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3

无论如何，合同签了，钱也拿出来了，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有人帮我们找到了一家名叫“金内科特和沃纳”的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由两个年轻人担任独立制作人，刚刚创立。漂亮的高个青年金内科特出钱，戴着眼镜、秃头的矮个青年沃纳富有经验（好几年里当过几个不同制作人的助理），他们共同创办了这个公司。他们似乎制作上演过一部戏，但那部戏很快夭折了，不过像往常一样，他们对此有充分的理由。　　尽管这件事的开头使人对前景不太乐观，不过至少有了一个好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克拉伦斯·德温特。德温特是一个在戏剧界很有名望的英国人，从现在每年为百老汇最佳导演所设的克拉伦斯·德温特奖这一事实就可见一斑。他当时肯定是急需找份工作才和我们一起冒险的。不过他工作认真，与制作人一起选择演员阵容，当然雪莉·米勒是个例外。我所记得的是，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看上去也很能干。（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表演水平的评判能力，和其他无数事情一样，从来没有提高过。）　　该制作公司的活跃人物沃纳宣布说，他预定了49街的范德比尔特戏院作为演出场地。他认为尽管租用其他戏院费用可以少一些，但范德比尔特戏院名气大，并以多次演出成功而著称。　　上演前需要6周左右的排练，这对我来说是一段极其有意思和让人兴奋的日子。工作之余我频频观看排练。有时他们在内容改动上也征询我的意见。看着演员逐渐记住台词，导演德温特阐述动作和表情上的变化，布景和服装准备就绪（或许这是整件事中最精彩的），以及最后进行彩排，这个过程真令人着迷！　　上演前不久，我们认为剧本的结局需要变动——最后一幕戏的大部分要重写。在与哈里就新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准备第二天就把内容改好。办事总是很有效率的海兹尔冲了许多咖啡给我提神，我花了大半夜时间打字，新的改写本如期完成，并受到了好评。　　首场演出终于来临了，我记得在此之前的几天发生了两个小插曲：某个人——不知是舞台布置人员还是送信员，跑来祝贺我，并说整个百老汇都在传言《小蓬巴杜》肯定会大受欢迎。（不知他这么说是出于好心，还是因为他收了小费？）另一件事更有意思。年轻的制作助理把我拉到一边，几乎泪汪汪地说：“格雷厄姆先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真令人遗憾。”“为什么？”我傻乎乎地问。“你的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没有准备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个戏上演前，至少应该进行两个星期的试演，例如在纽黑文、亚特兰大城或随便什么地方先试演。”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希望制作人和斯坦曼先生清楚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已没钱试演了。年轻人绝望地挥挥手，就走了。当然，他说得完全正确。　　一个来自“戏剧节目公司”的人在范德比尔特戏院找到我，要我提供个人资料以便制作节目单。我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遗憾的是，节目单上只是清楚地说明我是个业余剧作家，而且我的剧本是第一次搬上舞台，我真正的工作是金融业。　　我们许多人穿上适合看演出的夜礼服，尽心尽力地去看了首场演出。演出看来较顺利，有一些笑声，但掌声不够热烈，最后落幕时有些人轻轻地叫道：“请作者出来！”（无疑叫声来自我的朋友或亲戚）但似乎没有人想留下来。我出去时听到两个穿着不太整洁的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竟然没有谢幕。”我的心一沉，知道他们是报纸评论员。　　按惯例，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要一起到我在艾尔多拉多的公寓参加一个首场演出聚会。聚会上准备了咖啡、蛋糕和香槟，有人建议让联欢持续到清晨，这样可以买到第一份报纸，但其他人看起来很累，都想回家。他们知道报纸上会怎么说，评论可能要多差有多差。有篇评论指出，这是一个把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与百老汇戏剧形式糅合起来的含糊不清的作品，然而也有一篇称赞的报道——很奇怪，这篇文章恰恰刊登在主编是阿瑟·布里斯班的《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上。　　简而言之，剧本制作惨败，戏上演了一周，观众稀少。斯坦曼本来打算实施各种计划来挽救，如发免费入场券使剧场客满，再加演一段时间，希望形势会扭转。他还建议我变动一下剧本内容，加些粗话，他认为这样会吸引观众。他还要我拿出一半资金支撑下去，我对他的主意没兴趣，谢绝了。一周结束时，这个戏从舞台演出安排表上撤下来，演员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舞台布景返销给设计者，获得了一点收入。因各种帐单要付，没有钱剩下来分给资助人。《小蓬巴杜》的演出完全失败了。　　戏真的这么糟吗？我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肯定认为它相当好，许多其他有关人员也这么认为。无疑，其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挺不错，一些场景也可以，还有许多诙谐的台词。但是，30年后我再看该剧本时，已不敢妄下定论。可能这个戏按百老汇标准来说不够好，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我记得哈里·戴尔夫无奈地泄气地摇着头，伤心而不是生气地对我说：“本，你不该告诉他们你在华尔街工作，那句话太有害了。”此后一年左右时间里，哈里尽力想把这个剧本推荐给好莱坞，我想他拒绝了回报很少的交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很好的家伙，在这件事上做得不赖。（至少从中获得了250美元。他极其机灵，没有在这种冒风险的事业上投资过一分钱。）　　报上刊出剧评之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恶毒的评论的复印件，上面还乱涂着“哈，哈！”的字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很明显我不是没有仇敌。但我也收到几份报上刊登的令人鼓舞的评论的复印件和一些明显没有读过其他评论的朋友的祝贺信。我对好朋友塔辛教授说，这次挫折使我十分灰心丧气。他感到我不该如此消沉：“本，你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个戏不成功就那么说呢？看看我，我用了一生的光阴演戏、写作、教书，我写了6个剧本，自己花钱出版。我最大的志向是使其中的一个剧本由专业演员上演，但这个抱负从未实现过。现在看看你，你写了第一个剧本（那不完全正确），已让人制作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我说这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我确信亲爱的阿尔杰农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既是律师又是专业会计的好朋友索尔·拉维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他认为我是写一部与华尔街有关的剧本的理想人选，我的这个剧本名叫《愤怒的洪水》（剧名来源于《尤利西斯·凯撒》。我首先想把故事安排在经济大危机（如1928—1933年）发生前不久和发生时的数年时间里，但是我觉得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太极端，以致使剧中人物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我把1918—1919年的投机和1920—1921年的熊市作为剧本背景。早些年在NH＆L工作时我曾相当仔细地观察过几个人，我把他们写入剧本中。男主角当然是我年轻时的化身，他靠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事情成功地渡过了大危机，但剧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最后以主人公向塔莉和梅尔波米尼的求婚失败而告终。　　那以后，我继续热中于戏剧，但不再作为参与者。1936年，老朋友阿赫·约翰逊主管下的“新社会研究院”开办了它的“流亡大学”，给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杰出教授提供教学职位。大规模筹集资金的活动开始了。首先举办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盛大晚宴，客人的席位按职业或职务来指定。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坐在“戏剧界”一桌，我不但觉得有趣，更感到高兴，因为该桌上的其他人有乔治·格什温、埃德伍德·G·鲁宾逊、萨姆·贾菲。不用说，实际上我默不作声，仅仅洗耳恭听。起初话题围绕《波杰和贝斯》展开，然后谈论到排演。格什温谈到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鲁宾逊则谈及他的艺术收藏品将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忘了萨姆·贾菲说些什么，但记得我为他在《李尔王》中的表演向他表示祝贺，这部戏我在社会研究院的剧场里看过。　　可惜，乔治·格什温不久在他的艺术鼎盛期去世了。许多年后，别人在东京帝国饭店把我介绍给鲁宾逊时，我说特别高兴再见到他。因为许多人把我误认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次我在第5大街的红十字总部献血。有关埃德伍德用化名出现在那里的传闻不胫而走，许多护士跑进来看我。）我将永远记住埃德伍德对我的话的反应，因为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格雷厄姆先生，如果我的外貌像你，我就可扮演有魅力的角色了。”后来的岁月里，在贝弗里希尔斯我们成了朋友，我对萨姆·贾菲也熟悉了，因为他是我的密友和支持者艾尔文·卡恩的表亲。　　除了沃纳，后来我和戏剧界的熟人几乎没什么来往。沃纳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收入一直刚够糊口，但现在找到一份给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制作人当助理的差事，问我能不能借钱给他去加利福尼亚。我把钱借给了他，数周后收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感谢信，信中说一切顺利，此后就杳无音讯，像常见的情况一样。　　和戏剧有关的人10个中有9个是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的！基本上，可雇佣的人总是肯定远远多于要雇佣的人。演出旺季时，许多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上演，总是有许多演员、经理、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来应征。但对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说，演出淡季时怎么办？在戏剧业中永久职位少得可怜，今后一年能不能拿到固定收入，几乎谁都心中没有数。　　在《等待戈多》这部戏中，有一段简短的舞台旁白，其中的涵义发人深思。其中一个角色被描绘成又高又瘦，几乎到了枯槁的程度。贝克特①坚信，他所塑造的这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外表的角色，无论戏在何时何地上演，都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好演员。但是那么一个难看的演员在他一生中又能找到其他多少角色来演？肯定有许多男女演员愿意满足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但那么罕见类型的人如何才能在戏剧界找到固定工作呢？在巴黎，我看到一位小个子演员在《放荡的夫人》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拿破仑一角。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心应手，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观众。但这个身材矮小、胃口很大的泰斯庇斯②的追随者，在不扮演拿破仑时，又能找到什么角色来演呢？　　①贝克特（Beckett，1906-）：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等待戈多》为其代表作。——译者②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的创始人。——译者　　第十六章　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①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①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①凯恩斯（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1942年受封为蒂尔顿男爵。代表著作有《印度货币和财政》、《货币论》两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者①欧文·费希尔（Irving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力图使经济成为精确的科学。著作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率》、《经济学基本原理》、《指数的制定》、《货币的幻想》、《利息论》、《通货膨胀》等。——译者我要问的是，为什么只有黄金生产者才能享受那些经济利益？普通的生活用品就不如黄金重要，不如黄金有价值吗？生产日用品的厂商就不能获得同样的利益吗？　　我个人认为，商品本位计划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来说，它通过以商品确定纸币的价值，并在纸币与以它定价的商品之间建立双向的可兑换性，从而尽可能直接解决稳定价格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将建立起一座沟通商品世界与货币世界的桥梁——允许暂不需要消费的商品换成或当成是货币，反过来，必要时货币也能转换成商品进入消费。这种主张让人联想起《圣经》里著名的“七丰年七灾年”的故事，也让人联想起约瑟夫的明智之举：积蓄盈余以备将来之需。　　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这个方法并未试图使每种商品的价格都保持稳定——就像过去所实施过的非常不成功的所谓“价格固定计划”一样。我的计划允许每种商品的价格按其供求状况有所浮动，而同时又要维持商品组合整体价格的稳定性（至少要将它的浮动限制在较窄的幅度内）。　　要将这一在理论上很吸引人的计划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困难。服装制造商及其他无数商人是否能够以固定价格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卖给美国财政部？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问题了：质量是否可靠，款式是否新颖，价格是否合理，商品是否易腐，东西是否已经过时等等。最重要的是，即便政府有钱买下这些东西，政府又该如何处置它们呢？　　如果我们不去涉及所有的商品而只涉及基本原材料这一限定的领域，那么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基本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萧条时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例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的繁荣使美国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指数在1913—1920年之间大大上涨，但是在1922年又发生了暴跌。　　假设我们将自己的职责限于为几种最重要的原材料提供无限需求，情况又会怎样呢？由于这些原材料通常构成了实物经济的基础，可以设想，如果能像保证黄金地位那样确保这些基本原材料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能保护商品的价格水平以及使大多数商品的有效需求不致受到经济萧条再次发生时的有害影响。基本商品价格的下跌幅度一般要大于其他商品，将前者的价格稳定住了或许就能很好地稳定住消费品的价格。少数几种主要原材料（一般说来不会超过30种）占全部初级产品总价值的很大一部分，因而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稳定了这30种原材料的价格，也就可以防止整个经济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稳定基本原材料价格水平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能否为1蒲式耳小麦，为1磅黄铜，同时又为1磅咖啡定个不变的价格，直至给30种商品都分别定个不变的价格呢？这样做显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这些商品间的相对价格（商品间的比价）总是波动很大，这是由各个供求因素的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是否仅仅是暂时性的？如果是的话，对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控制就是件好事。但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主要源于相对生产成本的长期变化，因此它们往往是长期性或准长期性的。过去人们为了稳定各种商品的价格也曾做了不少努力。在1921年对食糖价格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例子，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非常不成功。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所谓的“为维持商品或服务价格而提供补贴的计划”。他们喜欢引用一个古老的例子——早在公元301年，迪奥克莱蒂安皇帝①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试图固定物价，但最终失败了——由此证明固定物价是行不通的。　　对于试图稳定多种商品各自价格这一计划的内在缺陷，我是非常清楚的。我感到，解决物价稳定问题的出路在于：固定住一组重要商品（或叫“市场一揽子”）的整体价格，只让它在有限的窄幅内浮动，而同时允许篮内的几种商品按自己的相对供求关系变化情况有所浮动。换句话说，我建议对一组经过精心挑选、有一定比例关系的商品组合赋予与黄金同样的货币地位。这意味着新的货币发行是通过以货币交换生产者的基本商品这一形式进行的，是以基本商品的储备为后盾的。　　从对消费者处境的思考也使我得出相似的结论。我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繁荣带来了更多的产品，而公众却缺乏购买力来吸收这些商品。我对J·A·霍布森②的经典名著《失业经济学》感触颇深，该书对由于购买力不足而产生的影响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这与我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霍布森的著作无疑是J·M·凯恩斯革命性思想的重要先驱。）　　在1921年至1922年的大衰退中，我就产生了这一想法，但当时我并未为此做些什么，而只是与我舅舅莫里斯·杰拉德谈了谈，他认为这是个好建议。《星期日纽约时报》（The Sunday New York Times）上的一篇报道既使我鼓舞又使我吃惊：托马斯·爱迪生这位伟大的发明家居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也建议以仓库里的原材料储备为后盾发行新货币，并用新货币对农民及其他生产者进行补偿。但是他的计划与我的计划在细节上是不同的，而且不太成熟。我的计划比较简单易行，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爱迪生的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①迪奥克莱蒂安皇帝（Diocletian约243-316）：又译戴克里先，古罗马皇帝（284-305在位）。在位期间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曾颁布《物价敕令》。——译者②JA霍布森（Hobson，1858-1940）：英国经济学家，改良主义者和作家。著作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社会问题》、《帝国主义》、《工业体系》、《工作和财富》、《失业经济学》等。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后由凯恩斯加以发展。——译者在随后的持续繁荣年代里，我把这个计划也搁在一边，因为我在华尔街赚钱已忙得不可开交。（顺便说一下，还因为这几年的物价水平异乎寻常地稳定。）　　直至10年后我才把这个计划公开出版。当时我们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1921—1922年间发生过的一切矛盾冲突又再次出现了，而且程度要深刻得多。大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各种思想活跃，学说纷呈，其标志是成立了无数的研讨组织，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拯救计划以及发起了旨在使经济推行激进变革的各种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常激进的政权交接思潮，即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政治思潮”（Technocracy）①；另外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厄普顿·辛克莱②提出的“靴襻计划”（即EPIC计划）；第三个是著名的“汤森③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在当时来说称得上革命性的建议：给年逾60的老人每月发放60美元的养老金。　　①1932年美国所提倡的一种学说，主张在工艺时代一切经济资源、社会制度应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管理。——译者②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1878-1968）：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屠场》、《世界的终点》。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他以“结束加利相尼亚的贫困”为口号，组织了一场社会主义改革运动。——译者在纽约市南部的新社会研究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成立了一个经济学团体，它在该院杰出的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博士主持下定期举行会议。我立即加入了这个自称为“经济论坛”（Economic Forum）的团体。我们的目的是相互切磋如何改进“事情的可悲状态”——这是从《鲁拜集》里摘录下来的一句短语，我们用它来指代当时混乱的经济现状。在1932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以油印本的方式提出了我的计划。事实上我提出了设想的4种不同计划。其中之一便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我那时提出的原形与它最终的形式已相差无几，只是后来又加上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与计算公式。第二个是关于大规模地清除贫民窟，代之以低廉的住房，对以前贫民窟的住户提供支付新租金所必要的津贴。第三个计划是失业者有权获得以他们的技能和经验为依据的个人信用，即联邦政府给予他们一笔不抵押贷款，不收利息或只收少量利息，让他们在找到工作后适当期限内归还。虽然对于罗斯福当政以前信奉自由放任哲学的人来说，这两个建议似乎是极其激进的，但与以后年代里实际实施的计划相比实在没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不使我的备忘录沉闷乏味，我还加上轻松愉快的一条作为我的第四个建议：法国可以用怎样的方式偿还对我们战争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建议他们每年运来4000万瓶葡萄酒（包括香槟酒），每个达到选举年龄的美国公民都可得到一瓶作为圣诞节的免费礼物。酒的分配可用抽签、年龄大小或其他公平的方法进行。这个主意其实一点也不坏，它给本来极其抽象的两国金融关系带来了活生生的愉悦，同时又以务实而愉快的方式解决战争借款问题。　　我们这个团体的两位成员大胆地决定出版一本刊物，刊名就采用我们团体的漂亮名字——《经济论坛》，它将尽可能多地发表编辑认为值得注意的新建议。刊物的高级编辑是位名叫约瑟夫·米德的年轻人，关于他后来的生涯我一无所知。另一位编辑兼出版者是更年轻的小伙子，虽然那时他已是保守主义大本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名成员，但对经济学的新观点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勇于接受新思想。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　　我们几乎一点没有料到比尔·马丁①会在几年之后当选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后来又成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U．S．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主席，因而变成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人物之一。我刚刚在1965年7月2日的《时代》（Time）杂志中读到比尔·马丁在上个月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简短地谈到1965年股市与1927年股市的某些相似之处使得纽约交易所股票交易减少340亿美元。　　编辑米德与马丁要求我们的论坛向他们的杂志投稿。我写了篇题为《稳定的通货恢复》的文章，阐述了我的商品本位货币计划。（当时“通货恢复”成了个时髦词，它指的是从通货紧缩回复到正常状态，而没有走向其反面，再引起通货膨胀。）这篇文章于1933年在《经济论坛》第二期上发表。这是我的商品本位货币制第一次正式向公众亮相。　　③汤森（Townsend，1867-1960）：美国医师，倡议建立老年养老金制度，促成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1935）。——译者①比尔·马丁是威廉·马丁的昵称。　　在我想出这一计划后的30年里，我出的点子既使我高兴也使我失望。刚开始时，我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极度兴奋的时期。在1933年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大卫·波德尔律师已使他的同学、当选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兴趣，并作为反危机计划的一部分在华盛顿得以认真研究的时候，我的心情一度非常激动。新总统就职演说里的某些东西使我觉得他赞成商品本位这个想法。很自然，我未免洋洋自得，有些飘飘然。我把自己看成美国经济也许甚至是世界经济德高望重的救星。但是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大约两年后，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一位名叫路易斯·比恩的重要官员前来拜访我，他是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麾下著名的统计学家和政策顾问。罗斯福建立了一个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支持农产品的价格，该公司已经买进了数额巨大的各种农产品。比恩在我的计划中看到这样一个方法：直接以农产品为后盾发行货币从而为农产品融通资金，而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又会刺激总体价格水平。他给了我不少鼓励，并提供了一些关于价格的有用资料，这些资料在我最后就这一问题写成专著时派上了用场。但是农业部并未对我的计划采取任何官方行动。　　很明显，华盛顿认为我的商品本位制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创新。当然它遭到了比恩的同事兼对手莫迪凯·伊齐基尔的反对，因为他另有得意的经济方案要兜售。所以这一次又是毫无结果——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成了一种惯例。据我所知，比恩从未公开赞同过商品本位计划：或许因为这样做对他来说不适宜。但他时时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甚至还寄给我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在著作中引用它们。　　有一次，比恩带我到华盛顿与亨利·华莱士部长会晤。滑稽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一些很小的细节还历历在目。当我走上富丽堂皇的农业部大厦主楼梯时，看到一幅描绘各种各样田园活动及欢乐场面的壁画。在它下面刻有一句以“Felixsi”开头的拉丁文：“噢，欢乐的农夫啊，你只知道享受你的好运。”在右下角印刻者写了这句散文诗的出处：Virgile，Géorgiques.（法语，意为维吉尔的《田园风光》。）我疑惑地问自己，为什么在美国政府大楼中会出现拉丁文题铭和法语人名。很明显的是，一位法国艺术家奉命制作这幅壁画，他也懒得操心用英语写出“维吉尔：《田园风光》”这几个字。华盛顿没有一个负责人注意到这种反常情况。这让人觉得这幢大厦的大门上似乎写着这样的名称：Département de l‘Agriculture.（法语，意为“农业部”）。　　（一个相似的小插曲：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UCLA）图书馆的墙壁上有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话：“Haec studia adulescentiam alunt，sene22ctutem oblectant．”（意为“学习使我在年轻时充实自己，在年老时慰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时，我感到震惊：他们竟把维吉尔当成这句名言的作者！如果连一所著名学府都不能区分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话，美国的文化已衰退到了何等程度？可怜的西塞罗，就在这篇名为《ProArchiaPoeta》的演讲（也就是该句话的出处）中，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追求死后的名誉，即便是那些写诸如《蔑视天国》之类的宗教文章的人也不忘写上自己的名字，以示自己是该文的作者。或许这个自负之极的演讲家现在能感到一些慰藉了，因为“维吉尔”三个字已从图书馆墙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正是他自己的名字。）　　我已完全记不得我同亨利·华莱士那次短暂会晤时的情景了。但可以肯定那次见面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想必是出于对我的安慰，比恩给了我一本欧文·费希尔的《稳定的货币》，那是费希尔作为礼物赠给华莱士的。这本书仍然在我的图书馆里。比恩后来成为预测竞选结果的著名专家，尔后又写了一本书，专门预测将来的股市波动状况。　　在1936年和1937年里，我写了一本书来阐述我对商品本位货币制的观点。1937年它以《储备与稳定》为题发表。在选择书名的时候，我想起了亨利·乔治那头韵体①的书名《进步与贫穷》。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储备与稳定》能与乔治的经典之作一样能在经济文丛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在这本书上花了不少精力。书中引用了不少其他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在附录里以一大串脚注的形式一一注明其出处。关于我所提议的以“商品单位”来表示价格变动，书里也提供了许多数学计算，这些计算是由我侄女完成的，她现在已是朱迪恩·普尔博士，一位血液学的权威。我首先请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替我出这本书，但他们婉言谢绝了。尽管麦克劳—希尔出版社有充分理由怀疑这本书的未来销路，他们还是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无疑是出于对《证券分析》一书获得成功的敬意——但条件是我必须自己负责第一版（2000册）中卖不掉的那些书，以确保他们不蒙受经济损失。这当然是一个不太荣耀的协议，但我还是立即接受了，因为我急着想出版这本书。有多少作者，为了出版那些他们自认为是思想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不得不做着同样的事啊！　　当这本书即将完稿时，另一个可能让罗斯福总统接受我的建议的方法出现了。赫尔曼·巴鲁克与他的兄弟伯纳德谈起了我的计划，似乎引起了这位伟大金融家的一些共鸣。巴鲁克将我请到他家里，让我谈谈我的想法。在他邀请我的时候，《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校样刚刚完成。我们谈得很好。巴鲁克说他确信这就是大家翘首以待的经济出路。他愿意与我联名提出这个计划，并将它尽快呈交给罗斯福总统。我答应在第二天下午给他送去一部校样。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着罗斯福与巴鲁克之间关于“格雷厄姆计划”的讨论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还在等待呢，因为我从未直接得到过任何一点回音。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的校样连同一张含糊其词的简短便条被送回来了。但后来赫尔曼·巴鲁克确实有些尴尬地对我作了答复：他的兄弟跟罗斯福谈过了，但是看起来罗斯福认为，他已向经济领域引进了那么多的新鲜事物，如果他再搞什么新花招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巴鲁克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由于我的计划既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也不能带来什么名望，所以伯纳德一句话也不说就放弃了这件事。我忍不住插上一句：“这正如他的为人。”　　①在英语中，相邻或邻近的几个字的字头发音相同叫头韵体，“储备”（Storage）与“稳定”（Stability）之间，以及“进步”（Progress）与“贫穷”（Poverty）之间都是头韵体。——译者我对《储备与稳定》一书的期望都表达在我那时写的一首十四行诗中，诗名叫《写在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的初次出版之时》。诗的开头是这样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乘着时间的翅膀，我的思绪百折不挠，反复琢磨，忘了一切……　　诗是这样结尾的：乘着羽翼，不幸的人儿直上云霄，他堕入伊卡罗斯海①而深深追悔，那追逐太阳的年轻人啊！　　也从天空一头栽落，而我——我将插上幸运的翅膀更高地翱翔，为人类去攫取新的普罗米修斯②神火。　　这样的比较确实有些矫揉造作；他们是以命运去打赌的，而命运的报复通常是一样的。每当我看到布鲁格海尔的讽刺画《伊卡罗斯之堕落》时，我就想起了我那首十四行诗。在这幅画的前部，你可以看到一个粗犷有力的农民正犁着地，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在画的远端画着一个很小的德狄勒斯的儿子③，他正孤立无援地堕入海中。　　研究院里许多经济学家赞成我的计划，他们说服我发起一场大众运动，使我的计划为公众所接受。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做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或者说需要一个负全面职责的人。我找到了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他的名字叫诺曼·伦巴德。有些人断定那是个笔名，可能取自莫塔古·诺曼与伦巴德街这两个词，但我们这一位实际上一生下来就是用这好听的名字的。尽管我记得他与一名学校教师结了婚（这无疑对他是大有帮助的），但关于他是如何谋生的，我却一无所知。他在稳定货币协会（Stable Money Association）中曾与费希尔有些交往，后来又组织了几次月度经济讨论会。我们成立了一个经济稳定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Stability），我任主席。听起来我们的会名是在模仿闻名遐迩的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是在他们之前取这个名字的；正如“百事可乐”其实要比“可口可乐”更早一样。我们寄出些文字资料及空白会员申请表，设法吸收了50多位经济学教授参加我们的委员会，其中有很多是名教授。尽管大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使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取得值得一谈的成果。我很快认识到一项新的经济建议是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财政支持的，除非它会对特殊团体立即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像关于老年人养老金的汤森计划那样；或者情况已到了危急关头，任何关于大规模解救计划的思想和口号都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像经济大萧条中采取的措施那样。从法律意义上说，经济稳定委员会而今依然存在，甚至在它的银行户头里大约还有1000美金，但实际上它已约有20年不活动了。　　①②伊卡罗斯（Icarus）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伊卡罗斯用蜡与羽毛做成的翅膀逃出克雷特岛，却因太靠近太阳而使翅膀融化堕海而死；普罗米修斯为人类从天上盗来火种，因而受到惩罚，被缚于高加索山上，他的肝脏每日受到神鹰啄食。——译者③指伊卡罗斯，因为其父是在克里特岛建造宫殿的希腊著名工匠德狄勒斯（Daedalus）。——译者整整一年里，每逢星期天，我都会翻开《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第一页，看看是否有哪位著名经济学家称赞《储备与稳定》是经济危机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毕竟《纽约时报》对我的《证券分析》一书所作的评论是非常出色的，而这本新著比那本书重要得多了。但很显然《纽约时报》将我的书仅仅当作这一“令人乏味的科学”领域里的又一次寻常尝试。他们将这本书列入新书行列——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但并没费心作任何评价。我非常失望；后来几本经济杂志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几篇长短不等的文章（尽管它们发表时已很晚了），我总算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令我极其高兴的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终于对我的著作发表了书评，在同一期上还发表了我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篇文章。书评的作者是另一位格雷厄姆——弗兰克·D·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对我的书深表赞赏，甚至可以说是作了热情洋溢的赞扬。后来他成为我的思想的热心传播者。他在《社会目标与经济机构》一书中大声疾呼要实行商品本位货币制度。　　不用说，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原本没有任何关系。但通过书评之后的交往，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成为格雷厄姆—纽曼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之一。由于我们同姓，这给关注商品本位制的那些经济界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有些作者认为我们是同一个人，有些则认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关系。直至上个月还有个坎布里奇大学的教授（他也是商品本位制的坚定拥护者）对我说他老是认为弗兰克·格雷厄姆与我是兄弟。在我关于这一课题的第二本书中，我用脚注的形式表达了我对弗兰克·格雷厄姆所给予的支持的感激之情，并说道，我对经济界辨不清我俩名字这一混乱现象感到很高兴。由于弗兰克·格雷厄姆曾在加拿大当过古典文学教授，我引用了贺拉斯①的一句话，并作了些修改：“Ambos una manetlaus”实际上贺拉斯的原话是很悲观的：“Omnes una manetnox．”——即“黑夜在等待着我们”，我把它变成了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荣誉在等待着我俩。”（我还加上了“我希望”这几个字。）在一封雅致的便信中，弗兰克·格雷厄姆对我寄给他的书及书中对他的评价表示感谢，并谦虚地写道：“La us（荣誉）只属于你一个人。”他赞成我的观点，又与我名字相仿，以至于后来带来了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提出这一思想的到底是哪一个格雷厄姆？　　我记得有一次受弗兰克的邀请，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关于商品本位货币的教师学术讨论会。那天晚上我穿着件借来的教师制服，坐在大厅的教师餐桌上就餐，进餐前还聆听了用拉丁文朗诵的祈祷诗。我忍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慨：在这充满维多利亚时代氛围的大学里，一群现代的经济学家正在努力超越亚当·斯密的经济教条。当晚，我住在弗兰克家，认识了他那高雅谦和的妻子。　　弗兰克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那笔小投资是以他妻子的名义进行的。在他去世之后，他的遗孀让投资继续下去。几年后，她从欧洲寄来了一封令人动情的信，她说对我们非常感激，她全靠我们的投资基金，才能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并以她乐意的方式度过她的余生。　　在《储备与稳定》出版后的几年里，不少知名度不等的经济学家对我的建议发生兴趣并表示支持。我的一些好朋友坚持认为，该采取行动让商品本位制这一思想流行起来。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只有两条途径才能使我的建议成为现实。第一，再发生一次全球性大危机，程度如1931—1932年那次一样，或者如1921—1922年那次也可以，只有这样，全世界的经济领导人才会接纳新思想，在一大堆可能途径中找出一种激进的新办法，以解决丰裕中的匮乏问题。第二种可能的途径是发生一场纯粹的货币危机——例如由于国际储备不足引发的危机。可以想像，在极端需要国际储备时，一些金融政策顾问就能理解商品本位制的总体优越性了。如果专业人士认为到了该采取一种更新、更完善的货币制度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可能被认为是同类思想中最出色的。而另一方面，我对通过宣传运动就能把我的具体想法兜售给普通大众这个看法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且我也不认为只要取得了大众支持——例如对汤森计划的支持——就会对那些经济—金融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　　①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古罗马诗人和讽刺家。他的《歌集》和《书札》对西方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译者　　尾声　　本杰明·格雷厄姆在63岁时的自述　　1957年5月　　本有许多忠诚的朋友，几乎没有冤家，但是也没有一个是亲密知己，由此可见本的性格特征之一斑。下面我们来研究他的内心世界以探索这个现象的原因吧。小时候，他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难以对付、富于幻想，并且非常敏感。他小心翼翼从不伤害别人，所以不能理解为什么别人，包括深爱着他的人在内，常常会若无其事地伤害他，甚至出于恶意。他年纪很小时就开始工作了，既勤奋又认真，简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自己事，把淡泊禁欲作为神授的生活准则。　　十五六岁以后，本的性格完全形成了。从外貌看，他仪表堂堂，令人羡慕。他充满青春活力，具备了所有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美德：勤奋、稳健、值得信赖以及其他许多优点。他的“高贵者行为理应高尚”的看法更增强了他那善良的本性。这是因为他始终觉得自己能有聪明才智是件很幸运的事，同时他也渴望留给世人一个好印象。出于对自己智力的自信，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要体面地做好每一件事以获得成功。　　本对别人的批评反应极其敏感，使他性格形成了两个显著的、几乎可以说独有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为了避免任何指责和非难，他竭力把事情做得既体面又讨人喜欢。另一个特点是：他不愿意评判别人，甚至于逐渐变成绝不愿评论他人。对周围的人，他有一个理想的交往方式。他始终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极其耐心，避免和外界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如果会伤感情，哪怕是笼统的争论他都不参加。　　随着年龄的增长，本杰明在任何领域本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的判断力使他深信自己的行为决不能仅仅听命于常规和偏见。当交往中的繁文缛节只使他违心地行事时，他逐渐觉得有点厌烦。但这也仅仅是表面上有所改变，并没有影响他与周围环境的本质关系或反映出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已有什么变化。　　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并不像他早年所渴望和期盼的那样处理得很成功。比较而言他和女人的关系处理基本上欠妥。纵观他的生活，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吸引他的或是他所喜欢的女人。在他度过了早期一段清教徒式的生活后，他的性生活也不匮乏或单调。在他看来，自己和女人之间的麻烦仅仅是因为女人们怀疑他的优秀品质，特别是怀疑他的好脾气和才智。反过来，本对他身边的女人也产生了反感和非难的情绪。部分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会，部分可能出于他本人的想像，本认为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可理喻、颐指气使，对他的和善和耐心不领情，而且一意孤行地窥探他私人生活的禁地。　　直到晚年，本才遇到一位心地善良、性格温和、气质高雅的女士，而这些优点在别的女人身上他从没看到过。在她面前，本觉得他能敞开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须像对其他人那样处处提防。在这位女士的影响下，他平生第一次怀疑他是否应对外界持有防范戒备之心。自从大学毕业以来，为什么他认为没有一个人，不论男人或女人真正地在思想感情上与他打成一片呢？为什么他不曾有亲密的伙伴或真正的好朋友呢？　　本重新反省自己的性格。他发现自己不太会阿谀奉承。不过也看到了自己宽宏大量的姿态掩盖着自满、自私、势利及某种矫揉造作，看到了平静的外表掩盖着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本的第三任妻子曾说他很仁慈，但他算不上一位大丈夫。这句话的确一针见血。实际上，他缺乏真正的同情心，也不能真心地去分享别人的快乐和分担别人的悲伤。他对信念的执著，对艺术创作的激情，对有利于自我发展的事物的关注，以及对自身荣誉的追求，都完全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他抱着坦诚的谦逊冷静地对待表扬，但是这种谦逊本身就是他自豪的一种体现，并且与虚荣毫无区别。他的正直和诚实如同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的一样是“人们潜意识中的正直和诚实”，被他的自我优越感所掩盖。与兰多①一样，本不和任何人竞争，因为没有人值得他去竞争，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他只把本人作为知己和精神依托。　　他的平易近人出于自然而然、持久不变，实质上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第一天性是对别人敬而远之。本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性格中的这一点。他觉得应当少一点优越感，多一些人情味。一位新结识的女士进入了他的生活，大大克服了他的缺陷。从60岁起，他又一次全面开始发展感情。他深信“爱不再是生活中的一种经历，而是生活中特有的体验”。他想起在大学二年级时写过的一首诗，诗中洋溢着第一次热恋的激情。现在，这种已逝的激情再一次涌现在他的眼前，并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激情三月的冰雪将小溪封锁囚禁，小溪静静恬睡，停止了它的银铃般的歌声。　　我的心中充满着激情，但无法放怀畅叙，笨拙的口舌啊，使我沉默不作声。　　看啊，冰雪融化在春的气息中，小溪重新响起悦耳的音乐声。　　爱的温暖啊，紧紧包围着我，我要放开歌喉，大声歌咏！　　本杰明·格雷厄姆80岁寿诞时的演说1974年4月11日最亲爱的玛洛、维克多哥哥和儿孙们，亲爱的来宾们，欢迎你们来到“拉乔勒”参加我的80寿辰庆典。首先，我要感谢女儿玛乔里安排了这次聚会，感谢我的哥哥维克多把我的部分诗作结集出版作为送给我的精美礼物，也感谢各位来宾为出版我的诗集而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在小时候认为马克·吐温身穿白色礼服，满头卷曲白发，仪表堂堂。有一次他同意只要不请他发言他就出席宴会。但当他在宴会上亮相时，在场的人们坚持要求他作演讲。马克·吐温盛情难却，最终他站起来，用悲伤而又缓慢的语调，作了如下发言：“亚历山大大帝已经作古，尤利乌斯·凯撒已作古，拿破仑已作古——而我也已感到自己行将老朽。”话毕，他就坐下了。　　①兰多（Landor，1775—1864）：英国诗人、散文家，代表作为多卷本散文著作《想象的对话》。——译者我也可以这样说“我已感觉到自己行将老朽”，并且我也将坐下。但在落座之前，首先我要表达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们杰出的欧文（玛乔里的丈夫欧文·杰尼）在给他的岳父生日有点溢美的颂词中，提及我在几个月前写的一篇评论《尤利西斯》的小文章。《尤利西斯》这篇故事以及尤利西斯本人的性格在我的孩提时代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令人奇怪的是，尤利西斯的性格与我十分不同，但《奥德赛》一书却对我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尤利西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和掠夺者，而我的一生中，从不与任何人争斗，也从不掠夺。尤利西斯的行为诡计多端，说话闪烁其词，而我始终对自己的诚实坦率引以为豪。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尤利西斯深深地吸引着我，正像他深深地吸引着2500年以来不计其数的广大读者一样。　　不久前，我阅读了《奥德赛》，以我的业余文学评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奥德赛》这个故事极其精彩，但其中的诗歌大部分是二流水平。如果在荷马史诗中，有一句可以引用的好诗，那么我可以在维吉尔诗作中相应地找出20句以上。荷马和维吉尔相比，我认为后者是一位更好的诗人。虽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但我仍坚持己见。（也许丁尼生①与我的观点一致，因为他曾把这位罗马诗人称为“人类思想凝聚成的万能方法的使用者”。）　　虽然尤利西斯曾是我喜爱的偶像，但继他之后，又有一位生动鲜明的人物深深地影响了我。很巧他与我同名。此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有着我所敬佩的各种品质：聪明、务实、创新、幽默、善良以及能宽容别人的过失。但在与女人相处方面，我有着与他相同的弱点（当然并不是我刻意模仿）。如果我的生活（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成功）能稍稍和他相提并论的话，那么我将十分欣慰。　　回顾我80年的经历，对比年轻时和年老时的世界观，我感触颇深。年轻时，我总是对自己的前途十分悲观，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挫折、灾难和失望。但是我对世界的未来却满怀信心。我深信，科学的发展将会大大地促进社会朝着和平方向发展，并且每个人都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80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情况完全颠倒了。我自己的事业卓有建树，生活美满，而世界却迅速地向着末路发展——正如在歇洛克·福尔摩斯①乘坐着双轮双座的出租马车绕着伦敦飞奔时人们常说的一样。按照今天普遍的想法和说法，坐在桌边的我的10个孙子应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承担起治理世界的重任。对这些孩子来说，那是传奇般的2000年到来时你们要承担起的巨大社会责任。尽管我有点怀疑你们能否办到，但我仍祝愿你们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现在，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最后一个话题，或许这个话题更加令人感兴趣。我要说，我的生活中至少有一半的乐趣来自于精神世界，来自于美好的事物和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的魅力。对每个人来说，这些东西都可轻而易举地得到，无须付出代价。在此过程中，一个人只需要拥有初始时的兴趣以及稍加努力，就可以欣赏到在我们身边传播的精神财富。儿孙们，如果可能的话，激发你们的兴趣，坚持不懈地努力，一旦你们进入了这个领地——文化生活，就决不要放弃它。　　①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①福尔摩斯（Holmes）：英国作家柯南道尔所著侦探小说中的神探。——译者在为诗人阿基亚斯②进行辩护时，西塞罗作了一篇著名的诗文，高度颂扬了高尚的学习给人类所带来的益处。现在我为你们朗诵该文的部分片段，先读一句拉丁文，接着用英文翻译：Haec studia adulescentian alunt，senectutem oblectant…　　（学喜，滋润着年轻一代，抚慰着暮年老人；学习，使我们的前景光明，在逆境中给予我们保护和安慰；学习，使我们在家生活充实，在外行动自如。）　　Pernoctant nobiscum，peregrinantur，rusticantur．（学习陪伴我们度过了漫漫长夜，学习陪伴我们历经长途跋涉，学习陪伴我们踱步于田野乡村。）　　我常常想，这篇意味深长的颂词，同样也可以献给那些善良活泼的女士们，特别是献给生活在我身边并为我所熟知的那些女士：“我亲爱的妈妈，她辛勤地抚育了我的成长；我珍爱的玛洛，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的晚年生活。”“Pernoctant nobiscum”：经常是这些女士而不是学习陪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是她们陪伴我们历经长途跋涉，是她们陪伴我们散步于田野乡村。　　此时，我选择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最后一段作为我的结束语。这一段落在格雷厄姆家族中深受喜爱，常常反复吟诵：来吧，朋友，追求美好的生活永不嫌晚，为寻找新生活，行动起来吧，不要贪图安逸，去摧毁一切障碍。　　我的理想支撑着我，乘一叶小舟，迎着落日的余辉，沐浴着西方的星辰，前进，直至我生命终结。　　或许，我将被大海吞噬，或许，我将到达幸福的彼岸，瞻仰到伟大而又声名赫赫的阿基里斯，尽管要承受风雨，须坚持不懈，尽管在暮年我们不再强壮有力去撼动地球，撼动天堂，但我们始终跳动一颗不屈的心。　　岁月、命运使我们步履蹒跚，但坚定的信念依然激励我们去奋斗、去探索、去寻求，永不低头。　　②阿基亚斯（Archias，约公元前190—？）古希腊诗人。——译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