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枪投降，当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算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 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服装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把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二最后的容貌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 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规定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后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用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于是，我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的话，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指的就是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了，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一带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弯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心口疼被叫做“瘕”。 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不久，许、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人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骂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骂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没有什么道理，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镜，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会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离开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鱼岁鱼，那烤鱼岁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鱼岁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鱼岁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 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 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 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的梁世凤先生那儿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钉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作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话。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亲，也是因为她很刚强。张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后见了我，非常激动，可是她没有哭。别的妇女见我时都哭了，唯有她没哭。我让她住在儿子的战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说，要找出卖她儿子的仇敌来，就不辞而别悄悄地自己回故乡去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篱笆前面，来回踱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哲柱轻轻地打开门，也走了出来。 我俩坐在柴禾捆上谈起来。哲柱说，他一直只顾做共青组织的工作，没有照顾好母亲，以后为了不让哥哥惦记家，要把家照顾好。这正是我想托付他的，由他先说出来了，真让我高兴。 早晨，我们做豆粘儿，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饭，去找住在我家后头的金正龙。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们的事。 我坦率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到南满去了，可是家里的事放不下心，很难就这么走出这个土器店沟。金正龙说：“家就托给我好了，我负责。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顾弟弟们，你母亲的病也由我好好护理，你就放心吧。”我回到家，准备上路。 我系鞋带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张5元的纸币递给我。 “你到外地去，该花钱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汉的兜里应该有一点备急用的钱。你父亲不是说过，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被关在外国大使馆监狱时，用钱买通清扫夫逃脱的事吗？” 我接了钱，可是手发颤，没法马上把它放进衣袋里，不知如何是好。那20元钱里渗透着母亲多么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手指尖都磨坏了，她省吃俭用，一文一文地才攒下了这20元钱。那时，一头牛约50元钱，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头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买三口人够吃一年的口粮。 我好像被那钱的份量压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地走下廊台。“妈妈，我走了。请您保重。”我低头行了礼。这时，我心里想着千万不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行动，致使母亲流泪。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动无异于平时，跟往常一样他说了道别的话。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亲的脸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着点点头。 我转身迈步时，身后响起关门的响声。我迈出了步子，可是没有走向村口，却绕着房子转起来，那20元钱仍攥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转第三圈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缠了我一整夜的复杂多绪的思绪，像一片片云朵浮现脑海：我何时才能再回到这个院落？我走的路是有把握的吗？在我前进的道路土，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这期间，母亲的病有可能好转吗？我正想着心事绕圈子，母亲打开房门严厉地责备我道：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决心要光复祖国的人，心那么软，老想家里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记家之前，要想到在监狱里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沦亡的祖国，要想到百姓。日寇强占国土快22年了，你若是个朝鲜的男儿，就应该心怀大志，迈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后也为惦着这个妈回家来，那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我不想见那种儿子。”母亲的话像轰雷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母亲说这一席话好像耗去了全部气力，把头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用深情的、火热的、温怒的眼光望着我。我好像重新看到了当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沟的时候，连一夜都没叫我睡，立刻催我去临江的母亲的容貌。 我作为儿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正义和热情的、刚强而崇高的母亲光辉的容貌。母亲的全身燃烧着正义和热情，我感到母亲一瞬间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我一直以为我熟悉生我养我的母亲，然而，母亲的气概和灵魂却在我未曾想象的高度俯瞰着我。 当时母亲的形象更近于导师的形象。我为有这样出色的母亲、应受世人崇敬的母亲，感到无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踏步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苦难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三喜与悲 正当反日人民游击队挺进南满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区。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司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区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且精良。 听到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 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刘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区。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电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的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的士气大为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逆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谈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刑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入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进行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出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衷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坊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坊，才开始叫做刘家粉坊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坊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坊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坊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入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保证呢？这就是刘家粉坊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殊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 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承担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大业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了我的话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入伍。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 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坊送给我们年轻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享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心甘情愿地冒风险志愿入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背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联欢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坊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劝我说：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这么过于认真，他还说他感到很遗憾。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坊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便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然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我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坊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坊，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了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遇到从抚松往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先遣队。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先遣队和日军先遣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称天下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就算梁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附近，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的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优，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① 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 ① 许浚（1545～1615）：朝鲜名医，著有《东医宝鉴》（五篇二十五卷）。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药，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请您用这补药长寿，看到朝鲜独立吧。“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老百姓的情，就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药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开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理了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维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别人都多思，多忧，多商量。 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入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梁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家乡，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田改水田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支持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者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里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9石，可是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顺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梁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因为我把自己一直认为这次谈判一定会成功的想法合理化，而往那个方面集中思路的缘故吧！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梁司令离开家乡（铁山）到了南满的兴京县。我的父亲就是在兴京认识了梁世凤的。 当时，他在统义府任检务官。正义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一跃成了受吴东振司令器重的骨干。他的中队驻地就是抚松，所以我也见到了梁世凤。 我家由八道沟搬到抚松后不久，梁世凤被调回兴京，由张哲镐接任他的职务来到抚松。三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信任生性刚直、实践能力强、受群众属望的梁世凤，把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了他。梁世凤不仅在军内，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组成的朝鲜革命党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司令常说，他和金亨稷是义兄弟，非常体贴我。在吉林，梁世凤和吴东振、孙贞道、张哲镐、李雄、金史宪、玄默观等人一样，在经济上帮助了我，而其中他给我的帮助最大。 旺清门事件后，我对国民府上层的感情破裂，同已经反动化的这个团体的军部首脑梁世凤，也长期没有机会见面，可是我一直相信梁司令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不会有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作为一个人的梁世凤，作为爱国者的梁世凤抱有好感。对于那些可能给我们的合作活动罩上阴影的往事，我就没有去想。我尽量只回忆那些能使我对我们的谈判抱乐观态度的往事。这也许是一种防御性本能的心理作用，不愿以可能给谈判的前途罩上阴影的证据来折磨自己。 通化等东边道20个县，都由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于芷山曾被张作霖任命为第30军军长，但是由于1930年6月镇压大刀会叛乱不力而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于芷山在东边道的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了一个旅左右的省防军，以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边道保安委员会，自任司令，并同关东军首脑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关东军以于芷山的协助为担保，对这个地区没有投入大兵力，把这个地区的治安交给了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及警察。当时，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北满。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乘这个机会同梁世凤指挥的朝鲜革命军部队一起包围了通化县城。日本领事馆通化分馆的兴津良郎等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包围在内，进退维谷，只等外人来营救。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接到通化县城被包围、当地日本人处于危险的报告，但是因为全部兵力去了北满一带，只派了100名左右的警察作为救援队，只等着于芷山军队来支援。于芷山军队分成两路从北面和凤城两个方向压向梁唐联合部队。 关东军让板垣参谋长通过广播向被围人员说：”在通化的各位日本人，奉天的支援部队明早将抵达通化，目前请你们顽强坚持。“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际联盟派调查团来满洲，奉天省一带的反满抗日军在各地威胁着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候，掌握着通化县城的朝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士气非常高昂。 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县城是在6月29日傍晚。 独立军在市内各处贴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独立！“等标语，热烈欢迎我们一行。数百名独立军士兵和市民在街道两旁，热烈鼓掌挥手欢迎我们。看来，梁世凤是想把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作为扩大和发展独立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一行立即分成两拨，刘本草带领的救国军部队，由自卫军司令部代表带路，到中国人家去：我率领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员则到朝鲜人家去分散住宿。 独立军队员们把我们安置好之后，还不想回去，和我们一起谈笑。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反映出乎意外地好。他们深表羡慕他说，起初听说安图的游击队要来时，以为是些扛着扎枪或火绳枪的土包子，可是今天见了你们，才知道都是英俊的有教养的军队。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了梁司令家。 梁司令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先向梁司令夫妇问好，接着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家母迁居后安图以后，也时常提起梁先生。家母一向嘱咐我说，你父亲逝世后，梁司令跟朋友们一起给你父亲办了葬礼，又把你保送到华成义塾，你可不要忘记这个恩情。“ 梁司令听后，挥挥手，客气地说： ”我和令尊是义兄弟，还说什么恩不恩呢。想到成柱你令尊对我的鞭策，这个恩可是我终身难忘的。令堂近来好些吗？听说搬到安图后，因心口痛，很受罪。“ ”是的。病情好像加重了。近来，卧病的日子更多啦。“我们的对话，就这样从平凡的寒暄开始了。 我谈了进入通化城时的印象。 ”梁司令的几百名部下拥到街上鼓掌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看到独立军士兵的脸色明朗，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我们的部下，打仗不怎么样，可是从不慢待客人。“”您太谦虚了。我们在离开安图之前，已听说梁司令部队同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包围通化县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县城。“”那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战果，唐聚伍的自卫军有几万名士兵，要是连一个县城都攻不破，那还有什么脸吃饭呢。“ 梁世凤虽然这么说，可还是详细地介绍了围攻通化县城的整个情况。 这天，就谈到了这里，我在他家住了一宿。我没有说来找他的目的，他也没有问及。梁世凤不问我军的远征目的，使我稍感不安，可是我看到他真心款待我，更加坚定了当初认为谈判会成功的想法。 第二天，吃完早饭，开始了正式谈话。 首先打开话头的是梁司令。当时，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是这样： ”队长你也知道，现在满洲变成了蜂窝。许多蜜蜂，蜂拥而起，都要蜇日本这个不速之客。唐聚伍、李春润、徐远元、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王桐轩这都是东边道的蜜蜂，东满和北满也有许多蜜蜂奋起。我认为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应同他们汇合，打得好，定会取胜。队长你看如何？“他的话，和我们的远征目的相一致。梁司令本人在探索合作，并主动地向我们提出来，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庆幸的事。 我为梁司令能有从大局俯瞰整个独立运动的远大目光，大为惊叹，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梁司令说要联合起来作战，我也同意，老实说，我们来找司令，也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朝鲜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部队也联合起来，朝中两国爱国者和人民打成一片进行战斗，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梁司令微笑着说： ”既然队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吧。“”梁司令，时局要求我们团结，可是很遗憾，我们民族内部却还没有实现团结。共产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更没有团结，这样怎么能对付日本这个强敌呢？“”这都怪站在左翼一边的人没有搞好政治。听说队长你也属左翼，那你一定更清楚，他们搞过激斗争，失尽了民心。搞什么佃农斗争，把庄稼人都变成了暴君，又搞什么红五月，肃清地主因为这么乱搞，中国人就不理朝鲜人了。这完全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失策。“这是对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切暴力行动感到厌恶的人才会说的话。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他敌视工人、农民或同情地主、有产者。在参加独立运动之前，梁世凤本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民，饱尝过辛酸。他本是每到年底就受地主逼债折磨的近乎债务奴隶的佃农，是长年喝着萝卜缨掺稗子熬的稀粥，奇迹般地活下来的贫农的后裔。 我还认为，梁世凤责难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暴力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并不是因为他拥护资本主义思想。他嘲笑和批判的，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斗争方法，而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但是，对方式方法的立场和态度，又不能不影响对思想的认识和看法。很遗憾，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使许多向往新思想潮流的人们失去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我通过同梁司令的谈话，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前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认了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我又想，梁世凤抱有一种把一切群众斗争都描绘成破坏民族团结的有害行为的偏见，这是需要帮助他纠正的。 ”正如梁司令说的，过去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进行阶级斗争方面严重脱轨，这是事实。老实说，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甚至造成了朝鲜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不过，我认为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梁司令，您曾多年种过庄稼，一定知道，秋收后，地主拿多少，农民究竟拿多少呢？农民拼死拼活种出了庄稼，果实都被地主夺去，连糊口都困难，他们为了活命才起来斗争，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都不好呢。“ 梁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不知他对我关于群众斗争不可避免性的说法，感到不中意还是觉得有道理。 那天，独立军部队举行大会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独立军队员中有很多青年在柳河和兴京的时候就从由我们派去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和政治工作员那里受过共产主义影响。这次欢迎会，是由这些青年主持举办的，自然很盛大，又很热烈。通化县城里的许多朝鲜人也参加了欢迎会。 宾主在轮流讲话或唱歌。在欢迎会的各项活动中，都突出地显现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在个性上的差异。独立军队员们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员的洒脱、谦逊、乐观的品质和有节制有气魄又有秩序的队列，表示非常羡慕。他们最羡慕的是，我们的队员唱的革命歌曲和三八式步枪。 有些独立军队员说，”从哪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威武的部队呀！“有的还问我们：”能跟你们合作该多好。同梁司令的会谈怎么样啦？“梁司令说要看看成柱带来的军队，便访问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我们的队员欢迎他，又鼓掌，又行军礼，十分热烈。可是，梁司令却作了反共演说，把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充满敌意的气氛。lz ”要实现朝鲜独立，首先就不要搞有利于敌人的行为。然而，共产党正在干着有利于敌人的行为。他们到工厂，就挑起劳资纠纷；到农村，就鼓动地主和农民的纷争；在家庭又宣扬什么男女平等，使夫妻吵架。动辄就说没收啦、打倒啦等等，播下同族不和的种子，筑起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壁障。“我们的同志们听了他的讲话，都愤愤不平。车光秀气得脸色煞白，气愤地望着他。 对梁司令贯串着反共论调的演说，我也感到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作这种演说。 ”梁司令，我们不是那种干有利于敌人的行为的人。我们是为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要想实现朝鲜的独立，就必须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主力进行斗争；像过去那样只靠几个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力量是不能实现的。“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责难国民府。国民府在旺清门杀害了六名爱国青年，难道这不是有利于敌人的行为吗？国民府集团在民族面前犯下了这样的大罪，还敢谈什么反对有利于敌人的行为，来攻击我们。 这么一来，触怒了梁司令，他大发雷霆，开始漫骂起来。 他的怒气有点过分，有违于礼节。我也不禁愕然了。他为什么忽然失去理智，叱责起我们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说的几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在背后给梁司令说了我们坏话？ 我觉得他这样发怒必有什么缘故。 我还是耐心地说服他，”先生，您何必这样发怒。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得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吗？ “我想，为了互相了解，梁司令的部队和我们游击队需要经常接触。”对此，梁司令也没有说什么。 梁司令的反共态度虽然是顽固的，但只要不懈地进行说服，还是可以改变的吧。我抱着这种期待的信心回宿舍来。不相信别人，可以说是一种排他主义的表现，那么，相信别人，就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对国土被霸占的国家的爱国者来说，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用团结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带领刚诞生一个月的部队，千里迢迢来找梁世凤，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可是，会谈破裂的那天，在通化市的我们的组织员送来情报说，独立军正在策划解除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武装。 梁司令制造这种阴谋是无法相信的，但我们还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万一。于是，我们跟刘本草先生也分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避免同独立军发生冲突，没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务，就撤离了通化。队伍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车光秀在队伍后面打开小本子看着路程图默默地挪动脚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么啦，好像跟谁赌气似的？”我看出他的情绪，故意笑着跟他搭了话。 车光秀正等我搭话似地马上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气鼓鼓他说： “竟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我笑不成？老实说，我的心快要气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赶来，这个劳苦不是白费了吗。”“参谋长，你为什么认为同独立军的谈判失败了呢？”“不是失败，难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们合作，反而阴谋要缴我们的械嘛！” “参谋长，你只看到上层的表情，却没有看到下层的脸色。对我们游击队，独立军队员是多么惊叹、多么羡慕啊。我是愿意把这看得重于缴械阴谋的。 ”重要的不是上层的表情，而是下层的态度。我从中看到了合作的未来。“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对合作有把握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预感和愿望。 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恼。当时我的苦恼就是：虽然国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实现了合作，我们和于司令也实现了合作，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的合作，竟那么难实现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那时，独立军是不是真地要缴我们的械，这个问题，长期未能核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组织员得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不会有错，可是，心里却希望那是毫无根据的情报。即使那是有确实根据的情报，我也丝毫不想责怪梁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这个局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积累很多经验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离开通化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下同独立军合作是不可能的结论。相反我相信梁司令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真心，走进合作的大门。爱国犹如流向联共这个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1932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梁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踉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梁司令的怀疑。听说梁司令也因断绝为同我们的来往而一直感到痛心，他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这才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看准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很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坏主意。梁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便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粱世凤同杨靖宇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十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姓王的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枭首示众。 梁司令的遗属也遭到难以言状的残酷迫害。他们忍受不住日满军警的迫害，把姓梁改成姓金，搬到离铁路一千多里的桓仁县的深山沟里，隐居起来。 解放后，我派干部到南满去寻找梁司令的遗属，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顺）、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随那个干部回到了祖国。 ”大娘，你去失梁司令，惨遭日本军警的迫害，流离转徙，受了很多的苦啊。“ 听我这么一说，尹再顺女士流着眼泪，肩膀抖动不止。 ”将军，见到了将军，我心里多年的悲伤立刻消散了。我们被人追赶，谈不上受苦。将军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我忙于打仗，没能给你捎一封信，真对不起你。“”将军，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虽身居山间僻壤，却听到了将军的消息。 我每次听到将军的消息，心里就埋怨我的那个没有跟您去却成了异国冤魂的老头儿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的。“后来，我们把梁司令的儿子梁义俊送进万景台革命学院学习。4月南北联席会议时，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学院参观，见到梁司令的儿子，感叹不已。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北朝鲜当局会把独立军司令的儿子也送到这所养育游击队战士子女的学院念书。“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 ”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以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人。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17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疾的烈士子女的爱护。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们的肩上不要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五在团结的理念之下 部队加紧向柳河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是个广为人知的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濛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目标之一。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全体人员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的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我们停留的每一个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悲观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侵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管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的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军事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坊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日军一个连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日本成为满洲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五次地讲同一个战斗的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 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的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大武装队伍。这也可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实施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主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害处，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去压制恐怖活动，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助长他们的恐怖活动。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付恐怖活动的做法为什么不妥当，为什么这种做法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 国民府杀害爱国者，当然是千秋万代难以洗刷的大罪；我们优秀的爱国者被同族杀害，是我们自己的无处可诉的悲剧。国民府的罪行，将受到我们民族和我们子孙万代的诅咒。你们把国民府谴责为刽子手集团，决心要报仇，你们的这一心情，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磨利报仇的刀之前，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因为国民府已变成了民族主义右派的巢穴，就把它的成员都看成是坏人，那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使国民府反动化，派去他们的走卒不断地进行瓦解工作。他们密切注意国民府内的新兴势力革新派，并巧妙地助长了国民府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如果我们以恐怖活动打倒国民府，为之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应该孤立已反动化的国民府上层，还要揪出潜入其内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都不要忘记，团结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作了上述说明后，青年们都点头说明白了。 我们帮助南满的同志纠正上述倾向，同时交给他们下列任务：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周围；培养出骨干分子输送给武装队伍；以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扩大党组织；加强做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工作。 我们停留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的时候，有许多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南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硕果。 要想解决在使柳河地区的革命运动高涨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崔昌杰等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个党组织成员和共青同盟骨干分子的作用。我们为了寻找一年前就断了联系的崔昌杰的去向而费尽心机的原因也在于此。只要找到了崔昌杰，我们就可以和他深入地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满洲、而我们已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的情况下，在南满地区应如何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向。崔昌杰等于我们派到南满地区的代表。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