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刘少奇见面时，谈到过这件事。他说，那年他也在哈尔滨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党员中没有中国人，领导过几个朝鲜共产党员；还问我那时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联系。推算一下时间，我好像是在刘少奇刚离开哈尔滨后去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 我交给韩英爱寻找分散的组织成员的任务。 韩英爱同在吉林时就有联系的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的韩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把转入地下的组织成员，一个个地找了出来，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方针。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过的铁路和港口，会见了受革命组织影响的工人们。 这样，我在哈尔滨恢复了地下组织，建立了同志间的联系，然后，把韩英爱留在那里，独自来到了敦化。当时，时间很紧迫，没来得及跟韩英爱说句道谢的话就分手了。临走时，韩英爱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尔滨的同志们坚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没能让她如愿以偿。到了东满后，这事老挂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纪律又不允许书信联系，所以自那以后，韩英爱就杳无音信了。 韩英爱后来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后看到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搜集的资料才知道的。 我离哈尔滨去敦化时，给哈尔滨的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封信。韩英爱为了执行我在这封信里交给哈尔滨同志们的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1930年秋被警察逮捕。要是一般的妇女，就会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韩英爱却继续留在哈尔滨，废寝忘食地执行了我交给的任务。她是个沉默寡言、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却坚韧不拔，勇敢果断。 韩英爱被捕后马上被押到了新义州监狱。那正是李钟洛、朴且石等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有牵连的人大批被捕入狱的时候，所以，她也和李钟洛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后来，李钟洛同韩英爱见面时说：”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过金成柱的领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齐心协力，想法让他归顺呢？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来参加我们的‘归顺工作队’吧。“ 韩英爱当场就驳斥他说，你干这种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帮助金成柱干革命，怎么能做这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呢？出狱后干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干那种勾当。 1938年冬，我们在南牌子开会时，为了让我”归顺“而来到会场的李钟洛，把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这才听到了韩英爱的消息，知道她在监狱里虽然受到严刑拷打，但是没有屈服，坚持了革命者的情操。不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男子，刚尝到监狱的滋味，就在转向书上盖了印。而韩英爱身为女子，却勇敢地战胜了那种苦楚。 ① ”惠山事件“后，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当中出现了变节分子，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候，听到韩英爱的消息，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鼓舞。 韩英爱在中国丹东的橡胶厂做过制鞋工。她当女工时还给同胞们传布了她在吉林时期唱过的革命歌曲，为维护工人的权益，提出各种要求，并有力地唤起人们开展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 后来，韩英爱到汉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儿子家里度过了几年。 她为了重新到满洲去找组织，苦心奋斗了几年，很晚才结婚。她虽然盘髻埋没在家庭里，但是丝毫也没有抛弃和我们一起为革命奔走时的良心和节操。听说，当我们手持武器，转战于白头山一带，打击敌人的时候，韩英爱在汉城听到这个消息，还一一点出吉林时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 战争时期，韩英爱在汉城附近负责一个妇女同盟组织，积极进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杀害后，她带着孩子为了找我来到平壤。但是，她还没有见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敌机的轰炸，不幸和两个孩子一起牺牲了。 我认为韩英爱的一生是清白无暇的。她以吉林时期的那种精神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时期的歌。 干革命的人应当像韩英爱那样，即使身处远海孤岛，也不失去信念，不抛弃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韩英爱也是我难忘的恩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来找我，冒着危险帮助了我，是个值得感谢的妇女。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向各地探询韩英爱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国境内。 解放前，我忙于抗日战争，没能重新见到她。可是，她为了弄到我化装所需的中国衣服，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满面地到处奔走；在火车上，每当受军阀检查时，她随机应变，保护我脱险；她吃一张煎饼时，也总是掰成两半儿，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这种种往事，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韩英爱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恋情之类的感情，是纯洁的无私的同志的爱。 我想到她为找我来到平壤，还没有见到我，就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下，心里禁不住万分悲痛。 幸亏她年轻时的照片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传到了我的手里。每当我想起已故恩人时，我就从照片中找给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韩英爱的美好灵魂，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 ① ”惠山事件“：日本军警于1937年秋和1938年为了搜索和镇压朝鲜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而在鸭绿江沿岸一带进行的两次大逮捕事件。 八渡过豆满江 我父亲曾多次说过，间岛人的斗争性很强。经历了五·三○暴动和八。 一暴动后，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具有出色的革命性。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很早就成了义兵和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首先传播到这个地区。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领导人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一直在持续进行。 ① 因此，我在狱中就决定，一旦开展武装斗争，就以白头山为中心，把朝鲜的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也很早就非常重视这个地区。我们是想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把这个地区变成他们侵略满蒙的战略要地。从20世纪初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满制造各种事件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这一野心搭起桥梁。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派军队侵入延吉县龙井，并设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又诱骗中国反动政府缔结了间岛条约，进而夺取了吉会铁路铺设权。后来，龙井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总领事馆，其下设五个领事分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间岛的朝鲜人过上好日子。除这类领事机构外，他们在各地设置警察署，还制造出朝鲜人居留民会等许多走狗团体，严密地监视居住间岛的朝鲜人的一举一动。东洋拓殖会社办事处和日本金融界也向这个地区伸出了魔爪。东满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东满地区就这样正在变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场。 这就更使我片刻也不能放松把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东满建成武装斗争的据点的想法。八·一暴动后，我从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已迫近，便更加坚定了把革命性强的东满人民组织起来，尽快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决定到东满地区去。 我一说要到东满去，我的同志们都恳切地挽留我。他们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机构和情报网密如蛛网的地方去是个冒险，等于负薪投火。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大胆地奔赴东满。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的活动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学生为中心进行的。 根据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的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引导他们尽快作好投入反日战争的准备。 共产国际也支持我到东满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为这一带受八·一暴动的害最严重。敦化是这一暴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有日本军的一个守备队本部和吉林总领事馆所属的领事分馆，还有旧东北军677团团部。在敌人的镇压力量如此稠密的地方发动像八·一暴动这样冒险的暴动，是同这一带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分子进行活动有关系的。 。。。。。。 ① 白头山：指长白山。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 敦化同磐石一样，是ML派的根据地，也是朝鲜共产党重建运动的一个中心。 朴允世、马建等八。一暴动的主谋也都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设在这个地方。 敦化有党、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们组建的各种革命组织，陈翰章、高在凤、高一凤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里。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陈翰章家，穿上中国山东的衣裳，开展清除暴动后果的活动。我在吉林到处建立共青小组时，正在念中学的陈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总司令部做过秘书长，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方面军军长，还任过南满党委书记等。可是在敦化时他还是个淳朴、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员。 陈翰章同张蔚华一样，也是大富翁的儿子。但他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共青同盟生活过得非常认真。陈翰章的父亲是个大富农，有几百匹马，还有好几支枪。家宅周围筑了土墙，好威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来是打倒对象，周围都是自己的地，所以从来不踩人家的地。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是个大富翁，这是事实。 陈翰章说我是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前辈，盛情款待我。因为生活富裕，我白吃饭，他家也不在乎。 我让陈翰章和高在凤去找溃散了的组织。白天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到处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鲜衣服，说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基本上清除了暴动后果，然后我按共产国际的委托，在敦化组织了吉东地区共青委员会。 此后，高在凤等几个共青盟员接受了我交给他们的到豆满江沿岸的城市和农村去，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奔向了各自的活动地区。 我交给陈翰章进敦化中学去搞共青活动的任务后，也离开了敦化。 我到东满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和龙。 和龙有个名叫曹亚范的中国同志，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我们的共青组织进行活动。那里还有蔡洙恒等朝鲜同志。我估计，靠这些同志，就能清除暴动的后果，扩大组织。我首先到大拉子去见了曹亚范。 曹亚范说，八·一暴动的后果非常严重，暴动后朝鲜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见不到。他还说，被捕入狱的几个同志很快会获释，要我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来了。他在龙井的东兴中学念过书。我在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从那时起，就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以足球选手享有声誉。当时，有好几个和龙的青年到吉林市来念书。金俊在龙井和稳城一带宣传我们的思想，而蔡洙恒则来往于和龙与钟城地区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他同后来任县党委书记时被打成”民生团“嫌疑而被杀害的金日焕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以制造延吉炸弹的能手而出名的朴永纯同志，也在延吉县八道沟矿山参加反帝青年同盟，进行活动。 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到具有能够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来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自己却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为”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才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沫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岘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岸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郡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中学毕业后，吴仲和曾在和龙私立化成学校当过教员。那时，我到石岘去一再提醒吴仲和同志说，为了实现群众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然后实现家属和村民的革命化。 后来，吴仲和出色地实现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亲属中，有十多人成长为忠实的革命者，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涌现出吴仲和、吴仲成、吴仲洽等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在石岘办完事后，我决心径直到稳城地区去。我生在朝鲜西部地区，从① 小就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所以对豆满江以南的六邑地区不大熟悉。 六邑一带是李氏王朝时期被罢职的官员过流放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本来就口粮紧缺，气候恶劣，加上头头们的欺压和残酷虐待，边防军的士兵来到 。。。。。。 ① 六邑：咸镜北道豆满江沿岸六个郡的郡治，即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的总称，是李朝时期负责边防的金宗瑞将军曾开拓为六镇的地方。 这里不久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这一带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们接到任命状后，也不愿到这里来，制造种种借口，在汉城街上转来转去。所以，李氏王朝500年期间，封建统治者一直为此事伤脑筋。 每当金俊谈到六邑时，我就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块地当作不毛之地，弃之不顾，可是我们要付出血汗把这一带转变成革命的堡垒。我抱着这种远大的计划开始向这里派人。 稳城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从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吴仲和等人开始正式开拓的地方。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看出白头山地区和稳城等豆满江沿岸六邑地区在发展我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拟订了把这一带建设成为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的计划。还打算在这一地区，打开掀起国内革命新高潮的突破口。当时，稳城地区有100～150名青年到龙井去学习，他们放假回来，就在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金俊、吴仲成等先驱的领导下，把”吉林风“吹进这一地区。稳城成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内扩大我们势力的好渠道。我们的思想沿着这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稳城地区。 我来稳城地区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以扩大和发展整个朝鲜革命。 从石岘陪我同行的吴仲和的堂弟，为了通知我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先渡江到吴仲成所在的丰利洞去了。 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这若是实现祖国独立后渡的江，那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他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的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是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人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铺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铺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铺设工地的劳工也是拥到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铺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他也说这是值得一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我一说要到铁路铺设工地去，稳城的同志们就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那儿敌人的警戒非常森严。 那时，他们说是”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为我的安全费了很多心，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共产国际特派员“的头衔，周密地组织了警卫工作，是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的监视和戒备特别森严。 我当然也知道，到了朝鲜事事要小心，提高警惕。但我的心情是到工人中去，即使不能马上干出什么大事，也很想握握工人的手，说一句能鼓励他们的话。我直到那时一直做青年学生工作的目的，是为深入工人阶级架桥。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带头，开拓和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提出解放工人阶级的纲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而献身的那天起，就一直想念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我到工地一天半时间，同工人一起卸碎石、运沙子，吃”工棚“的饭。 金俊向工人们介绍我是在延吉念书，为补贴学费而来的。 我现在也在想，那时我到工人中去是非常有益的。我在”工棚“和工地上看到的，不只是工人们为挣几个工钱拼死拼活地干活的悲惨景象。我在那里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也看到了为寻找能够保护和开拓自己命运的正确道路而苦恼的工人们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给了我强烈的冲击。要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奋斗终生的热望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那时，我在铁路铺设工地上认识了来自稳城的崔春国和崔凤松，后来他们都成了抗日革命战士。 崔春国陪我到宿舍的路上说，他当爆破工时秘密地藏起了炸药，等工程竣工那天，准备把隧道炸毁。 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干炸毁隧道之类的冒险活动，更迫切的是加强组织，促使工人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炸药先留下来，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用在节骨眼上。 那时，我同工人们谈了很多话。 武装斗争问题、建党问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都跟他们谈了。 到国内来，别的不说单是向工人正确灌输卡伦会议精神，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我们对一个人说了，就能马上传给十个人，再经过百人、千人的嘴，传到万人的耳朵里，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念和旗帜，这是毋庸置疑的。 铁路工地的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路线后，都表示积极支持。 工人们从我们的路线中得到了信心，而我从他们接受这条路线后欢欣鼓舞的面貌中得到了信心。 1930年10月1日，在头娄峰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在稳城取得的最大成果。 我在指导稳城的革命组织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对战略问题的理解上犯了几点错误，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了消极性，可是他们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比预想的高得多，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稳城地区已经有了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参加会议的稳城地区革命者们都打扮成樵夫到头娄峰来了。全长元还托月坡洞组织负责人把牛爬犁拉到会场附近。 在傍着月坡川的头娄峰顶幽静的空地上，我们举行了成立国内党组织的会议。 我首先向与会者传达了卡伦会议通过的路线，阐明了贯彻这条路线首先要执行的任务是建立革命政党，然后说明了在稳城地区建立新型的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提出了稳城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吸收经过组织生活和实践活动检验的优秀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根据我的提议，吴仲成、全长元、全昌龙、崔春国、崔凤松和崔根柱等同志加入了稳城地区党组织。吴仲成被选为党组织的负责人。 光荣地入了党的同志依次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历史，还简短地表明了决心。 当时，他们表明的决心，我大都忘记了，只有全长元表的决心，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党组织吸收像他这样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入党，这使他血肉化为尘土，也不会忘记。然后他发誓说，只要革命需要，削骨剜肉在所不惜，甘愿献出肝胆。他说，要是他变成违背誓言的卑劣小人，那么把他的肉体剁成肉酱抛进水沟里也心甘情愿。言辞虽然有些过激，却是真情的流露。 后来，全长元按照自己的誓言，在把稳城建设成半游击区、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方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了保密，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律不许记录。这次会议上没有通过创立宣言和宗旨书等。 与会的稳城同志们说，这是成立党组织的历史性会议，开得这样简朴，没有仪式，未免有些空落感；像衡平社那样的屠夫组织也搞出个发起宗旨书来公布于世，可我们的会议只说几句誓言就结束了，总觉得不够味。 我勉励他们说，刚才同志们发的誓言比几百页的宣言书和宗旨书还要实际得多；光是搞文件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党组织是制造声势、传扬名声的地方，默默地多做工作的人才是好党员，你们要通过实践斗争显示出自己的党性和爱国精神。 稳城地区成立了党组织，这就为在国内奠定建党基础打开了突破口，成了推动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稳城地区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六邑地区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过程，迅速得到发展，反日斗争也高涨起来了。 群众支持我们，革命以新的形式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为扩大本派势力而回来活动的崔昌益，也不得不离开家乡，跑到汉城去了。解放后，他向我们坦率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稳城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以为ML派已经打进这里，可是到那里一看，没有我们的势力，却吹进了‘吉林风’。这股风刮得那么厉害，全是金日成同志的势力。我原以为金日成同志年岁一定不小，可是人们说，是20几岁的青年，很精悍。本想去见见，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 崔昌益离开稳城跑回汉城，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喜欢宗派，不同像他们那样搞宗派的人妥协。 在建立了党组织之后，我在那里指导了六邑一带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作员和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然后踏上了归途。我坐渡船由于汀渡口渡江，心情比来时轻松多了。一切事办得都很如意，高兴得好像要飞起来似的。不顾生死，冒险来到祖国，并没有白跑。 我在祖国度过的一个星期，是证实我们在卡伦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万众都能接受的正确路线的重要契机。我们等于得到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路线的肯定。 从那时起，稳城人民一直和我们共命运。 我安全渡过豆满江，由吴仲和同志带路，经过凉水泉子和长洞到了延吉县朝阳川。和龙井一样，朝阳川是在延吉地区受我们影响最大的地方。 朝阳川有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成员马得汉和罗一同志在进行活动。后来做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委员的林春秋也在朝阳川挂出”逢春堂药铺医生林春逢“的牌子进行革命工作。他来延吉前，因学生事件被捕坐过牢。他一面行高丽医，一面保证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同各县之间的联系。 那时我在朝阳川和林春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年纪轻轻，却掌握了高丽医技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他有高丽医技术，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给延吉的革命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敌人的恐怖活动比敦化还要严重。干过革命的人畏缩和动摇，缺乏觉悟的群众则埋怨说：”全是共产党惹的祸。“ 我同马得汉、罗一、林春秋等党和共青同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清除左倾冒险主义后果，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革命斗争的问题。 我离开稳城没有径直去五家子，特意经过凉水泉子来到朝阳川，是因为看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要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战场。我是考虑到将要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奠定群众基础去做工作的。 不出我们所料，后来这一地区成了抗日战争最可靠的根据地。 九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作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生活的愿望。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实现它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才、财力的基础。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选择适宜的地区，作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想方设法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进，到辽河边安家落户。他们宣扬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朝鲜的”理想村“，迁移300多户朝鲜同胞到这来，同外界断绝关系，开始建设起另一个世界。因为上述五户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户，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五家子。 当时在吉林文光中学念书的朝鲜学生当中，有几个来自孤榆树和五家子的青年，他们常夸五家子是个好地方。 因此，我就开始注意五家子，并决心把这个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从东满来到五家子。我原计划在东满召开与武装斗争的准备有关的大型会议，可是鉴于当时的局势，东满不宜做会议地点，所以把会议地点改为五家子。 我决心在五家子住几个月，计划一面为召开会议作准备，一面促进这个村的革命化。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风俗习惯良好，人情厚道。 这个地方风大，屋顶不能盖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顶。抹上有盐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还用粘土砌了墙，砌得很规整。先用木杵锤打挖出来的粘土，打成石头般的硬块，就按一定规格切开后砌墙。这里的人夸口说，这种土坯枪弹也打不穿。 五家子的”志士“们，严禁同他们的思想、主义、主张不同的思想潮流传进村子里来。 他们和农民同心协力，把沼泽地开成水田，办了学校。他们建立了农友会、青年会、少年学友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叫做村公会的自治机构。每年8月29日，即日本宣布”韩日合并“的那一天他们就召集村民唱《国耻日歌》。五家子的人们把此地，看做是日本军警和中国反动军阀的魔爪延伸不到的”天国“，这也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庆尚道人占绝大多数。庆尚道人受南满青年总同盟系统的ML派影响，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义府的影响。 我考虑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伦所做的那样，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庆尚道人的家里。否则，会使庆尚道人神经过敏。 我们在卡伦时，曾派几名朝鲜革命军队员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们到这里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未能说服这村的顽固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志士“。 靠同志们的介绍，那年我在这里过了冬。我们所以在这一地方住了几个月之久，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村。 我们认为五家子是民族主义势力在满洲中部一带的最后一个堡垒。只要我们在这里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设成农村革命化的样板，并且可以根据这一经验，把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的农村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把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规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且特别致力于农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国阶级构成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有关系的。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这种情况，在间岛也不例外。间岛人口的80％以上是朝鲜人，而其中90％左右是农民。由于军阀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农民处于极度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中，他们不仅要交纳地租，还受类似强加于奴婢或奴隶身上的那种经济以外的种种剥削和虐待。 国内农民的处境，也和这里差不多。这就说明，农民群众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对革命有最切身利害关系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农民应当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主力军。 实现农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基础的工作中应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 由于工作员们的活动，青年们要追随我们志向的热情急剧高涨。这样一来，五家子的”志士“们就气得挥动着烟袋威胁说，近来邪风冲了年轻小伙子的头脑，哪个二流子想把社会主义传进辽河平原，就把他的骨头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说，听说共产党把间岛弄得一塌糊涂，那股狂风要是吹到这儿来，我们辽河的农村也不会安宁。 看来，贸然行动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们一顿烟袋锅打。 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很想随着共产主义进行曲前进，可又怕老头子们看不顺眼，因而犹豫不决。有点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志士“顶撞起来。 我听了工作员的报告后，认为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们的思想方法改过来，就不能使五家子从建设”理想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也不能实现我们要把辽河农村建设成满洲中部的样板村的构想。只要把那些”志士“转变过来，其余的人就看我们的了。 然而，我们的工作员已有三个月没能接近他们，只在他们的周围转。五家子的”志士“们确实是难对付的。这些老头儿有当过独立军的资历，又兼有学识和理论，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们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这个”志士“集团摆布的。 在幕后操纵村公会、总管村里大小事务的，是一个叫边大愚的老人。他掌握着村里的实权，操纵着”志士“。村里的人们管他叫”边托洛茨基“老头。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时地谈托洛茨基。 边老人很早就为搞独立运动辗转于国内和满洲各地。起初，他在家乡汉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沟（临江县）等地办校，从事教育活动。1918年他参加了以临江县帽儿山为根据地的独立军部队，从此弃笔从戎。那时，他为了同我父亲取得联系，时常到临江的我们家里来。有时他不能来，就由康晋锡舅舅替他跟我的父亲取得联系。 他历任大韩独立团宣传部长、民族独立军副总裁、光复军军法部长兼第一营营长，后又任统义府实业部长等职，为重振独立军东奔西走。1926年，他辞掉军职，开始埋头建设”理想村“。 个时期，他还说要搞共产主义运动，便来往于苏联滨海省地区。他还有一个绿皮党证，是他参加高丽共产党时领到的。 如果不把边老人引上正道，就无法使顽固的”志士“集团转变过来，更无法实现五家子村的革命化。负责农友会工作的、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听到我到五家子的消息，就跑来看我。他对我说，在五家子应把那些民族主义者拉下台，把五家子从”理想村“变为革命村，可是，因为我父亲和村里的”志士“们阻挠，什么也干不了。这回金先生来了，应该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不中用的老头儿们打倒。 我啼笑皆非，便问他： ”打倒？你是想怎么办呢？“ 边达焕的回答可够绝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另起灶，建立组织，把五家子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村庄。“ ”那是不行的。那就会把五家子分裂成两个。这是不符合我们的路线的。“ ”那你说怎么办好啊？总不能把五家子让那些落后的老头儿任意摆布吧！“ ”问题是让那些‘志士’支持我们。我想做做会长先生你父亲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边达焕说，不管谁来接近他，都无济于事；国民府啦、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啦、ML系的共产党重建委员会的人物啦等等，都来过，各自都想在这里站住脚，虽然费尽了心机，可是都遭到我父亲的冷遇，空手回去了；一般的人，他连见都不见，即使来了不简单的民族主义巨头，他也把他们训一通，打发回去。 ”会长先生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有交情，我又跟会长先生熟，是不是比生人好接近些呀？“边达焕说，他那顽固的父亲，拿交情也说不通。说着他显出了为难的表情。十年前，边达焕带着边老人给我父亲的信，来过一次临江。 在村里的”志士“们经常聚在一起的边达焕家，我跟”边托洛茨基“老头谈了好几天。 第一天，主要听边大愚老人谈。他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情傲慢，嘴上虽说得好，金先生的儿子来了，很高兴，实际上却把我当小孩子对待。 一开口就是”你们“、”你们“，一直训人。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又有相当的理论水平，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一种压力。 于是，当边老人问我的岁数时，我就给实岁多加5岁，说是23岁。否则，他就更会把我当成毛孩子了。因为我成熟的早一点，说我是23岁，也没人怀疑。当时，不论到哪里去，有人问我岁数，我就回答说23岁或24岁。这样，无论做”志士“的工作，还是做青年的工作，都有利。 边老人说出不合道理的话，我也没有反驳或打断，耐着性子有礼貌地听下去。 边老人说，近来的年轻人啊，人家说十句，他连一句都听不懂，却说什么封建啦什么的，光挑刺儿。可是，跟成柱说话，还说得来。 有一天，边老人情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金亨稷先生在世时，在临江曾多次受到金先生的款待，今晚请你吃一顿家常便饭。 他跟我谈了一阵，突然问我说： ”听说，你们来是要搞垮我们的‘理想村’，是真的吗？“边达焕曾说，他父亲最忌讳共产主义者，他这话没错。 ”搞垮‘理想村’？我们不能帮你们忙倒也罢了，怎么会搞垮老人们辛辛苦苦办起来的‘理想村’呢？再说，我们又没有这种力量。“”噢！是嘛。可是，五家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我家那达焕打头，净说‘理想村’的坏话，一心想打倒我们这些老头子，要在我们村打起红旗呢。听说，指挥我们五家子青年的领导人是成柱，吉林的青年也跟我们那些青年一样对‘理想村’不满意吗？坦率地说说你对我们“理想村‘的看法吧！”“我不认为’理想村‘是不好的。你们为了把那些被赶到国外流浪的朝鲜同胞集结在一处，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建设了’理想村‘，我怎么会认为不好呢。在这荒无人烟的辽河沼泽地上建成了这样的朝鲜人村庄，确实了不起啊！老一辈们为建设村庄，可真辛 若了。” 边老人听了，非常满意，得意地捋着胡须。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对我的称呼也提高了一格。 “我说嘛。待会儿你也会知道，我们村里，既没有警察和监狱，也没有官衙，通过叫村公会的自治机构，由我们朝鲜人民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理想的村子呀！” 我心想，这正是清楚地说明我们对“理想村”的看法和立场的好机会，便说： “老大爷，我认为建设一个设有自治机关，用民主方式，为朝鲜人的生活谋福利的村庄，是爱国的行动。可是用建设这种村庄的方法，能取得国家的独立吗？” 边老人刚才还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气十足，此刻却紧闭着嘴，只是眉毛一耸一耸的。过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 “那是办不到的。你正好击中了我的痛处。虽然搞了个’理想村‘，可是，对独立运动尚无贡献。我也正为此苦恼。如果建设了’理想村‘，就能取得国家的独立，那该多好啊！” 我不失时机地论证了建设“理想村”的想法是荒诞的。我对他说，一个被霸占了祖国的民族，在异国土地上建设“理想村”，是不可能的；靠老人们的努力，五家子比其他地方的朝鲜人村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朝鲜人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民族的理想，是在没有日本鬼子、地主和资本家的独立的祖国里，过上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生活。可是，欠了地主的债，还能说过着理想的生活吗？再说，日本鬼子打进满洲来，五家子也不会平安无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鬼子是不希望朝鲜民族过上理想的生活的。 “那么，你是说’理想村‘啦，什么啦，都不要搞啦，是不是？”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们是要把这个村庄改造成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村庄、革命的村庄，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安常处顺的村庄。”“”这么说，你是想把社会主义传播到五家子来？那可不行，我就是讨厌那个社会主义。己未年夏天在宽甸，你父亲说应该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支持了他的想法。 可是，后来我跟着高丽共产党跑时，才知道共产主义者全是疯子。他们干的全是宗派勾当。从那以后，我一听共产主义这句话，就出一身冷汗。“边大愚老人把高丽共产党发的绿皮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他说： ”成柱，你为了革命拼命奔走，可是，你可没有这种党证吧？“他说完，瞥了我一眼。 我打开党证看了一会儿，赶紧把它揣进西服口袋里了。 老人遇到这出乎意料的事，说不出话来，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这是因搞宗派垮台的高丽共产党的党证，我想留着看一看。“我以为老人会把党证要回去的，可是他没有要。 ”你们说，要把五家子改造成革命村，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方略吗？说说看。“ 于是，我长时间地给他谈了江东、新安屯、奶头山、卡伦、孤榆树等村庄是怎样革命化的。 老人非常认真地听着我的话。 他默默地听完我的话，说：”听了你的话，知道你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不反对。可是光推崇斯大林是不行的。托洛茨基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接着讲开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但是，不像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看出来，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很深。我见过很多说自己是精通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像他这样袒护托洛茨基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边老人： ”老人家，您为什么那样崇拜托洛茨基呢？“ ”说实话，我不崇拜托洛茨基。只是因为我看不惯如今的青年人盲目地崇拜大国的人才那么说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是斯大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搬出大国人的论点来说三道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斯大林的论点如何如何，托洛茨基的话又怎么怎么样，这是俄国人该说的，朝鲜人嘛，应该有朝鲜人的精神，应该说为搞好本国革命所需要的话。“我觉得边老人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过跟”边托洛茨基“老头的几天交谈，认识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还怀疑，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随后，我判断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只是因为他厌恶宗派争斗，给青年们敲一次警钟罢了。你们不要既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什么老是说俄国如何、斯大林如何地光谈别国的事。 哪有事事都要学俄国的道理呢？老人对我们说的思想分明是这些。总之，他是要我们按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预年轻人做的事。对我儿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预。不管我家达焕做什么，都由他本人决定。可是，有一件事我决不允许，那就是不许年轻人丢了自己的灵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论点搬过来，自鸣得意。“听了老人的话，我确信：我们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我们的这种见解也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比他谈的更多。就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路线，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党和军队；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财产程度和男女的差别；形成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两千万人民的抗战，以光复祖国。老人似乎从这些话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对我们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举起双手表示特别欢迎。 他们父子俩，都没有妻室。虽有边老人的女儿在料理家务，但只凭这一点，是无法排除这个家庭的冷清贫寒的气氛。 为了给边达焕物色适宜的配偶，我跟同志们商量了多次，终于在五家子附近的农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边达焕的妻子，还动员我们的人，给他们办了婚礼。我身为未婚男子，要给年长者作媒，觉得既有点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办完了婚礼，村里人都象办了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并赞扬我们办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以后，村里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们了。 有一天，边达焕来找我，谈了他父亲的动向。他说，他的父亲对村里的”志士“说：”现在出现了可以代替我们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们就是那个主人。他们的做法即使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当作一个年幼的青年看待。我们已经老了，是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了。我们应把五家子全盘交给年轻人，尽力帮助成柱他们。“他还说，别的”志士“们也都佩服地说，我们的主张，都是对的。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再次去见边老人。 我说：”我是来还给你高丽共产党党证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党证，说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说他不需要嘛，不能还给他，可又不好扔掉，着实为难。后来，那个党证，在我们同志们手里转了好几天。 1946年，也就是祖国获得解放后的第二年，边大愚老人曾来过一次平壤，当时我跟他谈了在五家子时的往事，他听着不禁感怀万千，歉意地笑了。 他回顾了我们在五家子见面时的情景，又说，看到了整个北朝鲜变成了一个理想村、理想天国，现在死而无憾了。当时，老人已有67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通县去世。很久后，我才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 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在五家子任过农民同盟负责人。他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斗争，从1931年起在新义州监狱被敌人关押了多年。 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志士“们就开始刮目相看到此地工作的朝鲜革命军工作员了。他们争着做些别样的饭菜请工作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我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为争取中国人也作了很多工作。不争取中国乡绅，我们就不能在满洲中部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争取他，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争取他、利用他。 当时，五家子附近有个名叫赵家凤的中国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问题，他跟外地的地主发生了纠纷，决意跟他打一场官司。 可是，他不会写诉状，很焦急。他虽然有个在城市中学毕业的儿子，可是，儿子也不会写诉状。看来，他虽说念过中学，可是光贪玩，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赵家凤托在五家子行医的金海山，帮他找一个会写诉状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来找我，问我会不会写诉状。 我们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为方便普通居民和学生，曾出版过如何写信、悼文、诉状的参考书。 我随金海山去了赵家凤家。他摆了一桌中国饭菜款待我。他详细他说明了这次要告状的原因。 我用中文给他写好诉状，还跟他到县城去，在背后给他出主意。赵家凤拿我给他写的诉状，打赢了官司。如果他在这场官司中打输了，就会丢掉几十垧地的。 从那以后，赵家凤就绝对拥护我了。他说，有人说金先生是共产党，这可是弥天大谎。金先生不是共产党，是好人，如果不是金先生，这场官司定会打输的。逢年过节，他都请我，以别有风味的中国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门的许多中国乡下绅士结识，对他们进行反帝教育。 从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动合法化了，可以合法地办朝鲜人学校。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基础，也开始巩固起来。 我们把”志士“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之后，便开始按革命的需要改组群众团体。 首先，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这个青年会，本来也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朝鲜革命军小组来到五家子后，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虽然开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没有完全消除民族主义的残余。首先，斗争目的和任务就不明确。不仅会员人数少，也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个只有招牌、不进行活动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几乎没有做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五家子一带的村庄很分散，间隔10里、20里甚至60里，可是青年会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有设支部。正因为这样，青年组织无法在群众中站住脚，也无法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活动。 有些人主张，立即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我认为，有很多青年仍受着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且他们对青年会也抱着一定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硬把现有组织改组为新的组织，那是行不通的。 朝鲜革命军队员同青年会的干部们一起到许多村庄去，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革命路线自然就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们进行谈话。 经过这一准备阶段，我们在三星学校教室宣布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设立支部。崔一泉被选为该同盟委员长，文朝阳被选为组织部长。 尔后，又把农友会改组成农民同盟，少年学友会改组为少年探险队，南满女子教育联合会五家子支部改组为妇女会。从此，五家子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改组后，各群众团体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五家子的居民，几乎都在各群众组织过上了政治生活。我们把地方自治行政机构村公会也改组成革命的自治委员会。五家子的先驱们建立村公会，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会是以领导经济、教育工作为主，并经常同中国官衙取得联系，还设有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等机构，为农民谋福利。 五家子的人们公开责难村公会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经济上不够清白。 我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了解到村公会的干部们谋求私利，没有把由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购进来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给农民，而搞走私倒卖。为了弄清此事是否属实，我们派人到公主岭去了解，回来的人说，村公会已腐化堕落，滥用从农民那里筹集的钱财，中饱私囊。 村公会的工作，几乎由村长独揽，任意处理，自然难免独断专行，忽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无法干预，即使村公会有缺点，有问题，别人也无从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风都正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情况下，村公会仍旧保持从前的组织机构和陈旧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的。 我们召开了村公会干部、各村的屯长和农民同盟委员长参加的协议会，总结村公会的工作，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 自治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对自治委员会所属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极大的关心。 过去，五家子的农民要粜米，就得用大车或牛车拉到100里外的公主岭去。 米价下降时把米保管在适当的地方，等涨价后再卖出去才有利。可是，公主岭没有五家子农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管粮价高低只好卖出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五家子的农民于1927年秋天，在公主岭设了稻米销售站。 我们从五家子群众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最受群众好评的同志，派到公主岭稻米销售站去。为了帮助稻米销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鲜革命军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园宇等队员。我们掌握稻米销售站之后，这个销售站一方面履行为农民谋生活福利的合法商业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还执行保障同各革命组织的联系，给朝鲜革命军提供情报等不公开的任务。 我们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这样的协助革命的合法商业机构，可以说是我们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我们在五家子的时候，派工作员到满洲各地，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当时，我们向开鲁地区也派去了许多工作员。”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华成义塾毕业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 开鲁地区，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远离文明世界的开鲁人，生了病，无法治疗，只是祷告神灵。所以，我们的同志们每到那里去，都带些药给患病的人，疗效很好。从那以后，朝鲜人一到开鲁地区，他们就热情款待。 为了提高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业务水平，我们为各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举办了讲习班。 每夜，我和车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讲两三小时的课，主要讲的是：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群众政治工作方法、扩大组织和从质量上加强组织的方法、教育组织成员的方法、指导他们的组织生活的方法等等。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也带领着他们，教给了各种工作方法，诸如：建立组织的方法、培养骨干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务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方法、开会的方法和谈话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组织领导人员，满怀信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我们对五家子人民做启蒙和教育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首先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 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 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的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们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们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明易懂，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扩展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 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70年代初，才在党中央组织书记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组织书记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为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看来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好像议论了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金光烈经过哈尔滨联络站，来到五家子，见了我们的同志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同”志士“们也见了面。他和很多人谈过话后跟我见了面，对我们做的工作说了很多鼓舞性的话。他说，朝鲜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正在开拓独创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赞同。 对于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问我，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规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讨论，而你们却同顽固的民族主义势力、宗教徒，甚至同有产阶层也携起手来，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对联络员说，单靠少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贫雇农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连中间势力也都动员起来；不知别的国家如何，可是在朝鲜，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宗教徒也都反对外来势力；不喜欢革命的势力只有那些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们是要把其余的人全部动员起来组织进行抗战；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秘诀在于争取一切反日势力。 联络员听完我的解释后，说：”你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万事都独创性地加以处理。这最合我的意。“他还劝我到莫斯科去留学。 ”你前程万里，实践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学习呀！“金光烈还把装有西服、衬衫、领带、皮鞋等的提包打开给我看，并说，共产国际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一再劝你去留学，最好还是接受这一劝告。看来他是到共产国际去接受了说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对金光烈说：”你们对我表示关心，我很感谢，可是，我要去东满，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是我到苏联去吃面包，也许变成俄国派，这是我所不愿的；朝鲜有ML派、火曜派、汉城派等很多派系，这就够叫人痛心了，怎么能连我也是重蹈他们的覆辙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准备从书本上学习！“车光秀和朴素心等同志也曾为我准备好了留学所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劝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12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开了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在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新的殖民地，扩张领土，挥动军国主义铁锤，把国力全部动员起来，加紧进行推进侵略战争的准备。凡是他们认为有碍于推行这个计划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的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3O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力开展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转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去东满的那一天，也是因为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1931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起了桥。 到了30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五家子起到了跳板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走到10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十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菜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宣、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于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真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有人情味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满洲的朝鲜同胞人人皆知。 我的父亲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为单纯的朋友，而是作为在独立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经常接触，交换意见，以炽热的同志友爱，互相尊敬，互相帮助，投身于独立运动。 ① 统义府时期，玄河竹先生任过中央法务委员长，正义府时期任过中央委员，国民府时期又任过民族主义者曾称之为民族唯一党的朝鲜革命党政治部负责人。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跟他们很合得来。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区开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各地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时候，玄河竹先生为对青年进行启蒙，常常作为讲师去讲课。在旺清门学院时期和化兴中学时期，听过玄河竹先生讲课的人，时常缅怀他。 我每次去孤榆树，玄河竹先生都让我住在他家，并说：”你就当作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这是玄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十来岁。 我做群众工作时，在玄先生家住过10天、20天，甚至一个多月。 有一年，还在孤榆树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过了端午节。 老实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让客人住上几个星期供饭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种了庄稼，缴了地祖，再用所剩无几的粮食给革命者做饭吃，家里人就连稀粥都不够喝了。 玄先生家为了给我做合我口味的饭菜，竭尽了诚意。有时杀鸡，有时做豆腐和豆粘儿，熬莙荙菜汤给我吃。 他家妇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帮她们磨。每当我坐在磨盘边磨豆的时候，二十二三岁的玄华均的妻子金顺玉就羞答答地抬不起脸来，这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属于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府，但他从不隐瞒自己是国民府内的革新派，甚至公开表明他将来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我离开孤榆树后，听说玄河竹先生为避开国民府内部的争斗去了西安。 我想，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军队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对他寄予希望跟着去的。 因为张学良排日思想强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护下进行反日运动。 曾在东三省一带进行过活动的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满洲事变前后，把活动舞台迁移到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去了。 祖国解放后，每当我出国访问坐火车或飞机路过东北地区时，总要望着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树，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孙。河竹先生虽然与世 。。。。。。 ① 统义府：2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桓仁具，由韩族会、光复军总营等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朝鲜独立运动团体。 长辞，可是他的子孙总会至少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吧，怎么沓无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不是可以给我写信吗？我想：一个人受人恩惠容易，要报恩可真难啊！ 1990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玄河竹先生的子孙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儿媳妇金顺玉，把保存了60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饭时用过的铜碗和给我做豆腐时用过的磨，献给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在中国吉林发行的朝文杂志《道拉吉》（洁梗）刊登了这件事。我国《劳动新闻》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听到60年来一直音信沓然的恩人还在世的消息，感怀万千，心情无比激动。当年我就想等祖国获得了独立，一定要好好地还我在孤榆树欠下的”债“。听到她的消息，我多么想亲手给她摆一桌朴素的饭菜，畅叙旧怀呀。 金顺玉也说，生前能见我一面，死而无憾。 1990年3月，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了金顺玉。见面时她已80高龄，年老病重，步履维艰。 金顺玉来我国时，她的六名子孙陪同前来，他们都是我从未见过面的。 我见他们时，玄华均的儿子也在座。他的嘴，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60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感到非常惋惜。 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力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作为熟悉玄先生经历的人尽了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时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在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种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应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玉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嘱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事业热情支持，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宫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过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50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得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宽麟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国了。 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50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适当的工作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思维能力必然会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宽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文淑坤时，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腕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酱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时的那种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80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门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之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加强对他的迫害和监视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有关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生产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