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4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3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聂绀弩赠给周汝昌一本自己早年写的书《 天亮了 》，当然是“新文学”作品集。不过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首七言律诗：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封神有传龙须虎，水浒无名天酒星。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聂绀弩还写过一首赠给周汝昌的诗，则和《 红楼梦 》研究有关：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聂绀弩1957年已经落难，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他上香山，一边喝酒赏花，一边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从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思考自己还没有写完的研究《 红楼梦 》的论文，还真有一番做活学问的诗人型学者的气象。所谓“用雪芹郊行韵”，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中，有一首《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诗，其韵脚用的是“吟、深、阴、寻、林”五个字。周汝昌后来赏评说：“这真是千古第一奇句。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 红楼梦 》，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 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 遑论其味了。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动词’？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 都是人体部位名称 ），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天·地·人·我 》之《 聂公邀我进燕都 》）显然，这仍然是周汝昌既浸淫中华传统诗文又深通英文以后，再比较汉语和西语优劣的一贯“理路”。不过，周汝昌对这首诗还有更“宏观”的整体观照和体会：“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探佚’者，是研索《 红楼梦 》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 红 》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拙著初版《〈 红楼梦 〉新证 》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 》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 红 》、嗜诗、爱字的影响。”（《 聂公邀我进燕都 》）聂绀弩写有《 略谈〈 红楼梦 〉的几个人物 》等论文，的确体现了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立论立场，也就是对“足红意”—— 研究原著佚稿的兴趣。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过学习书法的门径。周汝昌指点说要先从写欧阳询的楷书打基础。聂绀弩十分下功夫，练了一段，再走访周汝昌，感慨地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才知道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周汝昌听了也不由得心想，聂先生的确具有诗人的本质，才会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深切感受。有一天，周汝昌又收到一封聂绀弩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五彩小花的信笺，用毛笔楷书写着十首七言律诗，内容是祝贺冯雪峰六十寿辰。诗好，字也好，满目粲然，让周汝昌大为欣喜。周汝昌还记得一些与聂绀弩的交往。一次是聂绀弩请自己在东安市场吃饭。另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是逛旧书店，周汝昌看到一本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注本，正要拿起来，忽然听见有人说：“这是我选定了的。”周汝昌抬头一看，两个人同时“嗨”了一声，原来正是聂绀弩 —— 那时他已经被整成“右派”。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从1962年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作筹备处在故宫文华殿常设办公，写过《 小说闲谈 》等研究著作的阿英（ 即钱玄同 ）和画家黄苗子是“常务”工作者，周汝昌也是经常被邀请去开会的人。此外临时走动的文化界名流和相关人员还有很多。从上海请来的两位画家刘旦宅和贺友直当时都是年轻人，住在东华门外骑河楼附近的翠云庄，屋顶和围墙上面都罩着碧琉璃瓦。两位画家住在此专心创作曹雪芹画像和生平事迹。画曹雪芹，当然得有一定的考证根据，《〈 红楼梦 〉新证 》成了取资借鉴的“宝库”，讨论曹雪芹的像该怎么画，开会讨论，周汝昌当然被邀请与会。下面是周汝昌的一段回忆：一日，得讯要到翠云庄去开会。记得这种会文化部所派领导人（如邵荃麟、阿英等）是不来的，主持者是黄苗子。墙上已贴好了刘旦宅画的雪芹像（拟作样品供讨论品评）。屋子不大，被请专家排坐于靠墙一溜椅子。我和吴恩裕等都到了，而最后进来了一位迟到者。他身著深色中山服（那时的礼服了），头发漆黑有光，满面春风，亲切和蔼，主动同我握手——我还不认识，只听他自报：“沈从文。”他给我的印象令人喜悦愉快。还记得他和恩裕兄一样，手臂里夹着一个黑皮包——那时尚无后来的带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级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课、上班 ）必用物。沈先生的发言都说了些什么？今竟失忆（其实连我自己说的什么也一句不记得了）。只记得讨论的主题是雪芹画像要表现出“十气”——英气、才气、傲气、狂气……，大家都笑说：这太难为画家了！一张画怎么能表出这么多的“气”？（《 北斗京华 》之《 沈从文 》）周汝昌此前并没有见过沈从文，为什么沈从文主动和周汝昌握手呢？原来他们已经有过一段工作方面的书信来往，并且还发表过文字作学术争论。那还是周汝昌被聂绀弩口头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的时候，负责整理新标点本《 红楼梦 》，除了版本校勘之外，还要加一些新的注解。给《 红楼梦 》作注解，当然要找专家，领导指定的是后来的大书法家启功。周汝昌为此曾亲自到启功当时住处黑芝麻胡同的一个大院落拜访，启功的夫人也去过周汝昌的住处门楼胡同。因为当时已经是批俞运动之后，《 红楼梦 》研究中的“繁琐考证”遭到了严厉批判，奉命作注解的启功因此下笔极其谨慎，每一条注解都尽量写得简短，语意表达则十分“灵活”，尽力避免“落实”，防止被批评为是在宣扬反动的胡适的“自传说”。对这种“简化”的注解法，周汝昌内心不满意，但没有提出异议。谁知沈从文却提出了意见，向出版社写信，主张要实实在在地把有关清代的事物风俗等“背景”情况都注解出来。这当然和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都接触清代具体的历史实物有关。但这和启功的主张用意恰恰相反。沈从文不仅是写信提意见，还自己动手写了一部质和量都很不寻常的《 红楼梦 》注释稿子，寄到出版社供参考采用。作为负责编辑的周汝昌遵照古典部上级的命令，把沈从文的注稿送到启功家中供他参考。下面是周汝昌的回忆：启先生一见，吓坏了！……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 沈从文 》）沈从文与周汝昌之间，还发生过一次学术争论，而且影响不小。这是有关《 红楼梦 》某个具体文句的纯粹学术问题，但既涉及对版本的认识，也与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理解有关。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 根据戚序本和圣彼得堡藏本《 石头记 》，是“拢翠”不是“栊翠”，“拢翠”与“怡红”对仗 ）中，妙玉请宝钗和黛玉喝“体己茶”，给宝钗和黛玉用的茶杯是两个珍奇古玩，各有一个罕见名字。沈从文既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对这两个古玩的来历就有一种文物鉴赏家的考证兴趣，而周汝昌也很早就涉猎一些古董的考证研究。二人对黛玉用的那个茶杯究竟是“点犀”还是“杏犀”产生了分歧意见，此外还有相关的黛玉、宝钗二人茶杯的隐喻含义等问题。两人的文章都发表在《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自然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瞩目。沈从文的文章在《 文学遗产 》之第375期（ 1961年8月6日 ），周汝昌的文章在第385期（ 1961年10月22日 ）。后来沈从文又发表了一篇反驳周汝昌的文章（ 1961年11月12日 ），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再申辩的文章，但《 光明日报 》却不给发表了。所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沈从文两篇，周汝昌一篇。因此，当1981年周汝昌把这篇争鸣文章收入《 献芹集 》时，就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本文……内容对象是为了一个器物名称而费笔墨，其实质则是为了给《 红楼梦 》注释的体例、办法作探讨，所涉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我和沈从文先生商量的，原在大端，而非细节。即以此具体而论，沈先生的两个主要出发点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一、说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全是讽刺其透底虚伪；二、以为《 石头记 》的文字是“点犀”，而不知这是后人妄改，雪芹原来明明作“杏犀”的（主要旧钞本都如此）。所以沈说的根本依据即已站不住了，更何况他的具体论证方法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但沈先生对于自己的解释过于自信。我因此想借此一例略抒己见，希望讨论问题时能真正合衷共济。……我的文章发表后，《 文学遗产 》立即又刊出了沈先生的反驳文。观其论点，只是强调他从未闻有“杏犀”之说，表示对拙引资料十分怀疑。我觉得，即使资料不足据，但雪芹原文是不能忽视的，抛开原文而从妄改的文字出发，还要引申发挥，作出种种隐而曲的“涵义”来，实在不是应取的态度。于是我又写文章讨论——可是《 遗产 》就不让我有发言的机会了。现在看来，此文还颇有用处，因为也许还会有人硬是认为雪芹原文“不对”，定要依《 甲辰本 》《 程甲本 》这些已经后人妄改的本子去“改正”雪芹的作品，并且为妄改之文寻找“理由”。关于一个字的争论表面上似乎是芥豆之微，实际上却是关系到尊重曹雪芹“原文”还是认同程高本“改文”这个红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周汝昌要发表意见并不奇怪。考察现存各种版本，庚辰本、在俄本、戚序本和蒙古王府本等早期抄本都是“杏犀”，只有甲辰本、杨继振藏本和程高本等经人改动的后起本才是“点犀”，显然沈从文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沈从文虽然是一个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拘泥于自己文物考古的“实证”立场了，对《 红楼梦 》文本没有真正深入进去。红学研究中经常有一些作家以自己有“创作经验”自恃自居，以为自己对《 红楼梦 》的看法比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更正确，却不明白自己学的是西洋小说的一套创作模式，或者走的是写通俗小说的套路，其“创作经验”其实正好是深入曹雪芹创作奥秘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是奠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是经常将“诗词学”、“文章学”、“绘画学”、“音律学”、“戏曲学”、“园林学”等技巧意境融化于小说创作的，而这又是这些新一代作家所欠缺的。沈从文这里表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过于以自己文物考证的“经验”自恃了，反而脱离了曹雪芹的文本艺术。由此一例，也可见红学、《 红楼梦 》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任何“想当然”等简单化对待都要发生问题。周汝昌是真正深入了红学和《 红楼梦 》文本的，他也就注定了要与各种不时发生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分歧争论。不过，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不让学术见解的分歧影响个人私谊，这是周汝昌特别注意的——只是有时候在具体的情境里就不能处理得那么恰到好处了。周汝昌回忆自己和沈从文的这场争论，说《 光明日报 》不给登自己的再申论的文章，“我最后一篇，报纸不给登了，于是‘正论’落在沈先生一边，好像我理亏了……”（《 沈从文 》）。沈从文和周汝昌在故宫文华殿的会面，已经是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争论文章之后，所以沈从文主动与周汝昌握手作自我介绍。沈从文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算周汝昌的老师辈了。在《 沈从文 》中，周汝昌这样说：“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他那部《 红楼 》注稿卷帙可观，后来怎么样？是否逃过浩劫？为何未见出版？……”周汝昌回京后工作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都属于文化部，因此也就有和文化部长接触的机缘。周汝昌说，在老一辈各位文化部长中，见面并有机会交谈的，有两位，一位是郑振铎（ 1898—1958 ）副部长，另一位是沈雁冰（ 1896—1981 ）部长。对郑振铎，“幸存一面之缘，然此缘甚浅，还未及深交，他不幸出国而遭空难，这对中华文化是一个无可形容的损失。从他逝去之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 同类型的 ）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 北斗京华 》之《 茅盾 》）这一面之缘，是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开始，在北京东南角总布胡同一带似乎是文联的一处机构开会，首次会议时，周汝昌来得早，人还不多，有人将他介绍给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周汝昌的印象是郑振铎身材魁梧，满面春风，和自己热切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多谈谈。沈雁冰名德鸿，雁冰是字，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笔名茅盾，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他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二岁。在1962年前后，他也参与领导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在讨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会上，与周汝昌有三四次同桌讨论的机会。由于吴恩裕总是坐在茅盾旁边，而且比较健谈，别人说话的机会不多，周汝昌几乎没怎么和茅盾说话。印象里茅盾虽身为部长，但穿一套已经有点旧的蓝布中山装，不太修边幅，没有一点官架子，好像也不太善谈，还有点口吃，总是倾听别人发言的姿态。不过，后来茅盾给周汝昌来过两三封亲笔信。有一封信保存了下来，茅盾在信末署的时间是“五月四日”（ 1964年的5月4日——引者 ）。内容涉及周汝昌对吴世昌解释曹雪芹之名“霑”、俞平伯辑校《 红楼梦 》的某些意见、对外国研究《 红楼梦 》和译本等提法的建议等，而特别有意思的一段是：大函及附件均查。谢谢您对我的“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所提的意见。有些意见很好，我已采取。……您自述“新证”写作经过，谓与胡适之有别，诚然诚然。报告本文草稿及附注未为剖析，是我之疏忽。现在已在本文“至于比类事迹……”云云一段修改为“至于一方面已认识到红楼梦之反封建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比类事迹，欲从红楼梦中勾稽曹雪芹谱，则又未免作茧自缚，进退失据。”又在附注第六条，“最晚者……新证”之下加数十字，正面说明“新证”不同于前此之“考证派”。又“新新红学”一词，现亦改为“考证派红学”，指胡适一派，与“索隐派”对举。这是茅盾请周汝昌对自己《 关于曹雪芹 》的讲稿提意见，周汝昌给茅盾回信时，除了其他意见，也提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要与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作区别。茅盾是文化部长，他的报告文稿当然有某种代表“官方”的权威色彩，所以周汝昌要为自己的红学定位讨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胡适的红学既然已经被批判为“反动”，当然需要在这一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说明情况，这是当时重视“政治立场”的时代大潮使然。不过，周汝昌也的确从内心就认为自己的红学考证与胡适的红学考证有根本区别，他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而有深刻的学术理路分歧。这一点，通过前面的有关叙述和分析，也已经比较清楚了。不过，尽管茅盾如此回信了，后来公开发表的茅盾文稿，却并没有体现这些修改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个人的亲笔信，征求论文意见，而没有采取一个部长命秘书打印若干份“定词”“文件”分发给我们这些人。这是学者的身份与作风，令人深为感动。我详细地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意见。他亲切复谢，并确言原稿的疏忽欠确处，一定照改——已附来改文。但等到他的文章发表时，却是他的初稿，特别是几条应改进的小注，一仍旧貌——征询意见，欣诺改正的那些感人的经过归于乌何有之乡，世人亦无知者。此事十分奇怪，我始终不明其中是否另有缘故——难道只是他的秘书代他结办此文发表事宜之时出于疏忽大意，误用了初稿？（《 茅盾 》）周汝昌一家从1954年回到北京，本来住在东四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从出版社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但周汝昌家人口多，老伴没工作，三女两子，孩子们长大上学都要花钱，周汝昌每月薪水八十多元，交房租则需28.59元，占了收入的三分之一，生活十分困难，于是换到阴面住南房，这样房租的负担比原来减少了。但从此室内是很难见到阳光了。关于这次搬家，周伦苓是这样说的：“住进门楼胡同北屋三大间后，后遇调整住房，房租一下子调高了很多，而我父亲当时也就几十元工资，生活很紧，住不起了，他就向社方提出调房的意愿。后来古典部领导去西北组稿，就让我父亲同去。我父亲临行前千嘱咐万嘱咐，要等他回来后再说，可没想到，社方趁他外出之机，坚持让我母亲搬家，由于我母亲忙不过来，社里就‘帮’我母亲把家搬到了南屋。房子一下子小了许多，有很多东西无处放，就临时放在屋子外屋檐下的石台阶上。没料到，由于漏雨，我家有许多珍贵的字画就这样毁坏了。南屋的房租估计是北屋的一半左右。顾学颉很快就搬进了北屋。”到了1959年春，迁居到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无量”是谐音，其实是明代功臣吴良大人胡同。这个院子原先是大红色的大门，对门有巨大的椿树和槐树各一棵，门内也有一株巨大的槐树，很是气派，不过后来这三棵大树都被砍伐了。门外气派，院内则比较简陋，中间是二层楼的砖房，像个小教堂，把院子分割成东西两个小院。东院是三排房子，不像住宅，不知当年的吴大人宅是派何用场。周汝昌就住在这个东院最南排的最西端，开始是两间，后来增至三间，但后窗外一道大黑墙，是外交部门名人丁西林等住宅的后墙，这道墙遮挡住了阳光，使屋内终年阴暗。这样度过几年以后，俄文翻译家陆风调往西安，居室空了出来，周汝昌向单位申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总务科的批准，除保留了一间原住的屋子之外，移住到陆风腾出来的屋子——里外两间，中间向阳，后窗户能见到大片蓝天，感到豁然开朗，心情愉悦。虽然实际上仍然相当窄紧，周夫人和孩子们挤在内室，外间用书架隔开，里面支一单人木床为周汝昌的卧榻，外面“书房兼客厅”。周汝昌家过日子老是入不敷出，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朋友和同事借钱以维家用，一发薪水还了旧债，再向另一个人借新债。有一封周汝昌于1964年6月4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裳弟：刻得书，知捎件妥收，慰甚。……词话即寄，缘月底连邮费亦须等发薪（明日即可得工资）。兄处常如此以语，弟或以为奇，他人更不能置信耳。笑笑！连寄书的邮费都要等发了工资才能拿得出，可见那时一到月底，就真到了几乎没米下锅的境地了。同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有出版社同事孙用（ 1902—1983 ），周夫人和孙夫人关系好，1961年前后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装订厂做临时工，周家就经常向孙家借钱。孙用是翻译家兼鲁迅研究专家，自学英语和世界语成才，译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选以及普希金《 甲必丹女儿 》（ 即《 上尉的女儿 》）等，《 鲁迅全集 》中的《 呐喊 》、《 彷徨 》、《 华盖集 》和三本《 且介亭杂文 》都是他负责注释。到了1980年6月，周家又搬迁到北京东城朝阳门内南小街北端八大人胡同113号，这个名字也是音讹，其实是明代的“把台（ 把总 ）大人胡同”。后来又改名为南竹竿胡同。用周汝昌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处“巢痕”（ 宋词人用语 ）了。这个院子原来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1900 —1995 ）的宅第，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单院规格算不到中上等，但正房有大红抱柱，前廊后厦，厢房也带走廊，有二门，有门房，如果独家居住，那也算得“豪居”了。夏衍原来是独院居住，周汝昌则得到了五间正房，有厕所、厨房、自来水设备，而其他厢房等屋室的住户则只有同院一个水管龙头。周汝昌能改善居住条件，是受惠于在《 人民日报 》工作的姜德明（ 1929年生 ）。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的《 战地 》副刊发表文字，姜德明到无量大人胡同周宅送报纸，看到周家情况，很惊讶地说：“您怎么住的这个样子！我们想不到，您写个报告，我立刻想法儿代为上报。”由于姜德明的帮助，国家有关部门特派了梁光第到周家实地观察证实，积极寻找更好的住所。最后选定了夏衍的旧居。那时夏衍“文革”灾满，已经另迁华居了。周汝昌刚搬进八大人胡同时，见二门花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在墙里面，对着正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应该是“文革”初批斗夏衍时造反派写的。这个院子本来是挺不错的，靠二门有一株杏花，近正房偏东有竹子，正房廊台下左右有花池。但院中还有其他住户，不久，东厢某家带头盖起了红砖房，占了半个院子，西家也仿效照办，于是院子的格局全变了，当中只剩下一条小走道，让人感到憋闷得连喘气也不舒坦了。不过正房廊下，还可以摆设仿古瓷桌瓷凳，周汝昌在80年代每天坐在桌旁读书研究，还是有一份惬意的。过年贴春联，周汝昌亲自书写，贴于廊柱上，法书龙行蛇走，韵味盎然。但后来胡同的环境也被一家“金笔厂”给破坏了，机器响，塑料臭味，工厂外的黑煤堆满了道路……尽管如此，周汝昌对这所住处还是颇有感情的，到90年代再次迁到红庙的洋楼里，就连一点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也没有了。笔者还记得，在周家往迁红庙那一段，自己正好去北京，见到周伦苓，她说虽然已经大体上搬了过去，但周先生还在南竹竿胡同住着，要再多稽留些时日。那情怀可能正像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和《 归去来兮辞 》中所描摹的吧。周汝昌曾赋诗曰：“东城谁记旧巢痕？也有三迁似孟门。廊柱阶栏俱有意，桃符红满院乾坤。”对老房子的流连，其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八大人胡同113号的原主人夏衍，周汝昌有过一面之缘。那也是80年代初期，香港《 文汇报 》的吴羊璧来京组稿，邀请文学名流聚会。周汝昌还记得座次从右向左，依次是夏衍、钱锺书、冰心、曹禺、戈宝权、夏承焘、吴闻，自己叨陪末座。当时也就是一般的座谈，但时序迁移，风流凋谢，现在回想这样的聚会，那也是昙花一现，不可再得了。夏衍是新文艺工作者中的左翼，新月诗派里面的饶孟侃，则算右翼了。但周汝昌和他也有过两段因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其中的新月诗派，是颇有声名的。新月社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的，1927年又在上海创立了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则创刊了《 新月 》月刊。这是一个既有社团又有书店、杂志的实力很强的文学流派，比起鲁迅参与的一些文学社团来，无论时间的长短还是成员的知名度和影响的大小，都可谓大巫见小巫。即以陈梦家于1931年选编的《 新月诗选 》而言，其中的作者除了徐、闻和陈自己外，就还有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朱大柟、刘梦苇等人，真可谓名下无虚士。不过，这个大名鼎鼎的新月社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的三十年里，在大陆可就几乎是“反动派”的同义语，除了闻一多因为后来成了“烈士”幸免外，其他成员都被看作是反对鲁迅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资产阶级文人。周汝昌和饶孟侃的第一段因缘在成都。周汝昌从华西大学转入四川大学后，住在梅园小区中竹木搭成的棚屋内。有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叩门来访，访者就是饶孟侃和他的弟子解毓葵，两人都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这可能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意思吧。解毓葵已经见过面，就当中间人向周汝昌介绍饶孟侃，也顺口提道：“他是徐志摩、闻一多的老友。”周汝昌一听，近乎本能地回应说：“那是新月派呀。”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已经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果然，解毓葵脸上有些讪讪的，但饶孟侃则毫不介意，说：“我就是新月派。”态度坦荡，让周汝昌顿生敬意。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职员工开教研会，系主任赵澧领着大家去学校不远处的望江楼公园，在茶馆里一边品茶观竹，一边开会讨论。这种颇富诗意的开会方式让大家都感到愉快，周汝昌更是心情开朗，他平生最怕的是“坐办公室”。这种“茶会”也还是要严肃讨论工作的，那时已经实行教师互相听课，然后彼此提意见。饶孟侃的英文水平很高，口语发音更胜过全系的人——因为四川本地人土音比较浓重，影响发音。不过周汝昌发现了他的一个小毛病，在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垫语用得太频繁，成了不自觉的语病。不过饶孟侃生于1902年，是老教师，年高望重，脾气耿直，别的教师大概有所顾忌，都没有提过。周汝昌总是一种直爽较真的癖性，就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而饶孟侃听着，手里作笔记，一点儿也没显出不愉快的神态。这让周汝昌对饶先生更加敬重。第二段因缘在北京。饶孟侃于60年代初也从四川调回京城，到中央外交学院任教，隔了六七年，又和周汝昌故交重逢了。这时饶孟侃早已不再写新体诗，开始作律诗绝句古风等传统体裁诗歌了—— 新诗人到晚年都弃新拾旧，这好像成了“规律”。饶孟侃每有所作，就或寄或送，抄给周汝昌赏评。周汝昌记录下两首《 杜少陵先生颂 》，后来写入自己的小品文中。周汝昌还记得，有一次饶孟侃特意来告诉自己，说在一次诗会上，陈毅外长出席了，和饶孟侃亲切握手，敬称为“老诗人”，让饶孟侃十分高兴。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饶孟侃邀请周汝昌一起去香山访寻曹雪芹的遗迹传说，时间大约在1963、1964那两年之间。周汝昌虽治红学，但对不是专门搞红学的人，从来不主动往这个话题上引。没想到饶孟侃竟对曹雪芹也颇有兴趣，一天，他到周宅访谈，忽然说城西香山一带樱桃沟风景最为佳胜，估计当年曹雪芹可能在此地盘桓过。正巧当时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也涉及传说中“健锐营”是大兵营盘，附近可能是曹雪芹隐居之地，就在香山一带。这真是酒逢知己，两人立刻约好时间，选择了一个“新秋佳日”一同去登香山寻访雪芹遗迹。两人赶个早，约好到城外再吃早饭。那时北京城还不像今天这样“人满为患”，坐车也还不懂什么叫“堵车”的苦恼。饶孟侃对这一带早已很熟悉，领着周汝昌进入一家早点铺，油条、烧饼、麻花、豆浆、甜食……丰盛而且干净。饶孟侃让周汝昌入座，自己跑前跑后，要了半桌子面食。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心喜胃口开，自己从来没有在野外吃得如此丰盛，如此可口，如此饱食。吃过饭，两个人就从卧佛寺开始，历经樱桃沟、玉皇顶、碧云寺、香山，再转向健锐营的正黄旗、佟峪、北辛村……一路上碰到好风景，就驻足流连，遇到老房子，也向住户打听，闲话一回。两个志趣相投的文人徜徉在山水间，感受着历史文化，边走边谈，当真是人间乐事。饶孟侃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但他是个老诗人，性格比周汝昌更浪漫而外向，他对登临的每一处风景，都表现出深厚的感情，经常高谈阔论。二人登到玉皇顶，那儿本来就罕有人迹，一个小山头，还有一座古庙，神像也在，不过这座殿宇已经成了“坐家户”的住屋，居民在里头洗衣服做饭，倒也别有一番情致。饶孟侃健谈，和居民攀谈问询。周汝昌则仔细观看墙壁上，见嵌着不少清代乾隆时京城的商号纪名，最容易辨认的是同仁、达仁药铺，这是施舍钱财帮助建庙的痕迹。行游途中，周汝昌和饶孟侃在碧云寺的石级上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万籁寂静，时有秋虫偶鸣，秋鸟翩飞，当然引发了两位诗人浓郁的诗思。回来后各自作了长篇纪事诗，都是在这时打的腹稿。到了北辛村，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身材高高的，头上梳着旧式发髻，一望而知是旗人风范。饶孟侃恭敬请问：“向您打听一个人……”话还没说完，那老太太就脱口回答：“是寻找曹雪芹吗？”这让饶孟侃和周汝昌都不由得吃了一惊，虽然并不是这位老太太提供了有关曹雪芹的信息，但“曹雪芹”三个字出自此地此人之口，已经有一种盎然的诗意了。后来饶孟侃和周汝昌都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周汝昌记得自己写了一组七言绝句，还写了一篇很长的五言排律，寄给饶孟侃，也抄了一份给四哥祜昌。可惜“文革”降临，周祜昌处境险峻，怕文字惹祸，把周汝昌大批信札诗篇都一把火烧了。而饶孟侃也在“文革”初起的1967年病逝。饶孟侃弥留之际，还要见周汝昌，女儿打电话告知，周汝昌赶往医院，俯到床边低低叙话，但饶孟侃只是静静地听，面露喜色，话已经不多了。周汝昌心知是永诀，但还要笑容安慰，临出屋门回头看了一眼，见饶孟侃睁眼相送，还闪着一丝光亮。第二天，饶孟侃就与世长辞了。饶孟侃辞世后，周汝昌曾多次托人向他二女儿提出整理饶孟侃的遗存诗稿，饶的女儿是四川大学党委书记，也来京城会过周汝昌，答应寻找整理，可是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大概不是文学界的人，其他事太多，对这种先人身后文事看得不那么重要吧。与同饶孟侃一起游香山的活动类似，在1962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那段时期，周汝昌还和吴恩裕① 一起到北京西山去寻访过曹雪芹的遗迹。不过吴恩裕一直对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遗迹的寻访和考证有浓厚兴趣。周汝昌原来不认识吴恩裕，却有文字上的参差，“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 红楼梦 〉新证 》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指谬’（ 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 ）。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之可能。”（《 天·地·人·我 》之《 怀念恩裕兄 》，下引同 ）周汝昌对吴恩裕有印象，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的开幕会议上，郑振铎主持大会，最晚一个到会的是吴恩裕。“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我说话。只见他一脸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重要，不能取消……’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还保存着‘天真’。……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 还是他屈驾枉顾小舍的次数最多了。”吴恩裕留学英国，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一笔行书毛笔字也很见功夫，还喜欢京剧，能唱余叔岩派的须生，也是个颇有才华的人。不过他的古典文学却并不内行，他研究曹雪芹，却不太熟悉《 石头记 》。他写了《 曹雪芹的故事 》，在《 小序 》中说“三十多年前，我对曹雪芹的事迹就有兴趣”，“从1954年以来，在这方面，我曾以业余时间作过一些努力”。这本书里的八篇文章写于1956到1962年之间，中华书局1962年12月出版。周汝昌曾应吴恩裕要求为书中每一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却指着‘文星之陨’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 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 曹雪芹 》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曹雪芹离开京城到西山著书，到底在哪一个村落？1962年有不少传说曹雪芹寓居在香山健锐营的线索。这是吴恩裕首先探索获得的，有各种不同来源的传述，也引起了周汝昌的重视。不过周汝昌说吴恩裕“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闻轶事”。周汝昌和吴恩裕伉俪（ 夫人骆静蓝 ）一起，来到健锐营的正黄旗，一路打听，找到了张永海的小院子。八旗制度是清朝带有军事性质的组织，正黄旗是健锐营右翼四旗的头旗，位置在香山北向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山坡。当然时过境迁，这里早已完全是山村民户，没有一点营房的痕迹了。当时张永海已经六十多岁，看样子很朴实，好喝酒。吴恩裕早已打听出他过去在城内当过警察，因为辛亥革命后旗人的“铁杆庄稼”经济来源断绝，只有干些杂役、小贩等行业谋生。张永海说自己是蒙古族人，本姓是章嘉呼图克图，“张”是后改的汉姓。整个访问过程是吴恩裕不断发问，骆静蓝记录，周汝昌只是偶尔插嘴问一两个问题。这次访问得知的要点是：一、曹雪芹居住的地方属于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张家住地正北面，遥遥地就可看到；营子则是镶黄旗后面的一个分支。地方比较荒凉，有时候有狼出没。二、曹雪芹是因为“拔营归旗”从城里被遣送来此居住的。所谓“拔营归旗”，即同一个案件中的从犯被遣送。三、曹雪芹的“同犯”中有一个名叫鄂（ 读作“傲” ）比的，和曹雪芹是好朋友。鄂比会画画，能喝酒，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四、曹雪芹的续弦妻，生有一个儿子，非常疼爱。不幸小孩病死，曹雪芹经常到墓地徘徊怀念。五、孩子死在中秋节，曹雪芹自己死在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死因是患了“白口糊”。六、曹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中当过“舍夫”，张永海并且解释说这就是“仆役”一类职务。七、曹雪芹家里很穷，有点儿怪癖，经常到处游走，腰间围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纸和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哪儿文思来了，就坐下来写。八、曹雪芹死后，家贫没有力量归葬，就埋在山后的一个叫“地藏沟”的地方。周汝昌说，上面这些情况都是据实记录，张永海的说法未可全信，但也不能说都是编造。但后来有人另外捕风捉影、添油加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一次去探访之后，为了踏寻曹雪芹的葬地，周汝昌和吴恩裕又访问过张永海一次。这一次是向中国文联借了一辆旧汽车，张永海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指路，张的老伴面露惊喜，因为那时坐公共汽车之外的汽车也是一种难得的“待遇”。周汝昌已经记不清车开往哪一个方向，但不是北营子，是距离相当远的山后地区。汽车开到山深处，才知道属于部队驻地，不允许通行。吴恩裕下车交涉，部队打电话向文联询问后，才放行，但仍然不允许进沟乱走。因此这一次踏访没有什么收获。健锐营那时已经只残存着石头堡垒遗迹，满地青色和黄色的碎石，石头堡垒是“云梯兵”练习爬高攻堡的演习建筑，原来的围墙、营门已经一无所存了。吴恩裕拣了一块像是旧河床的鹅卵石，回家后磨制成一个椭圆形状的小砚台，颇为得意。吴恩裕勤于访问寻找，发现了一些据说与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著作，如《〈 四松堂集 〉集外诗辑 》等，写成专著《 有关曹雪芹八种 》（ 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 ），后来又增补为《 有关曹雪芹十种 》（ 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再往后又出版《 曹雪芹佚著浅探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当时是与周汝昌、吴世昌齐名的考证派红学家，号称“两吴一周”。不过吴恩裕发现的这些文物、著作，红学界颇有不同意见，认为是有人伪造，以文学研究所的陈毓罴、刘世德反对最烈。对此，周汝昌的看法是：“恩裕兄为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为妄人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疑，又不喜听友人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在这一章的最后，让我们以周汝昌参加一次天津大鼓书演出的盛会来结束吧。周汝昌对各种曲艺都有强烈的爱好，特别是对老家天津的大鼓书，更是爱得入迷，后来还亲自写过大鼓书书词。1962年1月，在中国文联礼堂，有一次天津鼓书名家献艺的盛会，参加演出的都是名艺人，有八角鼓的石慧儒，梅花调的花五宝，京韵大鼓的骆玉笙等 —— 今天的人，大概只知道骆玉笙了。观众也都是政界和文化界的社会名流，周汝昌有幸参加，记得还有邓拓、启功、吴恩裕……周汝昌回忆说，吴恩裕坐在自己前边，当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的丝弦拨动起来，吴恩裕扭回头对周汝昌说：“这种音乐真好听！”看来他以前似乎没有听过鼓书，但第一次听就入了境界。花五宝唱的是《 黛玉葬花 》，唱完了，鞠躬下台。演下一个节目的演员还没有接台，忽然满座中的笑声、赞叹声等都一下子静了下来。周汝昌四面一看，大家都正在把目光集中到一处，原来周恩来（ 1898—1976 ）总理悄悄地进来了，坐到了中排的一个空座位上，离周汝昌右边不远，当中隔着走道。安排节目的人很机灵，等台上的节目唱完，就安排花五宝重新上场，再唱《 葬花 》，让周总理欣赏。花五宝当然唱得格外出色，比第一次唱得更有韵味。唱完了，周总理鼓掌，十分高兴，满礼堂的人也都十分激动。那个时代的人，对领袖，对周总理，是充满了无限由衷热爱的。全部表演结束后，一群演员（ 过去叫“鼓姬” ）走下戏台，围在周总理身边。周汝昌记得大家问总理，这些《 红楼 》旧曲，还可以演唱吗？因为那时的整个社会氛围，已经是在提倡“革命化”，批判旧文艺了。周总理回答说，可以演唱，如果个别字句不太妥当，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这正是周恩来一贯的风格。周恩来是淮安人，但其祖先原在绍兴一带，渊源有自，所以周恩来对越剧也特别喜欢。周汝昌在报纸上一篇文章中看到，周总理曾把饰演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请到家里吃饭，徐玉兰还清唱了一段精彩片断，周总理击节和声，十分激动。那篇文章还提到，周总理还领着越剧《 红楼 》剧团参观过恭王府。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对我来说，更是‘得意’之极。”原来周汝昌主张恭王府明清之际的前身就是大观园的“原型”，这一主张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周汝昌曾在北京文化部门的一份打印文件中，看到记录周恩来参观恭王府时的谈话。谈话记录周总理对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说：“要说人家想象，人家也总有一定理由。不要轻率地肯定它就是《 红楼梦 》的大观园；但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周恩来还说：“以后可将这座王府花园建成曹雪芹纪念馆。”这就是周汝昌读到周恩来领着《 红楼 》越剧团去恭王府参观这一消息时，感到“得意”的原因。而后来“文革”中下干校，还不到一年，周汝昌就忽然被“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更让周汝昌对周总理感铭终身。其实那件事恐怕有更为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一章中将会涉及。4“文革”沧桑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我们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那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其遭遇则既有“大同”，也有“小异”，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既有“小同”也有“大异”，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文化部所隶属的各单位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当然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他所参加的战斗队名叫“换新天”，是属于反对当权者的“造反派”。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很坦率地说：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这其实就是伤人以利己，伪装而巧扮。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 天·地·人·我 》之《 关起来的滋味 》）周汝昌在1966到1967年这段“文革”初起的日子里，并没有受到冲击，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揪牛鬼蛇神”，都安全度过。没有任何人揭发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漏网右派”之类，更没有涉及红学和《 红楼梦 》研究一个字。对这一点，周汝昌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有点奇怪。也许，这和出版社中大多数人都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靶子”很多因此反而法不责众，而出版社又并不像大专院校和中学里有众多无知的青年学生起哄这种情况有关。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的教师，由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无知易被煽动利用等原因，有时会遭遇更不测的险境。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难兄难弟”许政扬，任教于南开大学，就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不堪凌辱而投水自杀。在天津咸水沽的周祜昌一家也遭受了厄运。周家祖上是养船大户，有土地有房子，虽然后来没落，但到1949年以后划定“成份”时，却还是被定为“地主”。周汝昌因为较早就离开了大家庭，虽然填写“家庭出身”要填“地主”，但本人已经是新政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出身不太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因此影响不是太大。但留在咸水沽的哥哥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家业，也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周汝昌的三哥泽昌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四哥祜昌也是“地主”，又是在乡镇的小地方，有关部门掌握政策的水平不可能太高，因此他们的形象，在那个年代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那就是当年小说《 艳阳天 》和电影《 槐树庄 》一类里面时刻想“变天”，暗暗地记着“变天账”的“阶级敌人”了。土改时的情况不说，从1964年开始，周祜昌就连续三次遭到被抄家的厄运。对此，周汝昌也不甚了了，笔者电话采访时，周先生说四哥是个非常不善于表达、讷于言谈的人，从来没有稍微详细地说过这些事。周祜昌之子周贵麟于“乙酉新正十八日”（ 2005年2月26日 ）给笔者写来一封信，现照录于下：我于正月十六日接京函，知您欲知（原信此处空格表示尊敬）先父因写作《〈 石头记 〉会真 》一书，三次被抄家的较确年月，叔父嘱我务必与家人追忆推算，因要写入书中，关系很大，也令世人知之。现在追忆大约是1964，这一年正搞“四清”运动。我们与一家邻居住对面屋，即北方之俗称“一明两暗”的三间联房，每户一间半，中间屋为两户共同出入。（原信此处空格表示尊敬）先父每日伏案写作，连我们也不知写些什么，因那时我们都还幼小。这户邻居女主人“警惕性高”，有“觉悟”，见我父亲整日闷在屋内，写个不停，产生怀疑，遂向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报告，以为是在写“变天账”。据我母亲回忆：派出所民警来后，开始想取走两本手稿查看。我母亲说：他（指我父亲）的东西，谁也不让动（我父亲白天去工作，不在家）。但后来，民警还是拿走了几册手稿。随后，街委会命令将我父亲的书籍资料都要交到居委会办公室。我还有印象：记得是用一副挑筐，用扁担挑着送到居委会的。后来这批资料是否归还，今天已记不清了。1966年“文革”爆发，8月31日——令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日子！因我已十四周岁。公安局、商业局（先父工作单位的上级机关）、街委、三街大队（居住所在地，因系郊区，居民与农业户混居）联合行动，将我家“扫地出门”！全家八口人只穿身上的衣服，被赶进一间空房，连床铺也没有！随后，先父也进入商业局的“牛棚”，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这次抄家，被区里当作重点之政治大案对待，非常重视！因掌握了先父与叔父和“反动人物”胡适有牵连！先父校勘的书稿，平生心血——一纸未剩！这是两次抄家的大略情况，至于另一次，已是回忆不清。母亲年事已高，也只能提供如上。在这封信后面，周贵麟又作补充如下：再写几句，前面叙抄家经过之回忆，心中很不是滋味，眼睛不禁湿润。写得难免简略，还请梁先生原谅吧！还是抄录叔父一首词作吧！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比珍爱！风入松读梦碧兄遗作感赋春晖秋爽旭升熹，故里旧园西。海棠泛彩颜色好，渡小桥、高阁临溪。栏外帆樯夕影，墙边晴畦。古藤十丈架云齐，芳气四邻迷。斧斤一旦加汤濯，石仙人、也泣荒篱。莫问民情文化，何须善恶分题。作于癸未年腊月2003年秋，我于书摊发现一薄册《 天津诗词 》，没有出版社，似是自费印刷，内有寇梦碧词家酬和叔父之作《 渡江云 》，惊喜意外！后抄与叔父阅知，叔父即兴感赋《 风入松 》词作，寄与我留作纪念！叔父出生地——春晖里，旧有“爽秋楼”，又名“旭升阁”。旧居院内有一株古藤，估计明代所植，又有一石雕美人像，皆被毁。这是事事讲“阶级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里之一幕悲剧。虽然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新证 》很欣赏，对胡适也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廿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大传 》1166页 ），但在“路线”和“政策”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氛围已经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即使“伟大领袖”其实想予以保护支持的人和事，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周家老宅的两株古藤，树龄已超过三百年，从周汝昌的祖父起，就视为传家宝，取了“藤阴斋”的雅号，并请康有为题写此三字匾额。在“文革”抄家的灾难中，两株老藤被砍断，还向根部浇了开水防止其根部再萌发新芽。周贵麟于2005年3月5日又来信说找出了周祜昌1984年写的向有关单位索要手稿书籍之信札，其内容如下：在1965年年底那天晚上，由于邻居（街道组长）告密，户口警来盘查，并带来几个街道青年，问我在干什么。当晚前后两次，索去《 红楼梦 》手稿十来册。次日续取走其他书籍手稿，并让写检查。书物未还回来。1966年，街道公安员亲自通知：所有书籍笔札，片纸不得自留，扫数作为“四旧”送交街道，用挑筐担着送了有几次。当时觉得这样也好，究竟我们搞的什么工作，让它见见天日。真相大白之后，还会归还的！一派天真。1967年区工代会、公安局、武装部揭发区业余中学的问题，将我（当时任业余中学教师）送回商业局属供销社，隔离审查三个多月。记得当时“交代”：研究资料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的《 红楼梦 》二十册，乃是胡适原有，1948年由周汝昌借来，我们在此书上作过重要的校勘。这年秋天（应是1966年。贵麟按），几次抄家，被逐搬迁。我在北京图书馆历年积累的铅笔校勘纪录，解放后购置新书，以及业中（业余中学简称——引者）抽屉中的《毛选》，都抄得干干净净。……周汝昌本人，也在1968年“在劫难逃”而被“隔离审查”。起因竟颇有点荒诞意味。一个过去属于国民党而后来“起义”的军政人员之子弟，不知怎么知道周汝昌懂阴阳八卦，拿来一个生辰八字让周汝昌测，也没有说明是谁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汝昌就按照测字的结果说了一番，其内容都是“大富大贵”的“吉利”话。没想到这个找周汝昌测字的人，由于原来的国民党背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新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供出了这件事，说生辰八字是毛泽东的。尽管周汝昌测字的“结论”都是好话，但也成了与“牛鬼蛇神”相勾结而妄批伟大领袖八字的一项“罪行”。周汝昌因此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顺便提及，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笔者前一段还看到一本书，上面说周汝昌在刚解放时就给毛泽东测生辰八字，并且把测字结果直接寄到中央，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不准搞迷信活动。笔者曾就此向周家质对，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周先生说，这怎么可能呢？给毛主席测八字还寄到中央，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周汝昌对自己被“揪”出来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那一天，我还洋洋然自在地忙着“革命”，忽然遇到的几个同事看见我时面上露出与以往不太一样的神情，也未注意。过了一会儿，到院里去干什么，低头一看，只见满地上铺有大黄色方块纸，每一方上一个斗大的“×字”，连起来一读，其文曰：“打倒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周汝昌！”而鄙人的大名三个字，每个字都荣膺一个大朱红色的“×”，光彩照人。为什么说周汝昌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呢？原来1967年1月，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在《 红旗 》杂志第1期发表《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原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已经成了“文艺黑线”的另一个最新的反动身份的标志符号，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路”可讲的。周汝昌回忆说：“回到办公桌前，厨师的革命人物张××同志来了，吩咐：今儿午饭不用回家，给你预备好了，一会儿送来。不许离开！下班了，果然张同志送来了：一个窝头，一碗菜。我一边吃午餐，一边心里琢磨：怎么打倒我的革命标语口号不是叫我做‘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胡适派徒子徒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受审是难堪的，真正的审判官是听陈诉辩道理寻事实，并不吹胡瞪眼；而这些审人者是十二分威严吓人的——他们怒吼，威吓，也偶露狞笑，面孔多变。言辞呢，大抵是这么个意思：你的问题严重，我们早已掌握了材料；你不老实交待，只能抗拒从严；唯一的出路是老实坦白，详细交待一切罪行。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绿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上纲上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她说：千万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关起来的滋味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南侧，正在周家后来居住的南小街的北口西角，是后建的一所外表难看的灰色楼，在灰色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一处比较大的旧式住宅，在这个大院子里面，偏西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门朝东，一进门是一个四方的“门洞”（ 四柱、木屏门 ），也挺讲究的。进去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用木隔扇分断。这里面关的是因写“鬼戏”《 李慧娘 》而成了“大黑帮”的戏剧作家孟超。周汝昌则被关进西厢房，较小，里面也没有隔断。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潘漪的“女犯”，需要单独住，就把周汝昌迁入正房和孟超分居东西两个单间，西厢房成了“女监”。再往后，“犯人”又陆续来了金人、陈迩冬、麦朝枢等，都是出版社的旧同事，犯人多而监房少，到后期周汝昌就和孟超同居一室了。这一年的“隔离审查”日子，每天受审被逼供外，就是“学习”、“写交待材料”，还有应接不断前来的“外调”人员，答复自己和“坏人的关系”。这种“外调”也让周汝昌感到十分可怕，半生不熟的，见过一面的，不知哪一年月的人和事，琐碎得根本没印象的，都来“调查”，明明记不得记不清了，就被外调人员大声斥责喝骂，说“不老实”。有的外调人员品质很坏，各种刁难的花招层出不穷，纠缠你一整天，有时一天没完，第二天又来……还有就是“劳动改造”，与原来的社长许觉民一起打扫厕所，打扫“革命领导”们开会的屋子，每天扫出一大堆香烟头……在那样的境遇中，人性的恶劣会充分暴露。吃饭的时候，这伙被关押的人也要自己交粮票饭票，但在打饭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差别。一位被隔离审查的女性，见炊事员给自己打的饭总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她太爱生气，后来到湖北干校，又因为生气而不吃饭，最后竟然死于非命。周汝昌也遇到一个姓李的“革命派”，每次周汝昌举着碗向他领馒头时，这位姓李的炊事员偏不把馒头放入周汝昌高举的碗里，而扔到很不干净的木案上。而吃饭前后，这些“犯人”们，也都要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汇报”或者“高唱革命歌曲”。周汝昌还有这样的回忆：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提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天·地·人·我 》之《 难忘杨霁云先生 》）不过，也有人性的光辉。有一阵，周汝昌情绪很坏，打算干脆“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行”。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女性的“革命群众”负责监守“犯人”，和周汝昌说话时态度和蔼。周汝昌胆壮了，也是苦闷使然，就向她吐露心事说，我打算承认了，反正有罪就是了……没想到这位女看守却说，千万不能这样！历次运动都是打大老虎，你不按照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和对亲友都不负责，那才是犯错误！周汝昌听了十分感动，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周汝昌说：“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第一位好人。记得她姓王。”1968年12月，原来的“革命小将”被送往“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1969年，全国各大城市机关院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则被分遣到农村去办“五·七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地方是湖北省咸宁县的“向阳湖干校”，出发时间则选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周汝昌经过一年隔离审查，并没有查出什么严重“问题”，也就被解除隔离，随着全单位下往咸宁了。在下乡前，出版社的当权者也曾动员让毛淑仁随周汝昌一同下乡，因为那时说去“五·七”干校并不是暂时的，而是要去“安家落户”。但毛淑仁却一口拒绝，坚决不走。动员者用如不下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资相威胁，毛淑仁却回答说：“高薪怎么样？高薪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言外之意你们敢扣！周月苓回忆说：“我爸爸去了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单位就天天逼着我妈妈也去（ 家属也得去干校，在那里彼此相互批斗，出身好的就是革命的，得革那些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种问题的人的命。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类问题的人就得为那些‘好人们’做打开水等各种体力活儿 ），而我妈妈就被我的弟妹们（ 此时我已在天津部队 ）反锁在屋子里不出来，亏得当时街道上对我妈妈比较好，我妈妈在街道做一些工作，就让我妈妈去挖防空洞，单位来人也找不着她。”与此同时或前或后，周家的几个子女也都随着时代的大潮，离开了北京。长女月苓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去天津葛岭4701部队农场锻炼两年后，分配到唐山市河北矿冶学院当英文教师。次女丽苓由中国科技大学去天津市委104“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年后，分配到天津市石油化工厂工作。三女伦苓高中没有毕业，于1969年去陕西延安插队四年，后来招工到宝鸡市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个有色金属加工厂当了八年工人。最小的男孩子建临初中没有毕业，去内蒙古军垦农场劳动五年。只有长子喜临由于是聋哑人，未曾离开北京而分配了工作，陪伴着母亲毛淑仁留守在家。周月苓回忆说；“我们在分配时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家庭中的影响。比如我是学习外语的，我的同班同学都分在北京，或者回了原籍比较好的单位，只有我在河北。但是和我的弟妹们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了，起码我在一个城市的大学里。我现在仍旧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把（ 从第一个月发工资开始 ）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外几乎全部寄给我妈妈，可是我妈妈每次在信里都和我说：‘一个月怎么过的这么长啊！’言外之意是‘怎么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呢！’”所谓“五·七”干校，是以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命名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部队、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员，除了其本职的工作或学习之外，都要学习政治和军事。而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到1968年，军训军管把大局稳住了，“串连”和“造反”停止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5月7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五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毛泽东为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4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和毛泽东的指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周汝昌从1954年回到北京后，除了偶尔去天津以及单位出差短期到外地，基本上就很少离开北京了。1969年来到咸宁过农家生活，当然是艰苦的，但客观上也提供了一次回到大自然的体验和机会。虽然是集体住宿集体管理，但在劳动时却往往是一个人独对大自然，倒也有许多自得其乐的经验。周汝昌这样回忆：我嗜京戏，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谭叫天的《 碰碑 》不用说了。旦角的大段唱工，以梅兰芳先生来说，就有《 宇宙锋 》的“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黛玉葬花 》的“若说是、没奇缘、今生偏遇（着）他”，和《 女起解 》的“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下“干校”到湖北咸宁，掏粪，种菜，守夜——四点钟起来，满天星斗，蹚着过膝的水，到那“围湖造田”的菜地，只我一个人，拄着一枝竹竿，像个鬼魂吧？因这时无人“管制”，我就吟唱自娱——唱的总是《 起解 》那大段八句，连带着徐、王二师的美妙的“小肩膀儿”与“大过门儿”，一字不落。这样，由巨蚊的包围，夜幕的黑暗，迎来了东方的曙霞，朝曦，晓雾，晨晴……不觉悠然自得，忘了一切。（《 天·地·人·我 》中《 反二簧与狱神爷 》）这倒与周汝昌在青少年时被“绑票”到土匪的水寨中，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另外两篇回忆录里，周汝昌又提供了另一些干校生活的剪影：干校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段时期又见到了他（冯雪峰——引者）。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砖烂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社长冯雪峰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来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杨霁云——引者）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了一会儿。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 红楼梦 》。那情景，值得入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在咸宁的干校待了三四年时间，而周汝昌比别的同事幸运，只待了一年。1970年8月，正是湖北地区最炎热的日子，有一天，周汝昌照例干完了清晨值班、唱反二簧的工作，上午来劳动的“小队”的人来了，可以交班回去吃饭睡觉。走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同志拦住路，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周汝昌大吃一惊，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这用得上那句老歇后语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谁知是福不是祸。队部姓李的领导通知他：“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天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哪一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周汝昌想了想，说：“过一个星期，九月三号或者四号走，可以吗？”李领导回答说：“就这样。”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公。而且，也没有人来管他，连军宣队的领导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军宣队也曾经让周汝昌写了个报告，说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报告写了，交给军宣队了，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再往后，军宣队也走了。周汝昌更感到茫然惘然，不知所措。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社长王致远抱来一包诗人郭小川的诗集，让周汝昌看看。后来又陪着郭小川来看周汝昌。周汝昌只记得王社长看着桌子上的诗集，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周汝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苦笑一下。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处境艰难，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怎么会突然想到调一个既没有遭遇特大冤案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周汝昌回京呢？调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和用场呢？以后又为什么长期“冷处理”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内幕”也许只有将来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能知晓，或者将是又一个“千古之谜”。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寻味。美国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露克珊·维特克，1972年8月访问中国时曾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来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 江青同志 》① 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Comrade Chiang Ch'ing》written by Roxane Witke，1977，p282Little，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The value of subsequent criticism has been uneven. One contemporary critic named Chou Ju-ch'ang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lthough his point of view was close to that of Hu Shih's group，his one advantage was to have used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g court. Despite flaws in his method of verification，the book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hen Chou Ju-ch'ang was attacke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e tried to protect him （she added quickly that until now she had never admitted that to anyone）.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写得出来吗？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他又曾说：《 新证 》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唯有毛主席是《 新证 》的知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因为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是行政职能部门。毛泽东是非常喜欢《 红楼梦 》的，江青也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与维特克谈话之后，1973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评论《 红楼梦 》的热潮，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评红”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 》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 红楼梦 〉新证 》或受其启发的。四：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倡导《红楼梦》新版本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研究。他一回京，就在向军宣队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为《 红楼梦 》搞一个新的校本：“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天·地·人·我 》之《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此刻自由无事，自然又可以私底下重理旧业了。首先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准备对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加以补充修订，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材料予以增补，加深加细。另一方面，这一段的精神也比较愉快，对那两句硕果仅存的曹雪芹佚诗，兴之所致，拟补成三首完整的诗。这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原来曹雪芹有两个好朋友，是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从血统上说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但由于阿济格被顺治帝赐以自尽，并被黜去宗籍，所以敦氏兄弟又是没落的宗室子弟，与曹雪芹有相似的身世之感，家族之恨，彼此颇多共同语言，因此来往密切。敦诚作了一个传奇剧本《 琵琶行 》，内容是演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诗《 琵琶行 》的情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曹雪芹在敦诚家的西园观看了“小部梨园”（ 戏班 ）演出这个戏曲后，曾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但敦诚在笔记中记下了其中的两句：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白傅就是白居易，他作过太子少傅。他有两个侍妾叫樊素、小蛮，善能歌舞，白居易曾有诗句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曹雪芹这两句诗是说如果白居易的鬼魂看到了敦诚的剧本，一定会高兴得让樊素和小蛮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曹雪芹原诗的前六句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引人遐想的。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家世已经多年，又天赋诗才，这一阵从干校提前回京，情绪自然很好，就以曹雪芹留下来的两句诗作末联，足成了三首：一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勒感茫茫。西轩鼓板心悲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二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三相溽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周汝昌这三首诗结合自己考证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如“英王句”追溯到敦诚的祖先阿济格；“虎门”句，则来自敦诚《 寄怀曹雪芹 》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虎门用周代国子学的典故，指清朝的右翼宗学，当年敦诚兄弟曾和曹雪芹在那里长期相聚。同时又巧用典故，如“岐宅”句用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中“歧王宅里寻常见”诗意。三首诗都写得古色古香，气格雄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这当然与周汝昌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素养分不开，同时也和当时周汝昌比较愉快的心境有关，诗为心声，的确不错。过两三年，下干校的人逐渐回到原单位，同时“文革”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在中央上层“四人帮”仍然猖狂肆虐，在民间社会则已经失去了基础。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再是“文革”前期那种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状态，有一些头脑的人都在冷眼静观以待变。亲属和朋友之间也渐渐恢复了来往。周汝昌和张伯驹、吴恩裕等在京的老朋友也开始互相走动。从周汝昌1970年9月回到北京，到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六年中周汝昌为红学积极努力，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以下几端：在周汝昌打报告给军宣队请求搞出一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戴鸿森也由干校回京了。有一天，戴鸿森对周汝昌说，他偶然看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影印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本来也溺于一般的流行观念，《 红楼梦 》就是《 红楼梦 》么，读通行的文本就行了，还搞什么版本？看了脂批抄本，才知道原来与通行的程乙本《 红楼梦 》差别这么大！“原来俗本这么坏，和真本有这么大的不同，竟一直被它骗了！”这当然与周汝昌治红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一脉相通，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周汝昌乘机和戴鸿森商量：我们应该出一个好本子。戴鸿森立即表示赞成，并且开始十分积极地联系活动。首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系，因为这是当时最有权威的科学研究机关。周汝昌本来是想以自己和四哥周祜昌搞了多年的《 石头记 》各脂本的“大汇校”为工作基础的（ 周祜昌虽然在1966年被抄家后成果尽失，片纸无存，但后来又顽强地重起炉灶，从头做起，而且毕竟是做过的工作，再捡起来虽然费事，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既然戴鸿森已经联系了文学研究所，自然也不便再提起自己的汇校本。重要的是先出一个脂批本为底本的通行本《 红楼梦 》，周汝昌仍然是积极支持的。在当时极“左”的时代氛围里，能干一点真正学术性的工作，是每一个热爱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求之不得的。文学研究所的态度也很积极，当时的临时负责人是王致远，表示支持后，很快就派邓绍基① 和刘世德两人持公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理手续，准备接受校一个新《 红楼梦 》文本的任务。谁知好事多磨。由于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稍后掀起了全国“评红热”，又有毛泽东“《 红楼梦 》至少要读五遍”的“最高指示”流传，在那样一个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成了“封资修”“毒草”的背景下，搞《 红楼梦 》研究不仅是一件很难得的学术上的事，也是相当有政治荣誉的事，还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功利。谁来搞这部《 红楼梦 》的新校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许多人都想吃的“大蛋糕”，也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文学研究所接受这项工作，李希凡得知后，予以激烈反对。这当然还是李希凡与何其芳当年为“典型”和“共名”发生激烈争论而导致“两派”矛盾的延伸。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得不向文学研究所“打退堂鼓”。此时担任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是杜维沫（ 1926年生 ），对这项“出尔反尔”的任务感到很为难，晚上到周汝昌家中诉说风波内情，说：“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尴尬！”但不管多尴尬，由文学研究所承担新校任务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本《 红楼梦 》的事告吹了。让脂批本取代程乙本成为通行的《 红楼梦 》文本，对周汝昌这一夙愿来说，这件事是一个挫折和打击。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 红楼梦 》，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 红楼梦 》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四十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 二度梅 》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 ），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一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二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周伦苓给笔者传来此二词，有注解云：“老眼”一句，是从曹楝亭的“老眼题愁素纸空”化出；“黄车”句是借用陈寅恪先生“赤县黄车更有人”诗语，也是涉红之题的。黄车使者，虞初别号，小说家之祖，故以喻雪芹。“谁能补”，是自谦，不是自居。）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 1931—2005 ）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 红楼梦 〉新证 》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 红楼梦 》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 红楼梦 》如此推崇的前提下。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 红楼梦 》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校订出版新本《 红楼梦 》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此后的事，还是引录周汝昌本人回忆文章中的原文吧：忽一日，收到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 人民日报 》）。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 红楼梦 》版本的会议。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袁水拍：主持会议者李希凡：副主持者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周汝昌吴世昌 “顾问”吴恩裕杜维沫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王思宇孙逊：研《 红 》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周丽苓：我带他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会议内容主要如下——（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坐，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印记。李希凡和蓝翎于1955年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作为书的“前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篇文章是李、蓝当年奉毛泽东之命而写的，其中虽然也有“批评”，但基调是“保护”。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 红楼梦 〉新证 》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它的根本动因，应该还是起源于毛泽东对该书的肯定赞赏。现在还不能得知毛泽东本人是否亲自批示过《〈 红楼梦 〉新证 》的新版问题，这要等到“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有可能。但依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据《〈 红楼梦 〉大辞典 》不完全统计，1973年“评红热”兴起，全国报刊发表各类评红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出版各种评红著作、资料汇编十多种；1974年“评红热”达到高潮，报刊发表评红文章五百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四十多种。1975年春成立了前述的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编的《 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 〉》，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佟雪著《 论〈 红楼梦 〉的政治历史意义 》，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厚基著《 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这从1976年专为中央领导人内部印制了《〈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也可看出。周汝昌1973年1月13日写给周祜昌的一封信中通报当时的最新讯息：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下达指示要印行一批《 红楼梦 》的书籍资料。经过层层传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告诉我：包括甲戌本、戚序本两个本子（ 戚本用某领导人藏本为底本 ），李希凡的论红文集，我的《〈 红楼梦 〉新证 》公开发行，李和周的书各印行十万册。另有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及过去的考红资料汇编一束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重印，此四项要求年内出齐。周汝昌还回忆说，当时李希凡也很热情，既写来了表示“考证”也具有学术价值的补正意见，又特意给他写信，说《〈 红楼梦 〉新证 》再版的事，望宽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喜事”云云。周汝昌事后推想可能是指随后特印《〈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之事。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从主体内容来说，主要是增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围绕着曹家家史、《 红楼梦 》的版本、《 红楼梦 》的流传影响等方方面面。它的学术价值由此获得，而且绝不会因时代意识形态背景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红楼梦 〉新证 》从此更加成了任何一个要以严肃态度搞红学研究的人无法绕行或回避的一本书。而写成于1976年3月的《 重排后记 》，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周汝昌的个人思想心态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不可避免，这篇《 后记 》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痕迹。比如，文中有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对胡适有比1953年版更加严厉的“划清界限”的贬责；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是，应该说，在基本的学术立场上，其中的表述仍然是周汝昌一以贯之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扭曲。《 后记 》一开始就称这本书是“怪物”，所谓“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文笔’的著作……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然后表明这个新版最重要的贡献是补充材料：“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 今本为第七章 ）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附记’，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 红楼梦 》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 红 》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附录编’，置于卷末，聊备参助。”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个绝大的骗局和诡计。这个骗局和诡计的最恶毒之处，就在于他说的“《 红楼梦 》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而“平淡无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为什么说“平淡无奇”是“要害之要害”呢？周汝昌这样说，就是揭示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一个根本的分歧，即无论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动机，小说文本的性质，思想向度和艺术创造，自己与胡适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周汝昌则认为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 当然绝不同于“索隐派” ）。而周汝昌的认识是从实在的历史考证中得出的，胡适的“考据”则是脱离历史的想当然。周汝昌认为《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高度，胡适却说“真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周汝昌说：由于曹雪芹文章的巨丽，手笔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读者尚多买椟还珠，徒然震赏于它的物色繁华，只顾赞扬它的声情美妙；但是《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一经问世，毕竟好似一颗彗星在空中爆裂，不只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冲击力是如此之巨大……在两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像曹雪芹这样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公开、全面、勇敢、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的，这样全面怀疑和攻击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并不是很多见。这种认知，当然和胡适是绝不相同的。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叙述过，周汝昌的这种认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 红楼梦 〉新证 》也就很自然地适应了当时的“批林批孔”的大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被胡适也大加赞扬的“考证书”在“文革”中居然被特许再印新版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红楼梦 〉新证 》是否恰巧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在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学术内容也的确揭示出了曹雪芹《 红楼梦 》原著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特色。历史评判《〈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某种历史际遇，而在于它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接近程度。在《 后记 》中，周汝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与胡适另一点本质区别：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认同差异：另一件使我对胡适发生疑问的，是他把所谓“程乙本”捧出来让亚东毁去旧本重排“问世”，大事吹嘘。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周汝昌在后面更提出了他后来到80年代予以全面论述的“大人先生”操纵论，即认为后四十回取代佚稿而歪曲原著的思想精神有政治背景。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丝毫让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著：抽梁换柱，暗地腾挪，使之整个存形变质，并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还不惜工本，不但要为之寿诸梨枣，而且还要刻出“全部”来。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过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 红楼梦 》。周汝昌的这一论点又正好与“文革”时抓“黑后台”的潮流有相合之处，因此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有人讥评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是受了“文革”思潮影响所致。其实这种批评还是“轻薄为文”，太现成了一点。因为曹雪芹原著的思想之逆反和超前，确实惊世骇俗，而后四十回又的确“逆转”了原著的思想，消灭了其斗争锋芒，将其庸俗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周汝昌又是从历史史料中作实证考据，进而得出他的论点，而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思想潮流作空泛的演绎。只能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的遭遇和《 红楼梦 》的命运之考察结论正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有暗合之处，却并不能说其学术观点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潮流。考据这种事本来是很难有百分之百的“铁证”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成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原著与续书的思想差异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思想分歧的自然产物，而不一定有那么具体的政治背景，但至少，也不能排除周汝昌的说法是一种可能性，其理路思致，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里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向度有着与胡适绝然不同的认知，也与一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一般人的见解其实倒是和胡适比较接近的，因为曹雪芹写的是“奇人之书”，本来迥异于一般的见解。周汝昌更贴近了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精神实质，倒是曲高和寡的。像这样一些话，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事实而且切中要害的：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曹书中，处处离经叛道，蔑圣弃伦；在高续中，处处归结到纲纪伦常，忠孝节义。在曹书中，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由于喜恶大反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之常，言论行为，时时可骇可异，所以才被人指目为“疯颠”，这是思想上的疯颠；到高续中，宝玉被“改造”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理上的“失心疯”，或者略好些的时候，也是瘟头瘟脑，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怜相的昏虫。《 后记 》中所着重的另一个“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问题，是鲁迅对《 红楼梦 》一些说法的理解。从1954年的“大批判”以来，就有人说周汝昌以鲁迅作“挡箭牌”，不肯承认错误，为自传说辩护。周汝昌从来没有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述，说明鲁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后四十回续书把曹雪芹的原著内涵大大简化了，缩水了，“他已不啻为我们指明，如只看见‘婚姻’问题这个旧社会常有的小事情，《 红楼梦 》就被严重地缩小了，歪曲了，‘才子佳人’化了”。鲁迅对后四十回写贾宝玉成了一个“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表示诧异，周汝昌指出这是鲁迅“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鲁迅的认识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那时还没有更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探佚研究作前提，他对后四十回歪曲篡改曹雪芹原著宗旨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但他的思想家眼光也的确使他有所感觉。周汝昌没有像笔者这样表述，只是从正面发掘出鲁迅的思想闪光，这本来是一种写作的风格。后来有些批评者却说周汝昌曲解鲁迅以作自己的挡箭牌，实在只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浅薄和轻佻。总之，周汝昌的一切活动、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 红楼梦 》真正的伟大。倡导《 红楼梦 》新版本是如此，修订《〈 红楼梦 〉新证 》也是如此。他的考证是为了思想和艺术，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在《 后记 》的结尾部分，又有对林语堂（ 1895—1976 ）的尖锐批驳。林语堂的《 平心论高鹗 》于1969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是一部为后四十回大唱赞歌的代表作，其中又点名批评周汝昌崇曹贬高，而且话说得比较激烈。这就难怪周汝昌要予以回应了，而且语气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最后说：“林老爷以为谩骂可以吓倒人吗？现在本书批高的论点又摆在这里，绝不掩饰。有哪一点怎么不平心，我愿意拿这个再来衡量衡量林语堂的‘平心’标准尺，到底是个什么公司的产品。”周汝昌的这篇《 重排后记 》写成于1974年10月1日前夕，但书出版已经是1976年4月。而林语堂在1976年3月26日即病逝于香港。所以林语堂并没有看到周汝昌对他的回应。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著《 红楼梦 》的遭遇是有政治背景的，认为《 红楼梦 》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性，认为曹雪芹的艺术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认为后四十回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十分低劣，而且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一切自然会和毛泽东的气质、想法产生某些微妙的共鸣，也巧合地和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站在超越的立场上鸟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奇观。对《〈 红楼梦 〉新证 》在1976年出新版这件事，我们应该拨开模糊而又诡异的政治烟云，领略其历史的神韵。周汝昌对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关心备至，那份感情的专注和强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吴恩裕一直致力于寻访收集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在1970年以后发现了《 废艺斋集稿 》中的《 南鸢北鹞考工志 》的文字和图片残稿等，据说是曹雪芹的作品，后来发表于《 文物 》杂志1972年第2期。吴恩裕在干校时就写信对周汝昌透露说他有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使周汝昌想见到这些文物的愿望十分迫切。《 两律异闻 》（《 天·地·人·我 》）有一则“附记”：“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这就是“唾壶崩剥慨当慷”那一首诗，周汝昌曾嘱咐吴恩裕说这首诗一定不能再给别人看。但后来陈毓罴① 到吴恩裕家看到这首诗后抄去，从而在红学界流传开来。这就是那桩“拟补”曹雪芹佚诗的红坛“公案”之所以发生的实际情况。佚诗拟补的风波后来是这样发展的：南京师范学院（ 今南京师范大学 ）编的《 文教资料简报 》1974年8、9月份增刊号（ 9月印出，总第23期 ）刊出吴世昌和徐恭时合写的《 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 》一文，认为此诗是一个重大发现，的确是曹雪芹所作。1975年第1期《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予以转载。香港的梅节在香港刊物《 七十年代 》1979年第6期发表《 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说佚诗是现代人所拟补。吴世昌在《 七十年代 》1979年第9期发表《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反驳梅节的文章，坚持佚诗是曹雪芹作。梅节又在香港《 广角镜 》1979年第11期发表《 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 兼答吴世昌先生的〈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予以回应。吴恩裕在《 曹雪芹佚著浅探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中有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有所透露，希望周汝昌出来释疑。周汝昌乃于1979年写了《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承认自己的拟补，并道歉说：“第一首因被人传出去了，有些同志来问及它，我当时因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但已着重声明：这是现代人续补的，千万不要误认为是‘真’的！这种声明，在任何场合都未曾含糊过。不过，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胡文彬① 先生有一次曾对笔者说，当年他在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工作，曾出入于当时几位红学大家家中。他和周雷为“佚诗”的真相曾到周宅访问周汝昌，周汝昌对他们说了陌生人来访送“佚诗”全稿的情况，他记到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胡文彬对笔者说他至今认为确有陌生人送了全诗给周汝昌，因为根据他们的访问情况来看，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所以周汝昌后来说佚诗是自己拟补反而不真实。对此，笔者和王瑞兵曾在周汝昌家中当面询问真相究竟如何。周先生、周夫人和周建临都证实的确是周汝昌拟补的，周夫人还说当时家里人就埋怨周汝昌不应该那样做，结果搞的传出去了，弄得满城风雨。周先生说当时自己实在是太想看到吴恩裕发现的曹雪芹的文物了，后来也挺后悔自己的一时孟浪。我说胡文彬先生至今认为确有人曾送了全诗，周建临哈哈大笑说，是不是将来还要逼我交出私藏的文物呢。这一桩红坛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写诗的才能的确很高，能让以研究唐宋诗词和《 红楼梦 》名家的吴世昌将拟补之作信以为真，足以说明问题。吴世昌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岁。吴世昌的学历和周汝昌十分相似，先在南开大学预科学习，然后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燕大读国学研究生获得学位。不过吴世昌比周汝昌年级高，自然毕业得也早，1947年就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留下来任高级讲师。1963年才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吴世昌用英文著《〈 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回国后又用汉语著《〈 红楼梦探源 〉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所以吴世昌虽然学历比周汝昌早，年龄比周汝昌大，在红学研究方面反而起步要晚得多。但由于吴世昌的两部著作也都是四十来万字的巨构，而且主体内容也是考证，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因此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公认的与周汝昌、吴恩裕并列的考证派红学大家。周汝昌与吴世昌还被称为“红楼二昌”。1975年文化部的《 红楼梦 》校评小组请“两吴一周”作顾问，正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2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这首诗用杜甫《 蜀相 》诗原韵，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应该说是十分妥恰的。“批周便是亡中国”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来，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来又抛出所谓“伍豪启事”档案，企图打倒周恩来，据说毛泽东在要批周的请示报告上批了“批周乱国”四个字。不管历史真相实际上如何，当时那也是人民抗争“文革”的一种表述方式。从“当时讵敢”和“此日宁偿”的词句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于“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1976年10月稍后，而不是在“四人帮”尚在位之时。周汝昌毕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又在文化部系统的敏感单位，历经运动沧桑，不可能要求他像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那样在“四人帮”尚在位时就发出抗议。对当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周汝昌并没有去广场观看，只是听到一点别人的传说而已。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有悼诗，题作《 9月10日晨出巷门外 》：秋阳映红旗，风物方崔嵬。仰头忽天低，下此半哀旗。茫茫凝久立，寸心斯曰摧。领袖所尽瘁，神州为春臺。正道指沧桑，万难何足排。巍巍镇百魔，寰宇从风雷。天翼运扶握，蓬雀枪土灰。诗火动光焰，谈笑生奇瓌。汪汪万顷涵，亦惜鍼粟才。旌旗日月换，斧凿山川开。象玮肃拱卫，大星长云隤。有泪不可制，冥海奔复廻。入室若无依，笔墨强试裁。泰岱坤轴重，弱毫如微埃。遗像俨在前，蔼然策方来。人间亦有故，此痛包九垓。八亿继舜尧，千秋更弘恢。毛泽东从1954年的大批判运动开始就对周汝昌予以保护，“文革”中周汝昌很快被从干校调回京城可能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至少也有毛泽东一贯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尽管有关内幕周汝昌并不十分清楚，但从某些传言中，他早已有所知晓。所以，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这本来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士人的一种传统。同时，当时大多数人尽管对“文革”不满，但怨愤对象主要还是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爱戴之情仍然是占首位的。如果我们想一想《〈 红楼梦 〉新证 》既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又获得胡适的赞美，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独能逃过劫数，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又突然被推出新版——也就是说它本来是要被整合到“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充当角色……而周汝昌既得到江青的保护、姚文元的尊重，又被“周总理办公室”从干校特调回京……在这种“大叙述”视野下，读周汝昌怀思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作，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对领袖的悼念，而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周汝昌有了神秘色彩，而其根源，还是来自于《 红楼梦 》的神秘，曹雪芹的神秘，历史的神秘。作一下横向比较的话，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比起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比起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某些同仁来，周汝昌虽然也曾经时“红”时“黑”，但从总体上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政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但在工作中却也有一些人情世故方面难以避免或处理不当的纠缠，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多而收入少，在经济上总是生活得十分拮据。林东海《 编余漫话 》（ 湖北编辑学会《 出版科学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