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4

---------------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2)---------------　　在南苑，第一年风调雨顺，大萝卜长得令人击节赞叹。而收秋时我负责看青，每夜拿着六节电池的大手电、军棍到处巡逻，一面看月亮一面背诵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深深打动我心。但我绝无任何具体想头。“看青”中认识了市河北梆子剧团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给我讲了好多尚小云、李桂云的逸事，还款待了我许多烧烤的青玉米。对不起，我们俩也搞了点看守自盗。皎皎明月夜，天涯沦落人，青烟独袅袅，新黍香喷喷，已弃轻飘梦，常怀惭愧心，午夜观獾走，薄明喜鸟吟。个中的美感与至少是肚腹的满足感，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除了月夜读李白与闲听戏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结果是结余了若干粮票，带回北京补助家里。到1961年，我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夜班看青，有粮食的补助。　　南苑我们的副食生产基地边是一大片坟地，我们奉命在那里迁过尸，面对烂棺木与骷髅遗骸，我们无喜无悲无惧，有过我辈经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惊，地裂不动。我看青时常常到坟地一带小坐，夜深人静，在那里可以听到市区方向顺风传来的话声笑声，旁观俗世，兼思彼岸，遐想万年，不过如斯。在那里有时还听到一种据说叫“地牛”的虫子的叫声，闷声如牛，暗呜如虎。说这种虫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唤起来的。我也数次听到猫头鹰的啼叫，由于我认知上已经得悉猫头鹰乃是益鸟，便不觉难听，更不觉不祥。右派与猫头鹰，当然是前者更晦气。　　既空前又绝后，在三乐庄的这个护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与秋天，与月夜，与庄稼，与星空，与城乡，与坟墓，与虫鸟獾狐，与李白和苏轼，与唐诗和宋词，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与阴历和阳历是这样近这样亲，一种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感觉，一种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感觉，一种独来独往飘然遗世自由逍遥含泪微笑的感觉，一种既悲凉又凄美、豁达、清幽的感觉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么都美好！　　难忘的还有劳动期间的休假生活。在桑峪，说的是每两个月休息四天，秋天农忙，加上跃进的热火，曾经时隔三个多月才休息一次。在一担石沟，每月休息四天，大致符合每周歇一天的规矩。到了三乐庄，则是两周休息两天，休息是更正常些了。　　休息时我与芳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门附近的茶座上要一点酱油瓜子，喝茶，闲聊，盛夏则可能点一点冷饮。柳条拂面，水波荡漾，阳光在头顶的席棚缝隙中与水波上闪烁。鼻孔里飘动着些微的鱼腥与荷叶清香气息。我们谈劳动中的趣闻，谈读书，谈电影新片与最近流行的歌曲。我们也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事，计划财务收支与购物目标，就是经过在北海茶座的商谈，我们购买了一台郑州产红灯牌两用四电子管收音机，所谓两用就是它可以带电唱机，我以为它能让我听到洪亮的意大利美声独唱呢，实际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谈都讲许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结论就是生活可爱，形势大好，身体健康，思考有收获，困难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点点缔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极光明！　　……回忆种种，郊区劳动有关记忆，多属正面。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梦、梦呓乃至恶梦的毛病。直到十余年后，二十余年后，我有时会在刚刚睡下不久梦中骂人，家乡话与北京话，童年记忆，荤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气，据说煞是吓人。一担石沟期间有一位先生认为我的梦呓乃是思想有问题的表现，提出指责，未获响应，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测。　　上述恶梦的主要特点是梦中骂人，骂得筋疲力尽，四肢如铁，显然与体力上的疲劳有关，与心情上的表面豁达开朗，实仍有压抑多多有关。　　另外还有一种梦，与其说是恶梦，不如说是酸梦。我与芳1957年结婚，那时她的学业未完，我们分别生活于太原与北京，此后我下去劳动，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时住在她母亲与姐姐家，有时住在我家，两处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区光明楼，当时认为相距甚远。我们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为的是怕说早了影响劳动情绪与改造自觉。两端都没有电话，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里。有时我先到了西四，见没有芳，赶紧倒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往光明楼走，谁知此时她正坐在从光明楼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车辆上，来回一找，休假时间能丢掉相当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时过境迁，也许我们是共同住在某个外国的宾馆里，同一张床上，我仍会在梦中来回坐车，互相寻找，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而且电话不通，呼叫不灵，停电停灯停车，苦不堪说。　　而有一次临时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刚好买了一个西瓜，正好我们一起吃瓜，这是我那个年代最快乐的记忆之一。//---------------二十七、告别郊区劳动(3)---------------　　你可以有大的快乐，事业，社会，人民……这些你都没有了，你也仍然会有小的快乐，西瓜，茶水，买到了便宜的处理货物。反正你应该快乐，你必须快乐，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话。　　这是我1989年写的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的一个来由。　　从我个人来说，这四年的劳动经历仍然宝贵，可以说是缺什么补什么，这四年我经历的，正是我过去从没有过见闻，更没有亲历的。从国家来说呢，稀里糊涂弄了那么多高工资的农工生手，（再降级降薪也比雇农业工人昂贵啊）也没有什么人研究这种劳动对知识分子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政治社会经济财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笔糊涂账。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颇有领导自觉与心胸的班长，被分到了一处养兔，他本来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学教书，有的到机关做事，还有一位降格从中级领导当了小领导，各归各位。一时夤缘时会在大时代与大家热闹了一阵子，乃至可以说是威风了一阵子的班长或不无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闹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认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将相，人五人六，宁有种乎？而能实现一番发挥一番的机遇是这样少有，或者，只能变形地假实现代实现那么一下两下，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优孟衣冠，自作多情，梦里吃肉包，吹牛皮自慰……这还是好的。弄不好就只能饮鸠止渴，剜肉补疮，捉襟见肘，铤而走险，直到吮痈舐痔，丑态百出。　　说实话，班长此人，原是做总务工作的一般干部，他在带领我等度过一段特殊时期中显示了他的沉稳，决断，坚忍，阴狠，要言不繁，善抓要点，指挥组织精明强悍，富有想像力的种种特点，他的潜力不小，他的志向不凡，他的“领导”不俗，他的知识面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种条件，他并非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悲惨的是，文革一开始，他自尽了。我设想，当了右派，才当了班长，领导了一批原来的局级处级干部和作家画家演员以及名门之后的人物，竟成为他此生的一大亮点，在一担石沟才是他的“黄金时代”！一个人有所实现有所发挥，用家乡话是一个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谈何容易！多少人怀才不遇，多少人郁郁而终，多少人刚露头就挨了一闷棍，多少人有这有那就是没有机遇……悲夫！//---------------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1)---------------　　应我的请求，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与我见了面。我给他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旧体诗。诗中有“疾首煎肠忆旧时，风花雪雨曾相欺”“肩挑日月添神力，足踏山川闹自然”之语，无非是接受教训，努力改造，并无二心之意。　　邵荃麟的接见本身就表现了极大好意。他一见先称赞我的旧体诗写得真挚。他说，经过一番惊涛骇浪，愿意与我谈谈心。他说，已告《人民文学》杂志向我约稿，还要介绍我成为作协会员。他说丁玲对说她反党想不通，这里可能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他的下意识反党论固然奇特，但他说这些事有一种客观感和距离感，确实这也不是他能做主的事。我想起他在批判丁陈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毁损作家的问题来了。后来形势的发展恐怕早就超出了他老的想像，大火烧，小火炖，浓烟薰，吐沫淹的结果越来越不像是挽救帮助，更与今后写出好作品无涉了。　　但是他主要与我谈的是一个观点，不但可以写先进人物，也可以写中间人物，写人物的转变。　　我已经记不清是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我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头题，西戎的《赖大嫂》。写一个农村妇女，从赖皮厚颜到提高觉悟的故事。　　当时正在搞什么文艺八条、十条，从政策上试图搞得合情合理一点，把反右派以来左了又左的文艺思想稍稍规范一下。邵的中间人物论也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他无法从更大的方面调整政策，只能说点中间人物之类的小打小闹，无非是让文学创作松动一下。　　邵荃麟的好意决无怀疑，但是他能做的也有限，我还得自己努力。　　这期间传出了海默的电影《洞箫横吹》受到老革命家保护的消息。《洞》片挨了棍子，后由于李先念同志看后觉得无大问题，乃转危为安。　　《文艺报》上讨论《达吉和她的父亲》，使一篇已经被戴上了人性论帽子的小说有了重见天日的可能。　　刘绍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滑稽梯突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多么不可思议，刘整成那个样子，反而变得笑声不断了。　　燕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诗《夜耕》，使我想到他在北大荒的劳动生活。为了避免麻烦，我没有与他们当中任何人联系。　　从韦君宜的《月夜清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等作品中，都折射出他们几年来下放农村的经历，他们都以最美好的心情概括与回味农村劳动的生活，在苦水中培育出怡人情性的鲜花。汪的作品还运用了点心理独白，视角转换的手法，在那时已属空穴足音，令人感动了。　　那个年代我最着迷的是茹志鹃与李準，后来才知道了浩然。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是少数能够歌唱的天之骄子，他们明媚春光，他们欢声笑语，他们紧随时代，他们宣扬先进，他们独领风骚，他们是文学的骄子，时代的宠儿。李準的《李双双小传》本来是歌颂公社的食堂化的，但是在不搞食堂之后，他仍然能起死回生，写出性格生动火红的李双双来，拍了电影，得了奖。他的《耕云播雨》《龙马精神》都使我羡慕，心向往之，知自己实不能至。毕竟对农村生活没有李老兄熟悉呀。　　而从阅读上给我以满足和亲近感的是茹志鹃，她仍然多情，她语言如歌如诗，她变成了我的唯一，既符合大跃进精神，也保持着语言与人物，题材与叙述的细腻的艺术感。我决心向茹志鹃学习，用心血歌颂时代。但不久她也受到了（老是写）家务事儿女情的非议。那确实是一个你想尽办法歌功颂德，想尽办法靠拢跟随，就是不让你歌颂得成，就是不要你靠拢跟随的时代。　　那一段我读到艾芜的《雨》，同样歌颂大跃进，但写得丝丝入扣，多情多姿。法捷耶夫的一篇评论里高度评价安东诺夫的《雨》，说是像这样的小说，如果契诃夫有知也会称赞的。我找来了安的《雨》，果然精彩，而且比咱们放得开。　　我读到了欧阳山的《在软席车厢里》，题材新颖，竟然写到了一个干部因写作而放弃了官职，最后失败的故事。我读到了菡子的《前方》，写解放战争，写战斗英雄、死难烈士，通篇用第二人称，如信如诗，直扣心扉，实属佳作。　　我也读到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我只觉得作者有一种寂寞的心趣。回忆起来，他老也是批胡风的积极分子呢。　　浩然的《喜鹊登枝》我是从《北京日报》上看到的，我佩服他的轻盈多姿，只是觉得浅得近乎廉价，更像极优秀的命题作文。　　那一段我喜欢读的还有柳圯写抗日战争的《长城烟尘》，《王汶石》写大炼钢铁的《黑凤》，丁玲的长篇选载《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有秦兆阳的长篇选载。但所有这些长篇都未有完工。王汶石的写大跃进的中篇，开头极吸引人，写下去却不知所云，不知所终了。//---------------二十八、邵荃麟与冯牧(2)---------------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胜唏歔，却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实现。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这是我第一次到冯牧家里拜访，他眉清目秀，口齿清晰，忙忙碌碌，随随便便，他一直是这么一幅风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领导。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声叹气，无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强调。他回顾了他亲历的整风反右时期的同样场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见到邵接了一个电话，立刻神情一变，紧张地说：“要收了。”他还说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说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们想写大跃进中的种种画面与教训，又不敢写，他设想能不能出一个内部文学刊物，只限于领导干部阅读参考，文学内参？旷古未闻。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侃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文艺十条八条之类，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邵燕祥刚刚在上海发表了一篇《小闹闹》，写一个襁褓婴儿，也受到德高望重的老评论家唐弢的猛烈抨击。　　甚至连说过《青春万岁》的好话的好人冯牧，当形势一变，别人问到他对王某长篇的看法时，据说他甚为尴尬。//---------------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1)---------------　　西山八大处是我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势舒展，山路纯朴，山林大体自然。长绿树与落叶树，乔木与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远望一片苍翠。八处景点是八处佛寺。一处长安寺与八处证果寺（秘魔崖）偏于南北两隅，二处到七处连成一片。上到七处宝珠洞可以鸟瞰北京城。那里的地势有一段平缓的道路与辉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　　八处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协的创作别墅。文代会上我听浩然说到他在八处写长篇，应该就是《艳阳天》吧。能把宣传功能鲜明的小说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算是难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诗里看到他有在那一类别墅呆过的迹象，他的诗描写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热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长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个培训中心，组织干部学习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内容主要是反（苏）修。　　从1959年下半年以来，中苏关系已经成了仅次于粮食问题的人们关心的话题。我的心情一言难尽。　　有什么办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时代毫无保留地，以全部心灵接受了苏联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文艺的影响的。保尔·柯察金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道路选择。《喀秋莎》是我第一个学会的苏联歌曲，我的政治意识，青春觉醒，阳光感受，献身愿望都来自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词）一样的歌。无论如何，苏联的小说，苏联的诗，苏联的音乐，苏联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苏联而俄罗斯而乌克兰而格鲁吉亚。由文学与音乐而电影而绘画而芭蕾舞民间舞红军舞蹈而俄语的卷舌音，我都痴迷。我也没有忘记斯大林。我会唱许多歌颂斯大林的歌：“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鹰在歌唱……”“我们辽阔的祖国日新月异……”1949年刚刚解放，12月份就到处为斯大林贺寿，毛主席其时正在苏联，参加了贺寿大会，还给斯带去了寿礼，包括山东出品的萝卜青菜和河北鸭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哭成一团。　　我曾经为中苏友好的词语而感动，首长致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话：“中苏友好是万古长青的事业。”万古长青，只这四个字也让我心满意足，阳光灿烂。　　斯大林去世后我渐渐感到了中苏关系中出现了新的不确定因素。我的一个心情十分费解，我觉得一个有着费奥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静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的合唱《有谁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有那么多伟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敌视，不可以战胜的。我可能永远爱他们。　　然后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车”。然后中苏斗争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与中国的反右派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关系。很可能中国的一部分老“右派”有亲美的问题，而另一部分相对年轻一点的“右派”有亲苏的问题。那么亲美亲苏，都有点冒傻气，政治上太嫩了点。当然还有人因为“反苏”而划为右派，那是顺手锄耘，被划的人硬要自找麻烦罢了。我的许多“不健康”的情绪、“不健康”的思想，都与苏联有关。从小太受苏联的影响，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这里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问题，苏联本来就不像想像的那样梦幻，当初苏联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苏联的麻烦至少不比中国少。从长远看，中国必须摆脱苏联附庸的形象。这些我从一上来就不是不懂。我始终认为这是毛泽东的无法宣示的两大战略举措，为中华民族建立的两大奇勋：一个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动。一个是和苏联决裂，摆脱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走自己的路，最后又和美国开始发展某种往来。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时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风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识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苏联现在是往臭里搞，我再明白事理也还是忧心忡忡。　　这样的事可不能开玩笑，我必须努力学习文件，反修防修，站稳立场，一直听上边的，就这么斗下去，来不得半点差池。　　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影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记录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读书会的伙食极好，营养、花色、易消化、光洁素雅，在经过六十年代初的粮食困难之后，能到一个地方连吃两周高级伙食，不能等闲视之。何况秋高气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学”们一起于月夜从二处游到四处五处，树影婆娑，山寺宁静，月光清寒，石路如玉，与白天匆匆来一趟游八大处的感觉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学而时飞之不亦说（悦）乎。//---------------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2)---------------　　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　　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志能干爽丽，令人愉快。人们说，她是延安时期的几大美女之一，其他还有张颖（曾任剧协党组书记）和陆璀（曾任对外友协副主席）等。她说起在延安的时期，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我后来把此话说给父亲，父亲想了想，说，“我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黄金时代，我想的结果是我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他的话让我感到绝望，1963年，他已经52岁，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经没有多少未来，他还能等到什么样的黄金时代呢？　　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刘芝明曾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过宣传方面的工作，主持过批判萧军。他到北京后工作并不顺利，他给人的感觉是喜怒不形于色，脸上如戴着面具。而田汉老舍两位大作家则精神奕奕，情绪饱满，位居人上。共进晚餐时，钟敬文老先生向刘芝明同志表示他要好好学习，要控诉赫鲁晓夫，因为他的“犯错误”是上了“赫光头”的当。我也紧接着表示决心，说是对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刘芝明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嘛……”他还小声嗫嚅：王某，很聪明嘛。　　田汉讲话大骂赫鲁晓夫这个“光头”，他打趣说，“虽然我也是光头……”幽默而又鲜明坚定。能这样讲话也是一种自信和受信任的体现。　　老舍也讲反修，说是现在苏联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国，要看毛主席了嘛。在这样敏感同时具有核心性复杂性的问题上，他同样讲得同仇敌忾，有一种政治上的坚定与使命感，（被）信任感与光荣感乃至满足感。听到党外高级人士这样心明眼亮地论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纷歧与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汉同志来论述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的争论与前途，似乎不那么顺溜，不那么自然。你又不能不钦佩党的领导的深入人心，怎么指怎么打，万众一心，从来没有疑问。　　我听得专心致志，点头称是，心领神会，醍醐灌顶。从反右以后，我深深明了，在咱们这里，没有比领导的态度更重要的了，生杀予夺，吉凶福祸，全看领导对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决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复证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领导，服从领导的。不信你试试？　　我的小组会批修发言受到同组学员赞扬，因为我是钻到这些反面教材作品的创作构思、艺术思维里分析批判的，我断定苏联的这些文艺作品，确实用艺术的语言传播着和平主义、人性论、颓废、消沉，对革命的失望……我确实认为，批修的另一面就是给自己打预防针，就是改造思想，就是弃旧图新，我的发言必须触及灵魂（当时尚无此词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领导鼓励我说，你确有才华，今后只要是方向正确，定能做出巨大的贡献。我很感谢，同时深感方向正确云云，谈何容易。我也奇怪，为什么凡是离文艺界的点距离的，都知道文艺界应该走什么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丝毫不用费力就能知道该如何纠正文艺工作的方向错误。而凡是搞了文艺的人，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那么糊涂，那么不争气，老是不知道正确的方向在哪里老是给领导添忧增乱。或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来只有从未上过庐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庐山的方向。可怜的文艺呀，闹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东南西北，更分不清左与右了。　　这个读书会上当然有浓厚的政治空气，大家都讲学习，讲政治，讲斗争，讲思想改造。只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团创作员说了几句笑话，说是他们那里的俏皮话是：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条条在手，何愁不受批评……”　　众人一笑，没有人认真。　　也是在这个读书会上，我第一次阅读了作为反面教材印发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我不觉得他写得多么深刻，但很真实，其中写到舍不得很快将午餐吃下去，因为一天只有吃饭这一会儿属于自己一节，特别真实。连连的跃进加班中，我有过类似的体验。作品还写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称呼斯大林，则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维吾尔族有这种称呼，布鲁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时带有反讽意味，有时又是很亲切的说法。　　全世界的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确实惊心动魄。一边是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一边是毛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还有一些国家的加括弧、括弧里另加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你能掉以轻心吗？伊姆雷·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被枪决了，与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则只是因为他是个书生，勉强保住了性命，何去何从，能大意吗？我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对于一切教训，王蒙不敢忘记，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二十九、在八大处反修(3)---------------　　那时候经常自收音机里听到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从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到九评，当读到苏共言论的引文时，广播员用一种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讽的，干脆说是阴阳怪气的调子，一听到这种调子，你不由得产生出你台面上端上了一盘红烧苍蝇的感觉。　　而集中学习是一项美差，把旅游、疗养、学习、转弯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学习一开头，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圆满成功。//---------------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1)---------------　　不久前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此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周扬也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因为遗产中的精华，才被众人接触，而即使是精华中也难免有毒素，如不批判，危害更大。这样的雄辩，确实高明，令人怵惕。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远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于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在演出完毕，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吃夜宵时会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而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她似乎也满为难，满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秘，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一大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怕的是有人批评：书里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在我们国家，出一本长篇小说，也是大事。要不你再摆一摆？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三十、大风大浪的预感(2)---------------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可以对之简单地解读成，主宰这种伟力的是毛主席的性格与决策，但那太廉价。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有另外的重要词汇：形势（所谓形势比人强），规律（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所谓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则（所谓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包括理论（科学的，坚定的，高瞻远瞩与战无不胜的）等等。　　我还常常考虑一个词，就是惯性，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昂，悲壮，牺牲，热血，坚决，抗争，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怎么可能安静下来，稳定下来，和平下来，建设起来。尤其是毛主席，他要的是轰轰烈烈，再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再如火如荼，高屋建瓴，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再势如破竹，随时都沸腾着热血，随时准备着冲锋、炸药包和手雷，一直到了此后很久很久。　　还有一个事例，我现在讲起来可能是我的过敏。在一担石沟后期与我们一起劳动的有王浒同志。他说起过，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曾经个别问时任团市委书记的汪家璆：你说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汪按照经典理论回答说，那样的话会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刘叹道：“你那个马列主义……”共同劳动的几个人一起琢磨，没有人能理解刘仁同志的问话的意思。倒是让人惶惑，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后来在新疆，一位平素不甚关心政治的大学毕业生，就半公开地说，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很简单，搞包产到户就是了。大家都笑，都知道他说得对，都知道不行，这里没有任何深奥，只有常识。伟人之所以有失误，往往不是误在高精尖上，而是误在常识上。如果轰轰烈烈搞了半生，最后不得不搞包产到户，从意识形态的亢奋性上来看，该是多么扫兴，多么沮丧啊。　　解放初期我们学过的《干部必读》中有《整风文献》，其中《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主席提到共产党不能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靠实事求是，靠科学吃饭。又说，讲演做文章发指示，不能靠吓人，要靠真理，靠有用。毛泽东几次提不要装腔作势，藉以吓人，当时看着不知道是指什么，有的老同志说是指王明，我当然还是不甚了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品出点味儿来了，但是仍不敢想，更不敢说。毛泽东喜欢用一个词，齑粉，没有毛泽东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齑字。毛主席常说反动派要化为齑粉，经过1957、1958年，我已经初步尝到了化为准齑粉（即花岗糁子粥）的滋味了，可不能再化一次。　　……叹曰：历史方一瞬，此生或无缘。人生不再少，化齑情何堪？欲渡冰塞川，欲攀雪封山。烈烈或轰轰，凄凄犹惨惨。寂寂又唧唧，谁人好种田！焦首朝朝暮，煎心日日年。犹有一搏志，放眼望和闐！//---------------三十一、到新疆去(1)---------------　　如果只求苟活，不化齑粉，也还好办一点，但是我要写作，要发表，这就难了。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我反而对于在高校作教学更不安心了。　　在西山的学习对于我来说最重大的意义不在于认识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而在于从这里出发去了新疆。　　有一些从各省来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参加了西山读书会。他们与我闲聊时便介绍当地风土人情，令我神往。我想来想去，觉得在北京高校干不出什么名堂，尤其是我明白，我们的文学要的是写工厂农村，实际主要是写农村农民，在高校呆下去，就等于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永远别想再创作了。而写作是多么迷人。记得我1958年下乡前看过一部日本影片《姐妹》，仅仅是那富有生活情趣的对话也叫我沉醉。我只想再接触一下文字工作，我只想再使用一下修辞的技巧，我只想再在文字中说几次“你好”“快乐”“缤纷”和“想你”……此生无憾。我不能就这样在小小的校园里呆下去，我要的是广阔的天地，我相信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与一些省区来的领导同志探讨去他们那里工作的可能性。江西，甘肃和新疆都表示欢迎我去。我觉得新疆最有味道，去新疆最浪漫最有魄力。同时，新疆文联的负责人刘萧芜同志恰恰从苏联回来路过北京，我与他见了面，加上参加读书会的新疆作协秘书长、《新疆文学》杂志主编王谷林同志，新疆当时就可以就我的调动总是拍板。于是我决定了去新疆。　　却又不仅仅是为了写新疆，决定去新疆与写出新疆写好新疆之间应该有不短的距离，何况我的写作还有先验（无待创作与作品检验）的致命伤残。我之所以提出去新疆是由于我对生活的渴望。渴望文学与渴望生活，对于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我渴望大千世界，我渴望男女老幼，我渴望日月星辰，我渴望阴明雨雪，我渴望爱怨情仇，我渴望逆顺通蹇，我渴望喜怒哀乐，我怎么能才二十多岁就把自己囚禁在校园里？我渴望遥远的边陲，相异的民族与文化，即使不写，不让写，不能写，写不出，我也要读读生活、边疆、民族、还有荒凉与奋斗，艰难与快乐共生的大地！这是一本更伟大的书，为了读它，我甘愿付出代价。　　我给芳所在的学校打电话，找到了芳，芳说她同意去新疆，她喜欢新疆的歌舞。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的近乎荒唐的好心情啊。　　解放初期有几首新疆的维吾尔风味歌曲在各地流行,可以说，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而然地带来了一个全国的民族民间艺术节的举办。“咳，我们尽情地跳动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下面本应是过门“多多多多拉多拉，骚骚骚骚骚拉多”，但唱多了孩子们便唱道：“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大家会笑成一团，但决不是解构而是快乐无边。另一首叫《伟大的毛泽东》，我从妹妹那里学到了，用汉语标上的当地的维吾尔语歌词：“巴哈米孜能巴哈班尼达黑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领袖毛泽东）”使懂一点维语的瑞芳的同学皮云凌大吃一惊，她是独自一人从新疆来到了北京上学来的。由于她的积极，她很快入了团还当了团干部。后来却在天津上大学时划了右派，她跑到了新疆，又被揪回来，一言难尽。　　韦君宜支持我去新疆，并说去新疆一个是可以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民族团结啦，伟大祖国啦，美丽的边疆啦什么的。一个是，她说，我可以改变一下那种比较纤细的风格。这正是我所想的，我不能只有北海白塔和西单大街的灯火，我更需要的是茫茫大漠，雪峰冰河，天山昆仑山，绿州草原，胡杨骆驼刺，烽火边关。　　黄秋耘则叹息良久，劝我至少先不要带家属去，以留退路。他吟诗相赠：“……文章与我同甘苦，肝胆唯君最热肠……且喜华年身力健，不辞绝域作家乡。”我想的则是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敢于全家一举赴疆，就一定有信心做出成绩，做不出成绩就自己负一切责任，不会吃后悔药，也无颜怨天尤人。　　秋耘主动提出要借给我钱，支援我的远行。王谷林同志写信提醒我这种情况可以向组织申请一点补助，我申请了，立即得到了了800元补贴，在当时，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是我的月工近十倍。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总支副书记是毕玲，是后来当了外交部长的吴学谦的爱人，而人事处长，批钱的，是总工会领导李颉伯的爱人。怎么能说不是到处都有贵人保佑呢？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民心”，友善仍在人心，忠厚仍在人心，爱护仍在人心。王蒙回忆起来，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敢忘记。//---------------三十一、到新疆去(2)---------------　　各方饯行，王景山先生请我们吃萃华楼，施无己老先生请我们吃了湖南馆子，他是湖南人。通过读书会相识的钟敬文老师则设了家宴，他是广东人，与秋耘相熟，给我饯行的时候我、芳以外秋耘与尹瘦石兄也来了。钟先生家里有一些书法竖轴，其中有一幅写的是诗，描写一种朦胧的情感，黄秋耘一边读一边叹道：“赵慧文（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人物），赵慧文啊。”而我已觉隔世。　　我找了一些有关新疆的书籍，越读越是发烧。我跑到阜成门外的新疆餐厅先尝新疆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上映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异域风情，神秘的大自然，歌舞翩跹，如诗如梦，能不神往？恨不得插翅飞向天山脚下。我学会了不少影片插曲，一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穿过千层岭咳，越过万道河，谁见过水晶般的冰山……”“戈壁汉上一股清泉，高山顶上一朵雪莲”的高唱响彻家中。　　确定了要求去新疆，在读书会上就向有关领导提出来了。先是刘芝明同志表示“大力支持”，中国作协也支持并协助完成调动手续。证明去新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对韦君宜同志说，这也是“穷则思变”。当时批判主义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这种说法给人一种越捉摸越没辙的宿命感。　　一起在一担石沟劳动地的副班长的妻子与芳同样任教，她名郑兆南，曾在北京日报工作，是一个极其积极热情的人。前不久，一零九中学的支部通过了她的入党申请，但是区里没有批准，显然是因为她的先生的帽子的原因。她为了给我们饯行，忙了一个通宵，在狭窄的房子里堆满各种菜肴。她和她的先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鼓励我们到新疆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我感谢他们，却也感到他们的天真和——对不起，我说一句“忘恩负义”的话——几近张扬。我觉得他们仍然保持着习惯性的高调。他们用的语言大致仍然与我们在五十年代初期用的差不多。果然，后来我得知，北京日报一批帽子人士包括丛维熙的进入大墙，与副班长有关，也许他只是天真烂漫？而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而郑兆南在文革中的命运，更是惨绝人寰。　　为出席郑老师的饯别晚宴，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的家属院，我顺便看望了一下漫画家李滨声先生的家。他住的地方一间门房，大约七平方米，东西叠着东西，家具压着家具，人也几乎摞上了人。那是一个沙丁鱼罐头式的家居。那样的日子不应该忘记。　　对于去新疆，我与芳也是极其兴奋。出发前我在王府井一个牙科诊所修补了牙齿，买了一件中式丝棉绵袄。芳则一件大衣和一条呢料裤子，与她的母亲、姐姐合影留念。　　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我们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三岁一个五岁的孩子，出发赴乌鲁木齐。无直通车，先到西安，住了一夜车站附近的解放旅社，游了大雁塔，吃了耷拉火烧，（由于含油太多而肚腹不适，但含油如此之多又显示了农业形势正在迅速好转）再坐四天三夜火车，缓慢地行走在路基尚未完全轧实的兰新路上。张掖武威，乌鞘岭红柳河，嘉峪关玉门，这些地名就让我激动不已。我吟诗道：　　嘉峪关前风噭狼，云天瀚海两茫茫，边山漫漫京华远，笑问何时入我疆。　　乌鞘岿峰走铁龙，黄河浪阔架长虹，多情应笑天公老，自有男儿胜天公。　　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　　……　　我到达后，把一些诗寄给了原师范学院的同仁，他们回应说我还是有一番雄心壮志呢。　　三十二、红旗如火　　我受到了新疆自治区文联的同志们的很好的欢迎和照顾。我分到《新疆文学》杂志作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文艺单位，我们最初住在南门，离人民剧场、人民电影院、八一剧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黄河剧院都很近。到新疆后不久我就有机会在这些剧院里看演出，觉得非常快乐。　　我们虽然是北方人，仍然觉得新疆的冬天不可思议，去厕所或者公用自来水龙头挑水，就像去一座冰山。走在大街上无时不在打滑，因为道路好像千层玉面峰糕，一层雪（然后部分化成水然后成冰）压着一层冰雪，每层冰雪上再有一层黑渍，这黑色主要来自煤炭，乌鲁木齐冬季包括家用都是烧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烟煤，到处是黑烟袅袅。人们开玩笑说，在冬季，乌鲁木齐的麻雀也是黑褐色的。尤其是自行车，在冰雪上骑，冰雪上刻出了一道道细沟——车轮轨迹，后轮入沟，晃悠一下可以挣扎出来，前轮入沟入轨，就只能摔倒。对于儿子山、石来说倒也不错，他们走在街上就可以打冰出溜了。//---------------三十一、到新疆去(3)---------------　　而室内温暖胜春。生土胚做的火墙，砖砌的炉灶，洋铁烤箱，陶瓷温水罐，炉火熊熊，炉风呼呼，窗玻璃上冻着厚可二十毫米的霜花，我甚至从中悟出了爱斯基摩人住的房子是用冰建成的的道理，小学课堂上想不通的事，一到新疆就解过来了，在绝冷的室外气温下，冰房子不会融化，而且冰房子的保温性能超过了其他。　　那时的乌鲁木齐也特殊情调，橙红色调的大楼，比荷兰流行的建筑的橙色还艳，市民的土泥顶子房屋，洋铁皮顶房屋。尤其是到处播放着的维吾尔歌曲，十分地不一般。购物用公制，买一斤肉不说买一斤，而说买五百公分。民族特需物品：乐器，花帽，负，铜壶，地毯与毡子，还有莫合烟，这时我才知道，苏联小说中所写的马合烟，就是新疆的莫合烟。我想起了特瓦尔陀夫斯基的长诗《华西里·焦尔金》，其中一段极其精彩：“战士的马合烟/就像战士的妻子/又苦、又辣，又凶恶/让你满是眼泪/但是你须臾不能离开她……”　　我说什么呢？我这一辈子算是富有挑战意识的，敢于挑战自我也敢于回应挑战。我敢于做出决定，我也有文字感，语言感，思想感，我还有游水的爱好……同时，我也是旅游迷，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辈子几十年，我想看一看，知道知道，尝尝各地各时各种各个的滋味。与旅游二字相比，我更喜欢的词是“漫游”。漫游更放松也更自在甚至更诗意。我时时梦想着成为一个漫游者。即使在激情如火的解放初期，我看到一幅国画，比如什么听松图，观瀑图，卧石图或者钓雪图——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嘛，我就会产生一种漫游的冲动……我为此感到过苦恼，觉得自身的情调太酸腐。人生也罢，时代也罢，历史也罢，祖国也罢，世界也罢，成功也罢，挫折也罢，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是漫游范畴，审美范畴，认识范畴，享用或消费范畴。这最后的说法可能有些令人不习惯，乃至觉得刺耳。在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经历一些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事件与地域的时候，我常常沉醉于体验、欣赏、惊喜、新奇与好奇。这可能是我的毛病，使我与一个好的工作者、实践者、办事者相差一道门槛：我在入乎其内的时候又常常神游物外。恰恰是在发现了周围事物的陌生以后，我欢呼的是世界与人生的丰富与快乐：一切都有意义，一切都不会白白糟蹋，永远要观察与谛听，品味与汲取，铭记与回味，编织与延伸，赞美并且叹息。呵，这种八面来风，受用不尽，故国如画，踏遍青山的感觉真好。　　价值判断会因人因时因地因背景而异：拿我来说，少年辍学闹革命当干部，青年戴帽，中年赴疆，还断断续续地担任和不担任点什么什么职位，从价值意义上，福祸短长，优缺强弱，成败利钝，清浊高低……可能看法说法论法不一，各种说法看法论法会因时因地因人因潮流而异。但是这一切选择与命运的旅游漫游意义，绝无疑问。人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做百样事，懂百样道理千样行当万种风物。老王就是游了太多太多，看了太多太多，开眼开了太多太多，探险探了太多太多，获救获了太多太多，遇难遇了太多太多，呈祥又呈了太多太多，才成了今天的老王的。我观了景，我审了美，我碰了壁，我有见又有了点识。我陶醉，我歌唱，我少年得志，我低头认罪，我落入泥沼，我凌风抱月，我入地狱（我不入谁入？），我上天堂，我狼狈憔悴，我富贵荣华，而富贵于我如浮云！　　到新疆给了我多少漫游的趣味、快乐和启迪！我带着小金鱼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我登大雁塔而思唐玄装与极其务实的猪八戒。我观冬日长安而念汉唐盛世。古人吟道：长安不见使人愁。王蒙曰：长安不过是过路的一站，长安过客，还要远走天山。我咀嚼漫长的河西走廊，金张掖，银武威，嘉峪关，红柳河。我欣赏秦岭与八百里关中平川。我喜欢火车钻山洞的威严与一下子走出了山洞的豁然开朗。我喜欢车轮打在铁桥上的铿锵，与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都1958年了，我在运动里出了事儿了，我还想过我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做火车上的侍应生，每分钟都经过一个新地方，每次列车都见到一些新乘客，每一站都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角色……永远行进，永不停止。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首先给我冲击的是火车站上播放的各族歌曲，然后是建筑，是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是模仿塔什干风格的苏联援建的人民剧场。是南门外的大清真寺。是铺面的从右到左的横写维吾尔语招牌。是各个会议上的翻译过来再翻译过去的开法。是文联的俄罗斯族清洁女工娜塔莎。是上厕所如登冰山。是各家堆着自己的煤山。然后是零下二十度、三十度、有时候达四十度的严寒，是冰雪之神，是炉火之花，冬季的室内炉火轰轰地响，一间屋就像一个火车头。维吾尔谚语：火是冬天的花朵！有这样的智慧和表达的民族有福了，我怀着怎样的热烈与维吾尔人相会拥抱！世界真奇妙，大地真奇妙，我从来如此感觉。//---------------三十一、到新疆去(4)---------------　　我到新疆几天后就去看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牛其义同志。这话要从团北京市委书记张进霖同志的关心说起。我决定了去疆，张进霖知道了，提出一定要到家里看我，不但看望，而且当场给与他一同出过国的原新疆团委书记牛其义写了一封信，说是“我们的年轻的老干部王蒙同志到新疆工作去了，他的情况他会向你汇报，请多加关心鞭策帮助……”内中含义，无需演绎。　　张进霖的送行，还谈了另一个主题，就是我应该争取重新入党。　　他的送行，他的关心，他的话题，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也可以说是人心难测，但不是从负面意义上而是从极正面意义上，从最好的意义上理解这个难测，叫做好心难知。正像生活中有难测的陷阱与地雷一样，生活中同样有平时无意显山露水的的好意与援手，它准备着，必要时或适合时，它会毫不犹豫地及时雪里送炭。这就叫人心自有一杆秤。这就叫好人必有好报。在一个严酷的时期，在恶斗成风之时，人们会掩盖自己的善良而仍然行其善良，正像有的人会掩盖自己的丑恶，而终于会暴露出自己的丑恶一样。　　不用说，牛秘书长对我极友善，事后，牛秘书长甚至向文联打招呼，说是张进霖同志告诉他，应该在适当时候解决我的重新入党之事。不久，牛其义又建议我去吐鲁番看看。于是编辑部安排我去吐鲁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去采风。　　去吐鲁番的中间站是达坂城。达坂是维吾尔语山意思，但是达坂城是一个回族自治村。我想起了歌曲“达坂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到了新疆，就到了歌曲里，漫游之旅也是歌曲之旅。　　吐鲁番的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我感到新奇和雀跃。我看到了冬暖流夏凉的纯土（泥）质拱形圆顶大屋子。我看到了晾晒葡萄干的通风土房。我看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大葡萄架。我看到了坎儿井。我拜访了地质队。我拜访了种植葡萄的专家、我像欣赏新编交响乐一样地欣赏人们讲说的维吾尔语。我吃高梁馕和包谷馕。我长途跋涉到了正在施工的塔尔郎大渠工地，与农工一起用餐一起跳舞。我独自一人从工地沿铁路走了6个多小时，从晚饭后开拔，一直走到将后半夜。需要我警惕的只有狼只。我奇怪我已经这样有胆！自视越低，胆子就越大，越像个男子汉。毛主席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的断语，至少是语出有因。而我要说，高贵者怯懦，卑贱者大胆，绝对如此。并愿一切高贵者、走向高贵者、梦想高贵者们引为警惕。我到达了三个月内只有两个乘客的夏甫吐拉（意为桃子）小站。由于这里难得有旅客，我的到达获得了车站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但给我绿叶牌香烟吸（此时我已略能吸烟了），而且给我煮了卧鸡蛋的挂面。而且，他是北京老乡。在新疆一切漫游都是那样地神奇，如同进入了童话故事。　　不久，我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散文《春满吐鲁番》。王谷林同志对我很好，据说他还曾推荐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同时他的领导意识也是当仁不让，一篇小文，他一会儿让你这样改，一会儿让你那样改，高屋建瓴，好为人师。但是我仍然高兴得无边无际，我来新疆是来对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