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袭。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递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过早去世。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猝死。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来，怎么能因胃溃疡，就像烛火那样轻易熄灭呢？不幸，那确是事实。据地下组织了解，牧师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鲜血，当场死去。 当时，侨胞社会有不少人把孙牧师之死看作谋杀。这么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住院前孙牧师的病势还没有危及生命。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东洋医院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鬼子甚至毫无顾忌地把朝鲜人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对象，别说是谋杀，比这更凶恶的阴谋也能搞得出来，这是侨胞们共同的看法。 最确实的理由是这一点：孙贞道牧师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孙牧师是日本警察片刻也未放松过监视的黑名单中的人。他不仅有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长、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时事策进会成员、兴士团团员、劳兵会董事。他的这种一贯抗日的经历，不能不使日本警察把他看作眼中钉。孙牧师猝死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特意拟一份题为《关于不法朝鲜人孙贞道的死亡》的文件上报他们的外务大臣，可见日本人是多么严密地注视着孙贞道牧师的。 孙贞道牧师的号是海石。有些人说他的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特征。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可是以神职人员的身分，把一生献给了抗日的神圣事业，是一位节操坚贞、具有良心的独立运动者。孙牧师来到吉林后，又同正义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为按时局的变化改变独立运动的方向，为爱国力量的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我们组织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他作为建立满洲农民互助社的发起人，为它们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孙贞道牧师以他弟弟（孙敬道）的名义在额穆具镜泊湖一带买下50垧土地，经营农业公社。 也可以说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镜泊湖畔是有一段时期安昌浩先生最看重的建设理想村的后备地。牧师用农业公社的收入筹措了独立运动资金。 孙贞道牧师的葬礼在奉天会馆按基督教方式庄严举行。据说，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挠，从韩日合并以前起，历经几十年的风霜献身于独立抗战的牧师灵前，只有40多个吊丧的人。想到牧师生前用爱国精神教育过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这样的永别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象到有警察在场的葬礼，怎么能随便流泪、尽情痛哭呢！那是国父死了也不许随便哭的世道啊！ 我遥望着吉林市的天空，悲伤地流着眼泪，在间岛土地上祈祷亡人的冥福。 我怀念着孙牧师，怀念着父亲，我悲泣。我发誓为守父辈的英灵，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光复祖国。 我认为，只有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向恩人报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们的灾难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镣铐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和孙贞道牧师的遗属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剧，以铁丝网、混凝土壁障和波涛汹涌的大洋，无情地把我们分开：我在平壤，孙仁实在汉城，孙元泰在奥马哈（美国）。 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孙贞道牧师和他的遗属。对他们的回忆，与岁月一道绵绵不断于我的心中，虽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也没有风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剧越深化，把我们分开的壁障越高，对那些为这块土地流了热泪，为这个国家洒下了鲜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缅怀，就越痛切地渗入我们的心田。 历史对这一缅怀之情并没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当病理学医师的孙元泰－－ 孙贞道牧师的小儿子，应我国侨胞事务部的邀请，偕夫人（李有信）前来我国访问。当年在松花江畔的沙滩上，少年会会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分成”地“队和”海“队搞军事游戏时，孙元泰总是缠着我要跟我一伙儿，那个十几岁的软弱小学生孙元泰，现在变成年近80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60年风霜的恶作剧也没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发下面的吉林时代的痕迹。 孙元泰喊了一声”主席“，就扑在我的怀里紧紧拥抱我，泪如雨下。这是集于千言万语的眼泪，的确是包含着无数情由的眼泪呀！在漫长的岁月里，缅怀之情烧焦了我们的心，可我们为什么已经白发苍苍才重逢，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重逢拖了半个多世纪呢？ 60年，是几乎等于一个人一生的漫长岁月。在超音速飞机满天飞的文明时代，十几岁离别的人，快80了才重见面。那么，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老年的那个时间的累积，不就太无情，太空虚了吗？ ”孙先生，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了？“我不是用对待过去的少年会会员，而是用对待一位具有美国公民权的老学者的口气问他。 孙元泰像在吉林时代那样用有点娇气的表情望着我说： ”我一心想见到金主席，想得我头发都白了。“他说：”我在吉林时代就像跟哥哥一样紧跟主席，主席也像待亲兄弟一样爱护我，恳求您免了‘先生’这个称呼吧。“ ”好，那就像当年一样叫元泰吧！“我笑着说。 有些拘束的感情顿时云消雾散。我们好像回到了吉林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平壤的会客室，而是在吉林当年的住处见到他。在吉林时代，我常常到孙牧师家去，孙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家里来。 像车光秀那样经常歪着脑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开口，就不断讲出富于机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对方不由得发笑的第四省立学校小学生孙元泰，现在成了病理学医师，这使我感到惊异，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为处于人生黄昏时期的白发老人，这更使我惊讶。我不由得大有隔世之感。 在吉林离别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那么多情善感的少年时代已不知去向，我们已经变成了老人，把那时的往事当作故事来讲。 我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在吉林同孙元泰相处的日日夜夜。不仅是少年会的生活，连在街上赚小孩兜里零碎钱的块糖贩子，也都成了我们的话题。 吉林的糖贩子可实在刁滑，他想吃糖，就从木盆里拿出一块来放在嘴里舔，舔够了再吐出来放在盆里卖。那些买糖吃的孩子，哪里知道那块糖是糖贩子舔过的。 我们回忆着这些，忘记了一切忧愁，大声笑起来。 孙元泰说，和在西方流传的风闻不同，主席神采奕奕，说着还无拘无束地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手纹。 那时我真有点弄糊涂了。 ”命纹这么好，一定会万年长寿，总统纹又这么清楚，所以，作为国家的领袖受到高度的尊敬。“孙元泰笑着说。 我在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给我看手纹的人，也头一次听说人的手纹中还有总统纹。我想，孙元泰看我的手纹，说命纹长，可能就是表达他祝我长寿的心情。说总统纹清楚，就是表示他对我们事业的支持。 孙元泰毫不拘于会见一国元首的礼法观念，甚至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主席，什么时候给我买浆汁果子呀？在吉林的时候跟主席一块吃过的冰糖葫芦，也想吃呢！“ 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十分激动。 因为他提出了不是亲兄弟就很难提出的要求。他是真地把我当作亲哥哥来对待的。我忽然想起他已经没有哥哥了。他的哥哥孙元一在南朝鲜当过国防部长官，几年前去世了。 我无论怎样真诚地招待孙元泰，也是达不到孙元一照顾自己弟弟的那种程度的。 不过，想吃”浆汁果子“和”冰糖葫芦“的愿望，还是可以给解决的。 所谓”浆汁果子“就是豆浆和油炸的麻花样的中国食品。在吉林的时候，我领着孙元泰和孙仁实逛街，给他们买过几次”浆汁果子“。 我给他们买”浆汁果子“，他们小兄妹每次都吃得那么香。想到孙贞道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就是把我所有的钱全掏出来，也要给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我手中的钱还不足交学费呀！ 我认为孙元泰不是真的想吃”浆汁果子“才提出这种要求的。他只是用”浆汁果子“这个词来表达了对我们像亲兄弟、亲兄妹一样亲密相处的吉林时代的怀念罢了。 ”你要是想吃‘浆汁果子’，下次给你做。“ 虽然孙元泰是开玩笑说的，可是我却真想给他做”浆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无拘束地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浆汁果子“，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两天后，我们的厨师做的”浆汁果子“送到了孙元泰夫妇面前。听说，孙元泰在早饭前收到”浆汁果子“，咽着眼泪说，多蒙金主席关怀，吃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浆汁果子“啦。 在时间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但人情具有比时间更强大的力量，只有人情是无法埋没的。真诚的友情和爱是不会衰落，也不会变质的。 由于走的路不同，暂时中断的我们的友情，越过60年的时间空白，又连接起来了。 我们久别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时唱过的《思乡歌》。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忘记歌词，他也全都记得。 孙元泰说，他没有为民族做什么事情，没有脸见我。不过，这是他谦虚的话。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监察部长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参加过排斥日货运动，是个爱国青年。 这成为后来把他押送到长崎监狱去的根据。 他一生与政治隔了一道墙，从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时代的那清白纯真的风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体面，清白廉洁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孙元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赞同，极度赞扬我们祖国是”美丽高尚的国家，为子孙后代建设的国家“。 虽然他来得太晚了，但我还是为他前来访问我们，回顾吉林时代的往事，感到万幸。 孙元泰洋溢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孙贞道的面貌，就是孙仁实的面貌。他每当见我总是说”主席，您可不要老，长寿啊！“他衷心地为我的健康担心的面貌，仿佛像6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孙贞道牧师的面貌。 那天，孙牧师送我时说： ”形势险恶，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这里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呀。时局严重，你不论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间岛去最好还是暂时隐蔽在偏僻山村休养吧。“ 为我的安全担心的体贴的情义，使我感激不尽。九·一八事变后的满洲形势充分地证明了，孙牧师的劝告是多么适时。占领了吉林的日本军警，从那时起就搜捕我。他们翻着吉林监狱的名册，要求军阀把金成柱交给他们。 如果不是依靠孙贞道牧师和高远岩、吴仁华、黄白河等独立运动者的帮助，及时获释出狱，我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逮捕，再过十年左右的狱中生活。 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辈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郭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有所预料的。孙牧师不能把我留在他家疗养而把我送走，为此感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二严峻的春天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高喊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他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是否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呢？“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探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全民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作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作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作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力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局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变化。 加入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达到了顶点。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之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如何对待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 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愿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派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他老跟着白派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活，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助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借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里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就从大学里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母亲是不会反对的。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候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还是可以写的吧？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包裹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能给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岗要过，如果从第一步起就囿于人情，那么那孩子将来能走正路吗？宁可让他在狱中感到孤独，也不去探监，对那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看来，母亲是出于这种心情，果断地打消了探监的念头。 我从这一事实中发现了母亲已由纯粹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刚强的革命者的母亲。 结束狱中生活走上了广阔的世界，我心里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现在不受学校的约束了，是否应该回家去，照料照料母亲，哪怕是短短的几天也好。 可是我毅然决然地朝着敦化迈开了步子。 从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来里路有个叫四道荒沟的山村。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地点。 在我入狱后，为了预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风波及抚松，许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活动的人，把家搬到安图、敦化方面去了。母亲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权叔一起带着弟弟们搬到了安图。 当时，几十户移居东满的人家中有六户在四道荒沟安家落户。在这六户中有高在凤一家。 高在凤靠正义府的助学金从抚松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白山学校任过教，后来又参加了独立军，任抚松地区别动队指挥员。他是反日群众团体的骨干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龙是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后来，他参加了杨靖宇部队，在濛江或是在临江阵亡了。 高在凤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学校毕业后，上了吉林毓文中学，和我一起进行过共青活动，从1930年春起，在满铁医专学习。他在吉林时常常帮助过我。 高家的人原来在抚松的时候就跟我们家格外亲近。他们奋不顾身地帮助了我的父母。他们开个旅店，给了我父亲和母亲很多帮助。 当年，我家住在小南门街时，经常有许多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到我家里来。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家食宿。母亲为了招待这些人，手里总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这不能不引起军阀的注意。 高在凤的母亲（宋桂心）知道警察在监视我父亲之后，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说： ”金先生，今后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客人像现在这么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来抚松的独立军客人都由我们包下了。请你把那些来找抚林医院的客人都送到我们家去吧！“ 因此，我父亲就非常信任高在凤的母亲，我也跟高在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白山学校停办后，我母亲为了解决作教室用的房子四处奔走，高在凤家又慷慨地腾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凤搬到四道荒沟不到半年，就已经设立东兴义塾来教育孩子，还利用副百家长的身份在四道荒沟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着又准备组织反日妇女会和农民同盟。 高在凤的母亲见到我，高兴地流着眼泪，回忆起在抚松时的往事。我告诉她，我去年秋天坐了牢，不久前出狱，便径直来到四道荒沟。她端详着我的脸说，模样没变，可是有点浮肿，一脸病容，你母亲知道了，该多么痛心呀。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来月。 高在凤的母亲为了保养我的身体，费了不少心血。 她精心地给我做饭菜，有大麦米、小米做的饭，还有拌山菜，每餐还给我单开一桌。可是她却抱歉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起。一想到她家搬到这陌生的山沟里来，不能开客店，刚种上头一年庄稼，外孙们又来投靠她家，我就咽不下饭。 宋桂心大娘在抚松的时候就熟悉我的口味，所以把村里唯一的一架压面机借来，给我做冷面吃，高在凤又到敦化县城去买来腌鳟鱼放在我的饭桌上。 高在凤的妹夫为捉治浮肿有特效的”尚蝈“，每天大清早就到泉边去。在他们一家的真诚护理下，我的健康迅速地恢复了。 高在凤专程到安图去见了我母亲。从四道荒沟到安图有200里路左右，这么远的路他一天就走到了。据说，高在凤像小说《林巨正》里的黄天王童那样一天能走300里路。 哲柱听到我已出狱正在敦化的消息，便跟着高在凤到四道荒沟来找我。 哲柱给我带来了母亲的信和我的内衣。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我家原住在旧安图（松江）西门外马春旭的家里，后来搬到了兴隆村。母亲住在马春旭的家时租了一台缝纫机做针线活，吃了很多苦；到了兴隆村，继续做针线活，以维持生计。 直到那时，哲柱对新的地方还没有产生感情。他一直住在中江、临江、八道沟、抚松等滨江的城市里，在他看来，远离平原和铁路的安图是过于冷清的乡村，是需要新开拓的又一个生疏的地方。 ”哥，你出狱后去过抚松没有？“哲柱突然问我。 ”很想去，可是没有去成。我连家都没能回，就径直来到敦化，怎么去抚松呢？“ ”抚松的人都很想看哥哥呀，蔚华哥每天都来我们家一次打听哥哥的消息哪。抚松的人可真好！“ 弟弟的声音里满含着对抚松的怀念。 ”是啊，真好啊！“ ”我老是想念那些留在抚松的朋友。哥哥如有机会到那边去，一定要见见我的朋友们。“ ”好吧。你来到安图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还没有交多少。安图没有多少和我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察到，哲柱到新的地方后仍然怀念着抚松，正因为这种怀念，不能深入到安图的生活中去，糊里糊涂过日子。弟弟那好像充满哀愁的眼睛和凄凉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他这个年纪的望乡少年中常见的对现实的一种反感的表现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不知怎么，使我的心绪也乱了。 ”哲柱，在勤勉的庄稼汉手下，地无好坏；同样，对优秀的革命者来说，地方没有好坏。安图怎么就会没有好同志呢？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找吧。父亲不是常说，同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像开采宝石那样找出来吗？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来，把安图很好地开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经到了该过共青生活的年纪了吗？“ 我再三向弟弟强调，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准备。 ”我懂了。让哥哥操心了，对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严肃地望着我。 在那以后，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沟逗留期间，我帮助高在凤、高在龙等同志组织了少年探险队、农民同盟和反日妇女会，同时还为同分散在东满和南满各地的革命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作出了努力。我通过高在凤给龙井、和龙、吉林的联络站发出了信。 金赫、车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权等十多名同志接到这封信后来到四道荒沟。他们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 我通过他们了解到，震撼东满一带的暴动比预想的更激烈。这一暴动的主力正是居住满洲的朝鲜人，鼓动和引导他们投入暴动的是韩斌、朴允世等朝鲜人。他们号召人们参加暴动，说要想转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实际斗争中立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 当时正是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制原则，放弃重建党的运动，为转入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也宣布，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和个别审查，按照只能以个人资格入党的原则，接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连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到处去鼓动暴动，因此，一心想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总局所属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首位，驱赶人民投入了冒险的暴动。 他们连那些不该打倒的对象也给打倒了，甚至放火烧了学校和发电站。 五·三0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提供了在满洲地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爱国斗争的借口。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成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对象。 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又被赶到农村和偏僻山区。与庚申年大”讨伐“① 相似的惨案，在东满各地发生。拘留所和监狱都关满了参加暴动的群众。许许多多与暴动有关的人被押送回朝鲜去。他们被押送到汉城后，都被判处极刑和重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人民，宣传什么朝鲜人在东满举行暴动是为了夺取满洲土地。奉天军阀也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残酷地镇压了暴动群众。 军阀头子们听信这种宣传，大肆杀害暴动群众，说什么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都杀掉。愚蠢的军阀竟把共产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0暴动期间被捕被杀的人实达几千，其中大多数是朝鲜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处以死刑。由于暴动，我们的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暴动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后来，李立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定为”盲动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李立三的苏维埃红军路线是不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路线。 那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也通过11月1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 我们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沟会议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线，采取了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在那以后也没有彻底清算，连续几年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影响。 聚集到四道荒沟的青年们痛惜地说”朝鲜民族的鲜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顿足，说”我们的革命要在混乱中彷徨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到应该给他们以力量，便说： ”暴动的后果严重，这是事实。但是，因为后果严重，就只坐在那里叹息，有什么用呢？不要只叹气，而要到各地去恢复组织，处理善后。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此，就要给他们指出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虽然暴动以流血告终，但是群众会通过这一过程大大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朝鲜民族通过这次暴动充分发挥了战斗力和革命性。我从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忘我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给这种人民 。。。。。。 ① 庚申年大“讨伐”：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收买的土匪集团制造珲春事件，以此为借口在间岛一带对朝鲜入进行的大屠杀。 教给科学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指明民族应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将出现新的变化。“ 同志们听了这一号召，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一星同志说得对。不过，能使群众共鸣的新的前进道路在哪里？“他们以着急的心情望着我说。 （一星，指金日成同志，详见354页。） 我对他们说：”那种路线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会有谁制订出来献给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制订出来。我在狱中想过，现在提出来，想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们必须打开这种转变的突破口，并在1930年夏季实现这种转变。我抱着这种决心，不断地把思路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搞派别斗争的分子们准备再发动一次像五·三○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度过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暴动，有很多体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来往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与会者的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个理想的开会地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此，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 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叛变了。据说5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思索后，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迫切要求提出新的指导理论。 没有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就寸步难行。 进入30年代后，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为在自由、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既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缺点是不相信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忽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的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依靠几个特殊人才。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好群众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建立了党，而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的具体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声。 我基于这种思想，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通过这一方针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着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①②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凤梧洞战斗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你有信心吗？“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信心，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 。。。。。。 ① 青山里战斗：在间岛一带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军部队于1920年10月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② 凤梧洞战斗：1920年6月洪范图属下的朝鲜独立军在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凤梧洞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斗。 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团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 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是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共产主义也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于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反共的金九也进行了合作，现在我们也向所有同胞呼吁，要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外来势力和卖国贼了。 民族的大团结是如此宝贵的至高无上的课题和经纶，所以，当毕生在反① 共第一线上同我枪对枪的崔泓熙、崔德新等先生来到平壤时，我们也没有过问他们的过去，而以亲骨肉之情高兴地迎接了他们。 那时，我对崔德新先生说，无论是在北方生活的还是在南方生活的，都应该把民族放在首位，为统一问题着想，不是有了民族，才有阶级，才有主义吗？没有了民族，搞共产主义有什么用！搞民族主义有什么用！信仰”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60多年前，我们在卡伦探索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呼吁的。 政治应该容量大，政治家应该度量大。如果政治容量不大，就不能把群众都容纳下来；如果政治家度量不大，群众就会不理睬那个政治家。 报告叙述了建党问题和朝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应坚持的根本立场。 报告草案一写成，我就马上把它交给从各地来参加卡伦会议的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进行讨论。那时，我们在白天下地干活，抽出时间在地头或雾开河畔柳树丛里进行讨论，夜里就在进明学校值班室里，把白天综合的意见，再一条条深入地进行讨论。 在群众性讨论时提出来的意见中，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实际问题。 首先在规定朝鲜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大家就报告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规定，议论纷纷。争论的焦点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对革命性质的新的规定，会不会同革命的普遍原理和规律性相矛盾。 因为这个规定，经典著作里没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提出过。当时，青年们以为改变近代历史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提出的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新的概念，所以，有人怀疑这一革命的性质也是难怪的。 。。。。。。 ① 崔德新（1914～199o）：金日成主席曾念过书的华成义塾塾长崔东ht目午之子。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流亡中国，任光夏军军官。解放后在南朝鲜历任外务部长官、军长、驻西德大使等职。朴正熙执政时期流亡美国，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居，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等职。 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我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中得出的结论。朝鲜民族面临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束缚我国人民的封建关系，实行民主。由此出发，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硬套人家制造的模式去规定自己国家革命的性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毛病。模式并不是首要的，具体的现实才是首要的。即使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定义，别人没有的规定，如果它是符合本国实际的科学的规定，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这才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态度。 我们以上述内容说明了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代表们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表示了积极的支持。 讨论得最活跃的是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当时被公认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好公开说的复杂问题。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人，以中国的国共合作失败为理由，把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人一棍子打成了改良主义者。因此，我们周围的人也大都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样的时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不能把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路线提出来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路线提出来，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立场的挑衅。 那时，同志们还提出了很多问题： 地主的儿子支持革命时，应该怎样看待他？ 为独立出了很多资金，对独立军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而对共产主义者却根本不理会，这样的资本家应该怎样对待？ 善于跟日本鬼子交往，同人民群众也合得来，这样的面长，是否也可以吸收到革命中来？ 对这些问题，我就用一句话回答：要以本人的思想动向为主来对人进行评价。 当时的这种看法，后来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具体化了，解放后又在二十条政纲中作了明文规定，成为国家政策。 我们在卡伦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正确性，后来通过实际斗争得到了证实。 同志们的意见，对完成报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卡伦会议正式召开是在1930年6月30日夜晚。 卡伦的同志们在进明学校的教室布置了会场。在教室地板上铺了草席，天花板上吊了几盏煤油灯。 第一天会议听取我作的报告，从第二天起下地帮助农民干活，抽出时间来在河边或柳树丛里，分组或全体代表聚在一起讨论执行报告提出的任务的措施，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会议方式。卡伦的革命组织对村子的警戒非常严密，所以我们开会非常放心。特别是少年探险队员们在整个会议期间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大部队在满洲中部地区集结的情报，便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长春县、怀德县、伊通县一带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还带着我的照片探听我的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日本驻满洲领事馆的爪牙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密探，探听到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系统不同，活动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以吉林为中心的满洲地区，正在扩大力量。便开始紧张地为逮捕其领导核心，顽固地追踪我们。 我们不声张，不宣扬，却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所以，敌人也好像把我们看得不是那么好惹。 那时，在卡伦负责布置村子的警戒、统率少年探险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是金园字。他时而从会场悄悄地溜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了解警备情况，然后回到会场。有时我因工作忙不能回住处，在进明学校教室里熬夜，他也在外面彻夜保卫我们的安全。有时他还在学校值班室的灶坑里烧些土豆给我们做夜宵。 在开拓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园字的功劳很大。在吉林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时，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们为了长春地区农村的革命化，派金园字去了。那时，金园字一面在进明学校任教，一面走访卡伦、孤榆树一带教育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帮助车光秀参与建立朝鲜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因为金园字长得漂亮，有时我们还让他穿上女装，和玄均扮作一对夫妇去进行地下工作。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金园字为购买武器奔走时被敌人逮捕，坐了几年牢。 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内外形势复杂的时候，金园字在地方上为维护党的路线而斗争，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当时，宗派分子们用各种方法陷害忠于党的人。 金园宇的本名是边默声。 卡伦成为我们可靠的活动基地，变成实现我们思想的革命村，这是金园字、金利甲、车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很早以来就为开拓这个村作出了积极努力的结果。 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的人们还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对立。 有个时期，这两个派还围绕着雾开河的水利问题打过群架。南道派为了开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着锹跑来捅开水口，说他们的水田要干了。后来，连孩子们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对峙状态，连玩都不在一块玩。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金赫、金园宇、金利甲、张小峰等作了很多工作。 他们说服群众，杜绝了打群架，在卡伦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办了免费教育学校。 7月2日夜，代表们重新聚集到进明学校教室继续开会。这天会议宣布分工方案。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车光秀忽地站起来，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时愣头愣脑，以至得了个”愣头儿青“的绰号，又好激动，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挥动着拳头喊道： ”人们捶胸慨叹朝鲜共产主义者受挫的时候，我们在卡伦发出了宣告朝鲜革命新开端的历史性宣言。随着这个黎明的钟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将沿着新的道路迈进！ “同志们，让我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吧！”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大家就齐唱《革命歌》。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卡伦宣布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是因为在吉林市已经通过搞青年学生运动的过程，确立了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立场和态度，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道路。我只不过是把那些在斗争的岁月中产生并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那个思想和立场，以《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名义发表而已。 这便成为我国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可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展示的内容，都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思想，后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等许多阶段的革命，在艰苦复杂的实践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成为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思想、理论、方法的统一体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解放后，我们特别强调树立主体，是在战后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时候。 1955年，我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发表了关于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讲话，这篇讲话就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的著作公诸于世。关于树立主体，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 关于主体思想的本质，创立这一思想的经过，以及如何贯彻这一个思想，我通过同外国人的谈话多次作了说明。 可是，我未曾想将它体系化，编成一本书，我国人民只要把它作为正确的思想接受下来，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我就感到满足了。 ，金正日书记把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体系化，写成以《关于主体思想》为题的论文发表了。 卡伦会议后，我们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时，确信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的背后是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们提出什么路线时，人民就很快理解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路线，将成千上万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输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满洲零下40℃上下的严寒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进行历时15年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着人民这个强大的堡垒，有着人民群众这一无限广大的沧海。 四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创建了新型的党组织。这件事，在几年前已公开，我在会上作的讲话也已公布于世。 大家知道，党在革命中起参谋部的作用，革命胜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可以说，党是革命的火车头。正因为如此，革命者都重视党，并为建党工作呕心沥血。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作为实践斗争的第一项工作，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活动中的最大功绩，他的这一功绩所以至今得到人们的赞扬，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使命和作用有着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终究都是从对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引起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新的时代潮流出现于工人运动舞台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者在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没有一件不是与党这个神圣的名称连在一起的。 我们为了把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付诸实施，首先着手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听到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建立新型的党，并开始全面地探索建设这种党的途径。 我国的共产党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各国陆续出现，并领导着群众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的我国配合着这一世界趋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这一事实证实了朝鲜人对新思想潮流和时代趋势的政治感受性有多么敏锐和丰富。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朝鲜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乎规律的。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了工人运动，写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 在朝鲜共产党存在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如同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那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的气概；还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组织了新干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对集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领导下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开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1928年，朝鲜共产党便结束了它作为组织力量的存在。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季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宣布取消它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了。 当然，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专事派系斗争的上层人物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党，当我们听到它被共产国际除了名时，也不禁感到气愤和羞耻。当时，我们对共产国际这样的处理，不无惋惜。 从那时我就想：自己虽然年轻，而且搞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人，为创建新型的党开展积极的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崭新的新型政党，必须闯过种种艰难险阻。 最大的难题是，共产主义队伍里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由于没有消除宗派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才未能统一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几个派系分别进行这项工作。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积极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和阻挠，任何一个派系的重建党的工作都未获得成功。火曜派和M1。派放弃重建党的工作，宣布解散在满洲建立的总局。之后，汉上派在国内大搞重建活动，但这个活动暴露后，许多党员被监禁，运动也就此告吹。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认清了这样的问题：用重建已解散的党的办法或依靠染上派系斗争恶习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党，是不可能的。 在建党方面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章程总则中规定了这样的一国一党原则：每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的名称应是各该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各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 193O年5月，共产国际东洋宣传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朝中共产党代表会议，通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在这项决定中指出，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 于是，热忠于开展重建党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就改变态度，发表了解散的声明，掀起了一股转入中国共产党之风。由于这股风，五·三○暴动的烈火席卷了东满。 朝鲜党员转入中共进行活动的问题，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强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就这一原则，我们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青年非难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负责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义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于是永远排除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作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受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中共的问题引起群众纷纷议论的原由所在。 由于这种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是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的。 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朝鲜共产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的活动就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产生了朝鲜的革命者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祖国而斗争的疑问。在这样的时期，我一直不懈地探索着建党的方法； 难道真的就没有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能大力促进朝鲜革命的途径吗？ 经过苦心探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据先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不是以匆忙宣布党中央的方法建党，而要扎扎实实地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名副其实地起到我国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的党。培养阶级觉悟高，经过锻炼的骨干；实现队伍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如不做好这些工作，单靠主观愿望是不能建立党的。 我认为，以同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用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再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方法去建党，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建党方法。我确信，用这种方法建党，共产国际也会欢迎的。 我认为，先由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它的作用，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就能既保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又能圆满地履行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要不在中国境内另设我们的党中央去同中国共产党并存，就不会有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发生矛盾的问题了。我们确定了这样的思想，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的党组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为朝鲜没有党，端川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们为征求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甚至找到共产国际去了。如果朝鲜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有老练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会花路费去找共产国际的。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论其深广，远非往日的反日斗争所能比拟的。 我们的斗争也比初期大大前进了，活动范围超出吉林，远远地扩大到东满和北部朝鲜一带。原来只限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我们的革命斗争，以地下活动的方式渗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等到积累了经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成熟了，就需要组织常备的革命军队，以大部队的力量去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但共青同盟是承担不了这一切领导工作的。过去，共青同盟领导各群众团体，是一个过渡现象，不能成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须建立一个党了，需要由这个党去掌握和领导共青同盟等各群众团体，全面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由这个党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去同共产国际做工作。打着共青同盟这个牌子，是不可能圆满地同共产国际进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产主义者们都说自己的一派是“正统派”，都要求承认他们，闹得共产国际也弄不清头绪。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在朝鲜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党，就需要有不搞派系斗争、没有掌权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场。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我们的斗争，并为同我们取得联系，从各方面建立了渠道。 我们通过多年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能够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建立与早先的党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开始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发展成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养的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了建党的基础。共青同盟成立后，在它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日子里，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克服前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在争取群众和领导艺术方面开辟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发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战斗气概，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原动力，成了我们党的灵魂和气概。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契机，创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青同盟纲领的道路上，共产主义者应当作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它成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成了长期以来在失败和挫折的阵痛中探索前进道路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针。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党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伦的进明学校教室里，由车光秀、金赫、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字、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当时没能参加会议的金利甲、金亨权、朴根源、李济字等同志以及内定为朝鲜革命军队长的李钟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 进明学校坐落在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贾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树甸子，中间有一条叫雾开河的小河绕过学校朝东南方流去。学校的东边沼泽地一直连到村庄。能来往这所学校的通路，只有西边的一条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学校里干什么，外边都不会知道，如果发生危险，就可以穿过柳树甸子逃出去，保证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所学校开会，在可能出现密探的西边关口设了好几重岗哨。水田里的蛙鸣彻夜不停，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难忘的是金园字挺费劲地把一杆红旗立在讲桌旁的事。那面旗帜的鲜红颜色，反映了我们要为革命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就是现在，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联想到进明学校，想起进明学校，那面斜立在讲桌旁的红旗就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没做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问题，在卡伦会议期间已多次进行了讨论，没有必要再具体说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执行的几项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建立统一领导这些基层组织的体系；巩固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和同志式的团结；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众基础。同时强调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党组织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自主的立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与反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没有另行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地阐明了我们应走的道路和应遵守的行动规范。 我们给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建设同志社”这样一个极平凡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远大抱负和意志，那就是从寻找同志开始迈出了革命第一步的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争取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团结他们去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加入建设同志社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满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奋的心情。金赫吟诵了即兴诗，大致内容是：“启航了。我们的船驶离了港口。我们将摇橹前进，冲过惊涛骇浪驶向远海。” 金赫的诗朗颂结束，崔孝一站起来讲了话。讲话结束时他对我说： “成柱，如果这里不是教室，是山里，我真想放几响礼炮作纪念！”我对他说，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再尽情地放好了。 当时，我们真想开大炮而不是开手枪，好好庆祝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作为朝鲜的党员，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严肃地发誓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当时的激动和自豪，真是语言难表，文字难绘。 15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了我们党之后，我回到尚可闻到我儿时的气息的旧居，躺到铺着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时候，不由得感怀万千地回忆起了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它是我们党的幼胎，是我们党的种子，它在组织和扩大基层组织方面具有母体的意义。自从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后，我国革命就由没有沾染宗派习气的，白纸一样纯洁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来领导，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自主的政党的斗争，就随着抗日大战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① 此后，我们把建设同志社的成员派到各地去，在豆满江沿岸的北部朝鲜一带和满洲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我承担了到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们影响较多的咸镜北道稳城郡，在那里建立了国内党组织。 我们年轻的党组织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向站在群众的前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进军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为钢铁般的先锋队，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绝对信任，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们在依靠自己独立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同进行了工作。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中两国人民历史长久的睦邻关系和两国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两国革命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共同点出发，始终一贯地支持了中国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本国人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当他们遭到一时的失败或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一起感到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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