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2

萨达姆还说，中东地区的根本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处理中东地区问题，应采取同一个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当前的问题应同美国撤军、停止制裁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伊拉克一直是为实现和平而准备做出牺牲的本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气氛中，伊拉克愿意以开放和大方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对话。在没有事先得到保证的情况下，伊方的任何灵活态度，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对他把科威特说成如同香港属于中国一样，我严肃地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我对他说，中东问题从长远看，都应解决，但当前迫切的问题，是由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正使战争的危险在日益增大。这时，萨达姆转换话题问我，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显然，像阿齐兹一样，这是他心里最关心的问题。我说，一个大国，集结了几十万大军，如果没有达到目的，是不会不战而退的。我告诉他，中国不准备提出方案或充当调解人。为了避免战争，应当由伊拉克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谈话中，萨达姆没有表示出任何愿意撤军的意思，但陪同会见的阿齐兹告诉我，此次萨达姆的表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灵活了。至于萨达姆说希望进行平等对话，阿齐兹私下向我解释说，这可以先从小范围对话开始，如包括伊拉克、沙特在内的三四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也愿同美国开展对话。如今看来，萨达姆后来的一系列战略失误，都是基于当时的一个错误判断，以为只要伊拉克做出一些缓和姿态，美国就不会真的动武。12日，我还应约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强调，海湾危机应在阿拉伯和国际组织范围内和平解决。美国不仅要打伊拉克，而且还要摧毁阿拉伯的经济、军事力量。美国控制海湾石油资源，也是为了对付欧洲、日本、苏联以及中国。为此，美军将在海湾地区长期驻扎。他认为，应以互让的精神解决伊科争端。阿拉法特还说，他不要求同时一揽子解决中东的所有问题，但应有个协议，先从科威特问题着手，然后召开国际会议，按先后顺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其他问题。我理解阿拉法特希望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迫切心情，但他想把巴勒斯坦问题同海湾危机挂钩是不现实的。结束了对伊拉克的访问，我于当晚再赴沙特，在吉达分别会见了沙特国王法赫德和外交大臣费萨尔。我先向费萨尔通报了访问约旦、伊拉克的情况，主要是萨达姆的态度。费萨尔逐一驳斥了萨达姆的观点，惟一没有驳斥的，就是美国在阿、以之间奉行双重标准的问题。费萨尔重申，海湾危机没有阿拉伯的解决办法，只能依据国际法解决。法赫德国王会见我时，已是晚上10时30分了。法赫德首先谈到的是沙中两国关系和沙特外交政策，然后才转到海湾危机。他显然已经了解我与费萨尔的会谈情况，有针对性地谈了几个问题。对于伊方所说愿同沙特对话，他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后，他曾多次与萨达姆联系，试图阻止入侵。后来，又多次促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但萨达姆始终不愿同他见面。他强调，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阿拉伯和国际社会没有人会接受这个结果。他还批评萨达姆故意混淆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不同性质，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个民族独立的问题，而科威特问题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对另一个兄弟国家的侵略。法赫德还以萨达姆处理同伊朗关系为例，说明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并不会是件难堪的事。萨达姆如果想找出路，就应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出。我向他介绍，萨达姆曾表示，如果得到一些保证，伊拉克可以采取灵活态度，但他没有明确说想得到什么保证。法赫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萨达姆如果想得到保证，是让伊拉克人民不受损害，那也是大家所希望的。但事到如今，如果萨达姆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应该做出个人牺牲，自己躲到世界的某个地方去。事情是他干的，也只能由他自己去纠正。会见后，费萨尔外交大臣陪同我直接赶往机场，专机起飞时，已是13日凌晨。至此，我的中东之行算是结束了。这次中东的穿梭访问，使我进一步感到，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海湾危机中立场不尽相同，一时难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化解危机。而萨达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打着维护阿拉伯利益和支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旗号的有野心的冒险家。当伊朗内部出现混乱时，他乘人之危，打了八年两伊战争。这次入侵科威特，更是公然背信弃义，以强凌弱。但他对形势估计错了。看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我们通过外交渠道，将我这次出访的情况，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各方的反应是积极的，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严肃负责的精神，为和平再次做出了努力。我访伊后不久，伊方也摆出了一些缓和的姿态。萨达姆发表讲话，表示希望进行对话，愿分批释放伊拉克扣留的所有西方人质。他有关准备为和平做出牺牲的说法，曾引起了外界的一些揣测。不过，萨达姆到头来，没有任何实质性行动-13、美方的“交易”回到北京不久，我就收到了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本人对我们在开罗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布什总统在听取汇报后，也有同感。美国正在考虑下一步骤，希望能很快再次与我接触。同一天，我们通过驻美使馆，向美方通报了我访问伊拉克的情况。11月20日下午，贝克又从法国巴黎打来电话。主要是谈两件相互有关联的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我出席将于11月28日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国务卿多年经商，又担任过政府财政部长，所以无论办什么事，都如同做生意，喜欢“做个交易”。他把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贝克说，美国正考虑在安理会通过一个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来解决海湾危机。决议中不会出现“使用武力”的措辞，但包含这样的意思。到目前为止，已有十个安理会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表示赞成这种做法。美方希望中方也能投赞成票，至少不否决。他说，知道中国政府需要时间仔细考虑，但希望我能给他一点暗示，即中国政府将以肯定、积极的方式处理此事。如果中国要行使否决权，那美国就不会向安理会提出这一决议。美国不愿看到所提出的决议被否决。我说，在当前海湾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呼声很高，国际社会应保持并加强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压力。把对一个国家采取战争行动这样重大的问题提到安理会讨论，应当十分慎重。对于决议案，在中方没有看到案文之前，不能给予明确答复。贝克听后，当即在电话中将草案念给我听。在案文的执行部分第一段中有两个括号，即两种用语的选择：（一切必要手段）和（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力）。贝克在电话中还提出，希望我能前往纽约，参加11月28日至29日的安理会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并邀请我在会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我访美创造合适时机。他进一步表示，我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将是两国恢复高级互访的良好开端。布什总统将于12月1日出访拉美，有可能在11月30日会见我。贝克还说，他本人也期待着明年到中国访问。我们分析，美国政府力图在11月美方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一个新决议案，使联合国授权必要时可以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议案，主动邀请我正式访问美国，说明美方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中方，但又企图把中方对这个议案的态度与恢复中美正常关系紧密挂钩。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原则，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越来越有影响。在目前的海湾危机中，中国主持正义，力争危机能够和平化解，但我们反对战争，并不是支持萨达姆的侵略行为。中央决定，中国将对决议草案投弃权票。这时也是推动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的有利时机，于是，我们在11月24日答复美方，我将出席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在会后应邀正式访问美国。贝克因为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美方得知我接受邀请后，马上又改变了态度。11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贝霖急急忙忙地跑到外交部，转交一封贝克给我的信。在信中，贝克除再次强调我参加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的重要性外，又说，由于没有邀请所有安理会成员国或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访问华盛顿，因此，希望在纽约双边会晤之后再宣布我对华盛顿的访问。贝霖还补充说，美方希望中方能投票赞成美国的提案，如果中方投否决或弃权票，那将对我访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美国方面出尔反尔，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在双方的外交谈判中必然会有某种互谅互让的做法，这是很自然的。对各方来说都有取有予才能达成协议，但决不能说话不算数，搞小动作。我们当即回答，美方违反了11月20日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并要求美方查阅并确认我与贝克的谈话记录。同时表示，美方如改变立场，我就不去开会了。26日美方态度软了下来。贝霖又转述贝克的话，认为中方对11月20日电话的理解是准确的，但美方仍强烈希望中国投赞成票。贝霖还解释说，美国国务院的低级官员由于不了解情况，前一天给他发来的指示是错误的。11月27日，布什总统又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写了内容相同的信。中心意思是，希望我们支持美方提出的决议草案，并说，即将进行的安理会投票表决以及我对美国的访问，将为实现双边关系的重大进展提供决定性的机会-14、投弃权票11月28日，我们乘CA981航班离京赴纽约，随同我去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有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张毅君、亚非司司长王昌义、国际司司长秦华孙等共十人。那天，北京有大雾，航班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此行还不会一帆风顺。飞机到中午才起飞，抵达纽约时已是半夜。美国国务院来接机的官员告诉我们，贝克正在饭店等候。我们一行来到华尔道夫饭店，走进会客室，只见贝克等美方官员坐满了一屋子。会谈中，美方仍是想在投票前夕劝说中方投赞成票。我对贝克说，动武事关重大，必须慎重。对美方来说，采用军事手段，问题解决得可能快些；而使用和平方式，也许需要更长些时间。但是，战争方式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后遗症会有很多。接着，我说，中国人民对当年美国以联合国军的名义进行的朝鲜战争记忆犹新；美国现在仍在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而中美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有关决议，不予否决，已是最大的照顾了。投票当天上午，在我忙于会见一些国家的外长时，贝克又多次打电话给我，转达布什总统的口信，继续劝说中方对决议投赞成票。中方的投票立场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改变，我拒绝了贝克的要求。下午3时40分，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开始。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和表决美国提出的第678号决议案。草案的关键内容是：除非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或此前完全履行安理会各有关决议，否则授权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联合国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那天会场上的气氛很紧张，不仅旁听席坐满了人，连两边的走道上也站满了人。大家最为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如果我们投了否决票，决议案就通不过了。5时30分，我就中方投票立场做了解释性发言。首先表明中国既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又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的原则立场。接着，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在海湾地区没有也不谋求任何私利，惟一关心的是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力主和平解决海湾危机，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造成的损失可以小一些，后遗症也会少一些。一旦爆发战争，各有关方面都将蒙受重大损害，不仅对海湾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我说，这个决议草案采用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措辞，实质上是允许采用军事行动，而这一内容有悖于中国政府力主和平解决的一贯立场，因此，中国代表团难以对这项决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面，海湾危机是由于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而引起的，伊拉克至今未在从科威特撤军这个关键问题上采取实际行动，这项决议草案同时也要求伊拉克充分遵守安理会660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也就是要求伊拉克立即从科威特撤军，对于这一点中国是赞成的，因此中国对这个决议草案也不投反对票。这个决议案，最后以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中国投了弃权票。古巴和也门投了反对票-15、会晤布什总统当天晚上，贝克宴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表面上谈笑风生，底下却通过工作人员通报说，明天去华盛顿，因为布什总统忙于处理海湾危机，不能安排时间会见我。当晚，美国务院也如此通知了中国驻美使馆。我们判断，惯于“做交易”的贝克，显然是觉得这次“交易”中，自己亏了，心有不甘。此时，如果我们赌气不去访问，会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去了华盛顿，总统不见，也不合适。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去还是要去，去了还要见到总统。为此，我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星夜驱车从纽约赶回华盛顿，于午夜3时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通了电话。斯考克罗夫特于凌晨6时答复称，欢迎我按原定时间访问华盛顿，布什总统期待着与我会晤。我们于11月30日上午9时30分由纽约乘飞机抵达华盛顿。11时与贝克举行会谈，随后他设午宴欢迎我。会面时，他告诉我，布什总统将于当日宣布邀请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访美，并准备派贝克本人去伊拉克见萨达姆。我说，美方的这一步骤是重要的，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我在访问巴格达时，伊方曾非正式地提到希望与美国直接对话。我在前一天也曾建议，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与萨达姆本人谈。贝克称，他把我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布什总统，这也是布什总统做出这些决定的原因之一。他还向我解释了有关会见布什总统的安排。他自我解嘲说，由于中国未投赞成票，他个人觉得，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似乎不妥，不过，现在这些事都过去了，布什总统已决定会见。我听后笑了一下，转换了话题，对他说，美国为争取安理会通过决议，国务卿先后访问了12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外长会晤。美国强调中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起着重要作用，却不到中国去访问。我向你发出过到中国去的邀请，结果只接到你一个电话，电话交流是容易发生误解的。我仍欢迎你到中国去访问。11月30日下午1时40分，贝克午宴结束后，我乘车直接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与布什总统的会见，进行了45分钟。布什表示，他重视美中关系，希望两国关系逐步改善，直至恢复高级领导人的互访。对于中国投弃权票，虽感到失望，但也要感谢中国在海湾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弃权也使决议生效了，这才是重要的。我对他说，中美在海湾问题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中国对安理会十个有关决议都投了赞成票。中国这次做出投弃权票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中国领导人曾就此进行过反复考虑。我又向他介绍了访问伊拉克的情况。我说，在敦促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问题上，中美没有分歧。中美今后在国际事务中要进行合作的领域还很多，尽管两国处境不同，对问题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同，但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还是能找到共同点的。这次访问结束前，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记者的提问大都集中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并对布什总统会见我的安排感到惊奇。2002年10月，我陪同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在老布什总统的图书馆会见了很多老朋友，其中就有斯考克罗夫特。我们谈及海湾危机时，还回忆起这段12年前的往事，大家都记得很清楚。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对不起，那天把你从睡梦中吵醒了。”大家都笑了。虽然第678号决议在安理会通过了，但世界上多数国家还是希望能够避免使用武力。在美国和伊拉克未能就两国外长互访的安排达成协议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有意去见萨达姆，为和平解决做最后的努力。他希望中方能给予协助。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海南岛出差，当即让外交部指示驻伊大使郑达庸，约见伊拉克外长阿齐兹，转达了秘书长的意愿。伊方同意秘书长去访问，但德奎利亚尔最后的斡旋也没能成功。第一次海湾战争至今已过去了12年。当时，萨达姆错估了形势，不听各方劝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策，没有遵照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从科威特撤军，结果遭受到军事打击，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不想，事情还未完结，在撰写本篇之时，战争再次降临了伊拉克，萨达姆的统治被推翻。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土地，又一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16、初赴汉城我第一次去汉城是1991年11月，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当时，我们刚刚完成加入这个组织的手续，是第一次出席会议。按照惯例，亚太经合组织每年举行一次全会，各成员代表团由外交、经贸双部长率团，我和当时担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一起率团赴汉城与会。中国外长在汉城出现，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中国和韩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官方往来，更不用提朝鲜战争期间的激烈对抗。尽管今天国内随处可见韩国游客，中国公民也可以自由去汉城旅游，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韩国仍是“禁区”，几乎没有多少人去过那里。11月12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的民航包机飞往汉城，在金浦机场降落。那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更没有航班飞机。我们的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立即返回北京，等会议结束时，再来接代表团回国。我们在机场受到韩方的欢迎。韩方安排代表团从飞机上下来直接上汽车，陪同我们一起驶往市区。原来，韩方考虑到中国外长第一次来韩国，担心记者多了影响机场秩序，没有让韩国和外国记者到机场采访。实际上，各国媒体记者当时就守候在中国代表团准备下榻的汉城最大的新罗饭店，严阵以待，期待捕捉到任何意味着中韩关系可能突破的信息和迹象。当我们到达新罗饭店时，刚进大堂，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记者围了一个水泄不通。灯光闪烁，摄像机瞄准，长长短短的话筒一起伸过来，只见摄影记者在抢镜头，电视记者在录像，文字记者七嘴八舌地提问题。记得，其中还有几位台湾女记者，一个劲儿地高声抢话。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当时，人声嘈杂，乱成一片，既听不清提问，也根本无法回答问题。我向记者们表示感谢，对他们说，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随即在韩方人员的引导下，勉强挤进了电梯。不想，记者们有办法，一直追到我们住的楼层，堵在套间的门口，让我们根本无法进出。看到这种情况，韩方接待人员就把我们住的楼层封锁了起来，由专职警卫日夜把守，维持秩序，以防发生问题，同时也保证我们能正常出入。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开得很顺利，韩国外长李相玉和各成员外长，在会上次第发言，都用准确的语言对三个新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香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表示了欢迎。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感谢各成员的支持。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和香港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经济合作进程的重要发展。我还对韩国作为东道主为实现这一安排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在会议期间，韩方信守了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会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湾“大使”参加任何活动-17、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成立亚太经合组织的构想，最初是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1989年初访问汉城时提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开始，澳大利亚方面很希望中国给予支持，为此曾派特使专程访华。然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就改变了态度。中国没有参加当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和次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但是，亚太经济合作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市场广阔，和亚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又保持着高速、强劲、持续的增长。亚太经合组织的各成员都认识到，必须邀请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在其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所通过的联合声明中，就有这样一段文字：“部长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不论是就其现行经济活动，还是就其对本地区今后繁荣而言，均对亚太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三个经济体参加今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是合适的；部长们同意应继续与三方进行磋商以便达成三方和亚太经合组织现有成员均能同意的安排，使三方在汉城会议上尽早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正在同中国商谈复交的印尼，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首先向我们通报了有关情况。随后，将担任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东道主的韩国，开始派人与中国进行私下磋商。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之所以比较复杂，主要是要处理好台湾、香港同时加入的名称和地位问题。亚太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同，其成员都称为经济体，是讨论经济问题的论坛，开会时也不悬挂成员的国旗、国徽等标志，所以，香港和台湾可以作为经济体加入。我们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加入。为了在汉城会议前解决中国加入的问题，韩国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当时韩国虽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但是它已经考虑到，在东亚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架构变化的前景下，与中国建交有利于韩国。因此，利用东道主的便利条件，积极推动解决中国入会问题，并以此带动与中国的交往，就成为韩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当时，韩国外交官员是不能来中国访问的，但我们破例，让韩国外交部次官补（即助理部长）李时荣，以当年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议主席的身份，多次来京与我们商谈解决方案，并通过他，将情况通报给其他成员征询意见。李时荣还多次往返台湾和香港，与他们周旋和磋商。谈判的过程十分艰巨。之所以如此，倒不是韩国方面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在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原则上有什么不同意见，而主要是台湾方面从中作梗。台湾方面坚持在亚太经合组织中享有“平等地位”。在称谓上，坚持不同意使用我们最初提出的“中国台湾（TAIWAN，CHINA）”的名称；不愿接受其“外长”不得与会的安排，而且，还不愿就这些问题与我们直接商谈。这就使谈判遇到了障碍，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李时荣在三地穿梭、往返传话，还要设计让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后来，据说李时荣向台湾发出了“如台湾方面拒不接受妥协，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先加入”的最后通牒之后，台湾方面才表现出了“识时务”的态度，不得已做出了让步。经过六轮谈判，历时九个多月，这才终于找到了我们认为合适、台湾和香港也能接受、其他成员一致赞同的办法。1991年10月2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和韩国的李时荣在纽约签署了关于三方同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谅解备忘录，其中包含了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台湾的称谓和参加活动的级别的明确规定。台湾要用“中国台北（CHINESETAIBEI）”的名称，而且，只能由主管经济事务的部长与会，其“外交部长”或“外交部副部长”不得参加会议。亚太经合组织与台湾和香港也签署了内容相同的谅解备忘录。当时我们还与韩方达成一项协议，就是在汉城的台湾“大使”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这样就为中国代表团出席汉城部长级会议扫清了道路-18、会见卢泰愚在我们到达汉城的当天下午，按照日程，卢泰愚总统在青瓦台集体会见各成员部长，我们按时到达，登上又高又宽的数十级台阶，进入了会见大厅。来宾按礼宾顺序站好，这时，总统府礼宾官私下告诉我，说总统请我在集体会见后留下来，他将单独会见。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他于1988年2月就任韩国总统，上任后，根据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为了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要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称之为“北方政策”。1988年10月，韩国成功地举办了汉城奥运会，扩大了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也通过接待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体育代表团，松动了与这些国家的紧张关系。1989年初，匈牙利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率先打破禁忌，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90年9月苏联与韩国建交时，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与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卢泰愚虽也曾多方试探，想与中国改善关系，但一直进展不大。当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因此，他比较着急，自然也就不会放过中国外长在汉城出席国际会议这一绝好机会。集体会见结束后，李相玉外长将我引到另一古色古香的会客厅，预先确定的陪同会见的人员都已到达。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走进了会客室，与每人握手。落座后，卢泰愚总统首先欢迎中国代表团来汉城，祝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然后，便单刀直入，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说，韩中一海之隔，自古有着悠久的交往，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东部之间，真是鸡犬之声相闻。只是到了近代，韩中相互隔绝了几十年，令人感到遗憾和不自然。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两国关系有了改善，1986年和198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来汉城参加了亚运会和奥运会，此后，双边贸易交流也已开始，韩方感到高兴和满意。韩国虽已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应更亲密。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谈话时，卢泰愚自始至终面带微笑，风度儒雅。他特别提到山东半岛是有原因的。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山东卢姓的后裔，后来到中国访问时，还曾专门去山东寻根。我感谢他的会见，赞扬韩方为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所做的准备工作。接着，我说，从历史上看，中国和韩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从地理上看，中韩是近邻，既然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目前的不正常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其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也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话说到这里，意思也表达清楚了，对卢泰愚提出的建交问题，我没有直接回答。会见后一个小时，韩国电视台就立即做了报道。第二天，韩国各报均在头版刊登了卢泰愚与我握手的大幅照片。媒体没有有关谈话内容的报道，但普遍评论称，这是中韩关系的“转折点”。次日，我与李相玉外长共进了早餐。这项活动是行前就安排好的，韩方为此十分高兴。在此之前，每年去联合国开会时，韩国外长都提出，希望安排与我会见，但我们一直没有同意。直到这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后，我才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礼节性地会见了李相玉。中韩双方外长，坐下来共进早餐并交换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早餐时，双方先就会务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像卢泰愚一样，李相玉话锋一转，谈起两国关系问题。他提出，去年韩中贸易额为38亿美元，今年可能突破50亿美元。如果建交尚需时日，他建议把双方已经在对方建立的民间贸易办事处升格为官方机构，以适应双方贸易迅速发展的状况。我表示，从长远来看，两国关系是要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但目前还是以民间方式为好。我建议双方人员，包括外交部官员，可以接触办事，保持沟通。李相玉说，韩国方面理解韩中建交，需要根据中国方面的准备情况来进行，但韩方希望能够早一点实现。我说，中国有句民谚，叫做“水到渠成”。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韩国青少年体育部长朴哲彦多次提出要来见我。本来不想安排，但对方不断打来电话，一再要求，并说他多次访华，在中国有不少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弟弟钱其，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文教体育，曾在天津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中，接待过来访的他。夜里快11点时，朴哲彦带着他的助手，来到我的房间，寒暄后，就提出他愿意与我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为实现两国建交而共同努力。他说，今晚的会见是得到总统同意的。为了参加总统的竞选工作，他不久将辞去部长职务，而实现韩中关系正常化，是他的主要政治任务之一。他又拿出一大一小两把金钥匙，大的送给我，小的送给我的弟弟，说希望用它来开启两国关系的大门。那几年，总有不少韩国高层人士，转弯抹角地搞到另纸签证（注），私下访问北京，向我们接待单位提出，愿为两国建交尽一份力量，全然不管接待单位是什么性质。由此可见，实现中韩建交，当时在韩国已成为一种潮流，愿意来当说客的大有人在。只是，人员复杂，一时真假难辨。我对朴哲彦所说的，当时只能姑妄听之。我告诉他，中韩两国虽未建交，但官方已有接触，不需要建立什么秘密渠道。回国后，我让工作人员将两把金钥匙送中国人民银行鉴定，发现倒是足赤真金，如今放在外交部登记保存，可以作为当年中韩关系发展过程的一个小小的历史注脚-19、打破坚冰中国要同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方面，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即如何让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朝鲜，能够逐步理解和接受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回顾历史，中韩长期隔绝，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就在中国东北参加了抗日联军，与中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中朝传统友谊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各自派军队驻扎半岛南北。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同年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六天之后，即10月6日，就宣布与朝鲜建交。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战后，中国和苏联支持朝鲜，美国和日本支持韩国，停战线大体上和“三八线”相近，形成了北南对峙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许多国家从现实出发，承认了朝鲜和韩国的存在，并与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和东欧国家虽未承认韩国，但在国际多边活动，如体育比赛和国际会议中，也开始了与韩国的交往。到80年代初，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接近100个。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敌对的南北双方，不仅有了接触，而且还举行了高级会谈，并于1972年发表了排除外来干涉、促进国家统一的联合声明。从我们国内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形势变化，我们确定了新的规定，即今后凡是国际组织委托韩国举办的国际活动，只要中国也是该组织的成员，就可派人前往参加。同样，中国举办的活动，也可同意韩国人员来华参加。这就是说，在国际多边活动中，根据国际惯例和对等原则，我们改变了与韩国不相往来的做法，为以后双边正常往来创造条件。当时，正赶上我国考虑申办亚运会问题。多年来，随着我国体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一直想举办亚运会，许多亚洲国家也有同样的愿望。但是，能不能允许韩国体育队来华参加比赛，成了中国申办亚运会的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一个国家如果拒绝另一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运动员入境参加比赛，该国就根本没有资格申请承办国际运动会。1983年8月，北京市向亚奥理事会提出了举办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中国外长同时去信向亚奥理事会做出保证，届时将让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亚奥理事会成员入境参加。考虑到中朝关系，我方及时向朝方做了通报，并表示如申办成功，我们欢迎朝鲜派体育代表团前来参加，同时，我们也将遵守亚奥理事会章程，欢迎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所有成员派团与会。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与韩国关系问题，一直十分关心。1985年4月，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和韩国关系问题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来说，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同台湾的关系。1988年5月至9月期间，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又几次谈到中国和韩国的关系问题，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们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发展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进一步说，时机成熟了，发展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比原来考虑的更快一些，更放宽一些。发展中国与韩国的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对台、对日、对美、对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东南亚，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小平同志也谈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说这个问题很微妙，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谅解。在小平同志的指导下，我们打破了多年的禁锢，松动了在多边国际活动中与韩国的关系，双方代表团的来往逐年增多。1986年和1988年，中国几百人的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了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1990年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时，朝鲜和韩国都派团前来参加，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还出席了开幕式。朝鲜国旗和韩国国旗第一次在北京的体育场上空升起来。贸易方面，在对韩政策调整后，更是发展迅速。1988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随着贸易量的大幅度增加，以经过香港而间接进行的贸易方式也越来越不适应了。这时，双方开始需要考虑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以利于开展中韩民间的直接贸易。不想，这个问题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关注，直至惊动了中朝双方的最高领导人-20、与朝鲜沟通1988年11月，在朝鲜外长金永南访华时，我专门与他谈了中国与韩国的贸易关系问题，告诉他，中方正在考虑与南朝鲜互设民间贸易办事处。后来，双方最高领导人交换了几次意见。一次是1989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北京，江泽民总书记与他谈及此事。到1990年下半年，金日成主席来沈阳，与江总书记再次见面，江总书记又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时，金主席充分理解了中方的立场，表示同意。1990年10月，中国国际商会与大韩贸易振兴公社就互设贸易办事处问题达成协议。1991年初，双方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贸易办事处。贸易办事处成立后，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朝鲜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联合国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朝方多年来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就会使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永久化。当时，朝韩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但是，韩国一直谋求加入联合国，而在联合国成员国中，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国家也越来越多。1991年5月，李鹏总理访问朝鲜，与朝鲜总理主动谈及这一问题，表示说，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联合国后，朝鲜再想加入，可能就会遇到困难。朝鲜总理听后，没有当场表态。访问结束前，金日成主席在会见李鹏总理时最后又谈到了这个问题，表示朝鲜会与中国在这一问题上协调合作。此后，朝鲜报纸发表一篇评论称，朝鲜不反对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根据李鹏总理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中朝双方就朝鲜加入联合国问题继续交换意见。为此，我于这一年6月17日至20日专门访问了平壤，与金永南外长举行会谈，也见到了金日成主席。金永南在会谈中说，对于南朝鲜企图单独加入联合国的阴谋，朝方不能置之不理。为了防止在联合国出现不利于朝方的事态，朝方决定采取主动措施，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主张南北一揽子解决。假如美国要求分别讨论南北的申请，希望中国坚决反对；如果美国否决北方，希望中国也否决南方。当时，朝方最担心的情况，是韩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顺利通过而朝鲜的申请受阻。我在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联合国这次审议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程序，并表示我们将协助做好各方工作，消除了朝方的顾虑。金主席在妙香山会见我时，也专门谈到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说，南北加入问题，无论如何要争取一揽子解决，如果分开讨论，美国就可能提出核核查问题，行使否决权，那样的话，朝鲜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联合国问题上，朝鲜不会让中国为难，希望中国也不要让朝方为难。我向金主席说明，联合国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朝鲜半岛北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是有共识的，即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决议提出的，不会出现朝方所担心的情况。就这样，1991年9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21、启动建交谈判在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按照惯例，我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我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我的回答有了变化，我说，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敏感的外国记者应该能从中有所感悟。这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四十七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我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我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我告诉他，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韩方在这次会谈前，曾多方探听我们的立场，既想通过这次外长见面取得突破，又担心步子迈得过大而适得其反。现在，他们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眼睛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在第一次接触中，我方本来想先一般谈一谈，摸摸韩方的想法，可是韩方很着急，寒暄之后，马上提出商谈建交问题。于是，从一开始接触，双方就谈起建交问题。我们对此也有准备，提出了我们的建交原则，要求韩方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韩方最初不同意，与我们讨价还价，设想只把台湾的“使馆”降为“联络处”，我们当然不会同意。第一次的接触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谈判，仍在北京举行。我们重申了建交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只是强调因为韩台之间的关系时间太久了，要我们同意在中韩建交后韩国与台湾可以保持某种特殊关系。我们感到，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我们坚持既定方针，谈判有可能突破。于是，我们提出第三次谈判在汉城举行，韩方表示同意。在第三次谈判中，韩方接受了我们的建交原则，双方就建交问题达成协议，包括一项不供发表的备忘录。三次谈判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6月底就结束了工作，只等双方首席代表见面，草签建交公报，并确定外长正式签署和发表日期了-22、平壤之行中韩建交问题，对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为此，在与韩国接触时，我们一直注意及时向朝方通报情况，争取它的理解。1992年4月，中韩还未接触之前，适逢杨尚昆主席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杨主席向金主席做了通报，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关系，告诉金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做考虑。杨主席回国后，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上报了中央。这年6、7月间，我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我们。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总书记请杨主席和我留了下来，在人民大会堂里，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他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我去平壤一趟，面见金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我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两国关系正在很好地向前发展，中方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随时都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在此情况下，我们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增强国力。中朝两党两国相互尊重和理解，不断增进友好合作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与韩国的关系，经过这一段国际形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中国与韩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会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一如既往，努力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金日成主席着眼于中朝关系大局和朝鲜半岛的局势，理解了中方的立场，做出积极而明智的决定，表现出了老一代领导人的胸怀和眼光，不能不让人钦佩。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这次中央派我去见金主席的任务，至此算是完成了-23、中韩建交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我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中韩建交在国际上也受到广泛欢迎。惟独台湾气急败坏，指责韩国“忘恩负义”，并于前一天撤走在汉城的“大使馆”。建交后一个月，即9月下旬，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对方主要陪同人员中有李相玉外长，我特地从联合国赶回来，参加接待工作。第二年5月，我又应邀正式访问了韩国。当时，韩国政府刚换届，我和新外长韩升洲举行了会谈，并会见了新任总统金泳三。转眼之间，中韩建交已经十多年了，两国关系的飞速发展，超出了预想。作为近邻，中韩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不断增进相互理解，推动了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到2002年，两国贸易额突破了400亿美元，中国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则是我国的第五大贸易对象国。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已超过100亿美元，并在继续扩大。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双方的合作正在加强。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和无核化方面，中韩也有着共同的语言。2003年2月下旬，我再一次正式访问汉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韩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分别会见了卸任总统金大中和新任总统卢武铉。自中韩建交至今，韩国政府已几经更换，但中韩两国的关系，由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直在平稳地发展-24、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1)法国是和我国最早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在近40年的交往中，中法关系一向发展比较顺利。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突然两次向台湾出售武器，一度使两国关系极度紧张，给中法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访问中国。作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华的法政府最高级官员，我们给了他很高的接待规格。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会见了他，我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中法关系正在恢复。想不到，在法国驻华大使马腾为迪马访华举行的酒会上，迪马外长把我单独请到一边，像是不经意似地提出了法国拟向台湾出售护卫舰的问题。迪马的这一举动让我颇感意外。法国试图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1989年时就曾出现过，后来经过中方的工作，法国正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此类军事装备，并由迪马外长本人于1990年1月6日向我国驻法大使周觉做出当面承诺：“法国国家最高领导决定，法将不再继续与台做军舰生意。”时间仅过去一年，中法关系正在恢复和改善之中，迪马外长为何要旧事重提呢？作为外长，迪马显然清楚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严重性，也非常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此次访华前，法方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此事的信息，同我的正式会谈中也没有提及这件事。这当然是为了避免双方正面交锋。酒会上的氛围自然要轻松、随便一点，迪马是想先进行一些试探。迪马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也在进行调整。法国认为与台湾做生意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准备在环保、污水处理、高速火车、护卫舰等项目上与台湾合作。不过，法国不会向台出售对中国不利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如战斗机等——这显然是一种托词。迪马接着解释说，法国打算向台出售护卫舰，有两个考虑：一是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二是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为了售台武器，法国外长竟然摆出了反美姿态，却又把当年美国人“利益均沾”的说辞当做理由。尽管酒会不是辩论的场所，我感到仍有必要表明中方在此事上的严正立场。我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对法国与台湾做生意赚钱不持异议，但向台湾卖武器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安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美国过去在台湾驻有军队，与台湾签有军事条约，中美建交时，双方达成了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协议，而美售台武器是一个遗留问题。从1979年至1982年，经过三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已达成协议，对美售台武器做出了种种限定，其中一条就是逐年减少，最后终止。迪马显然并不想接受我的解释，他带着怨气，强词夺理，说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迪马的这番话使我感到，他在酒会上谈到向台出售护卫舰之事，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一般性的试探，而是刻意安排的。酒会上的轻松气氛，并不能掩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事后了解的情况得知，迪马外长访华前，曾为此事与密特朗总统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法国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于是，我指示驻法使馆和外交部，尽快向法国有关方面进行严正交涉。1991年5月7日，中国驻法大使蔡方柏紧急约见法国总统府秘书长比昂科、总理外事顾问里佩尔、外交部秘书长谢尔，就法国重新考虑向台湾出售军舰一事提出严正交涉。5月9日，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杨桂荣紧急约见法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史鼐，1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姜恩柱紧急召见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分别就法拟售台军舰事提出强硬交涉，要求法方信守迪马外长1990年初对中方的承诺，不要做出售台军舰的错误决定。面对中方的交涉，法方几位官员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说，是从经济利益考虑，售台军舰对法国是多么的重要。然后说，从军事的角度讲，护卫舰只是防御性的，对中国大陆不构成威胁。再就是拿美国当做挡箭牌。说什么美国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法国不能呢？最后辩解说，售台军舰还只是意向，不是最后的决定。1991年6月1日，李鹏总理会见并宴请了法国通用电气阿尔斯通公司董事长德乔治及其一行。李总理着重谈了法售台武器问题，让德乔治董事长回国后向法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中国领导人重视中法关系，但坚决反对法国向台售武。李鹏总理说，中国对西欧国家，包括法国，与台发展经贸关系不持异议，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经贸往来只能是非官方性质的，民间的；二是这种往来不能包括军火贸易，因为卖武器涉及防务问题。据德乔治事后回忆说，在与李鹏总理的晚宴之后，他就立即打电话，向法国有关高级人士通报了信息。6月6日，在返回巴黎后，他又于当晚向法国政府做了详细报告。然而，事态急转直下，迅速向着中方所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1991年6月6日迪马写信给我，就法准备向台出售军舰问题做了如下通报：法政府决定不反对法商和台商就法向台湾岛出售护卫舰事进行谈判，谈判范围限于舰体和不包括武器在内的舰上设备。法方做出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并注意到了中方对其安全的合理的担忧。这是一次纯粹的商业行为，不牵涉与台湾当局的任何官方关系。法国政府强调，这一决定的执行，无论如何不会损害法国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一贯立场。同一个总统，同一个外长，同样是在社会党政府执政的情况下，法国为什么会改变一年前刚刚做出的“不再继续与台湾做军舰生意”的承诺呢？从迪马4月30日第一次向我提及此事，到6月6日向我通报法方的正式决定，这中间仅仅隔了36天，真是显得迫不急待了。一个如此重大的决定，一个明知必然会引起中方强烈不满的决定，一个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严重倒退的决定，法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匆忙地做出呢？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并不清楚，只是感到中间蹊跷。事后发现，在法国售台武器背后，有着一个大丑闻，被称为“‘拉斐特’舰丑闻”。笼罩在这一丑闻头上的疑云，至今没有完全消散。1993年底，台湾苏澳外海的海面上漂着一具尸体。经查，死者是台“海军总部”失踪的上校尹清枫。尹清枫的死，使法国对台军售的重大舞弊案浮出了水面。据报道，尹清枫曾于1993年9月赴法，检验“拉斐特”护卫舰，发现有34处缺陷，因而反对购买计划。不想，他于当年12月9日失踪。尹清枫命案曝光后，台湾和法国方面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调查。迄今尚未彻底揭开这宗舞弊案错综复杂的内幕。但从已有的线索看，此案不仅涉及金额巨大，而且牵扯到法、台的高层“政治人物”。据台湾媒体透露，1991年法国售台六艘护卫舰，原先议定的总价为110亿法郎，最终的成交价却高达160亿法郎（约合27亿美元）。这个价格是新加坡购买同样数量的“拉斐特”护卫舰的三倍多。当年这起军售案的主要当事人、法国前外长迪马，在2001年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表示，“拉斐特”舰军售案的秘密佣金高达五亿美元，不少法国政界人士受惠。迪马本人也因涉嫌这起贿案，于2001年1月被法国司法机关判刑两年半，缓期两年执行。这一丑闻，扯出了一个自称为“共和国娼妇”的女人。她就是钟古夫人，据说是迪马当外长时的情妇。这个不寻常的女人，1991年时曾任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的特别公关顾问。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为了打通向台出售军舰的通道，知道迪马与钟古夫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拉斐特”军舰制造商汤姆逊公司，以600万美元的酬金与埃尔夫公司签约，请钟古夫人游说法国政府的关键人物。不知是美色还是金钱最终起了作用，外人不得而知。如今人们知道的是，当年道貌岸然的迪马外长，后来因“‘拉斐特’丑闻”案而官司缠身，直到2003年1月，法国巴黎上诉法院才改判迪马无罪，但维持了对钟古夫人两年半刑期的判决。在台湾方面，媒体透露出来的案情更是扑朔迷离，一团迷雾，而且还弥漫着血腥味。除了尹清枫外，至少还有七位知情人为此命丧黄泉，其中有情报官员、“政府官员”、银行业务主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