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7

三四两句的背景，是有一次张秉旺向周汝昌说到北京通惠河畔庆丰闸之“庆丰插柳”，方志记载曾是民俗萃集之名胜佳景，而此地距离水南庄不远，那里曾是曹雪芹的朋友敦敏、敦诚家的墓地，周汝昌以前曾游览凭吊过，因此引发怀旧情绪，很想前去观赏。结果张秉旺一打听，那里除了垃圾烂泥，早就没有柳树，也就打消了兴致。张秉旺多次为周汝昌代步，如逛潘家园古旧市场代购古董，寻访北京城内的古宅遗迹并摄影绘图，如慎郡王府、佟府、东岳庙，等等。周汝昌曾感慨地说，我要是早十年认识你就好了，可以一同出游……张秉旺曾在潘家园看到一方铜镇尺，上面用石鼓文字体刻着清代明义《 题〈 红楼梦 〉》二十首绝句之第十九首：“莫问金姻与玉缘，聚如春梦散如烟。石归山下无灵气，总使能言亦枉然。”周汝昌知道后非常感兴趣，让张秉旺无论多少钱都要买回来。过了一周，张秉旺以三百元购回转给周汝昌。卖主是天津人，周汝昌认为明义可能后来流落到天津，又赋诗赠给张秉旺：一慧眼搜奇不自藏，移来沧海夜珠光。铜花篆影龙蛇动，灵气浮沉梦亦香。二我斋初记世无传，廿首题红价万千。双简只镌第十九，雪芹应是特欣然。戊辰月初七秉旺先生送到铜镇尺，灯下题诗以志奇缘，而病目书不成字矣，聊用留痕可耳。周汝昌八十一盲人一还将曹子只称君，恭楷蝇头款雪芹。尺简大书十四字，一双合璧证遗文。二细篆蛛丝小印奇，义明明义岂难知。纪年丁卯何须考，定是乾隆十二期。丙望先生一粲汝拜再题镇尺金薤银钩石鼓文，雁行才艺恰平分。二难双璧连枝秀，记梦红楼早识芹。戊寅小寒诗纪明仁篆明义题红绝句铜简汝昌（ 张秉旺注：此诗附于1999年1月27日信中。先生考出明仁善写篆字，故有此诗。 ）还有一次，张秉旺与周汝昌讨论汉字的四声，二人都感叹今天的中国人皆不知音韵之美。2000年3月26日周汝昌又在给张秉旺的信中赋诗相赠：知音何幸有张郎，稍慰当今文化荒。汉字四声谁共语，可怜斗室尚评量。此外，周汝昌与张秉旺还有一些唱和之作，如张秉旺赠送周汝昌玻璃镇纸，周汝昌又长吟短赋，等等，不再一一撮录。周汝昌于“丁丑端午”（ 1997年 ）给张秉旺的信中说：“我对佛教有兴趣，并非磕头求福之意。这是个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俗、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综合问题，而我主要兴趣是民俗艺术（ 塑、画、建、绣、漆、雕、乐、唱、诵 ）……而且民间庙会实为一大‘农贸’，与万民同乐的古代中华百姓唯一的‘形式’与‘机会’（ 迷信不过其次要因子而已 ）……今日端节，门无蒲艾，臂无虎符，奈何！”对古董，对汉字，对民俗，周汝昌都怀有一番深深的情愫，说到底，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迷恋。作为一个爱好文史的科技工作者，张秉旺是这样评价周汝昌的：“天才”二字，并无贬意，或以“天分”二字代之。周老应该说是个天分很高的人。他博闻强记，所以出书很快。写文章作诗，还是要有激情与悟性，否则难出佳品。周老作诗多、好、快，多数饱含激情。周老讲《 红楼梦 》，从来不拿手稿，不疾不徐，看似信口说来，却是厚积薄发而成，听众听得丝丝入扣，点滴流入心头。讲解学术之事，固然有技巧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对这门专业有深深的悟解才行。说到“悟”，中华文化更是突出。“悟”是一种境界，有了深度的浸淫才能达到。比如中医、太极拳、书法、诗词……都是如此。《 红楼梦 》文化蕴涵极深，必须深读细悟，用心灵与之交流，方能达悟解之境界。说到底，任何学术都有“悟”的过程。门捷列夫发明周期表，是在繁复的化学现象中悟出的。某化学家对苯（6炭12氢）的结构解不出来，睡梦中忽然悟出头尾相接即可完满，于是“苯环”呈示，从而出现大量环状化合物，成为系列。搞工程设计何尝不如此？学识、激情、悟性辐辏，方能出好的设计。这种认识出自一个红学“票友”，也许比一些“红学界”中人对红学的感悟更有一种“触类旁通”的智慧吧。这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92年第二次印刷时，其责任编辑赵天琪在该书的《 编后赘语 》中所说的可谓一脉相通：曾读过某君甚有见地的一短文，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大凡中等资质的人都十分用功；而那些绝顶聪明的，多作逍遥游，满腹经纶，为己自娱，无名利之想，亦无刻意之求。因此，他们往往带走的多，为后人留下的少，实乃憾事。”又指出他们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将智慧高悬，当作汲汲追求的目标”，而中国人则“把智慧涵于深心把玩，难怪少一种积极求索、努力建树、泽被后世的精神”。这话中深意，也真可令人玩味一番的了。凡读过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有他的诗词和书法的人，都可以感到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他同时又该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呢？……台北友人带来的那首名为《 读破 》的诗，现在由我代录于下……其诗曰：文采风流独擅场，其人如玉亦痴狂。探新温故穷心力，读破红楼一汝昌。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这部辞典是在周汝昌指导下完成的，实际的主要组织编写者是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晁继周（ 1941年生 ），参加者则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瑶的夫人杜琇、红楼梦研究所的王湜华等九人。晁继周这样叙述他与周汝昌的交往：1981年，我在北京市职工大学海淀分校兼现代汉语课。我教的那个班有九十个学生，大部分是“老三届”。有些学生基础很好，由于“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现在很珍视读书的机会，学习很刻苦。他们的班主任李梦嘉老师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议组织一部分同学编写《〈 红楼梦 〉辞典 》，并建议由我主其事。参与此事的除我和李老师外，还有北京九中资深语文教师杜琇。我当时只是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就答应了。李老师辗转与周汝昌先生取得了联系，请他担任《〈 红楼梦 〉辞典 》的编写顾问。周先生慨然应允。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和我的这支“队伍”确实水平有限，对《 红楼梦 》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编词典除我略知皮毛外，差不多全是门外汉，周先生难道不怕编出不像样的词典砸自己的牌子吗？有了周先生的支持，胆气壮多了，开始联系出版社。当时书界还没有《 红楼梦 》词典，这个选题还比较有吸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研究，提出进一步要求：请周汝昌先生当主编。当顾问已是出乎意料，当主编连想都不敢想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托人把出版社的要求转达周先生，惴惴不安地静候回音。没过几天，周先生托人带给我——只有一句话——“这是我的责任！”真是一诺千金！由周汝昌先生任主编的《〈 红楼梦 〉辞典 》就这样上马了。几天后，我到北京东城南竹竿胡同周先生旧宅第一次拜访了他。周先生当时六十多岁，精神矍铄，待人极谦和。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李梦嘉老师是四川人，“晁”“曹”不分，我的姓氏由她传到周先生耳朵里，变成了“曹”。周先生对“曹”姓极敏感，一见面就问何方人氏，祖籍哪里。（后来一些曹姓师友也向我说过周先生曾询问过他们的祖籍。）当我说清楚是姓“晁”后，周先生也为自己的痴迷笑了起来。这次见面，我和周先生研究了编纂《〈 红楼梦 〉辞典 》的指导思想，收词原则，编写体例。对于采用的版本，虽然程高本是很不可取的，但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只有以程乙本为底本的四卷本《 红楼梦 》，从读者考察需要出发，还得采用。到了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了的时候，以庚辰本为底本的三卷本《 红楼梦 》出版，周先生建议收词改以新本为主，两种版本互为参照。这样一来，工作量成倍增加，但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等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就是用这部辞典提供的材料写出了《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的。周先生的建议对提升这部辞典的水平和价值起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周先生除宏观指导外，在许多具体条目的注释上都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我在看稿中遇到的问题，常常写信向他请教。最集中的一次有三百余张卡片（每张卡片是一个词条），送给周先生处理，先生当时视力已经很不好，仍然一条一条地做了修改。1987年，经过六年的艰苦工作，《〈 红楼梦 〉辞典 》终于出版了。周先生拿到样书的时候兴奋异常，提笔写了七律一首：“六年辛苦幸观成，喜慰还兼感慨生。事久渐知学术贵，功多翻觉利名轻。红楼词采森珠目，赤县文明粲纬经。万象敢云囊一括，津梁倘可济初程。”稿费下来后，我和几位年轻人给周先生送去一份，先生坚决不收。我们反复解释，希望他收下自己应得的份额，周先生封了口：“这件事没商量。”后来有关《 红楼梦 》的词典出了好多种，当然各有特色。比如红楼梦研究所编的“大辞典”所收词条概括面更广，包括作者家世交游、版本、续书、红学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但周汝昌主编的这部辞典仍然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它也有“书中全部人物的姓名和关系，红学史上的一些基础知识等”，但主要集中于“语词”，在这方面所达到的学术深度是其他一些同类词典难以企及的。而“语词”是阅读《 红楼梦 》最基本的部分，套用一句经常有人说的话，是更面向“文本”的。这部辞典的一大特色，即晁继周所说将庚辰本和程乙本两种不同版本的语词加以比较对照，这当然符合周汝昌严格区分曹、高“两种《 红楼梦 》”的学术宗旨。此外的一些内容，也都别具眼光，为其他同类词典所不及。如周汝昌在辞典《 序 》中所提示：还有一类词语，似乎辞典之中无收录的“合适地位”，但又容易为读者（特别是译者）忽略和误解。如“我说呢”，意思近乎“啊，原来如此”，或“这就无怪乎了”。又如“可是说的”、“可不就是这样罢了”、“可不是”、“可是呢”，这些“可”或“可不”，都不是今天用法中的转折词义。假如将“可不是”译成了“但非”之意，岂不是一个笑话。关于这一类，辞典如何处置为宜，我还拿不准，或许注一注也还不算多余吧。我想，在典章、器物、服饰等“名物”词条必须收录之外，上述这些词语应当受到特别的重视。再引一段周汝昌所撰《 序 》中的话，亦可见编纂这部辞典的“抱负”和“眼界”：《红楼梦》具备“三合一”的特色：体裁是小说，本质是悲剧，风格与手法是抒情诗。它是一位大诗人写的“小说体悲剧性抒情长诗”——还兼着“史诗”。总之，其间诗的成份非常深厚浓郁。我的意思，是说书里充满了诗的境界，不是单指那些诗词曲的作品形式和“诗社”等情节场面。中国的文人、诗人，对于文字笔墨，那是考究到了极点，其灵心慧性，种种创造与运用，达到了令人惊奇叫绝的地步。于是，又需要给这些有关的事物考虑词条和注释。这是一项难度比上列两项更大得多的工作。但是缺少了这一方面，《红楼梦》将不再成其为《红楼梦》，辞典的职责也就“失其泰半”。《 南京日报 》离休编辑（ 记者 ）严中比周汝昌小十六岁，是周汝昌的一个崇拜者，自称“周汝昌的南京弟子”。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数百篇“考红”、“研曹”的小品文，后结集为《 红楼丛话 》（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 ）和《 红楼续话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1月出版 ）。这两本书中有不少涉及周汝昌的内容。如《 丛话 》中有关于周汝昌和“靖藏本”《 石头记 》的真伪及下落引起的纠纷，《 续话 》中有“五评”贾穗《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而为周汝昌辩护的文章，等等，保存了不少历史资料。如《 续话 》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一篇中的“附记”：1993年8月上旬，在庐山举行的“毛泽东论《 水浒 》《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的一次分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世德先生就俞平伯与周汝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靖本”问题谈了一些看法。因为刘先生和俞先生在文学所共事三十余载，他的看法自然引起了我的重视。我答应会后写信给周汝昌，转达其看法。很快收到周汝昌的回信，信中谈及了他和俞先生的“同”（“自叙说”和对后四十回的评判）和“异”（曹雪芹生卒年和对“靖本”的评判），但他表示，与俞平伯绝无“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他一直是同情和敬重俞先生的。周先生并对我叙了三点：一、文学研究所创办的《〈 红楼梦 〉研究集刊 》，要发俞的《 记“夕葵书屋〈 石头记 〉卷一”的批语 》时，俞题原件的小照片他们没有了，由刘世德向周讨去，周明知这是一篇反对他的文章，但仍欣然费了大事觅得慷慨送给了刘。二、文学研究所召开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会议时，周热情到会，并书面祝贺，还携有他人托代致的诗，亲手交给俞平伯先生。会后，满怀激情地写了《 满庭芳》词纪念此会，寄予俞之高足弟子吴小如（周之学友），吴为书家，用正楷书写此词，作为共同纪念的珍贵痕影。三、周于《〈 靖本石头记 〉佚失之谜 》刊《 明报月刊 》之前，特向中央打了报告，说明此事真相始末，并强调说：“此事意在澄清文物（批语）的真伪，以防搅乱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俞老——对俞，再不宜伤害他了。恐有人借此又挑拨是非，故特向中央报告、备案。今俞生前所在单位仍有个别人说要为俞‘打抱不平’……”，周言至此，掩不住他万分的感慨。后面还附有吴小如① 写的《 读严中〈 俞平伯与周汝昌 〉》（ 原刊于1996年1月29日《 天津日报 》），其中有这样的话：在我同俞、周两位的长期接触的过程中，相信他们两位也从无“交恶”之事（“交恶”字样见于严文）。至于周汝昌先生从燕大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大学，不久又从川大调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就我所知，实不仅为了请周先生主持出版《 红楼梦 》这一个因素。其中还包括周先生是北方人（原籍天津），过不惯南方生活；同时周先生虽毕业于燕大西语系本科，其夙志仍在治中国古典文学，故在川大任教有学非所用之憾。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确能展其所长。因此，在严中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做为当事人之一，实有站出来澄清一下的必要。严文是这样写的：“先是，俞平伯的友好闻聂绀弩等调周到京，以为是为了‘报复’，很紧张，遂由启功、吴小如等邀俞平伯、王佩璋……周汝昌宴会——当系寓有‘打和’之意在。”我相信，这段话严中先生肯定是听周汝昌讲的，但难免加入了严中先生个人的想像。第一，我和启功先生并未详知聂调周回京的“动机”，根本不存在什么“紧张”情绪，更无所谓怕“报复”的顾虑，故这些都是悬揣之词。第二，那次聚餐，确由启功老和我合伙作东道主（各出资一半），但动机和目的是一致的，即俞、周两位以前从未正式见过面，都是红学专家，恰好又是与我和启老相熟的人，便由我们出面邀饮，借以联络感情。至于“打和”云云，因既未“交恶”，自然也就用不着“打和”了。启功先生今健在，当可证实鄙言不谬。严中是个很有性格的人，颇有一点事事都要说透彻和追究到底的较真劲。他与周汝昌订交的时间也很早，起自1982年，二人通信，内容广泛，大概有很多是讨论南京地区发生的和曹雪芹、《 红楼梦 》有关的文物、遗迹的真伪争论等情况。有关靖藏本之真伪和下落的纠纷，严中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笔者的观感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谅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靖家托人带给俞平伯的那套《 红楼梦 》肯定不是所谓“靖藏本”，而周汝昌想见靖本的心实在太迫切，乃有种种猜想追问。无论周汝昌怎样采取预防措施，向中央打报告说明备案，在俞平伯本人及其家人和亲友看来，还是一种对俞平伯不礼貌的行为，俞平伯的外孙韦柰发表《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 见《 红楼丛话 》，原发表于1987年1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愤愤不平地指责周汝昌“把匿藏《 靖本〈 石头记 〉》的罪名”强加在俞平伯身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靖家的人、捎书的人等掺和其中，各说各话，乃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严中发表文章说明纠纷始末，最后说：“其实俞老自己表个态，说‘靖本’在他手，还是不在他手，也就够了。我们会相信俞老的话的，因为俞老是会考虑他的话‘一言九鼎’，是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红楼丛话 》之《 我和〈 靖本石头记 〉》，原发表于1987年6月号香港《 明报月刊 》。 ）但人情之常是，你让我表态我就表态吗？我的外孙已经说了，还要我表什么态？如果双方是毫无芥蒂无话不谈的朋友，那么这件事只要来一两句幽默，彼此哈哈一笑，也就一切冰释了。可是，俞平伯和周汝昌虽然没有什么大过节，毕竟在学术观点上有过参差，历史的种种情况又使两人无形中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也就演变成红学界的一场“风波”了。周汝昌和严中都是比较认真的人，认真有时候也就难免过于较真，不能适应“难得糊涂”的社会人情了。严中于2004年10月12日给笔者来信中有这样的话：周先生的人品，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当今红学界还没有第二人，过去有蔡元培和胡适之。因此，我在《 红楼续话 》第195页发出感叹：“至于周汝昌先生的人品……还有几个能有这样的胸怀和雅量呢？”我和周先生一个“主北”，一个“主南”（指周汝昌认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取材曹家在北京的生活较多，而严中主张取材曹家在南京的生活较多——引者），但我们二十多年来的师生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不仅是“忘年交”，而且是“莫逆交”。周先生和我的某些学术观点不同，但支持我的观点的许多材料是周先生告诉我的，比如康熙南巡时给曹玺的寡妻李氏题“萱瑞堂”匾额就是《 红楼梦 》里“荣禧堂”的原型等等。我们通信达300多次，无话不谈。这是我一辈子没有遇到的。在我的交往经历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周先生这样容纳别人的观点。对王国华，对霍国玲（《 红楼解梦 》的作者——引者 ），周先生都表示鼓励，但不等于周先生完全同意他们的学术观点。如果谈及周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我认为他是可与钱锺书先生并肩的。还有一件小事也可一提。苏州的贾穗对周汝昌的观点很不认同，写文章批评周汝昌和刘心武，特别是《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对周汝昌大张挞伐，颇有“火气”（ 胡文彬先生曾向笔者谈起此文投稿《〈 红楼梦 〉学刊 》最后得以发表的种种内幕情况 ）。严中则针锋相对地写了对贾穗此文的“五评”予以反驳。但后来贾穗英年早逝，其遗孀将贾穗的遗文结集出版，其中当然包括了批评周汝昌的文章，严中却帮助推销文集，并且寄给周汝昌一本，还请周汝昌写信给贾穗的遗孀表示慰问。而周汝昌也真写了一封信。贾穗的遗孀收到信后十分感动，回信说没有想到周先生如此宽宏大量，如果小贾活着，也不会再那么尖刻地写文章了。作家刘心武（ 1942年生 ）从发表论文《 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1992年第2期《〈 红楼梦 〉学刊 》）以来，就不间断地以秦可卿为中心研究《 红楼梦 》，先后出版了《 秦可卿之死 》（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 ）、《 红楼三钗之谜 》（ 华艺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 春梦随云散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 画梁春尽落香尘—— 解读〈 红楼梦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 红楼望月 》（ 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2005年则在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作系列讲座，终于发展出备受争议但也颇有影响的“秦学”。曹雪芹写《 红楼梦 》，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又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 红楼梦 》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但这个阐释的“度”如何把握，那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历史秘辛，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由于他主要是一位作家，并不是专职研究人员，这使他的研究较少受长期形成的一些“正统”思路的影响，当然“八股调”也较少。但同时，在某些研究者看来，似乎他的研究想象的因素较多，不太合乎所谓“学术规范”。因此，从“秦学”问世以来，在“红学界”中一直是批评的声音较多，而赞同的声音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商榷文章，是上海红学家陈诏（ 1928年生 ）发表的一篇《 也谈秦可卿的出身问题——与刘心武同志商榷 》（ 1994年第2期《 红楼 》）。后来陈诏又说：“由于刘心武同志是著名作家，而他的观点又颇新奇动听，所以他的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曾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红学界，很少有人认同他的意见。”一直对刘心武给予支持的只有周汝昌。《 秦可卿之死 》这本刘心武出版的第一本红学著作，就是周汝昌题签并作序的。在序言中，周汝昌谈到，他注意刘心武的红学研究，是从刘心武发表在《 团结报 》上的“红楼边角”开始的，“我见他能论到雪芹如何写帘幔，如何写雨雪，如何写那不为人重的小丫头……”，而这些读红心得与那些教条八股的评论（ 周汝昌称为“十六字真言”，即：“形象鲜明，性格突出，语言生动，描写深刻” ）大异其趣，“是他在潜心寻究雪芹的笔法”，并认为“中华的笔法是技巧，但更是境界”，西方的“叙述学”一类，“离境界还好远呢”。而到后来，刘心武由“笔法”转向考证秦可卿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的作意，这更引起周汝昌的认同：这更使我想到我曾说过的一点意思：所谓“红学”，是由《 红楼梦 》本身的特点发生的，是读它的人“读出来的”，而绝非掉自天上，或“黄袍加身”式地从外边拉过来强加于它的。小说家除了念那“形象……性格……”的真言之外，许不许应不应思索一些别的问题？心武是不是在这儿落入了“红学考证派”的“泥坑”里去了？……这些话是在“中华古历癸酉八月初一日”（ 1993年 ）写下的。此后周汝昌与刘心武即保持通信论学的关系，而讨论的重点问题围绕着秦可卿原型可能与康熙废太子胤礽一系有关，也就是说曹雪芹写《 红楼梦 》暗示了乾隆朝之政治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曹家最终败落的重要原因。早在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但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刘心武的“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小说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胤礽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才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当然对《 红楼梦 》的写作背景、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文化意义等都会有新的认识了。周汝昌与刘心武互相切磋，经过多年努力，使这一本来似乎扑朔迷离的猜想逐渐落到了实处。其研究的“理路”，在周汝昌于“壬午七月初二日入秋之第三日”（ 2002年 ）写给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比较清晰：我们的共识是秦可卿一案涉及的是废太子胤礽、弘皙一支的史迹，是为清代入关后第一大事，几乎“翻天覆地”，曹家始终卷入此一旋涡而不能自拔——与“王爷级”竟会“同难同荣”，实指非它，即此是矣。“神武将军”要到铁岭（附近的西丰至今有大围场遗址）去打围，也不是闲文淡话，中有事由。冯家与“仇都尉”家是“对头”，也就是当时政局大斗争中的一个小局面的反映。如今还要说说你引录的太子胤礽的对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异常重要！我有一种新破解——请看雪芹在书中第三回，黛玉入府，初见“荣禧堂”大匾，是御笔（先皇，康熙大帝也），故云“赤金、九龙、青地”的最高规制——而下面即又特写一副对联，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黻黼焕烟霞。我们立刻感受的是什么？就是此联文藻风格，怎么就和“老千岁”那么相仿！我想，你必已注意到了：这副联的落款尤为惊心动目：“同乡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书”。“同乡”何义？都是辽北之人也。莫忘努尔哈赤破明，第一步是设计诱降了铁岭紧邻（东南接壤）抚顺，随即攻陷铁岭十几个戍守堡，而腰堡的曹世选（雪芹高太祖）被俘为奴，即此役中（满洲“大金天命三年，戊午”）。奇怪的是：小说中写得分明的四郡王是东平、西宁、南安、北静，人人尽晓了；哪儿又出来一个“东安郡王”呢？难道是作者“一时疏忽”，致此笔误？那太把雪芹看“扁”了。这就是特意逗漏重要消息：此是真实的“王爷”，另外一级，不在“四郡”之中。尤其要注意一点：高鹗篡改雪芹原文，用心精密，他一见这落款，心里就知“了不得”，马上提笔抹去了真文，换上了什么“衍圣公”云云。你看《 红楼梦 》的事情，如此之曲折复杂，没有“学”，不知“史”，只论“文”（也只限字面表层最浅一义），如何能读得其中之味，而解悟字里之情呢？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所谓“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此种沉痛语言，乍看怎能理解？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研考的主旨精神之后，就会另有体会了吧？多亏你提示了《 居易录 》幸存的胤礽之对联，月与霞，在《 红楼 》中均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地位，这也是一大发现。周汝昌的这一段表述，似是信笔随心，实际上涵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小说的“家史自传说”背景，祖籍的入辽铁岭说，“草蛇灰线”与“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高鹗改篡续补原著的“大人先生操纵说”，“文”“史”“哲”的“三才会通”，研究的“悟性”主导、文化品位，还“红学”以学……都融为一体了。正如他在同一封信中所点睛的：“这实质上是第一次把蔡元培和胡适两位大师的‘索隐’和‘考证’之分流，真正地汇合统一起来，归于一个真源，解开了历时一个世纪的纷争，而解读破译了《 红楼 》奥秘。”应该说周汝昌的认识不无道理，至少也应看作一家之言。《 红楼梦 》从一诞生就开始了各种“索隐派”的猜想臆测，历百年而不断。尽管各家索隐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局部看来似乎十分荒唐，但也透露出一些不能回避的信息，其中应该说还是有某种“歪打正着”之“合理内核”的。笔者曾经这样说：“索隐派执着认为《 红楼梦 》影射清初重大政治事件，不是单纯的爱情小说，这种看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说明他们感受到了一些《 红楼梦 》的深广内涵。……曹雪芹家的衰败确与康熙诸皇子争储、雍正夺位有关，而《 红楼梦 》里隐约写到忠顺王与北静王的斗争，及原著佚稿中的元妃之死、抄家败落等，都显示出《 红楼梦 》确有‘干涉时事’的内容。”（《〈 红楼梦 〉的审美接受及其启示 》，1989年第1期《 明清小说研究 》，收入增订版《〈 石头记 〉探佚 》）刘梦溪也说过：“蔡元培的《〈 石头记 〉索隐 》被胡适指为‘猜笨谜’，我以前虽然也同情蔡先生，学术立场却站在他的学生一边。现在从头细想，蔡先生是何等样人物，他会莫名所以、随随便便地‘猜谜’吗？‘《 石头记 》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如果书中毫无此种旨趣，蔡元培能够无指妄说吗？”（《〈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自从“五四”大规模输入西方的思想学术以来，对“索隐派”是一棍子打死。而到1954年批俞批胡运动以后，则“自传说”被烙上红字。不能不说这种演变有某种“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其中也有很大的片面性，“索隐”和“自传”的合理部分也被粗暴地全盘抛弃。“唯一正确”的只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模式了。这种片面性思维几十年来的影响，形成了社会性、习惯性的教条主义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的背景，再加上《 红楼梦 》文本的特殊性，索隐与考证本身的艰涩和不通俗性，刘心武的某些论据论证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周汝昌和刘心武的研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而要遭遇批评抨击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刘心武与周汝昌的几封红学通信在上海《 文汇报 》发表后，获得该报笔会2003年8月“长江杯”征文优秀作品奖，获奖词曰：“闪电般的灵感和严密的考证，浮续着中华文化的一脉心香，雅人深致，引人入胜。”这让周汝昌十分高兴，在2003年“处暑”给刘心武的信中说：“日昨蒙你相告，方知我们得奖了，好比暑天中一阵清风，醒人耳目头脑。不知评委是何高人，寥寥数笔，不多费词而点睛全活了。那评词无一丝八股气，我所罕见，岂能不感慨系之！”在“癸未七月廿六”给刘的信中又说：“奖之中耳，是标志性纪念品，真正意义在于这是文化学术的第一次以公开评奖形式给了我们（ 基本论点和治学路向 ）以肯定和高层次评价。那位评委不知是谁，我深感佩。《 文汇 》影响不小，是很大的鼓励。”刘心武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对周汝昌提携后学之高尚精神的佩服和感激。在《 画梁春尽落香尘 》的序言里，刘心武说：“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到目前为止，我只到他家拜访过一次，另在一些公众场合大约见过三四次。我们的主要交流方式是通信，以及在文章里呼应、切磋。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他一眼视力为0，另一眼视力仅0.1，写下的字每个有蚕豆甚至核桃那么大，往往互相重叠，常常落款为‘盲友’，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他有时还口占一绝赠我。”在《 讲述〈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红楼望月 》）中则说，自己在1954年十二岁的时候就购买了初版《〈 红楼梦 〉新证 》，虽然“我后来很长时间都并不能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特别是‘史料编年’部分”，但“我要感谢《〈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也便要感谢其著者周汝昌先生。于我而言，这是一本启蒙的书。……不是别人的书，而是周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头一回知道并且信服：现在传印的《 红楼梦 》，后四十回是伪作，把曹雪芹与高鹗这两个名字并列为《 红楼梦 》的著者，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努力把曹雪芹所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内容，尽可能地探究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高鹗的胡编乱造，而接续着前八十回，尽可能地讲述出《 红楼梦 》的真故事来。”邓遂夫生于1943年，本是四川省自贡市歌舞剧团艺术室创作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即涉足红学研究，后来出版有《 红学论稿 》、《 草根红学杂俎 》和《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等。大概由于邓先生是四川人，又搞文艺创作，颇有一点“才子”的个性。周汝昌为1987年出版的《 红学论稿 》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我平生的红学学术交谊中，老一辈人最少，多数是中青年人——至今不曾识面的人占了不小的比例。我喜欢他们不像年纪大的人那样僵化，对事物的洞察、感受要敏锐得多，而且目光犀利，思力精强，能够独立思考问题，善于提出新的见解。所以我喜欢和他们交流切磋。遂夫同志是这一批青年学人中的一个，也是文字修养、表述能力较高的一个。但我与他相识很晚，相识后的来往也不多，仅于红学年会中晤面，并看到他提交的论文，由此留下了印象：这是一位自学成材、具有才识的青年学子，如能不断精进，前程远大，未可轻量。——我不想虚致谀词，我是说，如果遇有“伯乐”见赏，给以较好的客观条件，加上他主观的虚心磨练，他会做出相当可观的贡献。据我的浅见，遂夫同志是一个聪明颖慧的人，他个性很强，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影响的人，因而也不像是随波逐流、媚世趋俗的一类性情。他不太喜欢人云亦云，倒毋宁说是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遂夫同志是有才气的人，天赋颖慧的人；这样的人容易表现为自信、自负——在别人的心目中不免被看成是有些“傲”气的。加上他的学术见解又颇有点儿“当其得意，不顾世人之怪也”的意味，这就增加了他的“落落寡合”之气。——这一切，都出于我的引申和推测。但我想来，一个人的虚怀谦抑是做学问十分必要的美德，有一点儿自信（只要不是“自是”）也能有助于前进，因为自信不等于狂妄自大，而是不过多地考虑和迎合一时的雌黄毁誉。须知，治学之人，从开始起步，到抵达目的境地，总是“顺途”而无“逆境”，未必是好事。虔心矢志，为学术，为真理，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学人，如果有少许“寂寞”之感，倒是满可以砥砺自己的。在为2000年出版之《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写的序言中，周汝昌又这样说：与遂夫因红学相识，转眼二十年矣。犹记贵阳一会，他的《 曹雪芹 》歌剧演出，颇极一时之盛。雪芹之影，见于舞台之上，此为创举，史家应记一笔。……当我看到他论畸笏的诸段文字时，又不禁松散了暗存的顾虑（我们二人在脂本价值上如此契合，有人必又出谤语，说是什么“周派”的自相唱和而已……），因为遂夫对畸笏与脂砚二名的真关系与我截然大异，这就让那些谤者再无诬谤的“理据”了。所以我虽不同意他的论点，却又十分欣赏他自标所见的学术精神。邓遂夫则在《 红学论稿 》的《 后记 》中说：对于这些已曾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入门之师，我自然怀着终身难忘的崇敬与尊重，但我从来不迷信他们，更不愿意专师哪一位而囿于一家之风范。……在这个问题上，使我最佩服也最感动的是周汝昌先生。自从1981年在济南红学研讨会上相识以来，无论见面与通信，他一直亲切地给我以指导和帮助。而对我和他在学术观点上的相同与相异，除清醒地有所了解之外，他心中从无芥蒂，且对我倍加信任与勉励。请读者诸君细读一下他为拙著所撰的序言，便足见其胸襟气度之一斑。他对我多有过誉之处，亦恰在于认为我“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以及“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这就不是一般前辈学者都能心口如一做到的了。应该说周汝昌对邓遂夫的品评也多少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周汝昌一生治学，也是“不是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不太喜欢人云亦云”、“有点儿‘倾向于’特立独出”的。只是周汝昌不像邓遂夫那样锋芒毕露，有时甚至咄咄逼人，而表现为一种将“特立独出”与宽容海涵相结合起来的特点。顺便说一件小花絮：上世纪一次学术会议上，周伦苓和邓遂夫开玩笑，说你是四川人，怎么不给送点橘子？可能过了半年多，有一个人送了一筐四川柑橘到周府，说是邓遂夫托他带来的。周伦苓事后笑对人说，本来是开玩笑，没想到他真送来了。与“青年朋友”和“草根阶层”的交往，也是几乎贯穿了周汝昌一生的一个特点。周汝昌为不少中青年学人的红学著作写过序，大概能列出一个单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引录过笔者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中的话，说周汝昌对青年后学特别愿意充当伯乐，但也因此引来许多非议。这个特点其实是周汝昌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很难找到知音，却特别能得到未成名的青年人的仰慕。在《 献芹集 》的序言里，周汝昌说了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在红学上，我似乎成了“考证派”的“代表人物”，以为我是在“搜集史料”上做过一点事情的，“尚称丰富”云。但是说也奇怪，云南一位青年（当时是农场工人）却投函来说：他读了所有的红学著作，觉得只有我是最注意探索雪芹的思想的研究者。说实在的，我听了这话，不能不有高山流水、知音犹在之感。这个青年是谁呢？就是后来在《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任编辑的顾士敏① 。周伦苓检出一封顾士敏于1985年10月28日给周汝昌的信，全文如下：先生：贵阳一会，颇为失望，顷奉大函，再思苍凉，不想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先生请不必多替士敏担心，红学缘深涕泪多，早有思想准备了。补正一则，当于近期刊出，勿念。讲学春城一事未果，学院内很多同志均感失望，学报内部同仁更是。看将来还有日否？甚盼。中国红学当另辟蹊径，窃意以为不能再作如筑城会上之空论，当从本事入手而寻出曹公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渊源，拙文《 补天考 》（大会论文）即有意尝试之作也。《 新证 》一书，乃开创之作，继志之士，当为之发扬。士敏谨以此自勉。这是1985年参加贵阳举行的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之后不久的信。所谓“贵阳一会，颇为失望……中国红学内部竟是如此局面”的感慨，大概是指会议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争名夺利的现象。其实全国的各种学会情况都差不多，人类的弱点知识分子照样有，这一类事是难免的。顾先生那时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未泯的理想主义情愫，所以发此慨叹。顾士敏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考证是表相而思想是本质，在当时那种普遍的误解氛围里，的确是空谷足音。周汝昌于2005年4月25日给笔者来信有云：“能注意我研《 红 》以思想为重心的另一位是长沙的邱惕盈，似一年纪较大的文化人，诗、文字俱内行。在《 小传 》（ 指《 曹雪芹小传 》——引者 ）上批云：（ 针对“正邪两赋”的论述——引者 ）此为读《 红楼梦 》的根本关键，时间约在十多年前。”往往是一些民间的颖慧人士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本质的体认超过了专业的“红学家”，这就是笔者所提倡的“人间红学”之理据所在吧。宋健生于1963年，在天津市宝坻区邮电局工作，兼职宝坻区政协常委、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天津地方文献研究方面颇有积累。从1990年以来与周汝昌有通信来往，周汝昌给宋健的第一封信署1990年4月17日，是答复宋健为《 天津文史 》向周汝昌的约稿信。其中说：“宝坻旗营，是正白旗无疑，因是定制。以前，我只与丰润籍友人谈论（ 王家惠撰文说他手中有周汝昌给他的信八十余封——引者 ），未想到宝坻也有曹家村，且是满洲旗人之聚居处，大喜！请您务必再多下功夫调访研索。……宝坻之曹氏人，其面型大多数何似？有共同特征否？（ 如长、圆、瘦、尖…… ）盼能一告。丰润一水之隔，您有便也可一赴调查（ 有曹家坨子 ）。冀有收获。”周汝昌与宋健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曹家祖籍等考证问题，涉及宝坻和丰润的一些情况以及张家湾出土的“墓石”之真伪等。宋健将保存的周汝昌写给他的三十五封信全部寄给笔者参阅，基本可得周、宋二人交往之全貌。统览周汝昌给宋健的信，能得到几点明显印象。第一点是对曹雪芹家族历史演变真相的孜孜以求，所体现的仍然是一贯的多方考索、综互合参的特点。如：前读津报大文，考崔口，言及白水坨，此则足下未尝于赐函中提到者。愚以为“黑山白水”，乃是古来常见之对仗语，然则雪芹之“黑山村”（指《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向宁国府交租之乌进孝来自黑山村——引者），莫非即隐射白水坨乎？因为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巧对也。（辛九望日——按即1991年10月某日）至朱女士（当指上海红学家朱淡文——引者）谓受田已归曹宣，余亦不敢遽言是非。宣卒甚早，其时兄弟二人未必“分了家”各码为事，愚意以为楝亭之语，意只谓宣年少，不虑产业俗事，须族兄教之耳。盖寅在江南，宣在京师，必其每年尚有到宝坻受田之老规矩，故与丰润来往不疏也。否则寅之“余家”似欠妥恰。不知足下以为如何？总之我尚不能遽信受田与寅无涉，不然他何必操这个心。（庚午腊廿四——按即1991年2月某日）这是讨论曹雪芹祖父曹寅、祖叔曹宣与丰润、宝坻的关系。当然周汝昌也在信中紧接着说：“亦止系随手而叙，聊备参考而已。”第二点印象是周汝昌对宋健为学为文的指点，也颇能显示关心青年的热心和治学作文都要“活”而不要“死”的主张。你是英年，字写得好，我平生只是爱才，故愿与交往。你说的那部书要我题字的，我根本不知此事，我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来往。世上奇事尽多，亦勿庸深讶（我平生常遇同类事，不少人说与我“熟识”）。你世路经历尚浅，久自能悟也。（庚午四月朔——按即1990年某日）文章还是有些拖沓感（小有重复字句）。为文切忌复字，复则削弱笔力。再有我已说过，切忌多用“这是……的”语式。此乃最乏味的口气。应学会变换句法。（1993年9月11日）你现在写不了文章，可是个“问题”。不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还是力争挤空读书为上策，必积学方能写出有斤两的文字。（腊廿五夕，1994年2月7日邮戳。）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史片 》和《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三篇都是小文章，是掌故与探索性质的。1982年冬，宋健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篇不知谁填的词作手稿，是贺周汝昌1980年6月去美国参加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 南乡子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 红楼梦 》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九泉矣！”见《 脂评 》。）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 红楼梦 》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 世说补 》。）宋健后来将此词抄给周汝昌，周汝昌判断说：“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并感叹寇梦碧“新近作古人矣”。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周汝昌钦佩异常的还有一个乔福锦，前已提及，他是河北邢台学院教历史的老师，所以研究《 红楼梦 》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乔福锦人热情，与周汝昌联系颇勤，通报红学界的动态消息，对又聋又瞎且与“红学界”隔绝对立的周汝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耳目”。乔福锦撰文提出《 红楼梦 》是“反面《 春秋 》”和“《 诗经 》古文”，强调《 红楼梦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了红学界的一个后起之秀。1997年周汝昌八十大寿之际，乔福锦写了一篇《 文心诗情润中华 》（ 1998年第1期《 红楼 》）的长文祝寿。这篇文章对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回顾和评价，其中有一些话也说得颇为中肯。比如：尝闻一些“现代学人”言，周汝昌一辈的旧式学者，其功夫、优势仅体现在考证方面，“理论”上则不见有甚“高明”之处，除作者与版本的考据之外，他们的工作于《 红楼梦 》思想艺术研究的进展，意义并不大，比不上掌握了“先进”的“主义”、“话语”的文艺理论家。实际并不然。以“理论家”自居的研究者由于其用以立论的学理依据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不到根基的“舶来品”，故自视为最高深者反而无大价值。而周先生一辈立足于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之上、有西方文化背景而西方文化又不能从根本上对其完成“征服”的学者，由于真正把握着《 红楼梦 》这一“中国文本”的脉搏，故对于“石兄”——“玉兄”的理解最为深刻，对于芹书的阐悟最为精当。先生没有脱离“知人论世”、“宗经言道”的中国传统去“创造”纯粹的“载之空言”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治学范围实际上已包涵了作者、版本的考据与蕴于这两者之中的文化精神的探求三个方面。在周先生，思想、精神的探索已融入到作者与版本两个“深切著明”的具体课题之中，考据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对芹书著作命意、文化内容的体察与解悟。这位在考证方面有极大成就的学者，其对于红学的巨大贡献，亦同时体现在对《 红楼梦 》精神文化血脉的深切把握之中。先生之诗文学术，未能改变成熟于五六十年代“联共（布）教程”及西洋“文艺理论”模式之中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却给“文革”苦难中度过少年青春岁月、“新时期”之初跨进大学之门的更晚一辈的学子带来无比丰厚的学术文化滋益。1980年秋，我还是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为研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开始系统地接触自少年时代即已神往的《 红楼梦 》及相关资料。星期天进城，在书店买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的《 曹雪芹小传 》。归来捧读，立刻被其精辟的考证、精妙的义理和诗一般精美的文笔所吸引。一个生活在中华五千年“古典历史”尽头、饱经世间沧桑的文化巨人——曹雪芹，自此便成为我心头具有文化生命气息的人物，这部书亦成为我书箱中的珍品，时常翻阅，精心守护。……1987年秋，先生自海外归来，尔后，见面的机会多起来。先生的著作文章、言谈话语常给我以深刻的启示。我自己一些不成熟的习作，如关于“自叙传”的中国史学背景、关于“小荣枯”之结构等文稿，先生在指出所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证据的同时，识其根本，多以奖掖鼓励。己巳初秋，我进京买书、查阅资料，一下车便决定先去看望先生。此时的朝内南小街，残存的旧宅区已被“现代化”水泥巨林所包围，四合院人家正处在拆迁前的不安之中。走在槐叶散落的古街上，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一老一少久别重逢，为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那种弥漫于时空中的历史沧桑感仿佛一瞬间凸现出来，从文化到学术，从孔夫子到胡适之，从民国校园到时下风气……一气谈了大半日。离京前，再到先生府上话别，得一幅“墨宝”，是劲秀、清俊的行楷写就的一帧条幅，内容是一首五言诗：未用期来哲，当前自有人。问年珍而立，奋志敢求真。大业红楼梦，弘观华夏文。高山复流水，良史即奇勋。己巳新秋用真文韵合体赋赠福锦学人以志相知之谊津沽周汝昌先生思接往古，心期未来，奖饰之语，吾辈受之有愧。然当时正处于苦闷中的我，却从“大业”、“弘观”句中，又一次读出了先生对自己既定为学方向的肯定，亦更加坚定了走自己学术之路的信心。在写作本传的过程中，笔者与乔福锦电话联系，乔先生又热情地向笔者建议：如果可能，应在这本传记后面附周先生的详细年谱、《〈 石头记 〉会真 》的撰写始末、龙协涛访谈录三样资料，显示周汝昌其人、其学、其思三大方面。乔先生并且又顺便谈到一件事：《〈 石头记 〉会真 》出版后，出版社多给了周家一套，周先生和周伦苓说关系密切的朋友都自己购买了，你的经济比较困难，这一套就送给你吧。同样是青年学人，当然也有对周汝昌的治学思想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的。原任教于汕头大学后到上海复旦大学读博又留校的陈维昭（ 1960年生 ），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位。陈先生学了一些西方的文艺理论，又颇有一点自负的书生气，他在1997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就呼吁“学院派”的学风，有一种用西方的理论对中国的红学界“清场”的抱负。陈先生于1997年11月27日致信当时任教于山西大学的笔者，同时将他的一篇大作《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寄来，对包括周汝昌的《 红楼梦 》“大对称”结构说在内的“探佚学”提出意见，在肯定某些“合理因素”的前提下作出批评，并要求笔者推荐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笔者当即响应，为了说服学报编辑，特意请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回应的短文《 探佚与结构两学科 》，连同笔者写的《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一道，三篇文章于1998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刊出。周汝昌在给笔者的来信中对陈维昭的文章评价说：“我看其文甚好，是端人正士论学……当然，我并未被他说服。”这让陈维昭感到很高兴，曾给笔者来信说“端人正士论学”几个字将是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不过，周汝昌的鼓励似乎也更加激发了陈先生的书生气。他后来又在《〈 红楼梦 〉学刊 》发文与笔者继续争论。刊于2004年第4期《 红楼 》的《 周汝昌：新红学的巅峰 》，是他上百万字的《 红学通史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中部分内容的缩略。陈维昭立论的核心观点是：“胡适开创的‘新红学’精神是一种科学与反科学相合一的学术观念，周汝昌则把这种‘新红学’精神推向极致。这使他的研究的价值向着正、反两极伸张。实证研究依然是文史研究的基本手段，实录观念则必然使实证研究走入死胡同。这就是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乃至整个‘新红学派’的令人遗憾之处。”大概陈维昭对自己的一些说法是颇感得意的，如称周汝昌是“独行侠”，说“在红学史上，周汝昌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等，尤其自以为所谓“实证—实录”理论击中了“新红学”和周汝昌的“命门死穴”。但在笔者看来，陈维昭对周汝昌自以为是的“点评”其实仍然有所隔膜，仍然存在本书各章所反复谈到的中华和西方两种文化之感受和思维方式的冲突。新一代的硕士博士学人，往往在“知人论世”和“体贴”方面力有未逮。比如苗怀明先生① 以淮茗的笔名发表《 周汝昌与胡适一段红楼公案——对红学史上一段学术公案真相的考察 》（ 2005年7月15日《 新京报 》）一文，有一百零八个注解，表面上是相当“深入史料”的，但由于不能真正理解周汝昌和胡适之间的同异，就在貌似客观的行文中得出浮浅的结论。周汝昌对胡适的帮助自始至终都是感激的—— 这一点在前后期的有关书信和文章中都表达得十分清楚，但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深刻分歧（ 当然这种分歧在二人的通信中表达得比较含蓄和隐蔽 ），而分歧从根源上可以追溯到二人气质、性格和思想的差异。无论对《 红楼梦 》的评价还是对白话文的功过，或者更深一层，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立场认同，周汝昌都与胡适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能因为胡适帮助过周汝昌，周汝昌就只能永远诚惶诚恐地表示感谢而不能申述自己与胡适的思想差异，否则就是往胡适身上“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显然这种评论体现了苗怀明自己的思想偏颇和治学局限。说“按说周汝昌应该在其《〈 红楼梦 〉新证 》一书中对胡适表示特别感谢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的指责，就更是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的无明之论了。前面也已经说到文怀沙作的历史证言。这生动地表明后新时期的学人对过去不久那段历史的现场感已经比较迟钝。至于说周汝昌文章中似乎有对胡适的“怨气”——那主要出于胡适居然对曹著和高续之思想和艺术巨大差异缺少感觉而来，而这正是周汝昌感受最深切的。如果说有“怨”，那也是学术文化的“公怨”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怨”。前已述及金岳霖、梁漱溟、余英时等批评胡适“浅”，周汝昌尽管没有多读胡适著作，评价胡适“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宏观把握是得体的。周汝昌对胡适有些看法，当然也不影响他当时给胡适写信时毕恭毕敬，由此而推导出似乎周汝昌“表里不一”一类评价，实在有点胶柱鼓瑟——这似乎已经成了某些学人的通病，我早已指出过的太喜欢把弄“形式逻辑”而缺乏体贴人情透视本质的能力。这恐怕还是思想认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隔阂使然吧。由于气质思想的隔阂而导致对客观史料的不同眼光，也是一个颇有悖论意味的历史现象。现代文学研究中推崇胡适和推崇鲁迅的两派，文化研究中“西学”与“国学”的两派，乃至于“科学”与“人文”的两派，等等，都存在大体相同的问题。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根本能力严重失落，则极容易把从20世纪40、50年代积淀下来的一套思维模式当作不容置疑的箴规准绳，并随着新时期西学的输入而“与时俱进”，其习惯势力也是很大的，这在20世纪50、60年代从大学毕业或之前之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一批人那里表现得更明显。如白盾① 主编的《〈 红楼梦 〉研究史论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 ）及论文集，对原著和续书“两种《 红楼梦 》”的差异缺乏本己的体验，停留在表面的“政治”和“爱情”主题之纠缠，因而批评周汝昌“大搞曹雪芹个人崇拜”，“提倡‘曹学’、‘脂学’、‘探佚学’，将‘贬高’推向一个新的极端”。再如前面的章节所辨析，关于“自传说”中“典型形象”和“生活原型”的纠缠也是一例。2003年第3期《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发表胥惠民《 论周汝昌先生“写实自传说”的失误 》（ 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2003年第12期《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转载，并被2003年8月28日《 光明日报·书评周刊 》摘录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承1995年第4期《 北京大学学报 》发表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后争论之余绪的。此文当然也包含了红学界某些“派别”的纠纷因素，此处不论，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则相当鲜明地体现了本书各章都谈到的文化观念冲突。它最后总结周汝昌的“失误”说：按常规要求，自传应全面反映立传者的生平事迹和成就，但《 红楼梦 》这部“自传”却不同，作家只重点详写13岁这年的事，14岁至15岁这两年只是略写一下。17岁以后只字未写，这能叫自传吗？曹雪芹写自传，以他的才学应易如反掌，照生活实录，略加“精细剪裁”即可成功，何至于要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呢？书名为啥不叫《 贾宝玉自传 》，却“题曰《 金陵十二钗 》”呢？既然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的《 红楼梦 》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既然脂砚斋说贾宝玉只存在于《 红楼梦 》中，这是古今小说戏剧中从来没见过的人物；既然“写实自传说”存在那么多难以弥合的破绽，它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做到，那它怎么可能成为20世纪红学的惟一成果呢？这种反驳“逻辑”是把“自传体小说”和“自传”画了等号，但“新红学”的内涵其实是“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周汝昌也多次澄清过这一点，至于某种具体生活素材化为小说形象的“分寸”程度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学术正确”和“百家争鸣”有时也是一种悖论。当然到了互联网时代，言说的自由是基本实现了。新世纪兴起的“网络红学”中，“拥周派”和“倒周派”（ 大体上也就是“尊曹派”和“尊高派” ）也是阵线分明。作为纸媒形式的学术刊物，则其悖论的分寸更难把握。周汝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就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任何文字了，尽管这本杂志上不断刊出与周汝昌“商榷”的文章。贵州省红学会办的《 红楼 》虽然只是一个省内自办的刊物，却从1986年12月出版了“试刊”号以来，每年四期，一直坚持下来。刊物的主编梅玫（ 1946年生 ）女士倒真是实实在在地坚持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完全对立的意见全部照发不误。比如，既发表“批周”的文章，也发表“拥周”的文章；对“墓石”、“祖籍”、“程前脂后”等各种争论问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也次第刊出，连文字的“芒刺”也不作任何修改。针对周汝昌是《 红楼 》后台的说法，周汝昌在《 红学三题 》（ 1997年第4期《 红楼 》）中说：“但我能否成为（ 或‘就是’ ）《 红楼 》的后台老板？可不必辩，让事实来证明最有力，例如《 红楼 》上登有署名‘兰洪’的大文，专攻我这个‘后台’，内有‘周氏的日子不好过了……’云云。以我为‘后台’的刊物，敢如此作为吗？”1999年第1期《 红楼 》刊发了北普陀召开之全国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词、讲话等文献后，周汝昌写了一首诗表示感谢：读贵州《 红楼 》第一期赋谢韩、王、梅诸君子大会京华事可思，凤鸣楼傍雪芹祠。八方士女缘千里，十月风云献百知。反正人瞻空际字，让贤书寄海西诗。新刊也与丰碑似，贵岭梅花力主持。注：1. 韩、王、梅：指韩进廉教授、王畅研究员、梅玫主编。2.“反正”句：巨球高悬大字。3. 让贤：周策纵教授。2003年6月16日《 黑龙江日报 》发表赵荣群、王敬所写《 更上红楼看月明——访编辑家程俊仁校友 》，其中有一段和周汝昌有关的轶事：时已85岁高龄的红学泰斗周汝昌，《红楼家世》付梓之际，其夫人毛淑仁不幸病逝。周先生非常希望能把夫人的照片印在这本书上，以为纪念。当时，程俊仁正在生病，但了解到周老先生的心愿以后，不顾自己的病体，加紧工作，而且选了一幅周老先生与夫人一同赏论诗句书法的照片，庄重地作为插页加了进去。样书一出来，便快寄京城。此时，周老先生已经卧床十天，可是接到样书，他马上就要下地，他要即刻题诗赠予程俊仁。他说：“我这一辈子出了三十多本书，但没有一本书能与这本书相媲美。程先生最能体会我的心情。”程俊仁1943年生，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曾策划出版系列红学书籍。周夫人毛淑仁是2002年9月8日病逝的，周建临曾对笔者说，周夫人自知不起后，曾分别与几个子女谈话，安排家中诸事，井井有条。胡文彬先生则对笔者说，周家在丧事处理问题上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一点也没有给单位添麻烦。当然相濡以沫一生的老妻撒手西去，周汝昌是非常悲痛的。《 红楼家世 》配发的照片是1998年拍摄的，下面有周汝昌写的纪念文字：贤妻名淑仁，姓毛氏。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这幅照片是她与我品评字幅时的情景。淑不仅内助辛劳，病时还为我钞录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诗云：慧眼能分汉晋唐一枝湘管悟锋芒新书不及亲开卷梦里犹同观墨香（诗没有标点符号是原书实际——引者）有一位台湾的红迷福蜀涛① ，经常给笔者传来电子邮件询问大陆新出哪些红学书籍。就是他托在北京的台北书商将《〈 石头记 〉会真 》等红学书籍购入台湾。福先生于2005年4月9日传来的一封信中，颇有些有意思的说法：今见台北出版的《 高阳说曹雪芹 》《 红楼一家言 》，初看，似都冲着周汝昌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同一部《 石头记 》，同一个曹雪芹，两百多年后，时见南辕北辙的说法，让我感慨良多。曹雪芹叹“谁解其中味”，似已预见。个人以为，雪芹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每个时代似都不缺高鹗、程伟元。鲁迅曾说人与人的差异，有时比人与类人猿的差异还大。这有资质的成份，但个人以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说完全决定他的眼界，但一个人的眼界相当大程度受其出身左右。高阳1992年辞世，生前不善理财，但每日美酒佳肴。出身可能与当今在大陆似又走红的胡适较为接近。小说，大概也以娱乐视之，所以对《 石头记 》可能缺那么点虔敬，或因此而无法深刻体会“字字血泪”的意义罢。新世纪的一大景观是“网络红学”的蓬勃兴盛，有关《 红楼梦 》和红学的网站多达一百多个。全球有华人处就有红迷，就有各种意见发表。前面说过，网络红学的一大看点是对周汝昌红学观点的争论。网络红学中也还真有智慧的“火花”闪耀，涌现出一些有水平的文章和观点。比如，南京师范大学一个在读的理工科大学生高飏（ 1982年生 ），以“飞云”的笔名在网上发表《 从“终久”看〈 乐中悲 〉及湘云结局 》和《 话说“金麒麟” 》两篇文章，对解决探佚史湘云结局问题颇有贡献，笔者推荐他投稿《 红楼 》发表，后来并作为“附录”收入拙著《 独上红楼 》。在笔者建议下，高飏直接写信给周汝昌，在《 红楼夺目红 》中就有了“《 乐中悲 》”一篇，其中说：“高先生是‘宝湘重会’说的坚定支持者。他解‘又写一金麒麟’的‘间色法’十分精彩，使我佩服。”“高先生是一位青年学人，未曾识面，我们通信研《 红 》，很是投契。我将他的好见解（ 用我的话 ）记在这里，以为‘存证’。”网上有一篇《 学术巨子：周汝昌 》，是一位网名“悼红狐”的青年红迷访问周家的纪实文字。这位“悼红狐”远在云南，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只为一睹周汝昌的风采，时间是2003年。下面摘录其中几节：到北京的第四天，这一天是我此次来京行程最重要的一天。早就和周汝昌老先生约好，前几天一到京便已联系。今天就要去正式拜访。我虽数次来京，然年岁较小，又兼北京变化颇大，所详住址故无从寻觅。坐公交车至终点站，周老之女周伦苓阿姨便等在站台那里接我，让我深为感动。走进老先生家，是一个小通道，左边即是两扇开着的门，是个大通间。房子未经修饰，也较为陈旧，但颇为朴实。通间布置紧密，摆着几张大办公桌，堆满了报纸书籍，又紧挨着旁边的沙发，结果沙发上也堆满了书，完全是一个学者的工作间。老先生就坐在左边的一路沙发上，因为眼睛和耳朵的严重受损，从我进屋到进这个工作间，他都丝毫不知。虽然沙发有靠背，但却直直的坐在那里，侧着耳朵像是仔细的在听，好像随时都准备迎接客人。伦苓阿姨告诉我，先生近一年来精神大不如前，生活毫无规律，累了就倒下去睡，醒了就写东西，她们经常来给老人作伴，煮煮饭打扫一下屋子，但爷爷那些资料却是不准她们碰上一碰的。我轻轻走近，放下手里的东西，弯着腰伏在先生耳旁说“爷爷好”。周老这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显然出乎他的意料，赶忙站了起来，十分客气，连声叫我坐，又忙着叫伦苓阿姨倒水给我。之后我向老先生介绍网络，告诉他像《〈 红楼梦 〉笔法结构新思议 》都是从网上看的，并且朋友们都很关心你，托我来看你。周老很高兴，连声说，谢谢网上的朋友。说话瞬间，老先生已经在每本书上都写下字了。《 红楼家世 》老先生写“小友来访快哉，以此赠之。盲者周汝昌（日期难以卒读）”；《 砚霓小集 》写上“小友来访，周汝昌癸未立秋后”；《 脂雪轩笔语 》写着“癸未立秋后，小友远路来访快谈，甚为欣慰。汝记”。我说要为老先生照几张相，朋友们都关心你。老先生忙起身把沙发上堆积的报刊使劲的拿开，高兴的摆了个拿着扇子的姿势给我，不停的问我是看镜头还是随意点？又忙着把衣服扣子扣上……我抱着老先生送给我的三本书，沉甸甸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在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老先生自己的话：“我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范仲淹的句子自然地浮现于脑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再摘录几段网上一篇署名“无言咏落花”写的文章：“嘟……嘟……”“喂，您好。请问——是周汝昌教授家么？”“是啊。您哪一位啊？”“我？哦，我是他的读者。”“读者啊……我跟你说，我是他女儿。我父亲他耳朵坏啦——听不见；眼睛也坏啦——也看不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周汝昌语）“……我是江苏的一名高中生……”“江苏的啊？那这得费你多少电话费啊？！”“没关系。”“真没关系？”“真没关系。我从小学起就对《 红楼梦 》很感兴趣的，也拜读过周教授的《〈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等著作，有一些疑惑，又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周教授的指教……”“你想问什么呢？”……“你看了他的《 红楼小讲 》了么？——那后面有‘红楼导读’，是写给学生的，比较好懂。”“好的，我一定仔细拜读。谢谢您哦。打扰了。再见！”“别客气，再见！”——“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当然网络上对周汝昌不以为然的、调侃性的观点、文章也有，如“周汝昌不是《 红楼梦 》的终结者”、“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周汝昌在“人间红学”中有巨大影响力。在周汝昌的生活中，还有各种人际因缘，也颇为有趣。比如周汝昌写了一篇随笔《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 》，是因为出版《 岁华晴影 》，属于一个随笔系列丛书，出版社寄样书时把冒舒湮的《 饮食男女 》错寄给周汝昌，而把《 岁华晴影 》寄给冒舒湮，两位海内名士因“换书”而始得相识。冒舒湮生于1914年，卒于1999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大名士冒辟疆的后裔、民国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名人冒鹤亭（ 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之子，又曾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后来失落了党的组织关系，多才多艺，是一位传奇人物。又比如著有《 井中奇书记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的陈福康① 撰有一篇《 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 2002年第4期《 新华文摘 》）的文章，叙述了周汝昌看到他的书后主动给他写信的故事。篆刻家崔自默② 请周汝昌为其篆刻集撰序言，周汝昌写了一篇古色古香的文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34年生 ）退休后向周汝昌请教书法，周汝昌赋诗相赠。与黄苗子、张中行、季羡林、朱一玄、任继愈、徐邦达、周海婴等人交往……其中2002年参加季羡林九十二岁大寿纪念盛会，周汝昌被列为第一个发言者，尤其有纪念意义。盖从1950年周汝昌英译季羡林考论《 列子 》的文章起，这两位学界泰斗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发扬光大而辛勤耕耘，俱臻大成，实堪称双星并耀，为国争光。周汝昌贺季老诗曰：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南山当采菊，古句共称觞。其实，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精神，又何尝不是周汝昌自己一生的追求、行履之某种写照呢？到了2005年，周汝昌的“随笔红学”大行其道。周丽苓告诉笔者，自从母亲去世，为了让父亲摆脱压抑情绪，联系父亲到国家图书馆作红学讲座，谁知引起轰动，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做讲座节目，再加上《 红楼小讲 》意外畅销，从此激发市场效应，各家媒体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各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上门约稿，搞得周家应接不暇。周家三姐妹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怀疑，周汝昌又老又瞎，怎么能短期内搞出那么多著作？以为是周汝昌口述，女儿笔录的结果。其实除了旧稿作新编外，其他新著都是周汝昌自己写到纸上，写作已经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那些稿子往往是字和字重叠在一起，除了多年训练有素的女儿是谁也无法辨认的。在笔者此刻撰文之际，周汝昌已经又有《 红楼十二层 》（ 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 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 周汝昌〈 红楼 〉内外续〈 红楼 〉》（ 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红楼真梦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 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等陆续上市。前五种和最后一种有的是旧文新编，有的是旧著重新包装，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使本来每版印数有限的学术著作扩大了影响，使周氏红学得到普及。这些书里，《 我与胡适先生 》即本书前面章节所述有关内容的情节“细化”，以与胡适的通信为中心，缕述一生红学因缘，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与“芒刺”，颇显其“率性任情”的某些特点。此书目录前除了周汝昌自己写的序外，还把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作为首序，并有与胡适通信原件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彩色影印，是一本收藏佳品。《 定是红楼梦里人 》与《 和贾宝玉对话 》更是纯粹新作。《 和贾宝玉对话 》以一种对话文体讲论红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少新发明。这里重点说一下《 定是红楼梦里人 》。张爱玲（ 1920 —1995 ）被文学评论界视为“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了读书界风靡张爱玲著作的现象，特别在文学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张迷”。周汝昌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但张爱玲写过一本《 红楼梦魇 》，周汝昌在198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限于目力和当时情状，周汝昌并未细读，只大体翻检了一下，却看到其中对《〈 红楼梦 〉新证 》的不敬之语。因此，在当时正在写作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的附录“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中，有忍不住的回讽，如：“我那十来条资料，被张爱玲埽数引在她的大著《 梦魇 》里，轻薄地给加上了一个‘一堆大杂烩’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 红楼 》，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 》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 红楼 》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周汝昌主要是以“红学家”名世的，其实《 红楼梦 》只是一个“代表”，更本质一点说，应该说周汝昌是一个中华文化学家。他曾说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分别代表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他又提出“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的命题，说一条主脉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另一条主脉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以《 诗经 》、《 楚辞 》为首的历代诗文大家为代表，而这两条主脉都在《 红楼梦 》中有极其高超美妙的涵咏、赞叹与评议。周汝昌的这种主张并不只是某种宣言或概念，而是十分具体的，生动的，它体现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甚至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写作的文风、造句、措词等微细的地方。比如他评价某篇文章的价值高低，就不仅看其内容、思想、观点，而还要看文章所洋溢的神韵、气韵、韵致。这是从那第二条“主脉”特别是《 诗 》、《 骚 》、《 庄子 》和魏晋风流一脉而来，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就会觉得有点玄，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周汝昌阅过拙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收入《 箫剑集 》）之后，就来信说：“吾弟手笔之最大长处，端在简净健举。盖为文必求笔能举重，复能包大，神气完足。此三者近世以来不多觏。胡适‘白话文’兴，更无人晓此。大抵平板僵直的‘堆话’‘砌字’，而文者杳乎其不可复逢。每为浩叹。如弟文之佳处，今之人便只看‘内容’而不知其它矣。……弟此文实为一大‘纲领性’文字，若在古昔，即必有‘笺疏’随之——即每段之下设有更细的具体的说解……然今久不知有此体矣（ 此皆‘白话文’造孽结果 ）。”（ 着重号为原信所有。丙子六月初三，1998年7月20日邮戳。 ）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领悟和理解，说千道万，或可用发表于2001年11月16日《 现代教育报 》的答记者（ 特邀记者王瑞兵 ）问中一段话概括：“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这怎么讲？‘禅’是什么？禅是古印度传来的佛法，佛法怎么学？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译的问题那么复杂，（ 梵语 ）那里面有个名词，这里（ 汉语 ）却没有啊，那可要了命，麻烦透了。印度哲学是个繁琐哲学，中华民族又要学习这么高深的思想、哲学，怎么办？不能用抠字的办法，‘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 红楼梦 》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讲：我的诗是‘活’法！什么意思？不是写得灵活，随便顺手而来。是讲诗里的东西用这种表现方式向你传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思想。……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来使你接受，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抠字，当然，典故也要懂些，不然会不明白。禅正是如此，不立语言，禅一说一写就是‘糟粕’，把真挡住了。……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附录一：传主与作者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第一次见周先生，乃1981年夏秋之际去北京，专程到周府拜谒，具体时间已经记不清楚。1999年12月25日笔者写过三首诗，回顾最早两次拜谒周府的情况：欲拜周公访路标，狞眉青面女官僚。芳园幸会邓编委，指点前街杨柳飘。注解：1981年余初谒周宅，不知确址，因往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人事处询问。不意办公室之女干部态度甚恶劣，不仅不肯相告，且云这些人归我们管，不通过我们怎能私访云云。余又赴恭王府《〈 红楼梦 〉学刊 》编辑部，幸遇邓庆佑先生，相谈甚欢，始知周宅在南竹竿胡同某号。邓先生且送余出王府大门，为指明路向焉。胡同轻叩竹竿南，想象潇湘凤尾间。传语老周杂院坐，不知劫后正攻关。注解：余入南竹竿胡同113号，见院中住户甚多，乃推一门而问，一中年男子出，貌状甚俗。闻余问周汝昌先生，乃指上厢房为老周家云云。余见周先生正于廊下负暄执卷坐读也。京华半月戏研班，心证怡红去又还。求得法书归镇宅，双星犹唱奈何天。注解：1984年再谒周府，取回电视剧《 红楼梦 》八十回后打印脚本及周手书条幅一卷，所书者乃去年《〈 石头记 〉探佚 》问世后先生赋七绝句其中之两首也。诗末句谓北京昆曲研究院为戏曲研讨班演出新改编之昆剧《 长生殿 》。曹雪芹创作小说深受《 长生殿 》之影响，余探佚考论贾芸、小红即所谓“双星”，证合宝玉、湘云劫后姻缘，乃化用《 长生殿 》末回“重圆”中牛郎织女证合唐明皇、杨玉环情缘之情节，此亦大巧合事也。第一次去周先生家，周家刚搬迁入南竹竿胡同不久，这是周先生一生搬迁几次中最惬意的一处住宅，是夏衍住过的房子。我至今清楚记得，时间已到午后，周先生坐在古色古香的居室门外花廊下，坐着凿花雕空的仿古式高瓷凳，旁边是瓷桌，手执一卷线装书，正凝神阅读，那形象颇有一点古代书生的风范。笔者生性比较拘谨，初见周先生当然也是“执弟子礼”的，不可能过分“脱略形迹”，记得带了一瓶山西的酒去。这第一次面谒，印象最深的一是周先生对笔者当时的导师姚奠中先生的胸襟阔朗、有容乃大深表敬佩。因为那时周先生已经看了我寄去的姚先生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姚先生在这篇“前言”中开头就说“我不喜欢《 红楼梦 》……”却对拙著给予了高度评价。二是周先生鼓励说要坚信探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深入搞下去，并说：“这是可以不朽的！”那种情不自禁的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不过这也反映了周先生对自己红学体系的高度自信。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本来也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应该说周先生也是深受这种传统意念影响的。“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大罪状，就是引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走白专道路，如果要“抓小辫子”，周先生说的这句话可是够典型的。在周先生赴苏联访问前数月，即1984年7月21日至8月6日，笔者从山西大学去北京参加中国古典戏曲研讨班的学习。那个时期，大家还真有点一心追求学术的气氛，像这么长时间的学术研讨班，现在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一次去北京学习，时间又较长，当然要去拜访周先生了。时间是7月22日，也就是到北京后的第二天。那天在周先生家主要的谈论话题是探佚方面的内容。讨论八十回后佚稿中贾家败落有朝廷政治斗争的背景，是“王爷一级”的争斗，即北静王和忠顺王的争锋影响了贾家的命运，周先生说贾宝玉的几个朋友柳湘莲、冯紫英、蒋玉菡都值得研究，同时强调要多了解清代历史。那时上海的徐恭时（ 1916—1998 ）先生也发表探佚文章，周先生认为徐先生用功很勤，但拘泥于情节、细节猜测，站得不高，缺乏更宏广的眼光 ——对曹雪芹精神境界的理解，周先生说：“这是批评朋友了。但不要做另一个徐恭时。”这是笔者第三次见周先生了。此前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讨论会，笔者已经参加，自然见到了周先生。那一次参观大行宫小学——曹家西园遗址，宋谋瑒先生在现场拾了一块老砖给周先生带回了北京，周、宋两先生都写了诗，记得周先生有一句诗是“残砖一片君能惠”。会议结束后我也写了一组七言绝句寄给周先生，其中两句是“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1984年7月22日去周家时，我预先在街上买了一整张宣纸，请周先生赐写一张条幅，内容即从周先生贺《〈 石头记 〉探佚 》出版而写的七首绝句中选。周先生想了想，对我说，可以写两首，问我写哪两首。我回答说写第二首和第六首，并拿钢笔默写到纸上，因为周先生写诗自己一般不留底稿。我之所以选第二首和第六首，是觉得第二首是对自己的“评价”，而第六首是体现做学问的“品格”。如果两首都选谬赞的诗句，其实不一定合适。那时电视剧《 红楼梦 》的剧本已经有了第三次的修改稿，我也正在写《 被迷失的世界——〈 红楼梦 〉佚话 》（ 1987年1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稿，其实就是为电视剧八十回后依据探佚思路改编作理论阐释。因此我向周先生借来了八十回后剧情的几册脚本作参考。那时候周岭（ 1949年生 ）负责写八十回后剧本，他很尊重周先生，每一稿都送给周先生请提意见。8月2日去周府，周先生给电视剧演员们讲课去了，不在家，只是从他女儿（ 可能是伦苓 ）手中接了条幅和剧本后就出来了。1983年7月4日，笔者写成了一篇长论文《〈 红楼梦 〉·悲剧观·国民性 》，这是准备提交将于11月23日至28日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后来改题为《〈 红楼梦 〉的两种悲剧观 》收入1992年版的《〈 石头记 〉探佚 》。论文本来已打印提交会议，但周先生回京后来信说从南京寄回北京的邮包出了问题，故又重寄了一份打印本去。周先生读了论文后于1984年2月4日回了一封信。在周先生给笔者的一百多封信中，这封信颇有代表性，全璧录次：今早接来札（并打印本），今下午适复奉到奠中先生朵云（过去对书信的雅称——引者），因而终日欣喜。——欣喜之中又有感慨叹息。大约这就叫“病态”吧？我今日原是到一处饭店开《红楼》学刊之编委会，因身体未全复，发完了言也不愿去享大餐，就告辞回“府”了。加上下午会客人费精神……但还不顾疲乏地、艰难地阅读了你的论文。这是傻事，也是痴情。平生不自“爱惜”精力，不知“保养”如此。论文好极了，我说不尽的高兴。我多年内心有此愿望，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讲一讲这个重大课题。但有心无力。去年“学刊”索稿，我仅能从“妇女观”的角度来衡量原著与续书，写成一文。那实在浅多了。今睹（原信此处空格是讲礼貌——引者）新作，无比快慰，今夜恐又应喜而不寐。从今日一般水平说，有些同志读了也未必“震动”。曲高和寡，自古为然，虽不免增叹，然亦不必担忧。天下士，高具眼者又何限，——但我说的“和寡”，是指“现有的”红界中人耳。俟稍强，或当以诗题之。奠中先生惠札一纸，语不多，词翰极不凡，使我倾倒。一位老教育家，一生精力付与作育人材，这是最大的贡献！又何必“著作等身”始为有其“学术贡献”乎！我向他老表示甚深之敬意。我盼望今年政协会上再与他把臂快谭一切。汉中师院学报之拙文（好像是题作“红楼别境纪真芹”）兄已寓目乎？有何意见？耑此拜启，灯下以点画字，不尽。祝春吉！周汝昌甲子正月84?郾2?郾24夜兄之文字极好，文中只有一句，拙意以为可改。即不要说“将甲与乙进行一下比较”只说“将甲与乙比较一下”。（在第一个“比较”上面和第二个“比较”下面又添写“对比”。——引者）临缄又及笔者之所以说这封信颇有典型意义，因为从里面可以看出周先生好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考证派”，而是对理论思维极富兴趣和敏感，深知理论思辨在红学研究中非常重要，也是解决“根本的问题”的。第二，他对于真正有水平有道德的人非常尊敬，绝不以名位、地域等外在的东西作为衡量标准，绝不拿“京都名学者”、“中央机构大专家”的架子。第三，他对于自己暂时的不足之处毫不掩饰，而是深自反省，见贤思齐。第四，他对于“现有的”红学界中人估其斤两，颇有“知人之明”。第五，他对“曲高和寡”的历史真实有正确的了解和深沉的感慨。第六，他对自己所欣赏的后辈也不是一味地“溢美”“捧杀”，而是不客气地指出其需要改进的地方，即使是微末之处也不放过。很快，周先生又寄来了两首五言律诗。第一首是《 赠归智学兄·题所著新论文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下浣”：谁谓平生愿？今朝见此文。箭因穿七札，笔遂扫千军。示狗明貂尾，呼鸡洁鹤群。大悲无鄙事，弘道显奇勋。第二首题为《 再赠归智兄 》，写作时间为“甲子正月廿六午刻”：无憾平生事，何忧吾不能！鹓林怜鼠腐，野畔服芹欣。大业千钧系，微怀百感承。中宵非自语，相照有书灯。笔者于3月1日步原韵和了两首：一羞弄班门斧，难为冰雪文。情痴悔九死，气壮驭千军。孟浪宁随俗？孤明自不群。春江潮又起，赤壁拜司勋。二浩气君真养，痴情我亦能。神京飞雨润，陋室沐云馨。微意脂芹系，覃思庄老承。中宵无朗月，萤火自春灯。4月10日笔者又收到周先生于“甲子三月初八夜”写的一封信，其中有云：悲剧那篇文章写得好。弄理论确实难，但当今之世你想压得住阵，想服人，非得有点儿理论不行。理论靠学问，但也不是“书橱”的事。多读好书，启沃触磕、印证推衍、自生境界——还得靠自己一副好头脑好心灵，别的不过是借助罢了。但不学确是可怕的事，我自幼聪颖强记，有悟性，因而不肯刻苦读书，浮光掠影为多。至今深愧至悔，有何益哉。然我辈自知不足，故不敢狂妄。彼狂且妄者，皆自以为是，而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者也。红界此等最多。良可悲也。既懂得理论重要，又强调更重要的还是“好头脑好心灵”的“悟性”；既对读书“浮光掠影”“深悔自愧”，又警惕“书橱”式的死记硬背。应该说，这是贯串周先生一生的治学之心得和经验，“绣取鸳鸯从君看”并不想密藏啬敛而切望“度与人”的“金针”宝典。但这实在是为上智的人说法，不要说下智者麻木迟钝不知所云，就是中智者恐怕也会感到难得其门而入吧？这也就注定了周先生一生都要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学者。周先生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出版后，笔者于1990年阴历除夕写成一篇对这本书的评论文字，题为《 谁解痴中味——周汝昌先生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后发表于1990年第8期《 读书 》，收入1992年版《〈 石头记 〉探佚 》），就主要讲了周先生被称为“考证派”实际上是“文化思想派”的历史误会。对这本书的上、中、下三编分别作了评述，指出“性质何属”即“自传说”、“核心何在”即“《 红楼梦 》的思想性”、“整体何似”即“探佚学”，最后归结道：“诗人之心—— 这正是‘痴’最好的注脚。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诗的传统，‘痴’是其中的精义。明乎此，我们就可以回到周汝昌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不解之缘上。……前面谈到周汝昌的‘性分’就是他与曹雪芹、与《 红楼梦 》的‘缘分’。”指出周先生说“曹雪芹首先是大诗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最后才是大小说家”，“周汝昌自己的‘性分’也恰巧具备这几种素质，那种诗人气质，悟性思维，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浮想联翩’的能力，爬梳考证的才能倒还在其次。这种与曹雪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性分默契才是周汝昌独占的优势，乃天之所钟非人力强为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周先生读了这篇书评后十分激动，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透彻地点明了他从事《 红楼梦 》研究的“本质”和“关键”所在。笔者于1990年2月4日收到周先生于“庚午”写的一封不短的信，摘引前面几段：立春大节之前夕，得手札，知所患转愈，且惠书评，喜甚。前因来函述偏头痛，会此恙甚可畏，不容忽视，曾与姚先生（奠中）言之（他赠来论文集，我复谢也）。既病新痊，且属除夕良宵，乃蒙不惜心力，撰此佳文，喜何待言，转觉不安矣。我于灯下读竟，心绪如潮。自文的角度而言，此篇亦极成功——盖以此短幅驾驭如彼内涵（所涉的、提出的，诸般课题甚伙矣），足见功力，非可一日而跻者也。自内容言，所见之角度（深度、高度），亦绝非当世俗流所能梦到。洵非凡品——此义与谬奖溢美并无交涉于我怀。嗟嗟，诚如（原信此处空格表示礼貌——引者）足下所言，高山流水，皆有“缘”在。人生得一知音，为不虚矣！除夕为此，又以快递俾吾先睹，感切感切。此文高层次，尚虑今之期刊编者诸公未必真懂。或竟以为“捧周某捧得太高了”，敢登乎？亦未可预卜。假如不登，此书再版时，我将置之于卷首。此文之佳，亦在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片言居要。此皆俗流所昧昧也。你提出性分、默契、缘分，使我心折，亦深感动。这封信中，除表达获“知音”、“知赏”之乐外，仍然是流露周先生治学注重“活”、“悟性”、“文、史、哲会通”的一贯宗旨。欣赏文章篇幅短而内涵深远的概括力，“活而不板，能放能收”的灵活性，能三言五语说到“点子上”的“片言居要”之功夫。信外另附一纸，是一首诗：己巳守岁之宵，而归智为文以弘拙著。既读竟作札，临缄复成五言，时正立春，因写寄焉：文伟怜除夕，诗平愧立春。因君骇时俗，而我待何人！下士常谈道，中华正富民。讵闻财为匮，长叹睿灵贫。庚午立春之刻拜草1999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周先生选编一本1949年以后的红学文选，作为丛书“中国当代文化书系”之一。开始策划的篇幅很大，周先生艰于目力，乃给笔者来信，要我帮助粗选一下篇目。笔者遵命，即翻检书刊，分门别类，列了一个很长的篇目单子寄去，周先生很高兴，回信说“不致曳白矣”。后来这本书搁置了很长时日，最后将原计划的三大卷选本缩减为四十三万四千字的一册，即2003年3月出版的《 红楼鞭影：中国当代〈 红楼梦 〉研究 》。缩编篇目的取舍也并没有通过周先生，结果笔者自选的两篇也被拿掉。周先生拿到样书后，赶紧来信解释，说明经过，探佚方面的文章就留了赵卫邦、蔡义江和徐恭时的各一篇，徐恭时先生已经过世，没有出过书，就让给徐先生吧。笔者对这些事本来不太在意，就回信说这样也好，可免去选本之“周派”嫌疑也。周先生乃回信说：“弟文遭删，不以为意，反有妙论。是极，是极。真高见也。其实我亦不暇计‘口实’，选得再‘公’，其骂声之奉也不会惠免。我对某界人早已‘哀莫大于心死’。亦一笑！”（ 2003年7月19日邮戳 ）不过，这册《 红楼鞭影 》前边有周先生写的一篇很长的“导读”，共十七个小标题，其实相当全面地反映了他对红学的看法，别处还是不多见的。20世纪80、90年代，笔者还属于为“成才”而努力奋斗的阶段。那时对周先生的来信，笔者的回信有些“放不开”，一般都是就事论事，简单答复，除了少数几封，真正敞开心怀的交谈其实不多。所以比起周先生的来信，回信大为逊色。这当然既与笔者的个性有关，也和那时的情境处境有关，是不必为外人道的。周先生赐下的诗篇，我所和作的也不多。进入21世纪，诸多世缘渐了，似乎也有点老境将至、“心态颇改”的味道，好像诗情诗思也“回光返照”，吟咏增多起来。周先生过去的赠诗，乃有“补和”的兴致。如1994年周先生赠有一首五古，笔者于2001年12月补作了一首唱和之作。今将两诗录下：周汝昌1994年诗古人喻知己，拟弦曰知音。岂在誉浮词，一矢破核心。谓我和者寡，孤独之情深。芹传得新评，椽笔肆漓淋。恐惊俗世目，疑谀为市金。良桐有时爨，尾焦幸犹琴。雪芹孰能传，惭汗长在襟。获知一为足，有喧亦有喑。讵关一小我，感慨彻古今。览文书短句，君或发长吟。步周玉言先生1994年惠赐五古原韵:高山听流水，昔人喻知音。师友隔天涯，慧缘在赏心。绰约海棠韵，两赋旨言深。回首五十载，几度风雨淋？牛棚积谗毁，名利能烁金。衷怀坚素志，幽室独抱琴。扶掖后来者，无私敞虚襟。岂谋结宗派，殷忧万马喑。火传薪尽处，扬古亦酌今。采芹二三子，时发龙凤吟。笔者赋赠周先生的诗，除传记中已引录者外，还有两三首周先生特别欣赏。笔者为《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撰书评，2000年6月6日《中国文化报》予以发表，周先生寄来一诗：归智《 读〈 曹雪芹传 〉》见报书（2000年6月7日）死潭投石漫萦怀，健笔佳辰得眼开。流水高山重叹惜，行云走月一徘徊。诸芳语痛三春尽，两赋思深百代才。独上层楼万灯火，颂君新句动微哀。笔者乃于2000年6月30日有唱和之作：和周玉言先生赠诗新证横空骋壮怀，孤明襟抱海棠开。压城云重添痴味，枕阁霞飞染砚斋。斯室弥馨萦入梦，其人如玉痛怜才。沁芳一脉听流水，独上层楼未可哀。周先生阅后来信大赞：“诗函昨到，和韵之篇极佳。‘孤明襟抱海棠开’之句尤奇！馀亦工力悉敌，情辞兼至也。此种咏题自然为一‘空前’，可不论，至于后来，吾不敢知，唯见当代人能出此者亦不可得第二家也。”信尾又附加一笔：“斯室其人一联甚佳。”（ “庚·六·七夜”信，2000年7月9日邮戳 ）海棠是史湘云的象征花卉，枕霞旧友是她的别号，而周先生说史湘云的原型是脂砚斋，沁芳泉是大观园的“总钥匙”，《〈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中有一节论贾宝玉即云“其人如玉”——本从《 诗经 》篇中句化来。另一首是2000年12月20日写的向周先生恭贺新春的诗，写在贺年片上寄去：新千年将至奉赠周玉言先生红坛谁弄百年潮？一缕心音韵未消。王蔡胡俞输鲁史，李蓝何蒋混曹貂。集成新证潜龙啸，质本真诗大吕敲。探佚鸿蒙标国学，风流文采自天骄。周先生于“庚腊除二夜”来信说：“这七律数句而已，然竟涵盖了一部‘红学史’，大奇！”并附有“庚辰冬至后”一首唱和之作：归智赠新句奇绝喜而步韵难报佳音也冬深暖句压寒潮，雪气宁随岁序消？四杰多讥明自异，八仙过海暗争高。逢人说项霞边指，为我成文月下敲。天壤痴如君亦少，拙生得友向渠骄。（ 注解：拙句原为“李蓝何蒋混曹高”，故周颔联为“高”韵。 ）于“庚腊十二”，周先生又写来一首，可见其兴致极高也。（ 2002年“元旦之夕”还来信说：“去岁过年收小座历有七律诗使我一整年欢喜不置。” ）：再和归智感暮怀人绪若潮，积思新雪两难消。绛芸书罢晴雯喜，青埂镌成宝玉高。探佚心通闻感召，传诗字好悟推敲。相逢明日还相说，万古芹脂为圣骄。笔者这首引起周先生一再唱和的诗，其学术内涵已在《 独上红楼 》之《 再看一位红学大师 》一章中作过阐释。周先生与笔者的交谊，用刘心武先生的话说，“完全是君子之交”，只因为“志同道合”，故二十余年因缘不断。大约彼此的气质倾向与思维方式有相近之处，故学术见解每每相合，当然也并非没有个别观点上的不同意见，那就如周先生赠诗中所云“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笔者从周先生获得的指点、教益，自是数不胜数，而感受最深的，则是周先生那种悟性主导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这一点，读周先生的著作会有感觉，但还不像亲聆馨颏时更体会深切。笔者与周先生面谈的机会也没有几次，但每次聆教后，都如嚼橄榄，余味无穷，曾与内子感慨不已。周先生为笔者的几种著作写过序或书评。其中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那篇序更具有深远的红学史意义，在传记的有关章节中已经作过回顾。而周先生的大著，笔者也往往写书评推介，到了新世纪，更为周先生的《 红楼小讲 》、《 文采风流曹雪芹 》、珍藏本《〈 红楼梦 〉新证 》和《 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的魅力 》撰写序言。2004年，笔者的“红学三书”将要付梓，周先生又为其中的《 红楼赏诗 》和《 独上红楼 》各题诗二首，此时周先生的视力已近乎全盲，挥翰走笔已成难事，但仍然勉力将为二书所题之诗作各一首用毛笔书成，深情高谊，让人感动不已。待三书出版，周先生接到样书后，立即于2005年3月27日电传短简，评曰：“此三书：囊括三才，网罗万象，思力之深透，功夫之沉雄，当世无人能望项背。洵红学之北曜，而文史之南针也。装帧亦清雅大方，欢喜无量。先以数行为贺，不尽所怀。”后来，周先生又特别写了《 “独上红楼九面风”为君讲红学 》的书评（《 中国图书评论 》2005年第11期及《 古籍新书报 》2005年12月28日 ），对《 独上红楼 》给予崇高评价。周先生赠笔者的诗有许多首。拙著《〈 石头记 〉探佚 》1992年10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了增订版后，他于1993年3月8日夜写的那一首七律是颇耐人寻味的：身到红楼第几层？危栏迢逓石嶒。诸方振铎仍须士，独夜传衣转慕僧。腐鼠尚劳甘惠施，鸣鸾谁识晓孙登。遥知辛苦十年事，听尽啼鸦睡未曾？2003年12月26日，笔者曾赋《 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暨红学一百年感赋 》，也可以看作是从红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周先生的一种观照吧：文采风流劫运生，神州芒种降华星。悠悠二百春秋后，半部奇书倍耀明。论评索隐翻考证，王蔡胡俞纷争胜。发慧燃犀数迅翁，后来周老痴入境。零落诸钗象沁芳，怡红快绿两英皇。意淫浊玉三王号，对称荣衰百八章。真假梦分貂狗辨，超庸味异腐鼠香。探佚学通新国学，壮怀激烈奏宫商。意在高山意流水，晚有弟子传芬芳。沉冤亘古幸昭雪，鹤影深宵渡寒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