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他的通译员――一个逃亡到法国的俄罗斯人安德罗尼科夫把这话译成“p r t ‘（原始）。我提出抗议：”不是，是po，回到最原始的时期。“通译员冷冷地看着我说：”没错，在法文里oa就是p t f.“我觉得自己活该受责。 德斯坦在5月当选总统，继承蓬皮杜的位子。我当时在巴黎进行私人访问，他却在当选后几天就接待我。我们在爱丽谢宫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德斯坦总统和蓬皮杜不同，蓬皮杜通晓英语但是坚持用法语同我交谈，德斯坦却决定说英语。德斯坦很高，有一张贵族般的长形脸庞，光秃的脑袋高高凸起。他的英语带有浓浓的法国口音，用词可说是字斟句酌。 他看待问题的方式很法国化――理智、有逻辑、有系统：为什么惟独新加坡发展起来，其他国家缺了什么？我只能告诉他我认为造成这种局面有三大原因：第一、稳定和凝聚力强的社会；第二、强调成就的文化推动力和勤俭刻苦的人民，怀着未雨绸缎和造福下一代的心理，人民积蓄多，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进行投资；第三、对教育和知识的高度崇尚。他不认为那是完整的答案。 德斯坦的总理雅克。希拉克感兴趣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东西。他没有从哲学的角度跟我讨论亚洲的时局，却想知道法新两国之间还能做些什么。我尝试使他不只对新加坡，也对本地区产生兴趣，以新加坡作为通往本区域的基地。等到我说服法国政府和他们的企业家同意东南亚是一个有潜力的投资地区时，已经又过了十年，法国已经换了另一个总统和好几个总理。巴尔很有同情心1976年8月，雷蒙。 巴尔接过希拉克总理的棒子。巴尔身材中等，体形圆胖，当过经济学教授，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聆听者。他赞成法国公司在海外从事联营项目和投资。他支持我提出的建议：把新加坡发展成科技服务中心。他还说法国可以在区域销售和服务方面同新加坡合作。他建议法新两国就贸易、投资、技术援助和文化交流几方面，签署为时五年有具体目标的双边合作协议。他处理问题的手法实际又有系统，重视成果。 可是实施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工业家们还没做好准备。我跟法国全国雇主联合会的一些工业家谈过话。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后，他们的发言人告诉报界，投资者知道新加坡有投资良机，但是许多商家似乎不愿意向这个市场进军，因为“它太遥远，又是一个讲英语的地方”。发言人还说法国不可能无所不在，因为它正集中精力进军非洲。法国的注意力当时确实全投在非洲的法语地区。即使在亚洲，越南对他们也比较有吸引力。他们以为越南仍旧以法语沟通，依然倾向法国。一直到8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派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戴高乐主义派的希拉克总理双双认为非洲的发展时机不比亚洲成熟，我的努力才有了收获。 1981年7月，我前往伦敦参加查尔斯太子的婚礼，途中在巴黎停留，希望能够同刚当选总统的密特朗见面。然而法国外交部执意不肯，他们不赞成过境访问，结果说是总统抽不出时间，不过既然他也会参加婚礼，就会在伦敦的法国大使住所跟我见面。为免回绝得太不客气，总理皮埃尔。莫鲁瓦招待我共进午餐。 离开巴黎的时候，法国先遣警卫在繁忙的交通中，把我从下榻的酒店迅速护送到戴高乐机场。那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绿树成阴的高速公路和爬满匍匐植物的路堤，构成一幅美得叫人惊叹的图画。戴高乐机场的设计精致又富有现代气息。接着，我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眼前是一片杂乱无章的景象。离开飞机到贵宾休息厅，车子经过一条条错综的车道。过后，我们驶上邋遢的大街前往奈茨布里奇酒店，沿途所见交通岛和路旁的草地未经修剪，杂草丛生。巴黎和伦敦的对比可说是相去天渊。 我的思绪回到1948年6月同之首次到巴黎。当时的巴黎是个邋遢破旧的后占领时期城市，跟同样受炮弹摧残，但还算干净整洁的伦敦比较起来，像个穷亲戚。当时的伦敦人充满自信，为他们曾经勇于挑战纳粹分子，拯救人类免受暴权蹂躏而感到自豪。我也记得1958年5月的巴黎骚乱，就发生在戴高乐东山再起，重掌总统大权组织第五共和国之前。通过他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戴高乐把巴黎街头巷尾清理干净，刮除建筑物上的污渍，建立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他们重建法国人的尊严，注人了新希望。伦敦则继续混沌度日，英国经济步履蹒跚，每每刚克服一个危机站起来，立即又陷入另一个危机。我相信革命改革具有一些缓慢渐进的英国宪制演化所缺乏的好处。英国人开会开了无数次，讨论在伦敦周围，包括在斯坦斯特德和盖特威克兴建新机场，但是都没有下文，因为地方上的利益团体不顾国家的发展，坚持保住自家范围内的设施，阻碍了策划机关执行任务。即使在撒切尔夫人下台后，希思罗机场仍然像尊古老的纪念碑保留下来，诉说着这座城市是那么地缺乏胆识和冲劲。 在我见过的法国领袖当中，估量政治趋势和性质不同的各个社会，最有洞察力的要算是密特朗总统。他谈论了苏联部队侵略性干预阿富汗所构成的威胁，承认苏联在越南和中东，尤其在叙利亚，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下降。他们送出的军火很多，朋友却没有几个。密特朗深信西方国家只要团结，就有能耐恢复均势。 在密特朗出任总统头两年，莫鲁瓦担任总理期间，密特朗沿袭一贯的社会主义政策――调低利率、提高贷款额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把好些主要工业和银行收归国有。法国经济因此陷人困境。虽然年届古稀，但是密特朗在思想意识上并不是故步自封的人。他把总理换了，推行比较常规的经济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使法国经济重新步上虽不惊人但总算平稳的增长道路。在14年的总统生涯中，他的成就之一是教育法国社会党掌握治国之道。 密特朗纵论天下事1986年9月，密特朗乘坐的协和专机在樟宜机场加油时，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另一次较有实质内容的讨论。在礼节上我不需要同他见面，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人。密特朗纵论天下事。他凭着莫大的洞悉力指出，以苏联帝国的处境，只要发生一起意外，就足以导致中欧从苏联分裂出来，苏联的控制权是以有利于它的势力均衡局面为基础的。然而历史显示，这个平衡点一定会移动，苏联的意识形态势力已开始转弱。第三代共产党人相信他们能从西方国家的经验中受惠，造成苏联的制度0 出现弱点。 密特朗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即欧洲若能同声同气，它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必会大得多。他的宏愿是建立一个拥有顶尖科技实力的3.2亿人口的欧洲。他相信英语和法语可以平分秋色地成为欧洲的共同语言，不过统一过程要慢慢来。如果关系到存亡，欧洲肯定会全面团结。但是另一方面，欧洲永远都会抗拒美国文化和文明铺天盖地的入侵。为了保留独有的欧洲特色，它会反抗到底。挟着快餐、流行音乐和电影而来的美国化浪潮，正在侵袭欧洲的基本生活方式。 他问起柬埔寨的局势，说那里好像陷入了僵局。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当时已有理由感到乐观。北越势力在西贡落入其手中时达到巅峰，之后在本区域已受到遏制。从那时候起，越南侵占柬埔寨的行为，以及它本身的极度贫困，已经摧毁了它一向描绘的理想。就如我向密特朗透露的，有亲戚从美国或法国寄来食物包裹，就足以叫当地人开心不已。密特朗对越南的生活水平低得这么吓人，感到很惊讶。 我说，越南人跟中国打仗犯了战略大忌。由于越南占着柬埔寨不放，它就得放弃经济增长，眼巴巴看着东盟国家个个突飞猛进。越南已经比东盟落后一代人，等他们找到办法放下柬埔寨这个包袱的时候，就会落后两代人了。 我在1990年5月进行官方访问时，再次见到密特朗。他走出爱丽谢宫到台阶上来迎接我。新加坡驻法国大使也留意到他所给予的礼遇。密特朗再度对“勇敢、想像力丰富和足智多谋”的越南人无法成功，表示意外。我补充说，越南人知道自己有本事，也看得到泰国人不如他们勤劳和具有组织能力，泰国却比他们成功。密特朗又回到苏联帝国瓦解的课题，并以超乎一般的预知能力预测“各种各样久经压抑的民族主义势力”将重新抬头。 有一位法国总理相当能干，那就是率领戴高乐派政府跟社会主义派总统密特朗并肩治国的爱德华。巴拉迪尔。之前，在不同场合我们有数面之缘。他的外交顾问曾经担任驻新加坡大使，跟我是朋友。我知道巴拉迪尔相当有本事，因此对于他竟然会有卜些古怪的贸易理论感到惊讶。他在办公室当着记录员的面，详述他的理论――什么自由贸易开放政策只在两个社会和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之间行得通，否则在条件相异的情况下，可能产生被人操纵和不公平的竞争。他举例说，再过10到15年，来自中国、中国的台湾和韩国的竞争，将导致法国纺织业的没落。我不赞成他的说法，反驳说任何一国若要保护国内的工业，非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可。公司纷纷遵循环球化发展路线，是科技突飞猛进，尤其是在环球通讯方面促成的局面，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公司从一个国家找来材料，从另一个国家雇用劳工，在第三个国家设厂，在第四个国家销售产品。 虽然他大致上同意我的观点，却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的立场，惟恐公司一把工厂从法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人民就要面对失业。他赞同经济竞争应该诚实公平，并不忘指出日本汽车制造商没有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因为他们具备某些优势。这样的解释出自一个才智出众的人口中，我觉得不可思议。 希拉克也向我阐述了类似的论点。1993年底，他在新加坡跟我会面，当时他是巴黎市长。他在东京看过我于同年10月在朝日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内容，认为我所提出的欧洲保护主义论点荒谬无稽。他说欧洲是世界上关税最低、最开放的市场。他辩驳说，真正的保护主义国家是日本和美国，因为欧共体委员会不肯放弃欧洲共同农业政策而怪罪法国，或怪罪该委员会阻挠乌拉哇回合谈判是不公平的。我回答说，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世界各国就要做好再开战一次的准备。中国人古时候建立帝国，是因为需要在大片疆土和多个民族之间维持秩序，以便人们能在帝国范围内自由交换货品和服务。当全球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形时，争夺更多原料、更多市场、更多财富的结果就是战争。 我们接着讨论法国的农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我收听了英国广播公司有关法国农民处境的节目，知道法国乡下遭受打击。可这是科技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不可能为了保留法国农民的生活原貌而世世代代保护他们。希拉克反驳说，法国有必要保护本国的农业，但是他要让我知道，他赞成我对自由贸易的看法，而为了法国本身的长远利益着想，自由贸易是惟一可行的途径。因此他说，法国是最没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国家。 我引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前总干事阿蒂尔。丹凯尔这位专家的话，说明法国存在着保护主义。当时的总干事彼得。萨瑟兰也这么说。希拉克打断我的话说，他对萨瑟兰没有信心。我说欧共体主席雅克。德洛尔对萨瑟兰有信心，希拉克马上回答说他对德洛尔也没有信心。 谁也说服不了谁希拉克说，我们俩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存异为好。到了最后关头，他确实使巴拉迪尔政府在立场上做了一些让步，乌拉圭回合谈判也终于有个了结。自从1974年初次见面后，我和希拉克就成为朋友，能够开诚布公地无所不谈，不必担心会冒犯对方。 我发现希拉克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对中国和东亚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和吴作栋总理讨论了这件事，并建议他提出倡议，让欧盟和东亚双方的领袖定期举行会谈。美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同东亚国家进行定期会谈，也通过许多组织同欧盟定期开会，欧盟和冻亚之间却没有正式的会谈渠道可以促进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吴作栋向法国总理巴拉迪尔提起这件事，接着首次亚欧会议就于We年3月在曼谷召开了。许多欧洲领袖在赴会途中或会后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结果发现东亚国家的工业变化超乎他们的想像，于是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欧盟和东亚领袖之间的会议。 我第一次遇上德国人是在1956年4月，地点在法兰克福机场。之前，英国海外航空公司阿尔戈型飞机在罗马过境，我在那里听到扬声器传来播音小姐甜美但懒洋洋的声音，看到意大利搬运工人慢条斯理地推着行李。几个小时之后，一抵达法兰克福，我马上感觉到空气清新凉爽许多，似乎为了配合周围的一切，扬声器传出“注意！注意广的急促呼吁，然后播音员急切地发出指示，叫人不得不听。与此同时，德国搬运工人快手快脚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前线传来的急报如何形容德国军和意大利军的差别。我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整理电报时，看过盟军通讯社所做的有关报道。 1970年9月，我到波恩会见当时的德国总理维利。勃兰8特。我们早于1964年，社会主义国际成立100周年纪念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时见过面。我在会上发表演讲过后，他上来找我。就新加坡发生种族暴乱表示同情。暴乱是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策划的，他们存心要恫吓华人。他邀请我去找他。我把新加坡比喻成一个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扶持的西柏林。身为西柏林前市长，他能够体会我的处境。在所有欧洲领袖当中，他最同情新加1坡的窘境。我设法说服他不要把东南亚撇在一边，因为我有信心我们将能解决叛乱威胁着本区域多个国家的问题。勃兰特具有个人魁力――体型高大，一张俊俏友善的脸，还有一把好嗓音。他对事物的反应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也许是因为他让自己的情绪支配自己的理智。他是个老派社会主义者，总是支持人人机会平等，同工同酬。 在1974年从勃兰特手中接过总理棒子的赫尔穆特。施密特，头脑清醒，讲求实际，对一切重要课题有明确的见解。他鄙视那些对东西方课题态度模棱两可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他们不敢批评苏联。由于曾经担任国防部长，而后财政部长，坐在总理位子上的他对经济、国防和战略课题有透彻的了解。 他和夫人洛基在1978年10月到新加坡来访问。他们逗留了3天。这期间我们互相估量，结果发现大家有许多共同点。我们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录制访谈节目时，访问我们的人很惊奇我们0对那么多课题的想法和看法如出一辙。 我向施密特建议成立一所德国――新加坡学院，专门开办先进的制造业和资讯科技课程来协助德国公司在本区域起步。他赞成这个建议，结果这所学院让德国投资家受益不浅，他们能够征聘到训练有素，水平足以比美德国标准的技师。后来，新加坡也在这所学院为来自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开办训练课程。 我在第二年的秋季访问了波恩和柏林。经过苏联战争纪念碑，看到他们的警卫员如雕像般地站在那里，这一幕提醒了我，是他们提供的武器给中南半岛带来那么多的苦难，也威胁着泰国。没有这些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越南军队不会出现在柬埔寨临内，也就不会有柬埔寨难民逃亡到泰国……我们聊以自慰的是，他们的制度效率差到极点，根本没有办法为百姓提供货品和服务。森严的管制导致人们精神更加颓丧，一切变得更贫乏一作战的能力除外。时间一久，这种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连他们自己的人民都会发现这一点。如果西方国家不给苏联利用军事优势滋事的任何机会，到了90年代，他们的制度将承受极其沉重的压力。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我和施密特下一次见面在波恩，时间是1980年1月，苏联入侵富汗之后。我和一群领袖，包括亨利。基辛格、特德。希思和乔治。舒尔茨等人，在不设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件事，大家一致同意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联的侵略行动，并支援阿富汗人民。 施密特在1982年卸任，因为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支持他所要推行的金融政策，而他认为这些政策是恢复金融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他依然保持活跃，在《时代》周刊撰稿，为国际行动理事会主持会议。这个理事会由一群前世界领袖组成，一年开会一次，大家无党派之分，以冷眼旁观的态度讨论长远的世界问题。我在1990年卸任后也加入了他的这个组织。 施密特的接班人科尔体型魁梧，那个时候大概是全世界最高大的领袖。1990年5月，我到波恩访问时，听他畅谈当时已快落实的德国统一大业。他说，德国重归统一势在必行，要使欧洲团结更须如此。他对应付统一所需的费用和问题有信心，根本不认为会出现“欧洲堡垒”的现象。德国不会容忍保护主义，而且他有信心使德国工业有能力同日本竞争。 我告诉他我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统一将耗费大量资源、精力和人力，到头来，剩余可供在亚太地区投资的，恐怕少得可怜。他向我保证不会对东亚失去兴趣。他很清楚重归统一的德国――大约2000万个东德人和6000万个西德人的大合并――将引起周围国家的担忧。他说，大家都希望统一的德国继续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虽然每一个人的动机不一定都是“友善”的，但是这样的结局有正面意义：“欧洲统一和德国统一是同一枚奖章的两面。”他对中国也有同样强烈的见解。他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一些0“笨蛋”因为天安门事件而主张孤立中国，这种处理方法是错误的。他0赞同新加坡同中国保持往来的政策。中国想在欧洲分一杯羹，尤其是德国，那里有全欧洲最多的中国学生，而这些学生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未来引0导人。 德国不同于法国的是，他们的工业和银行在70年代初期就活跃于新加坡和本区域，远比科尔总理个人对这一带产生兴趣来得早。继荷兰之后，德国是新加坡最大的欧洲单一投资国，也是我们最大的欧洲贸易伙伴。科尔在1993年2月德国统一两年半之后，到新加坡访问。他承认统一东西德的费用比他想像中来得高。尽管如此，还是有40多个顶尖德国工业家陪同他前来。我敦促他千万不要把东亚市场拱手让给美国和日本。科尔说，德国基本上是向外看的，他希望同本地区建立更多经济和文化联系。他邀请我访问德国，以便保持联系，并希望德新两国的企业家一起到中国、越南和其他东亚市场投资。我在1994年5月报聘，让他了解最新的事态发展。他也提到俄罗斯，说欧盟对待莫斯科各个领袖没有给予他们应得的尊敬。俄罗斯人是自尊心很强的民族，这样的待遇使他们觉得受到轻视和冷落。他深信如果不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迟早要重掌大权，然后“整个循环又会重新开始”。 1995年1月，科尔再次访问新加坡，并重提对俄罗斯的关注。他的欧洲伙伴不了解俄罗斯对欧洲和平举足轻重。他们必须协助俄罗斯变得更加民主和强盛，而不是开倒车，再次奉行独裁和扩张政策的路线。欧洲需要俄罗斯来跟中国抗衡。因为这个缘故，德国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捐助国，在1989年给予的援助高达520亿美元，超过国际援助总额的一半。科尔对美国不抱任何希望，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自扫门前雪。共和党“若非更不像样，也一样糟糕”，没有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像过去冷战时期那样，在总统选举年到欧洲访问过。 他要听听我个人对中国、日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菲律宾等国局势的看法，以核对他所接到的正式报告。我毫不掩饰地给予坦率的答复。当我说某某国无可救药时，他会说他不会到那里去投资，以示赞同我的看法。他为人冷静求实，而我们的见解往往不谋而合。 1996年6月，科尔带我和芝乘坐直升机飞越莱茵河，到拥有一座雄伟的11世纪教堂的施派尔一游。施派尔位于科尔家乡所在的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是欧洲的心脏地带。他曾经带密特朗、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和其他领袖走过这段他寄予深情的旅程，前往葡萄酒乡莱茵兰。科尔夫人在丈夫最喜欢的餐馆戴德沙伊姆苑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在那里尝了几道科尔最喜欢的菜肴。进餐的时候，科尔讲述了他跟一些东亚领袖见面的情形，有些是他喜欢的领袖，也有令他不敢恭维的，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觉得苏哈托没有一点架子，而后两人还成了密友。他还没当上总理以前曾经到苏哈托的官邸拜访。他在大厅里一面等候一面观赏水族池里的鱼。这时一个身穿汗衫和纱笼的男子走出来，同他一起赏鱼，然后彼此聊了起来。陪同科尔拜访的德国大使没有理会这个男子。过了一些时候，科尔才恍然大悟，他就是总统。 苏哈托邀请他们留下来吃午餐，一留就是四个小时。另一次，苏哈托带他去自己的农场看牛，科尔事后派人送去一头德国种公牛。下一次见到苏哈托时，对方握住他的手说，公牛的表现一流。科尔在我们一行6人一起游览施派尔的过程中，显示了他是一个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人。我们乘坐的不是马赛地豪华轿车，而是福士伟根小型载客车。我在新加坡接待他吃午餐，他竟乘坐旅行巴士来。他告诉我，那样才能更清楚更舒服地欣赏狮城的景色。 科尔有宏图大志施密特和科尔交情不好，德国媒体对于我同两人都能融洽相处觉得奇怪。他们向我问起这件事，我说，我的任务是同任何一个领导德国的领袖来往，并且不偏袒任何一方。科尔经常被人们拿来跟他的前任施密特比较，而且往往给施密特比下去。施密特是个知识分子，经常提出新鲜的点子并在卸任后以尖锐清晰的笔调在《时代》周刊阐述自己的论点。另一端，科尔则被媒体形容为索然无味。 这使许多人低估他。他初掌权时，大家都料想不到他会成为梅斯麦之后任期最长的德国总理。等到我对他有进卜步的认识时，才发现他在庞大的身躯和显得笨拙的外形下，有着一颗思维清晰的脑袋和敏锐的政治触觉。他性格坚强，追求目标有着果敢和贯彻到底的意志。他有宏图大志，这使他能够勇敢地面对德国的过去，并决意不让历史重演。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心一意追求欧洲货币联盟的落实，并称之为关系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相信欧元一旦落实，欧洲合而为一的过程将启动，再也逆转不得。 科尔在1998年9月的大选中败下阵来。后人将记得他是个伟大的德国人，是他促成德国重归统一。他更是个伟大的欧洲人，一心希望德国融人超国家的一体化欧洲，以避免上一世纪造成生灵涂炭的欧洲战争再次爆发。他巩固了法德关系。尽管有许多人不看好欧元，甚至加以反对，在他的努力下，欧元却在1999年1月1日成功推出。如果欧元取得成功，科尔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将是历史性的。虽然他招认曾经经手其政党的秘密捐款而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申报，他对德国和欧盟的贡献却不能因此而丝毫受到否定。 法国领袖令我钦佩的地方是，他们具备非凡的才智和精辟的政治分析能力。他们比德国人更有本事在世界舞台上突出自己，而且懂得在欧共体内取德国人的资源而用之。德国统一将对这样的安排形成一种挑战。可是，科尔总理心里再清楚不过：如果外界认为德国耀武扬威，可能会引起恐慌。 欧洲团结的一大障碍是各国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施密特用英语跟德斯坦交谈，他告诉我，他们俩能够建立融洽的亲密关系。密特朗和希拉克则通过通译员跟科尔沟通。我总觉得，有个通译员夹在中间，要摸清楚交谈对象的想法就不容易。施密特。德斯坦和希拉克全用英语跟我交谈，比起通过通译员传达意思的密特朗和科尔，我更能够掌握前面三人的基本观点。要等通译员告诉我密特朗和科尔在说些什么，想观察他们的身势语言就更难。一个人用英语说话，即使文法不通或讲得不地道，我也大概能够摸清对方是怎么想的。在句子中间的一个停顿、一个犹豫，有时候会使语义起最微妙的变化；通译员必会剔除这些停顿，把大概的意思告诉我而去掉这些揭示对方有所保留的小痕迹。在欧洲人找到一种共同语言之前，论统一、论规模效益，欧洲都无法同美国匹敌。每个欧盟国家以第二语文的程度教授英文，没有一个愿意舍弃自己的语言，以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来取代。因此碰到大工程，欧盟的工程师和经理，不比美国人容易互调人员。 法国人渴望使法语成为国际一大外交语，却不得不向实用性的问题低头。到了80年代末期，说法语的人在国际会议上开始用英语演讲，以便在国际听众群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了互联网，除非愿意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英文的优势由不得人们忽视。在90年代，听法国和德国公司的总裁用英语进行讨论已是平常的事。26、看苏联怎么垮台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 1957年10月，当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被送人太空的消息传开时，我正在靠近英属北婆罗洲森林的亚庇（现在的哥打基纳巴卢）处理一场官司。苏联在科技上的优越性叫人惊叹。1964年4月，当苏联第一次把人也送上太空时，他们在我脑海中的形象益发膨胀。他们总说历史站在他们那一边，这一创举益发证实了这一点。 我对他们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深感好奇。1962年9月到伦敦参加共和联邦会议后，我趁机到莫斯科走一趟。他们循例安排我在莫斯科四处游一圈，其中一晚还到大剧院观看斯特拉文斯基第一次返回苏联，为彼得鲁什卡芭蕾舞剧指挥交响乐团的演怕。苏联官方把我同街道上、店铺里、酒店内的人们隔离开来，除了官方人员之外，我谁也没遇上。 但是莫斯科和官方人员留给我的印象难以磨灭：阴郁、灰沉。他们的老太太的确跟我在书上读过的一模一样一一个肥胖妇女，坐在国营酒店（苏联最好的酒店，斯特拉文斯基也住在这里）我那层楼的电梯门口，无所事事。他们在铺了深色丝绒桌怖的桌子上，为我提供丰盛的早餐――鱼子酱、熏鱼、几片厚厚的火腿和肉、各色面包、牛油、咖啡、茶、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那晚看完芭蕾舞表演后回到酒店客房，吃剩的食物全还没清理。而就如有人事先警告过我一样，浴缸和洗脸盆果然都没有塞子。我特地为此自备了一个坚硬的橡皮球，洗脸盆却用不了，还好浴缸用得上。那辆柴卡汽车（一种中型轿车）也糟透了。接待我的是文化部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而我所见到的最高级官员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莫斯科给我的印象是，氛围令人心悸，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然而这是个强国，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所以我鼓励长子显龙学习俄文，理由是，既然他对数学感兴趣，学习俄文可以让他直接阅读许多苏联优秀数学家的著作。我当时深信苏联今后将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显龙用了5年时间学习俄文，先是跟一位在南洋大学教书的原籍捷克的教授学，接着先后跟塔斯社通讯员和在南大学中文的苏联青年学。最后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教导下，他参加了剑桥普通水准俄文考试，考获特优成绩。 新加坡在1968年同苏联全面建交，但是双方甚少接触。除了苏联渔船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所捕的鱼，他们并没有其他什么是值得新加坡购买的。苏联同新加坡的一家公司联营，把捕到的鱼交由我们包装成罐头，他们还在我们的船坞修船，趁停留时添置日用品和食物。反之，苏联对新加坡深感兴趣，原因是新加坡具有战略地位。 1969年1月当我所搭乘的飞机被迫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时，他们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 当时，我和芝搭乘北欧航空公司的班机前往伦敦，途经曼谷、塔什干、哥本哈根。机师在飞行途中宣布因为气候恶劣，飞机不能在塔什干降陆，降陆地点必须改在莫斯科。只是飞过塔什干时，天气看来还挺晴朗的。在莫斯科机场的停机坪上，苏联外交部的官员同即将赴任的苏联驻新加坡大使萨夫罗诺夫，正在等候。那是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因为之前未为此做准备，芝在结了冰的停机坪上差点滑倒。我的秘书冷得直打哆嗦，在贵宾室里喝上等白兰地取暖。他们这么大费周折，无非是要我见见他们即将派驻新加坡的首任大使。这却也是个再简单不过的方法，好让我知道他们的国土广袤，威力无比。 萨夫罗诺夫会说华语，曾经在中国工作，他的任务显然是要密切观察中国在新加坡可能发挥的影响力。他履任后不久，就带来了柯西金总理的邀请信，邀请我到苏联访问。 1970年9月，我由开罗搭乘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飞抵莫斯科时已经过了午夜，在泛光灯照耀下受到一列身型高大的苏联仪仗队的迎接。仪仗队的动作像机器人一样，当我受提示用俄语说“你好”，向他们打招呼时，他们呐喊式地齐声回答。检阅礼过后，是个近距离的分列式，整个分列式以威慑的方式耀武扬威。这个安排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我也的确印象深刻。 到克里姆林宫，我同身材矮胖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谈并共进午餐。他谈到增进文化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他性格一般，没什么特征，因此在我的脑海里没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他们安排我们飞到索契。为了会见柯西金总理，车子从宾馆出发，沿着黑海海滨行驶了超过两英里的滨海小山路，把我载到坐落于皮聪大角的一栋度假大别墅。看起来严肃却不至于不友善的总理，就在那里接待我们。柯西金骄傲地带领我们参观他度假别墅的设施，尤其是那个一按电钮巨型滑门就会自动开关的室内热水泳池。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在晚餐前同他谈话。 柯西金对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脱离马来西亚很感兴趣。他问我“新加坡究竟是否曾认真地尽过最大的努力，同联邦同生共息”。我向他保证，我们的确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种族课题和政策上，彼此的政治信仰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柯西金问我，他假定我们仍未放弃同马来西亚组成联邦的想法，这么说对不对？我指出，两国无论在地缘上、在家庭渊源上，关系都如此密切，但是1969年5月吉隆坡种族暴乱发生以后，我不再认为重提加入联邦还有什么意义。吉隆坡的领导人一直对新加坡心存猜忌。接着，柯西金问我，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分子所得到的支持有多大。 我说，1961年和和1962年的高峰期大约有33％，现在则大约有15％。 很明显，从他的身势语言，从他频频问起北京对新加坡受华文教育者的影响力看来，他并不认为新加坡独立对苏联会有什么好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允许美国飞机和船只使用新加坡的军事维修设施，也让驻越南的美国服役人员到新加坡来度假。我反驳说，维修设施是商业性的，谁都可以使用。他有意使用我们的船坞，对过去英国的海军设施虎视眈眈，表示希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扩大新苏双边关系。 他准备派遣各种船只，包括苏联战舰，到新加坡进行维修。他的外贸部副部长也将访问新加坡，评估两国贸易联系的发展潜能。 我总觉得柯西金是个颇有城府的人。他没提起波德戈尔内主席在莫斯科向我提出的，有关苏联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由于我表现得并不热中，柯西金只说，鉴于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它自然对东南亚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尽管某些国家并不承认苏联作为亚洲人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贾丕才全程陪着我，大多数时候，讲话和进行试探的都是他。苏联对我殷勤招待，在从莫斯科到索契的飞机上，他们供应早餐后，又端上了鱼子酱、熏鱼、伏特加和上等白兰地。我说，我受英国人的影响，早上习惯只喝茶，他们就把食物和烈酒拿走。陪同我们的部长说自己也爱品茶，不断列举喝茶的好处。 苏联人在伏尔加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战争纪念碑，纪念的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而英勇献身的人民。我曾经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当过电讯编辑，所以读过随军记者在1943年和1944年那次漫长战役中所做的报道。纪念碑上壮观的浮雕，反映了当年苏联军队和平民的许多英勇事迹。几乎同样具有纪念意义的是立于列宁格勒（今称圣彼得堡）的纪念碑和陵墓。这是个勇敢、刻苦和坚忍的民族，默默承受着纳粹德国国防军的一切摧残和折磨，伺机扭转劣势，最终反败为胜，把敌军一路赶回柏林的老家。 虽然他们友善殷勤，我和芝却老觉得房里像是装了窃听器似的。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餐过后，芝在贵宾别墅的卧室里说：“奇怪，他们这么注意我，一定以为我很能影响你。对拉贾拉南（我的外长）他们倒不怎么留意。”第二天，东道主立刻把注意力由芝那里转移到拉贾拉南身上。他们的行动如此明显，让我不得不怀疑，他们根本就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在窃听我们的谈话。往后几天，我就连在厕所里也老觉得思想受人监视。 1970年以后，除了苏联副外长费柳林在1974年至1980年间曾经4次到新加坡访问之外，我们再也没有高层的接触。我责怪费柳林在连中国都倡议支持东盟的时候，苏联仍然拒绝肯定东盟。苏联怀疑东盟是个反苏亲美的组织。费柳林是个绝顶聪明而且好说话的人，但是他没有决策的权力。我们在1980年4月间后一次见面，当时苏联团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举兵入侵阿富汗而臭名昭著，费柳林正在极力修复苏联的对外形象。他说，苏联希望同世界其他国家缓和关系，并指出越南领袖最近到东南亚国家的首都访问，标志着苏越都有意寻求和平。越南愿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平自由的繁荣圈进行谈判，苏联也支持这个概念，并会竭尽所能维持和平、安全以及互相信任的关系。我很不客气地反驳了他的说法。我认为越南的侵略行动惊动了所有东南亚国家，苏联真要和平的话，早该让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动。我强调，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致使东南亚所有旧家都对苏联的意图感到万分不安。 大约同一时候，我们发现新加坡驻苏联使馆的密码翻译员被一名苏联女子引诱，向她泄漏了大使馆的电报内容。不论是友是敌，这大概是他们在所有大使馆内例行的勾当。他们到底要从我们同新加坡大使馆之间的通讯记录中得到什么消息，我非常困惑，因为对我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根本不想去招惹他们。 越南侵占柬埔寨之后，苏联对新加坡的政治宣传开始充满敌意。他们谈到有2500万名华人居住海外，充当中国的代理人，在各个侨居国内组成危险的第五纵队。我提醒费柳林，苏联在新加坡设有大使馆，中国反而没有。 在苏联侵占阿富汗之后，我们加入了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行动，冻结了双方的文化交流计划，把所有苏联经济代表团的访问日期延后。我们也不允许他们的军舰和后勤舰艇利用我们民事船坞的维修设施，或者为船只添加燃料。我们也不准飞往印尼的苏联飞机飞越新加坡领空，或者技术性过境停留。 双方关系冻结了将近十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才解冻。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90年2月访问新加坡时，他所代表的已是个迥然不同的政府和国家。他不再显露那种超级强国领导人的自信和妄自尊大。他向副总理王鼎昌商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我不同意，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槁到这等地步，得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我把雷日科夫带到全国职工总会经营的平价合作社超级市场参观。当晚在总统府设宴招待他时，对新加坡工友有能力购买他所见的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肉类、水果和蔬菜，他表示诧异。苏联当时正面对食物短缺的问题，才使这个现象益发引他深思。 雷日科夫是个说话温和，友善和蔼的人。他承认苏联在原体制下强行实施的计划经济和采取的孤立政策，造成了破坏。他的政府已经改弦易辙。如今他们看清楚了世界各国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决定不管国家实行的是什么制度，苏联都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他邀请我访问苏联。那年9月我去了。这一回在莫斯科机场的欢迎仪式同1970年的大不相同。仪仗队不再是清一色身高1.92米的军人，队员个子高高矮矮参差不齐，乐队队员也身材不一。步伐一致、分毫不差的军事规律和精确性不见了。他们不再为了虚张声势吓唬人而煞费心思。 雷日科夫在同我会谈的时候迟到了，频频道歉。他在最高苏维埃耽搁了，苏联经济要过渡到开放市场制度，出现了两套截然林同的建议，他们正忙着寻求折中的办法。雷日科夫对他们的制度完全失去信心，也对要如何转而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感到访惶。雷日科夫说，他的政府怀着极大的兴趣观察新加坡，因为他们现在正准备过渡到市场经济，深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所吸引。他们也研究许多国家的经验，汲取别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积极因素。我心里想，像苏联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在濒临瓦解的危急时刻，还在谈论怎么向其他国家学习推行市场经济，真是叫人悲哀。 正因为如何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的激烈讨论一个接一个展开，搞得戈尔巴乔夫分身乏术，同我的会晤一挪再挪。苏联礼宾官员对此深感抱歉，我却请我的大使别太担心。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帝国的终结。在这方面我占了优势，因为早在1942年二月日本攻陷新加坡时，我已先看到了大英帝国的衰亡。我终于被带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他总算摆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同我会晤半小时。我们以小组形式会面，所有礼节全免了。他只跟他的内阁秘书长和一个通译员一起，而我们这一方只有我和副总理吴作栋以及外长黄根成。 严重的错误要解决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举棋不定。 我暗想，他在重整经济以前先实行政治开放是个严重的错误，邓小平的做法则正好相反，明智得多。戈尔巴乔夫说，每个国家都是独特的，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军事力量支配另一个国家。说这话时他看来镇定、冷静而诚恳。他说，苏联正忙于改革，面对棘手的抉择问题，究竟要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如何抉择，做出抉择之后又该怎么进行。苏联曾在1917年尝试推行改革，结果却不如所料。现在他要试着从头做起。他明白新加坡的改革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了，他也很珍惜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我说，苏联的改革能在那么和平的情况下进行，简直是个奇迹。如果能在没有暴力冲突的情况下和平地度过今后的三五年，他必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对他不通过军事途径解决问题表示敬意，否则这必将给世界带来灾难。他回答说，任何国家无论处在经济或文化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说不上谁是第一等，谁是第二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独到之处。 同中国领导人谈起戈尔巴乔夫，发现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他是个超级强国的领袖，却被敌人牵着0鼻子走。敌方媒体称赞他时，他本应提高警惕才是，相反，他却在这时候接受规劝，通过实行“开放”，导致国家最终瓦解，正中敌人下怀。戈尔巴乔夫被自己的人民所唾弃，在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只有不到1％的人投他一票。中国人，不管是领袖0还是普通老百姓，没多少个会同情他。在中国领袖和人民眼中，是戈尔巴乔夫一手瓦解了苏维埃帝国，这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乐于看到的结局。 苏联瓦解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毕竟我们同他们的经济联系并不多。第一次有迹象显示苏联的制度濒临崩溃，是他们的捕鱼船队抵达的时间不定，也没有规律。渔船船长纷纷到其他地方卖鱼，有时在公海上，以支付船员的酬劳以及收费比新加坡船坞低廉的修船厂的修船费。莫斯科的中央集权也守不住了。他们的航空公司“苏联航空”也陷人类似的困境，没有足够的现款偿付飞机的燃油费，还得向新加坡的莫斯科银行乞讨小额现金，才付得起燃油费飞回莫斯科。 尽管混乱的局势不断恶化，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仍然一趟又一趟地满载苏联旅客，前来选购电器用品，东西一过了莫斯科关卡，就能以高出成本好几倍的价格卖出去。对这些搞贸易的个体户来说，新加坡之旅还真是有利可图的一门生意。渐渐地，来的苏联女子比男子还多。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她们仅需自备机票和从机场到酒店的的士费，自有男顾客在酒店里等着为她们提供购买电器用品的一切费用，让她们在短期逗留后带着回国。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是个正人君子，他不同意这种做法，亲自到苏联内政部去，要求当局别再发出护照给这些妇女。但是这些深具生意头脑的年轻苏联女郎还是源源而来。 回想1970年9月到苏联访问，在黑海的度假别墅同柯西金总理会面的情景，当年的苏联领导人意气风发、咄咄逼人，对未来胜券在握、踌躇满志。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清朝最后的数十年，中国一定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不同的是俄罗斯仍然拥有一个最强大的威慑力量――核子武器，它能轻易吓阻任何想趁机摧毁它的掠夺者。谁若是以为俄罗斯民族强盛不复，也许都不应该忘了这个民族即使在一个苟延残喘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仍然造就了一批批的核子和太空科学家、国际象棋大师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冠军。俄罗斯民族可不会像苏联官僚那样，甘于就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27、同美国打交道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 1965年8月底，新马分家创伤未平，我又得突然面对一个个人问题。芝的健康出了问题，需要动手术。她的医生，妇科专家薛尔斯，推荐了这个领域中一位最优秀的美国专科医生。我设法要把这位医生请来，却说不动他。他要到瑞士办点事，要求芝到那儿去。我向美国总领事求助，通过他要求美国政府帮忙。他们不置可否，不是帮不上忙，就是不愿帮忙。我找英国人，要求薛尔斯推荐的一位最出色的英国专科医生飞来新加坡，这位医生立刻答应飞过来，对我在没法离开新加坡的情况下，不想让芝独自到外国求医表示体谅。这件事加强了我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很难跟美国政府合作，我对美国人的了解远远不及对英国人的了解来得深。 我感觉愤怒，情绪紧张。几天后，在电视上接受外国通讯员的访问时，我猛烈炮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不愿意协助说服国内的专科医生到新加坡来，为我至亲的人提供治疗，我表示不满，并第一次公开披露4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怎么派遣特务企图贿赂收买新加坡政治部的一名官员。 事发时是1961年。中央情报局答应给这名官员非常优厚的薪酬，保证万一他的行动被揭露或者惹上麻烦时，当局会把他和家人弄到美国去，他的前途会得到保障。 整套建议是如此吸引人，叫这名官员足足想了3天，才决定必须向上司柯里顿禀报。 柯里顿马上向我报告，我下令设下圈套。他们照我的话去做，结果把3名美国人逮捕归案。事发时3名美国人聚集在柑林路一间公寓内，正准备用测谎器测试该名政治部官员是否诚实，就在这个时候被逮个正着。其中一人是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人员，声称自己享有外交豁免权。另外两人都是中央情报局官员，一人派驻曼谷，一人派驻吉隆坡。我们搜集到的证据足以判两人12年徒刑。美国总领事完全不知情，在事后引咎辞职。 在同吴庆瑞、杜进才、拉贾拉南和王邦文讨论后，我通过英国专员薛尔克勋爵告诉美国政府，如果美国肯付1亿美元给新加坡政府供经济发展之用，新加坡愿意释放肇事者，也不会把他们的愚蠢行径公之于世。美方提出付给100万美元，对象却不是新加坡政府，而是人民行动党。这种严重的侮辱令人难以置信。美国人太习惯于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收买和出卖太多的领袖了，以致他们以为这个方法到处都行得通。我们在1961年4月的一个晚上逮捕了这3名美国人之后，不得不释放享有外交豁免权的那一个；对其余两人，我们在紧急法令下发出了为期一年的扣押令。在薛尔克勋爵再三敦促下，我们在一个月后把他们放了，警告他们不得再犯。我们希望这番警告会受到重视，却怕说了也等于白说。 1965年我把整个事件和盘托出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否认企图买通间谍的行动，并对我发表的谈话表示震惊，认为这是“不幸的，对事情毫无帮助，中了印尼人的诡计”。我回答说。“美国人愚蠢地否认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并且公开了事情的始末和洋情，同时发表了一封1961年4月15日由迪安。腊斯克亲笔签名的来函：总理阁下：获悉贵国政府发现美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在新加坡从事不正当的活动，我感到非常痛心。我要让阁下知道，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因这次不幸事件而受损，令我万分遗憾。新政府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准备检讨这些官员的行为，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 腊斯克谨启我在1961年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态度，在发给柯里顿的指示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彻查这件事，任何方面都不放过，追根究底不能罢休。但是时刻牢记，我们不是在跟敌人周旋，而是在处理朋友的该死的愚蠢行为。” 除了对不肯帮忙的美国人发泄怒气之外，1965年8月我愤而揭发有关事件，目的也在于向西方发出信号：如果英国撤出，新加坡也不会有美军基地，却会“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我要英国人继续留在新加坡。我担心新马突然分家后，一旦印尼结束对抗，英国会选择撤军。 对美国人，我感受复杂。我欣赏他们凡事“可以为之”的态度，却同意那个时期英国统治集团的看法，认为美国人聪明却莽撞，拥有丰富的资源却不懂得善加利用。解决问题并非光有钱财就行。许多美国领导人总以为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之间千百年来存在的仇恨、敌对和冲突，有钱有财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一些领袖现在还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建立和平、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美国人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方法，始终没给我留下好印象。允许南越民族主义领袖吴庭艳被暗杀，美国显得毫无原则可言，先是支持他，当他拒绝俯首听命时就弃他而去，任由他手下的将领暗杀他。他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过于专横，而且对历史缺乏认识。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中国是个共产主义国家，而把所有的华裔都视为共产党的支持者。 不过，美国却是世界上惟一具备力量和意志，足以抵御这股无情的历史潮流，扭转趋势的国家。当时我需要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作缓冲力量。要是新加坡变得跟西贡或马尼拉一样，日子就会很不好过。单靠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是不可能挡住共产党向东南亚挺进的攻势的。是美国人制止了中国和越南共产党的游击行动继续蔓延到柬埔寨和泰国。要制止共产主义继续扩张，美国是无可替代的后盾。 美国准备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不惜任何代价，同共产党人对抗到底，这一点倒让我松了一口气。正因为美国坚决反共，跟共产党人势不两立，所以尼赫鲁、纳塞尔和苏加诺才有条件走不结盟路线。采取不结盟的姿态是很自在的，我也这样做了，一开始却并未意识到这其实是美国人付出代价后所提供的回旋的除地。没有美国，连同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起站在最前线抵挡苏联和中国，新加坡还怎么能任意地抨击其中一方或左右开弓。 我已经表明立场，支持美国介人越南。1965年5月，新加坡仍然隶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在孟买的一个亚洲社会主义领袖会议上，对一群左翼听众发表演说。那个时候，印度的立场中立，但是也抨击美国在越南采取行动。我告诉他们：“身为亚洲人，我们必须维护越南人民的民族自决权，维护他们不受欧洲人支配的自由和权利。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坚持，南越人民有权不受武装力量和组织性恐怖活动的压迫，以致最终被共产主义所淹没。因此，我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方案，先让南越人民有可能重新获得选择权。眼下他们要么只能选择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要么是让美国的军事行动持续下去。” 我也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我并不知道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后来读了这篇演说。 1966年3月，我第一次在办公室接见他。他向我保证，美国有意扮演静默的角色，不想在马来西亚驻军。美国料不到会在越战中越陷越深，如今并不想再插手干预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事务。 美国希望英军继续留驻马来西亚，一方面基于历史因素，一方面也为了更好地实行“分工”。他们会放手把政策的主要执行工作交由英国人处理，在欧洲列强当中，也只有英国能负起这个责任。马来西亚若是有意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美国会乐于帮助，不过将低调处理。 我问他，假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发生种族冲突，美国会有什么反应。他坚持美国不想分人。我强调，美国不应该认为所有海外华人都一个模样，是受中国共产党人操纵的一个大群体。如果美国政策把所有东南亚华人都看成潜在的大陆间谍，东南亚华人将别无选择，只好成为华族沙文主义者。他问起我对越南的看法。我说，要打赢这场仗，南越人的抵抗意志是关键因素，这个因素眼下却不存在。必须让南越人民信服，他们绝对有机会打赢这场仗。 1966年初，新加坡同意让越南的美国军人到新加坡来消遣娱乐。第一批100人于We年3月抵达，到郊区一座租来的公寓里住5天。此后，美军每周3次，由包租的泛美航空公司民用客机从西贡载来，每年大约有两万人，占当时新加坡总游客人数的7％。对我们来说，金钱的利益不大，却悄悄地表示新加坡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 1967年3月，我再跟邦迪见面。我开始信任他。他说话直率，不哗众取宠，穿着不讲究，我甚至发现他穿了有破洞的袜子。但是他在不动声色间却流露出十足的信心。他知道我一直极力要求英军留下来，那也是美国的政策。他向我保证，美国会继续在越南撑下去，美军至今取得的成绩令人鼓舞。他深信当时在野的共和党也拿不出其他办法，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棘手，但是约翰逊总统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会轻易放弃。因为美国深信他们在越南采取的行动，对东南亚的稳定有很大的贡献。 他邀我在深秋到华盛顿进行非正式访问，避开每年联合国大会开幕前后的人潮。 我将有机会同他们的决策人员与其他政府人士会面和交流。我说，英军正准备撤离新加坡的基地，我在这个时候到美国去可能让人以为我害怕了。 1967年7月，邦迪又写信给我，提到伦敦有报道说，我可能让“对东南亚生活现实了解不足的工党国会议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三言两语便直率地点出美国参与越战的重要性，他表示欢迎。他说，美国饱受新闻界抨击，声名狼藉，现在能有位不属于美附庸国的领袖挺身而出，站起来替美国这项不得人心的越南政策说话，让他们深感宽慰。邦迪建议我进行正式访问。 英国防务白皮书才公布不久，拉贾拉南便得宣布我到华盛顿访问的消息，他对此感到不高兴，认为这会暴露我们的惶恐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了。邦迪要我在那一年访问华盛顿，必有他的道理。除了在1962年曾经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废除殖民地特别委员会会议之外，我就没再到过美国。1967年以前，新加坡在华盛顿没有使节团，所以我匆匆忙忙到处找人上速成课，以便了解华盛顿时下的政治气候和主要政治人物的想法。我靠的是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高专员。我致函当时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盛顿通讯员的路易斯。赫伦。50年代他旅居新加坡时是我的好朋友。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当中，数他的最有价值。他是这么写的：“对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来说，除了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相比之下，新加坡不过是个小娃娃。相信你不会介意我这样说。除了国务院辖下的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很少有人会留意新加坡。”然而他也让我安心，认为主要因为我对越南局势所持的立场，让我“享有明智、理性、稳健的名声”。中央情报局事件所引起的纠纷已经过去。“美国面对的问题有三重：政府、国会和报章。后两者论事，往往只从东方相对于西方的肤浅角度看问题：你要不就是个共产党人，要不就跟美国站在一起。 美国政府的角度就很不一样。天知道美国政府里傻瓜够多的了，可他们也有一流的人才。内阁以下的佼佼者有邦迪和他的一个副手，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巴内特，以及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斯托。”其他值得我注意的人物还包括巡回大使哈里曼，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他“见闻广博，不作声却有影响力”。 赫伦简要地描绘了约翰逊，那是我同这位总统见面以前看到的最好的资料。 “他是个怪人，老谋深算，善于操纵别人，有时候不择手段。话虽如此，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是少数钦佩他的人之一，尽管我对他的钦佩是有所保留的。他有雄心壮志，要为国家谋求幸福，尤其为穷人和黑人谋求幸福……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也值得你信任。两人都很诚实，为人不错，按老式的说法，就是好人。” 1967年10月，我飞到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再续程到威廉斯堡，住进当地一栋修建过的房子，家具都是古典的，在威廉斯堡还是弗吉尼亚州首府的时期曾经流行过。 他们带我和芝乘马车游览威廉斯堡。车夫是黑人，穿上历史性的古老服装。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迪斯尼乐园式”之游。第二天我们乘搭直升机直抵白宫。白宫礼宾官员事先交代，因为约翰逊总统的右手缠着绷带，握手时得握他的左手。后来我走下白宫草坪，接受仪仗队的隆重欢迎时，像个守规矩的重军似的握住了约翰逊的左手。 约翰逊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把我形容为“爱国者、杰出的政治领袖、新亚洲的政治家”，说‘不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一样――凡是人们能努力争取自由、尊严的生活的地方，新加坡都为所能取得的成就立下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过度的赞扬有别于英国人的作风，还真使我难为情。我在做出回应时，间接支持他在越南的行动，却也想知道美国人民是否也相信，美军不在越南坚持下去的话，他们的后代还会不会继承这个美好的新世界。 欢迎仪式过后，约翰逊立即跟我单独会谈。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得克萨斯州人，声音低沉有磁性。在他身旁让人觉得渺小。他闷闷不乐，心情烦乱，却想听听我的意见。他正在努力遏制共产主义势力，阻止他们攻陷南越并在越南以外制造更多麻烦，如今找到这么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同越南毗邻的人，能了解、同情，并默默地支持他的这些举动，他甚感宽慰。 约翰逊说话直截了当。战争赢得了赢不了？他做得对不对？我告诉他，他做得对，只是在军事意义上，这场战争是赢不了的。不过他可以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这么一来，越南就会出现一个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层，那就是胜利了，因为这个政府会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是非共的。我毫不怀疑，如果举行自由选举，人民都不会投票支持共产党人。他听了很高兴，哪怕只是那一刻的兴奋。当晚在白宫的晚宴上，我问约翰逊美国还能撑多久。他回答说：“是的，美国有决心、有能力熬过越南的这场斗争……没有什怕言辞能说得更清楚更有信心了。你们那个地区有句话，很贴切地表达了我们的决心。你们的说法是‘骑虎’，骑到老虎背上。你们骑过老虎，我们也会这样做。” 晚宴过后，几位参议员带我到楼上俯视白宫草坪的门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直接问我一个问题：吴庭艳遭暗杀，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来自蒙大拿州，是民主党参议员，个子高瘦，脸色苍白。我回答说，这是坏事，因为并没有更能干的人来取代他的领导。要吴庭艳改变政策或者统治的方式，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干掉他只会使局面更加动荡。更糟的是，谁也不晓得今后任何肯站起来为南越而斗争的领袖，如果拒绝听从美国的劝告，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掀起嘴唇说，是的，是坏事。他接着问我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他，根本没什么容易解决的办法，不能像西部片《正午》所描绘那样，以拔枪决斗的方式，一了百了地把事情解决。这将是一场艰苦冗长之战，不是什么风光的事，就是为了把这场仗打完，阻止共产党获胜，让南越领导层崛起，这就算是胜利了。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得在南越长期驻留下去。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要美国人同意这么做是非常困难的。 国务卿腊斯克深思寡言，与其说他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更像一名学者。我告诉他，希望下届美国总统能以漂亮的姿态赢得选举，让河内相信美国人民有耐心有决心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美国如果罢手，形势将不利于所有非共国家。泰国会改变立场，马来西亚紧跟着将被放到游击队的绞碎器中，受尽叛变行动的蹂躏折腾。 然后，随着各地相互结盟的共产党相继控制了大局，共产党人便会进一步摧毁新加坡。 副总统汉弗莱说话没什么保留。他深信除了少数不是鹰派就是鸽派的参议员，70％到80％参议员都支持总统的越南政策。反对的一派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2年来长大的一代人，他们没尝过战争的滋味，也没经历过真正的经济困境。他们是大学院校里的反战分子死硬派。像我这样既不结盟，又被公认为政治立场独立的人，应该公开发表意见，制止美国民意继续受到恶性的影响。除非像我这样的人能协助约翰逊站稳立场，否则，他担心约翰逊还未被越南挫败，就先在美国被击垮。汉弗莱讨人喜欢，政治上很精明，对他的强悍和坚定我却有所保留。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态度积极。他认怕美国和新加坡两国的目标完全一样，都希望英军在新加坡留下来。美国人民并不想看到只有美国孤军作战。他说，英国购买F111战斗机，显示它跟美国关系异常密切，准备承担对东南亚的义务。那是1967年10月。一个月后英镑贬值，英国决定自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同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讨论时，主要课题都是关于越南。我所给的回答并未能消除他们的忧虑。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在下届总统选举以前执行的解决方法。我提不出这类答案。访问哈佛大学时，我同一些大学生交谈，也会见了美国总统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里查德。诺伊斯塔特教授。我问过邦迪我能不能在美国度短期公休假，以便了解美国人和美国的制度。我认为自己非了解美国人不可。他们有跟英国人不一样的强处和弱点。美洲是个辽阔的大陆，美国的决策者并不全部集中在华盛顿或纽约，英国的决策人则集中在伦敦。美国决策人员分散在50多个州，各州的利益不同，要求也不一。邦迪安排我会见诺伊斯塔特。诺伊斯塔特答应为我在政治研究所安排一个课程，时间是在1968年秋季，为期一个学段。这次访美我每天马不停蹄，没完没了地向媒体发表谈话，也怕不同的团体发表谈话――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外交学会、哈佛的大学生、圣路易斯的大学生、芝加哥的外交学会以及洛杉矾的报界和电视台。甚至到檀香山在太平洋总部总司令家中做客期阳，我也得发表谈话。只有到达夏威夷一个大岛上的冒纳凯阿火山度假村时，我才算真正放松身心，成天打高尔夫球，并在晚餐过后观赏风景。新加坡驻华盛顿、堪培拉和惠灵顿使节团传来的报告都不错，但是吴庆瑞和拉贾拉南却因为我频频替约翰逊干预越南的行动辩护，显得太积极太亲美而焦虑不安，深恐这可能导致华族基层群众同政府疏离。他们劝我退一步，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我回国后同两人对此交换了意见，措辞稍微改变，采取比较批判的态度，尽管仍然明确支持美国在越南的立场。我深信抨击美国的越南政策会伤害约翰逊总统，损害他在美国的地位。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事情，我不干。 访美十天，使我留下了一些强烈的印象。正如我告诉内阁同僚所说的，新加坡跟美国的关系还很表面，不比我们同英国之间的交往。美国人总爱从国家的人口和幅员考虑问题。就东南亚来说，跟印尼人比较，马来西亚人和新加坡人根本微不足道。美国泄了气回国之后，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而且有决定性的意义。英国让英镑贬值，1968年1月宣布提前于1971年撤军。两个星期后，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包括西贡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发难。电视对这次攻势的报道，动摇了美国民众的信心。事实上，越南的攻势是失败的。但是美国媒体当时说服了美国人，让他们相信，这是美国人的一场惨重的灾难，美国输了这场战争。两个月后，约翰逊在3月31日宣布：“我不会争取也不会接受党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从那时候起，美国泄了气，硬着头皮撑着，只为等待新任总统争取以不至于太不光彩的方式撤出越南。 1968年10到12月，我按原定计划，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度短期公休假，交由吴庆瑞主持大局。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逗留了几个星期。在那里的教员俱乐部做客时，我在电视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尼克松胜了之后，我从温哥华飞到握太华会见特鲁多，几个月前他刚出任加拿大总理。随后我以政治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身分前往波士顿和哈佛。政治研究所附属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我住进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宿舍，同大约200名学生和10名研究员同住。我上了有关美国文化的专门研究课程。诺伊斯塔特安排我在各个领域里同美国学者广泛接触，这些领域主要是美国政府与政治、发展经济学、激发积极性和提高生产力。 课程排得满满的，早上跟一组人进行讨论，工作午餐跟另一组人在一起，下午有专家讨论会，晚上跟著名学者相聚，共进晚餐。我受邀观看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对垒的常年美式足球比赛，体会了美国青年进发蓬勃的年轻朝气，当然也包括挥舞着彩球的啦啦队。节目安排的效率使我留下了好印象。当局派了个研究生来协助我，替我找资料，也帮我安排不在原定计划中我所要求的其他约会。只是特工部为了24小时保护我的安全，把行动中心设在高级人员的公共休息室里，给埃利奥特宿舍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干扰。我跟学生、研究员和合监海默特在公共食堂一起用餐，师生之间无拘无束，这种现象令人瞩目。学生都绝顶聪明，一名教师就坦言，有时候跟某些学生争论问题，还真让人伤透脑筋。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教师，跟英国剑桥大学不一样。40年代到60年代的英国教学人员乐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远离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喧嚣。反之，美国教授喜欢跟政府建立关系，抬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在肯尼迪政府任内，教授们总爱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之间来回穿梭。他们的兴趣和教学活动是以当今的世界，以眼前和未来作为对象的。那个时代的英国学者擅长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过去，他们不研究眼前，也不研究假设性的未来。他们跟工商业相互之间没有直接交往，而哈佛大学商学院却恰恰为学术人员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美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他们不为了认真地研究过去而作茧自缚。调查现状、预测未来，是美国学术研究的强处。美国智囊团把对未来的研究称为“未来学”，它发展成一门受人尊敬的学科。 我最大的收益不是增长了知识，而是接触了学者，跟他们建立友谊。这些学者不光对当代事务见识广博，他们跟美国政府和商界的神经中枢也有密切的来往。我这个亚洲政界人物在执政十年后，以45岁的年龄抽空到学术界来充电求知，在哈佛大学成了人们好奇注意的对象。他们毫不犹豫地安排晚宴，让我有机会跟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物见面和交流，像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日本问题专家、前驻日大使赖绍华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我也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教学人员会面，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卢西恩。派伊，他曾经在50年代研究过马来亚的游击队共产主义。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萨缨尔森，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以所编写的经济教科书闻名。他给我上了一课，专谈为什么美国仍然维持纺织业等低增值工业。同哈佛商学院的弗农之间的讨论算是最有意义的了。他对香港和台湾当代经济体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许多实际精辟的见解，让我以后每隔几年总要到哈佛走一趟，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我在哈佛接触了不少新观念，听取其他一些绝顶聪明，但是看法未必总是正确的人物的见解。他们过于讲求在政治上不要有失误。哈佛大学坚决维护自由的风气，对于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之间是否有着遗传性的内在差别，学者们都不愿意表态或加以承认。他们相信人类都是平等的，社会只需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政府体制就能成功。他们太聪明了，叫我很难相信这些他们必须义不容辞地去宣扬的观点，也全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 我在餐桌上碰到的哈佛教员，个个思想敏锐，讲话风趣，即使意见不合也能激发我的思考。加尔布雷思是最牙尘嘴利的一个。在一次晚宴上，我遇见了基辛格。 巧的是。当晚许多自由派美国人都大力抨击越战，我却抱着相反的看法。我说，东南亚的前途要维持非共，美国的立场至为重要。基辛格也为美国的干预行间辩护。 他措辞谨慎，身处于鸽派人士当中，他小心翼翼，以免显得自己是鹰派分子。他慢条斯理地以那浓重的德国腔英语讲话。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不久后，尼克松政府宣布基辛格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已经离开哈佛。那年12月飞回新加坡之前，我在纽约同他会面，鼓励他把对越南的政策贯彻始终。我希望拜会约翰逊总统。邦迪对我不是急着要见当选总统。而是要求会见前任总统感到意外。我说，尼克松需要时间部署班底，拟定议程，我可以在他安排好工作之后再去见他。我见到的约翰逊凄凉而消沉。他说，他已经孤注一掷地把一切全投进了越南。他的两个女婿都在武装部队里服务，双双被派往越南打仗，他的付出比谁都多。我离开时，留下他独自黯然神伤。毛泽东只有一生的时间我下一次访问美国是在1969年，5月12日我拜会尼克松总统。1967年4月他曾经在新加坡同我见过面。他当时正在东南亚进行巡回访问，为翌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是个一丝不苟的思想家，对亚洲和世界事务非常在行，凡事都希望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我在办公室里回答他的提问，前后超过一个小时。当时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巅峰期，他问我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新加坡惟一直接的消息来源，是从获准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探亲的老一辈华人那里得到的。据我们了解，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毛泽东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画面又会重新浮现。毛泽东只有一生一世的时间。（好几年后，尼克松不再担任总统时，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引述了我说过的这番话。他也引述了我说过的有关日本人的话，认为他们有冲劲、有能力，并不是只会制造和出售半导体收音机而已。这时候，我才晓得他跟我一样，在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之后，有做笔记的习惯。） 尼克松问起关于中美两国不和的问题。我告诉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 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1969年我在华盛顿遇见尼克松的时候，他再向我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我的基本分析是一样的二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集中精神，准备在中国问题上取得突破，借此增加同苏联对抗的筹码。 我们花最多时间讨论越南问题。他说，美国是个强盛富裕的大国，进行游击战的对手越南则是个落后、贫穷，几乎没有科技可言的国家。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投下了数十亿美元，32600名美国人丢了性命，20万人受伤。这场战争，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几乎竭尽所能，要求美国尽快撤离越南的压力一日比一日高涨。可是，美国撤退对南越人民、政府和军队的影响，对越南的东南亚邻国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等美国盟友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都非考虑不可。问题是美国的承诺到底可靠不可靠。尽管国会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他必须确保问题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我总觉得他要结束越战，是因为顶不住国内的反战压力。但是他并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他要体面地脱身。美国人民对越战失去信心，我感到惊讶。突如其来地结束越战，不但会在越南，也会在邻近国家造成意想不到的危险后果，对泰国尤其如此，因为泰国在越南问题上一直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撤军行动必须谋定而动，逐步进行，让南越军队可以负起更多的战斗任务。必须力促南越人民这样做，关键是找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南越领袖，具备像越共那样的献身精神和责任感来处理他们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南越也能像韩国一样，有3万――5万名美国驻军，同时确保韩国武装部队可以一年年地增强军力。要成功落实这样的撤退方式，必须让河内和越共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有充分的时间按部就班地逐步撤退，总统不会向压力低头而匆匆忙忙地把美军撤走。河内当时其实是在华盛顿进行斗争，许多国会议员却在媒体的鼓动下无意中帮了越南。 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协助南越人自行战斗，条件是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装备保卫自己，那么万一战败了他们也怪不了美国。换句话说，就是让战争越南化。 尼克松对此深感兴趣。原定半个小时的会谈持续了一小时又一刻钟。尼克松需要寻找理由来相信自己脱得了身又不算战败。我相信这是绝对可能的。这使他感到宽慰。 我在1970年11月5日再度会见尼克松时，他刚经历了一场劳心费神的中期选举活动，显得疲惫不堪。他重新谈论了在越南问题上能有些什么选择，然后把话题转向中国。 我建议美国向中国打开门窗，开始进行非战略物资贸易。如今已有三分之二的联合国成员国准备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不应让人觉得它有意阻挠。我再次指出，美国不像苏联，它跟中国并没有共同的边界。 手里多了一张牌稍后我在白宫的附楼里会见了基辛格，他问我有关苏联人准备利用新加坡海军基地船坞的事。如我所料，他从希思那里听说，在英军离开后，柯西金对利用新加坡的军港有兴趣。我在早些时候向希思披露这件事，是要确保他不会匆匆忙忙地撤离军港。我向基辛格保证，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会先照会他和英国人。苏联的行动使我手里多了一张牌。我希望美国人会鼓励澳大利亚军队继续留在新加坡。在同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马来西亚组成的五国联防安排下，我感到很放心。我循着澳新运行，澳新循着美国运行，这种形势对新加坡来说好得很。基辛格补充说：“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我说，由于没接受美国的援助，新加坡在东南亚可以以不结盟的中立地位就世界事务发言。基辛格同意，这样做对美国和新加坡是最好不过了。 在这期间，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人悄悄地跟北京领袖进行了接触。1971年他秘密地访问了北京，安排尼克松在1972年2月访华。尼克松1972年回月宣布这个消息，震撼了全世界。事前他没通知任何亚洲盟友，包括日本以及他们的台湾盟友，这使我感到不安。他这次访华，的确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另一方面，1973年4月我再度访美时，越南的战情看来并不乐观。伤亡人数继续增加，还看不到胜利。美国国会继续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完全退出东南亚。我和芝到乔治敦区当时的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家中，跟他们夫妇俩共进午餐。麦克纳马拉在午餐时透露，有令人不安的报道说，尼克松涉及掩盖水门事件，事态发展可能变得很棘手。说这话的时候，他脸色凝重。我有预感，尼克松和东南亚今后都会有麻烦。 4月10日早上抵达白宫的时候，尼克松在前门门廊迎接我。对于我不时公开支持他对越南和柬埔寨所采取的孤独立场，他特别表示感激，待我热情友好。为了拍照，他跟我在白宫的玫瑰花园中散步，大谈当时正在盛开的玫瑰和草原海棠。在白宫内会谈时，尼克松说，他认为中国并未立即构成威胁，只有在10年至15年后，当中国的核计划大功告成时，它才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问我对越南和停火条件的看法。根据停火条件，美国答应提供援助重建北越。我说，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顶多也只能如此。拉拢北越，使它不再依赖苏联和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美国要是不提供援助的话＊越对苏联和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尽管选举刚结束，外加水门事件正在酝酿，公务繁忙，尼克松还是在白宫设晚宴招待我。白宫晚宴有个仪式显示总统的排场。我和芝在好几位穿着金色肩带制服、佩戴奖章的侍从武官陪伴下，跟总统和夫人一起走下白宫的楼梯。嘹亮的喇叭声吹起，吸引会众的注意，我们在平台上稍微驻足。接着，我们缓缓走下0楼梯的最后几级，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大众举头望向我们。接着总统、总统夫人、我和芝排成一行，迎接来宾。1967年约翰逊总统设晚宴招待我，也举行过同样的仪式。但是尼克松的作风不一样。他跟所有来宾―一热烈握手，说些得体的客套话：“再见到你憾到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赏脸了”。当我跟来宾握手的时候，他偶尔会从旁插嘴，称赞或评论几句。中途他拉我到一旁说：“别说错话，例如‘你好吗’。因为也许你见过他，这显示你忘了，他会生气。应该总是用中性的话语，像‘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你多好’。认出对方就说‘久违了’，‘再见到你多好’。”他的确够专业，却很少闲谈，从来不说笑话，跟里根总统不一样。里根谈话的呐候，闲言笑语总是层出不穷。 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问我，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采取主动有什么看法，他指的是尼克松1972年2月的中国之行。我说，除了令人感到意外之外，没什么好挑剔的。要是不致引起那么多人感到震惊和意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锦上添花。意外的因素使日本人和东南亚人产生疑虑，担心强国喜欢突然改变政策，可能使它们站错队。 格林解释说，日本人很难守得住秘密，他们自己也这么说。他强调，美国建立新的对华关系，并未改变美国对这个地区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从一开始台湾就关注这个问题，但是情形现在一清二楚，美国仍然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韩国原来也表示担忧，如今却意识到韩美关系根本没改变。一句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并不损害到任何国家，结果是亚洲更加稳定。 我说，跟西方文明和科技多接触，肯定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现有的孤立状态维持不下去。例如，由于中国人民跟外界完全隔绝，访问新加坡的中国乒乓队除了乒乓球，什么也不愿意谈。我相信，中国经济一越过“最起码的必需品的界限”，就会面临苏联目前的问题。对于买得到的产品，中国人民要能有所选择，有了选择，他们就会失去对平等主义的热忱。 格林向我保证，美国完全准备继续在亚洲扮演稳定局面的重要角色。“美国会保留这个地区的驻军，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他提醒我说，威尔逊和希利早些时候都重新保证英军会继续留在新加坡。我自我安慰，心想美国跟英国不同，它并不是靠殖民帝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因此，它也应该不会因为受到同样的经济压力而退出亚洲。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为避免因为水门事件面对弹劾而引咎辞职，叫我替越南南部担心。尼克松以总统身分采取的最后一项行动之一，就是签署一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规定在今后11个月内，美国对越南南部的军授最高限额是10亿美元。 他辞职几天后，众议院表决削减为7亿美元。行刑斧落了下来，搁在断头台上的脖子，是阮文绍总统的。 1975年4月25日，阮文绍离开西贡。4月30日，北越军队开进西贡市的时候，一架美军直升机从大使馆屋顶起飞，惊惶失措的南越人死死抓住起落架不放。那一幕，凝成了让人永生难忘的画面。那一天迟些时候，北越坦克开到总统府，象征性地把大门撞倒。虽然美国介入越南失败了，它却为东南亚其他国家换来了缓冲的时间。1965年，就在美国军队大举进驻南越之际，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面临武装的叛乱活动的内部威胁。地下组织在新加坡还很活跃。在一次政变失败后元气大伤的印尼，对新马实行“对抗”，等于是暗地里宣战。菲律宾则正在争取东马的沙巴。生活水准太低，经济增长缓慢，美国的行动却允许东南亚非供政府有时间清理自家。到了1975年，各国都更有能力应付共产分子的威胁。要不是美国决定介入，东南亚国家对抗共产势力的毅力和决心恐怕早已消失殆尽，东南亚也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东盟繁荣新兴的市场经济体，正是在越战的那几年间孕育成形的。另一方面，西贡失陷前几个星期，一大队载满难民的大小船只向南中国海驶去，其中许多开向新加坡。好些难民装备着武器。代总理吴庆瑞寄发紧急报告到华盛顿，告诉我近百艘小船载来了好几千名难民，要我立即做出政策上的决定。我通知他应该拒绝让他们上岸，要他们继续上路，到幅员更大，有条件收容他们的国家去。于是大规模的行动在5月6日展开。新加坡武装部队给的艘载着8000多名难民的越南小船进行修理，增添燃油，补充粮食，然后把它们送往大海。为了避免被送走，许多小船的船长故意把引擎弄坏。 就在大规模行动进行的同时，我在1975年5月8日中午，也就是西贡失陷后的第八天，会见了福特总统。当时国务卿基辛格跟他在一起。福特显得心烦意乱，却并不沮丧。他问起东南亚地区对越南南部失陷的反应。4月底西贡失陷前，我刚到过曼谷，泰国人紧张不安，印尼人也一样。苏哈托却一声不响，牢牢地控制着局面。 我说，美国国会决定于预，制止轰炸，却促成了越南南部的陷落。要是没发生水门事件，轰炸行动继续下去，南越军便不会失去斗志，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轰炸行动一停止，援助大幅度削减，越南南部的命运便无可挽回了。 福特问我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说最好先让尘埃落定，看看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形势发展。老挝相信会由爱国阵线党接管，属于越南人控制的范围。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反共人士。（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杀人不分青红皂白，不光杀害反共的人，连所有受过教育，没参加农民革命的柬埔寨人也不放过。）泰国为了防止越南共产党人人侵，会拉拢中国。基辛格问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帮助泰国。我认为会。我建议最好是保持冷静，看看事态发展如何。如果在下届选举中，选出的是像麦戈文那样的总统，向共产党人低头，局面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有人曾经形容福特笨手笨脚，经常跌跌撞撞，是个头部伤痕累累的橄榄球员。 我却发现他精明能干，有知人之明。他待人确实友善，无拘无束。晚餐后我想上洗手间，请求退席，他坚持要带我到他的私人住处。于是我们乘搭电梯，特工处的保嫖跟在后头，一起到他的私人住处去。那里有个私人的大浴室，运动设备和最新的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洗涤盆上放着各种化妆品和电剃刀。这是他的私人洗手间。很难想像欧洲、日本或第三世界的领袖会带我到他们自己的私人浴室去梳洗。他这么做无非是出于友善，对有机会招待我感到高兴，也是为了感激在美军仓皇撤出西贡，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东南亚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为美国辩护。他并不是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但是他的稳重可靠的个性，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8、冷战后的新世界 ……布什在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在态度和作风上的改变。从克林顿许多主持者的行动看来，他们简直把中国当做一个等着接受援助，并会为此屈服于外交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对美国，往后的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 卡特总统接过福特的指挥棒后，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重点突然有了变化。卡特对非洲的兴趣甚于亚洲。他宣布削减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人数，让美国在亚洲的朋友和盟友深感惊诧。卡特相信，美国人民经历越战之后都厌倦不堪，希望把亚洲忘掉。他转而集中精神，调解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自己在非洲南部扮演的角色，是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鸿沟筑起一道桥梁。他着重的不再是安全防务问题，而是人权。东盟领袖咬紧牙关准备度过4个困难的年头，等着看卡特能有什么作为。我在1977年10月跟他会面。他非常小心地预算好自己的时间。先是让记者拍照大约五分钟，然后是十分钟的单独会谈，接着才是双方代表团进行45分钟的讨论。他分秒必争地严格遵守他的时间表。而最让我惊异的是他在十分钟的单独交谈中所提的课题――为什么新加坡需要像改良型霍克地对空导弹那样的高科技武器？ 这并不在我准备好的讨论课题中。前几任总统谁也没问起关于我们有限地向美国购买武器的事情，更别说是防卫性武器了。在卡特的议程中，他首先关注的是停止军备扩散，尤博是高科技武器。对他而言，改良型霍克导弹对东南亚来说算是高科技武器。我说明新加坡是个目标非常集中的城市，不得不实旧多重防卫。我们的猎犬地对空导弹已经过时，但是如果他不能售卖改良型霍克导弹给我们，我可以改而向英国购买轻剑地对空导弹，问题不大。为了缩短这个课题的讨论时间，我说我们不会申请购买这些武器。两年后，美国驻新加坡大使介入，力促白宫再出售改良型霍克导弹给我们。这位大使是卡特的支持者，前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州长。双方代表团的会谈持续了45分钟，同样准时结束。卡特在会议结束前15分钟，从胸前的衣袋里拿出一份清单，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谈过所有的项目。要不是重新看过会议记录，我实在记不住我们究竟讨论了什么课题，它们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在他之前的总统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谈问题总会从宏观的角度看：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然后是共产党国家如中国、越南，再来是美国的盟友泰国和菲律宾――亚洲会是怎样的局面。 卡特不谈这些。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为他描绘一幅宏观的图景，说明美国对这个区域的稳定和成长有多重要，美国怎么不应该转移焦点，因为这将削弱本区域非共国家对它的信心，这些国家又都是它的朋友。我不肯定自己说的话他是否听进去了。要不是早些时候，5月间在新加坡同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见过面，我也许根本不会有机会同卡特见这一面。霍尔布鲁克要在本区域找个人代为劝服卡特专注于处理亚洲事务，而我不巧就是他要找的人。 离开的时候，卡特送我一本套在绿色皮制夹子里头的竞选自传《为什么不曾尽力而为？》。他已经预先在书里题了字：“致我的好朋友李光耀，卡特”。我深觉荣幸；但是他在跟我见面以前就把我抬举为“好朋友”，让我受宠若惊。这一定是他竞选期间例行的交际手腕。 我浏览了他的自传，期望从中看出端倪。果然。他来自《圣经》地带，是一个再生基督教徒。自传中记录的两件小事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的父亲在他去上主日学的途中给了他一枚银币，他回家后把两枚银币放在梳妆台上。父亲发现后把他打了一顿。他从此不再偷窃了。我不明白这怎么帮助他赢得大选。另一件事谈他获配到核子潜艇上执行任务，接受里科弗上将面试。里科弗上将问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的班上考第几名，他骄傲地说是第59名。里科弗上将问：“你尽力而为了吗？”他答道：“是的，长官。”接着又改口说：“不，长官，我并没有一直尽力而为。”里科弗上将问他：“为什么不呢？”卡特说他怔住了。因此，他把自传题为“为什么不曾尽力而为”，并决定今后以这句话作为他的人生座右铭。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他参加马拉松赛跑，在接近终点时脚步踉跄，趔趔趄趄，几乎就要累倒。他不理会当时的体力状况如何。尽全力实现最好的志愿是他当时最大的推我在1978年10月再度跟卡特有过一次简短的会面。副总统蒙代尔接待我，卡特顺便前来让记者“有个照相的机会”。我们没谈上几句，他仍然对亚洲不感兴趣。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顾问说服他别从韩国撤军。卡特最大的成就，就是促成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化解战事纠纷。两国相持不下的每一口水井、每一堵围墙。每一道边界他都了如指掌，这让我深感惊讶。他掌握了所有细节。这使我联想到壳牌石油公司的评估方法――直升机素质，能全方位地看问题，又能调整焦点抓紧相关的细节。卡特就兼顾到了每个细节。 1979年，世界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致使卡特在任期结束前，不得不全心全意处理亚洲事务。首先，邓小平在1月底赴美同卡特会面，以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卡特劝告已经众叛亲离的伊朗王离国他去。最后，12月24日当天，苏联鉴于阿富汗的共产党政权地位不保而人侵阿富汗。卡特为此大吃一惊说：“我总算擦亮了眼睛。” 到这个时候他才看清苏联政权的真面目。那年较早的时候，他在维也纳签署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后，还给了勃列日涅夫一个拥抱。他当时相信苏联领袖都是讲道理的人，会对美国诚恳的和平姿态做出回应。不过，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却是美国权力中心一个让人放心的人物。他有宏观的战略头脑。他能够强有力地在任何一个论坛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却又明智地执行总统的外交政策，从不自作主张。 美国和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纷纷提供武器。资金和战斗军力，加强阿富汗抵抗部队的力量，最终抵抗部队以寡敌众，成功拖垮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越战惨败后，卡特一时冲动，准备大幅度削减美国的亚洲驻军，尤其是一下子将四万大军全由韩国撤出，所幸让霍尔布鲁克及时制止。就像我在1980年12月霍尔布鲁克卸任前写给他的信］上说的：“在美国政府、国会、媒体全要把东南亚遗忘了的那段日子，你不遗余力地协助区域各国，使它们对美国的军力和善意恢复信心。 比起1977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未来已不再如此动荡不安” 卡特是个虔诚的大好人，也许太好了，根本不应该当总统。美国人民对水门事件厌恶反感，投票支持他。但是4年来对美国的病态社会几经苦思冥想之后。他们如今准备拥戴里根。里根对美国人和美国的前途有着光明的憧憬，这使美国人精神抖擞、兴致高昂地度过了他接下来的两个总统任期。 里根的观点简单直接，是个坚强成功的领袖。后来证明他确实是个对美国、对世界都好的总统人选。美国人在1980年11月舍弃了一个种花生的农民，把选票投给一个好莱坞演员，那倒是一桩好事。 我在1971年10月第一次跟里根会面，当时他以加利福尼亚州长的身分到新加坡访问。随身带着尼克松总统为他所写的介绍信。加利福尼亚是尼克松的家乡，里根想必曾经在尼克松的助选活动中身负重任。在午餐前半小时的会谈中。我觉得他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过后，在专为他和他的夫人、小儿子以及秘书迪弗而设的午餐会上。他的话题一首离不开苏联的威胁。他对有关的讨论深感兴趣，午餐后要继续谈下去。于是，我先让他的夫人和儿子离开，把他带回办公室，我们再谈了一个小时，谈的都是跟苏联和中国有关的战略课题。他的一些看法叫人吃惊，却非常鲜明。他说，柏林被封锁的时候，美国其实不应该把物资空运进去，反而应该同苏联以坦克相见，迫使对方遵守四强协议，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 不开路，就宣战。他这种是非分明的作风使我吃了一惊。 10年后，1981年3月，前总统福特到新加坡来，告诉我刚在11月间宣誓就任的里根总统希望尽快同我会面。后来我再接到他传来的口信，问我能否在6月动身。 我答应了。6月19日中午我抵达白宫，里根在他的办公大楼前面的门廊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午餐前进行了20分钟的单独会谈，他希望谈谈关于台湾的问题。我告诉里根，让台湾取得成功，不断同大陆的条件形成对比，这种做法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样的对比，通过媒体和重要人物的互访传出去，将产生世界性的冲击，影响深远。 他接着问我蒋经国是否真的需要新一代战机。蒋经国在里根刚当选总统的这个敏感过渡时期，急着要求美国出售这些战机。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严厉抨击过中国，并且公开表明支持台湾。我知道，政策0上的任何突变都会使他为难，但是允许售卖新一代战机给台湾，0却意味着将使中美关系陷人更大的风险。我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台湾并未立刻面对大陆的威胁，台湾现有的FS型战机并不缺乏，更何况中国并未增加军备。邓小平如今所要的，是为历经十年文革后意志消沉和物资匾乏的人民提供更多消费品。台湾的战机日后也许需要提升，眼下却没有这个必要。里根的主要顾问后来跟我们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温伯格、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白宫幕僚长贝克、迪弗和国家安全顾问阿伦。我们主要谈到中国以及中国同苏联的关系。 里根问起中国怎么会在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后，立即就它和苏联的共同边界问题对苏联表示友好。我的看法是，中国走这一步，目的是要提醒美国别把什么事情都看成理所当然。再说，邓小平必须应付那些不愿意同美国靠得太近的人。我相信邓小S 平的政策不会轻易动摇，军事发展押后处理，优先目标是如何为人民提供消费品。 谈到波兰骚乱的情况，里根说，苏联人想必会担心战线拉得过长。我说，他们不惜让经济走下坡，就是为了维护他们“横跨欧亚的帝国”。里根一听到“帝国” 这个字眼，立时竖起耳朵，并告诉阿伦今后形容苏联的势力范围可以多用这个字眼。 里根在他的下一次演讲中就提到了苏联的“罪恶帝国”。 在午餐后最后十分钟的单独讨论中，他让我给蒋经国传个话，要蒋经国别在那个时候催促他售卖高科技武器给台湾，否则」会让他很为难。不过他也要我向蒋经国保证他不全背弃蒋经国。里根知道我同蒋关系密切，能缓和这番话可能引起的失望情绪。几天后我会见蒋经国，代里根传达了口信。告诉他台湾不适合在这个时候购买高科技战机。蒋问我怎么他的好朋友里根不肯帮他的忙。我大胆猜测，美国需要中国来维持环球势力均衡，西欧国家和日本都不会愿意如美国所愿那样。当机立断地增加军备开支，所以里根必须考虑。是不是应该为中国注人少量的科技，提升中国的军备。蒋点头表示同意。他接受了里根提供的理由，要我告诉里根：“我了解你。”蒋经国感到满意。他信任里根。 里根也同蒋经国一样，胆识过人，凭直觉行事，要不就信任你，要不就不相信你。他也是个对朋友绝对忠诚，对事业非常执著的人。他的顾问，包括国务卿黑格，都告诉过他中国在美国全盘策略中的重要性。他接受这个分析，却对中国共产党人感觉不自在。他继承的是同中国之间必须维持下去的关系，他也知道这一点。离开华盛顿的时候，我比在卡特当总统期间前去访问时更具信心。里根生性乐观，他使周围的人也充满了“可以为之”的精神。他看到每个课题光明的一面，并且随时准备捍卫自己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尽管媒体往往并不站在他那一边。当我写信感谢他邀请我共进午餐时，里根的答复内容充实。第一段这么写道：“我要改善美国和北京的关系，而且会努力地去实践，却不会为此而牺牲我们台湾的老朋友。我也不希望你们这些我们在东南亚的伙伴，误以为我们把对华关系看得比对你们的关系更重要。”后来，里根政府宣布售卖武器给台湾时，并没有包括售卖先进的战斗机，理由是台湾“在军事上不需要这类战斗机”。 10个月后，1982年4月，副总统布什在访问中国之前，到新加坡跟我见面，他想听听我对处理台湾问题的看法。我说，这个课题非常复杂，我很肯定中国人也不以为布什这一次访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遵照种种形式。中国想必已经彻底研究过里根的性格和观点。他们知道他曾经多次访问台湾，同蒋经国交情甚笃。又因为里根是里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访问的形式和实质的内容一样重要。他们知道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回台湾，不过，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大原则不应该受到挑战，否则麻烦就来了。我很肯定邓小平需要美国。他在grg 年1月到美国去，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因为他需要美国站在中国这一边，或者至少在中苏发生任何冲突时保持中立。他也知道他面对的是里根这么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布什问我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否面对中国国内的反对压力？我相信中美关系是经过毛泽东亲自点头的，也不会有多少人会公开反对中国同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邓小平不只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他甚至跨前一步，开放中国，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念书。人才外流的情况将会出现，也许流失20％或更多，但是愿意回国的人必将带回一些新思想。中国政府知道开放门户得冒一定的风险，所以他们的决定意义重大。他们准备让留学生把一些激进的观念带回来，把改革的细菌带进来。问题的症结在于，里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对支持台湾发表过强烈的声明，并且在布什1980年8月到北京访问后，还重复了这些话。布什在北京时请中国人谅解并尊重美国的立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只能采取渐进的做法。我相信中国人很重视诚信。 他们知道那些背叛朋友的人洞样会背叛他们。要是美国因面对中国施压而在台湾问题上让步，那反而叫中国感到惊讶。中国要的是美国重申一个中国的原则。布什向我保证，里根绝不会开倒车而把中台看成两个国家，派驻两个大使。 我建议美国必须让北京相信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要做到这一点，一个办法是让里根和邓小平会面，说服邓小平，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布什同意我的说法，因为里根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布什又说，中美之间其实有不少共识，因为里根“对有关苏联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疑心重重”，波兰和阿富汗的事件又更加深了他的疑虑。里根并不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看到了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战略价值。 1982年7月我再访华盛顿时，舒尔茨已经接替黑格出任国务卿。70年代初期，他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财长时，我就已经认识他，后来成了朋友。黑格为寻求“战略共识”全力以赴，并同意逐渐减少售卖军火给台湾。舒尔茨正在推敲怎样的措辞才能适当地表达这个承诺。他向我抛出了几个问题。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军事上完全抛弃台湾，争取中国，确保美国无须推卸它对一个旧盟友所承担的义务。我同里根总统在午餐前又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没有人在场做记录。他知道我见过台湾海峡两边的最高领导人，他也知道我反共，却又是个务实主义者，所以想试探我对他的观点会有什么反应。我告诉他，可以暂且搁置台湾课题，就像邓小平针对钓鱼岛纠纷向日本提出的建议一样，把台湾问题视为现阶段解决不了的纠纷，留给下一代去处理。我建议里根应该向北京解释他是台湾的老朋友，这份友谊不能轻易一笔勾销。他问我他该不该到中国去访问。他本身不很愿意这么做，总觉得去了这一趟，就有义务在行程中也同时访问台湾。我听了万分震惊，力劝他切勿访台，尤其不能在同一个行程中访台。正如我事前对布什说过的，里根应该在访问中国之前，先邀请中国领导人到华盛顿去。访美之后，里根的回访将是个适当的反应。 里根后来来信说：“我们在7月21日午餐前的私人谈话让我获益不浅。我正期待得到你明智的忠告，果然就在那次会谈中大有收获。你的坦诚直率，证实了你我交情之深挚，这是我非常珍惜的。” 1984年初，中国总理访问华盛顿，强调中国希望同美国有更密切的经济关系。 5月，里根总统访问中国。过后，国务卿舒尔茨的助手沃尔福威茨到新加坡向我汇报里根的访问，并就访问中一些令美国人费解的问题同我进行了讨论。 一个必须解开的结那次访问很有成果，经济上的确有了实质的进展。在一些环球性课题上，同中国人意见相左的时候，里根没有做出让步。邓小平强调台湾是美中关系之间一个必须解开的结。我说，让邓小平有机会亲自同里根接触是好事。这么一来，中国人就会明白他们同里根交往不只是一任的事，而是两任。的确，里根连任了。 里很重新当选后，国务卿舒尔茨建议我在1985年10月初到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 我发现里根状况很好。他历经4年的任期，还曾经让子弹穿胸，险些击中心脏，看起来却充满朝气，头发乌黑浓密，声音依然洪亮。里根并不善于记住细节。其实，他清楚表明他不想被细节困扰，以致因小失大。他的强处是对目标贯彻始终、不屈不挠。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确定目标之后，会聚集那些跟他志同道合又在各个领域中表现杰出的有识之士，争取达到目标。他处处表现出自信而乐观的精神。里根担任总统的8个年头，是美国的好年头，也是世界的好年头。他的“星球大战” 计划使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招架无力，最后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同过去一样，我们再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他再次就台湾问题 征询我的看法。他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走在两岸之间的钢丝上。他向中国表明美国不会背离台湾，“美国是双方的朋友，而且会继续维持这个立场”。他接着要我说服蒋经国，在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以后，尽管台湾的名义必须改为“中华台北”，还是应该让台湾继续留在亚洲开发银行中。蒋经国原本有意退出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国会却发出威胁，表明如果台湾被“逐出”，国会将不发放美国对亚行的捐款。我过后在台北尝试向蒋经国说明里根的立场时，费了好一番功夫，不过最终理性占了上风。1986年1月，中国成为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台湾则改称“中华台北”。 里根在前一年到中国访问时，看出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给予机会，让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说，这其实是美国让资本、科技、专门知识、货品和服务在台湾自由流通所取得的成就。我肯定邓小平看过有关台湾经济腾飞的报道，也一定在思索，一帮在他看来是“软弱、贪污和不中用的土匪”，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邓小平一定认为是美国在资金、科技和技术方面帮了这些“土匪”一个大忙，他现在热切希望美国也能把这个方程式传授给中国。他知道美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将无可限量。 在这次的正式访问中，我很荣幸能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这个世界最大的强国的立法人员，给了我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的驻美大使许通美透露，里根和舒尔茨都鼓励众议院议长奥尼尔邀请我演讲。我的演说主题是美国人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课题――保护主义，以便保障就业机会，确保美国同东亚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不至于越来越大。在20分钟的简短演说中，我说明自由贸易这个课题对整个世界来说，其实是个战争或者和平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盛有衰。我说，一个国家如果国力正盛，有旺盛的精力，却不获准出口它的货品和服务，那么它推一的出路就是扩张和侵占领土，把他国领土上的人民纳入自己的版图，组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单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一些国家拥有的帝国足以组成一个贸易集团。这种争取成长的做法，曾经屡试不爽。这个世界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摆脱这种做法了。就因为有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种种新条例，尽管德国版图大幅度缩小了，还得同时应付从东欧回归的大批人口，德国却还是能够生气勃勃地发展兴盛。日本人也一样，他们必须离开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回归到几个日本岛屿上。德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留在自己的疆域里，通过贸易和投资继续成长。它们跟其他国家合作、竞争，可以不通过战争而依然蓬勃发展。反之，货品和服务的贸易往来一旦被禁止，中国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回到战国时期相互吞并的局面，争取扩张领土增加入口，并入一个庞大的大陆帝国。这个严谨扼要的逻辑分晰，理智上也许能让议员们信服，但是感情上有许多人却难以接受。里根在我们的讨论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菲律宾。 流放海外的反对党领袖阿基诺在1983年8月从美国返回菲律宾，却在马尼拉机场遭枪杀，这件事使马科斯总统陷入困境。马科斯曾经是里根的好朋友和支持者。舒尔茨早些时候跟我谈起这件事，我提醒他，马科斯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反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舒尔茨要我坦白地向里根说明这一点，因为里根一直对可能必须背弃一位老朋友而耿耿于怀。因此，我以最婉转的方式，怕里根形容马科斯怎样从60年代一个年轻反共的社会改革者，变成一个自我沉溺的年老统治者，并且怎么纵容他的妻子和朋党巧妙地通过垄断和专利权，把国家洗劫一空，使政府负债累累。 菲律宾和马科斯政府，已经声誉扫地了。 里根听完了我的评断之后非常不高兴。我说，现在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干脆利落的方法，让马科斯体面离开，同时组织新政府，以便着手收拾残局。里根决定派遣特使去见马科斯，对日益恶化的局势表达美国的关心。 菲律宾的局势到了1986年2月15日终于失控，马科斯当天再度当选总统，选举却被指出现舞弊。美国大使罗伊奉命征求我的看法。我说，无论马科斯是不是在合乎宪法的情况下上台，美国都不应合他而去，但是同样不该置大部分的菲律宾人民于不顾，投选科拉松的民众不算少。美国不应该接受舞弊选举的投票结果，应该向马科斯施压，为的不是要双方撕破脸皮摊牌，而是重新举行大选。美国应该让科拉松势力继续维持“动力和干劲”，因为这是“一股为善的力量”。美国不应该让她感到沮丧失望。 第二天，2月16日，科拉松宣称选举胜利，并宣布展开全国性非暴力抗议活动，要推翻马科斯政权。菲律宾的五个东盟邻国一致行动，发表相同的声明，对菲律宾可能出现流血事件和引发内战表示关注，并呼吁当局采取和平解决的方法。 我告诉罗伊大使，应该让马科斯知道他出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否则，他可能会因走投无路而被迫杀出一条血路来。2月25日，罗伊大使回应说，美国政府同意我的看法，问我是否愿意挑起协调的责任，促使东盟出面为马科斯提供庇护。我的外交部长拉贾拉南说，要五国一致同意并不容易。我立刻通过新加坡驻菲律宾大使邀请马科斯到新加坡来。这个邀请一旦被接受，就有助于缓和当时箭拔弩张的危险局势。与此同时，里根亲自传信，要马科斯别动用武力，并说已经为马科斯、马科斯的亲戚与亲信做了安排，由夏威夷给予马科斯庇护。在夏威夷和新加坡之间，马科斯选择了到夏威夷避难。同一天，即2 月25日，科拉松宣誓成为菲律宾的新总统。 马科斯抵达檀香山几天后，他的行李，包括几箱菲律宾的新钞票，全被美国海关人员搜查。他意识到自己会有麻烦，传信告诉我他想到新加坡来。刚就任菲律宾总统的科拉松提出反对。马科斯只得继续留在夏威夷，面对多重官司诉讼。美国同科拉松总统之间有个问题，就是该不该更新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租约。科拉松向来对美军基地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希望借此从美国人那里换来更多优惠。岂料她却因此惹火烧身。当她总算接受了美国开出的条件之后，这个决定却被菲律宾参议院推翻，理由是美国基地有损国家尊严。美国参议员卢加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领袖，对防务特别感兴趣。1989年1月，卢加在马尼拉同科拉松总统会谈后，到新加坡同我会面。卢加问我，如果美军必须离开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新加坡可愿意援之以手。我说，我们可以让美国利用我们的基地设施，但是提醒他，就算开放整个新加坡，面积都远比美国在苏比克湾使用的地方来得小。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美国的军人留驻。我促请他让美国基地继续留在菲律宾，不过补充说，如果新加坡公开允许美军也使用我们的基地，能使菲律宾政府觉得在国际上不至于那么孤立而更愿意让美军在基地继续留驻，那么新加坡很愿意这么做。我让驻马尼拉大使向菲律宾外长曼拉普斯提出这个建议。慢拉普斯说，他欢迎新加坡公开发表这项声明。 我请外交部政务部长杨荣文在1989年8月间公开表明，我们愿意让美军更频密地使用我们的基地。这项声明发表之后，曼拉普斯做出回应：“我们要特别提到新加坡。 对它明确的立场表示感激。”科拉松总统后来也告诉我，我们的立场对菲律宾很有帮助。 马来西亚和印尼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利道了说，新加坡不应该允许更多外国势力进驻本区域扰乱现状。印尼外长阿拉达斯希望新加坡会继续支持把东南亚发展成无核区的概念，并说如果新加坡的做法导致本区域增加一个新的军事基地，印尼将提出反对。 1989年8月20日，我在电视直播的国庆群众大会上说，本区域将不会出现驻有大批美军的新基地，新加坡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不过是开放现有的基地供美军使用，这些基地依然归属新加坡政府管辖，它们不会成为美军基地。我也同意建立印尼所建议的无核区，以及建立马来西亚所建议的和平、自由与中立的地区。可是，一旦在南沙群岛发现石油和天然气，建立和平地区的计划就不太可能实现了。我刚于8月初在文莱同印尼总统苏哈托和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医生见过面，对我向美军提供基地的面积和性质，都做了澄清。 美国政府接受了我的献议。1990年11月13日，趁着在东京参加明仁天皇的登基典礼时，我同美国副总统奎尔联合签署了备忘录。那正好是我辞去总理职位前两个星期。这份备忘录的实际价值比美国和新加坡原来所估计的还要高。美军在1991年9月撤离菲律宾的基地时，新加坡的基地设施成了美军在东南亚仅剩的立锥之地。 1981年6月我初见布什，他当时是里根的副总统。他当上总统后，我们的良好关系没有改变。我所认识的布什是一个非常热情友善的人。回想起1982年，他一知道我将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之后，就盛情邀我到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在他夏季度假的地方跟他同住。我谢绝了他的好意，因为小女玲玲当时在波士顿的麻省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我准备去同她见面。布什传来口信说，让我带她也一块儿去，而且句句真诚，所以我们应邀到他那里去度周末。玮玲、我，以及布什和他的保镖一起去跑步，畅谈政治，非常轻松自在。布什夫人跟先生一样，外向、好客而热情，毫不造作。他们都为有朋友来同他们共度周末而由衷欣喜，让我们宾至如归。 1990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后，美国为了增加在波斯湾的军力，必须迅速调动50万人到那里。虽然备忘录还没签定，我们还是让运载人员和物资的美国飞机和海军军舰横渡太平洋，在新加坡过境。新加坡派出一支医疗队伍到沙特阿拉伯，对波斯湾旧动表示支持。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中立，两国人口中占多数的穆斯林教徒，同情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人，跟伊斯兰教世界同声同气。我在1991年1月21日到白宫会见布什。那个时候，美、英。法军队团团包围了伊拉克军队，“沙漠凤暴” 行动即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漂亮收场。当天傍晚，我们在布什的私人住宅泛谈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局势。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场。我恭祝他成功地召集了多国的部队组成盟军支持这次行动，盟军包括来自埃及、叙利亚、摩洛哥和波斯湾国家的军队。不过我提醒他，虽然萨达姆。侯赛因不对，穆斯林教徒还是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以色列人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建立更多移民区，惹火了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教徒，美国的盟友和朋友为此感到不安，两种极端的情绪迟早会引发爆炸性的后果。我促请美国公开表明支持一个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公平的中东问题解决方案，以显示它并没有偏袒以色列，无论以色列是对是错。 1992年1月，布什总统前往澳大利亚和日本访问，途中在新加坡停留，跟我又见了一次面。1989年6月4日后，中国的问题越来越棘手。这是大选年，布什甚至必须面对自己共和党内自由派分子的压力。为了维持他一贯的中国政策，他需要中国在一些方面做出让步，例如释放被扣留的示威者、核武扩散、远程导弹和贸易。 要继续对国会撤销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决议行使否决权，他面对的阻力越来越大。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到新加坡访问，布什希望我请杨尚昆让中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释放被拘留者，以示和解。 两天后我见到杨尚昆主席，传达了这个口信。杨尚昆回答说，美国不断就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其实是要借此把自己那套自由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强加给中国，这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那年11月，布什在大选中败给克林顿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准备应付美国在态度和作风上的改变。从克林顿许多支持者的行动看来，他们简直把中国当做一个等着接受援助，并会为此屈服于外交和经济压力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对美国，往后的日子恐怕都不会好过。29、冷战后的分歧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新加坡和美国的关系可以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对美国和世界还是个威胁的时候，我们同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政府，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从60年代约翰逊总统在任到90年代布什总统掌权都如此。新美彼此的战略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我们也是。对美军继续留驻东亚，我们也给予大力的支持。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初露端倪。然而这个地缘政治变动的影响，却要到1993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才真正凸显出来。随着反越战的一代人人主白宫，人权、民主，这些过去被认为次要的问题，一下子都变成头等重要的了。美国政府支持叶利钦总统领导下宣称要实行民主改革的俄罗斯联邦。他们把俄罗斯当做盟友，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美国怎么对俄国，我们都没有意见，哪怕对俄罗斯的民主前景存有再多的疑虑。但是对美国以充满敌意的言辞针对中国的做法，我们不以为然。 我们担心在言论和行动上仇视中国，只怕真会迫使中国变成仇敌。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说到底，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同中国反目成仇。这个时候，正是美国希望在东南亚缩减军力的时候，新加坡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了。 很多美国人自以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也再难以支撑下去。让它尽早了结，是美国当仁不让的道德义务。要达到这个目标，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布什总统主张的，通过建设性的接触，逐步改变中国；另一是国会所支持的，实行制裁措施，通过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人权和政治改革。布什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制裁行动，但是不久之后就面对压力，该不该让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品，享有最惠国地位，引起了国会的争论。国会通过决议冲国不改善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美国就不给予中国最惠国地位。布什当时也在场的美国大使霍尔德里奇，20年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李光耀，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他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他肯定是一名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多年来连同支持者致力于向新加坡的年轻一代灌输儒家价值观。相反，德里安是美国南方民权运动的宿将，她的理想是为体现美国宪法固有的‘人类权利’而进行斗争，民权运动示威者就经常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她全盘否定李的观点，不同意社会福扯必须置于个人权利之上，认为新加坡的政治犯，只要誓言放弃暴力斗争就应获释。这两个人在两小时的会面中，大半时间都各执己见，双方的想法简直南辕北辙。” 但是这种意见相左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公开，我们两国的战略利益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再举一个例子。1988年6月，我们要求美国调走派驻新加坡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理由是他干预新加坡的内政。这名官员唆使前副总检察长招揽那些心有不满的律师，一起在来届大选中挑战人民行动党。这名外交官还安排这位律师到华盛顿的国务院同他的上司见面，并向律师保证在必要的时候将给予政治庇护。国务院否认所有指责，并且要求调走刚赴美就任的一名新加坡外交官，以示报复。国会就这件事情进行辩论时，我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中立而称职的国际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可以由3位专家组成，如果它发现美国外交官所进行的是合法的外交活动，那么新加坡政府将收回抗议并道歉。国务院发言人欢迎我重申新加坡希望结束这场纠纷的讲话，但是对我所提的建议保持缄默。这件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 到了90年代，美国人把人权和民主，以及西方同东方的价值观，列为议事日程中的首要课题。美国硬是要日本把它所提供的援助计划，同受益国的民主与人权记录挂钩。《朝日新闻》这份自由、反战、主张民主的日本报章，邀请我于1991年5月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个论坛，同主导舆论的美日重要人物讨论人权和民主课题。 我说，英法两国分别让40多个前英国殖民地和25个前法国殖民地相继独立，并为这些国家制定西方式宪法，迄今已有50年了。不幸的是，它的结果在亚洲乃至非洲都很糟糕。就连美国，也无法成功地让菲律宾这个殖民地，在1945年回复自由50年后的今天，成功推行民主制度。我认为，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第二年，《朝日新闻》再度邀请我去讨论民主、人权，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说明千百年来，不同社会以迥异的方式各自发展，理念和准则自也迥然不同。因此，坚持要把美国或者欧洲在20世纪末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全世界，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了向全世界广播的卫星电视，任何政府想要隐瞒残酷对待人民的事实，将越来越困难。渐渐地，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国际社会必定会在不干预他国内政和坚持所有政府必须更加文明、人道地对待本国人民的道德原则之间，取得平衡。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不同社会终究会汇集形成一套人人接受的共同的世界准则，惨无人道、残酷野蛮的手段也将受到谴责。（正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国际社会不可能在未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认可之下，对干预行动达成一致的共识。其中，代表全球人口40％的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就对北约1999年的轰炸行动提出强烈的谴责。）我接受美国《外交》季刊这份备受尊重的期刊的访问，访谈呐容在1994年2月间发表，对“亚洲”同“西方”的价值观的辩论深感兴趣的美国人，为此起了一阵骚动。在答问中，我避免使用“亚洲”价值观这个词儿，毕竟对“亚洲”价值观的解释不一而足。我谈的是“儒家伦理”，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凡是使用汉字系统，儒学经典流传的国家，都深受儒学价值观的影响。而散居怖南亚的近2000万名华裔，所推崇的也是同南亚、东南亚所奉行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不同的儒家思想。 我说，没有所谓的亚洲模式，但是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西方社会则大多相信政府无所不能，在家庭结构崩溃时足以履行家庭固有的义务，未婚妈妈的现象就是一例。东亚人不行这一套。新加坡仰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我强调自由只能存在于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一个斗争不断、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混局，自由不可能存在。在东方社会里，最重要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最大的自由。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能为亚洲人所接受的，枪械、毒品泛滥，暴力犯罪活动，人们居无定所，粗野的社会行为，处处反映了公民社会的崩溃。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 东方人不相信这一套人要有辨别是非的道德观。有种东西叫做邪恶，而人之所以邪恶，并不纯粹因为他是社会的受害者。我在接受《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美国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道德基础被削弱，个人责任越来越不受重视的结果。美国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为先进的阶段，只要让每一个人随心所欲，对大家就会更好。这一套说法只能鼓励美国人更理所当然地背弃社会的道德准绳和伦理基础。 换成冷战时期，这次访谈只会被当成一篇知识性的讨论一笔带过。如今，我的见解反而凸显了美国人和亚洲人对犯罪与刑罚，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一些美国人认为我是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才形成这些看法的。其实，早在50年代初期，当我发现新加坡的受华文教育者与受英文教育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鸿沟时，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尊崇华族价值观的民族，比较守纪讲礼，也更能敬老尊贤，社会自然就更有秩序。这些价值观一旦为学校实行的英文教育所淡化，结果是学生的活力、纪律都散漫得多，行为也比较随便。更糟的是，受英文教育者因为所讲的不是自己地道的语言，一般都缺乏自信。共产党领导的华校中学生同我领导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对抗，确确实实反映了在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体系里，文化和理念上的实质分歧。 美国的自由派学者开始批评我们控制在新加坡发行的西方报章。我们并没有遵照他们那套发展和进步的模式。他们总以为一个国家在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而繁荣兴盛之际，理所当然地应该更像美国，民主而自由，对新闻不加限制。就因为我们不愿遵照他们定下的准则行事，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新加坡人民年复一年投票选出的政府也会是个好政府。 但是没有一位美国评论员找得出新加坡政府贪污、任人唯亲或道德败坏的任何岔子。1990年以来，像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等多个商业风险机构，好几年都把新加坡列为全亚洲贪污情况最微的国家。根据柏林国际透明度机构的报告，新加坡的清廉程度排名世界第七，在英国、德国和美国之前。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新加坡同他们口中冠以“专制政权”的“香蕉共和国”根本是两回事。美国媒体为了表示不能苟同，一味地形容新加坡是“经过消毒的整洁”，新加坡办事效率高，却被说成“毫无灵魂地讲求效率”。 1995年8月，哈佛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登辉向台湾引介的自由和创意，在他百年之后还会继续留存；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美国人和欧洲人通过赫尔辛基协定要求实行人权与民主，成功地促使苏联解体后，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胜利而耀武扬威。但是要想对中国也如法炮制，却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做法。中国人并不认为西方的文化准则是优越而值得模仿的。 1992年3月的一个晚上，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在新加坡的一个晚宴上问我，中国是否会民主化，像西方国家一样尊重人权。坐在施密特旁边的芝听到了要12亿中国人（其中有30％目不识丁）投票选举国家主席的想法，忍俊不禁。施密特注意到，她这个不假思索的反应，显示了这种想法的荒诞性。我回答说，中国4000多年的历史，是不同朝代的帝王更迭，间中历经无政府状态、外强侵占时期以及军阀和独裁者统治的历史。中国人可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以计算人头而非以砍断人头治国的政府。要蜕变发展成为代议制政府，总也该有个渐进的过程。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前殖民地，历经数十年没有选举没有民主的殖民统治后，才接受前统治者现成的一套民主宪法。但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和美国的民主体制，却花了整整n 年才告形成。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民主需要经济发展、学识文明、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和足以保障言论自由与人权的政治体制。它需要一个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让观点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人民，愿意彼此合作共存。在一个公民社会里，公民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还可能附属于一系列机构组织，例如为促进某种共恫利益的志愿团体、宗教组织、工会、专业组织，以及各类自助团体。我相信一个民族惟有培养起包容和忍让的文化，民主才行得通。在这样的环境里，少数人能够接受由多数人做主，直到下届大选为止，同时耐心地和平地等待机会，以说服更多选民支持他们的主张，使他们能够组织政府。把民主制度强加给那些传统上你争我斗，至死方休的国家是行不通的。韩国就是一个例子。不论当家做主的是个军人独裁者或者是民选总统，韩国人都要上街斗争到底。台湾则是会场里频频上演铁公鸡，街头也一再发生殴斗事件。这种种现象，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民族终究会形成各自具有不同代表性，符合本身习俗与文化的政府。 1994年，就在苏联解体不久，美国人踌躇满志之际，美国企图让海地在一夜之间民主化，重新扶植已被拉下台的民选总统。5年后，美国人悄然退出海地，私下承认失败。美国作家沙可基司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质问道：“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暂且不论海地领导层有多大的过失，华盛顿的决策人应该知道强行民主化会有多大的风险。海地民主不足月早产，它不可能在没有真正多党制度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多党制度不可能在没有稳固0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里建立起来。中产阶级要形成，不能少了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充满活力的经济体要存在，不能少了强大贤明、有能力率领国家走出谷底的可靠领导人。”美国政府不曾公开承认失败并表明失败的原因，因此，同样的错误仍会继续上演。我曾经于1992年3月在同一个交流会上向施密特强调，人权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科技把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带进世界村，大家都在电视上见证了同一暴行的上演。因为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期望得到他国的尊重和崇敬，各国就非得逐渐改变有损形象和名声的行为不可。施密特过后再到中国时，我发现他竭力要求的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人权标准，而不是民主。后来，他在德国报刊《时代周刊》撰文说，中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西方可以在人权问题上施压，要求中国在这方面达到更能为世界所接受的标准。 美国、西方，甚至日本之所以对亚洲的民主与人权这么感兴趣，焦点并不在台湾地区、韩国、香港或新加坡，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美国要这些东亚之“虎”成为中国的榜样，让中国看看这些自由社会正因为拥有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能有蓬勃的经济发展。其实不然。中国将走出自己的发展方向，有选择性地采纳它认为有价值，能符合中国发展前景的政府治国方式。中国人民对“乱” 有一种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正因为中国庞大，领导人益发得分外谨慎，在引进或采用任何模式或原理之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测试、调整、修正，肯定没有问题之后，才把它融人本国的体制。 香港主权由英国归还给中国的问题，成了中美之间在人权和民主课题上争论的焦点。美国可以通过香港在经济上制衡中国，香港同中国分治的情况一旦无法令美国满意，它就会切断香港的个别出口限额和其他优惠。香港的600万人口并不能左右美国或世界的命运，但是中国12亿人民的命运（到2030年还可能增加到15亿）将对世界的势力均衡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同中国牵扯上香港的“民主”问题，着眼点不在于香港的前程，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美国自由派分子批评新加坡，也并不因为他们关心300万新加坡人口的民主与人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给中国树立了错误的榜样。 从1993年至1997年，克林顿对中国的政策出现剧变。这是1996年3月台湾海峡危机引发的后果。中国当时在台湾海峡举行导弹演习，美国随即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东部水域作为回应。两岸的对峙局面迫使中美重新检讨双方的立场，两国关系在双方的高层防务官员经过几轮深人密谈后，才稳定下来。江泽民主席1997年10月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取得了成果。克林顿总统1998年6 月到北京回访，对江主席同意回应华盛顿的做法，允许记者会现场转播，大感意外。在结束对华访问后途经香港时，克林顿形容江泽民主席“是个才智非凡、活力充沛的人。他所具备的，是对历史的这一刻极其重要的素质：他有丰富的想像力，又深具远见，能勾画出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未来”。 可是不过短短几个月内，中美关系又再急转直下。负责调查核导弹秘密失窃事件的美国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发表了考克斯报告书，指中国进行谍报活动。考克斯报告书内容泄漏，在美国国会掀起强烈的反华情绪，致使克林顿无法在1999年4月中国总理朱槠基到华盛顿访问时，抓紧时机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达成协议。 不到两个星期后，美国在5月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 中美关系跌人谷底。一边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另一边是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强的国家，双方的关系发展犹如过山车般险象环生，叫亚洲所有国家忐忑不安。 中美关系在1999年11月两国达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时有了转机。中国人世将使它在世贸的条例框架下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大为加强。这将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 美国政府偶尔也会很难缠，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1993年到1996年）就是一个例子。迈克菲事件发生后，新加坡突然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跟随美国开出的自由秘方去建立一个民主发达的国家。但是，1997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新美关系再度升温。美国发现我们是个有用的对话者。新加坡是本区域推一能够承受大量资金流出的国家。新加坡的法治和健全的银行条例，加上严格的监管，是它经得起大量资金流出本区域的冲击的原因。1997年11月在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会议上，克林顿总统接受了吴作栋总理的建议，答应为受影响的国家和七大工业国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讨论经济危机，协助受影响的国家重新整顿银行体系，恢复投资者的信心。1998年4月，会议终于在华盛财行，有22国的财政部长出席了会议。 随着印尼局势恶化，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同我们的官员进行了密切的协商，设法制止印尼盾崩溃。克林顿总统在M 年1月派遣副财长萨默斯前往会见苏哈托总统之前，曾给吴总理打过电话。 3月，克林顿委派前副总统蒙代尔为他的特使，向苏哈托解释局势的严重性。 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苏哈托不曾明白在他开放印尼的资本账户，允许印尼公司向外国银行借贷大约800亿美元的款项之后，印尼变得有多脆弱。 不受约束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深重之际，新加坡反而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管制。我们这么做纯粹因为自己确信这是正确的做法，而这么做却恰好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提出的发展自由金融市场的因应之道不谋而合。美国人赞扬我们是个不受约束的自由经济体。 话虽如此，新美关系仍然会有起落，我们不可能总是遵循美国的那套方程式来发展行事。新加坡是个人口稠密的弹丸小岛，它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区域内，我们不可能以治理美国的那套方法来治理岛国。说到底，新美有再多的分歧吧，美国留在亚洲，仍对保障本区域的安全稳定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形之下，新美之间的微小分歧其实是不足挂齿的。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使我们能够把商品出口到美国，加速了经济增长。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胜利了，我们全都会沦为东洋奴隶。若是当年美国不插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由英国坐镇亚洲，新加坡和这个区域的工业化发展恐怕无法如此顺利地展开。英国向来不愿意让各个殖民地实行工业化。 美国人慷慨豁达的精神源自乐观进取的天性，他们总是乐善好施。可惜这种精神到了80年代末期逐渐淡化。美国面临日益庞大的贸易和预算赤字，为了扭转贸易和预算逆差，因而要求日本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开放市场，调高币值，进口更多美国货，并且支付知识产权费。 自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变得固执狂热，崇信教条。他们一味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输出民主和人权，就偏偏避开有损自己利益的地方，例如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半岛。不过，就算歧见再多，摩擦再大，东亚国家还是宁可让美国继续留在本区域，为维持区域势力的均衡扮演主要的角色。 我在60年代对于同美国人直接接触有所保留，原因是他们财大气粗，总以为有钱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美国官员大多轻率莽撞又经验不足，我却渐渐发现跟他们合作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难搞。我无须通译也能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同样能明白我的心意。当年要是我只以华语或马来语发表演说，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就不可能阅读这些演说的内容，也就不可能安排我在1967年10月同约翰逊总统会面。值得庆幸的是，我同多数美国总统和他们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国务卿，都能融洽相处，好几位甚至在卸任之后还维系着彼此之间的交情。我们为共同的目标彼此合作，学习相互信任，成了好朋友。 然而美国的政治过程往往让它的朋友深感不安。短短25年内两度发生总统遭弹劾事件，先是1974年的尼克松，然后是1999年的克林顿。所幸这两次的弹劾都不曾对整个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华盛顿政策随主要人事变动而朝今夕改的现象。决策方向捉摸不定，国际关系也因此变幻难测。华盛顿一些友善的外交官总会说，新面孔能引进新观念新点子，能充任“冲涤机制”，避免统治精英死守政权、食古不化。我却认为也惟有像美国这么一个富有又安如磐石的大国，才经得起这种制度的多番折腾。 美国的政治过程尽管多么开放透明，地球那一端如果发生附么危机，谁也说不上美国会有什么反应。换做我是波斯尼亚人或者科索沃人，也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当真会插手巴尔干的战事。他们却真的干预了，不在于维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捍卫人权，为了终止一个主权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违反人权的罪行。 只是这种政策能维持多久呢？它能放诸四海而指准吗？在非洲的卢旺达，这一套根本行不通。美国朋友一再提醒我，他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其实并不是战略性的国家利益，而是美国媒体所关注的焦点。纵有再多的失误缺陷，美国还是成功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美国的工业表现在七八十年代不如日本和德国，却在90年代以叫人意外的活力回弹。美国公司在电脑和资讯科技方面领导世界潮流。它们充分利用数码革命把公司、企业打碎了再重组，把生产力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成功抑制通胀率，增加利润，在竞争力方面领先欧洲和日本。人才苔苹是他们的强处，大专院校、智囊团、科研中心和跨国公司，都是培育人才的温床，而且有能力吸引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各地出类拔萃的才俊，在硅谷等新兴高增值领域服务。没有一个欧洲或亚洲国家，能像美国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吸引和网罗了大批的海外人才。美国就像拥有磁铁似的，把全球各个角落的顶尖人才全吸引到美洲大陆去。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优势。欧洲人花了好些时间才肯承认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特别是美国那套重视权益资本回报率的企业文化的价值。美国的执行人员坚持不懈地加强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的是提高股陈的投资价值。这种论功行赏制度的代价，就是导致美国社会的分裂现象比欧洲和日本社会严重得多。欧日社会没有相当于美国社会的低下层阶级。欧洲企业文化重视的是社会团结与和谐，德国公司甚至委派工会代表进入管理局，这样做的代价却是资本回报率和股东投资价值偏低。日本人实行的是终身雇佣的制度，非常强调雇主和雇员彼此的忠诚。这样做的缺点是冗员过多，失去了竞争优势。 到了90年代，许多欧洲公司开始在纽约股市挂牌，这么一来，他们就不得不着眼于每一季的回报和股东投资价值。欧洲人接受了美国企业管理的标准，这等于欧洲对美国的表扬。 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30、亚洲第一个奇迹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1945年一样。 过去60年来，我对日本人的印象改变了好几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接触的是待人彬彬有礼的推销员和牙医。作为一个社群，他们爱干净，整洁，守纪律，自给不求人。因此，他们在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之后的残酷行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残酷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虽然有例外，日本军政府有步骤的暴行，使日本人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冷酷无情的。我们忍受了3年半的恐怖和物资匮乏的生活。在东南亚沦陷区，数以百万计的人丢了性命。被他们俘虏的英国、荷兰、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都被迫服苦役，以致形销骨立，命丧黄泉。 1945年8月15日，天皇突然出人意料地下旨投降。日本人从作为我们的太上皇一下子变成了模范战俘，他们尽心竭力地打扫城市，认真刻苦地对待自己应做的工作和身分的改变。接着他们在我们眼前完全消失。我从书报上得知，他们重建日本历尽艰辛。 60年代，品质优良的日本电子消费品流入新加坡。到70年代，日本人又生龙活虎起来。他们擅长生产纺织品、石油化学制品、电子产品、电视机、录音机和照相机，加上现代化的管理和销售方法，他们摇身变成了别国不易应付的工业强国。随着国力日益增强，日本人在鞠躬时腰也没那么弯了。 这个国家从不道歉对我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日本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强烈、最深刻的印象，是占领时期的恐怖。这些记忆是磨灭不了的。从此以后，我在更广的社交范围内认识了许多日本人，包括部长、外交官、商人、总编辑、作家和学者，有几位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通情达理。跟年轻的时候相比，我现在对他们了解得更多了。日本占领时期的痛苦使人产生恐惧和仇恨。战后我在书报上看到他们吃不饱和受苦受难，城市被炸平和烧毁，不由得幸灾乐祸。 这种感觉在看到他们坚忍不拔，有条不紊地着手从战后的废墟中重建家园后，不由得转化为尊重和敬佩。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麦克阿瑟军事占领时期的政策目标，把许多使日本变得强大的特点保留下来。有一些人因战时犯下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台，多数人却改头换面，有些还以民主政界人物的姿态出现，赢得了选举，当上了部长。 其他的人继续成为勤奋的爱国官僚，致力于把日本重建成一个和平的非军事国家。 但是这个国家却从不悔悟，从不道歉。 战后我第一次跟日本人交涉，同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的一次冷血大屠杀事件有关。1962年2月，新加坡东部的实乞纳地区进行土方工程，工人无意间发现埋在一个大墓坑里的骸骨。挖掘出来的墓坑约有40个之多。这勾起了人们对20年前“检证”行动的全部回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头两个星期里，日本宪兵队抓了5万到10万名年轻华族男子，并杀害了他们。骸骨无意间出土之后，必须让人们看到我在跟日本政府交涉这件事。我也希望看看复兴的日本。1962年5月，我第一次访问还没完全从战争的蹂躏中复原的日本。 日本外交部安排我们住在帝国酒店。这座建筑物是由美国建筑师赖特设计的，后来拆除了。它是一座雅致、宽敞的低矮建筑物，看起来像西式建筑，却又很有日本风格。我从套房内约略看到了旧东京的景致，可以想像那准是一座曾经很迷人的城市。熙熙攘攘的新东京清楚地显示了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却杂乱无章。它是从废墟中仓促赶建起来的。美国B29型轰炸机曾经投下燃烧弹，对它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引发了严重的火灾，把整座城市给摧毁了。日本为紧急和杂乱的重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道路系统很差，街道都很狭窄，没有形成网络，而且出现了交通堵塞的现象。 随着汽车的普及，情况将会更严重。一个有着强烈的审美观的民族，却重建出一座没有吸引力的城市。他们错过了兴建一个有效率和雅致的首都的机会，他们原本是有能力这么做的。 高尚的高尔夫球运动显然风靡全国。外交部长小圾善太郎带我到他的“三百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这是日本最昂贵的俱乐部之一，只有300名会员，他们都是政界和商界的精英。高级主管们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昂贵的高尔夫球和球杯。 虽然日本人当时已开始尝试制造球杆，但是还很差劲，挥杆时既无力道又没有感觉。 我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技术和模仿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20年后，日本制造的好些高尔夫球杆却是全世界最好和最贵的。 解决“血债”问题我惟一的重要公事，是和首相池田勇人讨论他们的“血债”，要求日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所犯下的暴行做出赔偿。他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表达了“诚恳的遗憾”（不是道歉）。他说，日本人民要“为所做的错事向死者的灵魂”做出补偿，但是，希望这些事情不致妨碍日新两国人民增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赔偿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他们不想开先例，以免其他受害国也纷纷提出赔偿要求。池田和他的官员表现得极其友善，他们也急切地想解决这一课题，免得勾起过去的仇怨。我们终于在独立后解决了血债问题。1966年10月，双方商达的数目是5000万元，一半是赠款，一半是贷款。我期望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吸引工业家到新加坡来投资。 虽然1967年4月，我再到东京是进行非正式的访问，佐藤荣作首相仍然会见了我。他从资料中得知我没有迫使他们进行赔偿，感谢我解决了“骸骨”问题。我邀请他到新加坡访问，他答应了。同年9月，他在夫人的陪同下前来，成为战后第一位访问新加坡的日本首相。佐藤在不微笑时，神色严肃而凝重，但笑起来的时候会开怀大笑。他的样子像日本武士，身材中等，体格结实，有着坚定的表情和姿态。 有一次午餐时，芝问他是否真的是武士的后代，他自豪地回答说是，并补充说他的妻子也一样。他讲话声音低沉，不多费唇舌。他的外长三木武夫每说三句话，他只说上一句，而且是更加有力的一句。他在战后的日本领袖当中，享有第一个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领袖的荣誉。我跟佐藤在一起时彼此都感到很自在。经过前些日子在东晾的会面，他知道我并不反日，而是要跟日本合作，使新加坡工业化。他在演说中提到日本占领时期的推一的一句话是，“亚洲历史上，有些时候我们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真是轻描淡写之至。一年后，1968年10月，我又到日本回访。日本很讲究礼仪，他们坚持在机场的迎送仪式上，我应该戴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套，穿黑色的西服。他们非常拘泥于西方的礼服穿着。当时各地报纸都在报道英军将撤离新加坡的新闻，我发现阳本官员和部长们，包括首相在内，都期待我会向他们要求援助。他们知道新加坡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然而我没像其他到访的发展中国家领袖一样要求援助，这使他们大感意外。跟佐藤仅相和外长三木讨论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认为新加坡有效率高的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可以作为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活动的立足点。不过，要这么做的话，新加坡须跟印尼和马来西亚保持良好的关系。佐藤也为日本皇太子明仁和太子妃美智子成功访问新加坡而向我道谢。他知道我曾经亲自设晚宴款待他们，还带他们到总统府的天台去观赏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南十字星座。皇太子夫妇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交谈甚欢。我和芝后来多次访问东京，他们都在私邸盛情款待。 感觉很特别的一刻由于是国事访问，天皇和皇后在皇宫设午宴招待我们。主要的宫殿被炸毁了，午宴设在比较靠外面的一座房子里。我们被带领进入一个客厅，地上铺了漂亮的地毯，家具陈设简单而优雅，摆了几张精致的小桌，礼物就放在上面。同这位半神的人物晤面，是我生命中感觉很特别的一刻。在日本占领新加坡的3年半里，他成了神。我在国泰大厦报道部当电讯编辑期间（1943――1944年），常得向东京皇宫的方向鞠躬。如今眼前站着这个身材瘦小，略微弯腰弓背的人，看上去毫无恶意，说真的倒是友善有礼，说话低声细气。皇后个子比较大，圆脸盘儿，长得讨人喜欢。礼宾官员让我们站到指定的位置拍照，然后宾主双方坐下来交谈。 谈话内容无伤大雅。在适当的时候，他对战争期间日本对新加坡人民所造成的苦难表示遗憾。我点了点头，一声不响。对这样的场面我毫无心理准备，认为最好是保持沉默。 日本人已经揭开了皇室的神秘面纱，要在他们心目中重新恢复过去对天皇的崇敬，谈何容易。皇位象征着什么，已经没什么神秘可言。坐在午餐桌的另一边，压低嗓子跟这位曾经被当做神一般的皇帝谈些大多无关重要的事情，未免令人扫兴。 坐在天皇身旁的佐藤首相对他有什么想法，倒叫我纳闷。佐藤毕竟属于把他当成神来敬仰的一代。 天皇的葬礼此后我和芝又几次会见了天皇和皇后。我作为总理的最后活动之一，是于1989年2月参加他的葬礼。来自世界各地的显贵云集东京，向这个复兴和成功的工业强国的元首致哀。那是个肃穆的传统仪式。新宿皇家公园内筑起一座宏伟的神道神坛，它是用精致的白松木搭成的，没用一颗钉。人人都穿着深色的西服，另加外套并戴着手套，不然就穿传统的民族服装。我们就坐在一个开放的大帐篷内，面向神坛，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吹来，叫人直打哆嗦。那是前后两个半小时的彻骨严寒。日本人的安排却周到万分。跟帐篷毗连的是个围了起来的接待处，既温暖，来往又方便，有热腾腾的饮料和小吃供应，洗手间的马桶是保暖的。参加葬礼的来宾，人人都获得可以御寒的毯子和大大小小的特制小袋，只要把塑胶包装扯开，氧气就会使化学过程产生效应，把这些袋子变成保温垫子。我把小的保温垫子放在覆盖着足背的鞋面下面，大的放进短上衣、裤子和外套的口袋里。可怜的芝，旗袍没有口袋，无处可放。邻座的人把多个保温垫子放在座位上，让臀部保持温暖。这种刺骨严寒比在新加坡国泰大厦天台上向天皇鞠躬还要难受。当年我根本无法想像将来会有一天代表新加坡，跟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的菲利普亲王一起参加天皇的葬礼，向他致哀，而美英两国正是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的两大强国。所有的大国和许多获得援助的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都出席了，有些则由国王代表，全世界聚集在一起，赞颂日本的特出成就。 过去的35年，我对日本和它的领袖有更深人的了解。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新加坡工业化。在他们眼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可以从这里出发把经济活动扩展到整个区域。我们也是从波斯湾到日本的海路枢纽，是日本油轮必经之地。我和日本首相们经常反复讨论的课题包括：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日本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投资，本区域的安全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亚太区的经济合作关系。 60年代和70年代，我所见过的所有日本领袖所最关注的，就是在马六甲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佐藤最先于1967年表示担心马六甲海峡部分航道海水太浅，大油轮恐怕过不了。我告诉他，只要用有灯光的浮标或灯塔标明浅水的地方，就不会有危险。有了先进科技，可以疏浚马六甲海峡，用灯光浮标做航道标志。我对这个问题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使佐藤受到鼓舞。他老惦记着日本是靠海路输入像石油这类原料的，就是这些原因促使他们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当时拥有足够的军力发动攻势，现在却没有这个能力。1973年5月，接任的首相田中角荣跟我在陈京会面时，也提到这个课题。我强调，日新两国应该合作，以确保自由通航得以继续，同时抗拒本地区其他国家建议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他显然感到安心。两年后我造访三木武夫首相时，他提起不久前在新加坡海峡发生的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对新加坡政府的全力协助，表示真诚的感谢。这两起意外事故曾激起新加坡邻国的强烈反应。日本超级油槽船“祥和九”先于那年1月，在离新加坡几公里外的水牛礁附近搁浅后泄漏原油，在海面上留下了长达20公里的油渍。各国都担心有关事故会严重污染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海岸线。新加坡港务局立刻出动防油污船艇到海面喷射清洁剂，防止油渍扩散，化解油渍。随后于4月间，“土佐丸” 在圣约翰岛附近水域同另一艘油槽船相撞，断成两截。这回事发的地点距离新加坡本岛更近。所幸“士佐丸”已经卸下运载的原油，这才避免酿成另一次严重污染。 尽管如此，马印还是公开呼吁，向往来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以补偿沿海国家蒙受的损害，同时为航行于马六甲海峡的船只设定吨位限制。这个问题对日本太重要了，因此副首相福田赳夫和外长宫泽喜一过后都在和我会晤时，分别当面向我致谢。同其他强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是否具有经济价值。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他们对我们的评价很低。为了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投资石油化学工厂，我们必须不响提醒他们，要是新加坡也支持其他沿海国家一印尼和马来西亚，向往来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航道使用费，他们将遇到很多麻烦。自由通航对日本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因此，直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大会阐明各国有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时，日本才放下它的心头大石。 设法吸引日本投资担任总理期间，我一直都设法吸引日本公司到新加坡来投资。 日本首相佐藤在1967年9月访问新加坡时，我公开地对他说：新加坡人对日本的资金、科技、经理和专家的流入，并无顾忌，而日本肯定将领导亚洲朝进一步工业化的目标前进。我告诉经团联（日本大工业家的协会）的工业家，新加坡欢迎任何觉得搬到新加坡来能在工资或货运成本上占优势的工业。第二年，经济发展局在东京设立办事处。然而对年代初的日本人，还没有做好把工厂迁移到国外的准备，他们还在加强国内的工业生产力。直到80年代，由于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越来越大，受到美国的压力，他们才开始在美国生产。后来当欧洲也决定不进口他们的产品时，日本才开始在欧洲，尤其是英国设厂生产，把产品出口到欧洲经济共同体。 精工表决定在新加坡设厂的过程，反映了日本公司在海外投资时典型的小心谨慎。我们在70年代初花了3年多的时间，才说服精工表在新加坡设表厂。当时在东京代表经济发展局的黄名光，毕业自一所日本大学，充分掌握和了解他们的语文和文化。精工表不认为东南亚有任何地方能符合他们的精细工业的要求：有支援工业和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工作队伍。黄名光竭力使他们相信，应该未雨绸缨，准备有一天石英表价格下跌，在日本制造变得不经济，因此应该考虑到新加坡来。 同时，他也跟该公司的科技与生产主管打交道。我们提交了多份可行性报告，再无数次地给予承诺，保证会尽力协助他们之后，他们才终于决定投资。1976年，我为他们的工厂主持开幕仪式。在决定投资之前，他们小心翼翼，一旦决定投资，他们就全力以赴，确保计划成功。不久后，他们对新加坡员工素质的疑虑一扫而空，进而发展生产精密器具、工业机械和自动化系统。 1969年，我们对一个石油化学计划深感兴趣。首先，我向三木提出我需要他的政府支持。日本跟美国或欧洲不一样，凡事不能少了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投资计划方面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1975年5月我会见了住友化学公司总裁驰川纪成。他很愿意对新加坡这个计划做出投资承诺，但是说日本政府并不支持。他希望我跟日本首相会面时，能促使政府公开对这个合作计划做出承诺。三木首相起初犹豫不决，原因是我们那拥有丰富石油资顺的邻国印尼，也希望日本能把石油化学厂设在那里。 我吁请三休表明立场，日本不应向资源大国的压力低头，而不做妥当的投资决定。 我提醒他，上回在两起日本油槽船意外事故中新加坡政府给予全力协助，希望他能对住友公司的计划表示支持。他过后波表一个简短声明说：“虽然这是个私人投资计划，日本政府仍深感兴趣，并准备竭尽所能协助推动。”直到两年后，即1977年5月，接任首相的福田赳夫才确定新日石油化学计划并由住友带头。要不是福田，这个工程未必能落实。那时候，10亿美元是非常庞大的投资，石油化学对当时的新加坡来说，也是过于资本密集和高科技的工业。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计划却得在中曾根康弘于1983年访问新加坡时，才真正付诸实施。不久，石油化学厂计划终于在五五合作的基础上正式开展。这个计划起步慢，投产时碰上供过于求的问题。 但后来还是有利可图，而且还衍生出数个大规模的下游产品投资项目。我所接触过的日本首相，从他年的池田到1990年的宫泽，都可说是有才之士。然而其中一位可谓真人不露相，外粗内秀。1973年5月，我在东京同田中角荣会面。他被誉为推土机，并且具有强有力的电脑般的头脑。他是从建筑承包商起家的。以日本人的体型来说，他身材中等，肩宽腰粗，浑身是劲。他的作风粗扩直率，跟其他日本首相大不相同。他们多是东京帝国大学或其他著名学府的毕业生，先从公务员做起，升任高级职位，然后进入自民党领导层。尽管田中不是大学毕业生，担任首相却绰绰有余。 同这位对敏感课题，包括东南亚的反日情绪课题也坦率直言的日本领袖交谈，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日本在曼谷遇到麻烦，学生示威反对日本的经济剥削。我指出，派国际贸工部长中曾根前去安抚泰国人是不够的。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再出现，他必须向泰国人、印尼人和菲律宾人表明，日本不只是对撷取它们的原料有兴趣，比方说可以献议协助它们工业化。我后来也曾对其他日本首相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们不为所动。 8个月后，我在新加坡机场迎接田中，那是1974年1月的事。他步下舷梯的时候，我发现他脸部歪向一边，嘴唇和面颊也这样。他一点也不感到难堪，解释说是脸部神经出了问题，需要过些时候才会复原。他显露出极大的自信心。 1974年末，他由于涉及购买洛克希德飞机的贿赂案而辞职，但在自民党里他依然举足轻重，操纵着首相人选，直到1993年逝世。 福田身材瘦削修长但是结实，瘦小细致的脸上总带点顽皮的神态。他担任首相后，我于1977年5月同他见面。之前跟身为部长的他见过几次面时，已觉察到他思想敏锐，兴趣非常广泛。某次午餐时，他还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本很厚的记事簿，当场念出日本和美国各自的延伸经济区，以说明日本是如何地处于劣势。他记录下所有有用的事实和数据，包括海洋法所规定的，各国所拥有的延伸经济区的平方英里面积的大小。同年8月，福田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后，续程到新加坡访问。他同我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心腹会谈”旧本人所谓的坦诚交谈）。双方部长同意成立日新训练中心，让那些赞助训练中心的日本公司享有免税优待。日本也要求新加坡在对航经马六甲海峡的日本油槽船实施“龙骨下水深”制度之前，支持给予5年的过渡期。新、马、印曾达成协议，规定龙骨下的水深必须达到3.5米，并在3年半内实施。我答应设法延长到5年，结果事成。我也向福田提出抗议。他的官员曾指新加坡为工业化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因此日本不能为新加坡提供低息贷款。我们还没有工业化，如果他们把我们当工业国看待，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一定会步其后尘，迫使新加坡在还没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以平等条件竞争之前，就丧失普遍优惠制度和其他特权。福田表示会注意，后来他们就停止再提这件事。直至数年后的80年代中期，倒是设在布鲁塞尔的欧共体执行委员会，对新加坡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质疑。卸下国会职务后，福田在日本政坛的影响力并没有因此消怯。他的儿子赢得了他留下的席位，日本人对他们的领袖可谓忠贞不渝。1995年福田与世长辞，日本失去一位精明练达的领袖。他对20世纪末的世界所面对的问题了如指掌，也深知日本不能孤立生存。 1979年10月，我再次到日本进行国事访问。那时，大平正芳已接替福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礼仪已随着时代改变，他们不再坚持要我戴上黑色的霍姆堡毡帽和灰色手套了。我们住进接待宾客的赤报宫。午餐由裕仁天皇和皇后宴请，晚餐则是首相所设的燕尾服饰正式国宴。 大平有张宽大、笑盈盈的脸庞，双颊丰满，笑容可掬。这名一桥大学毕业生曾任职于财政部，是位谨慎和能干的领袖。我特别向他指出，新日合作模式对我们的邻国能起示范作用，例如日新训练中心、电脑软件训练中心、新加坡大学日文系、新大工学院和日本工学院结成姐妹学院等计划，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国都在认真研究这些合作模式。由于新加坡成功，他们认识到训练和知识的价值。这么一来，他们就更可能同新加坡和日本合作。我向他提出协助开发人力资源的要求时，他一口答应，并表示这也是他个人关心的课题。一年后大平猝然逝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 接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于1981年1月到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家访问。我促请日本像欧洲在洛美协定中对非洲大陆的态度一样，给予东盟更大的关注。对此他毅然表示同意。传统上日本首相上任后的首次海外访问，一定先到华盛顿，他却一反传统，决定以东盟为第一站，然后才续程到美国，再到握太华出席七大工业国峰会。他声称日本是亚洲的真正成员，而作为亚洲惟一的高度工业化国家，日本任重道远，决意同亚洲一起努力。 铃木重视东盟这次姿态上的改变意义深远。一名日本首相要在没有强大官僚的支持和建议下，独自进行如此重大的变革，实在有点不可思议。为了强调对东盟的重视，他追述了苏联曾经要求日本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一事。尽管苏联希望日本把经济和政治区分开来，但是日本坚持除非苏联改变对阿富汗和越南的政策，否则不会给予西伯利亚任何经济援助。我鼓励他坚持这个立场，指出如果日本、美国和欧洲继续为苏联掩盖其制度的失败，苏联就会继续给世界制造麻烦。得不到外界支援，苏联在15――20年内一定要面对比波兰更严重的问题。铃木同意。 铃木毕业于水产训练学院（现为东京水产大学），可说是这方面的专才。一次在用晚餐时，他为我揭开水产的奥秘，介绍日体的渔业，非常尽兴。他所用的比喻几乎都和鱼有关。我建议日体集中发展人力资源，把东南亚人民训练成跟日本人一样熟练而生产力高的员工。他同意我的说法，还引述了一句谚语：“给人卜条鱼，只够他吃一餐；如果教会他钓鱼的方法……”他后来拨出1亿元，在每个东盟成员国，还有冲绳。个别设立一个训练中心。他说，开启现代知识大门的钥匙是训练，不是资助和软贷佐藤下台之后，接连出现了多位任期不超过两年的首相，要跟他们建立较深厚的私人交情谈何容易。在这期间，日本经济一直获得高增长。首相和部长的更迭对经济稳定和增长似乎毫无影响。外国评论员认为这是由于官僚权大和能干，却低估了出任首相和部长的人物的能力。这些人全是自民党派系的主要成陨。 他们个个办事干练，经验丰富，有着共同的看法。铃木善幸的继承人中曾根康弘的任期却超过两年，自1982年起当了5年首相。他虽能说流利的英语，却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说起话来声音洪亮、生气勃勃的他，曾是日本帝国海军自卫队的尉官，对此他引以为豪。他身高1.86米，在日本人当中算是挺高大魁梧的了。他额头高凸，头发半秃，看来是个精力充沛又严加自律的人。每个星期他必得到寺庙中以上身挺直，双脚交叉的莲花式坐姿静坐两个小时。他鼓励我也这么做。我接受了他的健议，通过一个信奉佛教的西医朋友，我开始学习静坐，每次半小时。后来静坐成了日常作业，效果比镇静剂更好。中曾根没有其他日本领袖自我谦让的作风。1983年3月我到日本访问时受到他的热烈欢迎，他还不断强调能实现在首相署接见我的心愿，是件多么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十分关注东盟各国对他所谓的“日本国防开支稍微增加”的反应。众所周知，早在他掌管防卫厅的时候，他就已表明他的鹰派主张，认为日本应该建立自己的国防力量。随着美国参议院通过议案呼吁日本增加防务开支，他就更加振振有词了。面对忧心忡忡的邻近国家，他希望做出保证，日本加强自卫队的力量，纯粹是为了在紧急时刻守得住日本岛屿周围的宗谷、津轻和对马三道海峡，日本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军事强国。他声称这其实是历届内阁的一贯政策，只是未曾公开声明而已。 同中曾根重提往事中曾根在同年稍后到新加坡访问时，我重提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当年，一手协助山下奉文策划攻占马来亚的杉田一次中佐（中校）（当时的退休将军），就在这同一个内阁会议室里，针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作所为向我致歉。1974和eqs 年，他率领幸存的伙伴重返新加坡，向我们的武装部队军人汇报当年日本进军马来亚的情况，以及它怎么一举攻下新加坡。山下奉文在攻陷新加坡后就住进去的总统府，如今是人事几番新。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老是受历史牵绊，必须往前看，消除双方的疑虑。他同意我的说法，用英语表达了对我所采取的立场的“衷心感激”。 日本人民的内心深处，对于再次卷入一场不但赢不了而且代价惨重的战争，仍存有深深的恐惧感。中曾根加强防卫力量的政策也因此放缓推行。民意调查显示，在防卫问题上日本人都宁可保持低调。无论如何，就因为中曾根性格率直，在他卸任以后，我们每逢在东京碰头，总能一起吃饭，畅所欲言。 自民党的势力在80年代末开始转弱。35年来一直都行之有效的整个体制，再也无法应付国内外急速改变的环境。传媒接二连三地报道贪污丑闻，使自民党连连受到炮轰。日本传媒决心要拆散自民党领袖、大商家，尤其是建筑承包商以及高级官僚之间的相互勾结的关系。继中曾根之后于1987年担任首相的是竹下登。他个子瘦小却风度翩翩，是早稻田而非东大毕业生。他温文尔雅，待人处世拘泥形式。在笑容可掬的背后，他其实是一个政治暗斗的高手。他的领导作风跟中曾根截然不同，谨言慎行，但是却能履行自己的承诺。竹下登出任首相期间，正是日本要从苏联手中夺回千岛群旧（日方称为北方四岛）的情绪最高涨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急需国际经济援助，日本随时准备慷慨解囊，条件是要苏联归还原属他们的4个岛屿，或至少做出归还岛屿的明确保证。但是1989年12月我在东京裕仁天皇的葬礼上同竹下登重逢时，他却透露，苏联绝不放手。过后他给我传来口信，要求我在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于1990年初访新时，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说项。我曾经问过三木武夫首相，为什么苏联疆土遍及欧亚大陆，却会对堪察加半岛外的4 个小岛如此在意。三木脸色一沉，激愤地直斥苏联人对领土贪得无厌。我问起岛上日本居民的命运时，他一脸厌恶地说：“一个都不留，全被遣返日本！”竹下登对收回4个小岛也有着同样强烈的意愿。所以雷日科夫总理访新时，我特别提起这个问题。他的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4个岛屿的主权根本无可争议，完全属苏联所有。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爆发了一起同雇佣公司“利库特”有关的贪污丑闻。竹下登的心腹涉嫌为达到政治目的接受贿赂。这个人后来自尽，竹下登悲痛欲绝，最终引咎辞职。 在闹出一连串贪污丑闻之后，公众极力呼吁清廉领袖上台。虽然海部俊树只领导自民党内一个最小的派系，但是他仍然成功地在1989年当选首相。海部受人欢迎，喜欢交际，有个“廉洁先生”的雅号。他不及宫泽多才，不如中曾根果断，又不比竹下登善斗。但是他却有亲和力。 海部在他的两年任期内碰到不少问题。换成中曾根，当会乐于当机立断。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到波斯湾参与对伊拉克之战，海部在征求了各党派领袖的意见后，最终不派一兵一卒，而选择提供130亿美元，作为日本对这次行动的贡献。 其实西方一直都确认日本的经济力量。从1975年在朗布依埃举行的会议开始，他们就邀请日本领袖出席五大工业国峰会。可是在争取扮演一个主要经济强国的角色的过程中，日本始终面对重重障碍。最严重的问题是，日本领袖对他们战时的暴行采取了不愿面对的态度。反观德国人，开诚布公地承认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同时表示歉意和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他们也教导年轻一代认识战争罪行的历史背景，以免重蹈覆辙。日本人则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我想，或许他们是不愿使人民士气低落，或不愿侮辱祖先和天皇。什么原因都好，总之历任自民党首相都没能勇敢地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情。 但是，1990年5月，海部却在新加坡发表了一次突破性而且令人难忘的重要演讲，“对日本过去所作所为给亚太无数人民带来难以承受的悲痛，表示衷心的懊悔……日本人民坚决不再重复这类会酿成悲剧性结局的行动”，就只差一声道歉。无论如何，他的语气确实体现了他诚恳和务实的态度。 我向海部指出日本人和德国人对待战争记录所抱的不同态度。德国工业家和金融家呈交履历表，总会毫无隐瞒地把战争时期的经验―一列出：在斯大林格勒或者比利时的战役中出过力，曾是美、英或苏军的战俘，曾获颁什么军阶什么奖章。但是在日本人的履历表上，1937年到1945年期间永远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这种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根本不愿重提这段历史。因此，日本人和那些同他们来往的人之间总是隔着一道烟幕，疑虑重重，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建议日本研究德国的方式。教育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海部坦言我的意见让他深受鼓舞，同时强调日本其实已经在不断改变。他说自己是战后第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首相。1945年，他还只是个学生。到了60年代，他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他愿意认真研究如何教育年轻一代认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重新检讨教科书的内容。可惜，他还来不及落实这个想法，就被宫泽喜一取而代之了。矮小调皮的宫泽，圆脸上总挂着探索的表情，一陷入沉思两道阔眉就会紧蹩，在阐明经过谨慎仔细考虑的立场之前，也总会先掀起嘴巴。他像学者多于政治家。要是选择投身学术界，担任母校东大的教授一定胜任有余，只是最后他却当上了财政部官员。传媒曾在1991年报道我说过的话：让日本人派兵支援驻守柬埔寨的联合国和平部队，简直就是“把含酒的巧克力塞给一个酒鬼一样”。宫泽在接任首相前夕，就趁一次我在东京和自民党领袖共进午餐时，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日本文化要改变谈何容易。日本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追求完美，做到极限，哪怕是插花、铸剑或者打仗，这种习性是根深蒂固的。如今中国已经拥有核子弹，我不相信日本还会重演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历史。不过，日本若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就非得让邻近国家觉得它信得过，是个能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国不可。宫泽追问，海部的懊悔难道算不上是提供了某种宣泄吗？我说，这只能算是个好的开始，却并非道歉。后来宫泽出任首相，在1992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第一份声明中，就对亚太地区人民所蒙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的懊悔和歉疚”。中曾根是鹰，宫泽则是鸽。他一直支持美日联盟，反对以任何形式重建军事力量。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词汇丰富，因而易与他人坦诚交换。意见。他反应敏锐，一有不同意见，就立刻反击一一但总是彬彬有礼。早在他出任首相以前，我们已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富泽特别留意中国宫泽也特别留意高增长的中国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同佐藤（1968年）、三木（1975年）和福田（1977年）一样，宫泽花了颇长的时间讨论跟中国有关的课题。即使在中国采取闭关政策经济停滞时，日本领袖已经非常关注它的发展了。后来邓小平推行开放政策，日本更是格外留意这个每年增长8％到10％的邻居，因为它可能威胁到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显赫地位。宫泽担心的是少了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的监督和制衡，中国崛起将对日本和东亚的安全构成威胁。大多数日本领袖相信，美日的防卫合作联系能给日本20年的安全保障。然而宫泽和其他日本领袖担心的，却是长远的局势发展，暗自害怕有朝一日美国军力将难以在本区域维持支配的地位，不愿再保卫日本。中国究竟会起着稳定的作用还是引起麻烦，没人说得准。 我认为最好是把中国纳入现代化的世界体制里。日本应该吸引中国优秀生到日本深造，让他们同日本的年轻一代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样，中国最杰出的顶尖人才如果能有机会到美日欧，就能开拓眼界，认清中国要繁荣富强，就不得不在国际上做个积极的成员。如果中国在推行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多方受到孤立和阻挠，它就会对先进国家产生敌意。 大多数日本领袖深信一到紧要关头，东盟国家都会跟日本站在同一阵线，惟独无法断定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不怀疑身为华人的我关心东南亚的利益，并且纯粹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看中国，相信冲突发生时我未必支持中国。但是对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以及未来的领袖在中国的压力之下会产生什么反应，他们就说不准。我想我当时并没有成功地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就在宫泽担任首相期间，田中一名年轻弟子小泽一郎率领党内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在一次关键表决中推翻了宫泽内阁。宫泽毕竟有别于其他自民党派系的首领，他不是一个党内明争暗斗的能手。自民党输掉了随后举行的大选。自民党失去政权也有好的结果。细川护熙成为首位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承认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的首相。 自民党领袖一直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抱着强硬的态度，细川没有这样的思想包袱。日本要等到一位非主流政党领袖上台出任首相，才真诚地道歉。第二年，紧接着上任的社会民主党新首相村山富市再次道歉，还趁访问东盟之行分别对东盟领袖―一致歉。在新加坡，他公开表明，日本不能再逃避，必须正视过去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199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纪念，村山发表声明，再度表达他最深切的愧疚和由衷的歉意。他并且强调，日本必须对给亚洲造成的痛苦自我反省。村山也是首位到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战蒙难人民纪念碑前献花的日本首相，虽然我们并未要求他这么做。他告诉我，希望这么做能维护本区域今后的和平与稳定。他仍能感受到本区域潜伏着的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益发体会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这两名非自民党首相的道歉，削弱了以往日本政府绝不道歉的强硬立场。自民党并未道歉，表示歉意的是部分的村山联合政府。 1996年，自民党的桥本龙太郎继村山之后接任首相。他在同年7月庆祝诞辰的那一天，不以官方姿态而以私人名义，到靖国神社吊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日军亡魂，其中包括当年的首相东条英机将军，以及好几名因战争罪行而在战后遭处决的战犯。日本领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留下解答不了的大疑问。同德国人不一样，日本人没有进行导泻，以清除他们体制里的毒素，不以他们的过错教育年轻一代。桥本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2周年纪念（1997年）以及同年9月访华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深感忏悔”，尽管中国和韩国都希望日本领袖能道歉，桥本却没这么做。 他们不要道歉我想不通日本人为什么如此不情愿承认过去，坦然道歉，以从此迈步向前。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要道歉。道歉等于承认犯错，而公开表示仟悔更暴露了他们今日的主观感受。南京大屠杀，朝鲜、菲律宾、荷兰和其他妇女被拐骗或被强迫到前线充当日军的“慰安妇”，对活生生的中国、朝鲜、蒙古、苏联的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生化武器试验：他们都矢口否认，直到一件件史实在日本的档案中被发现，他们才迫不得已承认。这种态度，又怎能不叫人对他们未来的意向生疑呢？ 日本人现在的态度，可以视为他们日后行为的苗头。要是他们对过去感到羞愧，日后就比较不可能重蹈覆辙。因战争罪行而被联军处决的东条将军在遗嘱和供证中说，日本人是因敌众我寡而败北。以日本的面积和人口，它仍有潜能在高科技战役中建立实力。诚然，中日的任何冲突一旦升级，超出传统武器的层次，日本必定会吃大亏。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但是万一发生，日本的实力仍旧不容低估。一旦他们感觉到受威胁，石油或其他生存资源被切断，出口市场被封死，国家生存的命脉断绝，那我相信日本人必会再次进行恶斗，就像1942年至1945年一样。不论日本和亚洲的前景如何，日本人如果要推动经济现代化以及扮演联合国和平使者的角色，就必须先了结这个道歉的课题。亚洲和日本一定要往前看。为此，我们彼此之间都应有更大的信任和信心。31、向日本人学习 纵使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历历在目，日本的民族性叫我至今心有余悸，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值得尊敬和佩服之处。他们的群体协作精神。他们的纪律、智慧、刻苦勤奋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促成了一支强大无敌和生产力强的队伍。日本人深知自己的国家资源贫乏，他们必将会继续格外努力。为人所不能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位日本社会的顶尖人物决意重建日本，振兴工业。 这个顶尖的领导班子，并没有被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美国占领军解散。当中共介人朝鲜战争时，美国人就决定改变政策，重建日本。日本领导人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一方面保持深藏不露和谦卑的低姿态，一方面在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石油化学工业、电子电气产品、照相机以至电脑等各个领域中，快马加鞭赶上美国人。日本有个同法国贵族学校一样的精英制度。前皇家大学和顶尖私立大学精选人才、造就人才，这些人才在公私部门的事业阶梯上逐级攀升。他们的行政官员和公司领导人，跟世界任何杰出人才一样能干。不过，日本的奇迹并不是单由少数最上层的人创造的，全体日本人民都有一种要证明自己济事的坚定意志。不管在哪一个阶层，他们都不忘争取最卓越的成就。 日本人敬业乐业70年代末，在一次访问四国岛的主要市镇高松时遇上一件小事，我对日本人敬业乐业的态度从此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日本大使在当地一家酒店宴请我，虽属三星级，却是当地最好的酒临。晚宴菜肴水平绝佳。水果和甜品时间一到，一名不过三十几岁的厨师一身洁白登场，耍弄着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展示削柿子和日本脆梨的身手，呈献了一场让人惊叹的大师级表演。我问他这功夫是怎样练成的。他是从厨房助手做起，只负责洗碗碟，削马铃薯，切菜。5年后他以助理厨师的身分毕业，10年后升任酒店主厨。对自己的工作他引以为荣。正因为具有对工作的深切出豪感，以及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竭尽所能的高昂志向，哪怕是厨师、侍应生以至清洁女工，都具有最高的生产力；在制造业方面则获得接近零失误的工作成果。亚洲没有其他民族在这方面能及得上日本人。无论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东南亚人，任何民族都做不到。惟一的弊端在于日本人自视为特殊的民族。要不你就是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是这个魔术圈子里的一分子；要不你就一无是处。“特殊民族”的神话使日本人不论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机构，或者任何工作场所的一小组员工，都构成一股难以应付的力量。 日本人文化独特日本人具备令人钦佩的素质。他们有个独特的文化，像“乐高” 砌砖一样，恰如其分地相互配合拼凑成一个整体。一对一单挑，中国象棋也好，围棋也罢，许多中国人都不输给日本人。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特别是工厂里的生产队伍，任谁也难把日本人击垮。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日存获颁生产力奖，我在颁奖给公司董事经理时问他，既然本地分公司和日本总公司使用同样的器材配备，以新加坡员工跟日本员工比较，他如何评价本地职员的表现。他给新加坡员工的生产力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员工技术更纯熟，也是多面手，灵活性大，适应力强，跳槽和缺勤的现象少，更愿意终身学习和接受训练。谁也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大家一律是灰领员工。无论是技术人员、小组组长或督工，都不会介意弄脏一双手。 我问他，本地员工还要多久才赶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认为也许在10年至15年后。在进一步追问下，他却表示本地员工恐怕不可能完全与日本齐步。他指出两个原因： 首先，日本员工总会在同事因其他重要事情离开岗位时，自发地暂代其职，新加坡员工则只顾分内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袭了英国的制度，基层和领导核心界线分明，理工学院或大学毕业生一参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职。日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 1967年到日本访问期间，我参观了石川岛播磨工业在横滨怕船厂，这家公司是新加坡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的合伙公司。副总裁真藤恒博士是个出色的工程师，身强体壮，精力过人，精明能干，他带我四处走走。他跟其他工人一样，身穿公司制服，脚穿胶靴，头戴安全帽。在进入船坞之前，他拿一顶安全帽给我。他对船坞熟悉得不得了，边走边用英语向我解释。日本工人守纪律、勤劳、团结和有效率。 回到办公室共进工作午餐时，他解释了英国管理层跟日本管理层的不同点。日本执行人员和工程师在工厂里工作。他们必须了解最低层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领导他们，所以必须从基层做起，逐步上升。英国船坞执行人员坐在铺地毯的办公室里，从不去看看在车间或船坞工作的工人。对工人的士气和生产力来说，这不是好事。 同年较后时，我在泰恩赛德参观了斯旺亨特船坞。约翰。亨特爵士带我到船坞各个部门走走，得到的印象跟日本船坞形成了最强烈不过的对比。亨特爵士穿一袭裁剪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我们一起乘坐劳斯莱斯汽车前去。行经油腻的车间地面时，我们的鞋子沾上油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船坞，我没发现油泥。快上车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亨特爵士却满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没把油泥擦干净便上车。在车里，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这样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诧异的神情，因为他说：“他们会用洗涤剂洗干净的。”接着车子便开动，不是到办公室去吃工作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思酒店，先吃一顿美味佳肴，然后到酒店的高尔夫球场打了18个洞的高尔夫球。英国执行人员的生活讲究派头。 1975年5月，我在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后第一次访问日本。从不少报道中，我了解了日本人如何采取彻底而全面的步骤节省能源，每单位工业产量的石油耗损量都减少。这趟访日，我就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和公共大楼，包括豪华酒店，全积极减少所使用的能源。即使夏日炎炎，我居住的酒店客房空调系统最低也只能调到25摄氏度，在那种季节算是挺热的。酒店内贴上通告，敬请房客原谅。客房清洁女工也总会在我们离开房间后，殷勤主动地把所有电灯和空调都关上。 我请公用事业局的官员研究日本人节省能源的方法。他们的报告显示日本人处理问题态度认真，不像美国人那样对危机情况总是不当一回事。所有使用电能超过特定水平的工厂，都必须委任能源经理，管制能源用量，而且必须每年向日本国际贸易工业部呈交进展报告。建筑业也采取节省能源措施，避免外墙和窗户散热。制造商提高了空调机、电灯、热水器等家庭电器产品和工业机械的效率，减低耗电量，并在每一件电器产品上面注明电能的使用功效。 装置节省能源仪器的公司，可获政府提供税务优惠。银行也愿意提供特低利率贷款，资助装置隔热器和其他仪器。日本在1978年成立了节省能源中心，通过展览、工业能源审查和研究工作，把节省能源的科技和知识传播开来。这就难怪日本每单位工业产量的耗电量是世界最低的。 我发动国内几位部长适当地采取类似的措施，电能消耗量总算下降了，但还是远远不及日本的成绩。进入70年代末期，日本从石油危机中复苏的经济奇迹，成一举世艳羡的焦点。就在西欧和美国不得不放慢脚步的时候，它却已重享高增长率。 尽管许多文章和全球最畅销书籍纷纷称颂它的成功之道，世界对日本人依然抱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工作起来像蚂蚁似的不眠不休，居住在兔子窝里，坚持封闭自己的市场，然后把钢铁、汽车、零失误的电视机和电子产品，源源不绝地输往外国。从日本人身上我得到一个启示：通过员工和管理层紧密合作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性―― 这才是人力资源发展背后的真正意义。新加坡在1972年成立国家生产力局，此后日渐步上正轨。自从一名曾在新日联营电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的行动党议员黄贵祥也参与工作后，我逐渐认识到日本管理方式的好处。这名议员协助生产力局成立国家生产力委员会，邀请私人企业参与提供咨询。我也要求日本生产力中心协助新加坡成立类似的中心，还同日本中心主席乡司古平见了面。乡司先生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七十五六岁。他是个苦行者，浑身充满真诚和热忱。他认为生产力就好比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此后十年，在他协助下，我们建立起一个高效率的生产力组织，一步步把工会和管理层集中起来，齐心合力提高生产力。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不管获配什么职务，日本经理总会全力以赴，尽心尽力。70年代，日新合作的裕廊造船厂的一名日籍工程师，因在计算成本时出差错，导致公司失去一项重要的石油贮存库工程。他把公司那年盈利的滑落归咎于自己的失职，愧疚之下以死谢罪。我们非常震惊，无法想像任何新加坡人会对自己的工作具有如此强烈深重的责任感。 我在所到的中国和越南各大城市，总能见到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派驻代表在当地实地考察，决定什么东西可以买下来转售到世界其他地方，或者当地需要什么产品可以由日本从世界各地买进来。他们勤奋卖力，孜孜不倦，随时为日本公司提供最新的资料。新加坡公司要委派年轻的执行人员到中国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去，肩负比较艰巨的外务，却总是困难重重。 正因为自我要求高，日本公司难以找到及得上国内水准的新加坡管理人员。在裕廊造船厂有限公司，自60年代同我们联营20年来，无论总裁、财务总管、总工程师，全是日本人。几乎所有美国跨国公司在开业十年后，都大胆起用新加坡人出任总裁。新加坡执行人员和工程师都晓得，要在日本跨国公司获得升职和认同难如登天。 责任感、可靠性、专业性或者掌握日语的能力，都是非日本人在日本公司掌权的重重障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但是很缓慢。一家主要日本跨国公司“日本电气” （NEC ），在90年代首次委任新加坡人为总裁。同时期，超过8成的美国公司和半数欧洲公司，都已起用新加坡人担任总裁一职。日本公司的文化不一样。这给海外的日本公司带来许多问题，它们无法使他国人轻易地融入它们的制度。在经济环球化的大趋势下，除非它们向美国人和欧洲人学习，吸纳外国人让他们融人自己机构的文化，否则日本跨国公司跟后者相比，就难免处于劣势。 不少新加坡的华族商人和金融家，就算在日本住上好几十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也能入乡随俗，却始终未能跟日本同事建立深交。大家可以在公共场所一起吃饭、应酬，登门造访的情况却几乎完全没有。 日本公司总会把商业机会保留给自己的银行，肥水不流外人田。新加坡银行在日本做生意，靠的全是新加坡人和其他外国人。日本大公司在新加坡投资时，都会从日本引进辅助公司来应付各种需求，包括日本超级市场、餐馆和各种符合日本生活方式的供应商。 以前他们完全同西方科技隔绝，只能通过倒序制造（即仿制）一步步跟上，所以特别吝于输出科技。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都察觉到这一点。也正由于眼前的财富得来不易，他们尤其厌恶把财富分给挥霍无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任由这些国家的领袖随意糟蹋，富了自己却救不了人民。日本最终在美国的劝说下，一反传统晋身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也算是个小小的奇迹。新加坡同样是一路艰辛走过来的，所以我能感同身受，宁以提供训练和技术协助的方式提供援助，而不是提供捐款，以免它被滥用。 1980年，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的官员到日本同深具影响力的国际贸工部工作伙伴会面，当时国际贸工部已为日本拟好战后工业发展的总方向，整份报告书深具启发性。日本人高瞻远瞩，懂得放眼未来而不一味墨守成规，缅怀过去帆船、武士的朴实年代。报告书主要讨论的课题是节省能源，开拓可以取代石油的能源，同时转向创意知识工业，作为突破钢铁、汽车和电子产品保护主义的策略。他们过去是靠一路追赶取得进步的，如今他们要靠自己创造新科技和新产品向前迈进。国际贸工部为日本勾勒出80年代的前景：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国家，倾全力汲取和开发新知识，为人类和社会的需求服务。 国际贸工部当时给新加坡官员的劝告是，凭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我们可以充当知识和资讯中心，跟东京相辅相成。日本人相信这样的中心要取得成功，非得有可靠和可以信赖的人民不可。这些话我们牢记在心。对发展成为知识和资讯中心的必备条件进行认真研究后，我们加倍重视学校里的数理和电脑教学。政府部门为私人企业树立榜样，率先全面电脑化，并通过电脑的加速折旧提供所得税优惠。 这个决定使我们走在邻国前头。“智慧岛”计划正是在这个时候播种萌芽的。通过光导纤维在岛内建立四通八达的网络，再把小岛同东京、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等主要的知识和资讯中心，以及同吉隆坡、雅加达、曼谷、马尼拉等邻近城市连接起来。 日本人的企业哲学跟新加坡的日本商会代表会面，使我认识到他们是通过不间断的投资使他们的企业推陈出新的。他们相信要跟世界竞争，工业必须随时具备最先进的科技。不过最让我折服的还在于日体人对操作这些先进机器的人员的重视。 他们不断为员工提供训练和再训练，使得先进的机器能发挥最大的功用。日本人的这套企业哲学，确保他们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日本国际贸工部官员跟我说过，企业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更何况员工都是终身受聘，所以他们愿意在雇员身上投资。 新加坡人都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员工沿袭了英国制度的求职态度，哪个雇主出价高，员工就往哪里跑。日本公司给员工额外补贴的方式，包括津贴、加班酬劳、花红和公司福利，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像新加坡的做法，日本公司提供的补贴往往比员工的基本薪酬还多。就因为日本员工所获的额外补贴高，国家一旦面临经济不景，公司利润下降，雇主就能立刻削减花红和津贴，把薪金成本紧缩40％到50％。只要公司营业额一恢复，补贴自然又增加。这么做才能实行终身雇佣制。劳资双方分享利润，也共渡难关。在艰苦时期，即使公司赚不了钱，员工也清楚知道公司的长远利益是他们终身饭碗的保障，包括薪酬之外附加的种种福利：医疗和牙齿护理、单身宿舍、高津贴的住房贷款、家庭消闲设施。雇员子女教育费、迎新和欢送茶会、长期服务奖、雇佣股票选择权、红白事津贴……员工与公司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当然，只有大公司和公共部门才能推行这样的终身雇佣制度。经济滑坡时，裁员的是小公司，也就是大公司的供应商。我还真希望能向日本学习，可惜同新加坡的雇主谈过几次后，却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新日两国的文化根本不一样，新加坡雇员对公司不像日本人那么忠心耿耿。更何况，新加坡有许多大雇主是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它们的公司文化各不相同。我尝试探讨日本有什么制度上或方法上的优点，值得我们仿效和沿用。从日本人成为我们的军事统治者开始到现在，这50年来，我同日本总裁、工程师、部长和其他优秀的日本官员有过无数次的接触，我逐渐相信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所说的，日本人的平均智商，尤其是在算术方面，比美国人和欧洲人都来得局。 纵使日本占领时期的经验历历在目，日本的民族特性叫我至今心有余悸，我还是觉得他们有值得尊敬和佩服之处。他们的群体协作精神，他们的纪律、智慧、刻苦勤奋和为国牺牲的精神，促成了一支强大无敌和生产力特强的队伍。日本人深知自己的国家资源贫乏，他们必将会继续格外努力，为人所不能为。 独特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在即使发生任何突变的情况下，也能成为灾难的生还者。地震、台风、海啸，自然界某些不可预测的力量，时不时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但是，他们随时勇于面对任何损失与伤亡，从废墟中抖擞精神，振作起来，重建家园。1995年神户那场大地震过后，日本人民的举动和反应，比起1992年洛杉矾一场破坏性较小的地震过后，暴乱、掠夺到处发生的混乱场面，益发值得我们佩服和学习。神户完全没有发生掠夺或暴乱事件。日本公司自己采取拯救行动，提供食物、救济所。衣服；志愿组织自动请缨提供援助。就连日本黑社会也义不容辞地加入拯救行列。政府方面的拯救工作显得缓慢，铁路、公路、电话不能使用，水电服务全部中断。但是，没有人陷人悲痛绝望而一蹶不振，哪怕失去的家人、财产再多。 1996年11月大地震过后一年半，我到神户访问时，惊讶于生活如此迅速地恢复正常，神户居民从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如常生活。日本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进行足够的改变，以便融人由许多不同文化的人组成的世界。 日本赶上西方国家的模式已经瓜熟蒂落了。80年代末是它的高峰期，当时东京股市的市值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市值相等，东京的地价也比纽约来得高。可是，当日本中央银行在1990年喇破经济泡沫后，它的经济就开始长期下滑。在这同时，通过精简化和重组，充分利用数码科技革命的成果，尤其是互联网，美国经济进行了转型。它把日本和欧洲经济远远抛在后头。日本人正在试图拟出新的模式。它必须接受数码科技革命，也必须同美国公司一样，加强股本的回报率，着重股陈投资的价值。随着经济环球化，日本已被迫开放它的国内市场。许多历久不衰的做法，例如终身雇佣制也必须有所改变。但哦见识过日本人民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教育素质。 虽然他们不像美国那样成功鼓励许多企业家自行创业，但日本的年轻男女并不缺乏想像力、创意和创新的点子。5到10年内，日本人必将卷土重来。32、韩国人自强不息 ……卢泰愚和全斗焕都因被控叛国和贪污纳贿罪，结果被判长期监禁，全斗焕还被控谋杀。他们在1997年12月获赦，1998年2月出席了总统就职典礼。金大中在宣誓就职后跟全斗焕和卢泰愚握手，总统发言人说，这表示韩国社会的修好与和谐。 这一幕在4万群众面前上演。人民是否会因这幕政治演出而对政府的制度重拾信心，还是个未知数。 过去，我对朝鲜人的印象并不好，因为第一次见到的朝鲜人，他们穿着日本军服。当时，日本人带了两批雇佣兵到新加坡来，除了朝鲜人，另一批是台湾人。朝鲜人跟日本军人没两样，粗暴而且出手重。台湾人则充当福建话通译，那是新加坡华族的主要方言。战后，韩国发展经济的冲劲消除了我以往的成见。1979年10月，朴正熙在官邸――青瓦台接待我。他外表严肃，身材矮小结实，脸尖鼻窄。朴正熙希望我能帮助促进韩国同东盟的关系。他说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并不乐观。南方不愿再陷人另一场战争，认为和平第一，统一第二。但是北方却要以武力达到统一。 我问他美国是否会在1981年后继续履行承诺，卡特总统曾经宣布美军将在那一年开始撤出。朴正熙说卡特的国防部长布朗已答应会在1981年以后，继续负起防卫的责任，而且曾公开表示韩国的安全对美国至为重要。我提醒他，卡特在1976年的竞选宣言是从韩国撤军，这讨得美国人的欢心，如果这么做又再受美国人欢迎，卡特可能会有改变。他同意我的分析，并说美国推行的政策受4年举行一次的选举周期影响，令他感到不安。当晚在整个餐会上谈的都是正事，没有闲聊的机会。朴正熙那20来岁、说英语的女儿热情招待我们，确保没有冷场。朴正熙说他接受的是军官训练。他委任各个领域的专家担任部长和长官，在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他都会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朴正熙的总理崔圭夏很能干，受日本教育。总理夫人也在日本受过高深教育，跟夫婿一样聪明。夫妇俩仍旧阅读日本小说和报章。韩国的知识分子跟台湾知识界一样，深受日本人的影响，程度同我受英国人的影响不相上下。 韩国人民决心追求经济现代化，因此，掌权了18年的朴正熙，得以带领团结一心和严守纪律的人民，把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在经济策略上，他也紧随日本人的作风，小心翼翼地保护国内市场，同时大力推动出口。朴正熙鼓励甚至强迫韩国人节俭，不许人民享受如彩色电视机这样的奢侈品，而韩国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却与日俱增。 他要韩国成功而展现出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我离开韩国5天后，朴正熙被他最亲近的助手、也就是情报局局长暗杀了。韩国政府说，这起行刺事件是密谋夺权计划的一部分。 据当地报章报道，情报局局长一直很担心会被他人取代，因为朴正熙曾经批评他没有处理好釜山学生和工人同警察殴斗的事件。 那一次的访问肯定了我对韩国人的看法，他们很强悍，能够承受极大的痛苦。 相继而来的人侵者横扫整个中亚大草原，但是来到这个半岛却止步。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脸型和体型突出，不容易把他们误认为华人或日本人。他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主人把我带到庆州，那是他们古老的文化中心，七世纪新罗王朝的国王都葬在那里，从这些陵墓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黄金和宝石手工艺术品。 极度憎恨日本人他们十分憎恨日本人。受日本统治的35年里，他们的任何反抗行动都受到无情的压制，这在他们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清楚记得在过去500年中，日本人对他们进行过无数次的侵略，而每一次他们都会击退敌人。即使是那些最日本化的韩国精英，包括崔总理和他的夫人，他们精通日语、日本文学和文化，但是心底里还是厌恶从前的统治者。当年朝鲜人抗拒殖民主义和支配式的统治，因此日本人对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们也抗拒中国人的君权，长达1000年，只不过没有像对日本那样反感。他们采用汉字，因而吸收了儒家思想。美国大学的韩国学生证明了他们不比日本人或华人逊色。然而尽管韩国人身体比较强壮，他们的凝聚力和对公司的奉献精神却不如日本人。实行军法统治时，韩国工人和工会都处于静态。军法统治取消后，工会变得激进，经常怠工静坐和罢工，无视出口市场出现问题，仍然要求加薪和更好的待遇。韩国工会不可能像日本工会那样，跟它们的雇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跟雇主的矛盾有多大，日本工会绝对不会破坏公司的竞争力。韩国人令人生畏。一暴动起来，他们跟镇暴警察一样有组织、有纪律。跟他们对峙的警察，像古罗马的斗士般戴着有塑料面罩的头盔，拿着塑料护盾。当工人和学生跟警察当街冲突时，他们俨然就是在战场上的士兵。罢工者蹲在地上聆听演说的同时，也有节奏地挥动着拳头。他们是相当火暴的一群，不愿妥协。反对当权者时，他们既凶且狠。 80年代，我两度访问韩国，先后同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见过面。1996年，我在新加坡同金泳三总统见面。从朴正熙到金泳三，4位领袖都深切关注由于夹在中、俄、日三大强邻之间，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脆弱性。 1986年，我在汉城会见全斗焕。他对朝鲜的专注和忧虑，令我惊讶。我觉得很纳闷。他们的人口比朝鲜多一倍，也富有得多，还获得美国供应更好的军事配备。 虽然朝鲜的经济捉襟见肘，跟我见过面的韩国外交部长，却都流露出对朝鲜军事威力的畏怯。 跟韩国领袖会谈，我们讨论的另一个重点课题是新兴工业经济体（包括韩国和新加坡）跟欧洲的发达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关系。1686年，我向全斗焕总统提及在美国和欧洲不断滋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我说，要是我们这些新兴工业国不开放市场，回应美国和欧洲给予我们自由进出市场的权利，久而久之，他们会觉得难以容忍保护主义思想必会蔓延。他同意新兴工业经济体应该开放市场，并强调韩国准备花两年时间，按部就班地实现这个目标。我指出尽管开放了市场，韩国关税仍然高达16％至20％。对此，全斗焕回应说韩国不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人均收人仅对2000美元，比新加坡的人均收人还少。除了国防方面的负担，它还负债465亿美元。 1986年，我在汉城的一个午餐会上向韩国的四大商会发表演说，发觉他们非常不愿意开放他们的市场。两年后，我再次跟同样的四大商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我谈到他们需要增加进口，促请他们连同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业经济体，商讨如何缩小相互贸易上的不平衡。他们也认识到不可能长期守住当时的地位，所以那一次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 在全斗焕担任总统期间，工人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暴动，使汉城不时停顿下来。到他即将卸任时，局面已经演变得不可收拾。他的得力助手卢泰愚很巧妙地缓和了紧张的局势，在获得支持之后，卢泰愚参加竞选并当选为下一任总统。 卢泰愚是个温文又严肃的人。我们在1986年7月初次见面时，他是全斗焕内阁中的部长。他当时就对廉洁的新加坡政府给证明，即使在大选前，他仍然能冷静地应付大规模的暴动和骚乱，同时展现了他谦恭的一面。这些资产就是他发展政治事业的基础。 卢泰愚把两大反对党领袖之一的金泳三吸收到他的学旗下，从而促使金泳三在1992年当选为第一位平民总统。他的主要竞选课题是肃清贪污和舞弊行为。由于分别涉及不同的贪污事件，3名刚上任数星期的部长被他拉下了马。他也撤换了好几个高级法官肥一些高级军官开除并监禁起来。军方默许他的规定。韩国几家电视台和报章的记者先后到新加坡来。制作记录片和撰写报道文章，介绍我们的反贪污法律和执法制度。 1996年，金泳三总统访问新加坡。衣冠整齐的他自豪地对我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慢跑好几公里。他还说，我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及建立社会网络对家庭给予支援。我补充说，我们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确认美国在亚洲地区保持影响力，这在战略上是极其重要的。 金泳三总统在上任时曾表明他不会旧事重提。然而随着国内压力日益加强，他不得不在1995年底改变初衷，国会通讨了一项特别法令，取消对1979年的政变和任何跟1980年光州大屠杀有关的谋杀、煽动骚乱、贪污和其他罪行讲行调杏的限制。 结果，在他之前的两位总统都被逮捕和定罪n 在电视卜着到他们两人被羞辱，还身穿囚衣被带上法庭。我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惊讶。全斗焕和卢泰愚因1979年的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大屠杀事件，分别被判死刑和坐牢22年半。两人也因在任期间收取贿金而被罚款。上诉后，全斗焕的刑罚改为终身监禁，卢泰愚坐牢17年。 不久后，金泳三总统本身也卷入一桩涉及大笔款项的贪污丑闻。韩国一个大财团韩宝在数家国有银行欠下数十亿元，宣告破产。金泳三的儿子被控收取700万美元，后被判入狱3年，外加罚款150万美元。反对党趁机声称金泳三本人也接受过韩宝的贿赂，在竞选中的花费明显超过法律上的规定。金总统虽然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却拒绝透露详情。多起贪污丑闻经过媒体大事报道，加上经济管理不当，现任总统和执政党的声望已被摧毁。不翻旧账，他们的政治制度所受的损害就不会那么大。在南非，要是人们承认在实行种族隔离体制时干下暴行，调查与和解委员会就会原谅他们。虽然这样做不一定促进和谐，但是至少没使分裂尖锐化。 错误的信息两位前总统所经历的审讯不只摧毁了他们和好些助手，同时也摧毁了协助创造现代韩国的人物。人民变得愤世嫉俗，对所有的官方机构都不再抱任何希望。韩国领袖要重新获得人民的尊重，看来得花上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根据当时韩国的惯例和标准行事，而根据那些准则，他们算不上是十恶不赦之徒。卢泰愚之所以会让权力转移到金泳三手上，主要是受到美国舆论的压力，他们不赞成由另一名军人接班。其他国家军人出身的领袖将从这一连串事件中得到错误的信息，他们会以为把权力移交给争取群众支持的平民政治家是危险的做法。 1999年，我以韩国工业联合会国际咨询团成员的身分到汉城出席会议。咨询团在10月22日的一个论坛上与韩国众财团领袖进行讨论。这些财团是韩国版的日本财阀。日本财问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要工业，韩国财团会以更低廉的人工和成本进场较量。他们同日本人一样，目的是占有市场，无视现金流动和生意底线。韩国国内经济尤其是工人的高储蓄率，是集团取得低利率资本随之专攻某些工业的基础。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 冷战结束后，外界情况起了变化。韩国也须像日本那样，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他们的财团共借贷了约1500亿美元的外币，在国内和国外――中国、东欧前共产国家、俄罗斯和前苏联的中亚细亚（中亚）共和国，迅速扩充发展工业。 这些投资并不是在预算有多少回报后进行的，它们大举扩张业务，旨在占据市场。 近1997年底，这些财团无法偿还贷款利息，韩元跟着暴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伸出援手，三个星期后，金大中在选举中获胜担任总统。 我告诉财团代表，韩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不应继续采用日本的工业和经济模式，因为就连日本本身也走投无路，不得不放弃旧有的经济模式。韩国和日本现在是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中的一分子，必须遵守美国和欧盟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定下的规则。它们必须使投资更具竞争力，如同任何美国或欧洲公司，着重盈亏。问题在于如果要具有竞争力，它们应如何从当前的状况发展到所必须达到的地步。这些财团已扩展成庞大的联合企业。如今，它们应专注于做得最好的业务，以它作为核心业务，放弃那些无生产效益的业务。接下来，要使业务蒸蒸日上，就需聘请具有企业精神的管理人员。当我表示儒家思想并不是导致它们崩溃的因素时，财团领袖都感到欣慰。他们的弱点是做生意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在意回报和生意底线。他们的制度不够透明、开放、公正，会计法也没根据国际标准，导致雪上加霜。也是儒家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金融风暴，是因为两地履行英国法制，做生意的方法透明，会计法符合国际标准，公正平等地公开招标和商讨合约，银行贷款简易方便。韩国人必须采纳这些做法。韩国人做生意的手法跟日本人很相近，主要是靠非正式的关系，甚少注重规则和法律。财团领袖们明了重组的重要性，却不愿意放弃家族对过去40年来辛苦建立的大企业的监控。 他们也不舍得把属下的公司交托给管理人员，后者已习惯了让创办人为公司所有企业的策略做决定。出席了国际咨询团会议后，我到青瓦台拜会金大中总统。此时的他已70多岁，身材魁梧，比起他那一代的韩国人算是高大的。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据说1971年，韩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企图谋杀他，他的腿就是在当时弄伤的。他脸部表情严肃而且深沉，偶尔会笑一笑。会谈中，他井然有序地从南北关系开始，谈了一连串的课题，要我评价他的政策。从“阳光政策”说起，这个政策的目的一来是维持强硬的威慑姿态以防战争，二来是要在不破坏或威胁朝鲜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最后是要营造适当的环境，让两地的私人企业界能在经济和生意上密切合作。 我说，通过科技、管理和知识转移，并鼓励发展来帮助朝鲜改变，是合理实际的做法。这么一来，朝鲜就能提高本身的生活水平，减轻南方的负担。不过，与此同时，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更应有增无减，智囊团、大学和言论界的相互交流尤其重要，这样，思想看法才会改变。 我认为，把东北亚和东南亚结合成一个区域，指日可待。两个分区的经济体关系越来越紧密。 韩国媒体以为我们会谈到对亚洲（即儒家）价值观的歧见，以及民主和人权课题。我告诉他们，我们快80岁了，不太可能改变自己的看法，所以没触及这些课题。 历史将证明谁对儒家文化有较好的诠释。 从金大中身上，我看到一个人经历重重危机后脾气的转变。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目的，他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在日本被韩国中央情报局逮捕，施以酷刑，要不是美国介人，恐怕已被杀害。然而为了赢得1997年的选举，他跟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金锺泌结盟，选举胜利后肢委任金锺泌为总理。 导致韩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军法统治到完全自由的民主政治的转变太仓促了。他们没有早已确立的执法传统来控制公众集会，也没有任何条例管制工会，规定它们须在罢工或采取工业行动之前举行秘密投票表决。我们的情况就不同。1959年，我们接手管理新加坡的时候，英国留下了一套轻罪法规，因此在紧急法令终止后，碰上示威事件发生时，我们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约束，以免示威府动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扰乱治安。如果韩国能把民主进程的速度放慢一些，在那期间制定所需的法律来调控示威和抗议，或许人民在示威抗议时，就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像愤怒的工人同学生跟警察对峙那样。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更新。他们有必要重建人民的信心，让人民知道不论是成功和较不成功的人、较优秀和受较低教育者，以及管理层人员和工人，都将获得平等的对待。为争取快速增长，各任总统遵循的政策对工业家、经理和工程师非常有利，工人却没得到什么好处。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上升，贫富悬殊也跟着扩大。不过，我相信一旦制定了新的社会契约，韩国人将再次朝气蓬勃地稳步前进。他们充满活力，勤奋和能干。自强不息的文化，驱使他们努力争取成就。 几次尝试不果之后，朝鲜和韩国领导人终于在2000年6月13日在平壤举行峰会。 韩国人在观看电视现场转播时，大为惊讶。被形容为恶棍的朝鲜领袖金正日，显得热情、幽默和友善。韩国人都为此而兴高采烈。即使是疑心最重的人，对他也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问北京和汉城。在汉城，她表明美军将留驻韩国。但是，如果关系继续解冻，她必定估计得到朝鲜将会施压，要求美军撤走，而韩国人也会鼓动和支持。如果朝鲜停止发展导弹，美国也就没有必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了。 就在峰会当天下午，我在北京会见了江泽民主席。他当时兴致很高，愉快地向我描述了他在电视上见到两位领袖握手的画面。江泽民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金正日在峰会之前两星期，曾罕有地访问北京，同他讨论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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