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传-18

稍事寒暄之后，林彪开门见山：　　“你对新区工作有什么看法？”　　黄克诚立即把自己的一系列想法详细地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罢，林彪浓眉微蹙，沉思片刻：“你讲的很有道理。”　　说完，随即招来秘书。　　林彪依然双眉微凝，一字一顿地向秘书说：“传我指示，中南各省当前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　　然而，黄克诚对此还是有所顾虑：“这，会不会违背了中央的总方针呢？”　　林彪听了，反而双眉展开，脸上浮起几丝笑意，嘴里略微哼哈了一声，然后缓慢地吐出了五个字：“因地制宜嘛！”　　说完，林彪头向后面的椅背上一仰，微眯双目，从口袋里捏出几粒炒豆，悠悠地填进嘴里。　　二十多年之后，林彪叛国身死，中央批判林彪。林彪让秘书发出的这一电文被当成了他违背中央总方针的罪行之一。　　三十多年之后，黄克诚在谈到这件事时，曾在他的自述中这样写道：　　其实，这个观点或如有错，首先应该批判我，可是我至今还认为这观点没有错，大量新干部不懂政策又缺乏经验，把重点放在农村，老干部大力抓农村工作，尚且免不了有许多毛病，使群众有意见，不着重地抓，问题就会更多。　　黄克诚从林彪那里得到指示以后，感到如释重负，因为林彪是奉令率大军南下的统帅之一，又是中南局书记，是湖南等省的上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有发言权。　　随后，黄克诚便按照自己原来的意图，雷厉风行地在湖南展开了工作。　　黄克诚在湖南工作了一共三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他所领导和指挥的湘西剿匪，是件值得一书的事情。　　湘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近百年来，广泛流传着几句俗语：　　“湘西有割不完的大烟，数不清的枪，打不净的土匪。”　　湘西是湘、鄂、川、黔四省的边陲之地，境内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有湘川、湘黔公路通往四川、贵州，是第二野战军入川作战的必经之地。　　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最后一个反共堡垒，实现其“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便卷土重来”的迷梦，指令宋希濂将一二二军布置在大庸、溪口一线，同时收编了十几万土匪，编为三个暂编军、十个暂编师，盘踞在湘西各处，妄图利用这些土匪势力和游杂武装，依托湘西的崇山峻岭，扼险固守，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　　黄克诚对湘西十分重视，他对准备进剿湘西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指示道：湘西所处的战略位置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虽然在这里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很猖獗，是湖南的“盲肠”，对我军进军西南威胁很大。我们要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保障部队入川作战的交通运输安全，必须消灭湘西的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盘踞在湘西的十余万土匪，是国民党败退前有计划地留在湘西的所谓“大陆游击队”。他们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企图在湘西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准备策应蒋帮“反攻大陆”，卷土重来。　　湘西土匪有四大特点：　　一是历史长远。早在三百多年前湘西就有土匪，尤其是近百年来，湘西的政治势力实为土匪所掌握，有些土匪竟世袭数代，许多家庭世代以匪为业。　　二是相当普遍。湘西的土匪本来就很多，加之国民党实行养匪害民的政策，更使土匪遍于各地。老百姓说湘西有三多，枪多、匪多、大烟多。不少土豪劣绅强迫老百姓从其为匪，谁不愿意，全家都要遭殃。　　三是反革命坚决。这些土匪本来就是封建势力的武装，其骨干力量是国民党的地方团队和散兵游勇，加之受国民党特务操纵，其反革命本质更加明显。　　四是社会基础深。他们不仅有地主、恶霸官僚的基础，而且还受着家族、帮会和宗派势力的支持。　　湘西的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有个叫张平的土匪头子，是个嗜杀成性的魔王。一首民谣唱道：　　天见张平，日月不明。　　地见张平，草木不生。　　水见张平，浑浊不清。　　人见张平，九死一生。　　张平要杀一个人，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而且手段相当毒辣，杀一人必抄斩全家，甚至株连九族。惨死在他手下的普通百姓不知有多少。　　人民解放军初进湘西时，广大指战员看到一幅幅匪徒们造成的凄惨景象，听到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血泪控诉，心里充满了仇恨，更加激发了为解放湘西人民而战的斗志。　　面对残忍猖狂的匪徒们的暴行，黄克诚义愤填膺，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扫清湘西土匪，为家乡造福，为湘西的父老乡亲们除害！　　1950 年1 月，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召开了党代会。　　会议分析了湖南地区的形势，提出了1950 年的工作任务：以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动残余的土匪特务武装，有步骤地进行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的政治统治和封建的经济剥削，开展生产节约、救灾备荒运动，为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并指出：剿匪是当前中心工作的中心环节，不解决土匪问题，任何社会改革、生产建设都无从谈起。特别是湘西，剿匪更加紧迫和重要。　　湖南省军区制订了周密的剿匪计划，要求我湘西剿匪部队集中兵力，第一步先消灭最猖狂、最反动的大股土匪；第二步军事进剿结合政治争取，消灭盘踞一地观望待机的股匪。省军区还进一步指示，在剿匪中，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军事扑灭、政治争取和群众捕捉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分时间、分地点、分环境，灵活地运用这些原则，务求把土匪消灭干净。　　接着，湘西军区、四十七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向剿匪部队广大指战员发布了剿匪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在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剿匪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决彻底地消灭湘西土匪，为人民解除痛苦，为我军争取新荣誉，为建设新湘西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随后，剿匪部队展开行动！　　1 月上旬，各进剿部队相继进入进剿地区，对大股土匪展开了全面的春季进剿。　　在这次进剿中，我军头一仗是“八面山之战”。　　八面山顶是块几平方公里宽的平地，四周均是悬崖峭壁，仅有几道岩梯可以上山，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通往八面山的各路口和岩梯都被土匪设了闸门、碉堡和堆积了无数滚木擂石。　　匪军的司令部设在被形容为只有燕子才能飞上去的岩间山洞里，名叫“燕子洞。”　　因此，土匪们吹嘘：“八面山是大陆上的小台湾”，“共军想打下八面山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也不断为他们打气。事后从缴获的电文中，看到台湾给他们发来的电报，允诺“在八面山空投支援。”　　为了攻克八面山，我进剿部队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研究了攻山的方法，准备了许多绳索、软梯和长杆挠钩。　　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训练，攻山战斗于一个夜间开始。　　我攻击部队巧妙地避开了土匪把守严密的大门，从大小岩门之间的悬崖峭壁上用钩杆和绳索爬上了山顶。　　次日凌晨，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地攻上了八面山，消灭了把守路口的土匪，然后，攻占了匪首司令部，全歼这股土匪，取得了八面山之战的胜利。　　从春季开始一直到该年年底，我剿匪部队在上级领导的正确指挥下，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终于将湘西匪徒全部肃清。　　湘西解放了，百年匪患消灭了，“湘西土匪永剿不灭”的迷信被打破了。　　广大湖南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感激万分，他们纷纷给部队和省委写信，赞扬说：“共产党真是伟大，人民解放军真是伟大，神仙办不到的事情，被你们办到了。”　　在一年的湘西剿匪中，黄克诚一直密切关注着剿匪的进程，当捷报飞来时，黄克诚感到莫大的欣慰。　　建国初期，在湖南所开展的“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中，黄克诚能收能放，处事得当，既没有放纵敌人，也没有滥杀无辜，从而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新解放的地区来说，镇压反革命本是立即要做的事情。因为湖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地区，情况就又复杂一些，反革命潜伏势力很大，尤以湘西为甚。有和土匪合流的，有在地方称霸的，也有以合法身份掩护，待机而动的。　　建国之初，国家首先要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政令比较宽大，没有立即提出“镇反”问题。湖南当然也是如此。　　然而，当时的反革命势力却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被军事胜利陶醉了，不注意它的存在了。　　于是，一有机会，反革命势力就活动起来，而且越来越猖狂。形势逼人，非采取措施进行镇压不可了。　　黄克诚，这个一贯不愿开杀戒的老将军，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新生政权，建议湖南省委考虑镇压。当黄克诚和一些有关同志商量时，许多同志习惯于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有的同志则有点轻视这些反动势力，以为他们是小残余，不足为患。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同志想不通，认为开杀戒不符合中央精神。　　抗美援朝开始，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朝作战。　　这一形势的变化，使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都大喜若狂。反动势力认为，他们的时机到来了，反攻有望，解放军怎么能打得过强大的美国军队呢？　　随后，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活动。社会上谣言满天飞，什么“国民党马上要反攻大陆啦”，“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啦”等等，弄得人心惶惶。为此，许多群众反映，共产党怎么这样宽大无边呢？连这样公开叫嚣的反革命言行都不管、不杀，不是要酿成大乱吗？基层干部们也感到形势严重。这样，赞成镇压反革命的就多了起来。　　但是，一些中层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下不得手，怕犯错误。　　此刻，问题的关键在中央下决心。　　黄克诚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　　当时，同湖南一样，全国的反动势力在“抗美援朝”的形势下，都蠢蠢欲动。　　中央早就看到了这点。　　1950 年10 月，中央作出决定，指示进行镇压反革命。黄克诚立即传达了中央指示。然而，个别同志仍迟疑不决，不相信中央有这个决定。当时，湘西的负责人周赤萍就是这样一个。黄克诚亲自到湘西去督促他镇反，对他讲道：　　“湖南反革命最多的就是湘西，开杀戒的命令是中央决定的，根据湘西的情况，估计总得杀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才能控制住局面，你就下决心干吧。”　　周赤萍听说要杀人，顾虑更大了。他亲自跑到武汉中南局，找到当时中南局的负责人邓子恢问这件事。经邓子恢证实以后，他才相信确实是中央的决定。这才下决心严厉打击反动势力，打开了湘西镇压反革命的局面，回击了反革命的进攻。开杀戒之后，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就处死了不少人。这时，黄克诚意识到必须对镇反加以控制了，否则，就会搞成扩大化。1951 年3 月， 黄克诚给邓子恢发电井报告中央说：　　湖南执行中央决议以来，杀的反革命人数已不少；目前已个别出现了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经常工作，限制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中央很快同意了以黄克诚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意见。1951 年3 月30 日， 毛泽东在电报中回复说：　　我认为黄克诚3 月23 日的意见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是准确的、精细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完全应由上面控制，..各地如有“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运动尚未展开者，则应当推动运动的尽快展开..　　在向中央发电的同时，黄克诚已决定在省内加强控制，收缩范围。下令不许随便杀人，没有省委的批准，一个人也不准随便杀掉。　　然而，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群众运动是很多人的运动，各有各的主观随意性，杀戒既开，又有点停不住了。　　黄克诚亲自过问此事，严令禁杀，过了一个星期，才使运动完全停了下来。　　停杀之后，计算总数，已经超过了黄克诚估计的数目。由于控制及时，湖南杀的反革命绝大多数是该杀的，是人民赞成杀的，可杀可不杀而杀了的，为数很少。　　镇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清醒了干部的头脑。　　中央决定“镇反”是完全正确的。湖南下决心这么一镇压、杀了一大批反革命，治安情况完全改观。肃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湖南就太平了。　　连湘西这个历史上最不太平的地方，也从此平安无事，政府可以正常工作，法令通行元阻，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　　总起来看，湖南的镇反运动，起先是推不动，后来慢慢动了，以后越动越快。真正动手开杀戒，不过二十天左右。由于黄克诚密切注视着运动，一看有过火迹象，便立即下令刹车，这才免于发生扩大化。　　“镇反”运动之后，黄克诚又领导开展了湖南的“三反”“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主要是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行为。由于湖南工商业不太发达，较易处理，这方面问题不多。　　问题比较难办的是“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是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　　自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便特别注意资本主义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在我国搞复辟，特别是注意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影响、腐蚀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所以，他便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打击他认为危险的倾向，于是，防右、反右成为他的主导思想。　　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　　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 年8 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　　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 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 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 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 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　　“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 年12 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 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 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 年7 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 年9 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 年11 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 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 年6 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 “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　　“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　　“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　　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　　当时，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在这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里，凝结着黄克诚的巨大心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1955 年，我国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黄克诚，以他卓越的战绩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诚，被授予大将。　　1955 年10 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 年11 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1956 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中说：　　“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部门的部队，有三十一个师零八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二百七十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改革进行得不慢，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　　1956 年10 月，军委责成黄克诚研究裁军方秦，在1957 年1 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顿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　　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减机构、整编是个做不完的艰巨的工作。　　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　　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必须适应新情况而有所改变。　　方法是实行义务兵役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中央军委决定1954 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 年，我国正式颂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投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可保持着年青的朝气。建国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　　苏联为帮助我国建设，在此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黄克诚还是有自己考虑的。黄克诚认为，我们不应当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能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之后再用。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　　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 年9 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 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 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 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 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 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 年5 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 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第十三章 庐山会遭罢官“文革”陷囹圄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庐山》七绝，可以说是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脍炙人口。　　庐山，自古以来负有盛名。　　庐山位于江西境内，北临万里长江，东傍鄱阳湖，山下是名城九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庐山。　　庐山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群峰环抱，起伏于云海烟霞之中。绵亘曲折，千岩万壑，俏丽多姿。　　中共中央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6 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 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