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派系斗争很激烈的吉林，我们把那些百人有百种想法的青少年，变成了有同一种想法的青少年，这的确是可贵的成就，难得的体验。 由于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朝鲜人留吉学友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的积极活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为核心的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也看出了这一点，开始注意我们的活动。总领事对在吉林一带出现的新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大一事，不胜惊讶，在呈报本国外务大臣的正式文件中敲了警钟，说这个队伍组织力很强，有成为一支可怕力量的危险，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帝国主义不害怕内部四分五裂的朝鲜共产党的宗派集团，也不怎么害怕缺乏实践能力、对群众的渗透力微弱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不搞派系斗争，不对任何人察颜观色，深入人民群众、以独立自主的方法开辟革命道路。 吉林出现了新的运动的消息不仅传到满洲各地，还传到国内和中国关内去了。这个消息主要是由到吉林读书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传出去的。 为了汇合到我们的运动中来，有很多青年从国内、日本、滨海省和满洲各地来到了吉林。来找我们的青年，情况千差万别，有与独立军有关系的，有到日本勤工俭学的，有与白党打过仗的，有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到处辗转的，也有列宁的崇拜者、孙文的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等等。他们的政见、组织关系、生活经历各不相同。金赫、车光秀、金俊、蔡洙恒、安鹏等，也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找我们的。 我们一方面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来，另一方面，把组织扩大到市内各个学校去。 在这过程中，我们想到应该有一个比”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大的阵容，能吸收更多的人的组织，出于这种必要，1927年8月27日，我们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第二天，又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精髓分子为基础，创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照样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口号，并继承了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的非法青年组织。它主要由朝鲜青年组成，但也吸收了一些反帝立场坚决的中国青年。 反帝青年同盟对把反日青年大众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并为巩固反日斗争的群众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组织渗透到文光中学、吉林第一中学、吉林第五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吉林女子中学、吉林法政大学等有朝鲜学生的市内所有学校。这个组织还在江东、新安屯等吉林近郊的农村地区以及柳河县、桦甸县、兴京县一带扎下了根。凡是有朝鲜青年的地方，都有这个组织。 不久，反帝青年同盟用油印机印了宣传材料。 那时，我们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一到星期六，放学后就到近郊的农村去。星期六放学后出发，办完事，星期天下午就回来。 我们之所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并紧接着创立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吉林和抚松一带，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群众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统一领导和管辖的组织。 建立一个新的青年先锋组织，是当时青年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那时，我同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关系，所以常常通过我一个人的活动，建立了各个组织相互间的联系。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等人，也都是以青年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名义，同各个学生青年组织建立关系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建立新的先锋组织也是个迫切的问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准备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朝鲜人民加强暴力镇压，一面在满洲同反动军阀相勾结，为扼杀朝中人民的反日势力，疯狂活动。 朝鲜青年到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奋起开展斗争。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组织，能够有组织地团结并统一掌握青年学生，熟练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从青年运动由于腐朽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争夺领导权而濒临四分五裂的情况来看，也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以拯救青年，摆脱分裂的危机，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走统一团结的道路。这是落在新一代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非法的青年组织有满洲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合法的青年组织有南满洲青年总同盟、北满洲青年总同盟、东满洲青年总同盟、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团体。 因为各个派系的宗派分子都去拉拢这些青年团体，又有各个不同势力的民族主义者，竞争式地把手伸向这些团体，连属于那些团体的人，都弄不清自己所属的团体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就这样分成许多派系。有的学生受着ML派或火曜派的影响，有的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子弟，却还要根据他们的父亲所属的团体，分为正义府一边的、参议府一边的、新民府一边的，其中还要分成保守派和革新派。由于见解和所属团体各不相同，他们总是处在反目不和的状态中。 要改变青年运动的分裂状态，使青年们摆脱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派分子的影响，引导他们走上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必须建立新的先锋组织。 坦率地说，如果那时朝鲜共产党多少能起到自己的作用，就用不着我们为这些问题费心了。存在着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党，还有很多青年组织，然而却一点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哪里还有比这更令人焦虑和痛心的事呢！ 朝鲜革命，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内含着复杂的问题，步步都有障碍和困难。 同宗派分子的关系、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经常出现复杂的情况。加上在满洲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军阀的双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熟练地领导革命，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指导理论。 在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成长起来了。他们是不搞派系斗争，不懂得事大主义，没有政权野心，没有染上污垢的新型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是能够为我国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的道路的真正的核心。 在桦甸和吉林探讨新思想潮流，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一道闯出斗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有了与朝鲜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一定的指导理论。 我决定成立一个体现这种指导理论的先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着手刷定它的纲领和章程。 纲领特别强调地指出，共青同盟以同朝鲜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为指导，彻底反对宗派。 我们基于这样的准备工作，于1927年8月28日，在北山公园的药王庙地下室，举行了成立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金赫、车光秀、许律、朴素心、朴根源、韩英爱等反帝青年同盟骨干和青年共产主义者。 我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已印成小册子公布于世。 那天，也像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那样，我们全体都挎着臂膀，台唱了《国际歌》。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以反帝青年同盟的核心分子为骨干，由各革命组织里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组成的，为反帝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非法的青年组织。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是组织和领导各阶层群众团体的先锋组织。 成立了共青同盟以后，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加强队伍在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在当时宪兵、警察、特务的蠢动和反动分子、宗派分子的危害活动猖獗的情况下，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无法保存组织的。 共青同盟十分重视对盟员的思想教育，为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对学习倾注了很大力量。当时，在盟员中间，就”关于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朝鲜革命的当前斗争任务“等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我们非常重视共青盟员的组织生活。当时，共青同盟每月进行一次个性检讨会，检讨共青盟员的生活。共青盟员通过组织生活得到了锻炼，共青同盟成长为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的集体。 我们给共青盟员分配各种任务，如：指导下属组织、对青年学生和群众进行启蒙工作、进行农村的革命化等，从而使他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得到锻炼。 同时，选拔那些在革命组织中得到锻炼的优秀青年，不断扩充共青同盟的队伍。这样，共青同盟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发展到吉林市及其近郊，还发展到敦化、兴京、桦甸、抚松、安图、磐石、长春、哈尔滨等满洲广大地区和朝鲜北部一带以及国内腹地。共青同盟在朝鲜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党领导群众组织，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属于常识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因为党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共青同盟就把应由党来做的工作也承担起来，一面领导自己属下的青少年组织，一面还领导了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们成立了共青同盟后，没有宣扬出去，悄悄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了。即使无人承认，只要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工作，我们就做。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当别人为夺取领导权，打着”正统派“的牌子到处宣扬的时候，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同他们追求虚荣的境界划清界限，沿着革命的道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前方。 共青同盟在促进青年群众有组织的团结，培养骨干，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新型党组织的活动，并为早日实现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930年夏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由共青同盟培养的堪称先锋的青年战士。 前不久，我们把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日－－8月28日定为青年节。 四为了扩大组织 我们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大了活动范围。为了扩大组织，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陆续离开了吉林。 当时，我虽然是学生，还是经常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经常来往于离吉林有几百里地的地方，开辟新的活动舞台。星期六，坐晚车去蛟河、卡伦、孤榆树等地，第二天坐晚车返回来，如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也有缺课的时候。 对我的缺课，除了李光汉校长和尚钺先生之外，大多数教师都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猜想，我因为没有父亲，家境又贫寒，所以才去外地挣学费的。 我是个学生，所以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和限制。既要听课，又要参加课外学习，还要挤出时间去做各组织的工作，所以我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只有假期，才能不受时间的限制，自由地进行活动。我们在平时作好准备，一放假就到各地去进行组建组织的活动和群众启蒙工作。 深入人民群众，这在国内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到了假期，就有很多学生到农民中间去进行启蒙活动。我在华成义塾的那年夏天，在国内，由《朝鲜日报》社组织那些放假回乡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编成启蒙队，为他们办了讲习班，然后派到各地农村去，用报社编的朝鲜语教本，做扫除文盲的工作。 留学日本的学生，到了假期也回到祖国，组织留学生巡回讲演队，巡回全国各地，进行启蒙工作。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会也深入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振兴工作。 然而，由于总督府把一切旨在启发民族意识的国民运动都视为对他们的殖民政策的反抗，加以彻底镇压，并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国内学生的启蒙运动没能发展到使群众革命化、组织化的阶段，而停留于克服民族落后状态的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本世纪30年代中叶，连这类运动也进入了低潮。 从他们在农村进行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得出，那种运动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活动重心是扫除文盲和对农村生活环境进行卫生方面的改造。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们进行的活动中，甚至有改善烹调法运动、清洁使用水井运动、养鸡法、养蚕法以及当局颁发的证明书、申请书的用法。总之，包括了介绍和引导农村居民走向近代生活的各种文化启蒙问题。 我们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直接到这里来进行镇压的有利条件，把农村启蒙活动同群众的组织化、革命化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并为使之升级为一个积极的政治斗争形式，倾注了很大力量。我们的群众工作是，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反帝教育、阶级教育为主线，使人们意识化，并把他们团结到各种群众组织里来的方向进行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全力以赴地实现群众革命化，是因为我们摆脱了从前把群众只看作愚昧无知的启蒙对象的思想方法，而树立了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导师，是推动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一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了贯穿在我整个一生中的座右铭。 我是从深入人民群众开始革命活动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继续进行着革命工作；并且正以深入人民群众来作一生的总结。假如我忽略过接触人民群众哪怕是一刻钟，忘却过人民的存在，哪怕是一个瞬间，那么，我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的对人民的纯洁、真诚的热爱就不会保持到今天，我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服务员了。 每当想到人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得到无限发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我就要感谢吉林时节，感谢它让我开始搭上了驶向人民的列车。 我们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是从1927年的寒假开始的。 对富人家的学生来说，寒假是名副其实的享受。在这一冬里，他们在家躺着看爱情小说，或者坐火车到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大城市去游逛。到了春节，吃佳肴，放鞭炮，痛快地玩。本来，中国人就有从阴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个月的习俗。他们称二月二为龙抬头，把正月里杀的猪全吃完，才算过完了节。 可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游逛，也不能阔阔气气地过年。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利用假期，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带着演艺队员到长春去。从那里回来，又马上到抚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春也和我同行，约定在我家过一冬。那年寒假，我们过得很紧张。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们围注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谈了同盟工作碰到的困难。 听了同盟委员长的话，确实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费了很长时间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员的工作。教给同盟干部以演艺宣传队的活动方法、社会活动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同盟内部工作方法，还经常参加他们的政治讨论会和个性检讨整顿好少年同盟的工作后，我们以抚松一带的青年骨干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为了表现它是白头山周围青年的组织，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这个名称。实际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同种异体。 我们所以没把它的名称定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为白山青年同盟，是为了把组织伪装起来，转移敌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伪装成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团体，进行了合法活动。 我们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员调动起来，在清洼子和周围的农村办起了夜校。 在青年组织增多，队伍日见扩大的情况下，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够给广大青年和群众以精神食粮的报纸。办报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们的希望，很想一次印个一百来份报纸，可是从我们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抚松虽然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小印刷所，但从我们编报的内容来看，是不能委托那个印刷所来印的。我左思右想，决定用手写出报纸，便动员新日少年同盟积极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干来搞这项工作。写一百份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1928年1月15日，我们终于拿出了题名《新日》的报纸创刊号。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从哪里来的精力写了那么多的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常常留恋那个时候的朝气和青春。那时候，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给革命，而感到无上的幸福。 没有理想、胆略和热情，没有魄力、斗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 年轻时，应该提出很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不辞千辛万苦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具有崭新的思想、健壮体魄的青年，献出血汗培植和收获的所有果实，都将成为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上了年纪，常留恋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时期是最幸福的。 后来，我从父亲的好友那里，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机，用它印出了《新日》报。 在1927年的寒假活动中大放异彩的是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参加抚松演艺宣传队的有新日少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员以及妇女会会员。这个演艺宣传队在抚松及其附近的农村部落，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一面搞巡回演出，一面在所到之处组建组织，进行群众启蒙工作。 《血喷万国会》、《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女儿来信》这些话剧都是那年冬天，我们在抚松创作并演出的剧目。 演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在抚松市内搞了几天演出活动，这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把我抓去关进了监狱。原来，有几个老封建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不合他们的口味，向军阀当局密告了我。 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 张蔚华的父亲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亲叙谈很融洽，成了挚友。他虽然是个巨富，却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亲在抚松倡议恢复白山学校，但得不到当局的许可而焦急的时候，是他出面交涉才办妥的。 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住在抚松的朝鲜人拥到军阀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是我母亲发动组织动员群众的。有志的中国人也对军阀当局的做法提出非难，要求他们释放我。军阀当局无可亲何，不久就把我放了。 我一走出警察署，立刻就带领演艺宣传队到富水河村去了。在那里一连演出了三天。连邻村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样，演艺宣传队的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农村。 杜集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便来邀请演艺宣传队到他们村去。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在杜集洞的演出，盛况空前，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多停留几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延长停留时间。 第一场演出结束时，新日少年同盟委员长跑到后台来告诉我，村里的长老在找我。 一位神采奕奕的半老人，口衔旱烟袋，在我们刚演出过的那家院子的篱笆外面等着我。老人从浓浓的长眉底下仔细地端详着我。那位把我带到这个村里来的青年人靠到我身旁，小声告诉我”这是车千里老人“。 我一听到是车千里，就马上向他鞠了一躬。 ”老大爷，请原谅我没能先去拜见。听说您到邻村串门去了，未能先去向您问候。“ ”我是去串门来着，听说来了演艺队，就急忙赶回来了。听说你是金亨稷先生的公子，这话属实吗？“ ”是的。“ ”有你这样的儿子，金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这样好的演艺，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人待我十分有礼，倒使我慌了神。 ”老大爷，请不要这样，对着一个晚辈，请别这样。“这天，老人把我邀到他家去了。我在和老人同行时，问他： ”老大爷，恕我冒昧。听说，您一天能走千里路，是真的吗？“”嚯，你也听到了这个风闻。我在年轻时，千里不敢说，五百里是走过的。“ 我听了他的回答，心想，车千里老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人们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了”千里“这个外号，是有缘因的。 由于”千里“这个名，满洲地方的朝鲜人都把他看作是传奇式的人物。 我父亲在生前也曾提到他走路的本事是令人佩服的。父亲说，千里这个外号是从他在江界一带进行义兵活动时开始叫起来的。车千里来到满洲后，在参议府的所部，作为沈龙俊的部下进行活动。据说，参议府归流亡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所辖时，最坚决反对这一点的就是车千里。不甘心独立军团体被纳入临时政府范围的正义府的几个人极为赞扬他的立场。正义府的领导班子多为军人出身，他们把文官为主的临时政府看得无足轻重，这种倾向在正义府成为主流。那天，车千里老人给我讲了许多很有教益的话。他十分感慨地说，朝鲜民族本来是完全可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堂堂的独立国的人民发展下去的，只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 他说，要搞独立运动，光说不行，要手持武器去尽可能多消灭日本鬼子。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狡猾，必须提高警惕。接着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听说过京城火柴厂倒闭的故事吗？本来，那个厂出的‘猴牌’火柴是很出名的。火柴好使，加上那牌号又特别，很招人喜欢。商标上画的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根桃树枝。日本鬼子到朝鲜来，开了个红头火柴厂，可是因为有猴牌火柴，赚不了钱。他们挖空心思终于谋划出一个诡计。他们一下子买进几万盒猴牌火柴拿到一个无人岛去，把火柴头弄湿后再烘干，然后再拿到市场去卖了。结果，买了那些火柴的人因为火柴不起火，都去买日本鬼子的红头火柴了，京城火柴厂终于破产，商标也卖给了日本鬼子的会社。日本鬼子就是这种贼痞子。“ 这事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在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却是价值万金的趣闻。 老人说，他在身强力壮时，敌人用五连发打五发子弹，他用火绳枪就能打三发，可是现在老了不能打仗了，只能蹲在家里发呆，闷得难受。 他说我们这天演的歌舞《丹心绳》非常好，并十分感慨地说，过去义兵活动没能搞出名堂来，就是因为没能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独立军使不上劲，被日本鬼子撵来撵去，也是因为各行其是没有齐心合力的缘故。 ”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他很激动地说道。 车千里老人的话都是对的。若没有痛切地体验到团结就是胜利，分裂就是灭亡的道理，是说不出这样的后来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他已经老了，怕不能为朝鲜独立而战了，只盼新的年轻一代奋力斗争了。我听着他的嘱托，深感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使命，决心搞好革命斗争，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那天晚上，车千里老人说的话，使我感受很深。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老人的这句话，在日后的斗争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 带着演艺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不仅能够启发群众，还能够从群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老师是人民，今天是这样，过去也一直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我每当同我们的干部见面的时候，都恳切地叫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总是强调说，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补药，不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毒药。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才能碰到像车千里那样的老人。 人民群众中，既有哲学，又有文学，也有政治经济学。 后来听说，车千里老人在参议府当警卫队长的时候，被自己的上司沈龙俊暗杀了。 我听到这令人悲痛的消息，悲愤感慨地重温了车千里老人说的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如果参议府的头头们按照车老人的座右铭同心同德抱成一团的话，是不会产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的。 我们在杜集洞过了那年的阴历年。 过了春节后，我让演艺队员回抚松，自己则同桂永春、朴且石一道到安图去了。安图县有一个只住着朝鲜人的内岛山村。这个村是世称苍穹之下第一村的白头山脚下的山村，是一个密林中的山间僻壤。内岛山，是因它犹如树林中的岛子而得名。中国人，因为山的模样像奶头，叫它奶头山。 朝鲜的独立运动者很早以前就出入这个山村。独立军的百战老将洪范图和崔明禄曾有一个时期住在这个村庄里。 我们早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派到奶头山去，要他把那一带的青年团结到组织里来，就是因为打算将来在白头山周围建立一个大革命基地。 李济宇（李宇）是黄海道人，他父亲在长白时就和我父亲取得联系，进行了独立运动。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李济宇自然就和我携起手来了。 我们在桦甸分手后重新见面，是我在抚松成立白山青年同盟的时候。那时，我和他商量过在奶头山村组织白山青年同盟支部的问题。当时李济宇半开玩笑地说，不要老给他下达任务，应当来一趟帮帮忙。 从抚松到奶头山有300多里地。从中国那边看，它是满洲土地上的最后一个村庄，从朝鲜这边看，是白头山这一头的第一个村庄，这个奶头山周围一百里地是没有人烟的。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村庄，李济宇把我们带到了当高丽医的崔氏人家。 据这家人说，张哲镐曾在我们住下的屋子住过两次，李宽麟也来住过。 我一想到这父亲来过、父亲的朋友们来开辟过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来扶着革命的犁杖垦荒，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肃然之感。 我们在奶头山住了几天，明白了李济宇要我们务必来一趟的内情。奶头山是个外来人很难站住脚跟的地方。 村里主要住着姓崔、姓金和姓赵的人家。他们不同外地人交往，三姓人家做三角亲。崔家女儿嫁给金家儿子，金家女儿由赵家儿子娶，赵家女儿做崔家的儿媳。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这么做起亲来，不久全村都结成了姻亲关系，人人互相称呼”大哥“、”大伯“、”亲家“。 这个村的人几乎都信天佛教。天佛教徒们根据99位仙女由天上降到白头山天池沐浴过的传说，在那里盖了一座有99个房间的称为”登德宫“的寺庙，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祈祷。天佛教徒还在村里盖了个”天佛寺“，隔十天或一个星期去祈祷一次。 我们到奶头山的第二天，正巧是天佛教徒到寺庙去祈祷的日子。那天，李济宇领着我们到寺庙附近看了一下，的确很热闹。教徒们不论男女，都像高句丽人似地把头发盘在头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敲锣打鼓，加上钹声和木鱼声，那咚咚哐、咚咚哐的声音显得挺庄严。据说，”登德宫“这个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李济宇说，奶头山这一带，就是这个天佛教叫人伤脑筋。他是从宗教是鸦片这一单纯的观念出发，讨厌这个天佛教的。我在抚松听李济宇说的时候，也是和他一样想的。但是到这里看了天佛教徒们举行仪式的那种认真的表情和雄伟的登德宫，就觉得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进一步研究了。 那天，我由姓崔的人带领，同李济宇一道去见了天佛教教主张斗范。 张斗范曾在独立军打过仗，后来看到独立军没有希望，便丢掉枪支来到奶头山，向白头山之精气祈祷，让日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并以此为信仰，创立了天佛教。 我在和教主谈话的时候，视线总是离不开吊在天棚上的黍穗。因为我在崔家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吊在天棚上的黍穗。我问李济宇，是不是做种子用的，他便没有好气地说那是供佛用的。 这里没有水田，因此，这里的人们用黄米代替白米来上供，所以家家都在房柱或天棚上吊挂着黍穗。他们即使在断了粮，接不上顿时，也绝不去动它。只在去白头山寺庙供佛时，才把它放在臼里捣，再用簸箕簸好，用木匙挑出碎粒、草籽、黍籽、草芥，把颗粒一般大的拢在一起用高丽纸包起来，用干净的泉水做饭上供。 ”就为那个该死的天佛教，奶头山的人都变成了疯子。看来，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那句话，是名言中的名言。用新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宗教徒，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 李济宇坦白地发着牢骚说：有时恨不得点一把火烧掉那个把奶头山人们的灵魂都给摄去的”登德宫“。 我批评他的观点太狭隘。 ”宗教是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当然不想否定。可是，如果认为这句名言不论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得上，那就不对了。祈求天佛让日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这样的天佛教，你能随便给它扣上鸦片这个帽子吗？我认为天佛教是爱国的宗教，这个教的信徒都是爱国者。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些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力量。“ 我和李济宇坐在一起真挚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要去打倒天佛教，而要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日情绪。于是，我就在这里逗留十来天，对这个村的人做工作。我对他们说只靠信教是不能光复祖国的。天佛教徒们很容易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那年冬天，奶头山的人们待我们非常热情。奶头山人们的主食是土豆。 掺上扁豆做的土豆饭别有风味。桂永春开玩笑说，吃了土豆掺扁豆的饭，放屁放得炕都要震塌了。 如果那时我们没有到奶头山去了解情况，坐在吉林只听李济宇的报告或口传的风闻作出判断，那么，对天佛教是不会有好印象的。因为到奶头山亲眼看到了”登德宫“、做祈祷的教徒们真挚的表情、家家户户房梁上吊挂的黍穗，才对天佛教和教徒作了公正的判断。 要具有人民的作风和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的思想方法，决不是坐在书桌上可以做到的，更不是可以用空谈来解决的。那是只有通过与人民的直接的接触，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直接去体察人们的声音、呼吸、眼神、表情、语气、手势、姿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的。 我们先进行了唤醒村民觉悟的政治工作，然后在这个村落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还组成了少年探险队。 我回吉林后，由我们亨权叔负责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济宇一道在德水、德沟、寺洞、药水洞、任水洞、地阳溪等长白一带和新坡、普天、惠山、甲山、三水等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同盟组织任李济宇为白山青年同盟长白地区负责人。他出色地担起了这个重任。亨权叔和李济宇在白头山一带的革命化过程中经受了很多考验。由于他们先前作出的功绩，日后我们在这里进行革命斗争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 假期本是放下书本休息的时期，而我在那年寒假，却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 寒假后，我们回到吉林总结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半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建立更多的群众组织，分别吸收各阶层青年和群众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金赫、车光秀、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等共青同盟的骨干分别到兴京县、柳河县、长春县、伊通县、怀德县一带和国内去了。 他们到那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和各种群众组织。 我留在吉林，开展在新安屯组织农民同盟的工作。把农民团结到组织里来，是培养他们成为革命动力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争取农民的问题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到江东村去组织了农民同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妇女会，接着在卡伦和大荒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在蛟河一带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我和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相识后，同蛟河的青年建立了关系。姜明根可能是从张哲镐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蛟河曾是张哲镐的中间站。他来往于吉林和抚松之间，每次都到姜明根的家歇脚，把吉林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回到吉林，就把蛟河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就这样，姜明根知道了我们，而我也开始关注蛟河的青年运动了。就在这时候，姜明根专程来吉林找我。 那时，我是住在东大滩的张哲镐家上学的。姜明根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我，十分坦诚地摆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焦急地呼吁我帮助他。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对他的同情。想到他从远隔180里地的蛟河专程来到吉林找我这个还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的人谈工作，我对他这种革命者的热情不能不感到佩服。 当时，蛟河以拉法山为界，西北边有旅新青年会，东南边则有拉法青年会。蛟河一带的朝鲜青年大都分别参加了这两个青年团体。 青年们起初是怀着很大的抱负参加组织的，但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头头们只埋头于争权夺利，搜刮军费，毫无作为，逐渐对他们失望了。 同时，对那些只就”无产阶级革命“和”领导权“夸夸其谈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愕然。 我完全理解姜明根说他简直弄不清该何去何从的心情。 我向姜明根介绍了吉林一带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经验。我还对他说，回到蛟河后要为组织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作好准备。他回去时，我还给了他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我虽然尽心尽意地给他讲了许多问题，但他走后，对蛟河的情况总觉得放不下心。于是我终于越过老一岭到蛟河去了。那大概是1928年的春天。 姜明根见到我来，非常高兴，说他正想再跑一趟吉林呢。他说，在吉林的时候，觉得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可是回来一开始工作，又碰到了不少难题。 蛟河的农村青年，首先对怎样建立组织的问题，就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 有的说，旅新青年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应当马上退出那个组织，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另建一个反帝青年同盟，有的则说，干脆把旅新青年会解散了事。 对吸收哪些人参加组织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正确的见解，说这个人是”敌对分子“，那个人是”动摇分子“，都不能吸收。他们就是这样把还过得去的青年都事先排除在吸收对象之外了。 那天，我在客房里枕着木枕和他们躺在一起，对他们说，要建立组织，就要多争取群众，哪怕多一个人也好。为此就不要把人们分成这一边的和那一边的，重要的是要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育和说服。 我对他们说，要设法让青年不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影响，要加强旅新青年会和拉法青年会中的先进青年骨干的作用。我还同他们一一讨论了今后他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选拔五名旅新青年会的青年骨干，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从那以后，我常到蛟河一带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 我开始把东满青总的青年也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当时，到龙井勤工俭学的朝鲜青年几乎都加入了东满青总。他们受着火曜派的影响。 这个团体的组织部长、东兴中学学生金俊看了我们在吉林创刊的杂志和小册子后，找我来了。 那时，我通过金俊具体地了解了龙井一带青年运动的情况。 金俊自从来吉林后，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到大成中学、东江中学、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各学校的青年中去，宣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通过他们，对间岛一带以及会宁、钟城等六邑之内的青年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 这个时期，我对工人的工作也予以关注。 当时，吉林有火电厂、铁路机务段、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大小工厂，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人组织。只有一个1927年春组织的以帮助朝鲜工人就业谋生为目的的汗诚会。 我们对一个原在吉林火电厂做工，后来到农村来的青年进行了教育，吸收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然后让他重新回到吉林火电厂去做工。他到吉林火电厂站住脚，集结了进步的工人。从此，我们有了立脚点。 我们发动留吉学友会成员，以松花江码头为中心开办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义纪念日、五·一节、国耻日，还到他们那里去做讲演，举行文艺演出。在做了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8年8月，组织了反日劳动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人员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一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积极地进行使他们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而如今把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组织里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以朝鲜工人为主组织起来的这个反日劳动组合，掌握了合法团体汗诚会的活动。汗诚会的政治倾向渐趋鲜明。后来，汗诚会为帮助元山工人总罢工，募捐支援了元山劳动联合会。1930年夏，朝鲜发生水灾时，它又同各朝鲜人团体联合组织救济会，为灾民募捐；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工程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把以吉林和蛟河一带为中心的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改组为革命组织，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很多好经验。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说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离开群众就要告终。 我想，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华成义塾时节是我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时期，而组织和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是越出学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到处播下革命火种的我的青年运动的全盛期。 这个时期，人们把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及其影响，称为”吉林之风“。 五团结的示威 随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我们进入了开展实际斗争的阶段。 1928年夏，吉林毓文中学举行的罢课，就是这一斗争的序幕。 直到那时，在毓文中学，财政、食堂和图书馆等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按着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民主意志，解决得很顺利。我们在校内的活动，不受多大限制，进行得比较自由。这是毓文中学的学生协同学校教务委员会通过斗争取得的成果。 那些听从军阀当局摆布的反动教员，不甘心接受教职员和学生共同努力树立的民主秩序，妄图破坏这个秩序，企图按着他们的意志任意处理学校行政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由教育厅派到毓文中学来的教员当中，有一些嗅觉敏锐的军阀走卒。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体育主任等反动教员，都是被特务机关收买的爪牙。他们唆使追随军阀政府的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保守的学生和不良青年，随时侦探学生的思想倾向和革命组织的活动。 1928年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内举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谴责和抗议他们强盗式的第二次出兵山东和在济南的屠杀暴行。 日本出兵山东，是一个重大事件，世称那是田中对华外交政策的试金石。 日本首次出兵山东，是1927年5月田中义一刚刚组阁之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正在追击张作霖的奉天军，向山东半岛一带进兵。田中内阁为了保护他们豢养的张作霖的奉军免受北伐军的大进攻，就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名，首先向青岛派去了驻旅顺的2000名日军，接着又从日本本土调来数达2000名的增援部队派往山东地区。 由于日本的首次出兵，北伐受阻，蒋介石答应保障山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日本军才于同年秋从山东地区撤兵。 1928年春北伐革命重新开始，日本的田中法西斯内阁又决定第二次出兵，调动天津驻军和本土的熊本师团5000名日军派往山东，占据山东半岛的铁路沿线地区，占领了青岛和济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在济南同时入城，结果，两国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济南，日本占领军野蛮地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日军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地区的厚颜无耻的三次出兵，在朝中人民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抗日情绪。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对出兵的强烈运动，谴责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怒吼声日益高涨。 日本出兵山东地区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满洲和华北地区从中国割裂出来，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有一个支撑点。而这个支撑点，正是张作霖。日本人心里算计，只要很好地豢养张作霖并给他作后盾，满洲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弄到手。在济南响起的枪声，是一个危险信号，预告在中国将会发生野蛮的大屠杀，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派兵的借口，毫不犹豫地自己动手杀害日本移民的时候，中华民族预感到了日本将会把一种不可想象的灾难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接连举行报告会、演讲会、声讨大会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的叛国行为，鼓起了学生群众的斗争士气。 反动教员则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宣传，当作镇压学生的借口。他们突然袭击图书馆，没收进步书刊拿到校长那里，好像抓住了重要线索似的，向李光汉校长施加压力，要他开除朝鲜学生。他们说，朝鲜学生不是共产主义主谋分子就是”日本间谍“，并且都敌视中国教师，如果留着这些朝鲜学生，校内不得安宁，无法继续上课。右翼学生也跟他们一唱一和，肆意破坏校内建立的民主秩序，侮辱进步学生，诽谤和中伤校长和进步教师。 尚钺老师是他们的头一个攻击目标。 如果对反动教员和他们操纵的那些学生的无理行径放任不管，我们就无法安心研究学问，更不能开展青年运动。因此，为了依靠组织的力量赶走反动教员、维护校内的民主秩序，我们动员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举行了罢课。 我们举行罢课，提出了下列要求： 第一，改善对学生的待遇； 第二，保证讲授学生要求的科目； 第三，停止对进步教师和校长施加压力。 进步的教师也向省公署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将借助于社会各界的力量。要求罢免反动教师的传单和檄文，张贴于市内各处，甚至飞进了反动教师的宿舍和省公署。 毓文中学的罢课日趋高涨，市内其他学校也都有响应的趋势，都向省公署施加压力。 省公署看到罢课风潮有可能波及全市，才迫不得已地罢免了训育主任等反动教师，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看准目标，搞好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斗争就必定取得胜利。 我们举行罢课取得了首次胜利，也取得了经验，得到了锻炼。 通过这次罢课，青年学生更信赖我们，更靠近我们了。 我们总结了这次罢课取得的成果，并为了组织和发动气势冲天的青年学生开展规模更大、更积极的反日斗争，进行了准备。 为了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从很早以前就加紧进行了准备，到这个时候，它的阴谋活动就更加露骨了。 1928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以对付中国关内局势的变化为名，调第40混成旅团进驻奉天（今天的沈阳），并策划把军司令部也迁到奉天去。紧接着，在奉天入口即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一座铁桥上制造列车爆炸事件，杀害了从北京回奉天的张作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侵略满洲制造借口的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准备工作。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满洲，那么，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斗争舞台的我们的活动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满洲还属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对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恣意妄为，但是满洲一旦被他们侵占，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经过三次出兵山东压制了蒋介石，并把侵略魔爪深深插进了中国大陆。这时候它一方面大力促进侵略满洲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加快了作为军事侵略准备工作的一环早就着手了的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的速度。吉会线，是把满洲的一个省会吉林市同朝鲜的北部边境城市会宁连成一条线的铁路。 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即使用强制手法也一定要铺设吉林－－会宁铁路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条铁路赋予巨大的战略意义。 田中内阁开过所谓”东方会议“之后，在呈报日皇的奏折中谈到铺设吉会线铁路等满蒙铁路的意义时指出，这些铁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钥匙。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自始至终贯串着他要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妄想，和在欧洲首次高喊称霸世界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同一论调。举世皆知，这个奏折指出，当前日本的首要国策是侵略满蒙，为此而必要的先决条件即杠杆，就是加快铺设包括吉会线在内的满蒙五条铁路。 田中在奏折中暗示，如果敷设了吉林一会宁铁路等满蒙五条铁路，就能得到连结全满洲和朝鲜的大轮环线和直达北满洲的直达线，可以把兵力和所需战略物资送往任何一个地点，又可以镇压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 老奸巨猾的日本谋士们认为，如果铺设了吉会线，就能经敦贺一清津一会宁一吉林输送军队和物资，可以大大缩短运输线和机动时间。 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铺设吉会线铁路宣布为国策，不顾种种艰难曲折，花费长达26年的时间，终于把这条铁路铺设完成，其理由就在于此。 日本帝国主义者凭借他们同腐败无能的清朝末期的官僚缔结的不合理的条约，在满洲各地任意行使铁路铺设权。中国的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一致奋起展开群众性斗争，坚决反对关于输入外国资本建设铁路的协定，并要求立即撤消这种协定。 但是，反动军阀非但对人民的正当要求不加理会，反而一面策划强行建设敦（化）图（们）线，一面妄图隆重举行原定于1928年11月1日举行的吉（林）敦（化）线铁路通车典礼，以便取得国民的欢心。 要想阻止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需要开展英勇果敢的实力斗争。这一斗争，对敌人来说，将是宣告朝中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警钟；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抗战信号。 为了组织反对铺设吉会线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我们于1928年10月上旬，在北山公园药王庙地下室召开了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在会议上，我们就斗争口号、斗争方法、行动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具体的分工。对游行示威时打的横幅标语、声讨书及传单的内容，也做了具体的讨论。 我们从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必须成为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斗争这一立场出发，决定用朝中两国文字写传单、声讨书和横幅标语等所有宣传品。 到街上讲话也要用两国语言。 会议还决定，在这一斗争期间尽量发动市内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留吉学友会、少年会等合法组织，而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非法组织的成员则要尽量少出头露面。 开过北山会议后，我们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走，做示威游行的准备。 当时，宣传队的韩英爱做了很多工作。 韩英爱是吉林女中的学生。她早在留吉学友会时，就通过文艺演出和读书心得发表会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后来成长为共青盟员。她生性文静寡言，平常很少引人注意，人们觉察不到她是否在场。但是，只要是有助于革命的事情，不管是累活还是脏活，她都做。演艺队演出节目时，她自愿扮演别人都不愿意扮演的角色。读书会缺乏教材时，她主动把长达几百页的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分给大家。为示威斗争做准备工作时，她几乎没合过眼。她把油印机拿到别人家的库房里，带领几名少年会会员印出了几万份檄文和传单。 在街头上，她用朝中两国语言向几百名听众发表演讲。因为她讲话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被大家誉为女雄辩家。 我所以能够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负责人把影响力辐射到中国青年学生中去，是因为我们早就在吉林举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会还没有建立，吉林市里还没有多少共青团员。 我在负责搞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工作的同时，还做过中国系统的共青团工作。因为我负责共青团工作，自然有许多中国青年接近我们。吉林师范学校共青团小组负责人曹亚范、负责做敦化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陈翰章，也都是跟我取得联系开展共青团工作的人。 我们在加紧准备示威斗争的时候，收到了铁路当局准备在1928年11月1日举行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情报。于是我们决定比原订计划提前几天举行示威，为的是在举起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火炬的同时，还要破坏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举行。 1928年10月26日，天还没亮，宣传队就在吉林市的每条街巷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檄文。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各少年会监视组，天刚亮也都跑到了指定的位置。 这天早晨，市内各校的学生按约定的时间，同时在各校的院子里举行集会，宣读了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声讨书后，接着进入了示威游行。霎时间，几千名学生挤满了各条大街。示威队伍高举着许多用朝中两种文字写的标语，朝文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中文写的是”打倒日帝“、”打倒卖国贼“、”收回吉会铁路“。示威队伍走过几条街，向新开门外省议会的大院行进。几百名军队和警察挡住了示威队伍。 示威队伍跟军警对峙，喊着口号，等待我们的指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让示威队伍继续前进。 为了保护示威群众，调来了由工人、郊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纠察队打头，示威群众都挎着臂膀，拨开军警的刀枪，继续向前挺进。 队伍在省议会的大院里举行集会，我在会上向几千名群众讲话，号召朝中青年学生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坚决斗争！ 集会结束，群情激昂，队伍向新市街日本领事馆进发。这是一处因为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凶横残暴，很少有人来往的地方。示威群众拥到日本领事馆前面，高呼反日口号，群情更加高昂。示威队伍接着向大马路、北京路、重庆路、尚仪街行进。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道会社在这次吉林的示威斗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决定无限期推迟吉敦铁路通车典礼。日本商人都逃离商行躲进了日本领事馆。南满铁道会社开的东洋医院的窗户玻璃全被打碎了。 示威斗争，日趋高涨。 学生们编成许多个小组，在市内十多个地方设讲坛，从早到晚，轮流向群众讲话，号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 吉林掀起的反日斗争，遍及满洲各地。长春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与我们的斗争相呼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六条大铁路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还袭击了吉长铁路局局长的公馆。 在哈尔滨和天津，尽管有许多人牺牲，仍然一直展开殊死的斗争声援我们。延吉一带的朝鲜同胞也奋起投入了斗争，国内的各家报纸也连日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消息。 当示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又大力开展了排斥日货的斗争。群众从日本商店搬出贴有日本商标的日货堆在大街上放火烧掉，有的商品则成批地拉去投进了松花江。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排斥日货的斗争相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反日斗争，而且越来越高涨。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惊惶失措，唆使反动军阀向示威群众开枪，犯下了滔天罪行。 直到那时，我们对反动军阀采取了尽量牵制的立场，可是反动军阀当局既已倒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出面镇压我们，我们也就不能保持原来的立场了。我们提出”打倒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军阀“的口号，结合为死难者举行的葬礼，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斗争。这一天，有许多市民也汇合到示威队伍中来，成了空前大规模的示威斗争。 我们的斗争持续了40多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扭转局面，急忙召来了当时在奉天的张作相，可是吉林督军署的怀柔伎俩是挫败不了群众高昂的斗争气势的。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尤其使他们惊恐的是朝中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 民族主义者和那些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吓得丢魂失魄、只顾逃命的人，看到我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那以前，民族主义者们一直把我们青年学生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作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开始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了。从此，他们承认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与旧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忽视我们了。 我们通过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更加确信，只要善于组织群众，就能使他们发挥任何敌人的刀枪都征服不了的无比坚强的力量。我对群众力量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了。经过这一斗争，我们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也更完善了。在这一场实际斗争中，我也受到了锻炼，各组织也壮大起来。 六安昌浩的长篇时局讲演 1927年2月，旅居吉林的全体朝鲜同胞沉浸在空前热烈的欢迎气氛中，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独立运动的元老安昌浩，经北京来到了吉林。 侨居吉林的同胞们像迎接一位国家元首一样隆重地欢迎了安昌浩。我们也唱着《去国歌》，由衷地向他表示了欢迎。《去国歌》是安昌浩亡命国外辞别祖国时亲手创作的歌。这支歌开头是”走了走了，我要走了，丢下你，我要走了“，最后一句是”我走了，不要难过，我亲爱的韩半岛啊“。在”韩日合并“后，这支歌在青年学生当中很流行。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 朝鲜人都喜欢这支《去国歌》，同样对这支歌的作者安昌浩也非常尊敬和崇拜。对于安昌浩的品德和能力，有许多人用一句话作出评价说，是”总统之材“，而这也不算太夸大。那些不把临时政府放在眼里的独立军团体的头头们，惟独对安昌浩另眼看待，推崇他为”独立运动的前辈“。 众所周知，连熟知安昌浩身价的伊藤博文也曾想笼络他，向他表示，只要他支持日本的政策，就可以帮他组织岛山（安昌浩的号）内阁。 平安南道江西地区，如今作为千里马运动的发祥地、作为大安工作体系和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的诞生地闻名于世。而在日寇统治时期，则是因为出现了岛山安昌浩这样著名的独立运动者而广为世人知晓。因为安昌浩生于江西，西部朝鲜的人大都以此为荣，称他是自己的同乡人。 安昌浩认为，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素质低劣。因此他建立了共立协会、新民会、青年学友会、大韩人国民总会、兴士团等独立运动团体，开设了渐进学校、大成学校、太极书馆等文教机构，创办了《独立新闻》，为民族的启蒙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独立运动的元老中，有位号南岗名李升薰的著名教育家。一提起李升薰，人们自然都联想到五山学校。 五山学校，是由他创办，并由他个人出资经营的出名的私立学校。 ① 李升薰由于教育后代有功，隆熙皇帝曾召见他。在最近400年的历史中，西部朝鲜出身的平民从未有人谒见过皇帝，而李升薰破天荒第一次晋谒皇帝，他的名声该有多高，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德高望重的李升薰，曾经为发家致富的欲望所驱使，经商做生意，贩卖黄铜器皿。后来，真的成了巨富，购置了价值五十万元以上的不动产。 这位大财主，有一天到平壤听了安昌浩力主独立救国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培养实力的演说，佩服之极。他剪掉发髻，回乡从事教育运动。安昌浩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的雄辩，给这位大贸易商的人生观带来了大转变。 这是说明安昌浩作为民族运动的先驱，对人的感化和影响之大的一个事例。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祖国发行的各家报纸，都大书特书地报道了安昌浩到吉林的消息。 青年学生到安昌浩下榻的三丰旅馆，邀请安昌浩为吉林的朝鲜学生作一次讲演。独立运动者们也络绎不绝地拜访安昌浩，请他出面发表讲话。 安昌浩爽快地答应了他们。 。。。。。。 ① 隆熙皇帝（1874～1926）：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1908～1910年在位）。 独立运动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传布消息，说安昌浩在某日某时某地发表关于时局的长篇讲演，并且在商埠街、岔路街、通天街、河南街、北大街、牛马巷等市内的各条大街都张贴了大幅广告。 旅居吉林的同胞看了这个广告，都兴奋不已，甚至见面打招呼也说：”安昌浩先生到吉林来了，知道吗？“ 在他发表讲演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吴东振谈论安昌浩，谈了很长时间。 松岩吴东振在异国他乡同阔别了十七年的大成学校时期的恩师安昌浩邂逅，其感想自然不同一般，十分激动。他回顾往日，谈到他考大成学校师范科的时候，安昌浩是如何当面考核他的，他被录取后安昌浩又是怎样爱护他的。吴东振还唱了安昌浩先生作的青年学生之歌，怀着崇敬之情谈到了安昌浩为培养后代的独立精神倾注了多少心血。特别是对安昌浩的口才，他谈的很多，又很生动。 对于安昌浩的口才，我父亲在世时也谈过几次。在万景台的时候，我就听父亲讲过，知道安昌浩争取独立的活动是从雄辩开始的，离开了雄辩的口才，就谈不上安昌浩的名声。 我心想，人们说安昌浩一发表演讲，连一般家庭妇女也都为他那娓娓动听的口才，为他所描绘的理想村所感动，不惜把手指上的戒指、头上的簪子都拿出来捐献，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他的演讲那么动人心弦的秘诀何在？要是他这样的大人物，不住在美国或上海，而住在这吉林那该多好。 ”国家独立后，如果我有权选举总统的话，我要第一个推举安昌浩当总统。“ 这是那天晚上吴东振跟我说的话。这话更加强了我对安昌浩要发表的时局讲演的期待和好奇心。 安昌浩在朝阳门外的大东工厂，为罗锡畴义士举行了追悼会之后，发表了演讲。 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三个府的代表、原在市内的独立运动者、头面人物和青年学生，几乎都前来听他演讲了。全场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靠墙站着听。 安昌浩以《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为题作了演讲。的确名不虚传，他讲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引起了听众的赞叹。他穿插着自己对古今内外历史的渊博知识，慷慨激昂地道出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出路所持的主张。 场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却是有问题的。 安昌浩阐述了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和建设理想村的理论。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是由”人格自我革新论“、”民族经济确立运动论“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所谓”人格自我革新论“，是说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落后，国家之所以沦为日寇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人格和修养低劣。因此，人人都应当不断地自我陶冶，提高人格，以达到生活正直、干活诚实、相处和睦。 听安昌浩的主张，觉得它同托尔斯泰在”自我完成论“中表现的思想方法和甘地认为人不自我改造和锻炼就不能得到自由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时出现预告世界性大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使人们为之而惊恐不安。同时，极端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猖狂肆虐，用刀枪和绞索残酷地扼杀着人们的自主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威力面前丧魂失魄，噤若寒蝉，他们在这种时代空气中找到的精神避难处，就是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是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被帝国主义的攻势吓破了胆而仓皇找到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对抗反革命势力，所以只能落到主张不抵抗的地步。 在我国，不抵抗主义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在三·一人民起义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部分领导人，脱离了以积极的抗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场。把振兴教育的运动和振兴民族产业的运动当做最大的民族运动旗帜，蓬勃地开展了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素质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培养民族实力运动。形成民族运动中心领导集团的近代知识分子，想用提倡使用土产品、扶植民族企业的方法，把我们的民族从经济上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提出”靠我的东西过我的日子！“的日号，为了开辟一条经济自给自足的道路，展开了泛国民物产奖励运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曹晚植，作为专用土产品的象征，一辈子只穿用土布缝制的朝鲜袄裤和朝鲜长袍，他的名片用的也是国产的纸，脚上穿的也是朝鲜鞋，从没穿过外国鞋。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为散布民族改良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看了这篇论文，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改良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我读了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后，最感到不快的是，他把朝鲜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论调。我也认为我国是后进国家，但从未把我们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 朝鲜民族是制造了世界最初的铁甲船和金属活字的文明、智慧的民族，是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引以自豪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对开拓日本的文化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们民族不容外来敌人侵犯的坚强的自卫精神，曾为亚洲各国所称誉。像白纸一样洁净无瑕的我国人民的道德品质，是世界人民都为之赞叹的。 我国人民的习惯和风俗里，当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它毕竟是部分的、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绝不能拿次要的东西给民族性下定论。 李光洙在《民族改造论》中说，朝鲜人因为具有”劣等的民族性“，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其实，招致朝鲜亡国的不是落后的民族性，而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 李光洙提出的朝鲜民族”劣等“的论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是一脉相通的。日本人一开口就诽谤我们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说，因为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需要由日本加以”保护“、”领导“、”管制“。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是他呈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公开的投降变节书。他呈上这一投降变节书所得到的报酬，就是他这个一度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若无其事地盘腿坐在总督府鼻子底下，放手写爱情小说。 作为小说作家的李光洙，最初很受读者的爱戴。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写出了符合读者口味的进步作品。他写了不少风格新颖的小说，堪称我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然而，由于他抛出了《民族改造论》，群众对他的爱戴开始淡薄起来。 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窥见的改良主义，在这篇论文中露出了形体完整的真面目。 把民族运动引向改良主义方向的近代知识分子，甚至试图用国债偿还运动中募来的钱，创办一所由朝鲜人主持的民立大学。然而，朝鲜总督府没有批准建立这种民立大学，认为这种学校有可能变成培养独立运动人材的温床。 非暴力的物产奖励运动，也碰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朝鲜人只用本国产品，而不用日本强制推销的商品，总督府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们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排斥日货的反日运动，采取毒辣的手段进行了阻挠。 打着培养实力的招牌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思想上标榜的是爱国爱民族，但方法上却是一种以非暴力为前提的、保守而消极的抵抗运动。试图在总督府允许的范围内培养民族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妄想。日本绝不会允许将会埋葬它的朝鲜民族产业发展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却认为只要创办企业，多用国产品，就能为民族打开一条活路。对这种想法应该作什么样的说明呢？ 滚落到改良主义泥坑的民族运动者们，没有正视或不敢正视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从武力抗争掉转方向，转入了和平的文化运动，这意味着斗争方法上的后退。那是以同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或妥协作为前提的运动。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妥协，都必然产生变质现象。实际上，那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背离了民族运动的队伍，或者充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 安昌浩的实力培养论（又名”准备论“），实际上是自强论的变种，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们所依托的理论上的支撑点。 他甚至说朝鲜民族是世界上精神修养最差的民族，只有开化到美国人或英国人那种程度，才能建设自主独立国家。 我看会场里的气氛，好像听众大都对他的主张表示共鸣。有的人为他的演讲所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当然，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着爱国热情。 可是，我从他的演讲中发现了可能削弱人民群众斗争意志的因素，感到很失望。总的来说，他的主张里确实有几点令人置疑的问题。 安昌浩主张，各人都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品格，借此培养民族的实力。 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但是，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精神素质最低的民族这种见解和他主张培养实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论，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培养实力，毕竟是推进独立斗争的一个过程，它不能取代整个革命。 但是，安昌浩却想用培养实力来取代独立斗争。即使培养了实力，独立斗争也不会自行发展的，可是安昌浩只谈培养实力，而不谈应当如何组织和发动民族的力量并引向最后胜利。特别是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形式－－ 武装斗争，更是只字未提。 其次，他说要在满洲振兴产业，作为争取独立的基础。这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一个丧失了国权的民族，有谁会提供贷款让你建设水电站？在整个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就算列强给你提供了贷款，你能在外国领土上建设发电站，安心种稻子发展农业吗？再说，日本帝国主义会放任不管，让朝鲜人这么做吗？ 我听着他的演讲，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把向安昌浩质问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递上去了。 －－你说，应当振兴产业和教育来培养朝鲜民族的实力。请问，在整个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吞掉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吗？ －－你说我们民族的精神修养很低。请问，你指的是哪一点？ －－你说的列强指的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难道我们应该仿效他们吗？再说，依靠他们的”援助“，能取得独立吗？ 经坐在前排的学生和演讲会主持人的手，纸条递到了安昌浩手里。我虽然忍不住反抗心理，断然提出了书面质问，但是当主持人以不安的神色回头朝我们学生这一面注视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我有些担忧，如果演讲人因我的质问而受到刺激，感到不快，是不是会让崇拜他的独立运动者和好几百名听众感到失望？如果安昌浩的演讲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为举办这次演讲尽了极大诚意的吴东振，也会对我这个提出书面质问的人有些想法的。 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后，哪怕片刻也好，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主张，不要把那些违背民族自尊心和自主精神的有害思想继续灌输给听众。同时，我还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殷切愿望，希望听到这位被尊为独立运动大老前辈的人讲他还没来得及谈的关于独立运动的新的方针和策略。 可是，出乎我的预料，情况变得严重了。 安昌浩看了一会儿纸条，又向主持人问了几句什么。事后我听孙贞道说，那天安昌浩问的是认不认识纸条上署名的金成柱。 安昌浩傲气十足，滔滔不绝，扣人心弦的讲话，突然消沉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突然停住高屋建领般的讲话，敷衍了几句，就仓皇地走下了讲台。 看来，他碰到这些质问，变得很严肃。我只是为了让他受点刺激，才提出了质问的，可是他既不反驳也不做解释，就在中途抛弃了讲话，自动地退下来了。 听众大失所望，对他突如其来的消沉气馁，抱着疑惑拥向了门口。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吉林督军署派几百名宪兵、警察，突然闯入会场，逮捕了300多人。演讲人安昌浩自不用说，连玄默观、金履大、李宽麟等许多独立运动者也都被抓到警察厅关起来了。 指挥这次大逮捕的是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国友。安昌浩来到吉林时，国友也同时来到奉天，同中国当地宪兵司令杨宇霆见了面。告诉他有几百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汇聚在吉林，请求杨宇霆把他们都逮捕起来移交给他们。 根据杨宇霆的命令，吉林督军署的警察、宪兵，在国友的操纵下一面搜查朝鲜人的住宅，一面闯迸大东工厂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 尽管安昌浩的讲演有些问题，但对敌人逮捕他和几百名朝鲜人的暴行，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尤其是，我刚提出书面质问，演讲就被中断，紧接着安昌浩又被逮捕。所以，我觉得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我提出了那张书面质问。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痛苦。 当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张作霖，通过《三矢协定》与日本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这个《三矢协定》是以根除满洲地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为目的的阴险毒辣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甚至给逮捕朝鲜人爱国者有功的走狗发了奖金。有一些中国反动官吏为了领奖，甚至进行诬告。 他们在大东工厂的大逮捕，也是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干出的反动的镇压暴行。 我们立即召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的会议，认真讨论了争取释放被捕人员的对策。紧接着，又去找独立运动者商讨营救办法。然而，他们早已吓昏了头，提不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主张，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给吉林督军署施加压力，就能营救安昌浩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被捕人员。我们再三强调，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威力的办法。 独立运动者们却说，你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说服蛮不讲理的督军署？与其群众出面闹事，还不如给他们送钱行贿。他们又一次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陈腐观点。 我耐心地说服他们，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办到用钱办不到的事。接着，在孙贞道主持的吉林教堂举行了市内的独立运动者、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督军署同日寇相勾结，大量逮捕朝鲜爱国者和无辜朝鲜同胞的经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会以几文钱为代价，把逮捕的人全部移交给日本警察。很明显，朝鲜的爱国者们就必将遭到残酷的刑罚。因此，爱国家爱同胞的朝鲜人，都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奋起开展群众运动，营救被捕的爱国者。 我们开展争取释放安昌浩的运动，有不少人就摇头晃脑地表示无法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有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青年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心想，对安昌浩的理论提出了书面质问的人，这回为什么又如此费尽心机地要去营救他呢？ 我说服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是安昌浩的思想，并不反对安昌浩这个人。 安昌浩是朝鲜人，又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我们怎能不去营救他呢！当时，我是把受苦受难的朝鲜民族应当同心协力、有难同当的大义名分放在首位的。 我对安昌浩的演讲提出质问，并予以反驳，是因为我希望他抛弃事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积极地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我们跟民族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打倒他们，而在于启发他们，在反日旗帜之下，尽量多团结一个人。 我们开过群众集会之后，在吉林市内各地，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檄文。上面写着”中国警察毫无根据地逮捕朝鲜同胞关在监狱里进行迫害“、”中国的官署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尽快释放关在监狱的朝鲜同胞“。 我们还给各家中国报社投稿，大造舆论。吉林市的青少年和群众每天拥到督军署去大声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在督军署前面举行示威。 为了阻止反动军阀把逮捕的朝鲜独立运动者移交给日本人，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 在群众的压力下，吉林督军署终于在二十几天后释放了安昌浩和其他所有被捕人员。安昌浩的获释，是我们经过紧张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了看望恢复自由的安昌浩，我们到独立运动者他们那里去了。 我暗自希望安昌浩对我们提出书面质问的心情多少有所理解。 但是，安昌浩一出狱就急忙离开了吉林。我无从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心情回上海去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振作起精神，怀着新的心情离开吉林的。 从那以后，他没有玷污爱国者这一崇高称号，经受了一切考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安昌浩离开吉林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十多年，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安昌浩被日寇逮捕，后因在狱中得病，不幸去世。 我听到这个噩耗，想到他为民族的启蒙和团结献出了一生，却没有看到国家独立的一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禁不住十分难过。然而，我同安昌浩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完全断绝。虽然安昌浩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妹妹安信好解放后任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我们一起工作。 解放后，我胜利地回到祖国，通过在国内活动的爱国志士，了解到安昌浩的妹妹住在南浦一带。于是我把寻找安信好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作为派遣员在南浦地区工作的金京锡同志。过了几天，由南浦送来了已找到安信好的报告。我给金京锡同志打电话问了安信好的情况，金京锡只回答说，她成天抱着《圣经》不放，看来像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人。 我对金京锡同志说，她是一位著名爱国烈士的妹妹，她信教也会有爱国心，要给她以党的影响，好好引导她。 金京锡同志答应了，但显得不大情愿似的。当时还是对所有宗教徒一律另眼看待的时候，所以我几次反复强调不要这样对待宗教徒。但疏远宗教徒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很不容易克服。 过了几个月，金京锡同志告诉我好消息说，安信好已经入党，把党证夹在《圣经》里带着，为建设新祖国忘我奋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安昌浩的爱国魂并没有完全埋入地下。 每当看到安信好为祖国、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做工作的情景时，我心里就不禁想起安昌浩，十分感慨地缅怀他作为独立运动人士度过的坎坷不平的一生和他为民族付出的劳苦。 毕生以反共为信念的金九，在举行南北联席会议时来到了北半部。他一见到安信好，就大为惊讶。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主义者们会让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大人物的妹妹负起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的重任。安信好本是他年轻时的恋人、未婚妻。 我们对安信好的信任，也就是对安昌浩的信任。这又是我们超越思想和信仰的区别，在民族这个范围里，对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宗旨结成血肉关系的所有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表示的礼节和敬意。 七三府合并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联合反日爱国力量促成统一战线的时期。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先觉和爱国志士，都确信独立的基础在于反日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并为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三·一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迅速组建的许多工人运动团体，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合并成了朝鲜工农总同盟。团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在民族主义营垒里也有了发展。 当建立民族的唯一政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1927年成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营垒的联合战线机构－－新干会，并开始集结了几万名会员。 合并反日爱国力量的运动，在成为独立运动策源地的满洲地区也积极开展起来。从”韩日合并“以后，在满洲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规模的独立运动团体，经多次离合聚散，到1925年基本上分成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三个府，分别独立地开展了活动。 然而，这三个府各自划出自己的管辖区，与其他团体既不联系也不合作，像中世纪的小公国那样形成鼎立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攻势面前，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的地步。由于珲春事件、兴京事件、古马岭事件等日军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和”三矢协定“的缔结，满洲地区的独立军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在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中惨遭失败后，为牵制独立军的武装活动，继续增强自己的兵力，推行死一名日军就杀十名朝鲜人的惨无人道的心理杀戮战，把正在成长的独立军推入了被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争夺霸权的各府领导人，为扭转独立军面临的困难局面，不能不考虑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问题了。 从三个府诞生的初期起，独立运动的先觉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并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三个府的合并，从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这三个府互相诋毁和仇视，把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扩大各自管辖区的竞争上。这种争夺霸权的争斗，有时还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冲突和流血惨案。 1925年夏天，我曾亲眼看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三府领导人在抚松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认真讨论了实现合并的途径。会议开了十天，换了三个地方：抚松、万里河和阳地村。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参加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的人士，加紧进行了建立民族单一政党的筹备工作，并在同各派领导人的不断联系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旅满朝鲜同胞的自治问题和合并成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非常有趣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者百姓派到现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垧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未，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 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仁华传到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那里。代表们宣布体会，撤离了新安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 害怕三府合作的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这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内部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分裂成促成会派和协议会派；新民府里有军政派和民政派的相互对立；参议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和支持协议会的两大派系。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黄学诛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不会来打倒我们吧！“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可能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 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教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到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准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听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帐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长，功劳大，管辖区广，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风，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说出不少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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