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家事

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世家之后1948年年底，正当国民党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共中央公布了43名国民党党、政、军战犯名单。蒋介石毫无例外地位居榜首，为第一名制造内战、荼毒百姓的战犯，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也被分别列为战犯名单的第七、第八位，这两位亲兄弟是43名战犯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两人为了蒋家王朝可谓“呕心沥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氏兄弟在蒋家王朝时代可谓权倾天下，他们的荣耀也使湖州这支源远流长的陈氏家族显赫一时。湖州原名吴兴，风景秀美，气候宜人，人杰地灵。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迁徙越人于此，建乌程县。三国时，吴国置吴兴郡。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名称几经改动，民国时正式改称吴兴县，1949年后，改称湖州。湖州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北濒太湖，南眺天目、莫干（天目山、莫干山），是一个名闻遐迩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清末民初，中国的丝出口，湖州占了80%。1915年，“辑里湖丝”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发达的商品经济，善于经营开拓的乡情，数千年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名人辈出，如晋代的王羲之、谢安，唐代的颜真卿、杜牧，宋代的苏轼等都先后在此任郡守。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国民党一批重要的党政要员：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钱新之、徐恩曾等等。据国民党的官方史书认为，陈氏兄弟所属的吴兴陈氏，远祖为上古时的大圣人虞舜。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陈果夫传》中就这样写道：“吴兴陈氏，出自妫姓。其远祖为仁君虞舜。”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页。后来有个叫陈邦德的，迁居到了归安县东林山，距湖州府城东南五十里，这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始祖。传到第十七世陈应恪（字敬山）时，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陈氏在湖州府内的宅院也叫“五昌里”，意即五世其昌的意思。据传陈氏从十四世到十八世，都做过官，五世不衰，这在以官权为主的封建社会里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故名“五昌里”。可到了陈氏兄弟的曾祖陈绚时，这位在家排行老五的“五太爷”竟然无心从仕，一心隐居林泉。更令世人没有想到的是，“五太爷”在纵情山水之时，竟然热衷于公益事业，湖州城里有一座闻名的骆驼桥，当年就是这位五太爷负责修筑的。地方官为了表彰他，曾旌表他两方“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间”的匾额。可惜好景不常，1851年，太平天国的烽火也烧到了杭嘉湖一带，素来富庶的湖州在“长毛”的荡涤之下，许多富豪不仅家道衰落，而且人头落地。陈家也未能幸免，从家道殷实变成中落。太平天国天京沦陷之后，湖州一带恢复了往日的宁静，第二十五世陈延感于家道中衰，遂努力经商以自振。由于出生世家，加上陈延（字眷苍）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没有多久，陈氏家族重整旗鼓，又成为湖州一带的望族。但也有人认为，陈家在此时仍然未见起色，陈延最多只是一个小商人。因为，在他1891年去世以后，他的家业由其长子陈其业继承。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之后，袁世凯封了陈家在湖州的财产，以报复陈其美。据陈果夫回忆，当时陈家的财产也就是一些新旧房屋和由二陈的父亲陈其业在家里开设的一间小布厂而已，而且被查封的五间新屋就是小布厂赖以生产的厂房。陈延后来娶了射村书香门第的吴氏二女为妻，生有三子，长子陈其业，次子陈其美，季子陈其采。陈其业就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父亲。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1严父慈母，一直是中国家庭的传统模式。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妇女的三从四德，因此，家中子女的成长教育一般都由父亲来承担，而父亲为了“玉不琢，不成器”，不仅对孩子要求严厉，甚至加以棍棒。而善良的母亲，大多温和地操劳家中的日常生活，嘘寒问暖地关心着孩子们的生活。但陈立夫的父母却与传统的中国家庭迥乎不同，在陈立夫的心目之中，父亲不仅和蔼可亲，乐善好施，而且对孩子生气之时屈指可数，但是出身于名门的母亲对孩子的严厉呵责之声却常常不绝于耳。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陈立夫父亲温和的脾气据称不但与他天生的性情有关，而且与他年轻时的挫折有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许多中国人无法剔除的情结。对于世家出身的陈延来说，也未能免俗。1870年，陈其业呱呱坠地，及至一定年龄，陈延便督促其发奋读书，以求在科举上取得功名。从私塾到府学，陈其业不负父望，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有时候还能得到府衙发给优秀学生的奖金，甚至得到了禀贡生的头衔。在上了府学，中了秀才之后。陈其业受当时风气影响，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现状，东渡日本，考察日本的工业，学习经济，以求以实业救国。可回到国内后，事与愿违，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便“自适恬淡、无意适进，唯以大义训迪子弟，教授乡里”。与此同时，他还开始致力于公益事业，譬如说，改良蚕丝以抵制洋布对本地蚕丝的冲击；降低典库利息，使农民免遭高利贷的盘剥，也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流动；主张疏通河流，以便减少洪涝灾害的袭击；另外，陈其业还特别热心于帮助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这些行为都得到当地人的好评，赢得一定的声望。当然，尽管陈其业好为公益，可他的主业只是一家当铺的主持，由于当铺离吴兴有12公里路，并且交通不便，往返困难，工作非常忙碌。陈立夫在晚年之际，曾写就一本回忆录。在陈立夫看来，其父陈其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每天好像有用不完的劲儿，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并且始终都是精神饱满，当陈立夫在38岁那年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他仍然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生过什么病。本来，陈其业在政治上默默无闻，但是，父凭子贵，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在政治上的显赫，陈其业也开始步入政坛。他开始领导浙江省的蚕丝、典库、水利等事业，1931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陈其业被选为国民会议代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首都南京的失陷，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这正是陈其业晚年时期，他只好随着儿子陈立夫逃难到重庆。在这里，他被选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陈其业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之后他又任职全国工商联会常务理事和全国工联会理事等职务。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孤岛台湾，陈其业也随着陈果夫和陈立夫来到台湾，这时候，他已经是80岁高龄的老人了。1961年，陈其业在台湾病逝，享年91岁。蒋介石明令表示褒扬，台湾国民党官方机构也肯定了陈其业的一生：陈立夫的母亲何文娥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陈立夫的母亲何氏夫人出身于吴兴的名门，名字叫何文娥，娘家可谓是新潮洋派。据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回忆，小时候他去外公那里，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全身上下。大舅舅在上海的一家丝厂里任经理，小舅舅经营盐业，都很有钱。封建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何家的小姐一般都不上学，但何氏夫人却非常能干，深明事理，对古书很有造诣。陈立夫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自己的母亲：母亲在我们陈家，实际上是一家之主，照料我们这群小孩之外，大小家务事都由她管，包括家中的经济大权在内。我二叔陈其美先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很少有人可说服他做任何事情，但他却很听家母的话，那是因为家母胸襟豁达，而且很有见解，所以每次二叔谈及当前政治问题之时，只有家母可与之深谈。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6页。第一部分：世家之后慈父严母 2在子女教育上，何氏夫人认为对孩子，从小就必须养成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因此，她崇尚那种“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坚信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严格残酷的教育方法。因此，从小到大，在言语、举止等方面，何氏夫人都以“厉言”和“大棒”作为监督方法，严格规范几个子女的行为。小时候，陈果夫相貌清秀，又是陈其业夫妇结婚多年生得的儿子，老辈人对他比较溺爱，据说当时前来认干亲的就不少。何氏夫人怕孩子被宠坏了，不止一次地对果夫说，“小时候应该多习劳苦，倘若舒服惯了，眼睛高了，长大以后决计做不好什么事。父母爱儿女，是教孩子成器，而不是溺爱。如果我溺爱你，就会害你一世。”徐泳平：《陈果夫传》，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3页。何氏夫人说到做到，她从不在旁人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子，也不求孩子吃好的、穿好的，大致清洁整齐就行。每天，她都有一件“例常之事”，这就是检查孩子们的衣服，且十分细致，如果发现有弄脏的地方，脸色就会“风云突变”，而孩子们也非常畏惧母亲的棍棒，于是从小陈氏兄弟就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凡是有恶浊的地方，他们都不去，即使是要好的小朋友来拉，被“强拉入伙”，也只是静立观望，从不介入。对此，其他小朋友们纷纷进行攻击，他们却置之不理。有时，小朋友们噘起小嘴生气，他们也不敢上前，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出了错，母亲就会对他们毫不客气地进行严惩。有一次，陈果夫与隔壁的张妈顶嘴，顺嘴骂了一句脏话，何氏夫人听到后，抓起笤帚就打，打完后，把儿子关进柴房里思过，直到有了认错的态度，明白了错在哪里，作出了以后不犯的保证，才放将出来。这件事给年幼的陈果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走南闯北，四处奔波，这件事一直印在心中，以至年纪大了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对小孩子的花销，何夫人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认为“长大了自会用钱的，小的时候，不可弄惯，要吃东西要用东西有大人管，不用孩子自办”同上。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何氏夫人严格控制兄弟二人的一切经济行为。有一次，小果夫偷拿了10个铜钱买典链头，被何氏夫人发现后，一顿痛打。那一晚，陈果夫扑在床上睡觉，小屁股痛得盖不住棉被。半夜里，痛醒转来，看见母亲抚着自己的伤处在流泪，当即感动得抽泣起来，打那以后，陈果夫再也不敢乱花钱了。又有一次，父亲难得歇息在家，找上门来的人络绎不绝，都挤在厅堂里，等着解决问题，陈其业一直忙碌到天黑，才坐下来与家人吃饭，一脸的倦容，连说话的精神都不够了。小果夫很想和父亲亲近亲近，母亲把他拉了回来，等父亲睡熟后，母亲告诉他：“挣钱是很累的。男人长大了都要养家口，你是长子，责任更重，因此从小就要知道柴米珍贵，每个铜钱要算着花。”何氏夫人的这种教育方式，尽管在陈立夫的回忆中充满了温馨与甜美，可在其后的有些学者看来，并不显得那么的合适与正确。在《民国两兄弟》中，作者对何氏夫人的这种连打带骂的教育方式，给予了这样一段评论。或许是过多的关于责任和义务的教诲以及诗礼经济并重的家教熏陶，陈果夫懂事很早，并且养成了勤勉刻苦、严谨朴素、慎言慎行的品格，做事不乖张，稳重笃实，十分的老成，这为他日后形成治事理财的能力，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好处，固然归功于何氏夫人的严厉管教，同时也埋下了隐患。她不容许孩子们参加体育锻炼，使得小祖焘本来就不强健的体魄变得日趋羸弱。说到原因，有点怪诞，主要归咎于何氏夫人爱清洁的习性，动不动要检查孩子的衣物，发现污迹，便训斥一通。小祖焘为了不弄脏自己的穿戴，惹母亲生气，尽量避免小伙伴的追逐打闹；到后来，别人也不跟他闹了。有一年春节，陈其业带着小祖焘去亲戚家拜年，发现儿子的动作十分迟疑，觉得奇怪，出门一问，才知道亲戚家的地面有不少鸡屎鸭粪，陈果夫怕跪脏了新衣裤，回家后挨骂。再一个原因，来自婆婆杨太夫人，她生性好静，听到孩子蹦蹦跳跳的声音，耐不住心烦，何氏夫人不希望和老太太红脸，就把儿子管得严严实实的。后来，健康问题困扰了陈果夫的一生，使他吃足了苦头，小时候对体育锻炼的疏忽，不能不说是何氏夫人的一大失误。李海生、张敏：《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9页。不过，无论如何，何氏夫人的严格与古板，对于把陈立夫与兄长陈果夫塑造成为一个中规中矩、传统中国的“忠孝两全”的臣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兄弟俩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陈果夫看来，“她的一切萦绕在我的脑际，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稍有淡漠”。何氏夫人的死因，据说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她正有孕在身，一个亲戚来陈家拜年，走在黑咕隆咚的夹道里遇见何夫人，误以为杨老太太，当即跪下拜年，惊吓了何夫人，于是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对家人说：“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两个女儿，我死后就没有人能照顾她们了。”对于立夫，“倒没什么可挂念的，因为他对人对事都将会应付和处理得很好，我很放心。”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7页。话说完后，撒手人寰。陈立夫的母亲去世后，陈其业又续弦娶了王氏夫人，生子祖蒸、祖烈和女祖思。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三叔陈其采—文韬武略 1陈立夫的三叔陈其采陈其采，字蔼士，是陈立夫的三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陈其采出生于1879年9月。他从小天资聪颖，九岁时，便能熟读《四书》《五经》，16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乡学学习。这时候，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秋。在二哥陈其美的劝说下，陈其采于1896年来到上海，考入中西学院，开始学习外语，后来又进入金陵国文馆，学习科学知识。1898年，已经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学习军事的留学生，企图让这些人回来后支撑摇摇欲坠的满清大厦。陈其采有幸入选。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两件小事情对陈其采的思想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情是：陈其采有一次和一个日本朋友聊天时，这个日本人提到他们国家的许多东西是从中国学习过来的，譬如法律、佛教，日本文字是借用中国的汉字，并加以改造之后才形成的，甚至日本的京城也是模仿中国唐朝的都城建造的。基本的生活方面也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像日本的茶道、书道等。但是，日本打败中国靠的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东西，而不是靠从中国学来的东西。这个日本朋友非常赞同明治天皇的变革维新，他认为是明治维新挽救了日本，使日本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险，陈其采很赞成他的观点。但这个日本朋友又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不思进取，不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也进行变革。他更不明白康有为在中国变法图强，却不为中国当政者所容纳，最后跑到日本来避难，难道中国人不懂得变法求强图存吗！陈其采无话可说，但是，变法图强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第二件事情是：有一次，陈其采在一家书店里买书，店主向他介绍了两本关于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和岳飞的书，这个店主很崇拜文天祥和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他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多出几个像文天祥和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店主的话深深打动了陈其采，他觉得很有道理，暗自下决心努力学好军事知识，做好准备，以便将来报效祖国。同时，他也买下了这两本书。陈其采在日本读书期间，非常用功，闲暇时间，别人外出玩耍，他则呆在教室里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02年，陈其采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成绩为当届毕业生第一名。由于绩优异，不久即任湖南武备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随后出任湖南新军标统（相当于团长）。1906年，陈其采调任南京第九镇（相当于师）参谋长，因剿匪有功，升任中枢军咨府第三厅厅长，掌握全国新军的管理调度，还兼任保定军校监督亦主办秋操。此时的陈其采，年纪还不到30岁，但在军界，已经是炙手可热之人。在陈其采留学日本与服务新军期间，正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之际，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从思想上，陈其采颇为同情当时的革命党，更何况他的二哥陈其美是革命党中的活跃分子。陈其美1906年东渡日本就是依靠着陈其采的资助，到日本之后，陈其美在信中曾对陈其采说：“兄在东费用，全仗弟处寄来。”世界上的亲兄弟知多少，但像陈其采与陈其美之间相濡以沫的这种兄弟之情，令人感叹。清政府在得知这些之后，采取措施，逐渐排挤陈其采。1908年春，陈其美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上海，利用各种关系，策动革命。陈其采此时也离开军界中枢，由北京来到上海。兄弟相见，陈其采很快被陈其美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投入到反对满清的革命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在军界的威望，积极运动新军。上海道台刘燕翼得知之后，以阴谋推翻清廷之罪四处捉拿陈其采，陈其采闻讯逃往广州。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陈其采担任南京临时总统府参谋本部次长，协助参谋总长黄兴，策划军事以谋求中国统一。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陈其采也离开了参谋本部次长的职位，于吴兴创办经武学堂，由于袁世凯对陈其采非常忌惮，不久便将经武学堂查封。从此，陈其采离开了军界。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20世纪初，上海滩帮会林立，而洪帮堪称上海帮会中的大哥大。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陈其采与洪帮最高的老大范高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范高头原来出身于盐枭，后来接任洪帮老大的位置。他手下有四员大将，即黄金荣、刘福彪、潘钰卿和李超五，对外号称“四庭柱”。“范高头”是他的诨名，据说他脑门上长着一个很高的肉瘤子，好像头上又长了一个小脑袋，因此被众人称为“高头”。1902年，陈其采刚从日本回国，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沪新军统带，统帅当地新军，并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在此期间，他帮了范高头一个大忙。有一天，范高头的一个手下名叫芮德宝的，在城隍庙一带，看到一个英国人正在殴打女招待。芮德宝虽然出身流氓，但对洋人却不敢胡来，就走上前去劝解。不料，英国人蛮不讲理，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愤急之下，也不顾外国人是不好招惹的，就使出流氓打手的看家本事，将这个英国人痛打了一顿。这下可惹出了大麻烦。挨打的英国人回去后，向领事馆起诉，状告芮德宝打人。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领事裁判权的特权，英国领事馆因此要求审讯并惩办芮德宝。如果芮德宝落到英国人手里，不死也要脱层皮。作为芮德宝的老师洪帮老大范高头，保护不了自己的徒弟，显然是件很丢人现眼的事情。但是他又不敢开罪英国人，不敢说不让英国人审理芮德宝，因此他心里非常矛盾。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三叔陈其采—文韬武略 2就在范高头左右为难的时候，陈其采受理了芮德宝这个案子，帮范高头解了围。英国领事馆要求陈其采引渡芮德宝。陈其采据理力争，坚持说中国政府有权审理这个案件，并要求惩办那个肇事的英国人。英国领事馆的官员理屈词穷，不得不让步，遂找人调停。最后结局是英国人赔礼道歉，并支付一定的经济损失费。陈其采对芮德宝案件的处理，显示了他的民族气节，也给范高头挽回了面子，因此，范高头非常感激和佩服陈其采，从此，他们二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爱屋及乌，范高头也和陈其采的二哥陈其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而且，范高头要自己的手下都要拥戴陈其美，他自己也和陈其美结拜成异姓兄弟，范高头的年龄比陈其美大差不多30岁。因此，陈其美成了洪帮的二“老大”，比大流氓头子黄金荣还要高一个辈分。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和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人都和上海的帮会势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上海革命党人和江浙财团关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陈其采，陈其采在创办的经武学堂被袁世凯查封后，内心非常苦闷。就在此时，陈其采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期同学，冯国璋的亲信冯耿光在中国银行任总裁，写信请他到北京担任中国银行的总文书，陈其采接受了冯耿光的邀请，到北京就职，等到冯耿光辞职后，陈又应张謇的邀请，出任南通张謇创办的大丰公司总经理。以后，又接受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金百顺的邀请，出任杭州分行副行长。从此，陈其采在金融界立足了脚跟。即使是这样，他对中国的政治仍然非常关注。例如，1923年，曹锟通过贿赂当上总统，浙江军阀卢永祥表示抗议，反对北京政府，断绝和中央政府的往来。北京政府命令江苏军阀齐燮元讨伐卢永祥，江浙战争爆发了。江浙地区是比较发达的地方，双方对该地区都很眼馋，齐燮元对浙江觊觎了很久。陈其采为了避免战争蹂躏浙江，他和当地的名流一起奔走，力图化干戈为玉帛。陈其采跻身金融界后，凭着丰富的军事经历、经济阅历、人际关系和特有的政治关系，逐渐在金融界取得显著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江浙财团中的头面人物，与虞洽卿、张静江等人的地位相等。1924年，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邀请陈其采到广东担任军职。陈其采以脱离军界长久为由，婉言谢绝蒋介石的邀请，不过，却答应为北伐军筹饷。他化名“陈安”，想尽办法，往返于上海、浙江和广东之间，筹集了大批款项，有力地支持了革命军北伐。1928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陈其采在国民政府里担任职务。他先后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各种职务。1934年，国民政府主计处正式成立，陈其采任主计长，之后又担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中国银行董事、交通银行代理董事长等职务。1946年，由于气喘病发作，他只好辞去各种职务。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其采免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在重庆期间，签署的一批物资，运送去了解放区。遭此排挤，陈其采曾经写道：“昨日原是我，今朝却是伊；安知今日吾，又属后来谁？”足见他善处逆境之一斑。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陈其采担任公职达16年之久。辞职之后，陈其采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的闲职。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实行“宪政”。为了容纳各党派势力，以取得反对派的支持，蒋介石将国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扩大，同时又将一部分亲蒋分子从中抽调出来，以便使各方代表都有一定的席位。在此情况下，陈其采被从中抽调出来，去总统府担任国策顾问，这样他更是有职无权。蒋介石兵败逃亡台湾后，陈其采也跟着去了台湾。1954年8月，由于心脏衰弱气喘病发作，医治无效，陈其采病逝于台北，享年75岁。对于陈其采的个性，陈其采的寄女儿张蓉蓉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论述：陈蔼士秉性实在，温厚淳朴，从不趋炎附势；在生活作风方面，自奉节俭，夫妻恩爱和睦。他深受“经世济民”思想的影响，善心不泯，对于家境清寒的同乡亲友，解囊周济是常事。在他一生中，热情扶植品学兼优的年轻人更是不胜枚举。他的随从人员及其子女，在他的帮助下，大多得到各种深造的机会……他敬仰瑞典诺贝尔提倡和平，曾振笔疾书七个大字“一将功成万骨枯”，寄赠给他的日本士官学校校长。他生平不嗜烟酒，他曾写过一篇致吸毒者的劝世箴言，大意是：吸鸦片之毒，浪费自己的财力，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百弊无一利，愚莫甚焉。接着他写下了带有一语双关的趣联：若不撇开终是苦各能捺信便成名“若”字与“苦”字差一撇，“名”字与“各”字差一捺。这些词联同他的人品一样，淡泊里见质朴，诚挚里见淳厚。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194页。第一部分：世家之后五世其昌的家族陈立夫先辈非常讲求家庭和睦。其祖父陈延是一个读书人，一位好好先生，为人忠厚老实。陈延不重视物质享受，他认为传统的“孝悌”才是真正的精神享受，远远超过物质享受。据说，陈立夫的曾祖父去世后，在分家产时，陈延的弟兄们互相争夺家产，陈延却不参与任何争夺，他很谦让地说：“财产有什么用呢？我只要儿孙好。儿孙好，是最大的财富。我只希望我的子孙五世昌睦有成就足够了!”他把从前他们吴兴老家前面的小路，取名为“五昌里”，就是“五世其昌”的意思。到陈立夫的父亲陈其业这一辈，陈其业、陈其美和陈其采兄弟三人也是和睦相处。陈其业和陈其采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彼此叫“阿哥”、“阿弟”，同时用手触摸对方的面颊，这和西方的拥抱完全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家，弟兄三人互助、互信、互爱，一大家人和睦相处，成了孝悌传家的楷模。1914年陈立夫与祖父、祖母、父亲、二叔婶、三叔婶及兄弟姐妹们合影。陈立夫的继祖母杨太夫人也是一位非常和善的好人，她笃信佛教，在一个月中总有好几天要吃斋，同时，她老人家也是一位难得的好婆婆。当陈立夫的母亲在世当家的时候，她从不干预家务事，总是让儿媳妇做主，但是在儿媳妇去世之后，老太太当仁不让地接管了家务，把整个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对孩子们管教也是宽严有方，所以孩子们都很尊敬她，又因为她是一家之主，他们也有几分畏怕她。有一次过年时，老太太的小女儿得肺病死了，她悲痛异常。可是，中国人很迷信，总以为过年时哭哭啼啼，是不吉祥的，于是继祖母忍住丧女之痛，并且强装笑颜。由此看来，老太太的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同时她对待陈立夫的父亲和叔叔，也真的看作是自己的儿子。后来，陈立夫的父亲就经常和陈立夫他们谈到继祖母的性格和她那慈爱的精神。陈氏兄弟的祖父陈延作为学子，半生失意，作为商人却相当成功，他亲手止住了家境的滑落，明显地改善了生活，等到陈氏兄弟的父亲陈其业继承家产时，陈家已经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当铺。由于当铺距城有12公里，因此，陈其业常常早出晚归，很少顾及家务。可这位先生却非常热心公益事业，因此，在家人和众位乡里人眼里，陈其业是个宽厚仁慈、助人为善的长者。对待孩子，从不棒打，如发现有错，也最多只是呵斥几声。陈果夫在回忆文章中，就说到了父亲这种近乎宽厚的严厉。“父亲教识字时，并不很凶，只是我不识的字的时候，非常害怕，父亲不用手打我，是用我最怕的声音从我耳朵里打动我的脑筋。所以每次遇到一个字不认识的当儿，经父亲‘括辣辣’的一声，竟连其他认识的字也会忘记了。”可陈氏兄弟的母亲则完全不是这样，在家人眼里，她完全是一个严厉能干、胸襟豁达的一家之主。陈立夫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大哥为陈果夫，比陈立夫大八岁，大姐和二姐分别长他四岁和两岁，陈立夫还有一个弟弟名字叫陈民夫，去台湾时已经死去。陈果夫很早便离家求学，小时候，陈立夫和他大哥陈果夫很少争吵，他们两兄弟之间，相处得非常和睦，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两人相差八岁，哥哥总是懂得爱护弟弟的缘故吧。兄弟俩长大成人从政以后，他们一起在党部做事，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这也是受他父亲和叔叔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父辈相处得很融洽，从未发生过口角。陈立夫兄弟三人和上一代人一样，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陈立夫的大姐顺夫精明能干、二姐敬夫体弱多病。小的时候，大姐自作主张的时候稍多。她们时常领着陈立夫外出玩耍。有一次，为了满足小立夫好奇的天性，姐弟三人偷着去一个好玩的场所，回来的时候，天色将暗，二姐敬夫怕母亲责怪，吓得不行，大姐却不以为然。小立夫喜欢大姐敢做敢为的作风，但凡有什么“出格”的设想，总是央求大姐帮忙实现，他知道求二姐是没用的。但是大姐喋喋不休的絮叨劲，又让小立夫心烦。静的时候，他乐意与二姐在一起。二姐脾气温和，心眼极好，不争不闹，十分谦让。就这样姐弟相依，玩伴相随似的生活了好几年，直到两个姐姐上了学，小立夫依然与她们形影不离。直到耄耋之年，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在回忆录中说：“我时常到学堂斜对门开杂货店的我的宋奶奶家里谈谈，直到两位姐姐放学出来找我才一同回家。”如果从陈立夫的祖父这一代算起，他的祖父陈延、父亲陈其业、陈立夫以及陈立夫的子、孙，加起来已经是五代人，加上家人相处融洽，陈氏家族确实可以说是和睦昌盛。照这样说来，真的已经达到眷苍公陈延所说的“五世其昌”了。第一部分：世家之后陈立夫的二叔陈其美1.蒋介石的大哥陈其美，字英士，生于1877年，是陈立夫的二叔。与温良恭俭让的大哥陈其业及兄弟陈其采相比，陈其美似乎多了些绿林好汉般的色彩。早年，陈其美也在乡间读了几年书。凭他的聪颖，成绩也颇为不俗。少年时期的陈其美，可以说是一个聪颖而机警的孩子。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曾经讲过这么两个故事：陈其美八岁的时候，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到野地里去玩，大家调皮捣蛋，用火点着了一大片的枯草，一个小孩不小心，大火烧到了他的衣服。年幼无知的孩子们见到这个情景，都吓得面如土色，纷纷逃离，可陈其美看到后，马上跑上前去，迅速把被火烧到的孩子推倒在地，然后自己奋不顾身地扑在他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将孩子的火压灭，一场可能的灾难由于陈其美的勇敢而避免。另一件事是，陈其美十岁的时候，和孩子们一起驱赶着马到湖边小岛的空地上去玩，忽然一匹马朝着陈其美狂奔过来，其他的孩子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地吓在那里。可陈其美非常从容地跑了十步之后，快被马追到时，忽然趴在地下一动不动，狂奔的马失去了方向，有些犹豫不决地回转身，陈其美看到这种情况后，急忙起身狠狠地向马打去，马折转身跑回了马群，而陈其美与孩子们也幸免于难。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今天已无从考证。但国民党的史学家们对此深信不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两则故事还被收入了小学国文课本之中。1985年，台湾金兰出版社出版的《陈其美》，更就此事发挥说：骇人听闻的事件迅即传遍邻里，陈其美因为私自携带火柴，出城放野火而挨了父母一顿骂。可是里巷轰动，父老议论，一致认为陈其美的胆识俱壮，应变有方，要比宋朝的司马光打破水缸，救出溺水玩伴还要更胜几分。吴兴城里的父老诸姑、少年子弟一概认定陈其美聪明绝顶，卓尔不群，将来一定大有出息。果不其然，以英士先生知名于世的陈其美，在十八年以后的辛亥（公元1911年）那年，便奋起沪滨，光复上海，出任民国第一任上海都督，终于由他在东南的一木擎天，作中流之砥柱，方使辛亥革命，终底于成，中华民国，从而建立。陈其美少年这种快乐而无羁的生活并没持续多久，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日益拮据，使他中辍了读书——中举——做官这一传统的荣宗耀祖之路。当他15岁时父亲因病去世，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据说有一年除夕，家里过年非常困难，继母杨氏只得褪下了腕上的镯子变卖，才算度过了年关。陈延在世时，已无力供养三个儿子同时读书，因此打算让长子其业、幼子其采读书，让其美继承父亲衣钵，习商贾之道。父亲去世后，陈其美不得不中断了学业，到石门县的一个典当做学徒。在那个时代，当学徒是一种非常受苦的生计。每天，陈其美早起晚睡，烧茶煮饭、做菜洗衣等，还要伺候老板、账房先生们吃饭，等他们吃过之后，陈其美才吃一些残羹剩饭，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还受到他们的打骂。但是，陈其美还是咬紧牙关，任劳任怨，完成任务。在习商之余，陈其美经常阅读报纸，十分关注世界大事、中国国情，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愤慨。在致亲友的信中，他“痛言清廷失败，须人民自图振作，二十年后方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并力劝弟弟其采东渡日本求学。1902年春天，陈其采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向陈其美讲述日本的情况，认为日本能很快富强起来的原因，在于“变法维新、振兴实业”，这给陈其美教育很大，他想到自己在这家当铺做学徒已有12个年头，如今只从第12名学徒升到第3名，就是再熬三年学徒满师，也不过是终身坐坐柜台，打打算盘而已。终其一生，只能见闻孤陋、天地狭窄，难施其抱负。第二年，即1903年，陈其美辞去典当铺的职务，只身来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担任助理会计。那一年，他27岁。到上海以后，陈其美一边在同康泰丝栈做事，一边结识革命同志，上海在当时是救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是新学运动的中心，各方英雄豪杰云集这里，革命民主思想风起云涌。许多革命志士奔走呼号，组织集会，进行宣传反清革命活动。在上海，陈其美刻苦学习新知识，结交很多革命党人，如秋瑾、徐锡麟、谭人凤、张静江等人，并和他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加上他行侠好义，为别人办事又很热心，所以很快便在上海结交了各路的朋友。在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陈其美的侠义是这样说的：他的慷慨好义，饶有古侠士风，在朋友间也是有名的。譬如有一次，天津的李六更，母亲卧病，二叔和他并不是很熟的朋友，但他既有困难，又找上门来，于是就以济人之急的心情，毫不犹疑地送了他一百元。他的疏财仗义、好交朋友，使得在上海各个阶层，都有很好的人望，其中包括红帮和青帮里的人，也都成了他的朋友。陈立夫：《陈立夫回忆录——成败之鉴》，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9页。1904年，陈其美进入理科传习所，研究西方科学知识，他“闻见益广，识见益宏，革命情绪，深植其基”，并因此感叹：“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于是陈其美放弃商业救国的理想，在其弟陈其采的帮助下，1906年，陈其美东渡扶桑，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第一部分：世家之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年冬，陈其美首次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从而正式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参加同盟会后，陈其美更加广泛地结交中、日志士。因其古道热肠，许多人成了他的莫逆之交。在这些人之中，蒋志清（即蒋介石）便是其中的一位。蒋志清比陈其美小十岁。他于1906年4月东渡日本，在那巧遇了陈其美。对陈、蒋的相识，《蒋介石与陈立夫陈果夫》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有天早晨，陈其美起床后，前往东京的西片町散步。在走到一处小树林边，忽然看到一位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在舞剑。陈其美见那青年长方脸、直鼻梁，面貌生得很英俊，立即产生了想结识的想法。于是走上前去一问，才知道他是清廷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可是不久，蒋介石便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并回到国内。是年冬，蒋赴保定肄业于陆军部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年终应考留日陆军学生获选。1908年，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入振武学校研习军事。由于清廷留日学习陆军名额有限，并且要求很严，像蒋介石这样的留日学生可谓凤毛麟角。因此，陈其美对蒋志清颇有些另眼相看，加上两人又是浙江同乡，关系很快便亲密无间。不久，两人又结识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士官学生黄郛。由于三人志趣相同，经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关系也日渐亲密。在陈其美的提议之下，三人义结兄弟，陈其美为大哥，蒋介石最小，为小弟。三人还互换了兰谱，盟约称“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特将誓言刻在两把宝剑的柄上，作为礼物，分送给两位盟兄。1908年，由于陈其美的介绍，孙中山先生单独约见了蒋介石，并吸收他加入同盟会。对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相识，目前有至少四种说法，浙江大学的杨树标教授认为，两人相识于1907年。据说会见之时蒋介石备受孙中山先生的称赞，夸奖他是个“很难得的人才”。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后来一些御用文人为美化蒋介石而杜撰的。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投身同盟会，认识孙中山是陈其美介绍的。蒋介石对这位早期的恩人和挚友也经常夸赞，自诩为陈其美“第二化身”蒋介石：《祭义兄陈英士文》，见《陈英士先生纪念集》，台北1977年版，第5页。陈其美早年的一些密友，例如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政权的骨干。东京当时是留日中国学生的革命中心。留日学生多主张以鼓吹、起义、暗杀三种方式进行革命，陈其美也赞成这种主张。加入同盟会后，他就立即联络同学在东京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热心倡率，从者甚多”。在陈其美留学日本的两年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放弃了改良的主张，开始在全国各地点起革命之火。惠州、钦州、镇南关、皖浙等等地方，革命党人纷纷举行起义，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纷纷以失败告终。在激烈的斗争形势面前，陈其美已无法安心读书，1908年春，在同盟会的委派下，踏上了归国的征途。2.青帮老大3.光复上海4.上海都督5.肇和起义6.惨遭暗杀1.求学之路1.1求签上学1．2．少年时绰号“老太婆”和“道德经”2.老蒋“伙伴”2.1初识蒋介石2.2蒋介石的救命恩人2.3纵横洋场2.4为蒋招兵买马3.“教父”生涯4.主政江苏4.1.导淮入海4.2.太太不得干政4.3平时见面要鞠躬5.进军金融界第四章1．初涉人生1．1和尚的奇遇：滴水也能穿石青年时期的陈立夫1.2上海滩的穷学生1．3北洋大学的高材生。2.远渡重洋2.1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2．2美国史可兰敦煤矿唯一的中国人3从政之初3．1蒋介石的机要秘书3．2蒋介石的贴身心腹4.中统后台老板4.1调查科首任主任4.2.用软刀子杀人4.3.反省院政策与细胞政策5．独立王国——中统局5.1．由调查科到中统5.2．独立王国——中统局5.3．庞大的特务机构6．最阴毒的特务组织6.1.中统的训练方法中统对中共的研究7．中统的衰亡7．1．与戴笠结怨7.2．中统的衰亡第五章1.独辟幽径1.1与苏联和谈1.2谈判使者2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3“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3.1劝毛泽东信仰三民主义3.2与周恩来正面交锋4.风雨飘摇中的立法院副院长1.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2.蒋介石报恩，一手栽培二陈兄弟3.西安事变中站错队4.权力之争与二陈受到限制4.1以派制派，蒋介石玩弄权术限制CC4.2蒋陈失和抗战结束后，蒋陈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渐渐降到了冰点。4.3无可奈何，仓皇赴台5一朝见弃，辗转于台美之间5.1陈诚：“陈立夫是个混蛋。”5.2黯然离台5.3新泽西州的养鸡人1：陈氏已接受哥伦比亚大学之聘书，前往讲学半年；2：陈氏养鸡事业，经历数年之艰苦经营，已经脱离险境入于康庄道上。且因能自造皮蛋与咸蛋，获利颇不鲜，故不必急求脱手。5.5重新赴美6.回台定居，与蒋和好7.老蒋临终抚立夫8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兄弟友情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忠心跟随蒋介石也许是陈其美这层特殊的关系，也许是从小便崇敬这位“蒋三叔”，也许是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几十年来，陈立夫与哥哥陈果夫两人可谓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没有丝毫的二心。可以说即使到了行将就木之际，蒋介石仍然在他们心中无人可以取代。陈立夫在自己晚年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确信曾经追随一位伟人，从事国民革命的大业，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击败日寇的侵略，赢得抗战最后的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将次殖民的中国变成了世界五强之一，并奠定宪政基础——在整个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我只是接受这位伟人的领导，我的贡献极为微薄……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赶下台，皇帝没有了，传统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也随之动摇，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便根据形势的需要，创造发明了一套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理论，蒋介石为此非常欣赏，并且将其推广于整个国民党内部。但蒋心里也明白，那只不过是骗骗一般人的空洞的说教，在错综复杂的民国环境中，忠诚成了蒋介石选择部下的首要标准。相对于忠来说，才只是次要的标准。蒋介石曾有两位重要的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庸碌的应付之才，杨却是杰出的军事家，杨极端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犹如水火。但蒋介石最后还是选择了无才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至于像汤恩伯、胡宗南等并无多大才干的军事将领，完全都是由于有所谓对蒋的忠诚，才得以晋升为国民党的高级将官。陈立夫跟随蒋多年，心里完全明白蒋的这种标准，于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尽管军阀、党派林立，各种斗争残酷无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也是几起几落，但陈立夫始终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摇旗呐喊，充当其最忠实的部下与打手。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以不变应万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这意味着不仅分裂了国民党、阻碍了北伐战争的乘胜推进，而且污染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使得欣欣向荣的国民革命中途夭折。从长远看，他还严重地销蚀了国民党既成的进步性，正在把一个由孙中山缔造的革命组织演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组织。在这一行进的过程中，蒋介石自己从进步走向反动，堕入罪恶的深渊，而陈立夫也紧紧跟随蒋介石，宁愿走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在上海清党期间，周恩来曾去找过陈立夫，向他打听宵禁口令，周恩来原以为凭着五四时期缔结的友情（当时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大学），陈立夫未必让自己难堪，不料，陈立夫反问周恩来：谁需要口令？周恩来不能说，陈立夫就一口回绝了。当时，周恩来对陈立夫的表现十分失望，半是愤慨半是讽刺地说道：“你真够厉害。”陈立夫的心中此时只有蒋介石，他根本不怕得罪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正“在闸北指挥工人”，一旦“得到了口令，晚间可以通行无阻，用工人来扰乱”政变，那就麻烦大了。陈立夫用自己的行动践履了他对蒋介石的“竭尽智能、接受指导”的诺言。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等在武汉也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宁汉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汪精卫操纵着国民党的中央，他不愿向蒋介石称臣，同样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在帮助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南京之后，也开始居功自傲，开始对蒋介石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行为表示不满。于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多方联系反蒋势力，准备赶蒋下台。蒋介石意识到新桂系是在“逼宫”，他便以辞职相威胁。谁知蒋介石提出辞职后，不但李、白表示赞同，就是蒋的亲信何应钦等人也同意。蒋介石一时难以挽回局面，只得决定下野。8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一直到同年12月3日才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重新回到了权力重心。在这远离权力的阶段里，是陈立夫和他的哥哥陈果夫一道坚守“阵地”，与倒蒋的各种势力周旋、搏斗。11月22日，陈氏兄弟就通过精心策划，组织自己的喽——中央党务学校的师生在南京各界讨伐唐生智胜利庆祝大会上闹事，并在游行过程中，高喊“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特委会”、“改组国民政府”等口号，寻衅闹事，要国民政府主席李烈钧下台。李烈钧恼怒之下，命令首都警察厅对游行示威群众格杀勿论，一时间，枪声大作，导致三人死亡，轻伤者75人，酿成举世闻名的“一一二二血案”。血案之后，西山会议派被迫下台，陈氏二兄弟从而为困难时期的蒋介石制造了重返权力中心的机会。在蒋介石与各种政治派别如汪精卫的改组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的权力争斗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所控制的CC势力，可以说一直是蒋介石最信赖的派别，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为蒋介石一步又一步地将这些反对势力铲除出南京政府。但随着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日益巩固，蒋介石与二陈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开始逐渐被一种相对冷静功利的关系所取代。这对于思想上将孙中山、陈其美、蒋介石与理想、主义、民族叠合在一起的二陈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他们仍然将对“党国事业”的高度负责和对蒋介石的赤胆忠诚融合在自己的心中，他们不怕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怕失去效忠的机会。据《传记文学》第29卷的一篇文章介绍：在委员长面前，说话能够尽言而无所畏惧的，只见过两个人，一是陈辞修（即陈诚），一是陈果夫。他们两人跟委员长见面谈问题，有时会使委员长很生气。委员长生了气，有时很不耐烦，甚至拂袖而起，表示不愿再听了，站起来转身要走。这时，他们两位先生都是同一脾气，会从后面跟上去，尽管委员长生气不爱听，他们还是要把话讲完，希望委员长注意他们的话。像这种务求进言，无所畏惧的，就只有他们两位。即使到了国民党大陆惨败，逃避台湾之后，陈果夫、陈立夫也唯蒋介石的马首是瞻。对蒋的忠心可以说是二陈在民国时期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管蒋介石也非常忌惮二陈CC势力的逐渐强大，数次对CC进行打压，但最终蒋介石明白，二陈永远不会觊觎自己的位置，是他最可靠的政治帮手与政治伙伴，这也是陈氏家族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原因。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1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蒋介石非常佩服曾国藩，常常将《曾文正公文集》放在自己的案头。曾国藩以湘军发迹，而湘军的体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级军官都是曾国藩的学生、兄弟、亲戚，曾国藩以这种封建的血缘亲疏关系来编制自己的军队，从而达到政令、军令统一的目的。近代中国的政客，军阀，为了达到结党营私，独霸一方的目的，往往会自觉地运用封建传统的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立夫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演说在三种关系中，血缘是第一位的。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信任而无戒备的气氛。在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则对年长者则必须忠孝服从。而一直以来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宗法家族，对同一血缘的家族有着很强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作用。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也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历代有“厮杀无如父子兵”的说法。秦末农民起义中的项羽，就是和他的叔叔项梁一起在会稽郡起家的。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这种影响根深蒂固。近代政客在选择属下时，也同样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像曾国藩，在选择大将上，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就是得力的助手。这一点，无须多言。第二是地缘。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有材料统计，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不超过二十公里。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当权时就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而蒋介石肯定是不会忘记这种关系的，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而戴笠的军统特务，其主力干将毛人凤、周养浩等人，都是浙江江山人。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曾国藩的湘军许多将领、幕僚，就是自己的同学、学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业缘。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告诉郭汝槐：“委员长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凡是从上述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就可以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效忠。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相信黄埔学生，但更相信亲戚和浙江人。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经常与许多军阀、将军结拜兄弟，他与冯玉祥、张学良等都结拜过兄弟。而陈立夫自然未能免俗，在其用人的策略上也采取这种注重血缘、地缘和业缘的任人唯亲的方针。陈氏兄弟的CC王国，以同乡亲戚、同学同僚同门结党，是一个封建复合型的帮派团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层：一层是身边的亲近人士，主要由同乡亲戚组成。比如陈立夫的四个秘书，就是清一色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除袁英林外，程世杰是他的外甥，梁渊是他的外甥女婿的弟弟。第二层是占据各处要当的高级干部，主要由同学、同僚组成。比如接替陈立夫主管国民党中央组织科的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都是陈立夫北洋大学和留美期间的同学。中统局成立后，陈立夫下决心将中统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更是将自己亲近的人都安插进了中统局。首先局长朱家骅，就与陈立夫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陈立夫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陈立夫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任人唯亲 2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入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上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不仅是陈立夫的表兄弟，更是陈立夫在美国读书时好友。在陈立夫自传里，就曾经说到在美国时他与徐恩曾的一段友谊。（1924年）学业完成了，内心有着喜悦，也觉得轻松，正好徐恩曾兄这时买了一部新的福特蓬顶汽车，就在暑假中邀了我和一位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就学的陆子冬兄，一齐从匹兹堡出发旅行，我们三人兴奋的准备好了一切，就由徐恩曾兄驾车出发，不料在到费城的途中，由于路标稀少，经验缺乏，车行过速，一个陡坡下去九十度急转弯，车子竟然翻倒在路旁，四轮向天，如再翻九十度，那就坠落千尺悬岩之下，不堪设想了。彼时三人都倒著盖在座位中，不得动弹，好在大家都未受伤，只有我的手指受了点小小的擦伤，这时蓬车之顶压扁，挡风玻璃全碎，一个车轮折损，方向盘也断了，我们只有猛按橡皮喇叭，希望有人来救，后来隔了二十分钟，才有一辆过路的卡车——才把我们救出。我们二人且行且谈，一路游览风光，顺便参观工厂，第一站抵达费城，参加了中国同学会年会，好不热闹，接著就前往芝加哥，转回西北来到了波士顿，再南行至大西洋城、纽约、华盛顿等处。在大西洋城我们停留了好几天，正好遇上了选美会，那时的选美会虽不及今日的华丽壮观，但争妍斗艳的花车游行及泳装竞赛，却也使人目不暇接。华盛顿玩了之后，我们就去尼加拉瀑布，并且到了加拿大边界，接著南行到了底特律，参观了著名的福特汽车厂，该厂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率之高，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又二次到芝加哥……我们日行夜宿，大部时日在野地露营，自炊自食，真是个悠哉乐哉，在这两个多月的夏季之旅，确是使我啬了不少见闻和阅历。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4页。由于有这层同甘共苦的经历，陈立夫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之时，将中统局的许多事务都交与徐恩曾去处理。而徐恩曾也非常明白陈立夫在他仕途上的作用，在陈立夫等人面前，徐恩曾很会溜须拍马，表现忠诚，对陈立夫唯命是听，不敢违抗。于是，中统局内的人事安排完全攥在了陈立夫的手中，陈立夫通过各种关系，将许多忠诚于自己的人安插进了中统局。叶秀峰，1945年1月24日，徐恩曾被革职后，由其主持中统。叶秀峰虽然是江苏扬州人，但他是陈立夫北洋大学时期的同学，在读书期间，曾与陈立夫在放暑假时期一起到湖州山区勘察矿产，并且还为此赚了一点小钱。采访股干事杨剑虹是陈立夫的酒肉朋友。杨为上海青帮骨干，曾当过日本洋行买办。五卅运动时，杨参与组织黄色工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杨剑虹率黄色工会积极参与，与陈立夫混熟了。后来杨剑虹经常陪着陈立夫吃喝玩乐，因此深获陈立夫的喜欢，将其收罗门下。整理股干事吴大钧也是二陈的同乡，曾留学美国学习统计，与二陈有多年的至交，因此也被重用。CC王国的第三层是散布在各地的中下层干部，主要由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组成。陈果夫曾对CC骨干刘不同说：“我们办政治学校就是为全国培养县政人才。由县长可以升为厅长，逐渐就将全国各级政府抓到手里。”至于方法，一方面，陈立夫掌握大权时，把他们安插在自己所在的部门和势力范围之内，一方面则“多与各省主席发生关系，关系愈密切愈好，不但生活和他们一致，而且行动也要一致，最好能达到成为他们的亲信，不被视为外人，一直到被他们保荐为省政府委员、厅长或县长”。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一职之后，他便“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林同志为简任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任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但是，为稳定教育界人士的不满，陈立夫又将政务次长、高等教育司长与总务司长交给完全和自己没有私人关系的人手上。事实证明，陈立夫这种手腕是高明的，至少把一部分教育人士担心“党化”的顾虑打消了，纷纷从彼岸觅舟渡津过来，与政府合作。在错综复杂的民国政治环境中，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根本就无立锥之地，二陈深谙其中的道理。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期间，河南的段剑岷竞选中委失败，心中郁闷，写了一首嘲讽政治的打油诗，云：“剑岷革命二十年，中委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愿你花好月长圆。”可见，陈家结党的事实，已在国民党内部人人皆知了。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给人印象一向严厉、自律，而陈立夫在这方面也不逊色于其兄。在待人处事方面，陈立夫非常注重所谓的言传身教，他在政府机关作领导职务的时候，经常教导部下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其他人的信任和尊敬。陈立夫在教育部长任上的时候，他总是比别人先上班，比别人晚下班。早上八点开会，他七点四十五分就到了部里。部长到了之后，司长肯定也到了，司长一到，科长也跟着到了。这样一来，用不着签到，大家都能按时上班。陈立夫认为，签到不是有效的方法，如果一个人签到之后溜掉了，主管也不知道。陈立夫认为，凡是做领导主管的，一定要“爱”下面的部属。陈立夫做官从来不摆官架子，所以，做过他部下的人，都和他感情很好。但是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坚持原则，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在钱财方面，一定要一清二楚，每个人都喜欢钱财，但是不能慷他人之慨或者挪用公款。比如说捐款，人家捐三千，陈立夫也许只能捐一百。但是，这一百元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不像有些人捐款，他自己先垫出来，最后还是由公家出。陈立夫在晚年所兼任的会长、董事长等职务，都是挂名的，他并不兼拿薪俸。他说：“总统府资政的钱，已经够我用的了，我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4.兄弟情深1940年国民党政府偏安于重庆，陈果夫住在学田湾，额其居所曰“衡舍”，与陈立夫的居所“高庐”遥遥相对。平时，出来进去的贵客不少，都恭恭敬敬地称大陈为“果公”，称二陈为“立老”。掐指算算，陈果夫不过48岁，陈立夫不过40岁，这一“公”一“老”的称谓，显示出CC系对二人的尊敬，也体现出兄弟两人在CC王国的地位与两人苦心经营的作用。左起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1940年摄。据圈内人士评述：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甚笃。据万峰青回忆，他们俩“遇事互相征询意见，其间大概阿兄多着重计划的策动，阿弟则着重在应付场面及纵横捭阖的工作上，后来阿兄患着严重的肺病，整天只能与药铛为伴，外面的一切，更只有仰仗兄弟了”。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部，兄弟两人非常明白自己所处的境况，倘若没有蒋介石这棵大树，所经营的CC王国便会瞬间毁灭，同样，没有兄弟间的紧密团结，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也很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此，兄弟二人刚开始一起在党部做事时，就经常互相讨论有关党务的事宜，每当陈果夫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什么建议，一定先征询陈立夫的意见。尽管彼此有时意见不一致，但都能做到相互尊重。到了以后，每逢大事，兄弟两人只要有机会，便共同商量对策，一致对外，比如在西安事变中对张杨的态度，比如在重庆谈判中对中共的反应等等，都同进同出，将两人拧成一股绳。当年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曾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过陈氏兄弟：一个腐败的派别控制着国民党，它既有坦慕尼大厅的一些最恶劣的特点，又有西班牙宗教法庭的一些最恶劣特点。沉默寡言、神秘莫测的兄弟俩陈立夫和陈果夫……实际上通过恩赐、秘密警察、间谍活动和行政权力控制着全国思想界。哥哥陈果夫完全控制着通天的大门，送委员长的文件和备忘录，都要通过此人转交。他弟弟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比他更加重要。陈立夫工作起来孜孜不倦，刻苦、廉洁。他的带有神秘色彩且气魄很大的、貌似富有哲理的文章，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尽管在美国人眼里，两兄弟都非常的神秘莫测，可自小，两兄弟其实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格特点。大哥陈果夫从小便沉默寡语，但被蒋介石的前夫人陈洁如评价为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弟弟陈立夫小时候便活泼好动，年轻时还养成了一个喜欢演讲的习惯。在政坛上经常以充满激情的演讲来发表自己的独特观点。由于兄弟两人性格不同，两人在办事上也非常默契，双方分工明确，一个以精神德望凝聚组织，一个以追求实效发达组织；一个以沉静示其厚重，一个以干练显其迅捷，如此互助互补，把偌大的CC王国，经营得内外有序，日渐兴旺。陈果夫、陈立夫这种兄弟情深的办事风格，还影响了他们的两位贤内助和家人。据《三C传》一书记载：陈勤士以及二陈的两位太太，都喜欢管管闲事。陈老太爷“只要人肯送礼”，不论是要官或求情，他提起笔来就“写上一封八行书”，寄于儿子。后来，二陈发现父亲的来信“太多”，介绍的人也杂，就渐渐冷了下来。相反，太太一门，仍然是条热线，“陈立夫之对孙禄卿”，“陈果夫之对朱明”大多是“言听计从”，因此“CC系上下，除了有所谓高庐路线外（直接找二陈），还有所谓内线捷径可走”。譬如，江西中正大学某校长有一个请拨经费的呈文送到陈立夫那里，渺无消息，于是托人走了“太太路线”，当时孙禄卿正在重庆璧山正则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信一收到，马上批了一行小字：“送立夫办。”陈立夫收到信，又在老婆的手批旁附上一行：“即送衡舍大哥一阅”，等陈果夫看过后，再批一笔，“果阅，交立弟核夺”，信重新转到陈立夫手里，“陈立夫并未实行核夺”，而是“送到璧山征求乃妻的意见”。兄弟两人的情谊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之中。陈立夫兄弟三人即陈果夫、陈立夫和陈祖烈从来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分家。在老家吴兴时，陈立夫兄弟姐妹之间相处得也很和睦，“悌”道长存于手足之间。陈立夫对大嫂朱明非常尊敬，陈果夫和朱明夫妇没有生过孩子，为了使他们的香火绵延不绝，陈立夫将他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陈果夫夫妇。陈果夫去世后，陈立夫也将嫂子朱明接来和自己一起住，一直伴随朱明离开人世。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延续下来。陈立夫也以早年祖父对儿孙们讲的话告诉他自己的儿孙们：“财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服务、互助、互爱啊!”现在陈立夫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学有所长，都能做到安居乐业。年幼的总会接受年长的建议，的确是兄友弟恭。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15.1四大家族之来由国人对陈立夫最初的印象可能便是他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代表，四大家族在人们的心目之中是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那四大家族这一说法又缘于何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来看，四大家族的说法来自于抗战胜利之后。１９４６年下半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挑起内战，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国家资本的实质、结果以及与内战的关系。１９４６年１０月，陈翰笙在英文刊物《远东观察》上发表《独裁集团与中国内战》一文，指出政治的独裁依赖经济的独裁，国民党对国营事业的统治，只是将资本集中在少数高级官僚之手。并第一次将官僚资本划分为蒋、宋、孔、陈、政学系五大集团。几天之后，陈伯达的《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出版，这本小册子用大量的事实、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官僚资本的实质，并为其作了如下定义：“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他们在大地主大买办的经济基础上，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一方面加速掠夺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官僚资本最集中的代表。陈著与其说是一篇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个战斗性、宣传性很强的小册子。１９４７年４月，王亚南发表《官僚资本的理论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官僚资本的形态、形成过程和社会条件、作用及后果都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１９４７年７月，许涤新在上述论著的基础上，写了《官僚资本论》一书，吸收了陈著和王著的长处，从经济学的角度揭露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几种形态、活动方式及其反动本质。至此，“官僚资本”有了完整明确的概念，即官僚资本是一种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国家垄断资本。从资本的所有权来看，它分为国民党国家资本和官僚私人资本；从资本的来源看，它是依靠政权和政治特权掠夺和剥削人民而积聚的，四大家族掌握的垄断资本是官僚资本的主体。同年底，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首。5.2清廉的显贵但陈立夫对四大家族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将陈氏家族列为四大家族，可谓是有切肤之痛。吾兄弟二人少承祖训：“寿本乎仁，乐生于智，勤能补拙，俭可养廉。”故一生忠勤职守，廉洁自持，为众所周知者，唯对于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之不合乎国情者，不得不建言改革，期能合乎三民主义之原理，而不为帝国主义用以剥削殖民地人民，其性质为纯粹商业，对于工业农业，毫无好处，我曾著文批判之，及蒋公在江西剿共，亲见农村无金融机构，始悟国家应有利农之金融机构，乃派家兄担任农民银行董事长，始将该行之百分之百的商业贷款改变过来，以利农民，中国之合作制度亦为家兄首倡，故又使兼合作金库董事长，其后复使兼任交通银行董事，共党遂利用此一机会攻击家兄在金融界之地位与力量，而在《蒋宋孔陈》一书中，陈家亦被列入攻击为四大家族之一，共党之恶毒有如此者。那么，陈氏家族在资产上是否可以算作是官僚资本呢？是否该列入四大家族行列呢？就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俩的个人资产来说，将二陈算作是官僚大资本家，似乎是有些“冤枉”。抗战后的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良。”对孔氏家族与宋氏家族对百姓的盘剥与掠夺，人们可谓叫苦不迭。蒋、宋、孔氏家族利用抗日战争发国难财，一下子集聚了巨大的财富。据当时的美国银行界人士估计，宋家和孔家有20亿美元的资产存在曼哈顿。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产达8．5亿美元之巨。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二陈兄弟为首的国民党四大家族迅速崛起，与其他几大家族相比，陈氏兄弟名下虽说也有众多的产业，可兄弟两人却似乎没有富甲天下，相反，倒很有些“寒酸”，这其中道理，颇有些耐人寻味。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之后，孔、宋、陈三大家族先后流亡到了美国，只剩下蒋家独霸台湾小朝廷。流亡到美国的孔、宋、陈三大家族的处境却大不相同，孔祥熙、宋子文不愧为“财神”，在跨台移居美国时，已将巨额的不义之财转移到了美国，过着超级富豪般的奢华生活。仅举一例，孔祥熙的二儿子孔令杰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开采石油。当美苏冷战高潮时代，孔令杰为了躲避原子弹袭击，在得州建立了能够躲避核子大战的防空避难所，花费1800万美元，比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柏林国会大厦地下修建的地下室还要大。孔令杰的防空避难所由加利福尼亚州的MX飞弹发射所工程师设计，上下两层总共3.8万平方英尺，钢筋水泥墙厚达两英尺，避难所内备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个简单床位，十几间卧室，1个急诊室，1间文娱室。房顶上面造有一个人工湖。仅此一例，就可以窥其财力。而陈立夫兄弟与他们相比，在经济上则有天壤之别。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2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公开了1939年一份日本人所作的《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陈立夫兄弟应当也有一笔不菲的财产，但是这些财产似乎只是国民党的党营财产，我们并没有找到陈氏兄弟化公为私、中饱私囊的直接材料。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立夫身边也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既然被称为四大家族，陈氏家族与其他家族的区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孔祥熙、宋子文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个人却是囊中羞涩。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1200元降为后来的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前者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后者则一文不取。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他遗钱给孩子，或个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也称：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因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陈果夫一生经手公款不计其数，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我从不去想。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3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陈果夫的收入只有靠薪金来维持了，不过，陈果夫是个异常勤奋的人，喜欢写作，因此，稿费便成了他的另外一项主要收入。从1928年起，陈果夫便出过很多书，胡适曾就这一点谈起陈果夫，他说：“我觉得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以一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能写出这么多的著作来，老实说，我们今天在北京大学的还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看，陈果夫的稿费还是相当高的。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稿费67200元，《医生漫谈》稿费3000元。但随着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统治区出现金融风波，陈果夫的这些稿费很快贬值，成了一堆无用的废纸。尽管手中的钱不多，可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到台湾后，陈果夫居住的也是借台中市长的房子，以后想搬出来，好一点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为当时台湾的医疗费太贵，他平时又不重储蓄，到台湾以后竟然没钱买药。无奈之下，陈果夫只好厚着脸皮写信给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陈果夫入不敷出的情况传到CC大将洪兰友耳中，洪乃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立即命令俞鸿钧从农行中支出5000银元给陈作医药费，以解陈果夫的燃眉之急。陈果夫最终经济上陷于窘境，和法币的大幅贬值有直接关系，他一本书即可得六七万元的稿费，但到了1948年发行金圆券，六七千万元的法币只值金圆券十几元，而随后，金圆券跟着也贬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蒋介石资助陈果夫，只能是给美金或银元。与兄长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更是一贫如洗。陈立夫一生基本未攒下什么钱，1950年他赴美国，是蒋介石在临行前赠了5万美元，到了美国后，他的主要生活费是台湾政府每月给他支付的薪金。由于美国生活费用高，最初他还能用以前的积蓄填补，但很快便坐吃山空，只能自办一个小养鸡场，以此来贴补家用。陈立夫向来很注重节俭，家中的东西很少丢弃，总是一再修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他一般不麻烦别人去做。1958年，他的女儿陈泽容结婚，陈立夫夫妇几个月之前就开始自己动手做蛋糕、点心。做好之后，一盘一盘地堆积冷冻起来，一直到6月份举行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宴请300多位客人。陈立夫回到台湾之后，蒋经国帮助他在台北士林区找一套房子居住。数年之后，这一套房子才属于陈立夫自己。在一百岁左右的时候，陈立夫把这套房子卖掉，将卖房子得到的钱分给他的子女，这时候他才算富有。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族资产所证实。建国后，人民政府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二陈主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除没什么资产之外，二陈的生活也颇有些节俭。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后拥，夸耀示众。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俞惠芳。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访的人员。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二十几本，都是各省市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第二部分：忠心跟随蒋介石清廉的显贵 4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名曰“年赏”。2001年4月15日，陈泽宠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纪念陈立夫的文章《忆往述怀——追思我的父亲》，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立夫待人处事的一些风格。从小到现在与父亲生活，学做事、做人，忆想起，备加思念。父亲最大的特色之一是不停的动脑筋。为任何事、任何人能服务的、能解决的，他一定乐于去做。做之前，想好大方向，便不怕困难去做，碰到困难，便想办法解决。这就是家人、朋友、亲戚等都认为父亲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9岁时，1950年蒋公（指蒋介石）要父亲带着我们匆忙去欧洲，再辗转到美国，在纽约度过两年四处搬迁的日子，最后选择在纽泽西养鸡，准备定居美国，以代表国民党改革派对国内政治的负责任。——当时我只11岁，父亲上了年纪，我又年少，每天养鸡，面对要扛每包重达100磅的饲料相当吃力，父亲便为我们想办法，设计出一个木造的饲料运输台，可以很轻松地移动饲料，没想到经美国饲料工人传播，而广为美国养鸡界采用。父亲给我的言教、身教，就是要学着解决问题做贡献，而且是利人、利己。父亲向来节俭，家中东西甚少丢弃，总是一修再修，只要是自家能做的，都不假外人。一个小秘密就是1958年姐姐结婚，母亲与父亲自二三月份开始自己做蛋糕、点心，一盘一盘累积冷冻起来，直到6月婚礼时才拿出来供应300多人宴客，这可说是时下冷冻食品的前身。由于父亲节俭的个性，在蒋公三请父亲于1969年返国，三四年后，奉命接办中国医药学院，并于创办医院的过程中，由于苦于经费短少，医院设计的三部电梯不因为没钱而减少，只是按设计上的3个设备，刻苦地先安装一部，可见是父亲之发挥克勤克俭的精神，方能建立起今日台中学校、北港分校及附设医院这样的基础与规模。父亲以身教、言教，让我明白了人不分贫富老少，都生而平等，使我一生处事、待人接物都能抱持谦恭的态度；而遇到挫折或不平、委屈，也都能尽量保持不生气，而且有相当信心的态度去面对，这种人格上的训练，使我一生受益无穷。陪伴父亲多年，父亲能长寿的秘诀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任何新事物都感到新鲜好奇。父亲99岁时，我陪他经瑞士到德国参加“立夫国际中医学院”成立，他表示未到过北欧，我便再陪他往瑞典、挪威旅游，再到美国住一阵子才回台湾，99岁高龄还环游世界一圈，大家莫不惊奇、羡慕。父亲早年以政治事务而驰名，但他始终以矿冶工程师的精神对政府、党、文化、医学的需要及根本来开发与治理，忘却了自己有时危险的可能。他一生待过的单位、做过的事极多，对民族、国家、社会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对我们而言，这位有丰富人生、精华智慧、活过3个世纪的父亲，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瑞，了不起的父亲。记得多年前香港转达周恩来先生曾托人对父亲赞许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因为他是一位爱国家、爱文化、爱民族的正直中国人。父亲常对我说，很多人做的事，以为别人会不知道，其实不对，无论任何事，不管好、坏事，时间到了一定会被知道的，所以父亲最相信的就是良心。父亲的名言就是要做一位“顶天立地”的人。梁肃戎伯伯对父亲的赞称是“人间国宝”。做儿子的我，在这里谢谢！以后有机会再向亲朋好友讲述一些父亲的事绩，谢谢各位对家父之敬爱，谢谢！谢谢！父亲，我想念您！也舍不得您！三子陈泽宠叩上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坦言谈统一陈立夫坚决反对不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和行为，他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坚决反对“台独”的态度。陈立夫曾经说过：“蒋介石先生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1.坦言谈统一陈立夫92岁留影古谚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陈立夫一生的传奇经历，再加上他活到102岁，更可以说是稀中之稀。在89岁生日时，陈立夫曾经向记者说过：“我的一生，从来都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为此，陈立夫做了很多努力。1973年，陈立夫写了一篇文章，在香港的《中华月刊》上发表，要求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使用“辜君明”的化名。陈立夫在文章中说：“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认为，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发扬光大。陈立夫还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民的觉悟。现在双方处于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面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上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然而，陈立夫的肺腑之言，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这是由于当时大陆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当局方面对此也无动于衷。1975年，陈立夫仍然为推动祖国统一而不断地努力。他认为，国共两党曾经两次合作过，并取得很大的成功。第一次合作，是为了北伐；第二次合作，是为了抗日。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利益，能把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放在一边，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在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时，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昆仲的信，陈立夫还一直保存着。信的原文如下：果夫、立夫两先生：分手10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定在此一举。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在敌对，此不谨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不允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悴，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开颂时祉!周恩来九月一号周恩来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日寇入侵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内部日趋分化，联共的呼声渐高。现在，为了祖国海峡的统一，虽然两岸已经隔绝几十年，国共两党还是应该实行第三次合作。为此，陈立夫曾经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秘密地向中共中央发出信息，希望毛泽东能够到台湾访问。只不过当时大陆上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陈立夫的努力没有结果。然而，陈立夫还是很积极乐观，虽然没有得到大陆中共反馈的信息，他又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他写的文章《假如我是毛泽东》。在该文中，陈立夫希望毛泽东、周恩来能够到台湾访问，与台湾国民党领导人谈判，并要求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重新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以便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陈立夫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他希望海峡两岸要加强接触和联系，为了促进“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更应该大力开展两岸文化交流。1988年8月，当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他时，陈立夫说，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希望海峡两岸的政府和人民都积极为祖国的统一创造条件。同月，陈立夫在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代表时，他表示希望联盟能够为中国统一多作贡献。他认为，如果海峡两岸能够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的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很大的影响。当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的记者采访时，陈立夫又一次希望海峡两岸要加紧接触，加深了解。他还说，假若邓小平先生请他去大陆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是他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文化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在台湾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放弃使用“解放”这个词，提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并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力图解决台湾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发表讲话，申明对台湾的态度和看法。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最根本的途径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为台湾统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这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为了表示诚意，《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1979年1月13日，邓小平在对台问题上表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都比较有利。”随后，在1月31日，邓小平再一次说：“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归回祖国和完成祖国的统一……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力，结果只会使台湾当局根本不同我们谈判和平统一，这反而只能导致最终武力解决问题。”当然，使用武力只是针对台独势力而言，和平统一才是最根本的途径。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阐明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点方针政策：一、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之后不久，胡耀邦公开邀请蒋经国等台湾当局党、政、军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希望他们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并表示，愿意谈和不想谈都行。胡耀邦还说，蒋家在老家奉化的茔墓已经修葺，庐山美庐也保持完好如初，其他在台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老家和亲属也都妥善安置。1982年7月，廖承志向蒋经国写了一封公开信，表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并希望蒋经国能领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实现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共同振兴中华。1992年2月，陈立夫的著作《四书道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对此书大加称赞，还为该书作序。程思远认为，《四书道贯》的出版，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有利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陆高层领导人对台湾的讲话和措施，使陈立夫备受鼓舞，他看到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希望，随着年岁的日益增长，陈立夫也开始逐渐放弃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并有了新的看法。1981年1月，陈立夫为王恩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作序。在序言中，陈立夫曾经提出，他希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序言上说：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行现代革命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思想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固确认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答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祖国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并看到了中国人的立国精神。但是，他没有看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局限性，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不可能的。然而，陈立夫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肯定。1981年4月，台湾国民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列入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台湾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响应。1981年11月，台湾300多各界人士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研讨会，讨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议题，还决定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1984年，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两国政府于9月24日签订了关于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协议；同时，中国政府又和葡萄牙政府签订了关于在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的协议。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长期低息贷款随着形势的发展，陈立夫统一中国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8年7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期间，陈立夫联合34名中央评议委员，又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这就是著名的“陈立夫提案”。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认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所能助成者。”对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具体思路，陈立夫等人表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因此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陈立夫等人还设想了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在自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台湾的科技潜力和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取长补短，“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双方进行经济合作，消除二者的敌对行为，以此为基础，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最后达到海峡两岸全面合作，从而实现两岸统一。陈立夫等人还认为：“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则不可避免。”这样才能建立自信。陈立夫等人在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议案之后，又提出向大陆提供50到10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陈立夫等人提出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提案，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提案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表明陈立夫放弃了原来提出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并积极倡导祖国和平统一，主张经济合作，政治协商，建立共信。尽管在提案中还有一些不恰当的提法，但是，从总的说来，这个提案有利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符合两岸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合乎历史发展的潮流。陈立夫首创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论调，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被台湾媒介奉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后来，陈立夫又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因为这个提案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两党以谈判促进和平统一大业，因此，陈立夫赢得了海峡两岸对他的共同尊敬。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之后，尽管遭到台湾当局的否定，但是在台湾岛内外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台湾岛内外和海外人士对这个提案反映普遍良好，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在大陆和台湾再次成为新闻人物。1988年8月22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题为《陈立夫谈构想，希望重新统一》，副标题为《“三不”或“四坚持”莫如中国文化有力》。文章写道：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表示的，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案是个人的一个天真构想。他认为，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陈立夫是在会见“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做上述表示的。“统联”派代表往访陈立夫先生，希望他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举行演讲说明会。陈立夫以他所提此案政府不赞同为由，婉拒了“统联”的邀请。陈立夫及多位国民党“中评委”，月前曾于国民党十三全会时，提出来如果中国大陆当局能郑重宣言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四维八德，以替代“四个坚持”，放弃武力犯台，则政府可以考虑，以外汇资金50亿至100亿美元贷款支援大陆经济建设。今年89岁的立夫先生最近接受《联合报道》杂志的访问，访谈中还曾坦率地表示，假如中共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他相信他有一套方法去说服邓小平。此举据悉曾引起陈立夫的秘书和家人的郑重否认。陈立夫在接见“统联”代表时，特别赠送来访者一本《联合报道》，对他曾表示可以与邓小平谈谈的话，从他特别仔细校对文化一两个错别字，以及赠予别人参考的动作看，似乎他不否认愿和邓小平见面，也承认里面所有已表达的他的观点。不过，在问到陈先生如何愿意为中国统一问题，到大陆与邓小平会谈时，他客气地说：“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陈立夫曾经在上一届国民党全会中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方案，此案被国民党中央采纳，但中共却不同意，认为“不合时宜”；此即构成他思考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新方案，因为他认为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不料，新案海峡两岸都认为“不够实际”。陈立夫最后特别向“统联”的代表感慨指出，他的一生从来都是为着中国的统一、中国的命运而奋斗，他真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8日，台湾《新闻》发表了陈杰夫撰写的《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文章这样写道：最近真是陈立夫风光的时候，自从他在国民党十三全大会提出经援大陆的和平统一方案之后，国内报纸纷加反映，甚至“国民大会”，“监察院”里也有人以“立夫案”为指标而大谈统一新策；这位公众形象是长年满口孔孟，“道贯高中”中国文化教材的89岁反共守旧老人，一下又跃居为“和平统一”的急先锋，激进的程度真让国民党开明自居的当权晚辈们瞠目结舌……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两岸互信合作到底陈立夫在他这垂暮之年还想做什么呢？接近他的一些CC派立委都不得说他年纪太大，脑筋也不灵光了，怎么可能再度出马？大搞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滕杰等人，从早年的“力行社”以来，似乎也是和他不对头的，怎么可能拥戴他。但是，陈立夫再度风光的意愿又是那般狂热：他的儿侄辈赵耀东只是有个构想，准备拿台湾钱去借给大陆，他就兴致勃勃地自撰3000字左右的经援大陆的方案，从四维八德讲到海峡两岸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行委员会”，而且在开会前亲自一一找人联署，开会期间手边还不时拿着案文，逢人散发，直到这两天，赵耀东已经觉得这件经援大陆提案，必须静下来检讨检讨的时候，陈立夫似乎仍然兴致勃勃。从他早年撰写的反共文章似乎很难理解这位和共产党缠斗数十年老人，怎么如今竟会百般“容共”。他对记者说，他的“经援”提案是完全基于“爱和同情”而提出的，巨额贷款不是收买大陆民心，而是希望以台湾有余济大陆不足，发挥同胞爱，协助大陆人民脱离贫穷困窘。以前的陈立夫强调“中华文化是共党的第一号敌人”，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为国共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但是，过去的陈立夫说中共是“暴政，暴政必亡”，中华文化复兴一定成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他是第一个提出来了这口号的）一定胜利。现在的陈立夫虽然也说这些口号，但是胸怀是爱和同情的，尤其，手段不是反共抗俄，而是拿着台湾纳税人的钱去贷款给他过去所控诉的敌人。过去他真是反共反得铿锵有力，现在他似更“联共”联得理直气壮……再看参与提案的其他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均是国民党元老，包括赵耀东、蒋纬国、谷凤翔、刘广凯、王叔铭、刘阔才、曾虚白、张宝橱、陶百川等党政军特各界名人。过去这些人大多以保守、顽固反共著称，现在却参与联署这一“大胆”、“开放”的提案，尽管其目的、动机各有不同，但却表明了国民党元老对中国统一的紧迫感正在增强，同时，也表露出元老派对李登辉今后的政治走向不放心，以及对自己生存危机的忧虑。香港《镜报》评论道：“老家伙们”提了，正儿八经地提了，实质他们不是提议案，而是向李登辉“发炮”。你要搞“实质外交”，逐步滑向“国独”吗？我就来个“加速统一步伐”，看看你是什么态度，也让台湾大众、让国民党全体同志看看你的面目。这一炮确实打了李登辉个措手不及。在政治民主问题上，元老派应该说是保守的，但在统独问题上，却表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强烈情怀。他们始终与分离祖国的种种论调格格不入，始终不能忍受各种“独立”的形式在台湾出现。在大陆上，中国共产党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198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全文如下：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评国民党中评委陈立夫等人的提案以陈立夫先生为首的34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在国民党十三大闭幕后首次召开的中评委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甚为国人关注。这项议案提出：“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统一的过程，应是先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互信，继之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开展两岸经济合作，进而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项提案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祖国的统一，是所有中国人面临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向历史应有的交代。中国共产党为争取中国的和平统一，1979年以来，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诚意的主张，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这不仅缓和了台湾海峡的紧张气氛，并进而为两岸开展正常的经济、文化交往创造了良好环境。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中共中央曾发唁电表示哀悼，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发表谈话，期望“台湾局势稳定，社会安宁，经济继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李登辉先生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后，赵紫阳又即发电祝贺，由衷期望国共两党与全国同胞一道，为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7月15日，赵紫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实现国家统一，海峡两岸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传统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共识和深厚的基础。”这一切都表明中共出自民族大义的诚意。海峡两岸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和平统一，所有中国人，都对国家的统一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祖国的和平统一，是海峡两岸共同的最高利益所在，任何党派都不能把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或主张凌驾在这个最高利益之上，附加种种“前提”，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地延误实现祖国统一的时日。邓小平主席不久前说：“一切爱中华民族的人都要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国家的统一。”负有重大历史使命的国共两党，应该本着“和为贵”的精神，尽早坐下来沟通对话，消除积怨，达成谅解，与一切爱国的政治团体和人士，共同促成国家统一。正如陈立夫先生等所言，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惟若统一有望，则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否则，总不接触，总不对话，误会徒增，冰山难释，祖国和平统一大计将迁延时日，实现无期。我们认为，只要谈起来，一切问题都好商量，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妥善解决。国共两党可率先就和平统一达成谅解，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方案，与国人共商。凡是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出积极、合理的主张和建议者，我们都表示欢迎，并愿意与之协商合作。第三部分：坦言谈统一陈立夫对李登辉的认识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世界文明有过伟大的贡献。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她藉中华民族的统一得以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凡对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有所贡献者，无不执著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振兴中华为鹄的，通过对话、协商进而实现祖国统一就有共同的基础。发展两岸的经济交流，是走向祖国和平统一的实际步骤。值得赞许的是，陈立夫先生等人的提案中，对此也有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目前，台湾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大陆的经济改革也进入加快和深化的关键时期。两岸经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具有相当的互补性，当此之际，正是进行合作的好时机。我们主张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在交往中平等互利，取长补短，互补互益，共同繁荣。我们欢迎台湾就参与兴建大陆港口、机场、铁路，开发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高科技产品以及建设沿海经济特区等方面进行接触协商，希望两岸能在经济、文化方面开始实行合作，并愿就此问题与台湾方面在大陆、台湾或其他地方早日进行协商。报载，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已交国民党中常委审核，海内外广大同胞正在密切注视之中。如果陈立夫先生等人的积极主张得以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之后，陈立夫还多次发表意见，表明自己对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的态度，真诚希望国共两党抛弃前嫌，进行第三次合作，实行两岸有效的接触，尽快实现祖国的统一。1994年，陈立夫把他自己写的字赠送给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字是：“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深切表达了他的期望祖国统一的心情。在台湾，要求祖国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台独的势头也逐渐抬头。李登辉上台之初，对台独势力的支持还半遮半掩，可在1989年初秋，李登辉竟然不顾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极力推行他的所谓“弹性外交”、“双重承认”的措施，公开奉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政策，助长了“台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为两岸局势的缓和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设置障碍。陈立夫对李登辉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蒋经国生前，每有重大人事变动都要征求“立夫兄”的意见，如蒋经国先后提名谢东闵、李登辉为“副总统”，都事先征求过陈立夫的意见，陈立夫也是极力赞同的，在回忆录《成败之鉴》中，他说：“我看经国弟用人考虑之周详，至为心折。”但李登辉在权力巩固后，便开始露出了其“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面目，排挤蒋家势力，使宋美龄节节败退，蒋纬国被排挤出领导核心，蒋孝武被迫放弃中央委员竞选。其后，又打着贯彻蒋经国革新路线的旗号，不断清除反对派，安插亲信死党，并在内外政策上进行大幅度的修订，调整。李登辉的所作所为，立即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从1988年到1993年，李登辉改组“行政院”，将亲蒋的重臣一一赶下台。李登辉的最终目标是把国民党彻底搞垮，因此，他最后把打击矛头指向国民党内实力派人士。1993年8月，李登辉在国民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对非主流派全力压制，逼迫非主流派中生代骨干组织“新国民党连线”，这是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的第一次分裂。1996年3月，在台湾的选举中，李登辉出尔反尔，不择手段，逼得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人“违纪”参选，李登辉趁机把这3人开除出党，又引起党内和支持群体的分裂。1996年12月，李登辉又以“精省”为名，逼“外省籍”的最后一位实力派人物、台湾省省长宋楚瑜辞职下台。这样，外省籍的国民党元老、重臣及实力派人物全部被李登辉排挤而去。李登辉在人事上削弱国民党的实力基础后，又全力宣扬“台独”理念，全面动摇国民党的政治理念。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两代统治台湾时，虽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陆充满敌意，念念不忘“反共复国”，但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为此蒋氏父子曾经数次抵制美国政府分离台湾与大陆的阴谋。李登辉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台独分子，他为了使他的“台独”合法化，费尽了心机，为了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李登辉多次试探地提出了多种经过伪装的口号。1992年初至1993年11月间，先后提出“分裂分治”、“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全中国，但治权及于台澎金马”、两岸为“对等的政治实体”、“中华民国在台湾”、“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等口号，有意模糊“一个中国”的定义。1994年7月发表《两岸关系说明书》，1997年2月发表“一个分治的中国”说帖，公开否定“一个中国”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