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 作者：穆罕默德·尤努斯 《穷人的银行家》 题记 赤贫沙漠上的清泉——译序 翻译这本书，缘起于2003年。在商界征战奋斗多年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经过沉重而漫长的思考，我决定，后半生将要为他人、为有需要的穷人做事。于是开始做些公益领域的学习和研究。穆罕默德·尤努斯，一个陌生的孟加拉人，进入我的视野，打动了我的心。2004年底我终于在纽约的一个书店买到了尤努斯的英文版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小额贷款与抗击世界性贫穷之战》，读完心中充满激动和崇拜。立即按照书中的地址给尤努斯教授发了电子邮件，做了自我介绍，并表达想将他的自传翻译为中文的愿望。喜出望外的是，第三天即得到了尤努斯教授的肯定回复。我立即投入翻译工作，一口气用两个月完成了初稿，2004年5月初完成，并增加了尤努斯教授亲自提供的附录。 授生活回到祖国，他写道:“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必须为自己这样做。”回国后尤努斯在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在孟加拉社会具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浓厚的民族主义情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道主义和宗教的信仰，使他无法漠视人民的饥饿、贫穷。1974年，孟加拉发生大饥荒，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努力寻找解决饥饿的办法，亲自去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方法。1976年的一天，他因无法忍受看到制作竹凳的赤贫村妇受到中间人的盘剥，自己掏出27美元，分别借给42个赤贫的村妇，这一点点钱，就能帮助她们摆脱“契约奴隶”的身份，能够自己买生产资料（竹子），把制成的竹凳直接到市场去卖，从而得到尽管是微薄、然而是全部的利润。由此开始，尤努斯开始试验、创立了“小额贷款”模式。七年之后，成立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格莱珉——孟加拉语，意为“乡村的”），世界上第一家专门借钱给穷人的银行，为穷人的银行。此后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在全孟加拉乃至全世界得到扩展和复制。 如今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拥有三百多万个借贷者，其中95％是原先赤贫的妇女，年贷款5亿美元，还款率99％，所有贷款均由自身资源支持，来自贷款者与非贷款者的储蓄。并且，银行保持持续赢利。格莱珉银行不仅借钱给穷人，银行自身就是为穷人所拥有的。格莱珉向世界证实，银行业可以不借助抵押品、法律手段、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而借款给穷人；穷人可以通过借贷提高收入，摆脱赤贫；他们还可以储蓄、投资、用银行贷款建造房屋、送子女上学乃至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建立自己的养老基金。 过去三十年中，格莱珉模式已经遍布世界，甚至在中国也有过尝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即在中国云南等地区试验实施，听当初一位参与项目实施的朋友说，后来项目由当地政府接管实施，再后来，似乎无迹可寻了。我没有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议论的资格，但2004年我去云南禄劝考察，亲眼看到了“小额贷款”的实例：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等地区做扶贫工作已经十几年，近几年的一个试验是“贷款”给贫困山寨的农民，平均每户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但要求农民自己管理。如果一个村子的还款率低下，下一年的贷款额就不能增加，甚至可能减少。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发展委员会，讨论每家每户如何使用贷款（养猪，买化肥、种子，还是增加农具），以及如何保证每家都能按时还款。无担保的小额贷款的还款率在很多村寨都高达100％。贫穷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生存能力与民主自治能力也得到开发和提高，那是产生于贫瘠土壤的、没有政治目的的草根民主。 在禄劝实施项目的朋友们并非都知道孟加拉的格莱珉，知道尤努斯的就更少。但我个人相信，此类以消除贫困为目的，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的项目，大概基本都是从格莱珉银行的根脉上生发出来的。 尤努斯的理想是：看到这个世界摆脱贫困。“这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会被描述为穷人，没有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到那时,‘贫困’这个词将不再具有实用的意义，它将只被用来理解过去。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人权，是穷人也应拥有的权利，而为穷人提供小额信贷，是消除世界性贫困的最有力的武器。 1997年的世界小额贷款峰会订立的目标是：到2005年，使世界上最穷的一亿个家庭得到小额贷款与其他的金融服务。到2001年在纽约举行第五次小额贷款峰会时，数据显示全世界已有五千多万个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其中包括两千多万个最贫困的家庭。其中，很可能并未计入云南禄劝高山上的那几百、上千个苗彝山民家庭。 格莱珉模式颠覆了几百年银行业的法典：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过去三十年中，孟加拉以及世界各地的实践证明，在许多国家里，穷人比富人更有信誉。然而，三十年来，格莱珉模式一直在受到来自金融界、政府、媒体，甚至是公益组织的怀疑。近期我还从国内的一个权威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小额贷款的文章，其中说到,“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多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慈善性质……谈不上建立了可持续的经营机制……”难道，真要等到实现了一亿个贫穷家庭从小额贷款项目受益时，才能承认孟加拉乡村银行（即格莱珉银行）模式具有“可持续的经营机制”吗?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读一读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人的自传、一种伟大精神的阐释，还几乎可以作为参照实践的课本，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实践。中国有很多扶贫组织，可以充分借鉴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经验以及世界各地格莱珉模式的经验，也许，更需要充分借鉴以往不成功的经验。如果能够找到在中国可扩展、可持续的小额贷款实施方法，中国又将会有多少贫困家庭可以从中受益呢? 我的英文是自学的，基础薄弱。过去多年使用的商场英语都是简单直接说明白就行，不太讲究语法修辞。只粗读过数量有限的英文原著，更没有翻译经验。可想而知，翻译这本书对我是何等的挑战。我倾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能力，希望不至于有损本书的精髓与作者的光辉。 在此，我要感谢徐晓，她承担了包括版权、出版等安排在内的最繁难的任务，过程中变生不测枝节横生，全亏徐晓的把握与坚持。还要感谢本书编辑，用心补拾译文中的诸多粗陋。所有谬误之处，当然是本人的责任。 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穷人的银行家》中译本，自然是出于对原著的欣赏。作为译者而能够附骥三联，我深以为荣。 吴士宏 2005年12月28日 序言 1974年，孟加拉陷入饥馑之中。 我任教并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大学，位于这个国家的东南端。开始时，那些关于发生在北方遥远村落中的死亡与饥荒的报道并没有引起我们太多关注，但是随后，瘦骨嶙峋的人们开始出现在首都达卡的火车站与汽车站。很快，这些小股的人流就变成了一场洪水。饥饿的人们涌遍全城。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以至于无法确定他们是死是活。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都一个模样：老人看起来像孩子，而儿童的样子像老人。 政府开设了救济粥棚。但是很快，所有新开的粥棚都没米了。报社向全国提出警告：饥荒将继续蔓延。研究机构搜集数据，分析造成突然向城市移民现象的根源。宗教团体动员起来，将死者的尸体从大街上抬走，以适当的习俗将他们埋葬。但是很快，这种收集死尸的简单工作就变得非常繁重，远远超过了这些组织的能力。 这些饥饿的人并不叨念任何标语口号，他们对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里人毫无要求，只是静静地躺在我们的台阶上等死。 人有许多死法，但是，饿死是所有死法中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它慢慢地发生，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生死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直到如此接近，以至于让人无法辨别。饿死如同睡眠一样，静悄悄地、不可阻挡地发生，甚至让人感觉不到它正在发生。而一切都是源于每餐饭缺少的一把米。在这个物质丰富的世界里，就那么任由一个还不理解这个世界之奇妙的小婴儿，得不到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乳汁。她哭啊，哭啊，最终睡了过去。第二天，她可能再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气力了。 过去，向学生们教授那些高雅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令我感到快慰，以为那些理论应该是能够医治各种社会问题的。但是在1974年，我开始惧怕授课了。当人们在人行道上、在我的课堂对面的门廊里正在饿死的时候，我的所有这些复杂的理论又有什么用呢?我讲授的课程就像那些总是好人获胜的美国电影。但当我走出舒适的教室，面对的是城市街道上的现实。在这里，好人遭受命运无情的毒打与践踏。生活每况愈下，穷人更加贫穷。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对于我来说幸运的是，乔布拉村（Jobra）恰巧离校园很近。1958年，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陆军元帅阿尤布·汗（Ayub Khan）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夺取了政权。由于对桀骜不驯的学生们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lending program）会成为一个为250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 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 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hukt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克博士（Dr.Banik）的候诊室——拐过街角就是——读他订阅的各种报刊。这种自由阅读使我在多少年中受用无穷。在整个小学与中学期间，我常常是班里拔尖的学生。 1947年我七岁时,“巴基斯坦运动”达到了巅峰。在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都在为成为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斗争。我们知道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吉大港肯定会被包括在巴基斯坦之内，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其他地区会被包括在穆斯林孟加拉（Muslim Bengal）之内，也不清楚究竟会如何划定边界。 在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亲朋好友们没完没了争论着关于独立的巴基斯坦的未来。我们都意识到它会是一个最奇特的国家，一千多英里的印度疆土将它分为东、西两半。父亲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有许多信印度教的朋友和同事常常到我家来，即便作为一个小孩子，我也能感到那两个宗教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许多有关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之间暴力骚动的报道，令人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在吉大港很少发生。 我父母的立场是坚定支持从印度的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我的小弟弟易卜拉辛（Ibrahim）咿呀学语时，就称他所喜欢的白糖为“真纳糖”（Jinnah Sugar），而称他不喜欢的红糖为“甘地糖”（Gandhi Sugar）。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是巴基斯坦分离主义的领袖，而甘地当然是想要保持印度完整。晚上，母亲讲真纳、甘地和君王路易·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故事哄我们睡觉。我的年近十岁的哥哥萨拉姆，很嫉妒邻里那些大男孩，他们举着有白色新月和星星的绿色小旗，在大街上呼喊着“巴基斯坦万岁”（Pakistan Zinbabad）的口号。 1947年8月14日零时，被英国统治将近两个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宣布独立。我对它的记忆宛如昨日。整个城市挂满了旗帜和绿白两色的彩饰。我听到街上政治演说的响亮声音，经常被“巴基斯坦万岁”的口号呼喊打断。午夜前，大街上挤满了人。我们从屋顶上放焰火，我看到周围邻居们的侧影，他们仰视着洒满夜空的爆竹焰火。整个城市都悸动着激情。 午夜临近时，父亲带领我们下楼走到博克瑟哈特大街上。父亲虽然不是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但为了表示坚定，他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国家警卫队。那天晚上，他自豪地穿上了他的警卫制服，还戴上了那很有特征的“真纳帽”。我们甚至带上了两个小弟弟，两岁的易卜拉辛和小婴儿图努（Tunu）。12点正，电闸被关上，整个城市陷入黑暗之中。在光明重回的下一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国家了。高昂的口号声“巴基斯坦万岁!巴基斯坦万岁!”响彻吉大港大街小巷的所有角落。当时我七岁，那是我第一次感到血脉中冲动着的民族自豪感。那令人陶醉。 在莫姆塔兹、萨拉姆、我、易卜拉辛和图努之后，母亲又生了四个孩子：阿尤布（Ayub），阿扎姆（Azam），贾汗吉尔（Jahangir）和莫因努（Moinu）。但到我九岁时，我热爱的母亲开始常常无缘无故地烦躁，行为举止也变得越来越不正常。在她比较安静的时候，她会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她会一连几小时地祈祷，读同一页书，或是反复不停地背同一首诗。躁动起来，她就大声地用粗俗的话骂人。有时她会肆意辱骂邻居、朋友，或是家人，但另一些时候，她会大声斥骂政客们，甚至是一些死去已久的人。有时她会在头脑里反击那些假想敌，毫无警示地暴烈起来。她经常在夜里突然喊叫，拳打脚踢，我就得帮助父亲按住她，或是努力护住我年幼的弟妹们免受伤害。这样的危机之后，她经常会重新变回到我们所记得的那个甜美温柔的母亲，给我们尽可能多的爱，照顾幼小的孩子们。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复原。随着病情恶化，她渐渐不能了解我们上学的情况了。 父亲为治愈母亲竭尽了全力，花钱给她做全国最先进的医学检测。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号，4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1930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22岁。直到母亲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1953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13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师。从小，我就总爱训导我的弟弟们，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在学校只许得到最高分。21岁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动提供给我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1836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1961年到1965年，我在那里教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150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1965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1964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Wesley Hall）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Wesley Hell）。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Lungi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对一些简单的问题找到了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答案。 当我获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赴美学习时，我肯定全无打算会找一个美国妻子。我设想，在该结婚时，就会像周围所有的人那样，通过媒妁之言缔结婚约。对于女性我毫无经验，在她们身边我极为腼腆。总的说来，孟加拉相当中规中矩，相当保守的，而在我长大成人的吉大港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此风尤甚。在我的家庭中，从来不会开放地讨论这样的私事。 1967年，在范德比尔特的图书馆里，当一个梳着齐肩红发、蓝眼睛的美丽姑娘向我走来时，我全无准备。她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巴基斯坦。”我很紧张地回答说。 这个姑娘很友好，很自然，她对我和我的背景特别好奇。她名叫薇拉·弗洛斯坦科（Vera Forostenko），正在攻读俄罗斯文学硕士学位。薇拉出生在苏联，但是她和她的亲人在二次大战后不久就到美国来了。他们定居在新泽西的特伦顿（Trenton），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她。 我们相识两年以后，1969年，薇拉离开了田纳西，回到了新泽西。当时我已经在计划要返回孟加拉了。 “我想到那儿去和你一起生活。”薇拉说。 “你做不到的。”我回答说。我极为固执:“那是个热带国家，完全不同的文化。女性在那儿得到的待遇和这儿可不一样。” “但我一定会适应的。”她坚持说。 她不断地给我写信，打电话，讨论这个问题。每次我找到一个理由来说明这样一个举动为什么行不通时，她就会找到一种反驳的理由。 终于，我改变了主意。 我们1970年结婚，搬到纳什维尔以南50英里一个叫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的城镇，在那儿，我在中田纳西州立大学（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教书。生活平静平和。1971年3月25日，我回到公寓去吃午饭，边打开收音机收听达卡的新闻，一条简短的报道说，为了封锁反对巴基斯坦政府的所有政治活动，巴基斯坦军队已经进驻，独立运动领袖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逃亡了。 当时我正在换衣服。我停下来，冲过去拿起电话，拨通了在纳什维尔的齐勒·拉赫曼·阿塔尔（Zillur Rahman Athar）博士。我要他打开收音机，并马上去联络他所认识的本地区所有孟加拉人。不到一小时我就赶到了齐勒的家。这时，那儿已经有纳什维尔地区的六个来自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了。我们开始从各种来源搜集新闻，关于那一局势还缺乏共识性的判断，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巴基斯坦军队想要一劳永逸地镇压孟加拉。我们中有一个人支持保守的拥护伊斯兰的雅迈特党（Jamaat party），他不断地说:“我们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咱们再等等更多的详情消息吧。” 我不同意。“我们已经有了所有需要的详情。”我说,“孟加拉已经宣布了独立，现在我们必须要决定，我们是否把自己看作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我宣布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孟加拉。我宣布我忠于孟加拉，如果还有谁愿意加入我这一方，他有自由这样做。那些不加入孟加拉的，我会将他们看作是巴基斯坦人，是我的国家的敌人。” 一片沉默。我那种提出效忠的方式使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提议，我们组成孟加拉公民委员会，并马上拟了一份新闻稿，以供在纳什维尔的纸媒与无线、电视等媒体的传播。 我们决定了三件事： 1我们要争取会见当地所有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和当地日报的编辑们，将我们的决定阐述清楚，并寻求对孟加拉事业的支持。 2我们每人马上捐1000美元，建立一笔斗争基金。 3我们每月将工资的10％捐给这一基金，直到孟加拉独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增加捐献的百分比。 大家都掏出支票簿来，或是从别人那里暂借，存上了基金的第一笔钱。 第二天，3月27日，我们和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都约上了。我被选为孟加拉公民委员会的书记和发言人。当地的电视台都兴奋不已，它们很少有机会抢先报道国际性新闻，对于它们来说，我们代表着一个带有当地视角的爆炸性热门国际新闻。我是当地一所大学的教师，另外五个人是市立医院的医生，在此，我们宣布自己是一个尚未诞生的国家的公民。 那天下午我们再次聚集在齐勒家，观看当地的晚间新闻，电视完整地转播了对我的采访。那个采访者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向田纳西人说吗?” “有。”我回答说,“请给你们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写信，要求立即停止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你们的武器弹药正被用来杀死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孟加拉公民。请你们要求你们的总统，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们六个人政治倾向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也不同，但马上协调一致地采取了行动，这使我很高兴。现在我们想要知道，在美国的其他孟加拉人正在做什么。我们决定与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孟加拉官员埃纳耶特·卡里姆（Enayet Karim）取得联系。他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消息：3月29日，将会在华盛顿地区的国会山举行一次示威，抗议巴基斯坦军队镇压平民。美国最大的孟加拉人团体会从纽约赶来。他敦促我们参加。 虽然我的医生朋友们由于他们在医院里的工作不能前往，但我宣布第二天就动身。我决定自费前往。如果在华盛顿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动用我们已经募集的六千美元。 可我在华盛顿住在哪里呢?我谁也不认识。虽然我与埃纳耶特·卡里姆从未谋面，但他听上去很友好。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又给他打了电话，问他是否介意我第二天去拜访他，他要我马上过去。他的好客令我感到惊喜。我想，是这场危机使所有的孟加拉人团结起来了。 我们用齐勒的大块头短波收音机监听着每一个电台，直到午夜。在新闻的间隙，我们吃着齐勒的美国妻子乔安妮（Joanne）提供的美食，推测着谢赫·穆吉布（Sheikh Mujib）1970年，巴基斯坦在军事政权下举行了一次大选，谢赫·穆吉布尔·拉赫曼（“谢赫·穆吉布”）领导的以东巴基斯坦为基地的阿瓦米联盟（Awami League）在国会赢得了压倒性的多数票。但是，几乎完全是由西巴基斯坦的军官与士兵组成的军队，拒绝让阿瓦米联盟组成政府。1971年3月25日，他们发动了一次军事镇压。东巴基斯坦人民做出的反应是：宣布东巴基斯坦独立，并抵抗巴基斯坦军队。这场为一个名为“孟加拉”的新国家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境况。最后，消息传来，他逃离军队时在吉大港火车站被捕了（实际上他是在达卡的家中被捕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落泪了。盼望由谢赫·穆吉布领导全国取得胜利的所有幻想都被粉碎了。巴基斯坦军队会对他怎么样?把他带回达卡，对他施火刑?绞刑?用酷刑将他折磨致死? 3月28日清晨，我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傍晚时分到达了埃纳耶特·卡里姆美丽的宅子。卡里姆太太也是土生土长的吉大港人，她热情地欢迎了我。那一天很忙碌，电话响个不停，有从当地打来的，有的是从一些遥远的巴基斯坦驻外使馆打来，或是一些孟加拉官员打来寻求政策方针的。置身在这兴奋激动的中心，我觉得自己是已经独立了的孟加拉国的一员。在卡里姆家的那些人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巴基斯坦的痕迹。 陶醉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正在忙碌书写的表情严肃的男人，他是巴基斯坦驻联合国的常驻副代表S.A.卡里姆（S.A.Karim）先生，他那天早晨刚从纽约赶来。随后，他想要大声朗读他所写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围到他身旁。他刚刚起草了给各国政府首脑的呼吁书，敦请他们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在孟加拉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我可不希望示威活动沦为一种蹩脚的表演，我不断努力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将负责第二天在国会山的活动，到底正在做着哪些准备工作?有没有谁在准备一些标语牌，以便在摄像机前举起呢?看上去，在埃纳耶特·卡里姆的宅子里没人知道这些事。我认为自己应该采取行动。我去商店买来一摞摞的彩纸、颜料和刷子，马上开始做花彩饰物，我在吉大港大学上学时早就学会干这活儿了。 沙姆苏尔·巴里（Shamsul Bari）赶到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教孟加拉文。我们在达卡上大学时只是点头之交，解放战争使我们亲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携手并肩工作。 到了晚间，有更多的人聚集在埃纳耶特·卡里姆家里。一些人为他们在孟加拉的亲人们担忧，另一些人想得到有关达卡局势的更多消息，并想了解需要去做的事情。整整一夜，人们分析局势并确定了第二天的策略：首先，向所有的使馆和政府首脑发出一份呼吁书，其次，在国会山组织举行示威。卡里姆太太像对待她最亲密的朋友那样招待我们，端给我们热气腾腾的食物，她不时地咒骂着巴基斯坦军队，或是背诵泰戈尔的诗篇。 第二天，也就是3月29日的早晨，我被吵嚷声惊醒了，匆忙穿上衣服下楼跑到前厅。那个小房间里挤着五六个人，一个瘦骨嶙峋长着连鬓胡子的矮小男人正在大声训教卡里姆。 那个瘦小的男人举止非常无礼，不断责骂卡里姆和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为叛徒。房间里的其他人佩戴着印有醒目的“孟加拉”字母的徽章。 这些客人是从哈佛与波士顿的其他学术机构开车来参加国会山游行的，当他们发现孟加拉大使馆的官员们决定不参加游行时，勃然大怒。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吝任何粗鄙的语言来攻击卡里姆。他名叫莫希丁·阿拉姆吉尔（Mohiuddin Alamgi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了我的密友。我试图为招待我的主人辩护，解释说：大使馆的官员们与美国国务院的高官保持联络，从而能够得到真实情况的通报，保住我们在政府中的高官位置是个好策略，这样，巴基斯坦就不能任意行使其政府权力来对付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民了。 阿拉姆吉尔不同意我的意见，说这只不过是那些不想参加解放事业、只想保住自己舒适生活的胆小鬼们的“甜言蜜语”。这一会面以僵持不下而告结束，直到8月4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的孟加拉外交官员们才终于宣布脱离巴基斯坦，加入孟加拉的逃亡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聚集在美国国会的台阶上举行示威。孟加拉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来自华盛顿、纽约和底特律的人最多。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有那么多底特律的工厂工人都来自孟加拉的锡尔赫特地区（Sylhet District）。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要做什么，要去什么地方。没有得到官方的集会游行许可之前我们无法开始。当沙姆苏尔·巴里带着必需的许可终于赶到时，我们还在那儿费神琢磨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呢。我扯开喉咙喊叫着:“这是我们的头儿，大家在他后面排起队来，开始咱们的示威游行吧!” 居然神奇地奏效了。在国会山的台阶上示威可是一件大事，我们受到了美国立法者们的关注。国会的助手们听取了关于局势和我们的要求的简报。新闻媒体尤其活跃，摄像机追踪报道集会的情形，并在现场进行采访。 那天晚上，我们都聚在大使馆的另一名官员经济参赞A.M.A.毛希思（A.M.A.Muhith）先生的家中，就孟加拉人在美国各种活动的协调和孟加拉裔外交官应立即转变立场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天清早伊始的大喊大叫，又在这个大聚会中更加激烈地重复着——孟加拉人的外交官为什么不立即脱离巴基斯坦使馆?我们在晚餐后离去了，心里已经明白，我们必须找到一种途径来协调所有在美国的孟加拉人的活动，并且确信，那些孟加拉人外交官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领导作用了。我也开始怀疑外交官们是否还应该继续和巴基斯坦人待在一起了。 3月30日，沙姆苏尔·巴里和我负责去拜访所有的大使馆，会见各国大使或他们的代表，阐释我们的事业，要求各国承认孟加拉为一个独立国家。那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在一天之内拜访了许多大使馆，每个大使馆接待我们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许多共同的问题：你们代表什么人?你们有一个基于美国的组织吗?如果你们没有一个政府的话，我们又怎么能“承认”你们的国家呢?有外国政府在支持你们吗?你们的外交官在美国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你们吗?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开站出来?想要独立为孟加拉国的人究竟占“东巴基斯坦”人口多大比例? 只有一个问题使我们不知所措:“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政府吗?” 巴里和我决定，我们必须马上成立我们自己的政府，但是，身在华盛顿，如何能在孟加拉建立一个政府呢?我有个主意：我可以飞到加尔各答去，找几个人组成一个内阁，向全世界宣布，一个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于是我们就会既有一个国家，也有一个政府了。巴里很喜欢这个主意。我们决定，我第二天就飞往加尔各答。 我想到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建立一个为孟加拉人的广播电台，这样，孟加拉国内的人民就可以知道正在发生的事以及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了。我想，应该在一个可移动车辆上架设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它将在孟加拉境内广播，一旦受到巴基斯坦军队的追击，就可以移动到印度边境一边。我有六千美元，应该够买一个发射器的预付款了。 我们还向一些大使馆提出了特别的请求。在缅甸大使馆，我们要求缅甸向那些逃避巴基斯坦军队的人们开放边境，我们会募集资金去资助孟加拉难民。在斯里兰卡大使馆，我们要求斯里兰卡拒绝飞行于孟加拉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所有巴基斯坦军用与民用飞机着陆。众所周知，巴基斯坦用民用飞机将军人与装备弹药从卡拉奇运到达卡。在印度大使馆，我们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礼遇，那儿的官员们想了解巴基斯坦大使馆中孟加拉人外交官的情况，想了解我们的领导人的下落，还想了解我们是否已经以美国为基地建立了组织。我们要求印度向难民开放边境，允许逃亡的孟加拉人自由进入加尔各答，并且对持巴基斯坦护照的孟加拉人放宽签发赴印签证。 那天晚上，我们又兴奋地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政府的问题。我们稍稍变动了一下早先的计划，决定M.A.哈桑（M.A.Hasan）马上动身去加尔各答与阿加塔拉（Agartala），与那些孟加拉逃亡政治领袖们取得联系。然后他通知我去和他会合，建立新政府。 那天晚上，巴基斯坦大使阿迦·希拉利（Aga Hilali）来埃纳耶特·卡里姆家做礼节性拜访，当时我们正在用晚餐，我们几个人连同食物一起，被匆忙推进了一个顶楼的房间。我们在那儿一声不出地静悄悄地坐了两个小时，这样，那位大使就不会知道他的孟加拉人同事的家中正藏匿着三个反对国家的活动家了。 第二天，哈桑按计划动身前往加尔各答和阿加塔拉。他从加尔各答发来的电讯很辛酸，他对那些领袖们表示失望，并劝我不要去。不久，穆吉布纳加尔政府（Mujibnagar government）成立了。在美国与加拿大的孟加拉人集中精力开展运动，争取孟加拉国为世界所承认，并呼吁停止对巴基斯坦进行的军事援助，恢复谢赫·穆吉布的自由。 在内科医生穆罕默德·阿拉姆吉尔（Mohammad Alamgir）博士的领导下，孟加拉人美国联盟在纽约成立了；在芝加哥，F.R.汗（F.R.Khan）博士创立了孟加拉人抵抗联盟，汗博士是一名孟加拉裔建筑师，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Sears Tower）就是他设计的。沙姆苏尔·巴里成为那个组织的总书记。他出版了第一期《孟加拉时事通讯》（ Bangladesh Newsletter）。我从他那里接手了这项工作，定期从我在纳什维尔的帕拉龚坊（Paragon Mills Road）500号的寓所出版这份时事通讯。寓所变成了一个通讯中心，电话终日响个不停，人们从北美和英国打来电话，所有孟加拉人都想了解有关战事的每日最新消息。 由于在华盛顿的孟加拉人的努力，还建立起了孟加拉人信息中心，对参众两院进行游说。我负责信息中心创始初期的运作，然后，我就上路了，到全美国各地的大学组织校园研讨会。 在随后的九个月里，我们为未来的孟加拉描绘出了一幅非常清晰的图画。我们想要坚持民主制度，我们想要确保人民自由公正地选举的权利，想要确保人民摆脱贫穷。我们梦想一个庄严地树立在世界各国之林的繁荣昌盛的国家，其所有的公民都快乐幸福。 1971年12月16日，孟加拉赢得了独立战争。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三百万孟加拉人丧失了性命，为了躲避战乱，一千万人逃亡到相邻的印度，还有数以百万的人遭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强奸与其他暴行的残害。战争结束时，孟加拉变成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经济被摧毁了，成百上千万人无家可归。 我知道，我必须回去参与祖国的建设。我认为，我要为自己这样做。 第三章 回到吉大港（1） 1972年我回到孟加拉就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头衔，被派到政府计划委员会工作。我的工作很没意思，除了看报整日无事可做。在向计划委员会主任努尔·伊斯兰（Nurul Islam）多次提出抗议之后，我终于辞职了，去吉大港大学做经济学系主任。 吉大港大学位于吉大港市以东20英里，占据着1900公顷贫瘠山地。这所大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孟加拉一位首屈一指的建筑师设计建造的，外表给人深刻的印象。大楼完全以裸露的红砖建造，走廊开敞，房间宽大。但是，尽管这些现代建筑令人观感舒服，却很不实用。例如，我到那里时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有一间巨大的办公室，但是其他教师根本没有办公的地方。作为经济系主任，我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的办公室改造成我的同事们的公共休息室。奇怪的是，这使得同事们都感到不舒服。他们觉得系主任有一个大房间是理所当然的，哪怕其他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 当时大学的处境很困难，教师们抵制升级考试，他们指责学生抄袭书本，或互相抄袭。许多学生曾加入解放军（Mukti Bahini），刚从战争中归来。他们带着枪，威胁说如果不马上宣布考试结果，就要伤害教师。 当时，我和父母一起住在城里。父亲准许我每天开他的车到郊区的校园去上班，每天都经过位于高速公路与校园之间的乔布拉村。我注意到村子周围那些贫瘠的土地，便问同事H.I.拉蒂菲（H.I.Latifee）教授，为什么这些土地上没种上冬季的庄稼。他也不知道，我就提议去问问村民，结果发现，没有用于灌溉的水。 我认为我们应该就这些闲置的土地做些什么。任由一所大学周围的地荒着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如果说大学是积蓄知识的地方，那么这些知识中应该有一些被用于造福于邻里。一所大学绝不应是一个孤岛：在其中学术造诣越来越高，却不与人分享。 我们的校园面对着一道山脉，每天早晨，我可以从教室看到小伙子、小姑娘、男人和耕牛，川流不息地穿过校园向群山走去。他们扛着锋利的砍刀，日落时分，满载柴火树枝归来。我突然想到，大学应该将那些荒山转变为多产的庄稼地，这会给大学带来额外的收入，给村民带来就业机会，大而论之，为国家出产粮食。 我对那个村庄本身也越来越好奇。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启动了一个调查乔布拉村经济状况的项目。我们想搞清楚，村里有多少个家庭拥有可耕种土地?他们种什么庄稼?没有土地的人如何谋生?这些村民有什么技能?他们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吗?有多少家庭的耕作能够全年口粮?有多少不能?哪些人贫穷? 对于贫困起因的分析，多将重点放在为什么一些国家会贫穷上面，而非着眼于为什么人口中的某一部分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社会问题敏感的经济学家们强调，穷人缺乏“应得的权利”。当时，我对于饥馑还没有什么概念，在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我才逐渐发现：出色的经济理论家是不屑于花时间探讨贫穷与饥饿的问题的。他们认为，当经济总体繁荣时，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这些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在详解发展与繁荣的进程上，而很少反映贫穷与饥饿的根源与发展，结果是，贫穷继续着。 1974年，随着饥荒不断恶化，我心中的不安日益加剧，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去见了大学的副校长。阿布·法扎尔（Abul Fazal）是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与小说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民族的良知。他很礼貌地接待了我。 “尤努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他问道。头顶上的电扇慢慢地转动着，蚊子嗡嗡作响，仆人送来了茶。 “许多人正在饿死，可是所有的人都怕谈到这件事。”我回答说。 阿布·法扎尔点点头,“你有什么建议吗?” “您是一位深受尊敬的人。我想请您向新闻界发表一项声明。” “噢，但声明什么呢?” “号召全国和国家的领导们一起协力度过饥荒。我肯定，如果您领头的话，学校里所有的教师都会在您的信上签名，那将会有助于动员起全国的舆论来。” “对呀，”他啜了一口茶，说道,“尤努斯，你来写那个声明吧，我签字。” 我笑了:“您是作家，您当然知道如何措辞这项声明。” “不，不，你来写，尤努斯。你对此事充满激情，你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我只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啊。这份文件应该是一份发起运动的呐喊，应该具有能够唤起人们行动的分量。” 我越坚持说他是唤起全国人民关注饥荒的最佳人选，阿布·法扎尔就越是鼓励我来写这封信。他如此坚持他的观点，我别无选择，只好许诺去试试。当天晚上我起草了一份声明书。第二天上午我将那份草稿拿给副校长，在他阅读时，我等候着。 阿布·法扎尔看完之后，伸手去拿笔，说道:“我该在哪儿签名?” 我吃了一惊:“但是，我措辞激烈。也许你会想做些修改，或是提出其他想法吧?” “不，不，不，它非常好。”他说。说着，他就在上面签了字。 我没说的了，也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并复印了一些送给其他的教职员工。一些教师对某些词语提出了异议，但是由于副校长已经在上面签了名，他们最终也都同意了，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当天晚上把它送到报社，第二天，声明就刊登在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我们的声明引发了连锁反应，尚未公开表示要与饥荒抗争的那些大学与公共团体，都纷纷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我则开始将所有努力集中在农业上。很显然，拥有3500万公顷的疆土，人口非常稠密的孟加拉，迫切需要增加粮食产量。我们有2100万公顷可耕地，在雨季主要生产稻子和黄麻，如果在干燥的冬季扩展灌溉，提高水管理，就能够增加粮食产量。专家们估计，目前的粮食产量只达到我们的粮食生长潜力的16％。 我决定，我要去帮助乔布拉的村民们种出更多的粮食，以此来进行小范围的试验。但如何去做呢?增加单位生长周期的产量?还是在单位土地增加粮食种植周期?我不是一个农学家，但我潜心研究了当地的低产稻与在菲律宾开发出的一些更高产的品种。一开始，农夫们觉得我的发现挺可笑。但当他们看到我是多么认真，就同意让我在他们的地里种植那种高产稻了。我的学生与其他大学教师也作为志愿者加入进来。我们向村里的农夫讲解间隔下种与直线栽种对于提高收成的重要性。当时的报纸刊登了我们的照片，我们齐膝站在泥里，正在教当地农民如何使用一根线来保证稻子栽种成直线。许多读者对我这种身体力行的方法很看不起。 尽管人们持怀疑态度，我还是继续努力，通过倡导一个名为“吉大港大学乡村开发规划（CURDP）”的大学项目，试图在学术与乡村之间建立起联系。通过CURDP，我鼓励学生和我一起投入到那个村子里，设计出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改进那里的日常生活。至此，为了手把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已经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书本教学。学生也可以基于其在村子里的经历做研究报告的选题，可以得到学分。 1975年冬天，我集中精力解决灌溉的问题，以便能多种一轮冬季农作物。我知道，在季风雨季，几乎每平方米的土地都被耕作利用，连荒原沼泽也被用来种稻养鱼。然而所有土地在冬季都完全闲置。为什么不增种一季冬季作物呢?我每天都会看到一口闲置在没有耕种土地中间的深管井（tubewell）。那是干旱的冬季，在这个季节，管井本该忙着浇灌新的作物。但什么都没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儿，崭新的，没有用过。 我问那口管井为何闲置不用，得知农夫们用水是要付钱的，但是，在上一个旱季，他们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自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理会这口深管井了。 这让我觉得是极大的憾事。在一个饥荒严重的国家里，这儿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约六十公顷土地的管井——泵井——却白白地闲着。我决定要使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来。 那并非易事。在所有实际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资最多。由于高昂的运行费用，其运行效益不高，并给那些插手柴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人带来肆意贪污的机会。要使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送水体系。换言之，需要众多小农户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达成统一的耕作决定，农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护、水泵维修护养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导。不幸的是，虽然政府在现代灌溉技术设施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对技术所带来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却并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资源或努力。由于反复出现的管理问题与技术方面的故障，农夫不愿意重开他们的管井。结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几乎半数都没有使用。被弃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锈的机器成为开发失误的又一个例证。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Nabajub）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土地拥有者的贡献是，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的贡献是他们的劳动力，而我的贡献是，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实用技术知识。作为交换，这三方中的每一方（农夫，佃农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开始，村民们对我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管井者操作者与农夫之间积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计划。有人争辩说，付给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尽管我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我的提议还是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损失。他们事先不必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种子和杀虫剂，而只需同意将他们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穷苦的佃农们热情地欢迎我的提议，那些日子过得相对好一些的农夫们则勉强同意一试。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访那些农夫，并和我指定的四个学生“小组负责人”和我的十三人顾问小组一起正式开会，讨论肥料、灌溉、技术、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各类问题。 头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结束。农夫们很高兴：他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于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将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我赔了13000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在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些土地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没有什么如同农夫们收割稻谷的景色这样美丽，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但我还是有一些忧虑。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突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劳动力来把稻米从干穗上脱粒。把这种不用脑子、让人厌烦的工作交给最廉价的劳力：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一连几个小时用双脚将稻米脱粒，紧抓她们面前墙上窄小的墙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个妇女整天持续这种不停扭曲的动作，用她们的双脚扭缠着稻穗，来将稻子脱粒。清晨，她们会飞跑去上工，抢占靠墙比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脚，一天十小时做着枯燥疲倦的动作，只挣40分钱!这些妇女中许多是守寡的，离婚的，或是被遗弃还带着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她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我看得很清楚，一个农夫越富有，他从我的三方分享农作的试验中所得的越多；一个工人越穷，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们怎么会因为你的三方共享农作感到高兴呢?”一个妇女对我说,“干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失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说得对。如果有经济来源去买脱粒机自己操作的话，一个妇女从同样的工作中至少能挣四倍的工钱。 随着对乔布拉村贫困状况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将赤贫的穷人与勉强为生的农夫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国际上一些乡村开发规划总是将重点放在农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在我研究乔布拉村时，政府官僚们与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阐明“穷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当时,“穷人”可能有许多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词指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对另一些人来说,“穷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饱饭的人。还有另一些人认为，“穷人”是住在茅屋顶的烂房子里的人，营养不良，或是没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坏了我们为消除贫困的努力。举个例子，大多数对穷人的定义都将妇女与儿童排除在外。我从工作中发现，使用有关“穷人”的三个广义界定来描述孟加拉的状况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穷人咨询小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与小额贷款高峰运动委员会终于将“穷人”定义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将“最穷人”定义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层的20％（“铁杆穷人”/绝对的穷人）； 2人口最底层的35％； 3人口底层的50％。 在贫穷的各个界定范畴里，我经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一些子分类。职业或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像收入标准那样可以量化，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贫穷的多维矩阵。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设立航标一样，对于贫困的界定必须是明确而毫无含混的。一种不准确的界定与根本没有界定一样糟糕。在我对穷人的定义里，我将三方共享农作规划中的那些脱粒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贷的小商贩包括进去。我还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进去，诸如那些靠编制篮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为生，而不得不经常乞讨的人们。这些人绝对毫无机会改进其经济基础，他们深陷在贫困之中。 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穷人的银行家》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1） 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里，高利贷变得如此标准化和广为流行，以至借贷者很少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强制蛮横的契约。剥削在各种伪装下进行着。在孟加拉的乡村，在耕种季节开始时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约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东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带壳的稻子，到收割时必须要还两莫恩德。土地被用于质押时，将任由债权人处置，债权人可以在完全还清借款以前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诸如“保南纳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利。根据该文件，债权人通常拒绝接受对于借贷的部分偿还，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之后，债权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价格”“买”断这块地。另一种抵押担保形式是“达丹”（ dadan），契约确保商人借出的贷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将来的农作收成。苏菲亚·贝格姆就是在与放贷人之间的一个“达丹”契约的制约之下，来制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的头脑是不会听任这个问题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事态的发展使她疑惑不解。 通常，头一碰枕头我几秒钟就睡着了，但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了。躺在床上，我为自己竟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一分子而感到羞愧，这个社会竟然不能向42个有技能的人提供使他们能够自己谋生的区区27美元。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极为不够的，这令我无法安枕。如果其他人需要资本的话，他们几乎没可能追寻到我这个经济系的主任。我所做的是针对这一特定事件的冲动反应。现在，我需要创立一种这些人可以依赖的机构性的解决方法，一个能够借钱给那些一无所有者的机构。我决定去找当地银行的经理，要求他的银行借钱给穷人。事情看上去是如此简单和直截了当，我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我爬进我的白色大众甲壳虫，向当地贾纳塔银行（Janata Bank）的分行驶去。贾纳塔是一家国有银行，是全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贾纳塔银行设在大学的分行就在校园大门外的一条街上，那条路上满是小铺子、小摊和小餐馆，当地村民在那儿向学生们出售槟榔果、热饭、笔记本、笔等各色东西。那些拉人力车的都聚在这儿，等着把学生们从宿舍拉到教室去。银行分行设在一个方形的单间里，前面的两个窗户装了栅栏，墙被刷成暗绿色，房间里摆满了木制桌椅。坐在房间左后面的经理向我挥挥手。 “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办事员端来了茶和饼干。我解释了我造访的原因。 “上次我从您这儿借钱是为了乔布拉村的那个三方共享项目筹资。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建议，我想请您借钱给乔布拉的穷人。涉及的数额非常之小，我本人已经那样做了，我借给42个人27美元。还会有许多穷人需要钱的，他们需要钱去买原材料和必需品作为启动资金。” “什么原材料啊?”那个银行负责人茫然不解，仿佛这是某种新的游戏，而他完全不熟悉游戏的规则。出于对一个大学负责人的一般性敬意，他让我讲完了，但是显然没有理解。 “嗯，有些人做竹凳，还有一些人编织地席或是拉人力车。如果他们能以商业利率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的产品，挣到像样的利润，从而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现在，他们只能像奴隶一样劳动，永远无法摆脱被那些批发商踩在脚下的生活，那些人以高利借给他们资本。” “是，我知道放贷人（ mahajons）的事。”那个经理回答说。 “所以我今天到这儿来，我想请您借钱给这些村民。” 那个银行经理咧开嘴巴大笑起来:“我做不到!” “为什么?”我问道。 “嗯——”他结巴着，不知道从何开始来解释他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就说一件事吧，你所说的这些村民需要借的这一点点钱，甚至都不够他们必须填写的所有那些借贷文件的费用呢。本银行是不会在这样的微小数额上浪费时间的。” “为什么不能呢?”我说,“对于穷人来说，这钱对于他们的生存可是至关重要的。” “这些人是文盲，”他回答道,“他们甚至连我们的贷款表格都不会填。” “孟加拉有75％的人口都不会读写，要求填表是一种荒谬的要求。” “这个国家中的每家银行都有这项规定。” “噢，那说明了我们银行的一些问题，对吧?” “即使当一个人到银行来想存钱，我们也要求他或她把想存多少钱写下来。” “为什么?” “您的‘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噢，一家银行为什么不能就收下钱，开出一张写着‘从某某人那里收到多少多少钱’的收据呢?银行为什么不能那样做呢?为什么必须是存钱者来做呢?” “如果没有会读会写的人，银行怎么能开下去呢?” “很简单，银行为收到的现金数额开出一张收据，这就解决了。” “可如果那个人想取钱呢?” “我不知道……一定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个借钱者带上他或她的存款收据，交给收纳员，出纳员就把那笔钱还给他。至于银行用什么样的会计制度，那是银行的事。” 经理摇摇头，但他仿佛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没有接话。 “在我看来，你们的银行制度就是为歧视文盲而设立的。”我反击说。 那个分行经理看起来很恼火了:“教授，银行业并不像您想得那样简单。” “也许是这样，但我也确信，银行业不像你们搞成的那样复杂。” “你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银行，借款者都必须填写表格。” “好吧，”我说，对这件显而易见的事表示屈从,“如果我能让我的一些学生志愿者为村民们填写表格的话，那就不该成为一个问题了。” “但是您还不明白，我们就是不能把钱借给赤贫者。”分行经理说。 “为什么不能?”我努力保持礼貌。我们的会话中有某种超现实的东西。分行经理面带微笑，好像是说，他明白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呢。整个会见很滑稽，也实在很荒谬。 “他们根本没有抵押担保品。”分行经理说，期望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话。 “只要你能把钱收回来，你们为什么需要抵押担保品呢?收回钱才是你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想要把钱收回来。”那个经理解释说,“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抵押担保品。那是对我们的保证。” “对我来说，这讲不通。那些穷到极点的人一天工作12小时。他们需要卖掉东西，挣来钱买食物。他们肯定要还你的钱，只是为了再借一笔，再活一天!那是你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保证——他们的生命!” 那个经理摇摇头:“您真是个理想主义者，教授。您生活在书本理论中。” “但是，如果你们有把握那钱会被偿还时，你们为什么还非得需要抵押担保品呢?” “这是我们银行的规章制度。” “那么只有那些有抵押担保品的人才能借钱了?” “是的。” “这是很愚蠢的规章。它意味着只有有钱人才能借钱。” “规章不是我订的，是银行订的。” “好吧，我认为这些规章应该改。” “无论如何，我们这儿不能把钱借出去。” “你们不借?” “是的，我们只接受教职员工和大学的存款。” “但是银行不要通过放贷挣钱吗?” “只有总行才放贷。我们这儿是接受大学及其员工的存款的。我们给您的三方农作项目的贷款是一个由我们的总行批准的例外。”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到这儿来要求借钱的话，你们也是不会借给我的?” “对啦。”他大笑着。显然，这个经理很久没有一个这样开心的下午了。 “那么，我们在课堂上教书时讲的银行会贷款给借款人，都是假话了?” “嗯，要贷款您得去总行，但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听起来我需要去和一些更高级的官员谈了。” “是的。那是个好主意。” 我喝完茶准备离去时，分行经理说:“我知道您不会放弃努力的。但是据我对银行业的了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 两天以后，我与贾纳塔银行的吉大港地区经理R.A.霍拉达尔（R.A.Howladar）约好，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他。我们又重复了我与乔布拉那位分行经理的大部分对话，但是霍拉达尔确实提出了一个保证人的主意，如果村里有人愿意做好事来代表借贷者做担保人，银行或许可以考虑批准一笔没有抵押担保品的贷款。 我考虑了一下，这个主意有显而易见的优点，但是看上去依然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不能那样做，”我对霍拉达尔解释说,“怎么能防止保证人占那些被担保人的便宜呢?结果他可能变为一个暴君，可能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那些贷款人。” 一阵沉默。从过去几天我和银行家们的讨论中，有一点我已经很清楚了，我并不是在和贾纳塔这个银行过不去，而是在和整个银行制度体系对抗。 “我为什么不能做保证人呢?”我问道。 “您?” “对，你们能接受我作为所有贷款者的担保人吗?” 那位地区经理微笑了:“您谈的是多少钱呢?” 为了给我自己留出差错与扩展的余地，我回复说:“总共可能一万塔卡（300美元），不超过这个数。” “嗯。”他用手指拨弄了一下办公桌上的表格。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后，旧活页夹中蒙着灰尘的一摞卷宗。沿墙是成摞相同的浅蓝色活页夹，一直摞到齐窗高。头顶的电扇微风戏耍着那些卷宗，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表格永远在飘动着，等待着他的决定。 “好吧。”他说,“我要说，我们愿意接受您作为那个数额的担保人，但不要要求更多的钱了。” “说定了。” 我们握握手。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但是，如果有一个贷款人不还钱的话，我是不会承担被拖欠的还款的。” 那个地区经理不安地看看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打交道。 “您作为担保人，我们可以强迫您付的。” “你们会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起诉您。” “好吧，正合我意。” 他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看着一个疯子似的。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感到很愤怒，我就是想要在这不公正的、过时的体系中造成某种恐慌。我想成为插在轮轴里的棍子，最终使这该死的机器停下来。我是一个担保人，可能吧，但我才不会真的担保呢。 “尤努斯教授，您知道的很清楚，我们是绝不会起诉一个亲自为乞丐借钱担保的大学系主任的。无论我们可能从您那儿追回多少钱，都会被那些负面宣传统统抵消掉，再说，如此区区小数的贷款，连付诉讼费都不够，更不要说我们为了追讨要付出的管理费用了。” “噢，你们是一家银行，当然要做你们自己的利润成本分析。但是如果有拖欠，我是绝不会付的。” “您是在给我制造困难，尤努斯教授。” “对不起，但是银行是在为许多人制造困难——特别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我正在努力帮忙呢，教授。” “我明白。我是在与银行的制度争辩，而不是对您。” 又是一些回合之后，霍拉达尔结论道:“我一定会向达卡总行推荐您的贷款申请，我们等着看他们会怎么说。” “但我原以为您作为地区经理就有权决定呢?” “是的，但是这件事太出格了，我无法批准。必须由最高层来批准。” 又花了六个月的文件来往时间，那笔贷款才正式批下来。终于，在1976年12月，我成功地从贾纳塔银行贷出了一笔钱，把它给了乔布拉的穷人。在整个1977年，我必须在每一份贷款申请上签名。甚至在我到欧洲或美国旅行时，银行都会为了一个签名给我发电报或写信，而从不和村里任何实际借款的人打交道。我是担保人，在银行的官员们看来，我是唯一算数的人。他们不想和使用他们资金的穷人打交道，而我则确保那些真正的贷款者——那些我称之为“银行业不可接触者”的实际贷款人——不必到银行去，从而免遭蔑视与屈辱的骚扰。 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不打算成为一个放贷人，也没打算把钱借给任何人，我真正想做的是要解决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纯粹是出于失望，我对银行最基本的抵押担保的原则提出质疑。我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不知道自己将会卷入什么之中。我在盲目前行，边走边学。我的工作已转化为一种斗争，要向世人展示：这些所谓的“金融界不可接触者”实际上是可以接触，甚至是可以拥抱的。使我大为惊奇的是，事实证明，没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比有抵押担保的借款人的还款情况还要好。的确，我们贷款的还款率超过了98％。穷人深知，这一贷款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唯一机会。如果他们不按时偿付贷款的话，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机会，重陷贫困的旧辙。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1） 对于如何开办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我一无所知，不得不从零学起。1977年1月，格莱珉银行刚起步时，我研究了其他银行做信贷业务的方式方法，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传统的银行与信贷公司通常要求全额还款；在贷款到期时拿出一大笔现金，通常会使贷款人心理上很难受，他们就尽可能地拖延还款，于是，在拖延的过程中，贷款数额越滚越大。最终，他们决定根本不还这笔钱了。如此长期而全额偿还的贷款，也使得借贷双方对早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予理会；他们不是在问题出现时解决它们，而是希望随着贷款到期，那些问题会自行消失。 在建立我们的信贷规划时，我决定要与传统的银行完全背道而行。为了避免大额付款而带来的还款心理障碍，我决定设立一个每日还款规划。每笔还贷的数额非常之小，使借贷者们几乎根本不在乎。为了便于计算，我决定贷款要在一年内还清。照此，365塔卡的贷款可以每天还一塔卡，在一年内还清。 对于这本书的大多数读者来说，一天一塔卡看上去可能是个可笑的数目，但是它的确制造出稳定的增值收入。这每天一塔卡的力量使我想起那个聪明的死刑犯的故事。在行刑那天他被带到国王面前，被恩准可以提出他最后的愿望。他指着王座右边的棋盘说:“我只想在棋盘的一个格子里放一粒米给我，接下来的每一格，按前一格双倍的米给我。” “批准。”国王说，他根本不了解几何递进的威力。很快，那个犯人就统治了整个王国。 渐渐的，我和我的同事们开发出了我们自己的发放与收回贷款机制。当然，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随时调整我们的想法，修改我们的程序。例如，当我们发现支持小组对于我们的运作至关重要之后，就要求每个申请人都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小组。我们相信，那些自发成立的小组会更稳定，于是就克制住自己不对它们干预管理，但我们建立起一些激励机制，鼓励那些贷款者在各自的营生中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小组成员的身份不仅建立起相互的支持和保护，还舒缓了单个成员不稳定的行为方式，使每一个贷款人在这一过程中更为可靠。来自平等伙伴之间的微妙而更直接的压力，使每一个组员时时保持与贷款项目的大目标保持一致；小组内与小组之间的竞争意识也激励着每一个成员都要有所作为。将初始监管的任务移交给小组，不仅减少了银行的工作，还增强了每个贷款人的自立能力。由于每一组员的贷款请求都要由小组批准，小组就为每一笔贷款担负起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小组的任何成员遇到麻烦时，小组其他成员通常都会来帮助。 穷人的银行家在乔布拉村，我们发现贷款者要自发组成小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事。一个想要申请贷款的人必须首先找到第二个人，向其说明这个银行是怎么回事。这对于一个村妇来说可能是特别困难的。她常常很难说服她的朋友——她们很可能害怕，怀疑，或是被丈夫禁止，不许和钱打交道，但第二个人终于被格莱珉为其他家庭所做的事感动了，她决定加入这个小组。于是这两个人就再去找第三个成员，然后是第四个、第五个。当这个五人小组成立之后，我们先给小组的两个成员发放贷款，如果在随后的六周内这两个人都按期偿还贷款，就再允许两个成员申请贷款。这个小组的组长通常是五人中最后一个贷款者。但是往往就在小组准备成立时，这五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改变了主意，说:“不行，我丈夫不同意。他不想让我加入这个银行。”于是这个小组又只剩了四个人或三个人，有时甚至回落到一个人。于是那个人不得不从头开始。 一个小组要得到格莱珉银行的认同或认证，可能花几天时间，也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为了得到认同，这个贷款小组的所有五个成员都必须到银行去，至少要接受七天有关我们政策的培训，并要通过由一名高级银行主管主持的口试，表明他们理解了这些政策。每个组员必须单独接受考试。在考试前夜，每个贷款者都十分紧张，她紧张地在神龛里点上蜡烛，祈求真主保佑。她知道，如果通不过的话，她不仅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小组的其他成员。尽管都已经学习过了，她还是很忧虑，生怕答不上来有关格莱珉成员职责的那些问题。万一她忘了呢?银行工作人员会把这个小组都打发走，告诉所有组员还要再学习，小组里的其他人就会斥责她说:“看在真主面上，连这事你都做不对!你不仅把自己搞糟了，把我们也搞糟了。” 有一些批评说我们的乡下客户都太顺从了，所以我们可以胁迫他们加入格莱珉。也许正是如此，我们把初始过程设计得如此富有挑战性。由小组与考试造成的压力，有助于确保只有那些真正有需要，而且对此十分严肃的人，才能够真的成为格莱珉的成员。那些日子还过得去的人们，通常会觉得那些麻烦不值得。即便认为值得去做，他们也通不过我们的测试，还是会被迫离开小组的。在我们的小额贷款规划中，我们只需要有勇气、有抱负的先行者。他们才是能够成功的人。 一旦全组都通过了考试，其中一位组员申请第一笔贷款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在80年代，一笔贷款通常是25美元左右的规模。她是什么感觉?惊恐!她无法入睡，心里翻腾着对失败的恐惧，对未知之事的恐惧。在领取贷款的那天早上，她几乎想要放弃了。对她来说，25美元实在是太重大的责任了。她将如何偿还呢?在她的大家庭里，从没有一个女人有过这么多钱。她的朋友们赶来帮她打消疑虑，她们说:“你看，咱们都得过这一关，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们都在这儿支持你呢。不要怕，我们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 当她终于接过那25美元时，她浑身颤抖着。这笔钱在烧灼她的手指，泪水滚下她的面颊。她一生中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也没想象过手里能有这么多钱。她像抱着一只娇嫩的小鸟或兔子那样捧着这些钞票，直到有人劝她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被人偷走。 格莱珉的每一个贷款者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在她的一生中别人都在对她说，她不好，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他们无力承担她的嫁妆。她多次听母亲或父亲告诉她，本该将她流产，或是在出生时就弄死，或是饿死她。对于家庭来说，她只是又一张要吃饭的嘴，又一笔要付的嫁妆费。但是今天，平生第一次，一个机构信任了她，借给她一大笔钱。她发誓，她绝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奋斗，一定会还清每一分钱。 在早期，我们鼓励贷款者建立存款，以便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取用，或是用于一些其他创收的机会。我们要求借贷者将每笔贷款的5％存在一笔小组基金里。他们都理解这一策略，认为它与孟加拉“一把米”（ mushti chal）的习惯做法相似：家庭主妇每天攒一点儿米，日积月累就变成很大的积蓄。任何贷款者都可以从这笔小组基金中得到一笔无息贷款在格莱珉Ⅱ号规划中，个人存款取代了小组基金。，只需其他组员对其申请的数额与用途表示赞同，而且那笔贷款不能超过那笔基金总额的一半。在每年数以千计的案例中，小组基金为组员提供的贷款使人们免于季节性的营养不良，得以付医药费、学费，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营生重新提供资本，使人们能够节俭而体面地安葬亲人。到1998年，所有小组基金的总额已超过一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公司的净资产额——除去孟加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以外。 如果有一个组员无法或是不愿偿付她的贷款的话，那么直至该偿付问题得到解决以前，她的小组在随后的几年里可能就没有资格申请更大额贷款了。这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使贷款者们互相帮助解决问题，并且——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预防问题的出现。小组也可以向它们“中心”里的其他一些小组求援。“中心”是一个村子里的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管理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协作。当一个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时，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问那位组长和中心负责人，他们是否会支持这一贷款申请——就其数额与目的来说。 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在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实施都要公开。这样做降低了腐败、管理不当和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工作者直接对贷款者负责。通常，贷款者会让自己的孩子在上学以前参加这些会议，孩子们可以给他们念银行存折中的那些数字，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 我至今仍觉得，到格莱珉的村庄出席那些中心的会议实在令人激动。随着一年年过去，贷款者对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他们提出一些更富革新性的方法来预防和解决问题，并不断找出新的途径来帮助每一个成员尽快提升到贫困线以上。每次从那些村庄归来，我都更加确信，提供贷款是在人们生活中造成巨大变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自从1977年开始走访中心直至今日，这始终是我的信念。不仅在孟加拉，在全世界范围也是如此。当我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非和美国等迥异多样的国家参加一些中心会议时，我意识到，如果给予机会，人类多么富有活力和创造力。 穆菲亚·哈吐恩（Mufia Khatoon）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穆菲亚是吉大港以北的默沙来地区（Mirsharai District）的一个格莱珉的贷款者，她是1979年末加入格莱珉的，此前，她的生活一直十分辛酸。1963年她13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善良的农夫和渔民，把她嫁给了默沙来的东卡利（Dom Khali）村一个名叫贾米尔卢丁（Jamiruddin）的男人。在丈夫长期出海打鱼时，穆菲亚的婆婆总是辱骂她，穆菲亚给全家做完饭后，只得到一点点吃的，或者根本没饭吃。穆菲亚忍饥挨饿地过了好多年。丈夫出海归来时经常打她，有时，住在几英里外的父亲想要保护她，但根本没有任何持久的作用。 这些年中，穆菲亚三次怀孕，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死了，另外两个也没能怀到足月。她营养不良，贫血，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活了下来，但却使她自己的健康状况濒临危险。无论如何她活下来了，继续过着遭受毒打与忍饥挨饿的生活。 1974年，经村里的头人出来干涉，安排她离了婚。穆菲亚终于摆脱了她丈夫的毒打，但是饥饿仍紧紧追随着她。她开始乞讨。她在海亚查拉（Khaiachara）与米塔查拉（Mithachara）富裕的邻村乞讨。一整天才讨来几盎司米，还不够她和三个孩子吃的。（在生了儿子以后，她又生了两个女儿，她还照顾着一个外甥，是个孤儿。）一天，她乞讨到一个女人家里，那个女人开着家庭作坊，制售篮子、席子和其他竹制品，她问穆菲亚，想不想从她那儿借15塔卡，买些竹子去市场上卖。穆菲亚同意了，她赚到了10塔卡，并偿还了借款。她用这10塔卡给孩子们买了一些食物。在以后的几年中，这样的事又有过几次，但过了一阵之后，那个女人不再借钱给穆菲亚了，于是她又被迫去做乞丐。 1974年的饥荒中，穆菲亚差点饿死，她寄居栖身的地方也在1978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被毁掉了。但是在1979年，她加入了格莱珉银行，借了500塔卡，重新开始了她的竹制品加工营生。当她偿还了首批贷款时，她感到自己得到了重生。1980年12月25日，她得到的第二批贷款是1500塔卡。虽然有时在竹制品销售淡季她会错过分期还款，但在收割季节经济状况好转时，她总是能赶上来。 在加入格莱珉银行的头十八个月里，穆菲亚为自己和孩子们买了价值330塔卡的衣服，还有值105塔卡的厨具。这些都是她离婚十五年来从没有过的奢侈品。她和孩子们能够更规律地吃上饭，食物也更有营养了。她们从来不吃肉，但常常能吃上蔬菜，偶尔的，她会从市场买点干鱼来开开斋。 穆菲亚是成千上万原先只能以乞讨为生的人们之一，由于他们能从格莱珉银行中获得贷款，现在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了。为了帮助穆菲亚这样没有经验的贷款者，我们一直在努力简化我们的借贷程序。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偿付机制提炼成了如下公式： 贷款期一年； 每周分期付款； 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 利息是10％； 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 利息为：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至于说偿付机制，我决定必须使它尽可能地保持简化。我觉得这一交易应该在当地进行，于是拜访了乔布拉村中心的那个卖槟榔叶（ pan）的小摊贩。那个瘦小的男人不刮脸，总是咧嘴露齿笑着，他的铺子日夜都开着，村里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认识，每一个人也都认识他。我提议他作为乔布拉村的收款点时，他热情地应承，也不要任何手续费。我们告诉那些贷款人，他们每天从那条路经过，或是去做日常活计的路上，就把他们每日的分期付款交给那个卖槟榔叶的就行了。 事实证明这个试验很短命。贷款者声称他们付了每日的分期付款了，但那个卖槟榔叶的说他们没付。 “你不记得了吗?”一个贷款者会说,“我中午来的，从你这儿买了一些槟榔叶。我给了你5塔卡，你找我钱时，我让你留下，做为我的分期付款。你不记得了吗?” “不，你没给我5塔卡。” “不对，我给了。我记得很清楚。” “不，你给了我一张钞票，我把该找的零钱都给你了。” 争吵没完没了。我知道，我们必须得简化程序。于是我买来一个笔记本，把每一个贷款者的名字写在左边，在中间做了三栏，显示每笔分期付款的数额与日期： 贷款者姓名分期偿付数额日期 我把这个表格做得很简单，这样，每次贷款人付钱给那个卖槟榔叶的人时，他只需要打个对钩就行。但是几天以后，连这个体系也崩溃了。那些贷款人声称，那个卖槟榔叶的忘记给他们打钩了。必须对我的会计制度再做改进。但怎么做呢?作为试验，我放弃了每日偿还制度，转向仅次于它的每周偿还制度。至今，过了大约二十年以后，我们的贷款仍在以同样的方式，一周一周地加以偿还，不过，现在是由我们前线的银行工作者们每周到村里贷款者那里收款了。 我们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很高。一般说来，人们对格莱珉的成功最感惊奇的，是我们在向贫困地区最穷的穷人服务的同时，能够获得高还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只占不到1％，这绝非偶然。这个银行体系是为男人们建立的。 最初，出于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促使我订立了这个目标：我们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50％要给予妇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关注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我们借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造成变化。 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妇女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饥饿与贫困。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在饥馑与匮乏的年景，母亲还会由于无法用母乳养活她的婴儿而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穷苦妇女在孟加拉的社会地位是最没有保障的。当丈夫的可以任意将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他只需重复三遍“我和你离婚”，就可以和她离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离婚的话，她会很丢脸，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愿收留她。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虽然贫苦妇女不会读不会写，而且很少被允许独自踏出家门，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当一个赤贫的妇女开始挣到钱时，她对成功的梦想总是首先围绕她的孩子的。她的第二个优先考虑就是这个家。她想买器皿，造一个结实些的屋顶，或是为她自己和亲人们找到一张床。而一个男人的优先考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整套东西。当一个赤贫的父亲挣到额外的收入时，他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所以，当钱通过一个女人而进入一个家庭时，会给家这个整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创造像样的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那么，通过妇女来做工作就是很自然的了。不仅仅由于妇女确实占了穷人、失业者、经济与社会劣势群体的大多数，而且因为她们更加乐于并能成功地改进孩子与男人们的生活。有些研究将男性贷款者与女性贷款者使用其贷款的方式进行比较，总是显示出与如上所述一致的结果。 将我们的所有努力几乎完全放在为妇女贷款上，并非易事。首先遭遇的，也是最强大的反对，是来自那些当丈夫的，他们都想贷款来给自己用。宗教首脑对我们非常怀疑，放贷者将我们看作是对他们在村里权势的直接威胁，这些反对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仆与专业人员的抗辩。他们争论说，在这么多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贷款给妇女是讲不通的。他们或者说，妇女反正会把贷款交给丈夫，结果会使她们受到比以前更重的剥削。中央银行的一名官员甚至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威胁恶意的信，要求我“立即充分地讲清楚，为什么在你的借贷者中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妇女”。我回信问他，中央银行是否问过这个国家的其他银行，它们为什么有如此高百分比的男性借贷者。令人好奇的是，他没有回答我。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妇女借贷者。如果曾有过任何孟加拉妇女从银行借过钱，也只是极少数的。我本可以树起一个招牌，这样写道： 所有妇女们请注意： 欢迎到本银行加入一个专为妇女的贷款规划。 这个招牌可能会得到免费媒体的报道传播，但根本不会吸收妇女借贷者。首先，在孟加拉乡村，85％的贫苦妇女都不识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们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门。为了招募妇女借贷者，我们必须发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于“遮蔽”的规矩，我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进村里一个妇女的家中。“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规矩，按照《古兰经》的训喻戒律来保护妇女的谦卑与纯洁。按照“遮蔽”最起码的解释，也要禁止妇女出家门，或是被除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乔布拉这样的乡村,“遮蔽”被覆盖上了对那些早于伊斯兰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们（pseudomullahs）在伊斯兰教的小学（ maktabs）或是为村民讲解伊斯兰教义，使得这样的信仰长存下去。虽然不识字的村民们把这些人当作宗教权威敬仰，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他们讲解教义时并非总是基于《古兰经》。 即使在不那么严格遵守“遮蔽”规矩的地方，习俗、家庭、传统，加上礼仪，使得孟加拉乡村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刻板。所以当我去见村里的妇女时，从来不会要求一把椅子，也不会要求人对我打躬作揖之类，那本来是对有权威的人应有的礼貌。相反，我会尽可能随和地拉家常，说些有趣的事，或是对一个母亲夸赞她的孩子，来打破僵局。我还告诫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不要穿昂贵的衣服或花哨的纱丽。 我不会进到一个女人的家里，而是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我，监视我的举动。然后我就等在那儿，这时，我的一个女学生走进那户人家，为我做介绍。然后这个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带给我。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那个学生再回到那家去传达。有时，她会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而我仍不能说服这些隐身的妇女从格莱珉贷款。 但我第二天还会来。那个学生又得在农妇和我之间往复回合，重复传达我说的所有东西和那些乡村妇女的所有问题。这样，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经常是，我们的中介没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妇女们的问题，于是会变得很混乱。有时，那些丈夫对我很恼怒。我猜想，由于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这多少使他们放下心来，但他们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贷款，而不是给他们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乌云压顶，下起了雨。正当季风雨季，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那家的妇女送出一把伞让我遮雨，我倒没怎么淋湿，但那个可怜的中间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间来回传话时都得淋雨。雨更大了，于是那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妇女说:“让教授在二门避雨吧，那儿没人。免得这姑娘来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乡下棚屋——一间窄小的屋子，泥地，没有电，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黑暗中，我独自坐在床上等着，熬煮 atap稻的香味从隔壁飘了进来。一面竹墙和一些架子将这家与邻人分隔开来，每次我的中间人在隔壁与妇女们讲话时，我都能大概地听见她们说的话，但她们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每次那个中间人回来传达她们的话时，隔壁那些妇女就紧挨着竹隔扇听我怎么回答。这种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里要强多了。 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人——交谈了二十分钟之后，墙另一边的妇女开始绕过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了。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过隔扇的裂缝盯视着我的那些人的轮廓。她们的问题中有许多和男人问我们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必须组成小组呢?”“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我个人发放贷款呢?” 大概有25个妇女都挤在竹墙那儿窥视我，突然，隔扇被她们压塌了一部分。这些妇女还来不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坐在那间屋子里和我直接对话了。她们中有一些把脸藏在面纱后面，另一些咯咯笑着，很腼腆，不敢直视我，但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中间人往返传达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乔布拉村的妇女在屋子里谈话。 “您的话把我们吓坏了，先生。”一个将脸藏在纱丽里的妇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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