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学校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之后，父亲又开始奔走在满洲各地，做独立运动者的工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运动的统一团结。 当时正是创建一个能够贯彻改变运动方向这条路线的统一政党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所以，作为建党的基础，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就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我的父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当时，分散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各个不同系统的大小独立运动团体，都分别合并到三个府里。出现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并存的新局面。然而，这三个府也进行派系斗争，都争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指责。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认为，实现统一和团结，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25年8月在抚松，同国内外的朝鲜国民会代表、武装团体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统一和团结的对策，并组织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当时我父亲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这个促进会的工作，尽早建立统一政党。这个时期，父亲真是争分夺秒地加紧工作，天天处理比平时多几倍的工作。当时，父亲好像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严重，开始躺下了。 到1926年春天，父亲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了。 听到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从各地来家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看见我家廊台上有五六双眼生的鞋子。人们都带着滋补的名药来慰问我的父亲。就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带来一根人参。但是，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再好的药也不灵验了。温暖的春天是万象更新的季节，给地上所有的生命带来了浓郁的乳汁，然而她也未能使万人所祈求和渴望康复的我父亲苏醒过来。 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对父亲放不下心，半路上返了回来。 父亲见我回来，厉声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无话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 父亲又说：“去吧。一个男子汉这么个样，做不了大事的”他硬逼着我上学去了。 有一天，吴东振和张哲镐从吉林市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吴东振谈他的来意说，根据抚松会议的方针，为了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事与愿违，没有多大成绩，非常苦恼。所以这次前来，一是讨论工作，二是看望我父亲。接着他气愤地骂开了那些专搞分裂的人。 张哲镐是火暴性格，禁不住愤怒他说，同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干脆来个诀别，一刀两断算了。 我的父亲关切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话，双手拉住他们每人的一只手，说道： “不，不能这样做。就是吃力，也一定要实现联合。在联合起来，拿起枪杆子打敌人以前，是不能取得独立的。” 他们回去后，父亲谈到从李氏王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党派斗争。慨叹说，过去由于党派斗争，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如今号称搞独立运动的人，还不醒悟过来，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热哀于派系斗争，实在令人担忧。他接着告诫说，不很除派系斗争，就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也不能实现文明和开化。 派系斗争是削弱国力的根源，是引进外部势力的媒介。外部势力一侵入，国家就必然灭亡。你们的一代，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实现团结，唤醒民众。 我放学回来护理父亲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他身边，给我讲许多问题。 讲的主要是他的一生中的体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教益的。 父亲的谈话中，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革命者应有的三大思想准备的话。他说： “干革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作好三大思想准备。就是说，要有被饿死、打死和冻死的思想准备。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抛弃当初的远大抱负。” 父亲的这些话，我都铭刻在心灵深处。 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所讲的话，也是很有教益的。他说： “一个人不应该忘掉患难之交的朋友。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有很深的含义。能够同主死共患难的挚友，实际上比亲兄弟还亲。”这天，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他对我说，你爸爸开始革命斗争，是从结交同志着手的；有的人从筹措资金、购买六轮子手枪开始搞独立运动，而你爸爸，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首先物色好同志。好同志，既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从地下冒出来，必须自己去找，像淘金挖宝那样下功夫寻找，下功夫培养。正是为了这个，你爸爸一辈子不怕磨破脚掌，跑遍了朝鲜和满洲大地。你妈妈也是为这个才不顾自己受苦受累，侍候客人。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就完全能够结交好朋友，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和心地。即使没有钱，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成为同志。花百万黄金也买不到的友情，有时只用一口锅巴水或一个烧土豆就能结交朋友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爸爸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权势的人，但有很多好朋友。 如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爸爸拥有最大最多的财富。 只要是为了同志，你爸爸从没吝惜过一切，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也都豁出性命保护你爸爸。我所以能够战胜千辛万苦，献身于光复运动直至今天，就是因为同志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他最怀念的是同志们，并且一再地嘱咐我要结交大量的好同志。 “只有肯为同志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好同志。”当年父亲讲给我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无微不至，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精心照料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在离乡几千里的异国他乡的矮檐陋室里，含着亡国恨，与世长辞。 “我们在辞别故乡时说过，争取独立之后一同回去，可是看来我不能回去了。国家独立后，你带着成柱回去吧。我壮志未酬，便要离世，实在放不下心啊。我把成柱托给你。我本想供成柱念完中学的，可是看来不可能了。 如果你能做到，即使喝粥，也一定要想办法供成柱念完中学呀。至于他的弟弟们，就要看成柱了。” 那天，父亲对我母亲讲的遗嘱是这样开头的。父亲把自己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拿出来交给我的母亲，嘱咐说： “这两支枪，我死后若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道路，再拿出来交给他。” 父亲接着对我们三兄弟作了最后的教导：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你们始终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你们既使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我放声痛哭。父亲的逝世，让我埋在心中的亡国的悲愤一下子爆发了。 我的父亲，为了祖国，一辈子忍受切肤削骨之苦，直至逝世。他屡遭酷刑，身受冻伤，以致酿成不治之症。但他毫不屈服，挺身深入民众，走访同志。他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宁愿折根树枝当拐棍，抓一把雪当饭吞也不回头，不犹豫，径直前进。 我的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党派，从没有追求任何权势，一心一意为光复祖国，为劳动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生活上一无所求，一贫如洗。偶尔有了钱，很想给孩子们买一块糖吃，但用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架风琴赠给学校。他一向先公后私，在想到自己以前先为同胞着想，想到家庭以前先为祖国着想，全心全意为光复祖国，顶风冒雨，奔走不息。他作为一个人，过得廉洁，作为革命家，过得清白。 我从没有听到父亲谈过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财富，但是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我是一无继承的。今天陈列在我旧居里的农具和家具，都是我祖父留下的，没有一件是我父亲留下的。 “志远”的思想、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两支手枪，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这是要我克服极大痛苦，作出极大牺牲的遗产。这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遗产。 我父亲的葬礼是社会葬。出殡的那一天，小南门街人山人海。从南北满洲各地、间岛和国内，一向跟随我父亲，仰慕我父亲的同志、朋友、弟子和昔日的病人接踵而至，不计其数。抚松县长也带着金箔香纸，前来在我父亲的灵前烧香叩头，流着眼泪吊唁。 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们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愿意同他生前好友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泣声不断，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痛哭。 抚松一带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起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我突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但是，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了。 从悲痛的泪海中扶我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极度悲哀的时候，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探索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难忘的桦甸 （1926年7月～1926年12月） 一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我的前途问题。 经他们的保证和介绍，我于1926年6月中旬离开抚松。去华成义熟。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者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想潮流的趋势迅速高涨，通过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反对日本人地主和朝鲜人恶霸地主的斗争席卷了载宁那茂里平原和岩泰岛，青年学生反对殖民奴化教育、要求学自由的同盟罢课此起彼伏。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文化统治”的画皮掩盖“武断统治”的刀枪，把几个亲日派收进“中枢院”，他们一面用这种方法假装鼓励朝鲜人参与政治，一面在“畅达民意”的幌子下，允许用朝鲜文字出版几种报刊，然后大肆宣扬什么福扯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民族没有受他们的骗，而继续进行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要求有一个统一领导这些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为了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于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 朝鲜共产党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队伍没有得到统一、未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等根本性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起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但它的成立，是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质的变化的有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者们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新的反日示威作了准备。 正在这时，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纯宗去世了。他的死亡大大激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朝鲜人听到这个讣告，都穿上丧服，不论男女老少个个放声大哭。亡国后，纯宗还作为末代皇帝象征着李氏王朝，而现在连这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积蓄已久的亡国悲愤爆发为痛哭。学生们奏着乐唱的歌使老百姓更加悲伤。 别了，昌德宫， 愿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这一去， 何时能再来？ 两千万白衣同胞哟， 愿你无限繁荣！ 这一痛哭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炸弹爆炸一般的冲击。 无论什么地方，一发现朝鲜人聚在一起痛哭，日本骑警队就立刻出动，用刀枪和棍棒野蛮地驱散。连小学生也遭到无情的殴打。他们是要朝鲜人亡了国也不要悲伤，国王死了也不许哭，不许张嘴说话。这就是把“武断统治”换成“文化统治”的总督政治的真面目。 敌人惨无人道的镇压暴行，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我国人民激昂的反日情绪。 共产主义者们计划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在纯宗葬礼那天举行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斗争，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街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高呼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如果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是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主要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方面，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过程中，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气概。 假如共产主义者们丢掉派别观念，统一组织和指挥这一斗争，那么，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就会扩大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更大的打击。 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克服宗派，就不能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当时，我按自己的想法对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结果作过分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们为什么照样沿用了三·一运动当时的和平方法。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想发动群众参加一场斗争，就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很好的训练。可是，组织和领导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人们，却在事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使数万名赤手空拳的群众冲向持枪的军警，其结果就不能不是悲惨的。 一想到每次发动反日运动都要付出无数牺牲并遭到失败，我就气得连觉都睡不着。这种失败使我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我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决心。 我怀着这种思想和激情，决心有意义地过好华成义塾时代，以不辜负父亲的遗训、母亲的夙愿和民众的期望。 华成义塾是以培养独立军干部为目的，于1925年初建立的。是正义府属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 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启蒙活动家们认为，民族复兴的出路在于培养实力，便在建立一般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努力建立以培养军事人材为目的的武官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满洲各地建立了新兴讲习所（柳河县）、十里坪士官学校（汪清县）、小沙河训练所（安图县）、华成义塾（桦甸县）等许多武官学校。 在设立武官学校的活动中，梁起锋、李始荣、吴东振、李范奭、金奎植、金佐镇等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成义塾的招生对象是正义府下属中队中选拔的现役军人。上面往下分配招生人数，下面就从中队里选拔优秀青年保送。他们学完二年的课程，就按成绩授予新的职位派回原中队。除独立军外，也有由个别人士介绍入学的青年，但很少。所以，有志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上这个学校。 现在，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已几乎都不在世了，我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了。 父亲在世时，我没有怎么为自己的前途问题和家庭生活操心。可是，父亲逝世后，对我的前途问题、家庭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关心了。 虽然父亲的去世给我带来悲伤和苦恼，但我也仍然抱着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一生献给独立运动的心愿，抱着只要情况允许，即使给母亲增加些负担也一定要升学的抱负。对自己的前途问题我已深思熟虑了。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说，要送我念中学。但我家的情况，使我虽然很想上学，但不好开口说。如果我上学，就要由母亲一人承担交学费这一沉重负担，可是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是无法维持贫寒的生活，更不用说每月为我交学费了。 父亲一去世，当助手的亨权叔也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父亲留下的药房也没有多少药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们劝我上华成义塾。父亲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中有我的上学问题。当我上学时，要给父亲的朋友们写信，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父亲对母亲和叔叔的最后嘱托。 母亲遵照这一嘱托，给许多人写了信。在没有人情相助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刻薄的世道上，母亲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我的前途问题就不能不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成为留在抚松的独立运动者们的一个议题了。 吴东振对我说，已经给崔东旿先生寄去了介绍信，你就到华成义塾去吧，到华成义塾去学军事，会符合你的抱负。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能争取独立的，这不是你父亲的意愿吗？你毕业后的前途问题，由我们来负责照料，你就到义塾去努力学习吧。 看来，父亲的朋友们是想把我培养成将来接他们班的后备人材的。独立军领导人们对培养后备人材予以关注，重视培养人材，是很好的事情。 我愉快地接受了吴东振的建议。独立运动者们那么关心我的前途，我真感谢他们的这种真诚的好心。他们要把我保送到武官学校去、培养成独立运动人材的意图，同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解放事业的意愿也是相符合的。只有通过军事较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懂军事才能站到独立运动的前列，这就是当时我的看法。这回能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展现在眼前了。 我把华成义塾看作是走向反日独立斗争舞台的捷径，抱着轻松的心情加紧作去桦甸的准备。 外国的某政客曾问过我，您是共产主义者，怎么入了民族主义者办的军事学校了呢？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我入华成义塾是在我还没有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的世界观还没有达到把马列主义完全作为自己的信念的那种成熟阶段。到那时为止，如果说我学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也不过是在抚松读过《社会主义大义》和《列宁的生平》等小册子，不过是听了一些关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兴苏联的发展面貌，便无限憧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已。 在我的周围，民族主义者比共产主义者更多。我每次在不同地方念书的时候许多学校的老师们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要比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多。我们处在命运注定要被新思想潮流所取代的、但不可无视其影响力的、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民族主义的包围之中。 义塾有很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它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又不收学费，这使我下定了到桦甸去的决心。当年，我抱着交不上学费也一定要上学的理想和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走光复祖国的道路的抱负。因此，对于我来说，不能设想有比这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老实说，当时我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抱着很大的期望。我抱着满意的心情想着，接受两年的义塾教育，就不仅能学完中学课程，还能多学一门军事。 可是真的离开家门上了路，就情不自禁地一步一回头了。回头望望埋有父亲遗骨的阳地村，望望远远地送行的母亲和弟弟，不由得心情散乱，脚步也觉得沉重了。 想到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们受苦，我实在放心不下。在像抚松那样的小城市，母亲要靠自己一人的劳动维持家庭生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上路的人不要回头看，我反复咀嚼着母亲这段话，下定了决心。 从抚松到桦甸，陆路有300里左右。有钱人可以坐有篷的翰林车不费力地来往，可是我路费不充足，不可能享受那种福。 桦甸坐落在离松花江和辉发河汇合处五六十里地的地方，是吉林省管辖的一座山城，在南满还是数得着的独立运动中心之一。 当我上路时，抚松的一位独立运动者担心地对我说，华成义塾很穷，你会受苦的。独立军的经济情况都很困难，所以华成义塾的食宿条件也不会太好。可是对我来说，这种困难是不成问题的。我是从小就穿粗布衣，吃米查子粥长大的。我心想，华成义塾再穷，也不会比万景台我的家更穷吧。 我心里稍感不安的是：我年纪小，又没有军人经历，华成义塾会怎样对待我。不过，桦甸有金时雨，华成义塾又有父亲的朋友康济河等人，这使我心里有了依靠。 我一到桦甸，首先就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找金时雨。他是正义府所属桦甸总管所的总管。总管所是一个为辖区朝鲜人的生活提供方便的自治性机构。 抚松、磐石、宽甸、旺清门、三源浦等地也有这样的总管所。 金时雨住在慈城郡的时候就是和我父亲有联系的独立运动者。三·一人民起义后，他在中国临江、丹东一带活动，于1924年迁移到桦甸。他在桦甸城里开办了一所碾米厂，一面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一面致力于群众的启蒙活动。 南大街的永丰碾米厂就是他办的。他一面执行总管职务，一面经营这所碾米厂，用挣来的钱给独立军提供口粮，还从财政上支援华成义塾和附近的朝鲜人模范小学。 我在临江的时候就很钦佩金总管的北方人的豪放气质和刚直性格，非常喜欢他，尊敬他。金总管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或侄子那样真诚地体贴我。 金时雨夫妻正在院子里收拾鸡窝，看到我来了，就发出欢快的笑声，高兴地迎接我。他们家院子里鸡很多，几乎每迈一步都要碰上鸡。 我由金时雨引路去找华成义塾。金时雨披上散发着碾米业者特有的米糠味的衣服，把我带到华成义塾。 华成义塾座落在辉发河畔。透过刺榆林可以看见满洲各地到处可见的坡度大的草屋顶和青砖砌的黑乎乎的墙。校舍后面，隔着操场座落着宿舍。 校舍和宿舍都比我想象的简陋得多。可是，校舍简陋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校舍简陋，只要能学到很多好东西就行。就这样我把惋惜之情压下去了。 操场还是宽阔平整的。 我迈着步子，怀着期待和好奇的心情注意地观察了华成义塾的全貌。 我想起了我家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有一年在寒冷的冬天吴东振皮帽子也没戴，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商量建立华成义塾的问题。 我作为新生来到这个义塾观看校舍，心情十分激动，不能平静。 中年塾长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他就是义山崔东旿先生。他身材短小，前额宽广，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义山先生是世称33人的三·一人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天道教三世教主孙秉熙的门生。他从孙秉熙办的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义州开私塾，教育天道教徒的子弟，以此开始了独立运动。他也参加过三·一运动，后来流亡中国，建立了天道教宗理院，在流亡同胞中开展爱国的传教活动。 塾长说，他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是平生的遗憾，表示非常痛心。他和总管回忆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崔东旿先生对我所作的训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柱来我们义塾，正是时候。独立运动迎来了需要英才的新时期。洪范图、柳麟锡式的蛮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战胜日本鬼子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这个问题要由谁来解决呢？这个问题应该由像成柱这样的新一代来负责解决呀！”塾长先生另外还说了很多引以为戒的话。他再三强调说食宿条件不太好，并鼓励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展望朝鲜独立的未来，忍受下来。最初的印象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具有惊人口才的人。 那天，金时雨家张罗我吃晚饭。饭菜虽然简单，但可以看出主人夫妻的真诚，我跟属于父亲一代的人对坐在饭桌前，心里感慨万分。 圆饭桌一角还放着一瓶米酒。我以为金时雨为了饭前喝一杯而拿出来的，可是没想到他斟了一杯递给我。 这太使我不好意思了，我急忙摇了摇双手。我生来第一次受到大人的待遇，使我不知所措。父亲葬札时，张哲镐看到我太悲伤了，就敬我一杯酒，但这不过是我作为丧主受到的待遇而已。 可是，金时雨却完全把我当作大人来对待。他对我说话时把阶称也提高了一级。 “听说你要来，我就更想念你父亲啦。所以我叫老伴准备了一瓶酒。你父亲来桦甸，每次都在这饭桌上喝我敬的酒。今天，你就替你父亲接这杯酒吧，从现在起，你不就是家长了吗？” 总管这样说着，亲热地向我伸出了酒杯，可是我无法轻易接过那酒杯。 虽然是不足一握的小小酒杯，但是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分量。 在金时雨把我当作成人对待的席上，我感觉到了应当为祖国和民族像大人那样处事的严肃使命感。 他把自己的寝室兼书房的屋子腾给了我。他斩钉截铁他说，已和塾长先生说好了，不要住宿舍，就住在我家里。 他说，金亨稷先生临终前给我写信，嘱托我好好照顾你，所以我有义务按他的嘱托办事。 无论在抚松还是在桦甸，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对我充满诚意。我想，他们是为了信守同我父亲的情义而这样做的。当时，就这种诚意和情义，我想了很多。这一情义包含着父亲一代人希望新一代为祖国的独立而独当一面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使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新一代的重大责任。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遗训铭刻在心，好好学习和训练，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从第二天起，我就在华成义塾开始了生疏的军官学校生活。崔东旿先生把我带到教室。学员们看到我，都觉得好奇，来了个小独立军，看来，他们好像把我看作在哪个中队跑过腿的童子军。 在40多名学员中，看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学员。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其中还有长了黑茸茸的胡子的孩子爹。都是些我的兄辈、叔辈的学员。 塾长一介绍，学员们一齐鼓起掌来。 我到老师指定的靠窗的前排桌位坐下来。 我旁边的学员叫朴且石，是从一中队来的。每次开始上课，他就把嘴贴在我耳边简短地告诉我，进教室的老师的经历和个性特点。 朴且石给我介绍的他最尊敬的教员是军事教官李雄。李雄是正义府的军事委员，据说他念过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推崇备至。他说，李雄的父亲在汉城经营一家大药房，父亲给他寄来很多人参吃，缺点是有点官僚气，可是他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很受学员尊敬。 朴且石介绍说，华成义塾讲授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生物、数学、体育、军事学、世界革命史等课，还找一块纸给我写了义塾的作息时间表。 后来在我进行武装斗争时，给我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的朴且石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成的。后来他走上了邪路，可是在华成义塾的时候，他和我就像亲骨肉一样亲密无间。 那天下午，原属六中队的崔昌杰带着十多名同学到金时雨家来看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初次印象很好。因为我年纪很小就入了学，他们好像起了好奇心，想跟我交谈交谈。 崔昌杰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宽宽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真像个男子汉。 身材高大魁梧，长得挺帅，要是头上没有伤疤，就可以说是美男子了。他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吸引人的洒脱感。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听说成柱只有14岁，可是看起来比年纪早熟得多。你小小年纪怎么过独立军生活的，又怎么入了华成义塾？” 这是崔昌杰的第一个提问。他好像见了多年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和建立了友谊的十年知己一样，嘴边始终挂着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脸。 我简单地照实回答了他想知道的问题。 一听说我是金亨稷的大儿子，他们就以惊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更亲热地对待我，他们想知道我所体验的祖国的现实，从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 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掺和着笑话，他谈得有声有色，真是一个谈吐诙谐的人。他说话的特点是总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本应该说“我这样做了”、“我受骗了”，可是他偏说“崔昌杰这样做了”、“崔昌杰受骗了”，引得谈话对方不由得发笑。 “那是崔昌杰在梁世凤手下当兵时的事情。有一次押送在开原抓住的一个密探，途中在一个旅店歇脚，那懒散无比的崔昌杰竟然放着密探，打起盹儿来，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嘛，那个密探就趁机解开绳索，用斧头在崔昌杰的头上敲了一下，逃之夭夭了。幸亏那家伙没打中要害。崔昌杰头上的‘勋章’就有这么个令人寒心的历史哪。人要是精神松懈，就会像崔昌杰一样了。”我跟他开怀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在青年时代结交了千百个朋友，可是像崔昌杰这样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说话说得有声有色的诙谐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通过生活，我更具体地了解到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在抚顺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他希望儿子帮他经营旅馆，可是崔昌杰却说要争取祖国独立，离家参了军。他在独立军的时候，他的祖母多次去三源浦，想让孙子回心转意。可是，崔昌杰每次都没有答应，他对祖母说，国家都亡了，怎么能守着自家旅馆不动呢。 除了崔昌杰、金利甲、桂永春、李济宇、朴根源、康炳善、金园宇外，我还认识了许多立志参加反日运动从南满和国内各地来到华成义塾的青年。 每天一到下午，他们就来金时雨家找我谈话。那么多的朋友都来找我，我又感激，又惊奇。就这样，我一开始就同比我大5～10岁的年长者结交了。这就是我在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战友中有很多长辈的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读书的头几天就了解到，义塾的经济状况比抚松的独立运动者说的更为艰难。在华成义塾，可以算作财产的，只有旧桌椅和几件体育器材。 但是我的抱负仍然很远大。虽然校舍狭窄，黑乎乎的破陋不堪，但在这腐朽的草屋顶下成长的青年们多么可靠啊！华成义塾虽然没有钱，但拥有许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是富翁了。 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 二幻灭 我很快就熟悉了华成义塾的生活。学了两周，觉得功课也不怎么难。 义塾的学员最感头痛的科目是数学。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较长的四则题，先被叫到的几个学员都没能解答，可是我并不费力地解答了。 他们都表示惊叹。这也难怪，他们在独立军里生活，多年脱离正规教育了嘛。 从那以后，我为数学课着实受了折磨。不愿动脑筋的胡子青年们作数学作业时，每次都来缠着我。 也许可以说是其代价吧，他们给我谈了自己的各种体验，其中很多是值得一听的。 在进行体力负担大的军事训练时，他们为了帮助我，从各方面费了不少心。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我本想，作为一个年龄最小的新生不给年纪大的同学添麻烦就算万幸了。可是无论在学习上或训练上，我都不落后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分你我，善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不顾年龄的差距，都跟我亲近了。 这样，我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说是不错的。 可是，过不多久，华成义塾的教育逐渐不合我的意了。虽然是父亲的朋友建立的学校，又是同父亲有过联系的人主管的学校，但从这里我发现了前一代人留下的旧的思想和方法的残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义塾的教育中没有那种概括并批判地分析和总结这一运动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可是他们没能写出来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经验教训的论文和教科书。来到华成义塾的独立军重要人物和爱国志士们也只是徒然地敲打讲台，空喊独立。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动员群众，如何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他们却没有什么妙计良策，有关武装斗争的条令和战术也不完善。朝鲜历史课是以王朝史为主的，世界革命史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史。 华成义塾教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和旧韩国昧浓厚的旧式军事操练。 深深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老师们，虽然在口头上大谈反日和民族解放，但他们主张的斗争方法是落后的。学校当局常常邀请有战斗经验的独立军队员来给我们讲他们的武功。通过这一活动鼓吹的是安重根、张仁焕、姜宇奎、李在明、罗锡畴等烈士们所用过的个人恐怖方法。 学员们常常表示不满说：说是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却连实弹射击用的子弹都没有，总是拿着木枪进行训练，这样怎么能赶走日本鬼子呢。 有一次，有个学员问军事教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新式枪呢？教官显得非常为难，支支吾吾他说，现在独立军干部们正在筹措军费为从美国、法国等国家购买武器而开展着积极的活动，所以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连几支枪都弄不到，而寄希望于几万里外的西欧国家。 每当上军事训练课腿上拴着砂袋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样搞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过去，全琒准的成千上万名东学军在牛金峙抵挡不住1000名日军而溃散。当时，日军是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东学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只要每100个东学军消灭一个敌人，就能攻克公州，一直冲到汉城。可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好、军威不振，而遭到了惨败。 义兵的武装也不比东学军好多少。义兵们也曾有若干新式枪，但数量有限，而大部分成员都使用刀枪或火绳枪。我想，历史家们把义兵斗争说成是火绳枪同三八式步枪的较量，也是由此而来的。要用每打一枪都要用手点火的火绳枪来对付每分钟可打10发以上的三八式步枪，该忍受多么难熬的痛苦，作多么艰苦的战斗，是不难想象的。 当火绳枪的性能还是秘密、只有义兵知道的时候，日本军队听到火绳枪的枪声就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知道了火绳枪的性能之后，就不仅不怕它，而且蔑视它了。这个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据说，通晓贵族道德和戒律的儒生出身的义兵们，在战场上还戴着大冠、穿着绊手绊脚的道袍打仗。 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屠戮这些义兵。 现在日本的兵力比那时又强大到没法相比的程度了，可我们却搞腿上拴着砂袋跑的训练，这样难道能打败大批地生产坦克、大炮、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的强大军队吗？ 最使我失望的是华成义塾的落后思想。 学校当局一意孤行地走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排斥其他一切思想。所以，学员们自然也就追随这个潮流了。 华成义塾里还有迷恋于王朝政治或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的青年。 这种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课的课堂讨论中表现得尤为严重。老师点名发言的学员们照本宣科地重复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冗长地谈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使我非常不满。华成义塾的政治课根本没有对朝鲜独立和朝鲜民众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做调查和研究。只是机械他讲授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并让学员背诵。 我认为应该就实践问题、有关朝鲜的未来问题进行讨论才对，便问刚才发言的学员，我国独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那个学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民族之所以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是因为别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我国封建统治者们却在吟风赏月，虚度光阴。为了不使这种历史重演，就应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学员主张，应当重建封建王朝。 没有一个学员主张应当建立民主社会，或建立劳动人民做主人的社会。 当时是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可是他们好像没把这种时代潮流放在脑子里。 还有些学员则袖手坐在那里说，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还没有独立，谈论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王朝复辟，是无聊的。 我听着这些发言，更痛切地感到华成义塾实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落后于时代的。要复辟封建王朝也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很。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搞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不能恢复陈腐的封建统治机构。我接着说： 资本主义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有钱人剥削劳动人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社会。独立后，不能在朝鲜建立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如果只看机械文明的发展，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毛病，那是错误的；要复辟封建王朝的主张，也是没有道理的。有谁还会迷恋于把国家出卖给外来势力的王朝政治呢？国王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敢于直言不讳的忠臣砍头、流放之外，还有什么呢？ 实现了朝鲜的独立后，我们应当在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让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很多学员对我的主张表示赞同。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万民平等的富强社会，还有谁会反对呢！ 下课后，崔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显得心里很痛快，他说，你没说出一个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却很巧妙地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如实他说明了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局限性。我通过华成义塾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到了这个时期，独立军也委靡不振，一味争夺势力。20年代前半期还常常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实际的军事活动。现在已几乎不再进行这种军事活动了，只是在辖区内到处转游，征集军费而已。 称“代表朝鲜民族的全国性政府”的临时政府人士，分成“自治派”、“独立派”等派别，互相激烈地争夺权势。临时政府的头领频频更换，也是因为这个。有时甚至在一年中改换两次内阁。 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等协约国代表的恶毒阻挠，《朝鲜独立请愿书》未能列入会议议程。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不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却损害民族的尊严，继续进行卑屈至极的“请愿”活动。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经上海到汉城时，甚至还指使在国内的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制品等各种昂贵的物品。 这样的临时政府也由于财政困难，到了20年代中叶，就连招牌也很难维持，最后就只好依赖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苟延残喘。 政治上动摇性大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被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向敌人投降，变节了。他们从“爱国志士”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改良主义者，走上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文化统治”，说什么朝鲜人如果要国家独立，就不要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统治，而要同它合作，并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努力获得自治权，提高文化，发展经济，改良民族性。 和盘接受了这一说教的正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他们披上“民族改良”、“培养实力”的外衣，叫嚷什么教育和产业的“振兴”、个人的“自我修养”、“阶级合作”、“大同团结”和“民族自治”。 这种改良主义的歪风也刮进了华成义塾。 金时雨家的上屋经常有很多青年来找我谈政治问题，很热闹。当时正是我热心读金时雨书房里的马列主义书的时候，所以话题就自然倾向于政治问题了。 我在抚松时也读过《列宁的生平》、《社会主义大义》等几本书，可是到了桦甸就读了更多的书。从前是只停留在了解书的内容上，可是到华成义塾以后，读书时就经常把经典著作中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了。在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两件事。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应该把哪些人规定为敌人，同哪些阶级携起手来呢？ 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拿起书来，就顽强地读下去，直到出现类似的问题为止。特别是遇到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就反复读10遍20遍。因此，同学们来找我，就有很多话题可讲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新思想潮流和苏联的事情。听这种话的时候，学员们各自都想象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想离开。他们说，这比主张复辟王朝、资本主义、民族改良的理论有意思得多。那些得过且过的学员们也逐渐产生了对新事物的向往。 但在学校里是不能随便谈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事的，因为学校当局禁止谈论这些问题。 在我的心目中对华成义塾的期望逐渐开始淡薄了。 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华成义塾的落后性，使我产生了不能再沿袭旧方式的想法。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单凭几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用渡过鸭绿江去杀死几个日寇警察，募集一点军饷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 我下定了要用新的方式开拓光复祖国的道路的决心。我们必须走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学却没有几个。大多数同学还不能痛快地接受新的思想，有的采取戒备的态度，有的加以排斥。 华成义塾不准学生随便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当我上学带上《共产党宣言》时，有的同学就来捅捅我的腰，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书要在家里看。学校当局最为戒备和警惕的是赤色书籍，他们威胁说，如有违禁者，根据其情节轻重甚至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而我却说，怕学校管制，连想看的书也不看，怎么能做大事？并主张只要认为是讲真理的书，即使被开除也要看。 《共产党宣言》是从金时雨家的书斋里带来的。他家里有很多共产主义书籍。可以说，金时雨的书斋反映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面貌和金时雨要追随这种时代趋势的立场。 华成义塾当局不准看这种书，当然引起了我的不满。不管义塾的戒律怎么严，也抑制不了我们为新思想所陶醉而愿意深入研究的积极热情。我无视当局的要求，继续热心研读共产主义书籍。当时，愿意读这种书的学生急剧增加，借书的人多到几乎要排队等候了。因此，我们定出借书顺序和阅读时间，要求读后按时还书。信仰新思想潮流的学友之间隐然相约成规的这个读书纪律，大多数青年都遵守得很好。只有愣头青桂永春常常违反这一纪律，不大遵守读书时间，选择读书场所也不谨慎。有一次他一个人把《共产党宣言》揣了十多天。我们叫他快让给别的同学看，他却要求再看两天，说有几处需要摘录。 第二天，桂永春偷偷溜出宿舍，没有上学。上午讲课结束，到了午饭时间，他也不露面。我们在辉发河畔的草丛里找到了他，看见他趴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在读那本书。 我小声地对他说，醉心于读书是好事情，但不要旷课，还要注意选好读书的时间和地点。 他答应以后要多加注意，但是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又偷看这本书，结果被老师发现，书也被没收了。书被送到塾长先生手里，惹出了大祸。 学校当局查明这本书是我从金时雨的书斋里借来的，便派历史教师找我和总管大闹了一场。 这位老师对金时雨说，身为总管，应对华成义塾的工作多给予帮助，然而你看到学生读左翼书籍也不加劝阻，这事做得可不像个总管，今后要好好管管学生，不让他们再读这类书。他还威胁我说，成柱，你也要注点意。 我对学校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愤慨。 “一个人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就应当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嘛。我们正处于广泛吸取新事物的青年时代，学校当局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研究全世界公认的先进思想的权利呢？现在连普通书店里也都出售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凡是识字的人都看这些书，唯独华成义塾不准看，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我向金时雨这样吐露了对华成义塾的不满。 金时雨长叹了一声，才透露了内心的话，这是正义府的决定，是学校当局的方针，他是无可奈何的。 就像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一样，衡量教育的价值和学校的价值的标准也是思想。然而华成义塾当局却妄图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陈旧思想来阻挡新的思想潮流。 通过这一事件，同学们知道了校内有一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 当局拿这一事件大肆叫嚷要开除学籍，严加处分，可是这种威胁反而激发了进步青年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奇心和向往。 自从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向我借左翼书籍的学生急剧地增加了。 我从这些青年中挑出我认为能与我们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人，开始同他们一一交谈。 我父亲生前常说，要结交好朋友，多争取同志。我时刻记着父亲的教诲： 不管有多么正确崇高的目的，若没有能够同生共死的同志，就无法实现宏愿大志。 我接触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中队来的同学李某。他聪明，成绩优异，性格和品德也都很好，颇受同学们的爱戴，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却很保守。 在讲世界革命史的课堂上，他第一个提出了要恢复王朝的主张。 我同他是一种见了面只打一声招呼，说一两句话的关系。但是从我们同朝鲜人模范小学的高等班同学们赛过一场足球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能够互诉衷情了。那天球赛时，他当前锋，不慎与对方运动员相撞，把腿撞伤了。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护理了他十多天。在这过程中，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他说，他在世界革命史课堂上提出要恢复王朝，是荒唐的。像成柱你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独立后应当朝着劳动人民吃好穿好、过好日子的那种社会走，这才是对的。他还说，要是早日赶走日本鬼子，咱们也过上好日子，那该多好啊！ 我问他说，你认为，凭现在华成义塾教的军事操练，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有些人说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单靠那个没有一支像样步枪的独立军，能战胜这个强敌吗？ 他说，要同敌人打，就要锻炼身体，练好枪法，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再说，不效仿长期搞独立运动的那些人的方式，还能有什么别的招数？ 我对他说，那不对，用那种方式是不能争得独立的。现在我们为探索新的方法，正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诽谤和中伤，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又排斥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子弟只听有钱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就不去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盲目地跟着说共产主义不好，是不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就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似乎有所同感，沉思了一会儿，问我能不能给他借这样的书。 我答应等他伤好了一定借给他看，并鼓励他先把伤养好，早日恢复健康。 向往新思想的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了华成义塾。除了追随民族主义的几个顽固的学生以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信仰先进思想。 我常常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组织发表读书心得的集会。这种集会有时在金时雨家举行，有时也在塾监康济河家和辉发河边举行。 在总管金时雨的书斋里集会时，他总是为我们费心，绝不让客人和家人进书斋。有时，他坐在土廊台上装做干什么杂活，为我们望风。每当这时候，我从他的默默无言的举动中感觉到了他的深厚的情意和热情的支持。 我们把集会的场所定在康济河家，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康炳善是我的好朋友，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本人是我父亲的朋友，而且他的思想倾向于新思想。 康济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还向我宣传共产主义。他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即使用共产主义的方法，也一定要取得胜利。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他家里还有不少共产主义书籍。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相当有水平的。通过这种讨论，青年们统一了对朝鲜革命的看法和立场。 有一天，我们聚在金时雨家进行这种讨论时，那个曾得到我护理的姓李的同学，拄着双拐杖来找我借那本书。他说，别的同学都在走新的道路，只他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快要变成一个落后分子了，所以来找我。这样，他也跟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对资本家来说，发财致富是他们特殊的乐趣，而对我来说，结交同志争取同志是最大的乐趣。拾到一块黄金时的高兴怎能同争取到一名同志时的喜悦相比呢？我争取同志的努力，就是这样在华成义塾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时候起，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争取同志的事业。 当我的周围集结了许多好同志的时候，我开始苦苦地思索应当怎样把他们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大干一番事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记得那是在9月末的一个集会上。 那天我好像对建立组织的必要性讲了很多。要解放祖国，建设劳苦民众过好日子的社会，就需要走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只要我们壮大队伍，坚决顽强地浴血奋战，就能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组织，把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提高他们的觉悟，依靠他们的力量去光复祖国。我大致讲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很高兴，要求尽快建立这样的组织。 我对他们说，要建立一个组织，就要再作一些准备，要更多地吸收能够与我们抱着同样思想、共同奋斗的同志。 会上还确定了可以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培养对象，并作了分工，指定谁负责教育谁，等等。 然而，有几个同学却表示忧虑说：如果我们建立新的组织，不是会形成又一个派系吗？ 我对他们说，我们要建立的组织是新型的革命组织，是与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派别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搞派别斗争的组织，而是搞革命的组织。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斗争再斗争，我们会为此而感到满意的。 我们经过一段筹备期，在当时中国的国庆“双十节”那天举行成立组织的预备会议，讨论了组织的名称、性质、斗争纲领和活动准则。一个星期后，即1926年10月17日，在金时雨家正式成立了组织。 会议是在没有讲坛的简陋的火炕上进行的。气氛十分肃穆，房间里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当时的情景，时过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那天，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站到成立组织的会场上，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故的父亲，想起了朝鲜国民会。 为了建立朝鲜国民会，我父亲多年来跋涉几万里路，集结了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国民会成立后，他为实现其宗旨，殚精竭虑，献出了一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我们。 在实现父亲要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的道路上，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个成果。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建立的这一组织的纲领里，也包含着我父亲的思想。 那天，许多青年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们的面容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崔昌杰、金利甲、李济宇、康炳善、金园宇、朴根源以及后来叛变了的李钟洛和朴且石，当时都发出了战斗的誓言：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发言的人既有口才好的，也有不善于讲话的，但他们的发言都很好。 我也发表了在当时是够长的一篇讲话。 我在会议上建议，要把我们建立的组织称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反帝、独立、自主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历史的阵痛期建立起来的纯洁的、新型的政治生命体。 我们虽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成立了这一同盟，但为了不致于使民族主义者怀疑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极左的组织，才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当时，我们就是如此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的。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建议。 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斗争纲领也一致通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组织。因此，它的口号也是十分豪壮的。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制定了活动方针。 会上给所有与会的青年发了油印的同盟章程。 会上，崔昌杰推荐我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负责人。 我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跑到辉发河畔，纵情地唱歌，也庄严地宣誓： 在为祖国为民族的革命道路上，要同生死，共患难。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过于激动和兴奋，根本无法入眠。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之中。那些亿万富翁坐在黄金堆上的喜悦，怎能比得上我们当时的喜悦啊！ 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亮出大牌子的组织。而我们的组织是刚成立的，规模也不能同那些组织相比，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样的组织。 尽管如此，我们建立这个同盟后，都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建立的组织是与从前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 这个同盟既不是从某一派系分离出来的，其成员也不是从某个宗派集团或亡命团体脱离出来的，他们都是像白纸一样清白纯洁的新一代。“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血液里没有任何杂质。 这个同盟的成员，一个个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作演说，写论文，作词作曲，唱歌跳舞，击拳舞刀，不管哪一项，让他们作什么他们就能作什么，都是英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栋粱之材。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青年。正是这样的青年抱成一团要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气势自然是直冲云霄的。 每当我们开拓的革命事业碰到困难时，“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们一个个成为开路先锋，打开了通路。他们作为朝鲜革命的核心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金赫、车光秀、崔昌杰、金利甲、康炳善、李济宇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许多多成员，一直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奋战，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过，也有个别与此相反的人。他们虽然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革命斗争愈益深入发展的时候，却背弃“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堕入了背叛的深渊。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不胜遗憾。 如今，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同我携手工作过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憧憬着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赴汤蹈火，英勇战斗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多儿女，没有看到美好的新社会，在青春正茂的年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献出的青春奠定了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看作是党的根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视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革命的新的出发点和渊源。 从这个根基上产生了我们党的纲领，定出了我们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培育了创建我们党的骨干。自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以后，我国革命以自主性原则为基础迈出了新的步伐。 解放后，崔一泉（崔衡宇）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与金日成》为题，叙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和它的气概。 过几年以后，当革命军成立，祖国光复会诞生并高呼两千万人民总动员起来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像卫星一样团结在这个队伍周围的革命全盛期到来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分地回忆起我们在桦甸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日日夜夜。 四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因办学经费缺乏，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靠从老百姓那里募捐的军费来维持，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把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挪用在自己的婚礼上。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这还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向来就是打几双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交军费的安分的老百姓。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三中队长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谴责的事情。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批评。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部队都竞争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两样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门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剥削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制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跟我提起那篇声讨书的事。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 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正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自我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东西，也非交出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乡去时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在我心中对以独立军运动力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日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境地。我想到，离开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愿？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想潮流，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 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然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这种学校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其他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我从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旿塾长打个招呼，别让他伤感了。回家看看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旿塾长的告别却伴随着痛苦的离别。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 片刻后，崔东旿先生镇静下来，走到我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 “只要是争取朝鲜独立的主义，不管它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计较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场，还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了许多对生活有教益的话。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先生的头上和肩上。 从那以后，我每当想起塾长先生在大雪纷飞的那天给我送行的情景时，就深深地后悔那天的过失：没给先生掸落他肩上越积越厚的雪花。 30年后，我和崔东旿先生在平壤偶然相遇，十分激动。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的干部，但我们这次重逢，毕竟还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重逢。在桦甸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在这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胜利的大地上，开出了社会主义之花。 “说到底，那时候，成柱首相还是对的。” 先生微笑着叫出了我儿时的名字，这顿时使我回忆的双翼追溯着几十年前的岁月，飞到了华成义塾雪花飘落的操场。 这位在曲折波动的政治生活中度过了一生的年迈导师，用这既无任何说明又无任何注释的短短一句话，结束了30年前同我的对话。 对我中途退出华成义塾一事，我母亲也表示支持。母亲刚听到我退学时，变得极为严肃，但听到我辍学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总在为学费操心。一个人，要是因为没有钱而委靡不振，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费，我无论如何一定供给你，你要一心扑上去实现你的大志。 你既然决心走新的道路，就应该迈开大步走。”母亲的话，对怀着新的抱负回到抚松来的我，给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抚松，看到许多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他们因家境困难，没能上学，蹲在家里，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决心帮助他们觉醒起来，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不久，我有决心让它的根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总要做些什么工作，不作点什么工作就待不住。 我为了用先进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组织抚松及其附近的爱国少年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实，是为迎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新日，迎来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光明的新日而奋斗的共产主义少年组织。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活动范围的重要契机。少年同盟提出的口号是豪壮的。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口号，学习先进思想，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和解释先进思想等当前的任务。 我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务，制定了组织原则、工作体制和盟员的生活准则，并领导了他们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据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经验，帮助母亲成立了反日妇女会。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积极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母亲不仅在抚松县城内，而且走遍附近农村的广大地区，到处建立夜校，教朝鲜妇女学好我国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们。 我在抚松逗留一段时间后去吉林市时，照事先的约定，去桦甸拜见了金时雨。 金时雨说，金史宪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是要他想办法帮我入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同金时雨的最后一次见面。 金时雨是我难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少言寡语，但为祖国的独立做了很多工作。从群众启蒙工作和后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购买武器，筹备资金，做国内工作人员的向导，传递秘密文件和资料，以及合并武装团体，保障其行动统一的工作，没有他不参与的。 他不仅积极帮助过我父亲的工作，而且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了我的工作。 我们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在外面为我们望风，又比谁都更为我们同盟的成立而高兴。 金时雨和我分手后继续经营永丰碾米厂，给独立军提供粮食，积极进行对朝鲜人学生的支援工作。在中国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身为革命支援委员会委员长，为保护朝鲜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侵害，在桦甸一带吃了很多苦。 1958年，金时雨回到了祖国。他一辈子为民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却从未讲过。所以，我也无从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临终几天前，才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和他同我的关系。 他儿子听了十分吃惊，还责怪父亲说，跟将军有这般深厚的关系，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拜见将军？将军见到父亲该多么高兴。今天将军正在前川地方进行现场指导，现在还不晚，如果父亲实在不能走，该请将军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我确实在前川郡进行现场指导。 金时雨听了儿子的话，反而责备说： “临死前，我讲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家的家史，让你们也同样好好拥戴将军。将军的工作繁忙，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老人生性耿直，老实忠厚。如果他听了儿子的话，他就能见到我，我也能见到他的。可是我们没见到面，太遗憾了。这是我终生未能补救的一桩事。 我每当想起华成义塾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往事时，就回忆起金时雨。离开金时雨，就谈不上我的桦甸时期。我们在桦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就在那些日子里，默默无言地给了我最大帮助的正是他金时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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