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荣与信仰：大律师丹诺回忆

内容简介:《我的光荣与信仰：大律师丹诺回忆录》是丹诺在晚年写下的回忆录，回顾他戏剧性的传奇一生。这位充满智慧与人道主义的大律师讲述的每个故事都发人深省，他从真实的案件中探讨法律、社会、宗教、政治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字里行间透露出精辟观点，同时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答辩技巧、犀利风格，以及20世纪早期美国的司法历史。作者简介: 克莱伦斯·丹诺 Clarence Darrow （1857-1938）美国最伟大的律师之一。他以律师为终身职业，曾担任许多著名案件的辩护律师，他无偿地为无助的弱势群体与穷人辩护，被认为是美国思想的启蒙者，被后世誉为 “20世纪社会正义的代言人”。◆ 在律师生涯中，丹诺代理的经典案例有：《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煤矿罢工事件、娄伯和里波路谋杀案、进化论法庭辩论等；丹诺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精彩辩护，包括：美国社会的工会领袖、无政府主义者、有色人种、进化论传播者、未成年人等。◆ 丹诺还以演说家、辩论家及杂文家闻名于世。著有《波斯珍珠》、《法明顿》、《抗拒并非罪恶》、《以牙还牙》、《犯罪的原因及其处置》、《无神论与异教》等作品。第1章　故事之始不可讳言，是虚荣心在促使着我撰写这部自传。纵使我明白“在浩瀚无垠的时空里，任何人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个真理，但我仍怀有自己的自负。在这个唯有形形色色的小说才可能畅销的时代里，我伏首案前，提笔记录一生，似乎是件荒谬可笑的事。因为，我此生的任何时刻，从未发生过可以编造成畅销小说的情节，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只愿毫无矫饰地叙述这一生的点点滴滴，尽可能地呈现事件的真相。我发现大多数传记的开场白都是从祖先开始写起，这些作者试图将自己的血源和出身，与某些知名家族或要人搭上关系。当然，这是出于自负的心态，也是一种对遗传有着模糊的、不科学的偏见。我个人很少念及先人，当然我也有祖先，而且为数并不少。我知道所有祖先的名字，也可以一一罗列他们的事迹，但那样做实在是意义不大。据我所知，我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起源可追溯至亚当、夏娃，但我可不愿以此为豪。唯一能认定的是：它是少数源远流长的家族之一，可溯自一个与我同名的英格兰小镇，不过它现在的拼法已是略有改变了。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的祖先当然是来自更远古的年代。就算如此，那又如何？属于我们这一支系的丹诺家族的远祖，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前1世纪，来到新英格兰（美国东北6州之合称）的16个人之一。这位丹诺先生和其他15个人接受英国国王的馈赠，得到康涅狄克州新伦敦镇的土地。据说他是葬仪社的老板，这说明他很有生意头脑，选择了一个客源稳定的职业。人们或许可以找到其他更轻松的谋生方式，但若是生意能源源不断，当个生意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尔后，这位丹诺先生（或者是他的后裔）似乎忘了英国国王曾经慷慨赠地的恩惠，在华盛顿总统征召之下，竟揭竿而起对抗英国。有个参加独立战争的先人，比什么都重要，因此，我应是有资格加入“美国爱国女会”--只不过我是男的。我颇以这位反叛英国的先人自豪，如果能在街上与他不期而遇，我会满心欢喜地对他欢呼致意！我之所以描绘以上的林林总总，并不是喜欢缅怀先人或自抬身价，而是基于个人因素。这些事情对我的重要性在于：我是费尽千辛万苦、寻寻觅觅之后，才出生在这个家族。似乎越是沉湎于家族史，我越是不敢相信能存在于此时此刻，有时还得拧拧自己，确认这一切不是梦境。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我就是我--那个真真切切源自亚当，经过物换星移、时移世易而来的人。亲爱的读者们，你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几率何其渺茫？假使你的始祖是亚当，你将会有不计其数的直系祖先，但只要其中一位不在此列，你就不再是现在的你了。所以，我不再追根究底找出一脉相承而来的族谱，只想着双亲相遇的机缘巧合，以及自亚当之后历尽沧桑到双亲这一代，最后再生下我的可能--这微乎其微的偶然！如果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那么就有权对自己的诞生说上几句，更何况这个诞生是千载难逢的瞬间。对这纪念性的一刹那，我该说些什么呢？套一句律师们常用的行话：我甚至算不上是当事人。我个人认为，追溯到祖父母一代应该还不算太离谱，读者们也不需要了解自亚当之后我的先祖们所遇到的种种事件。在此，我愿意详述在我出生前七十五年，祖先们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我的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似乎都来自康涅狄克州，在那居住时，他们从未谋面。当时没有火车，更没有汽车，他们是从新英格兰驾着马车，跨越漫漫长路，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来到此地。我的祖父母先出发，不知何故停留在纽约州洛彻斯特附近的小城汉利塔。我无法揣想他们停留下来的原因。我曾只身路经此城，但未做逗留。当想象着祖父丹诺老先生驾车数千里来到这几近荒芜之地时，我几乎想大声地告诉他，他把外祖父艾迪抛在后面啦！不久，外祖父也驶进这未知的西部，似乎是为他未出生的女儿找个伴侣。许多年后，我的父母便结了婚。外祖父艾迪则是驾了好几个月的马车，方才在一处荒野扎营，此地即为后来的俄亥俄州温瑟镇。无疑，他们的马车行经汉利塔，这是西行必经之路，但因故未曾停留而错失了与我祖父母相遇的机会。过了几年，祖父从汉利塔驾着马车到西俄亥俄州的小村庄金斯曼，距离我的母亲诞生地温瑟镇只有25里。在此之前，我的出生几率是零。必须先要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相遇，我才有出生的可能，这对于来自康涅狄克州的父母而言，相遇机会可真是微乎其微。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一文不名的穷人，否则也就不需要离开新英格兰了。但他们的子女长大后都进了学校念书。离温瑟镇35里、金斯曼60里处有个名为安柏的小城，在北俄亥俄州的奥柏林附近，当地有所著名的学校，爱蜜莉·艾迪和艾米鲁斯·丹诺注定要进入这所学校。至于后续发展就留待读者想象啦！只要想到我出生的几率多么微小，就不禁害怕--要把我遗漏于这个家族之外，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对于命运当中可能出现的无限意外，我更是不敢想下去了。显然，出生是我无能为力的事。假使早知道生命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有机会选择出生与否，我想我会拒绝这趟冒险的生命之旅，至少，此刻的心境是如此。就算生命中某些时刻不这么想，但整体而言，我认为人是不值一活的。这并不表示我消沉悲观，或这本书将令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生意人看了之后更加沮丧。因为，我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写这本书。望着窗外，此刻阳光普照，小鸟们在晴朗的夏日里欢欣跳跃。我不禁自问：为何要端坐于此，绞尽脑汁回忆尘封迷茫的往事，而婉拒光明、温暖和多彩世界的邀约，何不出外尽兴一游？不可讳言，是虚荣心在促使着我撰写这部自传。纵使我明白“在浩瀚无垠的时空里，任何人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个真理，但我仍怀有自己的自负。我知道，我浪掷一生的地球不过是无垠苍穹中漂浮的一粒尘埃；我知道，宇宙中有不计其数的世界，它们的体积和重要性，比起我安身的一小块墓地要大得多；我知道，此时此刻正有20亿人口占据着这颗我所依附的地球；我知道，在我写这页稿子的此刻，许多人正沉入永恒的梦乡不再醒来；我知道，50万年以来，人们生生死死，最终悄无声息地化解为构成现今地球的各种元素；我也知道，许多人对我一无所悉，而那些听说过我的人，即将化为树木、花草、动物或尘土的一部分，我却仍然伏首案前，任由团团迷雾笼罩心中，而且一一记录这短暂的人生里，曾经感动过我的人们，以及我的欲望、沮丧和绝望。毫无疑问，本能的求生意念促使我们在生死之间，试图将人的存在定位得更悠远些。不管正确的理由何在，我现在伏首案前所做的，正是过去的人做过的，未来的人也会去做的--谈论逝去的时光。此时此刻，我就像棒球场上挥棒或通宵劲舞的小男孩般兴致高昂。沉湎往事，是因为所有的生物都需要一些活动，而我还活着。不管这个活动是环球旅行，或仅仅只是往返于卧室、餐厅之间，它都反映出人的情绪、欲望与精力。年轻人的人生思索目光是朝向未来的，仿佛站在海岸边，面向广阔无垠、波涛汹涌的大海，憧憬着彼岸的光景。老年人的回忆，则是重新审视曾经历经大风大浪、而今即将画上句号的旅程，不再构筑城堡、拟定计划以及征服未来，萦绕脑海的是途中的艰辛坎坷、对同行旅行人的叨念，以及对无声无息地掉入冰冷深渊的伙伴们的痛心。老人们不再热望新的冒险，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寻找一处温暖的港湾，安详地打个盹儿，一任飞逝而去的往事盘踞心中。于是，年长者所言所撰，便成了必须表达出来的叨叨絮絮的自传，而且我也不愿在静默中呆坐着，等待最后一夜的到来。自传不可能完全属实，因为没有人能毫无偏颇地描述自己，每个事件多多少少掺杂了想象和梦想。年轻人引颈观望大海对岸充满宝藏的乐土，老年人则面向渐行渐远的往事，透过一层迷蒙的薄雾，那些曾经熟悉的人、事和物，透显出一种奇妙瑰丽的组合。那些几近遗忘的男男女女和孩童，仿佛出现在遥远的岸边，他们的背影在柔和的夕阳余晕下，映照出昏暗或是放大拉长的轮廓。值此时刻，所有的人类，甚至任何生物体，都是唯我独尊的。个人位于大圆的圆心，其余个体在四周运转--每个的想法都是如此。虽然智者告诉我们，在这生生不息的世界中，个人轻如鸿毛，但我们却如实地感受到，我们死后世界顿时寂灭。因此，在还能以说话、写字或其他任何方式宣告我们仍然活着的时候，便不自觉地请求周遭的人们停下脚步，将他们的眼睛、耳朵朝向我们、聆听我们，哪怕只是极短暂的时刻。这就是我目前正在期待的事，而且，我已无所事事，何不借此打发余生？所谓的人生，如同木偶在舞台上舞动而成。而今我所努力的，不在于放大这个小木偶，不在于我如何影响了世界，而是说明世界如何塑造了我。希望各位不要认为这是一本充满悲伤、令人不快的著作而拒绝阅读。虽然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并非乐观主义者，但我相信我对亲身体验的记述，应不会过于严肃或悲观。事实上，我从未严以待人，对待自己也是如此。我完全不是要说教或扮演指点迷津的角色。世人来到人生舞台上，下台鞠躬、隐身幕后，其实扮演着相同的角色；人们曾各自拥有不同的外貌和姓名；他们曾欢乐悲伤，而今多半长眠且被人遗忘。我的一生并不悲惨，在旅途将尽的此刻，了无悲叹。每当傍晚悄悄来到，我是心满意足地等待入眠的那一刻--虽然算不上愉悦地期待。这段黄昏与破晓间的时刻，是最为静谧安详的。如今，我走过这工作、游玩、喜乐、悲伤交织的漫漫人生路后，清楚地意识到那和善的安眠之日急速奔驰而来。人人不可豁免的必死命运，并未带给我丝毫畏惧或痛苦。那么，读者朋友们又何必惶恐我的自传会使你们悲伤呢？在岁月的积累下，就免不了有自己独特的人生态度。说明每段旅程中吸取的观念和经验、日积月累后所形成的想法和态度，比平铺直叙这个人的生活琐事要重要得多。因此，我的自传主要在于记录生命强迫我学得的新观念，而非将个别事件串成一本流水账。毕竟，思想、意念和情感才是生命本体。我衷心期盼有缘阅读此书的朋友，会因我的省思，而对人生有乐观的期待。如同前文所述，我父亲的远祖曾是叛国者--在独立战争中举枪反抗英国。父亲在他居住的小区里，也是以反抗当地褊狭又自以为是的宗教和政治主张而闻名。照理说，我应该可以下结论说：家父身上流有反抗的血液。可是，成功的反叛者往往让后代子孙变得安逸、骄矜而脆弱，这和父亲的情况并不相同。或许可以这么解释，应该是“生活”塑造出反叛，而非血源。父亲早年时期就有自己的信仰--卫理教会（Methodist），而非圣公会或长老教会之类的贵族教会。父亲的面貌在严肃中流露出和蔼，他一有闲暇就埋首阅读。我真希望多了解他的年轻时代，如此便可为我们家庭的发展，以及遗传和环境对后代的影响，增添更丰富有趣的题材。父亲和其他6个孩子随着祖父来到东俄亥俄州，当时这是边境地带。祖父想必很穷，生活充满了不安定性。我的伯父、姑姑们似乎都聪慧过人，但我未曾在他们家中看到过任何一本书。不只祖父家中找不到书，事实上，整个小区里一本书都没有。我对书的第一印象来自家里，书橱里、桌子上、椅子上甚至地上都有书，房子小，成员多，家具寒酸，但四处都是书。不知父亲是如何筹钱买书的，因为他既无祖上留下的产业，也没有经训练学得的致富技能或技巧。外祖父是个富农，全家从不进教堂。五六个子女里面，只有母亲喜欢看书。这些富裕且才智平庸的家庭成员认为：爱读书是个缺点，而且会是个坏习惯。若把工作时间用来看书、做研究，简直是“偷懒”和浪费。《穷理查的智慧书》（Benjamin Franklin's Almanac）上关于勤俭的愚蠢训诫，被这个家庭奉为圭臬。在我记忆当中，只有一个舅舅相当博学，其他舅舅、姨妈根本不把念书当一回事。而我的7个兄弟姊妹里，就有6个爱好读书和求知，几乎愿意摒弃工作和娱乐来看书。为什么在七八个手足中，只有父亲渴望求知？为什么母亲是家中唯一对读书感兴趣的？而父母生下的7个孩子里，除了1个例外，其余的都热衷读书，这又是什么原因？在父亲早年的生活圈里，为何唯独他一人独自痴心于阅读？而且这强烈的兴趣一直伴随并在精神上抚慰他，直到86岁寿终正寝。是谁在父亲心中播下阅读的种子？是遗传所致？但祖父不爱看书，显然不可能把对求知的热望传给子女。但结论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各自养育了一个迥异于其他子女的知识爱好者--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对曾祖父母一无所悉，想必他们默默无闻。我想不出任何外来因素使得父母钟情于阅读。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家的孩子和我们家正好相反，但比例是相同的--我们家只有1 个孩子对文化生活极为冷漠，其他子女则酷爱书籍。如果认识父母亲童年的玩伴或老师，我想可以找到在关键时刻点亮他们年轻心灵中那团熊熊求知之火的人。显然，离乡迢迢求学而结识的父母亲，早已萌生对求知的热爱，之后，学校助长了这个嗜好。他们结婚，并把求知欲带到新建立的家庭里，我们这群小孩就在到处充塞着书籍的氛围中成长。我宁可相信这喜好是由于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经由父母的基因遗传下来。谁能告诉我，1个哥哥不爱看书的原因何在？我不知道是他的好友，或是某种外来的影响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但我相信在某个关键时期，某件事介入他的生命，使他的习性和生活走向另一个方向。父母亲婚后不久，就移居宾州的麦第维，父亲选择在此地定居的原因是为了城里的卫理教会学校--阿金尼学院。当年是什么状况呢？早在我以撰写自传排遣余生之前许久，熟知当年情事的长者就已尽入黄土了。我该如何得知一个无名人士的往事呢？想必父亲历经艰辛才从阿金尼学院毕业--后来我的两个姊妹也成了此校校友。此时，父亲仍然虔信宗教，他的信仰源自多愁善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怜悯受苦的人们，并决定了他一生自始至终都是悲观的。麦第维的一个山丘上，矗立着由卫理教会赞助的阿金尼学院，另一边高地上是“一位论”派“一位论”派：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否认基督的神性。的神学院，城里有一座“一位论”派的教会。想必双亲曾参加此教会，因为父亲虽是在卫理学院取得第一个学位，却曾在“一位论”派的神学院修过神学课程。父亲结束神学课程后，却发现失去了原有的卫理教信仰。可是，父亲无法接受“一位论”派的温和教义，因为当时的“一位论”派很接近希腊正教（Orthodoxy）。如果没有这个转变，父亲可能成了牧师，过着舒服点的生活。父亲在“一位论”神学院研读了纽曼和钱宁的著作，之后也念埃默森和帕克的书。从长子的名字爱德华·艾维列特可得知父亲心灵变化的走向。当我诞生、起名之际，父母已摒弃“一位论”的教义，如同航行在无垠的广阔海洋，没有舵，没有罗盘，举目不见可停泊的港湾。此时当然不可能再以杰出的 “一位论”信徒的名字为我起名。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父母亲为何给我取名叫克莱伦斯，或许在母亲读的小说里有一位名叫克莱伦斯的小角色。我猜想，我和他应该没有相似之处吧！唯一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年龄相仿伙伴里，找不到与我的名字同样空洞无意义的人。第2章 童年时光当我在人生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曾从吝啬的命运之神手中攫取了些许的快乐，但从没有任何事如棒球般令我着迷，而我正是在小学时代学会如何打棒球的。在我出生的前几年，父母亲离开了米德维尔搬回金斯曼村，两地相距约20英里。搬家的原因或许是姑姑也住金斯曼吧！至于为何在1857年4月18日出生，又为何在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呱呱坠地，我无从得知。那时村里宣称有四五百名村民，已有75年之多历史的金斯曼，在当时自有其重要性和生命力。在地图上无法找到这个地名，想一探此地，除了走亲访友之外别无他法。说真的，金斯曼宁静祥和、风景如画。附近的居民几乎都这么告诉外人：“金斯曼值得一游。”平原广阔、土壤肥沃，有美丽的林荫小径，和缓缓蜿蜒流向遥远未知世界的小溪。小溪较深的一处成了天然的游泳池，溪边则是垂钓的孩子们最喜爱的漫游地点。我经常在此殷切等待着鱼儿上钩，虽然收获奇少，但从未减弱我去泳池嬉戏，和看着鱼线沉入神秘不可测的溪底的兴致。长老教堂是金斯曼最醒目的建筑，耸立在山丘上，能俯看到村庄全景。每到星期天，教堂大钟“当当”作响，召唤着附近村落的居民前去祈祷。每当有人离开尘世时，教堂的钟声就会既凄凉又肃穆。送葬队伍缓缓走向山丘，丧者将长眠于此，接受教堂永远的庇护。如果能有选择的机会，我宁可出生在热闹的城市，而不是在俄亥俄州的金斯曼。在城市里，人潮来来往往，仿佛都意识到他们要往何处，以及为什么而去。然而，我的心神却无时不向往故乡，即使如今只剩下五六个旧识还住在那里。我心向往的是在金斯曼度过的童年时光，对我而言，它曾是整个世界的轴心。不管离它多远多久，仍如同生命中的其他种种往事，深锁在我记忆的宝盒里。我一直无法想象父母亲早年的生活：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竟然还能抚养8个子女。我排行老五，之前的1个在襁褓中夭折了。显然父母亲对节育毫无所知，否则不会生这么多孩子，因为，他们根本负担不起这么大的开销。因为我是排行老五，所以我从不劝人少生孩子。每当别人聊起节育，也会让我胆战心惊地意识到我是老五。父亲终其一生是个空想家、梦想家，甚至在急需家用时，仍沉浸在书中而轻视工作的必要；母亲则实际且有效率。幸亏有母亲的勤劳和聪慧，能在持家和做些小生意上弥补父亲的不足，所以我们还不至于三餐不继。母亲是狂热的女权拥护者，她的思想与时俱进，在70年前，是邻人中的“前卫女性”。她和父亲是所有受迫害者的朋友，也是所有新的人道思想（虽然遭人摒弃）的支持者。父母亲毫无正统的宗教观，他们喜欢读杰斐逊、伏尔泰和潘恩的书，这些大师的思想就是宗教信仰的体现。我们这些孩子仍然去上教会学校，他们也鼓励我们参加，母亲更是几乎每个礼拜天都送我们去教堂。我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带小孩去教堂呢！（现在的人或许不再这样做了）儿时耳提面命、近乎永无休止的训诫，至今仍历历在目，仍能感受到当时的恐惧和折磨。我从来没搞懂牧师在说些什么，我想，在台上高谈阔论的牧师，自己也不是很明白这些折磨人的言论吧。在教会学校里，我学到《圣经》里的诗歌，那时仿佛字字珠玑、充满真理。当时唱诵的赞美诗，有些至今还萦绕脑海，其中一首如下：“我要成为天使！头上顶着金冠，手里抱着竖琴。”（我竟然还记得这愚蠢的诗歌！）当时的小男孩，曾认真地唱着，坚决地想拥有一双翅膀化为天使。而今，75岁的我，却拼命想存活在这地球上！我的家庭对宗教和社会问题总有自己的立场与见解。父亲算是村里的“异教徒”，但名声还不错。方圆5英里左右，有另一群“异教徒”，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我们并没有被教会的成员排斥，一些小教会的教友也是我们的好友，例如，有个天主教团体固定两三个星期聚会一次，我们和他们之间发展出一种特别的友谊。我们就像是住在敌对国度中的陌生人。虽然父亲从神学院毕业，但他不会也不能传教。当他想到这群嗷嗷待哺的子女时，想必十分为难，要努力寻找谋生之道。父亲曾做过家具制作的生意，邻居和附近农夫都是他的客户。时至今日，我若回金斯曼，仍有村人向我展示父亲当年制作的椅子和床架。父亲不做木工活50年了，家具还坚固耐用，足见他是个耿直有信用的木匠。有时当地人说一些床或桌椅是我当年做的。我虽然不曾反驳，有时还会附和他们的说法，但是我可以确定，绝对不是我做的。父亲除了是名做家具的木匠，也是小城的棺材制造商。我现在才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两者是同一个行业。对父亲和这个家庭来说，出售一副棺材比制造一件家具更具经济意义。父亲如此善良和蔼，对邻居友人的死，是抱着悲伤还是欣喜的心情？我想，他悲伤，是为他自己；他欣喜，则是能为这个大家庭带来温饱吧！棺材一副副堆放在店里的角落，我总是离它们远远的，天黑之后，更是不敢踏进店里一步。小男孩们对黑暗都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鬼怪和死者的游魂占据了黑夜。墓园两旁的白色围墙将墓园和街道分隔开来，若在黄昏之后行经此地，我们总是飞快地跑过去。儿时的教育，无疑要为这愚蠢的恐惧负起最大责任，如果能教给孩子们健康、正确的观念，他们怎么会为一些无稽的传说或迷信而莫名恐惧？我年幼丧母，所以对母亲的印象并不深刻。想想，母亲卸下无情命运加诸在她肩上的重担，已有60年之久了。在很久之前，这位慈祥和蔼、任劳任怨，几乎隐姓埋名的母亲，已在大自然的花园里化为花朵、种子、树木和尘土了。她的墓碑竖立在我的出生地--金斯曼的墓园里，一位早夭的哥哥在旁相伴。在我返乡的日子里，都会经过母亲安息之地的墓园大门，但仅走近过一次。对我来说，要拉起门闩，走向并停在标示她被埋葬的大理石碑前，是件艰难的事。然而，母亲的勤奋和训诫、动人的领袖气质，以及她无限的慈爱和同情心，对我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父亲是在25年前去世的，而且没有葬在金斯曼的墓园。他的身体同母亲的一样化为各种元素，只不过母亲花了较长的时间，父亲则在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再借由我们这些子女的手撒向风中。活了这么多年，拥有特殊人格的我，除了身体结构的优劣之外，几乎完全是父母亲的产物。母亲赐予我活蹦乱跳的本能，父亲则给予我同他一般温文儒雅、慈爱和善的特质，这些特质是我无法、也不愿意改变的。我的哥哥埃弗雷特和姐姐玛莉先后过世，也是先火化再将骨灰撒向大地的。不久的将来，我也将辞世，虽然我不喜欢被火焚烧，但这是我所能选择的最好方式。记忆中，15岁以前的生活很丰富，但主要是以玩耍和学校为中心。我并不排斥上学，反而是满心欢喜地迎接开学日，又对学期的结束感到遗憾。学校的生活将城里的孩子聚在一块儿，他们多是单纯且很民主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的上课期间内，有两次15分钟休息，另外还有“午休”，这是绝佳的游戏时间。无论在学校或是放假，打棒球一直是我的最爱。午休时间足以让我们好好打场球，漫长的夏日午后也是这样，周六下午更是多姿多彩。我们在意的是球技是否精湛，而非学业成绩的优劣。周六下午，我们会主动到邻镇比赛棒球，或邀请客队来镇上比赛。当我在人生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曾从吝啬的命运之神手中攫取了些许的快乐，但从没有任何一事像棒球那样令我着迷，而我正是在小学时代学会如何打棒球的。当我听说有些职业球员只是为了赚钱而跳槽到对手的城市，几乎没有热爱家乡的荣誉感时，真是难以置信。没有一个金斯曼男孩，会让对手城镇的球队好过，或助他们一臂之力，就如同忠诚的军人绝不会打开城门，让敌军大举入侵一样。当严冬来临时，地面上的积雪妨碍了我们的棒球赛，但金斯曼有些池塘、小河，在瑟瑟的北风吹袭下，形成不错的滑雪道。另外还有些“高”山--对垂垂老矣的我而言，它们确实显得很高--学校找了很多的雪让我们铺在山坡上，这样我们就能很快地从山上滑下来。这个活动并未带来很大的乐趣，因为把雪拖到山上是件极其无聊的事。我并非对所有的课程都感兴趣，但在学习过程中得到很多额外的欢乐，所以我总是很乐于参加各项活动。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除了玩之外，在学校的确学了不少东西。我小学时读《麦古非读本》（McGuffey readers）第1集到第6集。我时常怀疑是否有麦古非先生其人，其相貌又如何？他的名字让我联想到络腮胡子，在金斯曼，这是贵族气质的象征。我想不通他为何如此博学、如此完美。我确信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的任何一套书，内容像《麦古非读本》般充满爱和正义。今天看来，它的宗教和伦理故事愚昧不堪，但当时我压根没想到，那些故事根本就是一般孩童可以轻易识破的一派胡言。对于行为和道德训诫，《麦古非读本》精选了很多文章，多半是诗文的体裁，其他书中也有相似的内容。记得有一篇是谴责吸烟习惯的，我经常朗诵，但已忘记出自何书。这些文字很可能是来自“卫理教会”，在他们的教规里，吸烟者是不能当牧师的。60年来，我不曾读过或听过这段道德寓言，但仍然记得全文：我绝不嚼烟草；这不洁的烟草，绝不放入口中。为什么懒惰鬼杰瑞·琼斯脏得像只猪！因为他10岁就学会抽烟，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他在大街上吞云吐雾，仿佛毫无廉耻心。他坐在酒馆门边，又是在那儿吞云吐雾！女孩们对酒的憎恶，也被化为文字，我记得开头那句，是令我们男孩倍感威胁的：接触酒的嘴唇，别想要亲吻我！从我对当今人们的观察和了解，我想，麦古非博士这类人是白活了！我自认为比其他孩子有更多的优势，因为家里书源不断，父亲也期望子女个个手不释卷。他极有耐心地监督我们的功课，认真解说和补充学校教授的课程。全村当中，唯有他一人的素养完全是来自于艰苦的工作和严格的自制、自学。我从不确知自己是否有所成就，因为不知以何种尺度为基准衡量成就。如果和抚养一大家子，却仅靠乡下小家具店的微薄收入，供应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父亲相比，我的一生简直毫无价值。我想，他的幕后功臣应是辛苦持家的母亲，早在我理解这点前，母亲就已辞世了。然而从依稀的记忆和哥哥姐姐、邻居的描述中，我体会到，是母亲的才能和奉献让全家团结一心，让一无所有的家得以维系，让父亲有机会求学、思考，以弥补现实世界中得不到的满足。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上，母亲的智慧一直是我们的指引。也由于母亲的体谅，父亲才得以引领子女和他一同遨游于知识的海洋和理想的圣地。对于影响至深的童年时代，我就不再赘述了。结束小学的学业后，我越来越觉得像个成年人，换上更大的衣服，念更多的书，并且有了更广阔的眼界。我进了山丘上的一所中学，胆怯地踏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的长兄埃弗雷特一直是其他孩子的榜样，靠着父母却不知如何存省下来了钱，那时他正在密西根大学读书，长姐玛莉随后也进了这所大学。我完全不晓得父母亲怎能创造这些奇迹，想必是不断地工作、计划、存钱和分配，好让子女完成学业。若有人想记述一生的观念和人生态度时，实在应该对童年时代避而不谈，因为那是个神圣的园地。然而，老年人在回顾这神圣乐园时，往往不免流连再三。学校钟塔的钟声已经在耳边响起，我该拿起书本，专心凝神地上课去了。第3章　以律师为志我在教书期间开始研读法律。我已无法清楚地回忆出是何种因素促使我做了这个抉择，我只知道不愿靠双手维生，或许是律师行业的外貌深深吸引了我。一进中学，首先察觉到的改变是：我走出了受管束的童年，而成了拥有些许权利的青年。小学老师清一色的是女性，现在则多了一位男老师。经过许久的试探，我们才知道违反他的意愿、任性非为的限度在哪里。这个经验，让我学到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来尝试错误并获取成功。我们开始学代数、拉丁文。此时仍继续研读小学没念完的《麦古非读本》第6集，还被那些愚蠢的想象故事纠缠着，告诉我们麦古非自以为是的道德戒令。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太久，之后，我们初次接触到“历史”，不为任何目的，只不过它是课程安排的一部分。我们继续打棒球。此时基于个头长高、体力增强，脚程快了许多，并为日益精进的球技自豪。小学时代的大部分运动，到了中学都被打入冷宫了，只有对棒球的狂热有增无减。我们开始留意身边的女孩子，但很快就对她们失去兴趣。每当回首小学和中学时代的日子，总为自己虚掷光阴的举措慨叹。毕业之后，根本极少应用到算术，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这是当时所有孩子的共同经验，至今依然是。小学开始学习语法直到中学，但这对我和其他人都是徒劳无功。我认为理解某些语言的语法有其重要性，但公立学校的教学方法实在是差劲而且所费不赀。就我而言，我在小学、中学时代，根本没学好语法。某种意义上，我是以使用语言维生，但我认为公立学校的教法，对我运用语言有碍无益。我不时留意自己的缺失，一直努力尝试改进语言运用上的弱点，但成效不大。由我们的所见所闻不难发现，语法和发音规则多半是独断的。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谈话和发音方式，正确的文字使用方式必须从环境和习惯中学习，且必须从小在家庭或同伴间习得，别无他法。死背规则只能显示记忆力好坏，无关语文能力的优劣。死背历史一样毫无意义。我们学到总统、国王和重要战役中将军的名字，以及得知世界大事，但无一与我们的生活相关。我们研读希腊、罗马和埃及历史，又念英、法和德国历史，这所有的事件是不属于当今世界的。就算恺撒、汉尼拔和拿破仑住在火星，又与我们何干？他们之于我们，不过是陈旧的日期和特定的名字。仅是借着日期，就可以将我们和当时的事件联系起来吗？金斯曼最早的村民埃拉·米查姆离我们之遥，和带着一群动物在方舟上历险的诺亚并无两样--两者皆迥异于当今的时空背景。对年轻人或老年人来说，任何发生在他们存在之前的人与事，似乎都是不实际、不可思议，且与生活毫不相干的。试图把与现在全然无关的事情存入记忆，不但无益甚至有害，因为它将混淆和歪曲我们的其他知识。当我回首小学和中学生活，依稀记起孩子们听到钟声后齐聚一起的景象，这群孩子们都是金斯曼和附近地区居民的子女。这些居民多半是农民，其次是小杂货店老板，此外有两三位铁匠、一位雕刻石头的师傅、锡矿工、木匠、牙医、几位工人、两位医生、两三位牧师。他们很少离乡，对外面世界可说一无所知，子女们也是步其后尘。这群爱笑、爱表现的孩子多数不曾到过他乡，对广阔多样的外面世界，和父母一样所知有限，他们不知道如何将学校所学的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也未曾尝试学习一般读写之外的知识。少数例外者是受到内在或外在因素的鼓舞，渴望接触人生的其他面貌，希望能走和双亲不同的道路。父母们总不希望小孩成天在家无所事事，所以学校教育十分普及。事实上，学校只是提供能让孩子活动的场所以免他们在父母做事时碍手碍脚。如果孩子碰巧学到一点东西，那是再好不过了。就算大学教育，也是基于以上原因。孩子在家帮不上忙，只是个负担和操心的对象时，学校负起了照顾之责。既成的事实一向难以改变。学校的缺点已讨论多年，尽管已提出更合理和有效的教育方针来取代旧有的方式，多数的老旧方法依然普遍存在，难以撼动。另外，我认为造就太多学者对社会弊多于利。事实上，学问并不像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是生活所必需。人不单靠书本为生，就算对会读会写的人而言，书也不过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学校成立的目的似乎不在于教育和鼓励学生思考，除了为碍事的孩子提供活动场所，它努力地将孩子们的心灵塑造成某种模样。老师的职责是传授真理，最基本的一环是自身灵魂的救赎。而这些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课程中学到的，并不是如何思考。他们若胆敢在课堂上提出任何违背常理和习俗的言论，下场就是马上被解聘。时至今日，仍只有极少学校鼓励年轻或年长者认真思索自身的问题。然而，生命过程中问题连连，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具备思考能力。如此，教育才算提供学生面对未来前途的所需。明智的教师和聪明的父母，能在孩子的孩童时代就看出其性格和潜能。所有的学习活动，都应该是让他们学习到如何使生活好过些。中学毕业后，我在米德维尔的阿金尼学院读了一年预科，打棒球仍是课余重要的活动。我继续研读拉丁文，也尝试学学希腊文，但进步有限。我发现几何学简单得多，只不过派不上用场，动物学方面倒是颇有心得。至今我仍找不出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的理由，这两种语言实在毫无实用价值。毕生致力钻研拉丁文的大学教授，他的会话能力还远逊于两千年前罗马街头的流浪汉呢！何况，古代文学中的精华早已翻译成英文或其他语言，现代的人能译得更好吗？倘若真有一些未译的手稿出土，也用不着要所有学生都学拉丁文，才能将它翻译出来吧？翻译语言的要诀是不致失传，花费数年学习只具备“文化价值”优点而无其他意义的事物，实在是荒谬至极。任何有用的知识皆具有文化价值。而且某件事物除了文化价值之外，应该还需要具有其他多种价值，这才是更需要肯定的。自从我离开阿金尼学院后，除了译本之外根本没有看过维吉尔其他拉丁文作家的原著。希腊文比拉丁文更派不上用场，而且浪费时间和精力，对于这两科，我只求及格。我们住在充满未知的世界里，对这些奥秘的研究才刚起步，每一项新发现都会为人类带来幸福--不单是在生活上，也是在文化价值上的应用。我认为，将古典语文列在学校课程中，为的不是求取知识，而是延续人们的忽视心态。神话性的人和事，真不值得我们如此关注。在阿金尼学院一年，我的球技更加精湛，也学会了轻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父亲并不知道这点，他一向认为没有拉丁文、希腊文，甚至希伯来文的教育称不上教育。研读地质学则使我一窥自然科学的奥秘。我毕生致力于扩展对“物质世界”的认知领域，对我而言，这是唯一存在的世界。年的经济大恐慌，让我打消了回阿金尼学院继续秋季课程的计划。虽然父亲并不同意我辍学，但我心里明白，我不该再成为他的负担了。我放弃进一步的求学，开始我的教书生涯。母亲在我离开学校之前就已去世。那年我14岁，但对母亲的记忆仍是模模糊糊，只知道母亲长年为疾病所苦，平静地期待死亡的快点到来。她没有宗教信仰，生命全然且毫无理由地奉献给家庭和孩子，在面对未来时，没有希望也了无畏惧。虽然全家都已知悉母亲的病况，但她辞世那天，我因离家甚远未能随侍在侧。多年之后，我仍不清楚我是为自己的不在场感到悲伤还是因此松了一口气。只记得母亲的无穷精力和无限的慈爱消失之后，整个家庭笼罩在茫然若失的绝望氛围中。离开阿金尼学院后，我曾到工厂或小店铺做事。但我对体力劳动缺乏兴趣，自觉能力不仅只限于此--我想年轻人都有这种感觉吧！我毫无手工技能，至今依然。对转动车床或执笔作画虽游刃有余，但毫无成就感。我仍继续打棒球，但当球队认为我已没有价值时,被踢出球队。冬季期间，我任教于村里的小学，我记得月薪是30块钱。另有一笔“额外收入”来自于每晚挨家挨户收集二手货，只有星期五晚上才回家休息。这段期间的外宿生活令人难忘。我以“某某公司”的名义和他们交易，通常对方都会拿出最好的货品。一天当中，还可以吃到3次馅饼或蛋糕呢！我在一所学校教了3年书。这一生当中，我断断续续教书，但对象仅限于不爱念书的孩子。那3年之间，我约有50多名学生，从7岁到大我一两岁的都有。整体来说，那些年过得很愉快。到底传授些什么，我不敢确定，肯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教书的学校里学生很多，学生多麻烦就多。当时打骂学生在多数小学是家常便饭，但我暗下决心，只要我在职，绝不体罚学生。我告知学生这点，同时也让他们知道：我不希望他们的所言所行是出于畏惧。我参与学生的活动，当然也包括打棒球，只要地上没有积雪。我延长午休和下课时间，这个改变大受学生欢迎，却引起家长们的不悦。我试着说服家长这样做是对的，到现在，我仍坚持自己是对的。那几年，暂且不论孩子们学了多少，至少他们非常快乐。可能无法使他们更聪明，我的努力却能为他们带来快乐。每次返乡，我都会和当年的学生聚会闲聊。我个人认为，如果老师肯为孩子们的欢乐多花些心思，而不只是投注在灌输知识方面，世界会美好得多。我在教书期间开始研读法律。我已无法清楚地回忆出是何种因素促使我做了这个抉择，我只知道不愿靠双手维生，或许是律师行业的外貌深深吸引了我。年幼时，常看到州政府的律师来村上处理公共事务。他们常在国庆节、阵亡将士追悼日、选举或法定假日发表演说，他们永远是现场最醒目的一群。此外，我住在一家锡铺对面，锡匠本身是镇上的治安法官，当有案件审理时，我一定会去他家旁听，决不错过。我很喜欢听那些讼棍互相咒骂。长大之后，便以律师为己志。教书时，我也会随身带着法律书籍，抽出时间汲取知识。教书生涯的第3年，长兄埃弗里特和长姐玛莉开始任职于中学、小学。他们都是极其善良且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父亲和他俩坚持要我去安阿伯学院念法律，我遵从家人的好意读了一年。在当时，要修完全部课程需要两年的时间，但在第1年结束前，我自信能在律师事务所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试，好处是可以省钱，同时也能在21岁时就考取律师资格。因此便到俄亥俄州扬斯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并准备考试。负责律师检定考的律师委员们都很和善，很愿意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进入这一行。不像现在的律师公会设下重重门槛--长时间的预科研读，和严格要求完成学校的冗长法律课程--以便将新进人员排除在此封闭的职业圈外。我认为准备充分之后，就与众多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同赴考。律师委员会负责审查、考试，他们不像现在的主考官这般严肃。我依稀记得通过所有课程后，我成了俄亥俄州的一名律师。扬斯顿当时是个前景不错的生产城市，也是州政府所在地，距离金斯曼约20英里。我曾考虑过在扬斯顿执业，但慑于它是拥有2万人口之多的大城市及其重要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回家乡向父亲报告考上律师的喜讯。得知这些，他是既高兴又惊讶。这可怜的人可能自忖：“命运之神为什么如此眷顾他？是他积了哪些阴德？”如同天下所有父母，孩子的成功就等于是他的成功。邻居、朋友都真诚地祝贺我，但过了一段时日之后，他们才敢让我处理他们的案件。原因可能是--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这个在镇上土生土长的熟悉小孩，竟然具有职业律师的能力和知识！第4章　乡下的小律师我认为，我在俄亥俄州处理的最重要诉讼案，是追回一个价值15美元的马具--此案攸关一个小男孩是否能拥有这副马具。这个小男孩因看护一位生了病的有钱人而得到这副马具。花了很长的时间研读艰涩难懂的学问，用光所有的积蓄，也向家里伸手要了不能再要的钱，我终于取得律师资格，但没接到任何案子。当时的我，正站在这未知新世界的边缘，考虑如何走下去。我没有钱、没有具影响力的朋友，只有贫乏的知识，且从未接受审慎的、方法论上的训练--终其一生我都自认欠缺这方面的训练。我的法律教育只来自：在一所不错的法律学校就读一年，以及在律师的指导下念了一年的书。因此无时无刻不自觉到，我需要某些（一直无法获得的）特殊训练。我并不勤奋，也不喜欢工作。事实上，我根本不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我管这些事叫“工作”。至于喜欢的事，不论要花多少努力或体力，我都乐意去做。比如说，我喜欢打棒球，所以不管天气多热都会去打；我喜欢读感兴趣的书；我喜欢在学校或校外辩论；我喜欢坦率地发表言论，所以不论什么主题，我都用心准备；我喜欢带点娱乐性去做事，不把事情当成负担。这奇怪的癖好跟随我一辈子，这种倾向也一直驱使我偏离父母、老师认为该做哪些事的观念。做该做的事意味着舍去享乐、忍受痛苦或做无趣的事，但坚信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父母和老师的这些看法，倒是经常应验。我的身体强壮健康，头脑还算灵活，也受过良好教育--称不上完整，但还算广泛。我天生感情丰富，这带给我无穷的快乐，也带来无限的痛苦。我有丰富的想象力，无时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我总是同情弱者、穷人和受苦的人，了解他们的痛苦之后，便努力帮助他们解脱方能释怀。我对事情的看法完全是独立自主的，除非别人能以无误的见解说服我，否则别想影响我的观点！我很少看重群众的意见，本能地对多数人的看法保持怀疑。父亲指导我思考和阅读，教我提出疑问而非一味接受。他从不认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我也一直觉得“怀疑”是智慧之钥，畏惧上帝是关起智慧之门。我在离金斯曼10英里处的安德沃租了间办公室，借钱买些书，挂上招牌，可惜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今生是否“成功”过，或者应该说，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成功”。对多数人来说，“金钱”可能代表成功，但我从不在意金钱，不曾汲汲求利也不曾富有，生活中也从未短缺什么。“成功”对某些人而言，或许是政治上的攀升，我无意于此。人如果受到职位或欲望的牵绊，就无法保持中立、言所当言。步入政治生涯者，后来多变得懦弱而卑鄙，原因即在于此。人的一生中，常常面临抉择，选择之后则是尽其所能。不过，人到底有多少抉择空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在后文中我会详细表达我的观点。岁时，我搬到俄亥俄州的阿什塔比拉，并娶了洁茜·奥尔为妻，我们两家是邻居也是好友。后来，我们有了儿子保罗。我和洁茜于1879年离婚，双方是协议离婚，没有争吵、没有痛苦，我们充分信任和尊重对方。保罗也一直和我们维持亲密的关系。在我挂牌执业的地方，绝不可能发生其他地区律师们所说的“业务蓬勃”现象。我住的地方在农民的观念中属于农业区，如果说农民有“观念”的话。这些“观念”，他们不仅“相信”，而且还自认为“理解”。例如，他们相信新教是神启的，所有的教义，即使内容自相矛盾，都是真理。他们相信共和党和它的主张来自神启。他们相信农民是国家的基石，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还相信享乐是罪恶，受苦是应该的，城市邪恶，乡村美好。这里也没有酒吧供他们聚会聊天。当地的主要工业是奶制品业，农民将牛奶送到工厂制成奶油、干酪，出售之后，他们才分配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酬劳。我的业务从马匹买卖、疆界纷争、欺瞒诈骗到私人恩怨等等，这些都是各地常见的问题。此外还有债务诉讼、追回原物诉讼、侵权案件和偶尔发生的刑事诉讼，后者几乎都是因酒或牛奶在送达工厂前是否掺水而引起。虽然农夫因贩卖苹果酒而被罚款是司空见惯的事，但一般对贩酒案的罪犯会有较严厉的惩罚，而对稀释牛奶的人则比较宽容。教徒们并不认同稀释牛奶的行为，再怎么正直的人，也难以抵挡倒一桶水在牛奶里便可赚更多钱的诱惑。两年之后，事务所空间已不够使用，我便迁移到阿什塔比拉，那里总人口仅有5000人，却是附近最大的城市。不久，我被选为当地的法务官指在政府部门或一城市中负责法律事务的官员。，月薪75美元，同时仍可以自由接案子。薪水和额外收入似乎代表了我当时的身价。阿什塔比拉虽有较大发展空间，但没有特别的新鲜事。我和多数律师一样，把诉讼当作自身的事，我的当事人总是对的。我的基本信念是：胜诉第一，收入其次。我认为，我在俄亥俄州处理的最重要的诉讼案，是追回一个价值15美元的马具--此案攸关一个小男孩是否能拥有这副马具，这个小男孩因看护一位生了病的有钱人而得到这副马具。这个官司由10英里外的治安法官审理。一审时，男孩付了5美元的律师费，此案因陪审团无法达成决议而发至二审，但当事人已没钱支付了。我自掏腰包为他辩护。后来又输掉这场诉讼，我便要求友人作保，上诉到民事法庭。我那时已移居阿什塔比拉，所以得两地往返辩护此案，而且除了最初的5美元，我不曾再收过任何酬劳。民事法庭的陪审团判定我方胜诉，到了上诉法院，驳回判决，重新交付陪审团裁决，民事法庭的陪审团还是支持我的当事人。但再回到上诉法院时，又驳回判决，原因在于：对法律的解释不同。此时，已搬到芝加哥的我，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我写了答辩状，自付一切开销，法院终于判我胜诉。这件诉讼案前后历经七八年，也花掉我所有的钱。但我决心要打赢它。这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看来，它既不牵涉收入，亦无太多原则。只因当时我的一生恰似由判决结果而定。这件诉讼除了在当地法院直接管辖的范围颇有名声外，在其他地区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但至今，仍有些俄亥俄州特朗布尔的人，记得这个有关马具的“杰威尔诉布鲁威案”。在那个时代，法律事件如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一样，总令村民关心和感到兴奋。围观街头一匹摔倒的马，或是聚精会神欣赏工人们如何利用滑轮及绳索，将保险箱自二楼搬下来。紧接着，大家又兴致勃勃地寻找其他的新鲜事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扑克牌是继打棒球后，又一项吸引我的活动。幸好不论早晚，到处都有扑克牌可玩。由于居民收入微薄，赌注并不大，但同样刺激好玩。几个兴趣相投的好友，一副扑克牌，一些零食和饮料，我就可以忘却一切。我不知是否应该为这项活动说一些好话，如果推荐了，不知他人会不会捧场？我认为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是进入梦乡的时刻，此时，将遗忘所有；其次是忘情地参与一项活动。扑克牌是跨越阶级的游戏，人们都可以从中找到乐趣。所以我并不建议他人玩或不玩，只强调赌注要降至最低。玩扑克牌和当律师可说毫无关联，除了两者都是面对“几率”问题，可以暂时将人抽离无聊乏味的人生。律师业在乡间小镇有它有趣的一面，当然处理的都是小案子，也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用蓝色筹码玩和用白色的有何分别？重要的是参与游戏。一个人的习惯，影响到他对游戏的重视程度。我认为，只要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在面对生命时，都会寻找一些足以慰藉以便忘记烦恼的事，否则，如何忍受人生呢？人都是本能、主动地在生活的烦恼和平凡中寻求满足感。有人借游乐、有人借工作，也有人靠酒精、鸦片或宗教。不管是哪一种途径，也不论其相对价值，我们都在寻找和经历足以舒缓生活压力和带来平静的事。在那个年代，乡下律师的主要业务，是在治安法官前为被告辩护，这件事十分刺激。不知道以前为一头牛的所有权辩护的乡下律师，是否和现今承办攸关百万金额或是人命关天案件的律师同等聪明和博学。办案不只是背诵法律条文，在治安法官前进行的诉讼是生动、活泼和充满机智的。乡下的诉讼绝不会单调或乏味，方圆几英里内的村民一听说有案要审，马上各自选择支持某一方或律师。邻居、教会甚至整个小区就像战争般分成两方，壁垒分明。民众由四面八方齐聚过来，聆听市政厅里进行的审判，就如沃尔特·斯考特所言：“过去的诉讼恰似一场大竞技，双方战士找寻敌方盔甲下最脆弱的部分，全力将他拉下马，刺得遍体鳞伤。”乡下的诉讼不但会使农民一生找不到工作，而且留下一连串难以愈合的仇恨和伤痕。我在阿什塔比拉的日子和在安德沃一样，过得十分惬意，有朋友有敌人，有支持者也有批评者。白天为案件斗争，晚上则是玩扑克牌。比较起来，我目前的生活似乎是圈子狭小、内容肤浅、虚度光阴和机会。这并不重要了，已近生命最后审判的我，正回顾、省思和做一番比较：我如果是留在阿什塔比拉或是安德沃，而非前往芝加哥，这一生将会有何差别？芝加哥的发展空间真的比较大？或者我该问问，我究竟是否存在过？第5章　崭露头角次日，我起了个大早，买了所有报纸。这次，我的名字总算占满了头版。我仔细地一读再读，难掩兴奋之情。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以我当时的年纪来说，如果我决定留在阿什塔比拉，应该是大有发展的。但是，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切都改变了。我很年轻时就结了婚，和家人住在阿什塔比拉，直到保罗四五岁。29岁时，我决定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买自己的第一栋房子。我看中的房子总价是3500美元，我的银行里只有500美元，我就以这500美元为订金，余款分数年付清。房主答应次日到我的事务所签订契约，事到临头却推说太太不愿在文件上签字，不能把房子卖给我。我十分震怒，因为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买这栋房子的。我极力安抚自己的情绪，并表现得很平静：“好吧！我也不想买你的房子了，因为……因为我正打算搬到别处去。”这个任性且反复无常的妇人，显然决定了我的未来，或许也改变了她和她的家庭的未来。假使当初我买了这栋房子，我可能还在阿什塔比拉守着小律师事务所，想尽办法付清余款呢！或者已赴黄泉？谁猜得准！无论是好是坏，我的生命迥异于过去。当那个妇人拒绝签约时，下定决心离开阿什塔比拉并不难，然而该往何处去？这世界大到让人感到孤寂，而且我只剩下微薄的存款。想到在芝加哥教书的埃弗里特，使我下定决心在芝加哥展开新的生活。埃弗里特年纪最长，聪明又和善，全家人（当然包括我）都十分尊敬他，也经常向他请求忠告和援助，终其一生，我们都受益匪浅。打从我年轻时代，就对政治很感兴趣。父亲和大多数的北俄亥俄州人一样，都受到霍勒斯·格里利的魔力影响。在我的记忆里，《纽约论坛报》是家里的政治和社会“圣经”。霍勒斯·格里利在我15岁时竞选总统，父亲和我是热心的拥护者。当他败选之后，全家几乎是笼罩着悲伤和失望的氛围。接着我们在1876年转为支持塞缪尔·蒂尔登，那时我还不具投票资格。当然，邻居们多是支持卢瑟福·海耶斯的。在这个小城，很难弄清楚共和党或宗教是否是最坚强的屏障，但它们都是神圣的。我们家则是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支持的蒂尔登在1876年当选总统，却无法就职，原因在于南北战争的阴影还在，若有人以“从试图摧毁联邦的政党（指民主党）中救出国家”为借口，任何政治上的犯罪指海耶斯-蒂尔登事件，1876年美国总统选举因选票发生争端，后由特设的选举委员会处理。都将被合理化。所以，虽然是蒂尔登当选，却由海耶斯宣誓就职。蒂尔登参选事件刺激我去思考一些政治问题，试着审慎地提出一套见解。从研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心得，我认为州权相对独立和自由贸易都是正确的观点。当布莱恩和克利夫兰两人竞选总统而扰乱了美国的政治大局时，我选择支持克利夫兰。我参与了克利夫兰的3次竞选，至今，他仍是我的偶像。他的勇气、独立和诚信，在当时绝大部分政治人物之上，甚至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及。政治的世界变化无常，但我仍忠诚地信守州权相对独立和自由贸易两大信念，它们对我的真切的重要性，就如同在1884年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那场历史性选战中一样。我一生都很关注政治情势，却从不艳羡政治生涯。我从来就对政治职位的图谋、讨价还价和私相授受不感兴趣。早在年轻时我就认识到：步入仕途的代价是舍弃自主性，这是我无法忍受的。说也奇怪，第一个引领我洞察激进政治学说的人，竟是阿什塔比拉的银行家艾莫斯·霍博特。他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都受到亨利·乔治《进步与贫穷》一书的影响。在这本书里，我仿佛发现新的政治福音--理想主义者梦想中的社会平等和机会。当霍博特领我一窥先进的政治经济学的同时，阿什塔比拉的检察院法官理查德斯则教给我正确的“罪”和“罪犯”观念。他送给我芝加哥法官约翰·阿尔特吉尔德写的《我们的刑法与其受害者》，这本书对我颇具启发性。这本书和作者对于我和未来的影响，一生难忘。我于1888年来到芝加哥后不久，加入单一税制俱乐部，随后参与克利夫兰第二次竞选。俱乐部会员每周聚会一次，长达数年之久。后来我发现到，相同的问题在每次会议中反复出现，而且没有人愿意接受与原先不同的说词。不久，单一税制成为宗教救赎的一项学说。但是它为胸怀大志的青年提供公开辩论、发表意见的机会。我常常参与辩论，以至后来经常在选举集会及公共场合中演讲。我当时十分好辩，就像其他年轻人一样，我做得极好，或者极差--用一连串铿锵有力并且押韵的语句发表见解。后来，一听旁人称我为“雄辩家”就很反感，我改变方式，尽量使用简单的字眼和较短的句子，使演讲内容明了、直接。我发现，这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初抵芝加哥之后，我租了一层简单的公寓，另租了一间办公室。我的钱所剩无几又不愿借贷，所以竭力量入而出。但在芝加哥的第一年，并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我的朋友、熟人很少，他们也无法负担诉讼的庞大费用。我第一年的总收入只有300美元。这令我十分沮丧，强烈的乡愁首次袭上心头，还有什么人比住在无亲无伴的大城市里的青年人更为孤寂呢？走在街上，我总是瞄着过往路人的脸孔，希望碰巧发现来自俄亥俄州的友人。有时伫立在麦迪逊大街和国家大道的交叉口--芝加哥最繁忙的街口--找寻熟悉的面孔，如同在巴西丛林深处狩猎一般。假设我在俄亥俄州的所有熟人突然来到芝加哥，我也不可能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他们，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为繁琐的事务所扰。我在亨利·乔治俱乐部结交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而且从未错过任何一次聚会。常常发言才不致忘了如何得心应手地运用语言。在此，我也感到完全的放松自在。1888年大选将近，我接受民主党之邀在城里发表演说。我总是和一群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出现在同一场集会中，每个人都急于崭露头角。我经常是发言名单上的最后几位，之前毫无机会引起他人的注意。幸运地得到听众专心聆听之际，常因下几场候选人的蜂拥而入，而打断我的演说。听众站起来为自己喜爱的候选人欢呼吶喊，我在当晚的表现机会，便在一片鼓噪声中荡然无存。即使有这些阻碍，还是有些人记住了我。渐渐地，有些听众会叫喊我的名字，我则立即响应他们，毫不掩饰。因为如果再耽搁，其他人会抢走我的风采和机会。我不时在市民集会中演说，但似乎不受好评，我的专业训练被忽视了。父亲指导我念书，坚持要我学政治经济学，要我言之有物。然而，这些都是政治场合中最不实用，也是听众最不喜欢的内容。有一晚，我应邀在芝加哥西区集会中演说，讨论某项市政问题。首席演讲者是威廉·曼森，他是当时的州参议员，后来当上国会议员。我一直希望报纸注意到我的存在，可是它们都不拿正眼瞧我。我由后门走进演讲厅，只见眼前黑压压一片，心里很庆幸里面挤满了人。当看到讲台前近10位的报社记者时，我更振奋了，衡量当时的境况，心想我的机会到了！简短开场白后，我在听众为曼森欢呼的吶喊中上台。我的眼神向全场巡视了一遍--这种眼神通常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并缓和他们的情绪。然后我开始演讲，我觉得自己讲得不错，但看得出来大家期待曼森的上台，所以也不愿耽搁太久。我无法忘怀的是，演说时，竟然没有一位记者提笔记录。他们斜靠在椅背上瞥看着我，用那种记者独有的骄矜和世故表情。他们确知来此探访的目的，知道报社编辑和社会大众要的内容是什么。当我下台坐定时，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没有掌声的鼓励，演说者怎么支撑下去呢！听众呼喊着：“曼森！曼森！”所表现的殷勤、和善的肯定，正是演说者的动力。他们为曼森而来，当曼森起立步向讲台时，所有听众同时起立，疯狂地鼓掌、欢呼，记者们纷纷拿起纸笔开始记录。次日，我满怀希望地翻阅报纸，头版全是曼森的报道，这令一个充满冲劲的青年人极为沮丧，而觉得前途茫茫。我并非嫉妒曼森，只是埋怨那么大的版面，为什么竟对我的演说只字未提。那晚之后，我渐渐熟悉曼森的为人，他是我见过最为亲切与和蔼的人。曼森也是理想主义者，但不致疏离群众，他很有才华，对世界充满善意。我既失望又沮丧，主要是因为报纸对我的忽视，当时的我根本不了解新闻界。然而，不久之后，他们开始注意到我，对我的报道超过我应得、希望得到的。我的前半生一直汲汲于吸引新闻界的注意，后半生又急着摆脱它。结果是--我都没能达到目的。我时常觉得报纸对我并不友善、也不公平，有时确实如此。但是我愿意自省，对所有问题从不站在舆论这边，似乎总是为反对而反对，总是站在少数这方对抗多数群众--经常投“否决”票，一直不受草率意见的影响……如此当然容易受到排斥。尽管抱怨连连，我还是觉得他们待我不坏。在新闻记者中，我交了很多热诚的朋友，他们多半也是新闻界中抱持异议的少数人。西区集会后，我的心情跌至谷底，如果能面对失败的嘲笑，我愿意重回家乡俄亥俄州。其实命运就像天气一样，有时阳光普照，有时阴雨绵绵。当年的我还不懂无怨无悔、逆来顺受，也不懂坦然面对喜悦和失望。我并不明了布雷特·哈特所说的：“对于‘运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变化无常’，‘运气’就像热带地区的白昼和黑夜般，倏忽来去。”西区集会后不久，芝加哥展开了“自由贸易会议”。这项研讨会安排在当时最受欢迎的礼堂--中央音乐厅举行。亨利·乔治是当红的人物，正值权力的巅峰，我和他排在同一天演讲。厅内挤满了人，芝加哥的单一税制会员也都到齐了。我喜出望外，重新燃起希望。乔治首先上台，这似乎对我不利。我一向最怕第一个或最后一个演讲，两者都极为不利。乔治对税制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何况他是强硬的理想主义者，有一群忠诚的听众。所有人都全神谛听--除了我。我很失望，因为他讲得太棒了。我坐立难安，直到他演讲完毕，掌声渐弱。我在他的精辟演说之后，根本无法掳获听众的心。听众是冲着他来的，其中只有少数人认识我。掌声平息之后，大家纷纷起座离去。我告诉主席：“拜托，把气氛弄热烈一点，在听众走光前介绍我上场！”他赶紧介绍我上台，我的朋友们尽力给我最好的回应。我发现演讲者在做公开演说时，若无法即刻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接下来的努力都是白费。这对紧接着亨利·乔治之后上台的演讲者，体验尤为深刻。所以我从极度焦虑的脑子中，挤出最铿锵有力的字句作为开场白。听众迟疑了一下，回到座位，似乎愿意给我一次机会。至少有一点我占了优势：他们对我无所期待，我没有被要求的压力。大厅里只有1/20不到的听众认识我。为了准备这场演讲，我花费了许多心血，加上这是我感兴趣的主题，我理解得很透彻。出乎我的意料，所有的听众聚精会神地聆听，这时的我显得自信满满，这种感觉只有演讲过的人体会得到。就像是与昔日老友围坐在火炉边聊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并不想逞口舌之能，但深知已吸引住听众群，只要我愿意，就能左右他们。当我专注于演讲，而且越来越起劲时，空前的成功已悄然降临，记者们仔细聆听、振笔疾书，记录我的一字一句。演讲结束后，听众们掌声如潮。亨利·乔治热诚地与我握手，朋友们也跑上来向我道贺，许久，我才得以走下讲台。这是40年前的往事了，之后，我曾发表过无数次的演讲，但再也感受不到那时胜利的震撼。即使现在，偶尔还会有人告诉我，他们听了我在中央音乐厅与亨利·乔治同场的演讲。我想，引起轰动的部分原因是：我是无名小卒。次日，我起了个大早，买了所有报纸。这次，我的名字总算占满了头版。我仔细地一读再读，难掩兴奋之情。此后，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而我的态度已是：尽量不去阅读、不受影响，在我决心要走的这条路上继续工作。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更早到事务所，没有半个客户上门。一会儿，单一税制俱乐部的朋友和主张社会主义的朋友，一一前来祝贺我的成功。这固然令人愉悦，对收入却毫无帮助。他们不是为了诉讼业务而来，只是借用电话，再告诉你社会应该如何编制，才能让电话普及到每个角落。不过我还是欢迎他们的来访，感激他们的善意，面对未来，我有柳暗花明的开朗。这个城市不再显得空洞、冷漠了。一整天，我接到许多诚挚的邀请，要我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竞选活动助讲。德威特·克利杰正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芝加哥市市长。过去我是受邀演讲，现在我能主动选择演讲厅，以及决定同台演讲者的名单。我指定了演讲厅，但是不愿冒着被别人比下去的危险，所以要求独自发表演说，他们也答应了。第6章　踏入政治圈在这个职位上，我得以认识芝加哥全部的市议员和政治人物。我从未赞赏过政治人物，他们虽多半亲切、和蔼和聪明，却少有人拥有真正的勇气。尽管我是一心巴望着业务有所好转，可惜天不遂人愿。说也奇怪，成功的演说竟没有带来我所迫切需要的客户。就在中央音乐厅演讲后数周，克利杰当选芝加哥市长。虽然我为他助选，却未曾与他谋面，也无意和他结识。把票投给他的人，几乎都想从他那里得些好处，但我不是。选举过后两个月，当我独自疲惫地坐在事务所里时，一个信差送来一封信--克利杰市长，邀我有空时去找他。这句话像是在开我的玩笑，我当然有空呀！于是将信收进口袋，前去会见市长。大厅和办公室里挤满了前来谋职的政客。我递上名片，并未久候。克利杰先生在简短寒暄后，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特别税务员。指处理因政府的支出，如开辟道路，而使私人财产受益，因而课征的税捐人员。我对这项职务的工作内容并不清楚，但当市长告诉我年薪是3000美元时--对我而言这可是天文数字--我欣然同意，并且表示愿意全力以赴。他问我何时可以就任，我回答：“马上。”离开市长办公室前，他们已将我列入受薪名册中，并且立刻开始计工时。我很快就熟悉了工作内容。有些要求即时解决的问题，我不是十分明白，但经过我正确的判断之后，总能迅速得到解决而且很少出错。当时，我认为这可能是归功于我的先天判断能力和智慧，后来我修正了这种想法。我为芝加哥做事，任何决定都有整个城市的强大力量作为后盾，很少人能挑战、质疑我的想法。即便他们如此做，法院的结论才是最后的决定。我一生的各种经验，都肯定了上述结论。世界上的所有优势都伴随权力而来。城市、州、郡、国家很少是错的，它们背后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人若是为着自己的权利，不得不在民事或刑事法庭上对抗这些势力，这等于是和可怕的怪兽打架。任职特别税务员后3个月，某些政治纷争扯下了一名法务人员，我取而代之，年薪增为5000美元。这两份工作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和精力。法务人员的职务促使我经常在法院内处理争讼案件。而且，市议员和市政府官员都有权征询我的意见，我则尽可能快速回复--常常只是提供最好的臆测而已，但似乎总能排解争论。10个月之后，由于法务主管疾病缠身，赴温暖的南方疗养，我跃升为代理法务主管，即芝加哥法律部门的首长。运气一来，似乎挡也挡不住。担任法务主管一职，必须天天与市长一起开会，我们因而成了好友。我在一次会谈时问他，他从未见过我，为何找上我？他答道：“你不知道原因？我听到你和亨利·乔治的演说啊！”对于以上发生的种种，到底我能掌握多少？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事件--出生，我无能为力只能接受，在无限小的出生几率中，我就这么诞生了。而我不只是对自身的存在，也对我存在的环境无能为力。每件事情发展的转变，都起因于某些对我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我也只能针对这些转变后的情况，斟酌衡量各种应对方式的利与弊，再做出最好的决定。想到决定我命运且同等重要的因素有如此之多。那么，对于拒绝签约而迫使我搬到芝加哥的女士，这也是无能为力的事，她若签约，我也不会离开俄亥俄州的阿塔布拉。对于应邀在亨利·乔治的会议中演讲，我只能接受。台下一名听众后来竟然当上市长，我只能接受。被延揽成为特别税务员，我只能接受。因政治因素而当上法务人员，和因法务主管生病而当上部门首长一事，我也只能接受。虽然不是我令他生病，结果却是我所喜悦的。他的病似乎是所谓的“神的旨意”，显然上帝是站在我这边，而不是他那边。接下来两年，我忙于处理芝加哥的事务。每一个与芝加哥市政有关系的人，都是我的委托人。我发现多数官员和一般的公务员没有两样，都是极力逃避责任，什么事都要请示法务主管后才办理，我的工作就是负起这项责任。我总是负责到底，绝不搪塞。如果遇到疑问，像所有官员一样，我会以全市的利益考虑。但这项原则很有弹性，我同样会支持财产拥有者或市民--如果我认为他是对的。在这个职位上，我得以认识芝加哥全部的市议员和政治人物。我从未赞赏过政治人物，他们虽多半亲切、和蔼和聪明，却少有人拥有真正的勇气。他们的拥护者就是“人民”这个神秘的实体，它包含了无知、偏见、自私和伪善。所以，我不敢期望政治人物对本市政务有任何重要贡献。我喜欢研究政治问题，但不喜欢政治人物，因此从不谋求仕途。在芝加哥的前几年里，我热衷于所谓的“激进主义”，也曾是亨利·乔治的忠诚信徒。但经过我阅读和思考人类历史之后，发现更多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因素。我从不认为土地必须划为私人财物，也不觉得在人人宣称对土地有无条件的权利后，才可以进行任何重要的社会改革。亨利·乔治学说的弱点，是太过独断和简化，并且太小看人类的自私心态。我已厌烦成天听到“天赋人权”一说。这个学说是17世纪法国的遗物，当时的哲学家舍弃“上帝”概念，但仍认为人的行为和观念之下应有某些坚实的基础。对此两难的问题，他们衍生出天赋人权说。所谓天赋人权，意指个人权利由“天”（自然）的行为决定。然而，自然对人类概念中的“权利”一词实无所知，它是最为残酷、无情和捉摸不定的。在自然的眼里，人类和其他动物并无两样。坚如磐石的高山、风雨凛冽的大海、灼热的沙漠和无数的植物、昆虫和野兽，这一切都与高贵的人类一样，对自然的残酷和善变束手无策。我认为社会主义较符合逻辑和富含深义，它至少认识到：唯有通过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合作，才可能改善这个世界。虽然我赞同它的最终目标，但无法同意它的手段。我对人类一向缺乏信心，从不愿把自己全然交托于群众的手中，而且也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学说和个人自由能够并存。所谓自由，是为所欲为的权利。自由意志无关乎“需要”。人类从未创造出愿望，人不过是拼着命要实现这些愿望。没有机会去实现个人愿望的人生，如何值得一活？我一直对社会主义的生命观点颇为赞同（至今依然），但并不想为这个政党效力。克鲁泡特金、雷克吕斯和托尔斯泰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让我更为印象深刻，但这个学说就像唯有上帝选民才能看得到的天堂，那遥远的梦想与生命毫不相干。它的理想和目标还不错，但我对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信仰。通过无政府主义，我也看到了现行体制的不公，因而常和这些体制发生冲突。我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弹性和变动，提供机会使世界上的财富做更公平的分配，这是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立场。因此我常被列为民主党的支持者。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都不属于精密科学。它们关心人类个体的安排，但即使真能指出哪一种安排对个体最好，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人类无法像无生物或低等动物般受到控制。每一个体都是拥有独特观念、期望、恐惧与爱恨的独立实体，他们的态度一直改变。他们总是被机巧的人士、具影响力的报纸，和政府的各种组织、计划所支配。组织不过是众人的集合体，而个人是变动的，永远在找寻更容易、更和谐的调适，从未停歇。我认为，唯有教导人们更具同情心和容忍力，社会组织才能做到全面的改善。这项任务如此难以达成，使得做过努力的人，为其成效感到失望。是否具有同情心决定于人的性格，后天教育影响有限。但是，同情心是想象力之子，而小孩子总是富有想象力，所以如果从小开始培养同情心，或许成功的几率较大。“想象” 使人能设身处地，它让人因他人的喜悦、悲伤而高兴和痛苦。它像任何事情一样同时带来苦痛和喜乐。至于想象力是为个人增添快乐抑或增加痛苦，我无法判断。人们在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制度中犯的最大错误，是组织的任何调适，皆为了完美而神圣。其实，组织或其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全然的好或不好。一个组织在某个时候为人们带来好处，这不表示换一个时空，它也有同样效果。我从不认为一项制度是全然为善或全然为恶，所以我不会盲从规则或成为死硬派人士。我直觉上重视个体的完整性，不愿个人自由受到干扰；但我也清楚，对个人的适当控制，是社会生存所需。假使人们学会：个人追求的目标，是为全人类带来快乐、满足和福祉，我相信，生活会比现在更美好、更快乐。这是个变动的世界，但需要维持部分的恒常性和稳定性，否则个体内部将分崩离析，纷乱无序的现象也将阻断共同合作的可能性。当然，我和市政府的关系，使我增长了学识，并时常受邀参与各种社团和组织的研讨会，共同讨论社会问题。大城市总有许多党派、协会和社团，他们不断找新人吸引成员的兴趣。这通常会为知名人士带来负担，因为他们的演讲内容无法不断推陈出新，这也是很少有演讲值得一听再听的原因。经常在各种会议场合出现的演说者，总是容易草下论断，越来越不在意内容，只是强调自己的观点，并且，未经审慎思考就任意引用他人的想法。几乎可以这么说：社团和协会永远在寻找新面孔，随时准备以旧换新。这个过程也使得学者们有机会去检视各种想法，以及发掘全新的思想领域。任何一位作家和演说者，都不该以自己的想法已近完善而自满，只有持续的尝试和检讨，才有机会发现真理。甚至，经过这样的不断努力之后，仍然找不到！第7章　铁路大罢工事件当我站在草原上远观着火的货车，内心感到悲哀。人只要受到些许压力，就会退化到原始的野蛮状态！这个感觉日后一再出现。在市政府的法律部门工作两三年后，我辞掉工作，任职于“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法务主管。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犹豫和思考许久，也请教许多人的意见。我知道我的人生观与此职不相符，所幸公司里的同事们都了解我的想法和态度，且尊重、友善地对待我。这个职位带给我全新的视野。所有问题全由我决定：公司对个人伤害该负的责任、遗失货物的赔偿、制定法规或条例……林林总总影响铁路收益的事务。我也审理无数的案件，有些甚至卷入老雇主--芝加哥市政府。即使同事们如此友善和体谅，我仍清楚自己终究不喜欢这个工作。要求我偏袒铁路公司来对抗工作时受伤的员工或搭车的乘客，对我来说是难上加难。我希望公司能帮助那些人，索赔代理人拉尔夫·理查兹也是同情弱者的人，他在处理这些事务上帮了我许多的忙。我们都希望在公司不需付出太大代价的情况下，帮助这一大群人。不久，理查兹转任防止意外事件的工作岗位。他提出的政策使许多人免于伤残或死亡，而且大部分的政策已并入当今的法律中。年的美国铁路工会大罢工发生了，这是美国史无前例的铁路罢工事件。尤金·德布斯是组织的领袖，他聪明、机警且勇敢。罢工的原因是要求较高的薪资和较好的环境，但被公司所拒。这时我到西北铁路公司已经两年了。我知道这个劳资纷争很难解决，也了解自己的立场特殊。我希望也相信劳工们会赢得胜利，多年来遇到罢工问题，我一向抱持这样的态度。并非认为劳工比雇主善良--人通常都是自私和不讲理的--而是为了极度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所以我对劳工争取更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努力，总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我的义务是站在铁路公司这边，但当罢工越演越烈时，我必须选择立场，否则他人将质疑我的忠诚。过了几天，我的名字已被列在全国铁路调解委员会的名单上，代表公司协助处理罢工问题。我立即拜访其他法律顾问和总裁--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也信赖我。我告诉他们我的感受和为难之处。他们听完之后，表示不会勉强我加入委员会，并且完全信任我将保持中立和对他们忠诚。我自认为应该辞职，因为铁路公司有权要求我配合他们的政策。但他们极力安慰并挽留我，我因其信任和好意而留任。但我明确表示：若有任何问题导致他们感到为难，我将再考虑辞职一事。罢工情况日渐严重，全国各地的铁路交通纷纷中断，火车调车场停满了停驶的运货火车。大城市和一些小城镇的警长、副警长都出动了。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个僵持不下的局面。我希望支持西北铁路公司，但心中又不免同情罢工者。当时的芝加哥市长是约翰·霍普金斯，州长是约翰·阿尔特吉尔德，他们二人是民主党员，而郡长是共和党员。依照该州的法律，市长之于市、郡长之于郡有维护治安的责任。州长有权出动部队--但唯有在州议会休会期间，应郡长或市长之要求的情况才可以。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克利夫兰。芝加哥和其他某些城市的调车场里，有很多货车遭到焚毁，双方都宣称是对方所为。一天晚上，我到某一调车场，目睹了烈焰中燃烧的货车，聚集围观这场破坏的群众，多数是小男孩和年轻男人，其中有很多是曾发誓维持和平的议员。群众伫立着凝视熊熊火焰，没有人愿意灭火。我假想他们离水源太远，无法取得足够的水--但我不敢确定是否真是如此。是谁放火烧车我并不知情，但很高兴看到调车场里的大部分民众同情罢工者，那些民众也是劳动阶级，总是自动站在罢工者这边，就像富人站在富人那边一样。我相信宣誓过的议员里，有很多人支持罢工者。我也看到过许多警察、官员和国民军，也表达了对罢工者的同情。但绝大多数支持罢工的是穷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袒护自己阶级的后果。这种情形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屡见不鲜，如法国大革命，和其他诸多我不曾通过经验或书籍得知的、较小型的政治或社会动乱。工业竞争承袭了战争的态度和心理，劳资双方都做出平时不敢做的事。事实显示，所有罢工和对罢工的抵制都显示出战争心态，我们必须以这个角度来论断利害。当我站在草原上远观着火的货车，内心一阵悲哀。人只要受到些许压力，就退化到原始的野蛮状态！这个感觉日后一再浮现。罢工尚未扩大前，铁路公司已向联邦法院申请对罢工者的禁止令。我向来不认同劳动禁止令。维持和平是各州警方的责任，但公民有权决定是否罢工。发生暴力事件时应让警察部门处理，而非法院。之前我未曾处理过罢工的相关案子，但就我所受的教育和本性的倾向来说，我对收到禁止令的人们有着无法动摇的同情。就在我目睹烟雾中燃烧的货车之前不久（也就是罢工尚未扩大前），铁路公司便向联邦法院申请禁止令。铁路的“共同管理协会”委任爱德文·沃克为律师。他是一位聪明机灵的律师，同时担任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共同法律顾问，也是芝加哥和美国各地大公司的代表。火车时刻的延误日益普遍，邮件递送也被耽搁了，铁路公司把邮件放在任何有可能寄发信件的火车上。罢工者的律师经常劝告领导人让邮政火车通行，但邮件依然延误。禁止令由美国政府发布。政府指定沃克为起诉铁路工人的特别律师。所以，他同时是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的共同法律顾问、铁路共同管理协会的律师，又是政府的特派律师。我认为此事极不公平，政府也必须为美国铁路工会委任律师才对！后来，铁路工会由他们在印第安纳州的一名常任律师，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名律师威廉·欧文代理诉讼。禁止令发布后不久，工会领导人德布斯和许多人前来邀我插手此事。我不该接受的，因为它不但牵涉广泛，也会令我忙碌好一阵子而毫无其他好处。然而，我确实站在工会这边，每当我看到穷人们为争取权利而放弃工作时，实在毫无拒绝帮助劳方的借口--除非为了私利。于是我拜访铁路公司总裁马文·休伊特，表示我将受工会之托承办此案，而放弃原先职位。我也告诉他，找一位政治观点和铁路公司利益一致的人，会比我留任更好。他诚挚、恳切地聆听我的心声，并同意我去做我认为是对的事，并请求我在这段期间与公司保持联系，他将持续付我半薪。我们这种关系维持了许多年。休伊特大约于1920年过世，我们一直是很好的朋友。于是我辞掉工作，在美国铁路工会大罢工期间担任德布斯委任的律师。我不想也不该接受这个职位，但委实找不出理由拒绝帮助他们抗争。禁止令发布不久，在我离开西北铁路公司之前，政府特派律师沃克拍了电报给美国总统克利夫兰，要求联邦部队前往芝加哥，他在州长、市长抗议声中，并且在毫无合法权利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美国宪法同意总统应州议会之要求，或州议会休会期间应州长之要求，可以派遣部队至该州，但似乎没有人理会宪法--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对于这种事情，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愤愤不平。我知道人若真正激动起来，便无视法律、常规和惯例，只求达到目的。世界大战即显示了人们在过激时，完全失去自制和秩序。州长阿尔特吉尔德坚持没有派兵到芝加哥的先例，事实上也的确没有。就算总统有法律上的权力，事实上并不需要出动联邦部队，因为既无暴动或失控，也无对法律的公然违抗。只不过到处看到一些人集结，因意见不合而争论--这种景象平时也经常发生。的确有不少货车在郊区遭到焚毁，但这是武力无法阻止的。这也并非出于无法控制的失控场面，何况警方一直掌控全局，根本没有动乱的迹象和机会。派遣联邦部队只是做个样子，而且它还是违反宪法、州法和人民自由。军队抵达后便像警察、官员和市民一样站着，直到他们的出现显然无济于事时，才被召回。德布斯和工会的所有干部都接到禁止令，禁止令内容不得而知。要视政府从推论中引申出多少推论？推论到什么程度而定。但是，禁止令、军队和新闻媒体反倒常常使得罢工团体立于不败之地。我无意再讨论罢工事件的是与非。工人集体离开铁路公司，抗议工资减少、工作环境恶劣。铁路公司不愿让步，因为它会使铁路营运的成本增加。双方都没有错，只是我期望工人得胜。工人薪资无从界定，他能得多少由他可以争取多少而定，几乎所有薪资问题都是以这种方式收场。德布斯和他的执行干部除了收到禁止令，还被联邦大陪审团控告共谋，就像其他相同性质的控告，都是使用一些笼统的字眼，以掩盖它不成为犯罪的事实。对保护人身自由仍感兴趣的人，不妨研究美国的共谋法。近40年来法条仍不断增加，使得个人自由备受威胁。共谋法把轻罪夸大为重罪。如果一名男孩偷了一角钱，只要付些罚款就可以释放；但若两个男孩协同偷窃一角钱，两者皆会因共谋罪而送进感化院，孩子们常因为类似情形而被关。若A被控告，另一名共谋也被起诉--或者未被起诉前，州检察官可以在被告不在场时，证明A告知B，B告知C，甚至C告知D，D又告知E……用完这26个字母后，再列出一长串人名，只要他愿意的话。为了令这些传闻或闲话具有效力，检察官将告知法院，他一定有办法证明被告清楚这些谈话内容，或者认识那些人。依此，法官认为证据可以采纳。但若检察官串联不成，法官则不采纳。经过数星期或一个月，申请将被撤销。到那时，撤销与否已无关紧要，因为陪审员已得到更多信息，心中早有定论。究竟是哪件事情促成此定论，没有人知道，甚至陪审员自己也不知道。这些由法院引用的共谋法已行之久远，只有靠爱好自由的男女人士出面做全面的抗议，来反对这些统制心态--它已击碎法律、条例这些用来保护个人权利的防护之墙。人民的自由本是受到联邦政府及各州法律的保障，但这些法律却因法庭的诡辩和武断引用共谋法，而变得支离破碎。唯有爱好自由的想法深植每个人心中，自由才可能普及。可惜，财富以及对财富的渴望，凌驾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之上。第8章　勇者德布斯一群朋友陪着德布斯到伍德斯托克监狱，结果全被挡在门外。在他服刑期间，火车每天载着满满的访客前去探监-- 没有一处像伍德斯托克监狱般如此吸引民众。如同其他罢工事件一样，这次铁路罢工终究落幕了。美国铁路工会瓦解多年之后，工会会员仍遭到抵制，他们被迫改名换姓，四处找寻工作机会。罢工结束后，德布斯和其他会员被法院传唤，格里高里同意和我一起参与这件案子的辩护，他是我所知道的一流的律师之一。他情感丰富且富有同情心，致力于争取自由，并且一向为穷人和受压迫者仗义执言。格里高里的业务也很好，能力和知识也备受肯定。他曾任美国律师公会会长，法律造诣在各地皆获好评。数星期后审判终结，但其中有1名陪审员生病，政府要求解散此陪审团。我们提议由其他11名陪审员做成决议，但被法官所拒。当该名陪审员被解职后，我们才得知陪审团以11∶1赞成而无罪开释。我们多次要求此案依此审判，但努力许久，法官仍坚持拒绝。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邦法官伍兹，以相同的罪名和证据审理此禁止令案件。他在长时间思索后判定：德布斯和其他人犯了违反禁止令之罪。在整个案子中完全没有他们使用暴力或煽动性言辞的证据，德布斯却被判6个月拘役，其他人被判3个月。我们将此案上诉美国最高法院，莱曼·特伦布尔知悉后自愿和我们一同辩护。他曾是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曾担任国会参议员多年。他参与安德鲁·约翰逊弹劾案的表决，成功地帮助约翰逊免于弹劾。特伦布尔拟定《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也是当时许多重要法令的制定者。他和我们一样主动协助德布斯，分文未取。美国铁路工会的财产早在诉讼前就花个精光了，如同所有（或25年前）的罢工事件一样。最高法院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判德布斯有罪。这个判决使强权的势力更为嚣张，它留下一个判例：在罢工案件中，可以不经陪审团的审判，就将被告判刑入狱。最高法院毫无异议地通过此项判决。当时，霍尔姆斯和路易斯·登比茨·布兰迪斯尚未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德布斯因“协助同胞”，而被发至伊利诺伊州伍德斯托克监狱服刑。他完全没有坐牢的理由，从来没有人为了试图帮助被压迫者，而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理想主义者长时间地投入活动后，总被他人轻易地找到把柄。一群朋友陪着德布斯到伍德斯托克监狱，结果全被挡在门外。在他服刑期间，火车每天载着满满的访客前去探监--没有一处像伍德斯托克监狱般如此吸引民众。德布斯出狱当天，一火车的友人由芝加哥来到伍德斯托克迎接他。是夜，巴特利的大会议厅被他的崇拜者和支持者挤得水泄不通，这群狂热的群众将他们的爱和忠诚表达无遗。在伍德斯托克的入狱，使尤金·维克多·德布斯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劳资双方都没有人有兴趣去了解事情的全貌。双方都知道：德布斯是为了劳动者和穷人的利益抗争而被判刑。这只是世界各地阶级奋斗的一例，没有人该为此受到责难！其实，这整个事件也没什么好奇怪，它只是表现了人类的原始本能和潜在情感。它是人生经验之一，带来希望，也带来失望。希望，是发现世人夸赞一位为理想而奉献的人，他勇敢地为同情他人而受苦；失望，是发现人多半为感情和情绪支配，他憎恨、责备别人，就像去爱和支持他们一样容易。这点实在令人泄气。生而为人就具备感情、情绪，这些结构不可能改变，也正是它们使得人类无法做任何改变。德布斯一直是我的偶像。或许在另一个时空中，曾有较德布斯更为亲切、和蔼和大度的人，但我不曾听说过，也未曾在书中看到过这类人。德布斯出狱后，旋即成为美国社会党的领袖，我并未在政治上追随他，我不相信人类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但我极度关注他的一切。他不仅拥有以上描述的性格，甚至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从不畏惧任何事，如初生牛犊。美国介入世界大战的事实，使我与德布斯之间有了分歧。我认为应该加入同盟国，但德布斯厌恶任何形式、任何原因的战争，他认为美国应该旁观。我十分确定他同情同盟国，至少，在他发表演说而再度入狱前10天，是这么告诉我的。德布斯在大战期间很少对此发表看法。我想，假使露丝·史多克夫人没有被控反战，德布斯也就能逃过这一劫。史多克案十分荒谬且罪证薄弱，法官和陪审团又极端偏执（大战期间都是如此），史多克夫人终被定罪。德布斯立即以最强烈、有力的言辞发表演说、提出抗议。后来，史多克夫人上诉，较高法院撤销此判决，她并未坐牢，也未再受审。我对德布斯的诉讼无能为力，他和其他反战者一样，知道我对战争的观点，因此甚至没有要求我参与此案。虽然我强烈支持美国参战，但仍觉得法院在他们的恐怖审判中必然是疯了，否则不会做出那些令野蛮人也不齿的严厉审判，或者该说，那是令文明人蒙羞的判决！德布斯受审、定罪的这个案子，罪证十分薄弱，但他坚持在陪审团前答辩。他说自始即反战，一向极力阻挠美国参战，也必将持续反战到底。在此情况下，陪审团除了判他有罪外，毫无选择余地，我想德布斯也知道必然被判有罪，他可能认为监狱才是栖身之所，他要伴随数千名被政府以莫须有暴行起诉的人们。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期间把某些人拘禁狱中是必要的，但他们多数是比处理这些重要冲突的人士，更为正直和高贵。大家都清楚多数受害者是高尚、纯洁、善良的人，不该受此煎熬和侮辱，应在战后立即赦免。事实不然，工商业的影响力利用了战争。战后，商业势力使得每个州几乎都通过“间谍法案”--它以振兴大企业为名，实则为了压制人民对公众人物和政策的公开或私下批评。这些法律否认和违抗先烈努力为美国争取自由时订立的原则。对这些出于良心而反对参战人士的待遇--尤其是在战后--使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的智慧和理想主义留下污点。威尔逊是我最欣赏和尊敬的人士。德布斯坚称只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所以拒绝请求赦免。他坐了3年的牢，许多人为他的特释奔波许久。后来，我未与德布斯商量就径自奔赴华盛顿，会见司法部长米切尔·帕马，大家认为他是“贵格派”（Quaker）教徒。我表明此行目的，帕马愿意帮我协助德布斯，并问我是否代表德布斯。我回答，若他坚持要我得到德布斯的委托，我将赴亚特兰大监狱与德布斯商量。他说，那就去吧！当时正值盛夏，路途遥远又艰辛。我一大早抵达亚特兰大，即刻前往监狱。我与典狱长素不相识，但他告诉我，曾和我的好友伊利诺伊州监狱典狱长麦劳利共事许久。我说明此行是为德布斯而来的，希望能单独见他，原因是我听说德布斯在狱中受到恶劣的对待，为了消除疑虑，想知道他本人的说法。典狱长爽快地答应了，并让我使用他的私人办公室。德布斯很快就来了，他热诚地和我打招呼。他和典狱长的关系似乎十分融洽，于是我向典狱长说明：他无须离开办公室。我们3人便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监狱、刑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不知不觉已近中午。我赶不上午夜之前的火车，便决定在全亚特兰大、全美国最有趣的地方多待一晚。典狱长邀我到家中共进午餐，他还为德布斯的无法同行感到遗憾。餐后我表示：如果可以，希望能在牢房里和德布斯谈话。他马上应允并亲自带路，并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我当然请他留下。德布斯住在6人间的大牢房里，隔着牢房铁栅栏，前面是开满漂亮花朵的花园。和他同屋的一位是南方的山地人，温厚、淳朴而友善，他只不过将麦子酿成威士忌，仅此而已，他真的无法想象竟会成为阶下囚。我也无法想象，自认文明的人类竟会建造监狱！另一位是北方的商人，他因欺诈而遭起诉。此外还有两三名囚犯。囚室弥漫着快乐家庭的气氛，当然，这是因为室内阳光普照，以及德布斯的亲切和慈爱。我们各自坐在木箱、床或椅子上，如同好友般坦诚交谈经验、期望和梦想。监狱是做这类反省的好地方，因为可以不受日常事务的干扰。德布斯针对我的问题说，他不愿向政府做任何要求，也无法做任何承诺，但如果我愿意帮助他出狱，他会铭记、感恩在心。“真的，这地方还不坏，我可以看看美丽的花园。前面的这些铁栅栏，我从来是视而不见的。”他说道。德布斯受到同囚者的爱戴和崇拜，他总是全力帮助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他一直拒绝做较轻松的工作或接受任何礼遇，如沃尔特·惠特曼所说：众生平等。我依依不舍地向德布斯告别，在典狱长家晚餐后，便乘火车赶回芝加哥。一到芝加哥，我立刻打电话给帕马，希望德布斯立即获释。然而我失望了，这需要更多的工作和更漫长的等待。威尔逊总统和帕马错失一个绝佳机会，来表示对德布斯及数十名因良知、人道而踉跄入狱的人士迟来的谅解。这直到哈丁总统和多尔蒂执政后才实现。我并非上述二人的支持者，但每当我想到德布斯的获释，就会想起他们的厚道。事实上，没有人是绝对善良或绝对邪恶的，每个人都有缺点。后来，我偶然邂逅多尔蒂。我向他表示：永远不会忘记德布斯因他的仁慈而获释。他则答道：“不，不是这样。哈丁总统要求我调查此案，决定是否开释德布斯，我便请德布斯先生在没有警卫陪同下只身来华盛顿见我。我们在办公室谈了许久，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好的人。”他又补上一句：“你若写信给他们，别忘了代我向他、他的夫人及兄弟问好。”我过去总是赞赏威尔逊而不欣赏哈丁，这是指我对他们处理政治事务的评价。然而，是身为学者和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总统与“贵格会”教徒的帕马在位时，把德布斯关了起来，却由哈丁总统和多尔蒂为他打开狱门。每当我想到哈丁或多尔蒂，总会告诉自己：是他们特赦德布斯的。第9章　我的犯罪观我认为，处理案件必须深究人类动机、行为和生活调适等根源问题，而非盲目地漫谈仇恨和复仇，以及复杂、含糊的 “正义”一词。我在1894年重张开业，此时，我已无须担心业务的好坏，因为我的业务范围涵盖各类诉讼。开业之初，我只想承办民事案件，但无人能掌控命运，律师也不例外。一个人是愿意站在政府立场受理禁止令，控告德布斯和其同事？或者以铁路公司的立场来承办此案？这要视其对公共政策的看法而定。我和大多数律师一样，对刑事案件较不熟悉，但因德布斯希望我为他辩护，我尽力而为。这个审判当然引起全国上下的注意，由于我辩护成功，其后便开始接办劳工案件及刑事案件。不久，我担任全国木工协会总裁托马斯·基德和其追随者的辩护律师。他们被控共谋罪，原因是，他们发起威斯康星州欧撒克大型窗框和制门工厂的罢工事件。劳资双方都非常痛苦，小区内的富人站一边，工人则站在另外一边。西北部各大报纸对此事有非常详尽的报道，在此，我不详述这个案件的细节。它是对罢工工人提出共谋控诉的最早案件之一，陪审团成员来自各地，经过简短商议后，做出了“无罪”的判决。此后，我忙于各类诉讼：劳工案件、罢工、征收、声明、刑事事件和许多交付仲裁的争讼。最初，我以一位“好”律师的态度--参加所有律师协会的集会并维护大企业权益--开始承接刑事案件。我对刑事法庭中出现的悲剧、伤心和失望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刑事案件一向颇受新闻界的瞩目，生命中残酷和不愉快的一面，总是比愉快的一面占到更多的报纸篇幅。这必然是由于人们乐于听到或读到他人的困难遭遇，或许人们下意识觉得：当别人往下跌时，自己就能往上爬。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些遭遇困扰或被起诉的人们便蜂拥而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我无法对自我这个特殊的有机体负责，由于细胞的某种排列组合，使我无法拒苦恼或痛苦的人于千里之外。确实，由于丰富的想象力，我能设身处地地和他人一同感受苦痛。也唯有帮助他们，我才能帮助我自己。说也奇怪，我越来越喜欢为被控犯罪的人辩护。这已不再是官司输赢的问题，我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感到兴趣盎然。这不只是和对方律师、陪审团的诡辩，或争取、保有当事人的钱财以分得我赚来或省下来的毫厘。而是面对着生命--它的希望与恐惧，它的渴望与失望。我认为，处理案件必须深究人类动机、行为和生活调适等根源问题，而非盲目地漫谈仇恨和复仇，以及复杂、含糊的“正义”一词。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研究人们所谓的“罪”。如果不讨论它，等于忽略我最关心的“思想”和“情感”问题，这两者也是我在法院里的主要行为。我们都知道，人的奋斗和理想只是他意识生活的一小部分。天体在固定轨道上运行，和其他天体间维持恒定性、规律性的关系--我们称之为“定律”。如果我们不用望远镜而用显微镜，将发现另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世界，但它如同望远镜所呈现的景象一般，令人惊叹。没有人会将自由意志或动机归属于物质世界。然而，人或动物的行为，和物质世界之星体运动相比起来，不是显得更无常吗？人不该为自己的出生和早期环境负责，也没有人该为童年所受的教育质量或欠缺教导负责，而这些教育却可能塑造他的宗教观、政治观或生活态度。我们知道除了人之外的动物，它们的行为由冷热、饥渴和性欲因素所决定。鱼和鸟类在固定季节迁徙数千里，或许是繁衍后代的本能驱使。而这些因素同样影响人类，也影响着千万种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动物。人的行为由动机所诱发、引导或鼓励。“因果定律”贯穿全宇宙，尤以人类为甚。古时候，人们认为疾病是恶魔附身所致，唯有赶走恶魔，病人才能痊愈。据说耶稣将恶魔由受苦的人身上赶走，使恶魔附身在一群猪身上，结果这群猪跳进海里。奇迹是宗教之源，也是医药之源。了解“因果定律”之后，医生才开始研究疾病和其原因，再找出预防和治疗的方法。任何一个聪明的医生也得先找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由于因果关系不易发现，经由普遍的观察后，人们便认为行为--“心灵”的外显是某种或某些原因所致。大部分原因十分明显，少部分则仍然在人类知识范围之外。把所谓的“罪”孤立出来，成为人类行为中“无因”的事件，实在是努力研究并想了解犯罪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事。虽然人们还是以厌恶、仇恨和残酷的态度看待罪行，但是对罪行已有更“新”的了解。人类有满足需要和欲望的天生本能，在满足这些本能时，常会与禁止他得到满足的障碍物发生冲突。禁止的方式不一，但必然不是由规则和道德戒律决定，因为它们经常更改。只要新的欲望出现，便会修改规则，以满足新的需要。婴儿诞生时对事物不带任何思想，不知何事该禁止。他只是“人”的生物体，还具有些最原始的本能。他没有本能地意识到，不应该以所有能发现得到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狐狸走过森林寻找食物时，看到一只鸡，不管鸡大叫大啼，它本能地抓住鸡、杀死并吃掉它，以便延长自己的生命。所有低等动物都遵循相同途径生存。本能告诉它们需要什么，它们便不择手段获得这个结果。小孩像是动物，看到想要的东西伸手便抓。假设他喜欢糖果，只要一发现糖果就拿走，就如同动物发现并取走它意欲之物一样。不久，小孩观察到钱可以买到糖果，于是设法先找到钱，再带着它去买糖果。本能的感觉没有告诉他这样做的对错，只有经过缓慢、耐心的教导，他才会学到“可以”或“不可以”用某种方式取得金钱。至于不能用某些被禁止的方式取得东西，这种规范，小孩并非在出生时就本能地知道。唯有通过特殊训练，小孩才会对以“某些方式”取得东西而有“做错事”的反应。而当他在接受教导期间，不断有一种冲突存在于以下两者之间：以自然方式取得东西的渴望，以及教育告诉他那样做是错的。不管教育、训练多么精良，人难免有忽视限制、遵循天性的时候。一般人最可能的行窃时机，是在自己挨饿或家人即将受苦之前。但多数人在情况不到这么严重时，就去行窃了。多数人不知道界线究竟在哪里。它由禁止的约束力，个人需要和渴望的强度而定。显然每个人的界线不同。刑法对于看似极为明确的行为限制并不满意。大多数人无法区辨偷窃和欺诈的不同，只不过，少数人认为欺诈是比较懦弱的行为。什么叫欺诈呢？如果查阅所有法律书籍，将发现法院间的意见有无数的冲突，由法官对此特定行为的分析结果而定。法律认为人有权“吹嘘商品”，意即吹嘘他贩卖的商品价值比实际要高，或质地比实际更棒。他可以用广播，加上巧妙的广告字眼，使人们去买不需要或负担不起的商品，还自以为捡到便宜。基本上，这就是欺诈，公开进行此项行为，只为了得到他人的金钱。在道德上，这与公然偷窃或夜盗私宅有何区别？有些虚假的陈述触犯了法律，有些则没有。法律并不要求处罚所有不诚实的行为，因为，如此不仅严重干扰商业，实际上也不可行。诚实与不诚实间的界线狭窄且不断变动，只有最机灵的人躲得过刑罚。人的感觉个个不同，有些人在贩卖商品之前，会仔细了解它的优缺点，并且站在购买者立场问自己是否会买--当然，这类人永远都成不了富商。监狱里的人都很穷，他们对财物的需求想必十分迫切，而他们的渴望与他人并无两样。“需要”和“禁制”间的挣扎使他们触犯法律，他们在较好的环境中会去顺应法律的。人做某事与否，都有一股强烈的动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需求”、“需要”的意义都是有弹性的。在这个年代，谁算穷人？谁又是富人呢？过去的人根本不敢相信有百万富翁存在，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拥有百万金钱只能算是穷人。富翁放眼皆是，他们累积财富如此迅速，花钱如此浪费，这使得为单纯地满足最根本的生存需要而艰苦奋斗、辛苦存钱的人们，激起嫉妒和恨意。致富的方法层出不穷，各阶层的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渴望，也使得过去无法参与金钱游戏的人们，产生全新的想法。至少，有些人会发现“禁止”已不足以抵抗渴望。或者，人们会自问：若注定永远身受重重限制并且自我克制，这人生是否还值得一活？盗窃和抢劫在艰难的时代是层出不穷，在罢工和工厂停工期间亦然，经济危机、商店和工厂关闭时更是大增。它们出现在冬季多于夏季。但假使每一处的生活条件平等、公平并且容易些，我想，上述犯罪行为应会绝迹才是。第10章　可怜的孩子们从最单纯的小罪行到入狱，最后坐上电椅，这条路又直又窄，就像其他孩子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样。这该怪谁呢？若说这只是一个“运气差”的人犯的错，是违背逻辑和常识的，也不公平。除非犯罪者有选择成长过程的自由意志，否则“刑罚”无法令人接受。对于这个问题，生物学的研究可供参考。个人存在之始是在受精卵里，从此之后，这逐渐成长的生命有了许多的变化。重要及大部分的性格是在孩子出生前就已形成，人体组织潜在的强壮或脆弱早在胚胎时期决定了。如果受精卵只有孕育侏儒的能力，日后就不可能发展出强健的正常人。身体状况是如此，心智和其他资质也是如此，心智是身体活动的呈现。人的本能和性向或许也在生命开始的源头就已决定，胎儿无法控制决定。性别决定于出生之前，且对生命的发展有重要的支配力。人无法选择父母和早期环境，而这两者对生命有全面性的影响。有些人生来贫穷，有些人则富裕；有些人生于聪明的父母，有些人则相反。生命的最初几年对儿童发展至关重要，这段时期形成的习惯，将决定他们日后的行为。他们必须立即接受教育--由了解孩子天赋和倾向的聪明人来教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的确是个真理。父母和老师必须仔细观察儿童，确知他的心智倾向和最好的资质加以训练。训练的目标在于培养其自立的能力--技能和心智两方面的自立。儿童离开学校或家庭前，都应具备最佳的智能和体格发展，以面对未来的世界。目前实施的义务教育无法实现上述功能。在儿童没有接受该种教育的能力和倾向时，强迫他入学，非但无益甚至有害。它没有教育功能，只助长孩子的反叛心理和使他产生自暴自弃的思想。有时，儿童看到别人做他不能做到的事，就以为自己较他人差劲而心生自卑。儿童生来就有比较适合某些职业的潜质，他们可能不爱念书，但喜欢动手做桌椅或汽车。富裕和贫穷人家的小孩都一样，喜欢看书的并不多。心思敏锐和观察入微的父母、老师都可以轻易发现，儿童喜欢用手去游戏或做事。假使他们改变喜好、兴趣，训练的课程便要随之改变。现代都市中，手工艺学校和其他学校的比例，可能只是1∶10。理想的情形应该是完全相反，训练手工艺的学校和教授读写、算术、文法及其他不重要科目的学校，比例应是10∶1。如果一所文法学校宣布，学生在汽车工厂、电器门市工作，或学做木匠、砖匠的工作，可以抵学校的学分，所有班级都将面临解散。书和教育是后来才加诸儿童身上的。事实上，就算是大人，也只有少数是爱看书的。如果你怀疑这点，不妨看看邻居或是自己的藏书有多少。初生时，每个婴儿都是同等的“好”或“坏” （如果一定要用这两个字形容的话），没有一个是绝对好或绝对坏。即使某两个男孩最初看来相仿，多年之后，可能一个在监狱，另一个在国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有两种原因：一是天赋不同，二是训练与机遇不同。若是天赋的影响，那么不能对两者加以褒贬。若是训练与机遇的影响，个人无需对结果负责任。而大多数人都经过训练，经过良好训练后，大都学到一技之长，即使是白痴。牧师、大学教授、木匠、蒸汽火车修理工，或其他有一技之长的人，少有犯罪入狱的情形。几乎所有罪犯都是因童年时代和早年生活没有好的机会或任何优势。如果这不是他们犯罪的原因，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原因。在班上成绩落后的孩子，很快就产生自卑感，这种心态将跟随他一辈子。他不愿上学，因为学校老使他缺陷毕露无遗。他逃学又被迫回去念书，致使他心生憎恶。学校对一般学童来讲，是一个极其无聊的地方，上课时巴望着下课游戏时间，之后又等着放学。当他离开教室，可以找到许多和自己一样自卑的同伴。以上所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的遭遇。父母本身没受教育，无法辅导下一代。富人则可以为不会或不想念书的子女找到其他出路，子女可能成为股票经纪人或经营其他事业，以适应生活环境。入狱者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适应环境。他们受过义务教育之后，就不再接受任何职业教育或学习做生意，以帮助自己适应严酷的现实世界。入狱者多来自大城市，他们从小就有各种类型的玩伴。他们的游乐园就是大街小巷，这些空旷的地方是大城市里的穷人最容易找到的。他们闯进无人居住的大厦，偷一些铅管卖给收破烂的人，穷人家的小孩还能用什么方法拥有些许属于自己的钱呢？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零用钱”。小时候这些微不足道的赃物提供了刺激感，长大之后，他们自然寻求更大的刺激感。他们常在街上打棒球，认识了附近的警察。只要有一点点小过失，就被列在黑名单上，带到警察局或少年法庭。他们希望和其他儿童走一样的路，可是却不得不走上现在这条路。从最单纯的小罪行到入狱，最后坐上电椅，这条路又直又窄，就像其他孩子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一样。这该怪谁呢？若说这只是一个“运气差”的人犯的错，是违背逻辑和常识的，也不公平。以上并非单一个案的故事，几乎是所有走在黑暗、混乱迷途中的人共同的经历。而这条路将朝向耻辱、绝望，甚至电椅上的死亡。任何有思考能力和愿意做研究的人，都了解上述事实的真确性。然而，聪明和慈悲的人们却找不到任何防止犯罪之道，只会把数不尽的痛苦、贬抑和报复加诸受害者身上，而他们不过是我们自以为傲的“文明”的产物。这些儿童看到富家子弟的奢华生活，这些在他们的世界里，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常常问自己千百种问题，然而总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大部分的犯罪，都涉及侵权行为。除此之外，监狱里有越来越多狂热禁酒主义人士的牺牲者，也就是沃尔斯特德法案的受害者。这类罪行都该归咎于禁酒令本身。除非“沃尔斯特德主义”消失，或者人们起身为保有个人权利而奋斗，否则，受害者将接连不断。有些受害者在狱里苟延残喘、了此残生，有些则被“慈悲地”处死。法律制定者不是学者，他们是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不经研究或思考，只是吵嚷着要求更严重、更粗野的惩罚。他们心中充满恨。事实上，谋杀者并非如同小说、寓言或恐怖的现代侦探小说描述的那样变态（除了少数几位），而无法找出典型。人们把监狱变成活坟墓，里面住着一群命运已定的人，活在无止境的绝望当中。一个被推入这种折磨之屋的人，在墙上看到一行字：“此地为希望所弃！”难怪人们会选择杀人来逃避被捕和坐监的生活。他们知道这个行径大都难逃一死，但宁愿冒险而不愿面对牢狱的折磨。杀人事件里，数量占第二位的是发生在夫妻、男女情人间，或复杂性关系的情杀，多半都起因于嫉妒。监狱对此完全帮不上忙，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意后果，经常在法律判决之前，自己已企图自杀，甚至为自杀不成而失望不已。合法的离婚可以避免很多悲剧，它给予人们解除不愉快婚姻的权利。人们谈到“罪犯”，如同他们全然迥异于“好”人，生来是为了让别人享有憎恨他们的乐趣。以憎恨为乐的人，恰似狩猎、追捕无望的濒死动物，作为舒解情绪的出口，以满足自己的嗜血渴望。如前文所述，财产犯罪出自人们取得某物的渴望，被限制以“某些方式”才能取得，此外的获取方式都为法律所禁止，因此被认为是邪恶的。难道只有罪犯才有拥有对某物的渴望吗？“本能”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并且相同，只是有些人的情绪比较容易控制，实现渴望的冲动不那么强烈，或许可以克服横在途中的障碍。有些人可以借由其他事情来中和压抑和冲动。然而，每个人的原始情绪依然存在。所有人都有杀人的情绪反应--当他强烈讨厌某人，便不自觉地希望对方早早升天。我虽没有杀过任何人，但看到某些人的讣闻时，还觉得蛮高兴呢！人想拥有某物，又无法以其他正当手段取得时，贼心便起。机器的出现使得生产更加容易且成本更低。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机器做了大部分的事，一大堆人因此失业了。即使受雇，他们仍大多贫困且生活在造化不佳和失去工作的阴影中。在为了免于富庶而经常限制生产的当今世界，仍有多数人还在为基本生活奋斗，永远担心出现额外的开支。他们不得不工作更久、更辛苦，来获取较好的生活。现今，在生产量如此庞大的美国，如果分配更为平均、公平，使每个人的生活能过得更好，无疑，生产量可以双倍于当前。假使真正有用的劳工能得到公平待遇，我想闲人、懒人、投机者，甚至白领阶级、生意人都愿意做个工人。在各种行业中，不到一半的人是真正“有用”的。具有高度智慧和理想的工业首长们，如果了解社会的结构，关注“财富分配”的精力等同于留心“提高生产”，匮乏和犯罪终将减少。可是他们正好相反，法律制定者和有影响力的人，只想到更严酷的法律与更骇人的行为。预言家、学者、先知和科学家等都学到了一点：人不能被畏惧所控。要用这个方法来控制人，等于是在尝试其他更好的办法前，先承认失败。无疑，有些人因为心智或身体上的缺陷，必须和其他人隔离，但如此做时，不应该基于报复和仇恨的心态，而是以友善和体谅的态度。所谓拯救罪犯，分析到最后就等于是挽救儿童，如果我们能挽救当下的罪犯（与其罪行），同时也挽救此项罪行可能的受害者。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获取了种种知识，但竟然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延用远古野蛮世界的方法，这真是令人不解。只要继续遵守和运用这类方法，人们便会沦为这些愚蠢制度的受害者，而带来更多的残酷和不幸。用围墙、牢笼和缰绳来制止我们所谓的邪恶势力，就像企图在湍急的河流中筑坝挡水一般，水终究会渗透出来或找到另一个出路，或者淹没水坝，彻底将其冲毁！第11章　初识布莱恩那一年，我没有帮布莱恩做任何竞选总统的助选演说，而是到处度假，我发觉自己跟随他太久了。但是，似乎上天注定要我再度遇上他。我们在1923年，以很奇怪的方式重逢。在1896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我首次见到威廉·詹尼斯·布莱恩，当时他 36岁，我39岁。此时，美国处于经济萧条期，西部和南部的情况特别严重。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因接踵而来的现实问题而四分五裂。两大党虽然仍因奴隶制度、南北战争和南部11州的脱离等老问题立场对立，但迫在眉睫的新问题，似乎使得两党的紧张情势稍为缓解。美国西部粮食价格的低落使得农人协进会成立，它的主要目的是要求银币自由铸造，并维持对金币的旧汇率（16∶1）。西部各州政府和人民负债累累，土地价格随着粮食价格的滑落应声下跌，西部的负债情形则受到东部各州的支配。那时，全国人民都认为钱币的流通量决定了它的价值，在银币失去通货资格后，金价上升，相对又压低粮食价格和工资。简言之，市场上买卖的各项商品价格下降，债券的实际价值涨了一倍。这又是穷人与富人间的再次划分。西部各州过去多属共和党，现在却因南北战争衍生的问题，而偏向人民党和民主党。年总统大选的势力组合，显然是以是否恢复银币自由铸造来区分。在圣路易举行的共和党大会，提名威廉·麦金莱竞选总统。麦金莱在此之前是银币自由铸造的热烈拥护者，但他不愿这些阻碍他的总统之路，因此在共和党宣布反对银币自由铸造后，他立即表示赞成单一的金本位制。共和党会议宣告此政策后，密西西比河以西各州的参议员和国会议员大多拒绝支持共和党，转而拥护民主党。当时的总统是克利夫兰，正在他的第二任期内。他是民主党员，来自纽约州。他十分坚决地反对银币自由铸造。我不只是长期与民主党同一阵线，更是经常同情社会大众，同情债务人甚于债权人。当时的伊利诺伊州长阿尔特盖尔德正争取连任，率领伊利诺伊州代表团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布莱恩两度为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尽管此州长期属于共和党势力，布莱恩却是金银复本位制论者，年仅32岁时，即在国会上崭露头角。1896年的全国大会中，阿尔特盖尔德州长可说是最为强势的人物。他的演说一向并不从容、流利，此次却克服这些弱点，讲得生动有力。他是个优秀的学者、思想家，也是个正直无畏的人。基本上，他属于行动家，写起文章亦令人信服，他是我在芝加哥遇到的第一位杰出人士。数月后，我们成了朋友与伙伴，一生如此。阿尔特盖尔德在大会上做了民主党基本政策的演说，言辞生动而率直。他不仅赞同银币自由铸造，还主张政治大改革。他强烈反对法院在处理劳工问题时发布禁止令，他称它们为“靠禁止令领导的政府”。阿尔特盖尔德总是勇敢、积极而激进。此时，我坐在讲台上接近演讲者的位置，阿尔特盖尔德的热力席卷而来。布莱恩率领内布拉斯加州的代表团走进会场，以莫顿为首的金本位制支持者，顽强地对抗此代表团。莫顿很有智慧，思想独立，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者。他多年来与芝加哥伯林顿和昆西铁路公司关系很好，他支持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莫顿派的人如何弄到出席代表大会的证件，我不得而知也不愿讨论。像会议里其他代表一样，我根本不关心此事。我支持银币自由铸造--并非因为我认为它极其重要，而是它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这些人需要我的同情和帮助。布莱恩在 1896年民主党大会时没有名气，除了内布拉斯加州之外，鲜为人知。他虽在国会受到瞩目，但年轻的他并不是全国知名人物。他可能期待成为总统候选人而列席全国大会，然而没有人认为有此可能。先前，资格审查委员会否决了布莱恩和其代表团的要求，并拒绝提名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就把这项争论带到大会中，在台上发表他的主张。短短几分钟之内，他吸引了挤满大厅的2万多名听众的注意。他的声音洪亮，很适合在人数众多的场所演讲。他能完全地控制自己，畅所欲言，显然在内布拉斯加州大草原上的家中练习过许多次。他演说技巧绝佳，声音、性格、对群众心理的了解和抑扬顿挫的语句，使他成为演说者中的佼佼者，无人能及。讲台本来就不是公开讨论疑点的好场所，听众希望听到演说者“知道”什么，对他如何知道并不感兴趣。听众希望听到的内容，是他们心中早已相信、愿意相信和希望能够实现的事。我听过无数次极佳的演讲，但没有一位演说者和布莱恩一样，如此影响和打动听众。人们欢呼、大笑和流泪，抱着渴望和期待聆听着，带着绝对的信赖离开。他是政治上的救世主，解除受迫者的重担。演讲结束后，对于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无人会再持怀疑态度。布莱恩果真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并没有获得东部民主党员的支持，也未获最正直、勇敢的阿尔特盖尔德的支持。这并非因为阿尔特盖尔德本身希望获得提名，他出生于德国，因此没有担任美国总统的资格。布莱恩发表演说时，我坐在阿尔特盖尔德的附近，阿尔特盖尔德并没有鼓掌、叫喊，或把帽子抛向空中，只是专注聆听每一个字。他流露悲伤的蓝色眼睛似乎穿过会场，望向那些城市、田野和草原，回想着过去的历史--它记录人们徒劳无功的奋斗，并且前瞻未来尚未翻开的一页，却发现 “未来”正被命运之神迅速地关闭，笼罩在过去残酷、不公和压制的阴影中。次日，我和阿尔特盖尔德讨论大会的内容及布莱恩的演说。他疲惫的脸转向我，戏谑地笑着说：“要赢得真正胜利不单是靠演讲而已，掌声只持续一下子。通往正义之路绝非充满荣耀，而是荆棘遍地、漫长寂寞，充满着伤痛和苦恼。”他又说道：“我对布莱恩的演说内容想了又想，他到底表达了什么？”当时，阿尔特盖尔德正在争取州长的连任，他热切地希望我竞选国会议员，后来，我也勉为其难地接受提名。伊利诺伊州清一色是民主党员，有布莱恩竞选总统、阿尔特盖尔德竞选州长，我自认为当选不成问题。共和党候选人是一名铁路公司的职员，他对政治从不感兴趣，人脉也不广。我在选战期间花了许多时间演讲，但就是不理会自己的选区，从未在此区演讲或拉票。我对当选自信满满，心想所有选票都会是来自支持布莱恩和阿尔特盖尔德的人，他们二人正是伊利诺伊州选战中当红的两位。数星期后，显然共和党员开始密谋且投入大量金钱买票，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那时，没有人质疑我会选上。我也知道，我若选不上，没有其他民主党员可能在伊利诺伊州当选。竞选的最后几天，共和党把筹募而来的庞大基金投向各大城市买票，包括芝加哥市。短短两天之内，很多民主党领袖接受贿赂，组织紧接着瓦解了。随后，芝加哥和伊利诺伊州的选民都一面倒地支持麦金莱。开票时，我发现布莱恩和阿尔特盖尔德在我这个区大败，我的对手则高我100 票左右而当选。只要我愿意花一天时间在自己的选区就稳稳当选了，但我太不在意国会议员的职位，而且又太过自信了。落选后，我的确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根本不想跻身政治圈。我了解谋求官职需要牺牲自主，衡量各方面的得失，我都不该进国会的。我将所有的心力完全投注在律师业务上。接下来几年，我经常在法院辩护各类案件，包括民事、刑事的劳工案件，代表工会出席仲裁法庭，这些工作符合我的感觉和想法，并充满乐趣。阿尔特盖尔德州长落选后返回芝加哥，很长一段时间，对政治抱持疏离的态度。我常想，如果我进了国会之后将会如何？或许大半生都花在追求政治职位和权力上，违背我不踏入仕途的原则。我对政治事务的关心从未间断，但是行事、作为一向都独立于政党的关系和束缚。我鼓励青年关心政治，但不要一开始便执守某个政党或支持哪个政党，要看哪个政党最能引起内心的共鸣而定，或者由机缘来决定吧！布莱恩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州，及美国南方数州都领先麦金莱。大体来讲，他在政治生涯中多半忠于人民，且了解政治及社会问题，但是他的眼界很小，对自己的想法太过自信。他很少看书，更是很少做研究。他认为不需要研究也不需要思考他就能“知道”。他认为，他生命中的琐事由上帝控制，而他，则是被拣选来担负特别的使命。不管他被击败多少次，总确信上帝站在他这边。美西战争时，布莱恩在内布拉斯加州招募一个军团，理所当然地自命为领袖，挂上上校的军衔，兴致勃勃地出兵解决西班牙占领古巴的问题。同时出席一场场的文化讲习活动，向广大群众发表“和平王子”的演说。或许他看不出这些活动之间的不一致。这一点，他和别人无异。我发现，人们若决定以某种方式行事，总能找到理由解释自己的矛盾态度。后来，我们击败了西班牙人，并意外地得到了菲律宾群岛。1900年，布莱恩再度被提名角逐总统，他主张让菲律宾独立。我的意见与他相同，所以尽全力为他辅选，但他却大败。1904 年，他未获提名，但1908年又获提名。这次他显然下定决心避开敏感问题，把精力转向要求“政府担保银行存款”，及“人民直选参议员”这两个问题。他的委员会把多半时间花在分发一本时事论文小集上，内容包括他文化讲习会上的演说，封面印着“和平王子”。他认为这是一份强烈的声明，因为他的对手塔夫脱法官是中央集权论者。布莱恩在选举活动开始前不久来到芝加哥，他要求我去饭店和他会面，我答应了。他希望我为他演讲助选，我问他要说些什么，他说：“政府对银行存款的担保。”我回答，我的问题永远在于如何才能拿到钱存入银行，而不在于提款。他又建议：“谈谈直选参议员吧！”我则回答：“不管他们是如何选出来，只要有参议员就好了。”那一年，我没有帮布莱恩做任何竞选总统的助选演说，而是到处度假，我发觉自己跟随他太久了。但是，似乎上天注定要我再度遇上他。我们在1923年，以很奇怪的方式重逢。第12章　赦免无政府主义者审讯期间，全国上下为之沸腾，结果是陪审团无耻地接受法官的“笼络”，宣布被告有罪，将尼比判15年徒刑，其他人全判死刑。这项判决由该州最高法院裁定，执刑日期也已确定。我住在俄亥俄州阿塔布拉时，理查德法官送我一本阿尔特盖尔德著的小书--《我们的刑法与其受害者》。之前我完全没听说过这本书，全是因为理查德的赠阅而有机会研读此书，并意外地获得了有别于传统的“罪”和“罪犯”观念。过去，我对罪犯有一种模糊的看法，认为他们异于常人，他们是有计划地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邪恶、心术不正的人。对于他们的性格和环境是否影响其行为，则从未稍加思索。这本由当时身为芝加哥法官的阿尔特盖尔德所著的书，书中阐释了法律和执法当局应对罪犯负极大的责任。对这个见解我印象极为深刻，抵达芝加哥后第一位想拜访的人，便是阿尔特盖尔德法官。对于俄亥俄州居民阅读他的书，他似乎倍感意外。他说这本书是自费出版、自费营销，因此极少人知道这本书。当然，他十分高兴我能喜爱此书，并问我很多个人问题，希望我与他保持联络，因此我时常拜访他。阿尔特盖尔德似乎很关心我的业务，并表示时机若成熟，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后来才得知，他在助选克利杰角逐市长时十分活跃。因政治问题前一任的法务人员丢官弃职时，是他极力向市长推荐我接任此职务的。这意味着他视我为门徒和支持他想法的人。阿尔特盖尔德6岁时由德国来到美国，他独立、积极，笃信公义。他非常同情劳工运动，由身兼工会主义者和民主党员的身份而获选担任法官。他总是办案爽快、果决，同情社会上的弱势者。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有着生意人的敏感，随时投资置产，几年之间，就以不动产买卖累积了近50万美元的财富。阿尔特盖尔德在1886年担任法官时，芝加哥正在审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案，此案起因于 1886年5月的劳工全面罢工运动。5月4日晚上，无政府主义者在芝加哥西郊一片空地--干草市场广场集会，这个集会曾取得市政府的同意。但在5月1日之后，因为许多市民不胜其扰，害怕他们惹来更多麻烦，于是市长哈里逊决定于4日晚上亲临广场听取演说内容。他们用马车充当讲台，当晚因天气不好，并未聚集很多民众。后来开始下雨，一半听众逐渐离去。当时，一位曾是“卫理教”复兴会的英国人山姆·菲尔丁正在演讲，市长告诉警察应该没什么问题，之后便回家了。市长刚离开，一群警察便冲上马车，命令他们解散，菲尔丁表示他们正准备回家。那时，一枚炸弹突然由巷道掷向广场，落在这群警察中间，结果炸死7名警察，50 多人受伤。整个城市立刻开始搜索投掷炸弹的人。8名被控谋杀：帕森斯、史比斯、费雪、恩格尔、林格、菲尔丁、施瓦布、尼比。在这之前，很多会议厅和集会场因警察的搜索而关闭。有证据显示，费雪、恩格尔和林格曾有协议，若警察再度搜索会议场所且中断集会，他们将使用暴力维护集会的权利。另有证据指出：干草市场爆炸案的那枚炸弹是林格制造的。菲尔丁、帕森斯、施瓦布和史比斯4个人与恩格尔、费雪和林格并不是熟人。史比斯是一家激进派日报《工人报》的编辑，帕森斯经常投稿，施瓦布则是社论主笔，帕森斯是《芝加哥日报》的印刷工人，时常在激进的集会中主讲，尼比与《工人报》的发行部门有些关系。《工人报》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在芝加哥已发行11年，内容相当激进，此次事件之后仍继续出刊。它的主笔和投稿者经常对一般话题发表煽动性的文章，但是从未遭到当局的为难。以上这些都不足以指证帕森斯、史比斯、菲尔丁、施瓦布或尼比等人，预谋干草市场广场集会中发生的暴力事件。法院同意以《工人报》和帕森斯出版的报纸《警钟》内容为证，也将帕森斯在芝加哥及美国其他城市里的演讲充当证据。菲尔丁在某些集会的演讲和施瓦布的社论也都被提送法庭。法官指示陪审团，如果相信以上种种证据--演说内容和文章促成了炸弹投掷事件，那么，就可以判定被告谋杀罪成立。审讯期间，全国上下为之沸腾，结果是陪审团无耻地接受法官的“笼络”，宣布被告有罪，将尼比判15年徒刑，其他人全判死刑。这项判决由该州最高法院裁定，执刑日期也已确定。数千名民众抗议审判不公，其中包括很多法官和曾任职法官的人，此外还有著名的律师、银行家（包括芝加哥第一银行总裁莱曼·盖吉）。从宽量刑的请求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当时的伊利诺伊州长是理查德·奥格尔斯比，他在南北战争期间曾任将军，政治上风光了好些年。他在众多人的请求下，将菲尔丁、施瓦布改判为无期徒刑，但帕森斯、史比斯、恩格尔和费雪被处绞刑。而21岁的林格却设法找到了一根雷管放进口中引爆，把自己的脑袋炸个粉碎。当许多法官纷纷为减刑请命时，阿尔特盖尔德却一言不发，只在被告受审和坐牢期间，默默地捐钱和救济衣物给他们的家属。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刑日是 1887年11月11日，在他们死后，无数的人持续地为其他还在服刑的人请命，希望能赦免他们。《芝加哥大洋报》的主编威廉·佩恩·尼克松是特赦委员会的主席。请愿人数增至数万之多，他们来自芝加哥甚至全美各阶层。几年后，全州和各地的律师开始认为这项判决乃是出于敌意和怨恨，审判不公，罪证不全，并且认为，法院的想法对人民的自由是无所不在的威胁。阿尔特盖尔德在1892年当选州长，他的朋友和民众们都认为他是激进人士。他仁慈、和善，而且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大家都相信并宣扬，如果他当选州长，必然会赦免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大部分为赦免案奔走的人，都一致认为这将是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公务，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就此事向他求证。他说：不可能，还有许多事务需要优先处理，并说若有闲暇，将调阅此案并做他认为是对的决定，他说，他一定会花时间处理此案。在我屡次催促他尽速审理此案时，他总是含糊其辞。我最终失去耐性，忧虑万分的我心想，说不定我们全都错看阿尔特盖尔德了。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未有过支持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主张，也都清楚他为人正直、大度、诚实和仁慈，这就够了，不要再要求他什么。可是我仍试图尽最后的努力和他谈谈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赦免。我前去拜访并表明：朋友的怀疑与失望日益加深且坐立难安，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每个人都这么期待，人民也普遍这么要求，此举并不会激起民众的敌意。而且，我和其他朋友也找不到拖延下去的理由……阿尔特盖尔德从容地注视着我，平静地说道：“告诉你的朋友，我若准备妥当，必会行动！我不知道会怎么做，但我将做我认为是对的事！我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你竟然这么耐不住性子。当然，我了解你的感受，我既不想冒犯你，也不愿失去你的友谊，但做决定的责任在我，我必须承担它。我尚未调阅案件，所以不予置评。这是个大工程，待我仔细检阅。但是，不瞒你说，如果我决定赦免，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你的期望，而且我一旦做了决定，也将终结我的政治生涯。”我知道州长了解我是如何地敬爱他，我确信如果他已有决定，必然第一个告诉我。于是，我告诉朋友：“多说无益，只有等待了。”个星期之后，报纸终于出现相关新闻，这则新闻来得犹如闪电般出乎人们的意料。州长发表特赦咨文，这篇咨文让世人完全了解他的内心感受。不久，来自全球的辱骂和憎恶如洪水般向他袭去。当然，很少有人知道真相，真正关心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但是，阿尔特盖尔德州长阻挡了支配世界的那股势力，它必须被毁灭！主要的反对声浪是针对咨文中批评主审法官的那一段，这段文章的措辞非常严厉。民众破口大骂，仿佛批评法官是叛国行为，然而，批评法官不就像批评其他公仆一样，是必要而且天经地义的吗？虽然主审者必须力求公正，我却发现，很少人能不带任何私人感情而公正审判。在抗议阿尔特盖尔德的人潮中，没有任何人能证明阿尔特盖尔德的批评理由不充分、判断不合理。事实上他没有权力赦免死者，如果不是共和党员的奥格尔斯比州长救了施瓦布和菲尔丁的命，他也没有机会赦免他们。显然，是有充分证据显示这些人与爆炸案有关，否则，不会被判刑的。我个人认为：在特赦一事上，阿尔特盖尔德州长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则愧对职守和他自己。但是阿尔特盖尔德犯了一个错误，他把一切错误归咎于主审法官盖瑞。虽然盖瑞确实偏颇不公，但是在群众的叱骂之下，谁不会如此？若说他有错，最高法院错得更多。我们需要最高法院提出一大本报告来说明和证明判决无误，并且为陪审团的裁判辩解，何况他们的决定竟然拖了一年，前后共有7位法官参与此案的审理。苛刻地指责盖瑞法官，等于要求他做非常人能做到的事！指完全公正、无偏见。如果阿尔特盖尔德曾咨询某些人的意见，众人的批评也不致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只需集合各阶层请愿者中较具影响力的人士，然后指出奥格尔斯比州长已救了他们--免于死刑，让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审判期间那种疯狂、悲痛的情绪。然而，阿尔特盖尔德从不逃避责任，他接受了大众的批评，甚至似乎惹来群众的讨伐。我当时不敢对他明说，他应该，或者可用其他方式处理此事。现在，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人世，唯有他的著作和对他的回忆伴着我。我不止一次说道，后世子孙将会还他一个清白。但事实不然，一个人的功过，盖棺时已论定，子孙们只为自身的事忙着！赦免令发布后，我一如往常时不时地到州政府。这栋巍峨的建筑物似乎显得孤独而无人理会，州长办公室寂静无声。但是，总有一个人在此，他是如此勇敢、真诚和聪慧，日以继夜地为挚爱的人民服务，这就是劳工秘书乔治·希林。他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第一个人，我们一直是好友，如今他已81岁高龄了。我常去州长官邸，坐着并静静地看着阿尔特盖尔德，陪在他身边。他话不多，真正有思想的人通常不爱说话，阿尔特盖尔德从不闲聊、谈芝麻琐事。演讲时，几乎不曾说故事，偶尔才说说故事，而且说得实在不怎么高明。关于这一点，我的想法是，演讲者邀请听众前来聆听自己的观点，在一生当中，就这么一两个小时有机会聚在一起讨论事情。生命、时间如此宝贵和短暂，不值得花在讲故事上面，何况听众或许已听过或读过相同的故事了。与其发表无聊的谈话，还不如启发人们保持沉思默想的能力。毕竟，人的独处时间是最长的，或是盼望着独处时刻。阿尔特盖尔德十分孤独，尤其是赦免无政府主义者之后的日子更是万般寂静。民众将愤怒和怨恨加诸在这位献身理想的人身上。可是他既不退缩，也不抱怨。他不愿意接受同情--他认为这是优越的表征。他永远是一往直前，默默随着命运行事。或许他的心在撕裂淌血，但从未表现在外。他如此骄傲，以至于不愿意多作解释而赢回民心。阿尔特盖尔德从未因苦闷而抱怨、哭号，只是朝着既定的路径大步向前，纵使这条路通往不幸。两年后，阿尔特盖尔德再度竞选州长。这时，许多朋友重新回到他身边，连一些骑墙主义者和伪善者也全都齐聚过来要求分一点好处。但他的得票数奇少，只有某些地区稍多一些。报纸、奸商、富商和伪善者对他大肆声讨，但是穷人、工人、失败者、社会边缘人，或受轻视的人等等，都把他当作神一般崇拜。他就像是残障者和盲哑人士的眼和耳，在无人关心的旷野里为他们哭喊着，争取一点世人的慈悲、人道和理解！第13章　偶像阿尔特盖尔德阿尔特盖尔德足不出户，芝加哥及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有穷人、梦想家、无法适应环境或适应不良的人。悲伤的理想主义者带着迷茫的眼神来找他，如同虔诚的隐士朝拜圣地。阿尔特盖尔德在最意气风发的时期，盖了一栋16层高的大厦--“统一大厦”，那是当时造价最高、最为精巧的建筑物之一，也是芝加哥市中心最早的“摩天大楼”之一。他投注所有的积蓄--大约六七十万美元，还借贷了200万美元。他总是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他的眼界和行事，都是大手笔的。当他选上州长，前往州政府所在的春田市就任后，就无暇兼顾个人的财务了。赦免无政府主义者之后，许多好的房客相继搬离统一大厦，一些年轻律师、激进派人士和理想主义者搬了进来，但其中很多人是付不起这栋大厦的房租的。后来，付不起房租的人也搬离这栋大厦，阿尔特盖尔德开始因房贷利息而捉襟见肘。贷款公司拒绝帮助阿尔特盖尔德，对他们来说，这是阿尔特盖尔德应得的报应。那时，查理斯·叶克斯控制并拥有芝加哥的陆上交通事业和一条高架公路。他原本住在费城，来芝加哥后不久就取得公交车营运权及市区瓦斯公司的控制权。芝加哥的财经人士对此疑惑不解。伊利诺伊州法律规定：公交车专营权的最长期限是30年。在阿尔特盖尔德赦免无政府主义者后，叶克斯向州议会申请50年的专营权。芝加哥所有报纸都反对这项提案，但是叶克斯意志坚定，和所有生意人一样大胆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只因他和家人过世已久，否则我不愿用这么温和的语句描述上述事实。因为想起此事，我仍然十分痛心，总是避免触及这段记忆。议员们的道德和一般人没两样，甚至更差--因为这些人身为改革者，却没有慈悲胸怀。他们冷酷、严厉和自以为是，既不懂得感受别人的痛苦，也不会怜悯他人，这群改革者欠缺感同身受的想象力。怜悯意指看到别人受苦受难、饥寒交迫，自己犹如身临其境，他们身陷囹圄，自己恰似坐牢。叶克斯当然和所有富人一样，拥有许多一流的律师。他还请了最厉害、技巧最高明的说客，设法控制了议会和议员，使得法案顺利通过，上呈州长做最后裁决。大家都等着看阿尔特盖尔德的决定。没有人质疑他的正直，这点也是敌人最痛恨之处。阿尔特盖尔德和反对叶克斯的势力也无任何瓜葛。第一次的选举已令他捉襟见肘，而他引以为傲的统一大厦，导致他长期拖欠利息。每个人都知道阿尔特盖尔德可以轻易地得到任何他需要的东西，不需开口，钱就送到。议会通过的法案，只要州长不加否决，就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法律。我认识阿尔特盖尔德最信赖的一群朋友，我们私底下常讨论此事。就我们所知，他从没有要任何一位好友提供建议，我也未曾主动提供意见。日子一天天过去，民众疑虑与日俱增，阿尔特盖尔德则静坐沉思、冷眼观望。这时，州议会的赞成人数已经多到可直接通过该法案，而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但是阿尔特盖尔德从不马虎行事，他到最后一刻才将否决书送到议会。这项声明文件毫无回转的余地，议员们完全无法找到重新通过法案的理由。否决书送出之后，许多人费尽心思，但已无法翻案。曾有短暂时期，统一大厦的控制权落入他人手中，当时阿尔特盖尔德已经54岁了。当年，阿尔特盖尔德竞选连任州长失利，再度返回芝加哥。他似乎茫然了许久，毫无生气。他说年纪大了，无法展开新的职业生涯，而过去大半辈子的事迹如影随形，难以磨灭。他还告诉我，必要时，他愿意匍匐在马路上等死--几乎所有受伤的动物总是有同样的渴望。他不想重操旧业，甚至是看不起律师这个职业，他认为那是最强壮的人出卖自己去毁灭他人，使得受压迫的人日益贫困、不得翻身。阿尔特盖尔德足不出户，芝加哥及世界各地的人慕名而来，有穷人、梦想家、无法适应环境或适应不良的人。悲伤的理想主义者带着迷茫的眼神来找他，如同虔诚的隐士朝拜圣地。人们的意识之外，的确隐藏着一座圣地，无论察觉与否，它总在那儿供你焚香敬拜。我们曾鼓励阿尔特盖尔德以无党派的身份参选市长，加上许多民众的促请，他终于答应。他认为民主党已落入窠臼，弃民众于不顾。组织和人一样，都是容易舍弃责任和自我牺牲的艰难之途，而重回安逸的坦途--那儿充满芬芳的花香，不断地以生命中愉悦的事物来诱惑你。大街小巷中都是“阿尔特盖尔德竞选市长！”的标语。以前的支持者疯狂地拥护他，希望他能打败布莱恩。他的竞选总部每天挤满了形貌怪异的理想主义者和许多崇拜者--穿着寒酸、营养不良的人及失业的人，还有思想天马行空的梦想家。阿尔特盖尔德在市区各地演说，从来没有一场政治演说能吸引这么多人、听众如此狂热。我记得一场在大演讲厅的集会，持续了24小时，掌声自始至终都一样热烈。宗教具有唤起人们狂热和奉献的魔力，“个人崇拜”和“政治信仰” 也是属于某种形式的宗教！这的确是一种狂热：把视野投向未来，把自我升华为一股强烈的情感和遥远的梦想。然而，群众是浮躁的，他们可能在市区各个角落奔波，参加不同集会，听不同的论点，但没有特定的支持对象。阿尔特盖尔德根本不在意是否当选市长，他只想把芝加哥市的管理权交还给市民，以民意为依归管理市政。他的思想太过超凡，而难以理解所谓的“民众” 不过是神话、幻影，和通过信仰凝聚而成的幽灵兵团。落选后，他难掩失望。但是，他如此超然于世的想法，或许是他奉献心力在这不尽如人意的世界上，一种轻微的补偿吧！之后，他仍经常应邀到各大城市演讲，所到之处场场爆满。穷人们热切聆听他的睿智演说，此外，还有学者、律师、科学家等，他们都极为欣赏他的观点，知识分子一向肯定他。他写了两本好书，其中一本《雄辩术》，我认为是同类型书中最棒的。演讲者在看这本书之前最好噤声不语。一般的演讲者，总是把演讲“态度”的重要性放在内容之上，然而，态度仅具有相对的重要性，内容才是听众最关切的。阿尔特盖尔德的所有财产化为乌有后，我才说动他到我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仍然觉得这种工作无法施展专长、帮助当事人。尽管有所疑虑，他还是做得有声有色，仿佛从未离开律师界。可惜，他在 6个月后便辞世，否则一定能闯出另一番天地。令阿尔特盖尔德至死都义愤填膺的是波尔战争，他所有的朋友都支持波尔人。英国发起这次战争是不智之举，它活生生地呈现了强国蹂躏弱国的局面。阿尔特盖尔德和我举办无数场演讲，希望唤醒世人对波尔人的同情。年3月12日，阿尔特盖尔德到距芝加哥45英里的朱丽叶特演讲。他羸弱不堪，多年来又为心疾所苦。赴朱丽叶特的当天，他忙了一整天，晚上已精疲力竭。我记得，那天他未吃午餐，结果他在火车的餐车上点了丰盛的晚餐，下车后直奔演讲会场，为波尔人请命。演讲才开始，他就因消化不良剧痛倒地。数小时后，他脆弱的身体又因呕吐和疼痛抖动不已。当晚，我接到他的死讯。阿尔特盖尔德的遗体盛装后，移柩芝加哥公立图书馆供人瞻仰，民众排着长长的队伍，向这位伟大、勇敢的斗士 --阿尔特盖尔德先生做最后的一瞥。这群民众曾认真聆听他无畏的言论，为这群已然哽咽的民众，阿尔特盖尔德奉献了他的生命。人人都面带悲伤、含泪凝视这张苍白的脸，仿佛一切希望就此随他而去。我们邀请两位看似思想开放的牧师主持告别式，他们婉拒了，便改邀一位难得的、充满理想和智慧的亚当斯小姐致哀辞。阿尔特盖尔德生前对亚当斯小姐赞誉有加，经常拜访她，而她也十分欣赏阿尔特盖尔德大无畏的精神和无私忘我的态度。她的言辞如同往常，简洁而感性。我也简短讲了几句话，心中充满仰慕和挚爱，以及痛失偶像的悲伤。他的死和他的一生毫不相悖。如果真能选择，他也无法再走另一条更适合他的生命旅程。他为弱者和受压迫者仗义执言至死，而这群人正为争取自由奋斗着。他死时正如同活着的每一刻，始终为自由而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