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8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 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 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 ，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 ，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三月，阿鲁台寇兴和，杀守将王焕，上乃出师次鸡呜山，虏闻之夜遁……七月，次杀胡原。前锋获虏谍者言，阿鲁台弃其驼马牛羊辎重于阔泊海之侧，与家属远遁。乃尽燔其辎重，收所弃孳畜，班师还。诏诸将曰：“所以翼阿鲁台为逆者，兀良哈之寇也。当还师击之。上麾兵追击斩首数百级，余众溃走。复追抵其巢穴，擒斩虏酋数十人，尽收其牛羊驼马十余万而还。　　此次战役的亲历者礼部郎中孙原贞记载当时情况说：　　时和宁王、瓦剌、兀良哈三部落之众，不相统一，彼此疑畏，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　　《实录》等几种记载，多含混夸张之词，但总之都说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并未达到。阿鲁台远遁，明军未能与之交锋，回师击兀良哈，亦仅俘其老弱。本为伏虎，却以擒兔搪塞，总算不枉出塞一场，也算给朱棣挣了点面子。王世贞说“是举最为得志”，然后接着又说“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是得志呢？还是不得志呢？王世贞的“微言大义”是很清楚的。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 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 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 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 。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 。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 。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 。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 。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 。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 。“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 。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　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 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 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 “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 。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 ，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 。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 ，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 。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 。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 。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　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 。洪武时王淑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 ，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 。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　洪熙元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 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的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这样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十、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北部边防困扰了明朝近两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金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成祖从燕王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实录》、《明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卫夷人从战有功，故畀之(大宁之地)，国史不书，莫可考焉。” 兹举私史数例：　　郑晓：《皇明四夷考》：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今三卫岁二贡，贡卫百人。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卫志：　　文皇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文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其官都督至指挥千百户有差，约以为外藩，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　　靖难兵起，……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朱鹭：《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以宁王权及大宁诸军、兀良哈三卫胡骑入松亭关，趣援北平，大宁空。(大宁既破……从官稍稍入城，阴结诸胡并思归之士，濒行宁王饯送郊外，伏兵拥宁王去，遂诏诸胡及护卫官校，皆从宁府毕发，而城为之空。其后，大宁弃与朵颜诸虏，而行都司迁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　　燕王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　　谈迁：《国榷》卷十七：　　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捐大宁地予之，割雄镇以资伏莽。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奏议均同此说。　　在蒙古方面，记载此事的则有《蒙古黄金史纲》。　　朱风、贾敬颜译：《蒙古黄金史纲》：　　永乐皇帝统帅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 ，水滨之三万女真人又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洪武皇帝之孙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于是……永乐皇帝为君……号曰永乐大明。以拥立之功而赐与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这段话虽未确指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却有力地证明靖难时朱棣与兀良哈之间有过一笔政治交易。　　日本和田清先生对以大宁畀三卫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此说是由于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而将事实演义了。他说“三卫远在北方的根据地，它既没有被成祖收买的可能，也没有胁从宁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没有得到三卫的援助，反而曾为制驭三卫费尽心机”。而且成祖还说过“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以永远无事矣”这样的话。成祖弃大宁，有“徐图他策”的打算。只因为他的死，重置大宁的志愿才未得实现。　　类似的说法在明朝时便已出现，或为和田清之说所本。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说：　　论曰：三卫地界宣、辽，为蓟门之肩背，自大宁失而宣辽隔绝，昔人有血脉雍滞，肩背拘孪之恨，岂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虏为口实，爰考永乐、宣德有剿捕之诏，有宣捷之敕，除恶务本，曷尝不廑门庭之诚乎？且文皇帝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幸无事。当日无弃大宁之意甚明。大宁弃斯开平难守，开平弃斯古北可虑，胡马云扰，谁阶之厉？初以三卫侦虏，亦略仿汉倚乌桓伺匈奴。或谓喜处之可因以为间，虽藩离失而耳目在，计非全拙。乃市赏无艺，至为东西虏攘臂挂藉，譬养鹰而绦绁去手，又如之奈何！　　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 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难而放弃。　　不管怎样，朱棣无法逃脱丢弃大宁的责任。　　朱棣以塞王起家，对拥兵守塞的诸王的力量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之十分戒备。除燕王外，塞上之王以宁王朱权的势力最大。同燕王一样，宁王也有争夺皇位的野心。朱棣做了皇帝，宁王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宁王要求徙封内地，正中朱棣下怀。但宁王请苏州、钱塘皆不获准，终于徙封南昌。《太宗实录》载：　　永乐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宁兵革之后，民物凋耗，改封宁王府于南昌。　　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所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　　如果不是有意放弃大宁，在内徙宁王之后完全可以保留原大宁都司卫所以戍守之，大宁都司迁于北京城南之保定，其卫所亦散置于北京周围而于原大宁之地却完全不设防，显然是故意放弃大宁。与内徙宁王弃守大宁的同时，朱棣对兀良哈三卫则恩宠有加：　　永乐元年五月乙未，敕兀良哈三卫官军(按：三卫既已归附，且从战有功，故称官军)，人等曰：朕嗣位之初，已尝诏喻尔众，……但有来朝者，悉授以官，俾仍居本地，岁时贡献，经商贸易，一从所便。前阿哥歹、那海帖木儿、纳哈出来寇广宁，守臣擒送至京。朕矜其远人，且各有父母妻子之思，曲宥其死，就令尚都等送还并谕尔知之。　　不仅授官互市，而且为寇者亦曲宥之。固然，朱棣怀柔远人的政策是一贯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兀良哈之不可靠，却还要从大宁撤防呢？朱棣第三次北征，以兀良哈“党逆”，曾回师击之，为什么不因而恢复在大宁的防御设置呢？和田氏说：朱棣“出师未捷而崩于榆木川，重置大宁之志未得酬现”。我想，以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之威，以南征交阯、远出外洋之盛，是完全有能力恢复大宁的，不必临死再为之嗟叹。他可以远出漠北，边防线大大向北推移，因此用不着在大宁再设防，大概可以说朱棣就根本没有“重置大宁之志”！　　进而放眼看去，无论是明人陈仁锡等，还是日本人和田清氏，都忽略了一个前提，即朱棣是以普天下之主自居的。他自认为四海一家，无分内外，兀良哈与任何异族异类一样都是他的臣民，对于那些殊方远夷朱棣尚可不分彼此，厚往薄来，对于有功靖难的兀良哈格外眷顾就十分自然了。朱棣自己并不认为是放弃了大宁，因而也便无须有“重置大宁之志”。问题在于，朱棣的这一四海一家的宏伟构想，在国力强盛、君主有为之时尚可维持一定局面，而一旦国力削弱，主暗臣庸，非只“天下一家”不可能实现，就连近在咫尺的边陲之地也难于控制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朱棣好大喜功，大而无当反不及朱元璋的稳扎稳打来得可靠。　　在蒙古地区脱离中原政权的控制时期，大宁是明朝边防的战略要地。顾炎武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建谷、宁、辽三王，与代朔若运雉，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　其时，大宁与宣府、辽东并列为第一道防线，朱元璋又命徐达西自古北，东至山海修关隘一道，为第二道防线。因此，控制大宁，对于制驭兀良哈、女真，遏止鞑靼东进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经营大宁，朱元璋曾花费一番苦心。洪武二十年，为了对付纳哈出，朱元璋下令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国四城，并驻兵防守，随之，设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并以木榆、会州、新城等卫隶之。　洪武二十四年，宁王就藩大宁，又增置卫所十余处。朱元璋甚至在大宁卫设立儒学，教授武官子弟，设教授训导，“仍选识达达字者教习达达书” ，并“颁经书，以广文教” 。这些，在朱棣下令拔大宁于保定后，全被取消了，大宁“遂为空城” 。朱元璋的心血，被朱棣做皇帝的野心和大而无当的规划淹没了。　　兀良哈三卫设于洪武二十二年，而“久之皆叛去” 。靖难之役后，朱棣虽加意拢络，“欲使受国恩，永为外藩，共享太平之盛” 。但兀良哈三卫“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 ，不时剽掠边地屯堡，甚至与本雅失里合谋寇边 。因此，放大宁虽贻患后世，但永乐年间就已显出祸端。　　大宁之弃，使辽东到宣府的防御线被切断了。而且，大宁既弃，开原逼塞不可居，不得不将韩王朱松改封平凉 。再加上东胜诸卫迁于内地，开平迁于独石，北边第一道防线完全崩溃，只有靠近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可守。自是“诸夷列我险阻，闯我门庭，要我官员，残我吏民”， “畿辅之间骚然多事矣” 。永乐以后的边患，不少与兀良哈有关，加之国都迁于北京，其威胁益显严重。后人对此批评甚多！　　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指大宁)至，则(兀良哈)阳顺阴逆，亦卧榻鼾睡故也。　　泰宁、福余常与东虏合，而朵颜常与西虏合。弱则乞赏，强则要挟。少则鼠窃狗偷，众则称兵入犯。或联姻于西虏而藉其势，或乡导于东虏而假其声……使我蓟边疲于奔命，此贼寔为之耳。　　明朝许多有识之士，看到这种局面潜伏着更大的危险，有练兵振武之谋，有恢复大宁之议。大学士丘浚指出：“京师东北藩离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　明末东北边警频仍，完全证明了丘浚的这一预见。　　此外，在内迁辽王的同时，朱棣又将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塞王内迁，固然解除了诸王对皇位可能构成的威胁，但也大大削弱了北边的防卫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国都靠近前线，天子坐镇守边的局面。尽管朱棣雄心勃勃，长驱远驾，扬威塞外，但留给后世的却是北部边防退缩的格局。　　朱棣的措置失当留于后世，极大地影响了明朝政权的稳固。明末清初，不少人追究明朝灭亡的责任，都不免要归罪于朱棣。傅维鳞说：“太宗定鼎幽燕，居外驭内，南面以临海宇。独迫在边陲，则守御为艰。然而大宁之内徙三卫之外向，独石之孤悬，东胜之沦没，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 让朱棣承担一定罪责是不冤枉的。十一、迁都北京——一个天下共主的伟业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将金陵改为应天府，称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他把自己的老家临濠定为中都，后改称凤阳府。但凤阳并不适于做首都，中都城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被迫停止。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将南京改为京师，但并不想把南京作为永久都城。他已经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希望能选择一个有利于明朝长治久安的地方作为都城。在历史上，建都其地而享祚长久的一是河洛地区的开封、洛阳，一是关中地区的长安、咸阳。朱元璋有意将首都定于关中，理由是其地“据百二河山之胜，可以耸诸侯之望”。于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他派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考察山川形胜，为迁都做准备。但是，太子考察回还就一病不起，而这时朱元璋已经年老，再无力推动迁都的大事。迁都的事也就搁置了。　　朱棣即位，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就把北平改称顺天府，建为北京，称做行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又改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早在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就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并开始从全国各地征集物料。 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宫殿正式开始营建，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永乐十八年（1421年）十二月建成。整个京城的建筑包括城墙、城门，皇城、紫禁城、宫殿和坛庙。其设计精巧，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北京城的宫殿坛庙，其规模、型制被清朝所沿袭，一直保存至今，是中国建筑史、乃至世界建筑史中的瑰宝，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永乐迁都北京，是明朝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迁都之日起，政治家、史学家便对其利弊争论不休，数百年后而不已。一些明朝人认为，北京地理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他们将北京与长安、洛阳、汴梁相比较，认为北京形势最优。他们说：　　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视汴犹为上游焉，若金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驭西北，非胜地也。　　至于其优越之处，无非是：　　沧海遶其东，太行峙其西，后枕居庸，前襟河济，饶谷马鱼盐果窳之利。顺天为皇居，东南转漕，秦晋入卫，形胜甲天下。　　然而，另一些人也常常批评永乐迁都北京，他们对北京的地位十分担心。大学士丘浚说：　　居庸者，则吾之背也，紫荆则吾之吭也。　　都燕者切近北狄，则又将恐其反扼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当深加之意。　　陈建说：　　幽燕形胜，自昔称雄，然距边塞不二百里，无藩篱之固，而天子自为守。所幸胡人惟利在抄掠，无争帝之志耳。　　他们认为，边防局面之所以能如此勉强维持，是因为“我固不产英雄，彼亦不生豪杰” 。否则，明朝之亡，可能不在甲申。　　他们都无例外地指出，北京作为国都的根本缺点，在于距边防前线太近，政权的中枢极易受到困扰：　　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甚至有人把“都燕”认做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这些论说，概括起来，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出发点，即他们都把北京的优劣与边防相联系，把北京作为边防前线。把迁都北京当做“镇压北虏”的措施来评价。北京有优点则在于它可以“据险防边，居外驭内” 反之，北京有缺点，则在于它以天子守边，易受攻击。　　如此评价迁都，是否确当？朱棣迁都之本意究竟如何？我们有必要追究一番。　　永乐迁都，应追溯到朱棣初即位时。燕京是朱棣的“龙飞”之地，朱棣一即位便有迁都的打算。永乐元年，朱棣下诏以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闰七月，朱棣下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在北京设有行在六部，天下奏章都要运行在所。其时，北京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九月丁亥，朱棣下令明年正月初一始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北京。　　朱棣方迁都时，便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耗费巨资修建多年始告完成的北京宫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被一场大火烧毁。朱棣以天变示警下诏求言，群臣又纷纷提出不该迁都的问题。朱棣震怒，将主事萧仪下狱瘐死，并说：“方迁都时与大臣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者因劾大臣，朱棣命跪午门外质辩。 《■衣生集》记载：“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什么是朱棣的“英雄之略”？各书无载，不得而知。于是，后人不断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丘浚说，朱棣“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 。袁袠说，“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　。郑晓说：“京畿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窳之利，又转漕东南，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胡。”　孙承泽说：“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今其所密计者即不得闻，以余度之，其说有四：燕非金元之始也，……宜迁一；古享国长久者靡不迁都，……宜迁二；……成祖曰，吾起燕都燕耳，宜迁三；天下之祸莫烈于卤，吾今子孙当之，庶几四海豪杰辐　都下，足与卤角，宜迁四。”　　如此众说纷纭，不外以下五点：一、北京为朱棣龙飞之地；二北京形势优越；三、北京物产丰富，供给方便；四、可以控制渚胡；五、足与虏较。　　明朝自洪武时起，便存在着北方蒙古诸部的威胁，但是，由于明军的一再打击，由于明朝政府的怀柔政策，更由于蒙古内部的分裂、纷争，其力量已大大下降，到永乐年间，蒙古对明朝所造成的危险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否则，明朝不会有力量同时进行塞北、交南的战争，或者郑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也会受到影响。正统以后，蒙古的威胁日益严重。与其说是由于蒙古力量的强大，不如说是由于明朝力量的衰落。只是在这时，蒙古问题才成为朝政的一个中心问题。上面所举明朝中后期人们对迁都原因的推测，都是囿于自己的时代，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边防现实出发的。它反映了明朝北边从向外发展到向内收缩，从积极出击到消极防御的转化。永乐时期根本用不着以迁都这样举国震动的措施来对付蒙古，说迁都仅仅是为“足与虏较”，或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蒙古，显然不符合明初的历史事实。　　如果迁都不仅仅为对付蒙古，那么朱棣的英雄之略又在何处呢？我们还是考察一下永乐时期的人是怎样说的吧。　　永乐元年正月辛卯，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附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臣工等上疏曰：“北平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矧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货辐辏，射货充盈，……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六部都察院等官复上疏：“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昔太祖高皇帝削平海宇，以其地分封陛下，诚有待于今日。”　　永乐十八年，北京新殿成，十一月戊辰下诏有言：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建都江左，以肇邦基。肆朕缵承大统，恢弘鸿业，惟怀永国。眷兹北京，实为都会，惟天意之所属，实卜筮之攸同。乃仿古制，徇舆情，立两京，置郊社宗庙，创建宫室。上以绍皇考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以贻子孙万世之弘规……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　　据此综而述之，永乐之迁都不过有两个原因：一、北京是兴王之地，二、北京便于控制四夷。其他诸点，如物产丰富，供给方便等则为迁都提供了可能。　　以兴王之地建都，明代在永乐以前有洪武三年朱元璋以临濠为中都，永乐以后有嘉靖十八年朱厚熜以湖广安陆为兴都。朱棣一即位便宣布以北平为北京，这比中都、兴都的地位都高得多了。大概朱棣一开始便有迁都之意。永乐四年闰七月诏建北京宫殿，实际上已经将迁都的意见定下来。第二年七月，皇后死于南京，因国都未迁，陵墓未建，只好把皇后的梓宫暂时停放，更显示了有意迁都。自永乐七年二月朱棣常驻北京，设行在六部，处理天下奏章，更与洪武之中都、嘉靖之兴都不同，永乐十八年宣布以北京为京师，去行在号，不过是为一个既成事实正名而已。　　迁都北京是经过长时期准备、策划的。在这长时期内，朱棣的政策目的经历了从巩固皇位到求得发展这样两个阶段。以上归纳的永乐迁都的两个目的：巩固兴王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正反映了朱棣政治目标的这种变化。　　朱棣迁都的目的，其初主要是为了巩固皇位，是为了防止国内反对派的东山再起。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朱棣即位之初，朝野汹汹，天下不稳，连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不明。朱棣既以北京而起，便有必要巩固他的基础地盘。基础地盘巩固了，才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朱棣君臣援引朱元璋建中都的先例，不过是为了标榜祖制如此，增加他迁都的合法性。　　为了加强北京的地位，朱棣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他大规模地向北京移民屯田，加强它的经济力量，稳定它的秩序，另一方面，征调军队布置在它的周围，以加强保卫它的军事力量。　　先说第一方面，移民屯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覈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　　永乐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九月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其时，也有一些人户自愿赴北京种田：　　永乐四年正月已未，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吏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给道里费遣之。　　还有一些军士被放归乡里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壬申，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奏：北京、保定、永平三府之民，初以垛集充军从征，有功者已在爵赏中矣。其力弱守城者，病亡相继，辄取户丁补役，故人民衰耗甚至户绝，田土荒芜。今宜令在伍者籍记其名，放还耕种，俟有警急，仍复征用……从之。　　或者收流民以复业：　　永乐元年正月庚辰，北平布政司奏，诸郡流民复业者凡十三万六百余户。上命户部令有司加意绥抚，勿重扰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寅，书谕世子曰：山后官员军民，本皆无罪之人，曩因建文残害骨肉，祸及无辜，不得已逃遁，飘零艰窘，深可哀矜。今既来归，其令官仍原职，兵仍原伍，民仍原业，咸加绥抚。后有归者悉如之。　　或者释罪囚以种田：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钝言三事。一，种田囚人……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定、顺天等府所属州县挨程安置，先近后远，庶几聚落易成，屯种有效。　　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京永平、遵化等处，壤地肥沃，人民稀少，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庶几良善获安，词讼简息。凡徒流罪除乐王、灶匠拘役，老幼残疾收赎，其余有犯俱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定立年限，纳粮当差……上是之。　　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　　当时，朱棣残酷镇压政治反对派，以严刑苛法临天下，所在囚徒累累，此问题之又一面也。为了保证屯种的进展，官府给予牛具种子：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八月甲寅，上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民缺耕牛，特命王部于直隶凤阳、淮安等处以官牛给之。　　永乐元年十二月戊寅，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合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　　永乐二年三月丙寅，抚按江西给事中朱肇言：比者工部遣人于江西买牛，令有司递送淮安转运北平给军屯种，未免劳民。今江西、浙江、湖广所属郡县积岁没官牛共计五千余头，俱在民间牧养，若停收买，以民间见养之牛转送给军，则官民皆便。上命工部勘实，先以牛给本处屯军，有余者送北京给军屯种。　　为了适应北京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朱棣到北京时曾“取南京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　　在靖难之役中，北京地区发挥了根据地的作用，军民多所劳苦。朱棣即位后，对他们很是眷顾。他说：“时皇太子居守北京，赖军民竭忠效力，不避艰难，供给军需，馈运粮饷，驰驱负■，昼夜不宁，攻守战斗，披坚执锐，冒犯矢石，父母妻子不保朝夕，甚为劳苦，使朕无北顾之忧……朕自即位以来，念尔将士人民，饮食梦寐，时刻不忘。”　为此，朱棣曾多次诏免北京税粮。一次，顺天府老人三十余人谒阙谢，朱棣谕之曰：“往者连年军旅，北方之民供给劳困，朕未尝忘之。比岁农种如何，民力复旧否？”又谕诸臣曰：“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　朱棣厚遇北京之民，采取了种种措施。如，令罪犯于北京纳米赎罪，或充军饷，或输官仓 ；遇百姓乏食，或停天下中盐，专于北平开中 ，或诏民采盐易米者勿禁 ，；有灾则急治 ，民饥则给钞 ，量免其差，屡蠲其税，较之他地，优恤特甚。朱棣还将“初日所受王庄田地，薄其赋税，岁收租入，建仓积贮，赐名黄垡，于以备一方之民凶荒给赈，而又复除其身，有司差役一切不得与。且当其时，县令贺银，两迁至少司空，宠荣之极，振古所无。”明人沈榜称：“此非汤沐重地，故厚其民，以培植王业，因重其令以肇启太平乎！” “培植王业”，“肇启太平”，是朱棣强化北京地位、厚遇其民的根本目的。朱棣在永乐九年曾说过：“皇考以五州府兴王之地，特加优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　朱棣所做正仿此，优恤“兴王之地”，“以固邦畿”。　　除此之外，朱棣于永乐四年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营山陵于北京昌平天寿山，十四年作北京西宫，诏文武大臣集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命陈硅董营建北京，十八年命蔡信重修北京诚垣。朱棣“焦劳圣虑几二十年，工大费繁，调度其广” ，可以说为经营北京费尽了心机。　　再说第二方面，加强守卫北京的军事力量，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为此，他不惜动用防御蒙古的兵力，破坏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北边防御部署。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陈国用、孙岳、陈贤，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蔚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　丙午，改大同中护卫为定州卫。　　永乐元年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指挥使司，隶后军都督府，设保定左、右、中、前、后五卫，隶大宁都司。调营州左屯卫于顺义，右屯卫于蓟州，中屯卫于平峪，前屯卫于香河，后屯卫于三河。设左、右、中、前、后五所，仍隶大宁都司。(已见上节)　　按，是年大宁都司新城、富峪、会州、榆木、全宁、开平左、右、前、后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均废，营州诸卫，兴州诸卫、开平卫、开平中屯卫、宽河守御千户所均内徙。可以看出，朱棣调来加强北京的军队卫所，都是原来用以防御蒙古的。在将大量卫所军队迁移部署到北京周围的同时，朱棣还规定北京地区原有卫所兵力不得轻易减少。杨士奇记载朱棣有这样一道令旨：“北京人民有在各处充军者，今后勾补，不复发去，只就河开立一卫或一所，就此当军。原卫军伍别着人当。若北京卫分当军的不动。”　　若将这些情况与上文所述的宁王、谷王、辽王相继内迁联看，便可发现，永乐初年北边防线是一个内缩的架势。其当务之急，是集中兵力巩固兴王之地以对付国内的政治反对派。朱棣之所以敢于而且能够这样做，是当时鞑靼、瓦剌的分裂、纷争，他们无力南图，使朱棣得以腾手南向，同时，兀良哈、鞑靼的将领，与朱棣有良好关系，他们甚至率兵援助朱棣的靖难之役，朱棣自然无须对之设防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朱棣设立北京，考虑迁都北京，其初并非用来防御蒙古，相反，是撤消防御蒙古的力量，以加强北京。　　另外，朱棣将首都迁到北京，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这不仅因为北京曾是他的藩邸所在，是他事业的基础地盘，从而感到很亲切，还因为南京给他造成的心理压力。南京是朱元璋和朱允炆做皇帝的地方，朱允炆是朱元璋所确立的合法皇帝，但却被这位声称“遵奉祖制”的叔父所推翻。朱元璋死而有灵，得无怒乎？朱棣坐在朱元璋和朱允炆曾经坐过的位子上，心里是不会安宁的。当他面对祖宗陵墓，或想到死后要葬到朱元璋身边，是会感到惭愧无颜甚至心惊魄震的。我们绝不能低估一个封建帝王迷信的程度。朱棣即位后，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一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即使不迁都北京，也不会继续以南京为首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是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明史》坤城传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 ，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虽然他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本来，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做是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迁都北京表现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怀和胆魄。但是，他的后继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胸怀和胆魄，更不具备推进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却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误。终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边，举国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对朱明朝廷和朱棣后世子孙来说，迁都北京实在并非高明之举。第五章　天下共享太平之福一、“郡县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　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 。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 。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 。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　　永乐元年，胡■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 。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勃等赴安南廉察 。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顺民情。”　胡■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试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王，蠢尔蛮夷，乃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 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 。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徵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 。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 。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 ，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　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 ，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明廷规定陈氏宗族被杀害者赠官，居官者仍其旧，又诏访明经博学、贤良方正等各种人才送京擢用。同时“中朝所置吏，务以宽厚辑新造”。然而，“蛮人自以非类，数相惊恐” 。永乐六年，陈氏故官简定反，立国号大越，纪元兴庆，诸县响应。明守军战败，朝廷派沐晟率师征讨，再败。不得已，又派张辅再次往征。简定同时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大越政权的合法化。他自己做太上皇，陈季扩做皇帝，而且遣使自称前安南王孙，请求封爵，被张辅拒绝。陈季扩等兵败乞降，朱棣诏受其为交阯布政使。但其心实未降，明廷随即又派张辅、沐晟再次率兵征讨。直到永乐十二年，陈季扩才“兵败服诛”。明朝先后以张辅、丰城侯李彬出镇交阯。　　“郡县交阯”—— 一招失算　　朱棣曾经说过“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但他却派出中官马骐等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把内地的弊政漫延至交阯，致使“人情骚动，桀黠者故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有的“自署官爵，杀将使，焚庐舍”，有的“皆自称王” ，此起彼伏，官军无法控制，朝廷派荣昌伯陈智带兵助剿，到永乐十九年才“贼悉破灭”，但原陈季扩手下的一个金吾将军黎利仍未拿获。黎利曾一度归附，而又自称平定王，置官署。在明军的追剿下他逃入老挝，被迫“求抚”，而心实未降。这时适逢朱棣死，仁宗即位，大赦天下，黎利乘机再起。洪熙、宣德两朝不断派兵征讨，并下诏“大赦交阯罪人”，招抚黎利等人，“停采办金银香货”，但迄无成效。这时明军诸将多畏缩怯战，而宣宗则主张放弃交阯。黎利声称已经访得陈氏之后，请求“循太宗皇帝继绝明诏，还其爵土”。这样，问题便又回到二十年前的出发点上了。宣宗打算顺水推舟，借此息兵，“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 。但撤兵之诏未到，交阯已经丢失。明朝所设的三司官及镇守中官全部撤回。一共得以回还者仅八万六千人，“为贼所杀及拘留者，不可胜计”。正如蹇义、夏原吉所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　夏原吉掌握着国家财政，他非常清楚征交阯所花的代价是多么大。他不同意放弃交趾，对于宣宗撤兵的命令，他说：“臣以为非是。”　他们曾是朱棣出兵安南的支持者，他们希望维护先王的业绩，同样可惜二十年中抛在战场上的血汗呀！　　且不说征交阯所耗费的财兵、物力，单说八十万大军离乡背井，就从农田中夺走了多少劳动力。永乐年间的无休止的征战，给经济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给人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一首《鸟夜啼》，正描述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离乱之苦：　　慈乌哑哑清夜啼，飞来飞去无枝栖，天空月冷声惨切，更深夜永情悲悽。东家织妇年二五，良人万里操干橹。冬衣未寄春复临，机杼劳劳不胜苦。耳边忽听慈乌声，炎炎万感焚中扃。掀襟抆泪罢机杼，披帘促步趋前庭。悲悲咽咽对乌说，莫向清宵学啼血。妾夫别去三逾年，鱼雁迢迢至今绝，愿乌将妾相思情，西飞啼向夫郎听。夫能听兮妾情达，妾情达兮夫心宁。夫宁岂欲终忘返，恩义须期两无赧。夫能努力树功名，白发归来未为晚。　　远在战场的军士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不仅有奔波之劳，还有杀身之患，连粮饷也常常难以继给。我们也录一首诗看，《交州病中录诸友，时军中绝饷，以手帖干主帅索粮》：　　问病寻方事总虚，漫劳车马慰踌躇，三年玉署兰台笔，学写颜公乞米书。　　官员尚且如此，士兵可想而知。他们只好哀叹和祈望了：　　不有辕门贤主帅，飘零谁与慰我魂！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是结束了。它使明朝官民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到明朝中后期，不断有人对明军撤出安南的政策提出批评。　　然而，明军在交阯坚持下去能够成功吗？安南脱离中原政府的控制到永乐时已经有“四百四十六年” 。以元之强悍，仅能“屡破其国” 。明朝虽然在交阯设立了郡县，但那里“群盗蜂起”，“或聚或散”，盖“交人久外声教，宽纵不堪官吏将卒之扰，往往思其旧俗，一闻贼起，相扇以动。贼酋所至，辄为之供仪隐蔽。以故贼溃复聚。　如前所述，中官贪暴虐民，甚至黎利的九岁女儿也被中官马骐携归明廷以充宫婢，病死在内地 。因此当地人民更为不满。二十余年中，反抗从未停止。明军是被打出来的。谷应泰说是“城下之盟”，“割地之议”，诚然。情况十分凄惨：“旌节符绂，狼藉裔土，将吏公卿，流离草莽，战士污魂，哭闻中夜，孤臣■血，碧化千年。……死者君其问诸水滨，生者不望生入玉门。贻笑蛮方，损威中国。”　谷应泰责备于宣宗君臣，我们不是更应该责备朱棣吗？永乐时期，国力可谓盛矣，不是一直打了近二十年吗？如果坚持下去再打二十年，损失恐怕会更大。　　交阯撤兵之议，非自宣宗始。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不久，与杨士奇、杨荣有一段对话：　　上御文华殿，召士奇、杨荣曰……“朕有一言，怀之久矣。今独与卿二人说，未可轻洩也。昔在南京，皇考因交阯擒叛贼至，曾与朕言：‘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四夷惟安南最先归化，后来黎氏篡陈氏而夺其位，所必当讨。而是时求陈氏之后立之不得，故郡县其地。果若陈氏今尚有后，选择立之，犹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静。’朕对曰：‘朝廷若行此事，诚帝王之盛举。’皇考笑曰：‘此语未可轻洩。’然藏在朕心未尝忘。朕今思之，若陈氏果有后，选一人立之，使供藩臣之职，三年一贡，如洪武之制，用宁其民，而中国亦省兵戍之劳，岂不可乎？如此，不免论者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我皇祖之志。’其时朕虽髫年，尚记一二……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我想，这绝不仅是修实录的史臣为以后不得已撤军杜撰出来的遁词伏笔。相反，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宣德皇帝才对交阯的战事不积极，对战败者不加重罪，直至正式撤军。　　安南之役在周边地区也有反响。朝鲜听到这个消息后，太宗李芳远对群臣说：“闻皇帝征安南，安南人束手就戮，无有敌之者。”工曹判书李来回答道：“以天下之兵，伐此小国，谁敢有敌之者！”李芳远说：“不然，兵在精不在众，岂可执一言乎？且安南国王奔告于皇帝，则帝之此举，不得不尔。我皇帝本好大喜功，如我国少失事大之礼，必兴师问罪。我则以为，一以至诚事之，一以固城垒、蓄粮饷，最是今日之急务。”　诸小国是愿意与明朝和平交往的，他们甚至不惜俯首事大。但是，如迫不得已，也会起而反抗。　　郡县交阯，无疑也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然而却正是朱元璋所告诫的“倚富强，要战功”。事实证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在于其地小民少，而在于难于控制。朱元璋主张“以不治治夷狄”，把安南等定为“不征国”，其用心是深远的。朱棣声称“四海之内皆赤子”，虽然应当地军民耆老请求郡县其地，结果还是造成了连年战乱。最后撤车是必然结果。二、郑和下西洋——震惊世界的壮举　　就在朱棣发兵安南的前一年，即永乐三年（1405年） ，又开始了另一件对后世影响甚大的事，这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曾七下西洋，其中六次在永乐年间，一次在宣德年间。　　自明初以来，中国东南海上局势很是动乱，不仅有安南的四出扩张侵略，而且还残存着许多反明势力，有元朝的余孽，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还有沿海一带反抗明朝统治的豪强武装。他们不仅不遵守明廷的通海禁令，而且私自交通外国，往往为寇。广东人陈祖义等因犯事逃到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招慕流亡，控制了这一通往西洋的交通孔道，许多海外贡使被拦劫，使明朝向海外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时，南洋一些地方对明朝的情况不甚了解，或抱有敌对态度。靖难之役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是否会在海上纠集力量与朱棣对抗，也是未知之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为了显示明朝在海上的存在，早在永乐元年朱棣便派了宦官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但更重要的是朱棣想要通过郑和下西洋建立他理想中的天下秩序。　　1．天朝礼制体系——明成祖的远大理想　　天下秩序在一心要成为“盛世名王”的朱棣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十分看重明朝、他自己的形象。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为实现他的天下观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的的一部分。朱棣所要达到的是政治目的。那么明成祖是怎样设计他所理解的天下秩序，又依据什么来设计这种天下秩序？我们可以通过一封敕书，看出朱棣想要建立理想世界。这封敕书是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由郑和带给“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的：　　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　　这封敕书，表达了来源久远的儒家的天下观：天子为天下共主，在天下共主下，无论远近，无论种族，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天子是天道、正义的代表，在他的主持下要建立和谐共存的天下秩序。而天子对四夷远国是无所取的，在物质交往中实行“厚往薄来”的原则。香港黄枝连教授把这种天下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系” ，我把它称作“天朝礼制体系”。　　在天朝礼制体系的格局之下：　　（1）得到天命的天子君主天下，有责任向全天下的人“施恩布德”。　　（2）天子有责任让全天下的人“遂其生业，不至失所”。　　（3）全天下的人都应该遵守天子的要求，“祗顺天道”，“循礼安分，毋得违越”。　　（4）在天子的监督之下，天下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可欺寡，不可凌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