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强大队伍，是因为有了金时雨这样忠厚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心怀人民的期望，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决心，奔向吉林市。 五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我在华成义塾辍学，回到抚松一看，来到我家的独立运动者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同日夜人迹不绝的过去相比，家景确实寂寞冷清了。 抚松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宽麟。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住在我家。吴东振打发她来我家时嘱咐说，宽麟得过金先生的很大帮助，决不要忘记这些恩德，现在要到抚松去好好照顾成柱的母亲。李宽麟担任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的工作，同时为我母亲做伴。 李宽麟本来就是胆大无畏，明朗快乐的姑娘。她文武双全，又清秀俊美，浩气凛然，恐怕当时在朝鲜再没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杰了。 那时，封建观念很强，妇女外出也得把脸遮住。可是，李宽麟女扮男装，骑马走在大街上，过往行人无不惊异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回家没过几天，发现李宽麟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她听到我退出了华成义塾，大为惊讶。她知道这所军官学校不是谁都能去的，有些人想去也去不了。可是我自愿退学，怎么会不使她吃惊呢？ 当她听了我辍学的理由和前后过程后，才说我做得对，并支持我去吉林市的决心。但她还是掩饰不住怅然之色。 看来，我否定民族主义系统的学校，并从思想上同它诀别的行动，给了她一定的冲击。感受性强的李宽麟分明是从我生活上的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独立军的结局和民族主义的末路。我母亲说，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近来更是少言寡语了。 起初，我以为这也许是待字闺女中常有的那种苦闷。当时她已经有28岁。在那一到十四五岁就上头出嫁的早婚时代，听说姑娘有28岁，都摇头说太老不能娶。像李宽麟这样超过了婚龄的老处女，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苦闷，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她常有发呆的现象，有一天我问她最近为什么脸色憔悴阴郁。 李宽麟长吁一口气，回答说，那是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诸事却没有一个称心的。成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天走一二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可是你父亲去世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带在身上的手枪也快要生锈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这不是糟糕吗？我看独立军怎么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汉，沉迷于过小家庭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只追逐女孩子几天前，有个英勇善战的小伙子娶了媳妇，就退出独立军，上间岛去了。一个个看着风头夹着尾巴溜走。男大娶妻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娶了老婆就放下了枪，谁来争取朝鲜独立？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顾自己的体面。 我这才明白了她苦闷忧郁的原因。她一个姑娘家，为了祖国的独立，把终身大事都置之脑后了。而那些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却扔掉枪支去找个人的安乐窝，她怎么能不愤慨呢！ 当那些有点文化的姑娘们，被开化运动卷起的熏风所陶醉，到处卖弄新女性的风韵的时候，李宽麟腰佩六轮枪，活动在鸭绿江两岸，与日寇军警展开了浴血奋战。 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女扮男装，腰佩手枪，作为职业军人与外寇奋战的实例是罕见的。我在这部回忆录中特辟一个专题回顾李宽麟的生涯，正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女人佩着手枪上战场，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我国妇女反抗外寇的方法是按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以封建儒教的贞操观为基础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 每当外寇来犯、屠杀掳掠我国人民时，妇女们就进到深山或寺庙去躲避，以免遭受辱身之耻，来不及躲藏的妇女则以自尽反抗敌人。壬辰倭乱时，载入国史的烈女比忠臣多30倍以上，可见我国妇女的节操是多么坚贞。 据说，崔益铉在对马岛绝食殉国，其夫人服丧三年后自尽。 从人伦之道来看，此举可视作为国尽忠、为夫守节的最高尚的道义。 不过，这里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都这样寻死，由谁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呢？ 随着国家的近代化，我国妇女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曾用躲藏、自尽等消极的方法反抗敌人的我国妇女，开始同男子一道敢于在军警的刀枪面前挺身而出，参加反日示威，向敌人官署投掷炸弹。 然而，身为女独立军，手持武器，在异国土地上进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恐怕只有李宽麟一人。 李宽麟面目俊秀，无论到哪里，她都为甩不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而苦恼。 论容貌、学识和家庭环境，她都有很好的条件，或者当个学校教师，或者找个如意的丈夫，过上不次于别人的富裕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青春视如草芥，献给了独立运动。 她父亲属于在朔州自耕的中产阶层，家里有好几町步的土地和山林，还有10间大草房。宽麟12岁那年，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因为她父亲续弦，竟娶了个16岁的姑娘。 李宽麟不愿把这个比自己才大两岁的女人叫母亲。而她父亲是老封建，女儿长到15岁，就不想送她上学念书，一心想找个适合的女婿把她嫁出去。 李宽麟看别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羡慕不已，经常缠着父亲让她上学念书，但她父亲一直置若罔闻。她对父亲深感不满，15岁那年便逃出了自己的家。 她趁父亲外出的机会，悄悄来到鸭绿江边，把衣服和鞋子脱在冰窟窿旁边，径直跑到义州去了。她到那里求得一家远亲的帮助，入了养实学校。她逍遥自在地学了半年多，到了秋天才给父亲去信，要求提供学费。 她父亲以为女儿投江自尽了，一直在泪水中度日，忽然接到女儿的信，又惊又喜，立刻赶到了义州。他见了女儿，说他再也不阻拦女儿上学念书了，叫她有什么需要，尽管随时来信。 从此，李宽麟再不为学费操心，专心学习。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她到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习。 她在这里学习几年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人情世事，又经我父亲的介绍，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从此，她作为一名堂堂的革命组织成员，参加了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她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志远”的思想。她在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崇实中学、崇义女校和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中，秘密地进行了吸收同志的工作。 有时，她以野游为名，到万景台的我们家来，跟我父亲谈工作，也帮我母亲做些活。当时，虽然交通还不方便，但由于万景台的风光秀丽，崇实中学、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等各校的许多学生，一到春天，就带着午饭到万景台来野游。 在平壤爆发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李宽麟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英勇奋战。示威受挫时，她就跑回宿舍喘口气，再出来高呼着万岁鼓舞学生。 当起义失败，敌人开始大肆逮捕示威主谋时，她就回到家乡专门从事独立运动。她下定决心，在结束亡国命运以前，决不再安然坐在教室里学习。起初，她在吴东振组织的广济青年团做总务工作。 李宽麟早在转移到满洲以前，就因在家乡用手枪击毙了两名日本警官，把他们扔进了鸭绿江的冰窟窿，轰动了天下。 她加入独立军后，有一次回到国内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不料被警察盯住，要来搜查她。而她顶在头上的包裹里藏有手枪，情况十分危急。 警察要她把包裹打开。她装作打开包裹，飞快地掏出手枪，把警察拉到树林里去处决了。 她经常到国内去募集捐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吴东振之命，到平安南道一带进行募捐工作。她完成任务后，同国内组织的一个同志一起回总部的路上，在三道湾过夜的时候，附近的另一个武装团成员赶来胁迫他们把钱交出来。当时他们俩带着几百元钱。那几个武装团成员亮出手枪放着空枪逼他们交钱。同行的男子吓得乖乖地交出了身上的钱，可是李宽麟不仅没有交出一分钱，还大声喝斥他们，把这帮人都赶跑了。 我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候，游击队里有过许多女将军，但是那个时候朝鲜还没出现过李宽麟这样的女子。一个在中学时期只学过刺绣和裁缝的学生出身的女人，竟如此大胆勇敢。《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纸也都曾大书特书过李宽麟的事迹。 李宽麟又是刚强有气节、坚贞不屈的女子。 三·一人民起义后，南满一带积极开展了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工作。但是，各个团体都搞本位主义，欺视别的派系，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因而合并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合并问题的商议，每次都以毫无意义的争吵和磨擦结束，没有任何收获。 我父亲为了解决合并运动面临的这种困难，决定吸收独立运动的元老们进行这项工作，并把准备吸收的头一个对象定为梁起铎。当时，梁起铎住在汉城，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因而要把他带到南满洲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父亲经过慎重考虑，认定李宽麟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好手，便派她带着自己给梁起铎的信，到汉城去了。 梁起铎在民族主义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诞生在平壤的一个汉学家家庭里，很早通过爱国的新闻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培养人民群众的反日独立思想，付出了很大力量。梁起铎在朝鲜第一个编纂《韩英词典》，领导了对日本的国债偿还运动，因而出了名。他因“一○五人事件”曾坐过几年牢，还参与过新民会、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和高丽革命党（委员长） 等组织。他和吴东振一道组建了正义府。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资历，凡是独立运动者，不分其所属关系，都很尊敬他。 李宽麟到汉城后被便衣警察逮捕，关进了钟路街警察署拘留所。敌人每天给她施加毒刑：鼻孔里灌辣椒水，用竹签扎手指尖，反绑着两臂倒吊着打，有时把她打翻在地板上，往她脸上放一块木板，跳上去使劲往下跺脚，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动刑，都逼她说出从哪儿来，是从中国来还是从俄罗斯来，来此地有何目的等等。最后竟用碱性强的草木灰捏成团，贴在她两腿上，再泼上石油，点上火，威胁着要把她烧死。 尽管这样，李宽麟依然毫不屈服，说自己是没有职业的流浪漂泊的女子，来汉城是想找个有钱人家当个针娘或保姆，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随便抓来，叫人这样活受罪。 李宽麟这样坚持，什么也不招认。敌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后就把她放了。 她伤痕累累，根本无法动弹，但她还是带着梁起铎回到了兴京。 李宽麟一回到兴京就倒下了，残酷的肉刑终于使她卧病不起。尽管同事们竭诚护理她，但病情总不见好转，便请了一位老医生来诊治。老医生诊过脉后，却下了极荒唐的诊断，说她有胎气。也许这是那个老医生想戏弄一下这个有名的美女，故意跟她开的一场无聊的玩笑吧。 李宽麟气得喘不过气来，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那个老医生又说她怀孕了。 医生还没把话说完，李宽麟就举起枕在头下的木枕头向他掷过去，大声呵斥说： “你这老东西，我一个青年女子不出嫁，拿起武器参加独立运动跟敌人作战，你有什么不舒心的，来戏弄我，拿我开心？你毁我的声誉，有什么好处？我看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老医生吓得魂飞魄散，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跑掉了。 正因为李宽麟有这样的气质，我父亲也常常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去完成。只要是我父亲交给的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她都坚决执行。让她到平壤去，她就到平壤去；叫她去汉城，她就去汉城；有急件派她去联络，她就去联络；叫她去做妇女启蒙工作，她就去做妇女启蒙工作。 我父亲回国内做工作的时候，李宽麟总是作为随行人员陪着他，担任警卫，帮助他的工作。她所走过的路，有几千几万里。她走遍了义州、朔州、楚山、江界、碧潼、会宁等北部国境一带和间岛地区，还踏遍了顺安、江东、殷栗、载宁、海州等朝鲜西部地区以及庆尚道等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她的足迹。 当时，李宽麟是我国第一个转战于白头山的姑娘。 应在万人最热烈的祝福中度过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她却在异国他乡忍受着霜打雨淋，熬过了一个女人家难以熬过的戎马生涯。 如此满腔爱国热忱，手持双枪，在多灾多难的大地上纵横驰骋，转战南北的李宽麟，为着日趋衰落的独立运动而伤心苦恼，我看了也实在感到痛心。 她看到我准备上吉林市去，就说她也准备到吉林市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她未能实践这一诺言。 我在吉林市上学时，曾在孙贞道家里见过她两三次，那时候她要求我给她讲当前的时局，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了我国革命的前途。她说我们的做法很合她的意。然而她未能跳出正义府的圈子。她是一个虽然赞同共产主义，却未能付诸行动的民族主义左派。 我看着李宽麟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调敝而苦恼，心中禁不住难过。在民族主义营垒里，有许多像李宽麟一样公而忘私、献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 然而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者，象李宽麟这样大胆无畏、坚贞不屈的女子，也为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当时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刚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所以她还未能汇合到我们的运动里来。 我父亲生前那般爱护和信赖且一手培育的李宽麟，今天因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而痛苦和烦恼。我看着她的情景，不禁为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一个能够把朝鲜所有爱国力量都统一和团结起来引向胜利的得力领导力量而伤心。 李宽麟的苦恼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坚定了作为新一代必须为革命更加奋发起来的决心。我决心，一定要为象李宽麟这样因为没有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的爱国者，尽快开拓出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赞同的新道路，开创一个所有渴望祖国独立的人都汇合到一个洪流里来奋斗的革命的新时代。 我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加快了去吉林市的准备工作。 我在吉林市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宽麟，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她。 我们在东满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的时候，队伍里就有许多20来岁的女同志。我每当看到她们同男子一样，以豪迈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为民族解放史谱写新篇章的英勇行动，就回想起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无从知道她的去向，我为她难过，也为她着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她，可是根本无法了解到她的去向和命运。 祖国解放后，我还到她的家乡朔州去找过她，可是仍没有找到她。 到了70年代初，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去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她仍住在中国，还有她亲生的一男一女。 同李宽麟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当中，孔荣、朴振荣等受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一起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都不愧为革命者，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但是，李宽麟却因为没有遇到引导她走向正确道路的好领导，不得已在中途停止了斗争。 吴东振活着的时候，李宽麟为了贯彻宽甸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费了不少心，走了不少路。我去吉林市的那年（1927年）夏天，李宽麟同张哲镐等独立军队员们进入奶头山，搭起草棚，种了土豆，同时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工作。当时，吴东振好像有过这样的打算，要把奶头山变成独立军的一个活动基地。 但是，吴东振被捕后，这些活动也都付之东流了。在民族主义左派势力中，最倾向于共产主义潮流的人是吴东振，可是他这个大柱子一倒下，就没有为实现宽甸会议方针挺身而出的人了。正义府里虽有一些赞同共产主义的人，但他们都是些无能为力的人。 “三府”合并成国民府后，民族主义上层集团急剧地走向了反动的道路，出现了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不准提的局面。国民府的领导人甚至作出把赞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左派人士，告发给日寇警察以至暗杀的叛逆行为。 李宽麟也受到国民府恐怖分子不断的追击和胁迫，不得不四处躲藏，想找一个隐身之处，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被埋没到家庭里去了。正如始料所不及，结婚成家也未能遂她的愿。 李宽麟曾经像一颗启明星一样出现在凄风苦雨的满洲荒野，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引起世人的注目，被誉为“独立军中一朵花”、“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这样的一朵花，却无可奈何地枯萎了。 打个比喻说，她是个乘着民族主义这只小木船走上了漫长航路的独立运动者。她的这只木船，要闯过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反日独立斗争这个茫茫大海上的惊涛骇浪，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乘上这只小木船，根本划不到祖国光复这个目的地的。 许许多多的人乘上这只船开始了航行，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彼岸，就在中途下了船。他们下船后却装作忧国志士，尸位素餐，只图一身的安逸，混过了岁月。从前以民族的“代表”自居的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的变成了贩卖白膏药的小市民，有的躲入深山当了和尚。 没有叛变，只埋没在家里或搞生意的人，还算好一些。同李宽麟一道走过一段民族主义道路的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背叛祖国和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人。 李宽麟和我们分手后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前几年才回到了祖国。 她说，自从她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她在独立军时那样崇拜过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成柱以后，想回祖国的心就更加迫切了。她心想，既是成柱领导着国家，那么金亨稷先生要建设万民平等的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她非亲眼看看不可。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原野上，每当枕着胳膊躺在地上望着夜空上的星星时，就想起自己生长的故乡山河，不知淌过多少眼泪。她死也要死在这块祖国的疆土上。 然而，李宽麟要下定归国的决心，却是经过了多年别人无从知道的苦恼。 她有两个儿女和几个孙子孙女。她一个已到人生晚期的老年人，要把这些亲爱的骨肉都留在很难再返回去的异国他乡，自己只身一人回祖国来，的确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但是，李宽麟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定了纵然和那些亲骨肉永别，也要回到祖国的决心。这的确是非李宽麟这样有胆力的女子就不敢想象的果断的决心。她如果不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人，恐怕是不能下这种决心的。 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默默地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看到把亲生骨肉都留在国外，白发苍苍地单身回到祖国来的李宽麟，对她火一样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崇高圣洁的人生观深感钦佩。 在抚松分手时才20多岁正当芳年的李宽麟，变成一个80高龄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根本看不出她那曾经为众人所钟情的红颜美貌了。 当我苦苦寻找的杳如黄鹤的李宽麟，头上披着白霜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着那使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无情岁月，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惆怅之感。 我们在平壤市中心风光优美的地方给李宽麟盖了一处住房，考虑到她的高龄，还给她派了厨师和医生。那所房子离她在姑娘时节上过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旧址不远，是金正日组织书记体察到李宽麟的心情，特意选择这个地方盖的。金正日组织书记还到她家去，根据老人的兴趣和爱好，指定了家具的位置，查看了照明和供暖情况。 李宽麟虽然年老，行动不便，却亲手在院子里翻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她说我在小时候是喜欢吃玉米的，她要亲手种出玉米来送给我吃。尽管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她还记着我小时候的口味。她在抚松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常买回老玉米来，在后院里烤好了给我和弟弟们吃。 她去世后，我们考虑到她在年轻时为祖国和民族建树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里。 真正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他住在地球的任何一隅，必然都回到有着祖先的坟墓，自己所生长的热土热乡来。即使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也总有一天会这样聚在一起畅叙旧怀的。 第三章吉林时代 （1927年1月～1930年5月） 一探索先进思想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了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在这个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的城市里，当我迈出第一步时，就感到生活上的沉重压力，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0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多处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镐、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在吉林的父亲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之中也有金时雨给我写纸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栈应是三丰旅馆，在中国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独立运动者留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即是住处又是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往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毫不在乎频繁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纸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接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扬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体弱多病。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针线活，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买不起了。 因为处境如此困难，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玄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那时在吉林的名人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吉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务、外交、检察、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吉林督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正因为这样，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首脑的集结地。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ML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 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己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后来才知道，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当独立军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想潮流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 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 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买书的钱。 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利。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实质内容，作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主要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进取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逐步产生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抚松和八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很多反映古代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Q正传》、《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 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通过他们了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季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 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后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路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下决心说，把自己赚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只知金钱，不知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一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台了。 在中国学生当中，一个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我根据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殿一样。 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钱呢！所以，每逢星期天就出去打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汗水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爱情小说。 青年们读爱情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后一点一点地开始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 起初还有过谈爱情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爱情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主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诵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得比背诵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者，请明天再来。第二天，到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 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舍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的形形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释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释课。理解经典著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辅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了。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国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吗？ 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为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他被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敞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已死去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 他说他爱人是个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叹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很钻研。如果他不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去世。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刚认识到真理就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这一学说的帮助下，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必须把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想潮流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点懂事了。我把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期，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后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作出贡献所需基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探索先进思想的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于革命者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二尚钺先生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没过几天，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不能不以十分紧张的情绪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上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紧张情绪云消雾散，并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挚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精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宝贝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把曹雪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待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 “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于老师。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住了我。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我祖父常说，学生老是出入老师家是不可取的。不用说在私塾学着《童蒙预习》之类的书长大的老一代人物，就是所谓靠新式学问开明了的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和我祖父同样见解的人。学生如果常常窥见老师的生活内幕，就不把老师看得神秘了。应该让学生把老师看得像既不吃饭又不小便的神仙一样，这样才能树立老师的权威。为此，教师应该就要在师生之间设一道屏风。这是我祖父的一贯主张。 祖父说，自从我父亲在私塾念书时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父亲上的顺和书塾有个叫金志诚的老师，他特别爱喝酒，都说他只要喝了酒，连纱帽掉了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地叫当接长（等于现在的学生班长）的我父亲去替他打酒来。起初，我父亲还服服帖帖地听从了老师的吩咐。 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看到那位老师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倒在路旁水沟里。 从那以后父亲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天，那位老师把一个大酒瓶递给我父亲，又要他去打酒。我父亲走出书塾大门后，在岩石上把酒瓶摔个粉碎，回来向老师说，被一只老虎追赶，路上栽了跟头把酒瓶摔碎了。老师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嘿嘿，难道白头山的老虎来到了万景台！竟至亨稷对我撤谎的地步，可见我的熊相在你们眼里多么难看啊。叫你们去打酒是我的错。”从那以后那位老师就戒了酒。 虽然老师和酒诀别了，可是他那倒在水沟里散发出酒臭的洋相，深深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师生之间只有隔一道屏风才能维持师道尊严，祖父的这一一贯主张，就是以这种事例为基础的。 尚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设屏风，我就一下子跳进了尚未向任何人开放的先生的生活深处。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采的书架。尚钺先生可以说是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宿舍。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灯火。他经常说，如果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的话，文学则完善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一带的人民反对封建习俗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媛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指出过这个作品的不足之处，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和艺术上精练的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上连载。在80年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 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部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 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锁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 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还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来到毓文中学。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在朝鲜青年中，围绕着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开展激烈论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给予绝对肯定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绝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 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 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想潮流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1929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的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由学校回宿舍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一顿后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罗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一带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论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佳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媛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肤色、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过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的亲密邻邦、我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珍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尚钺先生的遗骸安葬在北京八主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一个人能有一位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三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由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秘密读书小组成员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了迅速的传播，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随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先进思想使他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任务。 我们在继续进行青年学生意识化工作的同时，还吸收他们参加了各种组织。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才能更迅速地培养骨干力量。 我的革命活动，是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我们之所以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搞革命活动，并且那么重视青年学生运动，固然是因为我当时是个学生，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运动在实现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马列主义理论把青年学生运动的作用比做桥梁作用。换句话说，青年学生运动起着传播先进思想，唤醒群众，推动并引导群众投入革命运动的桥梁作用。我们也肯定了这一理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对青年学生作用的看法和立场，发生了质变。 我们突破了从前那种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是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旧观点，首先认定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是一支堂堂的主力。这是为青年学生运动所走过来的历程所证实的。 ① 在三·一人民起义、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光州学生事件等解放前在我国反日爱国斗争中成为高峰的主要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一向站在最前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依靠青年的力量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也以青年学生为骨干，进行了历时15个春秋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今天的我国革命中，青年学生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 在南朝鲜的革命中，也可以说它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四·一九人民起义的催生婆是青年学生，光州人民抗争（1980年）的主角也是青年学生，打倒了“第五共和国”政权的六月抗争的旗手也是青年学生。 在中国人视为新民主主义运动开端的五·四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也是青年学生，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开辟人类从未走过的亘古未有的道路，不断创造新经验的朝鲜人民的丰富而漫长的斗争历史证明，从前那种认为青年学生还不配做一个阶层的理论，是不尽符合我国实际的。 本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我国青年学生运动，有阶级立场和反帝立场不够坚定，没有深入群众的缺点。运动的上层领导，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运动的主力也偏重于启蒙活动。 我们为了彻底防止青年学生运动重犯这种缺点，能够稳妥地迈出第一步，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努力。 可是，当我们真正要建立组织，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时候，就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实现青年学生的组织化方面，我们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在已经存在着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们建立的青年组织的情况下，该用什么方法，以何种形式，建立我们的青年组织。吉林市已建立的就有吉林青年会、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和少年会等多种组织。如果没有这些组织，还可以像在空地上盖房子一样毫无顾忌地把组织建立起来。但是在各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进行青年学生工作的情况下，完全无视他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过慎重的讨论，决定采取这样的方法：在已有的组织中，对那些只有牌子没有活动的组织，重建起来；对那些尽管微弱却还在活动的组织，就不去动它，而要加以利用，进行改组。 我们在吉林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当时，吉林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建立的少年会，但它有名无实，吉林市内的朝鲜少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1927年4月，我们在孙贞道的教堂建立了一个叫做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合法组织。 我和金园宇、朴一波（朴宇天）一道主持了这个会议。会上，建立了这个少年会的组织部、宣传部、文体部等部门，还按学校和地区分别组织了班 。。。。。。 ① 光州学生事件：1929年11月以在全罗南道光州地区朝鲜学生和日本学生的磨擦为开端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朝鲜学生青年的反日爱国斗争。 组。 这个时期的情景，当时的少年会宣传部负责人、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出身的黄贵轩会记得很清楚。 少年会吸收了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子女等吉林市内的所有朝鲜少年。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目的是，用反日思想教育少年，培养他们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在其纲领中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会员学习新的先进思想，并向广大群众广泛地进行宣传和解释。 是年5月，我们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组成了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有不少会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原来是来吉林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谋求相互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而组织的团体。民族主义者们做它的后盾。孙贞道也是这个旅吉学友会的顾问之一。 当我们要把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强调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是民族主义者主持的纯粹的亲睦团体，凭这一点，就主张把它推倒。他们说，如果底子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在那里把其他性质的东西添得再多，也都会被民族主义所同化。这种主张的实质，是要打倒民族主义这个旧思想潮流。 当时，争取群众的竞争很激烈。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对立，竞争似地争夺群众，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个派系，也互相争取群众，闹得十分混乱。今天汉城派掌握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明天火曜派就组织一个汉阳青年会来与之作对；如果火曜派搞出了朝鲜工农总同盟，汉城派就弄出一个京城工农会来与之抗衡。这已成了一种邪风。宗派分子们为了牵制别的派系，甚至争先恐后地组织了恐怖团。 但是，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的。 如果我们按照宗派分子们的做法无视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在吉林建立又一个新的青年组织，就会在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上出现复杂的情况，就会分裂学生、青年的队伍。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决定加入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继续维持其合法性，同时逐步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我当上了这个会的名誉会长。虽然我是共产主义者，但在表面上同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没怎么引起中国军阀当局的注意。我在领导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期间，对它进行了改组，把它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留吉学友会表面上是朝鲜青年学生谋求亲密和睦的团体，实际上是作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宗旨的革命的学生组织进行活动的。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这是我们在青年学生运动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自从我们建立的组织开始活动以来，吉林市内的空气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青少年学生每日的生活有了根本的变化。加入了少年会和留吉学友会的青少年，每天早晨分区举行早会；一到星期天，就集合市内全体会员排队上北山举行活动，也搞唱歌行军，还到北山山脚下的运动场举行体育比赛。 我们做青少年学生的工作，根据他们的爱好和觉悟水平，灵活运用了多种形式和方法。 加入少年会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的子女，他们受父母的宗教信仰影响很深，以致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上帝。对他们，不管怎样说明没有上帝，信教是蠢事，也毫无效果。 有一天，我委托受我们影响的一位朝鲜人小学的女教师，请她带领信教的学生们到教堂去，参加礼拜。 那位女教师，照我说的话把学生都带到教堂去，让他们祷告上帝：“全知全能之父上帝哟，我们饿了，请给我们米糕，给我们面包吃吧。”祷告下一整天，他们自然没有得到米糕或面包，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下一回，我就让那位女教师带领学生到收割过的麦地去拾麦穗。女教师真的带学生到麦地去了，而且捡了相当多的麦穗。然后把这些麦穗带回去磨成面，做了面包，分给了学生。学生们吃着面包，产生了与其祈求上帝，不如用劳动换取粮食的想法。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改造青少年的思想意识，消除陈腐习俗方面，却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劝阻青少年上教堂去，不断地教育他们不要做迷信的俘虏，其目的并不在于要打倒宗教。青少年如果沉湎于迷信，绝对相信耶稣的教义，就会变成对革命毫无用处的软弱无力的人。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落入这种地步。虽然没有当信徒就不能革命的道理，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有可能从宗教所包含的不抵抗主义因素中受到消极的影响。 到了吉林，我看见有些少年会员在街上走路还唱着赞美歌。宗教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如此之大。唱赞美歌，是不能向敌人的火力点冲锋的。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会唱决战之歌的战士，而不是唱赞美歌的宗教信徒。 因此，我们向青少年大力普及革命的歌曲。这样，那些曾经在走路时也唱赞美歌的青少年，不久以后，就开始唱着《少年爱国歌》、《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歌》，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进了。 自从组织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以后，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中，至今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办的国语讲习，我们让上中国小学的朝鲜少年和不懂我国文字的孩子们都参加了讲习。他们大部分是在满洲出生的，在满洲出生的孩子们，中国话比朝鲜话讲得好。 我们从那时就提出了“朝鲜人要熟悉朝鲜”这个口号。 桂永春、金园宇、朴素心轮班讲课。那时，我们没有专讲课的教师，组织里的骨干分子都是教师，也都是讲演者。 历时20天的讲习班结束后，参加过讲习班的少年，个个都能读儿童杂志了。 少年会和学友会按照青少年的爱好，组织了龙潭山远足和江南公园野游，组织参观和踏勘文化遗迹，还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如：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演讲大会、读书心得发表会及教唱歌曲、文艺演出等。 当时，我们常把江南公园和北山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江南公园是松花江上的一个岛子，像绫罗岛一样美丽。吉林的资本家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树木，把它点缀得像植物园一般秀丽，叫人们买票入场，以此赚钱。那里的空地里还栽了花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很多次以野游为掩护的秘密会议。 北山是比江南公园更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在草木茂盛的夏季主要利用江南公园。北山则不受季节的限制，不分四季都可以利用。北山是吉林游人最多的游园地。因此，北山及其周围是吉林市里服务行业最密集的地方。伸向北山的道路两旁，各类饮食店、糖果棚、玩具铺、烟阁子、杂货铺、茶馆、娱乐场等，鳞次栉比，还有专卖洋货的较大的京广洋货商店。 北山游人多，不仅是因为那里风景美，而且还有药王庙等许多名胜古迹。 药王庙是供药王的庙宇。 在吉林，每年6月4日到6日是庙会期，由省政府主持举行庆祝药王诞辰的官方制定的活动。一般市民自不必说，连有官有职的人也都来赶庙会。 有庙会的三天，还宣布为假日。 在庙会期间，警察当局在北山脚下大路的东边，设临时派出所，架设电话，山上还部署了警察班，以维持工商界的秩序，还为药王庙、关帝庙、娘娘庙的香火不致引起山火，严加戒备。在这三天庙会期间，马车夫和人力车夫能挣到十倍于平日的钱。 做买卖的人，都把这三天庙会当作赚钱的好机会，而这个城市的志士和先觉们，则打着省立通俗讲习所的牌子，把庙会当作对群众进行启蒙的社会教育的讲坛。职业各不相同的启蒙活动家，到处挥着拳头高谈阔论，他们讲的主题更是名目繁多，爱国、道德、守法、美感、实业、体育、卫生，等等。 这五花八门的热闹场面，除了北山，哪里也看下到。 我们也夹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把先进思想灌输给群众，有时还进行秘密会议。药王庙的地下室，差不多成了我们专用的会议室，因为我们把那个庙的和尚争取过来了。“ 我在吉林上学时，作过很多次讲演。有时，还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讨论会上去作演说。吴东振、李铎等正义府的领导人，每逢国耻日（8月29日）、3月1日和檀君诞生日（10月3日）等主要纪念日，就召集市内的侨胞和青少年学生，举行讲演会或讨论会。 留吉学友会成员当中，常常就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因为争论了多次也毫无结果，所以我们在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那年夏天，又把市内的朝鲜学生都召集在孙贞道的教堂，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那次讨论会，吉林的青少年大大提高了觉悟。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恐怖行动成不了事；请愿，更不行；期望大国会给予帮助的想法，也是妄想。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争取朝鲜独立，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当时在吉林进行的讨论会和读书心得发表会上，常常讨论与朝鲜革命实践有关的问题。 我们把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少年会日“，在这天开运动会，让吉林市内的朝鲜青少年及其家长、志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来参加，从而创造了团结的气氛，青少年团结起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教育群众的启蒙活动。 连那些十岁左右的少年会员，都在假期到江东、六大门、新安屯、大荒沟等近郊农村去，一面帮农民干活，一面做启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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