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星】李光耀前言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他怎样为新加坡人民开辟一条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成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40年来遍访世界各国，李光耀跟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共同探讨国际与区域局势。回忆录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述。序言 我的回忆录上册，对象主要是新加坡读者，没想到中国的普通读者也喜欢读，共销售了四万册。 中国读者对这一册会更有兴趣，因为本册叙述了新加坡人如何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晋身第一世界。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当石油危机在1973年爆发时，我们的经济已经起飞，能够以稳定的速度增长。 然而新加坡是个城市化的岛国，国土小，人口也少。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如果中国能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从第三世界脐身第一世界那才是伟大的成就。有了健全的行政制度和法制，加之实行自由市场政策，鼓励竞道，彼此迟早会分道扬镳，早晚要算账。斗争到来时激烈万分，幸好我们没有被打败。 那时，我们认为新加坡未来的长久之计是重新加入马来亚，因此在1963年9月，我们跟马来亚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但是不到一年，也就是在1964年7月，新加坡发生了马来人和华人冲突的种族暴乱。我们陷入了同执政党巫统的马来极端分子不断纠缠的斗争中，他们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由马来人支配的社会。他们通过种族暴乱来吓唬我们。我们则通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团结马来西亚各地的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争取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到了1965年8月，我们别无选择，只好脱离马来西亚。 种族欺侮和恐吓事件，使新加坡人情愿容忍独立自主所面对的艰辛。种族暴乱的惨痛经历，也促使我和同僚们更加坚决地下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多年来，我们制定政策时都坚守着这个信念。 这一册阐述了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作为腹地的情况下，尝试以各种方式维持独立地位和生存下去的漫长艰苦的路程。我们越过一道道看起来不能逾越的障碍，在30年内把新加坡从一个贫困的小岛发展成富强的国家。 1965年后的日子非常忙乱也充满了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立足点。英国在1971年从新加坡撤军时，市场上已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使我们避过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让我们松了口气。直到我们在1973年安然渡过全球石油危机，从容应付了油价上涨三倍的问题时，我们才对自己管理一个独立国家充满信心。之后，我们努力工作、策划和随机应变，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同时作为一个在本区域成功转口货物、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 正当世界经历非常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59年（我就任总理时）的400美元，增加到1991年（我卸任时）的12000美元。 1999年则是22000美元。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已远离第三世界所面对的贫困问题。 然而我们还需要多一代人的时间，艺术、文化与社会行为水平才能同我们所发展的世界级基础设施相称。 这不是一本教你怎么发展经济、建立国家或军队的手册。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上册是编年叙事。 要是这次也这么做，恐怕篇幅会过于冗长。所以我决定按照主题，把30年的故事压缩成600多页的文字。1、走自己的路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怎么盖房子、怎么修理引擎、怎么写书，都有专著教导。但是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一本书，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如何在岛国转口贸易港的传统角色已经过时的情况下，养活岛上的人民。 我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得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照顾200万新加坡人民的生计。1959年我35岁的时候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1963年9月，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是，新加坡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存在着基本的分歧。 突然间，我们在1965年8月9日迫不得已宣布独立。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 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站，英国把这个贸易站发展成为它全球性的海上帝国的一个枢纽。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使我更觉得沮丧的是，外国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他指出，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丹尼斯。沃纳在《悉尼先驱晨报》（1965年8月10日）写道：“三年前，新加坡独立是行不通的概念。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它依然是行不通的。”《星期日泰晤士报》（1965年8月22日）的理查。 休斯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其实，我也有相同的忧虑，却没表露心中的感受。我的职责是维持士气，为人民点燃希望，而不是打击他们的信念。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对新加坡的基地英国会保留或能保留多久。他们会不会因为新马分家的方式而缩短留下来的时间。威尔逊首相已经面临后座议员的反对，对他们来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的政策代价太大，不得人心。这个政策对工党政府争取选票毫无帮助，他们需要拨款作为福利和其他能赢得选票的用途。只有一个国家能保障东亚的安全和稳定，那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却在越南游击战争中泥足深陷，它的欧洲盟友和亚非政府都非常不喜欢这场战争。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美宣传在第三世界收效很大。我认为，新加坡要让美国继承英国所扮演的角色，要不是不可能，就是政治代价很大。单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又威望不够。 我担心的是，英国对本区域的影响会无法避免地、慢慢地削弱，反之美国的影响将扩大。我们这一代在帝国时代成长，这样的改变不容易适应。少了英国扮演缓冲角色，我只能向美国势力妥协。英国人在行使他们的意志时，总还客客气气。美国人就不同。我可以从他们怎样对待越南南方领袖，甚至是那些处境没西贡那么糟的泰国和菲律宾领袖看出来。美国是个如日中天的强国，肌肉发达，惯于耀武扬威。此外，我还有加强个人保安措施的累赘。这真是令人厌烦。分家后，负责保护我的警官曾经提醒我，马来西亚的马来文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已把我视为最可恨的人。 当时，这些报刊仍在新加坡发行，电台和电视台的广播，新加坡也收听收看得到。 后来，他又进一步劝我搬离欧思礼路的住家，直到他们改装好我的住家之后，才搬回去。保护我的保安人员人数也增加了，原本只有一个。他考虑得周到，也暗中保护芝和孩子们。种族狂热主义者所造成的威胁是防不胜防的，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理智而深谋远虑。共产党人知道对付芝或我们的孩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和芝有三四个月暂住在樟宜别墅，那是一座靠海的政府度假屋，位于“受保护地区” 范围内，附近是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那时我不定期地召开内阁会议，每次开车到政府大厦开会，会有一辆保安警卫车跟着，前面则有车队开路，交通因此受到干扰。 在必须做紧急决策时，我会跟有关部长进行电话会议。这使我得以从没完没了的会议中抽身。由于我在度假屋办公，所以我的私人助理和我那忠心耿耿的内阁秘书黄水生，得天天到那里去。高度假屋不远是皇家空军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它让我在处理源源不断的文件和记录的日子里，得以放松身心。我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有时跟一个朋友一起打，有时自个儿打。芝总是在一旁陪着我走来走去。 三个孩子还得上学，所以只好留在家中，忍受工人建筑一道状似蜂窝的围墙所造成的不便。建筑围墙是要把我们前门的门廊和公路隔开。在防弹玻璃还没运到以前，他们暂时用钢片封住窗口，那种感觉就像是在牢房里生活一样。几个月后，工人终于装上玻璃窗，我们全家才如释重负。当我回到欧思礼路住家时，已有辜加警察（英国人从尼泊尔招募来的）在站岗。我想，不论是华族警察向马来人开枪，或是马来警察向华人开枪，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而辜加警察是中立者，他们以绝对的纪律和忠诚著称。这一切安排令我倍觉不安，也凸显了建立一支军队来保护这个脆弱的独立国的迫切性。 我面对许多急务，首先是争取世界各国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包括加入联合国。 我委任拉贾拉南（我们称他拉惹）为外交部长。他是个非常适合的人选。战前和战争时期他在伦敦求学就已经以反殖民主义著称，但却不是激进派。他友善、诚恳、温文尔雅，懂得在坚持立场和外交妥协之间，取得准确的平衡。不论在国内或在海外，后来跟他共事过的人都很爱戴和尊敬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承认新加坡的独立，副总理杜进才和身为外交部长的拉惹，在1965年9月一起启程到联合国，坐上了新加坡的席用他们自己的港口，不经过新加坡直接跟所有贸易伙伴和出人口商做生意。 如今新加坡已不再是英国统治的广大地区的中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新加坡要怎么生存？我们必须理出一些头绪，因为当时的失业率高达14％，而且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还得让人民以跟英国统治时期大不相同的方式来谋生。过去，工人辛勤地在仓库里为堆得满满的橡胶片、胡椒、椰于、白藤进行加工处理和分级，为出口做好准备。但是，这些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原料都不再进口来加工处理和分级了。由于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几乎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 思量了这些问题和眼前的有限选择之后，我得出结论，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城市岛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非比寻常。为了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做出非比寻常的努力，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团结，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适应力，工作效率必须比邻国高，成本却比他们低。他们一心要绕过我们，取代我们一直扮演的区域转口和中介中心的角色。我们必须与众不同。 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人民（包括抱着怀疑态度的说华语或方言的左倾人士在内）目睹了一群受英文教育的资产阶级领袖挺身而出，维护他们的利益。我们小心翼翼对待这份刚获得的人民的信任，以免因管理不当和贪污而糟蹋了它。位于世界最繁忙航道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级天然港口，是我们有限的资产之一。为了能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需要这股政治力量。 另一份珍贵资产是我们的人民勤劳、节俭、愿意学习。他们虽然分成了几个族群，但是，我相信只要政策公平、不偏不倚，尤其是失业和其他苦难由大家平等分担，而不是主要落在少数族群头上，他们就会和平共处。确保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组成的社会团结一致尤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社会变得刚强勇猛、冲劲十足，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但是要如何进入这个市场，我当时并没有答案。 没人要我们把英国人赶走，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本能使然。如今我们必须为200万人民的安全和生计负起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非取得成功不可，否则推一的生存抉择就是重新合并，但是必须依照马来西亚的条件，像马六甲和摈城一样，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这个时期，我不断接到政府部长和官员们写来，标明“立即处理”或是“紧急处理”的便条，其中最迫切需要处理的，是关于有必要迅速建立军队的问题。可是，要怎样建军呢？ 我睡不安枕。芝请医生给我配些镇静剂，但是我发觉在晚餐时喝点啤酒或葡萄酒，效果胜过镇静剂。当时我40出头，年纪轻，精力充沛。不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辛苦繁忙，我总是在黄昏时分，花两个小时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打上50到100个球，并跟一两个朋友打一场九个洞的高尔夫球。那时的我经常睡眠不足。有一天近中午时分，刚履任的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急需向我怕达英政府的口信，我在家中躺在床上接见他，因为我实在太累了。他一定是向英国首相威尔逊汇报了这个情况，因为威尔逊向我表示了他的关心。我在1965年 8月23日回信说：“请别为新加坡担心。即使在极度痛苦的时刻，我和同僚们都会保持冷静和理智。在政治棋盘上举起任何一枚棋子之前，我们会衡量所有可能发生的后果……我们的人民具有战斗的决心和确保生存的条件。”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2、好男要当兵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慑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取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队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同马来西亚分家四个月后，1965年12月国会开会前，负责指挥马来西亚驻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来见我，坚持要由他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我到国会。 阿尔萨戈夫准将是个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须，出生于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武装部队。我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当时，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各有大约1000人，由马来西亚人指挥。他们把700名马来西亚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团第一营和第二营，300名新加坡士兵则被调走，分配到马来西亚各个部队。 我估量了一下形势，得到的结论是，东站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我从政府大厦的总理公署到国会大厦，是由马来西亚军队的电单车警卫队“护送”的。 这件事情过后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点左右，吴庆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我报告一个坏消除：毗邻珊顿道新加坡工艺学院的军训站发生暴乱。他发现最近入伍的各个部队的新兵当中，有80％是马来人，这使他惊讶，所卜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训练工作，并冻结所有的职位。军队司令误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华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马来新兵。这名少校让所有的人到操场集合，叫非马来族士兵离队，随后通知马来新兵他们被解雇了。那些马来新兵对自己遭受的种族歧视，一时之间瞠日结舌。当他们从错愕中回过神来时，场面开始混乱。他们用棍棒和汽水瓶攻击非马来人，烧毁两辆电单车，破坏了一辆史古打，掀翻了一辆小货车。一辆警察巡逻车闻讯赶到，马来新兵向它扔出无数的玻璃瓶，巡逻车无法越过翻覆了的小货车。一辆消防车随后来到，也同样受到攻击。 珊顿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热闹的群众。附近工艺学院的学生离开课室，拥上阳台和屋顶，居高临下，观看这场混战。下午2点45分左右，镇暴队队员乘坐镇暴车来到现场，发射催泪弹。接着，受过特别训练的镇暴警察出动，逮捕暴乱者，把他们押上囚车，载到对面的刑事侦查局大厦。暴乱者被扣留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等候发落，看看是要把他们控上法庭，不准他们保释，还是准他们保外。 吴庆瑞担心让他们保释的话，他们回到芽笼士乃和其他马来人居住地区，散播他们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马来人和华人之间触发暴乱。我立即请英国最高专员约翰。罗布到我的办公室来，把这件棘手的事情告诉他。由于当时新加坡警察和军队几乎全是马来人，会同情暴乱者，我要求罗布通知英军司令待命，以防种族暴乱失控。我告诉他，我准备到刑事侦查局亲自处理这件事。要是认为情势可以缓和下来，我会让这些人回家，否则也许要在提控他们后加以拘留。这一来，当天晚上365个家庭将会等不到他们的儿子回家，有关马来人受到压迫的谣言将会传遍新加坡。 罗布表示他会据实通报，但是也谨慎地指出，英国军队不能干预内部安全问题。 我告诉他，总司令或新加坡驻军总管应确保英军至少能防止暴乱者失控，以免他们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兰少女的宗教暴乱中那样转而对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着，我召见社会事务部长奥斯曼握，讨论应该如何处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并请他陪同吴庆瑞和我到刑事侦查局去会见暴乱者。在刑事侦查局的四方院子里，我通过一个手提扬声器用马来语向新兵讲话。我告诉他们，命令规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误会了，以为不包括新加坡籍马来人。 迅速建立装甲部队由于担心这些暴乱会蔓延到新加坡来，我们不得不迅速建立装甲部队。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换军备而减价出售法国制造的AMX －13轻型坦克，新加坡决定购买。到1969年6月，30辆经过整修的坦克运到，同年9月又来了42辆。我们也买了170辆V22型四轮装甲车。 英国人没提出要像50年代协助马来亚那样协助我们建立一支军队。他们曾经在幕后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为新加坡争取平等的待遇，却引起马来西亚的不悦。如今他们必须应付的马来西亚，不仅是对他们有点不悦而已。他们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联合国和共和联邦的马来西亚已打好算盘，有意成为新加坡的军事教官，以确保我们对防务的认识不会胜过他们。 我们必须收回两营军队，恢复它们的新加坡身分，确保它们忠于新加坡。当时的财政部长吴庆瑞在新加坡独立后，立即表示愿意出任国防部长。任务很艰巨，我们得从头做起，他却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当时他的全部军事知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来的。英军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担任过新加坡义勇军的中士。我叫他着手进行。吴庆瑞跟以色列驻曼谷大使莫迪凯。基德伦接触，要求帮助。他是在几次到曼谷出席会议时结识基德伦的。8月9日分家几天后，基德伦从曼谷飞来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关协助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吴庆瑞带他来见我。1962到1963年间，基德伦曾经几次见过我，要求我允许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他向我保证东姑已经同意了，我们不必等到马来西亚成立后才做决定。我告诉他，既然东姑同意了，领事馆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后设立不会有问题，但是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设立，肯定会使基层马来穆斯林情绪激动，以致发生争端，打乱我的合并计划。 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马来西亚成立后，东姑没允许以色列开设领事馆，事实上也无法允许。 我听了基德伦有关军事训练的建议，但是要吴庆瑞暂时按兵不动，因为我寄出了两封信，一封给印度总理夏斯特里，另一封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塞尔，要求他们提供紧急援助，协助我们建立武装部队。我要等他们的回信。 在给夏斯特里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军事顾问前来新加坡，协助我们建立五营军队。两天后他回信说：“真诚地祝愿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荣。”对我的要求，他只字不提。纳塞尔总统回信承认新加坡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跟夏斯特里总理一样，对我要求他派遣一个海军顾问前来协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卫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谈。我原来也曾预料印度政府会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对马来西亚。不管怎么说，印度是比较靠近我们的亚洲邻国。但是纳塞尔却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选择不理会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许他要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领袖保持伊斯兰教的团结。 印度和埃及不肯给予协助，我于是叫吴庆瑞继续跟以色列人接洽，但是秘而不宣，保密越久越好，以免引起新马两地基层马来穆斯林的反感。1965年11月，亚克。 埃拉扎里上校率领了一小队以色列人前来。12月又来了六个人。他们肤色够黝黑，我们管他们叫“墨西哥人”，以便掩人耳目。 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我们必须有一支可靠的军队捍卫国家的独立。东姑对分家改变主意我倒不怕，但是还有赛加化阿巴等其他影响力很大的马来领袖。赛加化阿巴极力反对分家，连巫统秘书长的职位也辞去了。他可能游说阿尔萨戈夫准将，告诉他作为爱国者，扭转分家的局面是他的职责。阿尔萨戈夫和他那驻扎在新加坡的步兵旅，大可不费吹灰之力便使我和所有其他部长沦为阶下囚。于是我们保持闭口不言的低姿态。吴庆瑞作为国防部长则狂热地工作，以便尽快建立一些防卫力量。 新加坡的军队和警察的种族成分，使我们还须冒另一种安全风险。独立了的新加坡不能延续英国人的老一套做法，把一个有四分之三人口是华人的城市的治安，交由马来族警察和军人去负责。英国人招募的主要是马来人，他们多数在马来亚出生，传统上到新加坡来人伍。马来人喜欢当军警，华人却避之惟恐不及，那是因为在中国的动乱和军阀时代，士兵到处抢劫，留下了历史包袱。问题是，新加坡政府已经不再是英国人或马来人的政府，而是马来人眼中的华人政府，军队和警察还会不会同样效忠呢？我们必须设法吸引多些华人和印度人加入警队和军队，以反映实际的人口比例。 分家后不久，应马来西亚政府的要求，我们派出了新加坡第二步兵营到沙巴执行“对抗”任务。尽管当时两国还未缔结正式的防务协定，我们要表示对马来西亚有善意，要跟它团结一致。这一来，整个淡马锡军营便成了空营。马来西亚建议派一团马来西亚步兵到淡马锡军营，我们同意了。我们的第二步兵营定在1966年2月完成在婆罗洲的任务，双方参谋部谈妥，到时马来西亚军队会撤走。但是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却要求别让新加坡的步兵营重返淡马锡军营，而应把新加坡一营步兵调到马来亚本土，以便让马来西亚步兵团继续留在淡马锡军营。作为国防部长的吴庆瑞不同意。我们要两个新加坡营都留在新加坡。我们相信马来西亚之所以改变初衷，是因为他们想在新加坡驻留一营军队，以便控制我们。马来西亚人拒绝离开。于是回国的新加坡步兵营的先头部队必须搭起营帐，暂时驻扎在花拉公园。吴庆瑞急忙来找我，提醒我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在营帐里呆太久，食堂和厕所设备太差，很容易引发暴乱或哗变。他说，他的处境就像一位英国将领统率一支以意大利兵占多数的军队。马来西亚有可能利用这个局面，临过阿尔萨戈夫准将发动政变。他劝我从欧思礼路的住家搬进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并安排辜加警卫在四周站岗，以防万一。 在一连辜加警卫的护卫下，我和家人就在总统府园地内的别墅住了几个星期。 不久之后，英国人腾出了在新加坡北部靠近三巴旺的卡迪军营。我们把它让给马来西亚，他们在1966年3月中旬答应把军队从淡马锡军营转到卡迪军营。马来西亚军队前后在卡迪军营驻留了18个月，到1967年11月才自动撤走。 马来西亚这种不讲道理的做法加强了我们建立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他们类似的恐吓。他们的行径，使我们益发痛下决心，咬紧牙关站稳脚跟，坚持到底，无畏的战士吴庆瑞在致国防理事会的文件中写道：“新加坡和邻国的人口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让自己因此而六神无主将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不是人口的数目，而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征兵五年之后，通过动员战备军人，我们可以派出一支15万人的部队。利用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负起非战斗任务的话，最终我们应能派出一支25万人的军队，由具备战斗力的18到35岁的人组成。人数虽然不多，他们却朝气蓬勃，受过良好的教育，准备保家卫国，他们的作战能力是不容低估的。”参照以色列人的做法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参照了以色列人的做法的，那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最多的人。我们认为必须让新加坡国内外都知道，尽管我们人口不多，却能在短时间内动员一支人数众多的战斗部队。 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改变人民的心态，使他们接受人民的军队，并克服不喜欢当兵的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句话，每个华族家长都懂。 我们决定在所有中学成立全国学生军团和全国学生警察团，使家长让子女跟军队和警察认同。我们要他们把军警当做自己的保护者。过去军队和警察被看成英国殖民者压制人民的工具，引起人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要把这种情形扭转过来。 军人的勇敢必须受到人民的敬重。正如吴庆瑞慨叹说：“在靠买卖为生的社会里，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不会自然而然形成。”我必须改变人们的态度，争取年轻人参加体育和各种体力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体魄，同时使他们培养起敢于冒险的精神，并乐于参加各种艰苦刺激而且不无危险的活动。要达到这个旧的，光靠宣传是不够的。在劝说和发表扣人心弦的演讲之后，还需要有组织良好、人员干练以及方向明确的机构。负起进一步的工作。主要责任落在教育部。只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态度，新加坡才能像瑞士和以色列那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平民部队。我们准备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 在庆祝新加坡独立一周年的典礼上，我们以仅有的一点兵力激励人民的士气。 公务员、国会议员和部长参加了速成军官训练课程，他们带头组织了人民卫国军，兵士都是通过民众联络所征召的，多数是受华文教育的平民。人民卫国军好几个排在1966年8月9日首届国庆庆典上接受检阅，勇敢地列队走过检阅台，虽威武不足，却热情有余。在认出穿着制服，给太阳晒黑了的部长和国会议员时，观礼台上的贵宾和街道两旁的群众都热情地喝彩。 代表各族的社区领袖高举旗帜和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行进。参加游行的还有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英国商界领袖。在政腑大厦前，他们在总统面前正步走过，人们向他们热烈欢呼。还有来自工会、人民行动党和法定机构的游行队伍，警察和消防队也参加了制服队伍的行列。对新加坡的军事能力，马来西亚人也许觉得没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建立自卫部队来保卫新生国家的决心和精神。却使他们不得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庆瑞的计划是在1966到1969年之间，建立一支由12个营组成的正规军。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建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正规军，加上动员平民的能力。平民应该接受训练，成为后备力量。吴庆瑞提出不同的意见说。在大规模训练平民之前，必须先训练他所建议的12营军队里的好些正规军官和士官。 我不想把钱花费在规模庞大的正规军的经常开支上，认为最好把钱用来建立组织和训练国民服役兵团所需的基础设施。实行国民服役在政治上有好处，对社会也有好处。吴庆瑞采取专业军人的立场，认为必须在今后三年内建立一支正规战斗部队，应付眼下来自马来西亚的威胁。我认为只要有英军和共和联邦军队驻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人不大可能攻击我们。纵使没签订防卫条约，英国和共和联邦驻军也能起威慑作用。我要我们的整个国防计划对准一个目标，尽可能动员最多的人民，并趁人民因为最近的经历而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时，激励他们执干戈以卫社稷。 吴庆瑞在1966年11月提出的修正计划，主张动员大部分的人民，正规军则保持为12营。我有意思让新加坡的妇女也像以色列妇女那样参与国民服役，因为那将能加强人民保卫自？国土的意识。但是吴庆瑞不希望他的新部门负起这个额外责任。 由于国防理事会中的其他部长也不热心征召妇女，我没有坚持己见。 应付马来西亚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计划，最佳的威力量就是让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装部队，它也得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除了采不管家庭和种族背景，平等对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一个团结的群体之外，我们也必须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装部最高层一些最优秀的人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新加坡武装部队永远服从政治领导层，武装部队的一切重要职能，如人和财务，都归国防部的平民官员掌管。国防理事会赞同这些则。 1967年2月，我提出修正法案，修正英国人于1952年通过的国民服役法令，被征召入伍者服完兵役后，成为后备军人。请求释放了两名在新加坡携带定时炸弹而原判死刑的印尼人。不过，他们还没有机会夺走人命就被逮捕了，不像两名突击队队员那样，杀害了三个平民。我们是一个弱小国家，如果就这样屈服，不单是新加坡本国的法治，甚至是我们同邻国相处所遵守的法则，都将被丢到一旁，新加坡往后将不断面对外来的压力，永无宁日。当时英军仍然驻守在新加坡（虽然他们宣布将在1971年撤走），我们如果尚且害怕执法，那么，我们的邻国，不论是印尼或马来西亚，在1971年之后，就会肆无忌惮地骑到我们头上来。于是，我们决定拒绝请求，依法处置。两名突击队队员最终在1968年10月17日被处决。当时我在日本进行官方访问，二三十个印尼人聚集在靠近迎宾馆的地方，当我乘坐的轿车经过时，他们高举标语牌和横幅，向我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大批印尼群众闯人新加坡驻雅加达大使馆，疯狂破坏一番，还砸坏新加坡总统的肖像，幸好没像当年对待英国人那样烧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PS拉曼曾经在新加坡广播电视台任台长，是个勇敢的人。他虽然是泰米尔婆罗门人，但是信仰基督教。他和他的同事就如同1963年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面对印尼人硬闯英国大使馆时一样，镇静沉着地对抗暴徒。不过，新加坡大使馆的职员可没有一位风笛手在场，以示镇定沉着。 第二天，印尼武装部队宣布在廖内群岛附近靠近新加坡的印尼领海举行演习。 印尼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甚至表示要亲自率领特种部队攻入新加坡。约千名示威学生向东爪哇部队司令请愿要求对付新加坡。据印尼报章报道，印尼军方相信新加坡是受共产中国施压，才处死两人的。印尼政府在一星期后宣布减少同新加坡通商，向出口物品施加限制。我们的情报人员评断，尽管印尼未必会公开挑衅，但却可能会进行颠覆活动。结果风平浪静。 然而更严重的危机接踵而来。196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降行大选数天后，吉隆坡发生了血腥的种族暴乱。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都紧张起来，人人都担心这场种族冲突会蔓延到新加坡。结果大家的担忧变成了事实。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他们的亲戚在那里遭受的种种暴行。有关马来人的野蛮行旧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处理当时情况明显偏袒的话一传开，不但使新加坡人提高警惕，也使他们感到愤怒。 在新加坡，占多数的华人趁机为他们在吉隆坡的华族同胞报仇。5月19日，二三十名华族青少年，在苏丹门靠近苏丹伊斯兰教堂的马来人活动地区，攻击几个马来人。第二天，我从美国返回新加坡，获知在离莱佛士书院不远的地方，一名马来人被一群暴徒枪杀。这场冲突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几个星期。 6月1日，我到马来人聚居地区芽笼士乃访问。那里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 国防部长林金山陪同我前往，我们乘坐的那辆越野军车由一名马来警员驾驶，坐在司机身旁的是那个地区的警监。车子经过被部署在那里的新加坡陆军的马来士兵面前时，我和金山立时觉察他们个个一脸怒容，非常不友善。即使是那位我认识了好几年的马来警监，也露出愠怒的神色。我强烈地感觉不对劲。我感受到马来人的恐慌，情况跟1964年的种族冲突截然不同。当年，警察部队和军队中马来人占多数，由吉隆坡的马来领袖控制，这些领袖特别照顾马来同胞，对华族则格外苛刻。这次轮到新加坡的马来人担心害怕。因为尽管警察部队中还是马来人居多，可是组成政府的新加坡华族领袖，可能会指示警察和军人对付马来人。我决心要向全体人民，尤其是现在占了多数的华族清楚表明政府的立场：不分种族或宗教，政府将公正地执行法纪。 随着警察采取强硬的行动，684名华人和349名马来人被逮捕，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无法起诉所有的人，结果只有36人被控上法庭，华人和马来人各占一半。其中最严重的是指控一名华人企图谋杀，最终他被判罪名成立，必须坐牢十年。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一名华人和三名马来人遇害身亡，11名华人和49名马来人受伤。 新加坡的种族关系两极化到这个程度，真叫我们吃惊。即使是在警队和军队中服务多年的马来人，也变得对种族课题非常敏感，在马来西亚发生种族暴乱时，他们轻易受到种族情绪的牵动。 我要确保警队和军队的实力不会被种族情绪牵引力削弱。我也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在芽笼士乃部署那么多马来军人，其实部署一支种族成分比较多元化的部队，会让那一带占少数的华族更安心。为此，我决定必须重新检讨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的新兵的种族比例。 负责这项工作的林金山发现，尽管经历了1966年的珊顿道军训站事件，新加坡武装部队招募的马来人仍然过多。当时的国防部常任秘书波卡斯是我们最信任的官员之一，他曾经担任政治部主任，认为不能信任受华文教育者，因为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接受华文教育。在招募军士和准尉加入武装部队，以训练我们的国民服役人员时，由于坚信受华文教育者容易变成华族沙文主义分子，同时比较倾向于支持共产主义，他宁可选用马来人。我们有必要纠正这样的偏见。这是个非常敏感的任务，由波卡斯领导的小组负责进行。一名年轻中校杨孟荣在之后的几年里推行了一项计划，通过招募更多非马来人，减少马来人在军队中的比例。 我邀请了五国联防的共和联邦国防部长（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席新加坡开埠1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69年8月9日，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出席新加坡的国庆检阅典礼，林金山安排一连AMX －13型坦克和V200型装甲车参加检阅。柔佛州的马来西亚人当晚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其他地方的人则于第二天在马来西亚报刊上看到照片。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马来西亚当时还没有坦克。同一天晚上，在我招待各国国防部长的宴会上，敦拉扎克告诉吴庆瑞，马来西亚有许多人对新加坡的装甲部队感到担忧，他自己却不会。他说，柔佛州有人担心新加坡准备人侵，他建议林金山以国防部长的身分前往吉隆坡，使人们相信新加坡对马来西亚并无敌意。吴庆瑞在写给国防理事会的文件结尾说：“在整个可悲的事件（吉隆坡的种族暴乱）中，惟一令人高兴的是，新加坡的装甲部队对马来人的政治基地起了有所裨益的作用。” 幸好我们做了购买坦克和装甲车的决定。五一三种族暴乱使马来西亚的种族关系向两极分化。我担心的是，敦拉扎克已经掌权，马来过激分子势力抬头，东姑可能不得不靠边站，过激派领袖可能决定出兵南下，用武力把新加坡重新纳人联邦。 杨邦孝（他是我在剑桥认识的朋友，当时住在吉隆坡，后来成为新加坡的大法官）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我问他马来西亚的公众对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什么看法。他说，1966年，人们把它当笑料，如今看法改变了。在吉隆坡，人们在鸡尾酒会上传说，新加坡武装部队军事训练学院培训出出色的士兵，这点获得了英国最高专员公署官员的证实。 到了1971年，我们已经建立17个国民服役营（16000人）和114个后备营（1000人），部队单位有步兵队、突击队、装备迫击炮的炮兵队、坦克营、装甲运兵车营、野战工兵营、通信营、野战保养营、野战医院和野战供应营各一个，以及一个辎重运输连。我们设立训练学校给新兵提供基本军训，并且培训见习军官、炮兵、工兵、未爆炸弹处理人员和海军。空军有猎人型战斗机、打击能手型航空教练机、百灵鸟型直升机和运输机各一个中队。 在70年代建立起可靠的防卫力量之前，新加坡的防务不得不依靠驻扎在这里的英军。我们原本希望他们会继续驻留五到十年，在我们建军期间作为我们的后盾，但是英国人却于1968年1月宣布将会撤出新加坡。这个决定迫使我们必须在1971年他们离开之前，建立一支战斗机中队和一支规模虽小，却足以抵挡渗透者的海岸卫队。这虽然不是个庞大的计划，却已耗去了我们相当部分的资源。当时新加坡经济尚未发展，受过训练的人员也有限。1968年8月，也就是英国宣布撤军的七个月后，我们派遣首批六名机师到英国受训。到1970年9月，新加坡已经建立了一支共有16架霍克猎人型战斗机的中队。 以色列人帮助我们策划建立海军，新西兰人训练我们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逻艇，两年内我们就建立了两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队。之后，我们进而购买导弹艇。 以色列人不但在传授军事技能方面本领到家，在灌输训练所依据的教条方面也同样称职，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跟英国人完全相反。英国人早年训练新加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采用的办法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训练军官是从排长开始，然后是连长，15到20年后才训练营长和中校。以色列人却一开始便坚持新加坡军官必须向他们学习，并尽快取代他们担任教官。在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一口气便派出了3000到6000名“顾问”，协助吴庭艳政权建立南越的陆军。以色列人只派18名军官到新加坡来。他们执行每一项工作都指定新加坡人跟着学习，从排长、营长到参谋长。 我们挑选了一批有军事和准军事经验的警官、英国时期的前新加坡义勇军军官人伍，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来自私人企业界。我们让他们成为全职军官。英国陆军高度重视军事配备的擦洗和步操，以便培养守纪律和服从上级命令的意识，以色列人却着重训练军事技能和激发昂扬的斗志。新加坡武装部队接受检阅和表演步操时所表现的齐整，并非从这些“墨西哥人”那儿学来的，而是从早年主管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英国军官那里学来的。 由埃拉扎里领导的以色列军官开始工作，待我们上钩之后，基德伦便要求我们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正式承认以色列，两国互派大使。基德伦坚持这两个要求，使我们不胜其烦。我告诉吴庆瑞，这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马来穆斯林同情他们的伊斯兰教兄弟――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我们会激怒他们。哪怕以色列人决定撤退，我们也答应不了。当他们知道这行不通时，特拉维夫来电说他们了解新加坡的处境，还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希望我们最终会允许以色列在新加坡设立大使馆。 1967年6月阿以六日战争爆发，以色列设战败，这使我们感到宽慰，否则新加坡武装部队会对以色列教官失去信心。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以色列的议案进行辩论期间，吴庆瑞来见我，要求我下令身为外长的拉贾拉南，指示新加坡代表团千万别投票赞成，否则以色列人会离开。拉贾拉南一向支持亚非国家，他全力赞成谴责以色列。 由于未能出席内阁会议，我把自己的立场写了下来：我们非支持一切小国的生存权利不可。所有国际航道，无论是蒂朗海峡还是马六甲海峡，都应该自由通航。 在敌对状态结束时，联合国就应该在维持和平或解决问题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即使新加坡投票支持亚非议案，相信以色列顾问也不至于离开。我主张投票时弃权，内阁赞同我的看法。结果我们在投票时弃权，以色列人也没离开。既然以色列人在新加坡已家喻户晓，我们于是决定让他们在新加坡派驻外交使节团。他们要求设立大使馆，我们决定让他们在1968年10月先设立商务处。1969年5月，新加坡和本地区的马来穆斯林都习惯了以色列在新加坡有官方代表之后，我们允许他们升级为大使馆。 后备军人改名称为了强调后备军人随时可以作战，我们在1994年把名称改为战备军人。他们每年都回营，到原来的单位受训几个星期，并建立情谊。每隔几年，他们就奉派到台湾、泰国、文莱或澳大利亚，参加旅级的野战演习或营级的实弹演习。 大家都认真对待回营训练，雇主也不例外。执行人员和其他雇员每年服务中断几个星期，雇主们得蒙受损失。要真有实效，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参与防卫活动。我们通过“全面防卫”概念，让校长、教师、家长、雇主和社区领袖加入整个支援网络。这么做也提高了大伙儿的士气。 30年来，国民服役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已成了我们男性青年的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从而把人们团结起来。我们的年轻人学会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所有宗教，从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到基督教和袄教的习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食物禁忌也受到尊重。无论你的父亲是部长、银行家、专业人士。劳工、的士司机还是小贩，你在军队中的地位都得看个人表现而定。 为使军队中有文武双全的人才，1971年我和吴庆瑞把一些最优秀的学生，引进新加坡武装部队。我们每年挑选几名最优秀的见习军官，颁发新加坡武装部队海外优异奖学金，让他们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其他大学深造，修读完整的人文学科。理科、工科或专业课程。他们在深造期间领取中尉的薪饷，外加奖学金，能应付在国外留学期间所有的学费、住宿费和其他开支。他们签约，毕业后必须在武装部队服务八年，期间会被派到美国或英国再修读两个课程，往往是三个：先是接受炮兵、装甲或信号的特别训练；其次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中期到美国或英国接受参谋和指挥的特别训练；最后是到美国哈佛或斯坦福之类的一流大学，攻读公共行政或商业行政课程。8年结束后，他们可以选择留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或调到公共服务部门担任公务员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加入法定机构或转到私人机构。他们每年必须回营，参加两三个星期的国民服役训练。这个计划是我建议，吴庆瑞修改的。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把一些最聪明的学生引进了新加坡武装部队。 要不是我们每年从最杰出的学生当中约吸收十人，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会缺乏精英，有再多再好的军事硬件配备也没能充分利用。 早期几批的素质都让人放心。到1995年，四名武装部队前奖学金得主都升到高层，之后踏入政坛，当上部长，他们是我的儿子李显龙准将，以及杨荣文准将、林勋强中校和张志贤准将。 新加坡幅员小，大大限制了武装部队的发展。随着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大，要部署一个旅以及后来的一个师的兵员，我们就必须有海外的训练场地。1975年，我冲破了障碍，蒋经国允许我们的步兵、装甲人员和炮兵到台湾受训。我们也在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德国的一名退休将军西格弗里德。舒尔茨，在这些演习中陪同我们的高级军官展开临场训练，亲自给他们战斗策略上的指导。 空军方面，在70年代末期，马科斯总统和美国国防部允准新加坡空军部队，利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美军训练设施。美军在叨年代离开克拉克基地后，我们就把训练地点改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我们要解决问题，得别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由于武器系统不断采用新科技，尤其是资讯科技，因此，一个国家的防卫能力必须不断地提升。这需要稳健的经济做后盾，以便有能力购买新式武器，并聘用受过高深教育和受过训练的人才，由他们把各种武器纳人一个系统，同时有效地进行操控。 拥有可靠的防卫能力，可以减低他国采取养撞的政治行动的危险。每当马来西亚领袖对我们不满时，他们总会通过报刊恫言要切断水供。 1990年，我卸下总理一职。国际防卫刊物《军事科技》写道：“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根本没有任何武装部队来保卫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装部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受尊重和专业的部队，它有现代化的防卫系统，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那个时候起，新加坡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备战状态，不断得到《简氏年鉴》和《亚太防务报道者》等防务期刊的高度评价。 1966年5月，我飞往伦敦希望能争取到首相威尔逊的保证：英军会在坡多留几年――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有今天。3、英军撤退 ……英国一手承担本区域安全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维护安全的责任须由我们自己挑起。然而安全并不是我们唯一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养活自己，说服投资者把资金投在新加坡，设立制造厂和从事其他生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少了英军庇护和没有腹地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1966年10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要求希利卖给新加坡一中队的霍克猎人型战斗机，他摇着手指问我们到底有什么意图。他说英军会照顾我们。离开伦敦的时候，我们消除了疑虑，皇家空军将会留驻新加坡。 我们很需要英国驻军带来的信心。如果他们在我们还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土时突然撤离，我们恐怕难以生存。他们的留驻给人们带来安全感。没有这种安全感，我们便无法争取到外国的投资，更谈不上输出我们的货品和服务了。争取外国投资是我们能够制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以吸收我们的离校生和防止大批人失业的惟一方法。早在同年1月，我跟英国首相威尔逊就在拉各斯举行的紧急共和联邦总理会议上，讨论了在新加坡英军的前途，那次会议是为了商谈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问题而旧开的。威尔逊告诉我，他可能要调走驻守马来西亚的5万名英军之中的2.5万人。虽然他说他还没做出任何决定，但是这番话显示他正在减少驻军。 为了更了解英国的意向，1966年4月，我到伦敦去跟他们讨论防务计划。我发现，在工党、保守党以及在英国最著名的主笔和评论员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这使我感到不安。希利（在英国报界支持下）说，内阁里有人极力主张迅速分阶段撤退，带头的是地位仅次于威尔逊的第二号人物乔治。布朗。《新政治家》周刊主编保罗。约翰逊甚至透露了撤军日期，那就是1968年。这个主张极易争取到工党和工党议员的支持。保守党前部长，现任影子内阁财政与经济事务部长的伊恩。麦克劳德告诉我，党内有许多“欧洲人”（主张英国同欧洲结成一体者）渴望撤军。 我相信威尔逊已经做了承诺，至少在任期内会让英军继续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美国必定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要求英军留下来。一些友好国家的大使告诉我，美国正在协助英国支持英镑的币值，条件是英军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美国大有理由希望英军继续留下来。到1966年1月，派到南越的美军人数达到了15万名，美国空军正在轰炸选定的北越目标。后来，布朗向我证实，有关的条件是美国扶持当时估值过高并且面对压力的英镑。 希利才智过人国防部长希利是继威尔逊之后我必须会见的一位最重要的领袖。 我很欣赏这个人。他有过人的才智，有如电脑那样，当你给他更多资料时，他就会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解决方案，随时可以放弃自己原先的基本立场。他能言善道，头脑灵活，很诙谐，有很多有趣和我想多了解一点的人物的有用传闻，同他共进晚餐的人都会感到很惬意。但是，他对人的评断往往也很人骨。有一回谈起一位共和联邦国家的总理，他边指着自己额头两端边说道：“他从这里到这里都是木头。” 他向我介绍了工党每个部长的立场。他说，英国政府要把远东驻军维持到70年代是可能的，不过会相当困难。在内阁中，多数部长主张今后五年内分阶段撤退，只有威尔逊、斯图尔特和他本人――“一个很难应付的组合”，盼望在今后十年内，继续在苏伊士运河以东驻军。我见过外长斯图尔特，发觉他为人稳健可靠。 希利说，工党内部有一派强烈主张英军完全撤退，不再承担海外的义务。驻扎在远东的英军与其说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工具，不如说是成了区域政府互相争吵时可以利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希利警告说，英国的远东军事政策可能改变，甚至会在现任工党政府任期内就改变。英军驻扎期限不定，一直使我担心我离开伦敦不久，工党便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削减海外的防务负担。在1966年6月举行的工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威尔逊不得不力图打动会众的社会主义情感：“坦白说，只需要考虑自己的话，我们将乐于尽快离开新加坡。然而我们不能像在亚丁那样说，当地政府和当地人民不需要我们。作为跟这个房间里的任何人同样优秀的左派民主社会党人，李光耀肯定要我们留在那里。让我们记住，在共产党人渴望控制的东南亚，他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斗争和他本人的选举斗争中，显示出跟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巨大勇气。 “按照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政府的了解，我们所认识的新加坡政府是东南亚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府。 “他的社会记录，例如建屋计划，是最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过去的一切努力都无法比拟的。”布朗主张撤离东南亚离开伦敦后，我到斯德哥尔摩出席社会主义国际大会，同英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党领袖交流。我跟布朗共进午餐。他直率地说，他主张撤离东南亚，越快越好。他承认自己属于少数，却准备坚持到底。他说，威尔逊和希利颇能体恤我和新加坡政府的处境，他却对以此为借口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感到十分厌恶。在1965年10月发表的防务报告中，他主张明确地宣布撤军，表决的时候却被挫败。我争辩说，如果他们真的撤军，美国当时就不会支持英镑，这将造成英镑的贬值，工党会在第二次选举中失败。他不满地嘟嚷说，长远来看，约翰逊一威尔逊协议对英国没有好处。 1966年7月，希利访问新加坡，告诉我驻新马的英军人数将削减到对抗之前的水平。他到过吉隆坡。他正经八百地说，他告诉了报界，吉隆坡没有反英情绪，英国之所以没有援助马来西亚，除了因为英国遭遇经济困难之外，并没有其他原因。 他眨眨眼睛说，马来西亚人发现，他们所谓马来西亚的“憎恨英国月”造成了坏印象，收到了反效果。马来西亚领袖气恼英国媒体批评他们的种族主义和语文政策，因此对英国人板起面孔。到他抵达的时候，已是“热爱英国月”。他心情愉快，态度温和，叫人安心。有些时候，我觉得英国将能继续逗留十年，直到进入70年代。 有些时候，我又感到威尔逊和希利时日无多。英国工党国会议员当时都是极力主张削减海外防务开支，把资源集中到英国本土的。 1967年4月22日，希利第二次访问新加坡。他表明到70年代末期英国将撤离亚洲大陆。我促请英国设法让人们对本地区的安全保持信心，不应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希利表明，撤军决定是基于经济的考虑，不是基于军事，因怕不大可能改变。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英国的财政问题。人们担心英国会被卷人“越南式”的战争，越南的流血把英国人民吓坏了。 在两天后的第二次会谈中，他谈到将向新加坡提供大量的援助，设法减轻新加坡蒙受的打击。无论如何，他谈的是削减驻军而不是完全撤退。他认识到信心因素的重要性，会设法在这个问题上劝说他的同僚，但是他必须为英国防务订下长期的计划，而要零敲碎打地进行是不可能的。他问起新加坡对军港船坞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新加坡准备让斯旺与亨特公司（英国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坞，作为民事用途。我已经计划让它接管新加坡的发巴民用船坞，以便熟悉情况。 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和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都拍来电报警告说，英国正在考虑大量削减驻军，这将导致现有的共和联邦防务安排架构脱节和解体。 驻扎在新加坡的英军司令并未预料会提前撤军。在希利访问之后一个月，5月间我和吴庆瑞跟英国远东总司令卡弗爵士共进工作晚餐。卡弗今我们宽心。他说，新加坡国防部队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防止由国内外策动的政变。万一出现持久的敌对行动，新加坡必须依靠盟友。卡弗的态度使我心安，他预计英军会在新加坡逗留一段时期。 但是为了预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样，或是受到压力采取不可思议的行动，5月26日我写信告诉威尔逊说，任何谈论“大量援助”的话都是不祥之兆。当人们知道英国决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后，信心就会大受打击。跟这个严重的风险相比，经济失调的风险是次要的。威尔逊回信安慰我，并邀我到伦敦进行初步的会谈。 1967年6月，我和吴庆瑞在伦敦会见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清单，列明到1968年3月31日为止削减英军的安排，以及从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后，英国将在东南亚保留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作为“巡逻警察”。 有关经济影响的讨论由吴庆瑞负责。像我一样，他对安全问题比对英军撤离所将造成的经济影响更操心。我们两人都认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动摇，我们总能想个办法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我向来自海外发展部，处理过英军撤离马耳他有关问题的一名官员提了一个问题：放弃的军用机场能不能转为民事用途。他说，按照英国的经验，放弃的军用机场不是改为农业用途，就是在少数情况下用来发展轻工业。我认为，在新加坡这样做根本没有前途。于是我说，在英军放弃登加机场、实里达机场和樟宜机场之前，应该尽早让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局派人前往视察，以确定它们未来的用途。他将修改条例。以便把它们交给新加坡作为培训和他用。 我们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决新加坡地面对的问题。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斯旺与亨特公司已经让买三巴旺海军船坞发展前景美好，英国海军部、斯旺与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组成委员会，策划如何把它改做商业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议院向工党后座议员发表演讲。我说，亚非局面已经迅速改变了，尼赫鲁已不在人世，苏加诺名誉扫地，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方有50万美军。白人控制亚洲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些亚洲国家坚持必须以亚洲的方式解决亚洲的问题，也就是说，亚洲的大国能解决它们同小国之间的问题。小国有权要求它们的西方朋友协助纠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设法说服威尔逊的部长们。当时担任财长的是卡拉汉，过去15年来我跟他有过几次晤谈。跟他的会面从原定的半小时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每次表决的铃声响起，他都到议事厅里去投票，却叫我留下来等他。最后他说：“我原本主张定下英军应该离开的日期，但是我会再仔细想一想你的话，现在暂时不做决定。”接着他促请我去见当时的内政部长詹金斯。詹金斯静静地听我把话说完，然后表示他会支持不定下英军撤离的日期，但是英国一定要在1975年撤离。 在所有部长当中，最反对我的就是当时的国会领袖克罗斯曼。在同他会面的整整一个小时里，他带着戏弄的语气斥责我误导和欺骗他的同僚们支持留在苏伊士运河以东。他刻意粗暴无礼，为的是要吓唬我。他一直都主张英国在1970年之前撤退。 他和同一阵线的议员们致力争取更多的养老金、更低的房屋贷款利率以及更多的支持选票。在激动之下，他脱口而出说：“你大可以不理会我，因为就目前来说我在内阁中属于少数，但我已开始赢得党员的支持，他们越来越认同我的看法。” 我们的最高专员n 拉惹当时也在场，他认为我提出的论点加强了那些要英军驻留的人士的立场，所以克罗斯曼才发那么大的脾气。 我认为这回新加坡不成问题，却不能保证英镑不会再受到冲击，导致英国内阁情绪低落，以致进行另一轮的防务检讨。 约翰逊总统的文件显示，1967年6月他曾经在华盛顿促＃威尔逊“别采取任何违反英国和美国利益。违反亚洲自由国家利益的步骤”。但是约翰逊没像他的助手在开会前问他主张的那样极力要求威尔逊避免这样做。早在1965年12月，约翰逊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书面向约翰逊提出，美国对在远东地区驻军和承担义务的重视程度。 一个月后于1967年7月刊行的英国防务白皮书，宣布英国有意在1970／71年把东南亚的驻军削减一半，到70年代中期完全撤走。澳大利亚总理霍尔特感到沮丧。 他写信告诉威尔逊并让防知道：“我们认为英国做出了历史性的决定，要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它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大减轻英国已经承担了多年的国际责任。” 澳大利亚人现在必须“重新考虑整个形势”。我会想到猫头鹰。观察越南局势的人必定认为形势凶险不祥，这样的局面原来并不是非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可的。要表明立场的话，越南也许不是最明智的地方，它也不是在亚洲表明立场的最稳妥的地点。 但是越南人和美国人已经做出重大的流血牺牲。“对这些反对越战的听众来说，我只能点到这里为止，暗示要是美军撤退，会对东南亚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影响。 只不过在六个星期后，1967年u 月18日星期日这一天，吴庆瑞突然接到财长卡拉汉拍来的电报，通知说英国把英镑贬值，从1英镑兑2.80美元贬到兑2.40美元。 想必他也拍发了类似的电报给所有的共和联邦财政部长。这意味着我们存放在伦敦的英镑储备，损失了14.3％。自从1964年工党政府上台后不久，英镑便一直受到抛售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储备移走。英国的军队在保卫我们应付印尼的对抗，我们不想被人怪罪说，我们促使英镑的币值下跌。同一天傍晚，威尔逊发表电视广播说：“现在我们对自己负责，这意味着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可是，11月27日希利在国会的讲话却叫人放心。他说：“相信整个政府都抱着跟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在削减防务开支时，我们尤其必须对我国的部队和盟友保持信用，决不能改变7月的决定……所以财长才在上星期一说，削减防务开支的行动必须在今夏宣布的防务政策架构内进行。让我告诉财长阁下，削减防务开支并不意味着会加速撤军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国的军队。” 我写信给希利，感谢他做出保证。可是我错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尔逊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说要“最先考虑英国的利益”是当真的。威尔逊也说，“不能把任何开支领域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于是我在12月18日写信给威尔逊，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诚地支持英镑，结果在这次贬值行动中损失了1.57亿元，其中货币局损失60万元，新加坡政府6500万元，法定机构2300万元。信末我写道：“我不愿相信暂时的困难会使我们怀疑彼此的诚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将信守在斯卡伯勒的承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最后一批英军在70年代中期离开基地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但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尔逊正陷入他领导的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没时间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们忠心耿耿。 他没有回信，却派共和联邦关系部长乔治。汤姆森于1968年1月9日来见我。 汤姆森满怀歉意，进行辩解。英镑贬值使英国政府有机会一劳永逸地扭转经济。削减防务开支意味着，英国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和它的长期防务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 英军将留在欧洲，不过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协助欧洲以外的盟友。我问起希利所说的在新加坡的两栖作战能力。有关计划会取消，1971年以后海军不会驻扎在东南亚。 我问，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决定有多坚决？汤姆森说很坚决，虽然他们会考虑共和联邦伙伴的看法。汤姆森的态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们。威尔逊付托给他的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为了减轻打击，威尔逊邀我到英国首相别邸契克斯别墅会谈。 对于曾经郑重做出的保证，英国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愤怒。我说，我们也可以最优先考虑新加坡的利益，通过从伦敦提出英镑储备的方式保护新加坡的储备。尽管如此，我决定到伦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别墅会见威尔逊。 后来，威尔逊把会谈地点改到唐宁街10号，日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5点30分当我抵达的时候，他的三位高级部长希利（国防）、布朗（外交）和汤姆森（共和联邦关系）已经在场。威尔逊说，内阁已经同意，在我会见他之前不做最后的决定。 这使事情还有点希望。 我说，宣布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军从亚洲大陆撤出，将会动摇投资者，特别是香港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转到更远的地方去。为了恢复信心，新加坡必须花费大笔军备开支，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防力量。我指出，英国武装部队在新加坡有价值不菲的房地产，那就是住房和营房，总值超过5500万英镑。撤军分三年进行的话，在公开市场可能卖不到一半的价钱。 威尔逊强调说，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经告诉我，撤军的决定是基于经济理由，改变不了。对1971年3月这个期限的决定，内阁的看法几乎是一致的，在场的部长代表了内阁的意见。他渴望讨论援助的问题，因为援助能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经济问题。我表示，我关心的主要是安全问题，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投资，新加坡对投资的需要比对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后来威尔逊让希利来提出提前撤军的论点，自己则坐下来抽烟斗，摆出同情的姿态。从威尔逊的身势语言看来，我知道要他遵照原来的保证，把撤军延迟到70年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国部长都同情我的处境，对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长布朗。记得1966年跟他在斯德哥尔摩社会主义国际大会上会面时，他极力主张英军撤出新加坡，如今他主动问我需要多少时间，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月31日这个日期。多年之后布朗告诉我，美国约翰逊总统相信在越南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时候，美军取代不了在阿拉伯海湾和新加坡的英军，而英国在政治上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 晚上七点左右，取代卡拉汉的新财长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个性质相似的课题，那就是：新加坡的经济情况跟本地区其他国家不同，还算不错，英国的情形却相当严重。他引用英国和新加坡的储备数字，说明英国的人均储备比新加坡少。他批评新加坡政府把财政盈余投资在别的地方，而且没有通知英国政府。他采取的是进攻的姿态。新加坡从没提取任何英镑储备，却从未保证财政盈余要以英镑储存。 我们并未尽力帮助英国，因此现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别的考虑。这点他占了上风。 我们一边用晚餐一边谈，无节制地喝着詹金斯喜爱的法国红酒，不断重复着各自的论点。经过五个半小时，讨论在晚上10点50分结束。威尔逊总结了谈判结果。 英国政府同意必须协助维持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却强调除非跟其他共和联邦国家建立范围更广的区域防务协议架构，否则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进一步详细探讨这种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购买军事配备的事情迅速做出决定。英国政府将在不背离英国的最重要目标（到1971年全面撤军）的前提下，在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协助新加坡维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虑英国的忠告。 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议院宣布，驻扎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军将在1971年撤走，却把最后撤退的日期从1971年3月挪后到1971年12月。九个月的差别意义重大，因为英国大选必须在1971年12月之前举行。换句话说，他们决定了，撤退的最后日期要么由新的工党政府确认，要么由保守党政府推迟。 我应该对工党的这种让步感到满意。报道希利讲话的防务通讯员指出，希利留下了这个回旋的余地。我的伦敦之行没白跑。 但是威尔逊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辩论过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场》的诗句：“我们的海军威名已陨，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况，全跟尼尼微和蒂尔一样湮没无闻。“ 在1968年1月的那五天里，我在伦敦尽力争取延长英军的驻留期限。除了跟威尔逊讨论之外，我也游说保守党领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麦克劳德谈。他们非常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场，如果掌权的话，他们愿意驻留更长的时间，不提出撤退的日期。这就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英国的电视台和报刊大量报道了我的消息。我诉诸情理，而不是宣泄愤懑，这牵动了英国人民的心，使他们觉得双方长久和有利的关系，不应该草草结束，从而损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尽量保持镇静自若。在我之前飞回国的吴庆瑞，却在新加坡机场对媒体大发牢骚： “工党出尔反尔……我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不光彩的行径。” 我认为发脾气不管用。我的其他同僚，像拉贾拉南、杜进才。韩瑞生等人都大失所望，而且担心新加坡的安全和经济会因而蒙受不良的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责骂英国人。气话会惹恼英国的部长，也会激怒驻新加坡的英军司令，他们毕竟是忠于国家的英国人。我需要英国方面的善意和合作，以便尽量减少撤军过程的摩擦，加强善意，以免发生像法国人在60年代对付几内亚（西非）一样的事情。法军在离开时，把军事工场的设备都拆个精光。 事态的突然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压力。经济问题会增加，失业人数也会增加。 由于需要建立一支空军部队，我们的防务问题已经变得更艰巨。如何从零开始建立空军部队，到1971年底有一中队的战斗机能够作战？为了购买霍克猎人型战斗机，我们第二次跟希利见面，这次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表示会协助我们加强操作战斗机的能力。这和不到两年前的1966年10月，我们第一次向他提出时的反应截然不同。 当时，他对我们摇指头，指我们心怀不轨。 对于新加坡的前途，英国媒体都很同情，但却表示悲观。没了英国军队的开销，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20％左右，而少了英军的防卫，新加坡的未来发发可危。《每日镜报》报系主席塞西尔。金出席了我在1月返回新加坡之后的记者会，他告诉我的新闻秘书阿历佐西说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但是情况看来无望。失业率高加上英军撤退后没有安全感，新加坡的经济必定会走下坡。对新加坡前景抱着悲观态度的，不只塞西尔。金一人。 为填补英马联防协议终止所形成的真空；英国提议建立以咨询为主而没有约束力和防务义务的五国联防系统。我知道澳大利亚人的顾虑，印尼可能会误以为五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要联手对付他们。1968年2月，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哈斯勒克在新加坡告诉我，澳大利亚会一直维持原来的军力直到1971年底，之后他的政府就难以做出任何保证。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会跟英国一起撤退。我强调，有必要让每个人都清楚认识到，西方盟国无意在1971年以后在这个地带留下军力真空，而任由苏联或中国或任何人来填上。哈斯勒克强调，澳大利亚在策划防务安排时的一个基本考虑因素就是新马合作关系。对此，我促请他放心，因为马来西亚遭受任何侵略对我们而言都是一种威胁。但与此同时，我鼓励他向马来西亚表明，它跟澳大利亚签署任何双边协议时都不应把新加坡排除在外。我向他追述，1967年12月敦拉扎克和我虽然乘搭同一班机前往墨尔本出席霍尔特总理的追悼会，但在整个旅途中他却完全当我不存在。后来敦拉扎克向在约翰。戈顿接任之前担任澳大利亚代总理的副总理麦尤恩提出想要签订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双边协议，被后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是，敦拉扎克立即变得和气通达，在飞机上花了三个小时跟我讨论了马来西亚的国防与安全问题。从此以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防务上的双边关系便大大地改善了。 实际上，敦拉扎克在1968年3月告诉林金山和吴庆瑞，我们两国的安全问题是分不开的，而马来西亚也负担不起巨大的军事开支。他认为，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最容易被偷袭，所以应该着重加强空防能力，拥有长海岸线的马来西亚则应该集中发展海军力量。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相辅相成，互补不足。他说：“我们代表两个不同的领土，双方是平等对话。可以达成协议的，我们就携手合作。谈不拢的，就暂搁一旁。”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事件，接着马来西亚国会中止后不久，敦拉扎克代表马来西亚到堪培拉出席五国联防总理会议，以讨论英军在1971年撤走之后的防务安排。会议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常任秘书通知我们戈顿总理不会出席会议。负责外交事务的常任秘书在私下会谈中对我说，戈顿怀疑马来西亚政府有能力控制当时的局面，并认为更多的种族麻烦会接踵而来，而新加坡将会被“卷人”这场争端之中。戈顿对马来西亚已完全失去信心，他不愿意跟马来西亚有任何的防务合作。 英国人要撤出本区域已使澳大利亚人非常不快，他们不要再负起防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责任。戈顿预见要是澳大利亚再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做出新的防务承诺，大祸就会临头，他担心选民会有不良的反应。 然而戈顿却在最后一刻出现为会议主持开幕式，但是在致词后就离席。他强调有必要维持本地区的种族和谐，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也有必要表明两国的防务是不可分割的。敦拉扎克和在场的马来西亚官员的脸部表情显示他们极度沮丧。 当晚，我到敦拉扎克的酒店客房跟他会谈。我决定把歧见抛在一旁，全力支持他所争取的，即1971年以后，五国联防防务安排的司令官应对五国联防的代表负责，而不是如澳大利亚所提议的，只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负责。敦拉扎克顿时振作起来。 会议接近尾声时，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弗里斯澄清说，如果马来西亚遭受攻击，他们可以派遣澳大利亚军队到东马或西马去。 英国放弃苏伊士运河以东，保守党大表震惊。197年1月，希思以英国反对党领袖的身分访问新加坡。在我的安排下，他跟所有主要部长会谈，以便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政治现状、社会怕况以及建立防卫兵力的进展，有个全面的概念。我同时也请皇家空军派出一架直升机，载他到空中观赏新加坡的景色。这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报界，他将“制止”工党推行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的计划。他说：“英军撤退后再回来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问题是英军仍然留在这里，保守党政府一上台，将制止撤军行动。”他还补充说，他“对这个小岛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成就都建立在对未来具备信心以及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础上”。我希望英军司令注意到这句话，不要急于把军队撤走。 五个月后，1970年6月，希思领导的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他本人出任首相。 希思的国防部长卡林顿勋爵在同一个月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宣布英军将依照原定计划撤走。不过英国将在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平等的基础上，在新加坡保留一些军队。 他私下告诉我，英国不会留下任何中队的战斗机或运输机，只留下四架宁录型侦察机、一小队大旋风型直升机和一营军队驻扎在义顺军营。此外，在整个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地区，将部署五艘快速舰／驱逐舰。至于英马联防协定将由“协商性质的政治承诺”取代。很显然地，英国希望以伙伴的身分，“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五国联防，而不是以领袖自居。 1971年4月中，五国总理在伦敦会聚，敲定取代英马联防协定的政治安排。其中关键性的字句是：“今后马来西亚或新加坡若遭受外国策动或支持的武装攻击或威胁，有关政府将立即聚首会商，以决定采取什么共同或个别的措施应付这种攻击或威胁。”“立即会商”总比完全不会商好。 1971年9月五日，五国联合空防系统建立起来。同年10月31日英马联防协定由五国联防协议取代。英国一手承担本区域安全的时代结束了，今后维护安全的责任须由我们自己挑起。 然而安全并不是我们惟一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能养活自己，说服投资者把资金投在新加坡，设立制造厂和从事其他生意。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少了英军庇护和没有腹地的情况下生存下去。4、绝处求生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奉派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我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我看了看摘要，在确定他的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他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 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新腹地，并且跟这个腹地保持联系，否则前途将是很暗淡的。 在这之前几个星期，我见过我们的荷兰籍经济顾问阿尔贝特。温斯敏博士。他描绘的局面严峻暗淡，却并非绝望。由于印尼的对抗，失业人数上升了。没有新马共同市场，跟印尼又没有贸易往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到1966年底，失业率预计将超过14％，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可能出现动乱。他说：“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他建议同马来西亚签署共同市场协议（那是行不通的），并以物物交换方式恢复同印尼的贸易。他也建议我们设法争取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同意，让新加坡的制成品以比较优惠的条件输人它们的市场。 196年，温斯敏首次率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个调查团，到新加坡来指导新加坡实现工业化。记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报告的时候，给新加坡的成功定下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消灭共产党人，有他们在就无法有经济发展；第二、不要拆除莱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势力正膨胀到了极点，天天都在设法摧毁人民行动党政府，在这一种时刻告诉我应该把共产党人消灭，对这个荒谬之至的简单解决办法，我不禁哑然失笑。保留莱佛士的塑像倒不难。我和我的同僚无意改写历史，无意重新为街道和建筑物命名，或是让自己的面貌出现在邮票和钞票上，名垂千古。温斯敏说，我们需要大规模地获取欧美的科技、管理、企业和市场知识。 投资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新政府将会如何处置莱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将被视为一种象征，显示公众接受了英国的遗产，这样做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我过去不曾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却乐于让这座有纪念意义的塑像留下来，因为莱佛士是现代新加坡的创建者。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他们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 1965年，我们同样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当时的财政部长林金山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他们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做成的生意却不多。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以来，便尽力解决失业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内阁同僚们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工业化。新加坡的转口贸易已经到达顶限，往后会进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们对抗，马来西亚决意避开新加坡。我们想方设法，愿意尝试任何切实可行的点子，只要能制造就业机会，我们不必负债过日子就行。一位饮料制造商向我建议推动旅游业。这种行业属于劳工密集型，需要厨师、女佣、侍应生、洗衣工人、干洗工人、导游、司机和制造纪念品的手工艺人，最理想的是发展这个行业所需的资金很少。我们设立了新加坡旅游促进局，并委任电影业巨子邵氏兄弟公司老板邵仁枚为主席。邵仁枚是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人选。他出身于电影界和娱乐界，对视听娱乐项目的包装和宣传了如指掌，对如何让游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乐趣也知之甚详。他请人设计了一个狮身美人鱼鱼尾的标志，称为“鱼尾狮”。标志用混凝土制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启用礼。 除了偶尔在来访的专业人士或商家的集会上讲话以外，我对旅游业的发展做得很少。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个行业倒制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给许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带来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业人数减少，却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集中精力，设法招商到这里设立工厂。尽管新加坡只有200万人口，国内市场很小，我们却保护本地装配的汽车、冰箱、冷气机、收音机、电视机和录音机，希望日后这些产品当中有部分会在本地制造。我们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我们也吸引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者，到这里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 多次失败的教训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并不妙。尽管我们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我们也有多次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我们也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两宗生意都失败了。 我们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资，创立裕廊造船厂，用来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作之后，我们开始建造14000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 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一万吨以下的小船。 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几年，任何厂商都受到欢迎。例如，1968年1月，我在伦敦讨论英军撤退问题期间，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马库斯。西夫到伦敦的酒店来找我。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议时说，华人的手挺灵巧，新加坡可以制造钓鲑鱼的鱼钩和诱饵，这些产品的价值高，因为鱼钩所使用的羽毛必须巧妙地固定在钩子上。此外他说还有其他类似产品，不需要多少资本设备，却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而他的零售网可以协助销售这些货品。看来我在电视上的样子一定是可怜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时间来见我。我向他道谢，但是这一次见面并没有带来任何成果。不久之后，挪威鱼钩制造公司马斯塔德前来新加坡投资设厂，雇用了几百个工人，生产各种各样数以百万计的鱼钩，但没有装上羽毛用来钓鲑鱼的那一种。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我下定决心，在面对英国的援助――应该说是任何外来援助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我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1967年，希利答应给我们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将造成的经济损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绝不能有依赖援助的心态，我们必须自力更生。所以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我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国会里指出： “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态度是：希望英国人尽早通知我们，他们认为哪些设施会变得多余，在仍然作为军事用途时移交给平民管理，例如海军船坞；其次，外来援助应该是通过工业给新加坡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我们对不断注人的援助产生依赖。我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我们最能干的常任秘书韩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国资产可以改为民事用途的清单。 英国人概述了将如何处理他们所占用的房地产，它们的面积共达15000英亩，占新加坡总面积的11％。至于那些作为经济和防务用途的土地，将免费交回给新加坡，其余的土地则请新加坡政府协助，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但是谈判还没有结束，英国就在1968年1月宣布将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 我在同一个月份回到新加坡，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我强烈地感觉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人民的士气和信心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成立基地经济改用局同年2月，我们成立了基地经济改用局，由韩瑞生主持。 我把这个机构交给总理公署管辖，使韩瑞生跟其他部门打交道时更有影响力。他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培训和安置冗员，接管英军正在撤离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并把这些土地和资产用在最需要的方面，同时就缓和撤军冲击的援助问题进行谈判。 在移交房地产和提供援助方面，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仇恨与摩擦，否则会打击人民的信心。同英国的关系一旦破裂，任何援助都弥补不了失去的信心。此外，我仍然希望1971年过后，依然会有部分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留下来。1968年2月，我告诉新来的英国最高专员阿瑟。德拉马尔爵士，英国政府给什么新加坡都接受，却不强求。我促请英国人把他们认为没有用的东西留下来给我们，而不是按照惯例把它们毁掉。这样不但卖了个人情，还可以便亲英情绪得以在新加坡保持下来。 到1968年3月，谈判结束了，英国答应提供5000万英镑的配套援助，只能用来购买英国的货物和服务，其中25％是赠款，75％是贷款。我们把半数用在发展计划方面，半数用来购买英国的防务配备。英国同意把三巴旺的海军船坞移交给新加坡，包括皇家海军原可轻易拖走的两座珍贵的浮坞，条件是新加坡政府签订为期五年的合约，委任斯旺与亨特公司为主管代理。1967年6月在伦敦的时候，我见过约翰。 亨特爵士。同年10月到斯卡伯勒出席工党大会之后，我参观了他在泰恩赛德的船坞时再次见到他。美国人渴望让海军船坞维持下去，月和2月派了陆军和海军代表团到来视察设施。1968年4月韩瑞生告诉我，从1968年4月到6月，美国会试用三巴旺的修船设施，提供四五百万新元的生意。那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把海军船坞改为民用的计划成功了。斯旺与亨特在三巴旺船坞和新加坡的民用船坞发巴都生意兴隆。1978年两份五年合约期满后，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内维尔。 沃森决定继续留下来，在新加坡专为管理三巴旺船坞而成立的胜宝旺船厂有限公司任职，最终当上集团总裁。胜宝旺船厂的业务蒸蒸日上，日后多元化地发展成为胜科工业集团，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 位于新加坡港口岸外，原来住着一营英国辜加兵的绝后岛，变成了旅游胜地“圣淘沙”（宁静之意）。温斯敏博士先后劝阻我把它发展成为军事训练区、赌场和炼油厂。这些建议是不同政府部门向韩瑞生主持的基地经济改用局提出的，即使没有人劝阻，我也不会答应。福康宁同样保留下来，山上有地道和地堡，在日本占领新加坡之前，英国陆军总部就设在那里。山上的建筑改建成俱乐部，供人们消闲玩乐。实里达机场改为民用，供货运小飞机和小型商用飞机起落。樟宜皇家空军基地通过填土工程进行扩大，发展成为有两条跑道的樟宜国际机场。巴西班让军事中心现在成了肯特岗新加坡国立大学26000）名大学生的校园。 韩瑞生以有条不紊和不大事张扬的方式，把英军的房地产改为经济用途。在经济发展局，他的手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前来，在前英军土地上开设工厂。房地产的移交过程从1968年开始，于1971年，也就是在石油危机爆发前两年完成，我们可说是相当幸运。当时世界经济繁荣，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新加坡因此更能得心应手地把前英军土地改为民用。 撤军工作是在双方都怀着善意的情形下进行的。我们从海外吸引到新加坡设厂的投资商，雇用了三万个被裁退的工人。待撤军行动于1971年结束时，老百姓心里是踏实的。失业问题解决了，没有一块土地或一栋建筑是荒废弃置的。英国的一营兵力和一个中队的直升机，加上澳大利亚部队和新西兰部队，组成了五国联防，使本区域得以维持稳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的对策之后，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 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让我和一大群大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香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那么成功的纺织和成衣工业，原因就在于此。香港人灵活善变，随着时装潮流的改变而改变生产线、图样和设计，这是同台湾和韩国同样灵活与成本较低的制造商进行的一场永不结束的竞赛。香港的推销人员经常飞到纽约和其他大城市，征求买客的意见。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800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 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说，描绘出严峻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几个执行人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的驻纽约代表曾振木发现，要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人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执行人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曾振本向我解释，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主要执行人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这类会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绩，因为温斯敏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他的儿子在美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咨询公司做事，十分了解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另一批美国执行人员。原定只有100人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数结果增加到200.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我的想法逐渐趋于具体之后，便订下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打开不利的局面。首先是像以色列一样，逾越整个地区。我是在1962年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来新加坡的一位专家讨论之后，产生了这种想法＊年我访问非洲的时候，在马拉维又遇到这位专家。他告诉我，尽管以色列面对的敌视环境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能够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同欧美进行贸易。既然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一美国、欧洲和日本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 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 一世界的绿洲。以色列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和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准的服务。我相信我们办得到。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我们可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办法，消灭所有的苍蝇和麻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协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国家的习性。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1961年8月，新加坡立法成立了经济发展局。温斯敏建议成立一个一站式服务机构，使投资者不必跟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这个机构处理――无论是土地、电力、水供还是环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初几个月，经济发展局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局的专家协助。它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外来投资，集中力量开发温斯敏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工业领域――拆废船和修船、五金工程、化学产品和电气设备与用具。 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投资吴庆瑞选中了韩瑞生担任经济发展局第一任主席。韩瑞生有权在那些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大学学成归来，素质最优秀的奖学金得主当中，挑选自己的部下。在韩瑞生的领导下，这些年轻人个个受到激励。韩瑞生是个沉默寡言的杰出行政人员，在启发诱导属下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力特强。经济发展局的文化在他手中形成――官员个个兴致勃勃、不屈不挠，克服障碍总能巧运匠心，为的是促进投资，制造就业机会。他把经济发展局管理得如此成功，规模如此庞大，以致几个不同的部们不得不出来自立门户。工业区的部分成为裕廊镇管理局，金融发展的部分则出了一家新加坡发展银行，两者日后都成为各自领域中的翘楚。发展银行协助提供创业资本给新加坡的企业家，因为这里稍有历史的银行都只有提供贸易融资的经验，而且作风太保守，不愿意贷款给准备从事制造业的商家。 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当时年纪尚轻的经济发展局署长严崇涛记得吴庆瑞告诉过他，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严崇涛后来出任贸工部常任秘书。 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服膺了部长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准备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接受英文教育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从英国人那里继承了英语，以它作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言。后来我从经济发展局的能干班子中物色到三名内阁部长，他们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东。另外好几名经济发展局官员成了出色的常任秘书，包括比莱和严崇涛。比莱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主席，凭他管理财务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为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严崇涛则担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 温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为新加坡服务了23年，直到19M 年为止。他每年来新加坡两趟，每次逗留三个星期左右，我们负责他的机票和在这里的酒店费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为了协助他掌握最新的事态发展，负责同他联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严崇涛，定期把报告和每天的《海峡时报》寄给他。他习惯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官员洽谈，接下来再跟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执行人员进行讨论，并和职工总会领袖见面。 他总是把报告和建议呈交给我和财政部长，然后，我们俩单独共进午餐谈公事。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国公司的高层执行人员很快就领略其价值所在。他们无所顾忌地跟他谈论他们遇到的难题：政府管得太紧，新元币值节节上升，工人跳槽太频繁，外劳雇佣条例太多约束等等。温斯敏讲究实际，遇事亲力亲为，对数字应付自如，很快就能抛开烦琐的细节，抓住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聪慧过人、精明能干。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关于欧美执行人员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不来新加坡的时候，温斯敏总会在我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公干时，约我见面。不过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烟不离手，我却对香烟敏感，所以跟我吃饭谈公事，简直是牺牲重大，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在户外用餐，这样他就可以过足烟瘾。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语法有毛病，荷兰腔也很重一一说话声音深沉粗重。他脸部皮肤粗糙，前额和面颊上皱纹很深，戴一副角质眼镜，头发向后脑直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对韩瑞生和我特别有好感，只能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和儒家生活哲学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喜欢同我们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气。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我们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推动出口。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它的面积最终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它的发展在开始时相当缓慢，到1961年的时候我们只发出了12张新兴工业证书。（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张证书也没批准。）吴庆瑞在那个时候以财政部长的身分，经常先后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的机会，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厂，如只雇用很少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吴庆瑞本人在外来投资开始流人后追述，裕廊镇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不过，当这里还是荒芜一片时，他可没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们发出的新兴工业证书已经有390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资者可以免税五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十年。裕廊镇这时生气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仪器公司到新加坡来，考虑在这里设厂装配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他们在做出决定后50天内便投入生产。紧跟着而来的是国民半导体工厂。 在这之后不久，德州仪器的对手惠普派人来新加坡探听情况。我们的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在这个人身上下过功夫，对方要什么资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亲自前来看看才肯罢休。这个人和德州仪器的人员一样眼界大开。一个负责具体计划的官员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团，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进行期间，它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是体利特（惠普公司老板）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没准备好。为免让他走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体利特到访当天，使电梯操作顺利。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这些故事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7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哈泼斯》月刊、《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断路器和电动机。到70年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来访的执行人员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找我。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叨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我感觉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接着1973年10月爆发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随之突然实施石油禁运，油价猛升三倍。使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我们促请国人节省能源，减少燃料和电力的消费。我们束紧腰带，但还不算吃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从13％（1972年）下降到4％（1975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从2.1％（1972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业机会并未大量减少，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5％上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我们就有条件精挑细选。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询问，为保护本地一家公司所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还得维持多久。马赛地公司的财务主管粗暴地回答说是“永远”，因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国人。我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 70年代末，我们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抛在后头。接着而来的新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我们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国家挂钩。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亿新元，在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资少之又少，远远落在英国和荷兰后头。我想尽办法引起日本人的兴趣，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大批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货。那段时期，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多。不过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们的商家到新加坡来从事制造活动，以便把产品输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口到日本。中国在80年代开放门户，日本投资随之开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新加坡最早的投资者是英国人。英军撤出新加坡之后，许多英国公司也随着英国国旗撤出。我极力争取英国公司在本地投资，但是他们害了退缩症，纷纷从帝国退回安稳的本国。其实当间他们在本国面对工会问题，这样做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证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绩，英国投资者才急切地回来，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贸易，而是制造药品等高增值产品。美占制药厂在新加坡设厂，以先进技术制造半合成盘尼西林供应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并通过帝国统治把本区域国家引进国际社会的正是英国、荷兰和法国。但是这些前帝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后殖民时代的贸易和投资新局面，把自己犁过的土地白白送给美国人和日本人来播种。 几家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尽管基础稳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结构调整、科技发明和市场变化的冲击。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那就是争取了好几年之后，经济发展局终于说服德国相机制造厂罗莱把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当时，德国工资高使他们丧失竞争力。1970年，我到不伦瑞克访问罗莱工厂，随后不久，罗莱便开始把整个生产活动迁移到新加坡，在这里制造相机、闪光枪、放映机、镜头和快门，同时替德国其他著名的相机制造商生产相机。罗莱跟经济发展局携手设立了一个中心，在精密机械、精密光学、工具制造和电动机械方面培训工人。罗莱（新加坡）公司制造的相机堪称一流，然而却因为市场和科技多变而无法畅销。罗莱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在德国进行，新加坡则成为生产基地，这使策划和协调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集中在市场较呆滞的专业摄影器材方面，日本却发展操作越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路片的开发所赐。德国人在这方面手脚不比日本人快。11年后，德国和新加坡两地的罗莱公司都处于破产状态。一次重大的打击罗莱的失败，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努力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欧洲投资者认为，这是欧洲无法把技术转移给新加坡的例子。经济发展局费尽唇舌向他们解释，罗莱的失败是科技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所致。 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过精密工程培训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现的磁盘驱动器工业的宝贵建设资源。经济发展局一直是负责吸引投资的主要机构，所招揽的投资项目源源不断，增值性越来越高。这么一来，虽然工资和其他成本逐渐提高，新加坡却仍然能够保持竞争力。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依然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生，大部分留学欧美和英国，现任主席杨烈国更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以干劲十足和靠得住见称，言出必行。 回顾过去，我不敢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就，是按照预定计划发展出来的成果。分家前拟定的早期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的假设为基础的。健力士已经付了按柜金，要在裕廊的一个地段兴建酿酒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却告诉公司的董事主席阿伦。伦诺斯克。博伊德，他连一瓶黑啤酒也不会批准进口。博伊德于是在吉隆坡兴建酿酒厂，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没收按柜金。我们把按柜金退还给他。几年后我们照样回敬陈修信，拒绝削减马来西亚健力士酿酒厂酿制的黑啤酒的入口税。健力士只好发出许可证，让新加坡的一家酿酒厂替他们在本地生产黑啤酒。 我们把大部分筛选工作留给跨国公司，是它们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就由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一些工业，比如修船、炼油和石油化学、银行和金融等是由经济发展局、财长韩瑞生或我本人挑选的。贸工部相信生物科技、电脑产品、特制化学品、电信仪器和服务等行业，日后可能大有作为。当峨们不能肯定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便采取分散风险的做法。 我们的任务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我们定期检讨这些计划，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必须提前几年预先策划好。我们不像香港那样有一批现成的企业家，在中共接管大陆的时候，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工业家和银行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有论者在90年代提出，要是我们当初培养自己的企业家，就不必过度仰赖飘忽不定的跨国公司。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香港即使从中国难民当中得到富有经验的商业人才，当地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政府率先投资发展新工业，例如钢铁业和服务业，促使大众钢铁厂以及属于服务行业的海皇轮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应运而生。有两位部长因拥有多方面的才于脱颖而出。韩瑞生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铺下成功的发展道路。设立船务公司是吴庆瑞的概念，他通过巴基斯坦政府聘请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船长来成立海皇轮船公司。他也借助于澳大利亚军械生产专家劳伦斯。 哈特尼特爵士，创立了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这是一家铸币厂兼生产小型军火的兵工厂，因为两者都需要森严的保安措施和优良的生产机床，所以凑合在一起。新加坡特许工业的执行董事王家国做事脚踏实地，为人足智多谋，在他的管理下，这家企业也取得成功。后来，当时年纪尚轻的常任秘书杨烈国，接替王家国掌管新加坡特许工业，成为企业主席，给它增添了新业务，而在日后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 这家高科技公司业务甚广，其中包括同顶尖的跨国公司合资设立晶圆装配厂。 新加坡必须仰赖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是商业嗅觉还有待考验的年轻官员。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奖学金得主是从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保送他们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顶尖大学受教育，后来我们有了能力，把美国大学也包括在内。我们把他们训练成企业家，由他们率领创立海皇轮船和新航等成功企业。我原本担心这些公司到头来沦为需要政府津贴、不赚反亏的国营企业，跟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情况一样。韩瑞生对手下的年轻官员了解得很透彻，他向我担保公司一定会成功，那些官员比得上同类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我跟吴庆瑞和林金山讨论了这些大胆的计划，鉴于新加坡商界缺乏企业家人才，他们两人都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我靠的是韩瑞生的判断。担任要职的官员是他挑选的。这些项目旗开得胜，许多新公司随即纷纷在其他部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崛起，结果也连连报捷。于是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 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我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并非个个都具有商业才干。有这种无形天赋的人寥寥无几。侯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大众钢铁厂董事主席。另一个是沈基文，担任吉宝企业首脑。还有一个是比莱，担任新加坡航空公司总裁。在他们的领导下，三家公司成为无人不晓的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第一级股市占主导地位。新航改为私营的时候，我们几经困难才找到可以取代比莱的顶尖的行政人员，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人才有多缺乏。 要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为什么会成功的话，我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我决定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阻止这些存油出口，新加坡将有足够的石油可供两年的消费。但是这样做将显示我们毫无信誉可言。1973年11月10日，我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它们的客户，除了本区域的以外，还有远远分布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地的。 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它显示新加坡明白，它的长远利益取决于提供一个可靠地点来进行石油交易和其他业务。结果石油工业满怀信心地扩展业务，在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的领域。90年代新加坡的炼油总量每天达到120万桶，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后，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此外，新加坡还是世界船用燃料油的最大市场，也是石油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地。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一向对新加坡工人素质所抱的怀疑态度，我要求日本、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的指导员前来提供训练。 有些中心由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罗莱、达达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上述国家的投资者，若要知道新加坡工人跟他们本国工人比较水准相差多少，这些中心便成为他们查询的地方。 他们证实新加坡工人的水平一点也不差。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金山下午闭市，整个金融世界就仿佛落了幕，无声无息待第二天瑞士时间九点正瑞士银行开市后，它才又活跃起来。如果把新加坡置于二者之间，新加坡就会在旧金山闭市之前接手到自己闭市时就把金融交易活动转交苏黎世。这将是开天辟地以来，银行和金融活动第一次全天候不间断地在运作。” 范伊厄宁在温斯敏的要求下，针对上述课题做了一份报告，提交给当时的经济发展局主席韩瑞生。韩瑞生也是温斯敏和我之间的特别联络人。韩瑞生来见我，向我建议解除新加坡同非英镑区国家和地区之间所有货币交易的一切外汇限制的措施。 当时，新加坡依然属于对资金流动必须实行外汇管制的英镑区。韩瑞生向英格兰银行一名职员打探消息。以了解在新加坡建立像香港那样的外汇市场，以便为新加坡开拓“亚元”市场铺路的可能性。对方告诉他，香港之所以能够有此系统，同它特殊的历史因素有关。对方也提醒韩瑞生，新加坡可能得脱离英镑区后才能落实这个计划。我决定不惜冒险一试，吩咐韩瑞生大胆地去进行。由于英格兰银行没有追究，新加坡也就无须脱离英镑区。无论如何，英国四年后取消了这个制度。新加坡不像香港，既不能凭借伦敦市的名气，又没有英格兰银行这个后盾――前者是历史悠久，在国际银行交易方面经验丰富的金融中心，后者在金融界是行家和信誉的象征。新加坡在1968年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必须向国外银行家保证，能够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能发挥高效率的基础设施，以及一群技能高、适应力强的专业人才。另外还得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货币局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有能力监管银行业。早在1965年独立后不久，我和吴庆瑞就认定，新加坡不应该设立兼具印制和发行货币权的中央银行。我们决意不让新加坡货币在强国货币的挑战下贬值，对美元尤其如此。因此货币局保留下来，只在拥有等额外汇储备做后盾的情况下，才发行新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则拥有中央银行的一切权力，但没有货币发行权。 金融管理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一直保持专业水准，完全依据法律和条规运作。这些法律条规定期进行检讨和修订，以便跟得上金融服务的发展新趋势。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使外界对我们的刚直不阿、办事能力和判断能力有信心。我们的金融中心发展史所写下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努力建立正直之邦的信誉，如何把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官员，训练他们具有监管银行、股票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能力，以便把金融体制发生崩溃的风险，减至最低程度。 一开始，新加坡小规模地发展岸外亚元市场，相当于欧元市场；我们称之为“亚元市场”。当初它是银行之间在新加坡进行交易的市场，向海外银行筹集外币基金，以供本区域银行借贷，反之亦然。后来进一步进行外汇和外币标价证券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也从事财团贷款、债券发行和基金管理等活动。1997年，亚元市场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规模几乎等于新加坡国内银行市场的三倍。取得那么惊人的增长，是因为它满足了市场的需求。随着贸易和投资活动推向全球，涵盖亚洲，新加坡作为主要枢纽之一，它在国际间的金融交易量正节节上升。 早期，在1968到1985年间，本区域整个赛场完全属于我们。我们取消了非居民存款人在利息收人上的预扣税，以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来投资。所有亚元存款也无须遵守法定流动资产和储备的规定。进入9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全球规模较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外汇市场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稍微落后于东京。新加坡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取得的成果，促使本区域其他国家，竞相朝向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努力，有些甚至实施比新加坡还优厚的税务奖励措施。新加坡金融中心的根基，建立在法治和司法独立，以及政府稳定、称职而清廉的基础上。我们执行稳妥的宏观经济政策，几乎年年都有预算结余。正因为如此，新元坚挺而稳定，汇率保持在足以舒缓输人性通货膨胀的水平。 70年代，我们跟伦敦的国际知名人物交锋。1972年3月，英国一名专门倒卖资产的投资家占美。史拉达到新加坡来见我。据报章报道，希思出任首相期间，把自己名下的资产和股票，交史拉达全权管理，因此他享有卓越的信誉。在这之前一年，我曾经在唐宁街10号希思做东的晚宴上见过他。我对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进军新加坡股票市场，表示欢迎。 后来在1975年，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告诉我，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涉嫌操纵新加坡挂牌公司虎豹兄弟国际有限公司的股份。他们以不法手段抽取虎豹总公司和子公司的资产，同虎豹集团的某些董事中饱私囊，这种行为构成失信的刑事罪名。 他们是在欺诈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的股东。但是，要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这么一位名人进行调查，万一证实不了，坏的是自己的名声。该让韩瑞生对史拉达采取行动吗？我最终决定，为了维护新办坡股票交易所以管理妥善见称的信誉，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 调查显示，这果然是个有计划的阴谋，目的是要一步步抽光虎豹集团的资产。 事情才刚刚露头，规模更大、涵盖面更广的诈骗活动还在后头。史拉达华克证券公司的犯罪活动，从新加坡延伸到马来西亚、香港，直到伦敦――那是所有赃物的集中地。他们利用虎豹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收购香港的上市股份，再把股份转售给史拉达华克执行级人员独揽股权的史派达证券公司，大家一起瓜分这些不义之财。 几个主谋是：史拉达、虎豹集团主席理查德。塔林和虎豹集团董事经理奥格尔维。 华生。华生早在事发前返回英国，后来逃到与新加坡没有引渡条约的比利时。史拉达和塔林还留在伦敦，我们要求把这两个人引渡回新加坡受审，但是英国当局不肯引渡史拉达。反而是经过伦敦法院长达三年的审讯后，英国内政部长才在1979年下令，仅以17项控状当中五项刑罚最轻的控状引渡塔林。法庭以其中三项控状，即刻意隐瞒有关虎豹集团1972年综合损益表的重要资料而将塔林定罪，每项罪名判入狱六个月。好几年后，已经卸任的英格兰银行行长戈登。理查森，在我的办公室里低声地向我表示遗憾，后悔自己当初无法协助新加坡把史拉达绳之以法。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来以处事缤密坚定见称，信誉不佳的金融机构一概不受理。 该局在70和80年代受到考验，它拒绝给国际信用商业银行发出在新加坡开业的执照，结果证明它能够站稳立场。国际信用商业银行欺诈事件从事发到结束，几乎影响所有大规模的金融中心。银行是由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卢森堡注册的，股东包括沙特阿拉伯、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四国的皇亲国戚，属下约有400家分行和办事处遍布欧洲、中东、非洲和美洲73个国家。1973年，银行向新加坡申请岸外银行营业执照，未获批准，原因是它太新（1972年才成立），资本总额也太低。1980年它重新提出申请，结果因为国际信誉不高而再次遭金融管理局回绝。 但是它并没有就此放弃。1982年，曾经协助新加坡建立亚元市场的范伊厄宁，问起有关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申请执照的事情。好几家中央银行的主管人员告诉当时刚接任金融管理局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经理的高铭胜说，他们对国际信用商业银行都抱着保留的态度。所以当范伊厄宁和我见面时，我决定还是支持高铭胜的做法为妙。 几次碰壁，国际信用商业银行还是不死心，这回请来哈罗德。威尔逊。威尔逊的来信有一些让人想不通的地方。过去他总会在信末亲笔署上“哈罗德谨启”，这一次，“谨启”二字是打上去的，署名则成了“里沃的（哈罗德）威尔逊”。我的结论是，这是他应酬朋友而写的信。 国际信用商业银行的不诚实行为，导致其他银行蒙受巨额亏损。它在1991年7月被迫终止一切业务时，存款人和债权人索偿110亿美元。新加坡因为拒绝在标准上予以妥协，免遭池鱼之殃。 另一家未获金融管理局发出执照的是文莱国家银行。这家银行由新加坡颇有名望的华族商人邱德拔管理。他收购文莱国家银行，并安排文莱苏丹的弟弟莫哈末亲王以文莱国家银行主席的身分，在1975年写信给金融管理局，申请在新加坡设立分行。几个月后另一封来信通知我们，他的弟弟苏菲利亲王刚刚受委出任该行的执行副主席。邱德拔显然有文莱皇室在政治上给他撑腰，金融管理局因此向我请示。我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决定，它在1975年回绝文莱国家银行的申请，1983年该行重新提出申请时，再度请它吃闭门羹。 1986年，文莱苏丹发布紧急法令，关闭文莱国家银行。消息一传出，银行立刻出现挤提。银行涉嫌在违反条例的情况下，拨出13亿新元贷款给邱氏集团公司。原来邱德拔一直在利用银行的基金，进行私人活动，包括设法夺取伦敦渣打银行的控制权益。身为银行总裁的邱家长子，在文莱被逮捕。新加坡的银行总共贷款4.19亿新元给文莱国家银行，其中以外资银行为主。邱德拔花了两年，才还清这些债务。 凭着严格的条规和缜密的监管，金融管理局在高铭胜的带领下，协助把新加坡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为了能够跟国际银行竞争，金融管理局鼓励本地规模最大的四家银行（统称四大银行）收购本地其他小型银行，进行合并，以进一步扩大规模和实力。四大银行都获得美国评级机构穆迪推选，跻身于亚洲基础最稳固、资本最雄厚的银行之列。 1985年，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陷入危机，金融管理局不得不介人为它解围。马来西亚炒家，尤其是陈群川，把他们手头的新泛电和另外几家马来西亚公司的股票，存入新加坡的股票经纪行，作为贷款抵押，而抵押价高过市场价格。他们保证在指定期限内以更高的价格赎回股票。后来股市滑落，他们的资金周转不灵，以致无法以原定价格赎回股票。因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属下好几家规模庞大的股票经纪行，无法清偿债务，交易所被迫关闭三天。金融管理局人员在高铭胜的率领下，同新加坡四大银行彻夜商讨对策，拨出一笔总额1.8亿新元的“救生艇”紧急基金，拯救濒临破产的股票经纪行。高铭胜这一番抢救行动，使新加坡股票交易所逃过股市全盘崩溃的厄运，挽回了投资者的信心。整个事件可谓杂乱如麻。 为了防止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我们修订证券业法令，要求股票经纪公司行事时须更慎重，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大的保障，避免因一些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成员股票行违约而影响大局。与此同时，这些成员股票行联合组成股份公司，使资本大大增加。 我们开始允许海外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成员公司加股，也批准能为新加坡引进所需专才的外国独资股票行，在新加坡设立。正因为我们谨慎地修订了法令，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在1987年10月19日才能安然渡过被形容为“黑色星期一”的全球性股灾。香港证券交易所则因此被迫暂停交易四天。 成立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另一大进展。1984年，原本只进行黄金期货交易的新加坡黄金交易所扩大交易范围，进军金融期货交易，重新定名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信心，我们以芝加哥商业交易顺为模式，设立公开叫价交易制度，同时说服芝加哥商业交易晰，跟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共同采纳相互抵消的制度，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的金融交易服务。 这个革命性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个盘口，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结算，反之亦然，无须缴付额外按金。美国商品期货贸易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安排。互相抵消的安排自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以来，一直顺利运行。至今不曾有误。1995年，伦敦历史悠久的巴林银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分行，爆出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一名期货交易员尼克。利森进行日经指数投机买卖事件。利森一下子亏损了10多亿美元，使巴林惨遭横祸，但是这场灾难却不曾影响新加坡金融交易所，也没使交易所的其他成员或它1984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开始进行欧洲美元利率期货合约交易，不久后再扩大到欧洲日元合约。1998年。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区域合约已有好几种，包括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股票指数期货。1998年，伦敦《国际融资评论》把全年最佳国际交易所奖项颁给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 该交易所第四次获得这个荣衔，也是亚洲惟一的得奖者。随着中央公积金局的积蓄（新加坡的养老金计划）和公共部们的余款增加，我们的金融储备相应提高。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没有拿这些资金进行长期投资以取得最高的回报。我请吴庆瑞检讨这个问题。他在1981年5月成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由我担任主席，他本人为副主席。韩瑞生和几位部长担任董事局成员。通过吴庆瑞同戴维。乐司财的联系。我们委任乐司财父子公司为顾问。他们调派一名经验丰富的职员来这里几个月，协助我们设立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我们也聘请英美投资经理，协助我们开发适合不同投资种类的系统。杨邦孝受委率领管理层，成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第一个董事经理。他邀请詹姆斯。沃尔芬森担任公司的投资策略顾问。沃尔芬森日后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慢慢地，他们建立起一支由新加坡专业人士组成的核心队伍，以金融管理局调来的黄国松和郑国评为首。到了80年代后期，他们两人和手下职员正式出任管理和投资要职。 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开始只管理政府的金融储备。到了1987年，它已经有能力管理新加坡货币局的储备金，同时兼顾金融管理局的长期资产。1997年，它所管理的资产价值逾1200亿新元，最重大的责任是把新加坡的投资在证券（公债和股票）、债券（主要是发达国家派发的债券）和现金之间，做出妥善的分配。解释市场运作原则的书籍有的是，但是没有一本能够打包票地指导读者如何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向，更别说保证回报。1997至1998年间，事事瞬息万变，日元兑美元狂跌，或德国马克对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一下子亏或者赚好几十亿元。投资是高风险的活动。我的基本目标是为国人的积蓄保值，使资产得到应有的回报，不是要获取最高的回报。从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15年来的表现，一直在环球投资相关基准之上，所做到的已经远超过保持我们的资产价值了。 几次金融危机都过关不过跟香港比较，外界认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过严。 一些批评者这么写道：“在香港，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没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他们忘记了香港过去有英国国旗和英格兰银行做后盾。新加坡没有这样的保护网，我们不可能在跌得这么重之后，还能像他们那么样轻易地爬起来。 我们必须先靠自己树立本身的声望。来访的外国银行家以前常常告诉我，如果新加坡肯让他们把新的金融产品引进来，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试验使用，我们的金融市场将能增长得更快。我总是静静聆听，但是始终没有插手，因为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时间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声誉。 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深人探讨研究新加坡的银行业。我和一些本地银行家吃午餐谈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纪。他是一个精明的外汇交易员，事业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规模的外资银行。他说服我重新检讨我们的政策。 他认为这些政策过分谨慎，妨碍新加坡金融中心扩大发展，以致无法追上比我们发达的中心的活动。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国金融机构担任管理要职的新加坡人士，举行数次献策会议。在他们的劝说下，我确信我们有太多国民积蓄存放在公积金户头里，而法定机构以及同政府有联系的公司，总是把余款存进银行的做法太保守了。他们大可通过新加坡有经验、资深的国际基金管理公同进行投资，取得更高的回报。这将扩大本地的基金管理业，招揽更多基金管理公司，从而吸引更多外资流入本区域进行投资。1992年之后，我对本地管制措施和银行作风的看法开始起了变化。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这一年邀请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国际咨询委员会。JP摩根是美国一流的银行，每年总要召开两次最高层会议。在从这些会议上听到的汇报以及同银行高层的交流中，我见识了他们的作业方式，看到他们如何为银行服务的环球化运筹帷幄。委员会成员的素质使我惊叹，除阿JP摩根各个部门的主管外，他们还包括成功干练的企业总裁，以及来自全球各大经济区的前政治领袖，大家为委员会提供阿不同的见解。他们觉得我有价值，因为我了解本区域的情况。其他成员则就各自的区域或专长领域，带来鲜为外人所知的内幕资料。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在比较了拉丁美洲、俄罗斯、前苏联其他成员、其他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后，给东南亚怎样的定位。对于银行服务的创新和改革，他们表示非常欢迎并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开拓资讯科技方面，这一点叫我心服口服。我断定新加坡跟他们相比，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 作为政府投资公司的主席，我有机会跟欧美和日本大银行的总裁商讨一系列银行课题，因此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环球银行服务的未来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银行倾向于闭关自守，董事部成员以新加坡人为主，主要执行员亦然。我向四大银行中的三家――华侨银行、大华银行和华联银行的主席，表达了我的顾虑。从他们的反应来看，我得出结论：他们尚未意识到，在环球化趋势快马加鞭的时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态有多么危险。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我向他们发出警告，新加坡迟早因为同美国签署双边协议，也有可能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规定而不得不开放银行业，停止保护本地银行。 我决定在1997年打破这个旧框框。新加坡银行需要注人外来人才，同时改变心态。如果三大银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发展银行只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过一番物色，发展银行在1998年聘请了当时即将离开Jp摩根的资深高级执行人员约翰。奥尔兹担任副主席兼总裁，他把银行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银行之一。 不久后，华侨银行委任香港银行家欧肇基担任总裁。 30多年来，我一直支持高铭胜限制外资银行进入本地市场。我相信现在该是让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它们或许真有可能争不过人家，到头来我们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银行的下场，一旦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将无所依靠。这样的风险确实存在。慢慢地，我得出结论，金融管理局的银行及金融机构部门副董事经理高铭胜，没有赶上全球银行业大步跨进的发展。他过于保护我们的投资者。我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总裁杰拉尔德。科里根和英格兰银行前职员布赖恩。奎因请教，他们分别给予的意见是，新加坡能够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统全面崩溃的风险的情况下，改换监管银行的风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和伦敦，它们把重点放在保护制度本身，而不是忙着保护各自的临场业者或个别投资者。科里根和奎因说服我们应该让基础较稳、管理较好的机构享有更大的空间，承担较多的风险。我不想亲自整顿金融管理局，于是在1997年初得到总理的们意后，让显龙参与其事。他开始同银行家和基金管理人员会面，熟悉新加坡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一年后，在1998年1月1阳，当总理委任他为金融管理局主席时，他已经准备出击了。在几名主要官员的支持下，他对金融管理局进行改组，调整重点，以全新的风格管理和发展金融业。显龙和由他领导的小组改变了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界的监管风格；手法比较宽松，也比较能够接纳业者的建议和意见。在管理顾问和各个行业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修订有关政策，金融界上上下下无不受影响。他们也采取措施推动资产管理业和修订关于新元国际化的条例，借以刺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管理局鼓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进行合并，并停止制约佣金收费率和交易所的服务管道。金融管理局批准外资特准全面银行增设更多分行和自动提款机，通过这个方法开放国内银行业。 该局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同时效法许多美国银行的制度，规定本地银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审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职的提名名单，确保只有能干的人才会受委，而且受委者会顾全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单单照顾手握控制大权的大股东的利益。 各家银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宽监管将能让它们发挥更大的创意来推出新的金融产品。或许我们早就应该推行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两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这里的银行稳步过关，没有发生放账过多的情形，股市也没有出现过热的泡沫现象。从o s 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誉。 从1997年7月开始，金融风暴随着泰铣贬值横扫东亚，一连串灾难把这个区域的货币、股市和经济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却没有一家银行受到动摇。投资者都急着撤离新兴市场，新加坡市场正好属于这个类别。当基金经理都存有掉入隐匿陷阱的顾虑时，隐瞒资料是不智的。我们决定尽量公开资料。为了方便投资者评估我们的资产价值，我们说服新加坡银行摒弃维持秘密储备和不公开不良贷款的一贯作风。 新加坡银行披露它们向本区域提供的贷款数额，为这些区域贷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总体应付措施，预先处理可能出问题的账目，而不是坐待贷款变成呆账。由于金融管理局采取了有效率的措施应付危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6、工会脱胎换骨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开始是为工会斗争，出任工会的法律顾问和谈判代表。到了50年代中期，工会一般都变得好斗起来。为了争取投资，并且教育工会领袖和工会会员，使他们了解，为了提供新的职位，我们非争取投资不可。不过，要这么做谈何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会引起数不尽的罢工、怠工和暴乱。从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发生了153次罢工行动，创下本地记录。1969年，这也是战前以来的第一次，全年没有发生过一起罢工或停工事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英国式的工会作风毒害了新加坡的劳工运动。殖民地政府请来英国职工大会的杰克。布雷热等顾问。这些顾问把压榨雇主的种种不良做法传授给他们，不顾公司状况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1966年7月，我在军部平民雇员联合会的会议上，呼吁英军雇员摈弃这些摧毁了英国经济的英国工会陋习。我承认，当我代表工会进行谈判时采取过好些类似的做法，因为当时工人受到太多的剥削。但是，那么做的后果很糟，失业问题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当初。例如，公共假日三薪导致清洁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积压垃圾，这样他们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 规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让工人有时间休息，可我们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更多的闲暇。我促请工会领袖改变工会的一贯作风，破旧立新。 为了强调这方面的看法，我于1966年11月在国际劳工组织亚洲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着该组织的职员和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会领袖的面，重提这个问题。我告诉新加坡的工会领袖，他们不能杀死下金蛋的鹅，我们需要这些金蛋。我说，工会曾经是新加坡反英政治运动的一分子。政治领袖，包括我在内，答应过为工人争取独立。我们说过：“跟我们一起争取自由吧，英国雇主给英国工人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待遇。”许下的诺言如今无论如何必须兑现，但是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重新建立“监管制度、纪律和工作准则”，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万人离校找工作。我解释说，新加坡工会的行事作风迫使雇主走资本密集路线，投资添置昂贵的机器来进行生产，尽量少请工人，情况和英国大同小异。 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业的工人则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维持凝聚力和稳定，不重犯过去的愚蠢错误而动摇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新的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报酬必须以工作表现而不是工作时间为根据。新马分家给工会和工人带来的震撼太大了，加上英军撤退后前途未卜，人心惶惶，因此他们接受了我这种讲究实际的做法。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危急，国家独立面临威胁。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职工总会秘书长何思明是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老同事，他对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日三薪的决定，提出抗议。他和工会同仁必须应付基层的压力，争取工人群众站在他们那一边，以免被共产党的工会领袖盖过。我不得不对0他的抗议置之不理，但是私下里特地同工会领袖会面，向他们解释我的顾虑。这些非正式会谈使他们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建立新的架构，精简我们的劳动队伍。 1967年1月，卫生部开始推行新的清洁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月1日，公共日薪雇员联合总会属下的公共日薪清洁工友联合会大约2400名工人发动“野猫”式（指未经工会批准或自行发动的）罢工。 这次罢工是新加坡劳资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换点。政府针锋相对地应付罢工行动，赢得公众的支持，也导致工会文化产生了变化从目无法纪转为讲理并互谅互让。我把公众舆论进一步扭转过来，通过向工会发表一系列演说，使工人对我们计划修订劳工法令有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务部门进行罢工，并规定每个法定机构成立本身的工会。 1968年初，我在职总代表大会上说服与会代表们相信，对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劳资关系比加薪更重要。我们必须联手改善劳工运动，废除束缚手脚的惯例，制止滥用附加福利。我指望他们以领袖的身分开创以讲究实际的策略见称的新劳工运动。 我追述了英国码头在工潮中陷入瘫痪，平白浪费了几年的时间，并导致1967年英镑贬值的事件，借此发出警告：“要是我们的港口发生这种事情，我会宣布那是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并采取行动对付罢工领袖，过后把他们控上法庭。我会立刻让港口恢复运作。新元决不会贬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这一保证的。”我特别指出“地位稳固的劳工自私自利的行为”。新加坡港务局1967年处理的货物增加了超过10％，雇用的工人却没有增加，因为额外工作都成了超时工作。在僧多粥少的非常时期，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对工会代表说，一定要使新加坡摆脱英国工会的一切有害陋习。 为了求取平衡，我在一个雇主会议上指出，他们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须公平对待工人；工会和雇主的基本目标相左，结果只会摧毁国家的经济。我敦促本地雇主尽自己的本份，这样工人才会付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高的报酬：直接报酬来自工资和工作福利，间接报酬通过政府的收人获取，包括属于自己的住房，还有保健、教育和社会福利。 1968年1月，英军宣布撤退，加深了人们的不安。我抓紧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革除那些导致雇主的特权被剥夺、资方统筹业务的能力受侵蚀的工会陋习。 1968年4月大选高奏凯歌之后，国会在同一年立法通过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后来又修订了职工会法令。这些法令制定了最基本的雇佣条件，以及裁员赔偿、超时补贴和附加福利的项限，划一周假、公共假日、工作日、年假、产假和病假的条规，让资方重新掌握聘用、开除、播升和调动雇员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会侵占的功能和权力。它们奠定了劳资关系和谐的基础。 我们规定工会必须先通过秘密投票才能采取罢工或劳工行动，否则将当违法论，工会和工会职员可被提控。这项规定废止了公开举手表决的投票方式，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再受到胁迫而默默屈从。 我在工会服务时期的另一个老友，也是人民行动党议员的职工总会领导人余美国，反对雇主在雇用和开除员工方面享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过，他接受工会在态度上应避免动辄对峙的做法，以便创造较有利于外来投资的环境。我也采纳防范措施，避免发生滥用权力的事件。雇佣和劳资关系条例与惯例经过修订和改变，产生了具体的效益。不出一年，新加坡有52家新工厂落成，在1969年制造了17000份职业。 第二年，新投资提供了两万0个新的就业机会。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1972年，我们成立了由劳资政三方代表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理事会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确资料，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务条件，提出大家能负担又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联合建议。这些建议被采纳为一切劳资谈判0的指导原则，不同的领域再根据个别情况进行调整。从成立之初起，各方便同意遵守一个原则：加薪幅度不能大于生产力的提高。 由于全国弥漫着深重的危机感，我才有办法在几年内扭转工会的态度。英军即将撤退可能造成经济崩溃的危险，改变了国人的情绪和态度。他们意识到除非新加坡来个180度的转变，摆脱罢工和暴力，转而向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努力，否则无异于束手待毙。 我让资方扮演新的角色，由他们自己争取工人的合作，否则生产力不可能提高。 定严规，说硬话，单单这些起不了作用。是政府的总体政策使工人和工会领袖支持我们的大目标，使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有信心，从而吸引外国前来投资，提供就业机会。不过最终还是我和工会的多年交往赢得他们的信赖，好斗、对抗的劳资关系才转变为合作的伙伴似的关系。工会不再那么好斗1969年，德万。奈尔在我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德万。奈尔在w 年获选出任马来西亚国会议员，之后便一直留在吉隆坡。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有德万。奈尔出任职总秘书长使我受益不浅，他为我协调和调整政策，向大小工会灌输积极的工作态度。从TO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在这期间，他以职总领袖的身分劝服工会领袖面对世界市场的竞争挑战。温斯敏每次来新加坡，总会跟负责联络工作的官员严崇涛一起会见德万。奈尔，向他汇报当前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是德万。奈尔教会工会领袖基本的经济原理，使三方组成的全国工资理事会有所建树。 他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工会斗争减少导致会员人数也减少了。为了应付这个趋势，德万。奈尔在1969年11月举办现代化研讨会，在会上说服与会代表相信有必要使工会的功能现代化，以适应今非昔比的环境。他们成立了几个工会合作社企业。 职总在1970年成立一个的士合作社，称为‘“职总康福的士工友合作社”，协助打破60年代“霸王的士”横行一时的局面。康福刚开始时只拥有200辆摩里斯。奥克斯福德的士和200辆英国奥斯汀小巴。这些是用英国提供的援助贷款配套支付的。 到了1994年，康福拥有一万辆的士和N 辆学校巴士，它在这个时候进行企0业化管理，然后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康福集团有限公司”。职总也以减低会员的生活费用为出发点，在T3年成立“职总消费合作社”，开办商店、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后来0它改名“职总平价合作社”，成了家喻户晓的连锁超级市场，尽可能把基本消费物价维持在接近批发价的水平。1970年，“职总英康保险合作社” 开始受理寿险业务，然后扩展到车险和其他领域，雇用的是专业精算师和富有经验的管理人员。工会领袖受委加入这些合作社的董事会，负责监督管理这些企业的专业人员，他们本身很快就明白健全的管理制度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不断更换领导人才使职总能够和年轻一代的工友并肩前；进。1981年德万。奈尔卸下职总的职务出任总统，由37岁的政治秘书林子安接任秘书长。林子安在1977年当上国会议员后，0曾在德万。奈尔手下工作过。他是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的一级荣誉学士。他把良好的管理方式引人工会，但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却不及德万。奈尔。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对他产生了误解，在他们眼里，林子安少了那一点亲和力。每当领导权转移涉及领袖换代时，我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子安比德万。奈尔年轻20多岁，属于德万。奈尔那一代的工会领袖习惯了德万。奈尔的作风，对子安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无法欣赏。基本问题在于上一代领袖不欢迎组织里突然出现年轻的生力军。子安在我的建议下引进数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帮他忙，这使上一代工会领袖更加不自在。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很难跟他们继续相处。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失败，因此毅然在1982年退出政坛，加入私人企业界，在同新加坡政府有联系的最大公司之一吉宝企业任职。作为一个企业领导者，他交出漂亮的成绩，成为沈基文身边的支柱人物。沈基文这时已卸下公共服务领导人的职位，改任吉宝企业主席。 我和德万。奈尔一致认为，当时的交通兼劳工部长王鼎昌能够跟老一辈的工会领袖合得来。他40多岁，比子安年长9岁，我相信他和老一辈领袖们比较没有代沟。 我游说鼎昌执掌工会事务，他答应了。1983年，他被推选为职总秘书长，同时继续留在内阁。这样的安排效果不错，因为有人在内阁替工会说话，反过来说，政府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也能考虑到工会的观点。鼎昌是阿得雷德大学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能讲流利的英语。华校出身也使他兼通华语和自己的母语福建话。他同工会领袖和一般会员相处融洽，并把职总带人新的领域，为会员提供更好的消闲设施。在这方面，我鼓励他，但是他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外来的推动力，他所需要的反而是资金和政治后盾――这些我都为他提供了。 职总把业务扩展到医疗、托儿、广播电台等服务，也经营为工人服务的海滨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还有在实里达下段蓄水池畔开辟设有高尔夫球场的“胡姬乡村俱乐部”。职总也建造高质量的共管式公寓让会员购买。这些新的合作社企业让更多工会领袖有机会亲身体验管理企业的情况，并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工会新领袖，使他们掌握良好的管理技巧。这些俱乐部、度假村和其他设施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工人自叹出身比人寒微，他们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种感受会因为有了这些设施而不至于那么强烈。为了使工人能够负担使用设施的费用，政府以象征式的收费提供国有土地兴建这些设施。 多年来我一直敦促职总成立劳工学院。鼎昌在1990年终于请来拉斯金学院的院长，协助新加坡创办劳工研究学院，开设劳资关系和发展领导能力方面的课程。 工运迈入新领域鼎昌在1993年的全民投票中获选为新加坡总统，比他年轻12岁，当时担任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林文兴接过职总秘书长的棒子。文兴毕业于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大学，修读造船学，1981年起就开始和工会打交道。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纯熟，在工会很吃得开。他把一批受过高深教育，才华出众，年纪二三十岁的年轻后辈引进职总。这些年轻人在海外大学的成绩骄人，有满脑袋的点子。这批新血的注人革新了工会领袖的想法和心态，使工会能够交出好成绩来。文兴和鼎昌一样，继续留在内阁，工会同政府合作的方式就此定型，这种合作方式一直都对新加坡有利。 我在80年代初期推展生产力运动，因为在日本推行这套制度的企业成绩骄人，叫我为之赞叹。我鼓励职总同资方一起推出品管因制度。在这套制度下，工人组成小组，共同针对如何改善工作、节省时间和成本，如何使每一件产品完美无缺等提出建议。这方面的进展缓慢。我们效法日本公司，哪个品管因提出的建议能够为公司节省金钱或改善运作，它的成员的照片就张贴出来，同时颁发一些小奖品、小红利给他们。日本生产力中心提供专家、培训奖学基金、训练材料、仪器和软件支援我们。我时不时都会在颁奖礼上发表演讲和颁发常年生产力奖。 1987年，有一次，我在颁奖给一家日本公司的董事经理之后问他，为什么他们在本地的工人和日本工人使用了同样的机器，生产力却不及日本。他老实地回答，日本工人论技能、技术的多元化、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都胜过本地工人，而且缺勤和跳槽的情况较少见。新加坡的技师、领班和督工不愿意动手做脏活。相比之下，他们的日本同事不把自己当成白领或蓝领工人，而是灰领工人，随时愿意出手帮助操作或修理机器，因此更能了解工人的难处。 德万。奈尔为日本工会的成就所折服。他把两个势力扩张，有如八爪鱼似的工会联合总会重组为九个工业生产工会（产业工会）。1982年，当时担任职总秘书长的子安倡导把产业工会改为企业工会，这使工会领袖和工人之间的沟通得到改善，工会领袖也更能专心处理各自公司具体的劳资课题和问题。1983年，职总被说服了，他们相信企业工会确实有它的好处，于是决定予以支持。 大部分企业工会成立后，工会的会员人数增加了，它们鼓励有关各方开诚布公，互相信赖，有利于维持劳资关系。不过到了90年代，林文兴发现，本地企业工会所发挥的效果不比日本好。新加坡公司的规模太小，大部分的员工人数不到1000，日本公司的员工却是以万人计。更何况在日本，执行级人员、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士都能参加工会，不像新加坡，这里的企业工会缺乏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士担任领导职位。它们同资方谈判必须依靠职总帮助。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确保不分行业的工会所产生的弊端不会再起作用。 新加坡工会这些制度上的改变是在鲜少发生罢工或工业纠纷的情况下完成的。 1962年，继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在1961年脱离新加坡职工总会，自立门户，造成非共派工会缺乏高明的谈判代表之后，我从政府行政服务体系调派几个忠于职守的能干官员到职总的劳工研究组。这些官员在协助职工运动和工会领袖趋向成熟方面要记上一功，其中之一是曾经当过社工的纳丹。他的判断力强，跟工会领袖合作融洽。 他后来出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和新加坡驻华盛顿大使，并在1999年当选总统。另一个被调派到职总的官员是徐籍光，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行动派人物，后来当上新加坡所得税局局长。他们协助非共工会领袖进行集体谈判，也在工业仲裁庭上助以陈词。 他们教育工会领袖了解有关新加坡经济求存的现实情况，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职总领导层塑造成踏实而不好高骛远的一群。90年代，我鼓励一些拿奖学金到国外深造归来的优秀青年在职总全职发展他们的事业，以加强职总的研究和谈判实力。到那个时候，在教育普及又有无数奖学金可供申请的情况下，出身贫寒但是生来聪明的孩子都有办法上大学了。工会里从普通会员起家，一路坐上领导位子的能干领袖变得少之又少。 为了维系行动党政府和职总之间的共生关系，我鼓励职总安排一些国会议员全职负责工会事务，并委任另一些议员到各个工会担任顾问。这些议员在国会提出工会的课题。有了他们的额外支援，工会的人力阵容在素质上就大不相同了。这些议员提意见有分寸而不乏深度，又容易跟部长接触。没有他们，工会不易在表明立场的时候，既能引起广泛的注意，又能时不时促成政府修改政策。 我们制定了公平的架构监管劳资关系，一方面对工会过火的行为加以节制，另一方面通过协商和仲裁程序，让工会能够保护工人的利益，以便平衡整个局面。社会要和谐太平，关键就在于制度必须公正无私，人人都能分享进步的成果。 职总以积极的态度处理问题，使失业率从1965年的14％下降到1997年的1.8％。 从1973到1997年，25年间的实得工资每年平均增长近5％。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受到挫折：失业率在1998年上升到3.2％。为了恢复竞争力，工会同政府达成协议，从1999年1月1日起，推行一整套措施，把工资和其他成本削减15％。7、我们不搞施舍 反对党和西方媒体总是不断地批评和攻击我……他们抨击政府推行冷酷无倩的政策，不愿意补贴消费。在选举期间，要应付反对党提出的福利诱惑是非常困难的。 60年代和7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失败还不是不言自明的，它的害处需要两代人的时间才会显现……幸而我在历届选举中顶得住这些批评。直到80年代，西方媒体才承认福利社会的失败。 我们信奉社会主义，相信人人平等。后来我们意识到要使一个经济体有效率，个人的积极性和回报不可少。然而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60年代，香港在殖民统治下竞争力强，强调胜者为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新加坡不适用。殖民政府不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每隔五年须面对一次选举。我们必须确保国民收人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诸如教育、住房和公共卫生等方面提供津贴，从而提高人民谋生能力的政策显然是必要的。可是，要为个人保健护理、养老金或退休优惠寻找正确无误的解决方案谈何容易。决定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滥用和浪费。 要是我们通过提高税率，重新分配做过了头，表现卓越者将停止发奋图强。我们的困难在于如何求取准确的平衡。 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 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1963年9月我们在大选中获胜后，在还没脱离马来西亚之前，我通过建屋发展局公布了“居者有其屋”计划。建屋局是1960年成立的法定机构，目的是为工人们建造廉价住房。 1964年，建屋局向买主提供低息贷款，摊还期长达15年。当时计划推行得不成功，因为有意买房子的人筹不到相当于售价2％的首期付款。 1965年独立后，我对新加坡的选民几乎都住在市区心感不安。我注意到各国首都的选民总是倾向于投票反对政府，因此决心让新加坡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否则政治就不会稳定。另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那些儿子必须履行国民服役义务的父母觉得新加坡有他们的份，值得他们的孩子去捍卫。如果国民服役人员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住房的话，那么，他们迟早会得出结论：他们所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我深信拥有的感觉至为重要，因为我们的新社会并没有奠定深厚和共同的历史基础。 国防部长吴庆瑞给予我最大的支持，其他部长却认为居者有其屋虽有需要却不是关键。 中央公积金原来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创立的，当年只是个简单的储蓄计划：雇员缴交5％的工资，雇主同样替雇员缴交5％，55岁退休时雇员可以领回这笔钱。 作为养老之用，这个计划是不够的。我跟吴庆瑞决定扩大这一强制性储蓄计划，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基金，使每个工人都能拥有自己的住房。1968年，我们修改了中央公积金法令，把缴交率提高。建屋局也推出了经过修订的购屋计划。工人可以利用累积的公积金储蓄缴付2％的首期购屋款额，也可以利用正在缴纳的公积金，在20年内按月分期，缴还购屋贷款。 我跟职总领袖讨论过这个计划，他们对我有信心。我必须克服落实计划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以兑现让每个工人都有机会拥有住房的诺言。因此，我一直都很关注这个计划实施的情况，不时根据工资、建筑成本和土地价格的市场变化进行调整。 全国工资理事会每年都根据上一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建议加薪。我知道工人一旦习惯了有较多的工资到手，他们就会反对提高雇员的公积金缴交率，因为公积金缴交率提高了，他们到手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几乎每年我都提高公积金缴交率，却使工人拿到手的工资仍然有所增加而不是减少。这样做，工人并不觉得痛苦，这也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这条道路之所以走得如此顺利，是因为经济年复一年地高增长。由于政府兑现了诺言，通过让工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公平分享成果，因此劳资关系继续保持和谐。 从1955到1968年，公积金缴交率都保持不变。我逐步提高缴交率，从最初的5％直到1984年高达25％，这意味着总储蓄率相当于工资的5％，后来减到4％。对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劳工部长通常最为热心，他因而促请我别把那么多钱归人公积金，我总是否决他的建议。我决心不让下一代人负担上一代人的福利开支。 1961年，河水山一场大火，使占地47英亩的非法木屋区化为废墟，大约16户人家顿时无家可归。过后我立即提出土地征用修正法案，规定任何非法木屋区发生火患后，即使木屋还在，政府也有权以无须包空的价格征购有关土地。在当时，这意味着政府所须付的仅相当于包空价格的三分之一。法案提出的时候，我说： “让任何人从这场大火中得益，真是罪大恶极。让人们从中获利，实际上是引诱拥有非法木屋的土地的人放火。” 过后，我进一步修订法令，授权政府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I 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以1973年11月3日的地价为依据。在政府利用公共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促使经济发展和土地价值上升时，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让私人地主从土地的增值中获益。 随着新加坡发展得更加繁荣，我们不断更改赔偿标准根据的年份，从1986年1月、1992年1月到1995年1月，使它更接近市价。 购买新组屋的人数迅速增加，从1967年的大约3人增加到1996年的7万人。 在90年代，等待购屋的人当中超过半数已经拥有建屋局组屋，他们想换更大的组屋。 到IWe0年，在总共72.5万间组屋当中，只有9％是租赁单位，其余的都卖出去了，市价从最小三房式的15万元到公寓式的45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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