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5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我们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实是指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头脑，也会逐步反映出变化来。但是王先生说的却是，如果曹氏早生了几年，在江宁一地多度了几年，这就是“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如其不然，就“接触”不到了，——至少也不“具体”了。老实说，王先生这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怕是成为问题的。要拿这样的理解再来佐证一个人的生卒早晚几年、还要计算“婴孩幼儿之年”除不除外、在某地度过几年等等，这是否妥当？我看问题就更大了。因此，我仍然认为，若有更好的力证，论定生年确应为一七一五，那是应当接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赶上”论，还不能说服我。虽然讨论的是关于曹雪芹生年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却又提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是王利器的“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到家。这让王利器很有意见，大为光火，后来王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从《〈 红楼梦 〉新证 》中挑毛病，以很尖刻的语气写了《〈 红楼梦新证 〉证误 》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红学家。其他不少人连“门”未入……至于周文中记错了清朝定鼎的日子，其原因前已叙及，没有什么“贻笑大方”的……但要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例如他对诸种史料典籍的理解就令我钦羡不已，只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可知。比如我今日报医药费、算加法就错误百出，不及小学生，但说到三角几何、微积分、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种种，我比之小学生就高多了。他们要达到我之水平，至少还要“十载寒窗”的。这就正用得着列宁常引的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达不到鹰那样的高度。当然，不愉快的插曲有，让人高兴的事更多。毕竟身在“帝都神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各方面的英锐豪杰之士云集影从，正如《 红楼梦 》里北静王对贾宝玉所说“高人颇聚”。由于各种机缘，周汝昌与不少文化名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苑佳话。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得到一本廉价的《 白香词谱 》就欣喜若狂，后来又有了一本老中华书局选编的《 中华词选 》，也是爱不释手。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 词学季刊 》，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经常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也是周汝昌专注阅读的。上了燕京大学，桌案上也摆着一本朱彊村编的《 宋词三百首笺 》，经常翻阅。夏承焘生于1900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中国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主要以书法和考订文物名家，但也曾校订过《 红楼梦 》，因此与周汝昌也算红学界同行了。周汝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启功怀仰慕之心，起因是见到顾随的一首题诗，那是在启功为顾随女儿画的画册上题的七言古诗，顾随戏称启功为“王孙”。后来在张伯驹展春园的大客厅里，周汝昌与启功相识，当时启功已经读过周汝昌发表在《 燕京学报 》上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一文，因而见了周汝昌后热情握手，连说“过瘾，过瘾！”再往后，在那次高名凯特邀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 楝亭图 》，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 楝亭图 》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 证〈 石头记 〉》（ 即后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后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1953年《〈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启功非常欣赏，要给周汝昌画一幅“周公解梦图”。周汝昌听了非常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启功，要求“兑现”。写信时联想起顾随的题诗，周汝昌就也称启功为“王孙”。没想到，这下启功不高兴了，原来启功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清朝王室后裔，甚至说自己早已姓启，并不姓爱新觉罗。周汝昌当然也就得不到启功的画了。周汝昌回到北京后，因在出版社主持《 红楼梦 》新校本的工作，启功是校注者之一，二人又有所交往，前面的章节也曾涉及。此外，60年代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到。一是香山的张永海口述，说西郊健锐营一带传说的曹雪芹的“难友”，名叫“鄂比”，其人能画；启功对周汝昌说，清代有个鄂弼，不知是否就和此事有关。二是关于河南发现的“曹雪芹小像”，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众说纷纭。启功认为画像不作题记，而像的左上角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是为可疑，但对于像幅“对开”页的左半之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笔迹却一看就认识，说没有真假问题。后来启功拿了一个清代手卷给周汝昌看，是尹继善手写自作诗多首，两人对照小像上的笔迹，恰是一个人的字体。在谈话中，周汝昌才知道原来启功的夫人就是尹继善的后裔，所以藏有这个手卷，十分难得。周汝昌在回顾了这段往事后，说：“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 纯修 ）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家研读。”（《 北斗京华 》之《 启元白 》）70年代，周汝昌仍然和启功有学术交往。传说中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中有贾宝玉在八十回以后沦为“击柝之流”（ 打更的更夫 ）的情节，住的是“堆子”，启功与周汝昌通信，说“堆子”在胡同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就全部拆除，没有人知道了。启功还在信中告诉周汝昌，他听关山月提到过，关山月的老师见过“旧时真本”，八十回后的情节与程高本后四十回迥然不同。周汝昌把这一情况记入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中，书出版后寄给了启功一部，启功写专函致谢，说还没有多看，就被亲戚把书拿走了……就红学而言，启功与周汝昌虽有考证方面的互相探讨启迪，在文本认同方面则存在巨大分歧。正如周汝昌坦言的：“启先生论《 红楼 》，不以程高伪续为大谬，曾言：‘跑了的是大鱼！’意谓世人以为雪芹原著所佚之稿不一定就比高鹗的文笔好（ 以钓鱼为喻 ）。又云高写贾府败时鬼神迷信的情节在旧时大家庭破落时正是如此……。我们在评量伪续上见解便很不同了。”（《 启元白 》）启功先生的书法已入无人之境，但观其诗作韵语，趣味偏于通俗，则对曹雪芹原著神韵精微之处就不一定能有十分切己之感，对后四十回的通俗文学予以肯定，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5年6月30日启功逝世，周汝昌闻讯立即表达震撼哀悼之情，称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于7月2日赋诗纪念：元白先生悼诗玉镌谱牒列藩崇，绛帐青衿位不同。八法心追羲献妙，兼长笔擅北南宗。词吟兰波澜势，舌粲莲花曼倩风。回首展看高会盛，众中握手笑谈红。这首诗“内含书学史上‘兰亭学’一大公案”（ 周汝昌2005年7月1日致笔者信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上的相互切磋，见本书综述周汝昌文论和书法的章节为考察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周汝昌还接触过一些不那么出名的文化人。如张次溪，在日伪时期曾任伪职，后来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但他是一个热爱文物的文人和收藏者，在《 戏剧月刊 》上发表谈京戏的文章，编印的《 京津风土丛书 》等，周汝昌小时候就爱读，后来在60年代京城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中，张次溪主动找到周汝昌家中拜访，从此二人颇有交往。张次溪住在北京烂熳胡同（ 本名烂面胡同 ），周汝昌60年代去过，印象是：“他在正房的一端的小侧屋内……此小屋有门，又通往一间很大很大的书屋，屋内排满了简单的木架子，架上平放一眼望不到边的散装线装旧书（ 没有布套，即非函装式 ）。……我在他小屋里获见了敦诚挽芹诗原抄本：一个小薄册，红格纸，墨迹很旧，题名是‘鹪鹩庵杂记’，但吴先生（ 指吴恩裕——引者 ）发表的却是‘……杂诗’。一加细审，方知‘诗’字是新墨，另将‘记’字改成的。两首诗十分珍贵。其中一首中缺一字空着格子，又有同一新墨另笔补上了一个字。以后，他陆续惠示了几宗涉及‘红’‘曹’的文物：一件是道光年代木刻版朱色印的《 红楼梦 》升官图，极为罕见，我曾有文详叙。另有很早的《 红楼 》人物全份的香烟片……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听齐老传述了雪芹的事迹。”（《 北斗京华 》之《 张次溪 》）齐白石向张次溪传述了两件什么事呢？一是民国辛未年，齐白石亲访北京崇文门外的卧佛寺，因传说曹雪芹贫穷时曾借住于寺内，齐白石画了一幅《 红楼梦断图 》的小横卷，画上左边寺门掩映，右边残月半天，还题了一首绝句：“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张次溪把这幅画的一张翻拍照片送给了周汝昌。另一件事，是齐白石到西安市，和诗人樊樊山交谈，说到《 红楼梦 》，同座中有一个人是满洲旗人，就接话说曹雪芹的轶事，说曹雪芹排行第二，原配早亡，后来续弦表妹李氏。这和周汝昌考证的曹雪芹与舅祖李煦家的表妹结合，而这个表妹即史湘云之原型一说颇为相符。张次溪著有《 齐白石传 》，里面也提到这件事。张次溪也能作诗填词，周汝昌的回忆文中记录下其所作《 琴调相思引 》。周汝昌还为张次溪珍藏的齐白石画《 红楼梦断图 》题了一首自度曲：几片行云，一角残蟾，丹翚便出层楼。虫鱼惯见，谁知老笔此风流。满帽西风，多情问古，巷冷记寻游。沙窝路，何许雪旌霜钥，对琉璃佛火不胜秋。瞿昙示倦，槐柯卧影，此间曾系虚舟。红豆通辞，黄车托体，当时意兴岂闲愁。皕年已新周命，看文章光焰，惊动十洲。思巨手，更三毫上颊，传神写石头。周汝昌于1976年眼睛受损，而耳朵本来就有毛病，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聋。他的耳聋有家族遗传的原因，小时候还生过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患中耳炎，流黄水，耳膜受伤，去成都时已经携带助听器。而后来又遭了雷击，耳聋变得更加严重。周汝昌回忆说：“1954年奉调回京后，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住正房，南面大窗，北墙却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空气流通。一日，忽然乌云骤涌，雷电大作。我立在西间屋正当中，看那窗外天上的空中变化——猛不防，一个重似千钧的巨大霹雳，从北墙小窗穿入，活似一条火龙，从南墙大窗穿出。而这条火雷活霆，是在我左耳边‘走’过的，相距耳朵不过一寸！那一巨震，我虽未昏倒，只觉脑袋像要裂，而‘心’像是要‘出窍’。浑身晃悠了一下，支持站住了。我的成为‘聋子’，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北斗京华 》之《 聋与音乐 》）“金龙入耳”再加“半只眼”，读书、交游从此都日益艰难了。著名学者和随笔作家张中行（ 1909年生 ）调侃周汝昌说“打雷听不见”，这样，别人和周汝昌说话时，必须凑到耳朵边加倍提高嗓门，张中行的学生靳飞幽默地打趣：“耳边悄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1974年，眼科医生就告诉周汝昌，他不宜再从事编辑这一行当，因为这种工作是主要靠眼力的。1976年眼睛动手术，主治大夫是协和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出具了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再做编辑工作。到“文革”之后，对“四人帮”影响的清查也已经宣告结束，周汝昌给姚文元、江青写信的事早已查清，纯属为了学术，与政治不沾边。由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巨大影响，周汝昌于1978年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从此连任四届。这对于那一代深受多年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看得比较重要的。周汝昌填了一阕《 水调歌头 》表达高兴的心情：佳节元宵后，浩荡展芳春。神州大业高会，荣作会中人。团聚五湖四海，毕集群英众采，国是共商斟。意气看风发，万象正更新。继遗志，开大治，颂奇勋。藐尔跳梁小丑，亿万怒斯民。誓竭丹衷报国，深愧微材樗栎，奋笔记欢欣。老骥不伏枥，千里策逡奔。周汝昌参加全国政协，客观上也提供了接触认识更多高层次各界人士的机会。周汝昌是红学家，政协委员中喜欢《 红楼梦 》的人不少，开会时常有人来听他讲红，十分热闹。周汝昌回忆说，自己初次参加政协会议，就因为眼睛和耳朵都不好而行动不便，得到两位女委员的热情帮助，一位是舞蹈专家资华筠，另一位是芭蕾舞名角白淑湘，从开幕到散会，处处扶持、引路、升阶、找座……让周汝昌十分感动。此外如《 红楼 》画家戴敦邦热情介绍画三毛而名满天下的张乐平，张乐平给周汝昌的小册页上画了一个三毛，双手持红领巾，题上“献周老永春”；认识了出演《 渔光曲 》、《 风云儿女 》、《 关不住的春光 》等影片而扬名天下的演员王人美，九十九岁的中共三大政治局委员罗章龙，老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女儿陈慧，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都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因缘……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则是故人重逢了……当然也受过邓小平的接见……据说陈寅恪本来写有庆祝国庆节、欢呼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等诗作，后来在编辑陈的诗集时，这些作品都被编者删弃了。这其实也是一种遮掩真相的不尊重历史之举。老一代知识分子有他们特定的经历、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不应该脱离时代背景的真实而将其人为地“塑造”成所谓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形象”的。周汝昌也写有一些也许从某一种立场看来可以不写的诗文，但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展示其本色的真实，至于对这些作品感觉和评价如何，那就是读者见仁见智的事了。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周汝昌曾填了一套《 建国十周年献词套数 》：双调·新水令长空万里驻新晴，好江山，倍添妍净。九霄凌健羽，四海动欢声。映楼阁峥嵘，拂花柳娉婷，按歌舞轻盈，照灯火通明，齐备这十周年。沉醉东风西抵着昆仑雪岭，东连着渤澥沧溟。五千年古神州，亿万钧新生命。镇巍巍，巨人形影，立地擎天举世惊。看中华，朝晖丽景。庆东原移山力，倒峡情，天公低首听人定，涝还收黄云万顷，灾为瑞黄河便清。老返少黄发重青，众志即成城。所向谁能胜？雁儿塔结万家公社兴，起千座高炉并。变荒沙绿色城，架天堑长虹影。得胜令奇迹鬼神惊，飞跃雷霆骋。缔造今朝幸，艰难昔日情。风棱，招飐红旗影。星明，辉煌指路灯。清江引煞喜当这高秋正节心意逞，豪气冲天劲，眼明倍月明，人境通仙境，则那广寒宫的素娥也羡咱人世景。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周汝昌尽管不是中共党员，也曾“喜赋小句”：红旌碧血聚头颅，百载仁人志未纾。历尽艰辛到今日，神州一幅振兴图。1997年7月香港回归，周汝昌赋诗曰：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入爽秋。且喜书生尚能赋，含毫独上最高楼。1999年12月澳门回归，周汝昌亦有诗抒怀：神禹巍巍铸九州，长鱼何事动金瓯。鸡唱风雨严宵曙，麟蹈山河盛世游。大化涵容儒道释，弘源霑溉夏商周。中华作赋今谁手，上尽层楼更层楼。2001年7月北京申请2008年举办奥运会成功，周汝昌亦有诗：奥林匹克故遗风，万国争承盛典隆。昨夜忽传天外讯，明朝喜聚日边雄。名都阊阖夸燕北，寰宇梯航会洛东。彻晓欢声来四海，老人击掌似儿童。（ 自注：“京洛”为古语，喻京城。洛阳为古之东都。 ）2001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周汝昌有“感赋长句”：激荡风云雷电光，艰难曲折更辉煌。英雄时势俱奇伟，扬帜长征是救亡。八十星霜新世纪，五千文化旧炎黄。方针特色还中国，史册龙门谱大章。2004年8月22日邓小平百年诞辰，周汝昌曾应有关方面之请，题写法书于纪念册出版：百年诞辰功崇德大犹名小风正时和乃得平周汝昌于1979年10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 后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眼疾严重，已经不能再胜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975年成立的《 红楼梦 》注评小组这时已经成为红楼梦研究所，隶属于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应该说也是可以“专业对口”的。按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其实更为合适，但由于历史的纠缠和学术观点的歧异，周汝昌与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研究室似乎无形中成了“两派”，自然也就不能亲和调入了。在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过程中，胡文彬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似乎是一说就成，调动颇为顺利。由于参加工作较晚，周汝昌在出版社的工资级别比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仁要低，是六级编辑，相当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由于“文革”，调级晋升早已停顿多年，这次调入艺术研究院，则成为研究员（ 1981年履行正式评聘手续 ），也就是正教授了。不过，这时周汝昌的家庭情况仍然很糟糕，几个子女都“沉抑下僚”，有的还在外地，住房狭小偏仄，妻子毛淑仁又发现患了癌症……真可谓雪上加霜了。前已述及，人民日报的记者姜德明到周汝昌居住的无量大人胡同送报纸，看到周家居住的艰窘情况，立刻让周汝昌打报告，姜德明把情况弄到了专供中央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上，周汝昌也向贺敬之、胡乔木等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领导人写信诉说困难。那正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时，在胡耀邦的批示下，周汝昌的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1980年五六月间周家搬入南竹竿胡同的宽大住房，远在宝鸡当工人的小女儿周伦苓被调回北京，入艺术研究院作为周汝昌的研究助手，既解决了周汝昌的眼耳不便影响工作的问题，也改善了周伦苓的生存处境，使她从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普通工人走上了专门研究学问的人生道路。同时，长女周月苓经过自己努力，也从唐山的河北矿冶学院调到北京冶金机电学院（ 今北方工业大学 ）任教；次女周丽苓从天津与一个返京的知青对调工作，最后终于调到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的国际互借部门工作；小儿子周建临早于1974年从内蒙乌拉特旗兵团返回北京，在北京化工二厂作工人，后来调到大观园工作。而经过医疗，周夫人的癌症也得到了控制，一直健康地活到了21世纪初。总之，周汝昌一家在80年代全家都回到北京团聚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是同步的。周汝昌的某些 “歌功颂德”的诗作也是发自内心的，可以理解的。胡耀邦于1989年逝世，周汝昌特别写了一首赠给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1942年生 ）的悼念诗① ：二帝炎黄望子孙，几重浩劫吊遗痕。狂澜不障天曾醉，大厦能扶地始尊。十丐孰怜儒者贱，一朝民痛哲人沦。书生那识治平事，误拟骚音赋楚魂。至于其后，周汝昌耳目受损，对外界的事了解得已经很浮浅，基本上是沉溺于书房里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正往返于天津和北京，与周祜昌为《〈 石头记 〉会真 》的事情忙碌着，除此之外，是关心不多的。“书生那识治平事”，也是真实的夫子自道，周汝昌始终是个“专业人”、“学术人”，而不是“政治人”，而他的专业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不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所以周汝昌是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献身于中国文化，与现实政治其实保持着距离。在这一点上，周汝昌与胡适或鲁迅都有所区别。对周汝昌那一代老知识分子，是不能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涵义予以要求的。在即将进入80年代的1979年10月，周汝昌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兼院级学术顾问，这象征着，他的学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①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的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① 张伯驹，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出身世家，父亲（ 实际是伯父，乃过继关系 ）张镇芳当过直隶总督、河南都督，本人曾入军界，从事金融，琴棋书画皆擅，还是戏曲票友，后来又在诗词创作和文物收藏鉴赏方面卓然成家。张伯驹曾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 袁世凯之子 ）被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但张伯驹与张学良总在其中 ），周汝昌成年后与其颇有来往。② 寇梦碧是津沽著名词人，本名寇秦逢，因填词宗法梦窗（ 南宋词人吴文英 ）和碧山（ 南宋词人王沂孙 ），乃以梦碧之名行世。生年不详，大约比周汝昌年长四到五岁，于1990年去世。周汝昌曾赞其词作“蛾眉但恨无人妒”。① 黄裳，1919年生，著名散文作家和藏书家，本名容鼎昌，黄裳是后来行世的笔名。① 1937年7月7日晚，北平（ 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复称北京 ）城西南十五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侵略军的炮声，中国守备军奋起反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也叫七七事变。① 后来发表时有补注：沦陷八年，坚不入敌伪学校读书，先生（ 羡季 ）赠余绝句五首，末章云：“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① 可参阅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之朱洪《 胡适大传 》及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之沈卫威《 胡适周围 》等著作。① “小市”又称“晓市”，俗呼“鬼市”，就是古董市场。因为所交易的货物都是古旧的东西、死人的东西，而且市场大抵在天还很黑的午夜到黎明时分就开始，故曰鬼市。② 孙铮字正刚，号晋斋，燕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留校，曾在中文系、哈佛燕京学社、校长办公室等处任职。工词，有论词专著出版。① 周汝昌信尾所署年月日，民国纪年后的月日都是用阴历，因此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并不等于1948年3月18日。本传记径用民国年月日体例，原因在此。① 周伦玲本名周伦苓，后因身份证发放时某个环节的失误，“苓”误为“玲”，乃“将错就错”改名。后面行文，除涉及出版书籍上的签名遵照署名实际情况外，一律写作伦苓。① 闻在宥，1901年生，1985年卒，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父亲是好友，曾教授幼年的李政道学习古文字学。闻在宥学问渊深，且擅长书法，于1940年在华西大学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重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② 高名凯，1911年生，1965年卒，著名语言学家。父亲是美以美教会的牧师，但从小父亲去世，与教会关系密切，于1937年受燕京大学指派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院学习语言学，1941年回国后在燕大国文系（ 即中文系 ）任教，1942年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45年起任燕大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① 邓之诚，号文如居士，1887年生，1960年卒，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是其曾祖。所著《 中华二千年史 》和《 骨董琐记 》都有很大影响。②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据胡文彬考证，生于1875年（ 光绪元年乙亥三月二十二日 ），卒于1954年以后不久。曾在政界，但爱好文史收藏。① “那兰”即“纳兰”，因是满语汉译，可用同音字。① 蒋兆和，1904年生，著名画家，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的名作《 东坡赏砚图 》、《 杜甫诗意图 》、《 阿Q像 》和《 流民图 》等享誉甚隆。萧重华也是著名书法家和画家。① 文怀沙，1910年生，青年时曾受教于章太炎门下，是著名楚辞研究家、书画家。② 孙楷第，字子书，1898年生，1986年卒，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所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和《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是小说研究目录学领域的开山之作。③ 周祖譔，1926年生，时为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生，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① 戚蓼生字晓塘，浙江德清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据《 德清县续志 》记载，他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 ）中举人，三十四年（ 1769 ）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以劳瘁卒官”。① 林庚，1910年生，著名新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② 巴人，1901年生，1972年卒，原名王任叔。① 许遇，字不弃，号月溪、真意道人，在清代诗人王渔洋（ 士禛 ）的诗文集内可见踪迹。① 张友鸾，1904年生，1990年卒，曾任许多报纸的总编辑，和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合办过《 南京人报 》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出版过通俗小说《 白门秋柳记 》和《 秦淮粉墨图 》，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② 顾学颉，1913年生，1999年卒，曾在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选注《 元人杂剧选 》、校订《 白居易全集 》等，影响颇大。① 聂绀弩，1903年生，1986年卒，比周汝昌年长十五岁，曾参加过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第二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1927年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革命很早的一个文化人，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厚，后来的《 散宜生诗 》将杂文笔法融入律诗绝句等传统诗歌形式中，记录后半生的艰难遭遇，广受文化界推崇。② 舒芜，1922年生，比周汝昌小四岁，本姓方，以笔名行世，安徽人，是清代著名古文流派桐城派中坚方苞一脉之后裔，后来成为胡风事件中的重要当事人。① 田锺洛，1924年生，即著名散文家、诗人袁鹰。② 袁水拍，1916年生，1982年卒，笔名马凡陀，著有诗集《 马凡陀山歌 》等。① 孙玉明，1961年生，现为《〈 红楼梦 〉学刊 》副主编。① 高阳，1926年生，1992年卒，本名许晏骈，历史小说作家。① 邓拓，1912年生，比周汝昌年长六岁，他十八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 》（ 5卷本 ），建国后先后任《 人民日报 》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到“文革”中被作为“三家村”首领受到批判，于1966年5月18日自杀。《杨万里选集》与《曹雪芹》① 程靖宇，学名缓楚，笔名今圣叹，湖南衡阳人，香港学者。② 沈怡，1901年生，1980年卒，德国工业博士，1946年11月始任南京市市长，1948年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① 黎丁，1916年生，本名黄恢复，笔名裴裴。① 唐翼明原名唐异明，1941年生，是蒋介石秘书唐振楚留在大陆的孩子，也是后来研究曾国藩而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唐浩明的哥哥。“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现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文化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并擅长书法。当年一种偶然的因缘，笔者认识了唐先生，并参加旁听了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① 王士菁与周汝昌年龄差不多，著有《 鲁迅传 》，是为鲁迅作传的最早一部正式著作（ 此前有欧阳凡海著《 鲁迅的书 》、以攻击鲁迅为宗旨的郑学稼著《 鲁迅正传 》、日本人小田岳夫著《 鲁迅传 》，皆有严重缺陷 ），此外还著有《 唐代诗歌 》，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① 许政扬，字照蕴，1926年生，1945年入光华大学，次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49年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1952年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66年因“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投河自杀。① 刘世德，193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① 李龟年本是唐玄宗的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民间，遇见杜甫，杜甫赠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① 吴恩裕是满族人，号负生，1909年生，1979年卒，比周汝昌年长九岁，1936年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教授。1948年4月11日，北京的右派学生游行，砸了吴恩裕的住房，由此可见吴恩裕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比较左倾而且活跃的，这当然和他学的是政治学专业也有关系。① 王瑞兵，197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倡导《红楼梦》新版本① 1967年8月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兵团”和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① 胡文彬，1939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① 《 江青同志 》于1977年才写成出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译成中文。曾一度讹传为《 红都女皇 》者其实与此书无关，是香港出版的另一本和江青有关的书，不过书名虽有“女皇”字样，也不叫“红都女皇”。① 邓绍基，1933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① 史直生，1934年生，真实姓名叫阎肃林，西安的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① 陈毓罴，193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3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1979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1980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小传 》。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考 》。1980年7月与1982年8月，香港中华出版社和内地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出版《 书法艺术答问 》。1985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献芹集 》。1985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石头记 〉鉴真 》（ 与周祜昌合著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 删去《 后记 》中某些段落以及作为“序言”的李希凡、蓝翎《 评〈 红楼梦新证 〉》，而封面书名“红楼梦新证”五字是从顾随信中找出五字原样拼凑而成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词赏会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辞典 》（ 主编 ）。1989年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0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1989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的历程 》。同时，每年都有一些重要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如《〈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文心雕龙·原道篇 〉的几个问题 》、《〈 文心雕龙·隐秀篇 〉旧疑新议 》、《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 》、《 清新睿王题〈 红 〉诗解 》等。十年时光，可谓成果十分丰硕。从内容上分类，大体上可以分为红学研究、书法研究和诗词文论研究三大领域。从“继往开来”的角度而言，红学研究是《〈 红楼梦 〉新证 》中包涵的红学几个方面的内容全面铺开，逐渐趋于各分支独立成学并更向深细发展。书法研究是将多年书法实践的心得作一理论小结，为进一步探索和总结奠基。诗词文论研究则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等的自然延续扩衍。80年代的这些收获既是50、60、70年代已有成就的竿头更进，也是90年代到21世纪初未来集大成式学术的先声和基础。周汝昌红学方面的奠基之作《〈 红楼梦 〉新证 》，以考证为主体内容，其实可谓包罗万象，与《 红楼梦 》研究有关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有所涉及。经过从1954年版到1976年版的充实提升，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体系化”理论潜势已经基本形成，只是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这种学术自觉性瓜熟蒂落，周汝昌正式提出了红学四大分支的理论框架，发明了“探佚学”这一学术概念。这就是1981年7月24日周先生为笔者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石头记 〉探佚 》① 写的序言。“红学”是什么？它并不是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一般小说的一般学问，一点也不是。它是以《 红楼梦 》这部特殊小说为具体对象而具体分析它的具体情况、解答具体问题的特殊学问。如果以为可以把红学与一般小说学等同混淆起来，那只说明自己没有把事情弄清楚。红学因何产生？只因《 红楼梦 》这部空前未有的小说，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无不遭到了罕闻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乱，读者受到了彻底的欺蔽。红学的产生和任务，就是破除假象，显示真形。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扫荡烟埃”“斥伪返本”。不了解此一层要义，自然不会懂得红学的重要性，不能体会这种工作的艰巨性。在红学上，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 石头记 》的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说“文本”；而研究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则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而研究脂砚斋，对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连一般性的考释注解《 红楼 》书中的语言、器用、风习、制度等等这支学问，都未必敢说能与上四大支并驾齐驱。如果允许在序文中讲到序者己身的话，那我不妨一提：我个人的红学工作历程，已有四十年的光景，四大支工作都做，自己估量，四者中最难最重要的还是探佚这一大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例：当拙著《 新证 》出增订版时，第一部奉与杨霁云先生请正，他是鲁迅先生当年研究小说时为之提供《 红楼 》资料的老专家，读了增订本后说：“你对‘史事稽年’一章自然贡献很大，但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却是你推考八十回后的那些文章。”这是可以给人作深长思的，——不是说我做得如何，而是说这种工作在有识者看来才是最有创造性、最有深刻意义的工作。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被程高伪序所锢蔽而不自知，还以为他们干得好，做得对，有功，也不错……云云。没有探佚，我们将永远看不到曹雪芹这个伟大的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什么样的，是被歪曲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的！这种奇冤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周先生这几段话，虽然不长，也没有拿捏什么“理论架子”，其实具有深远的开拓性理论意义，针对导致红学停滞、障碍其继续深入发展的现实困惑和思想混乱，抓住了突破口，为红学的前进与超越指明了方向。周汝昌自己的认识，也是在研究和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其理论意识，也不是一下子就十分自觉的，这是他积四十年研究红学的经验，在给拙著作序时碰到机缘，促成了“灵机一动”，而后获致的清醒觉悟，即周汝昌经常强调的做学问的“触磕”之功。周汝昌深感自己的这一理论突破意义重大，由于拙著的出版要等待较长的时日（ 1983年5月出版，周汝昌曾写信让笔者把序言拿到《 山西大学学报 》发表，我拿了信找学报主编，被婉拒 ），且序文毕竟不能展开论述，周汝昌乃又另撰《 什么是红学 》一文。当时河北师范大学的韩进廉（ 1938年生 ）教授刚于1981年10月出版了《 红学史稿 》，周汝昌为之作序，有此因缘，乃将此文发表于1982年第3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后来，又在《 红学的艺术，艺术的红学 》、《 红学辨义 》（ 收入《 献芹集 》）等文章中再作申说。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无法跟得上周汝昌的思路。周汝昌说的红学四大分支，没有一个是直接面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这不是“红外线”、“红外学”排挤了“红内学”吗？这不是将红学研究引向邪路吗？这不是脱离小说文本而舍本逐末吗？自以为是的“红学界”激动了，鼓噪了，纷纷发表文章质疑，或厉色疾言，或嬉笑怒骂，《 文艺报 》、《 光明日报 》、《〈 红楼梦 〉学刊 》……“批周”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不断的热闹成就了红学发展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争鸣”热点，而且似乎众口一辞，衬托出周汝昌的观点是多么偏执，多么脱离群众，简直就是有点“老悖”。具体的争论情况可参看笔者《 独上红楼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一书。这一桩红学争鸣的公案，直到笔者写了《 学术范型的意义 》（ 1998年12月7日《 人民政协报 》，收入《 箫剑集 》）、《 痴情方许说红楼——〈 红楼小讲 〉序 》（ 周汝昌《 红楼小讲 》）、《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 2002年第2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后整合入《 独上红楼 》）等文章予以分析后，才把这个问题阐释明白。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周汝昌提出红学的四大分支说，是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的，就是一直以来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两种《 红楼梦 》”不加以严格区分，将一百二十回视为“整体”，然后评说所谓“思想深刻，形象鲜明，结构严密，语言生动”之八股调的“红评”和“文学常论”。从王国维到各种索隐派，从李希凡、蓝翎到何其芳、蒋和森，尽管也互相争吵不休，却在这个《 红楼梦 》解读的根本问题上认识模糊，其立论都是把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混煮一锅粥，从而使《 红楼梦 》研究特别是文本解读长期不能获得真正的学术突破。笔者说，难道周汝昌连《 红楼梦 》文本研究属于红学范畴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他又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本研究的著作和文章呢？周汝昌强调“四大支”说，言下之意就已经把基础性研究和文本研究分成两大部分，无非是说红学首先要在那四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分支学科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够进一步在小说文本领域升堂入室。……驳论者们连周汝昌提出这一论点的真意何在本质何属都没有看懂弄清，却以简单可笑的形式逻辑推论方式说周汝昌把《 红楼梦 》文本研究排除在红学研究领域之外，并针对性地提出“红学就是研究《 红楼梦 》的学问”这种绝对“正确”但毫无意义的在形式逻辑上同义反复的“命题”。周先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那四个分支研究呢？为什么不“就文本谈文本”呢？这就是红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关键所在。原来曹雪芹的原著只传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另外的人所续写的。这就产生了“两种《 红楼梦 》”这一学术难题。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都不严格区分原著与续书而泛谈所谓《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造成了《 红楼梦 》评论的庸俗，红学研究的迟滞。要破除这种历史困窘，要解决这一学术难题，该从何处入手？周先生老马识途，心明眼亮，一针见血地指出唯一的门径就是把那四个分支的基础研究搞深搞透。因此，周先生说那四个分支是红学的重镇，并不是要否定《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研究，而恰恰是要通过那四个分支研究以区分出两种《 红楼梦 》两种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境界。为什么要在红学的四大分支中，特别彰显探佚学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探佚学比其他三个分支更贴近文本。曹学、版本和脂批研究当然也与文本相关，如通过版本研究确定林黛玉的眼睛是“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而不是“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当然有助于对“眼泪还债”主题意蕴的理解和写作艺术微妙的鉴赏；通过脂批提示贾宝玉“情不情”，当然也能加深理解作者写贾宝玉这个人物的独特命意；通过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也能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思想倾向，了解“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神奇艺术手法。不过这几个分支研究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与文本密切相关，但还不完全是文本本身。探佚学就不同了，它所探讨的是曹雪芹完整的艺术构思，是文本的情节发展、结构布局、人物命运、伏笔象征……而其最主要的具体操作就是细读领悟前八十回的文本。一句话，是完完全全实实在在的文本自身。探佚的本质是美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研究能像探佚研究这样既深入又具体，既宏观又微观，既理论视野又文本实际的红学研究呢？微观上它具体到放风筝的每一个细节描写，人物某一句话语的隐喻伏线，每一首诗词的言外之意……宏观上它要把握悲剧观、典型观，阐释象征主义、《 红楼梦 》的接受历史……无可辩驳的事实是，通过探佚学的拓展，红学研究才本质性地、踏实而非蹈虚地回归了文本——当然是曹雪芹原著的文本。就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红学界居然纠缠了十几二十年，多少专家、学者以其昏昏，却要使人昭昭，而且出言讽刺挖苦，自以为击中了周汝昌“阿喀琉斯的脚踵”。难怪周汝昌在80年代给笔者的信函中时常流露愤激语气，如：……而是说这儿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思潮”（夸张之词了），貌似陈义甚“高”，实则落后于时代，还是三十年前的老脑筋老境界。连科学分工都觉得不受用，作点儿实际工作都不肯，却高唱什么目标新局面。探佚是门专学，他却嘲讽“这个学，那个学”，此非“葛天氏之民欤”而何？（邮戳1984年4月10日，信尾署“甲子三月初八夜”。）我们看来一清二楚的，简单不过的，庸人蠢人却说“不然”——所以我们很“苦”，和此二种人对话，多冤枉！！但现实却恰恰要求我们针对这“两种人”作不倦的斗争工作。苦在这儿，意义也在这儿：古往今来，凡真理都是先得战胜此“两种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权利”的！！！呜呼。（1984年5月11日）“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更为作恶！若非有（原信此处空格是表示礼貌——引者）兄等二三子为砥柱中流，我真想不再研红了。（1988年6月25日）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核心，是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乃绝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 红楼梦 》”，而四分支研究特别是探佚学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途径。周汝昌在《〈 石头记探佚 〉序 》中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表现他的学术心灵是非常活跃和敏感的，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科进展中最关键的问题，而红学界不少人却很多年来都懵懵懂懂，难以开窍。周汝昌治学重在“悟性”和“灵性”的特点的确是曲高和寡的。周汝昌在序言中对拙著给予很高的评价，特别是说：“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而当时的笔者，不过是一所省级普通高等院校中一个还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而已。当拙著一问世，对探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的红学界，立刻被周汝昌的序言激生了“舆论”，种种“捧杀”、“溢美”等流言蜚语，一时之间颇为兴盛。面对这些责难，周汝昌在给笔者的信中表示自信“并未出言失其分寸”，这说明周汝昌对笔者并没有什么偏爱——那时候除了通信，我是连周先生的面也没有见过的，而是表明周汝昌对学术发展的动向具有一种超卓的眼光视野，有一种捕捉前沿课题的锐感敏觉，有一种前瞻性判断力量，这是只有第一流的学者才会具备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这种眼光视野，并且不怕犯众怒而公开予以表扬鼓吹，就更是一种学术良心和勇气的体现了。当年拙著的一部分作为笔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时，周汝昌曾作为校外专家应山西大学答辩委员会之请写了“专家评语”，这种资料他处所无，兹全录于下：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梁归智同志《 红楼梦 》论文的浅见主题是“探佚”，从事于此，先要有识，他能认识要扫除伪续后四十回的欺骗读者、歪曲原作的恶毒影响，必须从探佚做起。有意识、有系统地做探佚工作，本身即为一种卓识。再看他的方法和态度，也都是良好的，正确的。其分析、推理，基本上是具备了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材力的表现。并且，他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其审辨选择，他又时有很好的创见。从目前全国研红情况看，他的探佚水平是高的，有意义的。我因目坏，只能抽看一小部分，初步印象如此。希望不至于大谬。周汝昌1981.6.3笔者的论文答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答辩委员会的资深教授对探佚和否定后四十回提出质疑，而且很尖锐。笔者当年书生气十足，在答辩时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滔滔雄辩，甚至有点动感情的言语不逊。不过那时整体学术空气还不错，尽管笔者如彼“狂妄”，那位质疑的老教授最后还是投了通过学位的赞成票。这些情况都发生在周汝昌为拙著写序之前，笔者当然也和周先生通信谈到过这些“轶事”，这就是周先生的序中这些句子的“来由”：研究《 红楼梦 》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探佚 》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1982年5月3日至7日，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在山西大学举行《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山西省高等院校《 红楼梦 》研究会。在邀请北京专家来参加会议的人选上，已经透漏出红学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形势。笔者虽然参加会议，并不参预其事，但山西方面和北京方面的来往定夺，也略知一二。最后是胡文彬先生陪着吴组缃① 先生一路，胡小伟② 先生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一路，正式应邀参会，冯其庸③ 先生也短期光临。周汝昌先生没有来过山西，当然也想来参加，山西没有发邀请，周先生寄来了一首墨书贺诗。在会议中有吴组缃先生的讲学内容，那天笔者正有事未能聆听，听说主要讲治学方法，似乎没有多涉研红之事，但后来听说吴先生批评了探佚研究的路子，也可能是另外场合的谈话内容。但不久周汝昌先生就来信问：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我信笔乱书。不知能见一二当时实情否。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1982年9月30日）吴组缃先生对探佚研究颇有微词，我是好几年后才确实感受到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景瑜教授的研究生路云亭④ 、安裴智⑤ 等毕业前访学，在北大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一见面就谈起探佚，生气地说：“《 红楼梦 》研究怎么能这样搞？”又说周汝昌和梁归智两个如何如何。路云亭后来转述，说吴先生对笔者的姓名脱口而出，对赵先生反而记忆不太清楚，回忆说姓赵，名字里有个“景”字。90年代初笔者一度曾想考北大的博士，托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博的从山西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琦（ 1962年生 ）代为联系，后来朱琦反馈话语婉转，但结论是有困难。到1995年笔者去美国讲课，在旧金山见到已经定居美国的朱琦，他才笑谈当年往事，说吴组缃先生听说笔者想考北大，对人说：“招谁也不能招他呀！”笔者听了也不禁为自己命中不能戴博士帽且无缘北大而莞尔。关于“探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后四十回“功过”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此后，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争论整整二十年，而且还要延续到21世纪，扩大到互联网时代“人间红学”的全球性范围。当1983年5月《〈 石头记 〉探佚 》经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问世传奇”后，周先生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还要高兴，“喜题俚句，时复酷暑，绝类作序之年也”，一口气写了七首诗：一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二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三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四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五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六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七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诗后注解说明写作时情态，颇可见其由衷的喜悦兴奋：癸亥初伏之末挥汗草于东城寓处，时正大修房，油漆熏咽，室内一切大乱不堪，而余吟咏不辍，大似二木头读感应篇也。周汝昌未是草值得提到的是，笔者的导师姚奠中（ 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治学从小学（ 文字、训诂、音韵 ）和学术史角度入手，走的是朴学路子，与周先生的重“悟性”并非一路。姚先生与周先生本来并不相识，由于笔者论文的关系，姚、周两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两位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著名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互相赠送自己的学术著作，每年开政协会时在京城相聚，相谈甚欢。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成条幅送给姚先生，姚先生也有回赠。而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姚先生看了周先生题《〈 石头记 〉探佚 》七首绝句后所咏：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把探佚学的基本内容稍作介绍，读者才能对周汝昌何以对探佚学如此重视有所理解。曹雪芹原著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逝世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脂批抄本的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残鳞断甲的佚稿信息，说明原著并非没有写完，而是基本上已经完稿，只是稿件待整理，文字待润饰而已，但八十回后原稿遭遇“迷失”的命运，八十回以后共有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同时，脂批也揭示曹雪芹在写作中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按“草蛇”指蛇行草丛时隐时现，“灰线”指用炉灰或石灰等漏洒以成线而时断时续，用以比喻在前八十回的写作中时时处处为后文的情节演变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给出暗示。此正解为刘心武先生作出，笔者过去解作“草蛇”是蛇行草丛无脚印但有痕迹，“灰线”是以缝衣服之线拖于炉灰中留隐约痕迹乃是误解。探佚学就是通过仔细阅读前八十回，发现其伏笔伏线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考察其微妙的写作艺术，同时再结合脂批提供的信息，以及曹学、版本学、流传接受史等研究的辅助，对八十回后的原著佚稿情节作研究，才看出原来曹雪芹写《 红楼梦 》要表现什么，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何种高度。自然也就反证了后四十回续书是完全违背并篡变了曹雪芹之原意的。笔者的《〈 石头记 〉探佚 》就是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涉及探讨，但大多是三言两语，断简零篇，既肤浅，又散碎，笔者第一次集中而全面地进入了这一领域作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八十回后原著情节的大体轮廓，并且初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对“两种《 红楼梦 》”之思想、艺术和文化意义的认识，有不少新发明。情节方面如“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史湘云与林黛玉都用‘湘妃’的典故，是贾宝玉的娥皇、女英，佚稿中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芸和小红是‘狱神庙’中救助宝玉和凤姐的重要人物”等等；理论方面如“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他并不认为空门中真有出路……雪芹既少‘色空’观念，也无‘补天’思想”；艺术方面如以大量的例证揭示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艺术的真实性、有机性和巧夺天工，具体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等分类；以及通过实证使鲁迅等先贤早已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曹雪芹的写实主义成就更为凸显，更有说服力……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姚奠中先生于1981年8月10日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中就指出，这本书以探佚为基础而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浅探”和“蠡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 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探佚学的成绩对后四十回长期以来鱼目混珠的以假乱真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或者说对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的文本接受观念特别具有“杀伤力”。这等于对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看法“釜底抽薪”，而要改变已经成了习惯的观念当然是要激起波澜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一开始，由于思维感受方式的独标一格，由于独能对教条平庸的思想环境出污泥而不染，而又对几乎红学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深度进入并发表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总是与别人不同，这使他在整个80、90年代，成了红学界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位红学家。不仅在探佚这个核心问题上如此，在一些“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前面已经谈到过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由于没有实证，受到责难和讽刺，后在康熙时的《 曹玺传 》发现，才证明曹宣确有其人。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恰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在红学的许多具体论题上，他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永远是“少数派”。笔者曾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 箫剑集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 石头记 》的真铨，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格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都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鹗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差异。《 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由此一脉贯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予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禀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己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80年代，中国红学界的情况比起八十年代以前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大形势的发展，到红学圈子里来“问鼎”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红楼梦 》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并且特别富有吸引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过“文革”以后的80年代，特别是前期，一方面市场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全民族都有一种对“文革”中文化禁锢的反思情绪需要发泄，文艺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点，现代文学中的朦胧诗、伤痕文学、“重放的鲜花”（ “右派”作家的重返文坛 ），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现代派”的大行其道等固然吸引着全民特别是文化界读书界的注意力，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红火，而在这个领域，《 红楼梦 》的研究由于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也很自然成了一个颇受瞩目的看点。“文革”中的《 红楼梦 》校注小组已经演变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 红楼梦 〉学刊 》成了每年四期定期出版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宣告成立。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变得具有了强烈的集团性、组织性色彩。这种大的形势演变，一方面固然对推动红学的蓬勃发展颇有助益，另一方面也衍生了许多人事和名利方面的问题。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在各种台前幕后的运作下，第一届中国红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 红楼梦 》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上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周汝昌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关系日益疏远，到后来就根本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文章了，中国红学会举办的红学研讨会议也很少到会了，并多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声明自己“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学术活动是离不开人事关系的，这在各个学会中都一样，不过因为红学是显学，树大招风，因此红学界的情况就更加引人瞩目。不过在80年代最初几年，周汝昌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方面的招牌性学者。从1978年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就开始努力，发起召开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最后决定于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举行。会议的发起组织者给中国大陆发来的请柬是严格排名的，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在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多年以后刚刚开始对外交流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国内的学者来说，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和荣幸。俞平伯表示：“我年老有病，且旧业抛荒，自不能去。”（ 孙玉蓉《 俞平伯年谱 》）吴恩裕则在赴美之前突然病逝。中国大陆最后派出周汝昌、冯其庸和陈毓罴三位学者赴美国参加会议，会议的正式日期是1980年6月16日至20日。吴恩裕突然病故，周汝昌写了一首七律和七首七绝哀悼挽念，让周雷① 于送葬时去现场张贴。由于周汝昌不完全同意吴恩裕的某些考证观点，红学界有轻薄流言说“周汝昌气死吴恩裕”，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他的病逝，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北京的红学界由于人员众多，派别庞杂，历史恩怨悠久，再加以名利因素的无形策动、“占领阵地”的争夺，常有一些小道流言在有意无意中传播，传来传去，就难免走形变样，又潜伏下新的纠纷。不过，此次在美国举办的红学讨论会，还是空前热闹的，中国大陆去的三位学者，也是基本团结和谐的。海外学界对刚刚从闭关锁国状态中打开一点门缝的中国大陆，还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因而对中国大陆去的代表也就格外热情。周汝昌回国后写有《 美红散记 》、《 陌地红情 》、《 国际红学会 》（ 俱收入《 献芹集 》）等几篇散文随笔，记述了与会的盛况花絮。据周汝昌的实录，情况大体如下。会议的名称是“首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东道主是陌地生·威斯康辛大学；而通力联合筹办的是威大的周策纵、加州大学（ 伯克莱 ）的白区（ Birch ）、哈佛大学的韩南（ Hanan ）和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四位教授。威大校长沈艾文（ IrvingShain ）为主席，研究院长博克和文理学院院长克罗农，皆为委员会委员。沈校长亲自致开幕词。应邀到会的分为五类人：外国学者、美国和加拿大学者、青年学人与研究生、威大教职同仁、威大校友。这还不包括记者等旁听席位。不在名单，为观光盛会而特别赶来的，也不止一人。如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吴屿教授。周汝昌等三位中国大陆学者被列在“外国学者”项内。周汝昌回忆说，1978年当大会发起人周策纵来北京时，就拜访周汝昌，并共同商量要把俞平伯请去出席，终因俞平伯高龄有病而作罢；1979年秋赵冈又从美国到北京，吴恩裕表示愿意前往，但年底却不幸病逝，所以由陈毓罴替补。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中国台湾被邀请的有作家高阳，但高阳只寄去论文，人未到会，据说是由于台湾当局作梗不发签证所致。另一位台湾学者潘重规（ 1908—2003 ）到会，他是海外一个著名的索隐派老红学家，游走于台湾和香港地区。香港被邀请的学者是宋淇① ，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兼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但他临时因病未能到会，也是寄了论文。来自加拿大的学者是后来在中国宣讲古典诗词颇为知名的女教授叶嘉莹（ 1924年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教授 ）。与会正式代表共八十多人，开幕式有九十多人出席，提交的论文一共四十三篇，在美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上，也算少见的大规模了。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和“文革”动乱的周汝昌，对在美国经历的一切，自然也是有新鲜感的。比如他说：三十年与世界隔绝的我，对外国名词也外行得很了，例如红学研讨会“工作作坊”（Workshop）这个称呼，似乎国内还没有；周策纵先生在我印象中总是“大会主席”，一检名单，原来不对，他是会议的“工作作坊主任”。他来信说过，各方响应热烈，人数日益增多，原订的会场不够大了，又重新订了一个更大的。我到会时，见是一处很宽敞的大屋子，有讲台、黑板，就是一间大课堂，一切都很朴素，毫无装饰点缀。人坐齐了，时间一到，会议开始。我不禁想：要是我们，起码得拉起一条几米长的大红布，——上面的字不但必然是白的，连那字体形状都是“一见如故”，千篇一律的；也许还有红绿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大会胜利召开！”“热烈欢迎来自……的红学家！”等等之类。不这样，那还叫“会”吗？！而且，“召开”一定是“胜利”，“庆祝”必然要“热烈”。就连“欢迎”（已然在“欢”了）也必须是“热烈”才行，否则“欢”就不够规格，对不起“贵宾”之驾临……。一个套子，板上钉钉，天经地义，仿佛天下的事并没有别样的。可在这个红学会上，却连一丁点儿“装潢”都没有。事实上，“大会”这样的字眼，也是我在“行文”时用的，那里没人这样说。我想，那不很好吗？好在哪里？不是很感自然吗？难道张皇自大的习气，专门装样子的毛病，不亦可以休乎？因为没有了这种套套，事情照样办——而且也许会办得更好一些。（《 国际红学会 》）周汝昌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最长的一篇，长达三万字，名为《〈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这是一篇考证性的论文，其中引用了许多一般人很难读到的偏僻资料作考证，其中心论点是说后四十回续书的出现有政治背景，乃高鹗奉乾隆皇帝的旨意有意为之，目的是扼杀改变曹雪芹在前八十回中所体现的逆反精神。这个“大人先生操纵说”其实早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的“后记”中就已经提出，不过这一次是以非常具体的考证形式出现。应该说这篇论文有很强的学术性，周汝昌也是下了大功夫的。但周汝昌似乎没有考虑到两点，一是这种以僻书资料为根据的立论其实不一定能让大多数人所认同，即使是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海外的，真正能对这些资料有所了解的人也是不多的。这难免让一般的与会者，尤其是那些以搬演西方时髦理论为长的学者们，会感到有些艰涩和恍惚，因而对论文的结论也就会半信半疑甚至认为是想入非非。其次，这篇论文的结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刚刚过去的中国“文革”中凡事都要“抓黑后台”的情况，这或许引发读论文的人产生一种简单的想法，认为周汝昌这篇论文是否也是受了“文革”思潮的影响。钩沉索隐的考据，所需功夫深巨，还要有和古人作心灵交流的研究者之本己体验，但对于阅读考证论文的人，是不是也能进入与研究者相同的思路、境界，那就很难说了。但对于周汝昌来说，这是他多年思索考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与“文革”的影响其实毫无关系，因为这至少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存在巨大思想、艺术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如果成立，则的确反映了历史上思想斗争的残酷和尖锐，以及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之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论文首先得到索隐兼考证派的老学者潘重规的称赞。另外，四十年以前燕京大学的老同学程曦教授，一度当过陈寅恪的助手，也对周汝昌的论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汝昌在随笔中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美红散记 》）不过也毋庸讳言，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原因，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对周汝昌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并不能真正“解味”的。特别是余英时① ，后来与周汝昌的红学观点还有进一步的学术交锋。当然，在当日的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是节制而理性的，彬彬有礼的，也有不少有意义和有趣的插曲。周先生有这样一段忆录：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义。“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我国）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余英时和宋淇，是海外研究红学提倡“文本”和“文学”角度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余英时批评考证派红学，说“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其实是曹学”，倡导“红学革命”，并正面提出“《 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理论，在海外颇有影响，后传入中国大陆，也被不少人看重。余英时虽然是直接与赵冈争论的，但作为“考证派”集大成者的周汝昌，很自然也是余英时实际针对的论敌。而宋淇，虽然深入《 红楼梦 》文本实际而颇多独到的发明，如“怡红院的四大丫鬟”等，却也认为“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 宋淇《〈 红楼梦 〉识要 》）。这都与周汝昌的认知颇有差距。显然，无论余英时还是宋淇，都把曹雪芹和《 红楼梦 》主要看作“文学”、“文艺”领域的对象，即使有更深的意义，也只是“引申”而已。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自然会对考据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感到困惑和不满，同时也表明他们同样对红学发展的时段性、考据是进入文本的前提、红学的核心问题是区分“两种《 红楼梦 》”这些真正的“红学锁钥”感觉迟钝认识肤浅。而周汝昌，则是从中华文化这一更宏广的立场出发，将家史、版本等考证与小说文本的解读密切相结合，与余英时和宋淇大不相同。过了许多年，周汝昌先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一大问题 》（ 1992年第4期《 齐鲁学刊 》，收入《〈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的长文中正面与余英时商榷，后又在《 新红学—— 新国学 》（ 2002年第2期《 山西大学学报 》）一文中表达了他对这两位燕京大学校友的异议：从另外角度看问题——比如在中国内地以外，影响最大的两家“红论”可举余英时与宋淇，余氏之名言叫做“两个世界”与“红学革命”。他批评国内的红学诸派无一是处，但最反对“考证派”，说它已“山穷水尽”，“眼前无路”。他强调红学要“回到”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去（这才是光明大道）。宋氏，其见解自有不少超卓之处，但其公然倡议说“考证有危险性”；主张红学发展前途该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这两位学者都是长期生活在欧美文化环境的“红学家”，都很崇拜洋人的学问和论调。比如，余氏是由引来一位洋人的观点而扣到他的“两个世界”论点上去的。在他看来，曹雪芹写了一个“现实世界”——荣国府，又写了一个“理想世界”——大观园（而此园即“太虚幻境”）；前者是污浊的，后者是清洁的……云云。这有何新鲜？不就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变相吗？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分歧的实质又落到了表面上是对《 红楼梦 》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异同问题。这其实是当年周汝昌与胡适争论的继续，不过在概念措语上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而已。这个争论到未来的21世纪还将以更新的面目再度上演。我们暂且打住，还是回到1980年美国的红学研讨会上吧。应该说，周汝昌自己，那时也还没有把争论的核心和本质完全彻底梳理清白。在《 陌地红情 》中有这样的记述：大会开到第五天上，主题已由各个单篇论文的评论进而转到总的研讨，即对数十年来红学的过去加以回顾，对它的未来试作展望。我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如武术有“内家拳”、“外家拳”，医学有内科外科，连《 庄子 》等古书也分内篇外篇……。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 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我的这一席话，并非无故而发，是由其针对性的，明瞭海内外红学大势的就能深得其味。多蒙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兼红学家余英时先生首先起立响应，他不但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并且风趣地表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其实，余英时的表态，只是一种表示“气量”的方式，话说得虽然幽默，却并没有解决思想认识上实质性的深层分歧。周汝昌所谓“海内外红学大势”的“针对性”，即一直存在的、而且到80年代越来越强烈的“考证派偏离文学文本”、“红学成了曹学”的批评舆论。周汝昌提出“内学”和“外学”，意在为“外学”即曹学、版本学等研究争得与“文本研究”同等的地位。但这种区分还是没有十分明确地阐释清楚“外学”就是“内学”的基础和前提，红学的最关键问题是通过“外学”以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 红楼梦 》”，才可望达到真正的“内学”，此一融会贯通的要义——才是名符其实的“内圣外王”。所谓“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和衷共济”虽然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说得“一针见血”。当然，人的思考和学术的发展，都是需要过程的，是一步一步逐渐加深认识，才能最后“直捣垓下”“鞭辟入里”的。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周汝昌还是相当清晰地把握住了红学发展的要害，而高自位置，独标一格。《 美红散记 》中以下一些段落都深堪玩味：电子时代“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80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见赠……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欣赏《 红楼梦 》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王国维“评论”的评论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究王国维《 评论 》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涉王静安（即王国维——引者）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满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巨痛而自尽的。……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比较文学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这一方法来研究《 红楼梦 》，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 红楼梦 》和西洋小说文学并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陈炳藻提交的论文是《 从字汇上的统计论〈 红楼梦 〉的作者问题 》，用电子计算机统计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字词出现频率，得出的结论是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乃同一人的作品。当时中国大陆对电脑还很陌生，但周汝昌已经根据常识对此结论予以坚决否定。潘重规在会上评点陈炳藻的论文时，提到赵冈几年前已经试验过电脑的统计工作，周汝昌即写条子问赵冈所得结果如何，赵冈笔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过了一两年，深圳的一个研究者再用电脑统计，得出的结论也恰与陈炳藻的相反。可见电脑只是工具而已，研究《 红楼梦 》最重要的还是“思想感情”，周汝昌始终紧紧地把握着这一基点，必然要严格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叶嘉莹与周汝昌曾先后受教于顾随门下，算是同门学长了。周汝昌对叶嘉莹评析王国维《〈 红楼梦 〉评论 》的论文表示佩服，而深感叶嘉莹论王国维自沉是殉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彩，其实是有所触发，即感慨曹雪芹与《 红楼梦 》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粹的卓越体现，而难以被人真正解味，自己多年研红也有某种“殉”曹雪芹和“殉”中国文化的意味。此所以慨叹“知人论世，谈何容易”也。现实是晚清、“五四”以降，中华传统文化日益失落，崇洋崇西成为潮流，周汝昌虽然是学英语出身，却与潮流迥异，本质上是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拜者，所以他虽然赞扬“比较文学”研究路向，重点却是比较之后会更显曹雪芹的《 红楼梦 》远胜西洋文学。所谓“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了”。（《 美红散记 》）周汝昌1980年赴美国参加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虽然时间很短，却有开阔视野之益，实际感受西方汉学界水平之效，更增强了自己的学术自信，同时也结交了一些国外的学界朋友，使自己的红学研究放到了世界文化的座标系内。从美国返回中国的途程中，途经旧金山，斯坦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参观游览，并赠送斯本思（Johnathan D·Spence ）教授著作《 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 》（ Tsao Yin and Kang-his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 ），扉页有题记：“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 红楼梦 〉新证 》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1980年6月29日。”这也使周汝昌颇有感慨：“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 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 美红散记 》）回到国内，红学的发展势头也如火如荼。1980年在哈尔滨，1981年在济南，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连续四年召开全国性的《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第五次全国研讨会隔了一年，1985年在贵阳召开，1986年又在哈尔滨召开第二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可以说，以1983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6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国际《 红楼梦 》讨论会（ 中国大陆召开的第一次 ）为标志，组织性集体性的红学活动达到了最高峰。周汝昌自然是这些会议上引人瞩目的头面人物，不过并没有参与多少具体的组织活动。当然他也关心大会，也向会议推荐一些新锐的青年研究者参加会议，1986年哈尔滨国际红会的筹备阶段，周先生就向笔者说起，自己向哈尔滨师大方面推荐了三个不太著名但有实力的人参加会议（ 包括笔者 ），哈师大“一个也没有驳回”。周先生说这话时颇有得意之色。笔者向1982年的上海会议邮寄提交了论文，从1983年南京会议起，开始正式参加各次全国会议，包括1986年和1992年的两次国际讨论会，因此对这一段红学界的情况也略有所知。红楼梦研究所和中国红学会在北京的几位主流研究者主要特长在考证方面，同时从7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等，因此，整个80年代，后来又延续到90年代，一直到20世纪结束，中国红学界的学术争鸣“热点”基本上都在考证的范围内展开，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文物和遗迹的“真伪”。这与50、60、70年代红学主要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的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宏观上考察，这自然也是一种时代风气转变的表征，也可以说是红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首先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戴不凡（ 1922—1980 ）发表了《 揭开〈 红楼梦 〉作者之谜 》（ 1979年第1期《 北方论丛 》）的长篇论文，说《 红楼梦 》是一个化名“石兄”的人写的，曹雪芹只是“修订加工者”。早在发表之前，戴不凡已经有意无意放出风声，说他将有大的红学突破，将推翻周汝昌为代表的考证派红学的“自传说”结论。不过戴不凡的文章发表后，立刻遭到了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反驳，发表在《 北方论丛 》、 《〈 红楼梦 〉学刊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 文艺研究 》等影响颇大的学术刊物上，形成一次全国性的红学争鸣热潮。戴不凡的论点基本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戴不凡的文章，其实表现了一种倾向性，即红学研究界存在文献考证和文学感悟互相脱节的现象，考证性的学者往往在艺术感悟力上有欠缺，因此许多所谓“考证”都脱离了文本的文学实际，只追求表面上的“形式逻辑”而得出一些荒谬的结论，这又会刺激那些倡导文本研究的人如余英时等的更强烈不满，并进而贬低考证，又陷入空对空的“回归文本”的徒劳呼喊，如此恶性循环，长期困扰着红学界。80年代初另一次争论得很热闹的问题是河南省博物馆收购的一幅“曹雪芹画像”的真伪。周汝昌又是这次争论的核心人物，他和山西晋东南师专中文系教授宋谋瑒（ 1928—2000 ）始终坚持这幅画像就是画的曹雪芹，而以刘世德为代表的其他一些知名的红学研究者则说这幅画上五行题记乃有人作伪，实际上画的是清代的另一个人俞雪芹（ 俞瀚，字楚江，号雪芹 ）。这种争论涉及将此画售与河南省博物馆的原持有此画者河南商丘的郝心佛是否作伪的问题，内幕十分复杂。198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红楼梦研讨会上，河南省博物馆的副馆长韩绍诗宣读了博物馆的调查报告，结论是画像画的是俞雪芹，郝心佛已经承认自己作了涂改伪造。这让周汝昌和宋谋瑒陷入一种舆论上的孤立。但是，周汝昌是最早得知并鉴定此画的红学界研究者之一，宋谋瑒则多次亲自去商丘作过调查访问，两个人都感觉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不可靠，其中似乎有某些无法说清的情况。宋谋瑒后来写有《 曹雪芹小像争鸣亲历记 》数万字的长文，发表于1997年第6期的《 黄河 》杂志，详述了其中的种种曲折幽隐。周汝昌在《 一桩奇案几层怪事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这样说：1963年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古典部”主任室中开一个小会，忽有王士菁同志（社级领导，专研唐诗、鲁迅，当时继前任来主管古典部）进来，递给我一封信。看时，是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先生给他的信，附来照片二张，说是在郑州发现的雪芹小照，嘱咐交与我，并将研考意见回报与他。照片技术不高，但要点具呈于目前：一张是人物坐像，左上角五行题记，表明“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致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我一见喜甚。同座的周绍良接过去忙着看，也喜现于色，对我说：“他（雪芹）还是到南方去了！”——意谓他对“南游”之说曾有存疑之议。他还立即跑出去告知他的至友朱南铣（在同楼另一端人民出版社）。我即将初步意见写与方先生，并询问发现的经过详情。蒙他见复，追述一切：那是他到郑州开会，值博物馆展出藏品，约他去看。看后，因无重要收获，遂问未展出的有可看者否。遂出示一部册页，册甚厚，多达“数十开”（每相连的对折叶子，叫一“开”），每开皆绘人物肖像，各有题诗。因发现雪芹此幅，十分注意，乃于此开夹一纸条为记，嘱馆方拍了照片寄给他——当时匆匆赶时间返沪，其他人物详情，俱不及细阅，故无从记忆。我对他说：此件不似伪造劣品，理由有三：第一，雪芹一度南游，只敦敏诗中透露，向来无人论及，敦诗“秦淮旧梦人犹在”等句，加上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秦淮风月忆繁华”，明示“一载有余”的离别是他到南京去了。第二，从无人能言尹继善在南京准备“南巡”罗致人才“接驾”与曹家旧事密切相关之要义。第三，如“洪才”二句，词义渊雅，乃运用六朝人之旧语。如梁代萧琛的“丽藻若龙腾，洪才类河泻”，如潘尼的“雅论弘博，逸藻波腾”等句。周汝昌同时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短文《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发表于1963年8月17日《 天津晚报 》，文章中肯定画像“非常可靠，既不是赝品，也不是另外一个名叫雪芹的人的画像，价值极高”。刘世德写了《 曹“雪芹”画像之谜 》，以“生蕤”的笔名发表于9月14日《 天津晚报 》，提出这幅画画的是俞瀚字楚江，不是曹雪芹。周汝昌又写了《 再谈曹雪芹小像 》（ 1963年9月21日《 天津晚报 》）和《 雪芹小像辨 》（ 1964年4月5日香港《 大公报 》），坚持小像画的是曹雪芹。此后有更多的人卷入争论，史树青、冯其庸等认同刘世德，宋谋瑒则是赞成周汝昌观点的最积极活跃的论者。周汝昌和宋谋瑒关于小像问题并涉及其他红学界情况的通信数量很大，但宋谋瑒逝世后，其遗孀已将信件作为箧中之秘藏矣。所以，关于曹雪芹小像真伪的争论，到1982年，也已经间断持续了二十年之久。河南省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机关，人们习惯上对国家机关总是比较信任的，所以1982年以后，红学界内外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博物馆的调查报告。那么周汝昌为什么还要坚持小像是曹雪芹呢？仅仅是“面子”问题吗？其实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为周汝昌认为有一些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上海文化局局长方行说小像是一套册页里面的一开，而河南省博物馆拿出来的却不再是一套，而只是孤零零的一开单幅，并且说当时收购时就是如此。周汝昌问博物馆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是方行记错了。周汝昌再致信问方行，方行回信说，如果真像馆方所说，我为什么还要夹一个纸条作记号呢？方行并且有些生气，表示河南省博物馆如此态度，那就很难“对话”，不愿意再干预此事了。周汝昌还走访过第一次调查鉴定时见过画册的黄苗子，黄苗子说：册页是8开，每开绘有乾隆时人肖像，都是陆厚信绘画、尹继善题字。而河南省博物馆先后写过三份“调查报告”，周汝昌认为：“观其内容，矛盾百出，不可究诘。”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疑点。周汝昌还有“文化水平”上的看法，就是画像上的“洪才河泻”等话，源于魏晋风流，不是一般水平的人能伪造出来的。不过既然大多数人都已经信服河南省博物馆的调查报告，周汝昌当然就被视为“死要面子”不肯正视事实而坚持错误，各种场合常有人讥嘲讽刺。张中行先生虽然和周汝昌关系不错，但也因为相信博物馆的“权威性”而写了一篇短文说小像不是曹雪芹。宋谋瑒写了一篇文章反驳张中行，文章写得十分精悍犀利，周汝昌读了以后曾给宋谋瑒写信说“这回是真佩服你也”。宋谋瑒曾把此信原件让笔者过目，我当时不由得感到有点好笑。因为周汝昌这样措词，无意间透露他对宋先生的整体水平还是有所保留的。宋先生是性情中人，口才又便捷，经常声如洪钟地高谈阔论，与人辩论起来更是先声夺人，虽曾历坎坷而嬉笑自若，旧体诗词写得很见功夫，古典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但涉及红学只集中在曹雪芹小像这一个问题上，由于环境局限，也由于本人的性情，在学术上成就不是很突出，离周汝昌“真正佩服”的标准当然还是有距离的。小像真伪的问题到了20世纪末，又有了新的发展。商丘的王长生① 在《 谈“小像”内幕 》（ 1998年第1、2期合刊与第3期《 商丘社会科学 》）一文中披露，郝心佛由于有“历史问题”（ 冯玉祥部下 ），当年在小像真伪问题上被迫按照河南省博物馆的内定立场作了伪证。而河南省博物馆之所以要说小像题记是伪造，根本原因是郭沫若曾表态认为小像画的不是曹雪芹而是俞雪芹，郭沫若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中国大陆一直是官方的学术权威，河南省博物馆要和郭沫若保持意见一致也。于是周汝昌在《 文采风流第一人——曹雪芹传 》（ 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中说：“雪芹小照，本来真实。三十余年之奇案，至此方得初步澄清。”1984年12月16日至25日，周汝昌与冯其庸、李侃一行三人，前往苏联访问，先后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考察在列宁格勒博物馆发现的一个清代抄本《 石头记 》。李侃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因为已经和苏联方面初步商定要由中苏双方同时影印出版这套《 石头记 》。这次访问的总策划者和负责人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 1903—1990 ），是一位革命老干部。对这次出行，周汝昌写有《 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 》（《 天·地·人·我 》），叙述种种情况，而冯其庸也写有《 列宁格勒藏抄本〈 石头记 〉回归记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我与中华书局 》，2002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 ）叙及此行前后情状。总之，周、冯二人从此有了明显的矛盾，而且后来日益尖锐。这部流落到俄罗斯的墨书手抄本《 石头记 》，共三十五册，开本是185×255，线装，是清代道光十二年（ 1832 ）由帕维尔·库尔梁德采夫从中国带回去的，库尔梁德采夫是于1930年随俄国的一个宗教使团来到中国的。三十五册共有七十八回书，即前八十回缺少了第五和第六两回。苏联的汉学家里弗京（ 汉文名字为李福清 ）和缅希科夫（ 汉文名字为孟列夫 ）首先发现这个抄本，前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后者当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高级研究员。里弗京发现《 石头记 》抄本后，缅希科夫和里弗京合作撰写《 长篇小说〈 红楼梦 〉无名氏的抄本 》，发表于1964年莫斯科出版的《 亚非人民 》杂志第5期，此文的汉语译文见胡文彬、周雷编《 红学世界 》，1984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辛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香港红学家潘重规提交了论文《 列宁格勒藏抄本〈 红楼梦 〉考索 》，引起了更多人的重视。因为后来苏联解体，列宁格勒恢复沙俄时期旧名圣彼得堡，这个原来简称为列藏本的《 石头记 》抄本现在被称为圣彼得堡本、在俄本等。对这个抄本的考察与鉴定，周汝昌在《 红学七题 》（ 1986年5月作，提交哈尔滨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论文 ）中有这样一段说明：1984年之年底，有赴苏联考察《 石头记 》古钞本之行。居苏十日、在列宁格勒三日，然而真正得以阅看钞本的时间只有两个下午，而且两次的实际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四小时左右。我目坏已甚，面对四大函一部七十八回的写本古书，如何“掌握”？其情可想。阅后，开了一个正式会议，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主任为首，苏联的学者、官员们在座，热切地要听听中国派出的专家的鉴定意见。这时我国所派一行三人中，临时推我为发言者。我只好就着一点点管窥蠡测的所得，作了即席发言，讲了我当时形成的几点学术见解。这是中国方面的唯一的学术发言。归国后，我准备在看到苏方提供的书影胶片（哪怕一部分也好）后，为中苏联合影印本撰作序言时（中苏双方协议书议定中苏两方各由二人撰序，我是中方撰序人之一），作出重申、补充或修正。不料情况有异，既不能看到任何胶片，也未有商议撰序一事的任何机会。延至1985年7月底，我才得见冯其庸所撰序言稿的复印本，送来待我参会和联署。因为我见稿中并未包含他让我在苏联发言的任何内容，其学术见解又不相接近，很难将我的看法生硬地楔入冯撰序中。不得已，另撰一文，题曰：《 “在苏本”〈 石头记 〉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 》，略表拙见，以为日后可以持此对苏联学者的一点地步。此文发表于《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1985年第3期，初步论证几点：“在苏本”文字清楚完整，未经妄人篡改；与他本不同的异文时与《 甲戌 》等佳本相合或相近；钞者是文士，书法甚好，但也有行草书体致讹之迹，可窥原底本是草书所写；章回的分断与相连的状况，还不能作为底本时间早晚的论据；其眉、侧诸批语，与脂批不属同一性质；书之钞写虽晚，而底本时代却早，等等诸端。那篇论文由于条件所限，既匆促又简陋，不言可知。但又无法补救。后来多蒙胡文彬先生惠借给苏本第一回的全部照片，我才得以细加研核，所获不少。今就此文之便，附记大略。赴苏前，我私下对此本的估计，比较偏低了些。在苏发言，理应慎重，故而语调也未便放得过高，虑阅书时间太少，所见不周。及撰《 论略 》，可以稍稍纵谈，乃觉此本价值允宜着重揭示。然而刊出后见者又有以“估价过高”为言者。及今真正“掌握”了首回全貌后，与家兄祜昌共同研论，方才认为《 论略 》所定的“规格”，总的来看，是未离大格的，是有所见的。此本令人注目之点不一，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字多与“甲戌”、“己卯”、“杨藏”诸本合，而未发现有与“庚辰”或“戚序”等本夹入的那种后人妄改劣笔相同之处。此已极为可贵。再者，也曾有人疑心它不过是一部与“舒序”、“梦觉”等较晚本相差不多的一个本子，亦即可有可无、校勘价值不高的一个次要本。事实全不如此。它不但不是次要本的一个“副本”性质，而且与重要本也并不雷同，它的文字与任何一个重要本皆不全然一致，而时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么一说，即可见此本的价值非凡，我在《 论略 》中并未抬得“过高”。周汝昌的版本研究，是以鉴别“曹雪芹真笔”为鹄的，为核心，特别注意“夹入的后人妄改劣笔”多还是少，并以此为标准给相关本子以不同评价，这当然涉及对“文笔水平”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判断，也就是本子的形式现象等的考察和文字文句的艺术水平鉴别“综互合参”的，而这又是一种文化修养和艺术灵性的总体体现。其他一些版本研究者则往往偏重于“客观”的版本现象研究，如从纸质、抄写规格等等“形式”方面作数量统计以及形式逻辑的推衍和猜测，在文笔水平的感受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周汝昌也更看重曹雪芹措词造语的“独创性”，打破常规的“陌生化”行文，这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则可能认为是抄书人的“不通”和“失误”。这样，周汝昌在版本鉴别方面的学术观点也常常是与其他一些研究版本文本的学者意见不尽一致的。比如对这个俄罗斯的藏本，周汝昌以第一回的文字特色作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一 〉如二仙与石头对语，说：“……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此中两联四句的后二句，“在苏本”作“花锦繁华之地，温柔富贵之乡”，与前二句成为四个联文排句句法。已出的古钞本，唯“戚序”、“蒙府”二本（ 南图不另列 ）亦同此句法。尤堪注意的是“花柳”二字“在苏本”独作“花锦”。这乃是一个仅见的罕例。一个思路会认为“锦”乃“柳”之行草致讹（如我已举的“锦囊”讹作“归囊”）。但细一思索，花锦气味远胜花柳，因为“锦上添花”“花团锦簇”等成语正是“花锦”的注脚；而“花柳”另有“副义”，在此遂有不伦不类之感了；何况第一次介绍全书环境背景，而出此词，尤觉欠好。若“花锦”则迥然不侔矣。此等断非笔误形讹之可比。〈 二 〉甄士隐梦中听二仙自语：“……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诸本大抵如此，而“在苏本”后半却作“……赔他们去了结此业案”。乍看时，莫不以为“赔”是“陪”之讹字，殊不知非常重要的“甲戌”“己卯”二本，正作“赔”字。此种不容以“白字（ 别字 ）”相待，盖雪芹常是自铸伟词，另寓深意：赔者，又“欠债须还”之意味，非一简单肤浅的“陪伴”可比也。至于“业（孽）案”，所以区别于一般之“案”，且是僧道语气。类似于此，可能一般的研究者都有点匪夷所思，根本不会想到的，甚至周汝昌这样说了，也是不能同意的，认为这些看法是周汝昌“求之过深”。周汝昌因此总是“少数派”，难怪他一生都在书文中时常感叹：“大凡雪芹第一用自创的字法句法，就有人不许他独创自铸伟词，定要乱改，把伟词拉向一般化的庸言常语。悲夫！”“无论学术，还是艺术，都需要从‘灵性’上交流，不仅仅是什么‘知识’‘学问’的问题。不能有所感，有所受，又何从谈到交流？”（《 红楼夺目红 》）1986年9月至1987年8月，周汝昌获美国“鲁斯基金”资助，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这当然是在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的协助下实现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在威斯康辛大学之外，还先后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美国著名学府讲学，并出席纽约亚美文化协会夏令营讨论会。而《〈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完成的，后来先出了中国大陆版，又出了中国台湾版。周策纵生于1916年，比周汝昌年长两岁，湖南祁阳人，抗日战争后赴美国求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以著《 五四运动史 》成名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对红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证方面，是一位在海外影响颇大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活动筹办召开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与中国大陆红学界的名流结交。1980年1月周策纵为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写序言，其中这样说：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我回到“一去三十年”的祖国来访问。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除了探访古迹名胜之外，为了我当时正在提议筹开一个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很想会晤几位红学专家。除了最老一辈者如俞平伯先生之外，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周汝昌先生。果然经过旅行社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他就由他的令嫒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长谈起来，正有点儿像中秋夜大观园联句说的“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久驻人间谙鬼气，重回花梦惜天工。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 红楼梦 》，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一）故国《 红楼 》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二）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三）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四）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 红楼 》便不完，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引者注：四首诗第二句标点符号各自不同，皆遵从原文真实。）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得策纵教授学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但使《 红楼 》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红学者的一些感触。周汝昌请别人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只有周策纵给《 曹雪芹小传 》和黄裳给《 献芹集 》两例（ 21世纪笔者给周先生几种著作前面涂鸦不论；《 新证 》不同时期有王耳序和李希凡、蓝翎序属于特别情况，亦不论 ），此外顶多是请友人题诗，如《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前面有叶嘉莹和张中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这本小书的产生，或者说“成书背景”，是由于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邀，来此作一年为期的鲁斯学人（Luce Fellow）。从一九八六年九月起，住到一九八七年八月为止，这期间除了为周策纵教授代课七次（四个班：“红学”，“诗学”，“研究方法”，“古文选讲”），以及赴外地三个大学和一个文化协会去演讲之外，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研究《 红楼梦 》。在此以前，我为红学执笔为文，已经有了整整四十年的经历，经历不为太短了。但此际仍然是思绪纷呈，胜义间出，一点儿也没有“头脑僵化”的感觉。我的思索和玩味实际上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我的新的感受，新的理解，可说是与日俱增。这些感受与理解，自然也不是自天而降。温故，探新，使我不断体会加深加切。于是我由冬季开始，将这些心中之所怀，一节一节地变为纸上的文字，——这就是此书的来历。由于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果是以考证为主，因此长期以来，他得了一个“考证派”的雅号。而这个雅号暗含有“欠缺思想艺术研究”的贬低、嘲弄意味在里面，由于和胡适联系在一起，还附加了一层“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的“言外之意”的批判。其实，正像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其根本宗旨是“综互合参”，是文、史、哲互相会通，考证只是基础工作，是为进一步阐释小说文本的思想文化内涵，鉴赏其美学艺术，理解曹雪芹其人的心灵境界服务的。其实从《〈 红楼梦 〉新证 》开始，他就一直有对小说思想和艺术作分析评论的方面，只是一直没有写一本专门的著作。这本《〈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可以说弥补了“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那么，什么是曹雪芹《 红楼梦 》的“思想本质”呢？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在我个人看来，不管文章写得多么不好，这三大基点还是值得读者们注意、值得他们给以足够的重视的。我相信，当他们想到这是一个研红者积四十年之经历而后想要贡献于他们之前的关键性见解时，那他们一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些信口开河、随心逞臆的东西。这三大基点的解决与否，乃是理解《 红楼梦》的根本问题——我相信他们迟早会同意我的这种拙见。这三大基点，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红楼梦 》的性质何属的问题；《 红楼梦 》的核心何在的问题；《 红楼梦 》的整体何似的问题。周汝昌1986到1987年的美国游学，是他平生三次出国访问的最后一次，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后来由于年龄更老，单位人事关系也更复杂，就再没有出国的机会了。这次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比较长，结交也颇广泛。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登出了唐翼明的一篇文章，题目为《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唐翼明1980年自武汉大学出国赴美，师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前面述到《 杨万里选集 》时已经提到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一九八七年四月四日晚上，忽然接到夏志清老师的电话，说周汝昌先生七日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讲《 红楼梦 》，问我届时能不能去纽约领馆接一接。我向来对送往迎来之类的事情没有耐心，这回是奉导师之命，接的又是我仰慕已久的周先生，情形当然不一样，就立刻答应了。下面的文章分五大部分，小标题分别是：闻名不如见面、红楼·水浒·西游、不怕惊世骇俗、与胡适交往、书呆子。在第一部分，唐翼明追述了自己与周汝昌的因缘和初次见面的情况：读到周先生的《〈 红楼梦 〉新证 》则是多年以后了。那是在“文革”中，在著名诗人、被毛泽东点过名的胡风分子曾卓的家里。曾卓那时很倒霉不用说，我也是牛棚里进进出出的黑五类。因为另一个同是爱好文学，又同是“不干不净”的朋友的关系，我和曾卓成了忘年之交。我们借以相濡的“沫”便是偶尔得到的一两本好书。那天我去看曾卓，他正在桌边翻一本新书，见我来了，便指指那书说：“这书不错，可以看看。”我一瞥是《〈 红楼梦 〉新证 》，心里颇奇怪，曾卓对考据一类的学术性文字向来不感兴趣，甚至有点厌恶，怎么会称赞起这本书来？再看著者，正是周汝昌先生，才释然。我想，他大概是被周先生的文笔吸引了，而不是为考据详尽吧。说来遗憾，我当时也只是随手翻了翻。我自己不是研究《 红楼梦 》的，以后又忙着考研究生、出国，竟一直没有机会再读这本大著。但周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声名如日之升，友朋中也常常谈到。出国前不久，我结识了一位朋友，叫梁归智，因为都爱古典文学，都写旧诗，颇谈得来。其时他正耽于《 石头记 》，时时谈起他对于高鹗续书的不满，说做了几篇文章，大旨为揣摩雪芹的原意应该如何如何。他便屡屡提到周先生，露出钦佩之意。不想我出国不久，他竟将这些文字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又添了好些篇新文章，取名叫《〈 石头记 〉探佚 》，特地托人万里迢迢地捎了一本给我。打开一看，冠在书前的序正是周汝昌先生写的。一开头便说：“此刻正是六月中伏，今年北京酷热异常，据说吴牛喘月，我非吴牛，可真觉得月亮也不给人以清虚广寒之意了。这时候让我做什么，当然叫苦连天。然而不知怎么的，要给《〈 石头记 〉探佚 》写篇序文，却捉笔欣然，乐于从事。”下面便分析探佚学是《 红楼梦 》研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一个分支，称赞梁归智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成绩斐然”，是“卓异之材”，他所作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一方面为朋友高兴，一方面对周先生又增加了新的钦仰。所以，这回奉夏老师之命去接周先生在我也正如周先生之为《〈 石头记〉探佚 》写序一样，是一件“叫苦连天”，而此刻却“欣然，乐于从事”的事。七日下午二点廿分，我按前一天晚上电话中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推门进去，不明亮的走廊里摆着几张旧沙发，一位瘦削清癯的老人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正坐在离门最近的一张沙发上发愣。目光呆滞，耳朵上还带着助听器。牙齿显然掉得差不多了，嘴巴是瘪进去的。头发已经花白，长长地分披在瘦削的两颧上。一套中山装倒是合身而整洁，脚上穿着黑面白底的布鞋。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面前这个老者是一个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文弱衰拙中透出一股仙风道貌。我想，这一定就是周汝昌先生了，虽然跟想象的极不一样。我过去一问，果然就是。他颤巍巍地站起来，木然的脸上立时有了笑容，呆滞的目光也似乎增了精彩。他向里面站着的一个年轻女人招了招手，说：“伦苓，唐先生来了，我们快走。”这个叫伦苓的女子是周先生的小女儿，我们昨晚通过电话的。这时才看清楚，大约卅出头，健康而端正。“噢，是唐先生！”立时伸出一双手来，颇有一点豪气，不像父亲那样文弱。在笔者见过的对周汝昌的描述中，唐先生的这一段似乎是最形象而传神的。当年周先生回国不久就把这张报纸的复印件寄给笔者，当时刚开始流行“地球变小了”的说法，读的时候也颇有此感慨，没想到笔者六七年前与唐先生的数面之缘竟又在周先生和唐先生在大洋彼岸的会面中接续上了。唐先生在其他几节文字里讲到周先生对纽约学者们讲《 红楼梦 》的情景，讲到周先生的书法——唐先生也是自幼习练书法，颇有功力，讲到周先生和胡适的交往……下面摘引数段，亦可管中窥豹：到了哥大，时间还早，便领着周氏父女在校园里逛逛。周先生似乎很欣赏哥大的建筑，连连称赞，说有一种特别的气派，是他处所无的。他去年八月来美，作为鲁斯基金会邀请的学者驻节威斯康辛大学，此行迤逦东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都去过，倒对哥大格外欣赏，我听了自然高兴。我带他去看哥大校园正中的圆顶大厦，从前的老图书馆，现在是行政大楼。我告诉他八二年冯友兰先生来受领荣誉博士时，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他似乎很用心地听着，木然的脸上又现出特别的精彩。“他们毕竟重视学术。”他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用手小心地抚摸着厅内光滑而粗伟的大理石柱，招呼着他的女儿：“伦苓，过来，你看这气势！”三点差五分，我们来到东亚系所在的恳德堂，夏老师已在办公室门口等着了，看他们寒暄着，一个凄凉的对比掠过我心头：两人实际年龄才相差四五岁，看来简直是两代人。夏老师生龙活虎，行动敏捷，手快脚快，说话如连珠，诙谐百出。周先生则讷讷地笑着，一双失神的眼睛似乎在探索对象，又似乎茫然望着另外的地方。手里的拐杖提起又放下。我心里很难过，突然想起陈寅恪晚年，会不会也像这个样子，或者更糟？从前读周先生论诗、论文、论书法的文字，议论恣肆，不怕标新，总以为周先生是一个才气纵横，善谈喜谑，甚至有点盛气凌人的人。这回一见，却恂恂如经师，心里不觉奇怪。及至听他讲《 红楼梦 》，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这才恍然释然，心里对自己说：“不错，正是这样子。”周先生讲《 红楼 》，新见迭出，不怕惊世骇俗。……凡此种种，在一个不深于“红学”的人看来，大概都是非常可怪之论。但周先生引经（ 当然是《 红楼梦 》之经 ）据典（ 当然也是《 红楼梦 》之典 ），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相信。总之，按照周先生的意见，曹雪芹和他的伟大杰作《 红楼梦 》在他死后都蒙受了千古奇冤，今天的红学家应为曹雪芹洗刷冤枉，恢复《 红楼梦 》的本来面目。他称这一工作为“探佚”，他说：“在红学中，现在有一门新的学问在兴起，即探佚学。”我忽然想起梁归智托人捎给我的那本《〈 石头记 〉探佚 》来，便问他对梁的看法。不料这引起他格外的惊奇：“怎么，梁归智是你的朋友？嗬，这个青年人了不起，我觉得是年轻一辈红学家中最有才华的学者。”停了一停，又说：“他现在的境界又不同于当年写《〈 石头记 〉探佚 》的时候了。”他呆滞的眼里又放出光来，看定了我，再加一句：“我真高兴你是梁归智的朋友。”会后夏老师请周先生父女在月宫餐厅吃饭，让我和查建英作陪。吃饭时间还早，便先步行至夏老师家小坐。不久，唐德刚先生也来了，说本要来参加座谈的，但临时另有饭局，只能顺道来坐坐。后来由唐先生开车，把夏先生夫妇和周先生父女送至月宫餐馆。我和查建英则步行前往。席间自然谈到因《 红楼梦 》而引起的去秋唐夏笔战。伦苓说，那时他们刚到美国，住在威斯康辛的陌地生（Madison）。“周策纵先生天天带报纸给我们。父亲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得很带劲。”我们问周先生看法如何，他但笑而不答。后来话题渐渐扯到周先生的家事，伦苓不断诉苦，说父亲工资不高，而食指浩繁，生活从来都是不宽裕的。三个女儿至今没有出嫁。大哥小时得脑膜炎，弄得又聋又哑，讨个媳妇也是聋哑人。还有一个小弟，所有这些人全在父亲这里吃饭，那二百来元人民币的工资管什么用？刚刚又碰上“文化大革命”……伦苓现在给父亲作秘书，但自认对文学对《 红楼梦 》都是外行。伦苓说：“爸爸，怎么你的脑子我们一点都没遗传呢？”周先生似乎没有听见，脸上纹丝不动。夏老师提高了嗓音对他说：“我说你是个书呆子，只顾自己读书，老婆不管，孩子们也没有教育好。”周先生突然像孩子一样地笑了，说：“你这话说得最好。我就是一个书呆子。我也最喜欢人家叫我书呆子。”然而在座者都惨然，终席不再说话。周汝昌在美国这一年，交情比较深，或者自己特别看重的美国学者，当数周策纵、赵冈、夏志清、唐德刚① 、浦安迪数位。在《 天·地·人·我 》中有《 弃园中的周策纵先生 》、《 海外红学三友——浦安迪、夏志清、唐德刚 》两篇，在《 岁华晴影 》中则有《 海外红友小记 》一篇，都有所忆录。去纽约是受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 1921年生 ）邀请，唐翼明的文章中已经有生动的描述。周汝昌文章中提到，那日讲《 红楼梦 》而特意向他致意因而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国台湾籍的傅运筹、赵乐德伉俪，“傅先生在联合国工作，小行草钢笔字写得清秀之至。赵女士是《 老残游记 》作者刘铁云先生的曾孙女的女儿。夫妻二人，皆是‘红迷’。从此，我们成了好友”。周汝昌还说在夏志清的办公室，“为一群美国学生讲《 红楼梦 》的意义与原著佚失的‘后三十回’的探讨。其时名记者陆铿先生与一位台湾的报人，都赶来旁听。外国学生因下堂有课，都有点恋恋地、不得已地走了。查建英女士对‘探佚’这门新红学很感兴趣，对我讲的（ 推考而得的 ）情节表示惊奇”。而在月亮宫餐厅吃饭时，“奇巧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4月1日遇上的那日本学者夫妇，也在那里晚饭，我眼拙，早不能认出了，他们却记得我，起身向我行一个大鞠躬礼。这令我十分感动。还有更奇的：在北京教过英语、与我大女儿月苓同事的一位美国女士不知怎么得悉我在那儿，也赶来看我，并邀我与伦苓到她住处小谈叙旧。及至告辞出来，已然是满城灯火，目迷五色；宽敞的市街汽车如织。我们不识路，幸亏女士拦车‘打的’，才于深夜回寓”。与唐德刚，早在1980年第一次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上就认识了。唐德刚后来又访问中国大陆，曾有多首诗赠周汝昌，其中一首是：汝昌兄辱诗索和，用通叶原韵试考芳园八九分，花枝巷口有脂痕。排场残续忘真假，“评”“证”蝉联见梦魂。我到大都访邸宅，人传耆宿别宵昏。绍兴相国原居首，君住京华第二轩。这一次来纽约，周汝昌和夏志清第一次见面，是唐德刚安排的一次聚餐会上，他邀请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陪，请夏志清和周汝昌上座。周汝昌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赠夏志清，夏志清立刻捧着赠诗条幅和周汝昌合影。唐德刚又请周汝昌为纽约市立大学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 红楼梦 》的人讲一次《 红楼梦 》，因为唐德刚正为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国文化代表作，把《 红楼梦 》作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周汝昌这样记述这次讲学：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 红楼梦 》？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得多呀！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 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成“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周汝昌从纽约返回威斯康辛不久，又受纽约亚美协会的萧文鸾女士力邀，再到纽约讲学。这一次是到一个岛上的“金氏学院”（ 本名King's College，意为“国王学院”，华人中的南方人把King读作“金” ）。周汝昌是和香港的两位教授及台湾的作家李昂同台演讲的，周汝昌的演讲题目是“《 红楼梦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演讲本有规定的时限，但香港教授在周汝昌按时结束时说：“我愿意让出二十分钟，请周先生再讲。”等讲完了二十分钟，因台下听众听得入迷，主席又宣布：“离晚饭还有一小时，请周先生再继续。”听众热烈鼓掌，周汝昌就再讲下去。第二天，在联合国工作的傅运筹又开车把周汝昌父女接到自己家里住下，邀来一伙台湾文化界的人士，请周汝昌讲《 红楼梦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后来出了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议上议定的。夏志清、唐德刚等都是美籍华人，浦安迪（ Andrew H. Plaks，1945年生 ）则是纯粹的白种人而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周汝昌第一次去纽约讲学，先行到了普林斯顿。那天正好是阴历三月初四（ 阳历4月1日 ），周汝昌的七十岁生日，早饭时桌上摆满了鲜花。下午在“壮思堂”讲《 红楼梦 》，听众多为大陆和港、台的女学生，另有一位研究巴金小说的美国男士。听众中的中国大陆二女士，其中一位是吕正操的女儿，还有一位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吴得安，周汝昌本来认识。晚上浦安迪请周汝昌到一家华人餐馆吃晚饭，吴得安作陪。但浦安迪只坐着不吃饭，因为他信教，不吃猪肉。第二天吴得安又请周汝昌和台湾籍的高友工教授吃饭，高友工写的一篇论《 红楼梦 》诗境的英文论文，周汝昌很欣赏。这次高友工又对周汝昌说，你先把那几回关键的补出来——这当然是指《 红楼梦 》八十回以后的“探佚”了。赵冈（ 1929年生 ）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也是1980年就见过面了。周汝昌人生地不熟，赵冈很热情，对周家父女很是照顾。1986年除夕夜，周汝昌是在赵家度过的。周汝昌回忆说：“赵先生对我的健康与视力最关心了，几次三番开车陪我到大学医院去检查、诊目，有时是在大雪纷飞中开车到很远的这所校医院——大学是座‘无墙学府’，不是在一个圈圈里，比如图书馆又在另一地点。所以你若没车不好办，而车不像在国内必雇个司机，在那儿赵先生夫妇皆能开车。过八月节了，他会想着送月饼来——芝加哥的产品，送稿纸来……想得十分周到。后来他到北京，我请他在家吃‘家常饭’，比如锅贴，青韭炒黄菜，他都爱吃，总想北京的传统小吃，如‘驴打滚’、‘灌肠’……后来方知，他们夫妇就是在无量大人胡同斜对过一带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他是名校清华大学出身。以后他又陪同台湾女作家、红学家康来新来访我，敦促我向台湾供稿……”赵冈夫人请求周汝昌给写一幅《 葬花吟 》，这是周汝昌平生给别人写的字数最多的一个条幅，整整三大张横纸联结才写完。赵夫人裱好后珍藏起来，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墙壁悬挂。这件书法佳品，当真算得上宝如珙璧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于1983年8月28日在北京饭店召开会议，成立《 红楼梦 》电视连续剧顾问委员会，也就宣布了剧组的正式成立，历经数年奋斗后，终于于1986年制作完成电视剧《 红楼梦 》，于1987年1月30日至2月1日试播前六集，5月2日开始全播三十六集。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而产生了全国性持久影响的文艺盛事，对于把《 红楼梦 》的影响扩大到全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部电视剧对小说八十回后故事情节的改编，对后四十回续书虽然也吸收了某些内容，却基本上取了探佚思路，实际上也把探佚学作了一次大普及。周汝昌被聘请为电视剧的顾问，他给演员们讲过课，审查剧本提意见，对园子设计、道具使用、服装设计等方面提出看法，还示范动作、写毛笔字题词等，《 人民政协报 》当时曾发表过相关报道。那时候他说话似乎还起一点作用，电视剧改编的“走向”应该说受了他的影响。通过这部电视剧，实际上把周汝昌多年红学研究的成果，他所倡导的《 红楼梦 》研究的大方向和精神气质，以强大的影视传播为媒介，无形中潜移默化到了全社会全民族之中。电视剧其实是对周汝昌核心红学观点的一次极为有力的社会性普及，也标志着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已经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现实产生了实际的深刻的影响。尽管在表面上，红学界对电视剧八十回后改编取探佚路线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周汝昌似乎又是“少数派”，但学术的发展和飞跃其实并不取决于学术圈子暂时的“舆论”，像《 红楼梦 》研究这样一种天然带有全民参与性的人文学科，就更是如此了。在“少数派”、“有争议”的表象下，周汝昌的红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实质性的业绩，已经逐渐无形地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陶冶和文化水平改善的过程之中，未来的前景是如何继续深入地普及已有成果和如何更上一层楼。回过头来看周汝昌于1983年写的《 读〈 石头记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 》是格外有一种“历史意义”的。胡风（ 1902—1985 ）这位著名的新诗人和新文艺理论家，1949年后著名“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头号主角，在1957年受审查被隔离期间，不能读别的书，只能读《 红楼梦 》，却读出了曹雪芹的真精神，读出了曹雪芹原著真精神被后四十回续书阉割篡改的历史文化大冤案，并写下了《〈 石头记 〉交响曲 》草稿，最终于1976年12月24日定稿，并于1977年1月15日加写了《 序 》，表达了自己对《 红楼梦 》的见解。胡风的这些成果作为“重放的鲜花”，《〈 红楼梦 〉学刊 》1982年第4辑发表了《 序 》，1983年第1辑发表了诗。周汝昌读后，大感震惊，也非常激动，因为胡风并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对红学也不过就知道一点表面皮毛的东西而已，所读的又只是一个通行的程乙本系统的文本，却能在那样一种条件、处境、情况下锋利地透视到《 红楼梦 》中最本质的文化精神问题。周汝昌“百端交集，发为歌吟”也就可想而知了：读《〈 石头记 〉交响曲序 》感赋长句六纪红坛阅死生，一痕石破九天惊。锄兰谩拟沉湘愤，刖玉难同泣璞情。肝胆嵯峨秦镜碧，是非寥落汉灰平。谁能到此心涛静，病眼寒灯午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