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你来打头阵，不管什么事都该有个样板，有个示范嘛！”同志们用这种话来和我作别。 我在明月沟等到与会者都离去后，便和童长荣分手，去了安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安图是最适于搞游击战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沟会议上提到的，我们在组织武装队方面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着手进行对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各地组织起来的中国反日武装力量救国军的工作。因此，决定把组织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图和汪清，安图和汪清是救国军集结的中心。 我回到兴隆村，同家属一道在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沟芦苇村去，全面着手进行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小沙河是实现了组织化的村子，周围环境比兴隆村好得多。这里的地下组织很坚强，密探不敢随便进出。因为没有走狗作祟，军警也很少到这里来“讨伐”。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斗争，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难题。人的问题、武器问题、教练问题、粮食问题、群众基础问题、与救国军的关系问题等都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认为，组织武装队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两样我们都缺乏。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军事的人，具有为祖国和人民，手持武器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的青年人。 我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失去了朝鲜革命军的几乎全部骨干分子。金赫、金亨权、崔孝一、孔荣、李济宇、朴且石等革命军的主力，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1931年1月，作为中队长进行活动的李钟洛，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 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驱者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能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了。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过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到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蛋！”对朴勋最为倾倒的就是车光秀，他俩常搞理论辩论，可是相处得非常亲密。 因为朴勋在安图训练搞得很好，所以我们组织的部队后来到汪清时，被评为“大学生部队”。我们部队的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因为有秩序，纪律严明，言行文雅，衣着整齐，而受人尊敬。杨靖宇也一直赞赏我们革命军有纪律、朝气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当听到这种赞扬时，我就想起朴勋，想起他那响彻土器店沟的口令声。 朴勋作为教官的又一个特色是对受训者要求严格。由于他那非常严格的要求，受训者很快便掌握了军事知识。 然而，朴勋有时对队员实行体罚，他对做不好规定动作的或违反纪律的受训者，吹胡子瞪眼地骂他们，有时还用脚踢他们，有时罚站。我怎么对他讲革命军队内禁止体罚，也没有用。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同嗓子都喊哑了的朴勋一同回家时，问他： “朴勋，你身上总有点军阀的气味，你是在哪儿学来的那种习气？”他一听军阀气味，便对我笑笑说： “教我们的教官曾是个又严又厉害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德国人给我留下了那种’遗产‘。要成为像样的军人，不管怎么说，要多挨几下鞭子。”德国式军事教育的痕迹在朴勋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上军事理论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鲁士军队。他对英国士兵的勇敢性、法国士兵的敏捷性、德国士兵的准确性和俄罗斯士兵的顽强性讲得很多。他讲这些的时候，总要号召受训者说，我们要成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万能的军队。 他所进行的许多训练内容，和我们作为训练目标的游击战的特点也是不相符合的。他为了让人们领会拿破仑式纵队队形和英国式线形序列是什么样的，用20名左右的受训者排成那种队形，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参观教练后，在休息时间，低声对他说： “朴勋同志，你刚才进行的那个英国式线形序列训练，用简单说明的办法一带而过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干一场和滑铁卢激战一样的战争，而是马上要在山地作战，同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打游击战，学那些旧时代的兵法还有什么用？” “要打仗，是不是应该掌握那些军事知识？” “别国制定的一般性的军事知识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应该先选择那些马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来教给他们。你最好别想让他们把你在军官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囫囵吞下去。” 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规定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情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他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对于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他切身地领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伍。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都不会比解决武器更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帮助。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豪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夙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接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夙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酬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借。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让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500元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 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元，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了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个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 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佩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是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用乔装袭击的方法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己制造武器的运动。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制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一带的人按俄语发音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红头火柴作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县南区兵器厂和延吉县依兰沟南阳村朱家洞兵器厂。 鹰岩窟兵器厂是用通过延吉县八道沟矿的革命组织弄到的炸药制造了炸弹。 起初，制造的是轰响炸弹，这种炸弹声响挺大，可是杀伤力几乎等于零。 为了消除这种弱点制造出了辣椒炸弹。这种炸弹比轰响炸弹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气味呛人，杀伤力几乎没有。后来，和龙的同志们用碎铁片代替辣椒，制造了杀伤力挺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弹。延吉炸弹问世后，我们把和龙的朴永纯叫到小汪清大房子，举办了历时两天的炸弹讲习会。这是为了把制造炸弹的技术普及到东满各地。来自间岛各县的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参加了这次讲习会。 讲习第一天，我给大家讲了火药制造法。当时，游击队兵器厂制造炸弹所用的火药，是通过秘密渠道从矿山购进的。因为敌人对火药的管制很严，这种方法总是伴随着危险。我们较容易地自行从民房获取了火药原料，并用它成功地制造了炸药。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制造炸药的秘诀，并把它推广到各地方去。朴永纯讲了炸弹制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关于他们在和龙自力更生研制炸弹过程，引起了听讲者们一致的赞叹。主管鹰岩窟兵器厂的朴永纯、孙元金两同志的技艺都很高明。后来，这个兵器厂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可靠的武器制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国人民在夺取武器的斗争中发扬的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大胆性、随机应变的机智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的故事综合起来，用形象的画幅再现出来，那会成为一篇庄严的叙事诗。千万年来，被置于历史之外、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在无知和蒙昧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亡国之民而痛苦地流尽血泪，尽管咬牙切齿，但只能将它当做命运逆来顺受的淳朴的人民群众，终于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命运的神圣的解放斗争道路。 我每当看到地方组织缴获的或自制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确认，我们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这一力量开拓朝鲜革命的决心，是多么正确。 我们在加紧进行建设常备革命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实践斗争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得到锻炼，使他们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这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全民族一致地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业空前歉收，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饥饿，为我们继秋收斗争之后，再次开展新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条件。为了不让秋收斗争后高昂起来的群众斗争气势减弱，我们又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新的春荒斗争。春荒斗争，从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斗争开始，急速地发展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粮食的夺粮斗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暴力斗争。 春荒斗争的烈火，把东满地区的人民革命化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反革命对革命的攻势越发猖狂的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深入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和教育工作。各群众团体砸毁关门主义的框框，打开了大门，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地锻炼了群众。 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哪里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为一个村庄的革命化，有时甚至会牺牲好几名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受到人们的难以忍受的鄙视和怀疑，却因不能说明自己是革命者，只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我在富尔河村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富尔河村位于从安图到敦化的重要通道上。不经过这个村庄，就不能自由地来往于敦化地区和南满一带，如下使这个村庄革命化，小沙河、大沙河、柳树河等临近村庄的安全就很难保证。 组织曾派去几名有能力的工作员，可是都失败了。需要赶快在那里扎下组织的根子，可是无论谁到那里，就被抓去遭到杀害，简直想不出一个妙计来。金正龙愤恨地说，富尔河村是个反动村，那个村里准有间谍或白色组织暗藏着，要设法把他揪出来。听到这个村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富尔河村有一个姓宋的组织成员，但是单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探出反动分子，也不能实现村子的革命化。总得有一个人豁出命打进去，该揪出来的揪出来，该组织的就组织起来，把这个村从反动 村改造成革命村，非这样不行。 于是，我自愿要求到富尔河村去。 我把宋同志叫到小沙河，事先商量好该怎么做。 “等你回到村子，就说你家缺人手，要雇一个小伙子做长工，把这话传扬出去。那么着，我就到你家去当’长工‘。” 宋同志一听这话，圆睁起眼睛说，那个村反动分子猖狂得厉害，怎么能冒那种险呢，还说，要你当“长工”，这成什么话？他说着直摇头。组织上也反对我到富尔河村去。 我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宋同志一道坐着牛扒犁到富尔河村去了。我没洗脸，也没理发，故意弄得像个傻子似的打进了“反动巢穴。”几个小时后，当我和宋同志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骑警队扬起灰尘驰进村来。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怎样联系的，这么快就从安图派来了警察。 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兵队来了。我就走到院子里，抡起斧头劈劈柴。情况就和在蛟河不知名的一个女人家的经历差不多。 骑警指着我，问他是谁。宋同志就回答，是他家的长工。 有一个骑警晃着头说：“据说，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到这个村来指导”看样子，他们想象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的干部，急忙奔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破旧的褂子，蓬头垢面的我，觉得白跑了一趟，显出挺失望的样子。 那时，我疑惑地想到，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有通敌的不纯分子。因为我要打进富尔河村的事只有几个主要干部知道。 骑警回去后，我一看宋同志，他面无人色，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我从第二天起，大清早起来，给房东家打水、劈柴、扫院子、煮牛食。 然后，跟宋同志一道每天坐扒犁上山去。到了山上，我就看文件，讨论工作，砍柴，并一样一样地向宋同志交代任务。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老实的“长工”。富尔河村的人们只拿我当一个憨厚的“长工”。井边结了冰，村里的妇女就招招手叫我快给她们把冰砸掉。这种事我都乐意地给她们做了。因为我想，村里的人越是多使唤我，我就会越像“长工”，我越老实地为他们干活儿，敌人就越不易发现我是个革命者。 有一天，宋同志他们对门的人家办喜事。村里的人拥来叫我去给他们家打糕。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扛“长工”的，干这种活一定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的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常说，能把扶犁、弄铡刀、打糕这三样活都学到手才算是真正的庄稼汉。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糕。我家的生活情况，哪里富裕到能做打糕吃。我若听从村里人的话去，怕露了我的身份；要推辞，又不像个“长工”。因此心里犹豫不决。起初，就推辞说房东家活儿忙，不能去。 可是，人们再三地来催，不好再推辞了。 我来到办喜事那家的院子，这家主人一看有人来帮忙感到很高兴。他从前院的瘦瘦的半老人那里把木棰夺过来交给了我，说“小伙子，今天的糕好不好吃，全在你这一手啦。使出你的本领吧”。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呢！女主人忙把刚蒸出来的糕米盛在大木盆里端出来，我看着又好笑，又为难。村里的人们围着我，要欣赏我这个“长工”的手艺。在农村，看打糕，也是个乐趣。 我往拿着木棰的手上唾了一下唾沫，心里想，嗐，豁出去了，使出全部力气抡起木棰干吧，这反正是人干的活儿，“长工”也不是万能的嘛。顶多骂我手艺不高罢了。这时，宋同志察觉到了我的心事，使我摆脱了窘境。他说：“看你这人，你那胳膊怎么打糕？我不是告诉你，要留神你那胳膊吗？”他故意摆出主人的威严责怪我，然后对办喜事那家人笑呵呵地说：“他昨天上山砍柴，伤了胳膊，不能打糕。邻居办喜事嘛，我来替他打吧。”村里的妇女们在给客人分糕时，也把我当“长工”对待。别人的糕都放在碗里，可我的就递在手里，我对村里人这样慢待我，并不觉得不好，反而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把富尔河村革命化的工作，就是这么不简单，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和这里比起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了。我在这个村，大约呆了一个半月，建立了组织，发动青年骨干清算了密探。 我回到小沙河，对同志们讲了在那里发生的事，同志们捧腹大笑。我对同志们说：“革命者没有打不进去的地方。过去一直没能打进去是因为像浮在水面的油滴，没能深入群众，绅士式地搞革命的缘故。”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曾率领部队去过富尔河村。我成为游击队长骑着马路过这里，开群众大会讲了话。村里的人们一见我都惊呆了。 那些招手叫我给她们砸掉井边的冰的年轻妇女，看到讲完话坐在马鞍上的我，说道： “哎呀，那不是在咱村扛过’长工‘的小伙子吗？他成了革命军队长哩。”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这样克服掉了。 可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是对给朝鲜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多流血损失的救国军部队的工作。 五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以及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然后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社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具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规定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借。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些部队被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军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吉兴旅长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令。 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入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民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点也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把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就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于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 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而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摆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 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入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态度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作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种盲目行为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 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亡的。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 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 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 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 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才能，或者有什么能说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他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 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 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令，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扰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后，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 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令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转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愿意跟我人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生死与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定下来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① 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明，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来了。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注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 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找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 ① 金佐镇（1889～1930）：忠清南道洪城人。1913年加入大韩光复团。流亡满洲后，与徐一等一起组织北路军政署。担任新民府的主要职务，从事反日武装活动。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惹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他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 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从挫折转入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当作是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是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刘本草先生。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军营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怀激情他说，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兄弟，成了友军，让我们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吧。 后来，当我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时，回忆起在安图城进行的难忘的谈判情景和毓文中学时期，我悲伤地流了泪。 由于同于司令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我们实现了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的合法化，有了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谈判的成功，还使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只要主张爱国家爱民族这个大义，就是同思想与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国民族主义者也能形成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 我想，这一信心对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出现需要团结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或生活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各阶层人士的问题时，遇到犹豫不决或怀有偏见的干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令谈判的经验，开导他们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区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光，详细地通报了同于司令进行的谈判内容和组织朝鲜人别动队的经过，并交给他要以安图的经验作参考，在汪清立即组织一支别动队的任务。 直到那时，李光仍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我给李光派去一个中队人员，让他在那里组织别动队，从地下活动转为合法活动。 所谓别动队，就是指由朝鲜人组成的特殊部队。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当中，在同救国军的关系上能够合得来能够合法活动的、只有我们和李光他们。 那时，我们用别动队的名称，可以说是为保障我们游击队的合法活动，加强同救国军的联系，同他们形成反日联合战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措施。 组织了别动队之后，我们积极推进了扩大和改组这支部队，以便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 确定队伍编制的工作，引起了许多争论。 那时，有些同志为游击队队伍里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担心。调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对象，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有几个人为之一惊，并忧虑他说，工人成分少数，这在组织革命军队方面，是不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会不会成为将来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我真诚地开导了这些同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组成成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的普遍原理，但是没有必要机械地运用这条原理。在我国居民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农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极少数。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游击队的工作推迟到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以后。在我国，农民和学生出身的 人革命觉悟和民族精神并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把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必须简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坊（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 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 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打着红旗进入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摸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分明是全部忘掉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功劳，缅怀着为光复祖国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第六章苦难的一年 （1932年5月－1933年2月） 一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仪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争论的情景，真可谓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组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组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一行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恃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 这条报道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扬。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尸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汽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奇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地。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 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 1盲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准备地一开始就走这条路，那无异是自杀了。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一定会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 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他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们的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地方和组织，职业、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的青年组成的。他们有些是定期阅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和中学讲义等教材提高了水平的；有些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记》等小说，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参加游击队的；还有些是从没有迈过学校门坎，在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组织经过几年的政治锻炼后，得到一支枪参加了武装队伍的。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水平，自然就有差别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为了在部队内保证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动上的一致性和习惯上的统一性，必须特别注意做好组织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为此首先就要采取措施，统一对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和重要路线的认识，不经过这道程序，刚诞生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有迈出第一步就搁浅的危险。 我和车光秀一起到每个村去，向不大理解我们的战术意图的同志们说： “武装小组论，是想重蹈安重根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是一种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而且还制造了’满洲国‘，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国关内。根据情况，反日人民游击队有时可能开展小组活动，但小组不应该是基本战斗单位。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论调，也是不现实的。一百多人的部队同日本的几十、几百万大军正面交锋，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如果以为能用一百人的冲锋战压服几十万大军，那该是多么轻率的判断啊。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暂时要以连队为基本单位展开游击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是成不了气候的。将来部队扩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单位开展活动，可是目前还是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最为理想。不可能一开始就组成大部队，这一点你们不是也清楚吗？抗日战争，不可能是以几场战斗结束的短期战。因此，首先要从小股力量开始，然后在战斗过程中不断积蓄和扩大武装力量，到时候，就同全民武装起义配合起来进行决战，争取最后胜利。 我们要以轻便的武装，机动灵活地运动，使集中的敌人分散，再各个击破，避大吞小，要用这种方法，始终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优势，以不断的消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妙处就在这里。主张不打仗而悄悄地积蓄力量，到时候一举消灭敌人的慎重论者同志们，你们以为没有斗争和牺牲，不流血，时机也会自行到来吗？你们要记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取得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要由我们自己用斗争来争取。”我就这样使队员们领会了我们的意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话。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张，固执己见。 我认为，只有斗争实践，才能给这个各持己见的论争作出结论，判明真理在哪一边。我为确定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不惜花费时间进行研究。 当时，我们踏上了抗日战争征途的部队，面临着下列几项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要从质量和数量上迅速加强和扩大部队；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团结在游击队的周围。 我们认为远征南满是完成上述任务的突破口，便把它规定为1932年的主要战略任务。 我们在安图建立的武装部队，有着不同于在其他县和区建立的武装部队的特点。其他县的游击队是由该县的青年组成的，而安图游击队是由东满和南满各县选拔的先进分子和来自国内的先驱者们组成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以在本地进行活动为原则，我们的部队则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在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豆满江沿岸整片地区进行活动为原则。 从地域上看，安图是非常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刚刚破土而出的游击队，需要到广阔的大地，在风雨中培养茎干枝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对那些急躁冒进行为，需要提高警惕，而对那些只顾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虚度岁月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我们把远征南满定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开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前远征南满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独立军部队取得联系。南满的通化地区驻扎着梁世凤司令指挥的独立军部队，我们要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 梁世凤管辖的独立军，有几百人之多。这支部队也叫朝鲜革命军。 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正是梁世凤同唐聚伍的自卫军合作，胜利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的时期。这个捷报传到小沙河山沟，使我们感到高兴。 朴勋摇着头说，梁世凤是反共思想渗入骨髓的国民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怎么会甘心同共产主义者合作。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同中国救国军也结成了联合战线，有着抗日这个共同方针的同一血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携起手来呢！应当千方百计实现同独立军部队的联合战线。 我之所以认为同梁世凤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梁世凤和我父亲有着深厚的交情，过去又很爱护我，我很重视这种过去的情谊和人际关系。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金时雨和梁世凤同我父亲在桦甸结拜为义兄弟，还照了相。 梁世凤和我父亲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是不会替我给华成义塾写介绍信的，也不会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学看我，给我些钱的。当时，我为了凑学费，分文必省，连人家常吃的烧饼都没买过一个，他给的钱帮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门事件后，由于我对国民府感到幻灭，同梁世凤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了，可是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变。 了游击队，苦干找出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梁世凤去，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成统一战线当然是主要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殷切的愿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实战经验的梁世凤的指教和鼓励。 比起还没有尝过炮火滋味，只沉浸于出征喜悦的我们，梁世凤司令堪称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我们曾在民族运动者们面前，多次表明决心说，我们决不按照独立军的方法去打仗，这是说我们决不重蹈他们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军事经验和技术。 在旺清门体验国民府的白色恐怖时，我曾噙着血泪决心再也不跟那些独立军老头儿们来往了。但是我们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业，决定不咎既往。 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合作。 在南满，除了梁世凤的部队外，还有由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李红光在1932年5月组织的游击队，亦称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李红光之所以成为著名人物，当然同他非凡的智谋和军事艺术、老练地指挥部队有关，可是关东军和伪满的一些报刊，把他误说成是“女将军”，也是一个原因。 李红光被称为“女将军”，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性故事。李红光在结束东兴袭击战回驻地后，选一个女游击队员审问俘虏。这位女队员在审问前，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红光。”然后要俘虏招供警察兵力的部署情况和“讨伐”计划等等。 这些俘虏被释放回去后就说“李红光是个20岁左右的美人”。于是，李红光是女将军这个传闻就在日军部队里传开了。 李红光通过武装斗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机智和胆量，而李东光则在党的建设和实现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本领，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的名字，早在20年代后半期起，就在东满地区广为传扬。 跟我谈过李东光的是金俊、徐哲和宋茂璇。李东光在龙井东兴中学读书时，就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崭露头角。李东光在龙井与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牵连被捕后越狱的消息，我是在吉林听到的。 1930年夏，我在哈尔滨同徐哲同志见过面。他在谈话中顺带着说李东光认识我。他说，李东光曾对他说，安昌浩到吉林发表演讲时见过我，后来在五里河子举行磐石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时又见过我。我对徐哲同志说，见到李东光，要把我们的斗争战略告诉他，还要转告我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互相认识，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 后来李东光历任南满特委书记、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我们在准备远征南满的时候，他在磐石县任区委书记。 在南满地区也和东满一样，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我们打算到了南满就同李东光他们取得联系。我认为，还处在幼年期的部队，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探索斗争对策，是有利于发展反日人民游击队的。 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满地区的游击部队的紧密联系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同志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柳河、兴京、磐石等南满地区，有很多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满洲中部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优秀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进行组织工作。崔昌杰和金园宇也派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挺进到南满，就会为恢复这些组织、给士气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开有利的局面。 有些历史学家写得好像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经过任何挫折似从把刚建立的游击队的首次活动定为远征南满，直到付诸实践，我心理上确实有过许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们在区党委所在的金正龙家，召开在东满各县进行活动的党及共青领导骨干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远征南满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提出的远征南满的方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在部队内，分成两三派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青年们，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远征方针。 有一天，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远征，被任命为部队参谋长的车光秀忽然来找我，表情严肃地说： “队长同志，既然我们决定远征，那就在几天内早早离开这个小沙河好不好？离这儿不远有公路，敌人的运输队不时来往，我看有点不妙；再说，口粮也很困难，小沙河只有四十来家农户，我们一百多人聚在这里吃，尽管这里的人心地宽厚，还是承受不了这个重担的。”这里开春以来闹饥荒，甚至举行过春荒暴动，口粮情况，他不说我也很清楚。 但是，就是因为敌人运输队来往频繁，所以必须早点离开小沙河，这种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听了车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安图的建议后，对他说： “参谋长同志，既然我们拿起了枪杆子，是不是先打一仗？”“你是说要打仗？” “对，既然组织了部队，就应该开始打仗嘛。敌人在我们鼻子跟前来来去去，我们却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有什么意思？到时候走还是要走的，先在安图放一枪看看，不打仗，怎么能锻炼队员。打得好，说不定还能解决远征需要的物资哪！” 车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当天，他就带着朴勋到公路上侦察了地形，为的是确定适于打埋伏的地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战斗方案，埋伏在小营子岭路口处，突袭路过的运输队。他们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认为在游击队的战斗形式中，埋伏战是最适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营子岭位于由安图到明月沟的中间地点，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离小沙河的直线距离大约有40多里。山势并不险峻，可是沿着山沟有条曲曲弯弯的大车路，很适于打埋伏。敌人就是利用这条路给安图地区的兵力补给军用物资的。 恰巧，这时地方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大车运输队载着武器和后勤物资，离开明月沟向安图方向出发了。我带领预定远征南满的队员，以神速的夜行军到达小营子岭，部署他们埋伏在路口两旁。 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由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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