迹。这是什么人住过的窑洞呢?　　我们穿过移民村。这里作为两西建设的移民基地，已从静宁、定西、永靖等县迁来不少移民在这里，定居四五年了。新房都已盖起，高高大大，周围的地埂上向日葵长得十分茂盛，已低垂着脑袋，就要向主人提供奉献了，小麦早已收割过，条田里正灌浆的玉米长得红红火火。宗华说，移民们把那一大片荒冢，叫做‘乱葬岗‘。死难者的长眠之地，被取的这个名字令人不寒而栗。至今，一般人白天也不敢从那里走过，他们害怕孤魂野鬼的骚扰。移民们是务实的，他们对身边的有些事并不深思。他们哪里知道，‘乱葬岗‘里的死难者正是开发这片热土的先行者。30多年前，他们作为‘有罪之人‘ 被驱赶到这片难以生存的不毛之地，然后又陆续被埋葬。被埋葬的是他们的肉身，而这个事实本身向世人述说着的一切，中国人早已在做着进一步的思考。这些死难者会一直沉默不语吗?他们难道只是在等待，要让历史的烟尘将他们埋葬得无影无踪，灰飞烟灭?　　宗华带着我在崎岖不平的田间小路上骑了一阵自行车，又走了一阵路，伐夏随后。又是一个干涸了的河沟。两辆自行车放在地边，我们从岸上走进谷底。宗华说：这里还有另一处坟地。我们沿着河谷上上下下走了一阵，却未找到。我走不动了，坐在从河岸的崖壁上跌落的大土块上休息，让他俩继续找。经过询问移民，原来坟地不在这道河沟里，爬上岸来，再找。　　在一处麦场附近，找到了坟地。不远处，移民们正在打土坯，盖新房。宗华对这片坟地仍是熟悉的，去年他也来过这里，这里成形的坟冢只有十来个，我们仍在仔细地翻看了坟前的石头，仍然模糊不清，一无所获。宗华说：‘为了平地，推土机已把许多坟头推平了。‘另有一片状似荒滩的坟地，岁月已将坟头全埋平了。因为早就知道这里有两处坟地，不知我们的亲人埋在何处。在兰州，凡挽联、挽幛，我填写的《水调歌头》，都誊写了两份，以便在两处祭奠时备用。此时，我心里认定景超不会埋葬在这里。30年前我所到的大队，没有穿越过河谷低地，没有人会穿过河谷来埋葬他。　　祭奠仍如仪进行。　　一个闪着白森森的寒光的大腿骨就在近边……　　亲人的悲恸会有停止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亲人已不再悲恸，因为，在中国，人生之旅的跋涉已耗尽了他们的精神劲儿，生存维艰，生离死别又算什么呢，该忘却的就忘却吧!　　但是，历史老人不会忘记这一切。　　9月初，我和伐夏回到了兰州的家里。去冲洗胶卷时，才发现在高台的底片全部报废，伐夏装胶卷时没把胶卷挂好，实际是一张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　　30年来，我也许是唯一去祭奠自己的亲人，也祭奠众位难友的人，我见到了那里的凄惨景象。我的心里不仅装着自己亲人的苦难，把已经过去多年的苦难又重新温习了一遍，我心里更装满了200多死难者的共同苦难，甚至更多。酒泉夹边沟那边绵延2里多路暴露于荒野的累累白骨，不是直到20多年后的1987年才被归总重新掩埋?　　他们一个个地倒下了，由于饥饿，由于苦役，也由于各种惨不忍睹的非人折磨，逼迫他们共同走向死亡。这一事实简单些说就是如此。可是，他们作为单个的人，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个别的极难类同的痛苦。他们在告别人世时各自都有难以言说的痛苦，难以言说的苦衷。他们的遗恨，又有谁知道?有谁能说清楚呢?就说我的亲人，他一向自认有洁癖。我们家窗明几净，没有书架尚要摆置的书籍，桌上的文具，大人小孩的衣物等等，这一切归置得整整齐齐，都是因为他。他一向衣着整洁，50年代知识分子们一般都穿中山服，他的制服上衣总是平整洁净，没有折皱，夏天的衬衣更是一尘不染。到了农场，在饥饿难耐，苦重的劳动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每天收工回来，他仍坚持洗脸洗脚刷牙，完成例行的卫生大事。而且，他破旧的衣着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可是，按照那位临洮难友说的，他在死前出现了水泻，肯定，他没有力气挪动身子到地窝子外面去泻去拉。12月正是严冬，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前，他的下半身一定是浸泡在他拉下的粪便里……他僵硬了的身躯是同结冰的粪便连结在一起的，没有谁会费劲去分开粪便。他就这样和粪便一起被拉出地窝子，然后，被盖了些土，草草掩埋了。他临终时思维清晰，不同意那位临洮难友拍电报给我，他内心的痛苦，真是比用刀剜割更甚。他难道不希望妻子来看望，不希望得到妻子的救助?他强迫自己压下这唯一的一线希望，是想到了我的许多难处，他知道做妻子的我也早非自由之身，特别是转到四工农场以后。他不愿徒徒地给我增添痛苦，所以，他准备自个儿沉默地去死……他寂寞的心灵能够装得下这最后的重负吗?且不说那冰冻了的粪便，威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时肉体的痛苦……　　再说那位在30年后还呲着白森森的牙齿，无法闭住嘴的死难者，他在呼喊什么?他一定死不瞑目，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他的眼睛一定是大睁着的，直到肌肉腐烂烂光，两个眼眶变成了两只大空洞。　　长眠在这里的200多个死难者，他们躁动不安的灵魂真的就安息了吗?他们生前都具有敏锐的思维、超常的智力，反右派斗争之后，人们私下都说：‘当了右派的没笨蛋。‘在他们永远地沉默以前，如果有谁能够把他们各自活跃丰富的思维如实地记载下来，把他们各自不同的情感遭际、肉体痛楚也如实地记载下来，将在彪炳千秋的史诗中增添光辉的一页。因为，我确信，在生生死死之际，这些被置诸死地万般无奈的灵魂，他们痛苦得不可名状的经历，逼迫他们不能不对身前身后的事反复思考，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文化素养、思维方式都大不相同，思维的过程和结果千差万别，而事实上，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必定会大彻大悟，一个为这些垂死的人所向往的超前的伟大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头脑里逐渐拼凑成熟--说拼凑，那是因为这些垂死的人没有条件和机会进行交流，这一思想体系只是成板块状凝固在他们各自的灵魂深处。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对他们来说，无论想些什么都无法实现无以验证，他们总归都是垂死的劳教分子。他们毫无自由，他们美丽的梦也只是禁锢在那即将死亡的脑袋里，无人知晓，他们终于无声无息地死了，被草草掩埋。可谁又能说，他们在闭上眼睛前成熟了的思想也被一并埋葬了呢?思想犹如绿草，有衰败的时候，任人践踏，不值一文。然而，到了莺飞草长的季节，衰草中冒出的绿芽生命力更强大。沉默了的灵魂的梦浸润在绿色里，是埋葬不了的。　　我决定再返高台，把坟场里该拍的场景重新拍照。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许多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做历史的陈迹也早已不屑一顾。但是，它是一座纪念碑就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　　二儿子霄夏劝我到明年四五月再去，届时他可陪我一同前往，目前，他工作不得脱身。但我去意已定，等不得。这样，9月25日，我独自又登上了西去的班车，早6时30分上车，迟至晚 9时才到达南华，宗华接到我发去电报，一直在南华等待。我听兰州汽车东站问事处回答下午6时便可到达南华，谁知竟迟至9时，汽车东站问事处不负责的回答，使我在车上着急了几个小时，我深怕宗华未接到电报，到南华无人来接。南华是个小站，离高台县还有七八公里的路程。　　重返高台，使朋友们非常意外。　　因为各种耽搁，9月30日，我和宗华再次去坟地。仍然是我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宗华骑着车飞驰而去。　　这次，我们先到坟地附近的移民老寿家稍坐。老寿是宗华的老熟人了。是从静宁山区迁来的，原来还是个党支部书记，迁到此处已4年了，他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光是两个女儿在这里背着书包上了学，都使他够高兴的了。前次，我们在坟地上祭奠过后，也曾在他家小坐。老寿曾端上茶水，还做了荷包蛋招待我们。我坐在他铺了褥子的大炕上，止不住心中的悲伤，只吞咽眼泪。老寿见我不断落泪，同情地说：‘这种事情谁遇上也是不得了，你的难处我知道，口外难的就说不成。‘老寿的妻子听说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工作成家，说：‘噢，你的势力这么重，现如今就好得很，这一次你领上儿子把地方认了，以后常来看看，你的心也就尽到了。‘　　这次先到老寿家，是我的主意。上次见到的那个暴露在坟地上半身尚完整的尸身，我心里一直不安，一直心存疑窦，那深红对襟的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留存在半个头颅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特别黑，都使我放心不下，我仍然怀疑那就是我的亲人。如果他的阴魂有知，我和伐夏就从他的身边不理不睬地走过，那可是太让他伤心了。再则，如果是另一位难友，我们就不管不顾地走开，让他继续暴尸荒野，我觉得也于心不忍，不道德。所以，我向宗华说了我的意思，从老寿家借把铁锨，此次到坟地一定把他埋好。　　老寿说起宗华去岁两次来坟地寻找景超坟冢的事，还说：‘老曹为这事也真费心了，去年到坟地里就找了个扎扎扎!‘对宗华的感谢我已用不着在口头上去说什么了。　　老寿和宗华又说了一阵在房前种果树的设想和打算，宗华教了教方法，说林场可给他优质树苗，还建议他在路边密密地栽上沙枣树，等沙枣树长到一定的高度，修剪去顶端，树身不再长高，旁枝继续生长，就长成了沙枣的围墙，沙枣树有刺，比打的围墙还结实，外人不得进来。　　我们借了铁锨，穿过大路，翻过路边的沙梁，又来到了坟地。　　这次，我们先去找那个尸身。因为雨水的冲刷，他又挪了地方，已被冲到了一个低凹的浅沟里。身上的深红绒衣由于朽烂破损大部分已不见踪影，只在肩头还堆着些碎片，原来连接着的脊椎骨断裂了一截，身边还有些别的掉落了的骨头，一根仿佛是小腿骨的长长的骨头搭在身边。黑黑的头发已从半个头颅上褪落，堆积在一处。这次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朽烂破损的绒衣已大部分失落，这位难友的衬衣醒目地显露了出来，衬衣的布料呈红白相间的小方块状，颜色鲜亮。这使我的疑窦顿消，我断定他不是景超。宗华用铁锨铲起尸身及所有脱落了的零散骨头，安放在他认为是原来的坟穴里，盖上了土。我心情依然沉重。从红白相间的小方块衬衣看，这位死难者非常年轻，因为在50年代就是年轻小伙子穿红衬衣的人也极少，衣着标志着性格。这位年轻人曾以火红的热情拥抱生活，30年后在他的尸身上残留下来的红色碎片，惨红如血。他生前可能有过一些活泼的不合规范的想头，这些想头本来应关闭在他自己的头脑里，他竟幼稚地在某种场合有所流露，这使他付出的是血的代价，早殇的代价。他应该是个哑吧，是个白痴。他太年轻，他会有什么过错?他的父母如果还活着，如果得以知道他们的儿子在30年后还暴尸荒野，他们将会发出怎样的诘问?向上苍，向历史。　　在这片荒冢里，我仔细拍照，把应该留下来的场景一一摄入镜头，若干年后，这些镜头一旦有机会同世人见面，后人的评说会更有意义。　　我们又一同到了窑洞密集的河沟里，拍了远景，也拍了那个特殊的只有两个土台可供两人居住的小窑洞，一月未见，洞门口已塌下一大块方方的土块，正掉在门口垒起的灶头上。　　宗华告诉我，前些天，他乘工作之便，还找到了30年前我曾居住过三两夜的地窝子，在那里走了一圈。同行的人问他去干什么，他说：‘过去办农场时在那儿圈过羊，我再去看一下。 ‘宗华当头儿在这儿办农场时圈过羊的地方，确实是30年前我来探望亲人时夜宿的地窝子。这里，地窝子一个连着一个，每个地窝子都很长很大，当年，为了便于监视管理，每个地窝子里都要挤满三四十人。那时我住了3夜的地窝子，尚有顶盖，没有门，长长的土台上堆满了死难者留下的被窝。头一夜，空落落的长土台上只住了我和两个男性的小右派。后来的两夜，换了个地窝子，我和几个孤儿寡妇住着一共也只4人。我们凄惨的哭声回荡在空落落的地窝子里，从没有门的门洞里传了出去，但无人过问，也无人走进来劝解。那男孩愤怒的指责又回响在我耳边：‘多少人死去了，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　　30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了这曾经由少数人堂而皇之地充分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对作为自己同类的无辜者以常人无法承担的苦役加以惩罚，动辄施以令人发指的肉刑--捆绑吊打，无所不为，更残忍的是用饥饿逼迫他们一个个都去死--这比执行死刑要简单得多。直到最后留下了少数的幸存者，一场大剧才暂告收场。我也是个幸存者，只是我受难之地是在安西的四工农场。现如今，我站在已没有了顶盖，30年前为死难者们居住，我也曾住过3夜的其中的一个地窝子里，30年前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浓重的悲凉凄楚又涌上了心头。宗华用他男人的步子丈量了一下，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长16步，宽4步半。现在连圈羊也不用了的所在，30年前就圈着被称之为极右分子的无辜者，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个可以让月亮星星窥视窝内一切的顶盖。当然，最初地窝子里十分拥挤，后来逐渐逐渐变得不拥挤，又变得松松散散，以至完全腾空了。人已去，‘窝‘犹在。我孤零零地站在这个废弃了的地窝子的门洞边，让宗华为我拍了照。我愿意记住这个历史的时刻，把这个景象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我是30年后唯一重访故地，并在此留影的人。　　有些地窝子光洁的土壁上，还整齐地挖有长方形如龛橱般的设置，中间还隔成几段，大约是为了便于放置各种生活用具，如脸盆、碗筷、水杯之类。唉，唉，我可怜的难友们，你们如果早知道死期不远，你们还会费劲地去细心挖就这样的龛橱吗?求生存的强烈意识，使你们一直奋力挣扎。你们从来也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因为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只知道，只要一息尚存，一切就都还有希望。然而，旧时代的故事还在重演，有些当官的是用人民的鲜血来染红自己官帽上的红顶子步步高升的，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又算什么!所以，我可悲而不幸的难友们，你们一个个还是无望地倒下了，倒下了。那些在光洁的土壁上挖就的长方形龛橱进入了我的镜头，它们会向世人倾诉一切，说出我用笔墨难以尽述的许多话。　　途中，有个年轻移民还和我们攀谈了几句。他以介绍情况的口气告诉我们，前边的荒地，原来都是‘劳改犯‘们耕种的，死了的都是‘劳改犯‘，有的‘劳改犯‘到如今尸骨还撇在野地里，没人管。他口口声声说的‘劳改犯‘，不就是我的那些难友们吗，所说死去的‘劳改犯‘，不就是那200多无辜的死难者吗，所谓撇在野地里的尸骨不就是使我心情沉重想了许多的那位最年轻的死难者吗，我们刚才郑重地掩埋了他。宗华为这分辩解释了几句。我直觉得心寒，一股冷气直入骨髓。200多名纷纷倒下的无辜死难者们已无法为自己说话了。我不禁在心里呼喊：‘老天，老天睁眼!‘　　这一日，触目所及，坟地上的一切依旧‘凄凄惨惨戚戚‘，令人伤怀，思绪万千。但，我尚能自持，因为我是有所为而来。我不辞辛劳，带病两次奔波兰州高台之间--我重返兰州后就因为颈椎病复发而病倒了--行程1000余公里，总算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第二天正是国庆节--10月1日，我和难友们约定，下午在烈士陵园合影留念。　　高台县烈士陵园是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半个世纪前的1937年1月1日凌晨，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浴血奋战在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的率领下，一举攻克高台县城。红色政权在这里曾存在了20天。当时，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挺进河西，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以便取得国际上的支援，为我国的抗日战争建立巩固的西北后方。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西北的地方军阀马家军和民团等以6倍于西路军的优势兵力，一路追杀。1月12日开始，红五军与马家军在高台激战九天九夜，弹尽粮绝，寡不敌众，3000多将士几乎全军覆灭。董振堂军长、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破之日都壮烈牺牲。残暴成性的马家军还将董振堂、杨克明的头颅割下，悬挂城门示众。　　西路军最终失败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可是，在长时期里，历史的迷雾竟然也笼罩过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也了解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2版第1卷第241页有个注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西路军问题。现抄录如下：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 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1988年5月3日，红军老战士、作家陈靖在《解放军报》第二版发表题为《英雄战死正路上》的回忆文章。他肃立在烈士头颅照片英容前，填了一首《满江红·祭英杰》，其中说：‘英雄战死正路上，为党洒尽满腔血。而今回首，扪心肃穆，祭英杰!‘　　我后来回到兰州，在翻阅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著的《西部悲歌--人类战争史上一页惨烈悲壮的实录》一书时，在附录《人物事件名词注释》里(第296页)，看到曾担任西路军骑兵师师长的董俊彦、西路军骑兵师政治委员秦道贤，竟都是1937年1月，为支援高台战斗，在部队行至明水地区与敌遭遇时，英勇战死。　　英烈永垂不朽。　　但，英烈们对20多年后在明水地区发生的一切，怕是难以想到的吧。戎马倥偬、壮烈牺牲在高台明水地区的红军将士，如果他们的英灵在牺牲之地游荡之时，同饿死在明水的死难者的灵魂相遇，他们之间会说些什么?　　应该说，饿死明水的死难者们用自己的生命唤醒了党，告诉我们应同‘左‘的路线划清界限。他们同样是英雄，他们和西路军的将士具有同样的价值!是党所犯的错误，把这些优秀的儿女驱赶到了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使他们饮恨长眠在这里。但他们都是党的忠诚战士。他们同西路军将士一样，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样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同难友们的聚会，也算是幸存者们的相逢，此次，又增加了一位难友王培义，他才从老家酒泉归来。我们在烈士陵园选择了几个景点，照了一张又一张合影。我要求大家表情一定要欢快，在按下快门之前，我问：‘表情都好着没有?‘这些经历了数十年不堪言状的苦难的老人们都愉快地回答：‘表情好着呢!‘‘咔嚓‘一声，镜头将他们愉快的一刹那凝固在底片之上。冲印后的彩照虽无法使他们青春再返，每个人的笑脸都光彩照人。　　我们应该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