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清楚这样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还很相信狗的本能，他曾说狗的灵性比马还要强，一次来了一位新管事，萨尔坦对这个人很友好，开始不断地凑上前去吻他，又把头倚到他的膝上，俾斯麦当即就认同了萨尔坦的判断，他向新管事说：“我很佩服我的狗有识人的天才，他比我识人更快更彻底……我向你表示祝贺！” 神斯麦始终对他的君主对待他的狗的态度心怀芥蒂。俄罗斯的皇帝很喜欢狗。 当他同威廉（是俄罗斯皇帝的舅舅）皇帝谈话的时候，对刚得到的一只名叫泰拉斯的狗赞不绝口，威廉皇帝很客气地提出要见识一下这条狗，于是就把泰拉斯找来了，那确实是一条可爱的狗。威廉皇帝于是说道：“不错，是条好狗，可惜耳朵太短，如同没有发育的小狗一样。”这下可把他给得罪了！ 萨尔坦是一位摩洛哥王爵送给他的，是一条最好看的狗，他只许别人叫它“萨尔特”，他说不然的话，恐怕会让土耳其感到难堪。除此之外，这条狗与东方全无一点联系。有一天晚他去瓦森，就用链子把萨尔特给拴起来：“它很烦躁，拼命地咬铁链子，铁环是拴在木桩上，它牙咬人木头两寸多深，碎木头上都被血染红了，他挣脱之后就跑到树林里去，从此不回家了。它肯定就在附近，我希望能再找着它。 比尔与菲力骑着马出去找它，回来累得全身被汗给浸透了。他们说，萨尔特变成了一条凶残的狼，它以猎捕小鹿为生，他们要用枪把它打死。 萨尔特终于还是被人给找回来了，它又与主人亲密地一起生活了五年，但它野性难改，这是被宠坏的结果，它也多次受到教训，但它最终的结局很惨，以下是台德曼叙述它最后的情况：“这个秋天，王爵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一天到晚他的心情都很愉快，还时常说一些开心的玩笑话。就在昨天我们正喝咖啡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萨尔特不见了。这一段时间萨尔特与邻村一只发情的母狗关系甚是密切，俾斯麦猜测它一定是到邻村与它的情人约会去了，就很不高兴地说一定要好好地收拾它。于是我们就很识趣地各自回到屋子里去工作，等到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大约在十一点钟，听到楼下有异常的响动。有人上来告诉我们说，萨尔特已经回来了，但却快要咽气了。” “楼下的情形很让人动情。王爵坐在地板上，把奄奄一息的萨尔坦的头抱在怀里，嘴里在喃喃自语着，看到我们，他还极力掩饰着不让我们看见他的眼泪……赫伯特怎么劝他也劝不过来，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也不肯离开，有时他站起来出去一会儿，但很快他又回来了，当萨尔特咽气的时候，王爵说道：”古时候德意志民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人们在死后能与他们的好猎狗在天上的猎场相见，我希望能在天上与它们相见。‘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过了片刻他又回来说，希望你们好好休息，别太把这事挂在心上……“ “今天的气氛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们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爵彻夜不眠，心里特别难过，尤其想起在萨尔特被打死之前他还说要打它就更加地难受。尽管今天早上检验萨尔特的尸体证明它是心力衰竭而死的，王爵还是不停地责怪自己。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一起骑着马出去散步，他沉默寡言，问到他什么，他答复三言两语后也就不再说什么。就这样在雨中，他沿着与萨尔特——他的老伙计最后一次走过的路向前走着。有一次我们相距很近的时候，他在马上对我说他其实不该这样的偏爱一只狗，但这条狗确实是他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他说他很赞同查理王爵的一句名言‘能够平静地失去也是一种境界’，说完他一策马飞跑而去，一直跑了很远，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人马都热气腾腾的。” 又过了四天，“他还是念念不忘死去的萨尔特，对在它死之前自己打它的行为后悔不已，他甚至觉得自己这种行为是使它摔死的一个原因。这个念头不断地折磨着他，他不断地自责，怪自己性格不好、脾气暴躁，伤害了太多身边的人。完了以后他怪自己竟然会为一条狗的死这样的婆婆妈妈。” 在历史中并未记载俾斯麦此类的与他的一贯作风不相符的事情，这多少有些野史的味道，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神秘莫测的性格。 这条狗是一位东方的国王送给神斯麦的，他想这位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会喜欢这条狗并对他产生好感，这条狗就像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王子，它年少不服管教，追求自由，不肯受铁链子的束缚，它咬断铁链，挣脱羁绊投入森林的怀抱，它以猎为生过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在它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了它主人的性情，它不愧为主人的忠实伙伴，所以它也深受主人的青睐，在他们之间，也确实有几次情形，显示他们的关系有如严厉的祖父与自由不羁的孙子一般。后来，这个放荡不羁的东西冒险丧命，惹得身单影孤的主人牵肠挂肚，并为自己的过去后悔不迭，也许这条狗死了，他工作起来会更加投入？或许这样地偏爱一条狗是一种过失吧？他说他信仰的基督教允许人做这样的事吗？或许古代的德意志人活得比较好吧？当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曾引用过一段故事来说明。说有一位不信教的酋长不肯接受洗礼，他说他更愿意与自己的祖先一样，难道我们忘记了吗？假如上帝为这件事动怒，认为他还犯了其它的罪恶，从而断定他性格暴戾、自私自利那怎么办呢？他回忆起十二年来的所作所为，想起连续的战事与勾心斗角，想起了一次次的征服。他在悲痛之余，又不自觉地想起了那些因他而受伤害乃至于死去的人。就如他那条碎死的狗一样——他们是否能忘记所受的伤害呢？他在恍馆之中，仿佛看到那些与他为敌被打败而死去的人，他们面无血色地向他扑来，他那钢铁般坚强的意志终于受不了，大声地喊叫起来。而当噩梦过去，他便又一切如旧，照样在名利场中拼杀，而只有一件事是现实的；他的忠实伙伴，那只猎狗现在葬在山顶上，那里共埋着九条猎狗。 十二、儿子的婚事 “我的性格并不像画家们给我画的那样凶狠残暴，其实我很爱幻想与柔弱。”他所说这两句话也的确反映出了他性格中某些方面的特点。少年时，他有着拜伦式的悲观厌世，中年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愁闷烦忧。果然中了他少年时的预感，他心里非常地难过，浮士德的拼搏奋斗与魔鬼的愤世常使得他心里矛盾交织，有时他自己甚至认为他煞费苦心建立的功业不名一文。如果有人想向他的青年学生们说明主观努力纯属无用的话，那么俾斯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他这么多亲人密友之中，却无一人能够洞察他的这种心情，乔安娜曾对路西亚说：“当一星期以前海因利齐开枪自杀以后，奥托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寝食不宁，总想着那悲惨的场面……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转移注意力。”俾斯麦就是在这些好人之间生活，但却得不到理解，无论他们怎么地想方设法，他却始终处在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在他六十二岁那年，那时他的事业与权力都正达到了顶峰，经过苦思冥想了好久，有一天他对人说道：“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让我失去了多少生活的乐趣呀！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并未获得人们的赞同，也未曾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与我的妻子和儿女们带来丝毫的快乐。”这时有人赶紧阻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但他却只顾自己往下说道：“相反，却给许多人带来不少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我，三次大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八万将士不至于战死沙场，也不至于父哭其子，妇哀其夫……这件事我已经向上帝做了忏悔，我从我所做的这些事里得不到丝毫的乐趣。不仅这样，相反却为此劳心伤神。”他这样的坦露心扉何止一次，据霍尔施坦说他这样直白自己的心意的情况就有好几次。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上路德派教徒精神的影子，主动在承担责任，而不逃避责任。从而我们也能看透某些投机暴发起来的人所许的空头诺言的本质，他们这样做无非是钓名沽誉而已，实际上掩饰不了自私自利的本质，这是真正的普鲁士人如威廉与罗恩等人所不能做到的。 有时他那种厌倦的心态也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但却带着一种炫耀的神情。在1877年有一天晚上，在二三十位议员的聚会中，他对众位客人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某天出去打猎，开始的时候，他见什么打什么，他会为打一只鸟走上几英里崎岖的路，但等到他跋涉了一天，口袋里装满了各种野味，快要回家的时候——他又饥又渴又疲惫——他别无所求只想休息。他决不会再去为打一只随鸩费神。但这时如果有消息说林子深处可以猎到野猪，如果他是位真正的猎人，他就会立即忘却疲倦，精神抖擞，一定要在林子里寻着大猎物方肯罢手。我现在就是那位疲倦的猎人，我已经奔劳一天了，已经很累了，打野兔鹌鸽之类的事就让别人去做吧。但如果有野猪可打，那还是让我来吧！” 当他处于低落的情绪之中，他的愤世嫉俗，又会卷土重来，这样他会高兴起来。他曾经在树林里敞开胸怀对他的密友说过心里话，这是他心里真实的写照，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常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我却以为，没有人能够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什么巨人和伟人。当我听见有人赞扬我，说我足智多谋，是有先见之明，能够治理天下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到非常好笑。当人们正在争论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判断说明天是晴天或者雨天，并要按着这样的判断去做事，如果侥幸给猜着了，世人就一片欢呼，‘太聪明了，太有先见之明了。’如果给猜错了，那将会招来一片唾骂与痛打，但我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我最起码懂得谦虚的益处。” 这一段话是俾斯麦对莫特利说的，这和他对他的仇敌阿尼姆发怒时所说的话一样，带有很浓的虚无色彩，他这些话是一个最自私的人的心理坦白，但他却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他在权势盖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与青年时一样地相信命运的力量。他走过艰辛而曲折的道路，现在他非常地谦虚，但这种谦虚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罢了。 这个时期，他也不愁眉苦脸了，并流露出更多平民的自在神情来，这时候他更羡慕那些名分不如他，但却生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有一次，瓦森的租户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他们，在宴会中，只见一个游民的歌声从门外传来，于是他们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杯葡萄酒，过了一会儿，他就抱着一把琴进来了，他朝大家一鞠躬，优雅得如俾斯麦向高贵的国王鞠躬那样，然后就唱了一支少年情歌，唱到最后，他举杯向俾斯麦问候，然后一边唱着就退场了。乔安娜这时就问在座的人，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可爱的人过安全的生活。俾斯麦接话说道：“你们不可能让他过安定的生活。他喜爱自由甚于一切，甚于安定的生活和常人所谓的快乐。”说完他一言不发，双眼呆呆地望着那位可爱的游民走去的影子，好像是他少年时的翻版一样，并哺哺自语道：“他的心境很让人羡慕，他的生活也实在让人羡慕。” 他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如常人一样留恋自己的生活。当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忍不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给了他的哥哥听，他说：“我们暮年的日子越飞越快，如同陨石一般……我不能骗自己说我喜欢这种感觉，虽然我知道死亡随时就可能会出现在眼前，但我实在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我太喜欢生活了，这倒不是功名利禄让我抛弃不掉，实在是因为我一想到要与妻子儿女们永远诀别，就让我感到恐惧万分…我工作上处处得意，但生活上我却很不幸……但上帝保佑，我们家庭和美，儿女体健神明，这也是我向上帝所祈求的结果，只要这些幸福永存，我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的儿女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中更多的是俾斯麦家族的利己主义。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评价他的女儿说：“很有个性，但却并不可爱。”她的外貌越变越难看，能力也逐渐衰退，她非常散漫，爱嘲弄人，喜欢空谈却不能身体力行，生活不太讲究，常弄得乱糟糟的。她们夫妇刚搬出大使馆，攸连堡走进去看的时候，房子里非常凌乱，床边摆着十二把藤椅，椅子上放着三个吃了一半的糕点，到处是他们养的鸟与小白鼠，以及帽盒等等。当俾斯麦对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女士谈到他女儿玛丽的时候，他说她只顾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她最亲近的亲戚二此外她什么人都不顾，“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懒惰。”有人说可惜他的女儿不如他那样好，俾斯麦却说：“我夫人也是这样的，但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让我感觉回到家里就换了一种心情。” 有一段时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帮他做事，但后来只有赫伯特成为了他的帮手：赫伯特虽然天资不甚过人，但他却非常勤奋好学。比尔比他虽然要聪明一些，但却非常懒惰。比尔的妻子是他的表妹，赫伯特想娶的一名女子，受到家庭的反对。两兄弟的共同点是嗜酒如命，所以都去世较早，五十岁左右就不在了，在奥托降世之前，俾斯麦夫人的家里未曾有过天才的人，在门肯氏里，只有奥托的外祖父是位有名望的人，但自从奥托冯俾斯麦发挥出他的天才能力以后，这种复合型的性格在他的子女身上很少得以体现，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父亲的暴躁，却没有他们母亲隐忍克己的美德。 他的儿女们非常顺从他的意志，从不敢把聪明伶俐又美貌异常的朋友带到家里，但有一次，他的长子却犯了这个禁区，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冲突，差点大闹起来，但最终以儿子的退却与失败告终。在政治生活中，俾斯麦与保守党的分歧与冲突早已成过眼云烟，但俾斯麦心里仍有一些阴影。在公元1870年间，赫伯特与卡罗列王妃暗通私情，她便把她的丈夫冷落起来，她想离婚以后嫁给赫伯特，成为俾斯麦的儿媳，为此她愿意改信耶稣教。她貌美异常并且又有很高的家世（伊丽莎白是哈茨菲尔特拉汉堡王之女），离婚对她而言也并非不可理解。而赫伯特也已经事业上有成就，被他父亲培养、提携到已经可以世袭爵位的地位了，舆论以为他父亲是不会反对这件事的。 但是伊丽莎白有两个姐妹，一个嫁给了军界的罗伊，一个嫁给了施莱尼茨，施莱尼茨是内各府的总管，这两位都是反俾斯麦派的头领人物。施莱尼茨多年都是皇后奥古斯塔的心腹，罗伊司令是一位贵族的兄弟。这个贵族是低毁俾斯麦所有人中的带头人，俾斯麦怎么能容忍这两个人与赫伯特结成连襟呢？如果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就要请这两家人参加婚宴，或许以后赫伯特有了儿女之后，还要请他们参加孩子的命名大礼，难道要他们的家族同他所最痛恨的两个家庭来做亲戚吗？这些势利小人在这里诬蔑低毁俾斯麦家族的名誉，把明枪暗箭一齐射向这位当朝宰相，诬蔑低毁在这里满天飞，妒忌在这里孕育，这难保不是一个潜藏在婚姻下的阴谋。他心中疑虑重重，顾忌颇多，所以最后决心干脆不同意这门婚事。 此时那位王妃为了与赫伯特的婚事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报纸上也吵得沸沸扬扬，为此事她差点与家人闹翻天。她是位爱幻想性情浪漫而又感情热烈的女人，她宫廷里的亲戚们都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可她哪里听得进去。后来她就在维也纳租了一套别墅躲起来。如果我们把她写给赫伯特的信和赫伯特写给她的信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出她是被预计的情况牵制，而赫伯特却是为情所困，或许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爱情的力量抵不上畏惧的心理。相比之下，他更害怕与敬重他那位强有力的父亲。 当王妃离婚的消息已经公开之后，赫伯特在给攸连堡的信中写道：“五月初我将前往维也纳，看我们的婚事究竟是否可以如期举行，以及我们能否被社会所容立足……我这次回来将向我父亲做最后的努力，这件事对我生死攸关，但只怕前途是吉凶难测，我预感恐怕与王妃难有金玉之缘。” 两天后他又写道：“父亲满眼含泪地对我表示，如果我与王妃结婚，他已打定主意绝不苟活人世，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对我期望值很高，他为我不断地争取机会，他从我不断的进取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但如果我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前途，那他感觉一切都完了，他曾经对三四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或许他的情况更糟糕，有两个医生告诉我母亲的情况很危险……说感情上大的波动会对她造成非常不利的打击！再说可怜的王妃吧，她的病刚有一点点起色，情况也非常之孤寂凄然，她本想我们的婚事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我告诉她婚事失败了，她肯定会受不了打击大病一场的……就我而言，如果我不堪重负自尽的话，那将置王妃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会使我的亲人朋友陷入更深的病苦。” 又过了两天，他又写信说：“父亲说我与王妃的亲事如果能成，那他的名字将会与哈茨菲尔、卡罗利、罗伊的名字搅在一起，这样因为一个女人让人说三道四，这将对他的名声大打折扣。这个女人绝对不能成为我的妻子，他告诫我说我不能不顾及自己家族的声誉，我的声誉与我的家族紧密相关，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他与我的兄弟。他威胁说他将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桩婚事，且是‘彻彻底底地反对’，王妃也写信给我，她说报纸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她已无退路可言，结婚是她惟一的选择。她说假如外界如果不是这般地议论，她或许不一定要结婚。我父亲却不以为然。” “目前，因为我受限不能辞职脱身，所以婚事无从谈起（要等十个月后才有可能）而且我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没有能力供养王妃与我的生活。最近皇帝批准颁布的《长子继承法规》，男子娶一名离过婚的女子是不能继承家庭财产的。我父亲只有两处限定继承的大产业，我想我是不可能继承的……这件事也并不重要，我知道我自己不会在这世上活太久，与父母决裂的痛苦会折磨我早亡。假如我与王妃结婚不久就死了的话，王妃连卡罗列王爵约好送给她的一半财产也得不着了，尽管她们的婚约上已经有言在先，这样她恐怕也无法生活了。现在看来，前途是荆棘密布，乌云重重。我父亲现在这样不满意王妃，也别指望他会给我什么经济上的帮助，况且他还说过，如果王妃与我结婚的话，他就会绝望自杀……我们的谈话简直使我六神无主，一时难以描述我此刻的心情，从此我将永远陷人痛苦的深渊，摆脱不了对父亲造成如此深的痛苦的阴影。” 一星期之后他写道：“王妃写信给我，问我还记得《圣经》上‘因为这件事一个男人将离开他的父亲与母亲，依附于他的夫人’这句话吗卜…我现在无法秘密前往维也纳，王妃的亲戚很有几个人，想方设法要将我的行踪公布于报纸。他们同卡罗列家族的人是一样的居心，非常关注我们婚事的进展，他们如此地热心只为了一个钱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全无责任啦，假如我们果然结婚了，卡罗列家族尤其是卡罗列王爵就能省却许多的开支，对于这件事的公开报道，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他们家族服务的律师写的……我的父亲说，如果我要前往维也纳，他将陪我一起去，他说他此刻关注于我的前途胜于一切，甚至超过他关心整个帝国的利益，超过关心他本人及他的余生。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让我一个人前去，他要亲自与王妃商讨我们的事……在我与父亲的几次谈话中，一切都显得昏乱无绪，我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用的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想我终将与欢乐绝缘……我与王妃的关系已经被人议论好几年啦，现在报纸上炒得热闹非凡，这很影响王妃的名誉，即使我对她的热情已经熄灭，但为她的名誉起见，我还是应该与她结婚，但父亲的意见却恰恰不同，我不能说服他半分，我想自己应该为了父母做点个人的牺牲，我个人名誉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或许经过这么多的变故，我会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前途矛盾重重，最后还是王妃本人打破了这种僵局，她通过别人向赫伯特传话，说她很看不起他，她现在过得很好，不需要什么，赫伯特被这意外的打击彻底弄垮了。“事情本是因我而起，现在对不起王妃，我自己活该受忧郁痛苦的折磨……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罪过，我厌恶我自己……我的余生意味着什么我现在非常清楚，前方如同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只好一步步地跋涉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懂得那其中的滋味。”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只有赫伯特一人倍受痛苦的折磨，只有他的柔情万种，愁肠百结的信才能唤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之心。但他可曾知道他父亲在年轻时曾答应多个女人说要娶她们，等到他醒悟之后，他统统耍赖不娶了，当时也没有什么人非要逼着他去实现诺言。因为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不过是个贵族浪荡公子，既无财富，又无地位，现在他却又拖住儿子的婚事，任儿子痛苦不堪，为感情之事倍受折磨。 我们或许容易责备赫伯特，怪他不该让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应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这样才能自我解脱，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好办法，但事实上赫伯特被他父亲给吓住了。 但这位王妃的目的也难逃一般的规律，她使出手段用离婚来逼迫赫伯特娶她，她催促他到维也纳与她在一起，她明白这样一来就会发生飞短流长的事情，情势所迫之下赫伯特就不得不娶她为妻，引用《圣经》中的话来促他就范是她的最后一击。但她绝对不会尝试在茅舍中结婚的滋味，更不想在里维耶拉的别墅与人随便苟合，她的如意算盘中赫伯特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名位与财产，当她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时候，她便立即另寻新欢，与新的追求者过起新的生活。 在王妃的背后，有许多人想使这件事闹得更糟。王妃的丈夫想逃脱供养她的责任，她的姐妹中就有许多人写一些粗俗不堪的文章登在报上，求得具有煽动性的效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促成王妃与他们最痛恨的家族中的赫伯特结婚。如果这件婚事促成了，他们将会得到许多好处。首先他们会得着钱财，如果婚事成了，他们就不必再供养这个心无定性的妹妹啦，这不就省了一大笔的开销。此外他们还能得到势力；婚事成了，俾斯麦与他们自然就是亲戚了，他们肯定要互相来往，这样俾斯麦就得替他们的儿子找份差事。不仅这样，他们甚至幻想，也许俾斯麦会因为这件婚事被击垮，也许他会愤而辞职，这样一来，将会正中他们的下怀，这样，王妃建立的丰功伟绩，岂不是要比《警钟报》多年的业绩突出得多，她就会如同神话中的美貌公主一样，不仅把老龙给杀了，还可被称为打胜仗的女英雄，威风凛凛地把一只脚踏在老龙的头上。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条龙是条有千年道行的老龙，一眼就识破了仇敌的伎俩，他自有对付仇敌的招数，有任何利刃也伤不了的坚甲御身，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欧洲诸国，压制住了他们，或者他们之间成了联盟，难道他会被一个柔弱女人打倒吗？况且这个女人并非有钱有势，这个机警的外交家略使手段就把握了整个局面。 我们怎么评论赫伯特呢？他生性软弱，他怕他父亲，敬畏他父亲，他被这敬畏给镇住了，况且他不愿意失去遗产；他既没有能力又不想自立。首先，在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但斯麦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他以辞职相威胁，以自杀来逼迫；这样迫使他的儿子赫伯特让步于他，他鼓动医生，让他们向儿子表示，如果不听从于他的意志，招致而来的种种烦忧将致他的母亲于死地；第二，这位宰相以儿子赫伯特上司的面目出现，属员不经上司允许是不能娶亲的。最后，俾斯麦以大地主的身份去争取主动，他以将被继承遗产的地主身份去晋见皇帝（产业原是皇帝赐予的），请皇帝修改地契，这样如果赫伯特违命的话，他将分不到一分遗产，经济措据。只好靠王妃的丈夫所给的弃妻抚养金过活。 此外，俾斯麦已经是过来人了，年轻时的爱情经历使他明白，男人是经不起枕边香风的，所以他绝对不答应赫伯特独自前往维也纳一一倘若要去，老爷子俾斯麦定要同赫伯特一同去，他知道儿子会明白，舆论的箭头指向他们，会让他们很伤面子的。如果有几个不值钱的作者在报上大肆宣扬，说俾斯麦如何乘坐快艇去救他的儿子，有人作诗讥刺他们父子与王妃的事，有人拿着相机去拍照，有画漫画的去画他们……他将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料。 虽然如此，赫伯特还有最后的对策，他多次对父亲说，他在道德上如果不娶她的话将会受到谴责。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事，她是不必离婚的。俾斯麦却老练得很，无论赫伯特使出什么招法，他都有对策，他说那个王妃早就不是一个行为端庄的女人，今天她与你赫伯特恋在一起，可谁知昨天她与谁搅在一起？而明天她又会与谁纠缠在一起呢？她的名誉已不值得去怎么保护，老爷子坚定地说，他不希望俾斯麦的名字与罗伊或者施莱尼茨的名字连在一起，如果要权衡孰轻孰重的话，还是俾斯麦家族的分量重得多。 至于爱情良心上的谴责以及长子对名誉的爱惜，这都是年轻人的奢侈品。先不要管这些事，勇往直前吧！ 十三、组织三国同盟 1877年，当俾斯麦在启星根疗养之时，他让人代笔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法兰西有一家报纸上评论，说我现在正在做‘某某国联盟的恶梦’，说或许德意志帝国的大臣们将来以至于永远将惧怕这种联盟的方式。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再联合上奥地利以达到与我们抗衡的目的。但这或许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俄罗斯、奥地利、法兰西三国结成联盟。如果这三国之中有两国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他们的作法就会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对象，他们随时都会给我们国家以威胁与压力。”他不愿出现这种局面，所以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普通而又有效可行的办法。那就是“除了法兰西，别的国家对我们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的交往中，找出最好的理由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从他这几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做宰相的基本政策与观点，他这样做是出于三重的考虑：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地位，欧洲各国的威胁以及各强国之间的冲突。他既是位实干家，又是位高明的棋手，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考虑，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心里清楚孰轻孰重。他虽然很注重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也不会让国家因此损失个小村庄。他明白他的一切权力来自于祖国，如果因为个人的私欲而让国家蒙受大的损失、他是决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他竭尽全力防止出现几个强国间的联盟抗衡德意志帝国的可能，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雄心大志的英国与俄国的合作，并设法阻止法国与奥地利的联盟。 各国都无法信任他，英国女王的文件，俄国大臣们的奏章，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说，无一不在表明对他的怀疑，不相信他口中所高唱的和平。反之，恐惧与怨恨与日俱增，他们都对“这个征服家”表示出了明显的不信任。他就是这样，七年之内连续发动三次大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他难道不是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吗？德意志种族分离有三百多年了，他们为各邻国所收容，难道不是他在欧洲的中心缔造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吗？在国内，他以铁血镇压，在国外，他同样是以镇压征服——他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怎么能够这样用武力来缔造一个拿破仑式的社会？全国的人都称他是“铁血宰相”。 本国人民不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长此以往也就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名，我们只要看清他真实的性格，了解了这个心里矛盾重重的人，就可以完全抛掉这许多的成见了。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他的公文、他的言论以及他的各种信件，我们就能得到一些更为真实的材料，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认识。只要我们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宰相生活细细地对照一下，就能证明我们这种认识的确不错。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多次反问自己，是否不必通过三次战争同样也能达到德意志统一的目的，当他记录1849年大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发动战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侵占土地，割地不过是战争胜利的一件附属品而已。他很像一个正走鸿运的人，走在路上就能碰到女人，他捡到篮里就当菜，并不挑肥拣瘦。 他用兵打仗的本意并不是要夺取土地。第一次他并不是为了夺取什列斯维希而攻打丹麦，他不过是顺着民族党的主张，长普鲁士的士气，第二次用兵也并不是要夺取黑森与汉诺威，他不过是为了驱逐奥地利的势力，第三次对阿尔萨斯动兵同样如此，志不在土地，无非是为了教训一下法兰西而已。战争胜得如此之迅速，胜得如此之彻底，都出乎他的意料，他坐下来看着地图，一副来者不拒的神气。 俾斯麦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从不把弓拉得太满，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当然从未菲薄自己，但也绝对不妄想太高。外交中他分寸把握得非常恰当，我们曾经试图把他办理内政方面这些微妙的经验向众人说明，却感到力不从心。1866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外交事情很重要，无论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如这件事。”他的运气一直不错，要打仗就有仗可打，但他从不滥用权力凭借实力去侵占他国土地，他这样维持欧洲的和平大局达二十年之久，今后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别的方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一大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但他维持欧洲二十年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名誉之类，只是因为他深知欧洲诸国已不满意于只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具备了联合起来对抗德意志帝国的能力。这种压力使他在1869年做出放弃阿尔萨斯的决定声明。1871年以后，俾斯麦对法兰西的态度有了改变，变得更加温和与讲究策略方法。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让法兰西破坏我们的和平稳定大局，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防止他找到盟友。只要法兰西找不到合作伙伴，那就不能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而欧洲的君主国联合起来，无论什么共和国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就法兰西而言，它也很难与一个君主国结成真正的联盟来对抗我们。” 从他这段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各种反德意志联盟成立的真正意图，以及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加入到每一个联盟之中，从1850到1870年间，俾斯麦使普鲁士处于中立地位，这样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当有人向他求助之时，他可以开出大价钱，现在德意志帝国日益强大起来，但为了不至于遭受攻击，他更需要联盟。因为弱小所以要中立，现在强大了，所以要联盟，他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了作用，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仍有借鉴意义。 “与我们大陆邻邦比，我们更有条件保持和平的局面，他们的企图，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多只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而我们的发展与强大，使许多国家产生了畏惧心理，害怕我们的强大会给他们以威胁，我们为此起见一定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与追求和平的信念来改变他们这种认识，驱除他们的畏惧心理……尊重他国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魁力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会做任何侵占他国土地的事情，我们自己决不把开拓疆土当成一件有功之事，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国内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就不能巩固我们建立的基业。既然我们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局面，下一步我们就要赢得列强各国的信任，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公式似乎太欠妥当。” 台德曼评价说，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从他的外交政策的大概来说，他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讲话，向来不以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认为只有自己国家的人民才有权利，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案臼，他曾对一个代表团说过：“我认为阿尔萨斯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精华，他们的军人是最好的。据我所知，他们具备了两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假如我能够让每个聪明的德意志男人都娶一位法兰西太太，那我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有力的民族。”梯也尔生日的时候，俾斯麦想向他祝贺，但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他在国人面前的形象与威信，后来梯也尔逝世，俾斯麦与他的朋友们共同举杯悼念这位法兰西的政治家。1875年，他完全有理由举兵攻打法兰西，因为此时法兰西积极备战，在边界上吵吵闹闹，准备报仇雪恨，情况非常紧张，战争之火随时都可能烧成燎原之势。但俾斯麦却主动把战火熄灭了，他解释说：“”如果让人以为法兰西是为生存而战，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不义的境界，而且如果这样草率举兵，就正中了英国的下怀，成为他们大唱人道主义论调的借口，又会使俄国从两个皇帝间的个人感情考虑出发，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影响两国的交往，因为这时候俄国已经疑心我们，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不加制止，是否有别的企图？“ 在1875年春天，将在1915年结盟的英、法、俄三国已有了初步的意图，关于教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弗兰茨约瑟夫。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利奥波尔德二世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戈尔查科夫盯上了巴尔干，想与法兰西建立一种默契关系；英国因为正与德国有矛盾，也想靠近俄罗斯，俾斯麦的政策遇到了挑战，似乎他就要承受失败的结局了，他怎么办呢？他发动所有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同事；同时，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要打起来了吗》。罗马、伦敦以及各地的外交家们，他们因为怨恨俾斯麦，都不约而同地向俄罗斯宰相靠拢。戈尔查科夫也就在巴尔于的问题上向英国稍微作了让步，然后他就陪同俄国皇帝去了柏林，此行不知是减轻了抑或是加剧了危机的到来。俾斯麦很热情和气地接待了他，最后还把自己的辞职书给戈尔查科夫看。辞职书中说，他因为身体有病，国事不必非由他操持，再说现在国际环境也很安宁。俾斯麦对俄国皇帝也是这么说的，俄国皇帝其实也不愿意打仗。 这个俄国宰相是个爱慕虚荣而又诡计多端的老头子。这次却上了徒弟的圈套，终于使他的晚节不保。他为了炫耀自己，就写了许多电报给驻在各地的代表说，“和平已经有指望了”。这些电报无非是表明戈尔查科夫打败了俾斯麦，俄罗斯降服了条顿人的愤怒，向欧洲表白，是俄罗斯与戈尔查科夫救了爱好和平的法兰西，使他不为俾斯麦所害，俾斯麦是欧洲各国的共同敌人2 俾斯麦得知这些消息后大发雷霆，事后他自己回忆说，他忍不住对这个俄国人说了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向上爬，也不该让朋友为你牺牲名誉……即使你想在巴黎出名，也不应该为此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作主在柏林铸若干枚五法朗的钱币，钱上印‘戈尔查科夫是法兰西的保护神’，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在灯火辉煌之下，把你介绍给法兰西人，同样带着那几个字，把你扮成一个保护法兰西的天使，穿上白衣服，再插上一对翅膀。”据说戈尔查科夫被他这一顿挖苦弄得很尴尬下不了台，但这一次的经历给俾斯麦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心里震动很大，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很急于见俾斯麦，所以事先未预约就来了。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德国好战的传言。”俾斯麦还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到他的宰相时说：“让他去享受他那老糊涂的虚荣吧！”但在表面上俾斯麦却好像输给了戈尔查科夫，更何况他并无不良政治企图，所以他尤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事情，但他暂且忍耐着，不再理会他的言论。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着五十年前在学校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起来他还寝食不安，可想而知在他此时权力最鼎盛时期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如何地反应激烈，他决定要反击。 不到一年，他就要面对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选择的难题，当危机过后，在1875年夏天俄国与奥地利两国之间的龈塘发展得厉害起来，这表现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要依靠俾斯麦的魄力了，在关系缓和之后，他立即组织了三国同盟，这样可以牵制巴尔干，他曾私下对人说道：“我不想再干预此事，过多干预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假如我厚此薄彼，法兰西会乘机拉拢那一方。我现在牵制住这两大国，使他们分开，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他们不互相残杀，第二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他在帝国议会里也发表过这个观点，不过说得更堂皇些：“我反对德国干预这些事，只要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事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必去干预，请各位原谅我的坦白。” 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深知这三国联盟是十分不牢固的，他也不清楚这样会使另外两大国并立的局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惟一可以维系三国关系的，就是三国的皇帝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宁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和与民主，所以在1870年后几年间，俾斯麦轻易而举地促成了三国间的联盟关系，而在19世纪50年代时他曾打破过这样的联盟。但在俄国与奥国皇帝的心中，保全他们的统治高于一切，甚至使他们暂时忘却忌恨征服者。但是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促使他们共同联合结成如前代一样神圣牢不可破的同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如同一夫两妾式的斗争中，德国好比一位年轻的丈夫，两个年纪大的夫人互相争宠，两个女人都争强好胜，丈夫处理起来就难以把握尺寸。“如果俄国与奥国打起来，而我们保持中立，那失败的一方就会怀恨在心。”这是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所说的话，“如果奥国被彻底击败，那对我们毫无益处。我们当然可以夺得奥地利，但是我们如何对付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呢？况且，舆论上的压力也不允许我们攻击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灭亡了，俄罗斯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们有了奥地利，就能够牵制住俄罗斯。”俾斯麦的见解不久就验证了。 1876年春天，俾斯麦的代表告诉戈尔查科夫说，他上年在柏林的行为已经对两国间的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两国失却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戈尔查科夫却大放厥词、甚至假惺惺地说，如果仍有人说俾斯麦是他的徒弟，那无异于是说拉斐尔是佩鲁吉诺的徒弟。他使出两面派手法，一面口里说着甜言密语，另一方面却酝酿着更为恶毒的诡计，同时在外交界大肆攻击俾斯麦。当他得知他的对头俾斯麦处于两难境地时，他忽然想出一计。1876年秋天，他从利瓦迪亚托德国使馆的武官捎信带回柏林，他在信中问道：“如果俄国与奥国发生战争，德国会采取中立吗？”戈尔查科夫这个人很有技巧，他如果不是想到了这样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他是不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问题的。俾斯麦是在瓦森收到这封信的，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用异乎寻常的加重语气对外交部说：“德国不知道戈尔查科夫为什么要这样问，也不知道他如果得了我们的答复之后会怎样地加以利用……这种问法既不礼貌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夸张的风波就过去了。1877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旧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十四、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1870年7 月13日送到神斯麦手中，库尔曼于1874年7 月13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1878年6 月13日召开，同年7 月13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13”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13”起，“13”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努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雷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人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磷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苹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犊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制众人，让人忍受他法权的厉害。他法语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同说德语一样，如流水般时缓时疾。“我很少在早上六点前睡觉，往往到了八点才睡，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午前我不见客。你就可以想像到开会前我的心境如何了。每次开会前我总喝三四杯浓葡萄酒使血脉畅通。若不喝酒，我不能办什么事。”虽说如此，所有的报告都称赞他无愧于主席一职，其干预与指导也极具效力。 他初时信任的会员，只有安德拉西与罗素两人。他曾尝试打罗素的“藏而不露的毛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无假，罗素是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人。”俾斯麦很想把索尔兹巴利交给一个德军操练官，使他能站得像样些。他把阿其密阿力看成一个逃兵，用冷漠无礼的态度待他。对于他的仇敌戈尔查科夫，他极尽讽刺之词。一次这个老头子探望他，俾斯麦想扶他站起，他的狗以为此乃攻击的记号飞跃上前。俾斯麦大声喝住狗，戈尔查科夫以为是俾斯麦要报复他，忙跨上马车逃走。到了晚上，俾斯麦对人说起此事时，外加一个爱狗的政客的旁注：泰拉斯尚未受过正I 练，还不知道应该咬谁。如果它知道，应该咬那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会议里头的三个有名的冒险家——轮船上的侍者、小说家、悍斯麦——互相反对多不相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道：“我很想知道康菲尔是否主战。”天晓得！大家普遍以为英国宰相握着天平。他心存犹豫，替他画像的魏尔纳不懂英文；狄斯累利经过他几番说明不识英文后，才肯放心。这个老头子好诙谐，却能享受柏林人的俏皮话滋味，这个柏林人却牺牲狄斯累利本人、名字及犹太种族而说俏皮话。其中有一段笑话就是：当一个军官巡哨到狄斯累利的门口时，问把门的哨兵替谁守门，哨兵答道：“我替康菲尔守门。” 假使俾斯麦憎恶犹太人，无论狄斯累利什么动作都会与他气味不相投，尤其是这个英国人的辞令趋势。但是自从他们谈过几次后，俾斯麦喜欢他甚于别人。几天后他说：“他同我谈过几个晚上。他身体不太好，等到我没有其他客人时才肯来。我就是这样跟他亲密起来的。虽然他写了几种富于幻想的小说，但与他共事却是容易的。在一刻钟之内，我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打定主意何去何从，稍为讨论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啦。”俾斯麦与狄斯累利的交情保持终生。这次会议之后，狄斯累利却在他所著的小说《康迪米思》里批评俾斯麦——即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是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四十年后的事。 俾斯麦好像只同巴里施罗德谈公事。第一天晚上他对巴里施罗德说：“主张和平者百分之六十六，主战者百分之三十四，大致比例为七比三。”巴里施罗德摆了一次盛大宴席，席间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设宴。突来一阵狂风，几乎把代表们全部淹死，随后他们前往莫愁宫。据赫因罗厄的报告说：饭前代表们看见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作洗手之用，它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 柏林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已成陈迹，详细节目毫无意味，关键是近东三国争雄之事，即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竞争已达白热化阶段。当俄罗斯不肯让步，狄斯累利吩咐备车准备离开时，俾斯麦事先从舒瓦罗夫口中了解俄罗斯的弱点，忙劝英国代表小让步，俄国代表大让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以牺牲与俄斩断交情为代价来维持和平，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会说“俾斯麦使俄罗斯受屈辱。” 当日正式讨论问题中有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这是假的。除此之外，整个过程其实是强国下棋，拿小国当卒子。也有讨论势力范围的边界划定，但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大臣所知道的知识，并不见得比德意志的调停人多。比如把某处归人新的保加利亚的版图，后来才揭露出来。这一片地方伸出巴尔干山脚之外很远。英国让步太大，想收回失地。赫因罗厄写道：“我们考查许久之后才知道，我们能从俄国人手中取一块小地，是一条山脊，……我们却无人知道这条山脊是否为合理的边界。……许多地图是不准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四个星期后，条约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坟地的安全，也无担保。……保加利亚成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特尼格罗“独立”，希腊幅员比从前宽广，多端变作中立，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但海峡还是封闭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仍是土耳其的，奥地利驻兵其上并进行管理。此事虽在一年之前已为俄奥两帝布置妥善，谁知却植下了数十年后的祸根。按照种族的诸多考虑，甚至按照循民的愿望，连一件事都没有办到，却把塞尔维亚人分开，安置到四个国家去，把保加利亚人分别安置到三个国家，名义上回转的边界推回去了，但土耳其人仍然在欧洲，用一张薄薄的皮纸，掩盖了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德志意没有得着丝毫直接的好处，相反还失去了不少间接的利益。德意志与俄国的事情因此受了严重的动摇，与英国也没有拉上关系，但是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在开会之前，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与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我赞成满足俄国人的全部要求，可是俄国皇帝却用舒瓦罗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对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后来，戈尔查科夫向沙皇报告说：“我们得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如何感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后说：“既然这样，你还继续当你的宰相吧。” 沙皇必定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上了自称为“童男无欺的经纪人”的俾斯麦的当，他称这次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还说舒瓦罗夫上了俾斯麦的当。 柏林会议引起了巴尔干的骚动，以及各强国间的不和与争端，这潜在的问题不久就暴露无遗了。十五、联盟奥地利 1879年8 月间沙皇写一封长信给威廉帝说道：“我的尊贵舅舅，我蒙你长久的友谊相待，我敢请你允许我对于一件使我心里很不安的事体，坦白对你发表。我说的是德意志外交人员的行为，他们不久以前，会不幸地仇视俄国，我们两国的政策一向都是互相要好的，利益谐和的，这样一来岂不与这种政策完全冲突。在我一方面我是不停的努力要保存这样的友谊，使它不改变，我盼望你也是这样。但是世界是以事实裁判的。土耳其人，被你的朋友们英国人与奥国人帮助，不停的设置诸多小的难题以阻拦保加利亚人。现在大多数的欧洲委员们要决定，几乎在全部事体中，法兰西与意大利都是帮我们的，德意志人却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总要维持奥地利的见解，他们有系统的仇视我们。” “我觉得我应该请你注意于这样的举动，这可能使我们的交情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请你勿怪。我们两国报纸已经开始扰乱我们啦。我很明白，你与奥地利要好是你的一件要紧事，但是我却看不出来牺牲俄国的利益对德国有什么好处。当一件事情发生，与列强的利益大有关系时，使其中一国受惠，1870年的受惠国曾经说明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受惠，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不值得为个人的诸多屈辱难堪所影响的！环境是很严重。我若不告诉你，我恐怕所发生的诸多结果，会影响我们两国极其重要的关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提请你注意。我请求上帝使你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使你阻止祸害降临！” 当威廉读这封长信里头的严重话语时，他还是没体会到后果的严重，在最后百年间，这两个同盟的交情与利益屡次被阻力所扰动，但是诸事最终常被理顺下来。俾斯麦的格言说，德意志与俄罗斯是自然的朋友，是被人们所坚信的，所以人们不能盼望柏林会议后的报纸上的论战会改变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感情，甚至会改变俾斯麦棋盘上的棋子的走动。 这两国的边界是很长的，两国有了事故发生，是不会变作开战的原因的，因为这许多理由，所以在最后二十五年间神斯麦都是俄罗斯的靠得住的朋友，即使形势变得很吃紧时也是这样。况且自从1871年以来，法兰西曾想与俄罗斯联盟以便从两方面攻打德国，俾斯麦所以在最后八年所用的政策是要在俄奥两国之间作调停人，以免这两只猛兽相互撕咬，同时却很谨慎地避免帮哪一国。他曾对米纳特说道：“假使我们帮助奥地利，俄罗斯就会变作我们的不能和解的仇敌，就会与法兰西联合。” 据驻俄都的德国大使的最后报告，曾说这封长信提到了诸多误会令沙皇不满意的话，同时又说在一次宴会上沙皇说过几句很恭维德国军队的话，并且举杯向军队表示祝愿。俾斯麦几个月来对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与他的匈牙利朋友安德拉西更亲密，他现在请这位朋友到加斯泰因会谈。戈尔查科夫的势力虽然很小，因为想报复也许成为其中的动机之一。在戈尔查科夫使他难堪之后，俾斯麦就开始仇视俄罗斯。在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此外还有两件事使他仇视俄国，一个是俄国不断增加军队，另一个就是俄陆军大臣反对德国。因此沙皇的那封长信使他更是火上加油。他立即与安德拉西会面。 俾斯麦在加斯泰因写信给他的君主，用词十分的重。“沙皇所有关于友谊的话都是极其不重要的，他的话里毫不隐讳的恐吓陛下，在君主之间的交际中，若不是你的政策受制于他的政策，他能说出这样的恐吓话来？这样恐吓的话必定是破坏和好的先兆，除非有许多条约阻止破坏。君主之间相见以礼，不应用如此刻薄的话，即使是已经宣战，向来也未曾用过这样的语言。倘若陛下用同样的腔调来答复他，恐怕不久我们就会和俄罗斯兵戎相见。” 俾斯麦接着说，俄国陆军大臣是一个蒙了面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计划是想把俄国拖人战争的漩涡之中，以改建共和；1870年的俄国自制归咎于奥地利的压力，逐一提及普鲁士曾如何有益于俄罗斯。悍斯麦据以得出结论，他说他一直主张与俄罗斯亲近，因为他一向以为这是较为稳妥的方针。可他现在却说：“我们与奥地利有更多公共之处，多于俄罗斯。血统相同，信仰相同，德意志语言，在匈牙利的诸多利益，我们与奥地利联合，这些都较为合乎德国的舆论，并能传之久远，这胜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朝代的关系，亚历山大帝的个人交情，却反过来利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是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已经遇险。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竭力培养我们与奥地利的友谊关系。”威廉帝读到这句话甚为恐惧，等到他明白俾斯麦要前往维也纳时更加恐惧。但是威廉表示出异常的坚决，答道：“无论如何我都不答应这一步，因为俄罗斯立刻会认为我们这样做等于是破坏交情！” 过了几天，威廉接着俾斯麦的公文，叙述了他与安德拉西所说的话，安德拉西提议德国与奥地利订立攻守同盟以防备俄罗斯的进攻。老头子很害怕，自己出主意同沙皇约好在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市镇相见，以讨论沙皇的信。俾斯麦十分气愤。“他写一封长信对他的君主阐明他的政策。他说到戈尔查科夫的炉忌，亚历山大的恐吓信，七年之战时代的同盟之危险。从另一方面说，奥地利与德意志相亲已有一千年，正如他在尼科尔斯堡曾指出的，德国和奥地利不必彼此负责，就能够联合以相互保护。最后俾斯麦还是用他所惯用的手段，以辞职恐吓，他说他不能奉行任何其他一种政策。 威廉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把他与沙皇的谈话告诉他。其中虽有误会但决无恐吓之意。俾斯麦应该当这封信未曾写过，还谈及威廉的父亲，全是和气的担保话和友好之情。所以更有理由不要与奥地利联盟！当时俾斯麦正在经营这种联盟的计划，现在加斯泰因几乎每日必送专门讨论欧洲政策的文章给老皇。最后在九月间他写道：“我们的平安依赖俄罗斯，当然是一个不能计算的日子，奥地利却不是这样的不能计算。奥地利因为其地位及她的几部分的性质，如同德意志一样要在欧洲有一个支柱。俄罗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不必要这样的支柱，因为无支柱并不会冒它的帝国分裂之险。而奥地利、匈牙利的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们对于此事是要发言的，况且这些人民盼望太平。而俄罗斯却不然，明摆着的仇视德意志政策，同德意志打仗，并不有害于帝国的国内地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采用这样的政策。奥地利用得着我们，俄罗斯却用不着，在欧洲诸国中，大抵以奥地利的内情最健康，皇室的权力在诸民族中有巩固的地位。在俄罗斯却不然，无人知道诸多革命的元素，可以随时忽然崛起于这个强大帝国的内部。” 悍斯麦一向相信至少也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俄罗斯是铜的岩石，反对革命，奥地利却不然，它的稳定被它帝国里头的几种民族所暗陷。现在俾斯麦告诉我们说奥地利是一个可以作模范的帝国，俄罗斯反而是革命的焦点！他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尝试劝自己并劝君主。但是我们能够在字里行间看见他的真正动机。奥地利弱，要我们帮助；俄罗斯强不要我们帮助。所以俄罗斯是我们之害。俾斯麦是习惯节制一切的，他当一部的大臣（这就是说他要同其他大臣合手办事）常愿意有他所能指挥的人们在内阁。难道现在要他承认那个恐吓的沙皇作朋友吗？他拒绝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胆敢同德国一样的要求同等权利，这是他无论在政治上，在家族生活上还是在大臣们的会议上所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个匈牙利人安德拉西不是这样，他急于要使强大的德意志喜欢，以生活在一个强过他自己的人保护之下为乐。但是德国皇帝不听话。威廉今年八十二岁了。在最后的十七年间他都是受俾斯麦操纵的。为什么这时候硬起来了？因为他的名誉感被激起了，他想起了他父亲的产业，动了家族的感情；况且他的外甥沙皇已经郑重地向他和气地赔了不是。他们全部的芥蒂都洗涮干净了。“我为这样的深信所激动，们心自问，我觉得不能答应帝国宰相的提议。我现在进退两难，我宁可让位，把政权交给我的儿子，也不愿向我自己深信的人挑战，对于俄国作阴险的事。王爵苦想与安德拉西伯爵讨论将来的诸事，原是可以的，但是不许联盟。我不答应，王爵自己从前曾因发表反对联盟而受束缚，他曾说奥地利是靠不住的。” 这个老头子在不放心的时候，记性是很好的。俾斯麦的答复说到更广大的题目上去了。俾斯麦的心显然是在想建筑伟大的事业，并以此来劝谏君主。现在他说精神垮了，说他受不了这样的阻力，他要辞职，除非是联盟。“假使我有幸能够在决断时局时与皇帝能有相同的见解，我或许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劳。我的体力和精神仍然能够像以前受到阻力一样坚持工作。自从我开始忍受这样的情形以来，到本月十九日就整整十七年了，一直奋斗，从未停止。我相信在这十七年中我已尽了我的职责。倘若这样的情势并不改变，八天或十天以后我就要递正式辞职书，也就是说，按帝国的法律我宣布辞职。” 俾斯麦说几天之后就要辞职，反而使老皇帝发怒，老皇多次说，俾斯麦若辞职，他就决计禅位。 他们两个人的书信就是这样从柏林送到加斯泰因，从加斯泰因送往柏林，这两个老头子都说你若是执拗我就不干啦。几乎每天这位宰相都要发一封电报告诉皇帝自己的心境。皇帝也是这样问赫因罗厄：“我猜宰相对我很不高兴，是不是？”皇帝不太明白怎样对付这位俾斯麦。这位宰相的做法是自己拿主意，起草最重要公文的文稿。皇帝写信给宰相说道：“当我们正在要同奥地利联盟以反对俄罗斯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应该对俄罗斯表示友谊，我很为这个思想所动。在你的那方面，你已拿定主意，你要单独同安德拉西伯爵讨论这件事，而且你让他同他的皇帝谈过这件事，他的皇帝立刻接受这个意思。你试着设身处地从我这方面想想，我去看我的私人的朋友我的亲戚，时局好与不好时，他们都是我的同盟，我们相见，把他的信中写得匆促而令人误会的话能解释清楚，我们的谈论取得满意的结果。现在要我同他国联盟以反对这位君主，也就是说要我在他背后作言行不一的事，是不是？但是我不愿意也必不否认你关于安德拉西与奥帝而走过的几步，所以在维也纳你可以讨论，万一我们与俄罗斯的不和，可以应对邦交破裂的办法。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你与奥地利订立任何条约、合作或联盟。威廉。” 这是两个世界在这里谈话：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帝国，武士与外交家，良心与机变谈话。但是魔鬼手下有更有力的方法。赫因罗厄在巴黎，雷奥斯在维也纳，毛奇在柏林，内阁会议的全数大臣，必定得扶助他的政策。整个内阁以辞职恐吓皇帝。皇帝看到自己被包围了。我们议论这件事情既不能称赞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称赞他的手段。我们只能称赞老皇。 俾斯麦怎样往维也纳，把条件准备好了，联盟是商妥了，只等画押；他害怕塌台，送跋扈的报告给皇帝，先送到柏林，随后送到斯德丁，最后送到巴登；老皇顾全他本人的名誉（因为他不再能维护他的政策）怎样一步一步的奋斗，尝试在反对俄罗斯的条约中不提出俄罗斯三个字，最后他怎样认输，我们读这件事情的记载，如同读挪威的古代英雄记一样。 这位打败仗的君主写道：“在维也纳所签的条约，与我的名誉感觉，与我的本务冲突，我奋斗了四个星期。到了昨天晚上，我全部的反对计策都用尽了，最后我答应了。我不知道我将变作什么！亚力山大帝将以为我欺骗他，因为我写信给他，我又要听神斯麦的话，亲口说我意在”保持我们祖先的遗业‘。“这个老头子是十八世纪的最后的独存者之一，我们想像他说这一番的叹息话，同时想起六十五年前他曾同现在的俄罗斯皇帝的祖父第一位亚力山大，骑马人巴黎，刚好在流放拿破仑于厄尔巴之时。 他虽不能实行他的政策，他的政策却是对的。并不是他比宰相看得更清楚！但是他被道德与传统所迷信，这就能保持他相信与俄罗斯的联盟是对的，他不能不被破坏这样的联盟而心痛。况且破坏这样的联盟不能不有害于国。正因为他年纪这样老，因为他的心已经比他的骨节变得更不灵便，他比别人更能看清这件事情有诸多重大结果，在其后几十年间，与在今日，没有谁比威廉更能简括深透地批评俾斯麦的决定与奥国联盟了。他在宰相的诸多公文之一旁批道：“我们既满意于倘若法兰西攻打我们的时候，奥地利坚守中立，我们为什么用全力帮助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呀？我们同奥地利作什么反对俄罗斯，奥地利也应该同我们作什么以反对法兰西。否则这是不平等的！现在所提议的条约必将逼俄罗斯与法兰西亲善，滋长法兰西人报仇雪耻的渴望！法兰西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与奥地利置于两个大敌之间。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三位皇帝的联盟，不可破坏这个联盟以另成立两国的联盟。一旦这个提议的条约被人了解或被人猜疑有这样的条约的时候，法兰西与俄罗斯不能不联合起来！” 俾斯麦曾逐条考虑这样的反对意见，都抛弃不理。他如此改变政策的主要动机似乎更多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仔细考虑；其最重要的冲动还是出于感情。当时马克思有一封信给恩格斯。其中的批评就是俾斯麦自己关于戈尔查科夫而说的话的影子。马克思说道：“俾斯麦因为一件事就反对俄罗斯，这就是他最有特色之处，他要废戈尔查科夫让舒瓦罗夫出来，因为他干不成功，其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这就是仇敌！当下，东方的一片黑云是很有用于他的，这时候又是非他不可了。他的陆军预算将在第二次帝国会议上重新提出，也许变作永远的。”次要的理由也是出于感情。从前俾斯麦拒绝把舆论赞成作为联盟的一种动机，也绝不把舆论当作破坏联盟的一种动机。现在他却屡次提到舆论。其实南德意志是很高兴的，帝国议会中几乎全数的党派都是赞成他的政策的。他很盼望这件事，因为他的议院的大多数有点靠不住。第三个理由是关于他的脾气，他对路西亚说道：“同一个专制君主，同一个半野蛮而不受压制的民族联盟，是很危险的，但是同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如奥地利联盟却有许多利益。”他又说道：“倘若我必须选择，我愿意选择奥地利，这是一个立宪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又在德意志枪炮之下；我们的枪炮却不打到俄罗斯。”俾斯麦从前压制过同一位专制君主联盟吗？从前他何曾想过宁愿同一个立宪国联合吗？从几时起奥地利变作比俄罗斯好和平呀？这几句话不过是自己的暗示以遮掩更深的理由以瞒己瞒人罢了。俾斯麦自己的专制思想就解释为他愿意与“比较弱小”而“在德意志枪炮之下的”一个联盟——况且该国的宰相是一个好迁就的属员，他更愿同这个国家联盟。这位政治家，只有当他小心盘算时才是个大人物，他改变政策与否就被这样的感觉潮流，这样的心上的黑影所拘定，他常以为这种政策有利，最后就决定用这样的政策。他要选择，这就与他的老宗旨冲突；他要选定奥地利，这就是祸害，他一向都能赢得那一国的交情的，现在他与那一国背离了，他因此而得的保护是微乎其微。况且他所得到的远不及他所期望的。 从前的三帝联盟曾给德国以保障，现在即有破坏的恐吓，若不代之以新的保障，只重新担保是不够的，俾斯麦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所期望的是一种简括的与奥地利联盟，要与两国的宪法合为一体。就这件事而言，他又是感情用事；他要重建年代所已破坏的，他梦想完全是现实的。他想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难道1860年以来几年间的冷静计算家消失了吗？难道俾斯麦忘记他的诸多考虑，使他从德意志帝国除去八百万德意志人吗？因为他怕把还有几百万原不是德意志种的人包括在帝国之内，又因为他要摆脱哈布斯堡朝的劲敌？现在劲敌是没有了，那几百万的异种人还在。其实是当初打破奥地利势力的人，现在因为奥地利变弱了，却要同奥地利联盟。 命运就是这样在一条曲线上行进：仇敌走回来同他的牺牲要好，他以前打破这个国家的势力，现在却要同这个国家联盟；当一个女子正在妙龄的时候，他抛弃她，现在她老了，他反要娶她。对方既这样的热心来迁就他，他就该停住想想呀？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夺去了奥帝一半法权，十三年之后，弗兰茨约瑟夫亲自来拜访这个打胜仗的人，但是皇帝与安德拉西都很执拗的一定不肯与德意志订立俾斯麦所提议的联盟条约。现在维也纳游览的人已经破坏了德意志联盟会，被他打败的人不想请联邦会的鬼出现了。俾斯麦很想把大陆的重心向西挪，但是奥地利的眼光却盯在东方——同时若遇必要时它将要向西看，与俾斯麦的计划不很相宜。安德拉西简直不肯为阿尔萨斯而帮助德国打仗，所以老皇很诧异的喊道（老皇觉得在那方面有危险）：“这是不平等！”俾斯麦这是生平第一次做付出的多而所得甚少的买卖。 俄国反对德国，法国人因为想为报复而打仗希望俄国帮助时，他们将信任西方的打核桃的钳子，因为一条钳子腿挖空了，打核桃打得更容易。俾斯麦请出一只危险的鬼来，用八年工夫总算把他安顿好了。在俾斯麦的后任时代，这只鬼又来恐吓。 在他来选择之前，他曾写过几篇专论这件事的东西。总论利害：他曾说以事实论俄罗斯当然是个更有力的同盟；提及君主的交情，自卫的本能，全无冲突。后来说到奥地利的诸多弱点：“奥地利人民中有匈牙利种，斯拉夫种，有信天主教的，他们舆论的起落，皇族听从神父们的影响，有以天主教作基础而重新成立法奥两国亲密关系的可能。”他提及波兰问题（在他的记事又说及）说道：波兰将来的问题，若有德意志与奥地利联合兵力事务，就会变得尤其繁复。他总论时势如下：“无论哪一种联盟都不能当作是稳固的，我们与俄罗斯的朝代的联盟，或根据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民众同情的联盟，都不是稳固的。如恶梦那样可怕的为反对德意志而发生的联盟还是有的。”1880年间他写道：“我们仍然渴望与俄罗斯和好。倘若因为俄罗斯攻打我们或奥地利，无和好的可能，就会发生与俄罗斯作战，或与俄罗斯、法兰西、意大利三国作战——这样的一场战事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于这样的一场战事，即使是我们打胜，我们的所得与所付出的痛苦是不相称的。” 当他与奥地利联盟的时候，俾斯麦总摆脱不开世界大战的鬼魂。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使这个鬼魂不出现。 十六、左右逢源 俾斯麦选择奥地利就决定了当时时局的趋势，也就决定了后来欧洲外交政策的方针，包括成立三国联盟在内。经过大祸之后，到了今日，许多摇摆与危机，不很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只要把成立德意志与奥地利联盟里头的许多动机与反对的动机，详细说明：是许多动作、用意、感情、解析的一种结果。我们就不必多在这方面讨论，只要略为观察1880年几年间的事情就知道了。俾斯麦重整中欧，他抛弃了自由选择，他同俄罗斯分开了，他尝试同英国友好，但他却不能办到这件事。 虽然这件事没成功，但开始时他走了好运，英国不肯加入任何反对法国的联盟，俄国（原是英国的仇敌）就趋向于同德意志的列强友善的新的三帝联盟，它是关于分享巴尔干利益的。俄国在近东可以自由反对英国，俾斯麦这样帮助亚历山大，以满足他的愿望，就能够破坏俄国和法国的会谈。1881年的联盟到了1884年期满后，当即成立了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联盟，其目的在于阻止意大利与法国联合，俾斯麦却不希望意大利有什么紧要的帮助。只要“有一个意大利的鼓手拿着三色旗在阿尔卑斯山顶上出现，他就很满意了。”三国联盟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排除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间的仇恨。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几个目的是基本的。最要紧的目的是维持和平局面，其余都是次要的。当1880年间许多危机发生时，如同前十年一样，俾斯麦绝不要打仗。他三次用尽全力维持和平。他回顾从前，又举出全数使奥地利变弱的内在因素。种族复杂、天主教的势力、泛斯拉夫主义，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人问题，捷克人问题，特林提诺问题，他预料无论以上哪一个问题或全部问题都能变成为结晶点。不仅使奥地利，而且使全欧洲发生危机，德国所受的影响只是因为德意志与奥地利成立结实的联盟。……我们如认为三国联盟在无论什么凶恶时期，内部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未免太不理智了。联盟之后，俾斯麦就不肯在巴尔干对奥地利提供德意志的帮助，后来几年有好几次也是这样。他却很谨慎的避免同俄罗斯破裂。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能够保全三国联盟，只能由俾斯麦指导。当他在的时候，这样松散的结合很少发生危险。在他的后任手上，那时候这个联盟就变成致命伤了。 俾斯麦若遇着欧战前的危机会怎样对付，我们从他当1880年的危机发生时的行为就可以推论而得到了。在1885年间月p 时候三帝联盟因对保加利亚问题意见不同而破裂俾斯麦与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联合，而俄罗斯人刚要逐出那个巴腾堡元首，要自己管理保加利亚；维也纳人忽然要求德意志帮助他们的巴尔于计划。俾斯麦绝对不肯，他只肯作到维持现状。倘若奥地利人要夺土地，这是他们的事，他们做这些事自己要冒险的，“倘若因为俄罗斯放肆侵犯或不顾条约而挑衅，我们准备用全力扶助奥地利；倘若因为奥地利未同我们会谈而侵犯塞尔维亚，因而与俄罗斯作战，我们就不准备对德意志说这次要同俄国打仗。”这是他预见1914年7 月间的事。 这许多危机重新令俾斯麦不放心。他对陆军大臣说道：“我们苦得不到钱用以筹备新军，我就去偷这些钱，我在监狱里比现在睡得更放心！” 在188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二次被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虽不反对德意志，却较难说话。经过1885年许多事之后，新的俄国既不肯再发展三国联盟，俾斯麦又改变面目，在1887年，他先提议要同俄罗斯联盟，俾斯麦在与奥地利会谈之后八年，准备会他的第一个情人俄罗斯。但是与奥地利联盟仍然不动，对情人来说还是喜欢这样联盟。德意志人愿意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结合，这样的行动是很有利，很自然的，他们就无暇顾及帝国南部，只有少数人是日耳曼族，也不顾在奥地利政府办事的文官们，与在奥地利国旗下打仗的军人们，是异族人，语言不同，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对德意志人充满敌意。 当时保罗舒瓦罗夫伯爵（这是彼得舒瓦罗夫伯爵之弟）变作俄罗斯的东方政策的局长。他告诉俾斯麦，只要俄国能到海峡，德意志就能够派一位镇守出使巴黎。俾斯麦现在急于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如同八年前安德拉西急于与德意志签订条约一样。两次都是再保险，用意却极其不同，这次同俄罗斯新联盟是要保护德意志以抵抗法国。 他的目的纯粹是保守的。他绝不要使法国变弱了，而不成为一个强国。他很不想法国变弱，因为他幻想格拉德斯通有愿与俄罗斯联盟的可能。这样一来德意志就不得不投入法兰西怀里。无论怎样他必须得到法国或俄罗斯的帮助。“假如法国攻打我们，我们绝不应该幻想我们能够破灭这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四千万这样的聪明人。东边半个欧洲的三个大帝国尝试毁灭远不如法国那样强健的波兰民族有一百年了，还是毁灭不了……倘若法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或稍微休养之后，又变作强国，使我们常常视它为一个可怕的邻居。假如第二次战争，我们还是获胜，我们必定要体恤它，如同我们在1886年战争之后那样体恤奥地利。假如我在帝国议会有时唱另一个腔调，我不过要恐吓我们的将来的仇敌以保和平的局面。倘若不能免于战争，我们在我们的第一次胜仗之后，必要以容易的方法与法国讲和。倘若我们打败，我们难以确定俄罗斯会喜欢看见一个打胜仗的法兰西共和国前进，更走近俄罗斯的边界。” 1887年5 月，德意志与法兰西打仗好像快要发生了，俾斯麦乘机催促舒瓦罗夫同他签订条约，现在这个老妖道忽然出其不意的跳一步。他把1879年与奥地利订定的反对俄罗斯的密约打开给舒瓦罗夫看！这个俄国大臣黑白分明的看得很清楚，这个同他签订条约的人，常预备偷偷地与这一个同盟国签订条约，以保护他不为那一个同盟所出卖——这样的揭露使俄罗斯认为俾斯麦没有道德，而且反倒有利于海斯麦现在的计策。亚历山大三世比威廉年轻，比威廉的头脑冷静，说话算数。舒瓦罗夫得到了俾斯麦的许可，任从俄罗斯的博斯普鲁斯前进，又可以在保加利亚自由行动，俄罗斯的报酬是法西兰若攻打德意志，俄罗斯应保守中立。 俾斯麦现在能把旧条约放在口袋里，在这个条约里头，他的所得与所失相抵，又满意了。那个俄国人也有喜欢的理由，德意志担任维护巴尔干现状的责任，这就是说有利于俄罗斯而不利于奥地利，俄罗斯现在不必伯德意志与奥地利联合反对他了。奥地利若攻打俄罗斯，德意志应保持中立。勒瓦的亚是忘记了俄罗斯可以任意反对奥地利了。当战争初期时，有谁又能分辨谁开的第一枪呢？ 全数欧洲联盟条约的骨子里都是很好笑的，说什么“无敌的攻击”、什么“夺人土地的战争”、什么“自卫的作战”，无不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的内容，使全数这样的条约都是骑墙的，又是秘密制订的，这就失去了道德上的约束力。俾斯麦努力以圣彼得堡的感激，来保卫自己不为维也纳的诡计所伤，又以奥地利的恐惧来自保不被俄罗斯的阴谋所算，他这样的欺骗手段却并不亚于全数欧洲密约的骨子里的欺骗手段俾斯麦却预料有受责备的可能，所以他为自己辩护道：“我却相信奥地利皇帝需要这样的密约。即使我猜错了……不相信奥地利，其危险也少于不相信俄国，因为我们与奥地利的许多利害关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不会被一位多疑的君主的一点疑心所破坏……倘若俄罗斯的事情泄漏出来，也不会有害于我们的，其实我不会难过的。况且我不认为这件事会使奥地利心怀不安的。……他会晓得我们的惟一目的不过使俄、法联盟推迟三年发生。” 上文几行是马基雅弗利的人室弟子写的，他的用意是要他的两个不安静的邻居不能相争，让他们害怕一个强大的第三者，以制止他们的竞争，他要分开这两只猛兽。几乎就在同时，当萨克斯一科堡的费迪南亲王被保加利亚议院选为保加利亚的元首时，他觉得必要劝他的俄罗斯同盟，他说这不是战争原因，以条约的意思说，并不是奥地利“攻打”——倘若走漏了秘密，又该怎样呢？走漏了更好！弗兰茨约瑟夫就会晓得俾斯麦是在近三年间开始疑心他，他对俄罗斯说的话，是很小心预备好的：“假使我们不防备泛斯拉夫主义所能产生的危险，我们未免不尊重俄罗斯的可怕的军队了！” 俾斯麦就是这样在两大页的俄罗斯条约里头同时对待四种危机，他若不斩除这样的危险，至少也要减轻几年这样的危机。俄罗斯面向土耳其首都，不再恐吓德国的东方边界了；奥地利是得到了警告，不可在巴尔干冒险了Z 法西兰与俄罗斯分开了；英国对于俄罗斯是很不放心，所以要同德意志作朋友。在这一时期之末，各国下棋，以自己作棋子，这是下得很好的一盘棋。 俾斯麦想把英吉利拉过来，他说在他最后十年的事业中，他认为努力赢得英吉利是最重要的。在“东方的三国联盟”中，这是他发起的，不然也是他费了许多事所提倡的，他尝试使英国与三国联盟亲善，一旦能办到、英吉利、意大利与奥地利就肯担保地中海的现状。在1882年间，他会体会与英吉利联盟有困难。“同英国秘密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位英国阁臣都可以同议院乱说的。况且无以担保严守这样的联盟，因为英国关于这种事情不是君主负责的，负责的是一个永远更动的内阁。对英国要达到一种可靠的信任是极其烦人的，要建立这种信任于一个坚固的根基上，也是很难的，除非当着全欧洲的面前，完全公开。”这几句话是俾斯麦写给腓特烈亲王的俾斯麦要使他深信民主政制的许多不利。公开显然是不利于神斯麦的政策，倘若他必须随时向议院秘密通告他的外交政策，他也极少全盘推出。 当他在1880年间及较早时期，拉拢英国时，他表示同情和信任，这是政治家与诗人所共有的，他还很小心地用环境的及其安详的腔调，这是英国战略与教王政府的战略的特色。俾斯麦无论办什么事，都不如办这件事那样小心谨慎，因为三十年前他曾写过，说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英国。“可惜英国人比不过我们爱他们。”在1879年秋间，当他还在那里因为与奥地利联盟同皇帝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会对伦敦提出几件事，他不久却不再提起了，好像他的几条询问不复使他注意了。无论怎样，这时候正是葛拉德斯顿当权，所以环境不甚相宜。 等到1885年索尔兹巴利再出来当国的时候，俾斯麦就乘机在非洲得着一两处立足之地，他能够不派舰队，不然至少也未放一炮，就把事情办成了。这就是他的“要五个球的许多把戏”之一，作者不必详叙这件事了，因为德国不再有一个殖民地的世界政策了。俾斯麦办这种的交涉确是一位最好的政治家，因为他阻止这个少年帝国趋向于展拓的冲动，他的方法是许多时候要顾虑帝国所处的地位。俾斯麦绝不梦想让德意志尝试与英吉利争雄，要作一个世界的帝国。他曾考虑到英国人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的地理优势不是德国人所能比的。成立帝国以后二十年间，他的外交政策是被一个基本观念所指导，就是说，“不再要土地只求更安稳！”这个新帝国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却要不停的操心要维持这个新帝国，他的得意，接连被这样操心所掩盖。当他鼓励法兰西发起一个伟大的殖民地带国时（设使只要法兰西人分心，不注意于收复阿尔萨斯），他见着必要阻止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先导们，不肯给他们以帝国的充分帮助，不然的话，无论怎样只肯给他们以一种很小心而修改过的帮助。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想取得非德意志族而是白种人的土地。他也是一样的小心不肯取得黑人的土地，他认为这样的办法利少而弊多。据俾斯麦看来，德意志的将来并不在于水土。 他曾同一个生于非洲的白人讨论伊明巴沙问题，他说道：“这件事与我很有危险，你的非洲地图是很好的，但是我的地图在欧洲，我们在中间，一面是俄罗斯，一面是法兰西；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虽然这样说，在1880年，他个人的威望在欧洲是很大的。当英国提起一次反对德意志人在西南非洲获得土地的时候，他对英国大使说下列一番骄傲的话：“倘若我们实在想建立殖民地的话，克伦威尔贵族怎样能反驳我们做这样事的权利？因为同时英国政府正在授同样的权利给好望角殖民地的殖民政府。这样老实不客气的自私自利是当面羞辱我们的民族情感，我请贵大臣请克伦威尔贵族注意。……我们很想知道，英国所能运用的极广泛的殖民权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拥有。……现在把与独立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原则不能两立的理想和要求，这样的骄横提出来，我们的信赖动摇了。” 到了1887年底，整个欧洲地位，尤其是德意志的地位变得危险时，老皇帝已九十高龄，太子又得了致命伤，他的大使与他的儿子同英国长谈，俾斯麦把其中的许多观念总括起来。他用法文写信给索尔兹巴利贵族，解释德意志的联盟政策的许多意义，同时示意英国应该同德意志联手。 “我们的军队是全数阶级人民，不分上下贵贱形成的，……前几百年的战争，有发生于朝代的心境的，或发生于君主的奢望，现在变作不可能了。……由此看来，我们的兵力必定首先为自卫而设立的，只能当国人都深信有必要抵抗他人攻击，然后发起反击的。……德意志帝国……不能不考虑其因反对德意志而能成立的联盟问题，我们假设奥地利被他国征服，或变作弱国，或变作仇视我们了，既是这样，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就变得孤立了，一面有俄罗斯，一面有法兰西，或许这两国联合起来……奥地利、德意志。与此时的英国相同，同属于富强的国家，……所以爱和平，维护和平，奥地利和英国都曾坦白地承认德意志帝国变为衰弱的状况是不利，但是法国与俄罗斯会恐吓我们的。……” “有两国的利害与我们是相关的，只是我们不能说定这两个国家是否会抛弃我们，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只能采用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保护诸友邦的独立，这些友邦同我们自己一样，都是满意于在欧洲中现有的政治地位。所以我们避免与俄罗斯作战，只要这样的避免与我们的平安能并容又只要无事情发生以责问奥地利、匈牙利的独立，我们的一件要紧事情，就是这个国接连成为强国。我们的欲望就是要保护在东方利益（这个利益是与我们无分的）的诸友邦，将由于合力……以变作势力强盛，足以强逼俄罗斯不敢用兵。……倘若和局不能免于被破坏，足以用来有效地抗拒俄罗斯。只要无害于德意志的利益，我们将守中立。有人认定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将以兵力取夺俄罗斯，以便推测或致弱我们所欲帮助的诸国，这是无稽之谈。” 在这几年里头，俾斯麦屡次以这种条件，提议与索尔兹巴利商量联盟；这位英国首相却不肯束缚自己。德意志的最后目的是一个障碍。索尔兹巴利愿意联盟以反对俄罗斯，却不愿意联盟以反对法兰西，所以他拖延解决这个问题，他答复俾斯麦的话有酸有甜：“可惜我们不是生活在彼得时代月p 时候是贵族当权，我们能实行一种积极的政策，有如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使英国变作欧洲最富的国，受他国最尊重的国’。现在是民主制当权，我们有政党制度，凡是一个英国政府都要直接依赖于舆论的潮流，这就是这种制度之赐，这一代只能够审时度势。” 十七、好斗的老头子 俾斯麦现在七十二岁了。帝国议会反对他，他恐吓说：“只要我还有权力，我将永远奋斗！” 他已经同他的两个对头讲和了。首先，他逐渐同中央党说妥，取消了大部分反对这些党员的办法，停战时他对议会倔强地说：“我们把军械放在战场上，但是我们却不收藏起来。”1879年冬天，温德赫斯特又一次出现在俾斯麦议院的晚餐会上，他很受欢迎。新教皇曾写信给皇帝及俾斯麦，说再过几年他把基督宝星赐给这位近代的路德。这个大宝星面上用的是拉丁文。俾斯麦一边读一边笑。报上说：“普特卡默已经去罗马求神父说服俾斯麦用新的拼音法。” 俾斯麦与保守党和解，同时也是审时度势的办法，与他同中央党和解有关，当1877年选举时，保守党赢得几票，民族自由党就失去几票。俾斯麦因此赞成两党分离。本尼格森是比较听话的政客，拉斯克却较为跋扈。因此俾斯麦要本尼格森人内阁，以便孤立拉斯克。本尼格森猜到了俾斯麦的意图，不愿孤身人险，要求他的另外两个同党也加入内阁。因为这个条件，俾斯麦的计划失败了。挣斯麦虽然要本尼格森作同事，却赶快推开他说：“本尼格森与米凯尔两人都完全依赖舆论，我不能同这样不胜任的人共事，他们比四年级的小学生好不了多少。” 俾斯麦之所以回到他少年时候的政党，是保护税造成的。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十四年之久，后来在1879年改行保护政策。在他看来，保护政策不仅是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想通过官办铁路与间接税来减轻财政负担，以此巩固帝国。他急于要介绍新税，一想到法兰西赔兵费，有三千九百万的盈余，就很惋惜。他说：“政府倒不如缺少款项，以便介绍新税。”这样的新税最让第四阶层的人受苦，却阻止不住他重税于“人民的奢侈品”：烟草，啤酒，糖，咖啡，煤油。整个德国此时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口号：“保护实业与农业。”俾斯麦实行新税的理由是很有特色的：“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很值得怀好意的德国人想像的，将来有一天是可以办到。关于这个问题我科学理解的程度，也如与众多活机体的行为有关的问题一样，医学并未解开这么多隐谜。……由此可以推用于国家的许多问题。我对科学的抽象示教看得很冷淡，我以平时阅历裁判。……按照我的感觉，我们现在把税则弄到这么低……我看见我们流失了许多血……我们必须输新血给德意志的身体。” 他说“按照我的感觉”，如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拿阅历与科学对抗，嘲笑知性的考虑，说是“感情”。悍斯麦其实想取消帝国议会节制预算之权。他今天跟队前一样，都要抽所得税，为帝国尽力筹款。这是保守党的办法。 两年之后，选举了一百个自由党员和一百个中央党员。这两党都许诺反对改变经济政策。议会里有一个反对俾斯麦的多数派。夫赖塔格在此时的一封私信里说：“这次选举是一个表征，表现出来给俾斯麦自己，给我们的人民，给外国人看的。选举的结果就表示一个人（他曾把他的影子与脸面强加于民族之上）的见解是无法对待的，表示这样的见解将到末日了。……他的手段已经失去许多效力了。这个大演剧家原来是由狮子、狼、狐狸杂凑而成的，现在人民已经知道了。德国人逐渐明白过来，了解这个人，他们以为他是个大人物，是个好人，他却没有一个顾名誉的人与一个良友所应有的名利属性。……他退位的时候到了。但他是这样大块，这样肥胖，又这样机灵。” 这时候帝国成立已有十年了，开始冲突也二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又与国人奋斗了。他必须先造成一个大多数，然后通过一个立法的新议案。他不得不依赖于善改变的联盟，如同他的外交政策一样。他对任何反对意见都是狂怒的，严厉咒骂，他骂中央党、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社会党——骂他们是帝国的仇敌！我们听他在演讲台上说话，他好像是一个返老还童的选手。1880年他说：“我生活过，恋爱过，也曾奋斗过，我并不是不想过安静日子。我之所以守位不去，是由于皇帝的意志，我不能在皇帝年高时离他而去。”过了一年，这时候选举不利于他，他说：“如果上帝让我死的话，我将死在这个被敌攻陷的缺口里。一匹有血性的马要跑到倒地为止。有一个时期，我曾有过告退的想法……不如告诉你们，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法了。既来之，则安之。除了皇帝的意志，其他什么都不能使我下马。如果我告退，自然有许多人幸灾乐祸，因此我更坚定信念了……我决计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祖国效劳到底。” 又过了一年，俾斯麦说：“除了因为我以责任为重外，还能有什么让我坚守不走吗？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乐趣。早时，我愿意做事，也很热心很有希望地办事。只有很少的几件事能达到预期目的，那时候我年少身体又好，现在我年老又多病。什么事使我守位不走呀？你们难道以为我站在这里，就像在一个打乌鸦的人的小屋前面的一对囚鸦，任凭那么多鸟啄我，忍受羞辱而不能报复吗？……如果皇帝要我告退，我是非常乐意同各位辞行的，永远的辞行。” 他就是这样表示他的怒意和怨恨的。他的话很激烈，滔滔不绝。他的演说并无装饰，不用动情的句子。他说出长而有力的语句，怒目注视台下，两眼发火，乱骂一通，使他的对手们在那阵子喘不出气来。随后，他拿起公文包转头就走了。他们看着那个穿黄领蓝色制服的大块头走出门去，一面厌恶他，一面却又敬重他。俾斯麦却越来越看不起那些仇敌了。 有时候他说的话，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劝诫，不然就含着讽刺。他在帝国议会说：“我不能否认在这最后二十年间常要被一种‘类似’所麻烦，就是我们德意志历史与条顿族诸神的古史之间的类似。众民族的兴旺在大战之后不几年就完了。……随后洛基（世传德意志的仇敌）就来了，分党的怨恨，使其滋养于朝代与宪法的奋争中，于众多部族芥蒂中，于党派竞争中。这就把不和的因素灌入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洛基，这个分党的鬼，就把浩特尔领错了路。使他攻打自己的祖国，使之受致命伤。——倘若从1866年至1870年我们民族的所有功业坍塌下来，我将在上帝面前，在历史面前控告你们伤害祖国……在我们年轻时，民族前进的动力是极其不同的，那时候的政治生活概念要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许多不良因素都不能被肃清，将来等我们都死光了，你们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在德意志怎样发展！” 1881年的选举虽然有反对社会党法律，民主党也赢得几票。在普特卡默手下，重大的市镇都宣布了戒严。莱比锡的社会党领袖们因为刊行禁报而被监禁了。虽然这样，以前答应的劳工法律还是实行了，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条例（帮助政府的巴姆贝格尔说它是靠不住的）之后，又增设了意外保险法，1888年又制定了年老抚恤金与残废恤金法。还在俾斯麦未同拉萨尔谈论之前，他就规划好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略，上文提到的新法律就是趋向于这种主义的脚步。 国家社会主义里有保护劳工的意思，并不始于俾斯麦。拿破仑三世，还有几个人，都在俾斯麦之前。就德意志帝国而言，俾斯麦却是先导。“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体会在社会党的诸多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这些合理的成分与现行政制合而为一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早在1871年他就同商务大臣谈过这样的话。过了十年，这位宰相对部臣预言说：“既然国家能够筹备款项，国家必须把这件事办好，必须提供这笔资金，不是赈款，就当是实现劳工们的希望。因为有许多事，光是劳工们的一番好意也解决不了什么，他们有权希望国家帮助。军队士兵残废了或是年老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呢？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这次我们的政策可以失败，但是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出露头角。” 当他存有柏拉图派的观念时，他预料将来就是如此清楚，他的动机不过是旧的盘算，当他把这样的动机说成是“实用基督教”的基础的时候，让人听起来尤感刻薄。例如他说：“一个盼着将来能得养老金的人，较为知足，也易于对付。我们试拿一个办私事的人与在相府或法庭办事的人相比，这两个办公事的必定较为迁就，较为听话，因为他们盼望得到养老金。……只要我们能使得不着遗产的人满意，哪怕花大价钱也值。……花了这样的钱，就没有革命发生。革命所花的钱可要多得多。”这种想法是他在私下里说的，在演说台上他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应该享受人类的尊严。” 因为俾斯麦完全误会了社会党的举动，所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得不着什么好处。红色选票越来越多，以致后来用百万计。况且在两次选举间，又施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律。1887年政府想颁布一条法令——凡是违犯此项法令的人都将被剥夺公民权。帝国议会没有通过。 在国内争斗、国外冲突的此时，老皇帝威廉恰好九十岁。来日不长了。1887年3 月在给他祝寿时，无人不问：“还会活多少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之后，宫廷内切切耳语，风声走漏，说太子大病，祝寿时，他说话的声音很哑。两个月后，天下都知道了老皇帝死后继位的将是一个少年皇帝。 俾斯麦的心跳加快，他看出转机快要来临了。这次更为重要，比1861年春天盼特烈威廉病逝后还要重要得多。每次威廉坐马车出来，全欧洲都知道这位老皇帝的玉体怎样了，没人敢再看联盟年限，宰相的政策的组织都被怀疑、畏惧和成见撕破了。索尔兹巴利贵族犹疑不定，威廉亲王同俄罗斯这样要好，会不会变成一个痛恨英国者？当威廉亲王私下里对沙皇说仇视英国的话时，沙皇十分欢喜。当1887年年底，亚历山大前往柏林时，局势不定，好像大战一触即发。 俾斯麦给老皇帝几个方针，以使他和沙皇交谈。威廉帝要向沙皇解说，第二次战事将决定革命与君主制的雌雄。倘若法兰西打胜，德意志与革命就更近了，沙皇是不是要这件事发生？当他与法兰西联盟时，他的目的是不是要恐吓东欧的其他诸位元首？倘若奥地利分裂，就有许多共和国继起，巴尔干也将有许多共和国出现。俄罗斯在这种改变中只有失而无所得。况且一国之主只要能够避免打仗就要避免，假使不是为了让人民要求元首们担负败仗之责的话，就该设法避免——1870年之战之后，法兰西是要求元首负责的。就德意志而言，如果战败，共和国成立的可能性更大，法兰西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德意志的社会党、俄罗斯的革命党联合起来的。近代战争不是内阁与内阁打，今日只有一种战争，就是共同法律与秩序力量之战！这是皇帝天天背诵的几句话。一天晚上，威廉从梦中惊醒。他梦见沙皇一人在旁站着，没有人去接他。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多次向人诉说此梦。后来两位皇帝和平地坐在一起，彼此交换友谊的担保，两方大臣也是这样，商谈好了一个条约。 影子变得更长了。凡是有财产的人出门必带武器。威廉现在正步人末日。他的臣仆想起从前他为君而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住一面盾，使之更为坚固，他将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这样。他现在为陆军预算而与议院作战，如同1862年一样，他又解散议院，他的地位强过在选举之前。帝国议会通过添兵加械等条款，以后七年都是这样。在老皇帝死前四个星期，俾斯麦又登台对议会作最后的演说。演说词很长，七十三岁的他中间要歇一会儿——难受的暂歇。这篇演讲并无修饰，通篇都是极其实在的话。他的安详的话语里含着警告。我们所看到的欧洲的情形是多么地吃紧，太子有病对德意志产生怎样的影响，新时代的破晓就要出现了。演说表明他知道这次机会。他的对头们都不向他发难。 俾斯麦说：“在这个当口，我们必须重整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比任何一个和我们人数相当的国家都强。……我们处于欧洲中央，至少三面受敌，况且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深受他国联盟之险。……在鱼叉威胁下的欧洲鱼池里，我们不能作一条鲤鱼，因为那些人很想用叉刺我们的两边。……他会逼我们统一，这是德意志种族所不喜欢的，假使没有外来压力，我们早就飞开了。……” “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如果我们临危不顾它，它会同我们分离，会伸手拉拢另一个作朋友的。这个人，为它起见，已变成一个靠不住的朋友的对头。一言以蔽之，我们若要维持孤立，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所能信任的朋友。……从士兵数目来看，他们能够同我们相比。但是以属性而言，他们比不上我们。若说勇气，在文明国家是没有差别的。俄罗斯人，法兰西人，同我们德意志人一样有勇气。…… “我们正在把德意志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力量的机器，没有人肯提议把这副机器拿来作侵犯他人之用。倘若我今天对你们说（假使当时环境与今日不同）：”我们受到法兰西与俄罗斯的严重恐吓，我们将要被攻击。我是一个外交家，据我的见解与陆军报告，我相信我们不如以攻打作自卫，应该立刻动手。所以我请你们通过筹备十亿或五亿的款项。‘——诸位先生，假使我对你们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深信我，答应我的要求。我希望你们不信我，倘若你们信我了，我还以为理由不足。倘若我们德意志人想倾全国之力去打仗，注定是一场人民之战。……如果一场战争不是由民意引起的，这个国家的诸位领袖却认为必要，并且说明为什么必要，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一开始民众是不会踊跃的，情绪是不会激烈的……每个军人当然相信他比敌人强，除非他也要打仗，并且相信将来会取胜，否则他不会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军人。……我们深信我们的理由，将来必定取胜，犹如一个外国小军官在他所驻扎的市镇内，饮过第三杯香摈后那样的自信——或许他的理由更好。 “外国报界的恐吓愚蠢得让人难以相信……一国报界打破许多玻璃窗，日久必归咎于此国。总有一天会送账单来，那就是他国所说的不高兴的话。我们为爱情与好感所动——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易于激动，但却不为恐吓所动！除了上帝，我们德意志人别无所惧。畏惧上帝让我们追求和平。” 俾斯麦演说结束，全场喝彩，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家都说这篇演说词关系欧洲全局。老皇帝还能读俾斯麦的演讲稿，战事将爆发前不久，这位老皇帝曾宣言他太老了，不能指挥军队，他却要在大营里庆祝他人伍八十周年。他去看一幅绘画，题目是们813 年义勇军从布勒斯劳出发》，画面上布吕协一马当先。老皇帝说：“画师弄错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陪着我父亲与沙皇骑马回布勒斯劳的，布吕协并不在那里。画师不该画布吕协，只该画亚历山大帝，我们当时就依赖他！”这是活历史说话。 老皇帝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国家的命运，其次才关心到他那快要死了的儿子。他对孩子的教导很不放心，至于应该怎样教导，才不会使病人难堪，也是他关切的。1887年圣诞节那天，老头子写最后一封信给俾斯麦。信里附了一件文书——升赫伯特俾斯麦伯爵为大使。“我要你把这封公文交给你的儿子。我想这件事让三个人欢喜：你，你的儿子，还有我……” 到了三月初，老皇帝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把宰相召到床前，求他答应他辅助他的孩子，俾斯麦答应了，“老皇帝的答话不过是轻轻的抓手。之后他的头脑不清了，错以为坐在病榻前的是威廉亲王而不是我。他忽然间用轻微的声音对我说：”你必须与俄罗斯皇帝接近，犯不着同他争。‘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轻度昏迷显然过去了。我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还能够再见！”’第二天早上他死了。 中午，俾斯麦正式报告帝国议会，说老皇帝死了。讲话时，他几次呜咽不能成声。“我曾让皇帝签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行了，皇帝却说他的精力还足以用全名签字。这件历史的公文载有皇帝最后的签名……此时此地，我不宜也用不着发表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德意志人的感觉，说出来是多余的。……我深信他的英雄般的勇气，他的顾全名誉的严谨作风，尤其是他的竭尽全力履行他对于祖国所负众多责任的品质，将是我们德意志的永不磨灭的遗产。”说完了，俾斯麦掩面而泣。 我们看见俾斯麦怎样完成他的任务，到了那个紧要关头，他还保持他的本色，他怎样不以表现他的情绪为耻，也并不以此炫耀；他怎样尽力避免大发哀伤；他怎样不说及帝国，却显示威廉最后的签字；他怎样小心地避免多说一个字，他不实写皇帝平常是如何地伟大，也不说他谨慎有智，只是简单地说威廉勇敢，骄傲，勤劳……这充分表明他自己的成熟，在这个当口，他满意于表示一个伤心人的自负。 出殡时，首都与德国人民，欧洲与其他洲，都有代表。当仪仗队走到菩提树下大道时，众人都默不作声，忽然有人高喊出一句总括这位元首令人惊诧的功业的一句话：“雷曼来啦！”几乎是四十年前的同一天，还是亲王的威廉改名“雷曼”逃到英国去了。那时候还是这些菩提树在三月的冷风中摇曳；那时候叛乱的还是这些人民，叫喊着“打倒这个亲王”。“在那几十天里，威廉这个王储，躲在孔雀岛，他的夫人没有把他的藏身之地告诉给从申豪森来的人。等到威廉平安地逃出后，大概人们都知道他用的是假护照。在柏林就有许多挖苦他的曲子流行。俾斯麦无疑也谈到过。 我们不知道俾斯麦是否听到了这句从树林中传出来的话。他坐在马车上，跟着皇帝的棺材，他想些什么呢？毛奇坐在他的身边。毛奇此时快九十岁了，用皮毯裹住两脚——他与宰相不和。罗恩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人与从前相干呢？没了，没有一个有名的军官、朝臣。奥古斯塔还活着，这位老太太却呆在家中。送殡中穿制服的全是下一辈了。还有老皇帝的孩子，他跟着棺材步行。新皇帝在宫中躺着，眼看快要死了。与旧时的普鲁士相关联的连环都完了。 俾斯麦就是最后一个连环。 一、老皇帝逝世 “我的心脏现在每分钟比以前多跳了五次。……谁知道他们在我背后干了些什么？”俾斯麦承认，他的心境颇不安宁，这导致了一首宏伟的交响曲的终结，显露出他在奄奄一息的皇帝的病榻边，一百天里，忐忑不安的心境。 他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想方设法来适应新环境；因为当老皇帝的死期即将来临的时候，腓特烈在俾斯麦的算计中不过是两幕之间的小角色，威廉亲王从此以后就成了主要人物。当腓特烈回家等死的时候，仅斯麦就以宰相身份第一次给皇帝上书。从他当普鲁士王的顾问，至今恰好是差一日四十年。当他乘坐马车从这个内苑的栅门走过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想起从前的日子呢？ 从前他曾坐在一辆御车里走过同样的路。奥古斯塔曾在仆人们的堂屋里秘密地接见过他。她不想让人们看见她同这位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贵族谈话，因为那时候柏林还有巷战。假使这位贵族赞成她的计划，那位十八岁的腓特烈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君主，只要他的伯父和他的父亲都会退让。其实是俾斯麦强逼奥古斯塔先成为王后，随后作帝后的。结果就在她节制丈夫的同时，她也成为俾斯麦最大的仇敌。威廉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现在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只能用东西垫起来坐在椅子上等死。俾斯麦曾阻止他在少年时候得权，因而他整整等了四十年。 当俾斯麦上楼的时候，他看见维多利亚在那里等候他2 盼特烈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被她制服了。她把病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并未得到她所梦想得到的权力）。处在这样的境地，她很想同自己有势力的仇敌与臣仆商量条件，她已经同这个仇敌奋战了很久。不久，她当了寡妇，其实，很需要这个仇敌的帮助，凭借他来抵抗她的另外一个仇敌，就是她的儿子——未来的皇帝。谭斯麦要用他所有手段把这两个维多利亚争取过来——因为英国女王来波茨坦看望女婿，很快便被她所畏惧的政治老手的迷人手段所欺骗。俾斯麦在这所离宫里布满了一种迷人的空气，宫里头的男人们个个都穿了软毛底的鞋，悄悄地走路，惟恐惊动那位有病的皇帝，要不然就是担心做了什么事情被太子看见。因为太子已经在宫里密布了侦探。 那里还有第三个维多利亚，因为她，宫里的所有争斗，变得更加激烈。“中间的维多利亚”就是腓特烈的皇后，招得巴腾堡亲王作了女婿，这位亲王成了第三个维多利亚的丈夫。巴腾堡亲王完全有做保加利亚王的资格。但是被俾斯麦阻止了。 俾斯麦同布施谈话时说道：“沙皇所憎恨的就是巴腾堡亲王……我们的新皇后永远只是一个英国女人。现在她要达到她的目的，想利用巴腾堡促进她的计划。”俾斯麦还同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夫人私下谈道：“最坏的还是跳特烈皇后，她是个野女人！她双眼里冒着不节制肉欲的怒火，当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我浑身发抖，她爱巴腾堡，渴求他在她的身边，同她的母亲要求他的兄弟不离左右一样！” 宰相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位有病君主起初并不反对这门亲事。有人从悍斯麦的演说中预感到一种可能的变化：君主是快要死的人，奢望与斗争都锐减了，他的灵魂只是渴望安静。俾斯麦却与君主不同，他还老当益壮。在前一年，他提及腓特烈与维克多利亚时，曾说：“他们在家中煽动不合，正在筹备谋反。他们毫无德意志人的特质，在人们心中早已失去地位。”今天，他又在判词中声称：“我的老君主清楚地知道他非常依赖他的女人。他常说，‘你得帮我，你知道我是怕老婆的，’但是腓特烈却过于骄傲，从不肯承认他怕老婆。不过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对老婆他简直是依赖甚至屈服，像一条狗一样，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会怕到那种程度！” 俾斯麦越老越好骂世，他痛骂世人的脾气变得像石头那样硬。到了晚年，他失去了能深入细微的性格，失去了他先前料事如神的本事；现在他再也不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变得更加冷淡、多疑。这头老狮子躺在窝里，两眼冒着残忍的怒火，永远在那里守护着他的帝国，谁靠近他，他就会狠狠地抓住谁。俾斯麦少年时期的朋友柯雪林很少来看望他，有一次，柯雪林在探访俾斯麦后说：“鬼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并不以曾建功立业而得意，并没有在劳苦之后静享和平安静的滋味……” 俾斯麦的同事和议员们都觉得他堆积了这么多的骂世主义，是想让全国人民都明白他们的领袖看不起他们。他在议会上曾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大多数是由保守民族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他就是依靠多数派通过他的劳工法律和保护税则法案的）。如今，在帝国议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厌恶这个老头子了。有次从议会回到家时，他有气无力地说：“在这样的辩驳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外面过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夜晚。”与俾斯麦同事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他们希望那位少年很快就能做皇帝。霍尔施坦已经同温德赫斯特达成默契，预备将来怎样行动。 像其他老年人一样，俾斯麦现在常常回首过去的时代，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他的君主死了，现在他颂扬他，就像当年君主在世时批评他一样。“皇帝真是一位靠得住的人，他竭诚帮助与他联手办事的人们——他往往走错路，但是后来，总能改正。”这位宰相冥想维多利亚时代，他居然觉得奥古斯塔还是好样的，他曾批评过奥古斯塔，说：“她常常使我为难，但是她是一位顾体面的女人，她能尽她的分内之事，而现在新皇后却完全不懂得她该干些什么……她可以为她主张进步的朋友牺牲，因为她的丈夫自己没有主意。处于这样的地位，事事又不顺心，我们不能说这是对的来安慰自己……我将坚守我的地位，假使免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很负责！……现在不再有君主了，但我对少主人抱有许多希望，他少年时经历过很多艰难，这对他大有稗益。” 威廉亲王觉得家庭没有温暖，后来几年便与俾斯麦较为亲近。1886年间，腓特烈曾写信与俾斯麦谈论威廉亲王，他在信中说：“他判断问题来得太快，不成熟，而且越来越骄傲。”腓特烈这封信的意图是让俾斯麦体恤被批评的少年人，俾斯麦自然要医治这位亲王的“波茨坦愚钝病。”在脖特烈未得病之前，俾斯麦就预感到新君主在位不会长久，当初俾斯麦之所以同威廉联合，是因为他俩都反对亲王的父母。 不料相处还不到一年，威廉二世的自傲就致使他俩的不和睦。斯托克尔与瓦尔德塞向他建议说，要抵抗社会主义不如用柔和、善意的手段。威廉二世提议新设马队表演来筹款赈济柏林的穷人。这样的活动并没有使俾斯麦发怒，令他发怒的是，这位皇帝非常外行地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他却一向坚持用法律和利剑来解决。对他的抗议，威廉二世答复说：“我宁愿被切成若干小块，也不肯做让自己为难的事。”谭斯麦不喜欢这样过火的话。事隔不久，在老皇帝在世的最后一个月里，俾斯麦更加烦恼，因为这位亲王竟然把一个提议的草案送给联合起来的几个元首。威廉二世在这件公文里警告他的父辈：若想阻扰他们的宝贝侄儿是不明智的。 这位储君的祖父与父亲还在世时，他就拟好一篇宣言书的草稿，准备送给十几个衙署，俾斯麦对此越来越不放心。这小子的血在发烧，有帝国的王法在，难道他不明白他凭什么这样对待联邦，好像他是他们的尊长？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印刷起来足有八页。他说写这封信他收不住笔。在这封信里，他把帝国的诸多原则，逐一给储君解释，他还请储君把自己的提议草案烧掉。这些话触到了储君的痛处。他要当皇帝，起初几句话就不适合通告诸邦。他容忍宰相太多了，现在还要忍受！现在这位储君已经能够对自己说，“他牺牲自己其实是为了反叛父母。” 他冷冷地回答，并恐吓说：“将来我能发号施令，让他们等着瞧吧！”这些话显然是说给反对他的人听的，但是这种刺耳的腔调并不能打动读信者的耳朵。在他的长信中，他有许多理由对储君说：“据我看来，君主制最坚固的批柱不在于太平时期君主与臣下合力处理国事，而在于危难之际陛下手执利剑，准备以死而奋斗，这样的君王临危时绝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德国人而去。” 俾斯麦在三十年前就用这样的话苦劝威廉二世，究竟出于偶然，还是他深知人类的品格，抑或他有先见之明？三十年后，威廉二世果然因他懦弱的品格失败了。 威廉二世还是储君时就学会了脏特烈的派头，拿笔批公文。在几件公文里可以看到俾斯麦与少年威廉二世的问答，还看到了俾斯麦是怎样批驳他的，他们所讨论的都是政治问题。俾斯麦交给大使们的书信越来越多，涉及的越来越广泛。现在能够通过研究抄写出来的论断、命令来发现俾斯麦的格言与他关于政术的讨论。可以把这些公文当作一个善于想像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者当作一位政治家真实的写照。当国内反对俄罗斯越来越激烈时，当陆军正在催促宣战时，他就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写信说：“俄罗斯因为它的天气、它的广阔的国土、简单的需要，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破灭的，它是我们的死敌——如同在西方的法兰西。这样会造成永远吃紧的形势，我不愿承担出现这种时局的责任。即使拿最弱小的波兰民族来说，一百年的时间，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灭掉她……但我们可以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危险因素，必要时筑坝来提防它，这是每一个聪明人必须要做的。” 威廉二世审读了这篇公文，他对“树一个新而好报复的仇敌”这句话批驳道：“不能比现在还要厉害。”俾斯麦批驳说：“我告诉你，比现在要厉害得多。”对于“渴望报复”的话，威廉二世批驳：“也许是极想报复，但是他们还办不到。”俾斯麦批驳说：“他们很快就能办到，如同法兰西已经办到十二年了。”对于“一个民族”那句话，威廉二世批驳说：“但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战斗力。”俾斯麦反驳说：“但是五年之后又会恢复，请看看法兰西。” 这篇公文的对答，其实是阅历与不耐烦的辩驳，是成熟的裁判与不成熟的裁判的辩驳。这个老政客仍然希望教训这个少年。后来俾斯麦写了一封长信与威廉二世讨论德意志对俄罗斯的政策，说了两句警告话反对这样的批语。俾斯麦说：“我和官员们明白陛下的旁批，政府要改换了就不会站在从前和平的地位维持德意志政策，从我所悟解的殿下旁批而言，我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对德意志政策，我认为立场反复无常比主张战争更危险！” 俾斯麦选择了这样有力量的字句来警告这个少年。第二天，他很惊愕，因为这个少年声称，俾斯麦对他的批语有“过于夸大的意思”，而且竭力声辩，他自己的心是向着整个和平的。这个少主人是一个任性的人，他懂得这样说话的后果吗？威廉二世又说，他以后会避兔加旁批。“有一部分是承认你的推理力量”，他还说，如果不用这个方式，他还会用另一个方式来公布他的见解。老威廉从没有写过这样无礼的话。俾斯麦觉得“一部分承认”是件新鲜事。少年的储君们自然喜欢谈论战争，但他们不知道战事所包含的危险；他们并不因为战事的许多忧虑而睡不着觉。这位太子被好战的将领们所包围，假如他们听到了俾斯麦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前途黑暗的预言，威廉二世肯定会感到恐怖的。 “倘若上帝之意要我们下次打败仗，我认为打败我们的仇敌会采用所有的手段阻止我们重建家园，使我们的国家十年都不能复原……我不相信我们的仇敌取了阿尔萨斯就心满意足。我们在1812年曾得到俄、奥、英的帮助，这时我们再也得不到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统一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对俄罗斯进行预测。他说，俄罗斯是很急进的，“大多数人过于相信俄罗斯革命与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有许多人希望俄罗斯被打败，这样一来就可以灭掉这个破旧的朝代了。”他最大的顾虑是在一个报告的旁批上显露出来的：“只要和平有可能，我们一向都需要英国相助。” 皇帝去世前一天，宣召宰相。他伸出那双因发热而烧红的手给俾斯麦，随即把皇后的手放在俾斯麦手里，使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老皇帝不能说话了，但是却很动人地警告了这两个人。他临死前将政治赐福于他一生所反对的俾斯麦。 第二天太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做了新主人。 二、威廉二世 “陛下，假设腓特烈大王当初登位的时候，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核心人物辅佐他，有这么有权力的人来处理国事，又假使他仍然留他效力，眯特烈就难以获得大王的美称啦。”这句话是瓦尔德塞说的，他的话很能迎合这位少年皇帝。他登位时仅二十八岁，自那日起，他勇往直前，努力实现“威廉大帝”的梦想。瓦尔德塞也有自己的奢望——他想当宰相。、这个新主人当初还畏惧俾斯麦，用许多恭维话来笼络他。 赫伯特俾斯麦现年四十岁，好像还有继承其父地位的可能。这个俾斯麦是左右为难的。他不仅被他是一个有天才的父亲的儿子所累，尤其还被他父亲决意要他继作宰相所累。这位传斯麦可以把诸多矛盾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君信臣忠的关系，从前就是这样的关系把奥托冯俾斯麦与现在威廉的祖父连结在一起的。威廉一世与俾斯麦一世比较容易建立这种关系，因为君主几乎比臣仆大二十岁，而现在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二世却遇然不同，臣仆比君王大得多。俾斯麦曾说过，他觉得他与老皇帝如子与父，比较容易容忍脾气暴躁的父亲，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能。 以这两个人物的才智而论，又体现在不同方面。威廉一世的睿智虽不如威廉二世那样有异彩，却较为善于操纵人物，他讲礼貌，不轻易说话，逐渐变得愿意听随一个天才宰相的指导。威廉二世喜欢做他所做不到的事，他过于自信，不敬重他的祖先。俾斯麦二世赞美自己的父亲，明白自己无创新的魄力，这就使他更趋向于替他的父亲做事，而不是替祖国做事。赫伯特不自信，被他过于敬重的父亲所累，所以遇到要他自己拿主意与照着这样的主意去做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威廉二世自小到大不被父母所宠爱，而赫伯特却受宠于极慈爱的父母之手。老俾斯麦家族感情是很坚固的，他越老越替他儿子出力，要他继做宰相。 赫伯特成了父亲惟一的心腹，又从这位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那里学习权术。他若是一个革命家，决不会亚于他的父亲，他不仅学到了他父亲的知识与手段，而且还继承这两样所综合而成的骂世主义。赫伯特的骂世主义变得很浓厚。他的父亲说：“我不过是看不起人，他却怨恨人。”老俾斯麦因为成功而惹人畏惧，小俾斯麦却没有这样的成功基础。赫伯特的冷淡与不和谐的态度，是因为他太骄横。有人秘密地说，所有内阁大臣都不喜欢他，不过碍于他父亲的面子才容忍他。威廉二世当储君时就与赫伯特要好，但有许多人说看不起他的话，而且还有人诬蔑他，所以无定见的威廉二世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反对他。有人说俾斯麦父子很想一手遮天，王室将因此而置权力与荣耀于危急之中，所以更不利于威廉二世对赫伯特的印象。对威廉二世进馆言的人本是以谗媚为生的人，俾斯麦父子是决不会做这种事的。 威廉二世很狡猾，起初并不显露他的想法。奥地利大使写信回国说：“君臣互相赞美，如同过蜜月一样。”俾斯麦完全被皇帝所骗，所以他称“皇帝更独立，超过了他的祖先。”当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坐等到晚上十一点钟欢迎威廉二世来作客的时候，这个少年皇帝十分感谢宰相这样体恤他。因此，威廉二世又为主人考虑，早上不到九点钟不起床。当威廉二世出访东方的时候，他经常发封电报问候宰相。过了不久，他却对巴登大公发牢骚，说这个老头子想教训他，过于卖弄他自己的阅历。威廉二世所说的话肯定要重得多，因为大公说皇帝仍然重用俾斯麦父子，只不过是“暂时的”。 到了1889年，国难当头，宰相亲俄亲奥，维持他均衡的老政策，而皇帝却反对俄国。第二年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将要期满，俾斯麦必须尽力设法延长保险期限，因为帝国的平安依赖于此。沙皇应邀来柏林作客，他对宰相很信赖，但对德意志却感觉很冷淡。威廉二世主动提出去俄国打猎，亚历山大勉强答应了。威廉二世与沙皇告别之后，请宰相坐上他的马车。当马车缓缓前进时，皇帝说他打算探望沙皇，俾斯麦听后一言不发，威廉二世对此很不高兴，他责问俾斯麦：“你没有一句赞美我的话吗？” 这句话自然流露出威廉二世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但他误会了俾斯麦，作为一个智者，俾斯麦明白沙皇不喜欢威廉二世那样的脾气，亚历山大又是个胖子，喜欢舒服，他恐怕同这两个皇帝一块去打猎，会破坏了原来不甚坚固的交情，所以他便劝说威廉二世不要去。少年皇帝听后如冷水浇背。他最好慕虚荣，俾斯麦的劝谏伤害了他的虚荣心。于是他让俾斯麦下车，并说了一句简单无礼的告别话。他原想对沙皇提起此事，后来还是放弃了。 此次分歧是导致二人关系破裂的开端。这场戏颇像两个恋人因为第一次不让接吻而发生情感危机。不久，“土狼们”都聚拢上来，煽动主人的烈火。最近腓特烈当太子时的战事日记未经允许就被刊布，俾斯麦心怀恶意地强逼皇帝忍受对他父母的责怪。因为俾斯麦要打破自由派霍亨索伦的无稽之谈（这个日记的话语有鼓动这种无稽之谈的趋势），同时他并不愿意给民主党在将来的选举中引用先皇言论的机会。于是贵族们又抬起头来，竭力反对俾斯麦。宰相在1870年后几年间仍在为国家而作战。《帝国官报》里攻击《十字报》说，这样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俾斯麦很有办法影响老皇帝而不能影响新皇帝。” 德意志这部机器并不是运转得一帆风顺，它磨擦之声早已四起。矿工罢工，皇帝要用“理想”对付，而宰相却要用“铁血”对付。俾斯麦误以为这次罢工是社会党举行的暴动。从前有人想行刺威廉一世，俾斯麦曾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现在他要利用这件事反对社会党，以利于选举，不料却被皇帝识破。当内阁开会时，皇帝忽然走进来，大骂矿主，他已经命令他们多给矿工工钱，否则他就撤回军队。显而易见，这个少年害怕革命，他想用改良的措施避免革命，而俾斯麦却宣称革命党要是敢出来，他就会用枪打倒他们。尽管如此，从外面看来君臣还好像是团结一致的。新皇帝的不讨好的新思想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显然是不能奏效的。这种方法是从几位近臣那里得来的，他的顾问是奥斯比德，是他的老师。这人在捍斯麦谈话时时常恭维他，后来在他的记事日记中，却从不说俾斯麦一句好话。 俾斯麦终生没有意识到他把仇敌估计得太低，而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过于稳固。他同整个阶级作战却忽略了几个近臣，让他们随心所欲。1889年5 月至1890年1 月间，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都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皇帝屡次苦劝他住在那里疗养身体，他却毫无防备。好比老夫少妻，俾斯麦虽不能常伴她，与她一起消遣，若是智者也要尽其所能陪伴她，但俾斯麦却任凭他“夫人”自由地享受年轻而有精力赞美她的人陪伴她。他不明白这群少年怎样引诱她。 俾斯麦受到过多次警告，他只要在夫里特利士鲁读一下报纸就会知道。所有的党派都反对他，有一张报纸称：“国事都已半身不遂了！”《日耳曼尼亚报》社论的题目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走上了邪路》，《十字报》更是怀着恶意对俾斯麦进行攻击，同时自由党的报纸对着皇帝改良社会的计划畅所欲言。社会党同往常一样，总是与宰相唱对台戏。当沙皇问他是否仍想当宰相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当布狄克警告他经常不到衙署是很危险时，他满不在乎地答道：“我劳苦功高，不存在被免职的可能。”他像丹敦一样，凡有人警告，他总是回答“他们绝对不敢！” 像以往一样，他的批判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他说皇帝起居无时，“阁臣们向他奏议往往要预约，但他却未必放在心上。”威廉曾在《居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政论，俾斯麦说皇帝有“遗传的疯病的趋势”，所以才发这种议论。那时俄罗斯大使的报告的确提出过疑问：当时有许多人窃窃私议，互相询问，皇帝到底是不是疯子？ 俾斯麦快要离职的时候，皇帝送给他一件“信物”狗，作为二人冲突的符号。这是一条“极难看的黑狗，头极大，两眼流水，胸部枯萎”，这狗决不是良种。俾斯麦说：“我是君主的臣仆，还得把心爱的泰拉斯交给管猎场的人料理，躲避这只黑狗。我当然可以把这条狗毒死，但它有很忠诚的眼睛，”我不忍心。“俾斯麦快要被免职了，他仍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森林里，同那条黑狗作伴。当俾斯麦步行或骑马的时候，这条新来的最难看的狗陪伴着他；当他坐在火炉边时，这条狗把头放在他的膝上，要他抚摩它。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因为他是君主的臣仆，君主希望他像狗对主人那样忠诚。 俾斯麦以为无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因而自呜得意。十二月间他对一位女朋友说：“皇帝是一个最能迁就人的主子，无论什么政事他都不敢反对我……假使我再年轻些，能常伴在他左右，他一定会听我的。……一个人可以三次解散议会，但最终还是要彻底摊牌的。如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不流血是无法解决的。德意志问题也是这样。但我们的少年皇帝却不肯动用武力。……”俾斯麦并没有把话说完，却写了很多东西，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地误会了威廉二世。 三、议会选举失败 1890年1 月23日，威廉二世电宣俾斯麦赴柏林。到达柏林时，他疲惫不堪。第二天开御前会议，讨论社会问题。布狄克于是站起来（他十年来一直是俾斯麦的心腹）说在诸多阁臣中，皇帝最喜欢他。俾斯麦最近才对他发生了怀疑。布狄克说，内阁不如发号施令来做些事。不久前，同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喝酒时，布狄克秘密地对俾斯麦说皇帝要建设社会，实行改良。现在他竞对同僚们说起这样的话，完全出乎俾斯麦意料。 们斯麦被同事们抛弃了。他八个月不在内阁，他的同事们就改奉他人作领袖，现在他明白自己失发了许多机会，这是二十五年来未曾发现过的很可怕的事情。他拿阁臣们出气，骂他们的公事办得不好。他原指望他们同声反对，他就乘机辞职，但众人默不作声。这次会议就此告终。俾斯麦去见皇帝。自从那次君臣同坐马车后，他们一直未见过面。这位老政治家说：“我要取消现行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因为我要制定更强硬的办法。”皇帝听后深感恐怖，他告诉神斯麦他要通过保护劳工的法律，他的梦想是抵制正在示威的叛乱，他要在生日那一天召集会议，举行一次演说。 路西亚写道：“我们坐在那里越久越觉得诧异，心想究竟是谁把这种意思吹人他心里的。”在会议上布狄克首先请俾斯麦发表意见。这位老政治家很安详地说，皇帝若实行他的计划，将对选举不利，因为资产阶级会不高兴，而劳工们却得到了鼓励。皇帝很客气地答复道，他很想减轻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这是忠心的顾问们所主张的。俾斯麦咆哮起来：“我现在不能证明陛下的让步政策是否会招惹祸端，但多年来的阅历使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办。若现在我们让步，将来我们无权解散帝国议会，必定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法律不做出规定，留下许多空隙，将来就会有许多冲突！” 皇帝不高兴地说：“除非有极端重要的事发生，我才会这样做，我不愿拿人民的鲜血来开玩笑！” 俾斯麦答道：“这是革命党的过错，不流血就不能解决这件事，不流血就意味着向革命党投降！我劝陛下不要走这条路。自从我人主政府以来，君权总是日渐增长……自愿退步是迈向议院制的第一步，这是很危险的。陛下不听我的忠告，我不知道能否还能在政府任职。” 皇帝把布狄克叫到一边说：“这很使我为难。”一句秘密话，揭示了皇帝与布狄克密谋反对俾斯麦的企图。 皇帝请阁臣发表意见，大家虽知道破裂临头，却无一人敢随声附合皇帝。在这一场两个人的决斗中，究党支持谁呢？如果俾斯麦仍大权在握，以形式上而言他们都会附和他的。但俾斯麦看得出他们神色紧张，很惊慌，他感到实在控制不了他们了。 保守党领袖以这次的争执为缘由，第二天就投票反对永久存在的反对社会党法律，以实施神斯麦的政策。就在当天，皇帝发怒了，伸出拳头，对着陆军大臣说道：“你们不是我的阁臣，而是俾斯麦的阁臣！你们的神情好像是挨过一顿鞭打似的。”在这一时刻，俾斯麦被打倒了，他穿着睡袍躺在榻上对宰相署的办事长说：“皇帝同我严重不和，专听像达格拉斯这类人的话。我的同僚们都抛弃了我。”只有他的儿子比尔劝他赶快辞职，还对一个朋友说：“我父亲再不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 这句话说得正确，但俾斯麦仍然犹豫不决了七个星期。从前，以他那如铁般坚强的意志与他的睿智，是不会如此犹疑不决的。他什么事都依赖选举，但对选举既渴望又害怕。开过选举会议的第二天，见到了同事们时，修斯麦很和气地说：“一个君主的任性，如同天气变化，我们打了伞，身上还是湿的。……皇帝的态度虽然如此，我仍尊敬他，因为他是他祖先的子孙，他是我的君主。我受不了他这样营私结党……我只好让步。”他辞去了商务大臣的职务，他宣布他将只担任外部大臣或帝国宰相。皇帝生日那天，君臣的关系稍有缓和，彼此都说着相互敬重的话。 到了2 月，老头子的心境有所改变，他劝他的同事们反对将为社会党而发的谕旨；当布狄克说与皇帝旨意冲突的决定，将使皇帝不喜欢时，俾斯麦在会议上对他大肆攻击：“当负责的阁臣们看见他们的君主将走危及国家的路时，而不坦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假如我们都完全按皇帝的意志办事，八个属员就可以做现在几位阁臣所做的事了。”可谕旨还是颁发出来了。悍斯麦见到皇帝想刺探一下他的意思，便说：“我恐怕拦住了陛下的路。”威廉二世一言不发。他还试图让他的同事们反抗皇帝，但并未奏效。当他宣布他想辞去几个职务时，他们仍然没有反应。后来，悍斯麦对儿子说：“他们也想把我哄走，那样他们如同得到了解放！” 他的同事们不喜欢与他见面，他便向他们宣战（这是他自己说的），打定主意不辞职。这下可激怒了皇帝，皇帝希望他辞职，现在两个人相持着，看谁更有持久力。他们俩都觉得这样相持下去不是办法，但是谁都不愿担负决裂的罪名。皇帝不敢免俾斯麦的职，而俾斯麦不到踢他出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自愿辞职。这两个人如同反目成仇的夫妻，一个要离异，一个怕离异，谁也不肯轻易地做出选择。 俾斯麦既不装模作样，也不多揽权。他同以往一样：要打架！他十分清楚这次他绝不可能打胜，他所期望的只是在事实上打败他的对头。他满肚子都是愤恨与妒忌，顶小的权利他都要争。次长没经他签字就把开会的通告发出去，他大发雷霆；他很留心察看自己的仇敌们所走的曲折路径，其实并无阴谋的地方，他也疑心重重，他以为维多利亚是奥斯比德的主谋，“奥斯比德是手枪，装子弹的是更有才华的维多利亚，而使用这把手枪的是皇帝。”同时他也开始委屈求全，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他找到维多利亚，对她大发牢骚，说他自己不合时宜了。等她问他怎样才能帮助他时，他叹息着说：“我不要别的，只要一点怜恤。”倘若当时的历史只留传下来这一句话，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还是担心被打破饭碗的。 此时，这个老牛似的实干家还能够安详地冥想全局。二月里，他叫人把他的恤俸草案弄好了，他把真实情形告诉了各位大使，把这次争吵归咎于宫廷与皇帝——他仍企图赢得威廉二世的信任。烟斯麦曾对萨克森大使说：“皇帝随便问一个轻骑军官，社会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接受了他的见解二…皇帝浑身上下都在发痒，他想得到众人大声喝彩来维护他，但是有钱的阶级并不爱戴他，因为他与劳工们要好。总有一天，连军队都不能相信他，到那时德意志就完蛋啦！”在拿不定主意的几个星期里，这位政治魔术师就是这样摇摆于伟大与渺小之间。 选举解决了这件事。当军队奉君命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们一队一队的选民不声不响地去投了他们的票。他们受了十年压制，如今要进行报复。李卜克内西的新近预言果然言中了：“十一年后你得到了什么？……在巴黎会议上，人人都承认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强的，也是组织最有力的……他要勒死我们，反使我们变得更强……德意志没有工人会变作什么样？一个新观念来到世界上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谁若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冲突，必祸及自身！” 如今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已是从前的三倍，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一百五十万增加至七百万，反对俾斯麦的票数有四百五十万，超过了赞成他的票数。 俾斯麦本来有好多理由相信皇帝的谕旨导致了这次选举的失败，他坚信若没有皇帝的这几道谕旨，选举的结果必定会与三年前一样。他相信自己仍有重新奋斗的机会，他并未因此而气馁。他束起腰，操练起他的旧军械，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国家正处在危难之机。他对皇帝说：“倘有最坏的事情发生，我必须召集各联邦君长，限制选举权。群众被罢工与选举的结果所激动，或许会引发叛乱。那时，最利于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一决胜负……我们仍能获胜。我有足够的力量，再迟就不行了，千万不要投降！” 这个老将所说的同样这番话在三十年前，就具有扭转时局的力量。这位少年君主与修斯麦一样，并非是人民的朋友，但他却不愿意动用武力。 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我们既然同他们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来得越早越好。你绝不能用改良政策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将来总有一天，你会用枪来消灭他们的。” 俾斯麦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所以又提出辞职。威廉二世一心想扩军八万，这是俾斯麦答应过并替他在帝国议会上争取过来的，所以他紧紧握住俾斯麦的手，演戏般地重复着俾斯麦说过的话：“不要投降！” 在内阁会议上，俾斯麦像打了胜仗似的高兴得不得了。他宣称：“皇帝预备奋斗了，我仍在他左右！”阁臣们听见这句话，都看着他默不作声，内心却很着急。他高兴了，他决计不让他的同僚们见到皇帝。他要他们记得，以前有过阁今，当部长的阁臣们不许与皇帝直接通信。可惜这句话说得太迟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部长、近臣、陆军的领袖，无一不告诉皇帝选举失败都是俾斯麦的过错。威廉二世毫不迟疑地否认他所说的不投降的话，他在一个公宴上发表恐吓言论：“我将打倒阻挠我的一切力量！”布狄克的运气来了，在俾斯麦对皇帝说不满意于布狄克的话的当天晚上，皇帝就赏给布狄克黑鹰宝星。好几年前，俾斯麦曾得到过同样的宝星。悍斯麦听说布狄克得了这颗宝星，便引用了席勒《沃伦斯泰因之死》上的话说到：“奥塔维奥，你得法了！” 现在神斯麦最想在帝国议会恢复他的大多数席位。古老的君权好像在他的脚下动摇，他环顾四周，要寻找一个新的更坚固的立足之地。 四、君主震怒 俾斯麦以为最后的办法是在帝国议会上赢得大多数，借此同皇帝和解。得到大多数的席位，他就能给皇帝扩军八万。他相信除了他再无别人能够办成此事。与他为敌的同僚们，不是曾想方设法使他与中央分离吗？在未选举之前几个月，不是有人与温德赫斯特阴谋陷害他吗？如果他先下手，会怎么样呢？仇敌与阴谋家都会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 小个子温德赫斯特，在这十年第一次提出了这么多要求。从前他曾作过一次，但开价太高，如今俾斯麦急需他，他当然要开出高价。温德赫斯特要求取消反对耶稣军的法律中最不好的部分，又要求在初级公学增设基督教功课。磋商了许久，俾斯麦多次显露出了疲倦神色，并说他的身体不济了。其实温德赫斯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修斯麦滥用这句话已有三十年了。天主教会看到社会民主党壮大了，恐惧不已，温德赫斯特想利用这个“老妖道”来力挽狂澜。他力求修斯麦切勿辞职！他们俩你死我活争斗十多年了，事到如今，俾斯麦不得不告退，而温德赫斯特反而请求他不要下马。温德赫斯特辞别了俾斯麦，当天晚上，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离开了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死榻。” 这位大人物很想东山再起，便拉拢保守党。地主与男爵们聚集在一起，很快便弄明白了俾斯麦的最终意图。他们愤怒了，联手起来共同反对这个阶级的不肖子孙。第二天，他们告诉温德赫斯特，他们不愿同俾斯麦合作，他们想让皇帝知道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惟有答应这些条件，帝王的宝座才能稳定。同时，林堡斯图林伯爵去见布狄克，并听他指挥，以便使该党与政府合作。 此时的俾斯麦众叛亲离，惟有他的老仇敌——中央党帮助他，因为他的专制，因为他的伟大而报复他。 敢于下手的人们就是这样把这株大橡树斩秃了，现在无人用枪打断那枯树的尖顶，以骗取那个残忍的管林人的信任！ 这个管林人就是少年皇帝。有几天，他读过了所有报纸的评论，还和阁臣们、近臣们交谈。他感到自己惹怒了中央党，尤其是该党的党魁。他让人送信到宰相府，说要见宰相。不知什么原因，当天晚上，俾斯麦没有读到这封信。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俾斯麦被叫起来迎接君主。他事先毫无准备，皇帝问他是否曾拒绝过温德赫斯特。（其实皇帝已派警察严密监视宰相府好几个星期了）。 俾斯麦对此大发雷霆：“皇帝对宰相如此加以限制，有失体统，我不能接受！”皇帝说：“君主命令你，你还不能接受吗！” “陛下，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接受！”俾斯麦曾见过三位君主，从未听过“命令”二字，无论从哪一位君主的口里说出来（在正式谕书里头，虽然还是照着老规矩用命令二字的）。在申豪森时代，俾斯麦是一位少年大使，第一位君主如果派他去维也纳办事，必须得加“清‘字，威廉一世与俾斯麦相处二十六年，即使是在最发怒的时刻，仍很克制说话的腔调。修斯麦一生建立了许多功业，他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人，惟有对方能履行必要的条件，这个大人物才肯为他办事。整个建筑在这个难堪的问题面前坍塌了，现在两个贵族面面相对。顷刻间，俾斯麦失去了镇静，威廉早已预备好的胆子也飘到了九霄云外皇帝说他刚才的意思是”希望“，而不是”命令“。俾斯麦告诫皇帝，谁也不能真正明白皇帝的意图。 少年皇帝感到恐怖，他不习惯这样一拳一拳地对打，不久，他镇静了。他说及减少增加陆军数目，以便同新议会商妥一个办去，他希望这个让步提议能让神斯麦发怒，因而提出辞职。不料俾斯麦这时候也镇静下来，他感觉这是个圈套，他声明若皇帝让他辞职，他愿意辞职。这两个人都想要对方负责。这场争权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皇帝说：“我没有阁臣们的任何口头报告，听说是你禁止他们的，若无你的允许，不许他们向我报告，你这样的训令，是根据早已废除了的法令。” 神斯麦从容自若，他辩称是照1852年的命令而行动的，这条法令是必不可少的。 皇帝想大权独揽，但条条路都被俾斯麦拦住了。他现在开始用当太子时的腔调问修斯麦，在重要的决定之先，宰相是否应该和他商量？悍斯麦很直率地告诉他不先同他商量，并说：“等到我来见陛下时，我必定已经决定了。” 这是条没有尽头的海岸。没有可以泊船的地方！他那两只强硬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大权，一点都不肯让出！只要他一日当权，威廉每一日都是个影子君主！ 悍斯麦为报复这些日子的羞辱，决意对着对头心窝躲上一箭！但他自有高明之处，还得让君主下得来台。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公文包，他只要打开，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啦。他把话题转到皇帝与俄国沙皇相会一事上来，从包里取出一件公文，看了一眼说道：“原来有好多理由反对这样的行程，最近又有一个从伦敦来的报告，有几句不利于陛下的话，有人说是沙皇私下里说的话。”他带着一个善于演戏者的从容举动，举起这张公文。皇帝咬着嘴唇，不安地说：“请你读给我听！” 这个政治魔术师假装恐怖得浑身发抖：“不能！我实在不敢读。”他拿在手上引诱他。皇帝也不甘示弱，从俾斯麦手中夺去公文。他读着，脸上变得又红又白，气得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在报告中威廉二世读到的第二句话是：“他是个愚人，他是个顽劣的小学生。”顿时，他觉得好像挨了顿鞭打。他当面受到这样羞辱，还能够伸出手给俾斯麦吗？他右手拿着盔甲，转身就走了，出门上了马车。他要去找他的朋友！俾斯麦的脚步声却在身后响起，他走到门口，鞠躬送别。 五、被逐 第二天，有两个老头在一间灯光灰暗的屋子里整理文犊。一个从盒子与公文包里取出封套来，一个读封面的文字，把封套一堆堆地摆好。这两个人，就是捍斯麦和布施。“我要写我的大事记，你得帮我。我要辞职，要把自己的信件立刻送走，倘若耽搁太久，就会被扣留。……不过是三天的事，也许要三个星期，但是我决计要走……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我的公文平安运走，或者先送到你家里。只是怎样送呢？” “我可以把它们分作许多小包拿走，交与海恩。” ‘谁是海恩？“ “他非常可靠。” “不然先送到申豪森那里，你再到那里取。把最要紧的抄出来收好，再听我的信……这都是我给威廉皇帝的信，这是挑特烈威廉的介绍信，去维也纳时，他给我的。你多大年纪啦！” ‘今年六十九。“ “我在八十岁的时候，还能在乡下享福。” 两天后，布施带来了抄好的信件。俾斯麦心有余悸地问：“倘若他们留心察看到你出出进进都带着一个大封套怎么办？可否把信件放在一个箱子里，同几幅地图摆在一起，也许日久就无人注意了。你看，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俾斯麦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这所房子，他曾在这所房子里治国二十八年，曾在这所房子里创造了一个帝国。他像一个被众敌围绕的末路人，未走之前，他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把最后的宝贝藏起来。他被贬逐了，他要用这些信件制造利箭，狠狠射向仇敌的心窝。他控制宰相衙署近三十年，但却不相信任何人，他不敢把自己的宝贝交给他们保存。过了几十年，他第一次想起申豪森——把他的宝贝藏在那里。这两个老头把这些无价的封套递来递去。布施想，等他写自己的纪事时，这些封套必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俾斯麦或许记起了阿尼姆，他曾因为不肯交出公文而被监禁（是俾斯麦授意的）。 一个穿着雍荣华贵的陆军将军来拜见俾斯麦。他奉皇帝之命询问宰相，1852年先王腓特烈威廉第四所颁行的阁令何时取消。俾斯麦很傲慢地答道：“这个阁令不能取消！”他故意这样做以强逼皇帝免他的职。 第二天清早，保罗舒瓦罗夫来见。他是俄国的新大使，他奉沙皇之命来延长俄约斯限六年，而不是三年。在最后的一年里，俾斯麦千方百计地想达到这个目的。帝国的平安依赖于东方的担保，俄约六月期满，少年皇帝已经答应延期，沙皇对此非常明白，于是在一件公文上加一旁批：“我们两国的友谊，在俾斯麦看来，就是一种担保，我们与法兰西并无条约上的承诺，这一层与德意志有极其重要的关系。”现在俾斯麦耸耸双肩，告诉这位受了惊慌的大使，谣传他就要辞职是真的，此事要与下任宰相商议。大使立即打电话向沙皇汇报。现在那个靠得住的领航人要被免职了，沙皇不肯再签立两国联盟条约。 就在那天早上，舒瓦罗夫刚离开首相府，汉克军长带着皇帝的命令来了。皇帝要立刻取消旧的阁今，“不然的话——”这位军长觉得难以克制自己的声音，“皇帝要你立刻辞职，今日下午两点钟亲自入宫告别！” 柯尼希格雷茨饱经战争之苦，教王政府国务卿说：“世界要毁灭了！”俾斯麦现在还不愿走这条路，他很平静地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我写信给皇帝。”汉克想，俾斯麦一定是一个裹在红云里的革命党。他起身走了，走过之后，他又立刻回来了，把皇帝的一封没封口的信交给了俾斯麦。信中说：“报告（是一个在俄罗斯的德国领事的报告）说俄罗斯正调集军队准备攻打我们。很可惜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你应该让我们早注意俄罗斯的恐吓。我们应该警告奥地利，应该早采取行动。……威廉。” 皇帝错怪了俾斯麦，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危险。皇帝的这封信是一个报复人的举动，不封口，不写封面，俾斯麦见得多了，他写信驳斥皇帝“大逆不道”。皇帝不肯接收宰相的回信，没批一句话就送回了。当天下午，俾斯麦把这次争辩的起因告诉了内阁，在演说之末发了一通议论：“我虽然相信三国联盟，但这种联盟是靠不住的，因为意大利君主的地位不够稳固，它与奥地利的关系被意大利人的同文主义所恐吓，我要努力避免它在我们与俄罗斯之间制造障碍。我深信沙皇的友谊。我不能奉行皇帝对这件事的命令……至于保证劳工请律，我认为这不是内阁的问题。倘若我不能重做外交的领袖，就必须走开，我知道这一举动正合皇帝之意。”他还反复强调他的健康和他的办事能力并不减弱，他辞职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皇帝要大权独揽。 最后俾斯麦怂恿内阁辞职来教训一下少年皇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迟疑的话，其中只有梅博克说了一句可以值得纪念的话：“宰相退位将是一场国祸，祸及欧洲与德国。我们必须阻止，我们必须全体同他一起走，无论怎样，至少我是要随他走的。”散会时，众人观点达成一致，都抗议俾斯麦退位。到了晚上他的同僚们又开会，他们“排斥一种普遍告退的观念，这是与普鲁士诸多传统相冲突的”。 开完会，俾斯麦吩咐备马，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应该骑马，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皇帝知道他让汉克转送的话，“我的身体不甚好”有多少成分是实在的。当宰相回到家，才知道他出门时，皇帝打发第二个信差来过。内阁厅长路加那晚上回来，很着急，皱着眉头对俾斯麦说，他奉皇帝命令问他为什么还不递辞职书。俾斯麦这时候并没有发怒，举手擂桌子，而是很客气地说：“皇帝喜欢什么时候罢我的职就罢我的职……只要发出免职的命令，我很愿意服从，但是我不想让皇帝摆脱免我职的责任，我要国人都明白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做了二十八年的官，这二十八年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我要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表白我自己！”随后他口授辞职书，第二天早上润饰过后将它送入宫中。他在辞职书里以几句堂堂正正的话作结尾：“我忠于王室与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如此。现在我要脱离与陛下的习惯关系，并且要脱离我与帝国及普鲁士的普通政治生活的关系，觉得极其痛心。对于陛下的诸多意愿，我反复认真考虑，请求陛下兔我的帝国宰相之职，普鲁士内阁总理之职，普鲁士外交部总长之职，以及合法许给的俸禄。以最后几个星期的印象而言，……我有理由猜测这份辞职书正合陛下心意，我相信陛下能够批准。如果陛下不相信陛下祖先们的一位忠心臣仆的阅历和才于，我早就应该辞职了。现在我深知陛下用不着这样的阅历和才于了，我方才可以告退，并且不必害怕我这样的辞退被批评说适合悍斯麦。” 宰相只管抗议，皇帝并不理睬，并封他为劳恩堡公——姚特烈帝曾想封他，那时他居然辞掉了。俾斯麦多次做出有力的抗议，才终于避免了这种津贴，他把这样的津贴比作邮政员因为办事得力告退时所得到的赠金。皇帝此举是想要人们相信们斯麦告退是因为他年老体衰，但不肯把俾斯麦的辞职书登报，皇帝同时刊登他怎样感谢俾斯麦以往功劳的言论。威廉二世尝试留赫伯特办事，并请俾斯麦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修斯麦第二次引用了沃伦斯泰因的话进行辩驳：“我儿子已经成年了！”他还私下向人们解释，“当一个人明明知道这条船快要倾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这条船上呢？” 赫伯特一生的悲惨命运在这个时期愈演愈烈，假使他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得到皇帝的优待，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家，而现在他却要同他父亲一块隐退，因为神斯麦遗传给了儿子死要面子的秉性。晚上，他把沙皇不肯延长密约有效期的信息上奏皇帝，在报告中，委婉地表达了他父亲的意思，“当昨天舒瓦罗夫伯爵知道陛下毫不迟疑地完成对你斯麦王爵的免职时，亚历山大帝决定不再延长密约限期，因为这样的机密是不能与新任的帝国宰相讨论的。”威廉二世在这篇公文上批道：“答应延限。”在末后又批了三个字“为什么？”赫伯特随即送上一篇更浅白的解说。第二封信威廉二世又批了第二个“为什么？” 威廉二世两次问“‘为什么”是因为他完全不清楚俾斯麦三个字在欧洲有多大的势力。他虽不清楚，却很害怕，半夜里他打发人去找舒瓦罗夫，约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来见皇帝。会面时，威廉二世告诉舒瓦罗夫自己愿意再订密约。但这位俄使说他得到了沙皇的命令。 皇帝从报纸上得知所有党派，各个阶级的人民都赞成他所走的路。国内很安静，德国人看到这个有魄力的人在位很高兴。1890年3 月18日是个令人快乐的日子，普鲁士议院通报了俾斯麦告退的议案。近臣与陆军领袖们都为此而高兴。赫因罗厄曾说，“一个军长快乐的像一只蟋蟀，他现在能够自由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了……到处都有这样的快乐表示。从前俾斯麦的势力一手遮天，人们受到压制，现在不是这样了。”人们有一百年来未有这种解放的感觉了，自从腓特烈大王去世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在德国，没人知道三个人决定了德国命运，（或许只是一个人所决定）因为当舒瓦罗夫从沙皇手上得到新的权力时，他看到宰相告退五天后情形就大相径庭了。俾斯麦企图保证这个密约，以免被柏林人的阴谋所害，他儿子也曾提议在俄都签约。不料赫伯特在秘密档案卷中并没找到这个密约，原来已经被霍尔施坦拿走了。俾斯麦非常恼怒，首先攻击管案卷的，随后又攻击这位男爵说：“你本来能够阻止这件糊涂事发生，当我是个死人，未免太早了！”霍尔施坦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因为如果不是这个理由，这位男爵怎么能够全力反对俄罗斯！“从这个密约里不能盼望得到什么实在的好处，倘若泄漏出来，人家会骂我们欺骗。……如果立密约，我们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将会被俄罗斯掌握。只要一旦被人怀疑，全世界都会反对我们。……日后的交际他们就能够确定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同我以前的老朋友俾斯麦合作，我只要他，不要别人。’你现在明白这个地位么？” 上文的几句是虚伪的，俾斯麦把他反对俄罗斯的一个保险条约给舒瓦罗夫看了，并且预备把第二个条约给奥地利看。霍尔施坦的性格像一个胆小鬼，在他与他的同党看来，胆子与诡谒是不能合在一起的。霍尔施坦不把怨恨的动机流露出来，他同瓦尔德塞阴谋地反对“俾斯麦字号”。已经好几年了。 同时继位的阁臣，明显地不称职，马沙尔写道：“一位大人物如俾斯麦能够熟练运用繁重器械，而我一个小人物却不能。”悍斯麦出宫的时候，他的后任卡普里微躲避他。后来俾斯麦好几次请他吃饭，他只来了一次。他说他实在不愿第二次听到神斯麦这样批评君主。后来有一天，俾斯麦在相邻的花园碰到了卡普里微，就问他，俄约签得怎么样了，这位军长幽默地答道：“像你这样雄才大略的人能同时玩五个球，但别人却不能，只好玩一个或两个。”随后，参政们聚议，在霍尔施坦的指挥下，都说这个条约让俄罗斯得到了全国利益，此条约将鼓励俄罗斯在东方扰乱大局，法兰西将很快攻打德意志。 这群没远见、才能平庸的阁臣在三天内便把俾斯麦打下的良好根基挖空了，整体建筑都在动摇。霍尔施坦四处奔走游说有势力的阁臣。卡普里微听从了霍尔施坦的提议，又想贡献他的新计划，便劝说皇帝与他们所恨的沙皇分离。皇帝现在高兴极了，他认为他的谋臣不是危险的狐狸，而是“一个办事安详清楚光明的人，不冒外交风险的人。”威廉相信自己做事坦白，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霍尔施坦说，当他与皇帝将此事商妥时，皇帝悲愤不已：“很好。千万不要与俄国密约，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在流泪。” 三十年前威廉二世出生在宫中的一间小屋，现在就是在这里他低低地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透露出悲观、怨恨、妒忌情绪，透露出恐惧、不耐烦的心理。这几句话所造成的后果无人能预料到，就是这几句话葬送了德意志帝国！ 这几天俾斯麦在柏林，心境平静，他并不隐藏自己的痛恨，但是一种怀恶意的谐趣却使他从不满足。他特意表露出他是一个饱阅世故的人。当对付他的仇敌时，他并不装腔作势。当布狄克与他握手吻别时，他诙谐地说：“我同你分手，你要负一部分责任。”他快离开前，在请同事们吃酒告别时，俾斯麦故意不同布狄克拉手——这是对他致命的藐视。他的旧同事请他吃饭，他不肯来，只是大声地说两句话：“我只看见了帝国官员们中的笑脸，我不做宰相是由于你们的错误造成的。”此时，这个不信基督教的老头子也尽情地陈述怀恨与报复的话，这绝不是气量狭小，这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在发怒。 无论什么人来见他，都能从他嘴里掏出几句真话。奥地利大使送来奥皇弗兰茨给他的一封恭维信，信里说俾斯麦因为体弱多病辞职了。这位前任宰相拒不承认，他声称自己在职时身体非常健康。这两句话他都是用“安详的腔调说的，不过这种腔调里透出难过和不宁静的情绪，有时还变作痛恨。”他很坦白地告诉土耳其大使，请让土耳其皇帝知道他是被免职的。他还对巴伐利亚大使说皇帝没心没肝，“将来必定要破坏帝国。”当他去各大使馆辞行时，他在所留下的名片上用笔把“帝国宰相”四个字划掉。并说：“我很喜欢人家称我俾斯麦，只有外出旅行我才称公爵。”他还当面痛骂巴登公爵阴谋陷害他。 当他正式向皇帝辞行时，他不让皇帝遮掩免俾斯麦的职所应负的责任，当皇帝问他身体可好时，他把假面具撕得粉碎，毫不客气地说：“陛下，我身体很好！”并且他不允许威廉公布他的辞职书。 在他最后离开的前一天，他坐马车去皇陵。他像诗人那样，把三朵玫瑰花放在君主的墓上，随后在自己家里行施圣餐祈祷礼。当牧师快要演讲《爱你的仇敌》时，乔安娜忙站起身来，让牧师赶快停止演讲。俾斯麦躺在榻上，他对他住在这里的二十年，作了一个总结性评论：“我享受了许多幸福，我今年七十五岁了，我的夫人，我的儿女们都生活在我身边，这是最大的天赐。我以前常担心我将为国操劳至死，现在没事了。无论有病无病，我办理国事二十八年了，已尽了我的天职。现在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觉得身体比以前在职时还要好。” 这个老头子无所事事，在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并不谈及未来的计划，不谈论他所创造的帝国。在他看来，这个帝国已经走上了绝路。他最后所拉的手并不是一位阁臣的手，也不是一位大使或王公的手，而是从前一向从未拉过的手，在这二十多年间他每天必须向这双手索取材料。这个人绰号叫“黑色的骑马人”，是替他送公文的。俾斯麦临走前三刻钟，被称为“黑色的骑马人”的莱维斯托姆，接受传见。这次辞别，这位前宰相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莱维斯托姆一进来，俾斯麦一下子就想起了帝国成立最初的那几天。他问这个送公文的人是否喜欢自己的职业：“我记得很清楚，你那时是个营长，就是在那间屋子里，你第一次给我送公文。”他感谢这位多年来忠心办事的人。在这个大帝国，他仅仅谢过他一个人。最后他还做了一件新鲜事，从一大堆酒杯中顺手拿起一只镀银酒杯，放在莱维斯托姆手上说：“谢谢你，作个纪念吧。” 六、孤独之境 俾斯麦站在瓦森的村塾里，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地方，告诉小学生们德意志是怎样创立的，从前是什么样子。他问了几个问题，小学生一个也没有答上，这使他很不高兴。旁边的村塾先生也忐忑不安，担心这位客人也要问他。 这位逐臣当初几个月在替国家办了四十年公务后，又尝试着要当乡绅。他每星期去私塾两次，教本地孩子们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柏林的孩子不肯跟他学），从前，他这个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家，又满腹牢骚，这时他给一个熟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年轻时爱想家，到了晚年却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整天拿着一把剪树刀在花园里散步。”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还没有学会享受安宁。他现在虽然有了许多空闲，能接触到村塾先生、管森林的人与造纸厂的人却并未感到幸福。看书时，只有看到与他功业相似的事绩，他才在意。他在拿破仑的自传中想像着自己的影子，左拉有许多著作，他只注意《崩溃》“，他读恺撒的故事时说：”这个故事很奇异，符合当今现实，布鲁吐斯一就是一个民族自由党。“ 现在乔安娜过着很清静的日子，她经常犯气促病，常觉得不是这痛这就是那里痛。她不再去矿泉养病，因为她担心会离开厮守了一辈子的老伴。只有在人们议论皇帝免她丈夫的职时（这是很经常的），她才发怒，用很恶毒的话咒骂。赫伯特还呆在家里，四十多了，仍没有成亲，也无事可做，又不喜欢过农家生活。他非常仇恨他的父亲第二次把他的生活粉碎。俾斯麦现在才想起，儿子或许喜欢当大使，但是，早已没有机会了。俾斯麦很看重家庭感情，快八十了还没有孙子，赫伯特没有成亲，比尔只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天谈到孙女时，这位老头深情地说：“假如我知道她将嫁给哪个男人，我在他身上会花很多钱。” 虽然他身体很好，听力不错，牙齿也行，消化能力还好，用不着戴深度眼镜，但是他上马时必须用台阶，此外，他的马夫还得举起他的右脚。如今虽然老了，他仍然好胜不让人。一个身材很高的男爵住在他家里，你斯麦借给他一件皮袍，男爵嫌短，他却说：“我实在不喜欢比我高的人。” 在最后十年里，俾斯麦的神经更容易受到刺激。对他来说，一生最困难的事就是自我控制。有一位画师问他是否在乎人们称他为“铁血宰相”，他就用这句话回敬他。有一位想像派画师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这个老头子的身体依赖于他的心清。威尔布兰特有一次拜访他，最先从门缝里看见他。他躺在榻上，屋里没有人。威尔布兰特后来回忆说：“他在那里怀念过去，他的脸以前很红，而现在却苍白了，还有许多深深的皱纹……他好像坐在瓦砾场中冥想他退位的那一年和人生的忘恩负义。……现在他站起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一会儿的功夫，他竟返老还童了。我被他眼中透视出来的神色打动了。” 这个时候，这位喜好奋斗的人手中的利刃已被剥夺了，他的大脑判断事情不再像闪电一样快，双眼不能同时看见让他注目的公文，并且不能从中选择。这位政治家忙着办事的时候，无时不在渴望空闲，现在他又像小时候那样不受约束地呼吸森林中自由的空气了。但他却觉得非常难受。 这个逐臣觉得他在沙漠中独行，他发了三十年的牢骚说，他的书房门永远不停地被人推开，现在使他为难的却是他的门接连七天也无人来推开。“我有的是报纸，却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我有几百万朋友，却没有一个挚友。”他辞职后不久，有一个法兰西人在一本书中写道：“有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好像如梦初醒一样说道‘我忘记了我已无事可干了。’倘有旧时的卫兵来看他，他很热心地要求人听他说话。”柯雪林是他惟一的尚在世的朋友，俾斯麦当权的最后十年却从未请过他，现在他打算去汉堡之前来看看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住一两天。乔安娜写信给他，劝他多住些日子。乔安娜说：“不相信几乎不相信所有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天赐与热诚，对你的依赖与期待将拯救我们……请你发电报告诉我们，你已经改了你的计划以使你的老朋友们高兴。”她写信还是带着过度的虔诚，她还是像从前一样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孤立的，无人理睬他们。 国人十分抵制他，起初，只有几个外国人来看望他。有一次是俾斯麦从未见过的一个美国铁路大王，俾斯麦对此颇为惊奇。他说：“这一个星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访问我。我被抵制无人敢同我来往。他们怕报上登上他们的名字，说是有客人来访问我，就会使我们在位的少年君主很不高兴。每天都有人走过夫里特利士鲁，他们都不来见我——一个月前，这些人在柏林街上走过我的身边，不敢不同我见礼，狗总是跟随给它饭吃的人。” 俾斯麦辞职之后，柯雪林与布赫尔不久就死了。他很悲悼他们的死，因为他们是他忠诚的朋友。有时候，聪明的史匹珍堡夫人也来看望他，还有一个秀美女人，是邻近田地的女主人，也常来看望他。他欢迎伦巴赫与施维宁格尔两个人，因为他们有许多故事，俾斯麦听了很解闷。当时只有利柏曼能够绘制一幅适合这个时期的俾斯麦的画像。除了他的夫人，他的妹妹与他的儿女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你斯麦所照顾的人了。甚至于他的最忠诚的仆人们死了，他也不再用人补他们的缺。当小狗泰拉斯死的时候，他的主人已经八十岁了，老主人这时候心性很坚硬，决计不再养狗，因为他不愿意再伤心了。 七、怨恨与报复 神斯麦从他的怨恨中常常会取得新鲜的精力。一个人会征服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会在这个人的性格上报复他。现在俾斯麦既倒台，德意志就要做这样报复的事，从海岸所掀起的波浪，终究要回到海岸来。行为最可鄙的，还是与他同阶级，与他同列的人们——就是大臣与王公们。 当举行宴会或公会时，人们想发一个电报到夫里特利士鲁，邀请俾斯麦参加，当地的长官却扣留了这个电报，借口说若是送了这个电报，他的地位就不能担保。同俾斯麦作过同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去看望他。俾斯麦已为普鲁士，为德意志帝国效劳四十年了，政府还要他交回1890年3 月22日至五日的官俸，说他这几天已经辞职，却仍领恤俸——这件文书就是卡普里微签的字——只有这一次俾斯麦读过他的签字，同时卡普里微经由他的大使们正式告诉全部外国政府，说最好忘了俾斯麦王爵。 中央党有一个党魁当众宣言：“馋斯表王爵应该避免提及德国的势力与德意志的光荣！在我们的祖国，有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耻辱！”济柏尔手上原有许多公文，以供他撰史之用，现在这些公文被收回去了，他不能再往下工作了，因为他颂扬俾斯麦多于威廉。柏林的诸多大贵族（卡尔多夫与其他不多的几位除外）经过一番普遍讨论后，都一致不理睬这位前任宰相，所以他说人家躲避他有甚于躲避汉堡所发生的霍乱疫病。“诈骗是发财的事。……如堂霍夫这样一个畜类，在街上看见赫伯特，就先远远地躲开，还有什么好说的！” 巴登的大公与巴登的市长，想以最高礼数优待俾斯麦。脱特烈皇后告诉赫因罗厄说，俾斯麦的全部功业都是老皇帝的。弗兰茨约瑟夫认为，“这样一个人竟然落到如此境地，是一件惨事。”皇帝派人侦察夫里特利士鲁，有许多羞怯的客人来探望俾斯麦，他们都在布肯下车，换乘无人侦察的本地火车并走上一段路，惟有这样才可避免被侦探发见。凡寄给俾斯麦的函件公文，威廉二世都要到邮局亲自拆开，俾斯麦虽是黑鹰队的一位武士（这是一种宝星——译者注），当黑鹰队行庆祝礼时却并没有邀请他。皇帝对一个法兰西人表现了他对俾斯麦的轻蔑，只有一位在位的王公悼惜俾斯麦的倒台。 在俾斯麦的诸多属员中，有一个是他从前的对头，却最忠于他。这个人就是施勒策。施勒策是光明磊落的，他因帮助俾斯麦而被免职。三十年前，这两个人在俄都因为面子上的事，闹得很不愉快。当今日的柏林人免去施勒策在教王政府的要职时，他就去夫里特利士鲁“报告他离职了”。施勒策这时已是一个七十岁的人了，他照应俾斯麦，把最舒服的交椅拉过来请他坐，替他装好烟筒，表现出一种真正和解的态度。 俾斯麦的挖苦话，都是入木三分的。他竭力挖苦卡普里微说：“他是一个顶好的军长。”他说米凯尔是“一个顶好的德意志演说家，今日最时兴的本事就是造句子。‘他很高兴地看到瓦尔德塞、卡普里微、布狄克等仇敌们下台。柏林社会把俾斯麦驱逐了，若想知道他用什么态度对付这个社会，莫如看他如何当一个宴会的主席。那时他戴上旧式的金边眼镜，看着客人们，低声问道：”那一个巴登大使叫什么名字呀？“那个讲述这段故事的人，就是俾斯麦所问的人，他说这就好像是一头狮子看一只苍蝇。 他接连在外面向皇帝表示“尊敬”。他的饭厅挂着一幅如本人那么大的威廉二世像，每逢皇帝生日，他就会站起来说道：“我祝皇帝与君主万寿。”凡是外国人、记者与他人，都能够听到俾斯麦发布的关于皇帝与他自己的下台的毫不留情的事实真相。“伽图是一个名人，我常赞成他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他的死是值得的，我若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不会去请求他撒的恩典。从前的人们比现在更自重，现在自重不时髦啦。” 俾斯麦对弗里德荣格说过一句更为激烈的话。有一天晚上他在读席勒的《强盗》一书，那里头有一段话，穆尔对老人说道：“既是这样，难道你想永远活在世上么？”俾斯麦批评道：“这时候，我的命运发生在我的眼前。”听他说话的人发现，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不连贯，但是面色却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你斯麦随后停了好一会儿，带着深思，用他的手杖尖在湿地上画图形。后来他不再深思了，赶快把所画的东西擦去，说道：“你切勿妄想让我为最后这几年所发生的事而深感忧伤。我在世界上创立过我的全部功业之后，你若是喜欢的话，就可以说，我太骄傲了，不肯让我被我的阅历所动摇。”他曾对他的女朋友史匹珍堡夫人说过自己的心愿，并发泄了他的全部的怒气。他说这几句话是在闹过风潮之后的一年，却还带着雷霆的轰轰声。“好像我们是偷东西的仆人，把我们轰出门……皇帝轰我，如同轰一个小厮一样。我毕生的行为，都是贵族的行为，不能被人羞辱，但我不能向皇帝要求什么。……我并不把皇帝排除在外。……他的性格里最有害的元素，就是无定性，不能永恒地受制于任何潜力之下，同时他却受全部潜力所动……我不会去为他而死……他们越恐吓我，我越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对付什么人……” 他的报复心就这样冒出火星来，他无处不流露出自己的优越感。同时，他的诸多情感牵制住他，他不可能要求君主出来同他决斗。 威廉二世觉得国人越来越怀念神斯麦，便努力要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在仇视了俾斯麦三年之后，恰逢俾斯麦有病，皇帝便想办法找出重新拉拢他的办法。他让出一所宫殿来，请俾斯麦过来养病，但俾斯麦却电复不肯来。皇帝于是送他有名的陈酒，俾斯麦却与皇帝最可怕的对头——哈登同饮。他对他的朋友说：“皇帝把我的酒量估计得太低。他劝我每天饮一小杯，但是我至少要饮六七瓶，因为它有益于我。”虽是这样说，在皇帝两次同他要求修好之后，俾斯麦也不得不亲自去面谢皇帝。假如他不亲自去，这一国的人都会说他的不是。在他们看来，皇帝与前宰相斗争，是十分难堪的，他们宁愿遮掩起来，不给人看见，也不肯寻求这样不幸的事的内在原因，也不寻求消灭这诸多原因的途径。况且俾斯麦还要惊动他在柏林的仇敌们。 在柏林普遍的披挂，是穿制服挂刀，皇帝要求自己与他人相信他是在接待一个军长。皇帝都布置好了，从包围宫车的表示优待礼遇的小队，到宫门前的中队，都布置得好像是毛奇老将来见皇帝。现在他要很耐心地听人们欢迎他的大对头的喝彩声，要忍耐地听群众恭维俾斯麦，不是恭维他。 俾斯麦并不享受这样的恭维。看见他的人说，他在车上如同一只兔，穿的是白色制服，心不在焉，他的思想好像到了极远的地方，他必定积存久了讥讽与蔑视的感情。假使他意在历史性的纪念，他不能不记得他有好几次很生气地入宫觐见，并未激发出如今这样的欢庆，今日所上演的不过只是无意义的闹剧。在他能够勉强自己鞠躬示敬之前，他必定要说君主是奉天命统治的，这样的暗示必然使他觉得其中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无论怎样竭尽他的自制力，他还是极其看不起他所这样致敬的人！他是个极其骄傲的人，怎能够忍受这一时刻，除非他相信是皇帝对他屈膝致敬！ 还未走到宫门的台阶，双眼还未看到四年不见的人时，他的讥讽话又喷涌出来了，如同往日一样。他把儿子赫伯特带来，这正好与原先的安排相反。有一个陆军大住走上来同他见礼，他轻蔑地说道：“克塞尔么？我看你的像比从前小得多了。”凡在前厅的人都听见了这句话，但他们都不作声，他独自一个人走人里间去见皇帝，并深深地鞠躬。皇帝扶起他，吻他。过了一两分钟，有几个小亲王走进来，孩子们的声音打破了这样紧张的空气。之后，他请求歇息。 晚上是宴会，侍从们都来了，比尔也来了，他们兄弟都是不速之客。有两个儿子护卫，他觉得他的地位较为安稳，还觉得他以作父亲的身份而论也强过皇帝。但是有这两个儿子在场，反使他的怨恨变得更加浓厚。人人都觉得形势很紧张。即使当这个老头子讲故事的时候，在席的人都感到很不自在。条顿族的野史说过，喝酒喝到脸红时，就会说出锋利的话来，现在难道没有理由害怕会发生这样的事么？俾斯麦很熟悉旧制度的刀子是怎样拿的，但是这许多的幻想不过在俄顷间就消失了。少年皇帝时时盼望他的不吉利的贵客走出宫门，离开柏林。 后来仆人来说，客人的车已经套好了，皇帝目送着他的对头出去了。 当皇帝前往夫里特利士鲁，回访俾斯麦时，他带着新式陆军服装的标本，请这位“军长”看，与这位本世纪最杰出的领袖、政治家讨论军人的背包。到了第二天，整个德意志都渴望知道皇帝同俾斯麦谈了些什么，他们在俾斯麦的报里看见了一个报告，显然是他口授的，是一篇很客气的挖苦话，说道：“皇帝同促斯麦王爵商量一个要紧的问题，就是怎样检阅部队的服装。皇帝带了两个全身披挂的榴弹队来请王爵看。……皇帝要使军人们舒服些，把领条也改了，现在的领条是可以翻下来的。” 从其他各方面而论，俾斯麦只要能够登报，他就会反对威廉二世与他的政策。他说：“我尽忠于国家，并不到制止我不自由发表我的见解的程度，柏林有些人好像希望我不发表……他们宣称，假使我闭口无言，我在历史中更显得是个大人物，在名誉方面更好。”尽管修斯麦、威廉皇帝这两个人是不能和解了，但俾斯麦过八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皇帝还是巧妙地施了很多礼。他送一把金刀给俾斯麦时候，还说了几句很好听的演说辞。这位前任宰相却没有答复的演说。当正式举行基尔运河开河礼时，威廉二世并未提及这是按俾斯麦的意思开的。1896年庆祝帝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威廉二世发电报给俾斯麦，表示不胜的感激。但是到了1897年庆贺威廉一世百年阴寿时，曾提及先皇的部属们，却只字不提俾斯麦。 俾斯麦的诸多动作也给政府以许多震动，皇帝爱憎的“地动仪”，就是作为回应，记载这样的震动。 九、斗士的风采 “我要说我的话，这原是我的本务，压在我的良心上，好像一把手枪指着我的脑袋一样。我相信现在的政策正在引导帝国陷于大泽中，我以为莫如躲避为妙；我知道这个大泽，别人却看错了这个大泽的性质；假使我不敢说话，我就是犯了叛逆的罪……我的朋友们要我甘受一种活死人的情景：躲起来，不说话，不动……但是我虽归隐，我还能够效劳于祖国。……以几个方面而言，我现在较为自由；我现时能够赞成在外国的和平宣传，这是我二十年的主要目的。” 他关切自己的功业，就是这样联合仇视他的后任们，并联合急于报复诬蔑他的人们。在他的最后十年间，他恢复了左右舆论的力量，这是他前些年所丧失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表明，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可以的。当他由心腹人之手，把威廉一世所写的许多信函登了报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己，使自己免遭阿尼姆的命运，他示意说若有必要，凡是刊登这样信件的人们，必须声明这种信件曾在夫里特利士鲁任由客人传看过，必定是在这里抄出来的。他又说他写给君主的私信，是他的精神产业，他还把别的秘密授予哈登。他读过这个政治记者的论说后，便请来见面，同他作朋友。 当俾斯麦起初告退的时候，他难以在德意志报章上发表他的意见。大多数的报馆恐怕同他往来受到拖累。在头几个月里，他所接见的，只是从外国来的记者，在德意志的诸多报馆中只有《汉堡改正报》请这位前任宰相登东西，这张报因此在好几年间变作帝国最有味道的机关报。他口授过许多论说，让这张报纸登载，他所授意登的更多，所以人们不久都以为《汉堡报》是夫里特利士鲁的政党报。这些年里时局曾发生过两三次危险，这个时候，《汉堡报》与《帝国官报》几乎齐名。 俾斯麦免职的那几天，接到了六千封恭维他的电信。汉堡给了他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他在满街挂满了旗帜的路上坐马车走过时，有一个英国水手走到他的马车旁，说道：“我要同你握手！”俾斯麦平生头一次同平民握手。他从前一向未曾请过农人同他吃过饭。这时候有两个很热心的农民从申豪森来，俾斯麦请这两个人同他吃便饭——因为俾斯麦被他们的卑躬称赞所感动！赫伯特说了一句很适当的话以总结这个情景：“他们当你是他们的保护神，是很有好理由的。”有许久，这种事件不过是偶然一见的。再过两年，在1892年5 月间，这个逐臣说道：“我自己骗自己之处，就是关于德意志人……他们不知道逼我批评的不是只因发一阵脾气，不是想报复，也不是想再拨大权……使我失眠的，原是为帝国的将来而烦心。” 再过两星期他是不肯说这种话的。赫伯特听从父亲的旨意，与一位继承家产的奥地利女子定亲。俾斯麦想去维也纳，参加他们的婚礼，他求见弗兰茨约瑟夫，要求其答应欢迎他。但是威廉二世与近臣们恐怕这位前任宰相心怀叵测，威廉二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道：“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去受恭维他的人们的计划好了的欢迎……你是知道的，他的诸多最得意之作之一就是同俄罗斯订立两事兼顾的密约，这是在你的背后立的，被我打消了。俾斯麦自从归隐以来背信弃义反对我与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用尽他的手段与奸诈，尝试使世人相信是我先向他求和的。他的诸多计划中之最要紧的，就是他会请你见他。我所以敢于求你，在他尚未到我面前认罪之前，切勿见过这个不受约束的子民以使我在本国的地位稳固。” 与这封不光彩的信同时送往维也纳的还有一封，是霍尔施坦起草，卡普里微签字，给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的，信中说道：“倘若俾斯麦或他的家族要到你家来，我请你限制你自己的俗礼形式，切勿去参加结婚典礼。不仅是你该遵照办理，全大使馆的人员也应照办，我还可以告诉你，皇帝不肯改变任何结婚报告……我命你把这件事实告诉卡尔诺基伯爵，你认为最适宜用什么法子告诉他，你只管用。” 有人秘密地告诉俾斯麦有这样的一封信，他最初就想到送一封挑战的信给卡普里微，他想道：“我已经选好一位见证，我的右手还是很稳的，我又常练习手枪。但是当我想过之后，我总记得我是一个军官，这件事应该归一个年长的军官们所组织的名誉法庭处决。我决不能够使他同我当面决斗的。”这个巨人现在是七十七岁了，还显示出了他的狮子般的勇气。他要保护他的姓名、位分、名誉，那怕冒生命的危险，也是要保护的，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不肯打发他的儿子去替他决斗。他要自己去，他要惨死，以结束这样受骚扰的生存状态，他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次也是被这样的思想所激动的。 他走了一条更为有深谋远虑的路。私下里他称这封“乌利亚信”是一件不要脸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篇文章，公布与众，说道：“奥地利皇帝本来想接待俾斯麦王爵的，有人想出阴险的办法使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的从前历史里头，不可能遭受如此凌辱。”这个炸弹轰然一声炸裂，碎块飞过了德意志边界。 自从普鲁士立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君主，从未象激起过全国的人如此沸腾地反对他，因为即使以1848年而言，普鲁士的怒气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懦弱无能的君主发作的。现在半个德国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从柏林经过，群众就在辇轮之下，走人车站，请老头子演说。他是个很有思虑的人，自然是不允所求；他的报复计划中，早已盘算到他到了维也纳，贵族们觉得很难为情，只好走开，德意志大使装病，睡在床上，但是他的夫人却很有胆量，替这位受了羞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所激发的诸多恐怖与技节之中，赫伯特与女伯爵荷安施结婚了，十年前他也曾处于同样的恐怖与枝节之中，那时候他节制自己绝不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须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么？……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椰榆人。” 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椰榆。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胄。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u 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惟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十、政治遗言 他的笔迹表示悟解强过想像、意志、精力、自信，但也表示自制自在与看重形式，他的性情是骄傲的，执拗的，虽好秩序，却不合时，是一个受制于神经的人，常有许多惊人的举动。他的字写得很大。最让人注意的是五十年都没改变多少——同他的性格一样。 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到了晚年还是一个喜好奋斗的人。当柯雪林苦劝他现在需要变作一个随和性格的人，他反驳道：“我为什么该随和？”当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天，一串一串的人来看他，他们盼望着能看见一位安静的老头子，却听见他在露台上说着火气很猛的话：“有创造的生活，是从奋斗中得来的。从植物起，中间经过昆虫以至于鸟类，从骛鸟以至于人类——无斗争则无生活！”当他被选人帝国议会时，他就有了斗争的激情。他说道：“当我进去坐在会议厅的下一层时，我很想看着政府席上的人的脸……我是一滴化学药水，只要倒在辩驳里头时，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分解了。”有人认为一个人应当知足，俾斯麦说道：“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一个人人都知足的极乐世界，因为这样一来，把大志都消灭了，道德也停滞了。” 他对基督教向来只做形式上的事；到了现在，简直连形式都没有了。他的晚年同他的少年一样，他的心被一种怀疑主义所节制，有时成为一种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只有一个人敢问他这种事，这个人就是他的少年时的朋友柯雪林。他给读者以一种同情的解说：“他的宗教情结”（这是柯雪林最后一次探望他的老朋友之后写的）“似曾经历过起落……到了晚年，他的感情冲动睡着了。”柯雪林记载两句话，作为俾斯麦的最后自供：“在最后二十年间的斗争中，我同上帝离开很远了，我说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到了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远离，使我心痛。” 当他任意思辨宗教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话使泰教甚笃的老乔安娜忧虑。他正在看报，把报放下来，当着一个客人的面说道：“有两件事物充塞我们的全体，我应该知道至高的神人是否也是这样。以我们人类而论，人类有精神有躯体；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代表组成；而全体人员，则是以婚姻关系作基础。这样的两合主义，推广到全部人类……我并不想侮辱宗教，我却很想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否也可以有辅助他的，如男人有女人辅助。”他说道：“这条教理是不能明白的。”他很郑重地大声自问道：“也许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还有几个阶级。上帝可以有其他听他指挥的神人，这些神人能够帮他的忙，以统治这个无限的宇宙。譬如当我看报时候，我屡次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痛苦，好运与恶运是怎样不公平地分配，到了这时候，我就易于惊讶，统治我们这个世界之权是否交于一个摄政之手，他却并不完全照着我们的万能神的意思办！” 这种自然主义，是未消灭以前的火星的最后闪光。他只能够看世界是一个国家。他看见其中有许多瑕疵，他既认为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必定是尽善的，就会有一个摄政的假设——一种普鲁士的省长——俾斯麦有一次说，这种省长误解误用法律。等到很老的时候，他折回于古代的条顿族眼界，这是他一生所存着的，始终未曾抛弃过，当他更想斗争的时候，他决不害怕上帝。他说热带的人崇拜太阳，因为太阳在热带地方是危险的，有势力的；条顿人崇拜雷电也是因为相关的理由。他很蔑视地说道：“在这里，又露出人类的性质，与狗相同；用他的爱敬他们所怕的人。” 有一个领事报告说，有几个黑人很想杀他，他逃走了。俾斯麦说道：“我们都在上帝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最好是身边带着一把手枪，无论怎样，我们出行不可以身上无备。” 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神秘思想。他常有迷信趋势。“我喜欢相看动物所发现的记号与征兆。他们比我们聪明的多。”他屡次提及数目的玄义，他照此核计他的死期，他说他不死于1883年，就会死于1898年——果然是这一年死的。“光，树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最终都是不能解说的。既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该有与我们选择的悟性相冲突的事物？……蒙田题写自己的墓碑说也许他喜欢用‘我们将来看’题成的墓碑。” 这个老头子相信他的事业是可以经久的么？他并不因为德意志人的颂扬就走差了路；他绝不为名而变作有目无睹。他的名声，现在自然是天下人都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位中国大使来请教他，北京朝廷的阴谋，最好是用什么法子对抗。有人从阿拉伯写信给他，说那里都知道他的名字，那里的人说俾斯麦叫做“快火”，“勇的活动”。德意志都知道他，但与他有什么益处？“德意志人都是小气的，心窄的没有一个是顾着全局做事。各人都忙着添塞各人自己的私囊……我们彼此相待已过于不通融不迁就了，对于外国人却过于通融过于迁就……当我想到他们怎样拆我所建造的房屋时，我就不能安眠。一想起这件事，我的思想就整夜地骚动。”到了八十岁，他就是这样被他的泛怀疑论所扰，被国人的诸多不和所动。他日复一日地急切地纵观将来。 在他生日那一天，德意志人都来敬贺他，只有他的老仇敌帝国议会（他们不肯庆贺他）侮辱他，他站在露台对着德意志的少年们说道：“你们不要太挑剔。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我们受过许多辛苦，在其他欧洲的炮火之下得来的，我们也领受。这是很不容易得来的。”他在今天的庆贺日就是这样很巧妙的拿一层薄纱盖住了他的疑虑之处。听他说话的学生们，抬头看着这个老妖道，只管抬头看，却不能理解他。 他的诸多疑虑之处只是关于将来的；他对于过去并无所虑。当世的记载与书信刊行时，他十分注意。当一个银行买断他撰写给曼陀菲尔的书信时，他说道：“我实在是忘记了这些信件里头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从未写过不可以公开的信。” 当刊行罗恩批评他的信件时，他是很高兴读的。他收藏了许多描绘俾斯麦的画片，很高兴地对客人描绘人们所说的俾斯麦的残忍嘴脸，怒目，凶暴的眉。当他们把当学生时的一个石像模型给他看时，他像一个看相家一样研究这个石像的面目，说这位美术家错了，不该既把他雕作古人模样，同时又把他雕作一个外交家。他还说他的下唇常比上唇厚，这表明他性情执拗，雕的更细的上唇，却表明他贪权。 当没有机会表示斗争时，没有挖掘出题目时，或当他独自一个人坐下时，从远处留心听他一生的牢骚时，他绝不夸赞先前的光荣，却害怕自己的冒险。他说道：“我一生都是拿他人的钱来豪赌。我绝不能预言我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管理他人的产业，是担负可怕的责任的……就是到了今日，已经事过多年，我一想到无论哪一件事都不是那样的结果，我往往一想，就睡不着。” 当乔安娜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变得更加郁闷。他很想同她一起死去。“我不愿死在我夫人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她死后我还活着。” 他按照她的想法送她到瓦森。她忍受了很多痛苦，几乎不能动，俾斯麦现在很少自己执笔写东西，他的哥哥死后，他亲手写一封信给他的妹妹，这封信说道：“我必须很小心不要让乔安娜看见我自己的悲痛以加重她的愁闷；她的生机现在是很低的了，仅仅依赖于心理的支撑。我们今天得到比尔的不幸消息；他的脚风病又发作了……从前我只要能够去瓦森，就会很高兴；现在假使不为乔安娜，我难以打定主意到那里去。我想住在一个地方，永不离开，住到我人棺之日为止，我渴望孤寂……我是你的惟一的哥哥俾斯麦。” 到了秋天，乔安娜死了，终年七十岁。死前一个晚上，吃晚饭时，她还能够同他说话，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进她屋里，就看见她已经死了。这个老头子，这个被认为是最有魄力的人，赤脚，穿着睡衣，坐下来痛苦不堪，如同一个孩童一样。她的丧失是绝对不能添补的了。同在这天晚上，他曾把他的政治生活的结局，与他的贞洁的晚年生活的结局相比，这是他两样生活的特色。他说道：“这个结局比1890年的结局更为令我在意，刺人我的生活更深……假使我此时仍然主持国政，我会埋头于公事中的。但是连这样的安慰都不给我。” 第二天，他从一个花圈上摘了一朵白玫瑰花，走进书橱，取下一本《日耳曼史》，说道：“这将会分散我的心思。” 现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个空坐位。她的安详与信任的眼色所作到的，现在无人能够为他作到了；无人能够使他忘记了他的斗争与他的苦难。，他写信给他的妹妹，很可惜她住得太远。儿子也是这样。“玛丽同我在一起，是一个很爱我的女儿……不过好像是借来的。我以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亲人，大地之上，我只有乔安娜。每日我都问她觉得怎么样，我感谢她对我四十八年的陪伴。今日什么都空了。因为她以人民的爱戴与承认为荣，我也以此为乐有四年了。今日这一点火星在我的心里并不发光了。上帝容我多活几年，我希望这点火星不是永远地熄灭了……我的妹妹，请你不要怪我发牢骚，要发也不能发多久了。” 他一个人寂寞独坐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少年时代。他忽然说一件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我是六岁时听说拿破仑死的，是一个给我母亲治病的人告诉我们的。他唱一篇意大利诗歌，起头两个字是‘egliu ”’！他告诉我们已经忘记过去久远的事了。有一次这个老头子提及尼朴甫，他写信给他的舅爷说道：“奥斯卡，我们两个人都老成这样，没多少日子了，我们难道在未死之前不能再深谈一次么？我们还是在六十六或六十七年前在学校里第一次从一个瓶口同吃啤酒的。是在靠近上三班的台阶上吃的……我们不如同吃最后一次酒，不然就来不及了……在我来……之前想听一次你的声音。当你离开柏林的时候，你总得上火车的；既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上斯德丁火车，而上汉堡火车呢？”他一辈子都未曾理会过这个朋友，因为一个人觉得孤寂，就想起他了；现在他的夫人死了，他的两个儿子离他很远，他要听听朋友的声音。他同以往一样，环境都记得很清楚，记得是哪一年，记得很清楚，从前在学校里什么地方，同喝啤酒——但是我们觉得他写信的时候不再微笑了。当他处于这样难堪的情景中，他的心力会舍他而去么？他会忘记帝国么？ 他并未忘记他的许多对头，就是说那些在位掌权的人。在1896年秋，俄约不能再延期，这件事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沙皇在巴黎，法兰西对于俄国是异常的蔑视。俾斯麦读报发现报上说德意志与俄罗斯分手是他之过。他非常生气，他非常清楚该由谁来负责，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就不会让人把两国分离之事归咎于他，他又拨出刀来作拼命奋争的架势。他对德意志人说，德意志之孤立，应该由谁负责，他在他的机关报上写道：“一直到1890年，这两个帝国都一致说好，这一个国家被攻，那一个国家遵守善意的中立。俾斯麦王爵归隐之后，不复再订这样的条约了。倘若我们得到的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件的消息是确实的话，当俄罗斯预备接续这样的条约时，应是卡普里微，不肯接续两国相互担保，而并非是俄罗斯不肯……据我们看来，俄国的专制主义，与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拉拢起来，完全是由于卡普里微的政策导致的诸多错误。”全欧洲都竖起来耳朵来听这几句话。德意志人也作不平之鸣；这位老将打了皇帝一拳，其致命伤不能比这一拳更重了。《帝国官报》只能答复说道：“如报上那文章所说的这种外交事件是秘密的外交，应该严守秘密的。不守秘密，就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威廉二世却很得意的发电报对弗兰茨说道：“你与世界现在更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免王爵的职。” 皇帝虽是这样说，到了下一个夏天，他却派特尔培兹去见俾斯麦，请他关于海军说几句话。这个前任宰相怎么也不肯说。他不但不照办，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皇帝一番。最后悔斯麦说道，“你回去告诉皇帝，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无人来缠我，使我死得平安就行了。”这个少年君主虽然在俾斯麦处受了许多难堪，却还要缠他。俾斯麦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位前任宰相未死之前六个月，威廉二世带了许多人充作不速之客，来见俾斯麦。 这个老头子坐在一张轮椅上，在门外迎接，让他们进屋。从前，是路加那亲手把免职令交给俾斯麦的，今天他伸出手来要同俾斯麦握手，“他同一座石像一样，动也不动，好像在那里冥想空中的一个孔隙。”路加那站在他面前，抽缩着脸，随即明白过来，只好尴尬地走开。后来吃饭时候，这位主人寻思怎样能够给他的贵客与对头（可能此后绝不能再见的了）以最后的警告。他被他的骄傲所激动，这是七年以来第一次同皇帝畅谈世界政策。威廉二世说句笑话，把话柄推开，俾斯麦又试说一次。皇帝又说了一句俏皮话。宫廷的军长们也害怕起来，小毛奇低声说道：“这可怕得很！” 这时候俾斯麦又变作了一位预言家。光阴易逝，他快要死了！皇帝把他一生的功业抢过去了，他永远不能再见到皇帝了。迟早总有一天，皇帝会丧失他的国家与他的帝冕；俾斯麦必须告诉他，他是很冒险的。俾斯麦之所以忽然好像是出于无意的。把这句话说得很响，就是要使在席的人都能听见。俾斯麦大声说道：“陛下！你有现在这一班军官，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一旦你没有得到他们，情形就会变得很不同了。” 皇帝耳朵聋，只管说闲话，就走了。 老政治家私下里还在继续说他的警告，他的诸多预言。他几乎言无不中。 “若是把国家治理好了，将来的战事还可以阻止，倘若治理得不好，将来的战争有可能变作一场七年之战！将来的战事，胜负将取决于枪支。若有必要时，兵了还可以临时填补，大炮却要太平时制造的……俄罗斯不久就要变成共和国，来势迅猛，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劳工与资本奋争，劳工得胜的次数最多，一旦劳工得到了选举权，等到最后就会发现，劳工必定会战胜的。” 他苦劝德意志的话，都是这样直言的。他的洞悉世事的睿智，足以使他能够判断自己：“我的尽职行为也许就是使德意志变得衰弱、无气骨的原因，又是使谋事人与随波逐流的人们的人数增加的原因……最要紧的就是巩固帝国议会，但是这惟有选举彻底独立的人，才能够办到。现在的帝国议会很退化了……若是接连退化，前途是很黑暗的……我深信危机来得越迟就会越危险……我一向从未改变过宗旨，认为不服从任何人，也强过尝试命令他人；我一向都赞成一种共和的见解，你们若喜欢这样说的话……也许上帝将给德意志新的光荣时代——这种时代必将以共和为根基。” 十一、最后的归宿 俾斯麦原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他的夫人与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所爱的狗马也全都死了；现在他不太关切他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他的权力没有了，而且常常因此而发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了。他得了种四肢十分刺痛的病。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许多话，使所有人都听他说，不敢插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变得不肯说话了。他坐在桌子旁的一把轮椅上，（现在喝酒喝不多了）听少年们说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 森林还在那里，同从前一样，八十三岁的俾斯麦还在森林里坐马车——他一言不发，只同自己的思想交流。他说道：“现在我只有一个躲避之处，那就是森林。”他不再注意田野了，他最注意的就是杉树。树苗圃也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森林里最老的树木也能使他注意，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当许多鸟都聚在房后的时候，他说道：“它们今天开会议，我猜这是因为春天快到了。到了傍晚我就等它们在屋顶出现。”这几对鸟他全都认识。“只到了五对，应该是七对的，为首的最后到，它们能够去睡觉，起来时也不觉得腰疼。”随后他坐马车去察看池子，在那里想该用什么好法子来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当一个客人戴了高顶帽正要坐马车去逛森林的时候俾斯麦把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让给他戴，说道：“请你不要使我的树木看见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爱客人不如爱树木，爱德意志也不如爱树木。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现在他想死在森林里，他选好两株差不多高的杉树，指给他所优待的客人们看，并说道：“在森林里有自由的空气，在两株大杉树之间，就是我最后的休息之所，这里的阳光与新鲜的微风，都足够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埋在土下，这种思想是很难受的。”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与印度人，他们把死人挂在树顶上。他只管这样谈，心里却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预备葬身之地了，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寝。他还知道墓碑都已刻好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同森林里大树在一起。假使他能够顺从他的想法，他是不要墓，不要墓碑的，他只要阳光与风。 俾斯麦以此为始以此为终——他是一个无神派，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许多场合说的话都表明了这个立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奉行一种葬仪，是一个相信基督教上帝的人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却号令他人四十年，最终却要在墓碑上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在森林里呢，同阳光与上帝在一起，为什么要抛弃他的森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老橡树下嬉戏；少年时，他曾抬头看这些树，他为国家劳累的时候，曾在树下歇息，到了晚年，他爱听树叶的声响，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些树，为什么掉过头去，与农人们分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旷野？迁徙到别处去，他的心里赢得了什么？ 回顾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到被迫无所事事的暮年，俾斯麦很感慨。他追忆从前的日子，那时候他有许多事要办，使他感到欢乐。但如今，功成名就都不会使他满心狂喜，怀旧也不可能，他的事业已被他的后任们置于危险之地。当新世纪快要到来时，他所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动摇，他所订的条约正被人法问，他政术的基柱，已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不再能藐视人们了。俾斯麦被根本地铲除，从他的活动范围内把他拖出来，把他摔到他的森林里去了。他考虑过许多虚无主义的问题，当他少年时在树林之下骑马走过时，时常为这些问题所疑虑，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是个体弱力衰的人了，他无数次在森林里乘马车走过，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只有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深思。 三十年后，德意志人站在俾斯麦的墓旁，向他行礼。他的坟墓简单而结实，很耐久，超过了工头所预定的保质期。他所创造的帝国，原是建于诸邦王公之上的，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夫里特利士鲁那位王爵，即使到了八十岁，还是有胆量拔刀斗争的，这些王公们却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但是，这个帝国仍然坚固不散，这些部族，这些德意志人，虽然已有一千年没统一了，在大战的震动中，却能团结，传统形式破坏之后，他们还能够独存。德意志的统一，并不与君主们俱亡。 德意志还活着！尽管德意志王公们在德意志最需要他们扶助的时候，抛弃了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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