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2

来十工农场后，他分在了二大队，离场部有八九里路。有一次中午，他来场部小卖部购物， 我和杨康正在吃午饭，他一见面就诉苦不已，说他们正在修水渠，一次干活时风很大，他蹲 了一阵，就受到工人的喝骂。还说他们吃不饱饭，到吃饭时一个个都跟“饿狼”一般。当时 ，他形容憔悴，情绪不佳，完全变了个样。这顿饭我们吃的有红枣小米稀饭，量多，我们都 用饭盆盛着，我和杨康就都分了些让他吃了。这次演出时见面，他心情甚好，说队长对他很 信任，似乎他已成为队长的左右手。大概，队里的领导已改变了原来过激的作法，这种改变 还是来自场部领导的意图。　　我们的日子，比起在全国各地受苦受难的右派朋友们，自然是够好的了，说农场对我们“优 礼有加”也不为过。　　二大队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有炒菜、甜果酱做的包子。二大队的食堂管理员也是我们的难友 。临离开之前，他把小徐和我叫到他的库房里，问我们需要什么，可以送点给我们，小徐和 我都说“给点果酱最好了”，他就给了我们每人一小瓶果酱。这是他对我们俩的一点特殊 的优待。　　又过了些日子，此人来场部办事，路遇小徐，他告诉小徐说，杨骁在二大队受到批斗，日子 很不好过。详细情况我无法问及，因为我没见到他。我觉得，杨骁在当了右派分子以后，快 速地“缴械投降”，表现特别好，他不仅自我感觉一直良好，还天真地把“缴械投降”后的 自己等同于“人民”，在处境略有改善之际，便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去“改造”难友 。他特殊的不幸和悲剧正是根源于此。这一点我在同他来安西的旅途上就有察觉。记得我们 已住到安西县城的小旅店以后，为些许琐事，他对杜博智看不惯，转过身就对着我和杨康说 ：“‘蛙将’嘛，只能是坐井观天!”还得意地将此话重复了几次。杜博智大概没听见，竟 浑然不觉。“蛙将”是反右期间人家对杜博智的侮辱性称呼。在反右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轰 轰烈烈热闹红火不亦乐乎之时，有个美术编辑发生奇想，把全报社的右派分子集中在一幅 大漫画里，用妖魔鬼怪的诸种形象丑化一番，标出在黑社头子王景超的指挥下，群魔乱舞， 正在兴高采烈地进行反共大合唱：其中的“牛头”自然是牛华生了；杜绍宇因为身材短粗平 日里大家对他就有“狗熊”的戏称，在漫画里就变成了一头丑陋的狗熊；杜博智被丑化成挺 着大肚子蹦跳着的大青蛙，旁边写上“蛙将杜博智”。像这等大漫画，当时我只扫了一 眼心 里就痛楚不已，如今在千里之外，由于离开了灵魂被百般凌辱过的所在，总还觉得有些庆幸 。谁承想，杨骁竟然重提“蛙将”去伤害杜博智，这种心态真是难以理解。这已是数月前的 事了。而今，我推测，他在得到队长的信任以后，大概是把自己也摆到了领导的位置上，对 如何“改造”和要求自己的难友献计献策，还可能对难友们盛气凌人，甚或整治别人，以致 引起难友们的反感。别的难友们要想整他也很容易，因为他毕竟也是“一路货色”。队长一 般都是党员，起码也是部队转业的军人，极易接受已挨了整的右派分子们的挑唆。因为那种 挑唆都具有堂而皇之的理由。杨骁在队长面前搞的那一套，任何一个因为杨骁的作为而受到 委屈或挨了整的难友，只要他自己不愿意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便会想些法子轻而易举地把 自己的委屈再反弹回去。　　反右斗争使中国的全体人民都受到教育，其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懂得并学会了“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实际运用。古代的帝王权贵们为争权夺利殚精竭虑创造的这一整治人 的恶行，在1957年的中国被大规模地、群体性地用来对付55万多右派分子。全国各地的右派 分子们被玩得眼仁发白欲哭无泪欲死不能欲活还休，直到天旋地转真真体味了“脱胎换骨” 的磨难。然后，他们在被送去劳动改造的过程中，为了自己的生存，有时也略试身手，玩一 玩加罪于别人的手段。杨骁整了别人，自己也吃到了同样的苦果。　　韩卫之原在《甘肃日报》担任时事编辑，业务能力强，工作一贯踏实肯干，他来农场比我们 迟两三个月，是因为他不是右派分子。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右派斗争，对55万多右派分子进行 处理以后，对有“历史问题”或有其他“错误”的人，认为也不应放过，政策的执行继续向 “左”转，于是韩卫之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送到十工 农场监督劳动，自然是没有了工资。我们平日里相见的机会很少，此次见面，也觉得十分亲 热。韩卫之在农场劳动期间，一如他的为人，沉稳踏实，平稳地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20 年后，“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否定。　　当时，由省级机关及河西地区送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还有历 史反革命、坏分子，也还有虽有“错误”但未戴任何帽子的下放人员。那些戴了历史反革命 和坏分子帽子的人，都觉得脸上更无光，常自称为“右派”，甚至在农场 几次发下登记表，要每人填写履历时，不惜做假填成“右派”，以蒙混一时。他们反正也知 道，填写这些表格对于改变自己的境遇无任何关系。三大队就在场部所在地。我们的演出深入到各个地头。报社的杜绍宇、汪志英比我们迟来两 三个月，此刻都在地里割麦子。　　杜绍宇，原是兰州的中学生，1952年到报社工作。1957年在总编室编一版。他是所谓“黑社 ” 的主要成员。“黑社”，就是他在被逼不过时“交代”出来的。杜绍宇对自己的顶头上司编 委委员、总编室主任×××有看法。鸣放开始，在总编室开会时，他就坦率地说：“我不敢 鸣放，我怕提了意见，老×会打击报复。”×××本人当时也头脑“发热”。上夜班在总编 室随便议论时，竟说：“咱们国家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议会制，参 众两院，各说各的，要多数人赞成才算数，我看人家还是讲民主。”杜绍宇在和景超闲谈中 把这些话告诉了景超，景超随口就丢了一句：“×××这不是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嘛!”　　反右开始后，总编室的斗争对象是杜绍宇、杜博智。开头，杜绍宇自己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当杜绍宇被追问到与景超的交往时，×××敏感地意识到从杜绍宇身上也许可以找到 攻破景超的突破口，就口气和缓地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心里也没啥，你嘴里一滑，随便啥 话就都说出来了，王景超那个人，和你有本质上的不同，你要端正态度，改变立场，和王景 超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你自己到底有些啥问题，我还不清楚吗?”这些话使杜绍宇真以 为自己没啥问题了，开始，他还把这些话告诉景超。随着对他的批斗继续升温，火力不断加 强，情况便有了变化。景超在被迫交代同杜绍宇的关系时，写了经杜绍宇之口所说的××× 对西方国家议会制的议论。按当时的标准，仅此一句，×××就足够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了 ，这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罪行。而且，×××在值 夜班时随意散布的“右派”言行还不止此。但，无人对此进行任何追究，滑稽的是×××一 直还充当了报社反右斗争的急先锋。1990年，我为别的事找过×××，此时的×××倒也说 了实话：“在报社反右派斗争中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年，×××仅仅出于保护 自己的目的，也非把景超打倒不可，而且认为仅仅打倒景 超还不够，只有使我也闭住了嘴，他那些右派言行才会无人再提起，或提起也不起作用。经 过软硬兼施，诱供逼供，画框框，定调子，硬是逼迫杜绍宇扯出了个“黑社”，他才心满意 足。甘肃日报社有名的右派集团“黑社”，不是由文化部揭露出来，而是首先在总编室发难 ，然后波及到文化部(文化部共揪出三个“黑社”成员)及甘肃农民报(我一人)。×××作 为总编室主任、编委委员，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言自明。我们在当时挨整似乎也属正常， 但3年后其血淋淋的后果却是谁也不曾料到的。×××会因此而内疚吗?　　后来，杜绍宇意识到扯出“黑社”对自己只是加重了问题的性质，又推翻原来的交代，不承 认“黑社”。但此时此案已报省委，在《甘肃日报》上已公开披露予以批判，泼出的水已收 不回了。杜绍宇推翻原来揭发交代的“罪行”，属于态度恶劣不老实之列，最后落了个仅次 于景超的处分：取消工资，监督劳动。他原本打算自谋出路，所以没有和我们同行。后来又 改变了主意，所以，过了两个多月才姗姗而来。　　汪志英，甘肃渭源人，是个地下党员。他在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形势下 ，就《甘肃日报》的新闻报道、专栏设置、编辑人员的使用及上下班制度等方面写了个《意 见书》交编委会。他到报社时间不长，写成后，让文化部的有些人看了一下。景超当时在文 化部受到大家瞩目，是有一定影响的人，汪志英就一定要景超帮他修改。在难以推辞的情况 下，景超勉强帮他改了一下，为了节省他搞创作的时间，还让我代抄了几页。但汪志英向编 委会交的东西，又经他本人改过并重新抄写，景超再未过目。鸣放时，汪志英的《意见书》 交到编委会已几个月，汪志英因《意见书》受到编委会的冷落，在开会时曾发言表示不满。 反右斗争开始后，压在编委会办公室抽屉里的《意见书》，从反右斗争的角度重新加以审查 ，并打印出来供全社职工讨论，从而被确认为“黑社”的黑纲领。汪志英被迫交代写《意见 书》的经过。汪志英做梦也想不到，近半年前的一纸《意见书》，会成为反右期间凭空冒出 来的“黑社”的黑纲领。景超更是有苦难言。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批斗汪志英时，汪志英显 然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而在批斗自己由汪志英出面作证时，汪志英又变成了由景超任意摆 弄的十足的白痴。唉，唉，那个时候，哪个右派分子又不是被任意摆布的可怜虫。　　汪志英倒是有些先见之明，宣布处分之后，他就不准备来农场劳动，而且把户口转到了当时 还很荒凉的兰州市西固区，打算另谋出路。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妇女干部得知他是右派分子 后常找他的麻烦，使他难以安身，逼得他不得不也到农场来，所以比我们晚来几个月。“黑社”的另一成员牛华生，宁夏人，回族。1954年宁夏省同甘肃省合并，原《宁 夏日报》总编辑张源来《甘肃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带过来几个人，牛华生是其中之一。牛 华生是回族中的进步分子，他曾是《大公报》的特约记者，在《大公报》上曾著文指名道姓 地大骂蒋介石。鸣放期间，牛华生的著名“言论”是写了一副对联，对两位担任中层领导的 党员表现了不满，对联原文是：“萧俊德德不俊何为俊德，杜修文文不修怎称修文”，并征 求横额。当即有梁军欣然命笔，加了“唯资而已”四个字。梁军后来也未能逃脱右派分子的 厄运，只是比我们晚了一年，所以未来安西。牛华生的另一张大字报，是对报社为高干们修 的新宿舍楼有些看法，同他们所住的平房作了比较，题为：《高干楼、低干院》。景超同牛 华生无其他瓜葛，在当右派之前，我和牛华生从未说过一句话。牛华生只是因为也看过汪志 英的《意见书》而成为“黑社”的一名成员。最初，牛华生听说杜绍宇交代出了个“黑社” 时，曾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惊呼：“莫名其妙!”办公室里的十来个人全都默不作声。这突 如其来的信息乍一传开，使那些没有陷入右派泥坑的编辑们都感到难以置信，惊恐不安，所 以都谨慎地闭住了嘴。而当初惊呼“莫名其妙”的牛华生，到后来还是按照领导既定的意图 ，以“黑社”成员的罪名“认罪悔罪”。因为“认罪”态度好，问题也比较简单，对他的处 分最轻，只给了个行政降两级的处分。作为回民，他提出去农场劳动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而留 在了报社印刷厂劳动。他在铸字车间干上了最重的活，每天把用过的铅字化为铅锭，一直干 了三四年。　　我的这些难友们，个个都经历了残酷无情的批斗。残酷无情的批斗，使每个挨斗的右派分子 对共产党的意志不敢稍有违抗。参加批斗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党的意志的执行者。为了粉碎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们在斗争会上对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穷追狠批，种种不堪入耳的詈 骂脱口而出。诸如：“耍死狗!”“背着牛头不认赃!”“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决心戴 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等等，等等，随时都会劈头盖脑地抛掷过来。挨斗的人不论内心 多么委屈，灵魂经受着怎样的凌迟，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并按照会上的要求“转变立 场”，痛骂自己思想反动，站在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把自己的真知灼见，披肝沥胆向党提 过的宝贵意见和一些极平常的看法，通通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每个被认定为右派分子 的人都在这场残酷的闹剧中扮演了不幸的悲剧角色。像这样在同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同一个 虚设的原因，对55万多知识分子采取同样的手段，使55万多忠诚无辜的人经受灵魂的凌迟， 它不是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国土上，人类 历史将如何评价它?“阳谋”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绝不仅仅是55万多无辜灵魂的沉沦。500万 知识分子中既然出现了55万多猖狂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那么，工人、农民呢?反右斗争的 余波也扩及到工厂、农村。报社的印刷厂就对轮转车间的陈培清进行了批斗，陈培清一定也 是有些出了“格”的言论。我曾听到厂部办公室里传出批斗陈培清的怒骂、叱喝声，其火力 绝不亚于对我等的批斗。陈培清站着交代“罪行”，其委靡状也绝不下于我等。不过，报社 还算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界限办事，对陈培清的批斗，只是进行“教育”，没给他戴什么帽 子。在其他地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下达以后，报社曾开全社大会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表态，让 已被打得趴倒在地的反动派们再一次地表示认罪悔罪。然后，由领导上做出对我们每个人的 处分决定，上报省委宣传部批准。就在我们等待省委批复处分的时候，又通知我们到资 料室 帮助清理新华社发来的新闻图片。这些新闻图片因为无专人管理乱得一塌糊涂，有些有图片 ，无说明，一旦需要就无法使用。而我在清理中竟意外地发现了新华社的一则通知，通知说 ，今后对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不得见报。赵桂兰何许人也，50年代的人都知道，她是东北 某工厂的年轻女工，一次她在抱着某种烈性炸药行走时，因妇科病突发出现晕眩，当时，她 完全可以把炸药扔远保护住自己，但是，她为了保护厂房没有扔出炸药，结果炸掉了自己的 一只手，这在全国曾极为轰动。赵桂兰治好伤后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有一 幅名画画的是中央领导人接见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的情景，赵桂兰就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 周总理的神态显出对赵桂兰十分疼爱关心的样子。而现在，根据通知赵桂兰的新闻图片一律 不得见报。我立即意识到赵桂兰也许是在鸣放中出了问题。从此，她永远地消失了。　　杜绍宇、汪志英先后来到农场后，和我同在三大队，常见面。汪志英从来不提反右斗争期间 的事，守口如瓶。杜绍宇对于扯出“黑社”，在来农场前就一再说悔恨已晚，对于景超和我 都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和亲近，我们也不再说什么，一切也就逐渐释然了，毕竟，我们都落到 如此的处境，主要并不是他个人的原因。在地头演出时和他相遇，我们随意说笑几句，亲 切自然。　　在邹士杰的示意下，我们还在三大队的伙房里，为炊事员们作即兴表演，为炊事员唱了几支 歌，其中有歌唱大跃进的歌，记得有两句歌词是：　　“跃进哟嗬，跃进哟嗬，大跃进哟嗬!　　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　　炊事员们大受感动，以后我们去打饭就备受照顾。　　此次夏收期间，我们未能去慰问演出的在全场只有四大队了。四大队是个年产六七十万斤小 麦的单位，夏收任务很重。全大队2/3的劳动力都是我的难友，夏收这一关，使他们也 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从收割、拉运、打碾到入仓，他们都承担了下来。我的难友中有许多人 在农村长大，从小有劳动习惯，也是劳动里手呢，有老工人的带领，他们样样都行，干得很 欢。这中间，也出过危险，如原高台县税务局的陈增荣，站在大车上装麦捆时，一只脚没站 稳，就曾一个倒栽葱栽下。安西县因为风沙大，旧式大车为了便于在沙窝里行走，车轮特别 高大，直径要一米七，陈增荣一个倒栽葱栽下时，一只脚踝夹在上面的木制车辐条里，鲜血 直流，头已掉到地上，头发被压在车轮下，动弹不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一起干活的 难友眼明手快，死死拉住了套车的大马，车纹丝未动，陈增荣才幸免于难。陈增荣在多年后 想起这件事仍觉有些后怕。有些没拿过镰刀的书生们，在割麦中间伤了手脚的也大有人在， 累得躺倒在地里便不再想爬起来的就更多了。　　三大队在夏收结束后，立即组织100多精壮劳力去西湖收撞田(撞田：即在远处 的荒地里种上庄稼，不再管理，到收获季节再去收割，碰到气候条件适宜，就能有收获；撞 不上，也就无收获。）小麦。西湖在十工农场的正西方，距离五六十公里。 那里收割小麦的人住帐篷，因系抢收，劳动的时间也要长一些。场里安排组织劳动力的时候 ，就强调要派去身体健康的精壮劳动力，身体差的不能派。此时，原服务厅的会计韩冬柏， 解放前西北大学毕业，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患肺结核。当他听到宣布的名单里有自己时 ，就向三大队的队长权志英提出，自己有病，请求不要派自己去西湖参加抢收。权志英当大 队人马去西湖后，对留下的韩冬柏就猛批一气，说：“你个右派，让你去西湖你不去，你还 想干啥?你今天就去翻地，一天翻三亩地，翻不完三亩地，不准你吃饭。”站在一旁的大队 统计高仲君听他这样猛批韩冬柏，心中有气，当面也不好说什么。韩冬柏和他原是一个单位 ，他知道韩冬柏是肺结核患者，如此不让吃饭翻地，他怕韩冬柏累倒在地里。到吃中午饭时 ，就将自己打来的两个馍送到地边让韩冬柏吃，并说：“一天翻三亩地，不要说人了，就是 套上牛犁地，一天也犁不了三亩，你慢慢干，能翻多少就翻多少，不要挣坏了身体。”这样 宽解了几句，韩冬柏才减轻了思想负担。　　谁知，权志英知道高仲君送馍给韩冬柏吃，竟大发脾气，在队部批评高仲君说：“你的权也 太大了，你管得也太宽了，韩冬柏表现不好，我扣他的饭，你为啥要给他送馍!”高仲君也 火冒三丈，回嘴说：“韩冬柏没犯死罪，犯死罪就不会送农场来了。他是劳动改造来的，你 扣他的饭，不让他吃饭，他还怎么劳动?他是个病人累得躺倒了，你权队长先脱不了干系。 我是为你权队长好，才给他送的馍。”正争吵中间，吴玉璋场长来到了队部，听到他们的争 吵，就问高仲君：“你怎么知道他有病?”高仲君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他有肺结核，大 家都知道。”吴场长就对高仲君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高仲君跟着吴场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吴场长才语重心长地说：“你说韩冬柏没犯死罪，话也 太硬了些，权队长他怎么会接受?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说法，让他心平气和地听取你的意见 ，不是更好嘛。你和权队长相处中间，说话还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高仲君说：“权队长说我的权太大了，我有啥权?我就是给了他两个馍，这算啥权!”吴场长 回答：“中国的法律就没有不许给人吃饭的一条，权队长不让韩冬柏吃饭肯定不对，当然要 纠正。”　　过后，吴场长又找权志英做工作，纠正了他的过激做法，让韩冬柏回到组里参加劳动去了。 　　自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 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宣布，中 国要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1 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吹响了“大跃 进”运动的号角。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 进”高潮。　　我们一个个不明不白地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获罪，在受苦受难中连做梦都想着如何争取 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号召，在内心深处 谁也没想过可以打个问号，绝对地只是响应号召，绝对地只是跟着党走。这样，我们在劳 动改造期间又成为“总路线”、“大跃进”的热情宣传者。功欤?过欤?背着沉重的十字架， 埋头劳动改造的人，是根本不去考虑的。以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用自己的思维去想，也 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反右斗争期间对“独立思考”大加挞伐，凡是曾经主张独立思考或 有过此等表现的人先后都遭了难。我们当了右派后的处世原则只能是进一步地唯命是从，“ 但求无过”，谁还有兴致对这些国家大事用自己的脑袋瓜儿再去思考一番?　　景超在夹边沟挨饿常使我担忧，而此时的我还认为这只是出现在夹边沟农场的个别特殊的情 形。我尚无法得知，远在天涯海角富庶极了的海南岛，及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这一 年里竟已出现饿死人的事。“大跃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多么响亮而辉煌的口 号!但，辽阔苍茫的中国大地上的生灵们已有多少因而开始了痛苦的挣扎?悄无声息地埋在心 底的深沉呼号已通过生物电波震荡在中国的天宇，而且不断扩展!　　　　正文 第五章“瓜州”的瓜熟了　　　安西的太阳最温暖最壮丽最灿烂最辉煌最多情也最动人心魄!　　我们初到农场每天在田野里劳动时，太阳温情脉脉地对每个人的注视，使我白皙的面孔很快 变得红扑扑，继而满面绛红，只是由于塑料眼镜框的遮挡，才在脸上部留下了几道白印印， 劳动的双手变得黑黑的，粗糙而有力。我和早两月来的书生们变得一模一样了。有时，田间 小 憩，我倒头便睡在地边，棉袄盖在身上，每当这种时刻，太阳便热烘烘地抚慰我，和我说着 悄悄话，送我在一半分钟之内进入梦乡。我睡得极安适、极快乐。也许，一觉只睡了十来分 钟，耳畔已响起组长的喊声：“起身了，干吧!”醒来的我浑身热热的，血脉的流动极畅达 ，每一个毛孔都是熨帖的。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人世间短暂至十几分钟的睡眠竟会如此惬 意、如此幸福!设若太阳也像世人那样对我们另眼相看，我躺在冰冷坚硬的地头就不会有这 样的福气了。　　天气渐热。太阳的光芒直射大地，无数金色的线穿透空气，丝丝作响进入大地，拔节猛长的 麦子长饱了籽粒，由青转黄，然后被收割个精光。光着上身挥动臂膀在田间劳作的书生们汗 水直流，晒成了黑人，脊背上的皮成片地蜕下来。书生们戏谑地说：“这是‘脱皮(胎)换骨 ’。”一次下工后，我曾从一个小伙子的背上撕下几张两寸见方的皮，问他：“疼不?”小 伙子笑笑说：“现在不疼，正晒的时候像针扎似的。”书生们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想 得很认真，一切都向劳动人民看齐，殊不知，烈日曝晒下的安西农民也从不光着脊梁劳动。 　　有一次，我伸展四肢躺在田间，眼望辽阔无际的蓝天，一轮红日当空，她望着我，我望着她 ，太阳好像俯身要和我单独说点什么，她面庞赤赧肥大，仿佛要听我诉说絮叨人世间亏欠我 的一切，沟通点什么，抠出我心里的痛楚，抚平我的创伤，让我宁静快乐。周遭几个正在 说话的人，水渠，田地，似乎都从身边渐渐隐去，明净深远的蓝天之下，就只有一个我，我 的脑际突然涌出李白“天地一腐儒”的诗句。记得有位中学同学曾拍了张照片，在浩渺无际 的穹隆之下，别的什么一概没有，只有她的上半身身影，她眼睛深邃明亮，不知对这个世界 正在思索些什么。她在照片后面就题写了“天地一腐儒”5个字。我觉得她的奇想是一种智 慧，很佩服她的聪明。可如今，我能说自己是个“腐儒”吗?我算是个什么样的“腐儒”哟 ，我不禁好笑，更觉得心酸。如果我有权把握自己，潇潇洒洒地活人，我真正属于我自己， 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分明不能够。　　尽管我受苦不像景超在那边那样无法言说，不可名状，可我连一丁点儿的自由也没有啊。茫 茫尘世，苦海无边，我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只是寂寞孤独无奈，我渴望得到党的理解，重新回 到人民的怀抱，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一切却都无法向谁诉说。然而，此时此刻，挂在湛蓝天 空的太阳是属于我的，她依然亲热地俯身向我，对我说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热人肺腑的话 儿。太阳创造并给予了我热烘烘的氛围，温馨可人，我的头脸上渐渐渗出了汗珠，我独自个 儿咀嚼消融着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内心复杂激荡的一切。　　有一次，我偶然来到了夏收后的田野。此时，地里已一片光净，只残留着尚未运走 散落各处的少量麦捆，地埂、渠边及未来及平整耕种的田边小块高地，都长起了半人深的芦 草。由绿色划分的土黄色方阵，伸展得很远很远，再远处，则是未开垦的荒野，更是一片苍 翠。极目望去，田边长满芦草的小小高地像是一片片丛林，远处无际的苍翠海子，不时涌起 阵阵波涛，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波。已近黄昏，西坠的太阳大极了也红极了，涌动的苍翠波涛 倏忽间抹上了鲜明的火焰，太阳在火焰上跳跃滚动，灿烂无比，瑰丽无比!这落日的景观， 使我心头发热，觉得有许多话噎着，一下却又说不出来。刹那间，太空中似“”然有声， 跳动的红太阳忽然不见了，苍翠波涛上的火焰又烧了一阵，便也渐渐熄灭。荒野的风兀自忽 紧忽慢地吹着。　　就在这时候，安西的瓜熟了。　　安西旧称“瓜州”，因为地方荒僻，生活苦，据闻过去连当县长也少有人问津。但是，凡在 这儿当过县长的人，都对这儿盛产的美味的瓜赞不绝口。我生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从 小吃惯了各种各样的瓜，初到安西，对安西的瓜尚无真切的认识。我第一次从一位工人的手 中接过来切开的甜瓜品尝时，只觉很甜，味道甚好，思绪却飞到了生我养我的兰州去了，飞 到了兰州的瓜市上去了。　　小时候，每到六七月，兰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小贩的叫卖声：“瓜哟，瓜哟，香加脆的 瓜哟!金塔寺的瓜哟!”“金蛤蟆，金蛤蟆，便宜卖，便宜卖的瓜哟!”此起彼伏的叫卖声， 从上午摆出瓜摊便喊起，到黄昏时分更是响成一片，漫步街头的行人，往往被喊声吸引 到摊前驻足不前，打量一阵，进而讨价还价讲定了价钱，挑选一两个带回家去，和家人共享 。早先，卖瓜从不上秤，瓜贩们的经济头脑尚未达到掂斤算两斤斤计较的精明度。这种先声 夺 人的叫卖声只是告诉人们：“甜瓜上市了!”　　再过些天，别具特色的醉瓜又上市了，醉瓜外观是粗糙的麻皮，直径半尺多点，圆形，其瓤 有醇厚的酒香味，瓜摊前酒香扑鼻，大吃一通，满嘴都是香甜的酒味，像是才吃了酒似的， 真是瓜不醉人人自醉。　　以后，白兰瓜、铁蛋、西瓜等各类瓜又接连上市了，价廉物美，普通人家在整个夏季都能吃 个尽意，一直吃到深秋。过去，兰州的西瓜个儿大，从八九斤、一二十斤直到二三十斤的都 有，挑着西瓜沿大街小巷叫卖的小贩，用的都是柳条编就带个稍稍隆起的圆边的平底筐，每 筐最多放三四个西瓜，大西瓜只放两个，小贩用一根光溜溜的扁担将两个平筐担起，扁担闪 呀闪的，装在平筐里的西瓜一览无余，闪着油绿、浅绿及深浅两种绿色相间的美丽光泽。在 小贩悠长嘹亮的叫卖声里，一担担西瓜从人们的眼前流泻而过。小贩每卖掉一个西瓜，从平 底筐里取出十分便当，小贩的肩上减轻了负担，心中喜欢，扁担闪得更欢，吆喝声便更悠长 更有韵味了。　　摆在街面上的西瓜摊，都备有一个低低的小桌，挑出最好的西瓜切开来卖。切瓜用的刀有一 寸多宽，长一尺多，略呈弯形，一个西瓜先切成四大块，再一一横切成“牙子”。每一“牙 子”都很便宜，站着或蹲着吃几“牙子”既解暑又解渴。瓜摊主人的吆喝极尽对出售的瓜炫 耀夸张之能事，什么“赛冰糖的瓜哟--”“门扇大的瓜牙子哟!”等等，等等。过去，兰 州人把铜板或每分硬币习惯简称为“大”，瓜摊主人也吆喝出每“牙”瓜的价钱，“五大一 块，五大一块”的叫声不绝于耳。　　在家里，全家人围成一圈吃瓜，则更有一番情趣。记忆中，我们家吃瓜都是在房内当地放一 炕桌 ，在炕桌上切瓜，老人和大人坐在椅子或炕边上吃瓜，娃娃们多蹲在炕桌周围吃。娃娃们吃 瓜，常常是一边吃一边放松裤带，让馋人的瓜瓤毫不受阻地塞进肚子，塞满胃肠。大人们见 到，也只笑笑，并不责怪，让娃娃们继续吃，吃个够，吃个饱。我小时候肠胃不好，吃瓜却 从未受到大人的限制，每次总要吃得弯不下腰来，方算吃够。　　我在千里之外的“瓜州”回忆起兰州的瓜季，那伴随着我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个瓜季， 心里生出无尽的惆怅……我的生命，我的血脉里，曾一直流动着瓜季的甜蜜和快乐，现如 今，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兰州瓜季，仿佛只是一个个遥远而美丽的梦境，我远距离地刻骨铭 心地观望着它们，直觉得那些梦境离我愈来愈远，远不可及。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在1957年的夏天，我没沾过瓜的边儿，完全忘记了吃瓜的事。7月开始 的反右斗争，把我们推向绝望的深渊，欲死不能，欲活还休，我震颤的灵魂被整治得血迹斑 斑，惨不忍睹。吃瓜是生活愉快的人们的享受，吃瓜的至大至美无法言喻的乐趣，同我们已 无缘。我们忘了吃瓜。到10月后，我们交代“罪行”终于告一段落。当我们各自被通知参加 劳动时，这才发现，从夏到秋我们没吃过一口瓜。瓜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我心中有过的甘甜 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西的瓜比兰州的成熟略晚，种类更多，论质还更上。因为是农场自产，多数人都到地里去 吃去买。我从小熟悉了的叫卖声，在1956年以后的兰州已渐次少了，此时也只能在梦里去寻 觅。而处于经济拮据中的难友，到地里掏钱买瓜吃的其实很少很少。思绪烦乱愁闷不已的书 生们都喜欢狂吸猛抽一通8分一包的廉价烟，也就没有多少钱去买瓜吃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一种叫“可可齐”的瓜。那天，我到三大队的菜地里给 鸡兔弄饲料，就是把莴笋的叶子剥下来几层，装入麻袋，背到饲养场去。我和小徐每天轮流 到菜地弄饲料已两三个月了，开始每次只能背二十斤左右回去，以后每天自觉地加码，到此 时已能背六七十斤回去了，饲养场离菜地有一二里路，不算很远。种植瓜菜有个专门的园艺 组，负责人叫张经国，张掖人。他原来是学园艺的，也是个难友。因为园艺组活路比较轻， 小张主要带了一帮子家属一起干活，我们几个女右派没资格同她们一起干轻活。这天，正好 食堂管理员陈明也到菜地来拉菜。陈明是从武威步校来的原军官，同曾芳煜一个单位，靖远 人。陈明调三大队食堂当管理员以来，我们的伙食大有改观。他经常要到县城去采购，因为 农场无邮局不能汇款，我还托他给景超寄过钱。他知道我58元的微薄工资每月要养活俩 孩子，还要省出一点寄景超，曾感叹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所以，我们彼此已很 熟悉。没想到，这天小张双手捧来一个“可可齐”，让我和陈明品尝，说是：“新疆来的品 种。”可可齐呈椭圆形，两头略尖，一尺左右长，油绿色皮，瓜瓤白如玉，脆而甜，真的甜 似冰糖。小张也许是对自己的种植技艺感到骄傲自豪，为了向我们显示，才特意摘来要我 们品尝的罢。我和陈明咬嚼着脆生生的瓜瓤，那白玉似的瓜瓤不断溢出冰糖般的甜汁沁人心 脾。陈明乐呵呵地笑着说：“这比兰州的冬果梨还好吃，冬果梨哪有这么甜这么好吃!”他 也不忘记借此安慰我，说：“小和，如果不来安西，你哪能吃上这么好的瓜!”也是聊以 解嘲吧。　　一个休息日，石天爱去小卖部买烟时，回来告诉我：“原来你们组的两个工人拉着架子车在 场部卖白兰瓜呢，他们让我叫你去买。”我说：“你买了没有?你咋不买?”她只简单地回答 说：“我不买。”我知道她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和男士们一样省下钱 来抽廉价烟，就再什么话也没说，拿了点钱自己去买瓜。卖瓜的原来是长着络腮胡子的武威 民工及青年工人小李，他们见到我，亲热地怪怨说：“把你就等不来嘛，你怎么不来嗄!是 石天爱叫了你，你才来的，是不是?”我笑笑说：“这不是来了吗!”一问5分1斤，比兰州 只便宜1分。在兰州时，我觉得6分1斤的白兰瓜很便宜，在这儿，我觉得5分1斤很贵，原 因是现在我每月的收入也就是全家人的收入，比过去减少了四分之三，我不能不精打细算。 他们俩帮我挑来挑去，我只买了一个，花了1毛多钱。我拿了瓜要走，小李又塞给我一个瓜 ，说：“这个送给你，拿去吃吧!”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公私分明，不能白拿--我时 刻不忘记来农场的任务：改造思想。长络腮胡子的武威民工热情地说：“拿上，拿走吧，这 瓜还是我们一起在刮大风的那天种的，你忘了吗?熟了以后你还没吃过呢!”原来，我们在暴 风肆虐的那天上午点种的白兰瓜已成熟了，他们车上拉的，卖给和送给我的两个瓜，都是我 自己种的白兰瓜。啊，我觉得真可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啦!　　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长大的我，从小就听说种瓜作务十分精细，讲究甚多，有许多我不 懂也记不住的工序。　　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坐木船过黄河去雁滩旅行。雁滩是黄河中心的一个小岛，有许多农田，是 兰州的蔬菜瓜果供应地。平日里，雁滩的农民过黄河乘坐的都是羊皮筏子，运送蔬菜瓜果到 城里都用羊皮筏子，把城里人的粪便运回做肥料也是用羊皮筏子，到城里购物走亲戚自然也 是乘坐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一次可乘坐七八个人，是城里和雁滩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小 时候也曾多次乘坐过羊皮筏子，特别高兴。这次由学校组织去雁滩旅行，坐羊皮筏子人太多 ，怕会有小学生不慎掉入河中。所以学校让大家坐大木船过黄河。　　到了雁滩，正是花红柳绿时节，良田碧绿，风景正好。我们在种着西瓜的地边游玩，看到瓜 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地边摞着许多烧制粗糙的大碗，每摞有三四尺高，摞了一大堆呢， 有些就堆放在看瓜人住的小屋边。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些大碗，是在瓜苗小时，为了保温于 晚上扣在瓜苗上的，其作用正如现在的塑料棚，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的创造。兰州阿干镇一 带素有烧制陶器的传统，其出产的“沙锅”很有些名气，让陶制的大碗充分发挥效益，用到 了瓜类的栽培上，这大概也是兰州人的一大发现。再说每天晚上要在整块地里的每个瓜苗上 都扣上大碗，到早晨天放晴时再一一取掉，光这一项，费工就十分浩大，由此可见瓜果城的 农民，为栽培瓜类，真也是费尽了心血。　　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的田地，叫砂田。兰州人知道，最甜最“沙”的“旱沙瓜”，就是砂 田里种的。砂田地里的小卵石，都是种田人从新砂源处采挖，用背篼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到地 里的。砂田保墒好，具有积蓄白天日照的热量，在夜间释放出来保温的作用，且能充分利用 土地肥力。一亩新砂田能充分发挥效益三四十年，所以，过去有“挣死老子，富了儿子，饿 死孙子”的说法。　　来农场后，根据每天下地劳作的经验，我觉得这里耕地面积宽广，作务十分粗放。当时，我 想像我们那 样随便在地边点种了瓜子，以后多日便不会再去那块地，点种下去的瓜子会长成瓜吗?我对 于以后能不能吃上瓜十分怀疑。谁知，现在架子车上堆放的，正是我们那天点种后长成的白 兰瓜。从形状的大小、白里透黄的颜色看，这些白兰瓜同兰州所产毫无二致。我虽然只是在 暴风肆虐的天气里，用小铲子在地边轻巧地铲了许多小坑种下了瓜子，此刻，收获的喜悦之 情不禁油然而生，我竟然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白兰瓜，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质条件真是 太好了。我真高兴。　　我抱着两个白兰瓜回到宿舍，和石天爱、小徐及后来同居一屋的老殷一起分享。这白兰瓜当 然是兰州的种子，但比起兰州的白兰瓜来更甜，绿莹莹的瓜瓤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香甜的 汁儿，一直甜透在心间。我们吃得高兴极了，一会儿就风扫残云，把两个瓜吃了个精光。兰 州种白兰瓜的历史我十分清楚。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同盟国的使者来兰州访问， 因为兰州早享有“瓜果城”的美誉，所以华莱士特意把美国产的一种名瓜的种子带来送给兰 州人。当时，听说华莱士喜爱观赏排球比赛，兰州女中还特意派出球队下午到兰园赛场打球 ，全校同学都去观战助威，我也去了，不知什么原因，华莱士那天下午却一直未露面。近年 ，我查阅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看了书中《记农学家张心一》一文的有关记载， 又进一步对白兰瓜的来历有了了解。张心一是甘肃籍20年代的留美生，在美国时，与美国农 学界有交往，有不少朋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兰州访问时，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华莱士 也是学农 的，受罗德明博士委托，带给张心一一些蜜露甜瓜种子和92种抗旱牧草种子及锄草器等。华 莱士带来的蜜露甜瓜种子在兰州的农科所种了以后，很快就有了收获上市了。为了纪念华莱 士给兰州人带来的珍贵的情谊，当时就将此瓜取名为“华莱士”。这种瓜大小和醉瓜相差无 几，白皮，无醉瓜的酒香味，但更加甘甜，而且个个“保甜”，因而受到兰州人的特别青睐 。　　我对农学家张心一，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夫人张全平，是我中学时的英语老 师。当时，他们的府邸就在兰州中街子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那时就知道，她是黄炎培的女 儿，因过继给了姑母，才改姓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全家离开兰州，从此音讯中断。前 几年，我在北京的几位同学，又同张全平老师有了联系。1997年10月26日，是张全平老师 90华诞，同学们特意上门庆贺，在老师家吃了寿面，和老师一起合影留念，刘昆还把她们 同老师的合影寄了一张给我。在这封信中，刘昆告诉我：张老师在1957年也被错划为右派分 子。她本来也没啥可以上纲的“右派”言论，因单位上右派的比例没抓够，才补划为右派。 在此期间，她一度只靠业余为几家医院教英语有点收入，生活清贫。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张 老师在1957年竟也遭此劫难。近日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书中说 到张老师的胞弟黄万里，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对北京马路翻浆、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问题提 出了正确意见，竟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 并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性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4年周 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7页。姐弟都定为右派分子的悲剧，竟在老师家里出现，且冤情如此，令人感叹不已。　　还是回到“华莱士”的话题上来。解放后，“华莱士”的瓜名被认为有崇美媚美色彩，便改 为白兰瓜。白兰瓜被迅速推广到全省各地，在河西走廊推广的结果，发现它生长更好，瓜质 更上。以安西来说，日照时间很长，夏季要到晚10时天才黑尽，早6时左右，红日又喷薄而 出，日夜温差大，土壤沙质成分多，这种气候土质条件是兰州不具备的，而更适宜瓜类的生 长。能在这里吃上更甜更香的白兰瓜，真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再说，我们吃完了两个白兰瓜，石天爱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两个武威民工在地里吃瓜时， 常念叨你呢，说你们在刮大风的天气如何种的瓜，说你赶上了种瓜，没赶上吃瓜的时节。” 看来，他们在地里吃瓜不用掏钱。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在地边种瓜，主要就为了自己队里 的人吃，不许声张，也不许拿回队里去吃，这在“一切为公”的形势下，也说得过去。用这 种方式为本队搞点福利，让大家不花钱都能吃上瓜，天时地利造就了这种机会，倒真是个好 主意!　　这天，他们拉着架子车到场部卖瓜，是为了给队里搞点小积累，准备买些文具纸张，以后办 墙报搞竞赛时写战报画图表时用。十工农场作为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生产大队办公费 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还吃上了农场自产的哈密瓜。　　我从小就在兰州吃过哈密瓜干。当时，兰州市区中心的中央广场附近，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 商人开了些门面很小的商店，出售新疆特产葡萄干、包仁杏、哈密瓜干，也卖如大白馒头般 洗衣用的圆圆的胰子--兰州人那时把肥皂都叫胰子。这些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兰州人 叫他们“缠头回回”，因为他们多数人头上缠着长长的布，把整个头都裹了起来。他们信仰 伊斯兰教，和回民的生活习俗一样，不吃大肉。这几种果品中，最甜的是哈密瓜干，用手指 拈一块来吃，瓜干上蜜汁似的黏液会把手指弄得很黏。善于种瓜的兰州人吃了哈密瓜干，也 从迢迢数千里外的哈密设法带来哈密瓜子自己试种，因为气候水土条件都大不一样，种出的 瓜个头不大，到底也没啥味道。　　农场出产的哈密瓜有1尺多长，似椭圆形，杏黄色的瓜瓤很厚，一口咬下去，甜蜜蜜的，水 汁 很多，淋漓非常，真是好吃极了。请我吃哈密瓜的难友，名叫王洪勤，也是武威步校来的原 军官，山东人，农民出身。我问：“为什么当了右派?”他说：“我家里人给我来信，说粮 食一征购，就不够吃了，我在鸣放时说了说，就成了右派。”他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心中的 苦涩又哪能从挂在脸上的笑容里透露清楚?　　我相信，把这种哈密瓜晒干，一定能晒成维吾尔族商人出售的那种瓜干。问了问，原来安西 离哈密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我童年的梦里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哈密，原来离我现在所在之 地只有一天的路程，哈密气候水土各方面的条件，肯定同这里相差无几。几年前，听西北军 区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唱《走西口》，歌儿里年轻的姑娘倾诉了送别情人的一腔缠绵悱恻的 哀愁，令人肠断；男子汉走西口漫长旅途生涯的孤独凄苦，尽在不言中。歌中的走西口， 描述的是山西的汉子出走绥远闯生活的情景。而今，我作为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为了“脱胎换骨 ”，离开生我养我的兰州，远离所有的亲人，独自走出嘉峪关外，已经很远很远了。　　不论怎样，我在农场的生活每增添一分自在快乐，我对远在夹边沟的景超的忧思也相应地增 添不已。经常挨饿的人每日每时都处于怎样的苦况，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想得很具体。但我 敢肯定，那些不让他们吃饱肚子的人，在各个方面对待他们一定极为严苛，如狼似虎。景超 一向是个极为自尊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那把人当做猪狗似的对待!唉，唉，我的亲人，为什 么你在蒙冤受屈，一败涂地之后，竟然陷入了这等绝境?我该为你做点什么?我能为你做点什 么?我暗自焦急，并一直苦苦思索着。一天，我想到在演出活动中和邹士杰已很熟悉，突然 ，一个闪念使我打定了主意。我觉得，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转机也许会到来。　　这是一闪念之中冒出的主意，我决心试试。　　我鼓足了勇气，找到邹士杰家里，向邹士杰提出请求，请农场领导设法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 要到十工农场来，为照顾夫妻关系，让夹边沟农场准许景超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我向邹士 杰说明景超去夹边沟前后的实际情况，既然原来去夹边沟是出于景超的自愿，现在他愿意来 十工农场，应该也是允许的。我认为，景超如能来十工农场，是当时摆脱困境唯一可行的途 径。为了促使邹士杰及农场领导积极办妥此事，我还诚恳表示：“如能把王景超要来，我们 全家就在农场长期落户，以后把孩子们也从兰州接来。我们再不走了。”邹士杰满面笑容， 满口答应：“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去函联系，争取把你爱人要来。”　　我立即给景超去信，告诉他这边的领导已同意向那边要人，为照顾夫妻关系要他来十工农场 好好劳动改造，并问他的意见如何。景超很快来了回信，说只要他们那边的领导同意，他是 愿意来十工农场的。他当然很愿意来这儿，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他对于我在十工农场生活状 况的方方面面--包括演出活动，都有了深切了解，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生活得比较自在， 最最重要的是还不挨饿--他在夹边沟能吃上可可齐、白兰瓜吗?怕是无法吃到的。而且， 分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之苦已折磨得我们几乎要七窍出血，我们在各自经历了这几个月不同 寻常的生活之后，如果能很快再相聚在一起，那该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到那时，最丰富生 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我们相见时的激动快乐，我们将有多少心里话要互相诉说，我们将会在 倾吐痛苦中得到满足，因为敞开心怀倾诉痛苦，毫不犹豫地承受相互的痛苦，会使痛苦变为 一种享受。我们虽然无法从不可抗拒的深重苦难中走出，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会毫无 怨尤，勇敢而坚定地共同迎接将要到来的一切。最最宝贵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将会凝聚 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是热，是光，是电，今后的路上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 都会相视而笑，相互扶持着跨越而过……我想得很多，不免思绪万千，十分兴奋。应该说， 他信上的语气比较冷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激动。这使我意识到办成此事是有难度的。　　果然，夹边沟农场不同意放人。理由是景超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是由省公安厅批准办的手续 ，现在要离开夹边沟，仍需公安厅批准，他们无权。我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能够做 的唯一的一次营救活动失败了。　　邹士杰告诉我夹边沟农场的答复时，一定是立即看出了我的失望和沮丧，完全失态的失望和 沮丧……　　参加演出活动以来，外在的我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我和小徐是队里仅有的女性，难友们对我 们备加照顾，有时在演出间隙中，我们也抓紧时间在别人的铺上休息一下，因疲劳已极不觉 睡着了，醒来时身上已搭上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大家的经济都十分拮据，水果糖之类都 是奢侈品，我和小徐常能得到难友的赠予，尽管只是有限的几块。性格活泼、爱开玩笑的“ 演员们”，因为有了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和合作，都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十分活跃。这种氛围 也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有时我也喜欢随口抛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以前景超常说我“尖嘴 利舌”，就是指我说起俏皮话来跟他也旗鼓相当。反右斗争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不会开玩 笑了。到十工农场以后，由于境遇的改变，性格才恢复了一些开朗活泼。但我心里的苦，对 父母、景超和孩子们的思念挂虑，依然都紧紧地封闭在心灵深处，无法向难友们说及。还在 兰州时，在反右斗争期间及以后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报社领导上一直设法鼓励挑拨右派分子 们互相揭发，立功赎罪。这曾使我们都吃了苦头，来农场后环境变了，同兰州大不一样了， 我仍不能不有所防备，因为有些右派分子们乐此不疲，尽管农场领导并无整人之心，有些人 总认为已被打倒在地的人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整才正常--这也是他们在反右斗争期间接受 的教育，党组织就一直这样要求他们，所以，在农场里，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仍有发生， 正如杨骁经历的那样。我不能天真地再挨整。于是，我常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辛酸痛苦，我 表现出的开朗活泼，也并不妨碍我掩盖内心的真实。　　夹边沟农场作出拒绝放人的答复，使我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切，能够改变景超命运的美好 希冀已化为泡影，多日来等待见面的种种梦幻顷刻间变为一片空白，面前的路将怎样继续走 下去，都是我独自个儿的事了，我要孤独寂寞地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不论今后的日子里还 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雷霆闪电……天哪，天哪，这该有多难啊!他的苦日子又将怎样熬下 去?这劳而无功的营救，徒徒使我们空欢喜一场，又徒徒使我们增添了烦恼，各自悲叹嗟伤 。　　现在，在邹士杰面前，我仍然什么话也不能说，而只能沉默……但是，我忧伤沉思的神情 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邹士杰。　　几个月来，他熟悉的是引吭高歌、舞姿活泼的我；他曾让我利用午间工休给家属们办扫盲班 ，他看到的是和家属们亲密无间、笑语连连的我--他的妻子就在扫盲班里专注地学习着； 他也看到我吹着哨子，鸡们欢快地向我奔跑而来，我愉快地撒食，脚步匆忙地查看鸡们进食 的情况；在演出的行进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我。应该说，作为 一个年轻女性，在苦雾笼罩、命运多舛的境遇里，我一般尚能自持，而此时，他看到的我完 全被悲伤所击倒，我绛红色的脸颊一定是失去了血色，我觉得两手冰凉，简直有些支撑不住 ……为了安慰我，他连连说：“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争取。”此时，他已由工会主席升 为副场长，他还说：“以后如果开场长联席会，我还可以跟他们的场长说一下，再争取争取 。”但，我无言。我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再也争取不来了。被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怎 么可能去改变公安厅批准的决定呢?　　正文 第六章狂热的安西　　邹士杰是个热情奔放的领导，过了些日子，场部和三大队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 他传达中央文件，他声音嘹亮，激动地宣布：“我给大家报告个好消息，党中央已经宣布我 们国家将第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1958 年8月中下旬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 年要产钢1070万吨。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 ，“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 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大概邹士杰的讲话就是他自己对以上 决议的解释。记得50年代在报社时，经过党支部吸收我听党课，我曾激动地递上了入党申 请书。到1957年批斗我时，申请入党似乎也有了罪，我给农民报副总编辑×××写过的大字 报：《向×××同志进一言》，触到了她的痛处。×××在批斗我时，就声色俱厉地说：“ 你申请入党就是为了反党!”这一奇妙的逻辑使我无以答对。在斗争右派分子的大小会上， 又有哪个右派分子能为自己辩护呢?此时的我，对于邹士杰的报告只有傻听的份儿，也不去 多想，但心中仍不免一动，我想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我虽被划为右派分子，我 们国家如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也应该为之高兴!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确实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 口号一下子响彻了中国大地。据《中国“左祸”》一书披露：1958年8月4日，　　毛泽东到徐水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泽东听：徐水县计划亩产 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毛泽东问秋季预产情况，张国忠答： “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毛泽东惊讶地说：“你们的粮食 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又说：“一天吃五顿也行。”此时，举国上下都像疯了着魔了，在这种情况下，十工农场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三大队在场部所在地，积极行动便首当其冲。三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复转军人小吴，以团支 部书记的身份从县上开会回来，就要求三大队组织40个强劳力搞试验田。小吴脑袋瓜很灵， 跟形势很紧，满嘴的豪言壮语，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报纸上每亩小麦10多万 斤的产量都出现了，我们为啥不搞试验?我作为十工农场的青年代表，向县上自报了亩产小 麦17万斤的指标。”小吴从县上回来，先见到了在三大队搞统计工作的我的难友高 仲君。高仲君问：“每亩17万斤的产量你的科学根据是什么?”小吴说：“劳动能创造奇迹 就是根据，通过实践就能证明。”噎得高仲君无话可说。况且，高仲君记得，邹士杰作为副 场长，在开大会时也慷慨激昂地说过：“是要敢想敢干呀，谁如果有能耐把棉花务得长成树 那么大，我就奖他1万元!”在那个年代，1万元可是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个大数目。　　形势逼人。身为右派分子的高仲君觉得自己不敢有抵触情绪，便去向三大队的队长转达了小 吴的要求，商量怎么办。队长对县上的指示精神认为也不能违拗，就回答说：“那就搞嘛! ”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一起商量好先搞5亩试验田，劳动力从棉花试验站调来，但只有十几 个人。这些强劳力都是武威步校被开除了军籍的原军官们，已是秋季，就先从深翻地做起， 要求深翻1丈。小吴的口头禅是：“毛主席说了，‘粮食要增产，还是要深翻。’”　　没有了军籍的军官们只得遵命执行。　　这5亩试验田就在场部跟前。一次，我从试验田的地边走过，只见他们十几人一字排开正在 翻地，且已翻得很深了。说他们在翻地，倒更像是在挖沟，因为为了达到1丈深的深度，他 们正站在1人深的地沟里一面继续深挖，一面把挖起的松土用铁锨向高出头顶的地面上猛扔 。站在地沟里的靳清义笑着和我打招呼：“小和，下来，下来，下来和我们比试比试!”靳 清义是原武威步校的政治教员，人长得清瘦秀气，白白净净，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气质， 他原是天津杨柳青的农家孩子，十二三岁时就作为儿童团员打击日本鬼子，稍长，即成为八 路军战士。解放后又在抗美援朝前线抗击过美国侵略者。后来，在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深造 。此时还只有28岁，是个单身汉。靳清义一向傲气，当了右派后，仍常和别人辩论一些理论 问题，一次曾同当过机要秘书现任食堂管理员的陈明辩论某个理论问题，靳清义竟鄙薄地笑 了笑，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辩论这样的问题?”此刻曾芳煜、王洪勤、徐保安他们都在 深沟里狠挖猛扬，个个都有点英雄气概。　　为了支援他们日夜大干，陈明还在食堂安排炊事员为他们做夜餐，把夜餐送到地头，让他们 吃饱喝好，大干再大干。　　这天夜里，高仲君到深翻的试验田去看，他跳下去想知道到底挖了有多深，不料那挖下去的 深沟竟已1人多深，站在沟底，地面离头顶还1尺多，大高个子的他几乎难以从沟里爬出，早 就超过了2米的深度了。　　在深翻中间，还加足了肥料，马厩里的肥料全部提前清除拉到了试验田地边，场上的麦衣也 拉运到地边。从试验田的底部便开始施肥，一层马粪，一层麦衣，中间用土隔开压好，以便 经过一个冬天把肥料沤熟沤烂。浇冬水时足足用了4天4夜，才把5亩地浇了个透。　　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大队的领导、技术人员和全国许多人一样，都热昏了头，他们不仅仅是 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天真的他们也动了很多脑子，想在这5亩试验田里放出个高产特大卫 星。　　为了把这则不是笑话的笑话说完，我们不妨超越一下时间，且把日历先翻到1959年的春季。 翻年春播时，因为5亩地的地块不大，队里先决定用畜力播种，种成棉花。谁知试验田深翻 后，地表深处的生土经过浇灌，板结得如同石头一般坚硬瓷实，用畜力拉，犁铧根本无法把 地皮划开，无法下种。后来只得改用拖拉机播种，坚硬的地表果然被毫不费力地划开了，但 是，坚硬的地表被划开后，下面竟是沼泽地似的烂泥塘，拖拉机深陷泥塘，动弹不得。最后 ，请来了机耕队孟队长调来两辆拖拉机用钢丝绳共同牵引，才把陷入泥塘的拖拉机拉了出来 。　　谁料想，这一年5亩棉花试验田里只长出稀稀拉拉的几十棵苗苗，全无收成。　　全国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后，一切为“钢铁元帅”让路。当宋庆龄上海居 所美丽幽雅的大院里也建起了小高炉，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炼钢昼夜大干之时，像十 工农场这样偏远的所在再不紧紧跟上便为当时的形势所绝不允许了。据闻，当时全国要完成 1070万吨钢的指标下达各省后，在大跃进的年代正红得发紫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 向全省各县分配指标时就阴沉着脸，杀气腾腾地表示：“各县的炼钢任务少完成1公斤，我 就要你县委书记的头!下面该怎么办，你们自己考虑去吧!”此传闻确否，已无从查证。从全 省各县来看，大家都不顾一切，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所有的工作几乎都陷于停顿，动员了一 切的力量，不惜财力物力，迅速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建起了土高炉群，炉火熊熊，黑烟滚滚 ，大炼钢铁，人们是在恐怖中奋力拼搏着。在那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寻常的年代，什 么不寻常的事不会出现呢?　　靳清义他们作为强劳力，又被集中起来，到场部附近的马家庄修建小高炉炼钢去了。另外， 还从各大队抽调了大批人员参加了全县的炼钢大军。　　但是，靳清义、曾芳煜、徐保安他们出师不利，在马家庄修建的土高炉一连炼了三炉，都没 炼出钢来。邹士杰当时担任着县上炼钢指挥部的副指挥，对他们的汇报极为不满，在场部和 三大队开大会时一顿猛批。他情绪激愤地说：“炼了3炉没出钢，炼30炉、300炉行不行?六 六粉不是试验了666次才成功的嘛!右倾思想就是要不得嘛!”此处，他把西药“六○六”的 试制成功的过程，误以为是六六粉了，所以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那些原军官们。不知为什 么，他还把“右倾”的“倾”字念做“啃”，会场上的书生们听到，对他这种奇怪的读音， 都装做没听出来。邹士杰不仅有力地驳斥右倾思想，还拿出一块从县上带来的黑色硬块，在 桌子上用力敲打着，声音响亮，慷慨激昂地说：“有些阶级敌人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 们炼不出钢来，这不是钢是什么?你们说，这不是钢是什么?”会上，大家对他手里的黑色硬 块都无鉴别能力，而且谁也没有胆子说它就不是钢。邹士杰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连指导员， 做宣传鼓动工作很有一套。在这些场合，他应对如流，显得很有气派。当时，十工农场的正 场长吴玉璋，不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退居于次要的位置，出头露面没他的事。吴玉璋原来 的地位、资历都在邹士杰之上。在此时期，他曾当着邹士杰的面不客气地直言不讳，说：“ 你是那‘解放式’的干部嘛!”口气完全是一派挖苦讽刺调侃的腔调。邹士杰并不生他的气 ，只管笑笑，也不作任何辩解。　　邹士杰跟吴玉璋确实不是一种类型的干部。吴玉璋正派厚道，一切按党的优良传统及政策规 定办事，一心扑在农垦事业上。邹士杰灵活机动，他能够自如地顺应大跃进的时代潮流，按 照当时的政治需要胡说一气，把人“耍”扎了。当山丹县已开始饿死人之时，他随地区检查团4次到山丹，县委书记刘逢白皋为了掩盖 真相，招待检查团每天吃的海参鱿鱼酒席，邹士杰 也吃了个美。当时他就注意到，出了县城，饥民把榆树、沙枣树皮都剥完吃光了，为了掩盖 真相，剥去树皮的树干上还抹上了泥。山丹县是当时河西地区标榜的大跃进的先进县，地区 领导4次到该县组织开现场会，就是号召各县向山丹县的作法学习，推广山丹县的先进经验 。邹士杰就是个邹士杰，他也只能顺潮流而行，绝不能逆潮流而动。面对在全国范围内涌动 着的历史大潮，谁敢非议?谁能阻挡?十工农场当时如果缺少这么一个人来支撑场面，呼风唤 雨，胡吹冒聊，把这种明摆着是糊弄老百姓的所谓的群众运动推波助澜地引向高潮，搞得轰 轰烈烈，热火朝天，又怎能交得了差呢?十工农场在安西县是首屈一指的大农场，其实，邹 士杰也未必同意这样做，只是不得不这样做罢了。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工农场声势造得很大，不仅在本场修建了小高炉群炼钢，不顾屡次 的失败，仍以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继续大干--这只要作为县炼钢指挥部副指挥的邹士杰随 意地向上汇报就是了，作为副场长，他对本场只能“上天言好事”，况且，不论他说得怎样 天花乱坠，上面都绝对相信。再说，农场还派出了大批人马参加县上在大泉的炼钢点大炼钢 铁去了。　　1958年，在全国范围内农业是个大丰收，而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包括妇女)在秋收时都被强制 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彭德怀视察湖南时，一个老红军递给他一张条子，要他向中央“鼓咙呼 ”的事，就是指丰收了的稻谷因缺少劳力无法从地里收回，这位老红军认定大家要饿肚子。　　甘肃的情况也是如此。甘肃的特殊之处是当时还搞了个“引洮工程”。此工程由新华社记者 顾雷写了《银河落人间》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大加宣扬，被誉为“伟大的 共产主义工程”。现根据《炎黄春秋》历史风云栏目中的《引洮上山：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 荒诞事》一文，对此工程略作介绍。此工程在1958年6月17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被省委第 一书记张仲良称为“共产主义创举的引洮上山”工程，是要将洮河引过海拔2130米的华家岭 ，灌溉甘肃中部、东部干旱地区的2000万亩土地，总干渠要跨越大小山沟880余条，全长140 0公里。单是总干渠的长度就比世界上驰名的苏伊士运河长6倍多，比巴拿马运河长13倍多， 而且在两年内要完成。　　从开工之日起,引洮工程几乎一直是在“反保守”、“反右倾”的批判、斗争中进行 的。　　几十万农民分布在岷县、临洮、渭源、陇西、定西、通渭、秦安、庄浪、平凉等十几个县漫 长的工程线上，用简陋的工具逢山凿洞，过河架桥，最后要把洮河引上庆阳地区的董志塬。　　全国大跃进的狂热过去之后，“引洮工程”也被迫下马，结论是劳民伤财，仅耗费的劳力 达6000万个，一亩地没浇上。　　大炼钢铁和“引洮工程”两项，白白耗费了全省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其最严重的直接后果， 就是把当年丰收了的即将到口的粮食，即人们所说的“宝中之宝”，在许多地方都糟蹋在地 里，未能收回。　　彭德怀在视察湖南之前，也到甘肃视察过，他早就亲眼目睹了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的情 况。当时，甘肃一直吹嘘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彭德怀既然到了甘肃， 当然要到河西走廊看看。“一天，在去武威步校的路上，他发现大片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 便立刻命令停车，叫警卫参谋景希珍去找当地的干部来询问情况。过了很长时间，才来了一 位拄拐杖的老人。他问彭德怀：‘你是个大官吧，有啥事情找我吗?’　　“‘老人家，这庄稼都烂在地里了，怎么没收啊?’彭德怀问。　　“‘是啊，咋不来人收吗?’老人用拐杖捣着地问。　　“‘人呢?都干什么去了?’　　“‘都炼钢铁去了，壮劳力不够，妇女孩子都去了。这是上头定的，不去不行，区上要求放 啥卫星哩!’　　“‘唉呀，庄稼收不回来，来年大家吃什么?总不能啃钢铁啊!’彭德怀焦急地喊起来。　　“老人直直地盯着他，好大一会才说：‘我可不敢说这话，除非北京来个大官下道令旨’。”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　　我的难友从武威步校送来的原军官有十多个，我知道他们之中有几人都是因为鸣放时说到粮 食统购后农民吃不饱才被打成右派的，如山东的王洪勤、河南的徐保安，也许还有别的人， 可他们再也想不到，在他们成为右派之后，大片的庄稼会烂在地里，而且就在去武威步校的 路上。大饥馑的瘟疫已难以脱逃了。　　安西县的棉花纤维长，属优质棉。即便是编造《天方夜谭》，谁也不会想到，安西县城附近 的棉花田里，上好的棉花开了白花花的一片，因为无人收摘，竟然成了牧场。放羊人把羊群 赶进棉花地，让羊群大嚼盛开的棉花，棉花的味道一定比青草嚼着更香，棉子油的营养更佳 ，羊们大嚼之时，口角流出浅黄的涎水，十分惬意。这般的美食，羊们从未享用过，它们一 边大嚼，一边愉快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这天，高仲君进城办事，见到如此稀罕的景致，不禁大为惊奇，大惑不解。他问放羊人：“ 羊吃棉花吃不坏吗?”　　“吃不坏，肯上膘得很!”放羊人答。　　用地里成熟了的上好棉花喂羊，这在全世界也属创举，其奢侈浪费之惊人，就是古代最为奢 靡的帝王也会为之咋舌称奇。　　当大炼钢铁紧张红火之际，某些领导人说实在的也没完全忘记粮食，但是他们以所谓大跃进 的高速度，要求在三几日内地净场光，收获完毕。当时农村留下的老弱妇孺人数极少，根本 无法在三几日内完成此一任务。于是，谁完不成任务就认为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用对付阶级 敌人的手段进行批斗，直到捆绑殴打，美其名曰：“拔白旗”。当时的口号是：“插红旗寸 土不让，拔白旗一个不留。”农民怕挨打批斗，也学奸了，他们只得自欺欺人，例如，有不 少地方收洋芋时只弯下腰把洋芋蔓拔净，就算完成了任务，最后洋芋全部冻坏烂光在地里。 　　从古到今，可曾有过农民如此欺骗自己，把到口的粮食扔在地里的先例?何况此时，在全国 各地包括河西走廊及甘肃有些县区，不少农民已在挨饿，饿死人的事已经出现。可怕啊，可 怕的“政治”。我过去办农民报时，记得农谚就说：“人不哄地，地不哄人。”作为编辑， 我曾以此教育农民要精耕细作。现在，农民被迫所采取的自欺欺人的行径，最后必然要惩罚 到自己身上。　　当时，十工农场的情况应该说相当好，大炼钢铁前，小麦已全部收割打碾完毕，共收入300 多万斤(其中包括从西湖抢收的20多万斤撞田小麦)，生产没乱套，小麦是个特大丰收，棉花 的生产也没受到影响，共收获六七十万斤。受到影响的主要是瓜的销售，城关的炼钢点，抽 去了场里的7辆大拖车用车上的发动机带动鼓风机，原计划外运青海柴达木的瓜，因未能及 时运出，经济上受到损失。后来，炼钢点情况略有松动，邹士杰立即让7辆拖车夜间偷偷回 了场里。当然，场部的汽车等运输工具为大炼钢铁运输焦炭矿石也是出了大力的。--说到 这里，我想起，邹士杰还曾带领我们演出队的部分人，到一个炼焦炭的点上慰问演出，记得 我参加演出了个小眉户剧。演出结束后，我们有些人还下到简陋的矿井体验了矿井工人的生 活。　　十工农场直接受省农垦局领导，每年向省农垦局上缴100万斤小麦就完成了任务，对此，省 农垦局无可挑剔，在其他方面，省农垦局因鞭长莫及，施加影响有限。而县上对这个全县首 屈一指的大农场无权乱加干涉。这种种条件，造就了农场在大跃进的年代，生产经营依然一 派良好的态势。　　不要只看到邹士杰开大会说起阶级敌人的破坏行动声色俱厉，义愤填膺，痛斥右倾思想有理 有据十分得力。面对十工农场劳动和生活着的具体的右派分子们，也就是我等之辈，他却心 地善良，柔情似水。这，我自己就有切身体会，他对景超营救的积极热情的态度，其全过程 我在前面已描述介绍过了。此时，从全国来说，阶级斗争的弦仍拉得很紧，报纸和文件上常 出现这样的语句：“地富反坏右，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处处要同党和人民为敌到底。”邹 士杰传达文件念到这些地方，常有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省去不念。这一个“ 右”字的省略，使我的右派难友们心里涌动着的热流奔突不已……上自毛泽东、党中央，下 至全国各地直到基层，右派分子在人们眼中早已是一堆臭狗屎。他们时时处处受到敲打，各 种凌辱不断袭来 。唯独在这一片特殊的土地上，我们依然是堂堂正正的“人”。也有人认为，邹士杰人极聪 明，通过半年多的实践，右派们在各项工作及生产第一线上，都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言语不慎影响了我等的情绪，明年全农场的各项工作及收成就要受到影响，要保持农场的 荣誉，在大跃进的年代不滑坡，尊重我等，调动我等的积极性，实乃上等之良策也。此话也 不无道理。何况，那时的我等都还有个为积极争取摘掉右派帽子的傻劲，对此傻劲，鼓励总 比打击为好。真所谓：“气可鼓而不可泄也。”　　无独有偶。此时省畜牧厅来了一驻场蹲点的干部(姓名已忘记)，我们在开大会或有演出活动 时遇见，常含笑寒暄一阵。他态度和蔼，同报社那些与我们严格划界限的人绝不一样。此人 肚中有点文才，还曾在农场的小报上撰小诗一首登出，记得有几句是：“戈壁春雷吼，山河 齐发抖，天公俯首看，人民显身手。”此人在开大会念文件时，只要出现“地富反坏右”5 个字，“右”字他也绝对省去不念。我心中有点纳闷，究竟是邹士杰的神经使他受到了感应 ，还是他的神经受到了邹士杰的感应?看来，他们二人内心深处对我等并无仇恨，或许倒有 同情，上面阶级斗争的弦拉得再紧，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农场，他们我行我素，念中央文件有 意地把“地富反坏右”中的“右”字略去不念，或许倒是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　　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还有一段小插曲，有天晚上，我和小徐被畜牧组的人叫去加班，具体 工作是用石块砸碎破缸片，要砸得细如沙粒，说是炼钢要用。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砸细了 的破缸片对炼钢有何用。一起砸的是畜牧组的全体人员，有几个工人，还有一两个男难友。 我们都坐在地上一直砸，到天快亮时也没砸细多少，每个人都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后来，工 人们也受不了啦，有个工人喊了声：“睡走吧!”大家立即响应，都跑回宿舍睡觉，只睡了 一两个小时就又上工了。因为砸好的成品极少，我以为还要砸几个通宵呢，但不知为什么， 第二天再没让去砸。　　30多年后，1991年8月30日，我去酒泉在邹士杰的家里再见到他时，我仍没忘记问起这件事 。此时的邹士杰已离休，他是从酒泉地区农垦局副局长的职位上离休的。他回答说：“把砸 碎了的细沙粒涂到土高炉的内壁上，才能炼成钢。”我心里暗笑：“真能炼成钢吗?”嗨， 当年我们瞌睡得东倒西歪通宵达旦地砸破缸片，说不定正就是他的指示呢。他还说：“当时 县秦剧团的女演员什么也干不了，就让她们拉个架子车，到各家各户收集破缸片，破铁锅， 各种铁器烂铜。”我听到仍觉得十分新鲜，“食堂化”结束之后，安西县的普通老百姓不仅 没有了做饭的铁锅，连盛水的缸也没有了。真是一场悲剧。　　我是和侍峒山、伐夏，特意去拜访邹士杰全家的，我感谢十工农场在30多年前对我们这些落 难者优礼有加、平等对待的深情厚谊。我更没忘记邹士杰为营救景超、争取把景超调到十工 农场做过的努力。我让伐夏买了一条烟送给邹士杰。因为我听说他尽管有严重的肺气肿，仍嗜烟如命。我们谈 话时，我看见他不断地抽烟，但不深咽，只是轻轻地吸进，便立即吐出，他还是害怕烟气对 肺气肿的危害。邹士杰的妻子已不是过去在农场时的模样，她烫着发，穿着也讲究。她还记 得我在扫盲班上为她们讲课的情景，说：“你还是我的老师哩!”记得我给她们上课是在高 大的种子库房里，上第一次课时，邹士杰就蹲在门外，一直把一节课听完，才满意放心地先 走了。原先他对于我能不能胜任工作，还心中无数哩!她妻子热情地沏茶倒水，留我们吃了 午饭。　　1961年我回到兰州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工作后，平静了几年。1966年，我又在文化大革命中 遭受各种不堪忍受的厄运时，我常在心里默默地回忆起在十工农场曾经度过的好时光。在那 阶级斗争常抓不懈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十工农场曾是我心灵深处的一方乐土，它常引起我种 种温馨的回忆。当然，作为一个受难者，在那里我曾经有过欢笑，更有过悲苦。那时，我青 春年少，在受难中尽管对未来依然有着憧憬，认定自己迟早会回到人民的怀抱，重现我革命 者的风貌，而含冤受屈，同亲人们生生分离，又常常使我陷入不能自拔的悲伤与凄苦之中。 现如今回首往事，我真愿意把那丝丝缕缕、点点滴滴早已失落了的故事全都重新拣起，在心 里再细细地过一遍。毕竟，因为年代久远而失落了的故事，不论它欢快温馨也罢，凄迷伤感 也罢，它们都失落在我一生最美好最令人神往的青春年华里。受难的青春依然闪光。尽管青 春一去不复返，而我仍愿咀嚼个中特殊的人生六味，再再咀嚼，再再消受。　　再说，报社和我们同来的赵秉仁、杜博智，原来都分到了四大队，此时也都参加了县上的炼 钢大军。这支炼钢大军的主战场设在安西县西北方叫作大泉的地方，离星星峡不远，已接近 新疆。参加者近千人，有县上的干部职工，从全县各地抽调来的农民，河南、四川等省来的 盲流人员、支边青年，再就是从十工农场去的工人及我的难友们。　　大泉炼钢的全过程，杜博智都参加了。炼钢所在地是苍茫的荒野戈壁，没有房屋。他们9月 初去时住在帐篷里，先用1尺多高的坩锅炼铁，因产量太少，很快又决定建造土高炉。他们 的工作先是打土坯，每天早晨，先在沼泽地边选好做土坯的场地，从沼泽地里用铁锨挖出一 大堆泥，堆好，在模子里铲进泥，抹平，端着模子快速奔跑，脚下发出“噔、噔、噔”的响 声，把模子里的泥坯倒出，放在远处一行行排列整齐。每个人每天要完成五六百土坯的定额 ，十分辛苦劳累。此时，安西的骄阳还十分炙人，打好的土坯晒上两三日也就干了，可以码 在一起备用。杜博智是陕西蒲城的农家子弟，从小就有劳动习惯，我们坐火车来安西的路上 ，景超在酒泉下车后，他就坐在我的对面，曾谈笑风生，用他那陕西高腔慷慨激昂地表示： “再过三年，也许我们会评成劳动模范，再坐上这列火车，回兰州去参加省上的劳模代表会 呢!”真是天真之态可掬。　　说起杜博智当右派也有他自己的特殊经历。　　杜博智是在他的家乡陕西蒲城1949年春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他是农家子弟，家境比较困难 ，但他学习刻苦努力，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家乡解放的那年，他才是个初中生，16岁。参 加工作时，他的初衷还是继续上学，招收他们的干部也说可以继续上学。他1949年5月17日 离开蒲城县中赴大荔干校学习。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入学的第二天就到大荔新华支社　　当上了机要员，8月由大荔而入了西安城，成为中共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的工作人 员。兰州解放后，他也到了甘肃日报社，任机要员、电讯组副组长、机要秘书，到50年代中 期成为总编室的时事编辑。他年纪轻轻，职务一般，却曾是报社非常活跃的人物。他是共 青团的支部委员。1953年6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我的印象中，他工作积极， 很健谈。50年代初期，编辑部总共人数只几十人，编辑部开大会时，杜博智也参加。当时的 民谚云：“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甘肃日报》作为甘肃省委的喉舌，对工作人 员在政治思想、政策水平方面的要求很严格，通过学习讨论，来提高大家的政策和理论思想 水平自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在学习讨论会上，杜博智经常无视于编辑部众多的编辑记者 ，会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讲一通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大道理及有关的政策问题，等等，说 得头头是道，表现出跟党跟得很紧。到1957年鸣放开始时，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总编辑 阮迪民工作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写了几张小字报。此时，阮迪民已调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长 ，总编辑是兼职，平日不在报社上班。杜博智在题为《情中情因情袒爱妻〓错里错以错斥恶 徒》的小字报上，还批评了××袒护妻子××、×××自己说错了话反而训斥杜博智的问 题。1957年5月25日，在总编室整风学习会上，总编室主任×××启发说：“谁有啥问题不 明白，也可提出来讨论。”杜博智当即响应，说：“机关党团支部领导是选举的，但行政领 导却不是选举的，不知为啥。如果行政领导叫选举的话，那些脱离群众、不按党的政策办事 的人就选不上。”这样的话题在会上当时并未引起别人的注意，说过了也就罢了，谁也 没有因此而说什么。可是，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总编室主任×××、副主任××，为 了向阮迪民献媚并泄私愤，就歪曲事实向上面汇报，说杜博智在小字报上攻击了阮迪民。如 果仅此而已，他们也知道要把杜博智打趴在地上并不容易。杜博智在整风会上提出的问题竟 被××汇报成“杜博智提出选举总编辑”。在批判他的会上，由××发难，说：“杜博智主 张选举报社总编辑。党报是省委的喉舌，总编辑只能由省委任命，选举总编辑，就是反对党 对报纸的领导，要办同仁报。”从全国来说，新闻界有人提出办同仁报的意见已作为典型 的右派言论而受到猛烈的抨击。××的发难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将杜博智打倒在地的重型炮 弹。在此前后，搞人事工作的××的妻子××写了张揭发杜博智的大字报，上面说：“右派 野心家杜博智说：‘再过六十年，我比毛主席还伟大。’”杜博智当时不仅没有对××说过 此话，也没有对任何别的人说过此话。××毕竟心虚，在大字报上就没敢署名，也没写杜博 智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向何人说过此话。但杜博智认识××的笔迹。这张没有署名毫无根 据的虚假大字报，就把杜博智的罪名进一步加大了码子。后来，《甘肃日报》上公开揭露批 判杜博智，仍以××夫妇提供的虚假材料作为“事实根据”。经过×××、××的推波助澜 ，不到10人的总编室一下揪出两个右派分子：一个是杜博智，另一个是杜绍宇。××还给杜 博智、杜绍宇赠送了“二杜反共联盟”的桂冠。所谓“二杜反共联盟”的内容是：一次，杜 绍宇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哭，杜博智问：“你哭什么?”杜绍宇说：“×××说话不算数，前 边说后边就不承认了。我不敢给×××提意见。”杜博智说：“这有什么怕的，会上人多， 又有人作记录，怕什么!”××把这件事说成是：“杜博智和杜绍宇合谋故意引逗×××说 错话，由杜博智作记录，反过来再整×××。”据此，××写大字报，称作“二杜反共联 盟”云云。真可谓战功显赫。×××、××二人的头上便添加了耀目的光环。反右斗争结束 后，××、××调新华社总社，他二人原都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员，调回北京，也 遂了心愿。×××在大跃进的年代成为省上出名的显耀人物，很受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器 重，所谓“大旱大增产，无雨大丰收”的口号，就出自他的手笔。　　让我们再回到炼钢的话题上。大泉炼钢工地上的土坯打好以后，便立即修建土高炉群，这工 作技术性强，活也很重。但是，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轰轰烈烈， 还向其他炼钢工地发出挑战书。上过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赵秉仁，作为笔杆子让去写挑战书。 挑战书写得洋洋洒洒，说不尽的豪言壮语，其中有“宁肯少活二十年，不叫城关超大泉” 的语句，正体现了那个年代奋不顾身的豪迈气概。当时，城关也是县上的炼钢重点。　　炼钢需要燃料，杜博智又被派去烧木炭。戈壁荒原上有一种叫梭梭的灌木，多年生的主干有 胳膊粗，木质十分坚硬，被选来做木炭的原料。于是，戈壁深处的梭梭林被砍烧殆尽。炼钢 工地选在大泉，大概正是因为这里有可资利用的燃料。顾名思义，大泉原来一定是个泉水如 注、风景如画的好去处，成为荒原后再长起密密的梭梭林，也是大自然多年来的造化之功。 一场大炼钢铁，斑驳的绿色从荒原上褪去了。　　天气渐寒，杜博智他们动手为自己挖了地窝子以挡风寒，门上挂着用芨芨草编成的门帘。杜 博智铺上了从兰州带来的狗皮褥子，单身汉的他还盖着绿缎面的被子，显得比别人要阔气一 些。然而，一场风雪，早晨起身，绿缎面被子上又是沙土，又是雪花。年轻的他也并不为意 。当许多热昏了头脑的同胞们都在为1070万吨钢铁拼命大干的时候，天寒地冻又算什么， “我们的热劲比天高!”从内心里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就是右派的原共产党员杜博智干得比谁 都玩命!　　大泉地处铁路沿线，铁矿石是从火车上运来的，或许因为没给火车司机说清楚，装铁矿石的 几个车皮没拉到该卸的地方就停下了。已修建好的土高炉群正准备装料点火，万事齐备，只 等来矿石。在那“东风压倒西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关键时刻，已经拉来的矿石绝不 能让它在车皮里过夜!于是，经过动员，数十人奔向装矿石的车皮，一阵呐喊，挤的，推的 ，拱的，硬是把装了数十吨矿石的几个车皮推着前进了一二百米，流着热汗的杜博智兴奋地 大喊：“人常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今天，咱们不是把火车推得前进了嘛 !”　　装矿石的车皮推到了汽车可以拉运的地方，便立即卸了下来，由汽车拉到土高炉所在之处。 土高炉很快点火。为了放出特大卫星，全体炼钢人员大干三个通宵，三天三夜不睡觉。杜博 智一面拉风箱烧火，一面扯起了鼾声；一面走路，一面也扯着鼾声。在睡睡醒醒之中，一旦 坠入黑甜乡里的他，依然做着光怪陆离色彩纷呈美丽无比的梦。他就这样迷迷瞪瞪糊里糊涂 地在昏天黑地之中消磨着一年来炼就的好力气。　　最后，大泉的土高炉群同全国各地放出的“卫星”一样，都取得了一致的成果：炼出的都是 似铁非钢，似渣非渣的废料。在城市里，很多金属制造的精品，都消熔到这些废渣里去了。 1961年初我回到兰州，发现外祖父家的铜脸盆、铜灯盏、铜火盆、铜火炉、锡酒壶等等，全 都在大炼钢铁中“捐献”一空。这些器皿平日里都被外祖母擦得亮晶晶的，十分好看，就这 样踪影全无。大泉炼钢大军的好汉们在春节前全部打道回府，“胜利”归去。杜博智说的“ 牛皮不是吹的”还回响在人们的耳际，而此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到处都出现了 前无古人的大吹牛皮的壮举，却很少有人公开为此汗颜，为此扼腕而叹。反右派斗争的“伟 大胜利”，使全国人民紧闭了自己的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说真话，“指鹿为马”的新传 奇奇怪地在全国遍地开花。　　1958年10月7日，我从《甘肃日报》上看到诗人闻捷写的歌颂安西大炼钢铁的诗，才知道闻 捷到了安西。毛泽东要求诗人作家深入生活，诗人闻捷于1958年4月间来到甘肃，担任了《 甘肃日报》的编委，深入生活来了。他的诗作，不断出现在《甘肃日报》的报头或刊登在一 版的显著地位。　　现将闻捷的这首诗录之于下：　　安西人心比火热　　--夜观安西全民大炼铁而作　　月下打从安西过，　　只见西关千炉火，　　火焰飞腾天地红，　　安西城里无黑夜。　　穆桂英连砸矿石，　　一锤一拍有起落，　　杨宗保营拉风箱，　　边说边笑唱山歌。　　不唱三皇和五帝，　　单唱当代英雄多，　　劳动号子如雷响，　　安西人心比火热。　　一人领唱众人和，　　英雄欢唱英雄歌，　　人人争做多面手，　　不断革命大炼铁。　　炼得北斗七星转，　　炼得日出东方白，　　炼得铁树开红花，　　炼得铁水流成河。　　英雄人民英雄胆，　　万重难关全攻破，　　逼得指标插翅飞，　　换得铁山献祖国。　　今夜路过安西城，　　只闻歌声动山岳，　　快步如飞绕城走，　　兴致勃勃观炼铁。　　想吟小诗赞英雄，　　千言万语无声色，　　为给高炉添把火，　　且随英雄唱山歌。　　1958.9.14深夜于安西　　名诗人闻捷自称为“山歌”的小诗，《甘肃日报》把它与毛泽东《送瘟神》的手迹，放在同 一日第三版发表，小诗同毛泽东《送瘟神》手迹放在并排，在手迹的右侧，其位置之显赫　　可略见一斑。这样做，无非是看中了闻捷在大炼钢铁的高潮中为之擂鼓助威的政治意义。闻 捷 在搜索枯肠凑成这样的篇什时，诗人的灵感未能爆出一星半点的火花。浪漫诗人只不过是兴 之所至，他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取生活。　　就在闻捷诗兴大发，发表《安西人心比火热》之际，就在同一地点，安西城关的炼钢点上发 生过失足人跌入土高炉的惨剧。这一天，高仲君去县城办事，他看到高炉群都修建在城墙的 一侧，准确地说， 土高炉就挖在城墙上，安西县不知什么人出了高招，独出心裁，充分利用了城墙厚厚的土壁 ，这样，就免去了用土坯从平地上砌土高炉的繁重工序，多快好省地出现了土高炉群。城墙 上，炼钢的人也在不断穿行。此时，炉火熊熊，黑烟滚滚，一切都干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突然，一声惊叫，一个行走在城墙上的人，因一时不慎或疲劳过度掉入了熊熊烈焰的土 高炉里，所有 看见这一惨象的人全都吓得愣住了。土高炉无法立即熄灭，任何抢救措施都会毫无效果，舍 己为人的英雄行为也绝对地救不了已在土高炉的烈焰中燃烧的失足人。这惨烈的一幕，不会 有人去告诉闻捷。失足人的惨死，也死得太出乎人们的意料了。　　说到闻捷的妻子，我曾有一面之识，实际上是我见过她，人家并不认识我。1958年4月间， 闻捷和她已到了兰州。一个星期日，我去报社水房洗衣服，看到一陌生的年轻女同志也在洗 衣服。她，人长得清秀漂亮，优雅可爱，两条长辫子弯过来扎在耳后成半环状，正是那个年 代最时兴的样式。她是谁?右派身份使我不能和她搭话。只是因为左近有两个已和我划清界 限不说话了的女同志小声议论，我才知道她是闻捷的妻子，和我同龄。我心中不禁有许多感 慨。我这位同龄人是多么幸福，多么可爱!她这会儿还只在粉红色的梦幻里徜徉，她不会知 道这个世界上还有险恶的政治风暴，叵测的人心，何以命运对人竟是如此的不公?我是她的 同龄人，我也善良可爱，为什么，为什么我只求做一个普通人而不得，硬是被强制归入另册 ，被叫做反动派?漫漫前程，迷雾茫茫，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怎样走下去?　　闻捷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自戕后，我听到心中自是悲凉。闻捷是著名诗人，我为诗坛上 陨落了一颗璀璨之星而痛惜。然而，他陶醉于情歌的年代太久了，他那脍炙人口的《吐鲁番 情歌》，当年我也很喜欢。但是，政治不是诗，更不是情歌。诗人天真地忠诚于为政治服务 ，最后终竟被政治所杀，并连带了妻子。　　正当安西县大炼钢铁红火热闹之际，我收到了父亲从兰州写来的信，信里说了说兰州家中的 情况，特别提出在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他感到特别受鼓舞，想把伐夏、小夏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向我征求意见。这个想法令我吃惊不已，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怎么会有这样奇特的 考虑，须知他是个有历史问题的人，他的思维甚至已超越了普通人。同时，我还有点不快， 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我和景超共同起的，没有什么不好，他为什么想改掉?父亲想要紧跟形 势、紧跟时代的心态，让我觉得不可理解。我拒绝了他的建议。　　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孩子们的思念，两个孩子的面庞身影又出现在眼前……伐夏上幼儿园 时，从小朋友那里学来了一首不知由谁编成的儿歌。一次，伐夏在玩耍时不经意地用清脆的 童音朗声吟唱，这首全部用地道的兰州话吟唱的儿歌，我和景超听了，不禁都笑得前仰后合 。　　这首儿歌的全文是：　　美国大鼻子，　　想吃中(用唇齿音读)国的酿(读rng)皮子，　　辣子水(读fi)水(读fèi)灌了一鼻子，　　跑到黄河边上洗鼻子，　　骆驼过来踏了一蹄子，　　哎呀，我的大鼻子!　　伐夏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儿歌时，他顽皮的样儿多可爱!3岁的小夏看见我们大笑，也傻 乎乎地笑了起来。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全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同仇敌忾，美国人的大鼻子也成为嘲弄的对象， 不知何人顺应形势来了点创造编了这么个歌谣，倒还有点兰州的民俗特色。如今追忆起伐夏 清脆的童音朗声说着这首歌谣的情景，竟像是遥远的梦境!孩子啊，孩子，我是多么想你们 啊，我和你们的爸爸如果此刻能够看到你们甜甜的笑脸，听到你们朗朗的笑声，该是多么幸 福啊，我们会感谢生活对我们的赏赐!然而，此刻我心上流淌的只是苦涩辛酸的眼泪…… 我见不到你们，更见不到境况更苦的你们的爸爸。　　正文 第七章疏勒公社的出现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三大队先是组织我们学习了有关文件，讨论人 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称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桥梁。我在学习会上按照 文件精神发言，也表示自己对出现在共和国地平线上的这一新生事物有正确认识。既然，伟 大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我们毫无疑问地只能说：“人民公社就是好!”此时的我 心里对人民公社其实十分迷茫。我在《甘肃农民报》当编辑时，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 育， 常用的顺口溜是：“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我们所在的农场 ，属社会主义的国营性质，比普通农村要先进一些，也只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仍用 煤油，而且也同农民一样，用的是墨水瓶改制不断冒黑烟的那种简陋的小灯，只有办公室才 用有灯罩的正规煤油灯，其他一概都没有。把农业社合并成“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 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就能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心中是纳闷的，但并不说出。所有参加学习 的人也都是按照文件精神说几句，谁也不说出心中的疑窦，在这种场合说真话才真是大傻瓜 呢。反正，过场一定要走到，学习会也是表现每个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的场合，不发言不 行。此时，全国及省上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昏话，在十工农场似乎未发生什么实质 性的效应，没听说农场哪里出了类似的特大“卫星”，十工农场到底还是全省勤俭办场的先 进典型，她以往昔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过硬作风，没有走得太远。　　但是，疏勒公社还是应时而出现了。十工农场的农田全部靠祁连山的雪水灌溉，从遥远的雪 山涌流而至的疏勒河穿过场部向西奔流而去。疏勒河水是农场的生命之水。当公社成立之时 ，十工农场取名疏勒公社亦顺理成章。公社要大，十工农场便合并了小宛、双塔铺、九工等 农业社及近边的小农场。而小宛、双塔铺、九工几个农业社，当时因高征购已缺了粮，几近 断炊。疏勒公社成立后，他们立即伸手向十工农场要粮吃，疏勒公社的副主任是邹士 杰，此刻的他热情很高，本着公社“有饭大家吃”的原则，慷慨大度，无偿地支援这几个农 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他能以作出这样的决断，也不仅仅出于一时的革命热情。当了疏勒公 社 的副主任后，权大了，为了履行应尽的职责，他曾到小宛、双塔铺、九工等地蹲点检查工作 ，但他没有想到，不论走到哪里，呈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幅幅极为凄惨的景象，每个农户家 里，只有炕上铺着的烂席笆一如既往，铁锅被砸碎炼钢去了，案板被食堂搬去支上几根腿当 桌子去了，除了吃饭的碗筷和身上的破皮褂子，家家都穷得一干二净，大人娃娃一个个面黄 肌瘦，冻得唏唏呵呵的。解放前的贫苦农民穷到这份儿上，该也到顶了吧!邹士杰在农场传 达文件时常常慷慨陈词，很容易激动，记得有一次当说到我国将首先进入共产主义时，他竟 激动得不能自已，他的激动情绪也感染了会场的许多人。此时此刻，面对穷得啥都没有、面 黄肌瘦的一户户农民，他哑然，毕竟，他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不禁阵阵悲凉袭上心头。蹲点 ，使他面对了实际。“有饭大家吃”的决断，便在胸中形成。这样，便出现了成为公社社员 的附近农民赶着胶轮大车，每天到场部拉运小麦的风景，车把式们一个个春风满面，喜气洋 洋，是“共产风”使他们又有了饭吃。　　这年，十工农场是个大丰收，支援农业社六七十万斤小麦后，全场粮食吃用仍绰绰有余。　　农场按公社原则实现“食堂化”，也曾使大家“皆大欢喜”。此时，场部所在地的三大队已 经建设起宽敞的新饭厅，饭厅的设计者是有历史问题从铁路上下来劳动改造的一位姓李的工 程师，河南人。设计施工建设个食堂，在他只是小菜一碟。十工农场领导让他充分施展自己 的才能，他不仅是食堂工程的设计师，修建中又负责施工兼做技工，抹洋灰等技术性强的活 ，都由他一手操持，并指导别人操作，把好质量关。食堂炉灶设计极合理，便于炊事员操作 。砌炉灶更是他的拿手活，他指名要关维智等二人当下手，干了一夜，第二天炉灶就点火使 用，一座新饭厅便拔地而起。新饭厅宽敞漂亮，水泥铺地光洁平滑，当时的安西县上还没有 这等水平的大饭厅呢。场部人员和三大队的人都在此饭厅吃饭。“食堂化”就是吃饭不要钱 ，“各取所需”。这可乐坏了带家属的工人干部及我的难友们。县上许多难友的家属原来都 没有工作，靠丈夫养活。丈夫落难后，她们生活无着，只好跟着丈夫来农场也参加劳动挣些 生活费。农场的活重，许多农活她们又干不了，如平田整地推小车之类我和小徐、石天爱到 农场就干的活，她们都不干。不是干不了，是没人逼她们干，尽管她们有些人原来就是农村 妇女。这样，可挣的钱就很有限了，维持一日三餐十分艰难。秋后地里已没啥活路了，她们 正愁冬日里吃啥。食堂化后吃饭不要钱，她们一个个笑逐颜开，高兴得不得了。食堂管理员陈明在“食堂化”时挑了大梁。陈明当管理员已几个月了，他和炊事员们相处都 好，一次在烧火时就朗声说道：“如今的世道颠倒颠，一个秘书把火添。”他原来在武威步 校做机要秘书工作，炊事员们听了哈哈大笑。正巧，副队长穆国泰走进伙房也听见了，大声 喝问：“陈明，你说的啥?”陈明笑着回答说：“我这是开玩笑哩!说说笑笑，大家干活热闹 !”穆国泰笑了笑，不再说什么，也并不计较。穆国泰是个转业军人，他对部队来的陈明当 管理员是满意的，什么右派不右派，在他脑子里不占多少位置，他对这位“犯错误”的原战 友，兴许还有些同情呢。在实行“食堂化”的日子里，食堂要显示公社的优越性，吃的就要 比以往有明显改善，食堂的卫生状况也要改进，要让已成为公社社员的大家伙吃得高高兴兴 。掌管全盘的陈明在这个大转变的关头忙了个不亦乐乎。此时食堂出现的新气象有：每周公 布食谱，过去少有变化的饭食得来点新花样，由于条件有限，炒萝卜丝变成了萝卜片，也算 是变了 花样，开饭前，新建的饭厅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在实行食堂化的第一天，真是个喜庆的日子，吃饭的钟声敲响以后，场部及三大队的男男女 女从四面八方赶来，欢笑着一拥而入，那些家属们堂堂正正地进食堂吃饭，还颇有些自豪 得意。以往，她们哪有机会进食堂吃饭?因食堂无桌凳，开饭时，就八九个人围一圈，蹲在 干净光洁的水泥地上吃，中间的盘子里有共用的菜，大家用筷子搛着吃。在欢声笑语中，大 家乐乐呵呵，吃得挺热闹挺香。因为食堂的工作量大了，有几个家属被吸收到食堂工作，这 份工作在她们是求之不得。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饭量大增。一次吃炸酱面--我没想到面酱在这里还是个稀罕物，很贵 ，炸酱里和了很多粉芡。但这是来农场第一次吃炸酱面，我吃得香极了，也饱极了，吃完后 腰都弯不下来。下午饭常吃白白的大馍，我能吃四个大馍，同桌的工人张班长也只吃这么多 ，大家对我的饭量很惊奇。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俗话是：“人是铁，饭是钢。”饭量不 断增加，我觉得身体确实壮实多了，消瘦的脸变圆了，脸上的肉摸上去很瓷实。柔弱不禁的 我从此来了个大改观。这是我原来未曾想到的，改变得好快呀!　　在国庆节，我们的伙食还有过一次大改善，简直像酒席，头一道菜是一个大拼盘：有鸡蛋 、熟肉、凉拌菜、粉条等等的，后面还有几个肉菜。这顿丰盛的晚饭，简直使我们忘记了这 是在农场的一顿会餐。陈明真是个好管理员，他不辞辛劳，想尽了办法，让人人都吃得满意 。　　我很喜欢壮实了的自己，以前在报社坐办公桌，这可是无法做到的。此时流行的一句话是： “劳动能治百病。”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我小时候有关节炎，两腿膝盖处常疼，影响走路， 后来用针灸治好了。参加工作后，两个胳膊又常疼，因为疼得不是太利害，也就没治过。来 农场后，无论拿铁锨整地或用锄头锄草，我常常在挥汗如雨中拼命猛干，数月后，胳膊疼的 毛病再没犯过，好像被根治了。再说，我过去一向饭量很小，到了夏季天热，吃饭少都让我 发愁，体重会下降到连45公斤都不到。来农场劳动后，使我饭量大增，特别到秋后，越来越 能吃，所以才有了如今壮实的身体。路漫漫，艰难的跋涉，需要壮实的身体；身体壮实，才 能坚定地迎接未来。对于我来说，今后各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都会出现，这是一定的。　　再说此时的食堂，不仅场部和三大队的工作人员及家属都在此吃饭，公社“一大二公”的性 质，还使它接纳了全农场的人员，谁来场部办事都随便进食堂吃饭，县上及外地来人也随便 进食堂吃饭，分文不付，只留个白条子，写明吃饭一顿，拿馍三个，签上名字就行。这样， 不到两个月，光留下的白条子累计就值1万多元，食堂压得喘不过气来，挪不动步子。“ 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只得急急收场，食堂的亏损最后只好向场部财务科报销了事。一场短 暂的“共产主义”的试验就此宣告结束。　　当时，领导上还传达上面的文件精神说，今后，大家都住集体宿舍，男女有别，各住各的， 集体劳动，都吃食堂，小娃娃们进托儿所，夫妻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实行“星期六制”。　　〖ZW(〗〖HT6〗延安时期，因居住条件所限，许多夫妇每周只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故名 “星期六制”。〖ZW)〗这些乌托邦式的奇谈妙论，因为根本无条件实行，连“实验”一下 也办不到，说了说也就被风刮走了。不然，还不知会闹出怎样的笑话。　　这就是“共产主义”吗?我心里直觉得好笑。　　在县上，步子迈得更大，奇闻不断出现。为了说明由于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我国人民的共 产主义觉悟已有了极大提高，安西县人民银行在营业部门口，设置了个无人兑钞亭，放了些 零钱，让需要零钱的人，用整票自己去换，15天内，放出的零钱和兑回的整票相差140多元 。有人说：“这不是无人兑钞亭，而是伸手取钞亭。”县百货公司见银行设置了个无人兑钞 亭，也急起直追，搞了个无人售货亭，10天过去，只有人取货，无人交款，只好收拾了摊子 。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又先后增加了三个女伴。第一个来的是殷淑芳，她一来就住到了我们宿 舍的里间。她已三十六七岁，短发，黑脸，不好看的一双大眼睛，衣着朴素，还有些土气。 她原在酒泉某单位搞财会工作，是中午休息时来的，我们问她：“什么问题?”她说一口山 西话，毫不隐讳地说：“历史反革命。”如果在过去，我会对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另有看法， 现在我们都已是“一丘之貉”，在感情上也就没什么隔阂了。第二天，老殷就参加劳动去了 。她 不叫苦，从地里收工回来，显得苍老的黑脸晒得通红，满脸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只是举起搪 瓷茶缸大喝一通水就迈开大步吃饭去了。她个子大，抬脚举步像个男人，脚下发出“嗵、嗵 、嗵”的响声。相处了一段日子后，老殷才告诉我们，她已和丈夫离婚，丈夫是个叛徒，解 放后判了刑。她的一儿一女在山西老家由她母亲照顾，都已十几岁了，原来她每月发了工资 往老家寄生活费。现在她自己没有了工资，就没啥寄了。老殷被定为历史反革命，是因为她 在阎锡山统治时期参加过什么组织，她说：“参加过这种组织的在山西啥事也没有，在这里 就成了反革命。”我们也只是听听，对这种事做不出什么判断。　　接着来的女伴叫李秀珍，是安西县上的干部，原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年龄刚二十出头。据说 她是生活作风上出了点毛病，她自己当然不说，我们也不好问。她没有住我们的宿舍，但仍 一起劳动过，我觉得她拿起铁锨干活很利索。她带了个歌本，休息时，照着歌本，我们曾 一起学了几个歌子，如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还有《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等。　　第三个女伴叫王桂芳，是安西县的原小学教员，最年轻，只有18岁。她年纪最轻，却已被判 过20年的徒刑，因为她拼命上告，后来刑事处分被撤销。她是从监狱里来到农场的女右 派，自然也是取消了工资。她是安西当地人。虽然她年纪最轻，由于已经尝过了囹圄之苦， 对于如今来到农场劳动觉得已十分不易，她的嘴很紧，不说自己为什么定了右派，在监狱里 受的苦也绝口不提，为什么原先被判处20年徒刑，后来又被撤销，这些我们都在关注的事， 她都闭住了嘴。　　有一次，提起普选，她说：“单位上公布选民名单，没有我的名字，我跑去问，‘为什么没 有我的名字?你们为什么要剥夺我的选举权?’领导上说，‘你还不到18周岁，怎么有选举权 ?你没资格。’我说：‘我不到18周岁，为什么要定我的右派?当右派我就有资格了吗?’问 得领导没话说。”这是她情绪激动时，冒出来的几句话。她还真是个小右派。又过了些天， 有个安西口音的小伙子来看她，一问，原来正是她丈夫赵振荣。她小小年纪已经结婚，而且 也是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丈夫早就在十工农场劳动了。幸运的是他们没孩子，他们俩原来 都是小学教员，为什么他们夫妇俩都定了右派，她仍然一点也不透露。她，个子略矮，圆圆 的大脸，两个小辫窝在耳后，模样憨憨的，可她心中的喜怒哀乐，我们都很难知道。她紧紧 地封闭了自己，也许正是动荡莫测的政治风云教育了她。政治，像个胸怀叵测的妖妇，说变 脸就变脸，她不到18岁就受到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沉重打击，而后又坠入更为可怕的生命的 低谷，开始了监牢的苦难历程，而且有20年长长的年头在等待她。经过拼死的奋争，她总算 又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在农场，她亲爱的丈夫就在身边不远处，她慎之又慎，是为了保持住 目前还算是比较安宁的生活。千万千万，再不要出什么差错。　　安西县还搞出了个反党集团，头子是县长徐连声，山西人。此人是“三八”式老干部，他是 举家搬迁到十工农场的，场里给了他一间住房。他们的反党集团成员，就近全分到十工农场 改造，有些人被分到其他大队。徐连声全家留在场部也有照顾的意思，场部在生活上到底方 便一些。我和徐连声在一起劳动过，他具有老干部的风度，劳动上尽力而为，语言谨慎，让 别人无法再找他的岔子。　　有一天，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坐着农场的卡车带了一批书来农场销售。小营业员卸下书后，对 正在路边的杜绍宇说：“去叫两个右派来，叫他们把这些书搬到那边的种子库里，我要在那 里卖书!”在十工农场，张口右派、闭口右派的情况已少见了，谁也不习惯听到这种称呼， 杜绍宇当时就火了，质问：“你是干啥的?”小营业员开始口气还很硬，说：“我是来卖书 的!”杜绍宇反唇相讥，毫不退让：“你才是个卖书的嘛，你如果是个再干啥的，还得有个 给你提皮包的。”杜绍宇还指着周围的人说：“我们都是右派，我也是右派，你看，你能支 使谁去给你搬书，你就支使!”小营业员左看右看，从神态上确实看不出哪一个可以由他支 使，只好自己去搬书了。当时站在路边围观的众右派对杜绍宇数落小营业员内心十分赞赏 ，看到小营业员终于狼狈地自己去搬书非常得意。但是，敢于像杜绍宇那样拾掇营业员的极 少。杜绍宇是瞅准机会，把当了右派在报社受到的窝囊气，发泄到了小营业员身上，还让小 营业员没有回嘴的余地。当然当时此等事也只有在十工农场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才会出现。高 仲君见此情景，曾问原县长徐连声：“你敢不敢这么说?”原县长徐连声连声说：“那我不 敢，不敢!”此话正应了寻常百姓说的：“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小营业员对原县长徐连声 当然是认识的，他说话出了格，小营业员一定会反映到县上，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以徐连 声为首的反党集团到1961年经甄别就已平反。　　当然，杜绍宇也有不顺心的时候。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宿舍，说队里开了他的批斗会。那时 ，我和小徐已到了畜牧组。来农场后，他曾告诉我，景超曾一再叮嘱，要他记日记，说这些 日记会很有意义。我很理解，景超依然做着他的作家梦，他希望今后情况好转后，从难友的 日记里多了解些各自的情况，积累生活素材。我来农场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记着日记，也是景 超的要求。杜绍宇因扯出黑社，内心有愧，对景超的话便也依从了，来农场后也记日记。在 批斗杜绍宇的会上，有的右派竟尖锐地指出：“杜绍宇来农场以后天天记日记，你记日记想 干什么?是不是要给台湾的蒋介石送情报?”当时，社会舆论对右派分子的定性不断加码子， 已认定是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在国内的代理人，敏感的右派提出这样的指责也不无道理。当队 长的其实绝无此心计，也想不到那些地方去。我的右派朋友们如果要互相整起来，招数还是 不少。杜绍宇告诉我这件事，不过是表示，今后他不能记日记了。但我的日记仍照记不误。 此时，我觉得和大家相处都不错，我还另记了养鸡兔的工作日记呢，有谁会出头来整我?　　到初冬时，公社还迎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那是个上午，阳光和煦。我正在饲养室里喂兔子。我喂养的兔子有青紫兰、安哥拉等洋品种 。按照科学的方法，兔子都应在竹片做成的笼子里喂养。但这些笼子都是购买兔子时从火车 上运来装载兔子的，每个笼子里原来装的兔子就很拥挤，经过几个月的繁殖，原有的笼子早 就装不下全部的兔子了，又无法添置新的笼子。有些兔子无处安置，便在用矮墙隔成的一两 平方米的小屋里地上打了洞，跑出跑进，过起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还有些兔子仍关在笼 子里，分笼喂养，按时喂吃喂喝，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笼养的兔子身上。　　兔子可爱善良，母性极强。母兔在生小兔子前，自己不吃不喝，疯了似的用嘴拼命拔肚子上 的毛，直到肚皮上成了光光的一片，拔下毛来是为了温暖它才生下的小宝宝，保住它的小宝 宝出生后不致冻坏。如发现有母兔生仔，为了使它顺利生育，我一般也不去打扰。早上去上 班，我都要逐笼先把兔子看一遍，此时，就会发现有的母兔已生育完毕，正安详幸福地蹲 在笼子里，五六个无毛的红扑扑的小兔紧闭双眼依偎在母兔怀里，它们小声地吱吱叫着，一 边吃奶，一边转动着胖乎乎的小小的身子，间或还互相换一下奶头，再继续吃。吃饱了，它 们便会挺着圆鼓鼓的肚子酣然睡去，其憨态可爱至极。母兔只是静静注视着我，它认识我， 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母子。有时，也会有一两只小兔离开妈妈爬到一边去，它们的眼睛还没 睁开哪，有的冻得冰冷，有的会因此而冻僵冻死。我曾把冻僵的两寸左右长，肉囊囊软乎乎 的小兔捏在手心，两只手合拢来焐它，或一只手捏着它靠在脸蛋上焐，直到焐得小身子暖 和过来动了起来，再放回母兔的怀里，让它立即噙住一个奶头。刚生育过的母兔，要立即加 饲料加水。它会大口饮水，当时给兔子喂食用一种陶制的粗笨钵头，它直上直下，略大于饭 碗，放在笼里地上都不易弄翻。刚生育过的母兔会一口气喝完大半钵头的水。　　这天上午，我发现一只灰色的大母兔从笼中跑出，笼子附近有两只才生下的小兔，个头特大 ，体长近三寸，胖乎乎的，都已冻死了，其余的小兔踪影全无。母兔分娩一次，起码生五六 只。这只母兔在分娩前(或分娩后)从笼中跑出，小兔已全部死亡无疑，我心里很不安，也很 难受。小兔的毛色和母兔一样，如果活下来一定非常好看，十分可爱，但它们竟一只不剩， 全死了。小兔的死亡，我也担一定的责任，如果我头天注意到母兔的异常情况，把笼门特意 关得紧一些，使它无法跑出，小兔便不至于冻死，肯定它们现在会全部都趴在母兔的怀里吃 奶呢。当然，在我下班前它或许还未出现任何异常，这也是可能的。那些天，小徐在办公室 搞其他工作，没有整天和我在一起。　　我们喂养鸡兔已经半年了，当初选定我和小徐饲养鸡兔，领导上是考虑了我们劳动上的表现 ，也有照顾我们让搞些轻工作的意思。我们尽心尽力，只想把鸡兔饲养好，记得饲养室才修 好，还没安上门时，兽医张果突然从外地买来一批鸡兔就放进了饲养室。怕夜里出事，我和 小徐就在饲养室的过道里铺了地铺，守护鸡兔，工人们都未必会这么操心。但安西天气寒冷 ，日夜温差大，无防寒设备，防疫措施跟不上，饲料又差，一次次地买进的鸡兔，无法制止 其死亡。特别是鸡，不仅从兰州买来才孵化的小鸡大批死亡，就是后来购进的莱亨鸡成鸡， 在入冬后也不断死亡。兔子如何繁殖发展，眼看也无条件，自己打洞，从洞穴里自由出进的 兔子，因为乱交配，小兔暂时虽无冻死之虞，其经济价值已谈不上了。　　领导上对我和小徐虽无责备，我们心里都觉不安，我们考虑的是饲养鸡兔做不出成绩，将来 怎么摘帽子。说到底，我们来农场劳动是为了摘掉那可恨的右派帽子，工作做不出成绩，右 派帽子摘不掉可怎么办?入冬以来，这已成为我们时常考虑，无法解脱的一种思想负担了。 　　一窝长得特别大毛色特好看的小兔全部死亡，在我心头又罩上了一团阴影。以现有的设备来 说，这是今后也难以防止出现的，我该怎么办?长此下去，我觉得前景不妙，我该怎样向领 导上说明一切?　　正在忐忑不安、心神不定的时候，席组长突然走进饲养室，告诉我：农场来了一批上海移民 ，让我结束一下工作，到场部和有些人集合后去欢迎。　　“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张开热情的臂膀欢迎从迢迢数千公里之外而来的上海移民，这是一 种伟大的壮举。成立公社之前，农场就曾接纳了数百名右派分子，那些落魄的右派分子在这 儿的表现可嘉之至，他们是劳动中的一支生力军。毛泽东给公社定的性质是“一大二公”， 接纳上海移民便更是义不容辞。大上海的居民不远数千公里之遥，来到戈壁深处的疏勒公社 安家落户，开垦边疆，这也是在“人民公社万岁”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当时甘肃省委 第一书记张仲良为了显示甘肃大跃进的形势好于其他省，人民公社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人手， 竟然张口向上海要人。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的宣传声势浩大，《人民日报 》都用整版的篇幅发了照片予以报道。这样，柯庆施便慷慨大度地来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移民 行动。　　疏勒公社的领导对上海移民来到之后会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欢迎他们的 到来必须是热情而坚定的。于是，组织了欢迎的队伍。我们坐了一辆大卡车，在曾芳煜的指 挥下，鼓擂得山响--他本人就是擂鼓的，锣声匡匡、夹钹嚓嚓，红红火火热闹非凡地向鱼 贯而来缓缓行驶坐满了上海移民的数辆解放牌大卡车表示了疏勒公社最诚挚最热烈的欢迎。 我们是坐着大卡车一直行驶到场部西边的公路上去迎接的。返回来时，沿途到达公社的居住 区，乘坐上海移民的大卡车便会停下一二辆，车上的上海人纷纷下车。我们便会奔到车前， 扶老弱妇幼下车，和他们热情握手，连连道辛苦。队上来欢迎的人还帮他们搬下携带的行李 及少量的用具。这样，他们便在疏勒公社有了一个新家。　　这些上海移民从外表上看不是太富裕，但穿着打扮比农场的干部工人及我等就要时髦漂亮得 多。当然，他们都保持了大城市里人们整洁的外观。好些人都穿着蓝卡其布的“棉猴”，这 种带棉帽的棉大衣当时风行一时，来到戈壁深处的这里穿上一件很实用，也很好看。从风度 外貌及衣着看，这些上海移民似乎各色人等都有，知识分子、小市民、普通劳动者、中小学 生、家庭妇女等等，都有，男女老幼，身强力壮，病残体弱者，也都有，他们大部分是举家 而来，也有些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前来的。　　上海人被热烈欢迎的场面所感动。　　在这些上海移民面前，当热情欢迎他们的时候，我自惭形秽：鼻梁上的一副近视眼镜，说明 我不是农场工人，不是农场工人而又具有一副劳动者的外观，只能透露出我有着不光彩的政 治身份。为了抵挡风沙寒冷围上去的深蓝方头巾，使我很像个农妇，我的棉袄上套的深蓝平 布罩衣很不洁净，上面有不少掉落的面汤结成的白色干渍，卡其布的裤子腿面上已补了两大 块对称的大补丁，屁股上也补了一大块。劳动真费，我的两条裤子都补上了大补丁，没有补 补丁的，已是我的礼服了，只有在休假或外出时才穿一下。今天因为在上工时临时通知欢迎 上海移民，换一下衣服都来不及，我便只能以这般的尊容充当了迎接移民的使者角色。我不 知那些上海移民会怎样看待我，他们一定会有多种猜测的吧!　　把大部分上海移民迎接到场部，我们就完成了任务。这天食堂的伙食也有改善，算是对上海 移民的热情接待。　　当然，他们不是如我等之类的人，一般头上都没有“帽子”。在以后的几天内，上海移民都 在家休息。有时，大家就聚在房前的空地上，表演些小节目，也是联欢的意思，有个二十 出头的女孩子很大方，先唱了周璇在《马路天使》里唱过的《四季歌》，一个40多岁穿中式 棉衣的中年男人拉二胡给她伴奏，女孩子不擅长唱歌，嗓子不行，唱的也是老掉了牙的老歌 ，但她很不在乎地唱了起来。一曲唱罢，大家都鼓掌，那中年男人鼓励她再唱，她便又唱了 一两首歌，都不是什么新歌。那年夏天，农场演了新电影：《柳堡的故事》，电影的插曲《 九九艳阳天》在全农场都唱遍了，凡是会唱歌的人，几乎是没有不会唱这支歌的，看来她在 上海并没学会唱这首歌，但，他们俩一拉一唱，兴致极好，使大家都感到愉快。不幸的是， 这女孩子腿有残疾，一条长，一条短，她穿的黑色高筒皮靴是特制的，一只鞋底特别厚，就这样，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女孩子是孤身一 人来农场的，那拉胡琴的中年男人，跟她只是一路上才相识的。为什么她会来到了这里?后 来，我又结识了更多的上海女孩，才知道，唱歌的女孩姓许，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四年级，学 有专长，很快就要大学毕业，只是因为她有一个在监狱里服刑的做过工贼的母亲，她接到通 知辍学后就随大批移民来到了这里。她原来已有了男友，来安西之前，男友也跟她吹了。也 许，农场热烈欢迎的场面改变了她凄凉孤独的心境?也许，她只是在唱歌中排遣她无法解脱 的愁闷烦恼?也许，她对明天还存有渺茫幼稚的向往……她同50年代的普通中国青年一样， 此时还料想不到今后会发生的许多事。未来将会是一个怎样凄迷的梦，天真的她空有迷茫。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户三口之家的上海移民。两夫妇都是近40岁的中年人了，原来都在上海的 中学当教师，还都是教语文的，有个10岁的独子。他俩都是北京人，已在上海定居多年。同 我们说话时，他们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上海人说起话来，又是满嘴的上海腔，“阿拉” 之声不绝于耳。他们文质彬彬，从不叫苦，也从来不说自己为什么随着移民大军来到了这里 ，我们也不好问。我后来熟识的上海移民也没人说起过他们的政治情况。不久，他们就双双 下地劳动了，那时，地里只有平田整地的活，对于大半生生活在大城市，啃惯了书本，靠教 书维持生计的中年人来说，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平田整地之苦之重，是很难消受很难支撑 的，但他们情绪尚好，那位女教师收工回来，虽然满头满脸满身厚厚的土，变得面目全非， 也还是笑呵呵的。50年代，兰州出现了一批上海迁兰的企业，如：信大祥绸布店、红花女子 服装店、王荣康服装店、泰昌百货公司、佛慈制药厂、美高皮鞋厂等等，这些企业以优质的 服务，高超的工艺，赢得了兰州人的赞誉。上海人越来越多地在兰州站稳了脚跟。兰州人戏 谑地把上海人称做“上海鸭子”，或简称“鸭子”，因为上海人最喜欢水，不仅洗脸、洗头 、洗脚、洗澡比西北人多，还特爱洗衣服，女同志常在洗衣盆里搓洗个不停，哪怕是深更半 夜，都要把当天换下的衣服洗完。在这里，上海人喜欢洗浴的习惯已无法维持，他们自己无 法烧水，房间里没有火，从食堂打来的开水十分有限。女教师回到家中，先在房门前拍打刷 掉浑身上下的厚土，用干毛巾把头脸大概擦拭一下，再用热水蘸湿毛巾擦一把脸--上海人 说是“打打脸”，就完成了全日的卫生大事。他们来这里似乎很匆忙，在大跃进的年代，用 了大跃进的速度，准备很不足，就没有带来下地劳动该穿的衣着。也许，他们就不懂应该置 备一些耐穿的衣着，不知道劳动多费衣服。女教师的蓝平布罩衣下面是漂亮的织锦锻棉袄， 夫妇俩都当中学教师，只抚养一个孩子，他们原来过的是比较宽裕的日子。参加劳动不到一 月，虽有罩衣的遮挡，女教师织锦缎棉袄的下摆及两边开叉处，便破得吊串串，裂开的丝织 物成绺儿挂在了棉衣下面，真可惜了那么漂亮的衣服。但女教师很无所谓，她大概觉得已失 却了的一切，比这织锦缎棉袄更重要更值价，值价得没法比。女教师眼里也有流露出忧虑的 时候，此时，便是她为丈夫的身体担忧，劝丈夫休息一两天的时候。　　原来，那位男教师患有肺结核，她怕丈夫会因劳累而一病不起。我们最初听说她丈夫患有肺 结核都大吃一惊，农场如此的生活条件、伙食水平，还要参加劳动，怎么得了呵!我们也就 一起帮她劝说，要他休息，但男教师倒很坦然，说他知道自己的病，在劳动中该怎么出力使 劲，他能掌握，让大家不要担心。有时候，他也听大家的劝说，休息一两天。后来，男教师 出工渐次少了，常常是女教师一人出工。安西冬日的太阳很暖和，中午男教师常坐在屋前晒 太阳，这对他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疗，场部的医务所药物甚少，哪能有充足的药物给他。再说 ，他们的伙食虽有保证，都在食堂吃饭，食堂冬季的蔬菜只有胡萝卜、洋芋，在非节假日平 时无油也无肉，对于一个肺结核病人，这样的伙食水平实在太差了。他的头上似乎并无什么 沉重的帽子，事实上又无劳动能力，为什么要作为移民来到这里?女教师和他的奉献应该是 在中学的教室里。　　我结识的另一户上海移民，女主人名叫黄玉华，是个小学教师。她，人瘦瘦小小，身体单薄 却是带着5个孩子来的，最大的女儿也只有十五六岁。她说，她的丈夫姓蓝，是个右派分子 ，到安徽芜湖劳改去了，她只得带领孩子们到这儿来。她说的“劳改”，我的理解是判了刑 ，右派分子只要不触犯刑律，一般都不判刑，她丈夫为什么被判了刑?但我也不好深问。凭 一个小学教员的工资收入，她是无法把5个孩子都养活住的，来到“一大二公”的疏勒公社 ，各方面的条件虽艰苦，全家人的吃饭问题总算解决了，开饭时全家人拿着饭碗进食堂就行 了。而且，黄老师还干本行，继续在农场小学教书。领导上对她全家的困难照顾得相当不错 。后来，公社向上海移民发放冬季补助，让大家添置棉衣和铺盖，上海人的被子又薄又小， 让西北人看来就不是被子，在这儿根本过不了冬，黄老师全家理所当然地领到了补助费，添 置了棉衣被子。记得当时她全家就住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大批上海移民的到来，使农场的住 宿条件骤然紧张，住小学的空教室也是一种应急的措施。　　我还遇到一位五六十岁的移民大妈，她穿一身黑衣黑裤，显得十分整洁利落。她也是孤身一 人 来到疏勒公社的。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丈夫因为是历史反革命判了10年刑，刑期 还没满。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动员她来这里时曾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就可以不走，如 果不离婚，就非走不可。她和丈夫感情甚好，不愿离婚，就迁移到了这里。这么大岁数一个 人来到荒僻的戈壁深处，她的勇气真够可以的。但她已不是建设者的年纪了。疏勒公社有限 的生产能力能够无偿地养活她吗?还有更多的其他人?　　从以上几家人的情况，大体也可以估摸出这些上海移民的全貌，他们或本人或家庭在政治上 都具有被认为是不干不净的因素，他们不是根正苗红的左派。上海市委决定把他们迁出上海 ，送到遥远的西北边陲，让新生的、无所不包的人民公社把他们接纳下来开发边疆，其真正 的目的是要把大上海建设成一个纯之又纯的先进城市，名扬全国。说真的，他们干的是一 件清除城市“垃圾”的工作，是为了净化城市开展的工作。被有些人说成是最忠于毛泽东、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对开展这项工 作，毫无疑问是首肯的，但这位好学生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透。这项清除“垃圾”的工作 最终彻底失败。3年后，大饥馑扫荡了全国，甘肃尤甚，据说当时在全国排名第二--为 受“自然灾害”的严重省份。对于上海移民来说，竟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那时，他们已随 原十工农场的全体职工迁场到了玉门县，农场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疏勒公社已不复存在。 上海移民在自己洒下汗水血泪播种收获了粮食的农场挨饿，他们觉得已无法再忍受。于是， 便开始有人卖光了所有能卖掉的需用的及不需用的衣物家什，凑够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钱，便 举家逃离农场。最早行动的人家，立即被全体移民认同是一种大智慧，是摆脱苦难的唯一最 佳途径。于是，除少数人外，在短短的十数天内，上海移民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逃亡的潮流， 互相帮助，扶老携幼，历经千辛万苦，逃离农场。小学教员黄玉华也带着她的5个孩子逃离 了农场。当他们先先后后回到上海后，已不是原先听了政府的动员报告便听话驯顺地举家动 身去大西北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经受了的苦难，他们有过的血泪，使他们变得天不怕地不 怕。他们既已回到了全家人曾经安居乐业的上海，在那里，他们的亲友依然过着一如既往的 正常人的生活，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他们绝无反悔，绝不能再回到移民的噩梦里去了。对于 这些在戈壁深处吃够了苦头的上海人，他们口袋里装着户口迁移证，上海的公安机关也无可 如何，况且，他们也是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回到上海要求庇 护来的啊!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以后，公安局最后又全部恢复了他们的户口。尽管已一贫如 洗，这些移民仍欢天喜地地又开始了上海人的生活。　　来农场的第一个冬季已经来临，严寒的步步威逼，使我们进一步知道了生存的艰难。　　我和几个女伴的手指--特别是拇指和食指的弯曲处，都裂了深深的血口子，像是小孩的嘴 ，手背上是不计其数的小口子，疼痛非常。我有个竹壳的五磅暖水瓶，此时派上了大用场， 晚上睡觉前，把暖水瓶里的开水倒出一点，大家都烫烫手，擦上厚厚的凡士林，让裂满口子 的双手养息一夜，就是最好的治疗。　　我和小徐在饲养室准备饲料，清洗鸡兔的食具，都要接触冷水，冰冷的饲养室不生火，干一 阵活，大大小小的血口子就又裂开了，流着血的大口子一张一合，倒真像小孩红红的嘴唇， 疼得我们不住地吸冷气，呻吟不已。小时候，我曾听说，农村里的人冬天用小男孩的尿洗手 ，洗了就手不裂口子且绵软光滑。以前我对此是真是假持怀疑态度，反正我的手很少裂口子 ，也不去多想它。记得在我上中学以前，兰州城里的普通人家冬季都是用蜂蜜搽手脸，早晨 洗完脸后，用右手食指从用过的雪花膏瓶子里挖出一点蜂蜜放到左手心里，再用右手食指蘸 一点洗脸水，两个手心相对磨擦一阵把蜂蜜和洗脸水调匀，然后搽到脸面和手上就行了。我 们家里用甘油和凡士林搽脸，已是抗日战争胜利前了。那时，大家都认为甘油比凡士林更好 ，所以，我们家用甘油较多。而此时，我真恨不能搞到小男孩的尿，每天用尿洗手，只要手 不裂口子就好。我还问家在农村的老殷：“用小男孩的尿洗手，是不是手就不裂口子?”老 殷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抬起头，用她那双并不好看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她眼角的 皱纹已明显地增多了，认真地回答说：“哪谁知道?反正我也没洗过。”老殷说话做事都挺 认真，很少开玩笑，这也许是她多年做财会工作的职业习惯。　　为了保护经常渗出鲜血的双手，我们实在也疼得受不了啦!后来，我和小徐只好放弃了对鸡 兔食具的清洗工作，每天清理了鸡兔头天吃剩的饲料，用干抹布把食具擦拭一番，放进新饲 料，全天放三四次，也就算了。这样，手裂口子的状况略有改善。严寒的威逼，此时自然也 进一步威胁到鸡兔的生存，死亡增加了。我们忧心忡忡。　　石天爱毕竟是搞医的，她后来发现小卖部有卖小卷橡皮膏的，每卷1毛多钱，就告诉我们去 买，用来贴手上裂了的口子。石天爱是我们之中跑小卖部最勤的一个，因为她常去小卖部买 8分钱一包的廉价香烟，别的什么倒是一概不买。数月前，她母亲从天津给她寄来的包裹里 ，除了有她称道不已的吉士林的牛肉肉松，有几件内衣内裤，还有用大红布手工制做的绵绵 软软的卫生带，慈母的心真是把什么都想到了也做到了，她毋需再买什么了。她的经济能力 也不允许她再买什么。石天爱曾慷慨地把肉松给我和小 徐都送了一点，是用她吃饭的大调匙舀的，还特意给我多舀了一两勺。她对小徐有些小意见 ，多给我一些，是表示一种特别的友好。这种肉松对于我们经常不见荤腥的人来说，无异是 天外来的美食佳肴，味道好极了。再说我和小徐听到小卖部有橡皮膏可买，便立即去买。我 想到景超手一定也裂了，他们那里未必能买到橡皮膏，就多买了两卷。小卖部还有卖的深蓝 色帆布手套，很结实，冬季戴上干活可以抵挡寒风的吹刮，少裂些口子，就买了两双。他们 在冬季不会停止劳动，这是一定的。前些天，我还从小卖部给他买了一件雁塔布的白衬衣， 价廉物美，只两元钱一件，正适合他现在穿。另外，我还买了些凡士林、针钱之类，就这样 零七八碎凑了个包裹，给他寄去了。在严寒来临之际，我能够为他做的只能是这些了。　　我强制自己不去多想他。时日长了，便也逐渐习惯于不想他，想他，除了徒徒地增加许多悲 戚无奈，徒徒地苦恼自己，又能怎样呢?在大跃进的年代，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改 造”自己的问题上多下功夫，想得很实在，确实也在争分夺秒地表现自己，在劳动上狠下功 夫，狠出力气，做出非凡的努力。天冷以后，记得有一次让大家突击翻整一块地，我也参加 了。我已多日没干过拿铁锨的活了，便甩开膀子大干了起来，穿着棉衣的我，一会儿便大汗 淋漓，解开了棉衣的全部纽扣。再看看周围的男士，有些也并不如我那样拼命。我拼命，是 因为我承受着双重的苦难，我的和他的。我拼命，是为了争取早日改变目前的处境，好进一 步帮他脱离苦海。然后，我们的俩孩子也才能得救，我们才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可怜的孩子 ，他们原应该跟别的孩子们一样，有一个无忧无虑欢快活泼的童年，但他们小小年纪长久地 连父母的面也见不到，让孩子们也苦熬苦度岁月，这虽也是我尽量不去想的，却又时时刻在 心上。我痴痴呆呆地，一心只想着改造，改造，拼命，拼命!真是到了可笑而痴迷的地步。 而在当时，这一切就是如此真实，沉重酷烈的苦难使我别无其他选择。用橡皮膏贴血口子，果然不错，特别是手指上的大口子，用橡皮膏缠上一圈，伤口不接触风 寒冷冻，很快就愈合了。如果再裂开，就再贴，减少了许多疼痛。　　到10月下旬，我们的冬装就全部上身了。在来农场前，我拆洗了归棉衣，把原来6两棉花的 薄棉衣，絮得厚厚的。做缝纫工人的四表姐苏佩琳替我做了一条厚棉裤，用了3斤棉花。棉 裤送来时，我惊讶不已，因为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厚的棉裤，更不用说穿了。但四表姐极肯 定地说：“你不要嫌厚，就要这么厚才不受冻。”现在我穿上了絮了3斤棉花的棉裤，手放 在裤子上大腿部分，一把都捏不透，手指接触不到大腿上。穿上这么厚的棉裤，真是浑身都 觉得暖和。俗话说：“人暖腿，狗暖嘴”嘛。小徐和石天爱她们没有我这么厚的棉裤，在棉 裤里又加穿了绒裤。此外，我们都有短大衣。单薄低劣的方头巾已不足以御寒，我买了两条 儿童用小毛巾缝在一起，衬在方头巾里面围在头上，倒也解决了问题。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我们冰窖似的宿舍里，既无火炉，又不烧炕，睡一夜，人的体温始终 无法把被窝褥子暖热。我的厚厚的被子上盖着皮大衣，棉褥上还有一张狗皮褥子，怎奈这些 皮的、棉的铺盖，都同室内温度保持一致，据说安西冬季的最低气温为零下30摄氏度左右， 仅仅依仗我们三十六七摄氏度的体温，反差如此之大，又怎能把铺盖暖热呢?每夜，我都忍 着彻骨的冰冷，打着冷战钻进被窝。进了被窝后，最难放置的是一双脚，伸展腿一直放下去 吧，冰冷的脚还要吸收厚厚的铺盖里反射过来的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冷，真像受刑似的。两 只脚就那么大，铺盖的体积大多了，反射过来的寒冷量相应就大得多，可怜的脚，它们怎能 经受得住?这种冷冻的痛苦，很难忍受，我只是浅尝辄止，略伸出腿一试便立即收回作罢。 为了缩小身体与零下几十摄氏度的铺盖的接触面，我经常采取的睡姿是用一只手抱住膝盖， 两只脚尽量靠近屁股--是两只早就不脱厚棉线袜子的冰冷的脚，身体蜷曲如虾米状。就这 样，还要在战栗中苦苦挣扎，上下牙齿磕打得咯咯响，在牙齿的磕打声中喘息呻吟，像是在 忍受鞭子抽打的痛楚，好久好久，才能慢慢安静下来，通夜还只能保持这样的睡姿，一动也 不动。因为动一下，就意味着大面积彻骨冰冷的再度袭击。刀割似的彻骨冷冻，令人再次 呻 吟战栗。睡觉真成了受罪。到天亮时，不仅浑身不觉得暖和，因为整夜一动不动，还全身这 儿那儿的疼痛不止。初到农场时睡觉的香甜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　　痛苦的睡觉，睡觉的痛苦，这又是一种新的磨难，一种谁也未尝经历过的磨难。但，否极泰 来，我们到底还是想出了对付的办法：干脆，和衣而卧，袜子当然也不脱。这样，白天穿在 身上的棉衣棉裤本来就保持了一定的温度，它们阻隔了铺盖的寒冷，使不能直接传导到身体 上，倒是使之发挥了防寒保暖的作用，我们才又暖暖和和地自在地睡上了囫囵觉。到天亮时 ，一觉醒来，下了炕，全身还热热和和的，只觉舒适非常，而无感冒之虞。谁会晓得，在安 西酷寒的日子里应该如此睡觉，真是想也想不到啊!以前我下乡采访时，最穷苦的农民冬天 也有热炕睡，没有热炕睡的农户就没有，因为没有热炕就过不了冬。疏勒公社对此却未做任 何安排。从此，在整个冬天，我们再也无法换洗衬衣衬裤。每个人身上长满了大大小小不计 其数的虱子。在痒痒得难受时，临睡前，我们只好解开衣襟，在昏黄的小煤油灯前捕杀一番 。好笑的是石天爱，她觉得身上痒，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说长了虱子，让她解开衣襟， 帮她找出虱子给她看，她大吃一惊，连声说：“我的妈呀，衣服上怎么会长出虱子，这可怎 么办呀!”原来，她和母亲从小在天津过着豪华富裕的生活，有佣人服侍，衣服、被单都每 天换洗，她根本不知道衣服里还会长出虱子，也从未见过虱子。老殷对于我们外屋里发生的 一切，充耳不闻，也不吭声。石天爱曾经有过的阔绰生活，她如同我们一样，连边也没沾过 ，大概也很看不上。她是个充分接受了共产党思想熏陶的历史反革命。记得夏天有个工人家 属来我们宿舍闲聊，天很热，石天爱热情地问：“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不知所云 ，石天爱又接连问：“你要不要喝点凉白开?”工人家属仍瞠目不知所以，便说：“啥?你说 的啥。”小徐听不下去了，有点急躁地接上说：“你就说是冷开水不就行了嘛，人家就不知 道什么是凉白开，你就不能改一下说法吗?”石天爱于是又再一次地问：“你喝不喝冷开水? ”究竟是石天爱故意拿腔拿调地为了表示她大城市里人的身份，才一口一声地把冷开水说成 是凉白开呢，还是她不了解这里的普通人就不懂什么是“凉白开”?在这种场合，老殷虽不 说什么，从她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是看不惯及无法说出的反感：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谁会和普 通的劳动妇女这样说话呢?　　在这个寒冬，灶上有些日子常有羊肉炖胡萝卜，每人一份，价廉物美，很解馋。后来才知道 ，这羊肉，是黄羊肉，是我的演出伙伴，说相声的徐保安，从荒原上狩猎打来的野物。徐保 安是原武威步校教射击的军官，我们在演出活动中就得知，他几次在北京的全国射击比赛中 都独占鳌头，后来还成为国际射击比赛的裁判。他戴一只瑞士劳莱士的手表，说这只表在北 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挑选时就经受住了考验，他在拿表时没小心失手把表掉在了坚硬的水磨石 地上，从地上拣起表来一看不仅没有一点外伤，秒钟的“噌噌”声仍不绝于耳，一切正常。 这只表当是他在北京参加射击比赛时购得的。邹士杰是个极善于在我们这伙人中“调动积极 因素”的领导，在演出活动中得知徐保安是个神枪手，当时就议论过让徐保安冬天打黄羊， 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到了冬天，便立即付诸实践。徐保安也是个被开除了军籍的右派分子 、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让阶级敌人掌握武器去打黄羊，从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及国内的政治 形势来说，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从人民的行列中被排除在外的右派分 子，是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把枪枝交给他，按照既定的逻辑，他就会把枪口对准人民 ，射出仇恨的子弹。而徐保安例外地受到了信任。保卫部长也是个陕北人，把一支长枪发给 了他，徐保安提出，在平坦广阔的旷野，黄羊奔跑很快，要坐在大卡车上追赶射击，才能射 中。场里立即配备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司机很年轻，对开车追杀黄羊特别来劲。这是一个初 冬的中午，徐保安就坐在司机旁边，摇下车门上的玻璃，把枪口伸向窗外。保卫部长和三大 队的统计高仲君坐在敞篷车上，跟随前往。来了，来了，前方出现三四只黄羊奋蹄飞奔，徐 保安在奔驰的汽车上瞄准其中的一只扣动扳机，只听“叭”的一声，一只黄羊应声倒地。车 上的三人都激动地大喊：“打中了，打中了!”徐保安只笑了笑，并不说什么。在他脑海里 飞过的，还是在北京体育馆射击场上激动人心时刻的情景。在国内的射击比赛场上，他曾多 次独占鳌头，站在飘荡的五星红旗下，在国歌声中心情无比激动地领奖。作为国际裁判，对 苏联和东欧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运动员们作出裁决英俊潇洒的姿态，还浮现在他自己眼前。 但，那些场面那些情景尽管还历历如在眼前，却都已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现在，他 射击的对象只是黄羊，而没有一个比赛对手。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他愿意多多地射杀黄羊 ，而当年一个驰骋国际射击赛场的裁判，一个多次在国内的射击场上独占鳌头的名射手，如 今只能把黄羊作为靶子来射杀，又是怎样的悲哀，--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猎手罢了， 他的心头掠过阵阵酸楚，笑容很快就褪去了。年轻司机在胜利的欢呼中脚踩油门把车飞速开 向黄羊倒地的地方。车刚停住，高仲君和保卫部长就跳下车去，两人抬起流血的黄羊扔进车 厢。然后，开着汽车继续寻找黄羊的踪迹，再追杀。大半天，他们先后共猎获7只黄羊。　　7只黄羊都送到了伙房。炊事员们在剥皮开剖黄羊的时候，高仲君走进去细看，不禁为徐保 安高超的枪法惊叹不已：射中7只黄羊的子弹，个个都是从肩胛骨穿进，射中心脏，每只黄 羊都如此毙命，无一例外。徐保安弹无虚发，真是每一颗子弹都射中了一只黄羊，并使其立 即毙命。炊事员们一面剥皮开剖黄羊，也因为发现了徐保安高超的枪法而赞叹不已：“人才 啊，人才，好人才!到哪里找这样的人才去哩!”　　原共产党员徐保安的右派言论，据说主要是只强调自己的勤学苦练，不承认党的培养教育， 从而构成了 反党，他常说：“培训班100多人，都是党培养教育的，为啥就我一人拔了尖，到北京比赛 还是我得的第一名，别人咋上不去?不就是因为我勤学苦练，比别人下的功夫深、功夫大!” 他把党的培养教育，只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绝对不行。40年后，在本书定稿之际，高仲君 还评论说：“徐保安不仅是勤学苦练，他还是有相当天分的人，多次在全国射击比赛中得第 一名，没有天分，仅仅靠勤学苦练也达不到。”再则，鸣放前夕，他正好回到河南 老家探亲，看到家乡人民因为统购过头缺粮吃，回到部队上就向领导作了反映。到鸣放时， 就大胆说：“家里人饿得嗷嗷叫!”这两条，就使他落到了目前的处境。　　正文 第八章红火的演出与演出的　　　　元旦时，全场又有过一次文艺会演。会演前，在全国风行一时、以东北民歌为基 调的小演唱《小拜年》的脚本传到了十工农场。曾芳煜他们看到后非常高兴，立即紧张排练 ，在元旦演出。曾芳煜演上丈母娘家拜年的姑爷，小徐演女儿，我则演丈母娘。另有10多个 伴唱的群众演员，班底很硬。我哪知道演唱中的老太婆是怎么扮演的?好在曾芳煜、李佐亭 他们设计了一些动作，还教给我农村老太婆走路的姿势，等等。到演出时，也就胜任了角 色，我唱着：“丈母娘呀迎出门儿呵，哎哟哟哟哟哟哎哟哟!”在群众演员的伴唱声中走出 时，立即引起台下观众的哄堂大笑。他们怎么能不笑呢，平时大家极熟悉的年轻的我，突然 自称“丈母娘”，着农村老太婆的黑衣黑裤，脸上有了皱纹，腰腿不很灵便地出现在台上， 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如果自己是观众，我也会大笑不止的。这个小演唱很热闹，气氛很活 泼，在元旦演出这个节目真是太妙了。　　此外，我们还排了个俄罗斯舞，除了我和小徐，还吸收了四五个上海移民中的女孩，阵容就 够 大的了，乐曲选用优美动听的俄罗斯民歌，这比起我和小徐在“七一”演出的双人舞，就更 上一层楼了。整个舞蹈场面花哨好看热烈动人，我为演出队伍增加了生力军而感到高兴。　　但，引起观众强烈反响的还是小演唱《小拜年》，我卸装后走到观众中，迎来的是人们惊喜 的目光和赞扬声，靳清义特意走到我面前笑着说：“小和真行，风度真好!”我为自己首次 饰演老太婆获得成功而高兴!　　有意思的是，元旦后，公社还组织我们到县上又进行了一次演出活动。县上刚结束了征兵工 作，有一批新兵刚刚入伍，这台晚会是为欢迎新兵特意举办的。　　演出的主要剧目，有话剧《妇女代表》，主角妇女代表由机耕队的工作人员韩淑霞扮演，我 演思想守旧、不许媳妇参加社会活动的婆婆，石天爱也同台演出，演多嘴多舌、挑拨婆媳关 系的邻居老奶奶。这位老奶奶到邻居家串门，坐在炕头，还拿着有把的旱烟锅子抽旱烟，倒 正是石天爱该演的角色。思想进步的农村姑娘翠兰，由上海移民陆明华扮演。说山东快书的 李佐亭既当导演又演儿子。　　石天爱演戏很认真，还给我说戏。帮助我深入角色。原来，她母亲作为老艺人几年前就在天 津演出过评剧《妇女代表》中的婆婆，她看过母亲的排练及演出，对我这个角色早就熟悉。 　　因为是欢迎新兵的晚会，曾芳煜还赶着编了个送子参军的短眉户剧，曾芳煜本人扮演儿子， 母亲和儿媳，经李佐亭建议，我演儿媳，韩淑霞演母亲。话剧中的老少角色，在此剧中作了 调换。李佐亭有丰富的演出经验，此举大概是为了引发观众的新奇感。　　此外，小节目中，有曾芳煜的独唱《真是乐死人》--这是歌唱一个新兵在欢迎的晚会上抒 发自己参军的欢乐心情的，已不是新歌，但在安西县肯定还没人独唱过，与晚会欢迎新兵的 主 题正切合，选它作为重头节目，非常正确。男声小演唱有：《大实话》、《公社姑娘》。《 公社姑娘》的原歌词大意是说，在我们工厂有个好姑娘，她不爱工厂的伙伴，爱上了一位战 斗在边疆的战士。为了适应公社化的新形势，演员们把“在我们工厂”改为“在我们公社” ，整个小演唱幽默风趣，歌颂了公社姑娘对战斗在边疆的战士的热烈爱情，同晚会的主题也 很吻合。　　在男声小演唱中，又新添了一位从四大队来的小伙子，名叫韩书谦。他是个业余爱好者，声 音浑厚宽阔，唱男中音。同时，他还独唱了新疆民歌：《美丽的姑娘见过万千》。他是原古 浪县银行的干部，高高 的个子，戴一顶很考究很时髦的驼色卷毛皮帽，圆脸，有点络腮胡子，颇有风度，脚上的高筒皮靴，使他走路时显得特别精神，脸上常露 着和善的笑容。他初次亮相，便成为演出队不可或缺的成员。　　在这次排练过程中，我和韩淑霞发生了些小矛盾。韩淑霞是机耕队队长孟某的妻子，人长得 漂漂亮亮、苗苗条条的，短发的样式修剪得很时髦，河南灵宝人。大概是由于丈夫在十工农 场或是到十工农场谋职的原因，她才来到了这里。十工农场无一女干部，她究竟是干部呢， 还是后来所说 的以工代干呢?反正在场部显得颇有些显眼突出。我作为女右派得罪了她，这就不得了了， 以至由场部秘书姚琅主持，对我开了个批判会 。我估计韩淑霞可能摆出姿态，不批判我，她 就拒绝演出。全体演出人员都参加了会，火力也够猛的，曾芳煜、李佐亭的发言都咄咄逼人 ，说凭我这个态度还如何进行改造，如何摘帽子，云云。我镇静自若，没有说出过分的无地 自容的所谓检讨，主要听大家开火。因为我心中有数，我和韩淑霞发生的小矛盾都是在光天 化日之下出现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的倨傲发火，不过是凭她女干部或女工人的身 份，自认为高人一头，嫌我在她面前谦卑得不够，不像有些男右派那样，有意地恭维巴结她 ，奉承话说个没完。她在会下得不到的，在会上仍然得不到。我料定凭她韩淑霞的本事，除 了可以撺掇别人开这么个批判会，也不能将我怎样。最后，姚琅做总结时说话还是公允的。他说，我和韩淑霞发生的纠纷，开会解决一下 是对的，有利于节目的继续排练，但这牵涉不到改造态度的问题，更不影响摘帽子。我心里 就更平静了。我庆幸自己总算来到了一个还算尊重我们的农场。　　这次演出，又是一次轰动。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还邀请我们全体演员座谈。其实，就是准备了些糖果瓜子花生之类请 我们大嚼，部队领导简单说了些对演出的赞扬肯定表示感谢的话，我们无一人发言，作为阶 级敌人的身份，使我们无法说话。能遇到这样可以大嚼糖果花生瓜子之类的机会很不易，他 们热情地把这些食品堆在每个人的面前请大家吃，我们就不停地吃。为了助兴，不知经谁的 建议，还让我和曾芳煜清唱了《小拜年》，此时，我尚未卸装，还是年轻媳妇的扮相，却又 唱起了丈母娘的唱词，很有意思。曾芳煜又重唱了一次《真是乐死人》。这两个助兴演出 ，又都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夜深了，我们才坐车返回农场。　　这次演出，郑文义无法再表演小提琴独奏了，他那有着轰动效应的表演永远地在安西消失了 ，原因是数月前他逃跑了一次，回到了西安的家中，回来时没把小提琴带来。当时，农场立 即派三大队的赵队长追到他西安的家中，用手铐将其抓回。十工农场用手铐抓人，这是我听 说唯一的一次，我是听赵队长的老婆私下悄悄说的。也许，这是因为农场变成了疏勒公社后 ，政社合一的缘故。郑文义抓回来后，我见到时已是在批判会上了。这次批判会，参加的以 演出人员为主，总共有20多人吧，发言的人事先大约有布置，曾芳煜头一个发言，侃侃而谈 ，说郑文义过去为蒋介石效劳，到现在还与人民为敌，不老老实实改造，心怀叵测，不知要 干什么，并大声喝问：“你老实交代，你偷偷跑回家，是要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的反 动本性为什么就得不到改造?”发言的也就三五个人吧，别人的火力还不及曾芳煜猛烈。会 前没有人对我有过安排，我乐得一言不发，心里还暗自为郑文义庆幸，逃跑可不是等闲的小 事，迎接他的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批判会，场部无一人参加，邹士杰、姚琅这些常和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未露面，这种作法的本身就是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领导上并不想让郑文义太难堪，是事不得已，走走过场罢了。此 事如果发生在兰州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就此罢休，可他为什么要逃跑呢?记得头年7月我们第一次进县城演出前，邹士杰曾动员大家修理“门面”，让男士们刮胡子 、理发，穿上整洁漂亮的服装。郑文义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换去了补过大补丁的长裤，他 的黑发有些稀疏卷曲，留得较长，有些耷拉在额前，显得不同于别人。邹士杰一见，就开玩 笑地说：“啊呀，老郑这不是很漂亮，很有风度嘛!”曾几何时，他又成了出现在批判会上 的逃跑人员。郑文义的检查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也过关了，批判只是“草草收兵”。郑 文义从西安家里被抓回来后少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心爱的意大利造小提琴。多了一样东西， 是入冬后他常披在身上的崭新蓝卡其棉猴。这棉猴显然是他妻子的，因为尺寸较小，他根本 无法穿。大概是妻子在分别时无以安慰他，就以自己新做的棉猴来温暖丈夫受苦的心。在凄 迷坎坷的人生旅程中，他们相伴已多年了。所以从西安家中抓回来的郑文义，再也无法表演 小提琴独奏了，普通的小提琴，显示不出他高超的演奏技艺，安西人和农场的我们，从此再 也听不到那悠扬动听令人心醉神迷的琴声了。多年后我才悟到，郑文义那次逃跑回家，其主 要目的恐怕就是为了把小提琴送到家里保护起来，这把小提琴就是他的生命，是无价之宝。 一旦失去或遭到破坏，他的音乐生命也就完结了。有一次，在演出间隙，郑文义不无担心地 说：“安西气候这么干燥，我担心小提琴会裂口子。”我当时听了也没当做一回事。仔细回 想起来，安西作为大陆性气候，就是常年无雨。我在安西两三年，只遇到一两次下雨。他的 小提琴如果不带回西安，最终肯定要完蛋。他甘冒逃跑的政治风险把小提琴带回西安家中， 是绝对地做对了。但这些理由在批斗会上是无法说的。　　再说元旦会演，四大队演出的眉户剧《雌雄花》，表现了推行玉米杂交新技术过程中，农村 两代人之间新旧思想的冲突，中间还穿插了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情节。这个剧目很受场部领 导的赏识，四大队排这个节目也是花了大气力。只是大家认为扮演女主角的工人家属虽嗓子 亮，表情太呆板，未能演出人物的内心活动。此时，农场还准备参加春节后张掖地区的文艺 会演，经有关人员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换下工人家属，演女主角，并加强了导演和乐队。 按照领导的意图，眉户剧《雌雄花》将是农场参加张掖地区文艺会演的重头戏。我在县上参加演出了欢迎新兵入伍的晚会回来，由于眉户剧《雌雄花》剧组的演员大部分都 在四大队，便被临时抽调到四大队排练《雌雄花》。四大队的队长陈德位特别爱好并支持演 出，他自己就在《雌雄花》中担任队长的角色。　　排练日夜都进行，夜里便点上汽灯，大队部成了我们的排练场。我过去也学过几个眉户的曲 调，此次在《雌雄花》的排练中，多采用流行一时的《梁秋燕》中的曲谱，这些曲谱已经过 再创造，活泼、悦耳，十分好听。剧中的男青年由原安西县干部陕西人王昭扮演，老经验由 民勤人侍峒山扮演，陈德位演队长，群众演员有武威人李熙元等。此时已是农闲，我们排练 时围观的人很多。戏中女主角小红上台时，手握一束玉米花。每次排练前，王昭就从大队部 门外的玉米秆上摘下一束，让我拿上。　　眉户剧《雌雄花》虽比较粗糙，而我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原省文化局的田禾担任 导演，他很懂行。他的弟弟田季章，原省文联的，我在兰州时就认识，后来才得知也是个右 派，但田禾一直没说。眉户剧中的念、唱、做，田禾都仔细地指点。我从戏里用碎步子跑 圆场学起，学得很用心。特别是地方戏里“做”戏的种种招式，我过去都没接触过，田禾都 能一一点到，让我心领神会。排练过程中的艺术创造活动，我觉得是一种陶冶人的心性，追 求艺术美，使美的意境不断升华的过程，这使我能暂时忘却许多苦恼。沉醉于排练中的艺术 追求，我觉得也是一种享受。　　在排练《雌雄花》的过程中，曾芳煜还初步构思了个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歌颂公社化 后队长请一对老夫妻进敬老院的事，两老伴开头还推辞不愿去，一个舍不得饲养的肥猪娃， 一个舍不得托儿所的胖娃娃，最后在队长劝告后双双进了敬老院。这个小演唱在创作过程中 ，我帮助改了改词，加了些风趣有意思的内容。在排练中，我和侍峒山演两老伴，陈德位演 队长，群众演员主要由工人和难友的家属担任，都是女演员。李佐亭在导演中有突破，群众 伴唱有动作，队列还有变化，对她们的表情也有很高的要求。应该说，这个小演唱，从编导 到演出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这次在四大队还与杜博智久别重逢。侍峒山在我到来后就给他捎了个条子：“你的好朋友和 凤鸣要来看你。”见面后，我们自然都很高兴，说了许多别后各自的情况。　　春节前，排练结束，我们又回到场部。　　大年初一晚上，食堂里搭起了戏台，拉起幕布，点上了汽灯，一台隆重的春节晚会开演了。 　　眉户剧《雌雄花》再次出台，使观众大为倾倒。眉户原本是西北人喜闻乐见的一个剧种，在 各地农村及市井小巷，会哼着眉户调唱几曲的大有人在。记得小时候在兰州，有一对卖唱的 盲人夫妇走街串巷，如有人家留他们唱几曲，他们便会坐在条凳上，男人弹三弦，女人手敲 铃铛，一唱一和，唱了起来，唱的便是眉户调。在农村，眉户更是妇孺皆知、人人喜爱的 一种曲调。但是，把眉户剧搬上正规的舞台，有阵容强大的乐队配乐，班底很不错的演员， 出演反映当前农村技术改革、新旧思想冲突的新事物，在安西这样的小县肯定还未出现过。 所以，此剧的再次出台，面目一新，引起观众的极大轰动。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在编导 上都有很多创新，特别是群众演员唱得很认真，表情欢快，队列的变化、配合的一些动作， 都有新意，也很受欢迎。　　我们在四大队时，场部由一位上海移民做编导，排练了一出以黄梅戏《夫妻观灯》的调子和 形式，表现一对年轻夫妻在观看公社化后的新气象的情景的小歌舞，有歌有舞，活泼有趣， 也大受欢迎。女演员由小徐担任，男演员也是一位难友，河南人，名叫钟贵祥。　　此外，男声小演唱《公社姑娘》、《大实话》，等等，也都在晚会上演出。　　总之，这台晚会内容丰富多彩，总体水平比半年前的“七一”会演，已有了很大提高。凡是 看了晚会的人，都皆大欢喜。　　小徐告诉我：“二大队有个南方人，原来最烦眉户剧，说看了你的演出，才喜欢上了眉户剧 ，很爱看呢!”这位南方人当然是难友了，我听到后十分高兴。　　三大队新建的饭厅水泥地十分光滑，春节时还在这里举办了盛大的舞会。阵容强大的乐队很 能引发人们的舞兴。农场基本上是男性王国，来跳舞的绝大部分是我的难友，像我这样的舞 伴便很令人注目了，常有人邀请，几乎每场都不空。我的舞伴中，有一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是二大队的，人很年轻，穿一件黑色礼服呢上衣，谈吐文雅，舞步轻盈，他用手 轻轻地揽着我的腰，我随着他在全场舞动旋转，感到非常轻松愉快，我认定他是一位舞场上 的高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说他原在山丹县银行工作，通报了姓名，说他叫沈潮，听口 音是江浙一带的人。后来我才得知，他正是看了我的演出，才喜欢上眉户剧的那位难友。但 他当面并不曾提起这些。我用不着介绍自己，因为我已是全农场久负盛名的女演员了，谁都 知道我的姓名和来历。我和他连跳了两场。此后，我们就再没见过面。　　石天爱一向不上舞场，但她从小受过正规的训练，舞技十分娴熟，年前天热时，她常在我们 宿舍门前的平地上，带我和小徐跳，什么“伦巴”、“探戈”，她跳得都很有味道，很有特 色。此时的石天爱，从外观上看，就更不雅了，因为她那最新潮的琅架近视眼镜劳动时摔 了一次，一只眼镜腿用白胶布裹了裹还勉强可用，另一只眼镜腿断成了几截，只好扔掉，用 一根粗白线绑住眼镜框挂在耳朵上。说相声的赵芝贵和她都是天津人，认老乡，开玩笑说她 这是：“一线希望。”谁听了都笑得不得了。因为无论谁听了，都会和石天爱作为老姑娘没 找上对象，要联系在一起来想。石天爱心中无奈，嘴里不好说什么，也只能笑笑算完事。再 说，入冬以来，石天爱一直身穿一黑棉袄，上面还套一类似棉猴的灰中透绿的大衣，大衣的 式样颜色仍属新潮。但是，她的黑棉袄是对襟的，有两三个纽袢先后都断了，也许，她根本 就不懂断了的纽袢可以缝一下再连接起来，为了把棉袄裹紧暖和一点，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了 半截麻绳，干脆在腰里一系。请设想一下吧，如此仪表的石天爱，还能够莅临农场里可谓大 雅之堂的舞场去跳舞么?出现在舞会上的男士们不仅彬彬有礼，很多人还着装整洁漂亮，他 们很愿意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显示一下自己昔日的风采。　　春节期间，我们的歌唱家冯士伟还请了一次客，客人都是我们这些演出伙伴。他买了几斤糕 点糖果，让大家分享。他原来也是行政十八级，当右派后降了五级，前后的级别都跟我一样 ，还能拿到58.24元。他宣布请客的原因是，他妻子死后，他已还清了债务，所以跟大伙一 起稍稍庆贺一下。我为他在当右派之时又失去爱妻叹息不已，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承受那样巨 大的不幸，所以曾几次对着他叹气：“真是太不幸了，太不幸了!”然而，他一般尚能自持 。现在他在还清了丧妻后的债务以后，还请大家吃一顿，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大家在 经济拮据的状况下能够享受一顿糕点糖果，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也无人提起令人不愉快的话 头。　　在到县上举行会演前夕，风云骤变。　　陈德位队长突然宣布：他本人工作忙，必须立即回四大队去，无法参加演出，《雌雄花》就 不演了。我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德位为了顾全我们这些右派们的面子，考虑出的一种婉转的 说法。《雌雄花》的停演，一定是政治上的原因。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以我们这些人的政治 身份，又如何能参加县上或地区的文艺会演呢，这次县上肯定明确了一下，我们这些人没资 格参加会演。果然，不仅《雌雄花》不能演出，小徐和钟贵祥的黄梅戏也不能演出，《两老 伴进天堂》里的我和侍峒山都被换了下来，因为我们俩都是右派分子。接我的角色的是个 男性上海移民，他个头小，可以冒充老太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个右派。此人多才 多艺，小徐他们演出的黄梅戏就是由他创意编导的，由于他的右派身份县上不知道，就以上 海移民的头衔参加会演了。　　红红火火的演出，由于我们是右派分子而被取消停演，我倒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因为当时 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的弦，未曾有丝毫的放松 ，以如此的政治形势，我们作为阶级敌人哪还能上台参加会演。所以，我主动给那位上海移 民说戏，耐心地帮助他熟悉角色，希望他把小演唱演好。侍峒山火冒三丈，说不让演，立即 就转身走了，他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他的角色后来由谁接替的，已记不清了。　　后来，农场只能以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先参加县上的会演，也只有这样一个节目在换 了主角后可以参加会演。领导上大概为了照顾，还让我随演出队到县上，帮忙干些如包管服 装之类的杂务，也就得便看了会演的全部节目。当时的四工农场--一个由下放干部参加劳 动的农场，也有个自编自演的节目，全部由女演员演出。她们在院子里排练时，我就看到了 。这是一个带有民间舞似的小演唱，六七个女演员各手拿一个活动的竹板，挥动着竹板变换 队形，唱着歌唱大跃进、总路线的歌儿，夹带一些舞蹈动作，唱了几段，便结束了。他们的 乐队也只有简单的几样乐器，跟我们那阵容强大、高手云集的乐队，就没法比。在我看来， 他们的这个节目只能说是很一般，我们原来排练过的无论是哪个节目也比他们的强。然而， 他们是人民，我们是阶级敌人，只能被取消演出资格。　　中午，我们到县城的小饭馆吃饭，经济拮据的难友们只能吃上一碗臊子面略作改善。我是唯 一的女性，他们硬是不让我掏钱，我是唯一吃请的人。记得同桌吃饭的有许登浩、王昭等人 ，他们肯定都是自掏腰包，我不知是谁付了我的饭钱。　　下午在排练中间，我们乐队中的难友主动为四工农场的节目伴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乐队阵 容，他们原来的器乐伴奏，变得微不足道。演出前李佐亭又主动为四工农场的女演 员们化装。李佐亭原为铁路文工团的演员，一专多能，化装术特别高明，速度快，他把四工 农场的女演员们一个个化装得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漂亮，用黑油彩描唇线，在那个年代尚不多 见，他运用得恰到好处，给每个女演员增添了特殊的美。四工农场的女演员都高兴极了，感 激在心。出现在舞台上的女演员个个光彩照人，平添了许多丽色，每个人心里都惊喜不已， 须知她们此时正青春年少，有些人还是妙龄少女，她们很看重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甚至想 把自己美丽动人的舞台形象永远留住……　　我心中十分感慨。唉，唉，人才济济的阶级敌人，令人刮目相看的阶级敌人，你们为什么是 阶级敌人呢?20年后，我们这些阶级敌人问题全部平反。　　小演唱《两老伴进天堂》后来还参加了张掖地区的文艺会演。据说观众认为节目中的群众演 员唱做俱佳，热情奔放，而主角不怎么样，对此表示不解。亲爱的观众，你们怎么会想到其 中 政治风云的变化呢?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切都是政治标准第一，何况是文艺 会演，阶级敌人如若参与了进去，领导上就会惹祸在身。我们是临时撤下阵来，又换上的新 演员，这种匆忙的变化，主角是无法胜任角色的。　　春节期间的种种情况，我都详细地写信告诉了景超。我们的演出活动，吃了些什么，冯士伟 的请客，我的心情如何，等等，我都一一在信中说及，只是未说及会演被换下的情况。景超 的回信照例很短，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说：“真羡慕你。”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凄 楚意味。因为多半年来，我的处境跟他的距离还在继续拉开。他无法在信中向我诉说他痛苦 的境遇，我以自己的境况又无法想象他苦到了何种地步，他的许多艰难困顿，我都无法凭想 象力便能设想得清楚。比如，我怎么也想不到，在生产粮食的农场，我的亲人及难友们会长 期挨饿；我更设想不出过春节他们吃的是什么，过年还能吃不饱饭吗?唉，唉，如果那时我 能把他的境遇想得更接近实际一点，知道了他活下去已很艰难，此时的我也许会千方百计从 吃的方面尽力接济他，尽管办法很少，但也不是毫无办法。　　这里，我要插入1991年4月9日罗舒群对他们初到夹边沟农场时的情况的介绍。他是幸存者 ，他的介绍正可以补充当年我从景超的来信无法了解到的情况。　　罗舒群是我1950年8月在甘肃日报编辑部财贸组工作时的组长，他原也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 学生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不久，在6月就入了团，同景超一起参加了甘肃工作团，从西安行军到 兰州，属参与了创办《甘肃日报 》的工作骨干。罗舒群性格孤傲，50年代初期在报社得罪了些人，被开除团籍，调出报社。 反右时，他在张掖地委宣传部工作，也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罗舒群在鸣放中没发言。他有一 本工作日记就放在办公桌上，其中也夹杂着记了些生活上的事情。当时他的顶头上司宣传部 副部长是从小学教员岗位上才提上来的，论水平，当然比大学生出身，在省报曾是工作骨干 的他要 差一截子，在共事中常遇到掣肘的事，产生不快。一次，罗舒群随意把《红楼梦》里黛玉《 葬花词》中的两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抄在了工作日记上，无非是发 泄心中的郁闷。哪承想，那位副部长想抓他的右派把柄，私翻他放在办公桌上的工作日记找 出了这两句诗，就给他定了性。在动员大家揭发时，当然又揭出了些“问题”。罗舒群拒不 认错，没有留下任何检查罪行的文字材料，属于态度极其恶劣者。中央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正 式文件尚未下达，他就被划为极右分子，于1957年12月6日，被武装押解到酒泉夹边沟农场 ，开始了他的劳教生涯。　　罗舒群说，初到农场时，伙食虽低劣，吃饭不限量，有白面馍吃，因为大家才刚去身体底子 好，也不觉得饿。但活很重，寒冬腊月，地冻三尺，在农民已是休闲的日子，他们还要翻地 整地，抡起铁锤敲打钢钎使冻土裂开，再用铁锨翻起冻土加以平整，有些人手上的虎口震得 裂开了口子，鲜血淋漓，严寒使大家的手脚都冻破了。就是劳改犯人，也未曾在严冬去干这 么苦这么重的活，因为原来的劳改政策，也只允许犯人去干常人所能承受的劳动。自从劳改 农场改为劳教农场，开始接纳在反右斗争中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极右分子以后，农 场的领导重新调整政策，转换做法，迎接劳教分子们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酷无情的日子 。　　已往被判了刑的罪犯们，在服完刑后，转过身来就用另一副面孔，向陆续到来的劳教分子们 作威作福。没有触犯刑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 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引自毛泽东《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 应当批判》。)的人们，在夹边沟农场要受制于前罪犯，由前罪犯们吆喝着去干各种体力不支的重劳动，对他们的惩罚绝对地超过了 服刑期间的前罪犯。　　几个月后，吃饭开始限量，主食全成了杂粮，豆面糊糊是最受大家欢迎的饭，糜面不去糠， 麸皮也算粮。每天下地劳动回来，每人都要带些苦苦菜、榆树叶、沙枣叶之类回来，交到灶 上，由炊事班做熟，和在饭里吃。沙枣叶又苦又涩，最难吃。平常日子里，野菜树叶就顶了 蔬菜，当然无油无肉。每个人都挨饿，还不能说肚子饿，说肚子饿就上纲上线认为是对国 家的粮食政策不满。有些人家里寄粮票来，只要一旦发现立即全部没收，由国家印制发放， 个人之间原本可以随意互通有无，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粮票，对劳教分子们来说，便成了违禁 品。既不给吃饱，又不许动用家里寄来的粮票，这种残忍的做法，实际上成为勒在每个劳教 分子的脖颈上的致人死命的绳子。　　罗舒群当时就把所谓的改造看得很透，把个人的生存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来对待。他想尽一 切办法来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一切可以充饥平时根本无法下咽的东西，都作为美食佳肴进 过他的肚子。种洋芋时，他背着洋芋子走在最后，看见一个低洼的坑坑，就把洋芋子倒出一 些来放进坑里，用土虚虚盖住，收工后每天拿几块，放在茶缸子里煮熟吃。芦草根、苦苦菜 、榆树叶、老鼠、麻雀、蚂蚱，等等等等，凡是可以充饥的，都曾是他尽力采摘、捕捉，送 入腹中之物，过去他并不知道，烧熟的蚂蚱还很香。一次，他正在房里用茶缸煮野菜，管教 干部赵来苟进屋发现，把茶缸一脚踢翻，怒骂不止，还踏扁了茶缸--他维持生命的重要工 具被破坏，只有面对饥饿者还要断人活路的人才会这样干。　　秋后，胡萝卜成熟了，饥饿的他偷吃了干部蔬菜地里种的一个胡萝卜，被别人发现告发， 批斗了一顿。在批斗他时，景超并未发言。但后来景超再见到他时，见旁边无人，竟态度严 肃认真地指责他说：“你怎么也成了这号人!”话虽不多，却重重地刺在了罗舒群的心上。 罗舒群见他迂到了此等地步，自然什么话也不能和他说了。就因为吃了一个胡萝卜，他被关 进“严管班”受到惩罚。　　罗舒群记得，1958年国庆节时，他们吃的大烩菜有点肉。晚上，还让大家到场部看电影，电 影放映了不到一半，有些人已躺倒在地上梦周公去了，又饿又累，疲乏已极的劳教分子们生 存维艰，已没有了享受精神食粮的能耐和兴致。管教干部们过去也带领劳改犯们到场部看电 影，从来也没出现过劳改犯们不看电影，在放映电影的场地沉沉大睡、鼾声大作的情形。看 见劳教分子们如此不识抬举，有的管教干部还骂骂咧咧的，“狗日的们睡死了!”诸如此类 的脏话，脱口而出。　　到春节时，菜里出现了一点老驴肉之类，每个人的肚子里依然饥肠辘辘，他们在忍饥挨饿中 熬过了大年初一。唉，唉，我的亲人竟然把忍饥挨饿也当做了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就在那 个正常人难以生存，不许人活下去的鬼地方，他规规矩矩地忍饥挨饿，还对别人尽一切努力 求生存的手段从内心里不能容忍，他正直的秉性何以竟变得如此顽冥，如此的不可救药!　　在新添墩时，罗舒群和他曾同住一屋，夹边沟森严的专政气氛，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 乱动”的各种训话或戒规，不允许他们倾心交谈，掏心里话。景超初到农场时，戴一顶小檐 草帽，无论劳动或回到住屋，都沉默寡言，有时间就记日记。罗舒群曾告诉他：“我就是因 为写日记才当了右派，你还记日记干啥?”景超只淡淡地笑笑，不作任何辩解，仍照记不误 。他一时还无法从作家梦里醒悟，对未来仍抱有憧憬。并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洁癖，每天收工 回来，不论多劳累，都要洗脸洗脚刷牙搞完例行的卫生大事，然后才拿起日记本去记日记。 他衣着破旧，总是洗得干干净净，比别的难友显得更整洁些。　　罗舒群也说到挖排碱沟的情形。他说，夹边沟的土地盐碱很重，不排碱，庄稼就难以收获。 他们就挖过排碱沟。排碱沟宽两米多，深也两米多，一边挖，地里的碱水就顺沟而下，从低 处流过。大家就站在碱水中挥锨挖泥，皮肉被碱水蚀破，疼痛非常，可还要在饥饿中坚持到 收工。而此时的挖排碱沟仅仅是小打小闹。　　身在十工农场的我，哪里能把这种种的艰辛，这种种的非人待遇，想个明白呢?即使我具有 非凡的想像力，也难以把这一切都想到，因为人的想像力都来自生活，而我经历的实际生活 ，同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相差太远了。　　60年代，我在杨康家里见到了刘彦璋，他和杨康是延安大学的同学，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 回来的难友，而且曾和景超同在新添墩劳动。他也是妈妈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曾和我的父 母同住黄河沿前街。当杨康向他介绍我正是景超的妻子时，他先对景超大声作了评价：“哎 ，好同志!”　　谈话中间，说到曾在新添墩劳教的傅作恭。傅作恭本人是个水利专家，是起义将领、当时任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来到新添墩后，因饥饿难耐，劳动条件太严酷，曾设法给 哥哥傅作义写了封信，向当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求援。傅作义收到信后不相信他说的话，还 回信义正辞严地批评教育了他。这样，就招来了站上对傅作恭的一场批斗。　　傅作义不相信弟弟来信上的话，我无法想象他们那出了格的严酷生活，同样都是悲剧。　　傅作恭是留学外国，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曾多次动员他 回 来报效祖国，50年代初，他听了哥哥的话，回到北京，在水利部任职。后来，邓宝珊出任甘 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给傅作义写信说甘肃很苦很落后，打算在甘肃修几个大水库，改变甘 肃落后贫穷的面貌，希望助他一臂之力，从人才上给予支援。傅作义接到信后，就动员傅作 恭来兰州。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和他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感情。 经哥哥略作动员，就慨然应允，于1953年2月来到兰州。谁想到，他以慷慨的爱国热情回到 祖国，为了支援甘肃的水利建设，又从首都北京来到兰州。当他为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 奋力拼搏之时，一场反右派斗争，将他划为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 动教养。他，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大高个儿的他 ，消耗也大，一到夹边沟，粗劣的伙食就使他饥饿难耐，繁重的劳动使他体力不支，此时， 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大半生没下过苦的人，如何能承受这样严酷的生活。可傅作义不相信 他信上说的，为此反使他招来一顿批斗，此时的傅作恭真是绝望极了。　　正文 第九章我和小徐当了四大队的中队统计　　(起1B点1B中1B文1B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19:00　　本章字数：12677)　　又过了些日子，一件意外事情的出现，使我和小徐离开了畜牧组。一天，小徐告 诉我，席组长行为不轨，他靠近她坐着，忽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席组长大概是试探性 的，但小徐吓得不得了，问我该怎么办?我说，这只能向领导说明情况，由领导上解决。在 那个年代，我认为只能如此。后来，向邹士杰副场长反映了此一情况，我和小徐便同时调 出了畜牧组。我们对调出畜牧组是高兴的，因为经过半年多的实践，鸡兔的死亡使大家束手 无策，我们担心长此下去交不了差，影响摘帽子。　　我们从畜牧组调出，先是在三大队劳动了些日子，平田整地。干这类活，在我们已是熟路旧 辙，已不感到吃力。此次在三大队平田整地，有几个难友的家属为挣些工分，也同我们一块 干。其中有个才从四川来的黎淑莲，她的丈夫赵贵春，原是张掖航空技校的教员，划为右派 后，根据他的专长在十工农场机耕队工作。黎淑莲原是赵贵春的学生，赵贵春当了右派后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她觉得处处抬不起头，就于1958年回到了四川岳池县老家，在家 中生了个男孩，仍觉得很难呆下去，又于1959年初来到了十工农场。　　黎淑莲，人长得很标致，细高挑儿，很惹人喜欢。在平田整地中，她奇怪地发现，我和小徐 都会推着独轮小车干活，初来乍到的她，只会吃力地向小车里装土，看见我们的劳动强度很 大，在铲土时就尽量少装些土，而此时，我们推车已很熟稔，还想努力表现积极，多干活， 看见她铲土少，就要她：“再铲，再铲!”只要能甩开膀子干活，我们觉得已是幸福，因为 它反映出的正是我们原来的精神风貌。在田间休息时，我还给她们几个家属教歌，教的歌是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首歌当时风行一时，很快大家就都唱熟了。　　又过了些日子，场部正式通知，调我和小徐去四大队。据场部秘书姚琅后来说，场部想给我们调个轻工作照顾一下，三大队就在场部， 省上及县上的干部来来往往，人多眼杂，怕有人说长道短。另一种说法是，四大队的陈德位 队长特别爱好文艺，从春节会演的情况看，我们今后不可能出外演出了，他打算把四大队办 成个文艺演出活动的中心，以后在大队搞些经常性的活动。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这样 ，1959年4月，我和小徐就同时到了四大队，一起调去的还有曾芳煜、周至德等人。原在四 大队的杜博智已被派去兔葫芦割野麻，后再未返回四大队。小徐在二中队当了统计，我在一中队当了统计。统计的具体工作主要是统计全中队5个组的 劳动出勤情况、工作进度，办黑板报，每月发一次全队的工资，参加队务会议，做个简单的 记录，有时还给队长写个发言提纲，等等。中队部的办公室也是我的卧室，支了一张窄窄的 床，另有一张二屉桌。做完了以上工作，便可以自由到各组参加劳动，时间不限。一中队的 正队长叫赵金恒、副队长叫刘鸿年。我来之前，中队统计由一位名叫刘文彬的难友担任，我 来之后，刘文彬去一组劳动，确实是照顾了我。　　一中队全队6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在我来之前纯属男性王国。当我第一次出现在 全队人的面前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大家全都亲切地注目看着我，眼睛里漾着笑意，嘴角挂着 笑，有些人干脆张开了笑口。大家似乎都很高兴我的到来。我笑眯眯地站在旁边，用微笑向 大家致意。　　一中队队部的隔壁是三组的宿舍，三组组长是个工人，姓裴带家属，住在家属宿舍。全体组 员几乎都是我的难友，记得他们是：王昭、田禾、叶得善、张全国、蔡南海、关维智(他在 我和小徐来四大队之前调来)、刘名、蒲克仁、陈××(可惜我已忘记他的名字)等。我的这 些右派朋友们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已适应了这里的劳动生活，他们个个体魄健壮，红光满 面，情绪甚好。反右斗争时的痛苦经历已被他们置诸九霄云外，这也是一种无奈罢，反正这 里的朋友们个个半斤八两，都是一路货色，谁也不小看谁。这个中队的另一特色是大家都喜 读书，学习空气很浓。在适应了劳动之后，许多人往往还挑灯夜读，喜读文学作品的人不少 。有人买来了在那个年代出版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等等，在全队传 来传去地读。这些难友虽当了右派，他们的革命情怀仍同过去一样，所以这些文学作品对他 们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认真阅读，仔细品味，不仅把这些书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在 逆境中，还从中汲取精神营养，获取新的力量。有些人还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诉诸笔端， 写成诗歌、小文投稿，我尽量把它们登在黑板报上。记得原安西县委的宣传部长刘名，跟徐 连声是一个反党集团，就善写诗，曾写过一首有关锄地的诗，我很欣赏，不仅登在了黑板报 上，还抄录下来，后来带回了兰州。现在只记得其中有“银锄翻飞光闪闪”之句。1961年， 徐连声反党集团彻底平反。刘名从此改行做教学行政工作，先后担任安西中学校长、酒泉中 学校长等职务。后又创办酒泉工业学校，做出了突出成绩。到1989年11月，甘肃省委授予他 “全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来农场一年，只是应付每天的劳动就已精殚力竭，除了碰在手边的报纸曾略略翻过一些以 外，没读过一本书，像《林海雪原》那样的大部头书，见都没见过。为这，几乎还闹了笑话 。有一次，我到三组的宿舍里去，陈××亲昵地说：“我们的小白鸽来了!”他指的是《林 海雪原》里的女卫生员小白鸽，我不知其所云，还着急地辩解了几句。当然，以我的右派身 份，说我是小白鸽并不妥，而他们对我有了那份感情，就不管其妥与不妥了。　　我来一中队第一次下地，是同王昭几人补种断了行未曾出齐苗的小麦，活很轻。几人说说 笑笑 ，不觉就到了工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地边，王昭因为我是女性，又是他的演出伙 伴--演员们开玩笑称他是我的“小伴儿”，称侍峒山为“老伴儿”，急忙拿来一条空麻袋 要我垫着坐上，其实我早已躺在地上休息了。一年来我和土地一直打交道，有时还会在坚硬 的地上梦一回周公，甜蜜非常。现在，我又回到了生产队，这里的各种气氛令人愉快，我还 会在乎身上沾土吗?　　一中队有个一组住在离队部一二里之遥的东边，组长刘志俊，是个老诚厚道的老工人，就是 安西当地人，也带有家属、孩子。其余的，绝大部分都是我的难友，他们的名字能记住的有 ：李永龙、罗惠湘、曹宗华、王永、许登浩、张稔年、陶杰、刘文彬等。有时候，我也走一 二里路，到一组去参加劳动。自从我当了中队统计，有意思的是无论工人或难友，他们喊我 名字的极少，大部分人都客气地称我“统计”，好像“统计”也算个什么职务似的，一组的 难友也都非常热情。一次，在一组劳动时，看见尚未长出禾苗的地里隆起一个包，陶杰说： “那是蘑菇。”走过去用手指一刨，果然刨出两个直径近两寸肥肥大大的蘑菇。在兰州时， 有时在雨后的树下或其他潮湿的地方，也会长出像似蘑菇的东西，小时候听大人说，那是“ 狗尿薹”，有毒不能吃。这肥肥大大的蘑菇颜色没有“狗尿薹”白净，真是蘑菇吗?并不潮 湿的地里怎么会长出蘑菇?我心里好生奇怪。陶杰见我态度犹豫，又肯定地说：“这就是蘑 菇，能吃，有时地里还不少呢!”这天上午，我一直注意地里隆起的包，后来竟又找到几个 。中午，我在一组灶上吃的饭，陶杰用茶缸把蘑菇煮熟给我一个人吃。虽然没一点油，才从 地里捡回的蘑菇用盐水煮熟后味道鲜美极了，我让陶杰和别人也吃，陶杰说：“你没吃过， 就一个人好好地吃罢!”　　王永过去常给报社写稿，是个积极的通讯员，因为我原来也是报社的，从感情上似乎就有点 近乎，喜欢和我议论政治上的一些事。他常说：“我们算是什么右派，如果在京沪的大机关 里，像《光明日报》、《文汇报》那些单位，我们什么都不是，也许还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哩 !”我向他介绍了王桂芳被判处20年徒刑，经上告撤销了刑事处分，来农场劳动的情形。 他说：“王桂芳胆子就大，现在逮捕后凡是上告不服的，都给加刑。不过，人家还是做对了 。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他告诉我，报纸上登了，在苏联，小偷服完刑以后找不到工作， 有个小偷曾为此写信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答，应该给他们安排工作，不然，他们还会再 去偷。说到这件事，是联系到我们自己的处境，长此劳动下去，出路安在?这其实也是每个 人心中忧虑的事。王永和陶杰都是武威人。王永来农场前在武威工作，陶杰则是张掖讲师团 的。　　罗惠湘是湖南人，原张掖航校的技术人员。罗惠湘喜欢唱歌，有一次听他唱苏联电影《区委 书记》的插曲、俄罗斯民歌《马车夫之歌》，其悲凉的情调动人心弦，我让他把歌词抄下来 ，自己哼哼着也就学会了。这首歌述说的是一个马车夫在临死之前仍然忠实于爱情的故事：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喜欢的歌儿，我总是十次八次地唱，而且要带上感情，用心去唱。当时我自己的处境比较 而言已够好的了，而心底里仍然蕴积了太多的悲哀。歌的情调同我的心境是这样的相近，我 一遍又一遍地唱它，是一种尽情的宣泄。我在中学受的是西洋声乐的教育，唱俄罗斯民歌， 我觉得也很合我原来的爱好。况且，平日里无法说出和难以表达的种种情愫，谁也不能禁止 我在歌声里唱出。我唱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教会我以后，罗惠湘也很爱听我唱这首 歌。这悲凉的情调，谁又能说和他自己的心境不一致?　　许登浩年龄略大，在眉户剧《雌雄花》里，他在伴奏中拉胡琴，我们是在排练中熟悉的。 此人为人老诚，踏实能干。　　一组年龄最小的是曹宗华，此人体力特好，劳动上经常受表扬，性格热情，喜穿红色线衣， 夏天则穿白边大红的背心。他也是不到18岁就戴了帽子，我常开玩笑叫他“小右派”。后来 才得知，他戴的帽子是阶级异己分子。　　来一中队后，劳动已不是那么刻板，而是有了相当的随意性，我仍注意尽量多参加劳动，需 要我坐在办公桌前做的工作其实就那么一点，待在队部也没什么意思。我对自己的政治身份 很清楚，领导上再照顾，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来改造思想，在劳动中脱胎换骨的。在一 中队，我不论到那个组劳动，大家都挺欢迎，何况我已适应了各种劳动，并不以劳动为苦， 在劳动中和大家说说笑笑，也是一种乐趣。　　到5月，我们的伙食突然有了变化，每月的定量减成了30多斤，每顿都吃汤面，里面和了不 少苦苦菜。虽然都能吃饱，饭量小的也可把粮票让给别人，因为汤水多，很多人都把肚子吃 得圆鼓鼓的。记得王昭的饭量大，他的衬衣又是放在裤子里边的，才吃完饭时，他的裤带就 放开了许多，腰很粗，肚子也挺着。谁都知道，去年农场大丰收，为什么粮食定量却减了呢 ?　　后来才得知，原来，毛泽东发表了“4·29”指示。他以个人名义写了题为《党内通信》的 信，是写给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的。信上讲到了“节约粮食问题”，信上说 ：“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 、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 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引 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十工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对 毛泽东如此重要的指示，当然要作出反响，坚决执行。于是白面馍不见了，尚不是大忙 季节，只能降低定量，改吃面条。农场因为气温低，尚无蔬菜，苦苦菜代替了瓜菜。　　毛泽东似已意识到将要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面临饥饿。　　此信还讲到了“讲真话问题”。信上说道：“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 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告诫大家：“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就在4月29日的《党内通信》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在北京，有两位睿智敏感的伟人，对此 进行了议论。他们是彭德怀、张闻天。此二人原来并非密友。此前，彭德怀刚刚率领中华人 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及蒙古国回来，张闻天去看望他。他们都觉得，毛泽东以个人 名义向全国发出4月29日的《党内通信》，这是‘树立了个人作风’。联想到毛泽东在3月的 上海会议上强调权力集中，意思无非是由他自己说了算。这样下去，集体领导原则还怎么坚 持?岂不是重复斯大林晚年的个人崇拜吗?”(引自《国防部长浮沉记》第24～ 25页。)谁能想到，这一番议论，竟为两位开国元勋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要求全国人民“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全国人民都字字句句照办了，连丰收的 十工农场也毫无例外地改吃干为吃稀的，用苦苦菜代替了瓜菜。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 说假话，只是说给他的属下和百姓们听听的。他有句名言：“从全面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 一个指头的关系……”以后的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谁说话都要限定在这句名言的框架内， 不然，他就认为有损于他的崇高威望以及他所推行的治国政策。斯大林晚年的悲剧，其实在 他身上已经表现出来了。　　再说此时的我，对于农场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吃得差一些觉得也过得去，只是想起在三大 队吃过的好饭菜，就有些馋涎欲滴。那些家在农村，特别是家在河西农村的难友很多，此 时他们从家信中得知的情况肯定就比我知道的要多得多，他们已在忧心忡忡，但不敢把真实 的情况告诉别人。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在粮食问题上说了实话，来农场前家里已缺吃 少喝，此时就更焦虑了。但是，他们已身不由己，不能解救家人，不能对家里有任何帮助了 。　　有一天，三组的裴组长喊我：“统计，你到我家里来一下。”我跟着到了他家里。原来，他 们家在改善伙食，他老婆用从小卖部买来的甜果酱包了些饺子，他特意留了一些给我吃。用 果酱包饺子，我还是第一次吃，我喜吃甜食，自然是吃得非常高兴。在农场艰苦的环境里， 他挣钱不多，老婆又是家属，做点好吃的也不易，他还特意邀我去吃，这真是吃在肚里，甜 在心上。在工人组长中，裴组长一直对我特别亲昵，关照颇多。　　夏收前，我们在四大队又有过一次外出的演出活动。这时，县上已不能去了，但小宛农场邀 我们去演出。原来合并到疏勒公社的小宛农场，从疏勒公社又分出去了，场长李学福是原十 工农场的副场长，我虽和他没多接触过，感觉他为人厚道正派。此次邀我们去演出，肯定是 他的主意。他对于我们这些演员的阵容实力，当然是了解的，所以才盛情邀请。　　这是我在十工农场最愉快最成功也是最后一次的外出演出活动。　　我们是坐着马车去小宛的。这次演出，主要节目是眉户剧《雌雄花》，所以《雌雄花》的 演职员全都去了，此外还演了些小节目。群众演员李熙元和我同坐一辆车。李熙元岁数小，胖乎乎的圆脸，武威人，一直和我说说笑 笑。谈笑间，他也流露出怅惘迷茫。问我：“咱们今后怎么办?日子还长着呢!”我当时心情 尚可，就背了普希金的一段诗安慰他：　　假若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 　　快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这段诗其实连我自己也安慰不了，我们“快乐的日子”在哪儿?我比他更迷茫。提起今后怎 么办，我心里比他更沉重，但我愿意安慰开导他，因为他比我岁数小，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开 导他。他听了我的背诵，不好再说什么，便默默的了。　　小宛临时搭了个高大宽敞的戏台，让我们演出。此次演出因为是在大白天，台下观众欢喜专 注的神情，热情的笑脸，都反射到了戏台上，我都感觉到了，所以情绪特好。我认为演《雌 雄花》以来，这是演得最好的一次。　　让我们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小宛还特意宰了一只羊，吃饭时，我们每人面前有一碗羊肉，吃 羊肉泡馍。我们已是数月“不知肉味”了，每天吃苦苦菜面条真也吃烦了。能够吃上这么一 顿美餐，一定是李学福场长的安排。不论外面的世界有了怎样的改变，政治气候如何反复无 常，他依然认为我们是“好样的”。小宛的工人、农民，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心里是滋润的。 对他们来说，我们送上门的是精神食粮的上品。许多人身居戈壁深处，人老几辈子也没见识 过如此的演出。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贵宾接待，内心无比高兴。　　我们非常感动。　　我没有想到，因为数月“不知肉味”，我的胃肠对羊肉的消化功能都减退了，面前的一碗羊 肉，数量不算很多，但我无法吃完，就搛给了坐在身边的王昭几块。我的“小伴儿”演戏很 有几分才华，作为陕西人，他在道白、唱腔、咬字吐音方面，眉户味儿很足。他个儿不算很 高，浓浓的剑眉下，一双眼睛又大又黑，还有些深沉，仿佛总在思考什么深奥的问题，但他 笑口一开嘴一张，给人的感觉是爽朗坦率，眼睛里什么秘密也没有了。他的长相，也正适合 他在《雌雄花》里扮演的角色。劳动上他是一把好手。我们在演出上合作得很好。　　王昭家里是农民，解放前进城找工作，先在一家工厂干活，后来觉得工厂里的工作太苦，经 人介绍，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一个农家子弟为了讨一口饭吃，在宪兵队混了几月，也没干啥 坏事，这也不算啥，当地一解放他就立即参加了工作。原来，领导上谁也没有认为他在政治 历史上有什么问题，他的原工作单位是安西县公安局，进这种单位，一般都经过严格的政治 上的审查。谁能想到，反右派斗争后，对他虽未发现新的问题，他人又不可靠了，而作为历 史反革命被送到农场监督劳动。在一中队，同他一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几人。反右斗争之 后政策的继续向左转，使他们也蒙受了不白之冤。1979年后，他们经过落实政策，先后又都 成了人民、国家干部。　　我们的中队长赵金恒，是个复转军人，共产党员，张掖人。他对我的工作和劳动表现都比较 满意。我在一中队工作了一段，全场对所有的下放人员评级，根据每个人的劳动表现评为 四个级别，最高者四级，最低一级。劳动报酬也略有提高，四级每月的收入可拿到近40元。 我的工资由原单位发，同评级不挂钩，但仍参加了评级，评级也是政治表现的标志，后经大 队统一研究后宣布，给我评了个四级，这无疑意味着是一种鼓励。　　赵金恒闲时也和我聊一阵天，说些家常。有一次，他说：“我们这些下放的同志表现确实好 ，来了一年多了，农活熟悉了，多重的劳动都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根据党的政策，该抹(m a)帽子的就要给抹，我们这里是留不住你们的。和桑子，你们将来还是要回兰州，回你们单 位上去的。”我在三大队时，杨康、杜绍宇他们仍用我曾经用过的笔名“和桑”喊我，两个 字的名字喊起来便当一些，也比较亲切。反右派斗争之前，报社上上下下的人都喊我“和桑 ”，在反右斗争中，革命群众为了同我划清界限，表示出对右派分子的蔑视与革命义愤，我 的名字“和凤鸣”在斗争会及一切公开的场合被呼来喝去，曾用过的笔名不再有人称呼。来 农场后，人事干部办交接手续，当然仍用“和凤鸣”三字，所以大家都只知道我的名字。杨 康他们喊我“和桑”，引起了小徐的注意，她问明了原委。以后我的女伴们便都叫我“和桑 ”，后来这称呼又扩大到了“演员”队伍里。来四大队后，赵队长听小徐他们喊我“和桑” ，问清楚缘故后，大概觉得叫起来还有些不顺口，就在“和桑”后面又加了个“子”，所以 ，我又成了“和桑子”。赵队长情绪好的时候，还当众亲昵地称我：“我们的和桑子!”不 过，在全中队也只有他一人这样叫我。“和桑子”成了赵队长对我的专用称呼。　　赵队长对于给我们“抹帽子”的事十分关心，不仅私下和我谈，在全中队开会的时候，也常 说起。他在全中队讲话的时候，口气还是部队里首长对下级的态度，以表扬和鼓励为主，充 满了期望。他常说的口头禅是：“我们希望同志们在这里一个个很快地把帽子抹掉，你们都 是有单位的嘛，你们还会回到原单位去的嘛!”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全国对于给右派分子摘 帽子还毫无动静，右派分子们今后出路究竟如何，从中央的有关文件到新闻媒介，都还看不 出一点眉目。所以，尽管他言恳意切，侃侃而谈，这也是我们内心里最关心的大事，我们一 个个都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内心里当时其实都画了个问号。而赵队长的这番话，真正是他的 心声。复转军人的他，同我们这些右派相处已一两年，他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样把我们打 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但他相信我们这些人有文化有本事，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并无反对仇视之心。他说这番话经过深思熟虑，并非脱口而出，这标志着一种社会的良 心。　　我们这些右派通过一年多的劳动，处处听党的话，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着实也使 赵队长深受感动。他说上面那些话时诚恳激动的神态，滚烫的话语，是由于眼前他所熟悉的 我们这些右派，个个都向他提供了足够的生活依据，他相信眼前的事实。他甚至有点想不 通，为什么把这些表现确实好的同志划成了右派。我们心里的委屈，他暗自也在心里琢磨过 ，有时竟不免和当右派的我们想到了一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把它说成是一种社会的良 心十分确当。他反反复复地向我们说这些滚烫的话，也有点情不自禁。 赵队长和我闲聊时，有一次，也来了点“忆苦思甜”。他说：“现在，个别的同志还嫌我们 这里苦，几年前，我们复员下来刚到十工的时候，哪里有个农场的影影子呢，面前只是一大 片荒滩，大风一刮起来，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连个避风的墙角角子都没有，趴在荒滩上， 我们中间好些人都哭开鼻子了!”说到这里，他笑出了声音。他一定是想起那些复员的战友 们哭鼻子的样子十分可笑，毕竟那已是几年前的事了，辛酸已成为过去。我心里暗想：“赵 队长，你哭鼻子了没有?”但终于没好意思问出口来。　　赵队长笑了一阵，才不无自豪地又接着说：“那叫啥?那才叫艰苦哩!现在的这算啥苦!”　　一年多来，我在劳动中备尝艰辛，也深深地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劳动的艰辛， 曾使我想要躲避开这不堪承受的重负，甚至不惜走进另一个世界，永远躲开这可憎恨的一切 。　　这时候，我听赵队长介绍他们当年创业的艰辛，内心里又增加了对当年创业者的尊敬。是的 ，他们作为开拓者，是吃了大苦，流了许多汗水的。农场有了如今的规模和局面，我 们不应忘记开拓者们曾经做出的奉献。　　这里要提一笔的，是四大队也有十来户上海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层次都比较低，看来基本上 都属劳动人民。个别的上海移民还在这里喜结良缘，扎下了根。　　这位喜结良缘的姑娘，苏北人，姓氏不详，大家都叫他“大毛”。当时在食堂当炊事员。同 她一起来到农场的还有她的母亲和一个妹妹。大毛皮肤很白，细皮嫩肉的，身体粗粗壮壮， 正是炊事员的那种体型，说不上好看。她的新婚丈夫是大队统计崔国俭，民勤人，我的右派 难友。我和小徐调到四大队时，他们已经结婚。同许多上海移民中的女孩子相比较，至少在 外型上大毛并不是那么可爱，但是他们小夫妻俩倒是十分恩爱。　　一中队的几个上海移民，年龄都比较大。其中一人是理发员，也是苏北人。他是孤身一人来 到农场的。也许，他也有些忌讳，从不谈为什么孤身一人来到农场的，老家还有些什么人， 如何维持生计的，等等，对这些我已印象毫无。我只记得当阳光和煦、天气好的时候，他就 在一中队队部门前放个凳子，拿出装了简单的理发工具的木箱，给大家理发，理发也不用给 钱，只给他记上工分。这种分配制度，又退回到了农业社。这位苏北人脾气好，我们有时也 闲聊一阵。　　赵队长对几位移民老汉安排劳动时尽力照顾，没让干重活，他们大约也和我一样，劳动带有 随意性。他们属老弱病残，就是不干活，农场还发给每人每月十三四元的生活费。　　一中队属粮食队，全部种小麦。一天，赵队长突然说：“我们也找一块地把瓜种上，大家好 吃!”刘队长立即响应。我更没话说。我已有了三大队时在地边点种瓜的经验，知道自己种 了的瓜，到时候不用掏钱，只要摘来吃就行，我为什么不同意呢?　　二位队长一商量，说干就干。他们立即选定在队部附近路边的一块地里种瓜，还说这块地边 堆着一堆粪土，正好用来种瓜。一边说着，刘队长推来了一个独轮小木车，上面放了一把铁 锨，我和赵队长都各自扛上了自己的铁锨，就出发了。这是闲置的一块地，最多也就是二三 分地吧，农场土地宽广，闲置几分地不算什么。这次，我们是正规的种瓜，不是在地边随便 铲个小坑坑放个瓜子就算完事。在我，当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先把地边的粪堆铲起装 上小车， 再推到地里扬开。在二位队长面前，他们认为我是妇女，没让我推车，这块地不很平， 推车还得有些力气。我只使铁锨。下一道工序，就是用铁锨把地里的土铲起，堆成1尺多高 底宽2尺多的条状垄，垄上面用铁锨拍平，垄的两侧呈倾斜状，也用铁锨拍平，垄与垄之间 距离也就是1尺左右。这样，整地就完成了。过了几天，赵队长又找了些瓜子，我们一起把 瓜子点种在地垄两侧较靠上的斜面上。以后，赵队长又在队里浇水时，安排人给这块瓜地浇 足了水。再后来，瓜地里便是绿茵茵的一片，瓜蔓上长着大大小小边缘弯弯曲曲的绿叶，铺 得满垄都是。在安西的农场，种瓜就如此简单。看见那一垄垄被青翠欲滴的叶片和瓜蔓笼罩 得如一条条飞龙，简直要腾空而起的景致，我只有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了，而我这双劳动 的手也曾为它的出现做过贡献，这是多么奇妙，多么令人愉快!　　一中队有些人有自制的小凳，可以用它坐在房门前晒太阳，天热时也可以坐上它纳凉。我也 想有这么个小凳，问了问别人，说是：“你找王俊文去，让他给你也做一个。”　　“他会给我也做一个吗?”　　“没问题，你去找他吧!”　　原来，王俊文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会些木匠手艺，来四大队后，就当上了木匠。做个 小木凳，也就是用些边角碎料，只要他高兴，一般都会应允。我找到木匠坊的门口，听见木 匠坊里还有别人，他们正在闲谈，不知说到了什么事情上，只听王俊文朗声说道：“现在我 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我不禁听得一呆，脚步也停在了门口。王俊 文听到响动，问道：“谁?进来嘛!”我应声只好进去，说：“你能不能给我做个小凳子?” 王俊文果然爽快地回答说：“没问题，过一两天你拿来，我给你做一个!”因为他们谈论的是有关“童男子”的事，我无法插话，心里也有些好笑，说完话便立即退了 出来。在好笑中又觉得有些凄凉，我们离家都已一年多了，归期安在?男子汉们都在思念妻 子，思念儿女，对“童男子”的生活发出了怨声，可见思念之苦也在折磨着这里的每一个男 子汉。当了右派还要经历把一家人活活拆散的痛苦，这是原来谁也没有想到的。生离死别， 天各一方，这种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和心灵上的挞伐，往往比政治上的沉重打击更难适应 更为撕心裂肺。因为政治上的沉重打击猛烈地砸到每一个人头上的时候，虽然一时都也经受 不住，但经过岁月的流逝，会逐渐习惯性地承受下来。哪怕是麻木不仁，也会逐渐地习惯下 来。但是夫妻情、亲子爱，对于身处逆境的难友们来说却是须臾隔离不得的，快刀可以斩乱 麻，同家人的缕缕情爱之丝，愈是相距千里之遥，愈是时日不断延续，其韧性与强烈只能与 日俱增，谁也无法将其淡化扯断。男子汉们每个人的心都在滴着血呢!王俊文慨叹：“现在 我们嘛，一个个都成了童男子，真正的童男子!”正是对这里每一个男子汉心里积蓄了许久 的郁闷愁苦的倾吐。　　王俊文在说到“童男子”的话题时，声音响亮热辣辣的，这是他男子汉的风格，也是因为他 性格坦荡。有些男子汉们即便心里有万般苦衷，也不会这样说话，把内心最隐密感情上最难 耐的寂寞苦楚，坦率地说给伙伴听，这他绝对做不到。不要看这些男子汉白天干起活来如生 龙活虎，能干得很!每当黑夜来临，妻子儿女来到了梦中，他会泪流满面，哽咽着倾诉苦衷 ，恳求妻子的宽恕，寻求短暂而又虚幻的欢情……　　两天后，我拿到了王俊文为我做的小板凳。　　再说，我和小徐到了四大队后，各自在一、二中队当了统计，工作性质一样，都住在中队部 ，随本中队工作活动，同一年前同住一屋，朝夕相处，就有了很大不同。平时，我们之间来 往甚少。但是，在我俩的周围，又都出现了一批新朋友。我的新朋支，在本章已陆续述及。 小徐的新朋友，有些也是我的老相识，如侍峒山、韩书谦等人，跟她都是二中队的，来往自 然就多些。一中队三组的蒲克仁、关维智、陈××等，因为住的离二中队队部近，有时晚上 也到她那儿聊一阵天。此外，还有王杰生夫妇。王杰生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原是省化工原料 公司搞物价的，妻子张露玲是公司营业部的出纳。1958年2月2日，王杰生作为光荣的下放干 部带着大红花由单位上欢送着上了火车。最初是在安西四工农场作为下放锻炼，劳动了一个 多月。突然，到3月30日，一纸公文下来，说给他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原工资待遇立即 取消，改为监督劳动。10多天后，由四工农场改送到十工农场四大队劳动改造。不久，张露 玲也被精简，失去了工作。全家人立即陷入困境。无奈中，两口子商量好把大的两个男孩送 给王杰生在宁夏吴忠的哥哥，张露玲带着小三(也是个男孩)，在当年中秋节前夕，风尘仆仆 地从兰州来到十工农场四大队，全家人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小徐和张露玲相识不久，就为 共同的不幸相嗟叹，同诉心曲，有着说不完的话，成了好朋友。　　二中队种植的作物有小麦、棉花，三中队是蔬菜队，也种瓜。小徐和王杰生他们上地时路过 三中队的瓜地，就一路用目光搜索，看到有熟了的瓜，趁别人 不注意，一脚就把瓜蔓扯断，把瓜踢进地边的水里，然后再拾起扔进对面的棉花地。上工 时，从棉花地里拾起瓜，几人享用。这年，小徐吃的瓜可比在场部吃的多多了。　　一中队不种瓜，种的地与瓜地也不连畔，所以，我吃瓜就比小徐少多了。我和二位队长种的 瓜，夏收时没派人看守，后来被过路的人吃得一个不剩，下章我还会写到。　　此时期，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挖排碱沟工程。此工程从新添墩挖起，经场 部夹边沟，自西向东延伸，经20公里，最后将碱水排入鸳鸯池。排碱沟顶宽约4米，深约3米 多，渠边 呈坡状，每6人为一组，包挖5米。此次挖排碱沟，还叫打擂台，各个组之间在进行比赛。 边挖，碱水即顺沟而下，在挖到1米多深时，碱水淹到人的脚踝处，挖到2米深处，碱水就淹 到膝盖处。由于前边挖得慢，碱水被阻隔，后边碱水就淹至腰部以上。沟里的淤泥，因沟宽 ，一次无法抛到渠上，在靠近渠边挖了二层台地，由沟底的人先用铁锨将淤泥抛到二层台地 ，再由站在二层台地上的人将淤泥转到渠上，渠上面两人用芨芨草编的抬筐装进淤泥，再用 2米长的抬杠，将淤泥 抬至5米外的地方。在这次挖排碱沟打擂台活动中，活重又十分紧张，每天都有人受伤，但 无任何医药治疗。傅作恭因个头高，别人都无法和他一起用抬筐抬淤泥，在挖沟中只能泡在 水里，坚持苦干。少数干活不行的，就用芨芨草绳将其两只手反缚背后，在排碱沟上面的路 上走来走去以示众，并扣饭不让吃。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章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起7A点7A中7A文7A网更新时间：2004-1-11 14:22:00　　本章字数：18323)　　四大队土地宽广，大田的建设整齐划一。当新绿柔弱的麦苗将要遮盖住地面之时 ，无涯的大田里绿蒙蒙的，已不再强劲的和风轻轻掠过，飘荡起的是阵阵迷蒙的绿雾，越过 经纬分明隆起在大田里恰似土黄色方阵的条条地埂，直向远方飘散而去。这情景，单纯，宁 静，悠远，仿佛在述说着一个美丽的梦幻。我很愿忘记一切，沉醉在这不可捉摸的梦幻里， 让绿色的温柔抚平心头的种种伤痛。　　来农场一年，我经历了的，都是以前所未尝经历过的，苦难的揉搓使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苦 难也使我成熟。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凡在炼狱里受煎熬的，其苦熬苦度的酷烈程度，绝大部 分都超过了十工农场的我们。直到数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此时的我们比起普天下的受难者 来，真是太幸运了。　　去年此时，我在三大队还参加了麦田锄草。锄草前一天，大家先到库房每人领取了一个长把 的锄头。有经验的人，在一堆锄头里，翻来复去挑拣好使的，找锄刃锋利，锄头弯过来安装 木把的部分其弯曲的角度恰到好处，用起来才顺手。我对此毫无所知，有位工人小伙子代 我挑了个锄刃锋利又轻巧的锄头。此时的我已深深懂得古人的教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在平整土地时，一把锋利轻巧的铁锨会省多少气力。而且我也知道爱护 工具，每天收工时，我也学别人的样，用地里拣到的石片、短树枝，把铁锨沾上发潮的土擦 拭得干干净净。不仅我，我的几个女伴从地里扛回的铁锨都明光锃亮。　　锄草比拿铁锨平整土地要轻多了，开始锄草时，因为手不顺，干一阵胳膊就疼得不得了。干 了几天以后，甩动锄头灵活自如，胳膊也就不怎么疼了。但是，意想不到的事又出现了。这 里农田周围的草丛里生长着一种蚊子，个头大，叮人很凶。我们锄地时，蚊子便成群结队 而来，肆无忌惮地袭击正在挥汗劳动的人，每一个人的头脸胳膊直到手和脚背，都是蚊子袭 击的目标，蚊子将它尖利的针形口器插进皮肤时有刺痛感，你旋即注目看刺痛处，蚊子的肚 里已灌 满了鲜血，变成了殷红色，如你迅速拍去一巴掌，手下便会出现一小团血迹，用你自己的鲜 血染红了的血迹，蚊子已丧生。而在大跃进的年代正大干苦干抢速度争时间的我们锄地是顶 要紧的，驱除蚊子不能影响锄地的进度，这就很受苦了。　　我最怕蚊子叮咬。记得1955年在天水农村采访时，那里蚊子多，我的皮肤对蚊子特别敏感， 有一次蚊子在手腕上咬了一口，很快就肿起了一个粉红色的大疙瘩，竟大如手腕一般粗。有 个农村医生大约因为我是记者，还特意打了一针青霉素消炎。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是，在 天水田家庄采访时，夜里常有蝎子在房顶和墙上爬行，有时还会掉在床上，使我胆战心惊。 那时，我和一位毕业于农业学校的年轻姑娘同居一室，她来自江苏，每天奔忙于田间地头。 她 推广玉米异株授粉，我还和她一起干过，眉户剧《雌雄花》里推广的技术，那时我就很熟悉 了。这位姑娘工作上泼辣肯干，真想不到是位南国来的姑娘。我们同居一室，屋内支了两张 单人床。这间小屋就在农家院内。头天夜里，我们都已上床，熄了灯。我听到墙上有 不知什么虫子在爬行的声音，她听到后立即警觉地用手电筒照，啊呀，这一照我立刻看到 了一只大蝎子!她利索地用一把长把的扫地笤帚把蝎子扫在地下，用脚踩死。蝎子用有毒的 尾巴蜇人真是怕死人，这夜我心惊胆战，一直怕得睡不好。以后几天，也一直睡不好。有一 夜，从房顶上降落及从墙上捕捉到的蝎子多达5只，有一只就落到了我的床上。每次捕捉踩 死蝎子，都是那位姑娘干的，我显得很无能。　　此一时彼一时。在三大队锄田时经受蚊子的袭击，凡是蚊子叮咬过的地方，都肿起了一个个 的大疙瘩，胳膊手腕上的大疙瘩都连成了一片，又痒又疼，非常难受。我再也想不到人世间 还会有这等苦楚，对蚊子的围攻竟莫可奈何。　　有些男同胞们用纱布毛巾围在脖子和脸面上抵挡蚊子的叮咬，我把袖口紧紧扎住衣领翻起， 也算是一种抵挡，可这样的抵挡又顶多少用呢?每天收工后，身体的疲劳已容易恢复，被蚊 子叮咬后又痒又疼火辣辣的难受劲，令人心烦意乱。好在不久，我和小徐被调到畜牧组养鸡 兔，才躲过了被蚊子叮咬的苦楚，再未遭罪。　　来四大队后，我未参加过锄草。四大队一中队以种麦子为主，凭靠人力锄草不顶啥用，多次 深翻过的麦田，除了骆驼刺，杂草很少。所以锄草在农事活动中无甚要紧。　　在麦子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杆，大田里绿油油的麦浪不时泛起波涛之时，麦子已开始孕穗。为 了让麦穗灌饱浆子实粒大，一中队组织强壮劳力进行收割前的最后一次浇水。我对于自己没 干过的活有些好奇，在三组浇水时就讨了一份差事，给地里连续浇水不能回来吃饭的人送馍 去。浇水是苦活，日夜连续干，有时也很紧张。食堂里做了大大的白馍，按人数数个儿让我 送去，自然我也有一份。　　我找到了王昭他们浇水的地头，只见潺潺流水正向低矮的地埂围成的一方方麦田里流去，流 满一方，便把地埂铲开一个小口，再向下一方浇灌。王昭告诉我，当流水徐缓地向麦田里流 去时，要到处巡视，看地里是否有流水急速旋转，直向地下流去的情形，如有，就说明地里 有窟窿，在流水旋转的地方急速用铁锨往下捣几下，把窟窿堵住。我下地时提着用炊事员的 围裙包着的十来个大馍，也扛了一把铁锨。按照王昭的吩咐，我便在地边巡视着，发现流水 旋转直下的地方，学王昭的样儿，立即用铁锨猛捣几下。大部分时间，我都和王昭一起巡视 ，边干活，边聊天。这活除出现意外的紧急情况，一般可以说是不紧不慢。此时，气候正宜 人，不冷不热，时而有微风徐来。设若我们的思维还如两年前那样，稚嫩，单纯，无忧无虑 ，一无挂牵，这该是一幅绝好的田园风情画。然而，我们久经压抑的心境终究难以豁然开朗 ；由于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还有所期冀，又使我们无法游戏人生。尽管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 闲聊，总也聊得不是那么开心。　　我们面前一方方的麦田终于自近而远都灌足了水，大渠里的水要改道，这就要把流向这边地 里的水口子堵住。由大渠流向地里的水口子大，必须用铁锨铲起三四铁锨的厚土快速堵到水 口子上，方能堵住。这需要猛劲，王昭自然一个人就干了，不需我动手。　　当火红的太阳将坠未坠之时，满天彩霞。绿油油的麦田里一片灿烂，灌水的田里泛起了金光 ，被麦子婆娑的叶秆明明暗暗遮蔽着的水面上，到处都是美丽无比流动着的图案。这画中， 也流动着我们珍贵的青春年华。　　我乘兴而来，在这美丽的画儿里劳作沉吟，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黄昏，暮霭从天上轻轻撒落，先落到了麦田里，麦田变得暗淡了，绿油油的光泽在渐渐隐去 ，只有潺潺流水仍在不住地低语，如幽如怨如泣如诉。流水啊，农场的各种作物都靠你滋润 补养，延续生命；你是一首不朽的乐章，为什么在你悠悠的生命历程里也会出现令人叹息伤 悲的长调?古代的文人墨客常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而慷慨悲歌，在潺潺流水 的低语中，我感知的，似乎是一种更深沉、更悲壮的内容。我忽然悟到了些什么。　　在暮霭的飘落中，我独自扛着铁锨，从田间小路转到了行驶大车的土路上疾步而行。极目远 望，天际还有一抹灰白色的亮光。　　我想极力摆脱方才纷繁的思绪，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也不愿去想得很清楚的那些纷繁复杂 的思绪。人啊人，人为什么不能简单一些地去思维；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就不能由人 们自己把它想个透彻呢?　　我还是尽量控制自己，不让乱如飞絮的思绪自由飘散，因为此时的我，深知在农场已拥有的 自由是何等的可贵，而这种自由也是绝对地有限度的。我要保护自己，最重要的还是思绪要 定格，不能越雷池一步。我平静自己，心里却响起了一首歌：　　在遥远的地方，　　那里云雾在荡漾，　　微风轻轻吹来，　　飘起一片麦浪。　　我是每日每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