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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回忆录(上)-2

作者:郑超麟 字数:40648 更新:2023-10-11 17:16:07

刘岑仲先生也被刘校长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教员,仍教我们国文。但在三牧第,他是塾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则他不过是我们的先生之一,除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先生。  我小学毕业后,岑仲先生继续在学校作国文教员,我去法国时他仍是国文教员,以后不知何时脱离了学校,回到丁坂家中居住。我回国后在上海遇见同乡,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是上吊死的,我不敢问详情,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旧社会的命运!  在我的几个塾师中,我时刻怀念刘岑仲先生,感激刘岑仲先生,是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的。我曾想,如果有一日我回漳平去,一定要去他的墓地吊祭一次。  刘岑仲先生并非我最后的塾师,他以后,我还有一个塾师——陈霞阁。  小学是一九一四年底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九一五年暑假时招生。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就要赋闲了,我的父亲命令我仍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此时,三牧弟的塾师是陈霞阁先生,他补了岑仲先生留出来的空缺。他主要是教“小学生”,“大学生”不多,有一个龙溪人,华侨子弟,慕名来漳平学古学的,又有兰个漳平华侨的儿子,不喜欢进新学堂而要学古学的,第三个就是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  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他的大儿子陈螽诜小学毕业后去福州读法政学校,同别县学生来往,人家赠他一大堆诗篇。  我们在三牧第,习惯互相串门,我去你的房间坐坐,你去他的房间坐坐。有一天我到陈祖康房间去,看见霞阁先生正在那里说话,看见我去就不说了,起初我不以为意,可是不久就明白:原来先生正在“开小灶”,我没有另付学费,怎么可以分享“小灶”呢?于是,一阵恶心,以后看见霞阁先生在陈祖康房间,我就不进去了。我后来做诗是自学的,不是偷学的。  霞阁先生有时以闲谈形式也对我们几个“大学生”说起交友之道。他说,交朋友,要交“下面”人,“下面”人很慷慨,可以一把一把的拿钱送给你,不要交龙岩人作朋友,龙岩人小气,……如此类的话。  在旧社会,一般人是这样实践的,但不这样说,霞阁先生也许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非明白说不可吧?  总之,在这半年内,我从霞阁先生那里未学到什么,我对于霞阁先生说不出好感来。  陈华,即汝舜先生,后改称“季韵”,但大家仍称他汝舜先生,蓝田陈。他是贡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岁贡。他不像景黄先生全无新学知识。在邓炳知事任上,他做了县志的主编,忙于写作,似乎已经编好全书了,但没有付印。陈炯明占领了闽南,派了部下姓熊的来当知事,此时他做了县视学。他也是县里的一个绅士,属于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吃鸦片烟,但不成瘾。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中学毕业,缠着父亲,要他筹一笔路费,让我去北京考高等师范。我说,考取后,学费、膳宿费都不要交纳,家里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这一笔路费,我父亲也筹不出来,每日愁眉苦脸。一天,在街上,他遇着汝舜先生,汝舜先生向他发表一通议论,大意说:培养子弟成才,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北京的大学生风气不好,不久之前才闹了大事。后面的议论是指五四运动说的,前面的议论则是指他自己的儿子少韵,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  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  我便是这样同汝舜先生发生了师生关系。我从法国以学生的身份写恭敬的信给汝舜先生,汝舜先生也以老师的口气回答我的信。和春郑家一  温赞尧所编《漳平县志续编》有一个《姓氏人口统计表》,共列九十八姓,姓下注明何时从何处迁来,也有注“未详”二字的,那大部分是一百人以下的小姓。一千人以上的,只有曾朱二姓下注“未详”,但朱姓是明正德年间由南平迁来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暖洲营朱氏源流》一文。凡注“未详”的,也不过是失考而已,并非表示这些姓的人是漳平县的原始居民。我们可以说,现在漳平县的居民无一是本地原始居民的后裔,连山羊隔上的畲族也是明朝才从漳浦县迁来的。那么漳平县原来的居民是什么人呢?那也是畲族,古老的畲族,他们已被北方南下的汉族所消灭了。  漳平县,以及整个福建省,再扩大至浙江、江西诸省,甚至整个南部中国,原来都是一些比汉族更落后的民族所居,地广人稀,渐渐被汉族侵入,占据了土地,消灭了土著。有几分像美洲印第安人土地被欧洲白种人所侵占一样。最后,原始居民只有少数残存下来,而整片土地充满了外来的民族。  这种殖民过程,中国东南部似乎进行得更迟缓些,以致我们漳平县尚有踪迹可寻。古老的畲族被消灭(驱逐、同化)了,但在传说和地名上留下印记。漳平县有个乡村叫做“百家畲”,表明本是畲族居住的。漳平县又有“百家畲洞”的传说,现在还不能实指“百家畲洞”在县内什么地方(按“洞”应作“峒”,二字音同义不同。“洞’,是山洞之意,峒则是山中的平地,犹如四川人说的“坝子”)。漳平县民间又流传一首歌谣:“南蛮十八洞,洞洞十八庙,庙庙十八灶,灶灶十八户,户户十八人。”据说“百家畲洞”是南蛮十八洞之一。中国北方汉族一向称南方原始居民为“蛮子”,不管属于哪一个民族。漳平县的原始居民,畲族,就是 “南蛮”的一个部分。这个歌谣不过是传说而已,并非说漳平县的畲族真有那么多的人口(约十万多人),也不是说畲族的社会组织如此整齐划一。又歌谣中所说的 “洞”应写为“峒”,即可供耕种和居住的平地。歌谣不过说明畲族居住的村庄很多而已。本县《文史资料》第二辑,《汉族迁居永福初探》一文也说永福原来居民是畲族,汉族迁来后(宋代)尚与畲族杂居,而处于少数地位,但文化更高,武力更强,畲民才被迫迁走。  我认为新编的县志必须专写一个“民族志”,突出民族关系,不仅要特写山羊隔上的畲族,而且要考证汉族侵占以前的古老畲族的遗迹。我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素无研究,不过提出此问题,引起注意而已。这也不是漳平一县的问题,想必省志和邻近各县的县志,也有人注意此问题。漳平旧县志(道光时编的)有“畲客”一条,根据其传说,认为畲族就是瑶族,可供参考。  与此有关,外来的汉族,无论个人迁来的或举族迁来的,他们如何发展,作何贡献,都须研究。族姓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一向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漳平这种小县的历史上。县志应当有专章研究本县若干重要的族姓。族谱本来是地方志书的一个基础。道光县志也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各姓的族谱。  我曾说过,漳平县内的政治斗争,除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之外,基本上是族姓间的斗争,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我又说过,漳平县在政治上互相斗争的,有四大姓(太常陈家、丁坂刘家、坂尾刘家、蓝田陈家)和三小姓(北门李家、和春郑家、丁坂黄家)。自然,这是指近代史,更早以前形势又不同了。  我们和春郑家是个小姓,在温赞尧所作《姓氏人口统计表》中占据第九位。当时只有一千八百人,比陈刘李黄四姓少,但政治作用并不远逊于这四姓(应说六姓,因为陈刘都分为二姓)。  当作解剖麻雀,我可以拿和春郑家做标本来研究族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二  和春郑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口耳相传的和文字记载的。少时,我从祖母听说,我们的始祖是湖南桃源县人,当兵的,南宋间随军来此,在和春乡招赘蔡家,由此繁衍生息。所以在始祖祠堂上供养蔡公蔡婆神位。我们的郡望不是“荥阳”,而是“南湖”。“南湖”者“湖南”也。现在,我看到了文字记载,知道不是这一回事。始祖是个私塾先生,来和春乡教书,给当地一户人家梁兴为赘婿,由此繁衍生息的。参照其他的文字记载,这个说法完全可信,应当推翻口耳相传的说法,但口耳相传的说法亦有所本。漳平县尚有其他的郑家,不属于我们和春一系的,邻县也有郑家。各系郑家有共同的传说,认为同出于“桃源”(不一定是湖南省桃源县),且有种种神话。和春郑家有族谱,都是手抄本,从无刻印本。族谱初编于明洪武二十七年,续编于漳平县建制以后(续编序未注年代)。初编有五世祖郑天爵 (伯仁)序,续编有十一世祖郑克俊(春岗)序。还有三编,从十一世编至十六世,但无序,当是十八世祖郑苑培(植庵,西亭)所编而未完成的。现在保存的旧谱只有残本,不知道是原来残缺的,还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中致残的,但旧谱的几编序文仍保存着,足供研究。  综合这几编序文,可以知道和春郑家的起源及其至太平天国前发展的轮廓。  和春郑家的始祖名郑起岩,字仕表,本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香田里人,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年)游学来到龙岩县东部的居仁里,同当地一个姓梁的人家发生了联系。据续编序说他是:“赘梁家妇苏氏”,那就是说梁家有寡媳苏氏招他为婿的。初编序则说:“继梁兴之后,赘苏氏。”如此也可以解释为他做了梁兴的义子。但梁兴另有儿子。初编序说:“始祖以勤俭为家,置田二万三千余束,拨三千与梁兴子孙。”(这里说的“束”,显然不是指田地的面积,而是指粮食的产量。但不知一“束”合现时多少斤?)  始祖自留二万束,一半给自己的儿子雷震,一半给自己的女儿千一娘。千一娘招范有一为婿。可见当时女儿有平等的继承权,而且不限于招赘的女儿。后来,千一娘只生一女,名千二娘,就把田产带到婆家去了。  雷震生二子,长子公佑娶龙溪李家女为妻,遂迁居龙溪登科洲(有说登高洲的)。惟有次子公贤继承祖业,生一子林茂。林茂生六子:天福、天寿、孝孙、良孙、天禄、天爵。天爵就是初编族谱并作序的人。到此时,郑家人丁才兴旺起来。天爵壮年已由元入明了。他编族谱时已有六十八岁,在洪武二十七年序说:“兄五姐四俱已作古,今日现存者,吾一人而已。因思畴昔同居,兄弟和睦,凡百事务,诸兄拨置,产业日增,家声赫奕,子孙茂盛,六十余口,堂屋二座,规模焕然。” 可以想见,这一家是很有地位的,不仅人丁兴旺,田产丰富,而且颇有教养。三世祖公贤,人称静斋先生,“少习儒业,游学于漳泉与化。”六世祖郑文善,天爵三兄孝孙之子,以儒士(秀才)的身份做了真定县的教谕。六世祖郑文璲,天爵四兄良孙之子,以儒士身份做了进贤县知县。六世祖郑文言(惠昌),天爵之子,以贡生身份做了文昌县知县。(见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荐辟类和贡士类,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  这一家人以后渐渐衰败了。兄弟六人起初合为一户,以后分成三户,但到漳平县建制后,一、三、四、五房都绝了嗣,只有二房和六房遗有子孙,他们合为一户。二房后裔不详,现在郑家子孙都是六房郑天爵(伯仁)传下来的。天爵生三子:惠保、惠昌(即文言)、惠俭(即文礼)。(按文言,惠昌都是正式的名,并非一个为名,一个为字。大概“文”是堂兄弟的排行,“惠”是亲兄弟的排行。)惠俭生思谦,思谦生绍裘,绍裘生四子:伟、保、便、信。郑伟是九世祖,以贡生做了攸县知县,后改任汉阳县知县,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郑保早殇。郑便做了“恩官”。郑信做了广东“五府”(县志道光版《选举志》贡士类有郑信名,注“伟弟”,广州府经历)。这是和春郑家繁盛时期。郑伟生于明天顺七年(一四六三年),死于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O年)。漳平县建制在明成化七年(一四七一年),那时郑伟才八岁。他生时还是龙岩县人,八岁后才算漳平县人。他死后葬于小菁乡的佛儿架山下,前几年因墓地征用,才迁葬于和春乡。  十一世祖郑克俊在续编序中说:“今日子孙百有余口,太学有之,庠士有之。”当初五世祖编族谱时,在洪武年间,和春郑家只有六十余口,到正德年间已增加至百余口了。  郑伟的长子郑科,县志道光版也有传,列在“寿民”类中。那是因为他活到一百岁,从成化丙午(一四八六年)到万历乙酉(一五八五年),实际上是九十九岁。  郑科是“庠士”(即秀才),是十世祖。郑伟另一个儿子郑凤,监生,作了横州州判。郑风的儿子郑惟敏,作了扶州经历。另一个儿子郑惟诚,作了思恩县经历。俱见县志道光版贡士类。另有一个十世祖郑见春,也是庠士,作了一篇《叙大宗小宗》,也是记述本族源流的,特别详于区别“大宗”和“小宗”,续编收入此文。据此文所说,当时是公推郑伟一系为大宗的。他称郑伟为“伯”,可见不是郑科的兄弟,文后署嘉靖甲午(一五三四年)。  十一世祖郑克俊又名惟德,则是“府庠士”,比“邑庠士”更高一层,即不属于漳平县学,而属于漳州府学。他新编了族谱,并作序,可惜序后未署年月。他称郑伟为“伯祖”,因为他是郑信之子郑立的儿子,作序当在万历年间,即距明亡已不很远了。  郑科生惟明(第五子);惟明生士珩(第三子),邑庠士;士珩生兆甲(第六子),儒士,活到八十一岁,生于明万历时,死于清康熙时,兆甲生润卿(第三子);润卿生如隆(长子),邑庠士;如隆生四子(宗湛、宗遴、宗选、宗逢)。  郑宗湛,后改名丹桂,字攀宿,十六世祖。这就是我们郑家常说的“攀宿公”了。他生于康熙丙戌年(一七O六年),死于乾隆壬寅年(一七八二年)。  关于攀宿公,流传了很多神话。三  但是族谱的文字记载还涉及和春郑家的史前史。我们知道,和春郑家是从仙游县郑家迁来的,那么仙游县郑家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也不是仙游县的原始居民。  综合几篇文字所说,原来仙游县郑家是从福州侯官县迁来的。“宋乱”(按当指靖康之乱)时,侯官县郑家有三兄弟,都是做官的。老大是太府卿郑露,老二是中郎将郑庄,老三是别驾郑淑,率家族迁来兴化军。老大定居莆田县,老二定居兴化军,老三定居仙游县,虽分居三地,但共建一个祠堂于莆田县之南湖,因此三县子孙都称为南湖郑家。我们以“南湖”为郡望,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的始祖郑起岩系定居于仙游县的郑淑之后裔,算是从仙游县迁来的,但若我们回去认亲,则须到莆田县的南湖去拜祭祠堂,我们确实有人去认亲了。  九世祖郑伟作了湖广攸县知县时,丁内艰回籍,服满晋京改授,途中特去南湖拜祖。续编族谱中收有一文记载此事。此文是当地(莆田县)一个名玉的人写的。他是“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北京户部主事”,文写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陬月(即正月),即郑伟死前二年。如此可见,郑伟任汉阳县知县的时间并不长久。按照辈分,郑玉自称为“宗侄”,而称郑伟为“族叔”。  兴化,宋时称“军”,明清称“府”,所辖只有两县,府治旧在兴化,居莆田县北边,后合并于莆田县。南湖郑家,南宋时出了一个有名的大学者,郑樵,中国著名的类书“三通”之一的《通志》,就是他著作的。他住在家乡的夹漈山上,人称夹漈先生,不应科举,自学三十年,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所著《通志》有许多创见。他县莆田县人。他死于一一六二年,下距我们的始祖来今漳平县,尚有七十二年,我们是不能攀附的。  仙游县郑家,或宁可说南湖郑家,是从侯官县迁来,那么侯官县郑家又是哪里迁来的呢?那就要追溯到残唐五代去了。旧谱诸序,包含郑玉的文章在内,都说我们的远祖是光州固始县人,唐末僖宗光启年间随从同县人王审知入闽的。  王审知是一股武装队伍的三个头子之一。这股武装队伍说好听时是农民起义军,说不好听时就是土匪。当时三个头子都姓王:王绪、王潮、王审知。他们以固始县为基础集合一股武装队伍,附近有另一股武装队伍,力量更强,要吞并他们。唐僖宗光启元年(八八五年),他们只好“率众”南逃,由江西进入福建。在南逃途中,王潮推翻了王绪,坐第一把交椅。次年,他们占据了泉州,朝廷招安,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昭宗大顺二年(八九一年),王潮派王审知攻占福州,遂占据福建全境。王潮死,王审知继位。唐亡后,朱温称帝,封王审知为闽王。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国。公元九二五年,王审知死,子王延钧继位,称闽帝。以后,诸子内乱,闽国就亡了。但随从王审知来福建的光州固始县人仍旧在福建。福建的许多族姓都可以追溯其远祖直至光州固始县。  在我们漳平县,不仅和春郑家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其他某些族姓也可以追溯远祖至光州固始县。例如,暖洲营朱家就是光州固始县人,“随军入闽,先居南平,明正德年间迁来漳平县的。”(见本县《文史资料》第八辑)四  传说,明清易代之际,和春郑家遭到厄运,数百余口只剩下十八人。安定之后,才从此十八人中渐渐繁衍起来。  现在,和春郑家可以分为两派:攀宿公后裔和非攀宿公后裔,住在县城里的几乎都是攀宿公后裔,住在和春乡的也有攀宿公后裔。这两派郑家子弟,人数之比,现在不难统计出来。我少时似乎听说,攀宿公后裔对非攀宿公后裔之比为1:1,据说现在是1:2。但就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说,攀宿公后裔仍是高于非攀宿公后裔的。  攀宿公是怎样一个人呢?据传说,他本是穷教书匠,穷到只有咸萝卜做下饭的菜,而且不是吃下咸萝卜,是用舌头舔舔咸味就可以下饭了。不知怎样,他考得了一名秀才。当时还没有龙岩直隶州,他是去漳州府考试的。在易代丧乱之后的和春乡,考得一名秀才是了不起的事情。于是他渐渐积了钱,也渐渐产生了关于他的神话。人家说,他的钱是神物,借他的钱种田会多收粮食,借他的钱养猪会多长肉,借他的钱做买卖会一本万利等等。于是,他由穷教书匠变成了富翁,广置田宅,多积钱财。一般暴发户是先富而后教的,即先积了财产,然后提高文化。这个暴发户则先教而后富。自己发了财,就不仅要把财产遗留给子孙,而且要培养子孙读书,考取什么功名,提高家族的地位。  攀宿公有两个儿子,长郑经远,次郑经邦,都考取了秀才。这家人,财产有了,在本乡也有地位了,就想向外发展,即要争取全县的地位。首先要在县城内争得立足之地。  关于攀宿公少时贫穷的传说,不见得可靠,至少是言过其实。由族谱的文字记载可知攀宿公的父亲如隆就是秀才,死后三年便能正式安葬,他的母亲陈氏也能正式安葬,他还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即便少时家境不好,也不至穷到那种地步。传说似乎含有教育子弟勤俭持家的作用。  县城设在小菁乡。在设县以前,小菁乡的地位同居仁里的其他大乡村,如丁坂乡、和平乡、和春乡等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设县以后好多年也是这样。小菁乡人不能以城里人自居而轻视其他乡村的人为“乡下人”。可是时间一久,这种不平等地位就暴露出来了。小菁乡毕竟有官衙,有街市,有圩场,有城墙,居民的文化也更高些,头脑也更复杂些。发生“小乱”时候,城门一闭,富人也更安全些。攀宿公和他的儿子就提出了如何到城里找一个立足之地的问题。  此时设县已久,各乡富人都要到城里找立足之地,可不容易,和春郑家毕竟在县城里建筑了三大宅。  攀宿公本人并未移居县城,从他的儿子郑经远起才在县城占据一席地。首先获得两块很好的宅基,一块在上水门内东侧,建成祠堂式的大宅,前后两进,后进供奉攀宿公,大门上有石刻的“郑氏宗祠”四字。事实上这是祠堂兼住宅的建筑物,左右两边都有“辅厝”。两进之间东西各有厢房,如大夫家庙,上刘祠堂,下刘祠堂,太史第,以及洪厝坪和大坪头两个陈家祠堂(大坪头祠堂右边有辅厝)。祠堂是专供祭祀之用的,不能作住宅。另一块在葛丘田,本是郑经远住宅,死后才作为祠堂的,建筑结构同前者一样。第三个大宅在上水门内西侧,那是以后由郑经远的第五个儿子和第六个儿子联合建成的,规模小得多,只有一进,但也有辅厝和厢房,以后大厅上也供了两兄弟的牌位和画像。除了这三大宅以外,郑家在城内还有几个小宅和书斋。  郑经远和郑经邦兄弟和他们的儿子也都是秀才。郑经远有八个儿子,前四个是正室叶氏生的,名壮、荷、薇、革;后四个是侧室张氏生的,名菊、苕、藜、芬。郑经邦有两个儿子,名萃、华。这些似非“官名”,例如,郑经邦二子,这里名为萃、华,但县志节妇传中则作钟秀、廷虞;郑经远第五子这里名为菊,县志作苑培。郑苑培字植庵号西亭,死后称西亭公。他就是我的曾祖父,可以想得到攀宿公子孙都有“官名”,不过无法查考而已。  郑经邦早死,其妻李氏二十二岁守寡,死时七十四岁。县志道光版人物志节孝类有传,说乾隆五十六年“请旌祀节孝”,佛儿架山下有个石牌坊就是为她建立的。现在已拆毁了。  郑经远却活到八十六岁。他是和春郑家开始定居于县城内的,但只有后四子随他居住县城,前四子以及两侄都留在和春。县志道光版有他的传,列于人物志之 “乡宾类”,此类只有他一个人“乡饮”和“宾筵”都是一种荣誉,当时政府赐给地方上有一定地位的富人(我们和春郑家八世祖郑绍裘曾于明弘治五年享受了这个荣誉)。有个知县还送郑经远一个“王国嘉宾”的匾额,传中说:“阖邑推为硕望。”  当县志道光版成书时,郑经远似尚未死。他的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列名于县志编校人名单内,身份还只是“附生”。  中国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各地方都有发展,漳平县也不例外。这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集中,大地主财富增加,不仅培养子弟读书,而且要干预政治。干预政治,首先就要在城市插一只脚。住在乡村,要同县官交往,要管理全县的公共事业,要包揽诉讼,毕竟是不方便的。住在近郊还可对付,远郊就不行了。所以大乡村的大地主,发展到相当程度,就要搬到城里来。这些有钱有势的富家,几代之后衰落,贫穷的子孙再搬回乡下去。本身从乡村迁来,子孙也有乡村这条退路了。  和春郑家的发展就符合于这个规律。五世祖郑天爵(伯仁),本身发了家,子侄中又有三人在外面做官,仍旧居住和春乡内。此时漳平也尚未设县。九世祖郑伟又发了一次家,兄弟三人都做了官,此时漳平已经设县了,他仍未能迁居县城。但郑伟死后葬在县城北郊,似有移居县城之意,又回龙坞做了和春郑家的“祖山”,为本族葬地,不知始于何时,似在明代就是如此了。七世祖妣邓氏死后就葬在回龙坞,时在明成化丁酉年(一四七七年)。这也表明和春郑家有向县城迁移之意。攀宿公第三次发家,到了他的儿子,终于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足以干预全县的政治了。  郑经远迁居县城,自然不会放弃和春基地。他把正室生的四个儿子留在和春,把侧室生的四个儿子定居县城。相传,侧室张氏是福州人,他去福州乡试或经商(他兼做监商)时娶的。  郑经远死后,财产分给八个儿子之外,公有财产也分成两份,一份为住在和春的前四子所公有的,称为“内四美”;另一份为住在城里的后四子所公有的,称为 “外四美”。各族都有公有财产,由族人轮流管理,除供给祭祀、扫墓等费用外,还有一部分名为“书香”,分给子孙中的秀才,及供应他们去福州乡试的费用。公有财产不是现金,而是田产,每年动用租谷,照理是不会减少的。  第五个儿子郑苑培,就侧室所生的说来,就是长子了。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财产,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从“附生”升为贡生,晚年以贡生资格出任古田县儒学教谕。学官也是官。我少时在我家的大堂上左右两边陈列着仪仗,有“肃静”、“回避”、“古田县教谕”、“儒学正堂”等四块牌子。为了作过一任官的缘故,他的地位比他的父亲更高了。他个人的财产是否超过他的父亲,我不知道,但外四美的财产是他管的,以致每年收的租谷在门外空地暴晒,占据了很多的地方。相传后来的大富人陈玉鸣当时还是替人挑水的,他经过我家门外,看见那么多的稻谷,感叹道:我有十分之一的稻谷就满足了。以后,陈玉鸣考中了武秀才,他的财产还远远超过我的曾祖父。  曾祖父有一妻一妾,只生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只好过继他的八弟的一个儿子为子。直至五十岁才娶一个农家姑娘为妾,接连生了六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但他晚年,即学官任满回来后,生活并不好过,所有的财产丧失殆尽了。为什么?据说:他尝到了做官的甜头,一心为安排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亲生的头儿子)郑秉卫出去做官,不惜工本,结果官未做成,家产却荡尽了。  郑苑培生卒时间尚未考出,只知道太平军来攻城时,他尚在世,带着全家逃往和春,只有第六子志广陷于围城中。志广当时十八岁,即生于一八四七年。志广是他亲生的第五个儿子。他是五十一岁亲生第一个儿子的。如此算来,在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时,郑苑培约有七十七岁,即生年约为一七八七年,死年约为一八七一年。  他的坟墓在和平乡至和春乡的中途,未毁,墓碑是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立的,上刻“显考钦加光禄寺署正任古田学教谕端和西亭郑公墓”。“光禄寺署正”是京官,他未去北京做官,这里不过是加给地方官的虚衔而已。他的七个儿子都用官名:秉仁、秉衡、秉盘(志铭)、秉诚、秉崧、秉宽(志广)、秉钧(志樵)。他的十三个孙子则用谱名:庆寿、庆云、庆楗、庆焊、庆泽、庆秀、庆添、庆铨、庆深、庆丰、庆悦、庆清、庆端。曾孙二人:嘉谟、嘉猷,是庆寿之子。  郑经远第六子苕郎,不知官名是什么,墓碑上刻着:“试用儒举毅文玉田郑先生”。他生了九个儿子,其中三个是秀才。我少时还看到他的第九个儿子志全,我们喊他“九公”。郑经远第七子藜郎生有八子。第八子芬郎,名延瑶、字和雅、号德馨,县志说曾任布政司理问。他生有四子,第二子过继五哥外,还有三子。五  和春郑家始祖是一二三四年(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个人从仙游县迁来的,到今天已有七百五十二年了。温赞尧的县志续编中那个《姓氏人口统计表》记载漳平县郑家有一千八百人。漳平县除和春郑家外,还有郑家,人数虽不多,应从这一千八百人中减去。但此表作于将近四十年前,今日郑家人口又增加不少了,我们和春一系的人口可能达到二千人,大部分人仍居和春乡,小部分人住在城内,城内郑家几乎都是郑经远的后裔。  研究这个家族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明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尽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发展分期也是不同的。为了避免争论,我这里说的“封建社会”,仅仅是指那种以田地(粮食)来计算财富的社会。社会的阶级分化,主要表现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地主剥削、农民受剥削。在封建社会初期,以及晚期中某些落后的地方(漳平县在内),这种剥削表现为家族内的剥削。地主和农民是同一家族的人,同祭一个祠堂,同居一个乡村。漳平话称为“叔孙”的关系掩盖着剥削的关系。地主拿家族的利益做幌子,要农民忍受剥削,同地主团结一致。这个家族同那个家族斗争时,往往是地主出头领导,而同族农民一致拥护的。斗争一般表现为诉讼,有时表现为械斗。地主有功名,有官职,往往能决定斗争的胜负。一般说来,财富和文化是分不开的。财富可以培养文化,文化可以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培养文化正是为保护财富和增加财富。  和春郑家历代不乏大地主,也不乏文化。始祖就是私塾先生,他招赘于梁家地主,借梁家力量积累财富至二万三千束。他的儿子雷震是个“尚舍”,即国子监学生,或称“监生”(原来地位在秀才之上,后来可以用钱买,就不值钱了)。他的孙子公贤则是私塾先生,大概家道中落,又逢宋元易代,不得不去漳泉兴化一带教书,而且迁于“仙帽寨”地方(不知在何处)。他的玄孙有六人,此时大概迁回和春了,家道又兴旺起来。这六个人都没有功名,但次代(六世祖)则有三人做了秀才,而且出去做官,两个做知县,一个做学官。这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事情。以后家又中落。八世祖绍裘,谱称“嗜读诗书,淹通诗词”,似无功名。绍裘生四子,其中三子伟、便、信都读了书,做了官,次一代也有做官的。以后家道又中落。直到入清后,攀宿公才振兴,以至于迁入一支于县城内。  可注意的,是和春郑家历代虽然出了许多大地主,也出了几个知县、学官、佐杂,但没有出一个举人,更加没有进士、翰林了。至多是几个贡生而已。  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所谓“功名”,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学历”;京官和地方官,则相当于现在说的“职位”。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本县的朱阳考取了翰林,学历算是最高的了,但他只做了知县;和春郑家有郑文琏、郑惠昌、郑伟三人做了知县,他们的学历只是秀才(贡生也是属于秀才一级的)。  今天形势改变了。中国已经跨出了封建社会,即是财富不再以田地(粮食)计算,而是以货币计算了。血统纽带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人,不再是他的家族的一个成员,依附于他的家族。族谱已无现实的意义,即不能用来歌颂祖宗功德,团结族众,抵御外侮等等。今天族谱只有历史的意义,即由此可以知道过去的社会生活,可以补充地方志书之不足。我希望本县各大姓都能整理旧的族谱,并续编新的族谱,为新编的县志提供材料。  和春郑家是漳平县的一个小姓,清初以来曾经干预全县的政治,发挥了与其人数不相称的作用。这个作用现在完结了。祖父和父亲母亲难产  光绪廿七年辛丑二月廿七(一九0一年四月十五日),我的母亲第一次分娩。她天未亮就发生阵痛,接生老娘早已守在床前了,可是生不下来。全家都在着急,祖母尤其着急。有人建议将“大帝爷”接到家里来。大家都赞成立即派人去接,供在大厅上祖宗的牌位前面。“大帝爷”是西北郊的大村后坂洋(今名福满)的保护神,在本县城内外的几个菩萨中是最“灵验”的,特别在医疗方面。据说,这位保护神生前是本地的名医,死后群众尊奉他,给他封爵,一直封到“大帝”。每年正月迎神时,他的队伍特别热闹,因为生病求医的人病愈后归功于他的恩德。现在母亲难产求神,最适宜的自然是这位“大帝爷”。  神像供在上面,“同身”(北方人叫“神汉”)跳起来,手挥“宝剑”从大厅一直跳到产房门口,拿“宝剑”在门上敲几下,房内的孩子就生出来了。那时正是午时三刻。  这个孩子就是我。不能说“呱呱坠地”,因为经过那么长时间的难产之后,我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发出哭声。  我的父亲和母亲结婚十年,此时才生了一个孩子,而且是男孩子。  以上所记当然是我长大后听大人说的,在那个迷信社会里,这类的话不用说会有很多的“水分”。  我的出生改变了家庭的生活。这是一个地主家庭,成员之间要遵守一定的传统的礼节。家是祖母管的,祖母是当时典型的地主太太,不仅父亲和母亲要听她的话,连祖父也要听她的,更不用说家里两个丫头了。家庭成员中最苦的还是我的母亲。祖母总是不满意母亲,东也不好,西也不好,并非母亲敢于顶撞她,母亲是脾气急躁的,但她也是地主家庭出身,也熟悉封建礼节,知道下辈必须顺从上辈。她每日给婆婆梳头,听婆婆数落,一声不响,也不敢将不平之气现于颜色。她所受的怨气往往向父亲发泄,父亲左右为难。两夫妇感情是很好的,父亲的朋友都知道,都为此夸奖他。他只能努力读书,学写八股文,希望考得秀才,以提高爱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皇天不负苦心人,父亲终于考得秀才了,可是母亲地位提高不多,仍旧每天要听婆婆的数落。父亲后来告诉我,是我的出生改变了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我还记得看见每天早上母亲替祖母梳头,但已没有听到祖母数落母亲了。  凭这一点,我来人间这一趟是值得的,凭这一点,我的母亲忍受那场难产的痛苦也是值得的。  我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  这个家庭挣扎着,不甘心破落下去,有个时期还表现了复兴气象,但最后还是破落到底了。  我出生时恰值家庭复兴时期。  我的曾祖父曾是全县最大的绅士,全县数一数二的地主,但他晚年已经破产了,土地典卖干净,没有什么留给他的七个儿子了,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幸而他最喜欢的最小儿子,——就是我的祖父——经过几年贫困的生活(祖母还替人家做衣服),终于考得一名秀才,他以此利用曾祖父的声望,同本县的上流社会往来,渐渐站稳了脚跟。有了这个地位,积累财富就容易了。  我们那里的习惯是,土地出卖有两个阶段:典卖和绝卖。先典卖,卖价较低,但可以以原价赎回;无力去赎的,买方再出若干地价买绝这块土地,那就有钱也不能赎回了。本县又有一个习惯,即父亲典卖出去的土地,以后哪个儿子出钱去赎回,就归哪个儿子所有,其他的儿子无份。我的祖父就是利用这两个习惯,赎回了他的父亲典卖出去的部分土地,成了一个地主。  可是,七个兄弟中只有他考得秀才(这点还须保留,因为老二和老五也可能是秀才),但也只有他没有儿子。祖母生过一个女儿,但很小就夭折了。反之,老三则有四个儿子,老六则有三个儿子,都嫌多了。于是,老七将老三的第四个儿子过继为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有二个祖父:亲祖父,名志铭,官名郑秉盘;过继的祖父名志樵,官名郑秉钧。当我出生时,亲生的祖父已经死了,祖辈七个兄弟中惟有老六、老七尚在。老六名志广,官名郑秉宽。  我的祖父,过继的,在清朝末年,利用县里诸大姓互相斗争的机会,以和春郑家小姓代表的身份,自然成为本县两三个大绅士之一。几任知县看重他,管理本县若干公产,包揽诉讼,以及其他官绅勾结的事情,因此地位很高,收入亦多。本县创办小学时他也挂名校董,并将我的父亲安插在学校内,担任会计。  祖父当然是纯粹的书派绅士,辛亥革命之后绅士换班,就没有人理睬他了。  祖母比祖父小两岁,病死于辛亥革命前一年,这年祖父恰是六十岁,丧事和寿事都办得相当隆重。辛亥革命那年,祖父续弦,继祖母同我的母亲同年,于是家庭纠纷就多了。根本问题,就是继祖母仍旧要摆婆婆的架子,我的母亲就不服帖,于是闹得祖父和父亲也不和,结果不仅分炊,而且我们一家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复兴时期积累的财产全部都耗光了,我们终于成了破落户。  父亲有一次同我说:那年死去的若不是祖母而是祖父,那么祖母继承祖父的财产,他从旁扶助,就不会像今天那样一无所有。  地主家庭破产了,但架子还在,特别是大儿子还要读书,不能送去商店学生意。我中学毕业那年要父亲筹一笔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父亲完全没有办法。大儿子怎么能不读书呢?我的父亲是秀才,祖父是秀才,曾祖父是秀才,高祖父是秀才,高祖父的父亲也是秀才。我们这一家不是简单的破落地主家庭,而是有文化的破落的地主家庭。  祖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我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记得辛亥革命以前,历任知县上任后都要来我家的书房作礼节性的拜访,祖父经常去县衙门拜访知县,“老夫子”(知县的师爷)也经常来我们的书房拜访祖父,逢年过节送礼的人很多……这一切,辛亥革命后都改变了。例如,县知事上任后去拜访其他几家绅士,只叫人送一张名片到我家,或连名片也不送。  我父亲同祖父分家后,每年只在祖父生日去请他来我家吃一顿饭而已。  祖父续弦后生一个儿子,取各庆耆,但三四岁时死去了,他十分悲伤,因为这是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不是过继的儿子;我们无动于衷。没有人去祖父面前说几句安慰的话。一九一八年,暑假期间,我在家中,祖父生病,不知是什么病,我同继祖母守在床前,第二日下半夜,祖父就死了,享年六十八岁,葬于我们的祖山回龙坞,他自己预备好的生坟。  关于祖母,祖父原配的祖母,我前面所写是不够的。全家的人,我最爱的就是祖母,因为她最爱我。我进中学后读《红楼梦》,关于贾母和宝玉的关系,我全能够理解。我少时总以为母亲偏袒二弟,有什么争执,母亲总是站在二弟方面,祖母则把二弟看作一般的孙子。二弟后面生的妹妹祖母命令送给人,不久妹妹就死了。妹妹后面生的三弟,祖母死时只有一岁。三弟后面生的四弟,祖母已来不及见面了。祖母惟独把我当作宝贝。后来大了,我知道母亲也是最爱我的,她不过要抑制我的骄傲而已。  祖母又是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她识字,会算,能念佛经。我同她一头睡,她教我从一数到一百,教我背诵二十四个节气,背熟三十七“花会人名”,每日念“观音咒”。母亲生二弟后,我就同祖母一道睡,一直到她死前三天。我的父亲  以父亲为家长的家,是人不敷出的家。父亲历年积蓄的私房钱为了典房子,建新家,都用尽了。祖父分给我们的土地,每年从佃户收取的稻谷是够吃的,我从未见过我家买米吃,但也未见过米店来我家搬过稻谷。父亲除维持一家人伙食之外,还需要为自己准备鸦片烟,而当时鸦片烟是很贵的,又有犯法的危险。我不知道他如何设法维持这个家,他从来不同我谈家庭经济问题。他同我说也没有用。我在中学穿的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也不去埋怨父亲。  我听人说,他晚年曾在许家祠堂办一个私塾,教学生识字,又曾在自己新居大屋的厅堂上教书。我想,他不是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是不会去教私塾的。他死于一九三0年或一九三一年,我至今还弄不清楚。  我在法国,在苏联,以及回国在上海,一共收到他几十封信,注意保存着,随身携带。这些信如果还在,我今天就可以用来写一篇《我的父亲》,可惜,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唐生智军队要占中共湖北省委房子,我赶紧搬出随身行李,只搬出一半,再去搬时军队已经守着大门,不许进去了。父亲的信和一部分书籍,就是这样永久遗失了的。现在只能凭记忆来写父亲了。  我的父亲,以鸦片烟鬼的身份,无所建树地,在六十岁左右死去,但他的本质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本质胜过我的祖父。祖父一生遵循地主阶级历代传下来的道路走去,毫无自己的特殊表现;父亲少时则是与众不同的。他有勇气,对于那种社会的陋习,敢反抗,敢以身作则来实行改革,因此引起住在城里的郑家子孙赞扬他,依赖他,说他是我们郑家最好的子弟,是能够顾全大局而非自私自利的人。  关于他,人家传说了如下几件事情:  第一,他结婚多年,没有子息。我们那里的人有一种风气,结婚三年后没有生儿子的,就要去买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实例很多。他的大哥(我的大伯父)就买了一个儿子,但后来自己又生了两个儿子。朋友们都劝我的父亲买一个儿子,或者娶一个小老婆(有钱人家,即使已有儿子,也要纳妾)。我父亲不听人家的劝告,人家都把他看作违反惯例的,或不近人情的。结婚十年,他还没有儿子,此时他才吸了鸦片烟。他终于有了一个大儿子(以后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幼年死了)。  第二,他一般是听祖母的话的(他称祖母为“七婶”,称祖父为“七叔”)。他的读书,他的婚姻,他的交游等等,祖母较祖父关心。但“七婶”和“六婶”是死对头,两妯娌之间互争互斗,争得你死我活,以致“七叔”和“六叔”两兄弟也失和。六婶婆患肺结核病死了,她生了三个儿子,只有庆丰叔在身边,我的父亲于是同庆丰叔一起给死者更衣,守灵,不管此举如何激怒自己嗣祖母。不用说,丰叔一家人如何感激了。后来,一九一0年嗣祖母死了,丰叔也来同我的父亲一起给死者更衣。  第三,我的父亲不畏权势,敢为朋友同当地流氓斗争。当时,有名画家作朋先生,是父亲的最好的朋友,他不知如何得罪了当时黑社会一个有权势的头子,这人扬言要痛打作朋先生,我的父亲带了作朋先生到那个人家中去说理,由于我的父亲的声望和威势,没有说几句,这人就认错了,愿意点蜡烛,放鞭炮,向作朋先生认罪。  第四,我父亲亲自告诉我,康梁变法那个时期,本县进士陈桂芳曾率领一群秀才去衙门里同知县争论,陈桂芳大声呵责知县,知县不敢争辩连声说好话,我的父亲也同这群秀才一起在衙门看见这场斗争的。他又说: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同一个朋友爬在城墙上,对着基督教福音堂大骂。旁边群众愈聚愈多,最后群众拿起石头,抛向福音堂。  以上都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这同我后来认识的父亲的性格判若两人。他后来为鸦片烟所困,每日需有一定的时间躺在床上吸烟,还要为我的生活、求学和前途操心,于是少年时那种豪气没有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的最后一个塾师霞阁先生一天闲谈时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本县的丈绅士,一些人老了,失势了,总有另一些人取而代之。事前,人们总可以猜到什么人上去做绅士,很少猜不到。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过去都以为你的父亲将是本县的大绅士,可是,这一点猜错了。  我的父亲没有接祖父的班在本县做绅士,但他的社会地位还是与一般的鸦片烟鬼不一样。本县最有学问的养奇先生至死仍旧把我的父亲当作好朋友,并为他死后写小传。本县,一个著名人物少泉先生,也是父亲的学生,终生尊敬他。我的外家  我的基因一半是父亲给的,另一半是母亲给的,二者同样重要。可是,人类社会今天仍实行父系制度,我关心郑家远过于关心太常陈家。  外家也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当初订婚时是门当户对的。外家住在北门外坎儿脚。这个居民点,大部分居然是太常陈家,小部分居民是蓝田陈家。那里有太常陈家的大祠堂。外公陈国选也是地主,但非秀才。大舅子仁先生却是秀才中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坎儿脚几个秀才中最有才气的。他生了两个表兄,都比我大。此时,全家已无财产,生活靠舅舅维持,两个表兄已无力读书,但舅舅仍按照当时的风气,娶了小老婆,另找房子居住。几年后,大舅就死了,于是全家生活没有着落。外公已年老,他不得不带领两个表兄在城内大街上开一个卖杂货的小店,开了不久就维持不下去。外公也死了。两个表兄都已成家。大表兄永秋染上了鸦片烟无法生活,据说我去法国后,他也随国民党的邓本殷军队开到广东去了,不知下落。二表兄永华去浦南一家漳平人开的店铺学生意。学了一个时期,知道现代商业的一些诀窍,决心要去南洋群岛谋生。他没有路费,每日缠着我的父亲代筹路费。我的父亲是义不容辞的,但他自己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他不知从何处借来的钱给永华表兄做路费去爪哇了。我忘记了这是哪年的事情,似乎是我暑假在家中看见他出去的。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  一九一九年我中学毕业后也缠着父亲,要他给我筹措路费去北京考北高师,他却毫无办法。可是,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还是筹到了三百元给我带去的。  一九二一年,永华表兄曾从印尼寄了一笔钱去法国给我,忘记了多少钱,但数目不多,够我在法国过一个月的生活。我回国后,至少有三次在上海写信同他联系,都未成功。解放后,我被捕,家中抄出了印尼的通信地址,审讯者说是印尼托派组织的地址,要我交代中国托派和印尼托派的联系。我说:这是我表兄的地址,你可以去我的家乡打听,我有没有表兄在印尼?他的地址是不是抄出来的这个地址?直到去年,我才联系上了,他已于七十年代死去了,他的儿子也死去了,同我联系的是他的孙子。  在家乡似乎已无外家的人了。那个房子也属于外家,我回忆年少时,我同二弟每年正月初二都要随同父母亲去外家拜年,外公家早已备好酒席招待我们。同桌的有外公、外婆(不是母亲的生母,是母亲的继母)、舅舅、舅母,父亲、母亲,两个表兄和我们两兄弟。正月初二是风雨无阻的。平时,我们兄弟也要同母亲一道去外家几次。  母亲是外公亲生的,舅舅则是外公买来的。这是旧社会的习惯,没有儿子就买一个。不过大家都看买来的儿子同新生的儿子一样。舅舅也不负外公的培养,考得一名秀才,而且在秀才班子中富有才能。母亲也待他同亲兄一样。  母亲虽不识字,但两家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她知道应当遵守的礼节,受了委屈,也竭力忍耐,有时也向小孩子发泄。她比父亲小四岁,父亲生于一八七一年,母亲生于一八七五年,生日都在旧历十二月。两人感情极好,这就可以补偿母亲所受的委屈。父亲从不打骂孩子,母亲则是急躁的,受到委屈常向小孩子发泄。人家说:“严父慈母”,在我的家庭则是慈父严母。我本来是同母亲睡的,生了二弟之后则同祖母一道睡了。  母亲结婚十年不生育,可是生了我之后,差不多每隔三年生了一胎,生了四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最后,生病时小产了一胎,也是男孩子。  母亲的身体本来最好,但旧社会不注意卫生,当时虽有西医,我们家里有人生病总是找中医。每年夏天全家好多人都要患痢疾,吃中药或不吃药,几天后就好了,不以为意。一九一五年,即我上中学的一年,我母亲患痢疾到秋天还不好,由急性变为慢性,拖到次年,变成腹膜炎,生了腹水。当时,我十六岁,读中学一年级,过了元宵节仍去龙岩县上学。过了约一个月,父亲派专人来催我回家,说母亲病危。次日,我动身回家,母亲见到我一欢喜病就好了些。几天后,我看无事,又去龙岩上学了。暑假回家,才知母病加重,过几日她死去,享年四十二岁。  母亲身体本来很好,为什么四十二岁就死了呢?这是中医误事。如果现在,在西医治疗之下,痢疾即使变成慢性,也不难治愈。当时,我们县里虽有西医,看的人并不多,尤其我们这种家庭更不信西医,以致误了事。  我这几年还对下辈人说:如果母亲在世,我不会去法国那样远的地方。照理,母亲常常骂我,打我,受了委屈拿我来出气,我应当对父亲更好,但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怀念着母亲。母亲死后葬在我们的祖山回龙坞,直到八十年代末,铁路局征用此山,才移葬于别处,同我的父亲遗骨以及我爱人和儿子的骨灰葬在一起,而且留下空穴准备安置我的骨灰。我是无神论者,但在这一点上倒希望人真有灵魂,死后能够相会!(我的祖父和祖母及庆耆叔的遗骸也移葬在这里,至于继祖母遗骨没有葬在这里,倒不是为了夙怨,而是没人知道葬地。)鸾 姑  我有一个姑母,我说的:不是我父亲的同胞姊妹,那也不止一个。我说的是另一个姑母,她称我的祖父为“爹”,祖母为“妈”,父亲为“兄”,母亲为“嫂”,待我们兄弟如同亲侄。她演了一场“悲剧”,结束了生命。  我有这样一个姑母,除我之外,现在在世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  我说不出当时她的年龄,只记得当时已是一般闺女出嫁的年龄了。她对人彬彬有礼,像一个大家闺秀。很少人同她亲近,很少人同她做朋友,我未见人家背后说她好,也未见说她坏。  我曾问母亲这个姑母的来历,母亲悄悄告诉我:“这姑母本是祖母买的一个小丫头,祖母喜欢她,便收她做养女,教她种种礼节,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人家嫁出去。  好人家找到了,那是同我们家一样有文化的地主家庭。家长是祖父的朋友,同祖父一起包揽本县公产的,家底比我们更好。家长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早已成家,生的孙子比我大一岁,二儿子这次才成家。这个家长是三兄弟中居长,一个大家庭共住一座大房子,人多了,难免相互间勾心斗角。  鸾姑嫁去以后,我曾陪祖父去看她。她住在东厢房,老大的家住在西厢房,家长夫妇则住在左边的正房。同祖父一样,我们脱下的衣服都放在鸾姑房内,鸾姑作为主妇招待我们。  祖父是顽固派,这位家长比祖父还更顽固。祖父的辫子,在辛亥革命后好多年剪去了。可是这位家长至死也不剪辫子。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祖父的书房中,忽见那家的大儿子气急败坏地走了来,说鸾姑死了,她自己上吊死去的。  这是晴天霹雳!为什么上吊。他们二人悄悄说话,我们小孩子听不清楚,以后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何化法我们小孩子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不好听的事情,我们两家都不愿意张扬,不久就风平浪静了。  我却在祖母和媒婆说话之中听到了几句不可理解的话,即媒婆说:“鸾姑要生小孩子而不能生小孩子,只好走这条绝路。”  那时我不明白:不能生小孩,为什么要走这条绝路呢?以后大了,我才明白:原来姑丈是个“天阉”,由此引出可能发生的事实,到了非走死路不可。什么事实?那就要自己去想像了。  鸾姑如果是祖父母亲生的女儿,一定要多调查,不会如此草率的。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至今将近九十年了,还有办法搞清事实吗?——除了吊颈鬼找替身以外。我的婚姻  我是结了婚三年以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此事,我并不隐讳,但也不是逢人便说,比较要好的朋友,闲谈之中我就说出来了。不过,在以往写的传记性文章之中,我从不写此事。其实,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像我所处的时代,所属的家庭,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如果尚未结婚,倒是奇怪的事情。我不说,却是为了后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爱人。  我很小就有媒人来提婚,但尚小,没有说下去。八九岁时,祖母认为不小了,应当提婚了。恰好有媒人来看祖母,便介绍一个近郊人家,也是地主家庭,有个女儿,她与我同年,要我们去看看。祖母派了母亲去看,母亲中意,回报祖母,做定了婚。我十岁时,祖母死了,不久她的祖母也死了。她的家庭衰落得比我的家庭更快。对方日食困难,便通过媒人同我们商量,现在就过门。我们同意了。  在那个社会,这种事情父母同意就够了,决不与我商量。我当时年少怕羞,小孩子之间常拿这种事来开玩笑,我害怕人家笑我,根本就不同意提婚、订婚、结婚一类的事情,我的反对也没有用;于是,我十二岁时,她来到我家,她同一个丫头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我们虽朝夕相处,但结婚前从来未说一句话。  我十六岁时,母亲病得快死了。祖父、父亲,以及其他的入主张我们二人立即结婚。合理的理由是说:母亲死了,家中没有女主人不行;不合理的理由则说:母亲的病,“冲喜”就可以好。“冲喜”的意思就是家里办一件喜事。反正,在那种社会中,一切要服从长辈的决定。我就是这样结了婚。当时实际年龄,我不过十五岁半,她还更小一点。  在这一年,我第一次读了《红楼梦》,结合过去读的小说,知道结婚之外尚有“爱情”。又从小说中知道: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但旧社会的道德势力太大了,认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要演悲剧。《红楼梦》《西厢记》就是实例。  参加革命之后,又把“爱情”抛到九霄云外了。回国之后,同伴纷纷找对象,我觉得可笑。少数同伴,结了婚的,回去将老婆带到上海;未结婚的回家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老婆带到上海来。我也曾动心,但一来没有钱去家乡带老婆,二来以为家乡的人会说我今做了官,只要老婆去享福,而不顾父亲和弟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我在武汉看见捉人,杀人,想到自己总有一天被捉被杀的,于是写封信给父亲,告诉他以后不给他通信地址,又告诉他我随时会牺牲,家中的老婆任随改嫁。我写了这封信投入邮筒以后,原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在同一年回到上海,我意外地找到了情投意合的爱人。第一次认识时就告诉她我家里结了婚,她并不嫌弃,我们相约为革命而牺牲。我三次入狱,她也陪我三次入狱。她一次与我同时出狱;两次先出狱,在狱外等待我出狱。最后一次,我名义上是“释放”了,事实上改劳改形式为严密管制。她陪伴我熬过七年的严密管制,到我完全恢复自由之后,只三个半月,她因心脏病死在我的怀抱中。  我以为我一九二八年再结婚时,我原先的配偶早已改嫁了。我在武汉写给父亲的最后的信之后,再未接到父亲的信,二弟的信也未提改嫁的事。直到上海解放之次年一个堂侄来上海考大学,这是我离家之后第一次见到亲人。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的第一个配偶的消息。他说:“已经根据你的信上所说改嫁了。”谢天谢地! 以后知道:我第二次结婚,早于她的改嫁。  我在受管制的七年中收到她从家乡写来的二封信,我都给了我的爱人去看。她劝我设法寄点钱去,我那时仍是犯人哪里有钱寄呢?她又劝我回答那两封信,我也没有回信。  我的婚姻就是这样简单:先后有两个配偶,从来没有为恋爱而闹过风波。比起古人一生只有一个配偶,要复杂一些;但比起今人比起战友则是微不足道的。在同志朋友中间,我并不隐讳早在老家结了婚的事实,我认为恋爱而妨害政治是不好的,但恋爱是“私生活”,为恋爱事件而攻击本人的政治主张或做人品格也是无聊的。  可是,一九五二年托派案发生,一部分青年人要“被挽救”,而集中在“管训班”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揭发“反革命”罪行之外,还要求他们揭发领导人的 “私生活”,大概以为青年人最爱听这种揭发,以为私生活可以判别好与坏的。我的三个堂侄也在管训班中,他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揭发私生活的人比揭发“反革命”的人更加踊跃。但管训班中“小组长”向管理人员汇报时,说郑超麟的私生活揭发不出来。管理人员于是作结论说:这种人更坏。  未入“管训班”,而在监狱服刑的,也曾喜欢揭发私生活,他们特别找那些同我接近的托派犯人来揭,这人于是揭我在家已经结了婚,又在外另找爱人,而且对爱人隐瞒在家结婚的事实。更有甚者,是家中老婆生的儿子来上海考大学,我则骗上海爱人说这是侄子。于是大家轰起来,指责我“不道德”。有人认为实在不应当同时有两个老婆,也有人认为同时有两个老婆还可以,但不应当欺骗现在的老婆。他们要我证实这个揭发。我只说:我的三个侄子来上海考大学时,都只二十几岁,我离家已经三十多年了,从没有回去,请问哪一个是我的儿子。祖父和父亲的政治活动  我家的地主家庭地位决定了家长的政治倾向,这就是说,效忠于当时统治政权。他们切齿痛恨造反的“长毛”,也反对维新和革命。武昌起义之后,眼看帝制政权就要消灭了,我的祖父同少泉先生两人进去衙门看知县,少泉先生说几句攻击旧政权的话,知县生气,我的祖父就在旁边打圆场,说少泉先生年少气盛。   到了光复之后,政治活动可以公开,于是绅士之间的斗争,以前是暗中进行的,现在可以公开进行了。可是,我们那个小县,绅士之间的斗争一向表现为“族姓的斗争”。清朝末年是太常陈家和丁坂刘家的斗争,以陈春江为首的太常陈家重重打垮了丁坂刘家,但未消灭刘家的力量。辛亥革命前,以刘志和为首的丁坂刘家渐渐超出太常陈家。这中间,我的祖父不能说没有发生一点作用。我的祖父站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但偏向刘家。反之,我的父亲则倾向陈家。他少时在大夫家庭读书,同养奇先生、慎修先生、子丹先生、筱玉先生等人交了朋友,受这些人的影响,反对刘家。一九一三年,选举国会议员和省议会议员时,两派斗争很激烈,刘家挂起共和党的旗帜,陈家挂起国民党的旗帜,刘家推少泉先生为省议会议员,陈家推慎修先生为省议会议员。不知怎样,两人都没有当选。以后选国会议员时,刘万里当选了。景黄先生是反对刘万里的,但他不能不投刘万里一票,他常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即是刘字。”由此可见,共和党和国民党之争是假的,丁坂刘和太常陈之争才是真的。  在这个斗争中,父亲不能不顺从祖父站在丁坂刘家方面,他因此获得“选举人”身份,赴漳州去投票选举议员。他不能不投刘家的票,此时,他心里一定很不愉快的。  中国的议会民主在我们那里,一开始就以旧时的族姓斗争方式来进行,使我当时和以后对于议会民主产生反感。这就为我后来读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文章时反对议会民主的言论打下了赞同的基础。这里说来话长,我就不必说下去了。  我出国后,漳平毕竟有进步。族姓斗争渐渐变化为其他地方所常见的形式。  族姓斗争中,丁坂刘已经击败了太常陈,但并未夺取了太常陈的最后阵地。义仓管理人的重要阵地,多年掌握在太常陈家之手,无法改变。可是,到陈瀛洲死后,刘志和终于夺取过来,交给黄作朋先生。这个最后胜利,同时结束了族姓斗争。陈寿山和刘云纪本来是依附于刘志和集团的,到此就分化出来,使斗争转变为刘志和与陈寿山的斗争,而太常陈家则为陈寿山助威。这场斗争变文斗为武斗,一直斗到解放的时候。这不是族姓斗争,由于刘云纪(景黄先生)是丁坂刘家,他为陈寿山摇鹅毛扇,此时那一个字(“刘”字)并不妨碍刘云纪帮助陈寿山。我的中学生活  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  我是中学毕业后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现在我说这话给人听时,往往有人反问我:“你是初中毕业后去的,还是高中毕业后去的?”我说:“我是四年制中学毕业后去的。”现在的人多不懂什么是“四年制中学”,我就要费口舌来解释。原来,在我读中学时,只有四年毕业的中学,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毕业后第二年(一九二0年),昆明召开全国教育会议才决定中学六年毕业,开始分为“初”、“高”两级。久而久之,就无人知道清末民初曾经存在四年制中学了。  四年制怎样变为六年制呢?原来清末民初大学教育的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去考大学的,应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后才能升人本科。这两年预科是中等教育范围,昆明教育会议不过将此两年划还中等教育而已。这是有利于教育普及的事。  我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想去考大学。本县一位教师纠正我说:“你要谦虚一点,不能说‘要去考大学’,只能说‘要去考大学预科’。”我出门后都是这样 “谦虚”对人说。但在广州候船期间,在船上,到法国以后,发现并非如此,许多人都说:他们勤工俭学赚的钱要在法国考这个那个大学,不一定带“预科”二字。  我这样写是为的说明:我受的中等教育是不完全的,正如我受的初等教育是不完全的一样。  这四年中学生活,对我一生虽无甚大的影响,四年虽不及我从香港上船到马赛下船的这一个月时间对我影响那么大,但安知我这一个月的思想大转变不是以此四年所学积累起来的思想为基础呢?  我一九一四年底在本县县立小学丁班毕业,当时我的年龄只有十四岁,但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全班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在本县无中学可进,这并不奇怪,当时并非每县都有中学。福建省六十多个县,只有少数几个中学。我们附近,龙岩县有个中学,远一点,漳州有个师范,漳州只因有了师范,就没有中学了,除非有外国教会办的“浔源书院”。所以我们那里的小学毕业生,要升学的,不是去龙岩,就是去漳州。当然,也可以到福州去读法政学校,但需要很多钱。  我的同班毕业生,只有一人决定去漳州读师范,其余升学的都决定去龙岩读中学,因为费用毕竟比较少些。  我们是年底毕业的,龙岩中学次年暑假才招考新生。我及另外几个人,为的避免浪费学业,便在三牧第私塾读书。此时私塾不是刘岑仲先生教书,刘先生仍在县立小学教国文,私塾先生是陈霞阁(名步韩)。我在那里读半年书,什么都没有学到。一个比我更年少的同班毕业生倒学到很多知识,首先是做旧诗的知识。他的父亲不要他当年去考中学,要霞阁先生教他读旧诗,做旧诗,以及其他旧学知识。  一九一五年暑假期间,我们同班的小学毕业生共八人,动身走一百二十里路去龙岩考中学了。漳平县和龙岩州  漳平县,清朝初年是漳州府的属县,不知道何时另立一个“龙岩直隶州”,直隶于省政府,地位同“府”一样,不过只管三个县:龙岩,漳平,宁洋。而一个府普通管辖六、七个县。“直隶州”州治设在龙岩,因此称为“龙岩州”。诉讼,漳平本县一审不能判决的,就到龙岩州去审判;再不能判决的,再到福州省城去。朝廷派来的学院(宗师)只按临龙岩州,三年一次,考拔三县的新科秀才,同时复考旧科秀才。所以漳平县的“童生”都要去龙岩州考秀才,漳平县秀才每三年一次也要去州复考,考得不好,重则开革,轻则斥责。为此原故,龙岩的人对于两个属县(漳平、宁洋)就有优越感。一般人对于属县不说“我们龙岩人”,而说我们“州里人”。龙岩州的知识分子、绅士,也看不起漳平县的知识分子、绅土,认为漳平文化特别落后。漳平县的知识分子对此普遍抱有反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是长久积累下来的。他们除每隔三年在龙岩有所接触之外,每次乡试或别的考试在福州也有接触。  这种反感也感染了我们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即辛亥革命以后小学毕业的学生。  全国各府的首县对于属县似乎都有优越感,但不见得有龙岩州对于漳平县那样的紧张。(似乎安庆府是例外。怀宁是首县,桐城是属县,但一般人通称“桐怀”,不称“怀桐”。)  可是我们仍旧要去龙岩考中学。  我们居住在校舍内。这是龙岩中学原始的校舍,进东门后不久就到了。校舍并不大,当时学生也不多,只有丙丁戊三班,似乎是旧时一个书院或别的什么机关改造的。我们只考国文、算术、英文三科。考完,我们还有一整天去郊外游名胜龙岩洞。出南门,过浮桥,走不远的路就到了一个山下,那里,山根上有个开放式的大洞,洞内可以站百把人,洞顶有裂缝,成带状,时时有水渗出。这条裂缝便被视为“龙”,这座山是岩石组成的,故名“龙岩”,县名就是由此而来的。福建这一带不属于卡斯特地貌,没有或很少出现溶洞如桂林附近,所以这个平淡无奇的溶洞便为人所珍视了。洞口平地建立了一座房子,有人主持,游人可以在房内休息,喝茶。次日,我们便回漳平去,等候“发榜”了。来时,上水,走旱路,三天才到;回时,下水,坐船,当日黄昏就到漳平城下。  等候了不长时间,就“发榜”了。学校寄来通知:八个漳平考生中只有我一人录取入学,其余七人都“榜上无名”。于是,漳平绅士大哗,以为龙岩人有意以此来显示漳平县小学教育多么落后:八个毕业生在中学入学考试中只有一人能录取!大家都破口大骂龙岩人,以致我这个惟一被录取的学生竟被人冷落了。在纷纷议论之中,有人说:我们漳平县自己办一个中学吧,免得受龙岩人的气。这是一种气话,说的人并未想到当时绝没有这种可能。但也有一些人认真考虑起来:经费哪里来?学生哪里来?教员哪里来?说到教员,也有人估计英文、数学找谁来教,但物理和化学是找不出教的人的。我的父亲就冲口而出说:“找养奇鬼去教。养奇有什么学不会的!”当时,连什么叫做“物理”、“化学”也没有人知道!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这个建议。由此,可以知道他当时如何看重他的好友养奇先生,以及当时养奇先生在漳平旧知识分子中如何受人尊敬。但现在想起来,无论养奇先生怎样聪明,要他一面学习,一面教物理、化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龙岩,甚至也只有郭庆光一人教中学四个年级的物理课、化学课、几何课、三角课。我在那里四年中未见第二人教这四门课。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一心扑在教书上,在县里没有政治地位,家中又清寒,我非常尊敬他。一九五一年,解放后,我的两个堂侄在龙岩高中毕业后来上海考大学,我问他们:谁教你们物理、化学?他们说:郭庆光。于是引起我的无限回忆。  一方面,漳平八个考生有七个未被录取;他方面,龙岩中学招收己班学生数额未满(或者是这一班可以扩大学生名额)。不知道两县的绅士是否有幕后接触,到了要开学时,中学忽然来信通知那七个未被录取的学生,同我一个已被录取的学生,一同去龙岩,他们可以补考。似乎有暗示:“补考”不过“形式”而已,因为他们都把行李带去了,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了。①  ① 去龙岩考中学的八个小学毕业生是:刘子明、刘仲衡、刘奎光、刘清秋、陈祖诒、林乃光、郑雅中、郑超麟。   我们八个新生,连同戊班的四个漳平学生一路上去龙岩上中学。龙岩中学的早期沿革  一九九四年元旦,一位同乡朋友来看我,送我一本《福建龙岩一中九十周年校庆特刊》,一九九三年出版,印装得很精美,以图为主,文字为辅。文字最长的,是一篇《学校概况》。  校庆是十一月一日。原来,我出生之后不过二年,即一九0三年这个中学就诞生了。  这本《校庆特刊》同我见面时,我已经是个半盲人了,书中图片只有模糊影子;文字则只能用放大镜看大题目,自然,可以请人读给我听,但要请人读的书又很多,怕轮不到这本特刊了。  送我这本特刊的朋友,也是这个中学毕业的,我问他你读书时校舍在哪里?他说:在“虎岭山头”。我很惊讶:为什么不是在我从前读书的地方呢?②   ② “虎岭山头”应作“虎岭松涛”,那是龙岩八景之一。有一个山岗从城西北伸入城内,山岗上有松树也有房屋。龙岩最早的小学模范小学(原名权兴小学)就设在那里。口语将“松涛”化为“山头”,但《校庆特刊》那篇《简介》也说学校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虎岭山头”,好像不知道原有的校舍在旧时试院内。我还是写我的回忆吧!  龙岩中学的原始校舍靠近东门,即是我们入学考试时考场和食宿的所在地。我相信,一九0三年初成立时也就是这个校舍。甲班学生就是在这里上课和食宿,那时还是“龙岩直隶州”,这个中学是“直隶州”的中学,因此也招收属县的学生。我认识一个漳平人刘凤鸣便曾在甲班读过书,但未读到毕业。甲班毕业的学生可考的,有个龙岩万安区人,忘其姓名,中学毕业后曾去福州读法政,辛亥革命后做了某县一任知事,后被聘来中学教书。又有一人,也不是城区人,中学毕业后不知怎样在广东南方政府底下做一个官,一九一九年陈炯明军队攻人福建,在龙岩活动,名片上印着“大元帅府科员,总司令部委员。”不久便因贪污免职,此人名陈经 (或陈纬)。  乙班,毫无痕迹可考,似乎辛亥革命前就已毕业或停学了的。  我一九一五年上学时,丙班尚未毕业,我同其中几个人交了朋友,他们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上学的,由此可见,这个学校曾经停办。如果一年一班照常办下去,则一九一二年上学的一班应当是癸班了。  辛亥革命后,这个中学就是龙岩一县的中学了,所以丙班和丁班都没有属县的学生。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中学地位突然有很大的变动,由一县的中学变为闽西几个县的中学,不仅到漳平招生,而且到永定、上杭等过去属汀州府管辖的几个县去招生。龙岩县无形中不仅恢复了过去“直隶州”的地位,而且担当了过去 “汀州府”的地位,即现在的专区首县的地位。当时传说,要成立“汀漳道”,道尹驻龙岩,已在城内择地,建筑“道公署”了,但未实现。  中学先行一步。原始校舍太小了,“直隶州”的试院全部拨给中学做校舍。试院的规模很大,比漳平县的大得多,但做校舍,必须重建,于是大兴土木。建校舍需要钱,于是实行募捐,主要向华侨募捐,龙岩华侨很多,发财的也不少,此外还向本地富户募捐。  一九一五年我进中学时,其实是进了这样一个改变了地位的中学。原始校舍已经不能容纳我们新招一班了,新校舍正在开始建筑。我们这一班在“明伦堂”上课,但食宿在试院最后两进没有拆掉的旧房屋里,戊班学生同我们食宿在一起。  试院前面都是考秀才用的“坐号”。这种“坐号”到处是一样,考举人的“坐号”也差不多。《儒林外史》写周进坐着痛哭的,就是这样一个“坐号”。我读小学时,漳平县的“坐号”尚未拆除,是一县童生“坐”的,龙岩试院的“坐号”则是三县童生坐的,当然大了好多倍。新校舍就是在这个广阔的地基上建立的。  最后两进以后也没拆除,现在则做我们的宿舍。我们住在最后一进的两个正房内,那是学院大人按临时住的地方。倒数两进是个楼房,楼上楼下都是统间,那是学院大人的随员办公的地方。现在楼下住人,楼上作我们晚上自修的教室。  我们早上去明伦堂上课,晚上回试院住宿,出入试院大门时都要经过繁忙的建筑工地。我们只见五六处脚手架林立,看不到建筑什么,我们学生也不知道建筑的计划和进度,因之不知道何时可以完成新校舍。寒假到了,漳平县学生都回家过年。次年,一九一六年开学时,我们回到学校一看,大部分脚手架都拆除了,屹立着大门内那座长条型的宿舍大楼以及其他的建筑。我们就不再住最后一进的学院大人居住的上房了,我们都住在新建成的宿舍大楼。我们也不去明伦堂上课了,己班的课堂自始就设在大门左边新食堂隔邻。  当时尚未宣布新校舍建成,已经利用部分建成的校舍了。  大约在这一年,龙岩中学被宣布为“福建省立第九中学”,获得省财政的支持。①  ① 福建省教育厅,把龙岩中学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同时也推荐三个中学教员来此任教。以前教书的都是龙岩本地人,从此也有外地人了。三个教员是:马毓刚教国语,刘松涛教体育,李厚祺教国文。马毓刚是满洲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刘松涛的课龙岩没有人能教,但为什么派国文教员来呢?据说,教育厅的人问魏校长:贵校还缺少什么教员?魏校长不愿意接受更多推荐,便回答:国文教员有点不够。魏校长意思是:我们自己可以聘请本地人。但教育厅仍派了人来。   从此,到我一九一九年毕业离开后,这个中学就不是龙岩一县的中学,而是闽西七县的共同中学,校舍就是这个由试院改建的新校舍。  一九九四年元旦,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校舍放弃了,另在虎岭山头建筑新的校舍。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大概已经很久了,同我谈话的朋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试院校舍。  承认漳平县落后,但仍不服气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来龙岩上中学的,这反感自然是从漳平县知识分子、绅士方面传染而来。但我暗中下了决心,亲自看看漳平县是否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龙岩的平地比漳平多得多,因之可耕地也多得多,户口也多得多,财富也多得多,连带着,读书人也就多得多,文化上比较进步,也就不稀奇。但进步多远呢?上课不久,我就从一件事发现了:漳平县的文化确实落后很远。  上国文课时,我发现龙岩同学几乎每人都有一部《古文辞类纂》,教师每次都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一篇,油印成讲义发给我们。我大惑不解,我们从漳平县来的学生,没有一人带有此书。我在漳平,在同学中,以及老先生的教书和谈话中从未发现有此书。一般读书人家,藏有古文最多的,是林云铭编的《古文析义》,老先生教我们古文时都是从此书中选出的。因此,我的私塾同学也几乎都有这样的一部书(我在我的父亲的书架上找不到此书,只找到一本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大概是我的父亲某次去福州乡试时买来的)。当时漳平的知识分子似乎没有人知道有《古文辞类纂》这部书。甚至没有人知道古文中有一个“桐城派”。于是,我认识到,不要说别的,就在学习古文这一点上,漳平有名的老先生比起龙岩的老先生来,至少要落后半个世纪!  由此作出结论,应当是:我们既然远远落后,就不要埋怨人家轻视,至于人家不谦虚,态度不好,那是人家的事情。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承认了漳平人文化落后,但对龙岩人的轻视仍旧不服气。  有两件事情,表示我的不服气。  一件是一九一六年中学募捐扩大规模,派人去漳平向富户募捐,派的是龙岩县非常重要的人物——苏寿乔,他坐轿子来到漳平县,住在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招待他,帮他去联系富户。苏寿乔住了几天,出了不少力气,结果只募到五十元大洋,太常陈家的族产“紫云书院”的管理人陈璇玑以“紫云书院”的名义提供的。五十元大洋恐怕还不够苏寿乔来往的轿费。校长魏梦云大发雷霆将戊己二班的漳平学生都找了去,连训带骂说了一阵话,我也在场,当时我暗中得意:这就是漳平绅士对龙岩绅士的报复!我可能将这种得意心情向同乡同学透露过。  另一件则是至今为止只藏在我自己的心里,未曾向人说的。那就是后来我在旧书上或杂志上看见有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龚定庵的,文章写得很好,而且看不起桐城派。我匆忙上街去,从书店买到了一部国学扶轮社版的《龚定庵全集》读起来。我心里想:你们龙岩人学桐城派的古文是很进步的了,我现在学龚定庵古文比你们更进步!当时,同学中确实没有第二人买《龚定庵全集》的。我把这部书带到外国去,以后又带回来,一九二七年唐生智军队占领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时,我的随身衣物来不及带出,这部《龚定庵全集》就这样丢失了。但这件不服气的事情,以及漳平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的话,都未曾与人说过。  总之,我是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县读中学的,读了四年毕业以后,仍带有对龙岩人的反感离开了龙岩。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师  现在应当说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了。  一九一五年第一学期,新招的己班学生是在明伦堂上课的。当时,我们的学监是连天锡先生(字哲居,亦可写为拙居)。他是清代的秀才,我在漳平县未曾听人说起他,但常常听人说起他的父亲连鸿佐,那是有名的文人。他有一个弟弟名连天麟,也是本班一个教员,后来去北京应文官考试,在什么部里做一个小官。  连天锡先生对待学生很严厉,后来在新校舍中晚间上自修课时,一个永定学生在黑板上写“专制魔王”四个大字,连天锡先生来点名,看了大发雷霆,在讲台上训了好久的话。  他同时也是我们本班的国文教师,教我们读古文,出作文题,批改我们每人的作文。  开学后不久就过中秋节,连先生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中秋玩月记》。我也杂凑了一篇交上去。几日以后同班的人的作文卷子都批改下来了,我没有收到卷子。我去问他,他和颜悦色地说:“你的文章要‘挂出来’。”不久,果然“挂出来”了,许多同学走去看,也有人去抄。我听人说过,有些学校,学生作文好,教师要“挂出来”给大家看的。漳平县小学无此制度,我以为这是龙岩中学的制度,每期作文都有的,于是,我以后作文更多用力去作。但未见再“挂出来”,同班乃至全校,也不见有别人“挂出来”。这一次例外久,我至今不能理解。  连天锡先生室内案头上有一本手抄的诗集,《留删诗集》。我有一次,趁别人说话时翻阅一下,原来是连先生自己作的诗集,第一页引古人诗句:“诗为留删尽数抄”,这是表明谦虚的。意思说:自己作的诗,不分好坏,都抄起来,留待将来删去作为定本。后面的诗,我就来不及看了。由此,我知道连先生是一位诗人。漳平县的秀才会作诗的人不少,例如陈霞阁先生,但未见他们抄了诗集,也未见漳平秀才写过一首诗。  连先生的儿子连寿庚也在我们班内读书,年纪比我更小,同我谈得来,毕业后同我相约去北京考大学,在上海等待我一路北上。他到上海给了我一信,可惜,我筹不到路费去北京了。我自学数学  上学,向书店买了一套第一年级用的教科书,在寝室翻阅起来。  中学第一年级教的数学仍旧是“算术”,内容同小学学的一样,可能增加一项“开方”,不过是系统化的,由浅人深,各项都有理论的说明。由此项到彼项的过渡说明得更多。我在小学,算术最好,因之算术中各项的次序和相互联系在我的头脑中自然形成了体系,无需要说明。这个课我可以不必学了,学习的时间可以用到别处。  戊班的同乡学生,此时是第二学年了,他们各买了一套第二学年的教科书。我去看看他们的数学课学的什么?原来是“代数”。我听人说过,学了算术之后要学代数,但不知道什么是“代数”。我急忙借了“代数”教科书来看,发现我完全能够看懂。于是看下去,遇着书中的“习题”也去试做,居然做得出来。于是,在不妨碍正课的情况下,就借他们的书学起来,把规定一年学完的代数,我用很短时间就学完了。戊班同乡学生学代数不懂时反来问我,我完全能够回答他们的疑问。  次年,我自己班上学期考试时,先生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四则”问题。这问题,用算术方法做很麻烦,我干脆用代数方法去做。听说,记分时先生很为难:答数是对的,但这是算术题,应当用算术方法去做。结果,林维桢先生还是给我分数。  也就在这一学年中,我学会代数之后,就向第三学年的学生借几何教科书来看,这没有代数那么容易。首先,我不理解几何学为什么归入“数学”呢?其中所言,与“数”无关,说来说去都是“形”。我不明白学了这些“形”有什么用处?但学下去渐渐生出兴趣来,我渐渐明白:这里学的,既不是“数”,也不是 “形”,这里学的是“思维”,是教人怎样去思想。当时,我听人说,进大学要学“论理学”(这是日本人的译名,后来中国人译为“逻辑”或“形式逻辑”),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其实,几何学就是“论理学”,我在中学已经学了“论理学”,这是我在四年中学中最大的收获。那时,我已经能够看出:同学平时说的话有许多是“不通”的,甚至于看出《孟子》《韩昌黎全集》等圣贤书也有好多是“不通”的。  学习第四年级的薄薄一本《平三角大意》,那就很轻松了。这里,只有一种“比率”,即是几何中不见了的数,在《三角》中又出现了,而且形和数结合在一起。  我知道,学完三角,就要学“微积分”,那是属于“高等数学”范围,大学才教的,但这点也难不住我。我向平素有往来的同学去借微积分书,他们没有。我相信平素不往来的中学同学中也不会有微积分的书借给我的。一个龙岩同学告诉我:他听说龙岩远郊某乡村有一个读书人喜欢数学,买了许多数学书来藏在家中。这话即使属实,我也不会去借。  一个对数学有兴趣,又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只因借不到数学书,而被扼杀了。以后几十年,我也曾利用业余时间去摸高等数学。上海沦陷期间也曾翻译一本《高等算学入门》,在中华书局出版——那是微不足道的。  我“躐等”学习数学,是用业余时间的,即别人用来闲谈、下棋、操场锻炼身体的时间。学会之后,我就丢开了,可能在考试时温习一下。中学生,用于数学的时间,一般是很多的。不妨说比其他课程都更多些,这些时间,我都可以用于别处了。我的第二个国文教师  我的第一学年下学期,即一九一六年上半年,连天锡先生只做我们的学监,不兼教我们班的国文了。新来的国文教员,名黄祥墀,字宝枢,一个衰弱的中年人,背有点驼,上课时口才没有连天锡先生好,对待学生也没有连天锡那样严厉。一次上作文课时,他不坐在讲台上,却拿一把椅子坐在课堂边,专心看一本杂志。我的座位离他不远,我偷看那本杂志的封面,原来是《小说界》,中华书局出版的。  连天锡先生,我们从未听人说过,但早知道他的父亲连鸿佐的文名。名父无弱子,他的学问一定是好的。但黄祥墀——我完全不知道。我问同班连寿庚(他是连天锡先生的儿子),连寿庚说:“黄祥墀的国文很好,在福州读书时,作文卷子批过一百分。”直到今天,关于黄祥墀先生,我也只知道连寿庚这几句话。  开学后,第一次作文,我照常凑了一篇交上去,不久批改下来,没有什么可注意的。  第二次作文时,我也凑了一篇交上去。但未等批改下来,我的父亲派人来叫我立即回家,因为母亲病重。次日我就随来人回家了。他来时,到了中学,太阳未落山。我也是想赶到家里过夜的,谁知走了八九十里,我就累了,不得不在附近一个村庄,有亲戚关系的农民家中住下来,这也是父亲的安排。  次日上午到家。母亲看见我一欢喜,病情就减轻了,没有什么危险,我过了几天,又回中学来了。母亲挨到本年暑假才去世。  同学们交还我他们代领的黄先生批改的作文卷子。我看见改的不多,但文后批了十个字,我至今还记得:“笔老气苍,恐非出自心裁。”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小小十五六岁的孩子,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抄别人的!”我心里不高兴:分明是我自己写的,为什么说我抄别人的!我想拿去同他讲理。同学们劝我:算了!以后几次作文,他没有批过类似的话。到了初夏,全县开学生运动会,各小学都组队参加。中学班不参加,那几日也不上课。我去运动会参观,经过一处临时用竹篾搭的房子,黄先生看见我经过,喊住我,说在这里主持“快报”,发生什么事,立即编成新闻,油印散发。他要我帮他采访几条新闻。我忘记是否帮他采访,但他补充的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他说:“你的新闻一定写得好的。”他这句话等于说:“你那篇文章确是‘出自心裁’,不是抄别人的。”我的气到此就消了。  以后作文,出的题目是《定孔教为国教论》。我知道当时康有为提出这个建议,报纸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我凑了一篇文章,竭力赞成定孔教为国教。作文尚未批改下来,一天,黄先生在操场遇到我,拉我同他兜圈子,他说:“你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结论不对。孔子的教育家,不是宗教家,孔子的学说不能定为国教的。”由此,我知道,他的思想是属于“左倾”方面的,而我当时则是站在遗老遗少一边。  黄先生以后同我还有几次接触,经过忘记了,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话总是很简单的,他对我的态度总是很好的。  一九一九年,我毕业后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漳州,那时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设在漳州。龙岩人,主要是我们中学的教员,有许多人在陈炯明设立的机关做事。高等法院院长就是郑丰稔,一个庭长是章友文,一个法官是连天锡,黄祥墀也在那里。我去看了黄祥墀,也去看了连天锡。  我还有第三个国文教员,那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姓魏,忘其名,据说是魏校长的教师,不会说普通话,用龙岩本地话上课,我们漳平人听得懂,说客家话的学生就听不懂了。我未曾同这位老先生有什么接触。无书可读  数学既不占用我的时间,我便除了读书之外无事可做了。不仅数学课,所有讲课我都不听。身体在课堂上,思想早已开了“小差”。或者是教科书底下藏着另一本书,或者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我敢这样做,同这个学校采用的考试制度有关。每学期期末宣布停课考试,一般是两天自己复习,一天考试。考试时总是一门主课配合一门或两门闲课,如图画、音乐之类。闲课是不要复习的。一门主课,全学期学的内容,我有两天复习,开夜车紧张地复习,就够应付了。八个学期中惟有生理学(即人体的科学)一门主课没有六十分及格,我也是这样对付英文。我当时想,中国人又何必学外国文。先生出的考题都未越出教科书以外。反之,音乐、图书、体操、手工等不需要复习的课程,我常常考不及格。这些课程的分数都是同那些主课的分数平均计算的。  这种考试制度不好。因为紧张复习了两天,应付一次考试,考试过后便把复习所得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有恃无恐,我不仅课外看“闲书”,上课时也看“闲书”,先后几次被讲台上的先生发现了。他悄悄地走了过来,拿开上面的教科书。记得有一次,下面垫着的是一本《汉书》。有些先生训斥了几句,有些先生一言不发走开了。  这时,我对于白话旧小说已没有什么兴趣。记得进中学后,发现有一书店,首先就买了一部石印小字《红楼梦》,那是在漳平县借不到的。又向同学借阅了石印的《儒林外史》,那也是漳平县借不到的。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文言笔记上来,且进而转到正史上来。我忍痛买了一套《前四史》。只要是线装的书,可以从有来往的同学中借到的,我都要借来看。至于当代出版的铅印书,有时我也借来看。那就叫做“看书”,不很仔细,看过就算了。我所谓“读书”,就是读古书。有来往的同学身边有的古书,我都借来读了,以后借不到古书,我说的“无书可读”,就是这个意思。  有个同学告诉我:“本校要设图书馆了,有一个房间堆满了书,校方要派人去整理,整理好了就可以开放。”这是好消息,那时我就有书可读了。但是直至我毕业,本校还没有图书馆的影子。  那时龙岩街上,除了一些专门书店之外,还有文具店、布店或南货店,也卖上海出版的新书。那里卖的都是铅印的新式装订的书。那是几个朋友临时凑一笔钱去厦门或上海进货之便买一批书回来的,其中主要是一些文言小说和文学杂志一类的书,销路颇好,合乎当时中学生的胃口。后来的文学史家称这一流派的文学为“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我则称之为“玉梨魂派”,因为其中最有名的小说是常熟人徐枕亚写的《玉梨魂》。我有一个时候也沉溺其中,买了好几本这类小说和杂志,寒暑假带回家中,父辈文人抢着看(中学的同学是不看的)。  在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我感觉孤独,交不上朋友。别人下了课之后,便三五成群聊起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我听着乏味。真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我知道,我说的话,他们也会觉得乏味的。我干脆不说话,或者跟着他们胡乱说几句。人家就觉得我这个人“孤僻”、“不合群”。  我没有朋友,但也没有仇敌。世界似乎没有我这个人,中学似乎没有我这个学生。我穿的衣服都是破旧的,人家一眼便可看出我是破落户地主家庭的子弟。那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受轻视的。  中学四年八个学期中,我只有一个学期考得第三名,下学期开学就可以免交学费了。毕业考试时,我得到第五名。  因为古书读得多了,我的思想是守旧的,总是认为中国古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看不起新的东西。这样的顽固思想,很难得潜移默化,非有陈独秀那样“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猛药去攻,是攻不破的。①  ① 关于我在从香港至马赛的轮船上如何接受《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致使思想大转变的事情,见《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章。娱 乐  但我也不是那种清教徒,拒绝一切娱乐。  第一是看戏。我和父亲都是“戏迷”。我们那里,看戏不用买票,空地上搭了一座戏台,任随人去看。付给戏班的钱是寺庙的公产,大姓的族户,商店的临时集资,村庄的集资,秋收后的迎神赛佛等等。有时无缘无故在城隍庙固定的戏台上连演好几天的戏。演戏能够吸引郊区和乡村的人进城观看,使市面热闹起来,商人集资并不亏本。  我们那里演的戏绝大多数是潮州汉戏。说的是普通话,即京戏中那种说白的话,不管本地人听不听懂。有时有“饶平班”来演戏,那是用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说白了,我们都不欢迎。  我和父亲夜里看戏,往往看到散场才肯回家。一次,我们在城上适逢城下“大帝爷宫”演戏,只看到后台不见前台。我从演员的服装和道具看出演的是“大登殿”,告诉了父亲,于是父亲逢人便说我对于戏文比他熟悉。  潮州戏的中心在潮州府,正似京戏的中心在北京一样。那里的戏班演技最好,当时称为“四大班”,漳平人从来看的都是闽西几县说客家话的人组织的戏班,他们学习“四大班”而未登堂人室的。漳平的戏迷看了不过瘾,他们都希望有天能看到“四大班”。可是,从来“四大班”未在漳平演过,因为漳平太穷,请不来这些戏班,倒是龙岩请来几次其中的某一班。此时,有钱又有闲的漳平戏迷就去龙岩过瘾了。他们回来,就要议论这个演员唱得怎么好,那个演员做的怎么好。最好的是一个唱黑头的演员,叫做“阿胶”的。  一九一五年秋天,即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恰逢龙岩人请了潮州“四大班”某一班来演戏,我的父亲特来龙岩看戏,也来看我,住在中学内。我们白天夜里到城外看戏,戏台在南门外宽阔的沙滩上,面对城墙,台下可容纳许多人站立。我们没有看到散场,但回城时,已经很迟了。我不懂得唱工、做工。我不明白“四大班” 好在哪里,还不是同我在漳平看见的那些班子一样?不过从此可以向人夸耀说:“我看过四大班。”  新校舍建成,住了人,上了课以后好久,学校才庆祝落成,那又是一番热闹。同乡同学在此放假的机会,都回漳平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学校看热闹。学校也从潮州请了戏班,在操场搭台演戏,校外的人都可以进来看,但看的人不如南门外演戏时那样多。有人说这是“四大班”,有人说不是。  似乎龙岩每年在城隍庙或其他地址演戏,不如漳平那样多,我们也不能随便出来看戏。  此后,我的看戏兴趣也渐渐淡薄了。  第二是游山玩水。春秋佳日,我喜欢郊游,有时同别人一道去,有时独自去。  龙岩的山,同漳平一样,也没有什么可游的。那个“龙岩”,我以后还去看了一次,觉得没有意思,倒是东南方的白云山好玩些。山半腰有一小片平地,别处都用来建筑佛寺或道观,惟独此处建立的是一座私人住宅。那是城里苏家的产业。苏家是世代富家,据说以前家里还养了一个戏班。我想,这座山腰住宅是苏家的别墅,城里住厌了到山上住一段时候,换换空气。平时有人在那里看守。一次苏寿香(他就是当时的家长)招待我们中学生去那里玩,站在门外,俯瞰全城,尽收眼底。我们在那里休息、喝茶,也有人由此攀登山顶。  龙岩城下的溪水是九龙江四大支流之一,比漳平城下的溪水小得多。南门外浮桥以上便不通舟楫。有时,我同几个同学到上游溪水浅的地方,芦苇丛生很幽静之处去玩,我想起了柳宗元那几篇山水游记。似乎曾在那里拍了一个集体照。  龙岩出西门,就是一个大村庄,宽阔的平地,走了很远才看见一个山冈,导游的同学告诉我:辛亥革命那年有一群土匪盘踞在这山岗上,扬言要攻城,于是商人和富家派代表来此地同土匪谈判*  有时,我一个人在城里大街小巷漫无目的,一面走一面看。那里的房屋比漳平城内的好,而且多。我在辛亥革命那年,不上学,整天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串游,一条街有几条巷,哪几条巷可以通往别处,哪条巷则没有出路,我都熟悉。但龙岩城里的街巷,我就没有这样熟了。  第三是打麻将。学校是禁睹的,打麻将也在禁止之列。但不知怎样,学生们并不害怕,有几个人家招待学生打麻将。我常去南门外浮桥那边的一个大村里,这个人家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和蔼可亲,去那里同走亲戚家里一样,无拘无束,碰到中饭或晚饭,他端出饭菜,我们就吃,也不付饭钱。也可以住在那里,我没有在那里过夜。  屋子并不大,一个大厅,两个正房,只右边有辅屋,辅屋里有一个小客厅,我们都在那里活动。  听说,有时有人在那里推牌九、押宝。打麻将介于博弈之间,即既是赌钱,又是下棋。赌钱全凭运气,下棋则斗智慧,打麻将兼而有之。  我是把这个地方当作俱乐部,散散心的,但也非每星期日必去,输赢不大。学 潮  以上几节说我个人的求学生活。关于我个人,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还是回头说说当时我的求学环境罢,尤其要说说当时特有的事情,习惯和制度,为今人所罕见或不知道的。  上面说过,我带着漳平文化是否比龙岩落后,落后多少这个问题去龙岩上中学的。我只凭漳平的老先生不知道有桐城派这件事便明白漳平文化确实落后,而且落后很远。上学不久我就把问题解决了。其实,足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我还发现了很多,不妨再说几件。  我上中学的第一学期,上课不久,中学就发生了学潮,即全校学生罢课,反对学校当局。我们新招的己班学生也参加罢课。  我在漳平也曾听人说,现在学校难办,有时学生闹事,罢课,反对校长和学校当局,而且提出无理的要求,非要校长答应不可。这话,我只当海外奇谈。学生怎么能反对先生呢!“天地君亲师”——老师同皇帝和父母一样,是不能反对的。我读小学时,有些学生对于校长刘志和,国文教师刘岑仲有意见,但也只能私下嘀咕,当面还是很恭敬的。我不能想像怎么能闹起学潮。可是到龙岩上课不久,学潮就发生了,我也参加其中了。  这件事也可以证明,龙岩文化高于漳平文化。  学潮是丙班发起的,丙班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入学,此时是四年级,即毕业班。丙班和丁班都只有龙岩本县的学生,因为“直隶州”已经不存在了。丙班有个学生林文渊,一个清瘦的书生,国文在全班中最好,在全校中也是最好的,不知为什么被魏校长开除了。全班学生反对开除林文渊,并串联丁班、戊班,以及我们新入学的己班一起罢课反对。各班学生分别在校外集会,表决参加。我们己班借一个祠堂集会,带头人是陈性清,他有群众领袖的风度,善于鼓动,结果一致同意罢课。有一次,学生群众和学校当局面对面讲理,中间隔一张桌子。我为好奇心,同各班学生的带头人一起站在最前排。我在漳平看热闹时总是站在众人前面的。学生和先生,双方由讲理到对骂,拍桌子,但未打架。如此有两次或三次。后来双方妥协了,魏校长收回开除的成命,不处分罢课的学生;学生则停止罢课,回到中学。魏校长同我关系开始不好,似乎同我在此次罢课中站在最前排有关系。  此次究竟为什么事情罢课(林文渊开除不过是导火线),罢课是怎样妥协告终的,我至今仍不明白。带头闹事的,并不是林文渊,而是丙班一个名叫邓子恢的学生。大家事后都议论起这件事。我似乎听人说,此事背后是两派绅士之间的斗争,邓子恢的父亲也是一个绅士。  一九一六年新招的一班说客家话的学生也发动了一次学潮,但别的班没有响应,失败了。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为什么事情,我当时就不清楚。发动一次学潮也是不容易的事。以后直到我毕业没有学潮发生。绅权和政权  一九一五年暑假后,我来龙岩上中学的时候,在龙岩街上还看到反对“五七”和“五九”的标语,已经陈旧了,但尚未洗去。“五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的日子,“五九”则是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我从报纸上知道,也听我的父亲的朋友说过,报纸还号召人民起来开展示威,反对日本。漳平没有任何举动,我由标语想到龙岩是开了会的。此事也说明漳平在文化上远落于龙岩之后。  这种运动,表面上是反对日本的,骨子里倒是反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南方民主派统治下,县知事是支持这种运动的;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县知事则不支持,甚至禁止。龙岩县绅士倾向民主派,因之同县知事对立,这也是龙岩比漳平进步的地方。漳平县绅士,在县知事面前只有唯唯诺诺。我上中学不久便陪伴同乡同学去龙岩县粮局取回县政权浮收的钱粮。钱不多,但意义重大。他是受一位亲戚的委托去收退回的钱的。他说:龙岩县绅士向上级告了知事浮收钱粮,上级调查属实,勒令退还。漳平县决不会发生此事。  第一学期结束,寒假回家过年忽闻街上传说:龙岩县逮捕了几十个中学生,因为他们作文卷子写了反对政府的言论。我想起了放假前最后一次(或另一次)作文卷子未曾批改发还。过年之后,乡下一个亲戚来我家看见我,他说,他的乡村传说,龙岩派兵坐船来漳平,把我捉到龙岩去了。我的父亲恐慌起来,问我作文卷子上写了什么。我记得,此次作文题目是议论一件时事,我不过将先生上课发表议论的话,写几句在作文卷子上而已,我自己并不恐慌。这种议论犯了什么罪呢?结果平安无事。寒假后上学,才知道捉人是谣传。但我这一班的作文卷子被衙门内一个职员从门房偷去,送给知事,则是事实。这年初夏,我们已住在新建成校舍内了。一天,我看见一个陌生人,约三十几年纪,愁容满面,走来走去。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把作文卷子偷去送给知事的,现在捉了来关在这里,不准他走出校门。下午,杜连如来了,在会客室中坐着,叫这人来,很严厉地用龙岩话训斥这人,一面训斥,一面用木戒尺重重打他手心,不知打了多少下。这人丝毫不敢反抗。原来这人是本县最有名的,设立最早的模范小学毕业的学生,而杜连如是模范小学的校长。打手心本来是中国传统的教师对学生的体罚。这个案件,大概就是这样了结的。  杜连如是中学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是校长魏梦云)。我常常看见魏校长同他,二人在校内一面散步,一面谈话。中学有什么大事,魏校长总要同他商量。我从未见其他教员同校长那样谈话。在全县的绅士中间,究竟是魏梦云大,还是杜连如大,则不得而知。  就是这几个人掌握着绅权同知事斗争的。这些绅士倾向民主派,限制官吏滥用职权,为人民争回某些利益,但又不至于同官吏扯破面皮公开斗争。  绅士内部也有斗争,同全国各地一样。辛亥革命之后,龙岩绅士也大换班,旧派绅士让位于新派绅士。  据那本《校庆特刊》记载,魏梦云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担任中学校长职位的。在此以前,校长是杜翰生。似乎他是前朝的翰林,我少时就知道杜翰生是龙岩县最大的绅士。以杜翰生为代表的旧派绅士辛亥革命以后失势,而以魏梦云为代表的新派绅士代之而起。中学校长就是绅士的魁首。他把有地位的新派绅士都聘请来当教员,以表示大团结。连当时最有势力的两个人也不例外。一个是郑丰稔(笔山),民国初年福建省议会副议长;一个就是苏寿乔,在福建省官场中担任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两人都教课,自然是挂名的。  龙岩县,绅权和政权的斗争,对于人民是有利的,绅权倾民主派,能限制政权方面为所欲为,但对于劳动人民,则绅权仍是反动的。一九二六——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其斗争对象正是绅权而非政权。农民杀了叶德辉、晏容秋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劣绅”,即绅权的代表人物。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遇见几个福建同乡,其中也有龙岩人,他们告诉我:郑笔山是龙岩土豪劣绅的头子。近年接触到大革命时代我们那几县的斗争史料,发现蒋介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龙岩那些绅士头子主谋屠杀共产党员。  绅士的子弟也在中学读书,他们是否在同学中有特殊地位,则随人而异。魏梦云没有儿子,只有一个侄子名魏应乾,在丙班读书。他在班内是孤立的,邓子恢等人把对魏梦云的不满发泄在魏应乾身上。丙班毕业后,有五六个学生,邓子恢和魏应乾在内,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继续斗争。事情闹到警察局去,以致魏应乾退学回家。详情我说不清楚。  苏寿乔的儿子苏福畴,与我同龄,又与我同在己班,则情形不同,他成为班内出头露角的学生之一。有几个学生奉承他。他同我同班四年,我们未曾交谈过一句话。他当然看不起我们这些属县的人,视我们为“乡下人”。龙岩本地学生也有看不起,时常在背后用尖酸刻薄的口吻嘲笑这个,讽刺那个,但他考试的名次并不高。那里有一很好习惯,教师并不因学生是本县大绅士的子弟而在试卷上多批几分。  其他绅士的子弟在中学读书的,既不打击,也不奉承。例如,杜连如的儿子也曾与我同班,后因考试不及格,降了一班。  一九一九年中学毕业后,大家散了,我去了法国。我想,以后再没有机会同外县同学见面了。想不到,十年之后,一九二九年,我又能够同苏福畴见了一面。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被国民党逮捕,那是因为同居一幢房子的同志的连累而被捕的。我用的是假名:王绳祖。外面正在营救,有希望保释。一天,在看守所得到通知:军法官来查看守所,大家回到各自房间去。我回房间去了。据老犯人说,军法官从来不查看守所的。听到开铁门的响声,我探头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进来的军法官不是别人,正是苏福畴。我的假名要被拆穿了,我赶紧把面孔转向墙壁,同鸵鸟一样。不久,军法官到我的房间来了。他说:“现在外面有人假借我们军法官的名义向你们家属骗钱,你们要通知家属,不要上当。”说完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每个房间说同样的话。我们这条弄堂说完,去另两条弄堂说,最后去对面女看守所说。我跑蹲到铁门口看他的背影,无疑是苏福畴。有个犯人的案正是苏法官承办的,他已拿到了判决书,我请他拿出判决书看看,签名和图章都是:苏福畴。  于是,我向最坏的方面打算。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事情,再过几天,我保释了。  我至今不能确定这是怎么一回事。有两种可能:(一)他只看见我后背,没有认出我是郑超麟;(二)他在承办我们案的苏北军法官那里看到我的文件中有郑超麟的姓名,于是借口查看守所亲自看看王绳祖是不是我,看出来以后怎么样呢?自然担心他拆穿我的假名,但他对我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一九二九年,他已知道我不是从前的“乡下人”了。  顺便说一件事,我第二次被捕,那时有个“五堂会审”,以司令部的军法官为审判长。那个审判长名陈汉佐,也是龙岩人,新一辈的绅士,接替杜连如当模范小学校长的。他不是中学教员,但常来中学,我见过的。此次,我是真名受审的。他只好公事公办,先判我死刑,后改判十五年徒刑。从狭隘的地域偏见到国际主义  我是带着对龙岩人的反感去龙岩上中学的。我要亲自看看文化上漳平人是否比龙岩人落后?落得多远?不久,我就亲自体验出漳平人文化上确实比龙岩上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如此,问题不是解决了么?反感不是应当消去了么?可是,不。我不服气。我就是带着这“不服气”的心理读完了四年中学,又带着“不服气”的心理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在从香港去马赛的轮船上,我的守旧的顽固思想体系,包含这“不服气”的心理在内,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未曾消失。到法国后,陈炯明派去的三十几个学生被安排在一个法文学习班读书。这三十几个学生,从香港上船起就互相斗争了,在学习班上继续斗争,由暗斗至于明争,由相骂至于相打,不得不劳动与我们同船来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从巴黎赶来圣日耳曼中学劝告双方息争。几十个人生活在一起,互相斗争,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斗争的双方是从地域划分的。一方是旧汀州府属人,他们说客家话;另一方是漳州府属人,他们说闽南话。陈炯明统治的地方恰好是旧“汀漳龙”道地域。我们旧龙岩直隶州有四个学生都说闽南话,其中只有一个能说客家话。这一个人卷进斗争中,其余三人则站在斗争之外。  为什么按照地域和语言不同而分化和斗争呢?我当时已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都是主张国际主义的,连国家界限也要打破,为什么不能打破这种“府界”呢?渐渐地,我联想到我带上轮船来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于是渐渐地,我也就消除那种县和县之间的地域偏见。可是,正如人体内生过一种病,虽然治愈,也仍有痕迹存留的。我的思想深处是否仍有这种“反感”和“不服气”呢?这也是应当克服的。  我的四年中学生活并非白过,它从反面积累了我轮船上一个月思想大转变的基础。守旧的思想愈顽固,则被打破后的碎片抛弃得愈彻底。  许多流亡国外的中国人,到了老年总想回国来看看童年游钓之乡,少年求学之处,青年活动之地,然后安心死去。我倒没有这个要求。我虽非久居国外,但离开漳平恰好七十五年了,可是绝不想回去看看生我的地方。由上海坐火车回去,二十四小时就可到漳平了,父老们劝我几次回去看看那里的新建设。无家可归么?他们请我住招待所。可是,我却不愿意回去。我生在漳平,长在漳平,祖宗的坟墓在漳平,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我在中学四年中始终萦绕的那种“反感”和“不服气”,今天只觉得可笑。今天,漳平虽然由“县”升为“市”,同龙岩一样。但无论经济上和文化上仍旧是比龙岩落后的,仍旧落后很远。这不是很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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