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大学的最后一个月中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首先是哲学系系主任伍德布里奇教授邀请我到教师俱乐部共进午餐。他建议我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工作。紧接着，霍克斯教授代表数学系向我发出了同样的邀请。令我惊讶的是，了不起的霍厄斯金教授也要我到办公室与他谈谈。他感到我能成为英语系的一名好老师，而且我会发现大学教师是个非常舒适的职业。尽管初始工资很低，提升很慢，但是大学里有无数其他东西让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更好地说服我，他讲述了自己那段引人入胜的经历：开始时的讲师生涯，早期的婚姻状况以及随后的经济拮据。 不用多说，这么多的邀请自然既使我洋洋自得，又使我困惑不安。然而当我与校长凯佩尔谈论此事时，他建议我暂缓作出决定。他强烈地倾向于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送入商界，而不是将他们关在象牙塔里搞学术研究。或许他能为我指明方向。 几天后，当我们在校园里碰到时，凯佩尔告诉我：“昨天我打电话找你，但没有找到。真是太糟糕了。你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先生，是什么机会？” “诺曼·安吉尔先生昨天在我办公室里——你该知道他的，他是《大幻觉》一书的作者。他今天早上从这里出发，到整个欧洲开展一次新的和平运动。他想找位年轻的助手，我推荐了你。但由于找不到你，他只好自己走了。” 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失去了一次与这位杰出的作家兼演说家结伴作不寻常旅行的机会。后来我却想：幸亏那个电话出了毛病。大约两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那时我和安吉尔可能正在英国。作为一名英国人，我有可能应召入伍，随即到比利时的佛兰德战场去冲锋陷阵。这对我的和平使命是个多大的讽刺啊！ 我有个朋友名叫弗赖德·斯威德，他开了家规模很小的广告代理公司。他认为我能成为出色的广告撰稿人，所以建议我到他办公室来试一试，挣些微薄的薪水。既然我的学业已经结束，离毕业典礼又有段时间，所以我很高兴有这样一次机会。他的主要产品是“卡波娜”，一种很有名的不会燃烧的清洗液。我开始编撰一些广告语，并着手设计其他广告。我想，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卡波娜——让一切污痕无影无踪。”在我写了类似的一些广告语后，我写出了经典之作——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位威诺纳姑娘，她从未听说过卡波娜。 她开始洗东西，却用了一罐苯①，现在她可怜的父母要为她的灾难而痛苦悲哀。 ①苯：易燃易爆的化学品，这里用苯的易燃易爆性来衬托“卡波娜”的不可燃性。——译者当我将打油诗交给斯威德时，他兴奋异常——这种兴奋只有在广告人身上才能见到。他戴上帽子，冲向卡波娜公司的办公室。他要让公司总裁威恩斯坦先生看看我的大作。我忐忑不安地等着。半小时后他回来了——但神情沮丧。 “有什么不对劲吗，弗赖德？难道威恩斯坦先生不喜欢这首打油诗？” “他非常喜欢，看了这诗后他差点笑得转不过气来。但他接着告诉我这诗不能用。” “这是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们的整体广告策略是让人们对其他洗涤品的易燃性感到恐惧，从而促使人们购买卡波娜。这首打油诗使人们发笑，因此会抵消其他广告的效果。太糟糕了，本。我觉得这首诗非常好。” 我不知道威恩斯坦对这首打油诗的评价是否比斯威德的判断更确切。但我确实知道我非常沮丧，并准备找一个比广告撰稿人更可靠的工作。 我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奖学金的竞争，该奖金金额为每年150美元，这在当时并非小数目。我想那时有5名竞争者。科辛·罗在他毕业那年获得了该奖学金；出于某些原因，家里人认为我肯定也能像罗那样获得奖学金。他们如此肯定，我记得罗的哥哥甚至想用100美元的现金同我交换可能到手的奖学金。我告诉他，他高估了我的能力，或者是低估了我的竞争对手。（那年我们有一群真正的数学疯子。）事实证明我的朋友J·J·坦佐拉赢得了这笔钱——他废寝忘食地钻研数学，后来成了数学教授。我排名第二，对此我有点失望，但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毕业典礼仪式上，我还得知我在第一项奖学金竞争中也排名第二——这项奖学金授予整个大学生涯中平均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得到的唯一安慰是，我的名字很荣幸地出现在获奖者名字的下面。 尽管遭受了这些挫折，我还是很荣幸地被选入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Phi Beta Kappa）。这是个让人梦寐以求的荣誉，而且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今后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帮助。但我与另一项荣誉却擦肩而过，这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或其他复杂原因造成的——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数学系的老师似乎打算提名我加入西格玛·西联谊会（Sigma Xi）——这是技术领域（主要是工程领域）受人尊敬的团体，就如人文科学领域的费·贝塔·卡珀联谊会①一样。如有老师的提名，我的入会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间已经够长，马上就要毕业了，因此他们把我的提名推迟到了第二年。但这已经太晚了，因为章程不允许学生毕业后再当选该学会会员（我是后来从霍克斯教授那里得知这一纰漏的）。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凯佩尔又把我叫到办公室。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一名会员由于儿子功课实在太差而来见凯佩尔，并在交谈中要他推荐一名最优秀的学生去做债券推销商。凯佩尔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纽伯格先生，还着实把我夸了一番。凯佩尔认为华尔街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广阔天地，我应该认真考虑这次机会，而不应该留在大学里教书。我答应去会见纽伯格先生，见面时间定在次日下午3点15分，到时他会从交易所赶来与我面谈。这家公司的名称是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NH＆L公司），公司地址在百老汇街100号。 ①这两个团体均是美国全国性荣誉协会，会员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美国大专院校学生。——译者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早早地赶到那里，在三一教堂的大钟前面徘徊着，等待着指针指向3点10分。然后我穿过马路，走进美国证券大厦底楼狭窄的过道。我被带入萨缪尔·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一位相貌堂堂、身体肥胖、满头白发的男人。虽然他实际上只有50岁多一点，但我觉得他已经很老了。寒暄一番之后，他把我引荐给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H·纽伯格先生（A·N先生），真正的面试便开始了。 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我很快就发现实际上他是公司首脑和灵魂）与他哥哥一样高大、英俊，但头发不是白色而是灰色。他讲话时充满激情和权威。他问我有关经济学的学习情况，我只好承认根本没学过——主要是因为我在美国捷运公司上班。然而使他满意的是，我还是知道股票与债券之间的区别。他说尽管我缺乏专业训练，但既然凯佩尔校长推荐我，他就收下了我。他又问我的一般经济状况怎么样？我回答说，我的经济状况很差，我必须依靠工资养活自己。“那么，”他说，“通常我们给年轻人的初始工资为每星期10美元；但考虑到你的需要，我们给你加一点，每星期12美元。你应该明白，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通过销售债券与我们一起赚大钱。”他说，华尔街给正直诚实的人提供了无限机会。我只是从人们的传说和小说中了解到华尔街是个充满奇迹、激动人心的地方。我急着撩开它的神秘面纱，急着领略它的惊涛骇浪。于是我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同意从下星期起开始上班。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用他那长长的手指指着我，像个部长似地严肃地说：“年轻人，给你一个最后的忠告：如果你投机的话，你会赔钱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随着这句类似禁令的话，面试结束，“交易”完成，我的终生职业就此一锤定音。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的：我先在内勤办公室待上几个星期，跑跑腿、帮帮忙，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业务。随后我将到债券部学习如何销售债券。那时的华尔街不像今天这般运转流畅，大量买单和卖单需要交换（配对）、大量的证券需要交割，大量的支票需要检验，以及大量类似的邮差活需要完成。我首先在交割部工作，然后转到委托部，后来又转到了簿记部；在这些地方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在我做跑腿员的第一个星期，出纳员给我一张支票，让我到国民花旗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去验证真伪。“你知道花旗银行的地址吧？”我看到了支票上的地址——华尔街55号——所以我回答“当然知道”便出了门。过了华尔街49号后，我到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大厦，显然这就是我要找的银行。但为了确定起见，我开始在墙上找名字和地址。我围着这幢四方形大厦转了两圈也没找到名字和地址，于是我决定放弃努力，还是问问路人。当然，这就是国民花旗银行；他们认为自己名声这么响，根本不需要在大门口挂上门牌。 对于当时金融业中处理大资金时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我深感震惊。当支票检验完毕并准备归还时，窗口的职员会大叫一声“纽伯格”或“康特德”或其他公司的名字。跑腿员马上走近窗口，说：“纽伯格的支票。”然后一张可能价值50万美元的纸头便交给了他，也不需要来人提供任何身份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对股票票证的草率处理。当我正准备离开电梯给客户送股票票证时，另一名跑腿员会跑过来对我说：“你是去萨托利斯公司吧？”“是的。”“那就请你帮我把这些股票捎给他们，多谢了！”接着他便把一捆股票票证塞到我手中，转身便跑开了。然而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荒唐，但在支票和证券处理中却很少发生差错。但是我能理解，今天的交割方法同我那时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尽管在经纪业中人们处理大资金时漫不经心，但我惊奇地发现那些富人竟这样吝啬小气。有时当我走进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办公室时，我会发现他正在往外寄支票以支付个人帐单。他用已经贴好邮票、印好地址的信封来寄这些支票，这些信封是他代理其他公司开年会时拿到的。阿尔弗雷德·纽伯格把印好的地址划掉，写上新地址，这样就节约了2美分的邮资。他很满意地评价道，浪费信封和邮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一个大富翁所表现出来的吝啬实在让我震惊，让我伤心，特别是我一直对阿尔弗雷德·纽伯格的智慧与决断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问自己：“这样一个每天给银行开百万支票的大人物怎么会为了节约2美分的邮票而投机取巧呢？”我做这种事还情有可原，因为每分每厘对我都很重要。不过当时我非常小心，没让任何人知道我的想法。 现在距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已近半个世纪了。经过几次严重挫折后，我积蓄了不少财富——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华尔街的雇主们。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富人对待钱财的心理。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寥寥无几。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对钱的态度是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天生的性格，生存的条件以及某些关键性经历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非各种经济因素限制大把大把地花钱，一个出生于奢侈浪费之家的人很可能将奢侈之风继承延续下来。如果这样的人由贫变富，他很快就会甩掉先前约束他的枷锁，成为一个真正花钱无度的家伙。他从不担心自己的财富会耗尽。 然而，大多数孩子并非天生就有节俭或奢侈的本性。他们的态度及他们将来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的环境所决定的。即使他们的家庭很富裕，父母还是能够通过言传身教以及惩罚等手段使他们变得勤俭节约，甚至是小气吝啬。作为年轻人，他们在处理小金额的钱财（特别是每星期的零花钱）时，就养成了这些习惯。当他们后来继承大笔财富时，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往往对小事情过于斤斤计较，而对大事情则显得粗心大意、慷慨大方甚至是挥霍无度。那些生于富贵之家、在奢侈环境中长大的人，当然会很轻易地继承花钱时的潇洒气概，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他们的环境相称。 区分以下三种人是很有用的：第一，真正的吝啬鬼；第二，狂热的讨价还价者；第三，由于条件所迫而形成的小气。真正的吝啬鬼永远都是贪婪无度——他有积累（不必要的）财富的本能冲动；而且他神经质似的反对任何花费。第二种人中包括了许多成功的商人，由于受习惯的推动，他们不可理喻地不停努力工作、不停赚钱。他们往往将生意场上“价格要找最好的”、“砍价要狠心”这些原则应用到个人支出上。这些人实际上根本不是小气鬼，因为他们崇尚高消费，他们从拥有劳斯莱斯轿车、拥有大游艇或拥有名贵珠宝中获得胜利的快感。但他们的劳斯莱斯轿车是打折买来的。 然而第三种富人最有意思，因为他们性格非常复杂，身上充满了令人困惑不解的矛盾。这些人或是出身寒门，或是在早期生活中体验过贫困的滋味——就像我一样。生活的拮据曾经迫使他们数着分币过日子。（我仍记得当时我有一只小圆筒，这只筒曾是用来装范霍登牌巧克力的。筒口刚好能让我的分币装进去，我经常要数一数有多少分币，看看我有多少财富。）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进入潜意识中，它们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做出种种不合情理、令人羞愧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总是围绕在小数目金额上，与大的开支或礼品却毫不相关。他们孩提时能支配的金额大多在1美元以下，最多不超过几个美元。上百美元甚至是上千美元对这些孩子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因此他们没有养成如何处理这种大金额的习惯。 因此，一个典型的经历过贫困童年的富翁（就像我一样），他的消费行为显得反复无常、荒唐可笑。对于大金额的支出，他会随随便便，甚至显得有些铺张浪费；而对于小金额的支出，他则不得不与自己根深蒂固的吝啬性作斗争。以我本人来说，我的吝啬行为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反抗。首先，我完全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并决心以我的智慧和意志力尽可能地解决它。其次，我对他人对我行为的反应是非常敏感的——至少在日常生活中确是如此。我不知道这种性格总的来说是好还是坏。但从节约小钱这个角度去考虑，它的效果很不错。如果我认为有人正在注视着我，我是绝对羞于露出自己的吝啬本性的。 当只有我一个人时，我便放纵自己，让那些孩提时养成的吝啬习惯通通暴露出来。即使在这些时候，我还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个很好的借口。例如在纽约，当我与他人一起走时，我都是叫出租车的；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宁愿去乘地铁。对此我有两个常备的理由：第一，街道太拥挤了，乘地铁比乘出租车要快得多；第二个理由是，在地铁中我可以读读报纸，而在出租车中却不能读报。然而信不信由你，我会忍住不去买报纸，心里对自己说：拿张报纸到处走实在毫无意义。或许我不愿意花小钱的习惯正是我从不抽烟喝酒的原因所在。 同所有的华尔街新手一样，我对场外市场（Curb Market）抱有浓厚的兴趣。场外市场多年来一直在布罗德街（Broad Street）上，是块用绳子围起、大约20平方码的空地。无论刮风下雨，场外市场的经纪人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露天交易。下大雨时，他们都穿上油布衣；冬季天气冷，他们会戴上耳套。许多经纪人戴着色彩艳丽的帽子以便指令员找到自己。这些指令员在附近大楼的窗子里俯视着场外市场，他们和经纪人通过复杂的手势不断交换着指令和信息。虽然场外市场远不如纽约股票交易所重要，但那儿也在交易许多一流大公司的股票，以及大量其他各种各样公司的股票。成交量经常很大，每天有几百万美元的成交额。尽管场外市场的硬件设施显得古怪可笑，但它的运转却很有效率。10年后，场外市场搬进了一幢位于三一教堂广场西部的新大厦。又过了20年后，这些保守分子将纽约场外市场（New York Curb Market）改名为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原名过于谦卑，新名则过于张扬。但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叫它场外市场，他们对布罗德街上那些滑稽的红帽子还有些念念不忘。 做了四个星期的跑腿员后，我来到了债券部。债券部单独占一间房子，四周无遮拦，与客户室及报价台只隔着一条走廊。在我到来之前，债券部的成员包括两名年轻的债券推销商，他们从大学毕业已有几年，经验比较丰富。其中之一是丹尼尔·罗勃，公司合伙人杰克·罗勃的外甥。丹尼尔皮肤黝黑，背有点驼，工作非常卖力，为人十分严肃。另一位是哈罗德·罗斯——他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个子高、身材匀称、英俊潇洒、金发碧眼，是个出色的游泳运动员，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花花公子。不久他便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的座右铭透露给我：“能使别人替你做的事自己千万别去做。”他成功地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几乎所有工作上。他总是能让别人替他干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命运给这两位年轻人安排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位感情丰富、几乎将自己全身心奉献给工作的丹尼尔·罗勃与公司的爱尔兰籍接线小姐结了婚，后来在20年代的投机生意中输得倾家荡产。而那位泰然自若、从未真正忙于工作的哈罗德·罗斯则继承了他父亲的财富，成为一家大证券公司的合伙人。这实在是对传统道德的玷污。 我要同时完成两项任务：第一，尽可能多地学习债券知识；第二，在债券部中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丹尼尔和哈罗德几乎每天都要给那些可能的债券购买者发送债券推荐表，而我的主要工作是给表上的债券作一简单介绍。即便是在空闲时间，我也认真自学债券知识。我给自己准备了一本活页笔记本，在每一页纸上我都以便于记忆的形式记下某种债券的一些重要数据。经过这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本黑色笔记本的模样，以及其中的某些内容。第一页的内容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公司，总额4000美元，1995年到期，年利率15％。”当时我肯定记录了上百种债券的数据。我将它们的发行规模、利息率、到期日期，以及留置权条款一一默记在心。现在我已经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些内容记住，实际上我可以很方便地从债券说明书或笔记本上得知这些内容。毫无疑问，这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开始时我背得很成功，后来这些债券内容在我的大脑中完全混淆了起来，于是我便把它视为一项糟糕的工作，不再做了。但在几个月后，我却惊奇地发现这些数字仍历历在目。我几乎成了“铁路债券的活动说明书”。 1914年7月，奥地利王储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被刺引发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纽约股市对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不大关注；大家以为这种紧张局面肯定会结束，就像几年前的阿加迪尔事件一样。这时我拿到了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徽章，我骄傲地用一根表链把它戴在马甲上。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不久前还是烟草商的兰斯特·纽伯格为公司的职员能有这样的荣誉深感震动。一个小时后他对我说：“本，我能否请费·贝塔·卡珀联谊会的成员为我出去买包烟？你知道我要哪种牌子。”于是我便受命跑了出去，徽章在我胸前乱晃着。 我所从事的最傻的工作之一是写市场报告。萨缪尔·纽伯格是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在闭市后他必须将当天的股市情况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要送到公司的发源地费城，以便使当地的客户相信公司在纽约的布罗德街和华尔街上表现很好。萨缪尔·纽伯格很不喜欢干这种琐事，于是他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他建议我看看以前的报告，并依此方法接着写下去。过了几天后，费城的那些老客户天天都要聆听新专家对股市的见解，而这名新专家接触金融领域的时间充其量也只有6个星期。 我永远忘不了在战火中毁灭前夕维多利亚世界的那段平静时光，那也是19世纪真正意义上的终点——19世纪的真正起点是在1815年。当时澳大利亚网球队正与美国网球队争夺戴维斯杯。纽伯格合伙人中的一位正好有第三天比赛的两张门票，但他有事不能去，便很慷慨地将票送给了我。我邀请了向来迷恋网球的弗赖德·格林曼，我们一起来到了那星期刚刚落成启用的森林山体育馆。第一天的两盘单打比赛双方平分秋色，第二天的双打比赛澳大利亚取胜，因此澳大利亚暂时领先。现在澳大利亚的老将诺曼·布鲁克斯将与刚刚从哈佛毕业的新秀诺里斯·威廉姆斯相遇。威廉姆斯是格林曼在哈佛时的同班同学。就是这次比赛的戏剧性场面，使网球这一温文尔雅的休闲运动从此变成激动人心的精彩比赛。威廉姆斯回球出界后输掉了前两局，看来我们已全无获胜的希望了。然而他却马上恢复状态，精彩的表演使他一举获得第三局和第四局的胜利。观众失去了平日的矜持；每当这位瘦长的美国小伙子获得一个分点时，他们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当威廉姆斯经过艰苦的拉锯战获得一个分点时，欢呼声响彻整个体育场，以至于比赛场上的布鲁克斯不得不扔掉球拍，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这一情景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官员们恳请观众平静下来，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凭借着他那必胜的信念、冷静的头脑和老练的技术，澳大利亚人最终获得了第五局的胜利。观众长吁短叹，十分绝望。当布鲁克斯戴着那顶奇怪的航海帽退出场地时，他经过置放闪闪发亮的戴维斯杯的桌子旁边，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银杯向观众示意。这时体育精神又回来了，观众对他这一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由长着一头红发的美国运动员穆里·麦克劳林与深得人心的安东尼·沃尔亭对垒。麦克劳林很漂亮地取得了5局比赛的胜利，但这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不久后，麦克劳林在法国战场上丧了命。 1914年8月初，熊熊战火开始燃烧。西方文明将从此毁于一旦吗？这是由于欧洲各国的首脑人物缺乏领导才能和外交技巧吗？或者这仅仅是国与国之间一系列战事之一？——这些战争最终并没有带来太深刻的历史伤痕，只有对那些为之战斗或在战火中死里逃生的人而言才是场灾难，令他们难以忘却。我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在不值得一提；其他人的思考更深入、更合理。因此，在这里我仅向大家描述作为一名纽约青年，对此事的一些粗浅看法。在一战的早期，同邻居们一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困惑和兴奋。 8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股票市场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紧张状态，但还没有到达恐慌的地步。战争的真正爆发使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深感意外。我们的股市发生了恐慌性抛售，政府随即决定关闭纽约证券交易所。其他交易所也立即随之关闭。现在的人只熟悉随后的战争热潮，因此他们觉得这次抛售浪潮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然而，引发这次抛售浪潮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原因。当时的欧洲投资者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国证券。战争爆发后，他们本能地感到：在战争期间身边的资金要比远在他乡异国的资产安全得多——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于是，这些国外的证券持有人突然大规模地抛售证券，这给美国当地的证券市场——当时，它们唯伦敦交易所（London Exchange）马首是瞻——带来了不可忍受的紧张局面，股票经纪人也乱成一团。或许，将当时的股市表现与25年后二战爆发时作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二战的爆发自然而然地再次引发恐慌性抛售。但几天后，美国公众就开始预见到战争订单将滚滚而来，于是就在1939年的同一个9月份里，股票市场又得到了显著回升。但对公众而言，这又是个骗局，1940年的法国沦陷打击了公众的投资热情，股市遭到了重挫。 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出那些触目心惊的标题：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对奥地利宣战；德国对俄国宣战；法国对德国宣战；英国对德国宣战。这些事情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很快就对这场世界灾难熟视无睹了，我们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上来。交易所关闭以后，我陷入沉思之中：我们的事业，还有我的工作，以后会怎样呢？整个华尔街几乎都无所事事，但是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裁减雇员，只是将他们的工资降低了。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丢掉饭碗，只是工资减少到了每星期10美元。 几个月后，有限的交易重新开始：交易价格不允许低于市场关闭前的价格。不久后，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战争订单开始不断涌入，经济马上由低迷转向繁荣。股票的交易限制取消了，战时的股市繁荣开始了。这一突然转变陡然使我们人手紧缺，因为许多雇员都已辞职不干了。于是我也到各个部门去帮忙。在某些繁忙的日子里，我会帮助报价室的职员张贴股票报价单。在做这项工作时，我得系上一条很重的皮带；皮带上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里依次分别装着1／8到7／8这些分数。在其他时候，我还要做电话接线员，或是帮助后面办公室里的职员干各种各样的活，甚至还要经常跑出去完成重要的证券交割任务。我的工资又升回到每周12美元。 一段时间后，我又回到债券部工作。不久，我便出去上门推销债券。这比推销照相优惠券或在衬衫前后挂着木板做广告可要舒服多了。债券推销商的上门服务似乎能使一般商人的虚荣心得到大大满足，因此尽管他们不买，他们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待我。 在某次上门推销中——这次推销与其他推销一样，没有任何成果——我的客户的客户进来打断了我的访问。我的客户指着我郑重其事地说：“请稍等片刻，齐尔契先生，我正与银行家谈话呢。”银行家！然而，事实上当时华尔街上的所有公司都自称为“银行家和经纪人公司”。我们的信头和支票上也都印着这些字样。我很喜欢这样一个故事：有位股票债券从业人员请油漆匠在他门上漆上“约翰·史密斯，经纪人”这几个字。他问油漆匠这需要花多少钱。油漆匠的回答是5美元，并说道如果愿意支付7美元的话，他可以漆成“约翰·史密斯，银行家兼经纪人”。史密斯立即回答道：“好的。谁不愿意花2美元就做个银行家？”（几年后，州法律再也不允许我们在办公用品上印“银行家”这几个字了。） 在开始的那几个月中，我同理查德·威尔斯塔特先生成了熟人。理查德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场内经纪人，他在我们债券部租了一张办公桌。每天下午，当交易所休市后，他会回来在办公桌旁待上一段时间。很快，他就对我发生了兴趣。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有点近视，留着范·戴克式的大胡子，说话时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事实上，他的兄弟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不用说，在情感上他是坚定的同盟国支持者。有几次他带我到名流如织的“共和党人俱乐部”一起吃饭。有一次，冯·伯恩斯托夫大使试图就德国问题陈述己见，却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另一次，日本大使向我们解释了日本为什么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的原因。而让我发生浓厚兴趣的是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年轻瘦长的约翰·珀劳伊·米歇尔讲述了他如何击败塔马尼·霍尔的经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我却成为他葬礼仪式上的一名仪仗队成员！ 由于从事债券工作的缘故，我开始详细研究铁路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我还刻苦研读这一方面的标准性教科书，劳伦斯·张伯伦的《债券投资原理》。这是本行文严肃的大部头著作。（我哪里想到将来有这么一天，我的教科书会在全国范围内取代它的地位。）在这些学习的基础上，我打算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Mis-souri Pacific Railroad）的财务状况作些分析，该公司1914年6月份公布的年度报告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很糟糕，财务风险很大，投资者不应该持有它的债券。当报告完成后，我将它交给自己的朋友威尔斯塔特，请他指教。他很欣赏这篇文章，所以又将它交给J·S·巴契公司（J．S．Bache and Company）的一位合伙人。这位合伙人告诉他，如果我有兴趣做这类工作，他们愿意将我招入巴契公司的统计部。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宁愿做一名“统计员”——那时也叫证券分析员——也不愿做债券推销商。因此，我便过去和莫顿·斯特恩先生见面。 他后来成为巴契公司的重要合伙人。经过一番面谈后我们达成如下协议：他们支付给我18美元的周薪，而我的工作是替他们写报告和回答客户的咨询——当然，这必须先获得我所在公司的同意。 这真是太妙了！我确信NH＆L公司肯定会很乐意放我走的，因为在债券销售方面我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佣金收入，公司为我支付12美元的周薪实在是不值得。但当我轻松愉快地向萨缪尔·纽伯格先生提出此事时，情况与我预料的截然不同。我怎么能够如此不忠诚呢：在公司替我做了这么多事后却想要离开公司？其他公司怎能这样厚颜无耻，想挖走他们的雇员？——这是违背股票交易所的规定的！“但是我认为自己对公司没有价值。”“这要由我们而不是你来判断。”“但是我天生不适合作债券推销商；我敢肯定我做统计工作会更好些。”“这很好。我们的公司也该有个统计部了，你就待在那里吧。”“那好吧，纽伯格先生，如果你真希望我留下来，我当然会很乐意的。”“这很好——我们会讨论你的工资问题，呆会儿让你知道结果。” 公司开会后，他们决定将我的工资提升到每周15美元——考虑到他们以前在我身上所作的无回报的投资以及其他原因，我也不指望从公司拿到更多的钱。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条件；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从此开始了证券分析员的生涯。几个月后生意兴隆起来，萨缪尔·纽伯格把我叫到跟前，他告诉我：我的工资已加到每星期18美元，因此我不必再感到待在公司里吃亏了。这样，我生涯中的巴契事件就此结束——除了几个月后发生的这件事：当我再次得到加薪时，萨缪尔·纽伯格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如果当时我真的离开了公司，他们就决定再也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人！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良师益友威尔斯塔特搬走了，因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虽然他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但我实在太忙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了他，由于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忽略了他，我感到不好意思见他，我便躲开了。第二天我们在路上又碰到了，他责怪我上次太失礼，见到他连招呼也不打一声。我感到非常惭愧，便一五一十地向他实话实说。他原谅了我的过失。我想，这件小事教会了我一些道理。如果你对朋友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然而然地你会避免与他接触——然而这会使朋友更加伤心。正确而友善的做法是：一有机会马上向朋友道歉，并弥补你的过失。 第八章 在华尔街的早期活动 命里注定我该在华尔街度过42个春秋，这可是我一生的全部从商生涯。我从经纪公司的跑腿员做起，直至成为一个大型投资基金的首脑，并且还担任了两个大商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些年来，我从别人的教诲和事例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尽管我所学的并没有使我避免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也没对我的成功有很大的裨益。（这种判断可能反映了一种潜意识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能使一个诚实谦虚的自传作者轻易地忘记人家对他的好处。） 我带着随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自行调整的正统学术观念进入华尔街。在学校接受的训练使我目光敏锐，做事深思熟虑，并具有判断能力。除此之外，我还具有一般理论家所不具备的两个优点：第一，判断问题轻重缓急的良好直觉以及避免在非本质问题上浪费时间的能力；第二，寻求实用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干劲，特别是创造新方法、新技巧的干劲。 如果说我有幸具备这么多的天赋可供我在财务分析中运用，那么我进入华尔街的年代对我来说同样是幸运的。我开始在华尔街做事时，投资几乎完全限于债券。普通股，除了极少数几种之外，基本上是被当作投机工具来看待的。然而，这时股票市场开始采取许多新办法来提高普通股的信誉，以使人们不再认为它和赌场差不多。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为了遵守交易所的要求，上市公司开始提供经营和财务方面的详细信息。财务公司也开始在他们的工作手册和最新出版物上以方便的表格方式向人们提供这些资料。另外，一些管理机构，如州际商业委员会以及各种公用事业委员会，也收集了大量关于铁路、煤气和电力公司的数据，公开供人们分析研究。 但是1914年时，大部分财务信息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弃而未用。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忽视这些数字，但也仅仅是带着一点点兴趣对它们作些肤浅的研究。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内部消息——有些内部消息与企业经营、新订单、预期利润等相关，而更多的则是关于股市操纵者的新举措和新计划——赫赫有名的股市操纵者该对每一重要股票的剧烈波动（不论是涨还是跌）负责。对于华尔街的老手来说，沉溺于干巴巴的统计数据中是件可笑的事，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股价变动的决定性原因是一套完全与统计数据不同的因素：全都是一些人为的因素。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重要的有工业公司的财政实力因为一战而大为增强——1914年之后，在普通股股票分析中，内在价值与投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新来者，我没有受到旧体制下那种扭曲的传统的影响，能够迅速地对金融领域中的新生力量作出响应。我比前辈具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良好的判断力（他们的智慧已受到经验的约束和削弱），从而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可靠的，什么是不可靠的；甚至能辨别哪些是诚实的，哪些是不诚实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发现了华尔街的一片处女地，即对证券价值作真正的、透彻的研究。凭着两个有利条件——即我自身的内在天赋和当时的有利时机——我的成功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不过，我的生涯中也出现了多次挫折。 这里有一个在刚开始从事金融生涯时发生的小例子：年老的沃纳先生由于经营不善被迫放弃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加入我们的行列，成为一个为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办事的客户经纪人。他头发花白，具有贵族气质，对人慈祥可亲，而他内心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那便是他的儿子阿瑟——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但却是一个严重的酗酒者。沃纳先生似乎仍然能准确无误地报出每种股票的最新价格，对市面上任何风吹草动的消息或者闲言碎语一清二楚。他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并曾经说服我拄根合适的手杖在华尔街踱步。我照他的话做了，但仅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915年，我作为一名记价员在客户室里帮忙，在那里我可以和沃纳先生就金融发展、公司盈利等问题进行交流。当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Missouri，Kansas and Texas Railroad）正出现盈利提高的迹象，但它的股票（俗称“小猫”）价格似乎偏低，每股只有12美元。我肯定以某种方式帮助了沃纳，所以他建议我们合买100股“小猫”股票。他愿意掏出他那部分的钱，并且承担我的那一半。对此我当然乐意接受。过了一段时间后，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听到了这件事的风声——他好像对办公室里所有人的言行举止都一清二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好训斥了我一顿。他提醒我不要投机，并且以一种责备的特殊语调补充道：“本，如果你打算投机的话，你至少应该聪明点，不要选像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这样衰落的铁路公司的股票。”当然，随即我按略有赢利的价格卖掉了我的一份来了结此事。我想像得出，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肯定也给可敬的沃纳先生以同样的训斥。 但是后来，轮到公司听从我的建议，而不是我听公司的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是同一家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普通股股票，要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财务运作（这种运作正是我今后所擅长的计算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服了我的公司去从事这一运作。“小猫”铁路公司现在破产了（这验证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对我早些时候初次尝试的批评）。该公司采取了一个重组计划，普通股股东只享有购买重组后的新公司股票的权利。该股票实际上人们认为毫无价值，因此每股只卖50美分。我向我的合伙人指出，要完成这个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与此同时，老的“小猫”股票将与新股票一样以同样便宜的价格出售。换句话说，如果新股票从现在的指导价上升1美元的话，老股票的价值也会上升1美元，那就意味着在老股票上的投资获得了200％的回报。事实上，在任何市场繁荣时期，在铁路公司股票方面赚取了3个或4个百分点是平常的事，如果损失，最多只有半个百分点。NH＆L公司的合伙人在原则上反对公司进行任何投机活动。（虽然当他们的客户沉溺于、甚至过度沉溺于投机行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但是这次，我的逻辑战胜了他们的疑点。我们买了5000股。到了第二年，我们的利润是5000股的金额的6倍。 作为华尔街上一名别具特色的操作员，我的事业是从1915年真正开始的，那时古根海姆勘探公司（Guggenheim ExplorationCompany）正要实行一个分解计划。该公司在几个重要铜矿都拥有大量股权——即内华达（Nevada）、奇诺（Chino）、雷统一（RayConsolidated）以及犹他（Utah）——这些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都交投活跃。当古根海姆公司提出分解计划并将其持有的股权按比例分给股东的时候，我计算出当时该公司所持股票的市场总值要高于公司本身的股票价格。因此，这就存在一个实际上是很保险的套利获利机会，你只需在买进古根海姆公司股票的同时卖出奇诺、内华达、雷统一及犹他公司的股票。可能存在的风险是：①股东不批准分解计划；②由于法律诉讼及其他麻烦事引起的耽搁；③要把售出股票的短头寸维持至它们真正发放到古根海姆公司的股东手中是有一定困难的。 这些风险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建议公司采取行动，公司于是做了一笔数目不大的股票套利。我还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作出同样建议。我记得哈罗德·罗斯建议我替他操作整个过程，并且答应把20％的利润给我。这样，我完成了第一次套利任务，后来证明套利是我学习和行动的一个特殊领域。分解计划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完成了，实现的利润也正如我计算的那样；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 1915—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股市大牛年：那时美国还未卷入战争，从英国和法国的军火及供给品订单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股票价格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初遭受巨挫，但此时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欣欣向荣。我发现自己已承担了许许多多的职责，我不仅要做统计、证券分析，要写财务报告，而且在出纳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还得做他的助手。在当时华尔街的那些公司里，出纳员是后台部门的头头，要负责证券的交割、活期放款和定期放款，以及所有的簿记工作。我们的出纳员是赫德先生。大家认为他是一个乖戾的、爱嘲讽别人的暴君。但是我与他合作得非常顺利，他似乎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实际上，有一天当公司决定在对我连续几次加薪之后（每星期加5美元或10美元）再次对我加薪（这次可能是把我的周薪从25美元增加到30美元）时，他把已增加的工资递给我，很粗暴地说道：“到了你该清醒的时候了！” 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月我们搞了个订婚晚会，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晚会上还收到许多电报。不过其中有一封电报不是祝贺我们订婚的，而是关于我服兵役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棘手的事，我必须尽可能以坦率、诚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1917年4月，我国对德国宣战。随即在纽约州的匹兹堡成立了一个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大部队提供初级军官。我决定去报名参加训练营，希望能获得少尉军衔。我带了一堆令人敬畏的推荐信——包括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米切姆上校（加文纳斯岛的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以前是我的校长，现任助理作战部长）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有了这些靠山，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训练营录取，可以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尽管母亲和海兹尔感到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收到一封简略的便条，上面写着根据军队的政策，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预备役军官。因为我是一名英国人，他们无法考虑我的申请。我的那一堆推荐信也随信寄回。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我的两个哥哥赚钱比较少，而我是家庭预算的主要来源。如果能拿到军官工资，我可以继续赡养母亲；如果只能拿士兵津贴，赡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到时候只能让我的两个兄弟去参军，我则继续干我的职业，同时申请豁免兵役以赡养母亲。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能使年轻人为了祖国而去冲锋杀敌。（我认为我四分之三的国籍是美国，其余四分之一是英国，她们都需要我的服务，我极其愿意为她们效劳。） 海兹尔和我已为6月份的婚礼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我向军官训练营递交申请书的时候，我曾向她暗示我们的婚礼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但是在训练营表示不录取我之后，我似乎不可能服兵役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尽管当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婚礼于1917年6月3日在新娘的寓所里顺利进行。那天早上，我和西·科恩，阿尔奇·伦敦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激烈地比赛了几场。当我和海兹尔出发到弗吉尼亚的旧康福特角度蜜月时，我还带着我的网球拍。我的岳母评论我临行时的模样说：“个子瘦小，脸庞光滑，胁下夹个网球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新郎。”也许这个观察带有一点预言性质。在许多星期天的早上，你能够看到我一大早就神采奕奕地来到网球场，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 我的哥哥利昂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同南莉结婚了，因为新娘的家庭很讲究传统习俗，认为弟弟比哥哥先结婚是不合适的。利昂不久后去了部队，由于他曾在国民警卫队受训过几年时间，于是被送入军官训练营（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个问题竟得到了迅速解决），并且成为军需供应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印第安那普里斯聋哑人收留所里参加了大部分“战斗”，这个收留所已由美军占领，变成一个军事基地。维克多后来也应召入伍，但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待在美国。 大约在1917年底，我来到兵役办事处，办理申请豁免兵役的事宜。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办事处询问了有关我婚姻的一些情况，对我在去年11月订婚时收到的那份通知电报印象深刻。尽管办事处的办事员对我很有礼貌，我还是感到羞愧。我诚恳地解释道，家庭责任迫使我提出这令人困窘的豁免申请，如果办事处认为我必须马上或在迟些时候服兵役的话，我会接受这个决定并因此得到个人的心理解脱。但是我的豁免申请还是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准军事生涯。由于国民警卫队都去参战了，一个名叫纽约州立警卫队的新机构来取代它执行任务。我成了第二十二工兵团第M连的一员。我们在第二十二工兵团的真正大本营，即百老汇附近第168街的军械库里进行操练。我们每周操练一次，每月检阅一次，操练内容各式各样，其中包括扮演米歇尔市长葬礼仪式上的仪仗兵。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我们的上校，荣誉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多·赫伯特。我还记得，我们的连队在进入巨大的操练场接受第一次大检阅时我的激动心情。乐队奏着嘹亮的乐曲，矮胖的乐队指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当方队依次经过高高瘦瘦的、留着范·戴克式胡子的上校面前时，上校以一种苛求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对“向右看”的命令回礼。 我们的连长是雷思林中尉。只要我们连队花名册上的人数达到最低要求的40名，他将提升为上尉。要完成这个任务有点困难，但中尉不断地努力吸收新成员，并鼓励老成员继续待下去。我们开始喜欢他。最终目标实现了，我们连成为训练团里满编合格的连队。几个星期之后，中尉不幸死于肺炎。于是从其他团调来一名上尉。他缺少雷思林中尉那些闪亮的品质，我们的热情迅速减退。当1918年11月停战消息传来后，我们的热情已完全消失了。谁都认为已没有任何现实理由再继续留在警卫队里。但我还是在部队里继续待了一年，担任代理下士，负责管理一个班。我真的只是在“代理”，因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我四处奔波，以至于我无法按规定每星期一个晚上到军械库去训练非正式士官。到了1919年，两年应募入伍期满后，我很愉快地拿到了荣誉退伍证书。 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和蔼可亲，也确实和大多数王子一样愚笨。哎，他只担任了几个月的经理，就盗用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项——他把我们很大一部分存货卖给其他商店，收入却进了他的腰包。当最后不可避免的摊牌时刻到来时，他与我们进行了谈判，那时旁边还坐着一名年轻的女子及其父亲。那女子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耳语道：“不要担心你那区区数千美金。我已经决心嫁给他了，我会让我爸爸来处理所有必要的事情，只要不让他进监狱。”我忘了我们到底追回了多少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王子”轻易地摆脱了他应受的惩罚。 除了在百老汇和第98街经历了兴衰成败之外，我还经历了华尔街的意料不到的艰辛。从1916年秋天的所谓“和平恐慌”开始，直到1917年我们卷入战争后的整整一年，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我在塔辛帐户里的操作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从我的计算来看，我的老朋友的若干股票，如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在公司重组之后它们的实际价值应该比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但它们的价格同我握有的其他证券一样，因市场整体不景气而下跌；更糟的是连买主都没有了。塔辛帐户需要更多的保证金；但我却没法筹到以前从这个帐户里提走的钱，因为那些钱都还套在留声机、唱片及商店设备上。最后我不得不卖掉了部分教授所心爱的美国电灯和动力公司的股票，那又造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损失。帐户的保证金还是不够，因此帐户被冻结了。我对该帐户欠了一笔无力承担的债。更糟的是，我替塔辛做的资产管理不幸完全失败了。 我记得有一次在午餐时间，我绝望地在金融区里徘徊。那个时候我想到了自杀，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当真的。但当我返回时，已下定决心把事实告诉我的老朋友，并尽可能采取最佳方法来摆脱这种困境。不用说，对我向来毫无怀疑的阿尔杰农对此大为震惊，但他很善解人意并富有同情心。他建议我每月向该帐户支付一笔钱，无论多少都可以，直至将这个缺口补足。这一金额定为每月60美金。这样的付款持续了两年，直至整个股票市场回升，而且我自己的证券组合也表现不错，可以不用再继续付款为止。幸运的是，塔辛仍旧信任我，尽管看上去这不值得。一年之后，我使他的财富增加到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也正是在这段经济相对拮据的日子里，妈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和海兹尔的争吵又开始了。但是我的物质条件提高得很快，即便是在完全还清塔辛的债务之前也是如此，因此不久之后我就能够再次付钱让她独自享受一套公寓了。她独自生活了25年才不幸去世。由于健康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家人和朋友都劝她与别人合住，但是她仍然坚持独自一人生活。和儿媳住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真的是那样难以释怀吗？难道她的选择仅仅是出于坚强的个性？ 在我结婚后的头几年，我除了每周拿薪水之外，跟以前一样，还有其他额外收入。每年圣诞节，公司都会发些奖金。在1914年12月，由于一战爆发而关闭了好久的证券交易所刚刚恢复业务，没有人指望圣诞节的奖金会很丰厚，事实上那年的奖金到处都很低，甚至一点也没有。圣诞节前夜，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同一个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员一起走。他指着百老汇100号隔壁那空荡荡的酒吧悲伤地说：“你肯定见过它在去年圣诞节及以前几年圣诞节时的情景。那时，这里挤满了我们这种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把大部分奖金都花掉了。”我强忍住不告诉他一件事，因为艾恩先生严嘱我不要讲出去：作为我对公司所做的种种服务的特别回报，艾恩先生给了我一个信封，里边装有一张100美元的汇票。 我之所以记得那个100美元是有特殊原因的。我花了大约20美元给妈妈买了个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小型电烤架，那是她盼望已久的东西；这个礼物使她又惊又喜。她几乎天天用那个烤架做烤羊排或烤鱼之类的菜肴，直到30年后她去世的那天仍在使用它。以后我的奖金每年都在增长，达到了一年数千美元，但我不相信那些数额丰厚的支票还会带给我像拆第一只红包时的那种激动心情。 从1915年开始，我不再去夜校教书，但是继续教了加文纳斯岛指挥官的儿子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程度不等的其他教学经历，如教库斯小姐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个姑娘的姐姐是《时尚》杂志（Vogue Magazine）的编辑，同她的接触使我误认为有机会开始从事文学生涯。她让我以文学或人文主义为主题写一篇文章，在杂志社论那一页上发表。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大概叫《圣人与罪犯》，在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坏人往往要比好人对书本（也可能是对人生）显示出更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我引以为豪的博学多才，我引用了高乃依①《熙德》中的“高贵的罪犯”这一说法——我乐观地认为《时尚》杂志的所有读者都能毫无困难地理解我的隐喻。这篇文章发表了，我收到一张15美元支票的稿酬。我马上着手又写了两三篇类似的文章；但我的满腔希望却无情地破灭了，因为《时尚》宣称已找到一名文学编辑，以后由他负责写每月的社论。出于某些原因，我没有到其他杂志去尝试我的天赋。我放弃了我的文学生涯，直至多年以后我才又重新开始写剧本。 或许我放弃文学的一个原因是我已开始着手写另一类不同的文章。带着些许惶恐，我向《华尔街杂志》（The Magazine of WallStreet）投了一篇名叫《债券交易》的文章。这篇文章对所有上市债券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醒人们注意一些可比债券之间的悬殊价格。杂志的编辑巴纳德·鲍尔斯马上接受了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拿到了25美元的稿费——他还要求我写更多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经常给《华尔街杂志》写文章，几乎成了它的专栏作家。我还认识了杂志的创始人，理查德·D·威科夫先生，以及他令人敬畏的妻子（也是杂志的出版者）加里·G·威科夫太太。她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我相信，她肯定是从威科夫先生的秘书做起，然后逐渐变为他的妻子，事业上的助手，后来又接替他做了杂志的经理，直至成为杂志唯一的业主，这最后阶段的身份是他们婚姻破裂的结果。随着婚姻破裂而来的是许多法律上的纠葛以及相互间深刻的敌意。 在威科夫夫妇婚姻纠纷的整个过程中，我很轻松地与他们双方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回过头去想一想，我还是认为，我天生就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成不了任何人的知己或挚友。我能成为（几乎是）所有人的好伙伴的原因，其实一点也不值得称道。我很少要求别人帮忙；对别人的要求我则很不愿意去拒绝，并且在任何交易或讨价还价中我要使自己觉得，也要让对方觉得，我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这听起来有点像利他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不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种金科玉律对我是非常有益的。首先，在我的生活中我只需要别人最低限度的帮助或好处。其次，我真心地喜欢帮助别人，至少我不会感到是受人利用。最后，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从来不需要为了我所得到的东西，而跟别人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很少对别人的行为感到道义上的愤慨，因为我敢肯定我几乎把所有的批判才能都对准了自己。另外，我还具有你能想像得到的最具选择性的记忆力，我选择的原则是把那些令人不快的事，特别是别人如何待我不好的事尽快忘掉。 ①高乃依（Comeille，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大师。《熙德》是他的传世之作，剧中描写了强烈的爱情与家族荣誉之间的矛盾。——译者认为我是和蔼可亲，还是懦弱无能，这全凭读者自己的评判。但有了这些性格，我能轻而易举地结交朋友，而极难与朋友断交。不管是经常在生意上与我闹矛盾的绅士，还是同我有过浪漫关系而后又终止了的女士，都是如此。出于某些原因，即使是对别人来说通常会导致绝交的原因，对我来说往往最多只是造成暂时性的疏远，不久友谊（如果不是爱情的话）又会重新开始。例如几天之前，我的妻子伊丝黛尔说起了关于我一个旧情人的一些事，并让我猜猜她说的是谁。为了找到一些线索，我天真地问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与我以朋友身份相处的？”伊丝黛尔大笑着回答道：“你倒说说看，你跟她们中的哪一位不是以朋友身份相处的？” 与人容易交友这一事实的反面则是我缺乏人们称之为“深度”而我则更愿意称之为“完全投入”的那些东西。我想我过于听从吉卜林①的那句忠告：“让所有人都对你很重要，但别让任何一个人对你过分重要。”自然，有些朋友对我要比其他朋友对我更亲近些，但从高中以来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一个能随时分享我所有思想的知己，一个他的敌人自然而然成为我的敌人的知己，一个他的朋友既是我半个朋友又是我半个对手的知己。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使我不同意人类关系是排他性或是独占性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即使我不是一个坏朋友，至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挚友——并且必须承认，我基本上算不上一个称职的情人。 在威科夫夫妇离婚之后，我一边为威科夫先生的投资提供服务，一边又为威科夫太太的杂志写文章。为前者，我每月要写一篇关于“特殊情况”或交易事宜的建议。威科夫太太曾两次试图说服我离开公司到她那里去上班。在拒绝第一次邀请时，我并没有很多的思想斗争。而第二次邀请时，她提供给我的是《华尔街杂志》主编这一职务，丰厚的薪水、外加比例很高的利润分红。我被这些诱人的条件强烈吸引，但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的一番话使我放弃了到杂志社去的念头。我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许诺让我成为公司的年轻合伙人，这许诺于1920年兑现了。 我与威科夫夫妇之间的交往对我哥哥维克多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至1920年，维克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尽管他天生就是个优秀的推销商，但他所在的公司似乎总是以破产倒闭而告终。我问威科夫太太能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她先试用了他，让他向各个经纪人公司兜售她的杂志在上面做广告的某种计算器。在这个并没有多大前途的任务中，他干得相当出色，因此正式进了广告部。在那里，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他就取代前任，做了广告部经理，那个人反而成了他的助手。在20年代的大牛市中，《华尔街杂志》的发行量翻了好几番，维克多凭着他的勤奋和智慧，使广告收入迅速膨胀，广告部的盈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这也为他自己嫌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唉，随后麻烦来了！我想大概那时威科夫太太对我的弟弟产生了爱意，或是想让他同她妹妹结婚（或许两者都有可能）。但维克多在有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爱情经历之后，对一位漂亮可爱、名叫西尔维亚·古德曼的18岁少女产生了纯真的感情。他马上与她结了婚，那是在1928年。事实表明，威科夫太太决不会原谅他这个十恶不赦的罪行。于是，他离开了杂志社，尽管那职位报酬不菲，并且适合他。随后他进入了投资银行业。他是在时机最不成熟的时候跳了槽，这使他从事一种完全不适合他的职业，而他那足智多谋的销售天赋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维克多几乎花了20年才回到正路上，这期间充满了令人沮丧和心碎的事。在他最后10年所从事的工作中，他的工资几乎还不如他在20年代所赚的多，但他得到的是同样的挑战与安全感。 ①吉卜林（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作品描写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主要作品有儿童读物《吉姆》、《丛林故事》，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诗歌《军营歌谣》、《如果》等。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我的收入来源包括类似套利这种操作所赚的利润，以及在塔辛帐户上的利润提成。在1918年年末那次股市大暴跌之前，我自认为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并且享受到了没钱绝不可能享受到的那些乐趣。早在1915年，我就和表弟洛合买了一辆汽车。那是辆新型的福特A型轿车。这是继畅销全国、无可比拟的M型汽车之后，福特公司推出的又一型号的新车。在买车后的头几个月里，经常有人围在车子旁边，对它那漂亮新颖的形状赞不绝口——而对它年轻的驾驶者却没有一点崇敬之意。洛有着工程师的脑袋，为了准备让我们行使汽车主人的职责，他买回了一套汽车指导手册，里面讲解引擎、传动系统等部件的机械原理，还买了一个可拆卸的纸板模型。不久我们就成了汽车专家，甚至还对油门进行了一番研究。（真的，那时期的汽车跟火车头一样，需要用手动油门来加速，而不是用踏板来控制。） 在1915年的纽约学开车，跟今天可完全不一样。福特公司对那些买车的人提供免费教学。于是我来到销售办公室（大概是在百老汇50多号吧），付了395美金后开回一辆锃亮的新旅游车。我在华尔街上的驾驶课程从此开始了。首先，我必须学会如何发动汽车，这对于初学者而言并非是件易事。然后，推销员教我如何单独或同时使用三个踏板（离合器、刹车和紧急刹车），四个档位，方向标附近的加速和减速器以及手动油门。我还必须随时准备揿响小喇叭——挤按喇叭后面的那个橡皮小球。在第一堂课上，每当我停车时，他总是不耐烦地说：“把你的脚从踏板上拿开。”（大概说了六次吧！）然后我又开始新的尝试。这些练习都是在华尔街上来回进行的，路程大约10个街区，那时华尔街的一端还没有现在的“西端高速公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的交通流量。半小时之后，他说我可以自己开车了。于是我开车将他送回销售办公室，然后毫不慌张地继续前进，开始了从曼哈顿中心到位于布朗克斯的亨特斯波特公寓之间的惊险旅程。总算我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你也许会问：“你是如何通过驾驶执照考试的？”信不信由你，在那个时候只要有车就可以拿到执照。法律认为：只要你买了车，就会知道如何驾驶，这是件很自然的事。因此，只有那些没有车的人才需要参加考试，以取得一张特别驾驶执照。 尽管很多人对我提出无数忠告，认为我跟洛合买一辆车的计划过于轻率，但我们还是合作得很顺利。我们的协议非常简单；我俩隔天轮流使用这辆车，并且平摊所有的开销——包括像保险这样的奢侈消费。有几次，我们还互相交换使用日期，在我记忆之中我们从未因用车而闹矛盾。 我的家庭，历来认为我是（而且几乎一直是）一名糟糕的驾驶员。他们把我的过错轻易地归咎于我的本性：注意力不集中，而不是缺乏基本能力。但为了替自己辩护，我要指出：在45年的驾驶生涯中，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一丁点儿伤害，对别人车子造成的最大损失只是擦破了挡泥板，对自己的车子只是弄坏了一面挡风玻璃——在过去经济繁荣的日子里，只要花8美元就可换个新的。 但是你们这些批评家，尽管或因血缘关系或因婚姻关系离我这么近，跟我这么亲密，你们又对我的车子做了些什么呢？你，利昂，还有你，维克多，还记不记得那天你们溜进我的办公室（你们其中之一还拿着个小公文包），沮丧地告诉我，我的车子意外地撞上了电线杆，尽管你们奇迹般地没有受伤，而我的车子却已撞成了碎片？据我回忆，我当时的唯一回答就是，你们是否把碎片装进公文包带回来了。还有艾斯蒂，你这位优秀的驾驶员和严厉的批评家，是不是快活地在派克大街上逆向行驶，然后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不得不将出租车里的孕妇送到医院去？（我们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义无反顾地承担了整个事件的费用，所以我不知最终花了多少钱。）还有海兹尔，你记不记得1919年那可怕的一天，在长岛的休利特，你开着我们的福特车撞上了一辆万胜车，害得母亲从车门里摔了出去，手里还抱着我们刚出生的孩子牛顿？（万幸的是没有人受伤。）万胜车的主人要我付150美元作为修理费。你坚持说这是强盗行为，你只撞坏了他车子的脚踏板，况且那是一辆老型号的老爷车。我很得体地开了张支票，慷慨地给了他75美元。在一个雨夜，他来到我们在休利特的夏日度假处，抽着烟，但拒绝接受任何少于150美元的赔偿。为了平息这件事，我提出把赔偿金增加到100美元。他冲进瓢泼大雨中，挥着伞叫道，他的律师会来找我们麻烦的。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或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对我们而言，他好像消失在薄雾中——我们从未费心去解开这个谜。 我们自己的汽车前轮轴坏了——虽然出毛病时我们并不知道，但肯定是在那次事故中撞坏的。我们对一辆新雪佛莱轿车产生了强烈兴趣。由于一战后的通货膨胀，它的价格高得惊人，要卖720美元。当地的交易商为了促成这笔买卖，向我们允诺，如果我们现在付清车款，买下这辆雪佛莱，他就负责修好我们的车子，并以250美元卖给别人，当然接下来要从中扣除他的修理费。我有精明的商业头脑，所以使我们的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合约，他在上边签了字。他修好了我们的车，但找不到买主。在我返回纽约之前，我理直气壮地来到他面前，挥舞着合约告诉他，要么给我们钱，要么至少把我的车子还给我们。他举手投降了，让我们把福特车开回了家。当我们把它开到华盛顿山时，我们马上发现一个邻居很乐意出300美元来买这辆车。就这样，我们从看上去很尴尬的局面里摆脱出来，而且情况比预料的要好些。 但是使我回想起这个故事的真正原因是我的买主和他的车（我们曾深深怀念的这辆汽车）之间的浪漫故事。同当时大多数车主一样，他把他的汽车停在我们的街角上。他是个牙医，在看病间隙，会冲出来为他的车子掸灰尘，或用一块羊皮把他的车擦得金光锃亮，还可能清洗挡风玻璃和座垫套。当我们看到这动人场面时，我们会忍不住暗暗发笑——因为我们想起了几个星期之前他的“罗西南特”①在休利特汽车修理厂里的悲惨遭遇。 ①罗西南特为唐·吉诃德所骑的老瘦马。——译者 第九章 真正成功的开始在1919—1929年这段时间里，我在华尔街平步青云，甚至可说是卓有建树。那是段激动人心的时期，我在金融方面的成功接踵而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令人目不暇接，我对自己在华尔街所处的地位及伙伴们对我的尊重深感满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那么一帆风顺。1927年大儿子的去世便是对我的沉重打击。或许由于这件事突然发生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此更令人难以接受。我和海兹尔的婚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但是尽管我们俩都很自命不凡，我们却都没有足够的洞察力认识到这一点，并作出及时的补救。我过分看重物质上的成就，把它当成生活的终极目标，却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 1920年年初，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初级合伙人。这件事当时还登了报。我与公司达成了新协议：除工资外，我还可分享公司2．5％的年利润，同时不需承担任何亏损。比我早两年进公司的丹·罗勃和哈罗德·罗斯也获得了同样的升迁。阿尔弗雷德·纽伯格先生告诉我，我的红利要比他们高0．5％，并嘱咐我不要将这一情况泄露给他们。在我享受公司分红的那四年中，每年分到的红利大约为5000美元。 那年我还从事了日本债券的交易，这种敢冒风险的大胆举动使我在华尔街名声鹊起。我有个朋友叫罗·贝拉尔，他放弃了教书的职业去从事金融工作。他在一家大债券公司——邦赖特公司（Bonright ＆ Company）供职。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有一天他领来一位非常年轻的日本人，名字叫三木纯吉。这位可爱的日本小伙子是该国一家大银行在美国的业务代表。这家日本银行希望能在日本市场上销售美国债券。邦赖特公司负责对三木进行美国式投资方法的培训，以期在日本找到销售债券的渠道。 但事情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三木（或者他的上司）很快就发现：买进1906年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世界各地发行的政府债券，并在日本国内市场抛出，马上可以赚到巨额利润。这些债券吸引日本投资者的原因在于：投资者有权要求以日元偿付固定的本金和利息，而战后的汇率水平使他们这样做有利可图。这位日本人请求邦赖特公司与他们合作，大批量买进这些债券并在日本销售。但这家美国债券公司忙于自己的承销业务，对此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我同贝拉尔和三木一起吃饭时，这位日本小伙子问我们公司在欧洲是否有业务关系，是否能替他们在欧洲大量采购这种债券。幸运的是，我们跟欧洲确实有业务联系，我们也愿意为他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尝试几笔交易后，三木感到很满意，于是决定开始大规模的采购。他同意由我们公司独家代理这笔大规模的采购业务，而我们也承诺只为他的企业——大阪藤本票据经纪银行（Fujimoto Bill Broker Bank of Osaka）——提供服务。这些附有息票的债券都要运到日本。我们每次采购都可得到2％的佣金，所有的采购费用，包括电讯费和运费，都从佣金中支付。 交易的金额数以百万计。这些债券原先的分销中心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便与这些地方的经纪公司建立起良好的业务关系。由于法郎对日元的贬值，这些债券在巴黎的售价高出面值许多，同时日本投资者却能以很低的折扣价买入，即便是扣除巨额经纪费后也是如此。 这笔业务使我在内勤办公室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债券中的大部分最初在美国发行时面值为100美元，而不是通常的1000美元或更罕见的500美元。在巴黎和伦敦上市的债券也是如此。在西方国家，人们认为持有小面额债券是件烦人的事，因此它们的售价远低于面值。但在日本却没有这种偏见。 我真高兴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进这种债券，因此办公室里总是堆满了这种小面额债券。我们每次的采购量一般为10万美元，通常这意味着1000张小面额债券。我们不仅要清点债券的数量，而且要逐一检查以防息票丢失。由于我们手头经常有大量的债券等待运走，我们为此准备了一只特制的保险箱。公司的跑腿员必须每天将这只分量很重的箱子搬入保险库，需要时又得从库内搬出，因此他们颇多怨言，并把它称为“本·格雷厄姆的箱子”。然而，这笔业务的金额数以百万计，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我们的佣金收入肯定超过10万美元。大约两年后，三木自己开了公司，自己直接采购债券。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们并不怀恨在心。同时，我们名声远扬日本金融界。两家日本股票交易所派代表团来学习我们的经纪业务和技巧，希望将它们移植到东京和大阪的股票市场中去。三木带他们来见我。他们跟我学了很长一段时间，临走时还带走了无数张表格——我们公司整套已经印好的表格。不久后他们用日文出版了一份关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他们给我也寄了一份。让我惊喜的是：每几页报告中他们都插入一张表格，表格上的公司名字“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分外引人注目。 当我们与藤本银行结束业务关系的同时，我们也结束了独家代理协议，双方都同其他公司做起了生意。我们同另外两家日本银行建立了业务往来，它们通过电报给我们传达购买债券的指令。这些电报使用5个字母的编码，这使得电讯费用大为降低。虽然有时候编码会出错或意思含糊不清，而且我们的生意伙伴是用日语思考问题，但两年来业务开展得异常顺利。但是我们也有过一次不幸的事故。在这次事故中，日本人表明了要树立自己的信誉的决心。（那时候，东方民族被认为诡计多端、两面三刀。） 在接到这家东京银行的指示之后，我们买进了数十万美元的债券，并及时向他们作了汇报。但他们发来了一份电报，上边写着“取消订单。请确认”。于是我们便取消了订单中剩下的那些采购计划，并回电“订单已取消”。接着我们把已经买进的债券运往日本。一个月后当债券到达日本时（那时候没有空运），东京的朋友又惊又怒。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已经取消了这笔交易，因此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的。当然，我们则声称：在华尔街，“取消订单”指的是取消还未执行的那部分订单，如果他们希望取消整个订单，他们应该用电报告诉我们“取消采购”。（尽管那时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已经执行了部分交易。）我也不够聪明，没有在电报中将这一点讲清楚。 在运送债券期间，债券价格有所下跌，造成了数千美元的损失。我们同设在纽约的横滨铸币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就此事进行了交涉——该银行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是日本金融界的官方代表。不久后，他们便按实足的金额付清了债券欠款——虽然他们完全有理由建议由双方分担损失，因为这是相互误会造成的。 我和三木成了好朋友。他经常来我家，而且似乎很喜欢我们的犹太菜肴。他也带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那家日本俱乐部去品尝丰盛的日本菜。就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日本菜的美味。让我惊奇的是，我居然吃了那么多用无数调料浸泡而成的生鱼片。但在地上连坐两个小时并非轻松愉快的事。 三木经常给我介绍日本的显要人物，他们大多是金融界人士。有一天他问我是否愿意同他的朋友桑贝先生一起吃饭。桑贝先生是位英俊、壮实、和蔼可亲的人物。在吃饭时我们谈论华尔街及其他种种见闻。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永远笑容可掬的三木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你是否愿意下星期到森林山体育场去观看桑贝打球？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很乐意给你一张票。”这时我才意识到同我一起吃饭的正是那位著名的日本网球选手，美国公开赛单打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我们竟然一点也没有谈到网球——这可是我最喜爱的一项运动啊！我有多迟钝、多不走运！ 35年后我访问日本，并与三木纯吉重叙旧谊。回到日本后，他做了大阪证券交易所（Osaka Stock Exchange）的官员，后来又成为神户大学的金融学教授。他领我参观大阪证券交易所，并与那里的官员会面。我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边坐了一大群人。介绍完毕后，三木以非常平淡的口气对我说：“格雷厄姆先生，现在请你花40分钟时间给在座的各位讲一讲证券分析的原理。我很乐意做你的翻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在这种环境下我只有尽我所能了。每当我讲完一句或两句话后，三木教授便把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词句译成日文，然后满屋子的人便点头表示理解。 在我与三木重逢期间，他领我到大阪最好的饭店，在那里我见到了日本艺伎。由于美国客人络绎不绝，有家饭店就在它们的矮桌子底下挖了个坑。人们坐在地上时可以把腿伸到坑里。这样西方人就舒服多了。饭店里的艺伎相貌出众、衣着华丽，她们的歌舞和三弦琴演奏非常娴熟。在长时间的宴席中，她们不时地照顾客人。她们对美国的舞蹈知之甚少，但通过我那优雅的舞姿学会了一点。我们玩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让我们仍回到1920年去吧。有天晚上三木来到我家，让我教他玩扑克牌。我教了他一种玩法，他认真地将每手牌的牌值记在小本子上。他一边与我玩牌，一边不停地将手中的牌与笔记本比较。这样玩了几轮后，他满意地宣称已经学会了，并准备与他的朋友一起玩。几天后我问他结果如何，他摇着头，可怜巴巴地说道：“格雷厄姆先生，你可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输了很多钱给我的朋友。”我回答说：“天哪！我有什么地方教错了吗？”“你一点也没有教错。你只是忘了教我如何迷惑对手以及如何不被对手迷惑。他们整夜都在捉弄我；牌打完后还在一个劲取笑我。”我为自己这一不可原谅的过失感到无地自容。我甚至建议由我掏钱弥补他的损失，但他以日本式的尊严谢绝了我的好意。 我全权负责的NH＆L公司的“统计部”现在有了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新名字——“研究部”或者“投资研究部”。我的助手是里奥·斯特恩，他是低我两届的校友。我离开公司后，里奥接管了大部分工作；后来他逐步成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和全权合伙人，最后成为公司仅有的两名资深合伙人之一——另一位资深合伙人是从前雇佣我的4兄弟中最年轻的那位：兰斯特·纽伯格。客户会亲自到公司或写信就某些或某个证券提出咨询，我和里奥必须一一作出答复。我们经常发表公告，对某些证券作详细分析。在这些公告中，我们通常会推荐人们购买看好的证券，或建议他们换掉手头某只不太有吸引力的证券。例如在1921年，我们建议美国胜利（U．S．Victory）债券（年率为434，期限为两年，售价为9734美元）的持有人改持更长期限的国债（年率为4，但价格更便宜，只有8712美元）。我们认为：当时的高利率14必定会降低，长期国库券的价格将会达到或超出面值，而短期国库券的收益则十分有限。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料完全正确。我们的公告登在报纸上，标题为“敬告胜利债券持有人”。公告登出后不久，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拿走一份进行审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但非常严格的规定：交易所会员不准建议投资者抛掉国库券而改持其他证券。但他们对我们的公告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因为从爱国主义出发，我们的公告无可厚非，而且那些采纳建议的人都获利匪浅。 另一次公告则没有这样的远见。它例行公事般地就所有上市的轮胎和橡胶公司作了番详细比较。在分析统计报告的基础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贾克斯轮胎公司（Ajax Tire）的股票最有吸引力。几天后，一位高大英俊的绅士大步走进我们的办公室，他自称是霍拉斯·德里赛，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董事长。他要求会见公告的作者。在寒冬季节戴顶草帽（这是他的癖好之一）愈发使他惹人注目。当我的表弟米里亚姆（当时他是我的秘书）得意地告诉他我便是作者时，霍拉斯·德里赛径直走向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外面，他正好碰到我在忙其他事，于是他傲慢地命令我：“小伙子，带我去见格雷厄姆先生。”他把我错认为是办公室里的年轻职员，一方面是由于他有些近视，另一方面则是我太年轻了，看上去不像身居要职的人。（这种印象持续了多年，引发出一系列事情。）我不知道我俩中谁更窘迫些——他要见的分析家是个毛头小伙子，而我要见的竟是个戴草帽的怪人。我们的会面确实很不自在。几年后我为那份公告追悔莫及，我多么希望在公告出版之前能与德里赛先生见见面。阿贾克斯轮胎公司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后它便破产了。 我的证券分析公告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友谊。1919年，我对两家铁路公司——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Chicago，Milwaukee，＆ St．Paul Railroad）和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St．Louis ＆ Southwestern Railroad）——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请允许我先将话题岔开，谈谈公司的命名问题。在我们这一行业中，铁路公司有着特殊的名字。当我刚进公司时，我听到公司的老资格报价员莫菲在喊“棒球游击手（Shortstop）”。我以为他是在叫“卖空股票（Short Stock）”。我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可能买进几百股“卖空股票”呢？但我不敢向莫菲提出疑问要他解释。实际上他是在指圣路易斯和西南铁路公司。该公司在股票自动报价机上的缩写为“SS”。至于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一般人都称之为密尔沃基；但在证券交易所却并非如此，在那里人们是根据报价机上的缩写给公司起诨名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艾奇逊—托皮卡和桑塔费铁路公司（Atchison，Topeka，＆ Santa Fe）。铁路工人和旅客都称之为桑塔费。然而它在报价机上的缩写多年来一直是“ATCH”，因此华尔街的人都称之为艾奇逊或艾奇。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荷兰股票交易所却把它叫做托皮卡。因此，这家大铁路公司在3个市场有3个不同的名字。 在我进入华尔街之前，北太平洋铁路公司（Northern PacificRailroad）既有优先股，又有普通股，金融界人士分别称之为“大男孩”和“小男孩”。在1901年那场著名的“北太平洋恐慌案”中，优先股被收了回去。但13年后我仍然经常听到人们把该公司的普通股称为“小男孩”。有时候，这种对诨名的偏好会引起混乱，大北方铁路公司（Great Northern Railway）就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曾是北太平洋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它们成了竞争对手。 由于财务重组，大北方公司的普通股被收回，原来的优先股取代了普通股的位置，因此它的股东与其他公司的普通股股东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但是多年以来，该股票在官方和民间的名称一直是大北方优先股；华尔街还将它列入铁路优先股行列，以供投资者选择。因此许多业余投资者很自然地认为该股票享有那些只针对优先股的特殊保护措施。很多年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才把这一不可饶恕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它列入普通股行列。 “大钢铁”这一名字也经历过类似的变迁。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上市，从此开始了它在股市上的跌宕起伏。不久之后，它的优先股因价格较高而被人们称为“大钢铁”，而投机异常活跃的普通股则被人们称为“小钢铁”——这同“大男孩”与“小男孩”有点相仿。然而当时的投资者中几乎没人预料到该公司普通股的股价最终会超出优先股股价，这使得原来的股票诨名不再那么贴切。有一天我发现一名市场分析员把美国铁路公司的普通股叫做“大钢铁”，我当时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开始认为：该公司的普通股之所以被称为大钢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公司。毫无疑问，华尔街股票诨名的兴衰史足够写上厚厚一本书。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我对密尔沃基铁路公司和西南铁路公司的比较使我确信西南铁路公司的优先股与普通股要比前者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密尔沃基铁路公司表现出的情况非常不妙，因此我决定在出版公告之前先将我的观点告知该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觉得这样做既谨慎又不失公平。我拜访了该公司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罗伯特·J·马罗尼先生。他的办公室在百老汇街42号。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只有40来岁。他是位目光敏锐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我窘迫地告诉他我的来意。他将我的材料很快地浏览了一遍，然后递还给我，说道：“你的事实和结论非常确凿，我没有什么需要和你争辩的。我希望我们公司的业绩更好些，但我们没有做到。这便是事实。”接着他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们很快就谈到套利问题（这是我将来的专长之一），他对此也很内行。我介绍了一种很有趣的新情况，这对他来说是件新鲜事物。他认真地听完我的解释，然后让我替他买入1000股股票。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访问会以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这次奇异的访问是我们业务关系和私人交往的开始，这种关系和交往一直延续到今天（1960年6月）。鲍勃·马罗尼①成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投资人，后来当格雷厄姆—纽曼公司（Graham-Newman Corporation）成立后，他又成为公司的主要股东，直至公司解体。他还是我们所组织的各种保护委员会的委员。最后他和我一起成为取得巨大成功的政府雇员保险集团（GEICO）的董事。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都是好朋友。有一次，他将一笔成功交易中获得的部分利润转让给我，因为他认为我需要钱以摆脱个人的经济困境。在这事发生之前几年，我从和蔼可亲的赫尔曼·巴鲁克博士（他是位物理学家，又是位股票投资者）那里借来了“兰波索号”游艇，并邀请鲍勃以及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和他的女儿玛乔里一起玩。在这次愉快的旅行后不久，鲍勃和阿特丽丝就极其悲惨地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几年后，似乎永葆青春的马罗尼在我的办公室里突然中风，从此连自己的说话也控制不了。 ①鲍勃·马罗尼：鲍勃为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在这38年的密切交往中，我和鲍勃从未有过任何分歧。考虑到我们一起走过生意场上的那些风风雨雨，考虑到我们有那么多的重大事情需要作出艰难的抉择，考虑到我们必须就某些棘手问题（如利润与佣金的分成）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马罗尼经常会表现出爱尔兰人的好斗品性（但他从来不针对我），从不发生口角真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是让我感到后悔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甚至鲍勃——我喜欢他就像喜欢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从未成为我的挚友。或许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的关系：我们从未一起宿过夜。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而对我却是这么困难！ 我代表NH＆L公司做了些文字工作，出版了3本系列小册子，书名叫《投资者必读》。那时我正好25岁，年轻气盛，没有意识到书名过于炫耀，也没有意识到过于自负，竟然想指教那些平均年龄至少比我长一倍的人如何进行投资。但是我现在仍坚信我在书中所说的非常有道理。特别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坚持让人们以合适的价格买进前景看好的普通股股票。这些小册子的主题是“好的投资便是好的投机”——这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口号。我这样说道：如果买入的股票物有所值，或者它的市价大大低于内在价值，那么它价格上涨的机会就非常大。只要广大的普通投资者不按此行事，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几年后的20年代大牛市中，投资者忘了合理价格的警戒线，这样原本是很好的投资现在却变成了异常危险的过度投机。 作为公司的初级合伙人，我的工作不只是证券分析。我还要负责公司所有的套利和保值交易，公司为这些交易设立了独立的帐户。我又是税收方面的专家，还要做一些场外交易（包括替人采购日本债券），并且负责保证办公室的高效运转。此外，我当然也拉来了许多客户，他们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佣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本十分简单的税法变得越来越复杂繁琐。由于税法的变化影响到我所研究分析的公司的收益，因此我对它作了非常透彻的研究。由于我比他人多那么一点点税收知识，因此我很快就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我还通过替某些客户填写纳税申报表赚了点小钱。1920年底，许多客户都承受了证券票面价值的损失，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常规收入面临着高额的所得税。同任何地方的人一样，他们也不愿意抛掉这些证券，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价格会反弹的。我从所得税法中引经据典地告诉他们：可以通过卖出这些证券来造成亏损的事实，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然后马上购回证券以恢复头寸。这样操作的最高成本是佣金加交易税。刚讲完此话，我们就收到了大量的“即卖即买”交易指令，获得了可观的佣金收益。让我感到洋洋自得的是，正是我们的公司，首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推出这种交易。但到了年末，所有公司都在做这种买卖了。（我记得国会于次年通过法令：卖出和重新买入证券必须间隔30天，于是这种轻松赚大钱的买卖随之告终。） 通过对税法的不懈研究，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即知道如何计算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商誉价值，亦即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水分”价值。1917年的税法规定：公司可按有形资本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缓交部分超额利润税，并且可以根据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项目享有少额的税收折扣。这些无形资产包括商誉、专利等。（公司总是将专利与有形资产列在同一科目——“产权帐户”下面。）诵过一系列方程，我能够从3个已知数据出发（应付或已付税收，税前收入和产权帐户余额），往回推算出在产权帐户中商誉价值占据多大比重。我将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在《华尔街杂志》上发表。编辑巴纳德·鲍尔斯告诉我：“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能理解你的方程。你的理论就像镜中看花一样。但是我们对你有充分的信心，因此我们决定发表这篇文章。”尽管我的计算方法由于受公开发表的数据的误导而极有可能产生差错，但后来事实证明它是十分精确的。过了许多年，公司才开始披露这些“水分”价值。而后来的资本结构中则不再包括这些“水分”价值。但在那时，公司的盈利或盈利增长率远比公司的资产价值重要得多，因此这些披露对金融界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件事是：通过计算，我发现美国钢铁公司5亿美元的普通股股票面值，甚至连3．6亿美元优先股中的很大一部分曾经都只是“水分”价值。在随后的另一篇文章中，通过类似计算我指出，1918年美国钢铁公司的价值肯定高估了，因此也被征了过多的税。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美国钢铁公司从政府那里取回了一大笔退税款。 虽然我没有刻意为公司争取股票和债券客户，但随着岁月的推移，许多客户不可避免地与公司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他们中有些是我所经营的帐户中的客户——我的帐户严格限制在我的特殊领域：套利和保值。塔辛帐户就是其中一例。我记得在其他帐户中，我不承担任何损失，但分享25％的累计利润。其中有个帐户是我公立中学时的老朋友西德尼·罗戈开设的。我的标准操作是：在面值附近买进可转换债券，同时卖出相关普通股股票的看涨期权；或者通过更复杂的变异形式，即卖空普通股股票，同时卖出看跌期权。通过卖出这些看涨或看跌期权，我们获得了可观的期权费，因此，不管股票价格上涨、下跌还是不变，我们都能在整个交易中取得令人满意的利润。这里我不向读者解释这种复杂交易。但不管怎样，这种操作非常成功，真是一种天才的设想。 1919年，我们对皮尔斯石油（Pierce Oil）债券进行了这种复杂的操作：卖空该债券的同时，卖出该公司普通股股票的看跌期权。市场下跌了；只有部分看跌期权被行使，而剩下的价值400美元的200股看跌股票期权却未能在到期日前及时行使。到期后一天期权行使指令却来了。内勤办公室的多尔蒂过来对我说，那家公司犯了个过失，没有及时行使期权，现在他们问我的客户是否愿意接受行使请求。我问多尔蒂在通常情况下如何处理这类事情。他说：“哦，只有傻瓜才愿意接受他不必接受的期权行使请求。”我不愿被人认为是傻瓜，所以我代表客户拒绝了行使请求。当我将这笔飞来横财向西德尼汇报时，他建议用这笔钱到亚特兰大城一起度周末（当然要带上妻子）。我们便照此行事。我们住了最好的饭店，以自己非常不习惯的奢侈方式大笔花钱，玩得十分开心。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指出一种在这一生中经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反常现象。在做生意时，100美元确实是小数目；但在家里，就是大数目，甚至能使丈夫和妻子闹得不可开交。从心理学角度考虑，这种不一致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很可能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家庭开销。但商人确实也因此形成处理金钱时的双重性格。 1918年，莫里斯·杰拉德舅舅也在我这里开了一个私人帐户。这个帐户对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帐户开始时的金额为数千美元，绩效也很令人满意。到了1920年，他提了个令我震惊的建议。他刚刚从通用汽车公司效率专家这个位置上退下来，为此他领到了2万美元的退休金。他希望将这笔钱加到帐户里，从此放弃旧业而依靠我在帐户资本上赚得的利润谋生——或许他是说“我和他赚得的利润”。他警告我要比以前更卖力些，因为我现在要经营一个大帐户了。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不主张舅舅这么做的，因为这是件冒风险的事。但我接受了他对我的信任。自此以后，他经常到我们的报价室看市场行情。我记得他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交易，也从未干预过我对帐户的操作。如果我的记忆正确的话，那么这真是件奇怪的事，因为从本质上说他是个非常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在随后的10年里，他的决定看来是完全正确的。在扣除每月提取的生活费后，他的资本还是增加了不少。1929年后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非常令人沮丧。当我们的事业于30年代重新繁荣时，他却离开了人世。然而，他身后留下的那笔遗产却多得使他的遗孀与他前妻的子女反目成仇。作为仲裁人，我能够平息他们的争端，却抹不掉他们心中的怨恨。 另有一位客户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他的名字叫道格拉斯·纽曼。他非常喜欢投机，我没有承担向他指导投资的义务。他似乎是从某位大炒家那里获得了操作诀窍。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大炒家开始与我们建立业务关系，我才有机会亲眼目睹什么是真正的投机。他看中了两只股票——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Petroleum）和泛美石油公司（Pan American Petroleum）——它们都是交易所里交易最活跃、价格波动最剧烈的股票。他大量地买卖这些股票，经常在转眼间赚得或赔掉一大笔钱，但他从来都不动声色。他天生是个赌徒，身上具有赌徒所有的迷人气质。在1920年和1921年的熊市中他破了产，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1919年是个典型的牛市：证券业圈内人士无情地操纵着整个市场，而那些普通投资者则充满了贪婪、无知和幼稚的冲动。大约15年后，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华尔街的舞台剧。那时，人们对1929年到1932年间发生的惨剧记忆犹新，但我认为从艺术标准出发，这段时期过于极端了。因此，我将1919年到1921年发生的事作为剧本的内容。剧本中有许多我在公司报价室里观察到的人物。例如化学师里德尔，他是个偏执狂，只对“美国煤炭产品公司”的股票感兴趣，而这一股票后来使他成了百万富翁。还有鞋店老板弗里德曼兄弟，他们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时只买了一些最安全的债券；后来他们很谨慎地零星买入一些“最好的股票”。此外我的剧本中还包括那些在疯狂投机浪潮中输得倾家荡产的人。 在剧本中，我当然将自己描绘成一位英雄人物——一位充满智慧、不需冒任何金融风险却能从其他臭名昭著的市场操纵者手中赚取利润的年轻人。我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来表现剧本的主题：匹兹堡的几家小公司如何发展成为一家跨洲经营的大石油公司。我将剧本的名字定为《愤怒的洪水》——这源于《尤利乌斯·凯撒》中的诗句：凯撒啊！ 难道你现在不和我一起纵身跳入这愤怒的洪水中吗？ 这部舞台剧最终没有上演，现在我连剧本手稿都找不到了。毫无疑问，这个结果对它来说是公正的。 实际上，我非常成功地渡过了1919—1921年这段危险期。有了1917年塔辛帐户的坎坷经历，我没有被“愤怒的洪水”所吞没。我的操作几乎都是套利和保值，这使我得到虽然有限但也很令人满意的利润，同时又避免了遭受严重亏损的风险。有一次典型操作涉及联合纺织公司（Consolidated Textile），该公司最近刚由多家二流的棉纺厂合并而成，是市场上的投机热点。我买了该公司年率为7％的可转换债券，因为我认为它们是很安全的。当该公司的普通股股票价格上涨时，我卖出相应数量的股票。这样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股票的售价都能保证我得到很好的收益。丹·罗勃对市场充满了乐观情绪，他替客户买进了数千股股票。我记得曾经建议他将股票换成7％的债券，并向他指出：这样做有着同样的获利机会，但风险要少得多，而且交易的回报率更高。丹对此的回答是：他的客户根本不想持有可转换债券，他们希望能在报价机的纸带上经常看到自己的股票，而且他认为没有必要花钱将股票转成债券以增加安全性，因为该股票必定会继续猛涨。一年后，该公司的股票从70美元跌到20美元，而它7％的债券却以高于面值的金额完全得到了偿付。 说我是套利保值领域的专家一点也不过分。但在华尔街的其他领域，有时我还会干些傻事。有一天当我与巴纳德·鲍尔斯谈论《华尔街杂志》的一篇文章时，他告诉我他准备马上辞职，因为他刚刚从厄特尔石油公司（Ertel Oil）的股票上大赚了一笔。他的一位挚友邀请他加入他们的行列，条件很诱人。这位朋友是该股票的原始认购者之一，他们买入时的价格为3美元。几天后该股票在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达到10美元。这位辛迪加经理便将所有股票按这一价格抛出。鲍尔斯刚刚拿到他那部分利润。这件事颇让我心动，我说了几句妒忌的话。鲍尔斯很大方地允诺：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让我也加入这一交易。 不久后，另外一个前景看好的交易机会到来了，我也有幸投入一笔有限的资金。有家新公司刚刚成立，它的名字叫萨吾奥尔德轮胎公司（Savold Tire）。该公司拥有生产可翻新轮胎的专利。可翻新轮胎在当时是件新鲜事物，而当时轮胎的高昂价格使得这一新事物异常有吸引力。股票的认购价格为10美元，人们预计它在纽约场外市场上市时的开盘价要比这高出许多。我记得我投入了5000美元。几天以后，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股票变戏法似地攀升到了35美元。在那星期结束前，我已从5000美元的本金中赚得大约1．5万美元的利润。 尽管我天生是个保守谨慎的人，而且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操作实际上是虚幻的，但贪婪之心支配了我。我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交易机会；当我将盈利的消息告诉朋友们时，他们也热切期盼加入其中。不久后，哥伦布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大霓虹灯。霓虹灯先闪出“萨吾（SAVE）”，然后又闪出“奥尔德（OLD）”，最后将它们拼在一起，组成了“萨吾奥尔德（SAVOLD）”。我很快又听到了激动人心的消息：萨吾奥尔德公司准备将生产专利授权予各州的分公司，而这些分公司也将一一上市。巴纳德·鲍尔斯答应将我的钱与他的钱合在一起进行投资。 该计划马上付诸实施。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上市后的第四个星期，第二家公司——纽约萨吾奥尔德——也宣告成立，我们投入了大约2万美元参加认购。我们的认购价为每股15美元，也有可能是20美元。这9．6万股股票在场外市场的开盘价为50美元，不久便达到了60美元。这一天正是1919年5月10日；我在激动兴奋中庆祝自己的25岁生日。我马上拿到了一张大面额支票，这是我们的本金及高达150％的利润。（帐务说明没有随支票同时到达，我们也从未想过要什么帐务说明。）当我向朋友们宣布每人的利润份额时，他们都让我保存这笔钱，并在下次交易时全部投入进去。毕竟我们国家有48个州，机会多得很呢！ 但我们马上感到失望了。第三家公司——俄亥俄州萨吾奥尔德——也于6月份及时上市了，但这次规模较小。我们获知这次认购没有我们的份。该公司股票以28美元在场外市场开盘，到次月上升为34美元。但它的表现没有前两家公司抢眼。然而我们还是很担心好运是否就此结束。鲍尔斯安慰我们说：另一桩大买卖正在酝酿之中，这次我们肯定有份。但是，这次上市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是最后一家将要上市的公司。该公司除了纽约和俄亥俄州外，拥有全国的生产经营权。萨吾奥尔德公司的管理层认为：4家公司已经足够了，过多的公司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我们不能够理解也无法赞成这种限制，但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准备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好好赚上一笔。在筹集认购资金时，我投入了6万美元，其中一半是由年轻而富有的海曼三兄弟提供。海曼·马克斯蒂尔是我中学时的校友，也是我的朋友和客户。（还是单身汉时，我们曾配对获得过网球双打冠军——那是在名叫雅各布的四姐妹的避暑山庄里举行的。） 1919年8月，德国的战败使全世界蒙上一层阴影。但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继续高奏凯歌，特别是那些质量低劣、最无投机价值的股票。萨吾奥尔德母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表现强劲。事实上，月初时该股票一度涨到7734美元，然而在同一星期内又跌回到53美元。我们极不耐烦地等待着宾夕法尼亚州萨吾奥尔德的闪亮登场，因为我们对即将到手的利润早已垂涎欲滴了。 规定的上市日期到来了，但交易却没有开始。公司宣布“稍待片刻”，但从未进行解释。突然之间，所有萨吾奥尔德股票全线下跌，我们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到了9月份，我们的股票还是没有任何交易。整个萨吾奥尔德股票却忽然崩溃了。母公司的股票跌到了1212美元！几个交易日后，致命的消息出现了：“已没有人愿意购买萨吾奥尔德的股票！”从10月4日起，这3家公司从记录上彻底地消失——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 我同巴纳德·鲍尔斯就此事进行了多次磋商。他已经将自己的大部分钱以及朋友的许多钱投入到萨吾奥尔德了。他告诉我，经营这些股票上市的主要承销商已将我们的钱挪作他用。我们可以把他送入监狱，但于事无补。我和鲍尔斯组成一个委员会代表该承销商的受害者处理此事。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场外市场附近）会见了他。我现在仍记得我们见面时他穿的那件漂亮的蓝衬衫以及衬衫上的那些昂贵的袖扣。与承销商的谈话都是由鲍尔斯进行的，我只说了一句话。承销商问我是否需要小号码的汽车牌照，他可以帮我弄到，因为他是纽约州州秘书雨果的好朋友。我冷冷地谢绝了。 最后的结果是：承销商用现金归还我们10％的本金，其余用他所承销的股票票证归还。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票证卖出，最后为各自的客户挽回了大约33％的本金。 这几家萨吾奥尔德公司自身又怎么样了呢？我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过萨吾奥尔德公司的话，那么它们可能破产了。在第二年的金融手册中，也没有人对这几家公司进行追踪报道。我们这些所谓的“圈内人士”所了解的一切仅限于这几家公司（假想的）经营范围以及传闻中的流通股数。这些信息是从一份来历不明的“说明性公告”中获得的。然而，尽管我们如此容易上当受骗，却一度非常自豪地操纵着整个交易，而且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因为普通投资者比我们更贪婪、更愚昧。在1919年4月到9月这6个月中，这3家公司数以万计的股票在场外市场易手，这涉及到投资者数以百万计的实实在在的资本。但据我所知：萨吾奥尔德事件中唯一真实的只有那座矗立在哥伦布广场上、闪烁着公司名字的霓虹灯。我还得知，没有任何人到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对那位承销商盗窃公众钱财的卑鄙行为提出控诉。 很显然，1919年的华尔街与现在的华尔街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其中证券交易所及其会员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他们在执行顾客指令和处理现金或财产抵押品上是高度可信的。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操纵市场的恶劣行为视而不见，许多人甚至自己也加入其中。他们鼓励客户进行投机，心里却完全明白几乎所有的投机者最终都要一败涂地。他们几乎未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证公众免受类似于萨吾奥尔德诈骗案这样的灾难。 在这些欺诈行为中，应负责任的不仅仅是许多华尔街的经纪公司，而且还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它允许“皮包公司”在他们中间兴旺发达，因此引发了公众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这些皮包公司佯装替客户买入证券，却通过各种途径将客户的保证金一卷而空。按照法律规定，真实交易必须要有买卖双方。但有些证券公司受高额佣金所引诱，与这些皮包公司进行虚假交易。这些证券公司不可能不了解这些交易的性质和后果。令我不解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怎能对皮包公司的欺诈行为及部分会员公司的推波助澜行为视而不见呢？ 我们公司完全了解这些皮包公司的真正目的，因此我们从道义出发，好几次拒绝了这种回报丰厚的交易。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持有这样的观点：拒绝这种交易既非我们的公民义务也非我们的职业职责。毕竟同其他经纪公司一样，我们是商人而不是改革家。 第十章 20年代的大牛市：我几乎成为百万富翁 当我还在念书时，我就已经做过12种兼职工作。而在华尔街，我只干过两件事：第一件是在一家经纪人公司里，我从职员做起直至成为初级合伙人；第二件是在自己开的公司里，我是经理。在我经营自己的公司之前，我曾一度试图离开经纪人公司到《华尔街杂志》当一名金融撰稿人。写作是我的早期爱好，因此这是一次实现“文学”与金融相结合的好机会。我把自己的想法同NH＆L的“合伙人”谈了谈，他们却说服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当我们的大女儿玛乔里·伊夫林于1920年出生以后，我们决定搬到郊区去生活。我们的新家位于弗农山一幢两层楼房的上层。房子离“弗农山乡村俱乐部”只有半个街区的距离，因此很快我就成为该俱乐部的网球会员。在那里，我们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还加入了一个一般不吸收外人参加的弗农山犹太居民团体。后来我们几乎天天要和他们联系。在这个团体中有一对姓霍维茨的夫妇，女的名叫艾伦，男的名叫格特鲁德。格特鲁德在哈佛念过书，是弗赖德·格林曼的同班同学；他学的是法律，却从未从事过这一行当，相反他成了另一位同班同学罗·哈里斯的得力助手——罗·哈里斯与他的兄弟们经营着一家非常成功的哈里斯雨衣公司。 霍维茨对我的金融思想及特殊操作方式了解甚多。哈里斯兄弟提出了一个重大建议：让我脱离NH＆L公司，并替他们经营一个金额巨大的帐户；他们支付工资并让我参加利润分红。他们将投资25万美元，并允诺无限制地追加资金，如果我的工作质量和绩效证明这样做可行的话。我可以带入原先其他帐户的资金，作为原始资本的一部分。我的年薪是1万美元，另外在扣除百分之六的资本年息后，我还有资格分享剩余利润的1／5——这些都是累加的。1923年初，我们达成了这一协议。 我推测要让公司放我走会有一定的难度。然而我的运气真不错。证券交易所加强了监管力度，要求一些因客户保证金交易而负债的公司相应地增加自由资金数额。保证金交易发展十分迅猛，以致NH＆L公司无法提供闲置资金让我进行曾经屡获成功的套利操作。因此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否定了一些由我提出的好建议。他们承认我在这一领域有特殊的天赋，却爱莫能助；而且他们认为，如果让我待在这样一个严格限制我发挥特长的公司里，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毫无疑问他们也盘算过：由于我有一个利润丰厚的帐户和无数的客户，当我离开公司以后，他们仍然能够从该帐户和客户的大多数生意中获益，同时又免去了通常须支付给客户经纪人的那笔费用。所以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很爽快地豁免了我的职责（当然这完全是道义上的职责）。我们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我将几乎所有的交易都通过他们的公司进行；他们则让我免费使用一间办公室，另加一个私人股票行情机以及其他各种服务。（在那时，所有这些特权都是合法的，后来纽约证交所予以严格限制。） 新公司名叫格雷厄姆公司。为了减免部分公司所得税，除了发行一些具有投票权和其他作用的普通股之外，所有资金都来自发行参与红利分配的公司债券。1923年7月1日，旧的秩序结束，新的秩序开始了，这天距我刚进NH＆L公司赚取12美元周薪之时足足已有9年。我对这一转变无怨无悔。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感觉到自己不属于经纪人行列，我从心底憎恶这一职业，因为我觉得它的繁荣是以牺牲客户利益为代价的。（至少在那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就在几年前我读到了伯纳德·M·巴鲁克①的自传第一卷（我将在1927年遇到他）。在回顾了如何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功并由此成为百万富翁之后，巴鲁克进行了一番灵魂反省。既然他已功成名就，今后应该怎样生活呢？巴鲁克用了数段篇幅进行了讨论，然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将退出经纪人行业，不与公众发生任何瓜葛，也不对公众承担任何责任，在股市上只运作自己的帐户。我记得读到此处时，我轻蔑地笑了笑，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既站不住脚又自私自利的结论。我认为对于一个才华出众、十分富裕的年轻人来说，决定只为自己而生活，为自己去全身心地设法赚很多的钱，以后还把这一切写入他的回忆录，毫无一点后悔或自我批评，这是多么不光彩的事啊！但是我的决定比巴鲁克的有面子吗？我也打算离开至少曾经为公众提供了咨询帮助的经纪业，并使自己专门致力于赚钱的投机。但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我远远算不上是富人。我一直为缺钱用的朋友和亲戚赚取大量的利润。尽管哈里斯兄弟有点不太情愿，我还是说服他们允许我继续经营老客户的帐户，并将它们作为一部分公司资本。 格雷厄姆公司只存在了两年半时间，到1925年末即宣告解散。公司获得了巨大成功，资本回报率是相当高的。我将投资领域限于标准性的套利、保值业务上，有时也会买一些我认为比较便宜的证券。我做的第一笔业务是买进杜邦公司（Du Pont）的股票，并卖出7倍于杜邦公司股票数量的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股票。那时杜邦普通股的市价总和仅仅与它持有的通用汽车股份的价值相当，因此杜邦所有的化工业务与资产的市场价值实际上是零。所以与通用汽车的股票价格相比，杜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不出所料，对我们有利的巨大差价终于出现了，于是我便做了对冲操作并取得了预期的利润。 另一次操作却是以损失惨重而告终，其中包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我认为自己既能找出被严重低估的普通股股票，也能找出被严重高估的普通股股票。我对此颇为自负。我用好几对证券做了这样的操作：买进便宜的股票并卖空昂贵的股票。有一个公司名叫沙特克（Shattuck），它拥有施拉夫特饭店（Sehrafft‘s Restaurants），我认为它的股票被高估了。公司确实表现不错，但投机商已经把它的股票抬到了我认为是高得离谱的价位。于是在我挖掘出的无数被低估的股票当中，我买进了其中一种，并卖空几百股沙特克股票。 从一开始，我就在每个星期安排一次午餐聚会，以便和哈里斯他们讨论我的业务状况。凑巧的是，我们的聚会是在罗·哈里斯最喜欢光顾的施拉夫特饭店。在卖空它的股票之后，我们都觉得再用饭钱支持敌人是有损自己利益的，于是我们另找了一个吃饭的地方。时间慢慢地过去了，而沙特克股票仍在上涨。（这便是经营那些广受大众欢迎，并因此价格高估的股票的困难所在：在它们股价回跌到正常、合理的价位之前，它们继续抢手，而且价格会进一步高估。）当股价从我们买入时的70美元一路攀升到令人烦恼的100美元时，我们开会争论了半天，最后认为继续“作无望的斗争”并非明智之举。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每次操作都能成功；况且我们总体的平均命中率已经够高了；随时准备承受损失是一条好原则，如此等等……于是我们便做了反冲操作，损失了几千美元。罗·哈里斯的评价是：“好了，这次损失也不尽是坏事，这下我又可以回到施拉夫特饭店吃饭了。”我们很需要这样的调侃。 ①巴鲁克（BernardM.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的经济顾问。——译者然而，这些午餐却导致了我们业务关系的终止。罗·哈里斯富有思想、爱提建议，有时甚至会带来各个经纪公司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些小道消息在我深思熟虑的操作方案中很少起作用。对于那些未获成功的建议，他总是忘得一干二净；而对于那些曾带来一点利润的建议，则记得一清二楚，从不忘记在随后的午餐聚会上提起。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的马后炮和星期一上午的发号施令感到了厌烦。长期为这样一个有权利发表各种意见、却不需对自己所说的话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工作，真是件困难的事。 到了1925年，大牛市开始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股市。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客户经纪人自由经营着客户的帐户，他们有权利按他们的意愿买卖股票，而不需要得到客户的授权或命令。这些帐户大多是以五五开的形式经营，即帐户利润由客户与经纪人平分。客户经纪人不承担任何份额的净损失。许多华尔街的朋友告诉我，我为哈里斯他们工作却只能分享20％的利润，真是太傻了；他们能为我筹集到经营资本，我的利润分成比例则是50％（其中一部分要转交给他们）。 我开始感到被哈里斯兄弟利用了。那时我才31岁，自以为知道一切——至少是关于如何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赚钱所需的一切知识，自以为在华尔街可以运筹帷幄，并且自认为自己的雄心壮志必定会实现，自己的前途光明无限；我还认为自己必定会非常富裕，可以用财富买到一切物质享受。我希望有一艘大游艇，一幢在新港的别墅，有一群赛马——甚至有时还想有些情人，尽管我也知道将她们列入我的计划表未免过于天真了。我那时还太年轻，不能意识到自己过分盲目自信。 到1925年年中，我向罗·哈里斯提出了一个新协议。我建议取消我的年薪，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分红方法：扣除6％的资本年息后，在回报率为20％的那部分利润中我分享其中的20％；在除去20％利润再获利30％时，我分享其中的30％；而在超出50％回报率的那部分盈利中，我则分享其中的50％。对我而言，这个协议似乎非常合理。但罗·哈里斯被我的想法吓了一跳：我竟想要分享一半的利润！他认为，即使回报率超过了50％，我要得到这么多的利润也是不行的。我们马上同意中止协议，公司也在年底时解体了。如果哈里斯能做些让步的话，我想我会接受的，因为我从不固执己见。但后来我得知，他们早就想把我从公司里甩开，尽管我替他们干得如此出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经过两年时间密切注视我的操作，并听我详细解释赞成或反对每一次买进或卖出的理由之后，他们自认为已经具备单独操作的能力和水平了。既然他们自己可以做、甚至可能做得更好，为什么还要付给我20％甚至更多的利润呢？因此，在我为自己订了1926年的新协议之后，他们也作了自己的安排。由于我们双方对这个变化都很满意，所以分手后我们仍是好朋友。 在结束格雷厄姆公司的故事之前，我必须谈谈一个名叫“科恩和格雷厄姆”的从属子帐户。合伙人科恩是个瘦瘦的、近视的律师，年约35岁。他也是哈里斯和霍维茨在哈佛的同班同学，而且跟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与其说他是个职业律师，还不如说他是个学生。他有一笔资金——我想大约是10万美元——罗·哈里斯很大方地为他订了一个特殊合约，类似于格雷厄姆公司的合约，但与公司互不相关。我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琐事呢？这是因为“科恩和格雷厄姆”里的科恩正是本杰明·V·科恩，他后来与汤森·科科伦组成了大名鼎鼎的“科科伦与科恩”班子，成为罗斯福新政中许多重要立法的设计者，并帮助罗斯福总统排除国会不时做出的阻挠以推行新法。 几年之后，也就是在1934年，本·科恩给我寄来了拟订中的《证券交易法》草案——这是一系列立法中的第二个立法。根据这一法案，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以成立并使金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向我征求对草案的意见。我只对其中一个条款提出了批评，该条款规定：为召开股东年会而送达股东手中的代理声明书上，除了其他种种信息外，还要包括“声明书送达者的名单”。这个听起来毫无不妥之处的条款实际上意味着，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这样的大公司不得不一一列出几十万股东的名字。本·科恩对我发现这一纰漏表示感谢，他从法案中剔除了这一点，法案很快正式生效了。 1926年1月1日，我开始运转“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同时我自己的资金也转入该帐户中。帐户的大部分资金由那些老朋友提供，包括弗赖德·格林曼，鲍勃·马罗尼以及海曼夫妇等。这次的财务协议与我向哈里斯集团提出的那个协议一模一样：我没有薪水，但享有累进的利润分红，分红比例最高可达50％。（当时极度自信的我哪会料到，6年之后我会请求他们增加一条原格雷厄姆公司订过的条款——在困难时期支付给我一些微薄的薪水。）帐户的参与者可在每季度以5％的年率，按各自的资本金或利润取得报酬。 本杰明·格雷厄姆开始时的资本金为40万美元。三年以后，我们的资本达到了250万美元。绝大多数的追加资本来源于帐户利润；帐户资本中我的份额也不小，这主要是因为我将大部分丰厚的回报重新放进帐户作为投资，更大的投资则又带来更多的收入。每年都有新朋友急切地想把钱投入该帐户，因为它的名声已是众口皆碑了。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吸收到了许多追加投资；实际上，对于不认识的人，我是不会收他的钱的。但我认识的人却不断增多。 在最初的集团成员中，有一位叫道格拉斯·纽曼，他是我在男中及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律师。几年前，他把弟弟杰罗姆介绍给我——杰罗姆比我们晚三年进入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并与赖斯的女儿结了婚。赖斯是一位富有的棉纺厂老板。杰罗姆没有去从事法律工作，而是帮他岳父搞经营，很快就成为那里的二号人物。我为赖斯做了些投资；也为杰里·纽曼①做了些投资，数量当然要少些。1926年年底时，杰里找我说，他想离开赖斯的工厂，并希望能加入我的公司。很明显，给赖斯干活并不轻松。杰里希望能为我工作，并在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前不要任何工资。同时，他会带来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资金，这是他经营棉纺业时得到的收益。我同意了他的想法，但我坚持他拿一份不高的起点薪水——每年5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开始，这种合作关系在我随后的经商生涯中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我退休去了加利福尼亚为止。而那时我的两笔经营业务——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及“纽曼和格雷厄姆”（它们都是“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的后继者）——也随之解散。 ①杰里·纽曼：杰罗姆·纽曼的昵称。——译者对我来说，杰里·纽曼从一开始就证明自己是无价之宝。他思维敏捷、头脑清晰，能胜任生意场上的任何经营实务。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他比我要强得多。他在谈判各种业务时，显得精明能干，富有实效。他非常诚实、完全值得信赖——这是在华尔街上持续取得成功的必要品质。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并不具备创造性思维。我应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营策略和大部分的单项交易都是由我设计的，是我的功劳。他的确也有缺点，其中最主要是他缺乏与人为善的能力。同他那很难相处的岳父一样，杰里·纽曼也是个严厉的监工，急着要人完成他的吩咐，对小过失斤斤计较，有时在交易中显得过于刻板。不过他能聪明地意识到，在重大交易中必须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 总的说来，杰里·纽曼远谈不上受人欢迎，即便是在他的许多朋友中也是如此。他与那些关系密切的合作伙伴有过无数次争吵，并且几乎都是因为业务上的事。他十分凶狠地对待这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但令我奇怪的是，最后他总能与他们和好如初。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怎么可能与杰里·纽曼共事这么多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未发生任何争执或争吵。我记得唯一的争执是：在我们的合作即将结束时，杰里认为把我们生意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我是不公平的。他对《幸福》（Fortune）杂志上登载的一些言论产生了误解。 两年后，纽曼成了我在业务管理上的平等合伙人，直至我们合作结束。我们有许多收入要分配：工资、服务费收入、交易利润等。我们订了个协议——它体现在每人给对方的一封短信中——所有的额外收入都在两人之间平分。然而几年后，杰里的公司外业务要比我多得多（我的主要公司外业务是作为资产估价案中的专家）。因此，我们将分享对方额外收入的比例降至25％，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合适的。 另外由于我对朋友向来交心不够——这是我最大的性格缺陷——杰里和我从未成为挚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少相互说话。他妻子埃斯特尔总是对我含情脉脉。在纽约州与康涅狄格州的交界处，他有一幢乡村别墅。我曾在那里住过几天，但我忘了是否与他们住在一起。我们也从未一起旅行过。我们很少谈及私生活，包括个人浪漫史——这个话题经常能使男人们产生相互信任，尽管他们之间的联系远不如我们密切。 表面上看，杰里的生活比我一帆风顺得多。他善于理财，在1929年之后的几年大危机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麻烦。当我们的事业重新开始欣欣向荣时，他的财务状况要比我强得多；也由于这个原因，他最终积累的财富也比我多得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许多场合他对我都非常慷慨大方。也许这对他来说是幸运的，而对我则是不幸的，因为我从未有过类似的机会去帮助他。 当然，埃斯特尔·纽曼与我妻子有着相同的名字。在这些年中，由于她们名字一样确实闹出不少笑话，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多，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社交关系从未真正密切过。 埃斯特尔·赖斯比杰里·纽曼大3岁，她并不是非常迷人。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杰里与她结婚只是为了她父亲的钱。但是，即使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指望从别人的成功中获益，雄心勃勃的杰里也只指望依靠自己的力量。同许多年轻时相貌平平的女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埃斯特尔越来越好看。她一点也不显老，头发永远乌黑亮丽，目光永远那么妩媚。她用尽美容师的一切手段与自然规律相抗衡。人们对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善意的人称她具有贵族气质，而恶意的人则认为她矫揉造作，或者“傲慢自大”——社会上后一种人往往太多了。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对她所喜爱的人格外亲切。埃斯特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经商诀窍和实干的能力。在我当选当时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主席后，我成功地使她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创建了妇女分部，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筹集到了不少资金。她很快成为我们这项日渐兴旺的慈善事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了在我们的“盲人之家”里兴建一座医院，她和杰里一起捐了一笔巨款。医院因此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当我回想往事时，我经常会被这样的发现所震惊：偶发事件或者环境——特别是地理位置——对人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人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因为他们住得很近；大多数风流韵事则源于频繁接触，尤其是当事人的配偶不加以干涉时就更加如此。或许这就是本·格雷厄姆永远也成不了杰里和埃斯特尔的社交密友的主要原因：我们总是住在纽约大都市的不同角落里。纽曼夫妇在位于长岛劳伦斯的一幢大房子里住了大约25年，这幢房子是新娘父亲精心挑选的新婚贺礼。在那段时间里，我继续住在曼哈顿岛，离他们家很远。当杰里和埃斯特尔在第五号街买了一套公寓时，我们已搬到了斯卡斯代尔，在那里我们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后来我们又迁移到了加利福尼亚。 由于相互住得较远，纽曼夫妇与格雷厄姆夫妇从未真正成为知心密友，但我弟弟维克多却成了他们的邻居并与他们结为好友。1927年，他与漂亮可爱的西尔维亚·古德曼结为连理，随后在劳伦斯买了一幢很好的新房子。这使他们与纽曼夫妇成了近邻，以及锡达赫斯特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友。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命运的挫折迫使维克多卖掉了自己的房产，离开了劳伦斯。 在1927年时，我们只有两名雇员：即一名速记员和一名会计。会计是十多年前我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上认识的。由于我们的共同爱好只有网球，因此我们的亲密关系完全是建立在网球之上的。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单打比赛，几乎是不分上下、互有胜负。 当我第一次与他打网球时，我还只是凯利街一名鲁莽冒失的年轻人；而他父亲的鞋业生意正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住在亨特波斯特公寓最好的房子里。几年后，他父亲突然去世，家道由此中落，正如我们家在我父亲过世后的遭遇一样。他只是在斯塔特勒宾馆找了个职位卑微的工作，因此他很乐意到我们公司工作，因为这里的工资较高。 除了1929—1933年这段时间，我们每年给他发年终奖金，并且在大部分年份里还给他加了工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过去经常会准备好精心制作的历史数据一览表，把他的收入与公司的盈利作比较。后来董事会在每年1月份都要对他的薪水和奖金问题进行讨论。最后他在公司里的年薪高达1．6万美元。相对于他所从事的机械性工作而言，在那个年代这已是非常高的报酬了。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得自由自在（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并且他也做了些投资，收益一般。在25年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尽管他能力有限，但为人非常忠诚、值得信赖。 他在某个晚上因心脏病突发死在床上。我们检查了他的帐目，发现他盗用了一小笔公款，数额大约为几千美元。杰里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几年后当我翻阅弗里尔斯·戈考特家族的日记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以及我们对此事的反应。在该家族的一篇日记中，他们谈到了他们女仆的不幸去世。正是这位女仆，从他们孩提时起，就一直无私地、全身心地服侍着他们。另外一篇日记却又写道：当他们发现这位朴素、谦卑的仆人在这些年里的私生活秘密后，他们感到无比震惊。她将所有的工资收入都用在向许多小伙子购买性服务上。于是戈考特家庭从哲学高度阐述了这样一个命题：知人知面不知心。 第十一章 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较量 在我们的帐户所参与的许多交易中，有两笔交易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第一笔涉及标准输油管公司（Standard Oil Pipeline Com-pany）；第二笔则与美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Unexcelled Manufacturing Company）有关。前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者却遭到很多麻烦，最终无利可图。 1911年，当美国最高法院下令解散具有垄断性质的标准输油管公司时，在这个拥有31个公司的巨大联合体中，有8家公司脱颖而出。当时它们都是很小的输油管经营者，负责把原油从各个油田输送到炼油厂。没有人了解这些企业的财务状况。它们公布只有一行字的“收入帐”，记载着当年的净利润，以及一份最简略的资产负债表。只有两间设在华尔街的办公室专门研究标准输油管公司麾下所有子公司的市场营销状况。它们每月出版一本小册子，上面刊有每个子公司的动态和数据，但这些小册子除了重复那些极不完整的收入帐和资产负债表以外，没有其他关于输油管公司财务的资料。 有一天，我浏览了一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想从中得到一些关于铁路公司的详细资料。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我碰巧发现了输油管公司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格上注明这些数据“来源于公司上报给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这使我想到这类报告可能包括没有向股东公布的信息，而这类信息可能是令人感兴趣而又富有价值的。我写信给州际商业委员会，请它尽可能给我寄一份输油管公司报告的复印件。后来我收到了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大约50页的报告，报告中有许许多多表格，涵盖了输油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每一个细节。我对其中一张表格尤为感兴趣。这张表格要求各个子公司按成本价和市场价开列一张投资清单。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在它们的年报中列出了许多笔投资，但由于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无从知道投资包括哪些内容。 第二天，我搭上开往华盛顿的火车，到达州际商业委员会，进了档案室。我要求查看这8个输油管公司1925年的年报。他们及时给我拿来了。很快我发现自己的手上是一笔财富。使我惊讶的是，我察觉所有这些公司都拥有巨额最好的铁路债券。有几家公司仅这些债券的价值就超过了其股票的全部市值！此外，我还发现，输油管公司总的业务规模较小，但利润率很高。公司没有存货，因此根本不需要这些债券投资。以北方输油管公司（NorthernPipeline）为例，它每股股价仅为65美元，支付6美元股息，但它每股股票却含有大约95美元的现金资产。即使公司把这些资产都发放给股东，也不会给它的经营带来丝毫麻烦。多么有利可图的证券啊！ 我像巴拿马的金黄钟花树一样坚定不移，并用犀利的眼光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想想吧！卡尔·福兹海默公司（CarlPforzheimer ＆ Company）和其他证券公司已经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这些标准输油管公司，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了解的一切。因为如果他们看到了这些债券，就绝不会在这么低的价位卖出公司的股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在惊讶——竟然就没有一个证券界人士想到去看一看州际商业委员会的资料！）即使不算上它的不为人知的现金和债券资产，对北方输油管公司这样一家支付6美元股息，而且仍在继续创利的公司而言，它的股价怎么能只卖65美元？答案在于这家公司的股票完全不受欢迎。公司从前赚取的利润更多，支付的股息也更多，但是新的竞争者抢走了它们很多生意。历来忽略细节而又注重“趋势”的华尔街，似乎确信这些公司前景黯淡。投资者实际上把很高的股息报酬率——北方输油管公司超过了9％——看作是将来发生麻烦的警报，而不是买入的理由。 我带着州际商业委员会近几年报告的复印件非常兴奋地返回纽约。由于北方输油管公司拥有的与其股票市值相关的债券投资数额最大，我就致力于取得它的股票。通过谨慎但又持续的购买，我获得了总共4万股中的2000股。这使我在该公司成为继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之后的第二大股东，洛氏基金会大约持有公司股票的23％。现在似乎时机已经成熟，去劝说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管理层做一件正确而又明显的事：向公司的所有者——股东返还大部分不需要的现金。我天真地以为这件事相当容易完成。 我约了一个时间去见公司的经理D·S·布什内尔，地点在百老汇26号标准石油公司大楼他的办公室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该公司充满传奇色彩的总部。两位年老的男士正在等我，目光中有着相同的怀疑。他们一个是布什内尔经理，另一个是他的弟弟，公司的总顾问。（这是高层财务领域的习惯，即在这样的会晤中至少要有两名公司官员在场，以便日后必要时证明所说过的话。） 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证明了理由。我指出，公司总的业务额大约只有30万美元，因此它从事与其财务需要无关的360万美元的债券投资是不合理的。我向他们表明，股票市场上没能正确反映出每股股票90美元的现金资产，这使北方输油管公司长期被视为一个正在衰退的企业，而不是铁路债券的贮藏所，公众甚至不相信这一事实的存在。显然股东的利益要求分配这些财产，让他们直接拥有就可以充分实现财产的价值，而不会由于铁路债券和公司其他财产混在一起，造成他们只能拥有不到一半的价值。 “那是不可能的。”布什内尔兄弟立刻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盈余，所以支付款不能超过收益。实际上我们的分红是非常丰厚的。”“哦，”我自信地说，“那很容易安排。你们所要做的只是降低每股票面价值，比如说从每股100降到50或25元，然后你们可以返还差额，即返还50或75元的现金。” 布什内尔兄弟又提出一个新的借口（他们十分机智，总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占据股东的财富而不是增加股东的利润）：“公司不能那样做。这需要公司全部资本。”“但是为什么不能？公司不需要上百万美元的资产，特别是全部都是现金资产，去做30万美元的生意。” “债券相当于我们的折旧储备金，我们最终更换输油管时需要它们。” “大约什么时候需要？” “我们说不出确切的年份。”（布什内尔兄弟甚至不愿意猜测可能的年份，事实是，那些地下管道可用一辈子。） “但你难道是想告诉我，你确实需要用股东们360万美元去更换那些只做30万美元生意的管道？那真是太疯狂了。”（每当我提及他们的营业额时，布什内尔兄弟就退缩了。营业额是他们想方设法不让股东知道的。） 然而我的东道主又提出了一个借口，这使我想起那个“狼和小羊”的寓言。虽然他们不能把我吃掉，但却能决定把我两手空空地打发走：“我们可能打算多建一些管道，各种可能性都有，因而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你只有很少的管道干线份额，从印第安纳州边界穿过宾夕法尼亚一角到纽约州边界，这只是原来标准输油管公司主干道中很小的一块。你如何可能合乎逻辑地拓展你的管道线路呢？” 让我遭受致命一击并离开的时刻到了。布什内尔兄弟理屈词穷，因此他们说：“瞧，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一直对你很有耐心，给你的时间已超过了我们能挤出来的。经营输油管是一个复杂而又专业化的行当，你了解不多，但我们却干了一辈子。你必须相信，什么对公司及其股东最有利，我们对此比你知道得多。如果你不赞同我们的政策，你可以采取理性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卖掉你的股票。” 这就是全部的故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听到的这类故事不计其数，内容都大同小异。有一个特殊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我身上。我的公司业务中有很大一块是购买那些股价远低于根据可靠分析确定的真实价值的普通股。股价被严重低估的最确切例子恰恰发生在北方输油管公司之类的公司上。大量可变现的资产用于利润很少的业务上，并且不让股东们知道。我的策略是，首先取得这类公司的大量股权，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公司适当改变它们的资本使用策略或经营策略。公司管理层几乎总是用布什内尔兄弟说过的同样理由扼制我的努力。在他们的武器库里，最爱用的武器就是宣称这种行业是非常专业性的，我对此知之甚少，他们比我更有资格决定需要采取何种策略。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情况。1926年，我第一次尝试作为一个股东努力劝说管理层做一些他们正在做的以外的事情。华尔街老手们把我视为手持长矛攻击大风车的古怪的唐·吉诃德。有经验的人决不会浪费时间试图从外界改变公司，特别是标准输油管公司这样的堡垒。“如果你不喜欢管理层或它从事的业务，就卖掉你的股票。”——这是长期以来华尔街在这方面一直使用的杀手锏，至今仍是流行的名言。不仅如此，一个想要改变公司管理的局外人还会被认为疯疯癫癫，受到怀疑。很多年以前，一个名叫克拉伦斯·范纳的人，通过控告管理层各种不正当的财务行为，得到了一大笔钱和不好的名声。现在，如果你仅仅客气地请求管理层有所作为，就会遭到彬彬有礼的拒绝；如果你再坚持下去，表示要采取法律行动或要谋求股东的代理权，就会立即受到指责，说什么公司受到一个“索要高价的能手，范纳第二”的人的侵害。在多数情况下，迫切需要救济的股东很长时期内都不拥有股票。原因很简单。如果是在以前股价很高的时候买的，那么他往往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决定需要做些什么。那些有可能为自己和其他股东负起责任的人是学识渊博的专业人士。他们在低价——例如在近期，买进股票——旨在争取他们认为合法的利润，作为对其努力的回报。管理层往往很重视近期购入大批股票的人，认为这些麻烦制造者是暴发户，因此仅仅是追求私利的人。我对自己做出的努力是否合乎道德从来没有任何疑问。我努力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自己人，而且使所有股东获益，不管是老股东，还是新股东，只要他们购得了股票，就有权成为公司的所有人。 早期华尔街的业务，在很大程度上是绅士们的游戏，在一套弹性规则下运作。一个最基本的规则是：“不要侵入别人的保留地。”这意味着一个人身在其“中”——即作为我们今天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决不会试图侵害其他任何处于相同情形的人的既得利益。银行和经纪人总是自动把他们年会的代表权委托给管理层。公司或银行集团，要想兼并或向股东收购或做其他有关这方面的事，第一步是同管理层策划这件事，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由于投资银行家希望始终受到公司管理层的欢迎，没有人承担得了不按规则游戏的名声。与此相应，公司官员们也从不支持任何危及其他公司官员职位及特权的提议。因为他们期望由此得到其他俱乐部成员给予的相同礼遇。这就像战争中被俘的军官总是得到优待一样。抓获军官的一方使其相当安适，因为他们期望一旦己方的军官被对方抓获，也能得到同等的对待。时代已经有所变化了。公司的购买者在事先没有同管理层商议的情况下，会毫不犹豫地向股东出价购买。投资银行家在为自己或客户办理这类事时，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例如，1964年就有人报价收买弗朗科—怀俄明石油公司（Franco—Wyoming Oil Company）的多数控股权并被接受。北方输油管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即公司的经理持有大量与业务经营无关的市场证券。 离开布什内尔的办公室之前，在失望和恼怒之余我告诉两兄弟：我将参加下届年会，以口头备忘录的方式向其他股东表明我的观点，并要求记录。他们听到这个声明似乎很吃惊，但很快回答说，当然欢迎我参加年会。说完这些，我就告别离开了。 年会于1927年1月初在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城，一个真正的小镇举行。先要搭乘火车到匹兹堡，然后再费周折转车到石油城。我独自出门，在普尔曼式火车卧铺上过了一夜，然后搭乘一辆摇摇晃晃的当地火车，在一个非常寒冷并且飘雪的日子到了目的地。到石油城开会的公司官员寥寥无几，但却足以举行会议——与会者包括5名公司职员和我自己。我想找外面来的股东，却白费力气。与此同时，布什内尔先生的属下却仔细地审视着我，好像我是另一个星球来的怪物。实际上我真的成为孤家寡人。经过几道程序，一名职员宣读了一份事先写好的纸条，提请通过决议及公司1926年的年报。另一名职员立即赞同这个提议。我站起来，得到准许发言。 “请问主席先生，年报在哪里？”片刻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年报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准备好。” “但是布什内尔先生，”我惊诧地问道，“怎么可能通过一份还没有准备好、无法看到的报告？” 布什内尔与他兄弟窃窃私语了一阵。 “我们总是用这种方式处理这类事的。赞成的人可以说‘同意’。” 除了我，其他股东代理人都同意了这个提议。又经过几道程序后，主席说该轮到闭会了。我又匆忙站起来：“我们在纽约已讲好，我想读一份与公司财务状况有关的备忘录。”接着是一阵简短的讨论。 “格雷厄姆先生，请把你的要求改成提议形式好吗？”我照办了。 “有人支持这项提议吗？”一阵宁静，沉默。我没料到他们来这一招，可是我没从纽约带人过来支持我。 “对不起，格雷厄姆先生，我没听到赞同声。提议无效。” “但是你们很明白，我千里迢迢到这里就是要宣读这份备忘录以便写进记录。你鼓励过我，布什内尔先生。我以为你从礼节上说也应确保我的提议得到支持并宣读。”又一阵简短的讨论，然后他说：“我非常抱歉，无人愿意支持你的提议。有人提议休会吗？”会议就结束了。带着掩饰不住的窃笑，布什内尔的属下们鱼贯而出。 我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受到羞辱，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对他们给我的待遇感到愤怒。我只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平静地对主席说，我认为他们不给我发言的机会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下一年我还会再来，那时我会带支持者来，等等。 我完全兑现了我的正当威胁。实际上我个人在1927年1月令人沮丧的失败结果是一份巨大的财运。因为这样，我当时就有整整一年时间准备作战计划，并且增加我的金融赌注。我用日益增加的现有资本，购买了北方输油管公司更多的股票。我动用了我冒险得到的尽可能多的合伙人基金。作为一名顾问，我与弗雷德·格林曼享有盛名的律师事务所库克，内森和莱曼（Cook，Nathan ＆ Lehman）打交道。主管是阿尔弗雷德·库克，一个极富才能、声名显著的人物，但是——我必须补充一句——他更是一个自负、虚荣的人。 在我的金融读物中，我偶然发现一个当时不为人知的情况。我发现，有许多州已通过法律，要求公司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通过把所有的代理选票全都累加投在一名董事上面，即使只有少数人支持的股东也能确保他自己的当选。宾夕法尼亚州就是其中的一个。北方输油管公司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注册的，按照它只有5名董事的小型董事会规模，只要有1／6的股票代理权就可以选一名董事，只要1／3代理权就可以选两名。我向股东游说，向他们争取赞同减少资本的决议的代理权，并请他们选出两名能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我们并不打算选举出董事会的大多数，因为那样将使我们承担起负责经营公司的责任。我们知道自己没有权力承担此事。 阿尔弗雷德·库克要求获得一份股东名册，我们获准可以从公司档案中复印。很明显，布什内尔兄弟以为我们不可能做任何事，否则他们可能会迫使我们为了得到这份名册而打一场代价高昂的官司。我们准备了一份材料开始做这个案例。库克、格林曼和我都努力投入其中。应当说事情做得很好。公司用它通常的傲慢方式作出答复，拖延解决所有实质性问题，宣称它有卓越的能力决定什么对公司、从而对公司股东最为有利。它用不是很高明的影射方法指责我们的动机是出于私利而干涉他人事务。 由于大股东不多，我们准备亲自访问每一位持有100股以上股票的股东。公司通过其职员及布什内尔一家也做了类似的努力。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理权。它拥有9200股，占全部股票的23％。我安排了一次与基金会财务顾问伯特伦·卡特勒的会面。他彬彬有礼地听着，但却相当明确地表示，基金会从不干涉它所投资的公司的经营。我尽力向他解释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与北方输油管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关系；这仅是一个由股东作出的、与公司过剩资金使用有关的决定。但我还是徒手而返。 我发现这是自己第二次接近小约翰·D·洛克菲勒。第一次是作为帮他筹资建立费·贝塔·卡珀基金会（Phi Beta KappaFoundation）的团体的一员，我收到一份有他签名的请帖，邀请我到休假俱乐部进午餐。我猜想这顿午餐的代价会很昂贵。但是与这位亿万富翁慈善家会面的荣耀，唤起了我的虚荣心，消除了我的谨慎，所以我就去了。他只请了一小批能为这项基金提供捐款的客人与他同桌进餐。我勉为其难出资5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一段帮助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相当独特的经历。费·贝塔·卡珀基金会很快成立了。从那时起它就开始出版一份名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的好杂志。 下面我们回到1927年北方输油管公司代理权战役：格林曼和我在休假俱乐部会见库克，讨论我们的战略，特别是与洛氏基金会代理权的关系问题。很凑巧，我们瞧见小约翰·洛克菲勒坐在我们隔壁一张桌子处，与一名身着运动服的年轻人共进午餐。后来证实，这名年轻人是小安德鲁·梅隆，是拥有数百万家产的金融巨头兼艺术品收藏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安德鲁的儿子。这次邂逅使我们心动，有一会儿阿尔弗雷德·库克认真考虑过如何接近洛克菲勒，邀请他讨论我们的代理权之争，请求他的基金会予以支持。但很快我们因这个主意很鲁莽而予以否决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获得其他代理权上还是做得出奇的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惊讶于我们的成功，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当你大声疾呼时，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毫无责任心的股东，同时还要面对在公司已树立牢固地位的管理层，这样，即使是一个很有理由、合乎逻辑的事件，也很难进展下去。 1928年1月，召开年会的日子到了。我再次前往石油城，但这次不是孤身一人。陪同我的，是库克手下的3名律师，包括著名的阿尔弗雷德本人，还有亨利·斯格伯德，蜚声天下的费城事务所的合伙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我们还掌握了颇多的代理权，足以使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一天到达石油城，安顿在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家旅馆。我们同布什内尔兄弟举行了预备性谈判，同意当天晚上审核代理权，以便节省会议时间。管理层看到这么多他们自己的代理权在过期后被我们接管过来，既吃惊又困窘。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当我们取得了某人300股股票的代理权时，老布什内尔情不自禁地痛苦感叹。“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气喘吁吁地说，“当他把代理权给我时，我还请过他吃午饭呢。” 在第二天会议开始前，管理层要求先商谈一下。我们控制的代理权超过1．5万股，足以使我们选出董事（因此我们获得了除了属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外的大约一半选票）。布什内尔总经理现在非常服帖了。他认为找不到任何理由在会上公开争论，免得每个人都尴尬。他很乐意接受我们这一方提名两位董事，并把他们写进公司候选人名单。这样，选举就一致通过了。阿尔弗雷德·库克提名我和斯格伯德作为董事。布什内尔试图让库克本人——或别的人——代替我。他显然并不喜欢我。库克没和我商量就明确拒绝了。库克说道，这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我有权享受胜利果实。布什内尔兄弟屈服了；唯一的一份候选人名单正式确定并选举通过，整个会议相当顺利地结束了。 现在我成为第一个不直接隶属于标准输油管公司系统却被选为其董事会成员的人。尽管北方输油管公司相对其他大部分公司来说规模较小，但我仍为自己的成就相当自豪。 在石油城会议休会期间，布什内尔总经理发表了一番调和性的讲话，说什么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大家应该有可能就公司的财务结构达成一致意见。那时我们认为这些讨好的话并无实际意义。然而，几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此事。这个老伪君子用悦耳的语调说道：“你知道，格雷厄姆先生，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反对你向股东返还现金的主意；我们只是感到那时不合适。如今，我们已准备提出计划，我们想它将会完全得到你的同意。” 该计划把每股票面价值从100降到10元，返还50元现金，每只老股票换3只新股票，每只老股票还有20元的现金余额。布什内尔补充说，日后还可能从现金余额中再次分配。但是首先要为那些忠诚的雇员准备适当的养老金。实际上，每一股最终分发了70元。北方输油管公司新股票的总价值加上返还的现金，最终合计比老股票每股110元还多。 我们弄不懂是什么促使原先顽固的对手突然改变主意的。阿尔弗雷德·库克后来得知，洛氏基金会通过它们的代理权向管理层表明，他们赞成尽可能多地分配公司闲余资本。这个说法很可能是真的，因为最终其他所有的输油管公司都效法北方公司，对其股东作出相应的分配。 我第三次遇到洛克菲勒是在多年以后，是我独立主张采取的行动，至今我还为此而自豪。那是1945年，我已成为趾高气扬的纽约州商会（New York State Chamber Of Commerce）的成员——部分是要为市民服务，但主要原因我想是为了利用他们午餐俱乐部的设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当时支持相当革命的提案，即后来众所周知的“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政府保证采取各种适当措施保持高水平的就业。企业界人士一般不信任也不喜欢民主党人，保守的天性使他们厌恶这项提案。纽约州商会下的一个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直言不讳地谴责这项议案，这份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人员一致通过（我那天不在那儿）。但是1945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看到这些，我们商会里善良的成员非常沮丧，以致委员会认为提交第二份报告再次谴责即将成为法律的议案是合适的，这样可向公众表明商界领导人与这些别出心裁的新主意无关。 当我在一份月刊上读到上述第二份报告时，我感到纽约州商会应该有个成员站出来对同事说：政治与经济气候自1929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给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要求获准在下次会议上发言——那第二份报告将在这次会上采纳——时间不超过3分钟。当然我的要求被接受了。 按会议安排，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行长、洛克菲勒的女婿温特若波·奥德里奇将作主要发言。在这个场合，洛克菲勒先生也参加了会议，我发现自己就坐在他旁边。当讨论就业法案的决议时，主席唤了我的名字，我是唯一的一名希望就这份报告发言的人。带着可以理解的紧张心情，我用3分钟时间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并以一个很不恰当的劝告结束。我劝告我的同事不要使自己“像波旁家族一样听不进，改不了”。全体与会者鸦雀无声地听我讲话，连洛克菲勒先生也静静地在听，当我返回座位时，与他擦身而过。投票开始后，支持委员会谴责报告的“赞同”声占绝对优势，我只听到旁边有个人跟在我后面说“不同意”。 我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另一次交锋不是代理权的较量，而是与全国运输公司（National Transit Company）有关的法律上的较量。全国运输公司是标准输油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经营输油管的同时还经营它自己的一个生产抽水泵的子公司。公司管理层向州权威机构申请采取被我们代表股东利益而拒绝的行动。他们想把我们大量现金资产的大部分投放于毫无吸引力的用途上。不管怎样，他们撤回了申请，后来——很可能是在洛氏基金会的推动下——把大量的现金分给了股东。我们那时已成为它的最大股东之一。 我提及全国运输公司一事有两个原因。许多年以后，我们与沃特海姆公司（Wertheim ＆ Company），一家重要的纽约证券交易公司——合伙取得了对这家相当重要的企业的控制。这笔交易中一些有趣的细节我将留待以后叙述。另一个原因与我早期一系列的投资成功有关，还涉及到传奇般的名字：巴鲁克。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放弃了在NH＆L公司的小办公室，在比佛大街60号棉花交易大楼设立了总部。H·亨茨公司（H．Hentz ＆ Co．）的纽约证券交易事务所的旧总部曾设在这儿。该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是杰罗姆·卢因和赫尔曼·巴鲁克博士。我逐渐与这两位搞得很熟。还有一个年轻合伙人是阿瑟·纽马克，他的家庭和我们早期在英国时是朋友。（当我经济十分拮据时，为阿瑟辅导过几何学，数年后我帮助他闯进华尔街，在《华尔街杂志》研究部工作，此后他跳槽到亨茨公司当统计员，由于开拓业务有方，又升为合伙人。）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想拓宽介入与我们套利保值经营相关的股票的方式——我们发现除了设在NH＆L的帐户以外，再开立两个经纪帐户是可取的。纽马克劝说我们成为亨茨的客户；通过其他方式我们把古德博迪公司（Goodbody ＆ Company）列入自己的名单。 赫尔曼·巴鲁克是伯尼·巴鲁克3个哥哥中的一个，兄弟4人都超过6英尺高。他曾追随父亲的光辉事业，在朗·布兰奇地区有一段短暂的行医经历。然后他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改变，到华尔街从事证券经纪业。（实际上巴鲁克3兄弟都当了经纪人，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我第一次遇见赫尔曼时，他刚刚50出头。他那高大的身躯、彬彬有礼的举止、浓密的白发、飘逸的白须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已经在长岛很偏僻的地方有了一处名叫巴加特尔的房地产。在那里他开始种植圣诞树，起初作为一项业余爱好，最后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享有很多的税收优惠。他还拥有一艘豪华的大型游艇，名叫“里波索”，游艇长93英尺，一半像快艇，一半像家庭式划船。 1929年春天，他告诉我说他已跟着我买进了一大笔全国运输公司的股票，使他获得了相当满意的利润。他感到应该给我一些报酬，因为我为所有股东努力工作，却没有收取分文。因此他表示让我使用一星期的“里波索”。除了给船长和船员适当的小费外，我不需花费什么。游艇可供6个人休息，邀请谁由我作主。 因此我在全国运输公司一事上的工作和成功，使我作为赫尔曼博士豪华的“里波索”的名誉船长，在船上度过了美好的8天。 另一项一举成功的行动注定给我带来很多麻烦，很少利润以及一些独特的经验。这段插曲的主要受益人是我的孩子，因为，使每个人都很吃惊的是，我成为全国最大的烟花爆竹制造厂的副总经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们在价值低估的证券上取得的成功，使我们在广大的场外交易，即那些并不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交易中声名大振。其中最主要的也许是J·K·赖斯公司（J．K．Rice ＆ Company），其主要的交易员和推销员是一个叫比尔·柯里的人。1928年末的一天，他来到我们办公室，带来了一个精心策划的、与烟花制造商平凡制造公司有关的建议。这家公司现金充足，生意做得很红火。它有一大笔股票待售，每股仅卖9美元，这比它每股的营运资本还少，仅是它最近每股1．50美元收益的6倍。最重要的是购买这笔股票可确保公司的控制权从老总经理B·V·宾戈——人称大酒鬼——手中转到以稳健、能干的副总经理汤姆·贾丁为核心的新集团手里。柯里已向这个集团建议，我将成为新班子里出色的财务顾问；如果我买了这笔股票，他们准备让我当副总经理，付给我适当的兼职薪水，负责公司的有关财务。 整个情况使我极感兴趣，至少在这样一个相当规模的公司里被选为官员是很吸引人的。杰里和我决定为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购买1万股股票，并控制好剩余部分的股票。剩余部分的股票不属于别人，而恰恰属于伯纳德·巴鲁克，他听说过我，对我经营的业务也日益感兴趣。 平凡公司的股东年会在1929年1月举行。这是我第一次瞧见B·V·宾戈：他是一个矮胖的老头，从外表上看很乐观。一件怪事发生了。到了宣读年报的时候——不是先前印好的，而是在总经理的手里——他看见我坐在前面的椅子上，就说：“你看上去像一个潇洒的年轻人，请你来向大会宣读这份报告吧。”我照办了，甚至在我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自己在结束一个从未伤害过我的人的职业生涯的阴谋中，充当了前锋。我有过将为这一行动感到遗憾的预感吗？如果没有，我应该遗憾。 会议按计划结束了。投票中我们以微弱多数获胜。宾戈既惊讶又难堪。宾戈愤怒地说他培养了汤姆·贾丁，现在他的手下却背叛了他。他还说，无论如何，贾丁没有一点能力经营他花了25年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大公司，没有他宾戈，将会遭到彻底失败。说完这些，他大踏步离开会场。我获悉，后来他又返回他将要放弃的办公室，喝得醉醺醺的，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完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贾丁当总经理，格雷厄姆为副总经理——年薪6000美元。 第十二章 家庭和其他事情 1918年5月，我钟爱的儿子艾萨克·牛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也来到了人间，我们给她取名玛乔里·伊夫琳，通常这是经过家里人长时间讨论后决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凑巧，1920年也是《马吉》这首歌非常流行的一年，虽然歌曲非常普通，但不知为何流行了很多年，于是对我们来说，玛乔里就立即变成了“马吉”（后来叫“马季”）。我们也戏称她“馅饼脸”，因为她在婴儿时有着一张满月般的圆脸，为了哄她不要吵闹，我常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唱道：“马吉，我时时刻刻在想你”，等等。但效果却不是太好。 玛乔里5岁半的时候，我们的二女儿出世了，她有着蓝蓝的眼睛和金黄色的头发。我们给她取名“伊莱恩·多萝西”，伊莱恩这个名字源自丁尼生的《国王叙事诗》中的一段浪漫回忆：“迷人的伊莱恩，可爱的伊莱恩，阿斯托罗特的纯洁少女伊莱恩。”而“多萝西”是我母亲的名字。 从牛顿呱呱堕地到他令人心碎的夭折这短短的9年里，他一直是个很棒的男孩。无疑，那些年使我对他的优点津津乐道，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像我记忆中的他那样完美了。他非常英俊，富有魅力，天资聪颖，体贴入微，而且善于合群。 记得牛顿3岁那年，我带他到纽约希波机场，那是一个有许多奇妙景观的宫殿，不过如今已不存在了。那儿有个大水池很出名，是个重要的娱乐场所。在某个时刻这个水池会揭开顶盖，许多“美人鱼”站好位置，然后优美地跳入水中。观众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听到一个稚嫩但十分清脆响亮的声音：“妈妈，为什么她们要下去洗澡？她们脏吗？”不用说，那是我儿子牛顿的询问。 当外祖母梅休尔到我家来玩时，她睡在牛顿的房里。第二天早上我们问牛顿睡觉的情况。他兴高采烈地说“很好，可是你们知道，我们鼾声隆隆震得整座城堡都在摇晃了”。这句话他听别人讲过许多遍，《杰克和豆梗》这本书就是这样描述恶魔睡觉的。他说“我们打鼾”是为了不扫外祖母的兴，但把我们都逗笑了。 在西奈山医院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告诉他，妹妹由于表现出色，在班里得了头等奖，牛顿马上笑逐颜开，然后严肃地说：“你们没有好好赏识玛乔里，她其实非常聪明。” 当牛顿和玛乔里很小的时候，彼此就能以一些我们做不到的方式相互沟通。虽然玛乔里在正常年龄开始说话，但她的发音非常含糊不清，或者不如说发的完全是她独特的音，我们很难领会她的意思。但牛顿由于跟玛乔里成天在一起，却能毫不费力地听懂。于是通常当我们与玛乔里沟通失败时，就求助于她那4岁的哥哥，问他玛乔里在谈什么，他总能马上告诉我们。 婴儿时玛乔里的“馅饼脸”看起来非常亲切，肯定很快会成长为讨人喜欢的孩子和漂亮的小姐。（我至今仍旧认为她是我所见到的女子中容貌最迷人，性格也最可爱的。）她早期的性情和牛顿很不相同。尽管她一直甜美、温顺，但也具有叛逆心理，且易惹麻烦。当我们从弗农山返回纽约时，玛乔里刚好3岁。我们请了一个名叫路易莎·戈尔的小姐当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她来自斯图加特，一举一动德国味十足。戈尔小姐很快表现出对牛顿的偏爱，并以日耳曼式的方法，努力使玛乔里循规蹈矩。显然她并不适合教我们的女儿，但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阵子我们觉得玛乔里像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可能她就是这样。幸而无论对她还是对我们来说，她成长为少女的典范、出色的学生和优秀的运动员。自她大约13岁起，我就一直为她感到快乐和骄傲。 玛乔里不但很聪明，而且做任何事情，她都极想出人头地，干得非常出色。幼年时她学着用头着地倒立，并且一直保持倒立姿势，直到我们求她才罢休。记得有一次，也许是她6岁那年，从她几乎贴着地板的小嘴里冒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爸爸，头朝下倒立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后来当她成为林肯学校的游泳队队员时，她正好利用这一绝技占据优势，在手倒立式跳水中，她通常拿第一。她还显示出相当高的音乐才能，尤其是作曲。玛乔里和林肯学校的其他两个才子创作并上演了题为《一千七百万牺牲者》的剧本，该剧追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大屠杀，有力地呼吁人类和平。玛乔里还为她们班制作的一部电影作曲，影片名叫《阿尔塔米拉兄弟们》，内容是有关穴居人的。她的年轻英语教师在各种教育界人士会议上放映这部影片。由于玛乔里从不记下她的伴奏乐谱以供别人演奏，所以放映时只好找她用钢琴为影片配乐。 我记得她谱写过一首名为《内战狂想曲》的振奋人心的音乐。我建议她把模仿柴可夫斯基《1812年序曲》的曲调和《南方佬》及《北方佬》两首民歌的曲调结合起来创作。我想，她很熟练地谱完了曲子。她还着手为我模仿沃尔特·雷利爵士在监狱里创作的《世界历史》中的著名段落“啊，高尚的、正义的、壮烈的死！”而写的诗谱乐。我的诗是这样开始的：高尚的死，死得壮烈，死得光荣，你以死去劝说那些谁的话都不愿听的人；别人不敢做的事，你做了，俗世间阿谀奉承的人，你嗤之以鼻！ 既要学音乐，又要练倒立，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玛乔里却能做到，有一阵子她在家里跟年轻教师上钢琴课，通常每隔半个小时她就停下一分钟来练倒立，然后又精神抖擞地回到琴键旁。 玛乔里11岁时作过一次发言。我一直高度评价这次发言，认为发言中包含了她的最敏锐的见解。她的一个校友法伊菲·加巴特，是一名胃外科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以医术高明、收费昂贵而闻名。加巴特夫人热衷于与音乐界名流交往。法伊菲举行生日晚会，邀请玛乔里参加，海兹尔和我将她带去并一起留下。这的确是一种殊荣，因为年轻的客人中有耶胡迪·梅纽因①和他的才华出众的姐姐耶尔塔。还有一个非凡的小伙子鲁格杰罗·里奇。整个晚会精彩场面纷呈，高潮迭起，激动人心，而这些社会名流始终保持着庄重、文雅的风范。同一天晚上，有一个俄罗斯男高音歌唱家马克西姆·卡罗立克来我家拜访，他身材高大，大约30岁左右。可能出于习惯，他的举止洋相百出，说了一大堆陈词滥调，姿势神态滑稽可笑。第二天，当我们谈及前一天的拜访时，玛乔里聪明地评论道：“那些艺术家是不是很可笑，爸爸？他们小时候总爱模仿大人的行动，而长大后却又表现得像孩子。” ①耶胡迪·梅纽因（YehudiMenuhin，1916.4.22—）：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译者1923年，我通过音乐界的朋友认识了卡罗立克，他是俄罗斯籍犹太人，男高音歌唱家，模样很像亚伯拉罕·林肯。我们见面时，他几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住在河滨大道160号一楼，在吃晚饭时经常可以听到熟悉的敲窗声。“马克西姆来了，”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说，然后我们便请他进来，和我们一起饱餐一顿。 几年以后，卡罗立克到罗德岛新港市私人家里唱歌。（虽然是职业歌手，他的嗓子不怎么差，也好不到哪里去。）在那里他获得了两个名叫科德曼的姐妹的好感，她们很有钱，有着贵族的血统，并且未婚。她们比卡罗立克大30多岁。好像转眼间，他就和科德曼姐妹之一结了婚。我不知晓她们如何决定哪一个成为卡罗立克夫人的。像辛德蕾拉先生①一样。现在卡罗立克步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成天与新港、华盛顿、波士顿的上流社会人物为伍，奢侈豪华的用品应有尽有。他甚至在卡内基大厅举办了两场独唱音乐会，我们也按时参加了。报纸上关于这两场音乐会的评论是否真的表示敬佩很难说。他到纽约短暂拜访的机会更少了。要是有机会来纽约，他会到我家吃饭，不过现在是来享受美食的（他会这么说），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填饱肚子。他常讲些自己在新港上流社会如何取得成功的故事来取悦我们，那些上流人物必定把他看成天堂派来拯救他们摆脱空虚和无聊的使者。有一次，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在上流人物聚居地开始玩一种新的消遣——养鸽子，现在他在新港市的高楼大厦里饲养鸽子的方法几乎跟以前完全一样，不过以前是在矮小落后的比萨拉比亚的乡村饲养。他的妻子在适当的时机向波士顿博物馆捐赠一笔价值不菲的礼物——她收藏的美国家具的大部分。正像预料的一样，那位可敬的女士以马克西姆·卡罗立克夫妇共同的名义捐赠，而不想让科德曼这个古老的名字流芳百世。这座庞大的博物馆旁边造了一些房子，用来放置这些标着“马克西姆·卡罗立克”字样的珍贵收藏品。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亲眼目睹许多人的命运兴衰沉浮、起落无常，其中我们这位青云直上的年轻朋友马克西姆·卡罗立克的命运无疑是最奇特的。这种人生游戏值得他花那样大的代价去参与吗？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还是倾向于说值得。 我的二女儿后来改名叫伊莱恩·格雷厄姆·贝尔，获得哲学博士，并嫁给了西里尔·索弗。1925年伊莱恩荣耀地降临人间，她是这样一个小宝贝：蓝蓝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可爱的容貌，还有着迷人的气质。她受到大家一致的喜欢，她的哥哥姐姐非常疼爱她，我们其余人也很疼爱她。（由于他们分别比伊莱恩大7岁和5岁，所以丝毫没有兄弟姐妹间的嫉妒，而我们从心理学家那里听到过别的兄弟姐妹间许多相互嫉妒的故事。）戈尔小姐很快将她强烈专一的慈爱转移到小宝贝身上，这时她更不能容忍玛乔里的任何小过错。海兹尔也几乎总是说伊莱恩在三个孩子中表现最好。戈尔小姐不久开始叫伊莱恩“乖宝宝贝斯蒂”，其他孩子接受了这个本当十分容易引起忌妒的称号，毫无牢骚，并一直叫了好多年。 我为伊莱恩的周岁生日写了首诗，由牛顿在她的生日聚会上背诵（他在伊莱恩满两岁前就离开了人世），我仿佛仍然听得见他用清脆童稚的声音背诵道：①辛德蕾拉（Cinderella）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所作歌剧名，又译《灰姑娘》。这里的“辛德蕾拉先生”是比喻卡罗立克先生像灰姑娘一样，一下子从穷人变为富人。——译者我们欣喜地祝贺小旅客，在漫长人生道路上迎来第一个里程碑，愿快乐幸福天天与她相伴，善良、健康和慈爱时时对她关怀。 快快乐乐地来到人间，更加快快乐乐地日长夜大，亲人们温柔的手紧紧拥抱着我们的乖宝贝，警惕的眼睛保护她不受任何伤害。 贝斯蒂逐渐确立自己的个性，其中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品质。她喜欢自作主张，我行我素，有时她跟其他人之间有明显的隔膜，我想这种性格是父亲遗传给她的，不过她自己作了一点改变。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基本的独立性，甚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了跟警察打交道的经历。6岁时，她决定上午早早起床到中央公园去听鸟儿的晨鸣。一个星期天早晨6时左右，她醒后自己穿好衣服，领着年仅3岁的小弟弟（我们的第二个牛顿）。蹑手蹑脚地溜出房间。直到被警察唤醒，我们才获悉此事。警察发现两个幼儿在公园闲逛——在游人稀少的时间里，中央公园并不安全——马上来唤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因她自行出走惩罚这个小机灵呢？现在我已不记得了。 她第二次的冒险经历更奇特，也更严重。12岁那年，伊莱恩和林肯学校的一位好友商量出去溜达。她们搭上公共汽车，行驶15英里到达宾夕法尼亚州阿米希乡村的中部兰开斯特（她们解释说，去那里是为了去看看“真正的乡村风光”）。她们沿着兰开斯特外面的一条公路长途跋涉，然后在一座农舍边停下来，想讨点牛奶喝。农舍里一位农妇的儿子是州警察，恰好路过这儿。于是他将两个小女孩带到县监狱，把她们当作流浪者并准备进一步处置。我们父母在纽约焦急万分，到深夜才有人电话告知我们两个失踪女孩的下落。第二天早上有人把两个女孩送上开往纽约的公共汽车，我们在终点站迎接她们。她们重新回到家中显然很高兴，但对自己的经历只字不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天的情况，她们在监狱里是与女酒鬼和妓女一起过夜的——我们的小贝斯蒂多么天真无知啊！ 马季和伊莱恩都幸运地在林肯学校就读，这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学校，由洛克菲勒财团提供资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管理。该校的目标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教育中尝试推行新思想新方法。学校吸引了一支最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学生本身也要经过严格挑选，哥伦比亚的教工子弟具有优先权，而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林肯学校自由开放，富有竞争性，我的孩子从这种氛围中获益匪浅。当伊莱恩在小小年纪就进入林肯学校时，别人提醒她，要想够格获得她姐姐已经取得的荣誉——当时她姐姐将要代表毕业班做告别演讲——十分困难。但伊莱恩并不差多少，实际上她的老师觉得她比马季天资更好，但缺乏后者那样孜孜不倦的努力。像她的父亲一样，伊莱恩不是很用功，花在功课上的时间只有她姐姐的一半。 孩提时的伊莱恩常让我们为她自豪。9岁以前，她已在市政厅和卡内基大厅登台演出。她和许多孩子一起在迪勒—奎尔音乐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提倡用新方法教音乐。每年小学生要在市政厅演出一次。一年级学生，一般在7岁左右，通常组成一个小打击乐队，他们有鼓、三角铁、铜钹和其他乐器。预演以后，伊莱恩被选中担任乐队指挥。我们的小宝贝伊莱恩指挥各种乐器演奏改编过的《坎贝尔一家来了》，她和同伴配合得非常默契。我屏息凝神地看着她并偷偷地扫视四周，看看别人是否像我一样对这场非同寻常的演出入迷。一两年后，在刘易斯索恩姐妹的帮助下，伊莱恩开始在附近的普雷豪斯舞校学芭蕾。舞校上演很有分量的节目《老古玩店》，邀请鼎鼎有名的亚历克西斯·科斯洛夫担任独舞专业演员。有一段舞蹈，科斯洛夫两边各有一只小卷毛狮子狗伴舞，狗做旋转、翻筋斗和其他动作。猜得到吗？其中一只卷毛狮子狗的扮演者就是伊莱恩，当她和科斯洛夫演完时，卡内基大厅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我们从弗农山搬回纽约时，我们先住在88街区河滨大道160号1楼，邻近富丽堂皇的西奈斯大厦，离开战士和航海者纪念碑只有两条马路。我们的住房似乎很大很豪华，我常为河滨大道的地址而感到自豪，因为它体现了一个人经济上的成功。我们选择的避暑别墅也显示出这一点，我们唯一看中的（至少有点妄自尊大）是大西洋沿岸新泽西州的狄尔镇。1925年我们在哈萨威旅馆度过在那儿的第一个夏季。1926年我们租了卡西诺娱乐场附近一幢好房子，当然我们都是该娱乐场的会员。 在纽约，我还加入城市运动俱乐部，当时它的第一条守则是：“俱乐部大楼里不许玩纸牌。”（当创始会员因年老而减少运动时，这个规则被废除了。在我退会许多年后去参观该俱乐部时，我惊讶地看到几乎每一层楼都在玩纸牌。）我在城市运动俱乐部里，学会了两项新的运动——壁球和高尔夫。我的壁球教练是个年轻人。他是当时的世界职业冠军。（最近我与城市运动俱乐部这位热心的会员谈话时，他断然声称自己是当今所有运动员中最伟大的选手。）他跟大多数打壁球的学生打赌说，他们不会超过19分，赌注每次5美元。然后他能轻轻松松地赢得21分，而我们无论谁最多得19分，再想得2分则十分困难。靠着这种比赛，他生活得比较宽裕。但年纪不大时，这个青年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了。完整的故事我从不知道——我料想必定事出有因。根据我的了解来判断，他既没有坚强的意志，又玩世不恭。我们对别人思想的了解实在太少了。 我的高尔夫生涯一点也不辉煌。像别人一样，我常以为我击得准确，但结果却是击歪或使球滚入沼泽里，或者完全无效。不久我对这项运动产生了反感，主要因为它对击球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太放任。关于一个人自己的好球和坏球的无休止讨论，嘴上夸夸其谈而内心却怦怦直跳，关于某人击多少杆才能入洞的争论以及不变的赌注——所有这些都会使我这种习惯于网球的严格而有风度的规则的人产生厌恶。在高尔夫球场上玩了7年后，我永远放弃了这项运动，回到我原先的爱好——网球上。到60岁以后我还在继续打网球，自得其乐。最后由于健康原因，我不得不歇手，而我从来不从事轻松不费劲的运动。 我还爱好滑雪，1924年冬天在梅欧柏克湖畔的迪恩·豪斯我开始练习这项运动。那里雪很多，想冒冒险的客人最适合于滑雪。滑雪的基本注意事项是绑扎，甚至连脚趾也要用带子裹好。有一个小斜坡从旅馆延伸到湖滨，我很自然地沿着斜坡滑雪，小牛顿也在滑。我们带有一架早期的业余摄影机，还有投影机和屏幕，这是以前NH＆L公司在圣诞节送给我的礼物（前几年他们从我这里接到大量生意而未付任何酬金）。我的家庭档案里还有用这架摄影机制作的影片盘，它记录了我们第一次滑雪时乐不可支的情景。 海兹尔初次使用贝尔·豪厄尔摄影机对她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她的预料。她后来干上了摄影这个职业。多年来担任庞大的哈达莎公司（Hadassah）的正式摄影师，也是其全国摄影协会的长期会员。她制作的关于以色列生活和风景的影片已经放映，到处受到欢迎。 在我近40年的滑雪生涯中，我目睹了滑雪由最初的小规模活动发展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运动的过程。现在，无数斜坡上有巨大的滑雪设施。但在1924年，连拖索都是鲜为人知的。第一次我爬佛蒙特州斯托的曼斯菲尔德山时，那里既没有升降机，又没有绳索。我们花了4个小时才爬上公路旁的山坡（利用滑雪板下的外壳阻止我们往回滑），然后沿原路20分钟就可以滑回。我听说过滑雪中弓步转弯和快速滑雪下坡时突然刹住的方法，但只有生来就与滑雪板打交道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擅长此道。当时我们只能依靠良好耐用的雪犁来刹住和转弯。多年以后，我熟练地掌握了转弯的方法，我永远忘不了当我向观众炫耀我的滑雪技巧时他们发出的兴奋的欢呼声。 滑雪的假期是我一生中最快活、最具活力的时期。我们常在晚上乘火车到普莱西德湖去度过圣诞假期。旅馆附近的斯蒂文斯山，滑雪比较容易，还有一条拖索，许多滑雪者都到这里滑雪。开始时，山上挤满了新手，看来他们都比较害怕，不断有人在我前面摔跤。拖索不得不常常停下帮助那些仰面朝天的生手爬上来，或者把他们拖离滑道。过了5天，我惊讶地看到了另一幅景象。那些曾经害怕和出尽洋相的新手好像都变得比较熟练了。绳索顺利地前进，没有人摔跤。（我原以为那些表现极差的人会放弃斯蒂文斯山，转到更容易的地方去滑。无论如何，这种神速的进步简直是奇迹。） 在后一个圣诞节假期，我们与好友查尔斯·戈德曼夫妇及其子女一起在普莱西德湖度假。他们的长子罗伯特是一个有魅力的大学生。我想起那天晚上在一起的情景，大家坐在下面的铺位上，谈论哲学，背诵诗歌，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30年后，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获悉罗伯特·戈德曼夫妇正在密西西比州某地，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祈愿他们的儿子安迪还活着。安迪投身于争取黑人民权运动，是20天前失踪的三位积极分子之一，现场除了烧毁的汽车，没有其他任何痕迹。我从心底非常同情失去儿子的父亲——罗伯特，我知道以前他是个思想严谨、理想主义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子，而现在他必须学会接受安迪殉难这一事实。我的同情更加深切，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小本杰明（巴兹）如今（1964年7月）正在密西西比州和其他成百上千的志同道合者，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人道主义事业中去，良知告诉他们这项事业必须由他们这样的人去完成。 但是回到普莱西德湖后，有一件事暴露出海兹尔和我性格的不合。由于我们准备在旅馆里过除夕，我决定带上我的礼服。不知为何海兹尔反对参加正式聚会——或许她的发型不好——而且极力劝阻我。我说戈德曼夫妇准会带上礼服出席，我也想这么做——于是我带了礼服。当然，旅馆里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些娱乐节目，戈德曼夫妇上楼换礼服去了，我也准备换上礼服。在房间里海兹尔求我不要穿上晚礼服，如果我穿了而她没有她会非常尴尬。我固执不听，埋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反复无常，她没有理由不带晚礼服的。我已经厌烦对她总是百依百顺了。我不厌其烦地带来晚礼服，却又不穿，岂不是太蠢了！ 我们越吵越厉害，海兹尔抓起我放在床上的衬衫扔到窗外的雪地上。我故作镇定地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件衬衫，并准备安上领扣。海兹尔从我手里夺过衬衫又扔到窗外。我无计可施，只有认输——肯定我当时极没有面子——灰溜溜地穿上普通衣服下楼吃饭。海兹尔从雪地捡回衬衫。我们笨拙地向朋友们解释了这件事。最后返回房间时，我们发现好事者（是鲍比·戈德曼）细心地把我的晚礼服铺在地板上好像穿在水平的人体模特身上一样。这次风波以幽默的气氛收场。 毫无疑问，心理学家或好管闲事者也许会从这一风波中推断出我们婚姻状况的许多麻烦。在我看来，海兹尔和我都不错，优点多缺点少。我们有相当广泛的共同志趣——首先我们都爱孩子，还喜爱戏剧、歌剧、音乐会、假期旅行、体育和慈善活动。婚前，正是海兹尔使我对为盲人工作发生了兴趣。她在戴克高地盲人之家教孩子们跳舞，后来转到新建的纽约犹太盲人协会任教。（我写这些文字的那年，该协会的名字稍微变动了一点，正在庆祝成立15周年。）由于海兹尔的缘故，我开始成为一个行动非常不便的盲男孩的“大哥哥”。后来我先后成为主任、预算委员会主席，最后担任协会主席。协会的年预算额也从3万美元增长到最近的130万美元，其增长率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差不多。 我们比其他夫妇有更多理由相信会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为什么我们的婚姻会失败呢？次要的原因可能是缺乏一定的生理上的和谐。当时我们太年轻且没有阅历，所以不能认清我们的婚姻形势。但我相信，主要的麻烦是由我性格中的缺点引起的。那些缺点使我不能正确地对待海兹尔性格上的毛病。我妻子的显著长处是精力充沛，有各种实践能力。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她的长处也带来了缺点。她总认为干任何事都比别人强，于是很自然地在各种事上都由她做主。这就养成她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习惯，包括对自己的丈夫。我忍受不了这种状况。虽然我愿意让步而不愿彼此争吵，但我有强烈的独立意识，而且从心里不满受别人的支配。 如果我23岁时就懂得现在这么多，我们的婚姻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从一开始我就会拒绝言听计从，对待一切事务都会坚持我的愿望与海兹尔的应有同等重要性，甚至会有意提出异议，提醒她不能总是一意孤行。我本应该更加认真地研究一下她常常使自己对而使我错的技巧和方法。我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对策。但恰恰相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以为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得去认真应付。我想我真正重视的是在金融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以及我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稳步提高。这可能令许多人感到惊讶，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一直认为我是一个生活在梦想中的年轻人。 我们的婚姻注定要失败——不，在海兹尔或我觉察两人完全不对劲之前，已经基本失败了。1926年夏天，我们住在迪尔舒适的假日饭店里，每星期三我在很有气派的迪尔乡村俱乐部和伯特·帕克打高尔夫球，他是当地麦克唐纳公司（McDonnell andCompany）的经理，我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生活的许多方面看来都很舒适、豪华、有趣和有益。有个周末我的哥哥维克多探望我们时评价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十分美满。我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接着说道：“也许会物极必反，福兮祸之所倚嘛！”这个预言被事实验证并不出乎意料。我结了婚，养了三个孩子，用培根的话来说，我已经“抵押给运气”，而我比想像中更容易受到伤害。 次年3月上旬，我们从佛罗里达度假返回时，发现牛顿染上耳病。我们请西奈山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弗赖斯内尔博士来看病。他诊断是乳突炎，必须动手术。手术过后牛顿得了脑膜炎，1927年4月20日死去。如果到5月12日，他就将满9岁了。 许多与牛顿的疾病和死亡有关的沉痛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但我没有勇气一一追叙——如果读者原谅的话，我由衷地感激。如果要我追忆的话，我的心情跟那出令人伤心和怜悯的悲剧的主人公一样：代达罗斯在石头上刻下了关于他钟爱的儿子伊卡鲁斯的飞行和坠海之死。维吉尔的诗句深切地表达了我的情感。数年后，我看到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针锋相对》一书中关于小孩之死的描述时，我就想起我们的牛顿，禁不住抽泣。唉！天下如此多的父母遭受到与我们一样的痛苦。但是想到青霉素已能治好脑膜炎、白喉和其他夺去孩子生命因而刺伤父母之心的疾病，那是多么大的慰藉啊！ 牛顿葬在西切斯特山公墓的一块坟地上，作为自由犹太教会堂成员，我不久前才获得这块地，没想到我们会这么快使用它。小石碑上刻着：“最可爱、最勇敢、最钟爱的孩子。”他的确是这样，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我母亲在欧洲探访她的许多亲戚。海兹尔拍了一些我母亲动身赴欧时欢乐的照片，最后一张上还有活着的牛顿。我们想不让母亲知晓牛顿生病的消息。最终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不幸而恳求我们告诉她真相。我独自挑起这不幸的重担，尽可能将哀痛掩饰起来。我尽量用能够引用的哲学来减轻这一不幸消息对母亲的沉重打击。母亲在回信中凄楚地安慰我们，隔着大洋，我仿佛看见她跟我一样潸然泪下。 由于悲伤我和海兹尔的心贴得更紧了，但这种感觉也更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有多么深的隔膜。葬礼后不久，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我们计划一起开始全新的生活。海兹尔觉得应该同我谈谈她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她认为我是一个冷冰冰、责任心不强的丈夫，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而很少关心她。她需要更多的温存和理解，因此她和我们的家庭医生建立了友谊，并从中得到了弥补。她还解释说那仅仅是亲密的友谊，没有别的。我没有过多地盘问，而是接受她的坦诚直言。我许诺从那以后要做一个好丈夫，海兹尔也承诺不再那么专横。 我们都迫切地希望再生一个小孩——梦想另外一个牛顿能使我们失去的牛顿转世。因此海兹尔很快怀孕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唉！要想弥合夫妻之间根深蒂固的隔阂，仅靠一次巨大悲痛的经历和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很快又恢复到原先的老样子。到了秋天，海兹尔不顾有孕在身，声明要和她一个最要好的朋友——波林到俄罗斯去旅行。很自然，我由于忙于挣钱而无法同行。 这样我独自一个人过了整整两个月，经历了10年之久的夫妻间的忠贞不渝后，在我33岁的时候，我的第一次婚外情发生了。我并没有打算在这里写我的外遇经历，也不仿效卢梭《忏悔录》中的那种坦诚。但我也不学伟大的情人夏多布里昂那种虚伪的沉默，在《墓畔回忆录》将近3000页的文字中没有披露任何一点他的风流韵事。如果没有编者的脚注的帮助，这些独特自传的读者肯定会天真地寻思：在夏多布里昂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怎么会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我建议要坦率一些，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 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我的性生活是颠倒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中，年轻的小伙子抽烟、赌博和寻花问柳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在婚姻安定下来并承担家庭责任以前纵情玩乐。但在我年轻时，我没有这方面的嗜好。我不喝酒，不抽烟，不嚼烟草，不赌博，不骂人，也不说下流话。即使明斯克的体态丰满、风骚撩人的性感女郎无数次向我眉目传情，我也没有去看过脱衣舞表演。在我的青春期，虽然朋友们常谈论有关妓院的风流韵事，但我从没有产生过逛妓院的念头。从我没有深究的一些理由来说，我认为自己跟其他年轻人不同——无疑在能力和性格上都比他们优越。（我是一个多么自命不凡的家伙！）最终，我懂得我与别人一样有性本能和性冲动，但是好像我的职责把它压抑和忽视了。我绝不能说自己获得了完满的成功。我一直被手淫困扰，不时地我会看诸如皮埃尔·卢维的《阿佛洛狄忒》或佩特罗尼乌斯的《金驴记》。但相对来说，我很少看色情书刊。 在我23岁结婚前，我写的一篇《和女人睡觉》读起来好像霍林希德关于“爱尔兰的蛇”的叙述。爱尔兰仍有许多人持有新郎新娘应保持贞操的观点。从理论上说，我现在对此事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但我的实践并没有多大不同。 让我用审慎的笔调来描述我的第一次婚外情。那位小姐——且叫她珍妮吧——跟我差不多大，算不上漂亮，以说话爽快、声调很尖而闻名。15年来她一直是我们的亲密朋友。她没有结婚，并且一贯对男人不大感兴趣。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比较亲密的普通朋友。一天晚上，海兹尔远在俄罗斯，我把珍妮从音乐会带回了家。我记得这样一句话：“婚外情是由一分吸引、四分机会造成的。” 我们的婚外情碰到了无数障碍，其中主要是我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只能偶尔短暂地相会。但是在1933年或1934年，她对我说，她感到太累了，所以她决定到墨西哥去很长一段时间以便结束我们的关系。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从叙述婚外恋转到欢呼一个小孩的诞生，这似乎有点无情或轻浮，歌德不是说过人心会一瞬间由善变恶，也会由恶变善的吗？我们第二个牛顿生于1928年4月10日，离第一个牛顿去世周年纪念还有10天。他的诞生给我和海兹尔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因为上苍似乎大发慈悲，又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男孩。我记得一清早我就焦急地守候在医院里，等待至关重要的消息。孩子诞生的消息传来后，我心灵以外的某种力量似乎促使我想出了一首欢庆胜利的诗歌，这首诗歌我在几分钟里就写成了：复元他已经回来从黑漆漆、空洞洞没有一颗星星发亮的夜晚。 他已经回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肝宝贝他没有消失他已经回来。 他已经回来虽然坟墓曾要他静静地躺在那里。 他已经回来：因为在我们任性的认识中繁荣的年代又重新出现他已经回来。 因为春天里他离去的时候一脚把麻木的死亡踢开，他已经回来；因为慈爱比什么都宝贵我们的心在欢唱：他已经回来！ 第二个牛顿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大大的棕色眼睛，乌黑卷曲的头发。从来没有一个孩子像他那样得到这么多的热情和关怀。但是多年来担任我家医生的梅·威尔逊（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寻找治疗儿童风湿性心脏病的方法）给我们带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个婴儿的胸腺似乎有毛病，将来可能发生严重的疾患。他的担忧使我们特别小心避免他生病。（我们已从河滨大道公寓搬走，因为我们觉得那里冬天的寒风可能是第一个牛顿患耳疾的原因。）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在头几年之后，第二个男孩没有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相反只带来无数忧愁和悲伤。事实上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不生活得很自在，他是极其难以相处的人。不久我们就明显地发现他有严重关节炎，还可能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常常为此自责，因为我们给这个孩子取了和第一个牛顿同样的名字，并且从一开始就竭力把他当成第一个孩子的再世。这一点是否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混乱感？他是否不满自己不得不处于要和我家已死去的完美的孩子进行比较的地位？我们对他的身体的倍加呵护是不是削弱了他的个性？我深信这些推测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牛顿生下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完全是他自己的不幸和我们的不幸。 为了充分发挥我的思维能力，也为了摆脱我的悲哀，我找到另外一项工作。以前有一段时期我一直考虑写一本关于证券分析的教科书。我感到现有的教科书内容已经陈旧过时，不再普遍适用，尤其是这些教材很少关注普通股的新的重要意义或公司会计结算中的诡计和陷阱。我决定在把我的想法诉诸文字之前，先就这个题目设计出一门大学课程来。我与哥伦比亚大学分校校长詹姆斯·埃格伯特教授取得了联系。他很赞赏我的想法，并把这门课程——名叫“证券分析”——排在1927年秋季开讲。对于学生的反响，人人都感到惊讶。这门课有150多名学生注册听讲，教室完全爆满。回想起来，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20世纪20年代股票牛市正大行其道，公众都渴望获得信息、指导，以及——尤其是——良好的收益。其他学校没有一门由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主讲的类似课程。注册结束时，要听课的人很多，所以届时只能派人在大门口站岗，以防有人把门挤破。尽管我告诫学生，我所提到的股票只是出于阐述解释的需要，决不要把它们当成我向你们推荐购买的品种，然而我探讨过的一些市值低估的股票后来确实价格大大上涨——虽然很可能是整个市场猛涨引起其攀升的。几个这样的例子足以使我的课程在学生中获得了“十拿九稳的赚钱者”的名声。1928年秋天，注册听课的人数比上一年还要多，许多人坚持要求获准再次听课，期望我在讲课举例时向他们介绍一批新的有利可图的股票。 就这样，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了，并且将持续40多年，其中包括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生涯和讲过的许多课程，以及在其他学校作过的讲座。1927年秋，有位学者名叫戴维·多德，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助教，后来成为我在教学中的助手，“华尔街的圣经”——《证券分析》一书的合作者，一些重要的金融业务的合伙人以及忠贞不渝的朋友。从我在准备第一年讲座时所想到的问题来看，显然我还不能写出一本令人满意的教科书来。事实上，7年以后《证券分析》才问世。如果这本书过早出版，将会犯下大错误，因为到1934年我才能把费尽心思获得的智慧全部写到这本书里去。 1928年夏，自从我在世纪之交即7岁时访问英国以来，我首次到欧洲旅行。海兹尔因要抚养牛顿，只得留下来不去。（我们在盖伦·霍尔有一幢避暑别墅，盖伦·霍尔是宾夕法尼亚州里丁附近小山上的一个规模很大的综合性招待所。）我打算在欧洲与母亲见面，并与她一起去英国、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旅行。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拜罗伊特（这是我们心目中瓦格纳一家居住的圣地）去听瓦格纳①的系列歌剧，以及在莫扎特②故乡萨尔茨堡参加夏季音乐节。 在拜罗伊特，我们在最好的旅馆“金锚大饭店”下榻，它建于1750年左右，但外表已经很陈旧，而且缺乏现代化设施。第一晚我们步行到山上举行音乐节文艺会演的剧场去听音乐，所以回来睡觉时都不把旅馆里的种种不便记在心上了。按照惯例，在这种文艺会演的剧场里，观众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奇地彼此看着。音乐会场面令人眼花缭乱，妇女穿着长外衣，戴着珠宝和各种头饰，男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官员穿着制服点缀其间。6部歌剧系列中有一部叫《名歌手》，4部歌剧系列中有两部分别是《指环》和《特里斯坦》。这些歌剧的演出使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激动。表演十分出色，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那种充满着传统和深厚音乐底蕴的气氛，使一切都具有了几乎是超自然的标志。 瓦格纳家族出足了风头。齐格弗里德·瓦格纳——《齐格弗里德牧歌》就是为纪念他的诞生而创作的——指挥了3场演出。齐格弗里德的妻子维尼弗雷德坐在后排包厢里，金发碧眼，皮肤白皙，雍容华贵。她赞同希特勒的主张，这是没有料想到的。大家都想去访问“沃恩弗雷德”，这是瓦格纳家族居住的地方。理查德·瓦格纳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遗孀科西玛①时年90岁，据说已奄奄一息（实际上她后来又活了好几年），也住在那里。旅游者可以上楼，从科西玛房门的小洞中张望房里的情景。我和母亲都认为这么窥视不合适，所以留在楼下，只到瓦格纳的孩子们的房间去看了看。在其中的一个房间里，男孩子沃尔夫冈和维兰德安排了一个丢勒②版画（复制品）展览会，参观要收低廉的门票。这两个金发男孩，不过十来岁，看上去聪明伶俐，办事很有条理。第二次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是四十来岁、相当壮实的男子汉了，全面负责拜罗伊特音乐节。由于他们对许多年来一直主导着音乐节的神圣程序作出了激进的变革，所以不得不为此向祖父的亡灵和不少当地居民作出答复。 ①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1813-1883）：19世纪后期德国主要作曲家、音乐戏剧家。主要作品有《齐格弗里德之死》、《指环》、《纽伦堡的名歌手》、《漂泊的荷兰人》等。——译者②莫扎特（Mozart，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作曲家。生于萨尔茨堡，卒于维也纳。5岁即开始作曲和演奏小提琴。著名作品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魔笛》、《唐·乔万尼》以及许多交响曲、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译者①科西玛·瓦格纳（CosimaWagner，1837-1930）：1870年与理查德·瓦格纳结婚。理查德·瓦格纳去世后，她担任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指导，致力于瓦格纳作品的演出。齐格弗里德是他们的儿子。——译者②丢勒（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代表作有版画《四圣图》。——译者当时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妹妹——她一定很年轻——但是许多年后我在美国遇见她，她已成为希特勒和她的母亲的反抗者。 自然，这位伟大的、不可思议的作曲家刻在他家门上的典型的瓦格纳诗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的想象力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就把这座房屋命名为“空想宁静屋”吧！ 回到美国后，我对一个德国牙医说，我知道他把椅子称为“牙舒椅”，所以愿意提供一条与椅子的名称相配的合适格言：我的牙齿在这里找到了宁静，就把这把椅子命名为牙舒椅吧。 但莫名其妙的是，他不接受我的建议。 由于诸多原因，瓦格纳在拜罗伊特的演出与在其他地方的大相径庭。同样，进餐方面的安排也自具特色。你得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音乐节文艺会演剧场附近的餐馆预订席位，这需要向服务员领班支付一笔高得令人惊讶的小费。然后在歌剧开演之前或在夜幕降临之前，事先订好两顿饭菜。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张从下午4时开始的奇怪的进餐时间表。大约3时3刻，我们穿好晚礼服，走到文艺会演剧场去。第一幕十足演了2小时，接着是1小时的幕间“小休息”，人们可以大吃一顿。很快到了7点钟，第二幕开始了，这幕戏只演1个半小时，接着同样有1小时的“大休息”。在这里看别人吃喝成为休息的内容，就这样，时间到了10点钟。第三幕演出持续整整2个小时，最后才曲尽人散，我们又累又高兴，出去吃夜宵。我们肯定花掉了8小时，度过了既大饱耳福，又大饱口福的难忘的一天。 离开拜罗伊特后，我们继续到萨尔兹堡去。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是到高级澡堂好好洗个澡。幸而我们已在新建的欧罗巴饭店预订了一套极好的套间。到达那里时，我们乘火车已乘得精疲力尽。我们发现饭店大厅里一大群人来来往往，我挤向服务台，自命不凡地询问格雷厄姆预订的房间在哪里。等了很长时间后，服务员对我们说很抱歉，他没有为我们保留房间。现在一个房间都没空余。“请再查查看，”我高傲地说，“这是你签名的电报，确认我们今天可得到一个预订的房间。”这一下他更加道歉不迭，他说准是别人犯下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是目前没有空房，他实在无能为力。我们获悉这种情况意味着别的旅游者给了他们一大笔贿赂，饭店把我们订的房间转让掉了。我们怀着气恼和受挫的心情，向萨尔兹堡官方的旅游办公室投诉了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官员一再耸耸肩膀，可是没有拿出任何补救措施。他们说，更糟的是，由于大批美国旅游者纷至沓来，整个萨尔兹堡的所有客房都爆满了。最后他们为我们在一条完全名副其实臭气熏天的宾馆街上找到了一间客房。可是只有一间怎么行呢？房东太太在房间中央装上一根晾衣绳，绳上挂下一条被单。她拿出一个洗衣盆供洗澡用，盆里只有少量热水——由此我想起1910年夏天我在巴曼农庄的两次洗澡情景。这就是我们在欧罗巴大饭店预订的豪华套房“老母鸡变鸭”的故事。 然而，萨尔兹堡之行是我很重要的经历。我有幸在大教堂广场上观看了《耶德曼》的演出，著名的演员摩西扮演剧名角色。海伦·西米格（莱茵哈特之妻）扮演“忠诚者”，她的妹妹扮演另一角色。为了解剧情，我事先买了一份说明书，夏天傍晚的光线使我仍能一读。这样我就理解了剧中每个词，海伦·西米格所表演的忠诚者的出色演讲深深地感动了我。当然，摩西是无与伦比的。我想，也是在萨尔兹堡，我听到了他扮演的歌德的《伊菲格涅亚》中奥雷斯特的唱词，海伦·西米格又一次当配角。那是在我撰文把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与歌德的伊菲格涅亚进行细微的比较之前15年。我仿佛觉得这一戏剧经典之作出自我的手笔。而能看到当时两位最了不起的演员把它表演出来，则是极其珍贵的经历。（另外一次，我观看了摩西在纽约旧的欧文·普莱斯剧院用德语表演易卜生①的《群鬼》，令我久久难忘。） 我们在慕尼黑待了一些日子，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有无数壮观的公共建筑，在阿尔特·皮纳科塞克有大量的鲁本斯②油画，无与伦比的德意志实用美术博物馆也使我大开眼界，惊诧不已。我们到室外娱乐场“展览园”去看两个令人愉快的文娱节目，第一个是名叫《一女两夫》的提线木偶表演。女主角既嫁给一个整天忙碌的官员，又嫁给一个晚上出来剪径的拦路强盗。我记得大多数场景是床上戏，专门操作木偶的演员提拉木偶身上的线，表演了许多男女做爱的动作。我很惊讶，在1928年的公园里竟然会允许进行这样的演出！ 看完演出，我们到一家大型露天餐馆去。母亲一直吃得很清淡，所以只点了两只熟鸡蛋。服务员说很抱歉，他只能供应炒蛋、水煮荷包蛋和煎蛋，但是不供应熟鸡蛋，因为后者没有列入价目表。我的母亲表示怀疑——“如果你能煎蛋，你肯定可以为我煮两个蛋。”服务员仍旧说对不起，如此而已。后来，服务员的反应表明，他们的鸡蛋也许消费得太多了，没有剩余的可拿去煮了。在老的故事中，漂亮的女服务员问旅行推销员要吃什么，他说“我要一盘火腿蛋以及一些好听的话”。一盘火腿蛋默不作声地端上来时，那个推销员问：“好话在哪里呢？”女服务员回答：“不要吃蛋！” 我们还计划到苏黎世去访问母亲的一个侄女。乘坐火车翻山越岭要花8个小时，旅行是很劳累的。母亲听说从慕尼黑到苏黎世已建立了第一条空中航线，只要飞行2小时就可到达。那么要不要乘飞机去呢？我们两人以前都未乘过飞机，我乘游览飞机在大西洋城上空作过3分钟观光飞行，这不能算数。如果母亲不怕乘飞机，显然我也不会怕。我记得寥寥无几的乘客鱼贯登机，两旁排列着好奇的来访者，仿佛我们将要去接受死刑一样。飞行中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我们飞越离腓特烈港不远的博登湖上空，在腓特烈港第一条大型齐柏林飞艇正在建造和试验。从飞机往底下看，博登湖中正在行驶的小轮船好像甲壳虫在水面上爬。当我们从德国飞入瑞士国境后，我注意到风景有一个变化。德国人的田地四角种树，而瑞士人在田地中央种一棵树，使农民更加便于到树阴下乘凉。 ①亨利克·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挪威戏剧家和诗人。代表作有社会讽刺剧《玩偶之家》、《群鬼》、《皇帝与加利利人》等。——译者②鲁本斯（Rubens，1577-1640）：中世纪佛兰德斯绘画大师和外交家。一生创作了二千余幅油画和素描，代表作有《吕西普斯的女儿被劫》、《猎狮图》等。——译者关于在苏黎世逗留期间的生活，我只记得自然史中一个奇怪的景象。我们和表兄弟姐妹一起到苏黎世湖去野餐。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附近，我注意到两队蚂蚁在激烈地交战。一队有翅膀，另一队没有翅膀。这是一场生死搏斗，我观看了很长时间，使对这种场面毫无兴趣的其他人为此对我很不满。可是我想起了《多佛海滩》中的诗句：“愚昧的军队在晚上短兵相接”——想起了促使蚂蚁或人类转向冲突和完全毁灭的奇特的激情和因素。 1928年秋，本·格雷厄姆一家准备再一次搬迁，这一次几乎真正搬进豪华的住宅了。气派十足的办公大楼，以及同样壮观的公寓在纽约所有优美的居住区平地而起。我们听说在第81号街和中央公园西边——我们的知心朋友格林曼夫妇结婚后曾在这里住过好几年——金碧辉煌的30层公寓大厦将取代旧的旅馆公寓贝雷斯福德，这正是自命不凡的格雷厄姆一家所需要的。根据建筑计划，我们挑选了18和19层复式的公寓套房，外加阳台。这两套房子共有10个房间，我已弄不清有几个浴室，靠近层顶的地方还有几个女仆的房间。房租每年1．1万美元，租期10年。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租借这么大的住房需要负担的支出。与我习惯作出的开支来比，这些租金只是一笔小数目。当年年底，我们大约60％的收入是从150万美元创始资本中获得的。我的纳税前收益超过60万美元。我采用自认为极其保守的方法取得了这么高的收入，与我周围定值过高的证券的疯狂投机相比，这使我的亏损风险维持在最低限度上。在股市大灾难发生之前，我在别人眼里是多么了不起！这一年我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我们在贝雷斯福德公寓签署为期10年的租约，该租约从1929年秋公寓全部竣工之日起生效。我们在一列把我们送往棕榈滩过圣诞节的私人火车的一个卧铺车厢里签署了这份租约。 第十三章 人生旅途的中点：灾难降临了在人生旅途的中点，我被困在漆黑的森林里。 这就是但丁那篇著名诗歌的卷首语。这首诗写于1300年，当时他正好35岁。事实上，那时他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人生旅程，因为他在50岁出头时便离开了人生——他的偶像维吉尔也是如此；还有那些伟大人物，如凯撒、莎士比亚、莫里哀①、贝多芬、拿破仑等等都是在50多岁时去世的。1929年我也正好35岁（这正是我父亲去世的年龄）。而我写本章的时间恰好是1964年夏天，因此对我来说这一章所描述的事确确实实发生在我的人生中点。如果说我从此将像但丁一样尝尽人间的艰辛和苦难，那确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当时情况如此糟糕，与我先前的巨大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的确让我一度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在但丁的流放生活中，他必定有这种真切的体验，因此他通过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①之口说出了他那千古流传的诗句：没有比回想昔日幸福的时光更令人感到悲伤沉浸在痛苦之中…… （但是他为什么又加上了“你的老师知道这一切”这句诗呢？维吉尔没有受过什么苦难，他只是对他自己的不朽之作感到不满意罢了。） 事实上对我来说，1929年上半年的情况还是令人激动的；甚至下半年的大动荡也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真正的麻烦是在随后3年里发生的。然而，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1929年都是致命的一年，因为所有的人都被那年发生的事所连累。 在1月份的休假中我做了回“懦夫”。杰罗姆·卢因（虽然他很年轻，却已是老字号经纪公司——亨茨公司——的资深合伙人）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客人一起去捕旗鱼。在这两位客人中，一位是功成名就的财务律师伊西多·克雷塞尔，另一位也是律师，名字叫奥斯卡·刘易斯。我们坐上小船出发了。刚开始时我便觉得这艘船太小了，随着船离陆地越来越远，这种感觉也就越来越强烈。大约半小时之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奥斯卡也是如此。或许是为了安慰我们，主人拿出几个诱人的三明治供我们挑选。我们有气无力地挥手谢绝了。当小个子克雷塞尔和杰里·卢因②津津有味地吃起三明治的时候，我和刘易斯无法再忍受这一场面，于是我们爬到底舱，并在那里愁容满面地躺了几个小时。就在我们感到死去活来的时候，一个身影出现在舱口。他向我们喊道：“奥斯卡，本，快起来，我们抓到旗鱼了！”但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呻吟“让我们回家”，然后把脸转向了墙壁。杰里调转船头驶回码头。两个小时后，奥斯卡和我步履蹒跚地上了岸，满脸倦容地向杰里道谢告别。 ①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人。主要作品有《伪君子》、《吝啬鬼》、《唐璜》等。——译者①但丁《神曲》中的人物。——译者②杰里·卢因，杰罗姆·卢因的昵称。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遇到克雷塞尔了。但我从报纸上得知：由于在美国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破产案中犯了些技术性的过错，他受到了马克斯·斯托伊厄的起诉——这多少让人有点同情。在1939年，这个斯托伊厄还跟我就卡夫曼商店（Kaufmann De-partment Stores）资产评估案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后来我又再次碰到了奥斯卡·刘易斯，那是在另一桩资产估价案中，当时他是法庭的特别记录员，而我是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专家见证人。起初我并未认出他，但在休庭时他把我喊到法官席，问我怎么能忘了一起捕旗鱼的经历。 杰里·卢因捕到过的那条旗鱼又怎么样了呢？关于它也有一个小故事。大约在出海后一个月，亨茨公司邀请我到它的私人餐厅吃饭。主人很骄傲地让我欣赏餐厅墙壁上的新饰物。这就是那条不幸的旗鱼，它已经被制成了漂亮的标本，并用昂贵的材料裱装起来，旁边还有个银牌，上边写着是谁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捕到了这条鱼以及鱼有多重等等。“把那该死的东西拿开，”我哀求道，“只要一看到它，我就又要晕船了。”但这反引起了大家的哄堂大笑。尽管在棕榈滩海湾的经历实在是糟糕透了，但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皮肤晒成漂亮的棕褐色——这种棕褐色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我昂首阔步回校时，哥伦比亚大学那群“白人”学生们长时间地踩着响亮的脚步迎接我的到来。 在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信托基金。第一种是“固定信托”，这种信托毫无特色可言，即银行作为受托人持有既定的一组普通股股票（这就是“固定信托”这个名字的由来），每个股东按比例持有同样的证券组合。其次是“管理信托”——就像我们的“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一样，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调整证券组合。这种信托基金并非天生就有缺陷；事实上在英格兰数十年的经历就证明这种信托是成功的，尽管像其他任何金融机构一样，它的成功也依赖于诚实的经营和正确的策略。然而在20年代后期的投机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大金融公司都卷了进来，那些向来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公司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进行着狂热投机。 许多证券公司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并向客户出售它们的股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三重利润的引诱：发行股票时的溢价，经营投资公司所得的管理费用以及替人买卖证券所得的佣金。亨茨公司的合伙人认为：他们的条件并不比别人差，所以他们也要成立自己的投资公司——而且他们自认为条件可能比别人更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说服本·格雷厄姆来主管该公司。我对这个职位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我清楚我不可能像在“共同帐户”那样取得20％—50％的利润分成（虽然我现在得与杰里·纽曼分享“共同帐户”的收入）。但亨茨公司的合伙人执意要我过去主管该投资公司。他们谈到要将公司基金的规模扩张到2500万美元，谈到我作为大公司的老总将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允诺要跟我订一个长期合同，据此可以保证我享有种种好处。杰里·卢因对此也是满腔热情；他以善于捕捉市场时机而闻名，而我则在发掘特殊证券（或者说价值被低估的证券）和证券综合分析方面是公认的权威，因此他希望能将我们的长处结合起来。我被这些优厚的条件吸引住了，于是我们谈了几次，看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我与伯纳德·巴鲁克出人意料地交往上了。大约一年前我有幸认识了这位大人物，并且在投资方面向他提了些建议（这些投资都是“格雷厄姆式”的），所有的建议引起了他对证券价值问题的浓厚兴趣。其中有普利茅斯·考德奇公司（Ply-mouth Cordage）的股票，当时的市价是70美元，但它的利润和分红都很丰厚，而且每股光营运资本就超过100美元。另外还有佩珀雷尔制造公司（Pepperell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股票（该公司因生产床单和枕套而家喻户晓）以及海伍德—韦克菲尔德公司（Heywood＆Wakefield）的股票（该公司是婴儿车行业的主要厂家）。按对私营企业的一般评判标准分析，它们的市价都已低于它们的最低价值；与当时热门股票的高价相比则更是低得可怜。这种不一致表明了20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不成熟性，那时投资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前景（电器与化工是热门产业）、公司规模以及在行业内的支配地位（如列入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的股票）或者公司的近期增长业绩上，此外他们还受到那些操纵股市的投机家鼓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那些不在受人欢迎行列但却拥有丰厚资财的公司，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出色，这些年里却被人冷落，股票价格一直非常低。 巴鲁克先生屈尊听了我的分析，同意我的看法，买进大量上述股票。从他的观点来看，他认同我的建议这件事本身无疑就是对我的努力的丰厚回报。当然在某种程序上他是正确的，因为光是这一信息（即他的判断与我的判断相符，他的经济利益与我的经济利益一致）本身就使我获益匪浅。巴鲁克曾两次试图帮我进入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我和他均持有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其中一次成功了。但他所做的这一切并非是为了我，而只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投资额。我这一生中与这位声名显赫的人物有过无数次接触，但从未得到过他的帮助或恩惠，也从未听说他曾帮助过别人。他有些爱慕虚荣，这种虚荣心使得一些伟大人物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损害，而他向各种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捐献巨款的动机也是源于这种虚荣心，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慷慨大方，因为这能为他赢得广泛的认同与赞赏——这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过几次交谈。他的办公室在公平大厦的顶层——公平大厦位于百老汇120号，有49层高（后来我们的基金控制了该大厦的一部分股权）。我们都认为股票市场已经被炒得太高了，投机家似乎都已发疯，连那些向来受人尊重的投资银行家也在瞎炒一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记得巴鲁克批评过这种荒唐现象：银行对股票投资的定期贷款利率为8％，而股票的收益率却只有2％。我的回答是：“确实如此，根据报酬法则，可以预计这种情况将会逆转——出现2％的定期贷款利率和8％的股票收益率。”1932年的情况与我的预言大体上相差无几——而过了大约20年后，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现实情况与我的预言完全吻合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奇怪，我能对各种重大事件做出正确预测，却不能预感到自己帐户的资金将要面临一系列危机。 有一次，当我坐在巴鲁克的办公室里时，他带着一个矮壮、圆脸的人来到了贵宾接待室，那人与巴鲁克年龄相仿。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他对那人说道：“温斯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位年轻朋友，本·格雷厄姆，他是个非常机灵的家伙。”我们握了握手。我知道丘吉尔在一战时的经历，也知道他那时从英国政府里卸职。我当时真应该细细体味一下与他交往时的感受，现在却已追悔莫及了。 巴鲁克还把另外一个大人物介绍给我。就在二战结束后不久，我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美国未来军事力量问题的演讲。巴鲁克也去了那里，演讲结束后他把我介绍给了这位传奇式的总司令，还大大捧了我一番。当我离开报告厅时，天下起了大雨，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带来的雨伞撑开了。就在这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走了出来，他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将军，请跟我合用雨伞吧。”我说道。“噢不，非常感谢。”他一边回答，一边大步走向雨中。我猜想大概穿制服的军人是不允许带雨伞的吧。我很感谢巴鲁克把我介绍给了这两位伟大人物，但我还是不禁认为这位现已92岁的老人（1964年）欠我的情要比我欠他的多，当然这种想法可能不太光彩。 还是让我们回到1929年来吧。巴鲁克发来通知，说他想在办公室接见我。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的秘书、大名鼎鼎的博伊尔小姐告诉我他正忙着，问我是否能稍等片刻。大约半小时后，这位金融家走了出来，脸上有些歉意。他说他在睡午觉，博伊尔小姐应该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我们走进宽敞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证明他的成就的各种奖牌。（无论在和平时代还是在战争时代，他的成就的确是伟大的。）他说他将向我提出一个以前从未向任何人提过的建议。他希望我成为他的财务合伙人。“我现在已经57岁了，”他说道，“到了我该轻松一下，让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分挑我的担子并分享利润的时候了。”他又说，我应该放弃目前手头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合作事业中来。我回答道，他的建议让我受宠若惊——事实上，我对他的建议感到无比震惊——但我认为我不能如此突兀地结束与现有朋友和客户间的融洽关系。由于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后面再解释——这件事就告吹了。如果当时我不考虑其他人就接受他的条件的话，我随后7年的遭遇就会完全不一样，就会好得多了！ 与亨茨公司合伙人就建立联合投资基金的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已想不起为什么会拖得这么久。这时8月份的第一次股市大跌开始了，因此我们决定先将这计划搁一阵子。但一搁下就再也没有重新拾起。从9月份起股市开始暴跌，几天之内股价平均下挫了一半，最高潮时换手的股票数以百万计，连行情报告机也来不及打印这些交易情况，道琼斯指数几乎跌得无影无踪。“格雷厄姆—亨茨投资基金”这一计划也像泡沫似的破灭了。纽曼和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上；这里要考虑的事够多的了。 1929年中期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资本是250万美元；1929年上半年只赚到一点点利润（我本来应该认识到这是后来麻烦的预兆）。我们手头持有巨额的保值和套利头寸，即250万美元的多头头寸，以及用于冲销操作、金额大致相当的空头头寸。据我们的计算，这些操作不会引起净风险，因此只需一点点资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50万美元的真实多头头寸，即各式各样的投资，因此我们还有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就当时的保证金比率而言，我们计算的结果大约为125％，这一比率比经纪公司要求的最低比率高5倍，比公认的保守比率高2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多头持有的证券，它们的内在价值不比它们的市价低。尽管华尔街的活跃分子并不怎么熟悉这些证券，但以往的经验表明：在我们买进它们一段时间后，它们便会显示出上升的趋势，这使得我们有机会转手卖出赚取利润，并再次买入我们不断发现的廉价证券。 在典型的保值操作中，我们会买进可转换优先股，同时以大致相同的价格卖出相关的普通股股票。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普通股股票的下跌幅度远大于优先股股票，这样，即使扣除四重佣金之后，（没有这些佣金，我们的帐户显得死气沉沉，有了这些佣金，我们的经纪人则喜笑颜开。）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向对冲操作赚到可观的利润。刚开始时，我们是以在买回普通股的同时卖出优先股的方式来完成整个操作过程的。但后来发现，我们经常要以更高的价格买回这些优先股以恢复头寸，于是决定采取部分冲销的策略。我们还是买回普通股股票，但继续持有优先股股票作为一种理想的投资，直至能以近似优先股的价格再次卖出这些普通股股票为止。此外我们还进行了半冲销的保值操作：即只卖出一半用于对冲优先股的普通股股票，如果价格进一步上升，剩下的那一半普通股股票就能卖更好的价钱。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普通股股票价格如何变动，我们都能赚钱。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下跌，我们就可按很有利的条件冲销这个半开的空头头寸；如果普通股股票价格上升，我们便能从未卖出的那一半普通股中获利。 1929年股市大跌以后，我们冲销了大量的空头头寸，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优先股股票（或是可转换债券）的价格似乎太低了，所以我们就保留着没有卖出。到年终时，我们全年的损失是20％，这比道琼斯指数的下挫幅度要小得多了。我们很多客户有自己的保证金帐户，但由于借款经营带来的“金字塔”效应，他们的损失要严重得多。几乎所有人都对当年的帐户经营结果表示不满意；事实上我还经常听到人们称我为“金融天才”，因为我的损失只有那么一点点。1929年末的那段时间里，股票价格有所回升，人心也比较平静；大多数人都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了。 新建的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竣工有些耽误，因此直到1929年10月我们才搬进富丽堂皇的新居，当时正是华尔街股灾的最高峰。实际上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宫殿”。一订完合同后我就后悔了——根据合同规定租金为1．11万美元，租期10年。另外房子显得太大了。为了家庭装潢和陈设，我们进行了无穷无尽的讨论，然后作出的决定又让我左右为难。一方面，我对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感兴趣——事实上我对任何物质享受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即使是购买家具对我来说也是一件烦人的琐事。另一方面，如果完全由海兹尔来处理这件事，这又会更彻底地坚定她的信念：她是这个家的主人，她有能力处理任何事情。（写到这里，我又看到房间里那未曾使用过的小烟灰缸，上面刻着：“我是一家之主，妻子。”）今天，妻子充当家庭主人已是普遍现象。我已回想不起我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在装饰和家具上花了不少钱。 开始时我们雇了好几个佣人，其中一个是男管家，兼做我的个人男仆。大约也就在那时我们参观了老朋友戴夫和利塞特·萨尔诺夫的新居（这个俄罗斯移民现已成为RCA这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们的新居位于第5大街，其中一间房子里还固定置放了一把理发椅，每天理发师都要替他刮脸。我的男仆的职责之一是每天给我按摩一次，但我马上就感到厌烦了，而且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坚持己见辞退了他。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使用全日制的男仆。 夏多布里昂①在他的回忆录中好几次提到：由于在流放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饱受贫穷和饥饿的折磨，他对吃的要求是很简单的。后来当他作为法兰西驻圣·詹姆士的大使由战舰护送回英格兰时，他随身带了个私人厨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个美国人中有9个会认为“夏多布里昂”就是菜桌上最昂贵的那种炸牛排；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做出这道大菜的厨师使得这位大作家的名字家喻户晓。（夏多布里昂炸牛排的独特风味也从此名扬天下！） ①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外交家。——译者贝雷斯福德公寓从18楼开始往里缩进，因此在18楼有一个大阳台，从这里往东可以看到中央公园，往南可以看到商业区。我的3个孩子可以在这里玩些大玩具及一个宠物——兔子。我们的邻居是内森·小斯特劳斯一家；小斯特劳斯的父亲是位慈善家，他向穷人卖牛奶，每杯只收一分钱；他的叔叔叫奥斯卡·斯特劳斯，是美国第一位由犹太人担任的驻土耳其大使，我还听说在1912年他被推选为“公麋派”②候选人，参加纽约州州长的竞选。 斯特劳斯一家搬进来不久就在我们的阳台中间竖起了铁丝网，这挡住了我们南面的视线，同时在感官上也极其令人不舒服。见此情景，我们很恼怒。这堵“斯特劳斯墙”一度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人身侮辱，也是对我们神圣权利的侵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我竟把这些事看得如此之重。）我们从著名的C·N·莱曼和格林曼律师事务所（C．N．Lehman ＆ Greenman）请来了格林曼律师与他们交涉，于是艰苦的谈判开始了。斯特劳斯先生声称我们在阳台上养豚鼠，他不希望这些豚鼠侵犯他的领地。我们反驳道，所谓“豚鼠”其实只是一只小兔子；他们则坚持有权保护自己的小天地；如此等等……经过激烈的辩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方案：撤掉铁丝网种上花草。 过了几年后，在一次慈善聚餐会上我恰好与斯特劳斯全家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回想起了两家之间的“柏林墙事件”，这时彼此已毫无怨恨，反而对那一段时光感到有点留恋。当时斯特劳斯夫人还这样说道：“当我家的内森三世与你女儿玛乔里同在林肯中学念书时，我们经常听他说起你女儿。他告诉我们她所有功课都得优，害得他都不敢请她跳舞。” 1930年冬天，海兹尔在佛罗里达的圣·匹兹堡订了个套间，她带着孩子先到达，后来我也去了，在那里度过长长的假期。第一次在这阳光之城驱车行驶，我看到公园里聚集了许多人，看上去好像每人都带着拐杖。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滑板爱好者。在1月份的佛罗里达旅行中我碰到一件事，当时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但事后我却经常回忆起。 海兹尔认识了93岁的约翰·迪克斯。他的父亲是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约翰·迪克斯制服公司（John Dix Uniform Company）的创始人，我每次去迪尔时都要经过这家大工厂。我拜访了约翰·迪克斯在圣彼得斯堡的家，我发现作为一名近百岁的老人，他那充沛的活力简直令人吃惊。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业务状况，例如我有多少客户，从银行和经纪商那里借了多少钱，以及无数其他问题。我很有礼貌但也颇为自得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约翰·迪克斯突然非常急切地说：“格雷厄姆先生，我希望你能为自己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明天马上乘火车回纽约；回到你的办公室，把你手头的证券都卖掉；把借的钱都还掉，把资本金还给合伙人。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处于你的这种境地，晚上我是睡不着觉的，你也应该睡不着觉。我的岁数比你大得多，经验也比你丰富得多，你最好能够听从我的建议。” 我对老人的建议表示感谢，并说我会认真加以考虑——我这样做无疑只是为了给老人一点面子。接着我很快把这事忘掉了。迪克斯确实有些老糊涂了，他是不可能理解我的经营方法的，他的想法也荒唐可笑。然而事实却证明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我却百分之百地错了。我常常在想，如果当时我听从了他的建议，那我的生活又会怎样呢？我相信，如果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我就不会经历那些痛苦与悔恨；但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经历，我能不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性格，能不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呢？ ②公麋派（BullMoose）是指1912年支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竞选运动的一派人。由于西奥多·罗斯福的绰号是雄鹿，他领导的进步党党徽上有雄鹿标志，所以以此作为该党派的名称。——译者1930年初，股市在经历了去年的暴跌后反弹强劲。到4月份时，道琼斯指数达到279点，比1929年11月13日的最低点198点上升了41％。但紧接着由于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 Anstalt）的倒闭，乌云笼罩了整个经济。第二次股市大跌又开始了。这一跌就很少有止住的时候，到1932年6月，道琼斯指数跌到了谷底——42点。 1930年是我33年基金管理历史中最糟糕的一年，尽管当年开头的形势着实令人欢欣鼓舞。由于不得不平掉空头头寸，我们陷入了困境。巨额借款更使我们雪上加霜，我们现在已完全受制于贷款人。这三年里我们一直努力偿还债务，同时又要避免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持有的证券的内在价值是高于它们的市价的，尽管由于普遍的经济萧条，它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差劲。 1930年我们的经营亏损率为50．5％；1931年则为16％；到了1932年则只有3％——相对来说这可算是个胜利了。在1929年1月，我们颇为自豪地拥有250万美元的本金，但在1929年到1932年间（经济复苏之前），我们损失了70％。然而我们还是很固执地按1．25％的月息向杰里和我本人支付资本利息。这样做的结果是，到了1932年年末我们只剩250万美元的22％的钱了。许多客户全部或部分地抽回了本金。鲍勃·马罗尼就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解释：他要用这笔资金偿还其他债务。（弗赖德·格林曼当时曾告诉我，当鲍勃发现自己百万美元以上的财富几乎全部亏损时，这位意志坚强、努力奋斗的爱尔兰人也不禁泪流满面。）我们按比例把一部分证券转交给马罗尼，同时也让他承担了一小笔债务。 我想，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只有一个人向我们的基金增加了投资。这就是伊莱亚斯·赖斯，杰里·纽曼的岳父。他在我们的事业处于最低谷时投入了5万美金。这意味着由于他独到的精明眼光，他对我们的信任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赖斯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当他听说我们要卖证券还旧债而证券数量又可能不够时，他又额外拿出不少美国政府债券供我们支配，以便必要时增强我们的力量。不过事实表明，我们一直没有不得不要他慷慨解囊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在那几年里，我们拼命工作以挽回损失，我们还想方设法使我们持有的证券得到比较满意的处理。有一次我们起诉了一家经纪公司，要求他们对我们在锌矿债券上所蒙受的损失作出赔偿。债券招募说明书表明这家锌矿过去的业绩一直很好，但它没有指出富矿都已开采完毕，因此该锌矿以后的盈利必将减少。律师告诉我们，这一案子虽然有些不同寻常，但非常有价值。阿尔弗雷德·库克认为，我们在法庭上输掉的唯一可能是对方请来常胜律师马克斯·斯托伊厄为他们辩护。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弗赖德·格林曼建议我们聘请马克斯·斯托伊厄作为顾问，这样对方就得不到他了。我们给这位可敬的斯托伊厄先生送去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劳务费，同时把案件的概要也寄给他。他说这案子很好，叙述简明扼要，便收了钱接了案子。这桩诉讼案的结果是被告以原价三分之二的价格购回我们的债券——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弥补了一个大损失。 我们还持有大量环球图片公司（Universal Pictures）的累积优先股股票，该股票年率为8％。这是家小公司，在大危机之前连续多年都支付了红利。但在那恶梦般的岁月里该公司也一落千丈，不再派发红利了。股票价格跌到了30美分，这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打击。该公司的创始人兼总经理马克斯·莱姆尔却继续领取每星期3000美元的高薪，另外还要给卡尔·莱姆尔支付每周1000美元的薪水。这些薪水比付给优先股股东的所有股息还要多。我们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下，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于是我便约他谈一谈。在他办公室外等了一会之后，我听到里边传来他那热情洋溢的声音：“嘿，格雷厄姆，请进来吧！”当我进去后，觉得有点神秘兮兮，看到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办公桌旁，满脸沮丧。他很懊恼地说道：“我还以为你是格雷厄姆·麦克纳米呢。”（格雷厄姆·麦克纳米是环球公司的著名新闻评论员。）我无法说服莱姆尔降低薪水，但我们最终还是设法以相当不错的价格抛掉了这些股票。 很明显，我需要削减庞大的家庭开支，尤其是按照合同规定我没有固定薪水，只能从帐户的经营利润中取得分成。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贝雷斯福德公寓的租约，因为原来定下的租金实在太贵了。我很幸运地将这套公寓转租给达拉斯内曼—马库斯百货商店（Neiman-Marcus）的马库斯夫人，租期将近一年，租金与我当时租来装修时的租金相差无几。后来我们支付了些赔偿金把剩下的租金给免掉了。我们又在中央公园以西，在第91街的艾尔多拉多大厦租了一套房子，房租要便宜多了，但房子仍相当有气派。 艾尔多拉多大厦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查尔斯·戈特曼兴建的，他的儿子就是鲍勃，孙子就是安德鲁。查尔斯白手起家，从工程师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地铁建造商。同许多人一样，他那宏大豪华的公寓房也恰巧是在大危机之前完工的。显然他没有能力取得永久性资金以偿还建筑贷款，于是大厦也就成了别人的财产——这一损失超过1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还有多少钱，但他至少还有能力在他一度引以自豪的大厦顶楼租了一间大房子住下来，在塔帕湖畔，他还有幢夏日别墅——在那里他开着他那艘“克里斯—克拉夫特”游艇，我则跟在后面学习水上滑板，（当我们掉进水里时不知有多冷！）总的来说，他和他的大家庭的生活还是相当奢侈的。但在艾尔多拉多大厦的损失使他变成了一位改革家。他对所有人谈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体制”太不公平了——由于他口齿不清，“体制”成了“梯子”。据他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气数已尽，必将被新“梯子”所代替，在这种新“梯子”下，银行是不会把一个倾注了大笔财富和心血的人的漂亮大厦吞并掉的。 大家都能从报纸上了解到，在1929年的市场恐慌中，据说一个又一个投机失败者从经纪公司的窗口跳楼自杀。当然这种故事是夸大其词的，它们只是为了迎合公众的恐怖心理或所谓的“绞刑架式幽默”。但在那段该死的日子里，确实有不少人失去了理智，这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已经完蛋了，其实有些人的境况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糟糕。我的第一位情人珍妮的叔叔就是其中一例。他做鞋子生意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就投资于房地产市场。但是由于害怕要蒙受各种各样的损失，他把自己锁在车库里，喝了瓶威士忌，并把车子的引擎发动起来，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无穷无尽的烦恼。但实际情况是，他完全有能力偿还债务，所以他实际上给家里人留下了不少遗产。而且通过在我们帐户上的投资，后来他们的财富达到了好几百万美元。 我能理解这位老朋友的绝望心情，对他的悲惨结局也深表同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也经历了同样的悲观与失望。不过，即使在我事业的最低谷，我也没有破产，而且当时剩下的财产在10年前看来还是相当可观的。财富和贫穷是个相对的概念——纽约的穷光蛋可能是加尔各答的富翁。而且对几乎所有人而言，当他失去4／5的财富后，不管他还剩下多少钱他都会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财富的损失对我来说还不算什么，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大危机出现后我不断地自责，不断地问这是为什么，以及对大危机能不能过去没有把握。此外我还要想：这么多的亲戚好友把他们的财富托付给我，现在他们都要和我一样痛苦不堪。你可以理解我当时那种沮丧和近乎绝望的感觉，这种感觉差点也使我走上了绝路。在1932年寒冷的初冬，我写了一首小诗表达了当时的心情：静静的，软软的，一如轻丝般的飞雪；死神亲吻着孤独的人心；它的触摸冷如冰霜，但总比无尽的忧伤好；它的长夜一片漆黑，但总比不绝的悲痛强；那灵魂不得安宁的人啊，何处才是你安息之地；那可怜的雄鹿啊，你又怎能逃避丛林中的追捕；烦恼缠绕着他的大脑，大地是它安息的枕头；绝望笼罩着他的心情，泥土是它解脱的良药。 由于经济拮据，我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但前些年的成功使我将这种好习惯丢到了九霄云外，而这次大危机又使我重新勤俭节约起来。虽然我要经常自责——既然我已经预料到灾难要发生，为什么还是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呢——但更令我痛心的是，我不该享受那种不属于自己的奢侈生活。我马上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追求物质满足的关键在于为自己订一个比较低的生活标准，一种在绝大多数经济状况下都能轻易实现的生活标准。我在实际生活中对这个新原则的应用可一分为二：一方面，很有理智、值得称道；另一方面，有时则显得相当小气。 我下定决心不再炫耀财富，不再过不必要的奢侈生活，对那些力所不及的花费也要统统取消。贝雷斯福德公寓就是个痛苦而有益的教训。在随后的35年中，我再也不去租那些价格昂贵，中看不中用的房子了。但在另一方面，即纯粹的个人开销方面，我承认我太过于节俭了，有好几次当数万美元的大生意濒临险境需要处理时，我还在为一分一厘的得失而斤斤计较。我宁愿坐地铁也不愿乘出租车，我安慰自己说地铁更快些（所以我老是要匆匆忙忙地赶路），但我内心完全清楚我只是为了节约大约1美元的车费。与此类似的是我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在点菜时我会挑菜单上较便宜的菜肴，甚至与母亲每周一次的聚餐我也要带她上中国餐馆——我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在我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给母亲买了辆车，并雇了名司机（虽然我自己从未有过司机）；但我开始觉得母亲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节俭过日子，没有汽车和司机，母亲也能活下去。幸好在花钱的时候，我对自己与对别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确信没有人认为我是吝啬鬼；当然如果大家了解我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话，他们会认为我是吝啬的。 在1930年到1932年的艰难岁月里，我一直忙于许多事务。我给《福布斯》（Forbes）杂志写了3篇文章，指出了这样一种极其不正常的现象：许多重要的普通股的价格非常低，而每股股票背后的流动资产（甚至是现金资产）的价值要比这一价格高出许多。其中有篇文章的题目是：《美国经济真的这么糟糕吗？》这个问题后来在金融术语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在大危机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现象继续影响着许多公司的股票。）我还参加各种各样的经济研讨团体。虽然班级里少了许多人，我还是继续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到了1932年，我开始着手写教科书（在1927年繁荣时代我就计划写这本书了）。 我请戴维·多德与我合作写这本书。双方同意我作为书的主编并以我的风格来完成整本书的写作。他则负责提出建议和批评，核对事实和参考资料，以及完成书中的表格。我们把全书的内容制成一张表格，还写了第一章的样稿，通过休·凯利，将它们交给了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McGraw-Hill＆Company）（休·凯利曾是我们班上的学生，他在麦克劳—希尔公司里干得很出色，后来成为了公司的副总经理）。出版公司把材料交给了他们的审读者，哈佛大学金融专业的一位教授。我们看到这位教授的报告（按照惯例这是不允许的），报告对这本书大加推崇，而他唯一的怀疑是，我们是否有精力完成这样宏大的著作。他的评价使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深受鼓舞，他们决定给我们15％的非递减版税；而在一般情况下，版税是从10％开始，并且随着销量的增加而递减。我和多德达成了这样的协议，我拿3／5的版税，他拿2／5.合同于1932年年末签订，但直到一年半以后，第一版的《证券分析》才正式面世。 在大危机结束之前，即1932年12月，我又开始从事两项全新的工作，它们对我随后的生活起了重大影响。一项是在资产评估案件中担当专家见证人的角色。另一项则是我想出了“商品本位货币计划”，这使得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都留下了我的名字。现在先把它们搁到一边，等我写完下一段经历（1933年3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宣誓就职是这一阶段的开端）后，让我再来细谈吧。 第十四章 复兴之路：1933—1940年 1932年，道琼斯指数一度探底到42点，年终收于59点；由于罗斯福当选总统后关闭了许多银行，道琼斯指数又跌至53点；之后便开始一路上升。1933年末道琼斯指数收于99点，1934年则与上年持平，1935年末到达144点，而到1937年3月的牛市高峰时，该指数已攀升到197点。我们的经营业绩也很好；事实上，比市场平均水平要好得多。4年前我们的本金为250万美元，而到了1933年年初时已减少为37．5万美元。但仅在1933年我们的利润率就超过了50％。受这些经营业绩的鼓励，我在饱受挫折之后重新确立了信心，客户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是我的好友，也是这次大危机中的“患难之交”。 盖伊·利维是我们的客户之一，他建议修改1926年订下的合同，以使我和杰里能有机会分享当前的利润。按照老协议，在完全弥补亏损之前我们是不能参加利润分成的。这意味着：为了使帐户资本金达到1929年1月时的余额，我们赚的利润必须超过1933年时帐户资本金的3倍，在此之前我们只能免费工作。在与主要合伙人进行简短磋商后，我们达成了如下协议：他们放弃要求我们弥补过去亏损的权利；而我们则放弃过去实行的那种递增式利润分成方式（从1／3递增到1／2），而只享受20％的非递增式利润分成。这一协议从1934年1月开始执行。5个最大的客户联名写了一封信——信中还把我和杰里大大恭维了一番——要求其他客户也接受新合同。除了一个人外，其他所有合伙人都愉快地在新合同上签了字。这个人就是我的小舅子。到了1935年12月，所有亏损都已弥补完毕，这时我们便很开心地按照老合同的条款对这位小舅子的利润进行分成。 然而新的麻烦又出现了。国内收入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提出：按照某些法律条款，我们实际上不是“共同帐户”，也不是真正的合伙人关系，而是“像公司一样，属于征税范围的一种联合”。 弗赖德·格林曼建议我们组成公司。他说，否则按照税法我们的法律地位总是含糊不清，财政部为了多收些税款，既可以把我们当成合伙关系又可以把我们当成准公司。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终止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共同帐户，取而代之的是1936年1月成立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 我也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咨询业务。当时美国财政部有一桩诉讼案：某人继承了对链条制造商惠特尼制造公司（WhitneyManufacturing Company）的控股权，由此产生了应该如何对他继承的股票征收财产税这一问题。财政部希望能找到一名有证券专业知识的证人，对股票的真实价值（而非市场价格）作出见证。哥伦比亚商学院把我推荐了过去，就这样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该继承人声称，股票的价值应取决于以下因素：首先，1932年股票原主人去世时，股票价格非常低；其次，同大多数公司一样，那一年该公司的经营也是亏损的。而我则认为，既然这些股票代表着对该公司的控股权，那便意味着股票的主人可以任意处置公司的资产，因此就应该按照私营企业的标准来评估股票的价值。我的结论是，应该按照公司清算后的价值来确定这些股票的最低价值。我的假设是：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只要公司运营时的价值比它被清算时的价值要大，公司就应当继续存在下去。我把不计工厂巨额投资折旧的净营运资本价值作为公司的清算价值，从而作为这些股票价值的估算值。这种观点与我在许多文章里的分析和评论是一致的——尤其是与我在1932年给《福布斯》杂志写的那一系列文章中的观点相一致。税务法庭认定的价值与我提出的大致相差无几，这比那位继承人声称的价值高了许多。这是我作为资产评估案专家见证人所碰到的第一桩案子，也是我的第一次“胜利”。此后我还处理了大约40几个这样的案子，当然案子的情况各有不同。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惠特尼公司案，不仅因为它是新生活开始的重要标志，而且因为它体现了我的价值评估思想——我在整个金融生涯中一直信奉这种思想，不论是在投资、写作、授课时，还是在报告和见证中都是如此。 我作为专家见证人的经历是值得独立成章的。我可以借用“法庭上的生涯”作为这一章的章名——《法庭上的生涯》是我的朋友卢·奈泽的自传，非常畅销。1933年我接到了另一桩咨询案，这桩案子拖了很长时间，花了我不少精力。新泽西州的6家铁路公司起诉州政府，要求州政府降低对他们财产的估价（从而降低付给州政府的税收）；他们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这些估价应当是他们在新泽西州的财产的真实价值。他们声称，大危机中这些财产蒙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而估税员却没有考虑这一情况。案子涉及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州政府挑选了本州最有名的律师为估税员辩护，还给他“特别总助理律师”这一头衔。律师觉得他需要专家证词，于是他便找到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教授詹姆斯·邦布赖特，后者是两大卷经典著作《财产估价》的作者。由于案子涉及到大量的数据，而我的天赋又特别适合于搞复杂的计算，邦布赖特教授建议由我和他一起接这个案子。律师接受了这一建议；我也很乐意接手这样一个重大案件，因为当时我没有利润收入，正需要钱。邦布赖特按他的标准给我们俩定了报酬标准：准备期的工作每天100美元；而在法庭见证时每天250美元。对我来说这一报酬已是非常慷慨了，在以后的案件中我便把它作为收费标准。 幸运的是，我和邦布赖特无须为新泽西州政府对铁路财产所作的估价提供证词。这是我们不想做也没法做的事。按照法律规定，由原告负责提出一套新的财产评估方案以推翻多年来一直在实行的老方法，另外他们还需证明按照他们的方案得出的估价是“正确”的。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找出他们方案中的漏洞：在某些实际或假设条件下，根据他们的方案实施将会产生矛盾的或者荒唐的结果。由于案子进行了3年，我已记不清有关这个案子的一些实质性细节，但我记得这个案子的一些花絮。对我来说，该案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名律师的个人处境。他的律师事务所是原告之一纽约中央铁路公司（New York Central Railroad）的法律顾问。当我问他怎么可能脚踩两只船时，他回答我：“我能处理好这种关系。此外我还是韦弗先生的个人法律顾问呢！”韦弗是公平税负委员会（Tax Equalization Board）的主席，听证会就是在他面前举行的；在另一个案子中有人正对他的行为提出起诉，而我们的律师是他在那个案子中的代理人。“还不仅仅是这些呢”，律师说道，“我刚刚同意为法庭的记录员处理他的离婚案。”在这桩铁路诉讼案中，这位和蔼可亲、受人欢迎、处乱不惊的大律师几乎在为所有当事人当代理。那位可敬的韦弗先生，也是本案的负责人，看上去就像杜米埃①漫画里无精打采、皮肤皱瘪的法官。后来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这样一则惊人消息：这位几乎行将入土的大法官状告他的妻子，要求与她离婚；他说妻子非常残酷，在一次争吵打架中竟然想用领带将他勒死！ ①杜米埃（Daumier，1808-1879）：法国画家，擅长讽刺漫画、石版画及雕塑。——译者随着吉姆·邦布赖特在法庭上就有关财产估价的理论问题作证，案子进入了高潮。他的证词中用了这么多抽象的推理，这么多晦涩的词句，搞得大家都稀里糊涂。据我推测，由于邦布赖特的工作是向人解释：要对铁路财产作出无懈可击的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花心思使他的表述更清晰些，易于使人理解。他在讲话中随心所欲地引用外语（如faute de mieux①），还采用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冷僻词汇。他的证词使每个人都如堕五里雾中，这对于我们狡猾的律师而言并非是件坏事。大家普遍认为，法庭记录员干了那么多年，这一天的记录是他一生中最难做的。 我自己的证词要朴实得多了，主要就铁路公司提供的及我自己准备的无数证据作些数学计算。对方主要律师斯托尔曼先生为了推翻我的证词对我进行了激烈的、无休止的质问。似乎没有人急着要结案，毕竟案子涉及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诉讼费和律师费也高得惊人。我记得有一天我站在证人席上，对斯托尔曼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和异议一一作出答复，而当时我们的律师却在辩护席上呼呼大睡。休庭后他告诉我，当我站在证人席上时，他就赶快抓紧时间打会瞌睡，因为他认为不需要他的帮助我就能对付任何提问的。我把他的话当成对我最好的恭维。 案子在特伦顿继续审理。有一个夏日，我发现法庭的台阶上和院子里聚集着无数的记者和公众，我几乎无法挤进去参加听证会。当时正在审理“布鲁诺·豪普特曼案”——他被指控参加了林德伯格绑架案；案件审理是在位于州府附近的利明顿进行，但在开庭之前，州政府必须先作出一些决定。 铁路案是怎样了结的呢？铁路公司连续好几年不断提出诉讼，而且对税务法庭的判决提出上诉，但他们从未打赢过官司。最后，通过与州政府达成自愿协议，他们确实也得到些税收减免。我并不为自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因为我明白真理是在铁路公司这一边，他们的税负确实过重了。但我也并不因此而自责，因为在诉讼中我没有说过任何谎话。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性的，州政府要我尽量做好这项工作，我只是努力完成任务让雇主满意罢了。 我继续对《证券分析》一书进行修订。在1939年的第二版中，我关于投资的观点还是比较保守，比较谨慎。我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明智之举，因为尽管目前市场行情很好，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在以后几年里隐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当我写到这里时（1962年），该书最新的版本（即第四版）刚刚面世，这次修订任务最为繁重，时间也拖得最长。但是我发现，在我费尽心思解释清楚市场分析、价值评估这些难题后（这些难题看上去似乎永无解开之日），我不可避免地回到两个简单得令人发笑的结论上。第一个结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折衷处理，即投资者如何在股票和债券（或者储蓄存款）之间进行选择？我的回答是：两者的比例都不能太低。债券和股票的比例都不能少于25％，余下的50％则根据投资者自己对股票市场行情的感觉与判断（高了，低了，还是“正常”），由投资者自行作出。如果他不能作出明确判断的话，各持50％的股票与债券是合乎逻辑的。 ①法语，表示“因无更好的”。——译者至于选择哪些证券，我认为，第一，选择债券时只能选择高级别的债券；在作较小投资时可选择美国储蓄债券；如果利息收入的税负较轻的话，在做大额投资时可选择公司债券；对那些税负较重的投资者而言，免税债券是首选对象。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债券并不构成什么难题，经纪公司的分析家认为能轻而易举地为客户作出选择。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我对普通股股票的选择也非常类似。但我对分析家是否有能力挑选出优于市场平均表现的股票表示怀疑，更不用说未经训练的普通投资者了。（我持这种怀疑态度的理由非常复杂，这里不作叙述，有兴趣可参看《聪明的投资者》一文。）因此我认为，标准的证券组合策略应或多或少地参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里的股票组合。我在《聪明的投资者》一文中还简短介绍了一些比较可靠的方法，按这些方法进行股票投资可以获得比道琼斯指数更好的收益。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怀疑投资者能否按这些方法进行操作。 1938年，我与海兹尔离了婚，随后与卡洛尔·韦德结了婚。卡洛尔·韦德人虽然长得很漂亮，但却很难相处，所以1940年时我们又离婚了。虽然家庭关系很不安宁，但我还是继续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例如，我参加每月一次在海伦·斯莱德公寓举行的证券分析家聚会。在海伦·斯莱德和她丈夫的主持下，我们聊聊本行业的事，痛痛快快地喝酒（不包括我在内），尽情享用丰盛的自助餐。证券分析业是金融领域中一项需要高智慧的工作，海伦·斯莱德认识所有从事这项工作的重要人物。她成了许多显要人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有些人天天都要给她打电话。这些年来，她一直是《金融分析家杂志》（The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背后的精神动力，直至她最后患病为止。每月在她家的聚会实际上成了由她主持的华尔街沙龙；她是20世纪的雷卡米耶夫人①——尽管她的脸长得极其丑陋。不，把她比成《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凡杜林女士更恰当些：海伦具有普鲁斯特笔下那位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的大部分鲜明性格。她对曾经做过她朋友，现在在《金融纪事》（Financial Chronicle）杂志工作的威尔弗莱德·梅怀有刻骨仇恨，就如凡杜林对待巴隆·德·查鲁斯一样。我同这位“伟大的证券分析女神斯莱德”的关系自始至终都很好。斯莱德是她以前第一任丈夫的名字，她把这一名字保留了下来作为笔名。亨利·斯莱德斯是她的第二个丈夫，他的英俊与她的丑陋形成了鲜明对照。他非常聪明，工作也很努力，从一无所有变成了公立银行（PublicBank）的副总经理；公立银行被国民化学银行（Chemical NationalBank）兼并后，他又做了那家令人肃然起敬的金融机构的副总经理。他对相貌丑陋的妻子的谦卑柔顺使我想起了迪斯雷利对妻子的一往情深。 海伦非常喜欢猫，但我做梦也想不到她对猫如此宠爱之至。她为心爱的猫“亚历山大”倾注了不少心血，这里列举一部分：（1）她为它买了一串真正的珍珠项链，并在大庭广众之前把它挂在亚历山大的脖子上；（2）她以亚历山大的名义买了许多股票；（3）猫死后她非常伤心，所以特地设立了一个“亚历山大奖金”，用于表彰《金融分析家杂志》的年度最佳论文。在她自己去世以后，“亚历山大奖金”被另外两个奖金取而代之：一个是奖金名称更恰当、管理更严格的“海伦·斯莱德奖金”，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格雷厄姆—多德年度奖金”。因此我间接地继承了原本授予一只死猫的那些荣誉。 ①雷卡米耶夫人（MadameRécamier，1777-1849）：法国贵妇人，15岁时嫁给银行家雷卡米耶，其在巴黎的沙龙是当时政界和文坛知名人物聚会之地。——译者海伦·斯莱德对于选择哪些人参加她家的月度聚会是很挑剔的，所以对那些证券分析家而言能得到她的邀请是件很荣耀的事。她是我伟大而忠诚的朋友，只有我一个人能得到她的垂青进入她的卧房——并不是出于盖伊·布赖顿那样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能让我更无拘无束地与她交谈几分钟，能让我与她的3只小猫嬉戏一会儿。 我和卡洛尔也同样非常喜欢猫。我对它们的喜好几近失去理智的程度，卡洛尔也不比我差多少。我们买了一只小暹罗猫，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雪赫拉泽德，简称雪莉。它长大后不仅相貌好看，而且行为乖巧，惹人喜爱——这是暹罗猫中难得的品质。我和卡洛尔不大有共同语言，但在喜欢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这只猫，我们婚后的第一年生活就不仅仅是一场失败，还有可能变成一场灾难。 雪莉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度过的，它似乎从未得过任何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疾病。当我们搬到“丘园旅社”后，它便有机会在旅社四周的花园里乱跑。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由于我们忽视了有关猫的一些知识，我们没有给它接种预防肠炎的疫苗——这种病对于街上的那些杂种猫而言算不了什么，但对于纯种猫却是致命的。就在它第一次去花园嬉戏后的几天里，雪莉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两天后，卡洛尔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们心爱的动物死掉了！尽管兽医绞尽脑汁也无能为力。卡洛尔嚎啕大哭，声音响得我无法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也同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我必须行使起男子汉的职责去安慰她。我答应她再去买只暹罗猫，在任何方面都会与雪莉一模一样。但我的感觉是，我就像那位沉船后仍在为士兵鼓气的埃涅阿斯①一样：“他的脸上充满了伪装的希望，他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虽然我比许多人更不相信迷信，但我忍不住还是要把雪莉的去世当成我和卡洛尔未来生活的凶兆。新的暹罗猫在外表上与第一只几乎没有区别。我希望给它取个带有双关语的名字：欧——帕斯二世（O-Puss Two）②；与所有喜欢用双关语的人一样，我对自己的智慧颇为自负。但出于一种更美好的感情，我们给它取了与它前任同样的名字。我们在各方面都对它进行了细心照料，但它并不能像第一只令人难忘的雪莉那样给我们带来欢乐。或许这只猫还不够惹人喜欢；或许是我们对它的期盼太多了；或许它感觉到了我们对第一只雪莉的深深依恋之情，所以以行动来表示它的怨恨。（写到此处时，我所想的不仅仅是两只雪莉，想得更多的是我的两个牛顿。第一个牛顿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男孩，他在9岁生日前一个月离开了人世；一年后，我们生下了第二个牛顿来代表他的哥哥，但他最后给我和海兹尔带来的悲伤要多于快乐。） ①埃涅阿斯（Aeneas）：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英雄。——译者②这是英语“噢——过去了”这句话的谐音。——译者与卡洛尔离婚后，我的大部分空余时间是与妈妈和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另外，我还和戴维·多德忙于为1940年版的《证券分析》（第一次修订版）作最后的润色。虽然这次修订中要改动的地方比10年后的那次修订要少许多，但也需要花不少工作更新书中的案例以跟上时代发展；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诞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需要在书中加以具体反映。 当我的家庭内部困难重重时，国际形势也到了危急关头。希特勒的上台使我垂头丧气，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投降行径则使我目瞪口呆。在我参加的那个证券分析家月度聚会中，大家就这些问题展开了详细的讨论。1939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股票市场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一战带来的恐慌。股票价格立即大幅上扬。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战事寥寥无几，战争中丧命的人数也很少，于是美国公众便开始称之为“假战争”，并开始对有关报道感到厌倦。 但是在1940年的五六月份，德国发动了强大的闪电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法国宣告沦陷，接着便是英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虽然这次撤退可称得上是个奇迹，但终究是令人沮丧的。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真正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所震撼。我变得惶恐不安，萎靡不振（我很少经历这种状态），不能像以前那样专心致志地处理家里的事务。这种精神上的忧郁促使我去寻求一些非常规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一种方法听起来让人觉得很幼稚。我又重新开始溜旱冰，这种运动我在童年结束后就很少再玩过。当我在不停地转圈时，当我的身体在有节奏地运动时，当我听着那柔和的音乐时，甚至当我听到那几百只转动的轮子所发出的低沉的声音时，我得到一种奇怪的安慰感。每次刚开始滑的时候，我的大脑中充满了对世界局势的悲观失望和对卡洛尔的深深怨恨，但最后我总会发现自己完全沉浸于滑冰之中，于是我便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灵魂上的安宁。 在与卡洛尔离婚后，由于法国沦陷，我的祖国英国又面临亡国的危险，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为了使自己不去想这些事，除溜旱冰外，我又参加了另一项娱乐活动。我开始去布鲁克林的艾贝茨体育场观看“逃避兵役者”棒球队的比赛（当时这些运动员被称为“游手好闲者”）。为了使自己能完全融入那里的气氛，我全神贯注地坐在露天看台上，四周全是赤膊露臂的球迷。他们一会儿得意洋洋，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欢呼雀跃，一会儿又嘘声大作；他们经历着从希望到绝望，然后又从绝望转回希望这样的大悲大喜——似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富以及他们神圣的荣誉都取决于每一次击球的结果。我并不认为他们的狂热行为很傻、很令人反感，相反我让自己融入到这种幼稚的闹剧中以使自己疲惫的心理得到休憩康复。我不能说在一次次比赛失败后，我的行为与真正的“逃避兵役者”球迷一样；但在艾贝茨体育场的露天看台上度过的那六七个下午使我这一生都成为这些“游手好闲者”的球迷。当我搬家到洛杉矶时，他们好像跟着我似的把赛场也搬到了洛杉矶。这一下“游手好闲者”变成了“天使”。当我在欧洲定居下来以后，我还是他们忠实的球迷。今年，当库法克斯队取得1966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胜利时，我为他们欢呼雀跃；当他们在世界杯赛中连输4次时，我同样为他们感到伤心难过。 第十五章 我的剧作家生涯 在紧张的专职工作期间，我总能找到时间和精力写一出一幕三场的剧本。在这些剧本中，你可看出在两个不同阶段我的思想差异。 一个奇特的因素促使我动笔写第一个剧本。1930年，当我在贝雷斯福德公寓里寻找旧报纸时，在书架上发现了一只硬纸盒。我随手打开，发现了一个与我们结交多年的已婚艺术家写给我妻子的许多信。即使删去一些无疑非常露骨的勾引的话，有些信仍旧相当诱人犯罪。那时我和海兹尔的关系已相当紧张。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爱情不断衰退，最终我们相互疏远，在1927年秋天她撇开我独自去欧洲旅行这件事就是明显的证明。到1938年我们才好不容易离了婚。 出于谨慎，我只保留了两封信，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谨慎是必要的。我没有告诉海兹尔我看过这些信。奇怪的是，尽管此后35年中我们有过各种接触，但直到今天，我仍未对她提起过这件事。但这件事给了我创作灵感，不久我就开始积极地写戏了。（心理分析家会不会把这称之为经历创伤后的一次升华作用？） 因为剧本中以一对夫妻为主角，他们结婚已有20周年，所以我给该剧起名为《瓷婚纪念》。男女主人公是很出色的一对（又一次升华作用）。丈夫是个卓有建树的律师，妻子热心于多种工作，是个美丽的女人。后来出现了一个法国艺术家，多年前女主人公曾与之相爱过。女主人公解释说，她的丈夫太任性、太讲逻辑性，不肯对她敞开心怀（这里有一点点自我剖析）。但随着她与艺术家的爱情不断成熟，爱变成了友谊，浪漫史也结束了。然而，妻子保留了艺术家热情洋溢的来信；她把它们存放在邮局的私人信箱里。但无意中信到了她丈夫桌子上的文件夹里，剧本就由这件事发生后两天开始。丈夫是否发现并读过这些信成了一个大疑团。剧本中说他从未提起这件事，但妻子认为按其本性，他就是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剧本以在她心头的悬念仍未解决而结束——谜团留待观众去解开。当然，次要人物主要是18岁的女儿和她的未婚夫，对于后者律师在性方面给予了非常反传统的建议。我把其年轻的未婚夫描绘成理想化了的年轻时的作者。他会使用拉丁文双关语，背诵自己写的两首爱情诗。丈夫当然就是10年后的我，妻子则有海兹尔的许多性格和经历。我把打印好的草稿给海兹尔看，她还给我时说她很喜欢这出戏，对题材未加评论，也没有一种在我已发现她的秘密后吃惊或愧疚的表情。唉，这个女人啊！ 那时我们有一个叫西尔维亚·戈登的朋友，她是《戏剧杂志》（Theatre Magazine）的编辑，制作人约翰·戈登的妹妹。她很喜欢这个剧本，认为大卫·贝拉斯科可能会上演该剧。我就把剧本寄给了大卫·贝拉斯科，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在他的戏院面谈。可惜我对那次会面记得不多。《蝴蝶夫人》的作者穿着有名的半教士服装；我确信他是彬彬有礼地与我交谈的。当然他拒绝上演这出戏。 以后仅有一家有名的戏剧代理人公司——杨和鲁布萨曼公司接受了该剧本。不过，还有一次差点成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每年征集美国剧本创作新人的作品，从中选取一部上演。我寄去了剧本，他们保留了很久，使我信心大增，但最终还是打了回票，并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决赛在《瓷婚纪念》与另一部作品之间举行，尽管我的作品很动人，但仍是排名第二。这句话多少是一种慰藉。 不过我的脑海里还有其他想法和其他要写的剧本。一个单幕轻歌舞剧的情节刚具雏形，我就几乎把人物对白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剧本名为《清算的一天》。剧情发生在一家理发店里。许多年前，一个无赖朋友勾引过理发师的妻子，并拿走了他俩的积蓄。而现在一个有着浓密络腮胡子的顾客走进店里，让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剃干净。不久，理发师发觉椅子上的人就是那个罪魁祸首。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剧本以这个恶棍在剃刀的威胁下惊吓死去而告终。 我把这部小作品和《瓷婚纪念》一起给海兹尔的老朋友哈里·戴尔夫看。哈里·戴尔夫和他妹妹朱丽叶在轻歌舞剧表演上有些名气。哈里擅长舞蹈，朱丽叶则擅长模仿和独角戏。但哈里也是个剧作家，因写过一部相当成功的《上层家族》而著称。当他把剧本草稿还给我时，他说剧本写得很好，但情节却与《国王的理发师》雷同（该剧主角是拿破仑）。他还说轻歌舞剧已经衰落，事实上任何新创作的轻歌舞剧本都没市场了，那就是《清算的一天》的结局——存放到我的档案箱里去了。 在那以后不久，哈里·戴尔夫建议我们一起合作。他有个很棒的三幕喜剧的构思，因为对我写对白的才能印象深刻，他想和我合作来轰动票房。不过他有一点小麻烦，这个麻烦事实上将对我有利。哈里患了伯格病（医学上有个令人畏惧的名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影响了他的腿部机能，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表演生涯。但他有预见，买了大量保险单来保护自己，使他现在凭“伤残条款”，每月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然而，如果他一旦能自立，这笔收入就停止发放，而保险公司正一直密切关注他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让人知道参与创作一部新剧本对他不利，因此合作的成果上只能署我一个人的名字。不过，我们将平分未来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其中电影版权带来的利润可能占很大一部分。 这一切听起来对我很有利，所以我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回想起来，这事不值得称道，因为我协助受益人利用（“欺骗”可能是更确切的词）某些保险公司。因为我一向自诩在经济问题上比较清白，这次犯规让我懊悔不已。我和其他人一样认为，以一种较聪明的方式欺骗保险公司，难道就不算是犯罪吗？而现在对我来说，更难以置信的是许多年来我的主要收入来自保险行业的股份所得。 哈里·戴尔夫给剧本起名《似是而非》，是写一个很有名的社论作家的故事，显然是以当时赫斯特（Hearst）报系影响力巨大的社论作者阿瑟·布里斯班为原形塑造的。男主人公有个美丽轻浮的金发情人，这个傻乎乎的美女惯于对时事作坦率评论，给编辑写专栏时带来许多灵感。当然剧本中还有其他角色，其中有一个迷人的男青年，是金发美女真心喜欢的。编辑的妻子意识到这个年轻女人对其丈夫的快乐和事业影响很大，所以毫不计较，事实上还努力修补两个年轻人相爱给自己丈夫带来的巨大伤害。 我是在1933年夏天动手写剧本的，因为我还记得每周一次要去哈里·戴尔夫的海滨寓所长谈。最终定稿要以哈里满意为准。他负责让演员排练上演，上演的次数并不多，但聊胜于无。在长岛弥漫着贵族气息的洛克斯特山谷里，有家在红谷仓戏院表演的非专业剧团同意试演一两个星期，而我们可获得微薄的剧本上演费。事实上首场演出是在1934年6月，几乎与《证券分析》一书首次亮相同步。洛克斯特山谷离我家很远，我还是去看了两场演出，我不记得演出是否受欢迎，我感觉当时人们认为这次演出“颇为成功”。 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和第一部剧本上演几乎同步进行，这给了我巨大的接近于虚荣的满足感。利益分享给我带来的丰厚收入，更使我飘飘然，它预示着我个人财务困境的终结，也不必再为我的当事人担忧。另外，越来越多的人来找我作专业证人，这可是项报酬很高的副业。当时我正是40岁——有个法国作家称之为“老年青春期”。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堕入一段完全不同于我以前所知的浪漫情感，或许是戏剧气氛的感染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对我的性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哈里·戴尔夫积极地给我们的《似是而非》剧本找一个百老汇制作人。我们已同意给该剧重新取个名字叫《小蓬巴杜》，（我们设想蓬巴杜夫人在路易十五的法庭上的境况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在著名编辑的密室里的情况有某种相似。）经过几个月的周旋，我们的代理找到一个乐于并且能够资助我们的剧本在百老汇上演的人。哈里觉得合同不是很完美，但他认为我应该接受，合同中按惯例包括预付作者未来的版税500美元。 事实上我们本来预料会达成一个更好的合同。未来制作人名叫欧文·斯坦曼，是帕利塞兹乐园的大股东之一。（该乐园位于哈得逊河畔，是个综合性的游乐场。）他能干老练，在娱乐业成功地占有一席之地。但这是他第一次投资于正统戏剧，并且不完全是为了商业上的利润，而是为了取悦女士。这里的女士是指他已与之订婚并将要迎娶的年轻小姐雪莉·米勒。雪莉·米勒出生于一个良好的犹太家庭，父亲是华尔街经纪人。自孩童时代起她就一直喜欢表演。她在戏剧学校内的演出中扮演过几个重要角色，现在确信自己可以开始职业演员的生涯，但她又不愿像其他人那样从头开始，她想立刻成名。 雪莉在洛克斯特看过该剧，她当场认为女主角一角是为她度身定做的。她后来向我吐露，说服她那头脑僵化的未婚夫资助该剧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她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投资，她就解除婚约，最终她赢了。因此我们和斯坦曼之间的合同的主要条款是让一个无名的新手雪莉扮演主角。回头想想就很容易明白，演出几乎注定要失败。但当时我们太急于要让人制作该剧了，连老练的哈里·戴尔夫也充分相信我们很可能会成功。 我去代理人的办公室签了合同。斯坦曼很自然地问起我的个人情况。我告诉他，我在从事金融业。很快我们热烈地讨论起股市前景和他的某些投资的优势。代理人吃惊地评论说，剧作家和资助者之间的这种谈话，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我展示了自己的金融知识，结果反而对我不利。斯坦曼准备投资1．5万美元制作费（比起今天的制作费是多么微不足道），还剩2500美元未筹集到。谈话的结果是他劝我拿出2500美元，相应地，他出1．25万美元。他是为了赢得女朋友的芳心不得不冒险投资的，但是我为什么拿钱去冒险呢？我想这是因为剧本是我的宝贝，正如雪莉是斯坦曼的心上人一样，或许我像他一样有其他足够的理由不按商业常理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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