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余又为姚从吾夫妇在宜良城中觅一屋，介绍其迁来。于是余赴宜良，常往访此两家。又曾登宜良城楼，绕一周费时仅一刻钟。又曾游宜良南城外，一路节孝碑坊林立，可四十数。中国传统风教远被偏远地如此。余又游宜良南山下一溪，此山即余每晨在宜良寺外山嘴之所望，山耸溪激，徘徊桥上不忍去。 一日。某夫人又来。告余距此二十华里有一山，产茶有名，前清时为贡品。惟产量不多，一散入城市，即觅购不易。今适初采，可同往山中购取少许供日常品尝否。余又随之往。某夫人好游，余常往山后散步，某夫人亦每至其地，谓极似德国黑森林。惟彼知余尽日撰写，乃不常来。不两日，方丈来告，附近一山产名茶，今日彼拟往，先生亦欲购取品尝否。彼不知余已先往山中购得。惟彼既来，姑付以钱若干，嘱购茶三斤。和尚言茶价甚贵，若许钱焉得购三斤。实则余付款已较前日购价略增。乃告之仅以此款购之，斤两可勿计。晚归，和尚以原款交回，曰，我已言茶价贵，不敢自作主张，谨退回原款。此僧之狡猾有如此。余平居亦绝不与其他诸僧交言。如需洗衣服，夜间置外室长桌上，翌晨张妈上楼送茶水，既自取去。三餐仅呼请用饭，亦可不与交谈。乃有每星期四日半不发一言之机会，此亦一生中所未有。 某日，有三四女学生突自厨房破门而入，殆觉院中极静，亦不敢作声。楼下既无人，彼等乃轻步上楼。见楼上又无人，乃漫步向南窗前。忽见左侧门内有人，大惊狂呼，踉跄夺步下楼而去。余亦未觉有人来，闻其呼声及脚步声，亦一惊。乃知是少女声，又知必是三四人齐来也。山楼寂静，即此一事可知。 及寒假锡予偕寅恪同来，在楼宿一宵，曾在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亦有联大学生来山邀余赴昆明讲演。余曰，汝等已来此，亲见此环境，尚开口作此请，岂不无聊。诸生亦无言。 又有岩泉上寺。余居下寺，赴上寺一路石级，两旁密树，浓荫蔽天。即当正午，亦日光微露而已。常有松鼠一群，在树叶上跳跃上下，一路抬头皆可见，亦一奇景。上寺已成一道士院，有池石之胜。院旁一亭，备游人品茶之所。亭四围矮墙有靠背可坐，更适眺瞩。余常喜坐亭中，游人绝少，每在此写稿，半日始返。院中一道一仆，道士号静庵，极清雅。余至，必命仆泡佳茗。余告其与北平大儒王国维同名，道士谓知之，并云亦爱读其诗词。随口诵一两首，其不俗如是。告余彼乃广西人，八岁随其家逃荒来此，及家人归，留之道院中，至今未离。静庵道士嗜鸦片烟，必选精品自熬煮，屡强余一尝。余十七岁暑，犯伤寒病，几不起。病愈卧床，余一叔父每夜必携鸦片来，自烧烟泡，命吸。谓，可长精力。此事相距已二十八年，犹能回忆。然终婉拒不敢尝。道士又言，岁春新谷初收，又有黄豆，彼必赴附近一市区收购若干，放置楼上顶屋中。入夏价涨，商人来购去，一年生计尽赖此。先生出款少许，当代买代卖，不费一些心力。在我亦不加劳累，而先生坐增收入，曷不一试。余亦婉拒。道士又言，此间习俗收养女，只在农村中择少女年十三四聪慧者，价不贵，可供洒扫洗涤烹饪一切家务。及其长，可纳为妾室，否则备小款代为出嫁。先生倘全家来，能在此山长住，当一切为先生代谋。其仆亦亲切近人。余遂于后半年迁居上泉寺。道士特辟出楼上为余居，自寝楼下。张妈亦随来照顾，但仍留居下泉寺，晨来夕去。 院中有一白兰花树，极高大，春季花开清香四溢。道士采摘赴火车站，有人贩卖去昆明。张妈以瓶插花置余书桌上，其味浓郁醉人。楼下阶前流泉，围砌两小潭蓄之。潭径皆两尺许，清泉映白瓷，莹洁可爱。张妈以中晚两餐蔬菜浸其中，临时取用，味更鲜美。张妈言，先生长住山上，彼必奉侍不辍。若先生他去，彼愿在山上觅一地，筑一小庵，为尼姑终身。余在上寺心情较下寺更愉快。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终于一年内完成。回思当年生活亦真如在仙境也。抗战胜利后，余重来昆明，每念岩泉上寺，乃偕友特访之。知曾驻军队，情形大非旧况。闻张妈已去昆明，询得其主人家地址，返昆明后求未获。静庵道士亦穷苦，闻仅赖白兰花度日。余去，适彼离寺，亦未遇及。人生乍变，良可嗟叹。最近余在香港晤伟长侄，告余彼夫妇近赴昆明，特去宜良访上下寺。均已被乡民撤除。仅道旁尚留有石碑数处，约略可想见其遗址。余闻之，不胜怅然。 五 余住宜良，即探问石林瀑布山洞诸胜。乃知当年确有夏令营在此，而所游诸胜皆在路南县，距此尚远。须乘火车赴路南站，改乘山轿，数十里乃达。而途中又时有意外。后知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前在北平师范大学曾听余秦汉史一课，家在路南。乃约余以年假往。又另约一人，今已忘其是何人，先一日来宜良下寺。翌日，李埏来，同赴路南，当晚借宿城外一学校中，寒假无人，极为清静。首日游石林，遍山皆石笋嶙峋，或大或小，簇立无可计数。洵平生所未见。尤奇者，在山前一大草坪，草皮平铺，青葱可爱，大石笋皆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每一笋皆作扁圆形，宽盈丈，愈上愈狭，成尖形。一排七八笋，排列作圆拱状，极整齐。有长文篆刻诸石笋下部。又数十笋错纵圆拱于外，俨然若经天工设计，成此巨制。余等徘徊流连其下，俯仰欣赏，真若置身另一天地中。宇宙非此宇宙，人生亦非此人生矣。李埏告余两人，经地质学家研究，由何因缘，成此奇构。全世界惟西欧瑞士有一处与此略近似，此外更无他处可觅。因念在桂林城内外有山，亦平地拔起，惟此处乃群石拔起为异耳。地质学家仅言自然形成之经过，恨无大诗人来此吟咏，亦无大画家来此描绘。余不能诗，亦不能画，及今又逾四十年，追忆模糊，不仅失真，即当时影像亦复捉摸不到。惟恍惚犹知其为生平一奇遇而已。言之良可叹也。 第二日另一路去游山洞。洞中石乳下滴，凝成诸石笋倒悬。犹忆前在无锡第三师范时，曾游宜兴张公善权两洞，有一洞与此略类，已忘是何洞。而此洞尤大，非宜兴两洞可比。出洞游大瀑布。李埏云，比贵州某大瀑布更大。余前游庐山及他处，凡遇瀑布，必迎面仰观。此次则因路便，从山上直赴瀑布源头处，渐逼近，乃闻路旁泉声轰豗，愈前愈厉，三人语不相闻。至瀑布顶上，向下俯视，恨不识瀑布真面目，惟闻澎湃巨响，又怕失足下坠，神魂惶恐，亦忘其置身何处矣。因忆又二十年游美加两国交界处尼加拉瀑布，亦登其上源，但已经人工制造，游人倚石栏上下瞰，乃如在庭院中城市中。惟上有夭，下有水，大自然景象转换成儿童玩具，更何奇丽可言。乃回头寻其源头所在，亦如游一园林，更无奇处。直到一大湖边，乃知此是瀑布上源而已。较之当时余三人在路南所历，天地已失原形，人生亦无多趣味矣。 余等为时间所限，不能再到山下瀑布正面观赏，只循瀑布下流，遵水而行。一路水势奔腾，声势犹壮。途中遇得一堆巨石在急流中，余等设法攀登其上，各择一石，仰卧默听，天地人生又尽没在一片轰豗中。亦可谓无天地，无人生，惟此一片轰豗而已。乃不谓今日于山洞瀑布以外，又得此奇。洵知天地诚多奇，人生亦尽可多得之。惟在无意中偶得之，乃更佳耳。 两日游毕，乃作归计。李埏云，路南羊乳乃全省所产之最佳者，必当一尝。因忆，一日在昆明，偕锡予两人在城外某一酒肆午餐，主人特赠羊乳一碟。余与锡予初未尝过，乃婉谢再四而去。今日当试一尝，真大可口。乃归告锡予，同赴酒家再试尝之，锡予亦甚赞不绝。饮食小节，亦多交臂失之，诚可笑也。 余每星四上午赴昆明，必赴车站旁一小咖啡店小坐。店主候火车到，为余代携书包，送余上车。火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抵站，途经数十山洞，于下午五时后抵昆明。余课排在晚七时，及到，时间匆促，出火车站径乘人力车直奔课室。途中买蛋糕，即在人力车上食之充饥。课室中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余需登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课毕，已夜九时。乃由学生陪赴市中餐馆进餐，待返宿舍，已深夜。星五星六两天有课，亦尽排在夜间。星五晨起，即浏览在宜良山中所未能寓目之报纸。除此外，两日日间均无事，常有学生来邀出游，昆明附近诸胜地几于足迹无不到。 在宜良昆明往返途中过一山，每见山南下一大池，固不能与昆明湖相比，然每念必有可游。一日，约锡予自昭诸人前往，知其有温泉，遂赴某旅馆作温泉浴。温泉热度甚高，可熟生鸡。须先放水，隔几小时后始可浴。遂至镇上闲游，见湖水平漾，乃无游艇。询之，知湖中心有一大旋涡，曾有两法国人驾舟探之，误近旋涡边缘，即为旋涡卷去，人舟俱没。自此即沿岸亦无行舟。环湖胜地乃不开发。余等废然返旅馆，午餐后，浴温泉即归。 六 《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闻毛子水将作一文批驳。子水北大同事，为适之密友，在北平时，常在适之家陪适之夫人出街购物，或留家打麻雀。及见余文，愤慨不已，但迄今未见其一字。或传者之讹，抑亦事久而后定耶。张其昀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后此书印出，余特函寅恪，恐书中多误，幸直告。寅恪答书，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偏检。余意作一教科书，宜力求简净，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今乃无可补矣，亦一憾也。 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晓峰言，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孟真亦无言。晓峰南高同学缪凤林赞虞，独举余书误引出处十余事。《史纲》重庆再版时，余特以缪文附载书末。后屡印新版，乃始一一改定，缪文遂不再附载。又北大学生张君，已忘其名，在上海得余《史纲》商务所印第一版，携返北平，闻有整书传钞者。其时尚在对日抗战中，滞留北平学人，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闻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云。 余在昆明时，有联大学生赴湖南江西前线者，临行前来求赠言。余告以诸生赴前线，首当略知军事地理，随身盼携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就湖南江西两章细加阅读。余观日军来犯，军中必有熟此书者。如其在天津，不沿京津铁路进军，而改道破涿州，切断平汉铁路，则北平乃在包围中。又其在上海不径沿京沪铁路西侵，而广备船筏，直渡太湖径犯广德，则已至南京之肘腋间。此皆攻我军之不备，而实为历史上军事相争一必攻必备之地。能读顾氏《方舆纪要》，则可知相争要害之所在矣。闻者赴市肆购此书，乃不易得。告之校方，设法从重庆成都觅之。校方因此盼余能在下学年开军事地理一课，为后方诸生讲授大要，余亦允之。后余决意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此事遂已。余去成都后，亦从未为学生讲授此课，亦以主学校行政者，皆知常，不知变，故不知有讲此新课之必要也。 余之知日军中知重顾氏此书，乃自抗战前在北平读日人泷川氏之《史记会注考证》一书而知之。此书考证实疏，而凡遇一地名必详引顾氏书。既于古今地名沿革未能详加考证，而独引顾氏书不厌其详，故知日人于此书必有特加重视者。泷川未能免俗，乃备引不厌。而日人之重视此书，则必为其入侵吾国之野心者所发起。余在北平时亦尝以告人，而不谓余语之竟验也。后余又读日人有为顾氏此书作索引者，乃益信余初料之不误。 十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一 余草《国史大纲》既毕，适昆明方屡遭空袭，乃于一九三九年暑假携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乘便赴上海，归苏州探母。锡予同行，在上海接其眷属从北平南下，同返昆明。余家亦同自北平来沪，返苏州。余在昆明，临行前，颉刚来访，彼获流亡成都之山东齐鲁大学聘，任其新设国学研究所主任职。实则此事由颉刚向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商得款，乃始成立。颉刚来邀余同往。适北大历史系同学同来联大者，至是已全部毕业。余允颉刚之约。惟既拟归苏州，须秋后始去成都。颉刚亦允之。 余与锡予先同至河内，乘海轮赴香港。时商务印书馆已由沪迁港，余将稿交王云五，商请尽速付印。云五允之。遂抵沪，知余眷已先返苏州，锡予乃偕余同赴苏州。自离昆明途中，锡予询余，《史纲》已成，此下将何从事。余询锡予意见。锡予谓，儒史之学君已全体窥涉，此下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余言，读佛藏如入大海，兄之《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提要钩玄，阐幽发微，读之可稍窥涯矣，省多少精力。盼兄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则佛学精要大体已尽，余惟待君成稿耳。锡予谓，获成前稿，精力已瘁，此下艰巨，无力再任。兄如不喜向此途钻研，改读英文，多窥西籍，或可为兄学更辟一新途境。余言，自十八岁离开学校，此途已芜，未治久矣，恐重新自ABC开始，无此力量。及返苏州，获见老母，决心侍养一载，不遽离膝下。与锡予游街市，见公私书籍流散满街，有一书摊，尽是西书，皆自东吴大学散出。余忽动念，嘱锡予为余挑选，此一年当闭门勤读。锡予为余择购三书，余嫌少，嘱更多购。锡予谓，兄在北平前后购书五万册，节衣缩食，教薪尽花在书架上。今已一册不在手边。生活日窘，又欲多购西书何为。且以一年精力，读此三书足矣。竟不许余多购。越两日，锡予即返沪。 二 余之《国史大纲》稿，既交商务印书馆，仍由上海旧印刷厂付印。当时规定，书籍著作须经中央某处审查，始可出版。审查凡分三例。一、审查通过即出版。二、依照指示改定后始出版。三、遵照指示改定后，须呈请再审。上海商务旧厂将余之《史纲》稿送重庆审查，批回属第三类。批云，此书出版当获国人重视，故尤当郑重。商务得此批示，即函昆明西南联大告余，久不得复。不知余在何处，付印事遂搁置。 余在苏州，久不闻此书出版，亲往上海商务旧厂探询。乃得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史纲》出版后，仅最先一批书数百本得海运送河内，运销后方。此后海运即断，不得再送，乃改在重庆以国难版发行。余此后在重庆成都各地，见各处室内悬挂中山先生画像，始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则无怪审查处之郑重其事也。以后此项画像遂少见。则一事之论定，宜非可率尔期之矣。 三 余通函颉刚，请假一年。颉刚复函，允薪水可照发，嘱余开始编《齐鲁学报》，首期在上海接洽出版。余念，获一年薪水当另有撰述以报。余撰《先秦诸子系年》毕，即有意续为《战国地理考》，及是乃决意扩大范围通考《史记》地名。获迁居一废园中，名耦园。不出租金，代治荒芜即可。园地绝大，三面环水，大门外惟一路通市区，人迹往来绝少。园中楼屋甚伟，一屋题还读我书楼。楼窗面对池林之胜，幽静怡神，几可驾宜良上下寺数倍有余。余以侍母之暇，晨夕在楼上，以半日读英文，余半日至夜半专意撰《地名考》一书。该书体裁别出，辞简义尽，篇幅不并大，而《史记》全书逐一地名已考订无遗。尽取材于三家注。如韩世家一地名，其地实在魏，则移之入魏地名考中。尽录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余两家失之。或两家注得之，其余一家失之。皆不繁论。只读余书先后之排列即可知。从来为春秋地名考战国地名考者，书已多有，未有如余此书之简净者。余乃得以一年之力完成此书。 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事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则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余以半日力读英文，先读《大人国与小人国》一书。有中文译注，中英对列。每一生字不烦查字典。每一句皆有注，读注文，即可通，约一周，此书即读完。另一书亦与此同，亦一中英对照之小说。然余当时忽不耐烦，不愿再读。又一书全属英文，乃当时最通行之《世界史》，由美国两学者合作。余以《史纲》方成，函喜读之。始苦其难，每一行必遇生字，逐一须翻字典，苦不堪言。如是者有日，乃竟不翻字典即可知其大义。即忽略生字不问，遇历史上特有名字，初不解其义，但续读屡见，亦复心知其意，乃大喜悦。不识之字渐成熟识，口虽不能言，心中已领略，所谓心知其意者，余在此始悟。乃念读中国书，如读《论语》《孟子》，仁、义、礼、智、性、命、情、气，屡读多读，才能心知其意，岂读字典而可知，亦岂训诂所能为功。所谓英文历史书中之特有名字，较之此等，岂不易知易晓，难相比论。余读此西洋通史原文仅到三分一，即感大愉快。竟在一年内，此书通读无遗。此乃余中年以后读书一新境界。使余如获少年时代。亦当年一大快事也。 余去上海又新识光华大学校长浙江张寿镛。在其租界之寓所，赠余以其新刻之《四明丛书》。其中黄梓材冯云濠两人之《宋元学案补编》，尤为余所喜读。然携归亦未寓目。此一年之心力，则全在《地名考》及读英文之两事上。《地名考》成书，乃交上海开明书店，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名义出版。又编成《齐鲁学报》首期，交开明付印。而《地名考》一书，开明始终未印出。及余来香港，乃有别一书店用开明版出书。余另加序文，更交香港龙门书店出版。其中又费几许曲折，此不详述。然此稿终未散失，仍得流传，则亦一大幸事矣。 四 余侍奉老母一年，终辞慈颜，于一九四○年夏重返后方。时自海上赴南越诸路已断，以张寿镛种种相助，获在香港径乘飞机抵重庆。适逢大轰炸，重庆街道一片破瓦残垣。余傍晚抵埠，宿旅店一宵。明日清晨，即赴郊外暂避。借宿伟长侄岳家，本山东滕县孔氏，名繁霨，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太原佐阎锡山治军，热心爱国家，好儒家言。每晨烹浓茶，对饮清谈。下午余出游山中，其外侄姚某陪行。姚君性爱中国古籍，在中学时，已能熟诵《左传》。家中强之学科学，毕业清华大学土木系，在重庆某校任课。至是，山中相随一月，乃欲尽弃其学而学。临别，嘱余开一书单，当试读之。俟有入门，再谋从学。余居山中逾月，得有飞机，再去重庆宿一宵，即乘飞机去成都。 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校舍。国学研究所则在北郊赖家园，距城廿里许。有研究生十许人。有一藏书家，避空袭，移书赖家园，借研究所用。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风日晴和，必一人坐亭中读书。余又兼齐鲁大学课，由赖家园赴城，坐鸡公车，平生所未见也。每周必南北穿成都全城，在学校宿一宵，如是以为常。 五 居不半岁，嘉定武汉大学邀余去讲学，函电频促。余得家讯，老母病亡，心中日夜伤悼，遂决应之。嘉定适遭大轰炸，全城几毁其半，校长王星拱抚五移家城外。余一人住其城中寓邸。隔邻为文学院长朱光潜孟实寓。时孟实一人独处，余中晚两餐，皆去其寓与孟实同餐。畅谈甚相得。 马一浮复性书院设在岷江对岸山上。一日，渡江来访，邀余去书院讲演。熊十力住西湖，与一浮同居有年。及来北平，与余同居。余之知一浮，亦已有年矣。及一浮来此创办书院，十力亦同来。不知何故，龃龉离去。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诸教授绝少来往。武汉大学学生邀其讲演，亦见拒。又不允武大学生去书院听讲。及是，闻一浮来邀余，皆大诧怪。余告一浮，闻复性书院讲学，禁不谈政治。倘余去，拟择政治为题，不知能蒙见许否。一浮问，先生讲政治大义云何，愿先闻一二。余告以国人竞诟中国传统政治，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帝皇专制。余窃欲辨其诬。一浮大喜曰，自梁任公以来，未闻此论。敬愿破例，参末座，恭聆鸿议。遂约定。 及讲演之日，一浮尽邀书院听讲者，全部出席。武汉大学有数学生请旁听，亦不拒。一浮先发言，今日乃书院讲学以来开未有之先例，钱先生所谈乃关历史上政治问题，诸生闻所未闻，惟当静默恭听，不许于讲完后发问。盖向例，讲毕必有一番讨论也。余讲演既毕，一浮遂留午餐。 一浮早鳏居，不续娶。闻有一姨妹，治膳绝精，常随侍左右。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余语一浮，君治经学，用心在通志堂经解，不理会清经解。然耶否耶。一浮许余为知言。席间纵谈，无所不及。余盛赞嘉定江山之胜。一浮告余，君偶来小住，乃觉如此。久住必思乡。即以江水论，晨起盥洗，终觉刺面。江浙水性柔和，故苏杭女性面皮皆细腻，为他处所不及。风吹亦刚柔不同。风水既差，其他皆殊。在此终是羁旅，不堪作久居计。 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则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十力则起居无尺度，言谈无绳检。一饮一膳，亦惟己所嗜以独进为快。同席感不适亦不顾。然言谈议论，则必以圣贤为归。就其成就论，一浮擅书法，能诗，十力绝不近此。十力晚年论儒，论六经，纵恣其意之所至。一浮视之，转为拘谨矣。但两人居西湖，相得甚深。殆以当年，两人内心同感寂寞，故若所语无不合。及在复性书院，相从讲学者逾百人，于是各抒己见，乃若所同不胜其所异，睽违终不能免。因念古人书院讲学，惟东林最为特殊，群龙无首，济济一堂。有其异，而益显其所同。惜乎一浮十力未能达此境界也。 余与一浮纵谈过晡，乃送余至江边而别。自此不复再面。及今追忆当年一餐之叙，殆犹在目前也。 六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其昌，乃北平旧识。有两学生，一南通钱某，一桐城严耕望。其时上课皆在上午十时以前。余课在六时至八时。天未亮，即起身，盥洗进早餐，在路灯下步行至讲堂。晨光初露，听者已满座。十时后，备避警报，暂无课。晚无电，两生常来伴余，问学甚勤。钱生学业为全班第一人，其昌预定其为下学年之助教。严生居第二名，预请毕业后来成都进齐鲁国学研究所，余亦许之。又后一年，钱生亦来成都。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后余在无锡江南大学，钱生又来问学，仍无定向。及余来台，再见严生，已学有专精。而钱生留大陆三十年来音讯未得，亦每念之。 嘉定距峨嵋仅一日程，余拟乘便往游，适得教育部电召，须赴重庆开会，遂临时决定离嘉定东归。意抗战未遽终了，留蜀尚有年，他日可再来，遂未去。余之来蜀及离去，皆乘飞机。水程未经三峡，陆路未上栈道，又以病胃畏寒，此下遂终未去峨嵋。乃余居蜀之三大憾事。 余之读英文书，仅在苏州一年，获得读《西洋通史》一部。此后遂辍。及去嘉定，重读英文之念犹存怀中，临行只携中英对照本耶稣《新约圣经》一册，朝夕得暇，时加披览，逐条细诵，一字不遗。及离嘉定，此册幸得完卷。转青木关教育部后，此业又辍。然犹幸此《西洋通史》与《圣经》之两部，对余影响实深，精力未为白费耳。 七 教育部为避空袭，迁青木关。此次开会，讨论有关历史教学问题。徐炳昶旭生亦自昆明来预会。旭生曾从法国汉学家斯本赫定考察新疆后，为中法研究所所长。余在北平屡与谋面，但未深交。会既毕，余因出席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仍留青木关。旭生方读余《国史大纲》，欲相讨论，亦不离去，迁来与余同室。上午余去上课，旭生留室中读余《史纲》。午后，因夏日西晒，室中不能留。小睡起，即离室去至郊外，择村间一茶座，坐树荫下对谈，至晚方归。如是以为常。余在讲习会有课一星期，余与旭生作半日讨论者，亦一星期。旭生读余书既完，讨论亦粗完。 一日，旭生忽背诵王船山《读通鉴论》一段，首尾逾百字，琅琅上口。余大惊讶，曰，此来，君未携一书，何从借阅，又背诵如滚瓜之烂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国留学前，幼年熟诵，今追忆及之耳。旭生年长于余，早年留学。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于数十年前所读书，犹能随口背诵。今日一大学生，能翻阅及此等书，已是一大异事。则无怪吾辈两人，此番所讨论，已成为毕生难遇之奇缘矣。 胜利后，余自成都东归，旭生方自昆明回北平，又遇于重庆。旭生健谈，每达深夜不能休。犹忆一夕，余在旭生寓所畅谈，旭生忽视手表曰，夜深矣，我当送君归，留待明日再谈。余笑曰，今夜君乃输了。余每与君谈，余必先乞停。今夜存心要君先乞停，然亦恐此夕之难再矣。两人皆大笑而别。自重庆分手，余与旭生遂未再谋面。今闻其已作古人，余每回念此夕，则犹如昨夕也。 八 余返成都赖家园国学研究所不久，颉刚又去职，赴重庆。颉刚人极谦和，尝告余，得名之快速，实因年代早，学术新风气初开，乃以枵腹，骤享盛名。乃历举其及门弟子数人，曰，如某如某，其所造已远超于我，然终不能如我当年之受人重视。我心内怍，何可言宣。其诚挚恳切有如此。而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余窥其晨夕劬勤，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惟亦因其秉性谦和，又乐于汲引之虚心，遂使其交际日广，应接日繁，有日不暇给之苦。又其时生活日清苦，颉刚气体不壮，力不从心，更感不安。其一妻两女，同居园中。夫人贤德，尤所少见。颉刚患失眠症，每夜必为颉刚捶背摩腿，良久乃能入睡。其两女乃前妻所出，而母女相处，慈孝之情，亦逾寻常。其长女幼年患病，口哑不能言，入盲哑学校。归来侍奉双亲，勤劳异乎常人。园中师生对颉刚一家之亲切，亦难以言辞形容。 颉刚留所日少，离所日多，又常去重庆。余告颉刚，处此非常之时，人事忙迫，亦实无可奈何。此后兄任外，余任内，赖家园环境良好，假以年月，庶可为国家培植少许学术后起人才，盼勿焦虑。而颉刚终以久滞重庆不归，乃正式提出辞去研究所职务，由余接替。其家暂留园中，随亦接去。余与颉刚之长日相处，亦计无多日。其夫人后因病在重庆逝世。颉刚又续娶，其新夫人余所未见。 抗战胜利后，余归苏州，在其家中又获一面。不久，颉刚即去北平。后余在香港，有人来言，颉刚面告，其在北平重获旧时学业生涯。盼余能设法早归。则其不忘情于余者，实始终如一。又闻其新夫人已为颉刚生得一子，此事迄今则又逾三十年矣。人生聚散有如此，他又何言。 最近又闻颉刚已在北平逝世，则从此更无再见之缘矣。 九 余离青木关返成都赖家园，不久，即得教育部来函。告余，余在教育部召开会议中之最后一篇讲辞，刊载报纸，蒋委员长见之，疑余尚在青木关，电话召见。函中嘱余再去。余去函婉辞。翌年一九四二年秋，蒋委员长亲来成都，获两次召见。嗣陈布雷来成都疗病，余见之于其寓庐，偕其夫妇三人同进晚餐。布雷告余，闻委员长有意明年召君去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演，君其早作准备。翌年，果来召。时成都重庆交通已日感不便，余搭邮政局车去。黎明前即赴乘车处守候，黑暗中有一人续来，乃同车赴重庆者。互通姓名。其人忽曰，君乃钱先生耶。我读先生之《先秦诸子系年》，仰慕久矣。今乃在此见面，非天意安排，不得有此机缘。两人乃畅谈无休。知彼乃在邮政局任职，一路有所查询。车上司机极尽敬礼。中晚两餐，沿途邮政局皆盛宴招待。而余遂见推为上宾。入夜睡眠，床被舒适得未曾有，为余国难期中旅行最所未有之一次。直至重庆始别。惜已忘其姓名，无复向人询问矣。 十 是年春，又折赴遵义浙江大学，作一月之讲学，乃由张晓峰力邀成行。先在北平时，晓峰已邀余去浙大，余未去。又邀张荫麟，亦未去。嗣在昆明，荫麟屡责其妻治膳食不佳。其妻谓，君所交膳食费请各分一半，各自治膳。荫麟无以答，勉允之。夫妻对食，荫麟膳食乃大不如其妻之佳。其妻曰，果何如。荫麟遂愤欲离婚，经友人劝，先分居，荫麟乃一人去遵义。患肺病。余之去，荫麟已先在前年之冬逝世矣。 余来浙大，晓峰外，谢幼伟已先识，郭秉和缪彦威乃新交。余常与彼等四人往来，相谈甚欢。余于清代诗人尤好遵义郑子尹，常诵其诗不辍。此来惜不能一游其母之墓。余在果育小学时，即知有蒋百里。百里病殁于遵义，余来已不及见。 余尤爱遵义之山水。李埏适自昆明转来浙大任教，每日必来余室，陪余出游。每出必半日，亦有尽日始返者。时方春季，遍山皆花，花已落地成茵，而树上群花仍蔽天日。余与李埏卧山中草地花茵之上，仰望仍在群花之下。如是每移时。余尤爱燕子，幼时读《论语》朱注学而时习之，习，鸟数飞也。每观雏燕飞庭中，以为雏燕之数飞，即可为吾师。自去北平，燕子少见。遵义近郊一山，一溪绕其下，一桥临其上。环溪多树，群燕飞翔天空可百数。盘旋不去。余尤流连不忍去。 一日，李埏语余，初在北平听师课，惊其渊博。诸同学皆谓，先生必长日埋头书斋，不然乌得有此。及在昆明，赴宜良山中，益信向所想像果不虚。及今在此，先生乃长日出游。回想往年在学校读书，常恨不能勤学，诸同学皆如是。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余告之曰，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故《论语》首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也。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能知读书之亦如游山，则读书自有大乐趣，亦自有大进步。否则认读书是吃苦，游山是享乐，则两失之矣。李埏又言，向不闻先生言及此。即如今日，我陪先生游，已近一月。但山中水边，亦仅先生与我两人，颇不见浙大师生亦来同游。如此好风光，先生何不为同学一言之。余曰，向来只闻劝人读书，不闻劝人游山。但书中亦已劝人游山。孔子《论语》云，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即已教人亲近山水。读朱子书，亦复劝人游山。君试以此意再读孔子、朱子书，可自得之。太史公著《史记》，岂不告人彼早年已遍游山水。从读书中懂得游山，始是真游山，乃可有真乐。《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君今日，能从吾读书，又能从吾游山，此真吾友矣。从师交友，亦当如读书游山般，乃真乐也。李埏又曰，生今日从师游山读书，真是生平第一大乐事。当慎记吾师今日之言。 余在浙大上课，常有农人肩挑路过，即在课室窗外坐地小休，侧耳听课室中作何语。余每忆及王心斋泰州讲学时景象。自思，余今在此，固不如王心斋为农村人讲学，窗外人亦非真来听讲，然果使有王心斋来此，讲堂情形当大不同。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人不相及，乃人自造，非天地强作此限制也。念此慨然。 十一 余在遵义仅一月，即离去。前在重庆，蒋委员长有意提倡宋明理学家言，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宋元明三朝即就黄全两学案删节，惟有清一代唐鉴所编未及其全，势当另有编造。乃以此事嘱余。余返成都，因此书有时限，篇幅字数亦有限，又不愿草率从事，日夜尽力专为此一书撰稿。立意先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钞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适新识友人彭云生，川人中治理学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恳其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彭君访求特勤，待其一月归，共得二十种左右。清代关学首尾，网罗略尽。并多外间颇少流布者。故余书对关学一部分最所详备。尤于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采其言行，为撰一新年谱，而二曲一生精神为之活跃纸上。自谓为诸学案开一未有先例，亦余此书中最所惬心之一篇。又江西宁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皆藏有其书。余遍加阅览，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问题者，条贯叙述，亦为余此书中惬意之一部分。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钞写。以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一副本，径以原稿寄国立编译馆。明年又去重庆复兴岗，蒋委员长面问此书已完成否，乃知编译馆于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拟俟全稿齐，始依次排印。委员长又亲加催促。但至抗战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则已胜利还都矣。余之《清儒学案》一编，尚未付排，全稿装箱，由江轮运返南京。不期装船头诸箱，有堕落江中者，余稿适亦在内，竟未及捞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长江水底，终饱江鱼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该稿寄编译馆前，由四川省立图书馆之该馆所编图书季刊中，犹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后始读徐世昌所编之《清儒学案》一书，意欲重自撰写，则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 《清儒学案》完成后，又续写《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得晓峰来信，为其所办之杂志《思想与时代》征稿，嘱余按月投寄。余应其请，遂将《文化史导论》各篇，及续写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论文数篇，络续寄去。此为余自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一新转变。 亦因赖家园处境静僻，不仅离城远，即离附近一小市，亦在五六华里之外。孤立在乡野中，四邻皆农村，宾客稀少。研究所诸生，除临时偶有增添外，既无毕业年限，又不逐年招收新生，彼辈在所有年，亦能各有研讨，各自进修，不啻是一研究集团，各安所业。并无规定之课程，只在每周星六下午有一讨论会，每由余主讲一题，约一小时，余乃由诸生各别发问，各别讨论，直到晚餐前始散会。又讨论会每择研究所附近茶店中举行。围坐小园丛树中，借作郊游，备极舒畅。又于星期日赴成都附近诸县邑诸名胜作竟日长途之旅行，以此较之在宜良山寺中一人孤寂独处之环境，又自不同。至余赴齐鲁上课，则每周仅有两日之往返而已，故得精力集中，光阴悠闲，绝少作无聊之浪掷也。 十二 时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借华西大学校舍上课，其教授罗倬汉，每逢余到齐鲁上课，彼必在图书馆相候。余课毕，即相偕赴江边茶馆品茗闲谈。彼告余，君近治两宋理学家言，但时代不同，生活相异，惟当变通，不能墨守。虽两宋理学家不求富贵利达，但吾侪今日生活之清苦则已远超彼辈当年之上，而工作勤劳又远倍之。姑不论其他，即每日阅报章一份，字数之多，已为从来读书人日常勤读所未有。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华西坝近在成都西门外，西门内有八号花生最所著名。倬汉必购取两包，告余，花生富营养，惟恐消化不易，以浓茶辅之，俾可相济。吾侪此刻一壶浓茶，一包花生，庶于营养有小助。 倬汉方治《左传》，成《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余为之序。其论清代今古文经学，时有所见。亦为余在蜀所交益友之一。后余过广州至香港，闻倬汉亦在广州，而未获晤面。及创办新亚，曾贻书邀其来港，惜未获同意，后遂不复得其消息矣。 又湖北人严重立三，在黄埔军校任教，北伐为东路统帅。胜利抵杭州，遽告退休，居西湖僧寺中。熊十力亦鄂人，亦同在西湖，常与往来。十力来北平，常告余立三之为人。抗战军兴，立三乃复出任湖北省主席。某年来成都，余特自赖家园进城访之。立三为人严毅清苦，迥异恒常，对政事教育亦具特见。余与谈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深蒙赞许。立三借居一空楼中，对坐畅谈，旁无第三人，尽半日方散。如是不只一次。翌年，立三又来，又与相晤畅谈。惟已不忆及当时晤谈之详情矣。后又闻立三在乡间遭虎噬逝世。斯人诚亦近世一难遇之人物也。 十三、华西大学四川大学 一 齐鲁大学之南迁，本借华西大学校舍之一部分。故余在齐鲁授课，华西大学生亦同班听受。一九四三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邀余转去华西大学任教。忠恕留学英国，闻即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设立一东西文化协会，提倡中国文化。英人李约瑟亦常预会。他年李约瑟之撰写《中国科学史》，亦不得不谓其受有当时之影响。 忠恕来邀余，余提唯一条件，余谓闻华西各教授宿舍均在华西坝四围附近，惟校长住宅乃在华西坝校园内。华西坝内南端有洋楼四五宅，乃西籍教授所在，中西教授宿舍显有高下不同。倘适坝内南端洋楼有空，余愿住去，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忠恕商之校长，竟允所请。亦适华西坝内南端最左一所洋楼空出，此楼乃各楼中之最大者，而余则惟一身，遂召齐鲁研究所研究员五六人随余同居。时老友蒙文通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华西教授，由其移借一部分图书寄放坝南余宅，供余及同居五六人研读之用。 是年冬，又应召赴重庆复兴关，为高级训练班讲学，同赴讲学者凡四人，一冯芝生，一萧公权，一萧叔玉，同居一屋中。余居复兴关凡一月。膳食极佳。一日，蒋委员长来，适中午桌上菜肴均已送上，委员长揭其盖视之，连称尚好尚好而去。余等住过阴历元旦，适是时重庆连月大雾，阴云不散，得见日光者仅一二日。余素病胃，在成都已久不荤食，来复兴关屡进盛馔，初亦不觉，及返成都，胃病遂大发。医言无大恙，惟须久养，如是卧床凡数月。 及稍痊，已春尽夏来，尚不能下楼，遂于楼廊置一沙发，日间卧其上，聊事阅读。向楼下索取《朱子语类》最后有关讨论宋代政治者各卷，逐条翻阅。倦则闭目小休，如是有日，精神渐佳，遂依次读至最后，再向前翻读。《朱子语类》全书一百三十卷，获在楼廊上全部读完，是为余通览《语类》全部之第一次。及读《语类》既毕，余病亦良已。暑假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又向寺中方丈某僧借读《指月录》全部。此数月内，由于一气连读了《朱子语类》及《指月录》两书，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 有西南联大一学生，今已忘其姓名，其家在老人村，距灌县西约二十华里，适来寺中，遇余，劝余往游。余闻老人村之名已久，欣然偕往。村沿一溪，溪之上源盛产枸杞，果熟多落水中。据云，村人因饮此溪水，故均得长寿。村中数百家，寿逾百岁者，常数十人。此村为自成都通西康雅安之要道，有一小市，常有人私携枪械过市，暂宿一两宵，遂赴西康贩卖，获大量鸦片返，复过此市，不法巨利，往返如织。村人除种田外，亦赖此生活优裕。村中山水风景极宽极幽，村民遂亦不喜外出，风俗纯朴。如某生远赴西南联大读书，乃为村中向外求学之第一人。余在老人村，借宿村边一小学内。暑假无人，独余一人居之。余偕某生尽日畅游，大为欣悦。越四五日，游览略尽，欲返灌县，生言不可。因村俗，一家设席款待，同席者必挨次设席。余初来即由某生一亲戚家招宴，因不知余即欲离去，遂于各家轮番招宴中，递有新人加入，迄今尚未逐一轮到。若逮言离去，则违背村俗，某生将负不敬之罪。恳余再留，嘱招宴者不再添请新人，俟同席者逐一轮到作一次主人，乃可离去。于是遂又留数日。临去之清晨，乃在某生家进早餐。某生之父言，先生来，即由某戚家设宴，吾儿未将村俗相告，遂致多留了先生几天，独我家未曾正式设宴，不胜歉疚之至。今此晨餐乃特为先生饯行。此餐采田中玉蜀黍作窝窝头，全摘新生未成熟之颗粒。故此窝窝头乃特别鲜嫩可口。尚忆余在北平时，颇爱此品，但从未吃过如此美味者。这一餐可算是主人家的大花费，惟有感其情厚，他无可言。归后询之他人，老人村之名几无不知，而实到老人村者，余以外几无他人。自忖余之游老人村，实如武陵渔人之游桃花源，虽千载相隔，而情景无异也。 二 秋后又迁居，自华西坝南端左边第一家，迁至偏右之第二家。前居一幢三楼，由余一人独占。后居一幢只二楼，楼下一家亦华籍教授，仅夫妇两人，与余同迁入。前居则让新来一西籍教授之有多人眷属者。旧随齐鲁研究生诸人皆散去，独华西大学毕业一女学生黄淑兰相伴。淑兰有夫不在川，有一女在近县读中学。淑兰前在天津女师与余姨妹张一飞同学，极相善。来华西大学读教育系，兼学绘画，山水翎毛皆工，又善二胡，能拉刘天华诸曲。余来华西坝，遂来从学。余病惟彼乃一女生，常侍在侧。 及迁后居，屡逢空袭，每在傍晚。晚餐后，离坝至荒郊，躲一两时始归。入冬一晨遇骤寒，胃疾又作，较春初更厉。入华西医院，诊为十二指肠溃疡。卧院旬日始归。时适日军破长沙入广西，后方惶恐，多谋逃避。相识者皆来医院访问，欲偕余同逃。余告以军情不如此之急，可且观望。米价骤跌，不妨暂趁廉价收购。或信余言，皆得薄利。 余出医院后，遵医嘱，日进流质，薄米粥、鸡蛋汤、羊奶、豆浆、麦片、藕粉如是之类，每两小时进一餐，每日六餐或七餐。初则长日卧床，稍后可室内小坐，又稍后在室外东廊下躺藤椅上晒日光，又稍后可在园中菜畦间散步，如是亦几半年。遇精神佳，阅书消遣。 偶读胡适之《论神会》诸作，不禁操笔为文，写《神会与坛经》一长篇，投寄《东方杂志》。抗战胜利后，又去昆明续读《智圆书》。及在香港，又续读《宝志书》及《少室逸书》等。及迁居台北，又读《宗密原人论》诸书，更读铃木大拙书。络续为文，皆一意相承，收在《学术思想史论丛》之第四集。此实为治禅史及理学史思想传递一大公案。而天台华严两宗，亦时于言外旁及。余昔曾屡促锡予为初唐此三大宗作史考，锡予未遑执笔。余此诸文，前后亦历三十年之久，惜未获如锡予者在旁，日上下其议论也。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 三 余撰《神会》一文外，又旁论及于当时政治问题，投寄重庆《大公报》，得六七篇。又兼收在赖家园旧作八篇，辑为一编，名《政学私言》，付商务出版。一日晨，方出门去上课，梁漱溟忽来访。余告以正值有课，漱溟曰，无妨，我来成都小住有日，并暂居君之隔邻。遂约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学私言》一册与之，曰，君倘夜间得暇，可试先读此书。隔一日晨，余遂访之于其寓。漱溟告余，此来有一事相商。彼拟创办一文化研究所，邀余两人合作。余即允之，问此事将于何时开始。漱溟曰，顷政府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俟此事获有结果，当即进行。又曰，君之《政学私言》已读过，似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也。余曰，不然，书生论政，仅负言责。若求必从，则舍己田耘人田，必两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导后学，兹事体大，请从今日始。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则河清难俟，恐仅幻想耳。漱溟闻余言，大不悦，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为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对峙，非为结合，他日国事复何可望。余曰，君言固是，亦须有缘。君其为父母之命乎，抑仅媒妁之言乎。今方盛倡恋爱自由，君何不知。漱溟怫然曰，知其不可而为之，今日大任所在，我亦何辞。余两人遂语不终了而散。 抗战胜利后，余返苏州，任教无锡江南大学，曾于京沪车上两晤漱溟。时漱溟居沪，常往返京沪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先一次告余，每忆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诚大不易，兹当勉姑试之，不久或知难而退矣。第二次，车厢中乘客挤满，无坐位。行过两厢，忽睹一空位，余即赴坐，乃旁坐即漱溟也。瞑目若有思，余呼之，漱溟惊视，曰，君来正佳，我此去坚求辞职矣。语不多时，余即下车。不久乃闻漱溟又去重庆。后余至广州，不忆遇何人告余，已去函重庆促漱溟亦来，乃不意其后溟竟去北平。京沪车上之最后一面，则犹时时在余之心目中也。 又一日，冯芝生忽亦自重庆来成都，华西坝诸教授作一茶会欢迎，余亦在座。不知语由何起，余言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芝生正色曰，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余曰，欲为世界人，仍当先作一中国人，否则或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芝生无言。漱溟语不忘国。芝生自负其学，若每语必为世界人类而发。但余终未闻其有一语涉及于当前之国事。则无怪此后两人同居北平之意态相异矣。 四 时四川大学迁回成都，校长黄季陆屡来邀余，不得已，勉允之。遂每周于华西坝从田间步行至望江亭，往返作散步。又好于望江亭品茗小坐，较之华西坝江边若更为清闲。城中公园亦有茶座。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何矣。遇假期，则赴灌县灵岩山寺，或至青城山道院，每去必盈月乃返。青城山道院中有一道士，屡与余谈静坐，颇爱其有见解有心得。 重庆中央大学又邀余去主持历史研究所，余以气候关系，不欲往。读其毕业生所编刊物，有黄少荃一名，能读余《先秦诸子系年》，并有补余阙者。余告来邀者，如黄生有意，余愿任其指导。一日，黄生特来成都，时余犹在赖家园，始知黄生乃一女学生。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据，益喜其难得。又逾年，少荃乃辞去中央大学研究生之职，特来成都专从余学。并寄寓其寡姊家。其姊乃一诗人，姊妹两人性格各异，所学亦绝不同。而少荃亦时流露其名士派之一面，时来华西坝，余时已迁华西坝之后居。少荃常携带其亲自烹调之数肴，留余寓所晚餐。少荃能饮，余每以成都大曲浸枸杞等诸药物，酒性极烈，少荃可独自尽一瓶，余则仅饮数口而已。少荃有意专治战国史，余告以北平寓所留有《竹书纪年》各种版本一大书柜，他年君去北平，当举柜相赠。及余离成都，少荃尚住其姊家。后余在江南大学，少荃寄其所为《战国编年之楚国》一编来，凡八卷，斐然有述作之意。余至厂州，又得少荃书，知其方应武汉大学之聘。余赴香港，而音讯遂断，至今不晓其成就之如何也。香港大学为余重刊《先秦诸子系年》，余则增入少荃语数条，乃为余读其文未识其人以前之所为。 又一日，政府一要人来，在华西坝讲演，号召青年从军。余特为《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一文，文长及万言。历举史实，虽亦尚有疏漏，然在当时刊之报端，亦不无影响也。 五 回忆在华西坝之数年，几乎长在病中。某年，闻有张医生擅针灸，余先电话约定，自城南赴城北就针。两针自肩上刺入，觉有一股热力直达腹部，离医所乘车返，犹觉微热未已。如是每周一往。数周后，觉屡次先约感不便，遂不约径去。到门稍迟，就医者已盈座。久待必逾时。如是又数次，遂未往。然不久病又复发。不知倘屡针不辍，此病能治愈否。 又忆一日下午，赴军官学校作讲演，校长留宴，逾九时始归。自城北抵城南，一路寂静，过华西坝西侧一小溪上有一桥，极平坦，车忽翻，身落溪中，水没顶，幸未受伤。爬上岸，不百步即寓所。叩门入，既脱衣上床，长卧竟夜，亦未受病。乃于翌日午后，又至溪旁，捞起昨夜所遗失之眼镜及手表等。亦意外一险也。及抗战胜利，余因病体弱，仍留华西坝一年，又不敢乘长途汽车，经剑阁由陆路归，遂于一九四六年夏乘飞机赴重庆，再乘飞机直达南京转苏州。 十四、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 一 抗战胜利后，昆明盛呼北大复校，聘胡适之为校长，时适之尚留美，由傅斯年暂代，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皆函邀赴北平，但余并未得来函邀请。又念国共分裂日显。自雅尔达协定后，美国急求撤退，而苏联则急求东进，国事蜩螗，方兴未艾。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幸余离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纠纷。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入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偏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 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钟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钟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钟书则终留上海。而余则适有滇人于忠仁来访。其弟忠义方长昆明云南省立图书馆，有志中国学术思想之研究。彼则在抗战时从事滇缅公路之运输，获有盈裕，拟由其弟办一五华书院，邀余往。余于云南气候山水既所欣赏，又以其偏在边区，西南联大已离去，余再前往，正可谢绝人事，重回余书生苦学之夙愿。遂欣然允诺，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然其时余胃病仍未痊复，不啻扶病而行。 及晤忠义，其人纯谨退让，温和可亲，颇自欣慰。而忠义见余有病，亦绝不以五华一切杂务相扰，仅求余每周作讲演一次或两次。为余觅一住处，即在翠湖公园中，前后五六进，皆空屋无人，余单身住其最后一进。一女仆随侍作膳食。翠湖既少游人，此屋则绝无人到。 余此去，乃知昆明气候不宜早起，最好应于日出后起床。午后必有风，最好能作午睡，至四时始起，则风已退。入夜，气候更佳。省立图书馆即在翠湖公园中，余每日晨起，必往阅读半日。下午四时或再往，阅读一小时左右。晚饭后，则散步湖上，静寂无人，非深夜不归。月圆当可有三夜，则非过十二时决不返。 又云南教育厅长张君，忘其名，乃留法学人，为余介绍一中医，一周旬日必易一方，余之再来昆明，养病之事乃更过于讲学。 二 时西南联大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闻余去，乃只身徒步来访，闻者皆诧，为积年未有之奇事。时则余尚未到。及余居既定，乃屡访之。窗前一榻，余坐其榻之另一边。每语，必移晷而别。又一人罗膺中，乃北大中文系教授，亦留云大。 有一退休军人，约叔雅膺中及余三人赴其家度旧岁。其家在昆明湖之南边，已忘其地名。汽车去，共三日，沿途风景佳胜，所至必先为叔雅安排一吸烟处所，余与膺中则得畅所游览。有一夕，停宿某县城，其城中有一老伶人，唱旦角，负盛名。已年老，不复登台。是夕，特在县署堂上邀其演唱，听者除叔雅膺中与余三人外，县中士绅约不过三十人。滇戏在全国各地方戏中，与京戏最相近。余等因在座上批评称道，并盛论京戏与滇戏之异同得失。演唱已毕，余等谈论犹不已。主人乃曰，不意三教授皆深通此道，滇中有老伶工栗成之，有云南谭鑫培之誉，彼亦年老退休。待返昆明，当告以三教授乃难得之知音，必强其登台，以供三教授解闷。 及返昆明，果成议。栗成之每逢星六之晚必登台，余等三人亦必往。余前在昆明，亦曾看过滇戏一两次，惟未见栗成之。但在茶肆品茗，则必有栗之唱片，常加听赏，及是，始亲睹其登台。犹忆栗之登台第一场，乃为审头刺汤。此后每星六，栗出场必择唱辞少，工架多之戏。然栗之一步一坐一颦一叹，实莫不具有甚深工夫，妙得神情，有绝非言语笔墨之所能形容者。每逢其一次登台，余必得一次领悟。实为余再次赴滇一莫大之收获。亦为余生平一番莫大之欣悦也。 后余在香港遇滇人缪云台，闲谈及栗成之。云台大喜曰，栗成之乃我老师，我从之学唱有年，今君亦知爱成之，请为君一唱，亦有成之风味否。乃屡唱不辍。后在纽约，又与重见于其寓所，情亲如老友。亦为栗成之乃缔此一段因缘。亦交游中一奇遇也。 三 余之在五华讲学，又兼任云南大学课务。其时云大校风，乃与余初至昆明时大不同。风潮时有掀起，盖受西南联大之影响。自余离联大后，闻一多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时陈寅恪尚在昆明，亲见其文。后寅恪来成都，详告余。又谓，君倘在滇，当可以诽谤罪讼之法庭。余谓，此乃一时思想问题。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一多直率，遂以形之笔墨而已。此等事又岂法堂所能判。因相与欷嘘。后一多竟遇刺身亡。余再往昆明，亲赴其身亡处凭吊。随往者绘声绘形，将当日情况描述详尽。余因念在北平清华时，一多屡以《诗经》《楚辞》中问题来相讨论。及在南岳，曾同寝室，又亲见其勤学不倦之生活。及在昆明，又屡闻其一家攻苦食淡之情，余虽与一多学问途径不同，然念彼亦不失为一书生。果使生清代乾嘉盛时，训诂考据，惟日孜孜，亦当成一以著述自见之学人。今遭乱世，心怀不平，遂激而出此，罹此凶灾，亦可悯怜，斯诚当前一大悲剧也。 联大既散归北方，而云大踵起。每去上课，校门外大墙上遍贴大字报，余必驻足巡视，议论恣纵，意见横决，殊堪嗟叹。一日，为西北边境一军事冲突，大字报根据塔斯社驳斥中央通讯社报导，辞气严厉，令人不堪卒读。余因招云大年轻教授常往来者数人，至翠湖寓所，告以屡读大学校门外大字报，每怪何以无人闻问。诸君言，亦有党方注意。但既倡民主自由，则言论庞杂，难加干涉。余以国共对抗，固可谓其左右立场有不同，然民族国家之大防线，则终不能破。若非有其他证据，岂得以塔斯社讯反驳中央通讯社。身为一个中国人，岂得遇中苏冲突必偏袒苏方，诸君多识此间党方负责人，当以此意告之，盼能专就此一端即去撕碎墙上大字报，并查究主事者何人，执笔者何人，加以惩处，俾可稍戢颓风。乃亦竟未闻党方有何作为。 学校又常停课。只由学生发一通知，校方不加闻问。某一日，罢课既久，学生数人来翠湖寓所请去上课。余告诸生，余之来校授课，乃受学校之聘。今罢课复课，皆由诸君主动，诸君在学校中究是何等地位。余前日非遵诸君罢课令不到学校上课，乃因去至讲堂空无听者，不能对壁授课，因此不往。今日余亦不愿遵诸君复课令即去上课。诸君既不像一学生，余亦竟不能做像一教师。甚愧甚愧。来者乃亲自谴责认罪，卑辞坚恳，又续有来者，户为之满，余亦终随之去。报章上亦不对此等事登载一字。昆明地处偏远，学风如此。则余幸不去京沪平津，否则真不知何以为教也。 四 余在五华所授，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在省立图书馆所阅书，以宋元明三朝诸禅师撰述，及金元两代之新道教为主。尤以后者翻览最详，惜仅偶撰小文，未能萃精著作。 李埏在云大任教，四七年春，自路南接眷来昆明，在五华山唐继尧一大园中租得一小宅。邀余去同住。平屋三间，李埏夫妇及其一幼子一幼女住左室，余住右室，中室为食堂。余与李家同食，盖因李埏与志义知余居翠湖惟膳食一事安排不佳，故为此计。由李埏妻亲任烹调。同桌五人，余乃俨如其家之老人。然而从此余之一日三餐遂获妥善之解决，余之体力乃亦日健。 唐家园中有一大厅，在李埏租屋前不百步。李埏又为余借得唐家大厅之钥匙，余每日开门入，一人在大厅中读书散步，较之前在宜良山中更静寂有加。园西一墓地益宽大，余亦时往散步。余前半年在翠湖日亲水，此半年在唐氏家园乃日亲山，亦初来所未料也。 暑假乘飞机返上海，临出机场，遇一熟友来接其友，其友乃未至。彼告余，已备餐肴，并清出一客房，又亲以车来，坚邀余同赴其家。不意设宴甚盛，一盘一碟，必坚请一尝。余所食既多，最后又来米饭一碗。余在昆明一年，晚餐从不进米饭，惟知今夕主人既未备粥面，而又情辞恳切，余又勉尽之。自念今夕饮食较素常增两三倍有余，恐有不适。乃竟夜无恙，晨起转觉舒畅，以告主人。主人曰，老年必倍喜乡食，此或肠胃习惯宜然。君今病胃，正宜乡食，较之离乡旅食自不同，可勿虑。余意主人此言大有理，余之胃病当以居乡为得。适无锡有创办江南大学之议，屡来相邀，余遂决意离昆明返无锡。暑假后，另介绍一友诸佐耕去五华。佐耕乃余近乡，本亦在小学任教。余在后宅小学时，即与相识。章太炎讲学苏州时，佐耕往从之，颇得亲近。余既介之五华，遂与俱往，半年后，余一人独返。诸友皆知余为胃病，故亦不坚留。遂于一九四八年春转赴江南大学任教。 五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校舍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山坡上。由此向南一华里许，即鼋头渚。校舍皆新造，风景极佳。诸教授住宅多分布在荣巷一地，荣巷乃荣家旧宅所在，由此经梅园至大学，可四五华里。梅园亦荣家所创造。余居分上下楼，各三楹。余居楼上，楼下乃大学老校主德生夫妇所居。每周六下午脯后，德生夫妇由城来。晚餐后，必上楼畅谈，或由余下楼，每谈必两小时左右。星期日午后，德生夫妇即去城，如是以为常。德生告余，某一年，德生与其兄宗镜及同乡数友游杭州西湖，在楼外楼晚餐，席散下楼，群丐环侍争赏，一时不胜感喟。谓群丐皆壮年失业，即无锡城外诸酒家亦有此现象，遂群议回沪设厂，广招劳工，庶于消弭失业有补。无锡乡人之在沪设厂，其动机始于此。余家在无锡南门外，与苏州常熟为邻，前清属金匣县，地为泽国，湖泊相连，多良田，故居民皆以耕渔为业。荣巷在无锡西门外，滨太湖，多山丘，地多荦确，故其居民多去上海经营小铁铺等为生。自此多设碾厂纺织厂等。而荣氏兄弟业务特旺，宗镜先卒，德生一人维持。至抗战时，德生诸子侄及诸婿各分主一厂徙内地，及是皆迁回。江南大学乃由其一子之某一厂斥赀兴办。 余询德生，君毕生获如此硕果，意复如何。德生谓，人生必有死，即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亦未闻有可以历世不败者。德生又谓，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纪念，即自蠡湖直通鼋头渚跨水建一长桥。蠡湖俗称五里湖，与太湖相连，鼋头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岁时，私斥巨赀，建此长桥，桥长有七十大洞，宽广可汽车对驶，由此乃可从无锡西门陆路直达鼋头渚，行人称便。德生谓，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 德生于抗战前，在荣巷曾创办一中学，先兄声一先生亦曾在该校任教。及先兄瘿病骤卒，余弟漱六从另一私立中学转来接替先兄之职。抗战时，此校遭残破，及是未能复兴，犹存一图书馆，藏书亦数万册，迄今犹封闭未加整理。余因江南大学新兴，图书有待逐年增置，拟请德生先以荣巷图书移江南大学以应急需。乃德生意，似谓江南大学由其子创办，而荣巷中学及此图书馆乃由彼往年经营。今中学已停闭，此图书馆则尚待整理保留，亦彼一生中所辛勤擘画也。 由此可知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及其心理积习，重名尤过于重利。换言之，即是重公尤胜于重私。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即德生一人为例可证。方与其兄宗镜从事实业经营，成为一大资本企业家，其最先动机即为救助社会失业。待其赢利有余，即复在乡里兴办学校，其重视地方教育又如此。及其晚年又筑一蠡湖大桥，其重视地方交通公益又如此。余私窥其个人生活，如饮膳，如衣着，如居住，皆节俭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宽敞胜于乡间，然其朴质无华，佣仆萧然，亦无富家气派。其日常谈吐诚恳忠实，绝不染丝毫交际应酬场中声口，更不效为知识分子作假斯文态，乃俨若一不识字不读书人，语语皆直吐胸臆，如见肺腑。盖其人生观如是，其言行践履亦如是。岂不可敬。而中国文化传统之深值研讨，亦由此可见矣。 六 又如当时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又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无锡，作终老计。及荣家蠡湖长桥落成，唐家又为蔚芝特筑一别墅在桥之西端鼋头渚，面湖背山，风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战胜利，蔚芝虽以病居沪，而国学专修馆终迁回，恢复办理。其他经商有成，在其家乡兴办中小学者，乃指不胜屈。其实推而上之，无锡一县在江南开风气之先，如俟实东林两学校，远在前清光绪戊戌政变前，为全国地方兴办新式学校之开始。规模皆极宏伟，科学仪器亦极齐备。皆由地方人士私费创办。但戊戌后，两校皆遭毁，否则亦他日之南开也。然风气已开，即余之幼年，早获投入新式小学读书，亦受此风气之赐。西方学校亦由私立者在先，惟不属之地方，而属之教会，此则双方文化不同之故。然学校教育重在私办，则大致无异。如英国之牛津剑桥，皆由教会兴办，历史悠久，至今乃为其国人所重视。美国之哈佛耶鲁亦各有三百年以上之历史，其先亦由教会兴办。州立大学最迟起，然始终未有国立大学。吾中国果诚慕效西化，则学校教育似亦当尊重私立。 惟论中国历史，远溯之先秦，孔孟讲学，岂不皆由私人。汉武帝时，已有国立大学，各郡亦有公立学校。然自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私家讲学尤为社会所重视。宋代书院兴起，私家讲学其地位声势均在国立公立学校之上。盖因西方政教分，中国则道统尤在政统之上，故教育权当操自社会下层，不当操自政府上层，此为东西双方所同。惟普鲁士提倡国民教育，事势特然，但亦仅限于中小学。至大学则仍不由政府掌握。若论中国，则家塾党庠自汉代已遍国皆是，所教皆以修身为本，知修身即知重名不重利，重公不重私，此可称为乃是一种人文教育，于今效西化之所谓国民教育又微有辨。果论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心理积习，实皆自私塾奠其基。此层乃不可不深切注意者。 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国，无锡一县最先起。其时学校则多属私立。余之始任教于中学，为厦门之集美，亦由南洋侨商陈嘉庚兄弟，海外经商赢利，乃返家乡创办。为当时私家兴学之最负盛名者。其后陈嘉庚又独资创办厦门大学，则其事犹远在荣氏办江南大学以前，有一世三十年之久。集美之有陈嘉庚，则犹荣巷之有荣德生也。其时上海浦东有杨斯盛，毁家兴学。山东有武训，以乞丐兴学。全国风起云涌，类此之例，恐尚多有，难于??缕以举。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马来亚。其地侨商，率重两事。一曰创建同乡会，乡人只身偷渡而来，皆由同乡会援助，得以成家立业。次曰兴办学校，皆侨商私立，远自上海聘江浙人来任教。故使此诸地迄今仍有一中国社会之存在。如辜鸿铭，即出生于槟榔屿，自幼读书于英国小学，长而游学英伦，然乃终以宣扬中国文化蜚声中外。又如孙中山先生，亦受学于香港，而终成为开创民国之第一伟人。此等皆当归功于中国社会之文化传统与其心理积习之一种无形潜势力有以致之。果使民国以来，中央政府知此深义，于私家兴学善加诱导，多予褒扬，则闻风兴起，全国慕效，诚指顾间事。乃不此之图，学校必国家公立，无锡如俟实东林两校，毁后重建，皆改为公立。而私立学校地位又必屈抑在公立之下。更有甚者，外国教会来内地办学，其地位亦必在本国社会私立之上。如北平有燕京大学，南京有金陵大学，苏州有东吴大学，凡属教会大学，其声气亦必高。中小学亦然。而更甚者，则有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明白昌言，中国之有大学必确然自北京大学始。"二十五史"所载历代国立太学皆摈不得列于大学之林。此诚无法解说者。 又清末民初，南通有张謇季直，亦兴办实业，提倡新学校，一时南通与无锡媲美竞秀，有全国两模范县之称。此亦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心理积习中所宜有。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乃清末一辈自居为遗老者，率皆蛰居上海天津租界中作寓公，不问世事。其时军阀割据，拥兵自强，倘有地方贤达告其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兴学校办实业，亦未尝无人肯听从其言者，乃惜乎亦默不一闻。可知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尤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国立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而政府亦无如之何。又自全盘西化一转而为共产主义，苏联化，不仅排斥古人，即全国社会亦尽在排斥中。实业界皆为资本家，为人类之毒害。即如陈嘉庚亦转向左倾，慕为一前进分子。余自交荣德生，深稳其为人，乃不禁驰想至此。后余在香港闻德生竟以饿死，亦良堪悼念矣。 又有侯保三，亦继杨范之创办俟实学堂后以私人兴学名闻全国。陈嘉庚兄弟在厦门集美初创办小学，即聘保三为校长。余去集美，当年小学建筑尚保留存在。及余来江南大学，保三尚健在，常与余于梅园品茗长谈。余亲对乡里前辈每不胜其敬仰之思。但余至香港，亦不闻其下落矣。 七 江南大学初上课，忘其为何事，学生欲结队赴京请愿。此等学生皆初自中学来，即已如此意气嚣张，诚不可解。余任文学院长职，集大会尽力劝诫，意气稍戢，但终不肯已，乃改派小队赴京，学校仍照常上课。然此后学校风潮终于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 余之院长办公室在楼上，窗外远眺，太湖即在目前。下午无事，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每一小时花钱七毛，任其所至，经两三小时始返。自荣巷至学校，沿途乡民各筑小泊，养鱼为业，漫步岸上，上天下水，幽闲无极。余笔其遐想，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据马其昶《庄子注》原本，遍诵《庄子》各家注，以五色笔添注其上，眉端行间皆满，久而成《庄子纂笺》一书。自为之序曰，《庄子》乱世之书也。身居乱世，乃注此书自消遣，是亦可知余当时之心情矣。 其时有旧在成都从余之数学生皆江浙籍。胜利回来，闻余在江南大学，重来从余，同居荣巷楼上。余适应上海某书肆约，为选四部旧籍人人最先必读者数十种，一一为加新标点，即由诸生分任。遇疑难处，由余为之决定。俟标点毕，余拟撰一《中国历史新编》，已先定目录，如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共二十余类。由诸生从余指定书籍中，分头从事钞集资料，而由余总其成。此项经费亦由某书肆担任。惜标点古籍名著毕，时事日非，此稿未能着手。所标点之各书，某书肆亦未能付印出版，诸生亦散去，卒为余在江南大学时浪费精神之一事。 八 其时汤锡予赴美国哈佛讲学归，特来访。告余，倘返北平，恐时事不稳，未可定居。中央研究院已迁至南京，有意招之，锡予不欲往。彼居江南大学数日，畅游太湖、鼋头渚、梅园诸胜，其意似颇欲转来任教。然其时适在秋季始业后不久，余告以此校初创，规模简陋，添新人选，须到学年终了，始能动议。劝其且暂返北平。不意时局速变，初谓一时小别，乃竟成永诀。闻北平易守，中央派飞机赴北平接人，有锡予夫妇名，但锡予夫妇不愿离其子女。时适有戚属一女，肄业辅仁大学，锡予促其顶名行，仓促间足上犹穿溜冰鞋，遽赴机场，得至南京。后在台北告人如此。回念老友，追想何极。最近闻人言，锡予乃以自杀死，但未审其景况之详。执笔悼痛，慨何堪言。 又一日，昆明于乃仁来访，余与偕游鼋头渚，宿渚上无锡旅馆。越两宵，乃仁犹流连不忍离去，遂再宿一宵。夜坐室外廊上，遥望湖色，对坐长谈，乃仁手握纸烟连吸不已。余自后宅小学戒吸纸烟，相距已三十年，在昆明尤爱其长筒水烟管，但卒未破戒。至是乃情不自禁，向之索一烟卷相偕同吸。由此夕始，烟戒遂破，至今又已三十年矣。怀念当时情况，亦犹在目前也。 徐州既沦陷，时值春假，适广州有一华侨大学来函相招，余遂决意暂避。时共党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其力劝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临去只言春假旅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余过沪，遇一无锡同乡许思远，留学西欧治希腊哲学，亦在江南大学任教。知余去意，谓，君暂避亦佳，秋间时局即定，到时可再相晤。去年曾在香港某杂志见其有文字发表，知其尚健在，并仍治学不倦，方以为喜，但不久亦闻其逝世矣。其实抗战八年，留在沦陷区者，惶恐困厄，与逃避后方等，初无大异。及胜利回都，沦陷区乃如被征服地，再教育之呼声，甚嚣尘上，使沦陷区人民心滋不安。又以金圆券市价朝夕变动，生活无瞬息之安。乃于此翻天覆地之事，转若熟视无睹，亦良可喟叹也。 十五、新亚书院 一 一九四九年春假，余与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聘，由上海同赴广州。侨大创办人王淑陶，与君毅旧识。此校创于香港，迁来广州。其时共军已南至徐州。余念于人事素疏，上下无交际，一旦战氛渡江，脱身非易，不如借此暂避，以免临时惶迫。同事许思远上海送行，谓，君暂避甚佳，盼九月能在此重晤。是当时人亦知政局可急切转移，惯于生活在日军占领时之沦陷区，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也。 及共军渡江，上海战事日紧，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一日，应行政院长阎锡山邀，晤之其官邸。同受邀者，多青年民社两党党员。以学校教授资格者，惟余一人。余即席发言，谓，当抗战时，军队占最前线，政府居中指挥，教育界知识分子最在后方，惟受蔽护。今日形势已非，前线军队在崩溃中，恐不可恃。政府远退在此，知识分子教育界可以人自为战，深入民间，当转上第一线。俟人心有定向，国事庶可挽回，政局可重建基础，然后军事始再可振作。余意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惜是日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 又一日，在街头，忽遇老友张晓峰。彼乃自杭州浙江大学来。告余，拟去香港办一学校，已约谢幼伟崔书琴，亦不久当来，此两人乃余素识。又一人治经济学，余所未识。今亦忘其名。晓峰邀余参加。余谓，自一九三七年秋起，屡荷浙大之邀，仅赴遵义作一短期停留，有负盛情，每以为憾。此次来广州，本无先定计划，决当追随，可即以今日一言为定。晓峰又告余，近方约集一董事会，向教育部立案，俟事定再告。但此后不久，闻晓峰已得蒋总统电召去台北矣。 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又梁漱溟时在重庆，余与某君晤，顷已忘其名，由其作书劝漱溟来粤，亦未得复。又罗倬汉陪余同去访寅恪，后余在港办新亚，屡函促其来，亦拒不至。又杨树达，余晤之于广州中山大学，亦不久离粤返湘。如此之类，难于缕举。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果使中共政权成立后，能善体这番心情，亦未尝不可上下一体，共期有成。 二 余在侨大得识同事赵冰，一见如故。秋季侨大迁回香港，赵冰夫妇与余偕行，余即宿其家。后乃借一中学校教室，暑假无人，余夜间拼课桌铺被卧其上，晨起即撤被搬回课桌，如是为常。 嗣又得教育部函邀孔子诞辰作公开演讲重返广州。乃闻幼伟书琴两人已抵港，进行创办学校事，而余在香港竟未获与彼两人谋面。校名为亚洲文商学院，由幼伟约其友人刘某为监督，派余任院长。余去函声明，决践宿诺，返港共事，惟院长一职，万不愿任。一则人地生疏。二则粤语英语均所不习，定多困难。三则与监督刘君素昧平生。恳幼伟书琴另商。不日，幼伟书琴特嘱晓峰原邀之第三人治经济者返粤，携幼伟书琴函，面告一切，促余速返港。迨余抵港，晤及幼伟书琴，乃知依港例，申请创办学校，必由监督一人出面负责。刘君夙居香港，与幼伟熟稔，故请其任此职，俾便与香港教育司接头。并谓院长一职，亦已正式立案，成为定局，极难临时更动。此后校中一切事，彼两人必尽力应付。余见事已如此，只有勉允。 不久，幼伟忽得印尼某报馆聘其去任总主笔。书琴力劝其行，谓狡兔三窟，香港新校究不知若何维持，幼伟去印尼亦可多得一退步，港校事彼当加倍尽力。余见彼两人已同意，亦无法坚留幼伟。而赴广州面促余之某君，亦留粤不再返。于是亚洲文商之开学，实际乃由余与书琴两人筹划。有时书琴夫人亦在旁预闻鼓励。余即邀在广州新识之张丕介，时在港主编《民主评论》，恳其来兼经济方面之课务。又商得君毅同意，彼随侨大来港，恳其兼任幼伟所遗哲学方面之课务。书琴则任教务长一职。于一九四九年之秋季十月正式开学。时并无固定之校址，只租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之课室三间，在夜间上课，故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又在附近炮台街租得一空屋，为学生宿舍。 开学后不久，丕介偕其在重庆政治大学之旧同事罗梦册来晤面。余抗战时赴重庆，曾与梦册在政大有一席之谈话。至是亚洲文商遂又获一新同事。又君毅旧友程兆熊，亦来港，亦聘其任教。惟彼不久即离港去台，在台北代为亚洲文商招生，得新生约二十人左右，由台来港。亚洲文商在港新生仅得约四十人左右，至是乃增至六十人之数。 余在港又新识一上海商人王岳峰，彼对余艰苦办学事甚为欣赏，愿尽力相助。遂在香港英皇道海角公寓租赁数室，作为讲堂及宿舍之用，安插自台来港之新生。而余等则在日间赴香港上课，夜间则仍在九龙上课。时为一九五○年之春，即亚洲文商学院开办之第二学期。余与君毅暂住九龙新界沙田侨大宿舍，两人轮番住炮台街宿舍中，与诸生同屋。 三 一九五○年之秋，岳峰斥赀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供学校作新校舍。余遂商之监督刘君，拟改学校为日校。刘君似以此一学年来，学校事皆由余接洽主持，彼不欲再虚膺监督之名。乃告余，亚洲文商乃彼所创办，不欲改日校，亦不愿将校名相让。当由君另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创办新校。余遂赴香港教育司另请立案。其时书琴夫妇亦因台北来邀，离港而去。新校遂由余一人主持。 学校自迁桂林街，始改名新亚书院。桂林街乃在九龙贫民区中新辟，一排皆四层楼，学校占其三单位中之三四两层，每单位每层约三百尺左右。三楼三单位中，一单位是学生宿舍，另两单位各间隔成前后两间，得屋四间。前屋两间向南，各附有一阳台，由丕介君毅夫妇分居。丕介后屋一间，余居之，君毅后屋一间，为办公室兼余及张唐两家之膳堂。四楼三单位共间隔成四间教室，两大两小。梦册夫妇由岳峰另赁屋居之。 同事亦大增，吴俊升士选本为教育部高教司长。教育部自广州迁台北，彼亦来港，别与数人创一学校，而为况极冷落。至是遂来新亚任课。又介绍该校同事任泰东伯来任英语课。东伯曾任西方某团体英译汉书事，与余为新识。刘百闵罗香林亦来任课，两人皆旧识。张维翰莼沤在滇相识，曾邀余至其家午餐长谈。余极赏其屋宇精雅，花木幽茜，有诗人之致。至是亦在港晤面。彼谓，君艰苦创学校，恨无力相助，愿义务任教国文一课，以表同情。梁寒操新相识，亦来任国文课。卫挺生曾于某年暑假在庐山晤面，彼询余留学何国。余告以年幼失学，未获进国内大学，更无出国机会。彼谓与君虽初见面，然君在商务出版之《论语要略》特在家教子诵读。我两人实如故交，幸勿过谦。余谓此乃实语，非谦辞。彼谓，君未受新式教育，于《论语》一书，以如此新的编纂，表达如此新的观点，更非常情所能想像。至是亦在港再晤，来校任经济方面之课务。又陈伯庄，在重庆相识，曾书柬往返有所讨论。至是亦再晤面。彼家近桂林街，喜围棋，余亦已破戒，遂常至其家对弈。彼亦来校任社会学方面之课务。兆熊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辞修有戚谊，其返台时，辞修留其居台。但兆熊仍返港，愿与余等同甘苦，来校继续任课。学校无法为彼安排住处，乃举家住郊区沙田。为省交通费，往返十数里，每日作长程徒步。又有杨汝梅，在大陆金融界负盛名，与余为新识，亦邀其来校任教。 当时在香港学校任教者，例必详列其学历资历报教育司。时香港教育司亦特聘国内流亡学人某君任秘书，见新亚所聘各教授，均系国内政界学界知名负时望者。论其人选，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新亚遂因此特受教育司之重视。某日，教育司长高诗雅亲来巡视，适余不在校，见楼梯口有新亚书院大学部一匾，嘱移去勿悬室外。香港惟有一大学，即香港大学。居民皆径称大学堂，不闻有称香港大学者。自不能破例许人另立一大学。然教育司于新亚特多通融，有所请乞，皆蒙接受，甚少为难。殆亦震于新亚之教授阵容有以使然也。 新亚又另组董事会，请赵冰为董事长，亦在学校任课。其他如寒操等，皆邀为董事，多粤人所推敬。而赵冰为香港大律师，尤受港人重视。香港律师职务名利兼高，惟大律师占极少数，业务亦冷落。香港除英国法律外，亦兼行大清律例。赵冰于此方面，乃一人独擅。然登其门者，如夫妇父子等涉讼，赵冰必先晓以大义，详述中国伦常大道，劝其自为和解。或竟面斥，不啻如一番教诲，使来者难受。余常亲往其事务所，赵冰每一人寂居，携便当充午餐，门可罗雀。得其允为辩护者，数十案中难得一案。故虽为香港政府所重视，而其家境清寒，不仅为律师业务中所少有，亦知识分子中所稀见也。故新亚董事会亦先与学校有谅解，专为学校法律上之保护人，而绝不负学校经济方面之责任。 学生来源则多半为大陆流亡之青年，尤以调景岭难民营中来者占绝大比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脚踏襆被而过。或则派充学校中杂务，如扫地擦窗等，可获少许津贴。而学校亦并无一工友，仅一厨师治膳食，由岳峰家派来。一人管理一切文书缮写，由广州教育部流亡来之某君任之，此人亦得暇旁听课业。有好许学生，一俟其家在台定居，即中途离校而去。至如香港居家者，因见学校规模穷陋，应考录取后，亦多改读他校。否则亦随例请求免费，或求免一部分。总计全校学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则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其时学校经费日形窘迫，而同人课务则不甚烦重。不得已乃规定钟点计薪，任课一小时受酬港币二十元。同人坚持余必支最高薪，乃任课十时，月薪港币两百。依次而下，至港币八十一百不等，然仅为一时维持之计。 时贺光中负责港大中文课务，屡来访谈，劝余去港大兼课。余力拒之，介绍罗香林去，亦仍兼新亚课务。又由在港之美国亚洲协会介绍菲律宾大学文学院长某君来见。告余，彼校获美国协款，须成立一东方学系，拟聘能任中国课程而纯粹以英语教授之中国学者三人，一人聘自台北，两人拟在香港遴聘，请余代为推荐。余念新亚在艰困中勉维岁月，薪给难供一家果腹，得有此机会，同人中尽有能胜任者，向外推荐，扬播中国文化亦于国家民族前途有益。因告某君，此事当代为尽力。惟中国规矩，教师当由学校主动聘请。今贵校依西方例，须愿去任教者先自具函向学校申请。倘余所推荐之两君，或为此拒不前往，余亦无以勉强。倘贵校肯依中国例，先具聘函，余必当从旁促成其事。某君请提两人姓名，当归后商之。余所荐一为卫挺生，一为任东伯。某君归不两月，又来港，携学校聘函，并谓亲来面呈，以表郑重。两君去，皆于聘期满后获续聘。挺生后赴美国，东伯则仍回新亚，随又转来台北。挺生曾热心详考徐福入日本故事，逮其在美后，犹曾来书讨论。则其时新亚拥有许多国内来港之名教授，已为外国人所知也。今两君均已逝世矣。 新亚初创时，又设一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上七时至九时在桂林街课室中举行。校外来听讲者每满座，可得六十人至八十人左右。学生留宿校内者，只挤立墙角旁听。有一老者，每讲必来，散会后，仍留三楼办公室闲谈。乃知其为江苏南通籍沈燕谋，与胡适之同年出国留学，在美学化学，归国后协助张謇季直在沪办工厂。以其余暇，浏览古籍，方专意陈寿《三国志》。在港无事，交谈既熟，遂成至友。盖余等之在此办学，既不为名，亦不为利，羁旅余生，亦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此讲会能对社会得何成效，亦所不计。而海外逃亡获交新友，亦枯寂生命中一莫大安慰也。 四 旧识张君劢，又在香港相晤。君劢又提旧议。谓君今当知追悔。彼方欲约集民社青年两党及其他人士流亡在港者，共创一新党，勉余加入。余言，君积年从事政治活动，对国家自有贡献，鄙意向不反对。特今日局势大变，欲在国民党共产党外另创一新政党，事非仓促可成。鄙意宜邀合数人，作精详之商讨，从根本上草创一救国家救民族之百年大计。先拟一新政纲，然后本此政纲再邀同志，创建新党。此新党之党员，宜少不宜多。此新党之活动，宜缓不宜急。务求培养新精神，贮蓄新力量，作久远之打算。不宜在眼前只求经济充裕，声气广大。流亡无出路者人数何限，骤谋乌合，仅增扰乱，何期贡献。倘君有意先邀集此会议，余亦愿陪末席，供献刍荛。忽一日，在茶楼又晤君劢，彼告余最近即拟赴印度，已曾以余意转告诸友，盼随时同商大计。余言，前所告者，乃创建新党之根本大计，余虽未获与君深交，然亦略知君之为人，故敢轻率妄言。但此决非筑室道谋之事，与余不相熟者，纵不以迂愚相讥，余又将从何处发言。姑俟君印度归后再谈可也。此后在港，即闻有一第三党之酝酿，并有美国方面协款支持。屡有人来邀余出席会议，余终未敢一赴其会。一日，方将成立第三党中之某君来访，告余，有意与余共同办学。新亚经费彼可独力支持，并由余一人主办。彼只求再办一新亚附属中学，与新亚采同一方针，同一步调进行，余亦缓却之。彼后乃办一杂志，约梦册主持，梦册辞新亚职务。其时新亚同人生活难求温饱，余亦正求为同人介绍生路，遂无法挽留。 王岳峰之经济能力有限，亦尽能为新亚顶押一新校舍，又维持其前一两月之日常经费，以后即不再能供给。新亚已达山穷水尽之绝境，同人等皆盼余赴台北，倘获政府支援，或可再维时日。 十六、新亚书院（续一） 一 一九五○年之冬，余以新亚全校同人力促赴台北，期获救济，少维年月，再谋发展。某日，乘飞机抵台北，已有数人奉蒋经国先生命来机场迎候。是夕，宿火车站近旁之励志社。翌晨，即蒙蒋总统召见午宴，由张晓峰陪赴士林官邸。是日，适大陆派伍修权赴美国，出席联合国讲演。总统在市区总统府开会未归，电话来官邸，嘱稍待。总统夫人陪坐，命煮汤团充饥，并与余谈伍修权事。余谓伍修权此行决无成果。夫人言，当持反对意见发问，俾君畅言，幸勿介意。如是往返问答，总统府亦屡来电话。逾午刻，总统返。即设午宴，席间总统垂询新亚事。余所最受感动者，所进米饭乃当时之配给米，甚为粗糙。念总统高年亦进此米，余等稍涉艰难，何敢直率以告。遂趑趄以他语搪塞。 隔日之晚，行政院陈辞修院长亦在其官邸招宴。同座者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孟真一人。余与辞修院长乃初识，是夕所谈多由孟真与余畅论有关前清乾嘉学术方面事。又一日，经国先生招宴，所进亦属配给米。又一日，谒教育部长程天放于其官邸。时教育部官邸尚在台大左外侧市郊僻处，一切设备极简陋。自念国难方殷，何忍以新亚处境渎陈，遂亦绝口不谈。 又一日，居正觉生招宴。觉生乃抗战时期重庆旧识，询余新亚事。谓，闻君创办此校极艰辛，此来亦向政府有所请乞否。余详告经过，并谓依理应向教育部陈述。然观教育部之拮据，亦何忍开口。觉生言，君幸稍待，我当为君作一安排，再以相告。越日，觉生告余已为代洽，某夕在天放部长寓邸餐聚，届时总统府、行政院、中央党部均有负责人列席，可共商之。是夕，余在席上仅陈在港一年半之观感所及，供政府作参考。乃述及新亚事，谓最渴需者，各位任课人之钟点费。最低以每小时每月港币二十元计，再加其他紧急开支，全校每月至少需港币三千元，勉可维持。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言，今夕陈院长因事不克来，新亚事明晨转达，行政院应可承允协助。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雪艇继言，此来得总统面谕，行政院协款几何，总统府当从府中办公费项下节省出同额款项相助，遂定议。惟行政院协款须留待提出立法院通过，约需待明春始可作正式决定，总统府款则立可支拨。余言得总统府协款，目前难关已可渡过，此后当续报情况。此夕之会遂告结束。后余亦再未向行政院提起对新亚协款事。 二 余此来目的已达，群劝余作中南部之行，略观台湾情况。北大旧同事陈雪屏，时长台湾教育厅，派一员同行，俾沿路接洽，在各中学作讲演。余之此行又别有一私事。前在无锡江南大学曾撰《庄子纂笺》一书，遍检群籍，犹有近代著作两小书未见。此来，询之中央研究院，悉皆藏有，乃设法借出，携以南行。至台南工业专门学校，即此后之成功大学，其校长官邸移作宾馆，屋舍宽敞，有园林之胜。余得一人借宿馆中，环境清幽，日夜展读此两书，选录入余之《纂笺》中。旬日完工，《纂笺》一书遂得成稿。 余又去凤山，在陆军官校作讲演。总司令孙立人邀余至其屏东寓邸，乃前日本空军军官宿舍。楼屋数十座，尚多空置，未经派定居家。余告立人，总统府秘书长王雪艇告余，万一香港有变，政府派船去港，新亚学校可获优先第一批接运来台。学生可转各学校肄业，惟教师及其家眷未蒙提及。此处多空楼，君肯暂留数座备济急否。立人问需若干。余答，有四五栋即够。立人允之。余此行为新亚前途乃得一大解决。归后告诸师生，皆欣慰万状。 余又去冈山海军官校。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适因公去台北，由副总司令马纪壮接待。余又去彰化，爱八卦山之幽静，一人独宿一空楼，历一星期始离去。适永清返冈山，邀余再去，又留宿数日。永清偕余去澄清湖，其时尚为一荒湖。两人坐沿湖草地上，欣赏湖景。遥望湖中一山，永清指以告余，君肯留台，可在此湖中山上定居，真读书胜地也。海陆两官校皆近，君可分别去讲学，振作士气，亦大佳事。余答，新亚师生在惶栗不安中，余不能不归去共患难。此湖如在仙境，仅可留余梦想中矣。时海军官校有大鹏剧团正上演，每夜必往观赏。适齐如山亦来，畅谈平剧种种艺术特胜处，亦此行意外一快事。 余此来又得意外两收获。先在台北省立师范学院即此后之师范大学，由刘真白如院长邀，作系统讲演凡四次，总题《文化学大义》，由及门杜呈祥整理，即在励志社写定，付正中书局印行。又由国防部总政治部之邀，由萧政之来洽，续作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由及门杨恺龄整理讲辞，再加改定。先由印尼某报社印行，嗣后再在台重印。自念一九四九年初离大陆，至是重履国土，旧识新交，日有接触。痛定思痛，语多感发。余对国家民族前途素抱坚定之乐观，只望国人能一回顾，则四千年来历史文化传统朗在目前，苟有认识，迷途知返，自有生机。余此两次讲演大意只在此。 又在各学校之讲演辞，择定题目撰写成文，归纳为《人生十论》一书。要之，在真实遭遇中吐肺腑话，与以往多作学术性论文有不同。书生报国，仅能止此。自悼亦自惭矣。 三 一九五一年之夏，香港大学中文系新聘英国人林仰山为系主任。一日，偕及门柳存仁来访。柳存仁乃北大学生，抗战时转上海，曾在某杂志连续撰写《北大人》数篇，其中一篇专述余在北大授中国通史一课之情形，颇获传诵。余抗战期中返上海，存仁偕余访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余来香港，存仁亦在港某中学任教。后在某次宴会中，有人当存仁面告余，某年旧历元旦彼去存仁家拜年，存仁方杜门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乃其手钞本，亦一奇也。存仁后去澳洲，任某大学教授，精治道藏，与余常通函，报告其研究所得，至今未绝。林仰山久居中国，曾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日军来，拘入集中营。在拘禁中，亦读余《先秦诸子系年》。他日出其书相示，多处有批校，知其亦用心甚至。 仰山邀余至港大任教。余答以新亚在艰困中，不能离去。仰山坚请，谓，君不能离新亚，来港大兼课，事无不可。余答，新亚事万分艰辛，实不容余再在校外兼课分心。仰山谓，君来港大，不仅港大诸生同受教益，并港大中文系一切课程编制及系务进行亦得随时请教。又谓，港大近得美国在港救济知识分子协会一款，可聘任若干研究员。君可否兼任港大研究员名义，时间可无限定。余为其诚意所感，答，愿在必要时参加港大中文系集会，贡献意见，惟以不任职，不授课，不受薪为原则，仰山无以强。 林仰山来港大主任中文系，贺光中辞职离去。罗香林、刘百闵皆改聘为专任。两人皆新亚旧同事。百闵并在余来台时，多方尽力为新亚谋渡难关，与余情意犹密。故余屡次去港大中文系出席会议毫无拘束。仰山又定同系诸教师每月必有一宴集，轮流为主人，余亦必被邀参预，但终不许余为此项宴集之主人。 某年，港大中文系创有东方研究院《东方学报》之出版，余为特撰《孔子与春秋》一篇，仰山刊为首篇。后余去伦敦，尚得彼中治汉学者之称道。以后此篇收入余著《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一书中。又仰山来商，余之《先秦诸子系年》，愿否由港大出版部重为出版流传。适余此书在抗战期中颇有增订，遂以最后定本与之，由港大出版部重新排版付印。 又一九五五年夏，港大赠余博士学位，闻亦由林仰山与高诗雅两人之动议。十余年后，中文大学成立，余正求辞去新亚院长职。翌年夏，林仰山亦年届退休，将返英久居，乃嘱罗香林与余新亚及门弟子余秉权时亦在港大中文系任教，分别来转达仰山意，欲于其退休前，先向学校提议，聘余为中文系教授，征余同意。余告香林秉权，此次辞职，新亚同人皆表反对，正在商榷中，若余先接新聘，将很难对新亚同人乞谅。故余必于正式辞职后，再作他谋。翌年之夏，仰山夫妇离港，余亦往码头亲送之。顷仰山已逝世多年，异国友情，亦良堪悼念。 是年美国人艾维来香港主持香港美国之亚洲协会职务。初到，即来访，谓在美有人介绍，故特来访。艾维尚年轻，直率坦白，一见如故。谓初来一切摸不到头脑，但知余创新亚之艰辛，他日有可能，必尽力相助，遂常来往。 四 又是年因余在台北受张晓峰编纂《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之约，允写《中国思想史》及《宋明理学概述》两种。返港后，每于夜间灯下，先写《中国思想史》，于五一年八月成书，翌年十一月在台北出版。余又于五一年冬再赴台北，因前一年来台，在台中得识台籍数友。彼辈意欲余在台办一新亚分校，来函告余已选定校址。港方同人亦以新亚在港困顿无发展，倘在台办分校，或可获新生机，遂又促余行。余抵台后，即去台中，观察所择地址。在郊外，离市不远。背临山，草坪如茵，溪流纵横，地极宽敞，旷无人烟，将来宜大可发展。时刘安棋驻军台中，告余，学校建筑可派军队任之，于地价外又可省工资。君应急速从事。 余返台北，即向行政院长陈辞修报告。辞修告余，政府决策不再增设大学。余谓，多增大学，毕业生无安插，固滋不安。但为长久计，大学毕业高级知识分子恐终嫌不够。余又谓，闻明年美国教会将来台设立一新大学，不知政府何以应之。当时台湾称大学者惟台湾大学一所。此国外教会所拟来台创办之大学，即翌年成立之东海大学。辞修言，此事容再思之。 余既未得政府明白应允，而滞留已数月，拟即归。何应钦敬之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来邀作讲演。余择《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题，分汉、唐、宋、明、清五代，略述各项制度，共讲五次，是为余在台北有系统演讲之第三次。他年此书及去岁所讲《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香港大学定为投考中文系之必读书，因此香港中学生多诵此两书，至今不辍。 五 余讲演方毕，忽又朱家骅骝先来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讲演。依例该会按月一讲，自该月十五至下月十五为一期。时适在四月初，骝先云，三月份讲会尚未举行，恳余少留在十五日前作一讲。余允之。不日，骝先又来云，顷一法国某君过此，不克多留，拟将君讲期让之。四月十六日为四月份讲期之最先第一日，恳君即移是日讲演，幸君再稍留。余亦允之。不日，骝先又来告余，谓常借用之讲堂共有几处，不巧是日均不克借用，顷借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之惊声堂，乃为该堂第一天使用日。届时当派车来接，余亦漫允。及期，余忽觉心神不安，骝先派车未到，余径自雇街车去，适该车夫不识地址，过门不停，驶尽一街，乃知有误，回头再觅，始得。上讲堂已误时，听者盈座，楼上座位亦满。有立法委员柴春霖，约友数人游士林花圃，诸友乘原车赴阳明山，春霖独云，需听讲演，一人雇车来惊声堂，坐楼上。余讲辞已毕，待听众发问，前座有人先离去，骝先见春霖在楼上，招手邀其下楼来前座。余方答问者语，忽屋顶水泥大块坠落。盖惊声堂建筑方竣，尚未经工程师验收，提前使用，乃出此变。时余与骝先骈肩立讲台上，余一手表放讲桌上两人间。泥块直击余头部，骝先无恙，即桌上手表亦无恙，余则倒身泥块下。一堂听众惊声尽散，忽有人忆余倒台上，乃返，从泥块中扶余起。一人见余头部血流不止，乃以手持笔记本掩之。出门漫拉一车，直送附近之中心诊所。余已不省人事。但尚闻一人言，我乃代表总统来慰问。又闻一人云，彼已死去。盖春霖坐前座，被泥块击中胸部。彼本有心脏病，送来医院即气绝。余与春霖不相识，始终未睹其一面，然春霖不啻为余而死，每念此事，不胜惋然。又闻人云，今当送君移手术室。余既一切不知，乃能闻此三语，亦心理学上一稀遘之经验也。 过一宵，晨醒，漫问余在何处。旁一女护士云，在医院中。余忽忆及有一讲演，未去出席，奈何。女护士告余，讲演已毕，乃来此。余竟全不记忆。稍后，乃渐忆起，直至屋顶泥块下坠前，余方作何语，亦记及。此下则全由别人相告，即头部痛楚亦不自知。若果从此死去，则生不知何由来，死不知何由去，真亦人生一大糊涂，亦人生一大爽快矣。是日为一九五二年之四月十六日，余五十八岁，诚为余此后生命中最值纪念之一日。 余在病中得新亚同人来信，知香港政府新定法令，凡属私立学校，其为不牟利者，须据实呈报，由港政府详查核定。余遂函嘱由新亚董事长赵冰代劳一切。结果得港政府认许新亚乃为香港当时唯一独有之一所私立不牟利学校。此亦新亚一难得之荣誉也。 余之赴惊声堂讲演，先有前在成都华西大学一女学生郭志琴在门口守候，陪余进入讲堂。及余被泥块击倒，志琴外尚有前在苏州中学旧学生杨恺龄，及其夫人邹馨埭等数人护送余至中心诊所。馨埭挤上车坐未稳，不意车忽驶动，掉下车，受轻伤。此后病中问候者不绝于户，惟彼等诸人则晨夕来侍病。及余能出院赴台中养病，由志琴一人陪余同车往。旧日师生一段因缘，不谓至是仍有如此深厚之影响之存在，是亦人生大值欣慰之事也。 余伤未深入脑部，余清醒后，医生即来告余，此下三日无变化，静养即可速愈。又田沛霖亦在前座受伤，与余同进医院。医生言，君病断无危险，但不能早痊。及余出院，沛霖则尚留院中。 余在台中住存德巷，台北广播公司一空宅中。《历代政治得失》之讲辞，即在此改定。又常向台中省立师范图书馆借书，所阅尽南宋以下文学小品。他年余著《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一篇，自谓稍有发明，则皆植因于此。 余在存德巷养病时，适新亚学生胡美琦服务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日来相陪。前后约共四月，余始转台北、返香港。而余之头部常觉有病，阅一年后始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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