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

《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部分***************　　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一、好孩子、好学生(1)---------------　　儿时，在香山慈幼院幼稚(今称幼儿）园学过二年。那时家住西城，所选的这家幼稚园位于北沟沿地王庙，后来此地改为女三中，后为一六六中，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此地收归文物园林部门，改回地王庙去了。不知能否在旅游创收上有所成绩。　　一次幼稚园教跳“皮匠舞”，我的动作老是不对，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跳不了舞。我相信这是旧社会的封闭馈乏和教育的不完善造成的后果，长期营养缺乏造成了我的许多方面的低能与发育不良。　　我小学在北师附小。北师是北京师范学校（中专）的简称，现已不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好学校。邻近的一个煤球厂的工人的孩子名叫小五儿，他几次想考这个小学，硬是不录取，他后来只好去上我们称之为“野孩子”上的西四北大街小学。　　北师附小的学生看不起煤球工人的孩子，见了小五儿就唱道：　　小五儿，　　小六儿，　　滴零疙瘩儿炒豆儿。　　你一碗儿，　　我一碗儿，　　气得小五儿干瞪眼儿。　　我是在差一个多月不满六岁时上的小学，我瘦弱，胆小，一下子不甚明白学生的角色要求。一年级的两个学期，我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三名。家长怕我在学校受欺侮，告诉我有事就告诉老师。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告老师”的不受欢迎的孩子。有一次告老师的结果是老师不去过问被我告状的孩子，而是先让我罚站，站在自己的位子上。我不耐烦了，便问老师我何时才能坐下，受到教师的呵斥，最后总还是坐下了，但我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教训。记住：过多告状的结果很可能不是整了被告，而是使自己烦人，讨嫌。“老板”喜欢的永远是替他分忧的人而不是给他找事儿的人。　　二年级时我渐渐显出了“好学生”的特点，我的造句，我的作文，都受到华霞菱老师的激赏。我又极守规矩。有一次全班男生与女生骂起架来，无非也是因为女生爱告男生的状。只有我一个男生不参加战斗，于是几个大个子女生把我搂到怀里，引为同道。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耻辱。想起来倒也还有几分甜蜜。　　我两次受到华老师的保护性教育，一次我与另一女生在写字课上没有带有关文具。按老师宣布的纪律，我俩应到教室外罚站。女生说王蒙是好学生，我一个人罚站就行了。我大喊同意。结果受到了深刻教育，我永远为之惭愧不已。一次是考试时偷看书本。华老师早已洞察，当时保留了我的面子，事后才进行了深刻教育。华教师对我的恩情我永志不忘。　　一次是在先农坛举行全市运动会的开幕式，华老师给我以殊宠，带我去参加，并在路上请我到一家糕点店里喝油茶吃酥皮点心。（这样的经验我写在了《青春万岁》里，就是那个苏君请杨蔷云吃糕点的细节）。但是在运动会开幕式结束后观众挤成了一团，我与老师走散，我挤错了有轨电车，电车卖票的（那时尚无售票员的称谓）大喊“四牌楼，四牌楼”我就上了车，但我家住的是西四牌楼（现名西四，因牌楼已经拆掉），而此车走的是东四牌楼。下车到终点，是北新桥，我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我知道走错了，初冬，冷风刺骨，肚内没食，我很紧张。于是我当机立断，唤了一辆洋车（骆驼祥子拉的那种双轮人力车），报出了家的详细地址，车夫为我放下了棉帘保暖，四十分钟后拉到了家门口，母亲正心急如焚，见我回来自然大喜，付了车费，并表扬了我的处理意外事件的应变能力，特事特办的能力。一般情况下我当然不敢自作主张叫车。　　从二年级起，我次次考试皆是全班第一。小学三年级有一次作文，题目是《假使》。我乃做新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假使我是一只老虎，　　我要把富人吃掉……　　这种左翼思想的萌芽，说来也简单，起因于我们家太穷。　　三年级我首次参加讲演比赛，题目是“怎样做一个好学生”，讲稿是二姨为主帮助起草的。内容是要身体好、品行好与功课好，大致与新中国的三好学生标准思路一致。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了讲台，我的妈，底下那么多脑袋，那么多黑头发和黑眼珠。我想成败在此一举，我必须控制自己，大声宣读讲稿，我做到了这一点，至少在发声方面取得了胜利。这是我在公众场合讲话从不怵头的开端。　　三年级，原级任（现称班主任）沈老师走了，全班女生痛哭，我没有哭，我不知道一个级任教师的变动有什么必要动感情。不知道这是不是反映了我的理智、冷漠乃至无情的另一面。　　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佟老师接任。她把我叫到她家去看她的戴着学士帽的毕业照，并布置我把头一学期的全部作业重新抄写一遍，说是教育局要给全市若干优秀生发奖学金，本校准备上报我。为此我十分辛苦，完成了任务。家长对于我获得奖学金的可能性也十分欣喜。最后，没有评上。这也是很好的经验与教育，即使是“好学生”也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有成有不成，才是常理。其实这时我已经充分享受了好孩子、好学生能够带来的一切精神与物质上的好处。年年免学费，老师另眼相待，家长笑口长开。//---------------一、好孩子、好学生(2)---------------　　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一次下午上课以前，班上一位同学抓到一只小鸟，不知怎么办好，我兴冲冲地拿过来放入课桌。等到上课后，需要拿出课本与作业，我一掀桌盖，嗖地一声飞出一只鸟，全班哄堂，老师大怒，命我站立，斥道：“太放肆了！”我的这个“犯错误”的故事，是我的保留节目，给儿孙们讲，他们是百听不厌。　　有一两个女生包括海云的原型，小性，北京歇后语叫做乡下人不认识樱桃，小杏（性）儿！爱生气，有时与老师冲突，翻着白眼瞪老师，而另外的挑皮鬼就会趁机生事，“老师，***瞪您！”偏偏教师还绝对不准瞪，于是会罚女生的站，会搞得不可开交。还有些功课太差或不敬师长的男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训斥乃至体罚与变相体罚：放学不准回家之类。这些事都使我很受刺激，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是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些男生突然对某个爱告状的女生捣蛋，成群结队地跑到此女生的家门口怪声怪叫。我参加过一次，尝到了某种捣蛋的类似吃禁果的快感。班上有一个油头粉面的男生，每次见到我都要亲我的脸庞，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如果身高力大一些，早给他一顿饱打了。他喜欢讲一些下流话，说是某男生与某女生在北海山洞里“咕叽咕叽”。又传授说，要唱流行歌曲《花好月圆》：“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唱到“团圆美满，今朝醉”时正好搂住一个人亲吻之。他边说边示范，他的一切给我留下的是最令我作呕的一个恶劣经验。我认定，这是坏人，我不明白一个男孩子怎么从小就这样无耻和恶劣。我长大以后，绝对不做这样的坏人。//---------------二、做诗与失眠(1)---------------　　二年级后半学期，为了作文课的需要，我买了一本《模范作文读本》。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范文中对于月亮的描写，可以说，我从此对月亮有了感觉，有了情绪，有了神往。“皎洁”“团栾”“清辉”“玉兔”“一轮”“一弯”“如盘”“如眉”“浮云掩月”“月明如水”……都使我沉醉入迷。从此我见到月亮就要凝视良久，就奇怪它的存在，它的形状和它的遥远。月亮使我突感寂寞，突然把自己与月亮与夜空联系起来对比起来，觉得相互都是无依无靠无道理无来头可讲，我与世界与天空与众星相距极为遥远，当然我自己极为渺小。　　从看月亮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有一个月亮，有星星，有天空，有白天，有黑夜，有我和家里的人，有那么多人。我是从什么时候有了对于月亮的知觉有了对于世界的知觉的，我是怎么成了我的，知道疼痛，知道亲爱，知道急躁，知道恐惧的。这个“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怎么凑巧生到现在的中国的。为什么我不是唐朝生的？为什么我不是欧洲人？为什么我不是女孩？如果我是一只猫？一个蚂蚁？一条虫子呢？为什么打我我疼痛而打别人我就不疼痛呢？如果我没有出生，关于我的一切感受和愿望，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不可解释的呀。　　模范作文的令一个动人的主题是对于春天的吟咏。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草地。桃花杏花梨花丁香海棠都令我入迷。老舍先生说过他不喜欢潺潺一词，并说他不知道何谓潺潺。我喜欢潺潺则是因为潺字的形象使我联想起小溪流的波纹——不知道这会不会使真正的语言文字学家气昏。而从此，不论是黎锦熙的歌曲：“桃花红，红艳艳，李花白，白淡淡”还是落华生的散文《梨花》，不论是南唐中主的“丁香空结雨中愁”还是温庭筠的“海棠花谢也，雨霏霏”，都使我有刻骨铭心，夺魄销魂之感。　　模范作文中有几篇写母爱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有一篇是写自幼丧母的悲痛。我想起了幼稚园里学到的歌谣：　　秋风凉，/天气变，/一根针，/一条线，/累得妈妈一身汗。/妈受累，/不要紧，/等儿大了多孝顺。　　我确实也多次看到入冬前母亲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的情景。与到了吃饭时候为做饭而操劳的情景。我忽然想到，母亲是会老的，是会死的，我们所有的人是地老的，是会死的，是一定要死的。一想到死我感到极大的压抑和虚空。　　我立刻想到了养蚕的经验。姐姐比我大一岁半，小时候各种事多半是我跟随她，所以女孩子喜欢做的事我也常常参加，例如抓子儿、跳房子、踢毽……其中就有养蚕。每次遇到蚕吐丝的时候我就相当哀伤，因为从此蚕儿蛹儿蛾儿就在清楚地走向死亡，它们再不吃桑叶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吐丝的蚕给蛹给蛾子喂桑叶，当然没有效果。我亲眼看到一只只蛾子交配、雌蛾甩子，然后一个个枯萎死去，我完全无力回天。我知道明年从蚕子中还会孵化出大量的蚕，但是我清晰地断定，再有多少蚕也已经不是去年前年的“这一只”蚕儿了，这一只蚕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很可悲。　　我早早就深深体会着“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悲剧性，远远比“蜡炬成灰泪始干”更绝望，更无计可施。　　雨后的蜻蜓，夜间起飞的萤火虫，夏天的蝈蝈与秋天的蟋蟀，我也常常哀其生命之须臾。我喜欢养蝈蝈听叫声与养蟋蟀斗蛐蛐。听说有人用一个葫芦把虫儿放到里头，别到腰上，温暖着它们，就能把它们一直养到第二年春天，延长它们的生命近两三倍，我多次想找这样的葫芦，没有成功。　　那时候大雨常常带来胡同里的没膝积水。我叠一只纸船扔到水上，目送它被水流和风带走，我想它也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它会到什么地方去呢？它将经历些什么呢？我，它的制造者与牵心者，不可能永远陪着它，这也叫生离死别吧。　　我问姐姐，你说死是怎么回事？姐姐平静地说——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样的生死观——死就和睡着了一样嘛。　　姐姐的话并没有减少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却使我愈想愈觉得睡觉是一件可怕的事，果然，睡着了无知无觉，与死一次是一样的。我想的不是死像睡眠，而是睡眠像死。　　我还想到我的身体并不健康，也许离死亡并不是那么遥远。一天晚上，我在一个神经质的状态中，喝了一大口极腥的鱼肝油，那时候的人认为鱼肝油就是最厉害的保健药品了。夜晚躺在床上，发觉一轮满月整好照在我的脸上，那时住的小平房，是没有窗帘布也安装不起窗帘的。月光再次使我感到孤独，神秘。我感到不理解这个世界，不理解自己和家，不理解生命的偶然和无助。我忽然想，如果就这样睡去——死去呢？我只觉得正在向一个无底的深坑黑洞，陷落、陷落着再陷落着。我几乎惊叫失声，我不敢入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第一次精神危机：大约只有九至十岁。//---------------二、做诗与失眠(2)---------------　　我在《青春万岁》中写到过一个人物的童年失眠，尊敬的恩师萧殷批道：“儿童贪玩不愿睡觉是有的，不敢睡觉是不可能的。”大概我的这些经验只能说明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有问题罢了。　　失眠没有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从此只知道人必须硬着头皮活下去，该吃就吃下去，该喝就喝下去，该睡就呼呼地大睡最好。许多问题是想不清楚的，想不清楚的问题还一定要想，就是有了毛病啦。　　差不多与此同时，我热衷于背诵《唐诗三百首》，至今我认为此书是真正对我有益的少数几本书之一。治疗我的精神危机的方法便是学习、读书、背诵书。“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我读得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也懂。“蜀僧抱绿绮，西下峨嵋峰”与“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我则不解其意，但也兴高采烈地背诵得紧。“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的句子我略有所感。另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则感受真切，离别是很遗憾的喽。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我也极欣赏，虽然那时我并没有看到过海，也不知道海上月出的情景。　　大概与读古书有关，我相信画画也是极风雅极有味道的事情，于是我买了芥子园画谱。我画马，画竹子。竹子画得怎样，记不清了，马则画得与老鼠无异。但我还是大模大样地为画马题诗一首，时年十岁：　　千里追风谁能匹，　　长途跋涉不觉劳，　　只因伯乐无从觅，　　化做神龙上九霄。　　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写一首这样的酸溜溜的诗，有人还夸我气势不凡，我相信我这是带有模仿意味的学大人话，希望方家能帮我找出出处来。　　诗却也有几分意思。一个是自吹与自信。一个是速率效率，千里追风也。一个是韧性，长途跋涉嘛。一个是终于未能有多大用处，只能上九霄自慰自遣，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　　我家有过在报子胡同甲3号小住的经历，这里有一个废弃了的后花园，有假山石，有竹子，夜间，竹叶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居然没有能够成为郑板桥，只能证明我是一个美盲。也是，从上小学，美术作业都是得“乙”或“丙”，只有一次得过甲，是拿姐姐交过的作业，改头换面，用水彩抹掉原署名与给分的痕迹，作弊交给老师的。　　反过头来只能阅读。我背诵《孝经》《大学》《苏辛词》《花间词》，我背诵冰心与巴金，后来还有鲁迅的《野草》。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虑而后能得。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其心者先诚其意……”　　诵读这样的书又像是洗澡，淋浴一样地扑头盖脸，盆浴一样地拥抱全身，旋转按摩一样地舒筋活血，桑拿蒸气一样地代谢新陈。合辙押韵，步步高升，颠扑不破，翻过来倒过去都合身，如旧北京卖布头的吆喝：经蹬又经踹，经拉又经拽，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　　我也特别喜欢放假，每年夏天，临近假期，由于酷热，缺觉，考试，我都精疲力尽，憔悴不堪。一放暑假，先睡个好午觉，再赶上一场透雨，再逛逛北海公园与平则（阜成）门外，听蝉嘶，听水声，听鸟叫，再读读我喜欢读的小说故事，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喜欢自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喜欢休假——目的不在于嬉戏而在于读书。每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都制定出令人狂喜，催人奋进的暑期生活与学习计划同，而且执行得差强人意。放完假，我当真觉得自己的知识有所长进，乃至身体也有所发育了。这种喜欢自主度日，但并不懒散放任，尤其绝对不是销磨浪费时间的特点，可能至今保存在我身上。//---------------三、我要革命(1)---------------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点燃。同学们个个兴奋得要死，天天上五年级的级任郑谊老师那里去谈论国家大事。郑老师说到，抗日战争前，蒋提倡“新生活运动”，国家本来有望，但是日军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复兴的进程，等等，我们义愤填膺。我愈想愈爱我们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意献出生命。顺便说一下，郑老师解放后曾经是全市著名的模范教师，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未能幸免。　　也是这个夏季，我做出了跳班考中学的决定。我看了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画着三、四个孩子腿绑在一起走路，走得快的孩子被拖得无法前行，走得慢的孩子也被拖得狼狈不堪。我竟从此画中得到了灵感，我认为我就是那个走得快的孩子，而学校的分班级授课的制度就是绑在孩子腿上的绳索。我拿过比我高一级的姐姐正在被教授的六年级课本，认定那些课程对我已经毫无新意。而且，早就有这样的事了，低一年级的我帮助姐姐做高一年级的作业。只是现在说起来有点吹牛的不安感。　　我本来想报考离家很近的位于祖家街街口的市立（男）三中，那时是男女分校。排到了报名窗口，人家要小学的毕业证书，并明言不收“同等学力”者，我只好去考私立的以教会伦敦会为依托的“平民中学”（现四十一中），一考就中，而且上学后仍是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日本投降后父亲从青岛回来了，暂时消消停停。一天晚上他往家里带来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当时，由国、共、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正在搞国、共的停战。驻北京（平）的调处小组的共方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将军。李新同志似是在叶将军身边工作。李新同志一到我们家就掌握了一切的主导权。他先是针对我刚刚发生的与姐姐的口角给我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道理，讲得我哑口无言，五体投地，体会到一个全新的思考与做人的路子，也是一个天衣无缝，严密妥贴，战无不胜的论证方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做圣人的路子，遇事先自我批评，太伟大了。自我批评一开始也让我感到有些丢面子，感到勉强，但是你逃脱不开李新同志的分析，只能跟着他走，服气之后——你无法不服气的——想通了之后，其舒畅与光明无与伦比。　　紧接着李新叔叔知道我正在奉学校之命准备参加全市的中学生讲演比赛，比赛是第十一战区政治部举办的，要求讲时事政治的内容。父亲先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李新叔叔却说一定要讲，就讲三民主义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主旨是现在根本没有做到三民主义，也没有四大自由。我至今记得我的讲演中的一句话：　　“看看那些在垃圾堆上检煤核的小朋友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做到了吗？”　　毋须客气，这次比赛的初中组，我讲得最好，连主持者在总结发言时都提到王蒙的讲话声如铜钟。但我只得到了第三名，原因当然是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他们闻出了我的讲话的味道。我也学到了在白区进行合法斗争的第一课。　　顺便说一下。代表我校高中生参加讲演比赛的是杨虎山，他在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曾任我国驻利比亚的大使。　　李新同志后来主要从事党史研究与著述，是著名的党史专家。作为我此生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他的雄辩，他的真理在手的自信，他的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与表达方法，他的一切思路的创造性、坚定性、完整性、系统性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力，使我感到的是真正的醍醐灌顶，拨云见日，大放光明。　　理论的力量在于与现实的联系。我满怀热情地迎接“国军”“美军”的到来，兴奋完了发现人们仍然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穷人无生计，一家四口服毒自杀，美军车横冲直撞，每天轧死多人，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食不裹腹，衣不敝体的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大吃大喝完毕脑满肠肥的狗男女们，他们正从我从来不敢问津的餐馆里走出来，餐馆发散出来的是一股股鸡鸭鱼肉油糖葱姜的气味，我确实对之切齿痛恨，确实相信“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相信人民要的当然是平等正义的共产主义。　　何况我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是曹禺的《日出》，是茅盾的《腐蚀》与《子夜》，还有绥摩拉菲支的《铁流》。这些书都告诉我社会已经腐烂，中国已经濒危，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大变革，是一场狂风暴雨，是铁与血的洗礼。　　还不仅仅是这些带有社会批判倾向的作品，我回想，包括安徒生童话与格林童话，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活命水》《灰姑娘》《快乐的王子》《稻草人》《大克劳斯与小克劳斯》《白雪公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强烈的激动，世上有许多不义，世上有许多美丽善良诚实而又爱苦的人，世上有许多“国王的新衣”需要戳穿，有许多“灰姑娘”和“白雪公主”和“小人鱼”等待着爱她们的王子，有许多被魔鬼变成了石头的生灵等待着“活命水”（有点像观音大士的杨枝净水）的起死回生。我的感觉革命才是这样的复活生灵的活命水。现实有太多的丑恶，理想是多么美好动人，能够把丑恶的现实变成美好的理想的唯有革命，为此，我们所革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为革命也是为理想，付出再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文艺，尤其是文学常常会成为一个革命的因子，从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三、我要革命(2)---------------　　与李新成为对比的是国民党的官员。有一次我接到学校命令，必须收听市社会局长温某某的讲话。我们家的“话匣子”，是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胡同里的日军家属，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得不以“跳楼”价卖掉一切东西、仓惶回国时，从她们手里买得的。　　我完全不记得温局长讲了什么内容、为什么中学生必须听他的讲话，但是我记得他的怪声怪气，官声官气，拿腔做调，公鸭嗓，瞎跩文却是文理不通。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他与李新同志的对比太如地下天上了。我当时立即坚信：李新同志、共产党人的逻辑、正义、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谈、润物启智、真理在手，颠扑不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作为新生力量的共产党，她讲得是多么光明，多么科学，多么有作为，多么激动人心啊！　　还不仅仅是这两个人的对比。我读左翼著作，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强烈，鲜明，泼辣，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振聋发聩，醍醐灌顶，风雷电闪，通俗明白，耳目一新。而你再看旧政权的作品，例如蒋的《中国之命运》，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平民中学有一个打垒球的传统，我现在还不明晰当时我们从日本人那里学到的垒球是不是现名棒球的运动项目。垒球队有一个矮个子、高中二年级生，他是个性情活泼，机灵幽默，球风极佳的后垒手，名叫何平。即使他输了球漏了球，他的甜甜的潇洒的微笑也会为他赢得满场喝彩。一天中午我在操场上闲站，等待下午上课。他走过来与我交谈。我由于参加讲演比赛有成也已被许多同学知晓。他问我在读些什么书。　　我回答了一些书名后说道：“……我的思想，”我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宣称：“——左倾！”　　赶得别提多么巧，何平是老地下党员，我的宣示使他两眼放光，他从此成了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思想起来，到现在我也说不清，向并非熟知的同学做这样宣布的目的，也许我完全不懂得其危险性。我只能说这是历史，这是规律，这是天意，当革命的要求革命的依据革命的条件成熟而且强烈到连孩子都要作出革命的抉择革命的宣示的时候，当这种宣示就像木柴一样一碰就碰到了电火雷击的时候，这样的革命当然就完全是不可避免，无法遏止的了。　　1986年冬，我在文化部长任上与一大批外国在华专家座谈。同座的还有一位比我小两岁、有过同样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的著名作家。我提到中国作家的左倾，提到左翼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我的这位同行兼好朋友就分辩说，他和他那一代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左，从来是欲左也不可能。呜乎！我很惊讶，也很悲伤，到了一个仅仅比我小两岁的作家那里，左派竟然成了一个不太好的名词了。夫复何言？谁可与言？　　此后，父亲随李新同志去了解放区，到父亲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去了。而我，也立即跟随何平走上了一心要革命的道路。//---------------四、我有没有童年(1)---------------　　由于匮乏和苦难，由于兵荒马乱，由于太早地对于政治的关切和参与，我说过，我没有童年。　　我没有童年，但是我有五岁六岁七岁直到十几岁的经历，一年也不少，一天也不少。回想旧事，仍然有许多快乐和依恋。　　我喜欢和同学一起出平则门（阜城门）去玩，城门洞有刺刀出鞘的站岗的日本兵。过往的中国百姓要给他们鞠躬，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记忆。一出城门就是树林，草花，庄稼，河沟，充满植物的香气，一路走着要跳几次水沟。到大跃进时为止，此地的钓鱼台那边一直是天然野趣。那里的窄窄的两行杨树林，秋天树叶变黄的时候发出一种类似酸梨的气味，踏着落叶在树林里徜徉，使人觉得诗意盎然。城市后来是怎样地成倍成倍地扩大着啊。　　我更喜欢从西城家中走太平仓（现平安里南边一条街，过去，从西四到地安门那边的环行路公共交通都是走太平仓而不是平安里的。）经厂桥、东官房到北海后门。太平仓那边有几家高档的四合院，大门上用油漆写着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这些句子我早就学会了，不是从书本而从一些四合院的大门上学到的，这也说明我多次从那边走过。“芳草红”与“杏花红”的句子使我醉心，联想到了儿时学过的模范作文。　　这些院落的围墙很高，有的墙上还绑着铁丝网，院里的树木把枝叶伸探到院外，院门经常紧闭，我从来到过任何人从这样的高级院落里出进。太平仓的胡同里两侧都是国槐，是典型的老北京的胡同——小街，在开通了从平安里拐弯的有轨电车道后，很少有车辆走这条要多拐几个弯的旧街。走在这样的胡同里，心情很微妙，应该算是一种享受。　　一进北海后门，先听到的是水经过水闸下落的声音，立即感到了凉爽，进入了清凉世界。再向南走两步，响杨的树叶的巨大的哗哗声攫住了你，一时节世界只剩下了两排排列整齐、盖有年矣的杨树林，树干的疙里疙瘩与似曲实直，亭亭玉立与随风倾斜显示了既古旧久远又年轻潇洒的风格。《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抱怨过响杨的树叶噪音，我简直不懂。对于我，杨叶的作响是一片天籁，一片清凉，一片宽阔和生机。每听到北海后门两面排杨树的声音，我立刻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得到的是盛夏酷暑中突然获救的感觉。　　我也喜欢短时间的北京城向大自然的回归：夏夜，在院落中乃至到胡同口乘凉，听姐姐王洒背诵杜牧的咏什么“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句。确实那时的北京夏夜到处都能看到款款飞着的萤火虫。二姨还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一个孩子由于丢掉了打醋的一毛钱，被继母打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死后变成了一只萤火虫，打着灯笼寻找他丢掉的一毛钱。从此我深为自己的母亲并非继母而特感幸福。　　大雨之后胡同里积着齐膝的水，蜻蜓擦着水面飞。杨树上时有知了高唱。北京的国槐最多，春天则是小小的青虫，吊在从树干上垂下的丝上。我们解放前最后迁入的小绒线胡同二十七号，向东一拐，就有一棵特大的国槐树，我们的后院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后来，果然我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写到了槐花。秋天即使在庭院里也听得到蟋蟀的啼鸣。我曾经很热衷于养蟋蟀斗蟋蟀，热衷于给蟋蟀喂毛豆。行家告诉我，好蟋蟀需要喂人参，我就不明白了，谁知道什么是人参呢？　　夏日我也喜欢养蝈蝈，我有细秫秸杆编成错落有致的蝈蝈笼，传说故宫的角楼就是参照了民间编蝈蝈笼子的方法修建的。我懂得如何给蝈蝈喂黄瓜、西瓜皮和南瓜花朵，我从小喜欢听蝈蝈的啼叫。我不懂为什么有人讨厌蝈蝈的啼叫，嫌它吵，就像有人嫌交响乐吵闹，还有人怕听提琴或者二胡，说是听了“脑仁儿疼”一样。　　我喜欢所有的吆喝，卖小金鱼和大田螺，卖卤鸡和卖糖葫芦，这二者都有抽签奖励的促销手段。卖硬面饽饽的，是山东乐亭人。卖爬糕和凉粉，像男高音。冬夜则是卖羊头肉，切得比纸还薄，切出来的肉片变得透明。仅仅是卖一筐水萝卜也是叫得曲折宛转十分出彩。寒冷的深夜，有时会听到盲人算命者的笛子声，“梭米瑞多瑞米拉梭——梭（低八度）多米瑞多……”我觉得极其凄凉。家里人说，这些人名为算命实际上很可能是卖烟土——贩毒的。这使我更感神秘了。白天我也常常看到瞎子，可怜的很。有一些与我同龄的男孩老是欺负盲人，残疾人，还有一对乞丐母女母亲的样子像是有精神疾患。我同情她们。　　现如今，大约是为了安抚老北京们的怀旧情意，组织了舞台上的旧京吆喝合唱，一片混乱嘈杂的蛤蟆闹坑，恶劣透了。舞台不是胡同，集中在聚光灯底下闹轰也不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季节品种的吆喝，合唱团员们哪里有小贩的心情与声带？生活与艺术紧紧相连，然而生活与艺术是不能互相照搬的，照搬卖货吆喝的方法不可能成功，而只能是更告诉人们，过去的一切已经成为永不复返的过去。//---------------四、我有没有童年(2)---------------　　我喜欢看老舍的话剧《龙须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于是之饰演的主角程疯子，能很地道地吆喝一嗓子：“卖哎大啊吉恩（金）鱼吁，卖哎稀噢（小）吉恩（金）鱼吁拉哎（来）唉……”这里的“稀奥（小）”是全句的重点，要拉够长声，要清晰地传达出复合韵母的全部特点。但我也有不满足，在我的记忆中，北京的春天除了小金鱼，就是是说卖金鱼的都捎带着卖“大田螺蛳”，程疯子怎么忘了吆喝大田螺蛳了呢？　　姐姐比我只大一岁半，我受了她和她的同学的玩法的影响，从小玩很多女孩儿的游戏：跳房子，踢毽，抓子儿（桃核与玻璃球），用丝线绑捆香包（小粽子），还有跳绳之类。但后来开始受到女孩的排斥，自己也觉得无趣了。　　有几天我醉心于自己制造一部电影放映机，因为我知道了电影的原理和什么视觉留迹的作用。我想的是自己画出动画，装钉成册，迅速翻动册子，取得看电影的效果。努力良多，没有太成功。　　我毕竟是男孩子，慢慢地就有了野一点的玩法，在墙头上玩打仗，每天没完没了地做手枪，时幻想着自己趁一只活像真枪的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嘎——咕，一枪毙“敌”于脚下。　　但是我的蹦蹦跳跳的游戏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我上初中的第二学期，到西什库第四中学看我们学校与四中的棒球比赛。男生们一个个都抄近道从一个墙头跳下去，我犹犹豫豫，上了墙头，欲跳又止，下去了，右脚脖子歪了一下，疼痛难忍。结果，造成了脚腕处骨裂，养了一个多月，影响了上课，唯一的这一学期，我的考试没有进名次。我尝到了挫折的滋味，梦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优异成绩，却在成绩通知单上看到了失败。梦中的我一再追问，这是真的还是梦？梦中的回答是，不，这不是梦，这是真的，就是我考得好，骨裂了仍然考得好。这样的信心正是我无比的屈辱感的根源：愈相信自己就愈感到丢人。　　说下大天来，我的童年过得还是太怯弱了啊。父亲的一个朋友曾经送给过我一个鹰状风筝，我试了几次始终没有放起来，读鲁迅的《风筝》的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比文章里的弟弟与哥哥更可怜，我竟无待于暴力与蛮横的摧毁，我竟无待于封建吃人文化的压制，先是我自己就怯了，跳墙骨裂，放风筝堕地，打架无力还手，不必旁人欺负，也不可能战胜任何一个人……　　往者已矣，如今的北京已不是当年的城市，所有的儿时记忆已经没有可能再重现眼前。北海公园后门的水声依旧，但是杨树林的品种已经更新，不复有那哗哗的响动。到处车水马龙，到处高楼大厦，谁可以在墙头上掏出木头手枪大喝一声“不许动”呢？夏夜不再扑流萤，冬季的天空上也看不到成群的黑压压一片乌鸦飞过，春天听不到黄鹂，秋天听不到蟋蟀。　　在新疆，我的二儿子王石经常自己做风筝，一放就放到半开空，我仰首观看，心旷神怡。有些心愿，自己这一代没有完成，下一代完成了，也是快乐。　　在我68岁的生日，文化部给我开车的司机郝俊卿师傅送给了我一个大蜈蚣风筝，说是他看了我的有关放风筝的文字，他想，这还不容易吗？后来，我们一道有几次将风筝放到高空的经验。毕竟，一切希望都在人间，一切人间的希望都很可能实现，虽然可能是六十年后的实现。//---------------五、雨果与周曼华(1)---------------　　汪曾祺老在回答为什么走上了文学写作之路的时候，曾经戏言：“因为从小数学就不及格。”　　我有点不同。我从小喜欢数学。小学时候，没有比分析那些四则文字题更令人觉得有趣的了，鸡兔同笼，有头多少，有腿多少，问是多少鸡多少兔。和尚挑水，大和尚一人挑两桶，老和尚两人抬一桶，小和尚一人提一桶……问是三种和尚各是几位。到现在我仍然喜欢这种逻辑的分析，而且我深信有的孩子解不出这样的题，其实主要原因是语文障碍，问题的叙述，已经包含了解决问题的逻辑，但某些孩子读不明晰，弄不清主语宾语定语状语，弄不清条件与设问的关系，觉得文字已经很绕脖子了，还谈得上解题吗？有的孩子做错了题则是由于对文字题的设问词、语、句的理解上出了毛病。听清楚话，看清楚文字谈何容易！此后的大半生有多少人看不清文字语句却要与你争论，老天！　　后来在初中，则是平面几何使我如醉如痴，什么九点圆，什么悠勒尔线，那种完美，那种和谐，那种颠扑不破，那种从最简明的地点入手而徐徐升高，变得华彩炫目的过程，实是天机，实是上天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是上天给智慧的奖赏，是上天与智慧的联欢。而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登山，如走出森林，那是一个不断选择，不断分析的过程，那又是一个不断寻找，不断否定，不断舍弃，不断靠近，不断开辟的过程，当你慢慢走对了路的时候，你似乎听到了光明的合唱，你似乎看到了朝霞的绚烂，你似乎服膺了智慧的千姿百态，你似乎亲手造就了自身的成长，做出一道题你就长出一口气，你就又长高了一两个毫米。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我还要说，智慧的最高境界与忠诚密不可分，没有专心致志，没有始终如一，没有老实苦干，就只有小打小闹的阴谋诡计，不可能有真正的智慧。智慧使人变成巨人。智慧是美丽的。而在年逾七旬以后，我还要说，智慧是魅力，是风度，是远见也是胸怀。智慧是人化了的性感。智慧使男人变得高大英俊，使女子变得神奇迷人，智慧是美的孪生姐妹，智慧是善的明澈的观照。　　我还要提到，我的初中几何老师王文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善于把一道几何题的做法，解决的过程说得栩栩如生，楚楚动人，诱人，他善于表达智慧的力量与快乐。我的喜欢数学与他的讲授关系太大。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四十一中的校庆日返校，见到他，他还在为我的弃数从文而惋惜。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你选择了别的路子……”　　数学问题上我也表现了自己的狂想遐想。我做过一个题给王老师，我做了一个证明题，证明的是“点不能移动”。我的理由是，点从A移到B，必须先经过A与B中的中间点A’，而欲达到A’，必先经过A’’，欲达到A’’必先达到A’’’，而你是找不到那个最后的也就是距A最近的点的，这样点A的移动遂成为不可能。王老师大喜大笑，他说这是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是初等数学里所无法解决的，但是他欣赏我的钻研精神。　　也有一次我与王老师讨论一道题的解法，我确实找到了比老师黑板上的演示更简明的解法，我举手，刚一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不等说完就打断了让我坐下了。为此，我受到了同班同学的嘲笑。我知道，老是有自以为高明的想法，并不会受集体和老师的欢迎，老显着你？讨厌！尤其是有了确实高明的想法，可能是更讨厌，不仅讨厌而且危险。我以为，一向虚怀若谷，对我宠爱有加的老师为什么不准我说话？只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刚一张口他就明白了，确实是他的演示不高明，那么与其让老师丢脸，不如让小小年纪的王蒙丢脸。在数学问题上出现了“人文思考”，麻烦了。　　而自己的读书主要是童年与青少年时代。为什么爱读书？读书使我感觉良好，使我进入一个美好文明的世界，我明明觉到了，读书在增长我的知识、见闻、能力。而且，我那个时候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像读书一样有益有意义。我三年级以来就常到离我们住的受壁胡同不到一站地的太安候（？）胡同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有时候近冬天黑得早，有时候气候严寒，阅览室里的铁炉里煤净火息，整个阅览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工作人员有一个老汉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他们见我不走，无可奈何，只好陪我不得下班，同时他们又笑嘻嘻地不无夸奖地欣赏我的喜读爱书。　　我什么都读，有关于健身和练功的，其中最得益的是《绘图八段锦详解》，什么“左右开弓要射雕”，什么“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至今会练。我也读过一些太极拳方面的书，不懂，也很难学着练。我甚至省下早餐钱买了一本《太极拳式图解》，学会了“揽雀尾”“单鞭”“金鸡独立”诸名词，仍然无法照学照练。从此我深知世界上有些事情示范、比划、身体力行的意义远远胜于课本。//---------------五、雨果与周曼华(2)---------------　　我也在那里读了《崆峒剑侠传》《峨嵋剑侠传》《大宋八义》《小武义》等章回小说。我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后者的人情世故的描写与冤冤相报的悲剧性的表现，使它的文学价值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武侠小说。　　我试图锻炼某种武功。先是迷上了“金钟罩、铁布衫”，说是有这这种功刀砍不入，剑劈不进。我用物体敲打头顶，高高抛起皮球，再抛起毽子用头顶去接，绑鸡毛的铜钱落到头上砸得生疼，但头部并无长厚长硬的征兆。“金”功锻炼无成，但我学会了对着月亮练蹲裆骑马式，我想汲取书上所说的“日月之精华”。学会了弓箭步、丁虚步、半卧步……我热衷过练气功，垂帘闭目，意守丹田，屏神静息，抱元持一，我期待着泥丸宫（囱顶）的洞开，期待着灵魂出窍，神游太虚。这些都未有成，倒是在前弓腰方面取得过一点成绩，那时我绷直双腿，可以用自己的嘴巴去吻膝盖。蹲裆骑马式也还有点成绩，比旁人做得长些，蹲得也低些。　　最主要的是我在民众教育馆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上来，先声夺人，雨果的书令我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看不懂也要看，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对于阶级社会的不义的愤慨，“左倾”（虽然雨果时期还没有当今的“左”与“右”的分野）意识，大概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我也在那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我在家里读过一本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我印象最深的是说到北京的叫卖果子干的两个小铜碗的敲击声。我深作者的意思是中国已经腐烂，只能大动刀斧。其后又读了《日出》，我恨不得手刃金八爷（恶霸）拯救“小东西”。我喜欢鲁迅的《祝福》和《故乡》，我更喜欢他的《风筝》与《好的故事》。我从一开始就感到了鲁迅的深沉与重压，凝炼与悲情。我知道读鲁迅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我读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我看不懂。但我喜欢她的《水》，我觉得《水》在号召反抗，合我的心。　　在家，我还读了《木偶奇遇记》与《爱的教育》、《安徒生童话集》与《格林童话集》等书。它们大大地启迪了读者的爱心，读到木偶比诺乔的腿被烧掉的情节，我流下了眼泪。　　我读了一本印刷精美的插图本《世界名人小传》，里边介绍了牛顿、居里夫人、狄更斯等人的事迹，这样的书对于我的立志有所成就，是起了作用的。　　我也被带去看过多次电影。我记得梅熹、吕玉堃、白云、舒适、刘琼特别是李丽华、陈燕燕、陈云裳、周璇、周曼华、顾兰君的名字与形象，却不大记得起他们她们演的影片的故事。有一部片子叫《万紫千红》，是各种电影插曲的汇萃，并为此片专写了一首主题曲：《真善美》，众影星唱道：　　真善美/真善美/它们的代价是脑髓/多少心血/多少眼泪/多少沉醉/换几个真善美……　　我不解其意，但是觉得它的词很别致，很怪，便记了下来。　　有一个影片是周璇演的《渔家女》，她的几首歌我后来都学会了。我记得的是一个渔家少女上了阔少爷的当。少女千万要小心，我明白了。　　我看过张恨水原著改编的《金粉世家》，我的一个印象是一男一女亲吻，后来女子就怀了孕。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拥抱就会怀孕。但是我很明白，电影里的故事多是女性倒霉。我从电影中特别感受到女性的美丽，尤其是周曼华的《不求人》，她演的那些家务劳动，蒸饭炒菜，哭哭笑笑，都那么甜甘，那么平顺，那么实在，让人看着踏实，喜悦，爽利而又舒服。我甚至想到，我长大了有一个周曼华式的媳妇该有多好！　　女性美丽，女性倒霉，女性容易受男人的伤害。这就是我从小小年纪看电影中得到的结论。我长大了绝对要对得起女性，绝对不做对不起女人的事。我早就下了死死的决心，即使看到影片中女性的哭泣哭啼啼，我也难过得很。　　我多次在家里听到邻居的或自己的收音机播送李丽华唱的《千里送京娘》插曲：“柳叶/青又青/妹坐马上哥步行/长途跋涉劳哥力/即便坐马动妹心/哥呀/不如同鞍/向前行……”然后是梅熹唱的两句男声：“用不着费心/我不怕/这崎岖的路程”。　　这首歌使我十分感动，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也感动了我，京娘的自杀使我顿足。委婉软弱和渺小的情感，令我惭愧，也令我难以忘怀。解放后我拼命管住自己，再不应该为李丽华的歌曲而落泪啦，至少理论上我是认识到了。　　我一直想看这部片子，但是始终没有看到。　　当然更早的观影片的记忆应该提到莎绿邓波儿主演的《绿野仙踪》与万籁鸣等四兄弟制作的大动画片《铁扇公主》。“绿”的情节我完全不懂，但是影片中有一个水晶球式的宝贝，从球中能够看到远处的人的遭遇，球发光的那一组镜头令我目驰神迷，无法想像人间竟有这样的奇妙，而“铁”，更是醉人，我看了不止一次。我看的结果是相当同情铁扇公主而不是唐僧一行。牛魔王的妾玉面狐狸的山门与她的面容都很美丽。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一节，叫人好难受。牛魔王大战孙悟空，最后显了原形，变成一只大牛，也令我同情，看来亲牛意识是贮存在国人的细胞基因里的。我也与家人一起听戏，一次是尚小云主演的《青城十九侠》，未有印象存留。有几次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看朱丽霞、花砚如演的评剧。我的印象是朱丽霞很美声音富有磁性，而花砚如演得活泼生动。她们的搭配就像后来的筱白玉霜与喜彩莲。//---------------五、雨果与周曼华(3)---------------　　我也随着姐姐等学会了不少流行歌曲。大多是周璇唱过的：“春季里/艳阳天……你可不要把良心变”“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本是个梦”“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太阳”“这里的早晨真可爱/这里的早晨真自在”“天上旭日初升/湖面晨风和顺”我们都唱得滚瓜料熟。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又有几只歌流行起来。一个是“山南山北都是赵家庄……”却原来这是吴祖光的歌词，是隐含着对于解放区的向往的。另一首是“春天的花是多么地香，秋天的月是多么地亮……”虽然浅，但是我无法抵抗它的动人。有趣的是1990所北京亚运会上香港体育代表队入场的时候，铜管乐奏的就是这一首歌。最后一首是《夫妻相骂》：“没有金条也没有金钢钻”“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歌曲流行起来，旧社会灭亡的预兆也就无可怀疑了。　　1949年以后，我以为这些光怪陆离与乌七八糟都是一去不复返了。有一次我无意中哼哼起《蔷薇蔷薇处处开》的调子，我的领导立刻指出，怎么从“重庆的防空洞中”（语出毛主席）刮出一道阴风……我更加明确，这过去的一切只能是决绝地无情地与之告别，与之永别了。去你妈的！//---------------六、从拜财神爷到思想赤化(1)---------------　　那时候看电影，离家最近的影院有两家，一是现在的胜利影院，1945年后曾名建国西堂。更早叫什么，不记得了。另一家一直叫红楼影院，后来以放映记录片为主。每次看完电影，我们都是从西四往北过马路进帅府胡同或报子胡同，再往西走到我们家。对于童年的我，这两条胡同都是太长了，走起来颇感疲劳。我常常抱怨，怎么这么长的路啊，什么时候能把这条胡同砍去一截就好了。　　有一次，在这条长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在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甚至说闲话时也不住地说，什么时候跌个跤，捡上个金镏子就好了。那时候物价日日飞涨，有钱的人都是用金条之类的东西保值或议价。租房是用“洋面”若干袋计价。我们没有见过金条，但是生活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后来在初中读到守株待兔的成语，我以为这个成语并不夸张。在没有保障和匮乏的生活里，真是昼思夜想也能捡到现成的兔子啊。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一张质量低劣的草纸，画着赵公元帅。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地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姨母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它给我的印象像是样板戏《红灯记》里所说的“破烂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什么的。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地一扫而光了啊。再不会想走路的时候拾到钱包了，再不会祈祷母亲打牌赢钱了，再不会梦想通过倒腾银元发财了。所有的关于不再苦熬地卑贱地生活下去的愿望，关于有朝一日闹翻身的愿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张而有了寄托了。　　何平与李新同志又不同了，他热情、理想、坦率、充满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同学，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俩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能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何平还带我去位于北新华街的朝华书店，说那是一个进步书店。我在那里看到了以苏商名义经营的“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三日刊》，是对开报纸形式，上有延安广播一栏，令生活在国统区的我们耳目一新。后来我又去过多次，估计书店已被旧北平当局封闭，关着门窗，一副永远打烊的样子，令我失落痛惜悲哀已极。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状况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与英国工党影子内阁的文化大臣费舍尔谈起了我少年时代对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文字的阅读。什么事都是这样，没有全无意义的阅读和行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联系我们。用地下的术语，我与秦学儒这两个“进步关系”（因我们当时并无组织身份）由黎光——当时告诉我们的名字是“刘枫”“带”。“带”是指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上级对于下级的指导。//---------------六、从拜财神爷到思想赤化(2)---------------　　刘枫一表人材，坚毅英俊，说话声音有很好的共鸣，许多年后我发现，他的外表很像曾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的著名演员石维坚。刘枫的形象完全符合我对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预期，他分析问题从来是要言不繁，切中要害。他的话没有何平那样多，也没有何平那样活泼和幽默，他带给我的革命事业的前景要严峻多了，他是一个严肃矜持的人，你与他在一起，你觉得他永远是胸有成竹，说一不二，坚定正确。//---------------七、冬天里的春天(1)---------------　　1948年底与1949年初，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冀高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各县，由于战争，他们无法回家乡度寒假，省教育厅乃组织了“冬令营”。国民党的省长楚溪春还来了一趟此校。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间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学生宿舍。夜里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压到被褥上。然后同学们发展到半夜劈了桌椅点火。伙食达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只是白水煮萝卜，煮白菜，放点盐，那菜吃起来相当苦。我从家里得到了极少的一点零花钱，就到地安门附近的老德顺牛奶场的门市部喝一碗牛奶，多么香甜的牛奶啊，只是喝了这次就没有再喝的钱了。当局发行“金元券”并且限价，不准涨钱，没几天，老德顺干脆打烊了。　　一个政权一种社会制度的末日更像是闹剧、喜剧和荒诞剧。物价一天涨几次，租房以几袋洋面计价而不是算钱，学生包围了市党部，并将“国民党”三个字更改成“刮民党”，而报纸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讲话，说是这是对国民党的侮辱。不这样登还好，这样一登，真叫我们痛快。在所谓“国民大会”上，蒋“当选”为“大总统”，而江苏某报的头题是蒋当选为“小总统”，后续报道说，由于“受害人”（蒋）未起诉，法院未有计划处理此事。一家亏损太多的报纸，干脆发一个号外，说是共产党的几位司令被俘，当时卖的时候就没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谣言也要听听它在说些什么，于是号外卖掉不少。于是“当局”以散布假消息为罪名处罚该报停刊三日，众人分析说，停报三日，它也总算赚了一笔。沿长江一个城市，说是国民党的官太太陪美军军官跳舞，中途停电，然后发生了强奸案。与此同时，盛传四川有个叫杨妹的女子，从生下来就不用吃饭，于是组织了医学专家追踪调查，将杨妹的身体检查情况包括妇科检查情况全部登在报上，最后说是从肛门处检查出了食物残渣，证明人不吃饭还是办不到的。然后报纸上又挖苦，说是当代中国科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证明人必须吃饭。　　随着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入关包围了平、津，对立方面自知大势已去，一片萧条。学生中的地富子弟，绝望中贴出布告，搞什么“自救先锋队”，凄厉地号召学生参加“平津保卫战”，垂死挣扎一番，但应者寥寥。而学校原有的中统特务组织社团“暮鼓社”，张贴一些半哀鸣半狂吠半抽搐的怪声怪气的文字，宣传共产党怎么不好，扬言要消灭“匪谍”。　　晚上自习时读革命书籍，被一位报名欲参加上述“先锋队”的学生看到，他阴沉地说：“小王蒙，小王蒙，别看你，哼……”　　我未动声色。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一个政权垮起来，竟是这样不堪一击，摧枯拉朽，夸张一点，更像是儿童游戏而不像是严峻的斗争。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　　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声音尖厉凄惨，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个绝非善意的问题呢？我也想不出动机来。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胜利者的快意。恶作剧，玩玩爪下的老鼠，这种爱好不仅属于猫儿。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也有针对性有限的说法：“现在是晨钟的时代，让暮鼓见鬼去吧”。　　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我相信，跳舞与唱歌一样，也是属于革命属于共产党的，国民党时候，只有阔太太与不正经的女人跳交际舞，而共产党发动了全民跳舞，多么动人！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我体会到了在广场直接向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宣传鼓动的风险与乐趣。一次讲话热烈成功，同样内容的另一次讲话可能毫无效果，再另一次讲话也可能被轰下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种吧。//---------------七、冬天里的春天(2)---------------　　此后在学习延安版的《整风文献》时，我读到了本书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讲话《论宣传鼓动》，我很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制造的《国会纵火案》庭审中的自我辩护讲演早已经如雷贯耳，我是耳熟能详。后来看了苏联与保加利亚联合摄制的以此为题材的影片，我更是五体投地。我渴望做一个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动家。我一直梦想着这样的场面：不觉悟的人民群众被蒙蔽，被误导，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讲演，雄辩的言词扭转了乾坤，人民流着热泪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长矛向阶级敌人的头上杀去。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立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我们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赵振声（李葆华）（李大钊同志的儿子，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职）等一个又一个地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采购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周总理的声音与风度也同样迷人。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的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对他们佩服羡慕到了极点。我们的中学委书记是杨伯箴（后任团北京市委书记、驻瑞典公使与外交学院院长），副书记是光采照人的女同志杜萍（后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等）。有一位女同志身穿当时并不多见的皮夹克，我尤其觉得她的风度像是苏联的革命家苏菲娅。即使从地下党的领导人的风采上我也深信最最优秀的人才已经集中到中国共产党内,得人心者得人才，势非可当。所有的名词：党、委员、书记、支部、贯彻、群众（工作）、积极分子、先锋作用、核心、作风、思想意识……都使我如饥似渴，如闻天启。我听到一个人议论某某在“闹情绪”，我觉得连“闹情绪”三个字也那么特殊、有新意、有创造性，一个人能够闹情绪，多么革命，多么伟大，多么不同凡响！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胜利起来，凯歌行进起来。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中国已经是我们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经是我们的了。我已经知道北平即将更名为北京了。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无限骄傲。　　只是在半个世纪多以后在我动笔回忆这一切的时候，我才不禁想到，对于我来说，革命是不是太轻易了呢？轻易的胜利里边，是不是孕藏着什么危险，什么后患呢？//---------------八、中央团校(1)---------------　　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团结一心、大有希望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的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百分之九十七来自大中学生地下党员）的积极性的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坚信累过了头一定要自我休整。我“精神”不够用，时有丢三拉四，把领导布置的事情忘掉。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活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我每天与粮油蔬菜供应私商打交道，今天你发现A店粉丝比B店便宜百分之二十，你换成A店，第二天你又发现C店的大米比A店又好又廉价。最后，你差不多放弃了利用私商间的竞争买到最划算的食物的希望，却学会了与私商碰杯。然而，学习团组织的大报告还是精彩得很，我听了艾青批判徐志摩的诗《别拧我，疼》，我听了周扬讲革命的文艺运动，好像还有哲学历史学方面的名家艾思奇等为参加学习团的学生们讲课，展示了解放区、共产党崭新的意识形态的丰富、辉煌、战无不胜与蓬勃焕发。　　接着，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我在十五班。十五班多来自北京，曾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的徐萌山是我们班的学员，是当时班上的党支部委员。另有一些上海南京的学生党员。多是已经有一点“革命“的经验的团干部。十七班是来自上海的新生。而十八班是来自北京的新参加工作者为主。　　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到良乡县上学，这有象征意义。中国革命走的是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一解放，从乡下进城的人占领了头鳌。我的到良乡学习显示了老革命的色彩。我们就住在“号”来的老乡的房子里，我们争着给老乡挑水，我们继承了前辈革命者亲农的好传统。　　这是我长大后首次生活在乡下，有新鲜感。　　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用现在的话，我们的教师可真是超豪华的阵容：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大课是露天进行的，我们每人自备一个小马扎，拿着本子猛记。天黑后点起煤汽灯，招引了太多的趋光飞虫，几次不得不停下讲课用纸包捉虫杀虫。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完全是用他自己的语言，讲的是他自己的心得，而且我能感觉得到他也陶醉在自己这种法律恣肆的讲演之中。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贯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他完全是一个解放者、拯救者、宣示者、指挥者，先知先觉者，他在手把手教这些年轻干部的导师，而听者只是单方面的接受者、吸收者，从零或者负数开始者。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那个时候听讲是可以递条子的，不必署名。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八、中央团校(2)---------------　　田家英当然不是一般人物，我与他没有直接接触，这里不多谈他，但我至少可以认定，他有学问，有才华，爱思索，有创意，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话语爆炸与思维加速的状态。　　1980年我首度访美，在一个教授家的钢琴上看到一段话，说是人生就像钢琴，它的表现决定于你的演奏。它使我想起了已经阔别人世十余年的命运带有悲剧色彩的田家英同志。　　在中央团校还进行了速成的思想改造，学员们如饥似渴地接受革命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同时，联系实际，检查自己原有的思想认识当中有哪些不符合新观念，受了哪些反动理论的影响，具有哪些胡涂认识，哪些剥削阶级的偏见，做过哪些错事坏事，是怎样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不知道怎么形成的一种风气，越是骂自己，越是忏悔自己的丑恶反动，就越证明学习有了收获。　　我们班两次举行全班的批评大会，帮助两个学员，他们都是来自大学的新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反蒋反美的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个人违反学校纪律与一位女学员搞恋爱，而且其表达爱情的方式被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他送给这位女生一块石头，用了一个什么谐音。另一个人是什么“学生领袖”，能说会道，喜出风头，性格豪爽，说过什么民主自由之类的话，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我们大家对他们二位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众人情绪高涨，感到新鲜而又热烈，面对面深揭猛批。实昔日闻所未闻。此二人尤其是后面那个人，也被枪林弹雨、铙钹齐鸣式的大会批评搞得亢奋悲壮，渴望着焕然一新的奇迹，渴望着本人历史的崭新篇章，声称是巨大帮助，巨大温暖，巨大推动……　　我们班上的团支部党支部进行了十分民主的改选，完全由党、团员提名，候选人还发表讲话，讲自己如果当选将怎样做。其他成员也自由发言，气氛极其活跃。那位被认为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人是团支委的候选人，有人提出他性格急躁，是缺点时。另一位年轻人说，急躁固然不好，但也有好处，他的特点是“五年计划，三年完成”大家鼓掌。但立即有人指出，把“五年计划，三年完成”说成是性格急躁的后果，这种说法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学员们又受到了一次教育。我感到后悔，即我本来也对“三年完成”急躁论取质疑态度，却没有立即严正指出，丧失了一个表达自己的高觉悟高水平的机会。　　个人英雄主义者虽然被大会批判，却仍然当选为团支部委员，这很感人。　　另一次我的水平是表现出来的了。关于休假，学校有一次安排，学员有些意见，经反映后校方采纳了学员的意见，一个学员说是“斗争取得了胜利”，我立即指出：这样的说法不妥。　　我当然是被肯定的。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　　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们帮助他提高觉悟，自认为做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　　另外，我在团校仍然身体不好，又犯了失眠症，难以治愈。此后很长时间我以充足睡眠为首要的养生之道，我开玩笑说，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可以冲击其他，其他却不可以冲击睡眠。这与我少年时代的痛苦的失眠经验有关。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我们还取材本组的故事编了话剧，内容是一个思想有问题的学员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在组织与群众的帮助下怎样放下了思想包袱，一通百通，跟上了革命前进的步伐。我是演员之一，演一个热心帮助别人解决思想问题的小同志。　　中央团校的八个月的学习为我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基础。此后我一直喜欢探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列宁的建党学说与孟什维克的建党学说的分歧，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等等。//---------------八、中央团校(3)---------------　　我养成了分析思想、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习惯，什么问题都能分析它一个头头是道，都能有个一二三条看法，我这时已经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理论能力了。　　在中央团校期间，我们的同组学员当中还有一些名门子弟，例如朱学范的长子朱培根，国民党将军庞炳勋的女儿庞屏阁。另一组有一位同学是一位著名民族工商业者的儿子，他曾经请我们全班师生到他家吃过晚餐，几进的大院，走廊，明亮的照明，一道道炒菜，使我想起自己的家人，我很辛酸。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是不是就在后圆恩寺礼堂呢？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普通人，那么一站，多么紧张，多么尴尬，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我们组的学员鲍训吾同志代表团校毕业生向主席朗读并献上了致敬信，毛主席与他握了手，我们都感到了光荣，并纷纷与鲍同学握手。　　团校二期后两个月搬进了北京城，后圆恩寺。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班的学员多次聚会，包括原来受过大会批评的人，对于团校这一段经历，仍然十分珍惜。//---------------九、秋天的发现(1)---------------　　一年四季，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同一个时间发现并感受的。冬天，我的体会最早，我的童年时代的冬天比后来严厉峻急得多。我上小学时戴带“耳朵”的帽子，戴口罩、耳套、脖套、手套，手揣子（状如圆筒，二手揣进去）穿棉衣棉裤和毛窝，仍然冻得手脚发麻，伸出手却写不了字，有一次我冻哭了，还有一次我冻得尿了裤子。　　从小学二年级我注意到了夏天。夏天，我最喜欢的是大雨，大雨后胡同里可以有齐膝深的积水，大量蜻蜓在水面上飞。夏天的雨使你相信天无绝人之路，酷热到极以后，天会以雨搭救众生。　　但夏天仍是有一种快乐，乘凉与闹雨仍是贫穷和匮乏的童年时代的一项美好的记忆。等着风，说着闲话，看着月亮和星星，有时候还看到带着小灯笼飞行的萤火虫，或是看着乌云，闻着雨带来的泥土气息，等待着使感觉翻一个个儿的暴雨前来。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得自大自然的恩宠。　　第三个发现的是秋天，是在中央团校，是在当时的河北省良乡县得到的。　　良乡位于平原，有一座小小的完整的方城，诉说着历史、县份、华北和中国。秋天的庄稼，一望无际，闻到的是风中酸甜清爽潮润的气味，听到的是群虫加众鸟的合奏，看到的是庄稼草与树木在秋风中的摇曳，感到的是比北京的盛夏舒展多了的秋意。　　良乡东城门附近有一家“刘饭铺”，我在那里用微薄的津贴吃过炸豆腐。一块整豆腐，炸过表皮，上面略放一点清酱和花椒之类的调料，作为小菜来卖。我要了一盘炸豆腐，吃起来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已经走南闯北，已经离家独立，已经有经济能力每月点一次炸豆腐乃至加一两（旧制，一市斤的十六分之一）散白酒，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了生活是美好的。　　走出东门，是一道河。河水落差处有几块大石。秋日，昼渐短而夜渐长，傍晚，太阳早早接近下山，我利用休息时间，穿着小裤衩下到河中，钭躺在石头上，任凭流水在冲过巨石的同时洗刷我的孱弱的身体，与气温相比温度不低的清水带着响动哗啦哗啦地抚摸在敲击在出溜在我的皮肤上，给我增加了舒适，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润滑与欢快。而快乐使人增加了自信，增加了活力和志向。原来一年有四季，原来秋天是这样宜人，原来太阳、河流、石头和我之间是这样亲和，原来我可以从大自然那里得到这样多的安慰和启发，原来活着是这样有滋有味儿。　　而此时我正在读李蕤著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里面讲到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喜欢风浴、雨浴、日光浴，喜欢读书、静坐，注意锻炼自身。尤其是毛泽东的最早填的词《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词，那时候他的诗词的发表并不正规，这个版本上的“怅寥阔”三个字印成了“张廖阁”，相当费解，书用纸是解放区出品的草制黄绿色的纸。但是它仍然大大地感动了我。　　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气原来可以这样蓬勃，胸怀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泽东的事迹与诗词的启发引导之下，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　　作为中央团校的学员，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革命人，我正在学到的真理，将做到把新世界的钥匙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历史的罗盘和缰绳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创造自己的比世世代代先人更光明瑰丽的命运，把人类的新纪元的大门打开，开得大大的，把世世代代后人送到永远的幸福里。　　著名的苏联科普作家伊林，除了写过名声极大的《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本名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此说深得吾心，我不是正在变成巨人吗？　　我热爱和迷恋革命的理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党史，从猿到人，劳动创造世界，家庭、私有财产和阶级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整风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青年运动，先锋主义与尾巴主义，桥梁作用与后备军作用……这些严丝合缝的逻辑论述，是怎样地战无不胜，包罗万相，明晰确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分析的利器，是分析的保证，王蒙何幸，自幼就掌握了真理，从此只能是步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九、秋天的发现(2)---------------　　从这个时期，我发现了秋天也发现了自己，发现了生活，也发现了志气，发现了毛泽东（读《长沙》比我当初也发现了诗：我不能虚度年华，不能碌碌无为，我必须努力，我应该努力，我自然要努力变成巨人。　　我至今仍然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首词，认为它的完整与鲜明，匀称与格局超过了此后的许多诗词。只有《忆秦娥》“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能与之相比。《咏雪》很伟大，但《惜秦皇汉武……》几句未免平铺。《答李淑一》极感人，但“问讯吴刚所有……”两句未免太通俗。而《长沙》既精美又壮美，既纯净又豪迈，既兴之所至又无懈可击，乃极品也。　　至于春天，我对春的感觉最迟。那是一九五零年，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分配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第三区工作委员会任作部干事之后的事。　　春的发现第一次是在北海公园，也受影响于《红楼梦》的阅读。北海前门，茶座那边的垂柳之下，无限依依的春水使我感到了春天。1950年的春天，我与姐姐王洒在石桥与牌坊近处赏湖，碰到了前来公园的女二中学生崔瑞芳。女二中在我所工作的第三区，而姐姐曾与崔共同参加过一个学习。我们说起话来。她的笑容使我难忘。而此后见到她，她不止一次问：“王蒙，你怎么会有那么小的姐姐？”我们似乎从此拉近了距离。　　《红楼梦》的春天的描写则使我感到一种神经末梢的触动，感到一种悲哀与惶惑，有点拖泥带水。我毕竟是秋天生人，我更适合的是秋天。我的长子王山写过一首新诗《我是秋天的儿子》，我喜欢他的这个诗题。//---------------十、充满阳光(1)---------------　　1950年5月，作为中央团校第二期毕业的学员，我回到北京团市委，分配到了第三区团工委,担任中学部后又担任组织部的负责人。当时北京没有开过团代会，故先称“筹备委员会”，后改称“工作委员会”。后来第三区改为东四区，略有扩大，后来东四区又与东单区合并乃有东城区。　　虽然只是巧合，但是我这次比较稳定地开始了新的工作之时，恰逢苏联外国文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加里宁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在中国发行，而且这本书被大大地宣传了一番。　　加里宁曾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留着一个山羊胡子，给人以“加老”的感觉。加老的书深深打动了我，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个提法最早出自马克思，含义是要克服资本主义使人服从流水生产线对于工作的极端局部的片面化的要求，克服生产线对于人的片面铸造），个个政治觉悟高，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姿态优美。记得加老的原话是由于人人练习舞蹈，连走路的姿势也是优美的，头脑明晰，谈吐优雅，组织纪律，热情洋溢，纯洁晶亮。同时我们也不知学习了多少次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主要之点是，共青团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简称“学习学习再学习。”　　当时畅销的一本书，是苏联劳动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写的自传。书名《最主要之点》。当时认为最精彩之点在于，当她访问美国并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美国记者问道：“你有多少钱？”她的回答是“两亿多”。美国人大惊，说“你有两亿卢布？”（注：当时苏联卢布的官方比价比美元高许多），她回答说是两亿多苏联人民。　　这些提法令我如火如荼。我设想着经过我们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我好像看得见这些青年的笑容，看得到他们打着的裹腿，听得到号令他们集合、起步走、卧倒……的哨音。　　我的周围有一大批这样的充满阳光的青年骨干。团区委的同志，王晋（后任北京市府文教办主任）、段天顺（后任北京民政局长）等志同道合自不必说，各个中学的团总支书记、副书记……这些“学生干部”既是工作同仁，也是青春革命伙伴。男男女女的团干部，人小心大，重任在肩，读书求知，才智出色，一心革命，豪情如火，功课好，能讲演，善分析，同时具有组织能力指挥能力，优秀得很。要不怎么说革命是亿万群众的伟大节日，革命时期一天十年！河北高中的郝柏林（后来的著名物理学家）范与中，五中的刘毓峻，一中的赵树枫，二十一中的何钢、陈良锟，女二中的刘倛、魏之光，女十一中的周美华、杨双挥，二十三中的白逎贤，以及二十二中、女十四中、道济护校等的团干部，都是我的好友我的激情与理想的见证。我们互相切磋，互相传递各种鼓舞人心的消息、思想、语句。晒得黑油油的郝柏林据说每天都要在地安门跑步，高声朗诵“高高的乌拉山啊……”他因此甚至获得了“乌拉山”的绰号。范与中绰号拼命三郎，如一团烈火。刘毓峻善于宣传鼓动。赵、何、陈分析什么都是鞭辟入里……与这些青春革命好友一起开总支书记联席会，汇报情况，传达指示，总结工作，交流经验，不但是公务是工作，也是友谊、学习、“充电”和享受。我们共同享受着革命，享受着胜利，享受着荣耀，享受着青春，享受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另外，不必讳言，他们对我也很佩服、亲近。　　我把我们的这种对于人生、对于工作、对于青年的想法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我致力于让我所联系的团组织的成员们懂得已经具备了怎样的可能，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怎样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努力，我们必须使社会使国家使人类使我们自身比已有的现有的好上千倍万倍。现在所以还没有做到那么好，那是由于受到了剥削阶级和私有财产的偏见的影响。从有了人类文明，私有制与剥削制就禁锢了我们，我们甚至于来不及想一想，摆脱了私有制与剥削制，摆脱了私心私欲，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人！　　我们的理想不但是建设全新的社会，而且培养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人，我们常说，敌人所以说我们的愿望是空想，那是因为出于剥削阶级的偏见，他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理解新人的出现的可能性。　　一个是组织大报告，要让团员们真正动员起来。各个区的团委书记都极善于讲话，善于宣传鼓动，善于引用文学书籍上的材料和语言把青年人说得热血沸腾。同时，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团委也经常能请到一些英雄模范社会名流来给学生讲话，例如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还有一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有一个女工叫李凤莲，她小时候是童养媳，婆婆打她的时候说，一天不打你就要上天呢！后来她当了劳模，作为中国工会的代表，她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她坐上飞机的时候她想到她现在真的上天啦……天翻地覆，日月重光，祖祖辈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如今扬眉吐气，谁能不感动涕零？谁能不高呼万岁？//---------------十、充满阳光(2)---------------　　一个是组织文艺演出和联欢，正是在文艺节目当中，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美好的理想，我们的崇高的情操，我们的热烈的期望，我们的善良的心愿。有一阵。男校和女校联欢得都快疯了，革命带来的解放感青春感都是无与伦比的。革命是血腥的厮杀，革命的胜利带来的是天天艺术节，天天青年联欢节，天天爱情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女二中有一个叫做翟达的有点小胖子状的团员，她声音洪亮，宽广，领唱：“我们，唱一首最亲爱的歌，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当你走过普天之下，没有见过这样伟大的国家……”想一想近百年二百年来中国的屈辱经验吧，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亡国灭种，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河山破碎，引进了新思想的严复晚年只能抽鸦片，一代宗师的王国维只能投昆明湖自尽……就是喊口号背条条也没有这样宣扬过自己的祖国啊！　　而二十三中的团的书记白逎贤会用他的男高音高唱：“哪里有这样的国家，像我的祖国一样美丽，看花开千万朵……”他唱的是苏联歌曲，但与我们的心相通。　　我参加过一对母女的同时举行的婚礼，女儿是地下党员，自不待说，母亲从小受到封建家庭的压迫，直到解放后在女儿的启发下提高觉悟当了妇联干部，勇敢地支持姐妹们争取幸福，也勇敢地为自己营造幸福。　　再一个我相信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包括会议上（叫做生活会，真是可爱呀，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革命者的生活！）与私下里的交换意见。凡是好朋友，熟人，见面就会征求意见。“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这就是最最动人的友谊乃至爱情表白。关于给别人提意见，这就是魅力，这就是好心。我们都学会了吾日三省吾身，学会了君子相赠以言，学会了互作诤友，而绝对不作侫人。入木三分地分析自己的与他人的私心杂念，苦口婆心地劝导自己或者他人，解开思想包袱，放下思想负担，忘掉小我的小恩小怨小小不快，越是个人受挫越是要坦坦荡荡，阳光万丈，满足于快乐于无忧于大事业的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也变成了我的童子功，看家本领。　　这样的做人、交友、处世态度，这样的人生基调我至今并不陌生更不丢弃。我给别人提过些什么批评，别人对自己提过些什么意见，倒真有点记不详细了。我记得同事中有一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我们“帮助”他帮得不亦乐乎。他结婚，家里提供了一些物质条件，在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最后全部拒绝。而他的父母也没有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同志们（不是新郎新娘）贯彻政策给他的父母去电话，他的母亲说：“由于阶级的关系”，他们就不来了。　　而我的被批评包括爱睡觉，丢三拉四，流露骄傲（如说某个爱说爱笑爱表现的女同志无知、不读书所以“可怜”）。还有一条，当时有一苏联影片《勇敢的人》，描写一苏联英雄青年，敌后大战，扒火车，炸大桥，救美人等，社会主义内容，好来坞形式，煞是好看。中间有一德国胖军官，半裸着在小溪中洗澡，吹着口琴。我姐姐很敏感，学会了这个口琴旋律，又教给了我，我想它也是来自德国民间音乐旋律。我也就没事哼哼起来，同志们普遍认为我哼哼德寇的口琴小调是“感情不健康”的表现。　　一个骄傲的问题，一个感情健康的问题，我始终是警惕的。人不应该骄傲，骄傲令与你一起的人讨厌，这是毫无疑问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与集体相比较，与人民相比较，个人不足恃，这些我都心悦诚服。感情健康问题我接受一部分批评，人是不可以放肆的，人应该时时自律，我同意。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例如苏联小说中极力描写渲染的人的美感、多情、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在我们这里动辄被说成是“不健康”“小资产阶级”？赏雨赏花，看云看鸟，追忆梦想，拭泪微笑，这些苏联人做起来就是美好，我们做起来就是不健康？这些又与大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关联？　　直到此后大搞反修的时候，我才明白了，我确实是有不健康之处的，否则何必那么喜欢苏联？　　那时我最爱读的苏联小说是《幸福》，作者巴甫连柯。我读了他描写第二号女主人公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像读了圣经，那种终极性的感动与体悟令我融化又令我升华。我也喜欢他描写红军在二战后期一个又一个地解放许多欧洲国家的情景。特别是他描写的维也纳，那里的圆舞曲。他还喜欢描写斯大林，令人神往。这一切如诗如梦，即使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能在纸上写出这样的东西也令人温暖和感动，佩服和赞赏。书里描写了克里米亚的葡萄酒，描写了美国客人的粗野与蛮横。书里他还写了一个苏联的战争孤儿，重度残废，但是仍然充满生活的热情与奋斗的志气，而美国客人认为这样的孩子活着只能带来痛苦。敢情美国人这样浑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