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河是崔昌杰根据”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决定进行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各方面和他关系很深的地方。崔昌杰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军生活的，也是在这里经梁世凤的推荐进入华成义塾的。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回原部队任独立军参事。他以柳河为中心，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扩大到南满的广阔地区，尽了一切力量。他在柳河地区进行活动时，还参加了袭击金川县城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战斗。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队伍能够在柳河、兴京等南满一带迅速扩大，固然有赖于金赫和车光秀的积极努力，但也有赖于这一地区主人般的崔昌杰的忘我斗争和老练的工作能力。他虽然在可以说是新思想潮流禁区的独立军队伍里生活，但他从没有隐瞒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而主动地在进步的独立军队员中开展意识化活动，把其中的不少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信奉者。崔昌杰宽宏大量而又大胆地做人的工作，以至他的上级指挥官明知他到离驻地十里地的地方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却装作不知道，没有向上报告。柳河本是受宗派分子和专搞反共阴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影响很深的地方。ML派分子在磐石县拼凑一个叫住民会的团体，来同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对抗；在因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前夕的独立军内部，部分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同火曜派和汉上派携手，加紧进行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玄默观、高而虚等保守派人物，对向往共产主义思想潮流的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攻势。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崔昌杰在柳河地区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并迅速扩大了队伍。 宗派分子们无理取闹说，驻中青总是在中国的朝鲜青年唯一的组织，又哪来的什么柳河反帝青年同盟。ML系统的宗派分子为了从内部瓦解柳河反帝青年同盟，派破坏分子打进了这个同盟。他们从磐石地区拉拢了几十名青年集结在大泥沟，拼凑了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然后向警察提供假情报，说独立军在三源浦策划叛乱，协同警察对反帝青年同盟干部施加暴行。 这时，崔昌杰制止了他们的丑恶行动，从暴行中救出了同盟的骨干分子。 对于宗派分子的挑衅，崔昌杰没有用军事方法加以报复。他待人处事本来就很大方宽厚。后来，在卡伦和我见面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宗派分子的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竟能不失理性，没放一枪，自己也感到惊异。 我们到柳河去时，最高兴的是车光秀。他心怀着同崔昌杰重逢的喜悦，像小孩一样抑止不住兴奋。和崔昌杰一样，车光秀同柳河也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崔昌杰在梁世凤的属下，腰挎六轮子在柳河奔走的时候，车光秀是站在讲台上教孩子的教员。那时，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崔昌杰眼虽高，可是，我一见到车光秀就被他吸引住了。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个楞头青，里面装的却净是宝贝。他那脑袋里，足有十个卡尔·马克思盘腿坐着哩！“有一次，崔昌杰回想着他同车光秀的初交，开了这样的玩笑。 ”我这个崔昌杰要是个小姐，就最先选这个愣头青做郎君的。看样子，这吉林的小姐们都是睁眼瞎子。“ 车光秀听着他开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在吉林的时候，车光秀还是个未婚男子。崔昌杰常说，车光秀的媒要由他来作。还装得挺神气地说，愣头青骑马去新娘家那天，他给牵马。 他们俩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开玩笑，斗嘴，各自说自己是哥哥，对方是弟弟，要对方好好侍候哥哥。他们的友情的确是亲密无间的、热烈的，使人们都感到羡慕甚至妒嫉。 他们的友情，在以柳河、兴京、铁岭一带为中心，扩大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日子里，更加深厚了。崔昌杰和车光秀一道，建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孤山子支部，并以旺清门为中心，在兴京、柳河、磐石等南满的许多县分别组织了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启蒙团体。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使命是，研究并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朝鲜革命的指导理论。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方法，同现在的函授大学体系相似。每年利用农闲期把青年们叫来，给他们上15天左右的课，另外每几个月进行一次巡回讲课，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进行教育。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靠参考书复习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然后每星期进行一次讨论会，如有难懂的，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消化学到的知识。 举行南满青总大会那年秋天，我在柳河听到车光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的说明，不禁为其独创性的、崭新的活动方法而惊叹，并把领导这个研究会的三位战友（崔昌杰、车光秀、金赫）评为有胆量、富有创造精神的人。 他们通过斗争实践创立的活动方法说明，即使在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的情况下，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就能很好地把青年们培养成时代的先驱者、历史的开拓者。 我带队向三源浦方向行军，想到就要同崔昌杰见面了，和车光秀一样不禁心潮起伏。 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后，我和他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崔昌杰在柳河、兴京、海龙、清原、磐石等南满的广阔地区建立了党组织，扩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并指挥朝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进行了建立常备革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准备。1931年春，他把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改称为东方革命军，任指挥员。崔昌杰的联络员通知我这个消息时说，他因为同国民府反动派有矛盾而伤脑筋。 从那以后，同柳河的联系断绝了。为此，我暗地里十分担心和不安。我之所以感到不安，不只是因为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和乐观派，从不顾自身安全，到处乱闯，更因为他是在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万能手段的国民府里，在国民府反动派的注视下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以国民府的眼光来看，他可以说是被监视的对象。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企图把崔昌杰、崔得亨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在大牛沟杀害他们。这个事件，以”柳河事件“载入史册。 在这个事件以后，国民府内向往新思想的革新势力，更强烈地责难反动派。受害者崔昌杰本人则咬牙切齿，要向法西斯化的国民府上层报仇。 我听到这一消息，曾派朴根源到柳河地区去给崔昌杰转达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同国民府的冲突，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反日的同一民族之间，不能也不应该有流血事件。在旺清门失去了六位同志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饮位强忍下来了吗？希望你事事慎重，切忌轻举妄动。”柳河事件后，以1930年8月的朝鲜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为契机，国民府分裂成两个阵营。玄默观、梁世凤、高而虚、金文举、梁河山等人顽固地主张要固守既定方针，并强迫人们执行这个方针；而高远岩、金锡夏、李辰卓、李雄、玄河竹、李宽麟等少壮派则把朝鲜革命党评为与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法西斯政党，并提出了革新的、转换方向的主张：应该解散该政党，改组为代表无产者的阶级革命的先锋，对放满朝鲜农民进行阶级领导。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两派互相为打倒和埋葬对手，展开了血腥的争斗。 国民府派甚至在奉天省政府的默许下，收买和利用中国官署及军警，大肆展开了肃清反国民府派的恐怖活动。他们暗杀了李辰卓等五个反对派人物。反国民府派也进行报复，袭击国民府总部，枪杀了四中队队长金文举。 后来，反国民府派发表脱党声明，为打倒国民府另行组织了称为反国民府委员会的团体。 我担心崔昌杰的人身安全，是来自这种政治背景的。行军队伍走到离三源浦一里来地的时候，我下了快步走的口令。因为要急于见到崔昌杰，我们两条腿好像添上了翅膀。 可是，到了三源浦听到崔昌杰的消息，我们不禁愕然失色。那里的组织员告诉我们他已牺牲了。据他们说，崔昌杰在指导孤山子共青支部工作时，被国民府右派抓去，不知去向。三源浦共青支部成员朴某听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到来的消息，来见我们，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把崔昌杰骗到金川县姜家店去杀害了，并散布舆论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密探而被处决了。有的青年说，崔昌杰在往返海龙－－清原间开展活动时，不幸遇害。 不管怎么说，看来，崔昌杰已不在人世，这是事实。 我气愤到极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来。 一向那么热烈、那么热情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健儿，如今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继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一座无名的山脊上尝到了悲痛后，又一次无情地袭击了我们内心的巨大悲痛。 在武装斗争以反日人民游击队严整的军容登上历史舞台，其枪声在广阔的满洲大地上奏起新时代的序曲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像崔昌杰那样忠诚战友的牺牲，这对我国革命来说，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损失。 车光秀坐在我身旁流泪，泪水润湿着在炎阳下发蔫的草地。 我很想去看望崔昌杰的遗属，便带队向孤山子进发。崔昌杰的爱人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和小叔子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一位刚强的女人。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她反而请求我们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是她丈夫的生平愿望，现在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去打敌人，要我允许她参加游击队。 我们改变计划，在崔昌杰的遗属身边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孤山子的时候，崔昌杰的夫人把我们送到很远。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便抱起孩子拍了拍他的小脸蛋。刚生出两颗牙的男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孩子伸出小手摸着我的脸，嘴里叫着“阿爸”、“阿爸”。他的母亲见此情景，第一次流了泪。我也禁不住眼眶发热湿润，便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上，回身望孤山子村，默默地望了好久好久。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濛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地区的20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者，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 他们侦察到由濛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等待着我们进村。 提供给我们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30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在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上，为了寻找有利于民族团结，又符合抗日救国大义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减少了我十年寿命。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径，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厉害。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大声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有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 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当时，部分自卫军早已抛弃反伪满抗日的口号，变成了随日军顾问的指挥棒行动的反动军队。上面提到的那支中国人反日部队所以竟敢下决心要消灭我们这个广为知晓的共军主力部队，是因为他们已沦为受日军指挥的反动军队。 独立军的余党为国民府的反动宣传所骗，变成了睁眼瞎，不了解我们的真情，勾结转向反动的反日部队，向我们挑战，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索。不管对方这个军事集团变得多么像土匪和向右转化，毕竟还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血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也曾献身于救国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用军事方法对它进行报复或加以制裁。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政治方法说服他们。 我们是把反日统一战线看得绝对重要的。 于是，我派以朴勋为首的几个同志到独立军驻地二道白河去“朴勋同志，今天你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嘴。决不能放一枪，一定要用嘴来说服他们。你善于辞令，举止大方，给人的印象很好，我想你是可以感化他们，防止同室操戈的。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武。如果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枪，就有可能葬送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怎么样？这项任务可能不合你的脾气，有把握吧？” 我这么一问，朴勋笑着挠了挠头说： “倒是有些棘手，不过，试试看吧！” 我送走了朴勋以后，久久地在松花江畔踱步，心里祈望着今夜千万不要响起枪声。朴勋果真能说服独立军吗？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忧虑的。 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鼓动家，办法多，可是一生气，就不顾一切。他这种像黑熊一样的脾气，使我放不下心。 我明知朴勋的这种弱点，却毫不犹豫地派他到独立军的营地去，是因为我们的部队里再没有能胜过他的活动家。 当时，在这方面能同朴勋比高低的人物，是车光秀。按情理，本应当由车光秀来大显身手。可是，车光秀听到崔昌杰牺牲的消息后，受到的刺激太大，无法控制自己。 “朴勋，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我心里反复地说，眼睛直盯着二道白河方向。 幸亏，没有发生我担忧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同志对独立军士兵有条有理地进行说服，并恳切地呼吁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他们听后深受感动。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对上层的做法也是感到不满意的，只不过采取了忍耐的态度，没有付诸行动。他们并纷纷表示要缴出武器，到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里来，跟我们一道战斗。 虽然独立军的上层还不愿和我们合并，但下层士兵则切身地领会到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合作，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欣然同我们携起手来。这是独立军和我军合并的开始。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闯过了一道难关。由于同梁世凤的决裂，加上崔昌杰的牺牲这一冲动人心的事件，对国民府的憎恨重新燃起，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民族的大团结，能够发挥出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难得的恢弘度量和忍耐精神，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失去理智，为复仇心理所驱，打倒了国民府，或者跟独立军队员动了干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地看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了。同时，也就不会看到梁司令的300多名部下在数九寒天打着合作的旗帜，来找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历史画幅的。 世上没有比爱国家爱民族更伟大、更纯洁、更神圣的感情。 可以说，民族团结精神，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中成为其精髓的最高灵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自从为民族解放走上征途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不论何时何地，毫不动摇地珍视和坚持了民族团结的信念，并为此不惜作出一切努力。 六同救国军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时候，为了同李红光、李东光取得联系，往磐石地区派去了联络员。我们结束远征，走上归途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同保民会等亲日团体的走狗进行斗争，组织了武装赤卫队（又名打“狗”队），到1932年9月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个义勇军，是由通过夺粮斗争、肃清走狗、夺取武器、反日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得到锻炼和检验的朝鲜青年组成。从1932年夏季起，李红光和李东光开展了建立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他们在肃清走狗的斗争中，运用奇妙独特的手法，创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见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要对他们这些南满地区的主人做礼节上的拜访，主要目的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首先要和他们交流斗争经验。 其次，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我想就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向他们说明我的见解和立场，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对在满洲各地分别开展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怎样保证友邻地区之间的统一步调，怎样实现相互间的合作、互助和协同等具体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还想同北满的金策、崔庸健、李学万、李起东、许亨植等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南满和北满是我们的友邻，同时又是侧翼。同友邻怎样实行合作，这是对全面发展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环节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濛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 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能见到他们，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濛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濛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濛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濛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过去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濛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濛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好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濛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一民族的梁世凤的谈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枪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干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把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了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 可是，把那次谈判的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作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在大门口，运输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住我们，操着山东口音问：“你们是什么人？”哨兵的大眼睛不看我们的脸，只打量我们游击队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军装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学着他的山东口音，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们是从安图来的救国军别动队。我是别动队队长金日成。我来见你们司令，劳你通报一声。” “金日成？金日成别动队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哨兵嗫嚅着，猜疑地望着我。可能是听人说金日成部队是共产党部队，把它记在心里了。 “我们是于司令的别动队。你连于司令都不知道？”我显出威风地诘问，那个麻子哨兵说： “噢，于司令我们知道。他们部队在南湖头缴获了鬼子的机关枪。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看来，还是于司令别动队这个牌子有点好使。在中国人反日部队当中这个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反日部队发生冲突，总是打着救国军朝鲜人别动队这个牌子。 过了一会儿，操山东口音的哨兵从里面引出了一个很有风采的男子。当时的救国军大部分穿着张学良军队时期的军服。可是，奇怪的是跟着哨兵走出来的军官却穿着短袖衣和短裤，脚登布鞋，分头油亮油亮的。 “啊？这不是金成柱主任吗？” 原来，他是毓文中学的同学，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叫我主任，是因为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时当过图书主任。他在学校时，总是叫我“金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们俩握着手，怀着重逢的喜悦互叙了学生时代的情怀。我们是时隔三年重逢的。我后悔出狱后没跟同学们说一声告别的话，就匆匆地离开了吉林。 那时，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个人问题的精神，东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总觉得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是一种道义上的负疚，心情很沉重，感到难过。 见到老张，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那边的毓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和浪漫的学生气重现于怀，甚至觉得我不是站在军靴杂沓的兵营里，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扑鼻的毓文中学的校园，好像拉着老张的手走出兵营大门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边让清风尽情地吹拂似的。这是一种使人感到麻酥酥的乡愁。 老张就像学生时代一样挽着我的胳膊，不时地大声笑着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了。 “咱们学校的毕业照片上没有金主任，真是遗憾啊！”他让了坐，说道： “我们在拍毕业照时，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说，你若没有中途辍学，一定是个优等生，得奖的。那个革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辍了学？” 我笑着，愉快地用玩笑话回答说： “那当然，你还不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力，才挎上匣子枪当上了自卫军军官的吗？” 老张眨巴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说：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们还是一些不识时局的庸人。看到日本打进满洲来了，才从睡梦中醒来。”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对吧？”“那时候，这话只当耳边风听的。嗨，真不知道为什么时局这样急转直下，这满洲大地，就像狂风席卷过似的，一片肃杀之气。”我觉得老张对时局的评价是对的。 在满洲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曲折。老张这个人，前几年还满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历史。但是看到日军侵吞满洲，就抛弃了学生时代想攻读历史的理想，毅然参加了自卫军。 连被誉为文人中的文人、曾专心致志地给学生讲解杜甫诗篇内含的牧歌式的和悦情感的刘本草先生，也当了救国军的参谋长，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 这是过去能想象到的吗？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装成了绿林好汉啦。”老张说着现出了苦笑。 “穿戎装的何止你一人啊。我这不也成了军人辗转到濛江了吗？看，咱们不仅作为同学，而且作为军人，促膝而坐，谈论局势，不是绝妙的奇缘吗？”他说，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们的“福”，人们好像都变聪明了。 我了解到，濛江的自卫军部队里，除了老张以外，还有好几个毓文中学的同学。那天，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这些一向不问政治，只想立身扬名的人，如今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嘲讽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畸形儿。我看着他们这样谈论，心里深感满意。 我们还讨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在自卫军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学都欢迎我们同他们合作。 这样，我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自卫军，还同驻在濛江的自卫军总司令部代表见了面。 有一天，我受者张的邀请，向自卫军指挥员们作了演说。总司令部代表也在场。 “诸位，让我们共同前进吧！”我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有力的号召。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应当努力采取共同行动。给反日人民游击队贴上共军的标签，加以敌视，是妨碍抗日，帮助日本的行为 ”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应当帮助朝鲜人独立军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离间朝中人民，利用我们的纠纷削弱我们两方，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统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比狡猾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自卫军应该说服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力量和土匪，制止他们杀害和掠夺无辜的朝中人民，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反日斗争。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队，都应当团结成一个抗日救国力量 ”有些反日部队害怕日军的威力，有的退入关内，也有的投降。应该记住，投降和半途而废，是自取灭亡。“ 我当时所作的演说，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自卫军指挥官都表示热烈的响应。 听了我的演说后，总司令部代表送了我们几十条枪。 我们在濛江驻了两个来月。在自卫军的保护下，我们深入群众做了宣传工作，进行了训练，还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来扩大了队伍。从安图出发时不过40名的队伍，到了濛江增加到150名左右。濛江及其附近村庄的青年们听到金成柱组织大部队进行活动的消息，陆续来找我们要求入伍。我们在濛江，就像掌握了主权一样，自由地进行活动。 据派到安图的联络员的汇报，东满的情况也很好。从联络员带来的金正龙的信中了解到，我们留在安图的部队也大有扩大，汪清、延吉、珲春等地也都分别组织了100名以上规模的游击队。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游击斗争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枝叶繁茂阶段的东满的中心（汪清），在那里同别的县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远征南满的过程中，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根据当前游击队力量还较弱的情况，占据一定的活动据点去进行斗争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们把行军路线定为从濛江直抵安图，不经抚松。在途中，几次与土匪和反日部队的散兵游勇相遇。他们看到我们带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夺取，因而部队经历了几次危险。这时，有一位参议府系统的善良老人像传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山越岭，平安无事地到达了两江口。这次翻山越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为我们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我们准备出发时，于司令麾下一个团的主力来到了两江口，那是孟团长部队。孟团长的秘书陈翰章也跟来了。 陈翰章一见我，从老远就张开两臂大步跑过来。 ”成柱，好久不见啦！“ 他像阔别几十年后的重逢那样，搂着我打转。 在安图和于司令谈判时分别以后，一直没见到他。要论时间，还不过三个月。可是他好像分别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着深厚友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也同样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感到非常高兴。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可是对我来说，这三个月里好像流逝了漫长的大半生。 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陈翰章把我介绍给孟团长，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成柱的部队在哪里，四下派人打听过。听说你们从南满回来了，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听到风声说，在两江口，一支朝鲜共军开始跟独立军合并了。“ ”谢谢你的关心，陈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们是怎么到两江口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要在此地活动到明年春天。怎么样，想不想在两江口和我们一起活动一个时期？“ 在一旁听陈翰章说话的孟团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想到，我们和孟团长的部队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于是欣然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孟团长的部队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哗变出来的，所以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大炮，有机关枪。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那些只有几支快枪和大刀标枪的其他救国军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两江口的期间，得到了孟团长部队的精心保护。 当时，在满洲地区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反日部队，在日本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归日军指挥。救国军当中没有投降，而且势力较大的是王德林部队。可是，就是他们也在向日军炮火打不到的满洲东部边境东宁和苏联境内退却。反日部队这样土崩瓦解的过程，使我们的不少军政干部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有人说，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混乱是无法阻止的，同他们实现联合战线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说，同反日部队合作，毫无把握，干脆跟他们断绝关系，由反日人民游击队单独进行战斗。这都是不能容许的危险的想法。 抛弃反日联合战线，就意味着把几万名的庞大的武装力量推到敌人一边去，意味着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各个击破反日部队的策略。 反日部队之所以不够坚决，发生动摇，固然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上层分子有着阶级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有着恐惧心。要阻止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毁灭，就必须更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同时需要通过战斗给他们增添胜利的信心。 从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由陈翰章、李光、胡泽民等派到救国军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和来自东满各县的军政干部参加的反日士兵委员会，讨论了在同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在会上，先通报了同救国军的工作情况，交流和总结了对救国军做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反日部队的动向。 鉴于绝大多数反日部队抛弃抗战，或向安全地区撤退，或投降敌人沦为反动军队，而日军却不受任何阻碍，不断地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与会者们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同吴义成部和孟团长部联合起来，攻打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以鼓舞爱国军的士气。 孟团长也欢迎我们的战斗计划。 2000名救国军部队分为三个组，分头向吉敦线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县城方向挺进，我们的部队和孟团长部队一道沿着富尔河东边和大蒲柴河东边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沟附近的树林。我们在这里派侦察组去再次核实高在林送来的情报。 当时，敦化有日本守备队驻守，还有伪满军吉林警备队第3旅旅部、4团、9团、机场警备队以及日本领事馆警察、伪满警察等庞大的兵力。敌人在各个城门炮楼和领事馆分馆大门部署了严密的警戒网。 9月2日凌晨3点，我军同时攻进了敦化县城。我们的部队冲进了南门，胡泽民救国军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都攻进了县城。 我军迅速冲进县城，袭击了敌指挥部，然后一举扫荡了敌军旅指挥部、领事馆分馆和警察分署，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旅分队。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军手中。 惊慌失措的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向我军进行扫射，乱投炸弹。 救国军中发生了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天亮，形势就会逆转，我军就将受到严重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泽民说明了剧烈变化的战况，提出了新的战术方案，即撤出现在的阵线，以诱敌战消灭敌人。 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22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七小沙河的秋天 我们一回到两江口，就召集没能参加南满远征的人员，一起总结了游击队建立后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有关南满远征的问题。 游击队员们一致认为，在半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通过游击战也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我们为了把游击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给部队提出了如下几项任务： 第一，要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根据地转移到汪清地区去；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做好对中国抗日救国军的工作；第三，要正确地领导在东满地区开始急剧扩大的游击斗争，加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牢固地保卫根据地。 在这三个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转移到汪清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同来自安图、延吉、和龙的军政干部讨论了好几天。 安图的同志们反对把活动据点转移到汪清去。他们为难地说，在安图建立的游击队应当驻在安图，为何到汪清去呢？游击队转到汪清去，安图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摆脱狭隘地区观念的朴素的想法。 延吉与和龙的同志们却说，把游击队的始祖和母体安图部队转移到朝鲜人聚居的间岛中心去，不论是从战略意义上看，还是从地理条件上看，都是应当的和适时的。他们提出保证说，如果战斗力最强的安图部队转移到汪清去，延吉、珲春、和龙等邻县游击部队的活动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安图的同志们也都承认，从地理上看，汪清确实是个好地方。首先，汪清离朝鲜很近，是个好处。朝鲜北部六邑地区是刮进了不少“吉林风”的地方，将来可以建成给游击斗争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们可以以六邑地区为跳板去发展国内革命。汪清地区的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在支援独立军武装斗争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里战斗和凤梧洞战斗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汪清又是北路军政署的活动基地，在这里活动的几百名独立军和武官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种出来的粮食。 但是，不能因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无考虑地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深入地讨论了是把安图县建成根据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呢，还是继续同救国军一道进行合法活动，同时悄悄地扩大朝鲜人的部队。对这两个方案，讨论了好几天。 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作“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此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40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去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好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对立。 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样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连白开水一样的米汤都消化不了，这些日子若没有好转，现在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了。 我思绪纷乱，对母亲的病情简直无法想象。 我加快了脚步，却无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过那座熟悉的独木桥时，也没有摆脱这种念头。 过去，每当我跨过这座独木桥时，母亲总是会令人惊异地拉开房门看我。 也许母亲有能够从脚步声中识别来人是第几个儿子的特殊功能，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外，房门没有打开，烟筒也没冒出做晚饭的炊烟，也不见弟弟进进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液像冰块一样凝住不流了，紧张不安地抓住门环拉开了房门，只见屋里空空的。看到母亲的病榻空了，我差点瘫下来。“我来晚了一步”，这个想法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际。就在这时候，哲柱不知从哪儿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么才来呀！” 哲柱说着，把泪如泉涌的脸偎在我的怀里不住地摇晃，像小孩似的呜呜哭起来了。 这时，小弟弟英柱像一块飞石一样奔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我把药包丢在廊台上，紧紧地抱住了两个悲伤痛哭的弟弟。他们的哭声说明了一切，我用不着再问母亲的情况了。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不幸呢？难道我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瞅一眼我这个儿子的福气都没有了吗？生在穷人家里，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悲惨命运，面对着丈夫的逝世也咬紧牙关没让自己流泪的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争取他人幸福的事业。 母亲是不是怕我这个儿子为私事而误了大事，怕给我这个干革命的儿子增加负担，才这样过早地辞别了人世？ 我抚摸着母亲最后一次训诫我时扶过的门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看到母亲仍站在这门口，该多好啊！ “哲柱，母亲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我这样一问，邻居的金大娘拉开栅门走进院子来，替哲柱说： “你母亲对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希望你要像我一样待他。只要日本鬼子还存在，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移我的坟墓。不，干脆不要让他跨进这个院子。不过，我不是夸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人。‘她这样说着，叫我打开了房门，然后就久久地望着那独木桥的方向。” 金大娘的话好像从遥远的“天国”隐隐约约地传来。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义我全都明白了。 我紧紧地抱着两个弟弟，回头朝那个独木桥方向望去，心中极力想象着母亲想念儿子时的心情，想象着母亲没有看一眼亲爱的儿子就与世长辞时的心情。然而还没有迈进想象的大门，我再也忍不住泉涌似的泪水，终于失声恸哭起来。 我哭了半天，抬头一看，只见金大娘泪汪汪地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样温柔深沉，我差点以为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大娘，您为照料我母亲，受了不少苦啊。”我在心如刀绞的悲痛中恢复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亲，精心照料母亲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谢意。 金大娘更伤心地抽泣着说： “那算什么苦呀。我没能常来看望她。我们没有照料好，没有人给你母亲梳头发。你弟弟也为革命工作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亲叫我给她把头发都剪掉，像小男孩儿一样剃光，说头痒得很难受我听了，不忍心拿起剪子来。你母亲的头发本来多么乌黑浓密呀！我说我不忍剪掉，可你母亲一再求我，说是只要头不痒，就会轻松得能飞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么好的头发” 金大娘说不下去，失声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没有听到这话该多好！她讲的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脏俱裂似的疼痛。母亲为我们这些孩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在她怀抱里成长的孩子，难道连为临终时的母亲梳头发的孝心都没有吗？ 过去，我住在抚松的时候，曾看见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着病重的母亲，从南甸子跑到小南门来，汗流浃背地找医院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称赞他是孝子。现在听了金大娘的话，不由自主地忽然记起了那个满头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说我是不肖之子，也决不是言过其词。我已过20岁了，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小时候，还给母亲让过热炕头，当母亲从井里打水回来的时候，用嘴哈气热过她冻僵的手，还天天早起，帮母亲喂过鸡，打过水。 但是，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古人说，爱只有由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爱，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我从没有听说过世上有以超过父母爱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儿女。 “哲柱，母亲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我想母亲的遗言不会只有那么几句，便问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 “母亲要我们好好帮助哥哥。她说，只要我们帮好哥哥，做一个和哥哥一样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雾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 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武器。 于是，我叫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 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栓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不出。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时，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尤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 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角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元。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路费和房租外，其余的钱，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 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时间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子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了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的很多影响，但李宽麟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李宽麟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把母亲引进了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 如果我母亲纯粹以母爱对待我，我是不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回忆她的。 母亲赋予我的爱，不单纯是母爱，而是真挚的革命的爱。她没有把我只看作自己的儿子，而首先把我看作国家的儿子，并教育我在孝顺父母之前，先要忠于国家。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在我的心田里灌输了崇高的人生观、革命观。 如果说父亲是给我们灌输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导师，母亲则是教育我们懂得一旦开始搞革命，就不要成为感情的俘虏或思想上开小差，而要专心致志地努力奋斗直到实现目的为止这个道理的好教师。 父母与子女间的爱若是盲无目的的，就不能说它是牢固的爱。只有他们凭依的思想是纯洁而高尚的，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的。在亡国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之间的爱与孝所凭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便是爱国。我母亲正是因为爱国，她甚至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要求儿子尽孝的权利。 我在母亲的墓前没立下墓碑就离开土器店沟了。解放后，安图县人民没有忘却我母亲，在她的坟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还刻有我们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亲的遗言，解放后才把母亲的坟墓同父亲的坟墓一起迁移到万景台来。 我胜利回到祖国后，时局错综复杂，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时顾不得关心埋在异国土地上的父母的坟墓。我们度过青春时期的满洲的山山野野上，不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同我一道闯过刀山火海时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那里还散居着他们留下的子女。我决定，在迁葬那些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把他们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前，决不能先迁移父母的坟墓。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哲镐来找我，说服我把父母的坟墓迁移到故乡来。 他说，他要负责迁墓的事，将军则要到万景台去找个适宜修墓的场地。 在那些满洲时期与我家有过关系的人中，此时知道我父母坟墓的，只有张哲镐一人。他为迁移我父母的坟墓费了很多心。 我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敌人为挖掘我父母的坟墓，施出了各种诡计。但是抚松和安图的人民瞒着敌人，直到解放为止诚心诚意地守护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坟墓。我在华成义塾时期的导师康济河先生，每逢清明节和中秋节就筹备供品，携带家眷到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去祭祀和扫墓。 母亲去世后，我就成了两个弟弟的保护人和家长。然而，革命工作使我无法起到家长和保护人的作用。我将两个伤心悲戚的小弟弟留在只有芦苇起伏的荒凉冷凄的小沙河，踏上人地两生的北满的长途时，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里怅惘不已。 八在罗子沟的台地上 日本军队开进安图只是时间问题了。亲日的地主已经做好了旗子，准备欢迎日本人。救国军不能再在两江口久留。孟团长的部队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罗子沟、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我们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跟救国军一起撤离安图。这个决定是在两江口召开的士兵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的方向是把活动据点迁移到汪清，但暂时要到撤退的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于司令部队也从安图撤到罗子沟去了。当我们正忙着作去北满的准备的时候，哲柱弟到两江口来找我了。 “哥，我也要跟着哥哥的部队去。哥哥不在，我再也无法待在土器店沟了。” 我还没问他的来意，他却主动地说出来了。弟弟想跟我们部队去，这个心情我理解。我母亲去世的小沙河山沟里寄居在别人家，每顿饭都要看人家的眼色，这对感受灵敏的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 “连你也离开了土器店沟，那么英柱怎么办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吗？” “两个人都吃人家的饭，太不好意思了。让小弟弟一个人在那儿，我想还会好些的。” 我虽然认为哲柱的话有道理，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他才16岁，给他枪，就能跟着部队过军人生活。他的年龄虽小，但个子高，体格也好。不过他的骨头还没长硬，会成为游击队的负担。再说，哲柱负有要在安图地区发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过两年或三年再提出这种要求，哥哥会马上答应的。可是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独些，也还是再忍受几年吧。你要一面给人家当长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进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于武装斗争，忽视它是不对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时候再参加革命军。” 我从各方面劝导哲柱，以免他纠缠。我把他带到池边的一家小饭馆。屋里冷丝丝的，糊上的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摆着两碟冰凉的冻豆腐，中间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泪汪汪了。他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这杯酒意味着什么。 “哲柱，你要原谅我这个哥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呀。现在要把你留下来，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可是，哲柱！我们虽然难舍，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气说出了在神志清醒时很难说出的话，却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我不想让弟弟看到眼泪，走出了店门。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来。 “哥！我知道了。” 哲柱说着从背后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这样和弟弟分了手，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每当回想起那阴沉凄冷的池边的秋天时，我总是后悔那天在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时，我为什么没能久久地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时的离别是太凄凉了。 如果那时我答应了哲柱的要求，也许他不会在不到20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的。的确，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熄灭的。 哲柱刚过10岁就跟着革命组织跑。他在抚松的时候担任过新日少年同盟的宣传负责人，在小沙河时做了共青同盟区委书记。 哲柱在两江口和我分手后，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员，送他们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还自告奋勇做艰巨的反日部队的工作。他还同反日部队的士兵一道参加过袭击大甸子的战斗。据说，和他有过联系的杜义顺指挥的反日部队同日军间岛讨伐队打得很英勇。后来，哲柱身负安图反日部队工作部部长的重任，做驻在延吉县符岩洞藏财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队的工作。徐奎伍是个脾气古怪、非常固执的头领，他说是要反日，却又不加分析地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鲜人相处得很好的。 徐奎伍开始冷淡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从符岩洞反日妇女会会员们夺回了被他扣下来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员（朝鲜姑娘）以后。这个姑娘是在同演艺队员们一起到反日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时被他扣留的。过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会无事的。 徐奎伍常用这种方法换女人。 自从妇女会员们夺回这位姑娘后，朝鲜人在徐奎伍部队里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曾和他常有来往、亲密相处的朝鲜人也无法接近他。徐奎伍闹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镇压朝鲜人。 就在这时，哲柱弟带着有高丽医资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队去了。 “听说大人病势很重，我是来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样恭敬地问候，可是徐奎伍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人，也不愿意同朝鲜人说话。 “我请来了一位名医给您看病。是不是让他看一看？”徐奎伍听哲柱这么说，才有些动心，说要是名医，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给他扎了几天针，他才高兴地说，我闹偏头痛，疼得要命，多亏林医生把钻进脑袋里的恶鬼都撵走了。哲柱就这样同他建立了关系，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队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后来，徐奎伍编入我们的方面军被任命为第10团团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战斗得很好。他过去一直过放荡的生活，说什么没有鸦片和女人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编入革命军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我以部队的名义祝贺他入党时，他说：“军指挥员同志！今天，在我入党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没有哲往的帮助，我是不会有今天的。”他像讲故事似的谈了哲柱带林春秋同志来给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导他不脱离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车厂子附近壮烈牺牲了。 我是在镜泊湖畔听到哲柱牺牲的消息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现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来。 哲柱一阵亡，小弟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金正龙一家搬到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去后，小弟弟就只好到处流浪，给人家看孩子，当小差，混饭吃。 那时关东军为了对我进行“归顺”工作，大肆逮捕与我有关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迹东北三省以及中国关内的城市和乡村。他在北京也住过一段时间。 解放后，我在日警遗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关通缉我小弟的资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厂做工时，思乡心切，曾回祖国来待了三个来月。他出现在万景台时，身穿青色西服，脚穿白色皮鞋。 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堂堂，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住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40名队员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铺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30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各户，用它做面食和群众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的别动队当年为弄几支枪而触犯了关保全部队，我为了找关保全部队，去了梨树沟。可是，关保全已放弃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实说，当时我本打算见到关营长，就代汪清的同志们向他道歉，并跟他商量共同斗争的途径，清算过去在朝中武装部队之间暂时造成的纠葛和对立的。 虽然关保全跑了，可是我还是想见见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联络。有100来名反日部队士兵找我们来了，说要看看在敦化县城打击了日本军队的金日成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我向他们坦率地承认汪清别动队为了解决武器，触犯了关营长部队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后就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反日部队的使命作了演说。 反日部队对这一演说的反应很好。有个叫靠山的指挥员听了我的演说，他本想也和关保全一样放弃抗日的，但是从今日起要走正道了。后来，他按自己的诺言，在反日战线上战斗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同反日部队的和解，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 我们为了克服做反日部队工作中的左倾偏向，把他们更多地引进抗日联合战线，在罗子沟召开了反日士兵委员会会议。那时候，集结在东宁县城的救国军部队正准备经由苏联撤退到中国关内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止救国军向国境外逃跑，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战线里。否则，我们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原来为消灭他们而分散四处的敌“讨伐”力量，就会集中到仅有几百人的我们游击队，一下子窒息处于童年期的我们的武装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变得更不利于我们。 当时，日军计划全部占领满训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强了对反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他们策划连县城也都占领。 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光、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等三四十个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国，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国方面。 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防止救国军逃走，加强反日联合战线的措施问题。 会议首先检查了汪清游击队的错误。 错误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队发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鲜人，原属张学良军的“保卫团”，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部下的六名中国人，投到了汪清游击队。他是出色的猎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队的同志们看到他投到他们这儿来，都高兴地说滚来了一个宝贝蛋。 一次，他带来的六名中国队员中的一个到敌统治区去执行侦察任务时，在大坎子的一家饭馆吃了一摞烙饼，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钱。他回部队后，把这事如实地汇报了。 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并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觉得有点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在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破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让他不要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意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各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理。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让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 “我们是能够以居住东满的朝鲜人为基础，长期地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就是救国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王德林，让他们在满洲大地站稳脚，继续抗战，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要到苏联去，并不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经由苏联逃到关内去。” 周保中摇摇头，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救国军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军的飞机飞来撒一张传单，就吓得发抖、抱头鼠窜的窝囊废，根本无法打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军队，那简直是一种妄想。” 和周保中一样，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家对固执地认为不可能联合的人进行了批评。当时，个个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领导人。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组成的临时性的组织，所以，没有可称为领导者的人。 可是，会议由我做主席主持，继续开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我级别高，而是中国同志们说做救国军的工作，金日成还是老将，推我为主席的。 这就是罗子沟会议，是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士兵工作委员会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陈翰章、周保中、胡泽民，根据罗子沟会议的决议，分别负责做王德林部队、吴义成部队、柴世荣部队的工作。吴义成和柴世荣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后，到吴义成部队去的陈翰章送来了令人乐观的通报：吴义成同意罗子沟会议的方针。 我在做王德林部队的工作时，日军大举进攻罗子沟一带。敌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同王德林部队形成了联合战线，对他们就不利，便调动大兵力加快了进攻。王德林不想迎战，从罗子沟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被旋风卷走的落叶一样，躲避日军的攻势向苏满国境撤退。 单靠我们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的力量，是无法坚守罗子沟的。所以我们也同救国军一起朝东宁县方向撤退。即使跟到东宁县去，也一定要使救国军回转过来。我们以少数人员边撤边打，吃了不少苦。时值寒冷的冬季，反日士兵中也有不少人被冻死了。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 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下了18人的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呢？18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40名减少到18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18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 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他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不就是为了胜利吗？”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寄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要放弃斗争。 孟照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切地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残兵。这些残兵大都是有反苏思想，以苏联是共产国家为理由没有越境才留在满洲的。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吴义成留在老母猪河的郭营长的部下。 孟昭明刚放下行李，就说要打探一下救国军的动向，自动找上房的残兵去了。我叫他去探问一下救国军士兵愿不愿意和我们携手共同行动，孟昭明说：“在郭营长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们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队长去正式和他们交涉好不好？”孟昭明见了那些残兵回来，耷拉着肩膀，神情阴郁地说： “别说联合战线了，他们这帮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在商量当土匪呢。”马老人也来告诉我们，救国军残兵正在策划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他们准备夺取我们的武器扩大土匪队伍。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当成千上万的反日部队士兵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日军打起来能很快胜利，可是现在他们都逃跑了，我们的队伍也只剩下18个人，便觉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枪，靠这些枪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顶多也不过几十支枪。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凶暴的残兵还要夺我们的武器，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到罗子沟不知名的台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自己问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斗争呢，还是即使吃点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呢？”如果说没有过这种动摇，那就等于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了。我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和我们部队曾有过动摇。 钢铁氧化了也会变。人不是钢铁，比钢铁弱，变异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说人比钢铁刚强得多，因为钢铁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调整自己思想变化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发生动摇，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动摇。 所以称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善于自行调节的能力；说革命家伟大，是因为他们是从无中创造有，变逆境为顺境的刚毅而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那时，我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可是现有的队员都是些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可以说我本人也是缺乏经验的，当年在吉林写传单、作演讲的时候，个个都曾是英雄豪杰，而遇到这种情况却都成了初学者。搞地下工作时办法也很多，可是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几万名友军都走掉了，只剩些残兵，如何开拓18人的前进道路，却是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房的那些残兵打算当土匪，我们决不能干那种勾当。只有到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才能有办法，可是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据说得走200里才有，而且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山谷都有日军把守。 革命难道就这么艰难吗？原以为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我国革命，怎么竟走到这样的险境了呢？吹着号，雄赳赳地从安图出发的我们队伍，难道就要在这个荒凉的山岭上停止前进了吗？ 为了建立这支部队，我们曾挨过多少饿，熬过多少个夜晚啊。我没有能为母亲送终，和可爱的弟弟们离别，不就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崔昌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是到敦化进行侦察时牺牲的。 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我的心情犹如整个地球坠在心上一样沉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马老人靠近我，轻声问： “你是负责人吗？” “是的。” “一个队长，怎么还流泪呢？” “可能是因为迎着风走来的关系吧。” 我这样支吾过去。其实，我并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才流泪的。 老人捋着长须，端详我好半天，才说： “你是担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恶吧？不要太担心。晚上我把你们带到好地方去，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歇几天吧。歇个20来天，边学习，边补养补养，脑筋就会像诸葛亮那样灵了。” 半夜，马老人摇醒熟睡的我们，给我们吃了准备过年吃的饺子。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足有50里路的深山中的一个窝棚。窝棚在葱郁的林中，连飞机也发现不了。 窝棚不大，只能铺一张草席，旁边连着个小库房。库房里放着马老人下套套来的冻狍子和兔子，还有小麦、玉米和小磨。 “屋子虽窄，垫上草，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这样就能闯过这一关了。你们就躲在这里，好好补养身子吧，外边的消息，由我每隔几天来告诉你们。 你们走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路。” 老人说着在灶坑里生上火。我们都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在这荒凉寂寞的台地上，遇到诚挚的马老人这样的恩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运。队员们高兴地开玩笑说，“老天爷”在保佑我们。 我们在窝棚里待了半个多月，边休养，边学习，还出去猎狍子。 窝棚里有不少马老人的书，有小说、政治书籍，也有伟人的传记。马老人虽然在深山里以打猎为生，学识却很渊博。很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书，因此书边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书读完了，就一定要发表读后感，或者定个题进行争论，各自都援引经典作者的论断。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又怎么说，全部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当时，人们都能背几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和著名作家的名句。 当时的青年们只要聚在一起，对孙中山也要进行批评。崇拜某人是一种时髦，批评人们都崇尚的伟人也是一种时髦。 那时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人都自以为是伟人，是英雄豪杰。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是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呢，还是去找汪清的朝鲜人村庄，把那里的别动队集结起来扩大队伍，继续进行斗争？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唯独在海龙入伍的那个同志坦白地说，他身体虚弱，无法和我们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这个同志的体力，搞武装斗争有困难，这倒是事实。 我们对他的坦白没有挑剔，也没当作问题。 “要是不能跟我们去，最好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革命是不能勉强的。革命是不能靠强权或威逼来进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继续进行斗争就留下来进行斗争。” 我作为部队的指挥员阐明了我的见解后，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各自下决心。 几天后，我们重新聚在一块，听取了队员们的决心，我们一行中有16名同志发誓说，就是献出生命，也要继续进行革命。 其余两个人请求允许他们离开部队。来自海龙的那个同志这次也说，他身体虚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请我们允许他回家去，还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怕死鬼。他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 我对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有困难，就回家去吧。我们不责怪你。不过，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个叫花子了，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去见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鲜人村庄，弄些路费，做一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个同志说要到苏联去学习。 “你盲目地到苏联去，又没有保证人，谁知道他们那儿是叫你念书呢，还是叫你劳动。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时间，等和那里取得联系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不是更好吗？” 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愿意按我的话去做。 后来，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安全地离开了罗子沟台地。马老人一直把我们带到汪清县转角楼。他真是一位待人亲热的忠厚的老人啊！几年后，当我们在根据地内外痛歼敌人的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期，我带着一些布和粮食到罗子沟台地找他。可惜，那时马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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