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题记1写传缘起公元2004年，中华古夏历岁在甲申，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头，我当然是从《红楼梦》研究的视角而言。这一年，是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红楼梦》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曹雪芹》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红楼夺目红》等红学书籍的热销，造成了一种红学热持久不衰的综合效应。周汝昌先生无疑是这一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甚至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了“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的讨论。周汝昌坎坷了一辈子，这一下真“红”了起来，情形大概可以和周先生的开山之作《〈红楼梦〉新证》在1953年刚出版不久时相比拟吧？这前后相隔也正好是半百之数——五十年。还有凑巧的事。我于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百家讲坛》节目，连讲两场，题目分别是《〈红楼梦〉探佚》和《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6月12日先去拜访周先生，周先生提醒我，明天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此处不用阿拉伯数字，以显示“阴历”也），正好是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小说中贾宝玉的生日。第二天我演讲时，开头就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两场演讲就有了“凤头”，至于后面是不是“猪肚”和“豹尾”，那当然要观众来评判了。而就在我赴北京前夕，国家图书馆的青年“红迷”于鹏打长途电话来大连，说漓江出版社刘文莉编辑与出版界友人正策划要出周汝昌先生的传记，他们属意于我。不一会刘女士也来电话，说已经和周先生接触过，征求了周先生的意见，意思要我捉刀，约好6月13日在现代文学馆晤面，演讲后请我吃饭，即作商谈。这当然也有通过听我的演讲以“考核”我是否有写作“实力”的意思。计划大体不爽，只是饭局成了《百家讲坛》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刘女士及随刘女士同来的同事汪正球编辑吃工作餐。就这中午饭半个小时光景，与刘女士、汪先生初步约定了写周汝昌先生的传记。我答应在8月份开始动手写传，因为此前必须要把《红楼赏诗》的稿子杀青。到了7月下旬，就开始阅读周先生的几种著作。周先生的大著我大体上都有，但以前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层面，这一次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全人”观照。虽然我和周先生交往已经有二十余年，但真正面炙馨颏的机会也没有几次。毕竟，我和周先生是隔了“世代”的人，周先生前半生所经历见证的那些历史政治风云、社会人生世相，我缺少生动的“质感”。对周先生家世、家庭等情状的了解，除了极少几次与周夫人及周先生的子女浮表的接触外，大多数也只能从周先生著作中窥探吉光片羽而已。既然情况如此，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周先生以红学家名世，他的学术，首推红学。但究其实，《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杰出代表，周先生其实是通过《红楼梦》研究中华文化，除了红学，他在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等多方面也都有精深的赏会和研究，他深通英语，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辉。所以，应该称周汝昌为中华文化学家才更准确更本质。同时，在为这一独特的文化学术事业之毕生奋斗中，他历经曲折坎坷，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周汝昌给红学的定位是“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顺理成章，这门学术的掌门人和泰斗自然也就是“中华文化学家”了。而且，“中华文化学家”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一位先贤所启用过，也算笔者的一点“创意”。如何展现周汝昌的学术人生？如果变成对周先生著述的一种“注解”：何年出了第一本书，其意义如何；何年又出了第二本书，其价值安在……那也未免太笨了。以《红楼梦》研究的行迹为主线，而写出周先生的“人”，写出一种文化精神，写出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写出一种“意义”，是这本传记追求的目标。至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需要读者的检验了。写周先生的传记，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背景情况的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友和同事等，许多已经仙逝，而某些具体的事件和情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绝对“真实”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除了对一些硕果仅存的当事人作采访以求尽量客观之外，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的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当然这样作也许会减少某种“深刻”和“趣味”，但限于我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周先生很讨厌“洋式白话文”，推崇“运用传统汉字语文、诗赋的形态与精神”，而目前新潮的文风则和周先生的雅趣颇有距离，时兴一点俏皮再加一点甜腻的格调。我的笔触达不到周先生的词气渊雅曲折，也学不来时髦的华美俗艳，却还奢望既能得到周先生的首肯，又能不被市场所厌弃，想走走中间路线，不知自己的笔力能行到什么境界，也许竟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吧。在网上浏览时，读到《中国艺术报》第403期一篇署名商泽军的诗《致周汝昌》，颇有点意味。在此就先斩后奏，掠美转录于此，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商先生如果看到了，请和我联系，当签赠两本拙著以表谢意）。这是一竿竹子，摇曳在文字筑成的土壤里这是一竿头白的竹子那华发那清瘦的面容那聋去的耳朵该是怎样特殊的竹子？听不见风声的竹子白头的竹子那也是像瘦金体一样写意的竹子这竿竹子从《红楼梦》中逸出在唐诗宋词里长叶用墨汁浇灌的竹子啊却浇出了白头！① 石建国，1920年生，河北省滦县石矿调度室统计员。2少年被绑票的经历“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易经》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诗经》，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诗经·鲁颂·宫》“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尚书·大禹谟》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 ）”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石头记》，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关帝庙），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古镇稗史》（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周铜）：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周锐），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名懋昌）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古镇稗史》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字伯安）、祚昌（字福民）、泽昌（字雨仁）、祜昌（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 ）、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打渔杀家》，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陶潜《五柳先生传》）的幻觉。周家子弟演唱的那所“楼阁”又是怎么个来历呢？原来发了家的门户，当然是要置办房产土地的。周家的地产不少，可都是偏远地方的“草洼子”，并不能种植生产，只能打草作柴火。周汝昌在回忆录里幽默地说：“且说我家这个‘大地主’，从来未见过收租的一粒粮食，也没见过谁是佃户，因此只能叫做‘洼子主’。”（引自《天·地·人·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后面引录不再一一注明。）房子也不少，有住宅有店铺，不过都是土房而没有瓦房。周家居住的土房大院堆满了从草洼子里打来的柴火，本来是谈不上什么美妙“景致”的，周印章的艺术天赋却在改造居住环境方面显示了出来，他把原有的高柳古槐都利用起来，在这儿垒两块石，那儿栽几丛花，就把铺子后面的一处“柴火园子”经营成了绿意葱茏花繁叶茂气象幽雅的大花园，又从老海河南边引来了一湾清清水流——俗语叫“吃水坑”，园内也有一带栏杆倾欹的木板桥，小土山上则耸立着一个六角小亭。在拱把成围的海棠果木树旁边，周印章又自己设计建起来一座两层木结构的小阁楼，还起了名叫“爽秋楼”和“旭升阁”，楼门上悬挂着附近数十村落父老乡亲赠送的横匾，题曰：积善之家。这座楼阁园林，成了京津一带的一处小小的名胜，即使后来已经颓圯，还引起大文人苦水词人顾羡季（顾随）、张伯驹和寇梦碧等的凭吊缅想，题写长短句——就是词——感叹流连。周幼章三子泽昌之女周凤玲（ 1943年生）回忆周家旧园，给笔者写来数纸，摘录于下：已是五十年代初，院子里像花园一样。那株古藤占满北面半个院子，枝叶浓密茂盛。它的主根直对北屋门前，屋前有很高的房台、台阶，走下来可以看到古藤是由几棵枝干拧在一起的，麻花一样地爬上架。四周的架子用木料搭成。地上四周用木栏杆围着，有出入门口。这株古藤，春天吐嫩芽，小叶是浅绿色的，开花时，一串串像葡萄一样往下垂。外面洋槐树也开一串串的白色花，但没藤萝花串密，浓浓的花香飘向院外，也是藕荷色，引来满院蜜蜂。开出的花放上白糖烙饼吃，又香又甜。等花落了，进入夏天，虽然叶子长大了，还是和其他树叶不同，总是浅绿色，叶子亮得闪闪发光。由于叶子都长大，显得更密、更厚。如外面下小雨，孩子们不愿呆在屋里，都在藤萝架下玩耍。秋天，一串串的花瓣都结出长长的像大豆角一样的果实，密密麻麻。到深秋时，“大豆角”自己就会爆开。夜深人静时，只听院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白天，我们用布缝的口袋去拣好多爆出的豆子。这种豆子真有意思，就像一个个大黑扣子，又圆又亮，光滑好玩儿，又像围棋子。藤萝架前摆放一排花盆，不是泥盆，是瓷套盆，养着韭菜莲、万年青之类的花草，有开花的，也有四季常青的。还有一大盆百年铁树，花盆两人搂不过来，每年长出两层叶，像针一样尖，扎手。树身像鱼鳞一样，一层层特坚硬。听说它的叶子能治病。过去没医院，有谁得肺病吐血，就来讨铁树叶。到了冬天，几个人搬不动它，就在门坎上架一块木板，慢慢移到屋里，转年春天，又用同样办法移出来。父亲认为这些都是祖上传下来的，非常爱护，按时浇水，一直养到“文革”。北屋靠西边有一棵国槐，长成两层。上面朝上长，中间又长出一层，朝下长得像个大雨伞。西屋窗下的那棵国槐每年修剪，站在树底下，望不见天，小雨也不会漏雨。东屋那面有棵叫不上名字的树，春天开浅绿色小花，夏天结的果实像端午节包的小粽子，长出几个角来，是红色的，又像花椒。树皮光滑、干净，什么虫子也不生。原来南面的大荷花缸，里面开着粉红色荷花，以后便消了，还种了很多草花，各色都有。隔开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瞻想望，当年周家子弟徜徉园中，登楼而咏而歌而演奏吹弹，那洋溢着浓郁艺术氛围的和美怡然之乐真是滋润文艺天分的好土壤好背景。周汝昌的“文艺细胞”就在这种浸淫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滋养发育。为了使读者对周汝昌家族的“文化远因”有更生动的了解和体会，笔者再转录张伯驹和寇梦碧题咏周家之园亭词作如下：风入松·题周敏庵咸水沽旧园图张伯驹①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故家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栖鸦。寂寞诗书事业，沉沦渔钓生涯。只今地变并人遐，旧梦溯兼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馀、海浪淘沙。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渡江云·酬敏庵兄寇梦碧②海闾沉断梦，来潮去夕，流尽旧声华。荆榛迷故里，三春芳事，凄剩烛房花。摩挲蠹壁，泪香销、古墨笼纱。怜旧燕，梁倾巢覆，乔木但栖鸦。争夸。春晖第宅，秋爽池台，看千畦。又争知、百年胜迹，总付悲嗟。西山幻出红楼影，且梦游、休说无家。画图展，浑忘身在天涯。周家受“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训民风的影响浸淫，乐善好施。那时过年，穷人最害怕，叫“年关”。周锐和周铜哥俩，每到大年三十晚，就派一个铺子里管事的（往往沾亲带故），带上好多吊制钱——就是俗叫“孔方兄”的清代铜钱，趁黑夜里不让别人知道，走遍全村，专寻那饥寒交迫的人家，悄悄从门缝隙口里把钱丢进院里，然后悄然离去。这种施恩于人而不让对方有受人恩惠之屈辱尴尬感觉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仁义”这一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尚与美好。儒家，道家，佛家，还有“民家”（民间艺人），这些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道德情愫，艺术陶冶，就这样通过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像不易察觉的涓涓细流一样，流淌进幼年周汝昌的血液里、心灵中。周汝昌曾回顾说，祖父传给自己的因子，一是酷爱艺术，包括文学、音乐、戏曲、表演、书画、园林、工艺；二是“人缘儿”，喜欢交朋友，谦恭随和，无论谈笑游宴，管弦聚会，民俗热闹，例如年时节令，迎神赛会……都踊跃参与，交游结识，乐在其中；三是心地善良，思想单纯，富于同情心，与人交往，抱一腔天真悃诚。这些早期的传承习染，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学术研究、文章写作，不循常规之形式逻辑“论文型”，而能独具“文采风流”之“感悟型”的个性风貌之本根、源头和基因。那么，周汝昌又怎么会被“劫秧子”遭遇绑票呢？还得从父亲周幼章被推举为镇上的商会会长说起。原来进入民国后，有一年村镇实行村政普选，一个劣绅想当商会会长，就在选举时暗中作弊，收买选票，把选举搞成了假投票。不想“德先生”（民主）已逐渐进入民众意识，公众不愤，闹起来，直把状告到官府衙门。官府一看不妙，就发令推翻原来的虚假选举的结果，重新进行普选。说到普选场所，是在当地唯一的小学校旁边，搭了许多临时的席棚，让老百姓按地段分段投票。村民里有不识字不能书写的，由小学校选拔出书法优秀的学生代为书写选票，同时设有监察员在旁监视，杜绝了任何作弊的可能。周汝昌就是一个被学校选拔出来的“小写票员”，一直到了晚年，他还能回想起当年选举时那如海河潮水般激昂高涨的公众情绪，激情场面，栩栩如生，恍在目前。因为这次选举的结果，当选为商会会长的，就是周汝昌的父亲周幼章。其实周幼章只是一个老书生，既缺乏政治素质，对商业营运也不擅长，但既然中过光绪末科的秀才，家里又是养船大户，且平日热心群众文化的组织活动，当然是被群众视作一个德才兼备的“公众人物”了。周幼章从心里不愿意担任这个职务，因为当时已经是军阀混战的时代，政治动荡，乱兵横匪，时常骚扰地方，商家更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当商会会长就要应付各方，责任其实很大。周幼章知道自己被选，不禁连连叹气，写辞职报告，却辞不掉。以后年年写辞呈，写呈子的任务，就落到周汝昌身上。周汝昌晚年回忆说：“当时托辞是患病日重，年衰不堪重任。这种辞呈，也不知写了多少次、份！父亲辞不下来，原因并非官府‘宠任’，实因公众不放。辞呈的批语，有一次是‘环顾该乡，众望所孚，实无第二人，尚期勉为其难，以维桑梓……’父亲受爱戴，一是公直不阿，二是清廉高尚，三是一心为人，不计利害。最拥护的除商民外，还有一批体力劳动人民（历史由来，此地乃海河码头，搬运行——脚行，颇有一定力量与影响）。父亲支持他们‘打牙税’（把派来的苛税员打跑了，不敢再来），反对劣绅的谋私行为。父亲还写状子控告某任天津县官的劣迹。这些都是商民最为传诵的话题。为全村抗争权益，包括抗摊派，抗勒索，这些‘呈文’，也是我写的多。父亲一生爱国，那时国产品稀少，他见我们的书上有上海三友实业社，是唯一的‘国货’百货大商店，便写信邮购，我小时候穿的布衣服，不少是‘三友’那儿来的。父亲的品德，培育了我。”（《天·地·人·我》；周幼章抗匪、“打牙税”等事迹，《古镇稗史》亦有记述。）替父亲抄写辞呈，成了周汝昌的“课外作业”—— 这或许也是他后来成为书法大家的一种早期“因缘”吧。呈子是呈送天津县官府衙门的，用的是纸店印制的“白折”，没有行也没有格，但必须用小楷写得美观，体现出恭敬。前两年，呈子的内容主要是两项：一是陈述自己有病不能胜任会长职务请求免职，二是为拒绝交纳上峰加给地方的各种摊派捐税陈述理由。但到了周汝昌小学快毕业的时候，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周汝昌代父亲抄写的“呈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一是请求派兵，二是“具结”——为完成各种公派任务写保证书。请兵是为了防卫土匪的抢掠。天津南郊区早就流传着四句口头禅：“沽出匪，沽窝匪，沽养匪——咸水沽抗匪。”原来从天津南郊小站往南一带，有一股专门绑票的土匪活动得十分猖獗，海下的各村镇，都向土匪交钱纳款，以求避免更大的侵害。这股土匪在各村都布有“眼线”，里勾外连，各村“自愿”筹出款项，交给“线人”转与票匪，线人当然也从中分红渔利。只有咸水沽的村民商贾，顽强“死硬”，不与土匪“应酬”，一文钱也不交纳。那个在选举中作弊的李姓劣绅，据说就是票匪的“线人”，却被村民商贾集体抗议告状，没有当成商会会长。咸水沽民风强悍，敢于抗匪，组织了“保卫团”，有步枪，还有二十九军抗日式的大刀，上面拖着红布刀穗，威风又威武。绑匪也“硬碰硬”，夜夜前来围攻，与保卫团对垒格斗，还真成了棋逢敌手的阵势。保卫团的卫士虽然勇敢，但天长日久，形势逐渐严重吃紧。周汝昌这样回顾当年的“战斗场面”：提起那围攻，可真是惊心动魄！那时我虽值小学快要毕业之年，但久叹学运坎坷，经常“逃难”——逃的是败兵（军阀混战时期，败兵流窜横行，如虎如狼），逃土匪，也不知多少次了。这回到了围攻之日了，可真吓人：那时每天晚上刚刚擦黑，战斗就开始了，总是一枪领头，那一声长啸，划破死寂的夜空，然后，枪声越来越密，就像爆豆儿的锅，万声齐发！匪徒的“叫阵”和“喝彩”（说对方“好枪”！）之声，就近在咫尺——像在房后头！这样“前线”式的激战，总要持续到大半夜，方才盼到渐渐止息：匪攻已退。人们相互苦笑着说：“不容易呀——又活过一夜来！”一个孤立无援的乡镇，自己组织起来保卫村落与土匪对抗，正气冲霄汉，意志薄云天，但总不能长年累月打“持久战”，大家合计，只有向附近驻军二十九军求援，请求派军驻村守卫。周会长写呈子请求驻军，写的雪片一般，周汝昌也就雪片一般地抄写。呈子终于起了作用，二十九军派来一个排，打了一两夜，发现不行，加派为一个连，一个配备一挺机关枪的连队。谁想一个连都不行！原来咸水沽地形狭长，绵延数里，北临老海河湾，南面有小道路口无数，都得防守，兵力分散，夜夜激战，攻势凶猛。幼年的周汝昌，就经历过无数个这样惊心动魄的夜晚。后来二十九军有军事任务，驻军撤走了，咸水沽的村民没了辙。幸亏大家心齐，团结一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修筑土围子，把四面八方的小路口都堵死，这样才能解决防守人力火力分散的问题。在驻军撤走和土城建好的这一段时间，周幼章让妻儿躲避到数十里外的亲戚家去，自己在村里主持防务，每夜借宿于不同的熟人家中。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感动了地方，不但咸水沽，周围“七十二村”，都无限崇敬，数十村联名做了一块巨大的樟木牌匾送来，上面刻着“硕果苞桑”；咸水沽众商号则合送了一个大银盾，上面刻“智深勇沉”。这种家庭的光荣和骄傲，当然会深深地贮隐于周汝昌的眼中心中，成了他后来为人处世的传统资源。对故乡人民的卓越表现，周汝昌也有美好记忆：“修围子可不是一件小动静。那时的一个唯一的可贵条件是万众心齐，心气儿往一起聚，团结异常，一切难题都能找出办法。此地的南面，大都是上好的‘园子’——种蔬菜、细耕作的‘棵把’（乡语，指的是青菜精品）园地。这一方的人，比较富裕，种‘园子’的多，再往开边去，那就是出产小站名稻的大片大片的碧绿水田。所说民户也不像真正的穷苦农村，没有十分贫苦之人。一旦说修围子，挖沟取土，围墙基地，几乎都占用这些园子地，毁了真叫人心疼。可是，那时多年磨炼的全镇商民，顾大局，急公好义，肯于牺牲个人利益，终其事没听到什么怨言或发生什么争执控讼，十分顺利地修起了相当坚强宏伟的一座‘小城’，规模甚是可观。那时，仅仅这一工程的始末原由，种种情事，人的智能才能，父老们常当作‘一部书’来讲给人听，真是比一部书还热闹，还好听。”后来周汝昌在追求学问的历程中遇到坎坷困难时，也有这种心理积淀无形地鼓舞着他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像老家人们修筑起宏伟的“小城”一样，周汝昌则建起了他辉煌的学术文化之城。周汝昌被绑票，被“劫秧子”，就发生在此后不久。“小城”修好了，土匪攻不进来，但在当时混乱的时代背景下，天津郊区还有各种各样骚扰危害老百姓的日军、汉奸、“翻译”、高丽（朝鲜）浪人等等，特别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的各种“杂牌军”，身上穿着或黑或黄的破烂制服，浑身邪气，窜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遭殃。咸水沽村镇在长期磨炼中，也练出了一套应付的办法：不管什么“杂牌”来了，全镇的商号约定，先给他们找住宿之处，供给三餐，各商号烙好白面大饼，一筐一筐地抬到“军营”去“劳军”。这样那些杂牌军也就不好意思乱抢乱来了。周汝昌回忆说：“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可是有一次出了差错。那是从山东窜来一批着黄皮的，据说是“巡盐的”，这支杂牌军在吃了几天大饼招待后，把周幼章等商号头面人物叫来，说要一笔“盘缠”才能“告辞”。这些头面人物推举一个“能办事的”回去筹钱，却久无音信。军队生疑，一个耳光把商会会长打得帽子掉在地上，然后驱赶着他和大商号的头面人物等向小站方向跑。小站南正是绑票匪徒的老巢，听说多年打不下来的咸水沽的抗匪领头人被押解前来，匪徒头目李大成十分高兴，杂牌军被作为上宾款待，周幼章等则由乱军的人质成了土匪的俘虏。咸水沽的百姓没有袖手旁观，积极筹款援救，经过种种曲折——匪首收了钱却不放人，让去送款领人质的经办人急得几乎跳河——周幼章终于被释放回家了。谁知周汝昌很快又阴差阳错地被劫了秧子。起因是周汝昌去看望被释放的父亲。因为周幼章被放后不敢回家，在天津市内某处栖身。周汝昌得到消息，与一个姓孙的姨表兄和另一个姓李的“三大爷”（在周家兴盛时当过“书童” ）一起结伴去市内看望。当日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有一班小轮渡，当地习惯叫“小火轮儿”，每天早晨从咸水沽东头的关帝庙开航，走海河直接抵达金汤桥侧。周汝昌一行三人坐船前往。周汝昌后来回忆说：“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村树如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谁知乐极生悲，船刚行到四里外的沽河湾一带，一声枪响，小火轮被迫停船，上来几个持枪的土匪，把所有男乘客全赶下船劫作秧子，编成双行纵队，小快步慢跑“急行军”，往东南方向驱赶。周汝昌是年轻的中学生，腿脚快捷轻便，跑起来不费力。那些年纪大的商人百姓，可就跑得气喘吁吁了。跑不了多久，听见背后一声枪响，原来是一个姓韩的医生，因为患有支气管炎跑不动，落到队伍后面，土匪以为他想逃脱报警，就把他给毙了。跑到土匪的“安全地带”，匪徒停下来询问了解秧子的情况，那些没有油水可榨的小商人等就被释放了。周汝昌乘机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周幼章之子，孙、李二人不过是同行，要他们无用，应该释放。土匪听说，以为这下子奇货可居，真把孙、李两人给放了。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又到一荒凉处，再次休息，已经有某军警追赶剿捕之声，就在屋外经过。但我们被禁在黑室，大声不许出，紧张万分！可惜，追剿者没能发现此屋内大有‘文章’，过去了。匪人这才如释重负——但我心里抱着的希望（被发现救回），却破灭了。……唯我这个特殊的‘重点秧子’，继续南行，因为小队干的这笔‘生意’，总头目闻知大喜，就命令单把我送进大本营——子里去。我至今感谢他们赐我这个难得的‘旅游’机缘福分。与其说是押送，不如说是护送。一直往南，也不知走了多远，纵目皆是不毛之地，偶有小块浅水，满地盐卤白痕，光景奇特。最后，终于来到一片大‘湖’之边岸，这就是子了。坐上小船，被‘推’送到里寨，那儿有带枪的等着。这里有绿树了，有房舍了，我不知忌讳地张目玩赏。他们领我进入一间最深层的秘室——进去一看，吓了一跳：咸水沽的人！他们蜷坐于一炕上，都是上回被‘杂牌’软禁驱赶‘裹’到这儿来的。他们忽见我至，又惊又‘喜’，因为家父刚刚从那儿出来，我就‘鬼使神差’地来‘填空’了？万万想不到！”这些先被关押的人，周汝昌记忆所及，有振华纸板厂姓李的厂长，一个当铺的山西籍的高级职员，还有两个有钱的财主忘了姓名，其中一个是当时咸水沽地区的公安局长。过了不久，李厂长和那个财主被赎回去了，剩下公安局长和当铺的山西人。周汝昌在匪窝中，先有一个中级头目前来“看望”，态度和蔼，表现得好像是老朋友一样给予“照应”。周汝昌也天真地睁大眼睛正视，有点“无知所以无畏”的劲头。后来同被羁押的乡人告诫，以后千万不可再对视匪徒，只能低眉顺眼，因为对方忌讳被记住面容。大概因为年龄小，有来头，周汝昌开始被羁押时颇受优待，没有捆绑手，也没有蒙眼睛。可是后来情况变化了。一天晚上，匪徒首领李大成的弟弟“二寨主”吃饱了饭来“查秧子”，知道周汝昌是周幼章的儿子，就勃然大怒，用木棒抽打周汝昌的腿，并责问看守的人为什么不蒙眼。原来匪帮所属的一只船在外面被军警发觉，蒙了损失，受了惊吓，匪徒怀疑是周幼章在外面“使坏”，所以就报复他儿子。周汝昌回忆说：“记得好像当时就有一个二级头目人劝解方罢。我从此像上磨的驴子一样，眼蒙得严严的。这时，方显那位山西同难者的仁心德意，他顷刻不离地照顾我，必须行动时，让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他缓步而行。他从不讲话。”隔了些时日，才被去掉眼罩单独关押。可能真应了“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古话，这个单独看守周汝昌的人却一脸良民气色，对周汝昌很照顾关照，偶然有匪徒前来戏弄或找茬欺辱，他都出头保护，把来人赶走，夜里陪着周汝昌在一个单间炕上和衣而卧。这个人在周汝昌的记忆里，是身材不高而壮实，穿一身蓝布裤褂，腰间一把“盒子枪”，面貌气质，淳朴实诚，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极少说话，但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周汝昌感觉到，这个人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敬佩的感情。忽然有一夜，周汝昌被从梦中推醒，那位看守人说：“起来，有人接你来了，可以回去了。”态度仍然安详稳重。揉着惺忪迷蒙睡眼的少年，动作机械地跟着看守来到水边，还是那小船，上边已经有人在等候，上了船，有健壮的汉子蹚着齐腰的水，把船推出了子。周汝昌向一直陪伴自己的看守深深致谢，那个人回答说：“你出去了，给我买一个金表就行。”周汝昌问怎么捎给你呢，那个人说：“你提号就行。”驾船者是和周幼章与土匪都有关系的人。周汝昌上了船，睡意全消，头脑也完全清醒了，抬头看满天灿烂的星斗，低头看自己身在其中顺水漂浮的行舟，自己读过的古代诗句如船下水流一般联翩浮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周汝昌心想，我最爱诗了，总想进入诗境，今夜今时，我才第一次懂得诗的境界……后来周汝昌作诗词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比较注重心心相印的“赏会”，而不喜欢西方手术刀式的逻辑分析，诗词创作成了他毕生的“游戏”，可能都与这早年经历的特殊“诗境”有一种冥冥中的关系。回家与家人重逢聚首的悲欢，家人察看腿上被打的青痕，自己讲述在子里听见枪声，匪徒枪毙了一个熟识的老乡，因为他是被土匪认为可疑的秧子……还有一位在周家开木匠铺的吕福生师傅的哥哥，不知为什么老被匪徒裸背鞭打，自己向匪徒替吕大哥说了许多好话，以知情人的资格告知他的真实身份，并非“可疑分子”，吕大哥幸得活命……这都是后话了。周汝昌后来感慨说：“使我最感动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由于家父的为人，识与不识，都表现出异常的敬重，几乎是处处有‘贵人’暗中相助，有‘福星’解难消灾。这是什么珠宝金财也换不来的群众的真情至感。”有趣的是，周汝昌到了八十多岁，有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及自己平生治学，虽然历程坎坷，遭到一些误解和攻讦，但自己命中也总有“贵人”出现，总会有并不相识的人出来替自己辩护，打抱不平，说明情况，讲清道理，使被误解曲解的学术公案大白于天下……3琴心剑胆话津门周汝昌体形清秀，从小喜静不喜动。小时候的周汝昌，生得还真有些惹人喜爱。亲友经常夸赞这孩子“像个闺女！”（当地乡语不使用“姑娘”一词）“比大闺女还文气！”因为他生得细皮嫩肉，白净整洁，而举止行动又安详腼腆，文绉绉的。另外就是已经显示出超乎一般孩子的聪慧，和当地的村野顽童大为不同。家里的父母兄弟倒没有太敏感和在意，但西院里那位工书善画、才气豪迈的八堂兄周紫登，却一见了人就情不自禁地称赞这位小堂弟：“这小孩聪明！”周汝昌那时就喜欢弹拨乐器，笙、笛、鼓钹、胡琴、月琴、三弦……样样能行。又爱画画，小时候就用石笔、铅笔到处画，有时画“天官赐福”，把青砖地板上画得琳琅满目。上了小学、初中，音乐课和图画课都如鱼得水，可是一上体育课，就“露怯”了，不管是游戏、体操还是球类，都丝毫没有兴趣。不过，周汝昌从小喜欢“小人书”，心慕武侠故事，早就渴望自己有一口“宝剑”，因而喜欢传统的武术，也学过一点，长大后自己还备有一口剑，虽然不会什么套路，却喜欢兴致来了就舞弄一番，颇能得“闻鸡起舞”的意境——有点像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意的气象。古代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四大雅事，要文武双全，则又添了剑术。周汝昌从小遗传音乐天赋，后来还粉墨登场当过戏曲“票友”，长大后以书法名家，绘画丹青也来得几笔，十几岁时就给人画折扇扇面，像《红楼梦》里贾宝玉画了画送给薛蟠作生日礼物一般。而对于剑，则特别欣赏杜子美（杜甫）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夜宴左氏庄》）的意境。他沉醉于古代书生常说的“书剑飘零”的境界——就是飘零也显得那么风流潇洒，不是一般凡庸俗物。因此，他先后买了三把剑，其中一把是龙泉剑，木头剑鞘，黄铜凿花护饰，钢与木都是本色的，剑不电镀，鞘不抹漆，不贼光刺目，挂在墙上，大红丝穗横曳，那斜悬的剑姿，让人产生一些唐人传奇中剑侠飞檐走壁的神秘美妙联想。周汝昌其实没有赶上周家兴盛期的“富贵”，上小学时，周家就已经衰败，“咸水沽西头老周家”开的店铺，什么同和、同源、同达（经营米粮、酱园、烧酒等买卖），一个一个关闭了（咸水沽今仍有“同源里”胡同，乃周家祖辈遗迹），家中海船最主要的一艘名叫“登悠”的也遭遇事故不幸在海中沉没了，经济官司也败诉了。周汝昌现年八十多岁的姨表兄孙振义，至今还经常念叨起当年周家衰败的预兆：海下各村落凡养船的人家，每到年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用一根高杆挑起点一盏“天灯”——据说是为姜子牙准备的，年三十晚上，诸神归位，只有姜子牙无位可归，只有宿于天灯；或者是用红布制作的“大鳌鱼”—— 是一种看风旗，木头雕刻成龙头（即鳌头）的形状，身子部分则是一条大红布，在空中飘扬飞舞。周家的大鳌鱼制作得宏大壮丽，整匹的大红布，十几米高的楠木旗杆，远在数里地外就能遥遥地看到。可是有一年的某一天，并没有大风，大旗杆却忽然自己从中部拦腰断裂，大红布和鳌鱼头颓然坠地！周家败落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不至于到衣食不继的地步。周汝昌虚岁九岁（ 1926 ）才入咸水沽小学，因为他是家人疼惜的幼子，又生性腼腆怯弱，怕见生人。小学岁月留下的印象，是三件事：一是反对日本人侵略，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① ，上街游行；二是闹兵荒，各种乱军败兵，一会是奉军，一会是各种杂牌军，来了就占用学校校舍，学生只有被迫放假，经常停课，一停起来就没有了时日；三是逃土匪和绑票。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习。有一年，还因为逃难而到离老宅颇远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借读。小学阶段的学习，就这样磕磕碰碰、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腼腆的孩子往往是颖慧的。周汝昌从小有聪慧之誉，记忆力好，领悟力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排行榜，都是“铁第一”。不过这种聪明偏重于一种悟性的智能。《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曾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周汝昌也几乎有“过目成诵”的本事，简单的文章，读一两遍能背出一半多，难的文章可到三分之一。如一篇《滕王阁序》，默读三遍，就能背诵下来。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有两次上几何课，老师在黑板上偶然“卡”住了，就叫周汝昌上来演算解答。周汝昌上了讲台，在黑板上三下五除二地列出几个式子，很快就把难题给解答了。但说来也怪，周汝昌却很难记住一个“公历”的纪年，而只能记住“贞观年”“康熙年”等等。他平生爱诗迷词，可是对那些人人传诵的名篇却大抵只能背诵几个断句，总也记不住全篇。琴棋书画四大雅事中，只对下棋难以入窍，一旦对局定输不赢。数理化的功课虽然从小学起门门考100分，但一到高中，对那些只有“资料”、“逻辑”的课程就日益失去了热情，分数渐渐下降，兴趣也越来越淡薄了。周汝昌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失利”：那位称赞他聪明的八堂兄周紫登曾是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有一回为了显示自己这个堂兄弟的超常智力，把他从低年级教室叫到他任教的高年级的课堂去，还有另一个聪明学生同班的姓赵的同学，校长命令两个学生立即读一段指定的文章，给几分钟的时限，然后当场背诵给大家听。结果，赵姓同学完成了考验，周汝昌却没有全背诵出来。当然，校长八堂兄并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向学生们替周汝昌圆场说，他讲历史入了神，却忘记了背书。而周汝昌自己，也没有感到惭愧内疚，心想让我背高年级的文言文，深奥难懂，我死背它有什么用？周汝昌对于“卖弄”、“好胜”、“竞争”一类场面上的“光荣”没有兴趣。他自负聪明之处是领悟能力胜过别人，比如说，一看就入，一学就会，一学就透……周汝昌的聪明让学校的教师们青目有加，到虚岁十五岁小学毕业时，当时的老校长陈先生带他去参加天津各小学举办的“会考”以“为校争光”。结果，各门课都成绩优异，谁知在一道答题上跌了跤：问日月食的“三方”位置，不知怎么一走神，给弄错了！因此失去了当状元魁首的荣誉。1932年周汝昌小学毕业，次年考入天津市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读作“教” ）民中学初中。这所学校是河北省的一些先生办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和京东各县乡下，而很少有天津卫的阔家子弟。学校收费很低，十分省钱，生活俭朴，校风朴实，甚至有点“村”气。校规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对“老管儿”（舍监）如老鼠怕猫，到校外必须请假，擅出校门记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这所学校其实就是一种“读死书”的“应试教育”，没有课外读物，气氛沉闷单调。但它也有特点，数学和英文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数学课程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等都采用英文原版外国教科书；英文课则除了普通英语教材外，又另设文法、作文两门专业课。这培养了周汝昌对英语的喜爱，他的英语在这所学校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周汝昌此时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几乎像个小老头儿，埋头学习，心无旁骛，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大考列榜，总平均分数98.89，从来没有低过97分。可能是受商人家风的影响，周幼章把小学毕业的孩子祚昌和泽昌分别送往木行、铁号去当学徒（长子震昌学德文，成绩优异，但早逝），后来接受一位亲戚（姓李，周汝昌叫他“老姑丈”，是早期南开学生，周恩来的同窗和契友）的竭力敦促和劝说，才从四子祜昌开始去上中学，读大学。周祜昌、周汝昌兄弟都接受了大学教育，而前面的两个哥哥则没有这样幸运。这是一段“读死书”的生活。不过对周汝昌来说，已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的四哥经常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少年读物，有茅盾等当日已成名作家的作品，有《木偶奇遇记》、《阿丽丝漫游奇境记》，还有中英文对照的外国名著……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受到了启蒙，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作业外，开始初步的文学习作，吟诗填词。不过，整天被关在校园里，对活生生的少年来说，还是闷得发慌，实在难受了，只能到“大门洞”内站一站，向校门外张望。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地，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那是有名的大刀队，后来令侵略者闻风丧胆。周汝昌等中学生看着那些练大刀的士兵，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穗，气象雄壮威武，很令少年人怦然心动。那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剽悍英武，个个皆熊虎之士！周汝昌年幼的心灵上，不由得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时，他的心中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殷勤，说明国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紧迫了。周汝昌作为一个由小学进入中学的少年，在当时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政治言行，但一种国家面临危亡的时代的思想感情氛围，却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敏感的少年人的心灵。更突出的，是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已经显露，在觉民中学的初中三年，他开始作诗填词，写文章，有一篇文章还在一个报纸上发表，“稿酬”是一本书。1935年夏，周汝昌于天津觉民中学初中毕业，秋天，以录取榜上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榜，都是第一名，领奖学金，习惯了老师青目、同学羡慕的“待遇”，这次升学考试却只是第二名，虽然也获得奖学金，周汝昌还是感到遭受了奇耻大辱。但事后想，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和名次，而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广阔的文化领域。南开中学可与觉民中学不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校风的开放活泼，学术气味的浓郁，都超出了一个中学的规模，而有小学府的气象。特别是校门外的书店，中外文学书籍和期刊，应有尽有，时常更新。青年人的求知欲和爱好文史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周汝昌杂览博读，除自己订阅了两种英文期刊和《中学生》杂志外，当日正流行的一些名作家文集如冰心的小说散文，英文原版文学名著如《爱的教育》，精刻本的《梦窗集》（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集）等古典文学作品……都兼收并蓄。学校此时已试行分理科和文科组，周汝昌选了文科，他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性之所近是在文史哲。周汝昌的英文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参加学校组织的英文翻译比赛，得到奖牌、银盾，奖牌上面有皮质的佩带，可以挂在腰上。周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紫铜奖牌，不过皮带没有了。铜牌的正面，两边雕刻着火炬，中间靠下方是一口钟的图案，斜向左，钟内的铃铛鼻正击在左壁上，让人感觉仿佛能听到响声。钟下方是一丛花叶，钟上方则一行横斜排列的四个字：业精于勤。再往上，正中间是一个大篆字：奖。奖牌的背面，一共五行字排列：第一行是“英文翻译比赛”六个字，铸印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二行是“第二名”三个字，也是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三行是“周汝昌”三个字，刀刻的阴文。第四行是“南开中学奖”五个字，凹方格内凸字。第五行是“凤祥金店”四个字，小凹字。还有一个放在玻璃盒罩内的小银盾，则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了。这时，他对何其芳的散文诗《画梦录》十分入迷，《画梦录》当时刚得了奖，报纸传媒广为报道，正是少年男女们的最爱。多少年后，周汝昌还记得自己一读之下立刻倾倒，欢喜无限，为那纯美纯情的文字所感动，特别记得其中有几句话，大意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 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这真是贾宝玉的语言，让人感叹不已，回肠荡气！这种早年的喜好倾向，与周汝昌后来研究《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特别能“入境”、能“心心相印”，也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用曹雪芹的独特话语说，这种种因缘，都昭示着“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气禀资质。周汝昌一进校门，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这些当时的文学明星曾在这所中学里讲过课，南开中学的文学气氛也可见一斑了。周汝昌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文学活动很快展开，主要在三个方面：研读宋词，写散文、论文，练习中英文对译，如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写散文摹仿《画梦录》，也写研究性的文史论文，这些初步的成果有的曾刊登在《南开高中》上。他填写的词也在校刊上发表过。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词呈送教国文的孟志荪先生，这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孟先生在周汝昌的诗词卷后题了两句：“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可见，此时周汝昌写的诗词已经有相当水平。下面是当年的两首习作：浣溪沙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瑶华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惟只愁暗识浓荫，密缀漫枝青子。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这种糅和着青春美韵和迷惘的婉约词及《画梦录》这样的散文，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又痴迷文史的少年人心灵心象的自然流露，但也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冲突。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愈来愈猖獗，但南京政府的退让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国民尤其是青年的愤激。一个寒假，南开中学的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南下请愿。铁路局不让这些孩子上车，他们就步行，走了整整一夜，清晨才走到杨柳青。周汝昌记得，找到一个小学校去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霜雪”……后来，周汝昌这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在天津附近的韩柳墅当了“学生兵”。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剃了头，穿上灰色的军装，发给真枪，但没有配备实弹，整天在空阔的野地上学习打野战，还真学了不少军事技能，如“散兵线”一类，都能熟练操作了。那还真有点辛稼轩（辛弃疾）《破阵子》和岳飞《满江红》词里的意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对青年人的体魄、意志和爱国心，这种军训当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饭量也变为大得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卷子，周汝昌后来告诉家里人，家人都不敢相信。到了卢沟桥事变① 前夕，战火真要逼到眼前，但暂时还不需要真让学生兵参战，二十九军就把这个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营解散了。长官把大家集中到操场，宣布因为侵略者逼近，为了同学们长远的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这些学生当然心中百感交集，不由得泪随声下。周汝昌到了耄耋之年，提起当年的情景，还说，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并赋诗说：“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战，敞衣曾结满襟霜。”浓郁的爱国之情怀感受，是那一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在和平年代长大、在市场经济氛围中生活的当代青少年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体会“刻骨铭心”四个字的感情分量。很快，七七事变发生，南开中学解散停办，周汝昌失学在家，只有读书自修。而第一章所述的遭遇绑票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年夏天失学回家后不久。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周汝昌在这种家国动荡不安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学文化的追求，仍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研习，诗词、散文、论文写作，以及中英文的对译上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1937年5月，汉译英林语堂的《白日梦》，就发表于《南开高中》第2卷第4期。剑胆琴心，文情艺韵，交织在一个青年的身心成长发育中，为日后的文化学术事业奠定着最初的基础。4“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乡下叫住姥家），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周汝昌），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小姑娘告辞回家，剩下魁娃一个人，立刻感到强烈的孤独，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心里还盼望她能再来，可是大人们说她家里忙，不能再来了，让魁娃大失所望，怅然无味。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到能读《红楼梦》了，看见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奇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感到真和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感受有一脉相通之处。读到贾宝玉因送秦可卿出殡到郊外农家，看见一个村女二丫头，给宝玉和秦钟示范纺车的操作，后来离开时，宝玉在车中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在说笑，“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看到这里，周汝昌就联想到自己在姥姥家陪自己玩了半天的那个小女孩走后，自己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况味，对曹雪芹生动地写出“真话真事”十分佩服。到了青少年时代，周汝昌也只能偶然瞥见邻舍的闺女因事外出——没事是不能满处乱跑的，看见那背梳着大辫子身穿朴素合体的短褂长裤——那已经是改良革新后的装束，看那文雅而有教养的行走的姿态风度，感觉到一种风度和风韵的美，并不是只单盯着脸面的漂亮。但即使这样的单纯的“审美”也是机会很少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生地春晖里老院斜对门住的一个闺女，从不见她出来，只有偶然推门把洗衣盆里的水向门外空地上泼洒时，才露出半身红衣，而如果瞧见有人在哪家门口站着，就立刻闪身进去。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惊鸿一瞥”之美的感受而怡然心动。周汝昌的青年时代，虽然已经有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在新旧转型的初期，男女大防的老规矩为大多数家庭所遵守。尤其在乡镇居住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是基本上没有自由接触机会的，正是由于这种隔离，才使青少年男女一旦有一点接触，就会产生“一见钟情”的情感波澜。周汝昌在遭遇绑票前后，与一个表妹发生过一段“恋爱”故事。这个表妹叫李存荣，是舅舅小老婆的女儿，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谓“庶出”。小时候见面的机会原本不多，后来舅舅家也迁到了咸水沽，来往就多了。在那种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很少的环境里，来往多，自然彼此就发生了相悦的情愫。周汝昌这样评述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在我，恐怕还只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诚情真意。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是小学程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美人，或名门才女……毫无此类奢望。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这不是我自高身份，对表妹是“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没有“挑选”的杂念。儿女彼此有意，双方的家长也顺水推舟。日月不居，感情渐渐积厚，似乎已经再无其他想法和变故了。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这就叫“爱情”吗？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随缘行事……不，并不是那样，我当时是很真心的。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周汝昌的情感与婚恋经历也投射到他对《红楼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上，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有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等多种多层的因素和需要在起作用，是古老中国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当时并没有时兴“结婚”这种说法，都只说“成家”。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爱情”观念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其实只有传奇和个案，在生活中不占主导，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接触的几率其实很小。即使到了南开高中，也是男女分校的。男女同学只有在化学楼扇面形阶梯教室上大课才在一起，女同学坐在后面几排，与男同学离得远远的。南开女中的学生都穿统一的校服，一律是“藕荷”色，十分悦目耀眼，男生远远地望见，不免情动于中，有的形诸咏叹，说女生的衣服如同晚霞一般美丽，有的曼声长吟：“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红楼梦》中写的正是大家族的公子贾宝玉和两个表妹林黛玉、史湘云及一个表姐薛宝钗的婚恋三部曲，都是近亲中发生的机缘，因为当时少男少女并没有社交的机会。贾蔷和龄官，柳湘莲和尤三姐，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巧合性，司棋和潘又安，也是表姐与表弟相恋，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大概贾芸和小红，倒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意味。《红楼梦》的出现，正是包含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开始思索、寻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来拜堂成亲，而在此前已经过完女方的嫁妆了。旧娶则因为娘家远，要就近打下处，三天前就把新娘接过来。这三天内，闹喜，逗新媳妇，十分热闹。三天前的新娘在娘家一般就只吃栗子鸡蛋，据说吃了栗子鸡蛋人不感到饿，同时很少结大便，这样新娘在三天内都很少上厕所，避免了老上厕所的尴尬。结婚那天，新郎家租赁的花轿出发前要找一个小童男押轿，据说可以避邪气。童男在上轿前还要拿一面镜子，在花轿里照一照，这是为了驱逐轿里可能藏着的狐妖花邪柳怪。新娘的轿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来，这叫压压性子。从门口到拜天地的堂屋，院路铺红毡地毯，因为要“脚不沾尘”。抬轿的要把大轿内的小方轿抬到院内，这叫“掐轿心子”。新娘蒙着盖头，由陪房——娘家带来的陪伴新娘的女人，《红楼梦》里的太太、奶奶每人都有好几家陪房，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和婆家的嫂子搀着，下小方轿进入堂屋拜天地。新娘下轿时，新郎还要用戏曲中道具一般的弓箭朝着新娘射一下，据说是为震慑邪祟，也为了煞一下新娘的威风。新郎和新娘在堂屋拜天地，司仪高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夫妻入洞房后并排而坐，叫坐帐。这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身披大红绸的新郎，手持一支秤杆给新娘挑去盖头，口里还要说：“秤杆秤砣本姓刘，我给新人挑盖头。”周汝昌晚年在一个《百年婚恋》的电视节目里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认识新娘子，两家就住一条街，轿子只抬着在街上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揭盖头也纯粹是仪式，并不是揭开盖头我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美人。这当然不是“旧娶”而是“直娶”了。笔者这里的描述是根据《古镇稗史》的记载，书中也说：“这是当年咸水沽镇结婚的大概习俗。镇东、镇西、围子里、围子外多少有些差别，一个地方一个样嘛。”周汝昌与毛淑仁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夫妻白头到老。毛淑仁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子女，1952年随周汝昌去四川，曾是成都市妇联的积极分子，回到北京，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装订工厂工作过，是一个气质外向颇为能干的天津女子，并不是柔弱类型。周汝昌一生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也交给妻子掌管，柴米油盐的日常生计安排和管教子女的事都是毛淑仁主持筹办。当日离科举时代尚未行远，男子结婚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大登科”那当然是指考取进士、状元，蟾宫折桂了。这就是旧时男子一生的两件最大的喜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周汝昌刚以头名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又喜结良缘，倒是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两句俗语了。5听母亲讲《红楼梦》一直还没有细表周汝昌的母亲。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 1877 ）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芳龄二十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深深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对母亲，周汝昌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每天晚上自己和三哥、四哥一起，琴笛笙箫，一时合奏，一时单演，有时还即席“创作”唱词，仿相声，模仿亲友的说话特点，夸张笑谑，逗得母亲笑声不断，真是天伦之乐融融。母亲平日极少外出，只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去过本家的一个侄孙辈家里。那人叫周大智，也许当时母亲到他家是看望他的一个什么长辈吧。记得娘为了出门，还专门找出一副新腿带换上。腿带是织的，三寸来宽，两头织成丝穗状，是扎裤脚用的。那年月不分男女，裤脚都要扎起来，不能“散脚”，散裤脚是没有教养的，很不雅观，受人嘲笑。母亲这副特殊的腿带要配上合适的出门衣裳，颜色搭配得很好。在周汝昌的记忆里，父亲的炕桌上有一部《三国演义》，而母亲的奁箱中有一套《红楼梦》。父亲的《三国演义》，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周汝昌经常翻看，欣赏那铁画银勾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父亲见了，就到西邻的文华书局给小儿子买了一套世界书局编的通俗节本小《三国演义》，装帧版式也都很可爱。那时一般的男孩子，大多会有一段痴迷《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和《七侠五义》之类英雄传奇和武侠神魔小说的历程，他们热衷于给英雄好汉排座次，如“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或者津津乐道于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不如北侠欧阳春武艺高强……就像今日的青少年会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什么“江南七怪”、“四大恶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如数家珍一样。可是，周汝昌虽然也痴迷武侠，但主要是向往侠客们那种飘然而来萧然而去的风度意境，对英雄传奇小说中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却不能如一般男孩子忘情投入，对《三国演义》的战争故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周汝昌的三哥泽昌，就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是小字石印本，有武侠类，有济公类，杂七杂八，可是他都爱如珍宝般锁着，周汝昌便没有多看——大概还是不太感兴趣，否则的话，兄弟之间，软磨硬缠，也就看了。周汝昌母亲的那一套《红楼梦》，是周汝昌的大舅，也就是李彩凤的堂兄李荫青，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来周家看望妹妹时带来的礼物。这部书题名《绣像增评〈石头记〉》，封面是精装绿色布质，上下两册，带着批语，还有绣像。扉页背面印有两行字：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上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同时也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一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一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这是一个在日本印刷的光绪本翻版，就是当时书坊里流行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本，虽说是“日本版”，却又并没有一个日本字在上面。这套书在当年自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卖本，没有什么版本价值，但时过境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旧物了。现在仍然有上册半部留存，虽说是残编缺帙，在周家却是颇有纪念意义的。幼年的周汝昌也翻过母亲的《石头记》，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感到沉闷乏味得很。——多少年以后在红学的深入研究中，才考证清楚：原来那一大篇是一段“回前批”混入正文的。——但母亲却对《红楼梦》津津乐道，经常在小儿子面前提到这部小说。给周汝昌留下终身难忘印象的，是母亲向他追述周家兴盛时期的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玲珑的小楼，有繁荣的花木，有古老的大树，春天桃花杏花，秋天菊花桂花，百花竞放时节，各院的年轻女儿和少妇们，盛妆丽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园内赏花。而母亲讲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红楼梦》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母亲还对周汝昌说，老八爷（周汝昌的祖父在本家兄弟中排行第八）很喜欢西院的侄子侄孙们，爱他们吹拉弹唱，诗文书画兼通，表现出风流倜傥；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太拘谨，古板朴素，缺少才气；最待见西院的四先生（周汝昌的堂兄，号雨臣），他爱看《红楼梦》，见人就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对母亲的絮叨赞叹，周汝昌虽然似懂非懂，但这种无形的熏陶，也种下了深远的“缘”的因子。周汝昌到底什么时候才通读了《红楼梦》，已经说不清了，但在虚岁十五岁上初中时，他自学作诗填词，那作品的格调，已经透露出《红楼梦》的影响：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描写宁国府唱戏，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宝玉又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是寂寞的，须要我去望慰她一回。第二十二回，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上演戏文，宝钗想老年人爱热闹戏，就投贾母所好，专点《西游记》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一类打斗戏，贾宝玉不满地埋怨宝钗：“只好点这些戏。”第二十三回，贾宝玉住进大观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后来经历成长的心理变迁，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他的书童茗烟把《西厢记》、《牡丹亭》等传奇和古今小说找来给他看，宝玉看得入迷，后来还有和黛玉在大观园中一边葬花一边读《西厢》的美妙文章。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听见林黛玉吟唱《葬花吟》，大为感伤，联想到将来林黛玉的花颜月貌也到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种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这些描写都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是渲染贾宝玉是个诗人哲学家型的人物，他容易沉浸在一种诗的境界里，一种诗的怅惘，一种哲学的悲伤，而不待见那些打斗性情节性的文学作品。周汝昌小时候就对《三国演义》等情节性小说感到不够亲切，只对其富有意境的插图绣像有兴趣，对《红楼梦》虽然暂时看不懂，却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沟通。这正显示，周汝昌从性分气质上与诗、与哲学、与《红楼梦》有天生的感应力亲和力。这种性格质地上的远因，就是他后来成为研究《红楼梦》和传统诗词大专家大学者的“在千里之外”、“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脂砚斋评批《红楼梦》特殊写作手法的惯用语）。当母亲用《红楼梦》中大观园里众女儿的争奇斗艳比喻周家的少女少妇，缅怀已经一去不返的家族的繁华热闹时，也就无意识地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日后他对《红楼梦》中写“家族盛衰兴亡”和“女儿薄命悲剧”感觉特别深刻，一唱三叹追索研究，其实已经肇因于此时。周汝昌的幼年时代，周家已经败落，其时人口多而收入少，各项开支都精打细算，很少有给孩子们买本新书的机会。周幼章自己的书房里，除了一部《三国演义》，也就是一本《千家诗》，一部《古文观止》，一部《诗韵合璧》，还有一函石印的《郑板桥集》。那本《千家诗》是木刻的窄册子，一点也不精美，可是其中的诗却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特别是那些七言绝句，很让年幼的周汝昌入迷。周幼章虽然也懂诗，还会作诗，但要支撑一家的生计，还有许多商业上和社会上的应酬，不可能有多少诗兴闲情。周汝昌的诗歌启蒙教育，也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母亲自学成“才”，喜爱吟咏，摹仿唐诗的音韵，念“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抑扬曼吟，声腔健爽；背诵《千家诗》里的七言绝句，更是情动于中：“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慈母的这种“诗教”像无形的春雨，悄悄地滋润了小儿子的心田，让诗的幼芽萌生滋长。周汝昌听着母亲的吟叹，翻阅着《千家诗》、《郑板桥集》和《诗韵合璧》，自己摸索，渐渐地弄懂了韵脚和四声平仄的道理，然后始而摹仿，继而创造，就这样学会了写诗填词。曹雪芹本来就是一位诗人，《红楼梦》其实是一本巨大的史诗，浸淫着馥郁的诗情画意，周汝昌幼年所遭遇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家庭熏染，再加上天分，都促成了后来对《红楼梦》和古典诗词的“因缘”和“接引”。研究《红楼梦》的种子，到他上天津南开中学时就开始萌芽了。这就是和同窗黄裳① 大谈《红楼梦》，开玩笑地创造了“红学”的英文译词Redology。黄裳在1982年2月28日为周汝昌的《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写序言，对这一段过往因缘有这样的描述：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对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那么多种多样：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伧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荪先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就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余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泉带了一本宣纸印刷非常阔大的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级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当然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周汝昌本人，对这一段与容鼎昌（黄裳）同窗谈学论艺的生活有更加深刻的记忆。容鼎昌当时脾气执拗，特别喜欢争论“抬杠”，因此得了个绰号叫“小牛儿”。那时同斋（宿舍）居住的，还有后来著名的演员、文化人黄宗江，他演话剧时男扮女装，因此绰号“小妹”。周汝昌对当年的回忆与黄裳异曲同工：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红楼梦》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让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coin（造）一个新字，叫Redology！——“Red”的意思是“红”，而“ology”正是表示“学”、“学科”、“学术”等抽象意义的英语词根。容鼎昌是满族八旗人，祖先隶属镶蓝旗，可能是驻防旗因而落户于京畿 —— 这或者也是他喜欢谈《红楼梦》的一个诱因——少年时体质壮实，方脸，大眼睛，长睫毛，闪闪有神，流露着聪慧之气，自小爱书如命，后来成为著名的散文家和藏书家。当年他与清秀的周汝昌都是翩翩年少，两个少年饭后散步谈《红楼梦》，这一段佳话，真是当年南开中学的一道风景，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了文化的美丽，永远。6初入燕园足风流周汝昌1940年秋天正式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因成绩优异，文学院院长周学章批了“全免”的奖学金额。周汝昌从小学起，总是因成绩好而享受奖学金，给家中省了一笔开销。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址，本是清朝的几座皇家园林再加一些新建的楼舍组成的，校园内行行绿柳，处处朱栏，湖中碧波荡漾，塔影悠悠，亭台楼阁，散落点缀。这些风华正茂的学子们处身其间，又惬意，又兴奋，当真有了一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豪情远志，激发起自命不凡要努力学习以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野心。对热爱文史而且已经才情发越的青年周汝昌，进入燕园就读，当真是“得其所哉”。周汝昌不止一次回忆和感叹对母校的一往情深和无限眷恋：“燕园才是我的‘学术人生’的起步和成长的美好家园故土，也是我的‘精神乐园’。”那美丽的校园，丰富的藏书，卓越的师资，自由的讨论，浓郁的学术氛围，对那些有天分有才情的莘莘学子来说，真是天堂一般的境界。周汝昌的中文好，英文也好。他一入学，就因入学考试成绩特别优异而获准一门必修课“大一国文免修”（ Freshmen Chinese Exampled ）。“大一英文免修”（ Freshmen English Exampled ）的资格开始没有得到。英文课的老师是Mr.Ridge，英国人，曾是英文版《北方中国之星》（ North China Star ）的主编，跛了一只脚，讲课态度严肃。上第一堂课时周汝昌坐在头排，对口语提问都抢先回答，而且答得十分流利，到第二堂课时，Mr.Ridge见周汝昌仍然坐在头排，就对他说：“你不要回答了。”言外之意是要让别的学生都有练习的机会，在下课时写了一张字条，让周汝昌去找系主任。系主任是Mr. Harold E. Shadick（谢迪克，后来是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名教授），周汝昌也听过他的莎士比亚戏剧课。他见了条子就对周汝昌说：“你的大一英文免修了。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见Ms. Speare吧。”Speare女士教19世纪英美文学课，见又来了一个学生，心中十分高兴。周汝昌则有些疑难地问她自己上这门课是否会有些吃力。Speare女士笑容满面地回答说：“I don't think so.You are welcome to my class，since your English is so quite qualified…”（我不这样想。既然你的英文这样好，欢迎你到我的班上…… ）不过，周汝昌听下去，觉得Speare女士讲课并不精彩，因此兴趣不高，成绩也就平常。他喜欢的课是谢迪克老师的莎士比亚戏剧课，听得十分入迷。谢迪克是地道的“不列颠”口音英语，周汝昌受其影响，讲英语也偏重英国发音。作为燕京大学的“新鲜人”（ Freshman，意为一年级新生），在1940到1941这一年中，周汝昌还有一件堪可记述的“优胜事略”：参加国剧社粉墨登台演出。大学里都有各种社团，对刚入校的新生，各社团都大力宣传，招兵买马，今天的各大学仍然如此。周汝昌受遗传和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对音乐和戏曲情有独钟，他刚入校就加入国剧社是很自然的。除了古琴和筝之外，周汝昌对各种民族乐器也有所涉猎，所谓哀丝豪竹，颇得“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诣。对津门特有的法鼓—— 大鼓、铙、、铛、也很拿手。但对“管子”—— 大型吹奏乐器则不在行，因为身体清瘦，缺少吹奏乐所需要的充沛气力。报名参加燕京大学国剧社，第一次聚会活动的地点在“岛亭”，这是俗称，正名是Luce Pavilion（鲁斯亭）——因为是美国人鲁斯先生捐款修建的。作为新成员亮相，周汝昌唱了一段《汾河湾》里的青衣。这是一个唐代的故事，说的是一段夫妻父子的传奇经历。薛仁贵投军后，妻子柳迎春在寒窑生下儿子薛丁山，长大后每日打雁养亲。后来薛仁贵功成封爵，回乡探亲，行至汾河湾，遇薛丁山，忽然有猛虎出现，薛仁贵发袖箭射虎，却误伤丁山致死。夫妻二人在寒窑相会时，薛仁贵见床下男鞋心生疑虑，柳迎春说是儿子的，薛仁贵要见儿子，才知道就是被自己误伤的少年，夫妻二人不禁大为悲伤。周汝昌所唱就是柳迎春的段子：“娇儿打雁无音信……”剧社的领导田淞评价说，还行，只是嗓子还没有放开——意思是潜力还可以发掘，还要继续努力。不过，后来的几次正式“彩唱”，周汝昌却不再唱旦角，都是唱的小生：在《虹霓关》里扮演王伯当，在《春秋配》里扮演李春发，在《三堂会审》里扮演王金龙。《虹霓关》和一次《春秋配》是在燕园演唱的，地点在贝公楼大礼堂；另一次《春秋配》是在北平城内东三条的协和小礼堂。演唱《三堂会审》则是后来的事了。《虹霓关》是隋唐之际的故事，秦叔宝（秦琼）带领瓦岗军攻打虹霓关，关上守将辛文礼出战，被秦琼手下的王伯当射死。辛妻东方氏为夫报仇，阵上擒获王伯当，见王相貌英俊，让丫鬟说合嫁与王伯当归顺瓦岗寨。在洞房中王伯当指责东方氏不报夫仇，将其杀死。《春秋配》演的是明代书生李华（字春发）与两个女子姜秋莲、张秋鸾之间悲欢离合的大团圆故事。《三堂会审》是明代故事，说吏部尚书的公子王金龙与妓女苏三（艺名玉堂春）相爱，历尽种种坎坷曲折。王金龙后来当了巡按，而苏三却被鸨儿卖给山西商人沈燕林作妾，沈燕林被正妻皮氏与其奸夫赵监生毒死，苏三反被诬陷为下毒凶手，王金龙与藩司潘必正、臬司刘秉义三堂会审苏三，终于使苏三平反昭雪而团聚。这些戏曲故事，其思想内容在今天看来当然是精华和糟粕杂糅，但当时却是非常流行的，而中国的戏曲，其艺术魅力主要在唱、念、作、打的表演，那种在哼唱比划中蕴藏的浓郁的诗意，故事内容其实是次要的。周汝昌痴迷演戏，也有自幼环境无形影响的因子，他年幼时，母亲常有意无意给孩子唱戏曲听，也是排遣闺中情怀吧。给周汝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母亲唱《春秋配》：“李春发，在荒郊、扬鞭马，猛抬头、观则见、大姐妈妈；年长的、也不过五十上下，年少的、约只是、二九一八……”母亲那悠扬的声韵，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幻化为场景和形象，仿佛看见荒郊野外那个头戴公子巾的李春发和逃难的姜秋莲及其乳娘相遇……所以周汝昌很小就十分迷恋那戏剧里的公子巾，希望自己也能戴上一顶表演一番。没想到在燕园，这个幼年的愿望得到了实现，其少年人心情的兴奋和得意是可想而知的。第一次演完《虹霓关》，下场卸妆净面后，周汝昌来到台下找个座位继续看戏，旁边是同级学地质学的一个女同学，她激动地对周汝昌说：“你演得太好了！”周汝昌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嘴上谦虚客气，心里却说：真是高山流水有知音啊！几次“下海”当票友，周汝昌对《春秋配》最有感情，印象更深，这当然和对母亲的回忆与眷恋有关。当年母亲一时学唱李春发的唱段，一时又学那乳母抢白李春发，一时又模仿李春发因遭误会而说“小生拉马去也！”的悠长声韵，都印在了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所以，周汝昌对《春秋配》里的唱词，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特别是那段西皮原板和过门夹白。蒙君子、致殷勤、再三问话，虽则是、男女别、不敢不答。——（过门小生夹白）大姐家住哪里？——家住在、罗郡城、魁星楼下；——令尊何名？——儿的父、名姜绍、贸易天涯。——大姐不在闺中，来到荒郊则甚？——在家中、受不过、继母拷打，因此上、到荒郊、来捡芦花。周汝昌深情地回忆说，这段原版，不繁不赘，神完气足，实为名曲。加上和自己联袂演出扮姜秋莲的女同学卢鹤松有一副好嗓子，嗓音宽厚亮丽，而且是越唱越亮，真让人魂消魄散。周汝昌在燕京大学演戏以及他对戏曲的爱好，他的燕大同学石建国① 老先生于2004年9月30日和10月2日给笔者写来两封信，提供了一些情况。今将两封信的有关内容转录于下：我和周汝昌先生“三个三同”：①同乡，天津人；②同学，燕京大学同学；③同事，在天津海关（当时不知，因部门不同）。业余爱好也是“三个三同”：①京剧。他和名票张伯驹在一起，他说他会唱《二进宫》的生、旦、净的三人联唱，但净他则唱不了，不是不会，而是气力不足。伴奏方面，弦乐（京胡、二胡、琵琶）、笛、箫他都行，但管子不行，也是因气力不足。我是仅在台上演个丑角而已，伴奏的方面一点也不会。②曲艺方面，同爱好。他懂得伴奏三弦，指法甚精，台上有失误时，他能指出，我仅仅是爱哼唱，爱研究曲的词句。③我们都爱听白云鹏的京韵大鼓（今应当叫“大鼓书词”），我对此也是不通伴奏。好的大的方面我们虽然相同，但细微之处则相差太多。人家错了，他能指出，我常说这是“曲有误，周郎顾”。周汝昌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和作家黄裳住同屋，同时同屋的还有黄宗江（他的表弟李金柜告诉我的），目前李金柜早已物故。黄裳于2001年12月21日在《今晚报》上登了一篇《在天津听戏》，里边说他看了周瑞安的《金钱豹》之后，回校后在宿舍里把被褥叠起来，模仿剧中孙悟空的枪背接叉，“曾为同寝室的周汝昌所笑”。周汝昌在燕京和我同学时，曾在校内的国剧社彩唱过《春秋配》，扮演李春发（男主角），女主角姜秋莲由女同学卢鹤松扮演。还在校内演过《虹霓关》扮王伯党，卢鹤松与其妹卢鹤柏扮东方氏和丫鬟——丫鬟也是一个硬配角。两剧都有剧照，存至今日。与同学卢氏姊妹近年还都有一定的联系。周汝昌对传统戏曲的爱好，后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融化为他所标举的“中华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他在一篇名为《反二簧与狱神爷》的文章中对谭叫天的《碰碑》和梅兰芳的《宇宙锋》、《黛玉葬花》、《女起解》都津津乐道，其中有这样一段：“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样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1994年笔者代《太原日报》文化版的编辑安裴智向周先生为该报副刊约稿，周先生首先写了一篇《太原随笔》。这篇文章又一次提起了京戏《女起解》，说：“这出戏我很入迷，不但大段反二簧十分过瘾，整出戏也是一首诗，那么浓郁的诗境……鼓板一动，丝弦儿响了，—— 还有一副醉人的小铜撞钟儿增益了节奏之美。只见场上一个苏三玉堂春，柔肠百转，自悲自苦，那反二簧慢板的行腔，真够上一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点儿不虚，不折不扣。那女子樱唇慢启，柳眉萦逗——脸上口里，无限的衷肠心曲。她记挂着王公子，（还梦想不到她到了太原，在按察院大堂里见着了他！）临末儿，她唱的是：‘我这里，跪庙前，重把礼见；尊一声，狱神爷，细听奴言：保佑奴，与三郎，重见一面；得生时，修庙宇，再塑金颜。’”199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艺术》里，其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的标题是“鼓音笛韵”，说“有充分理由表明雪芹最迷中国长笛的音韵”，从戏曲音乐的角度解释欣赏曹雪芹写小说的情节艺术，而把其美的核心归结到“诗化”。书中其他章节还举出《红楼梦》里的许多描写艺术与戏曲的“诗化”表现一脉相通。比如贾宝玉出城私祭金钏，“只见宝玉遍体纯素，从角门出来，一语不发，跨上马，一弯腰，顺着街就赶下去了”，说这才是“诗化”的极致，因为这是“诗化那人物的一切言词、行动、作为、感发”等。周汝昌感慨说，一些影视编导等文艺界人士对“诗化”的反应总离不开“一片湖波，柳丝拂水……”、“一座花园，花木楼台，山石掩映……”之类，对人物行动的诗境则全然钝觉。“这使我深感失望，也倍加思索，在我们中华传统戏剧舞台上，昔时的艺术大师们创造的那些奇迹……如果只知道杜丽娘与春香二人‘游园’那叫诗境，就必然不能懂得‘山门’的鲁智深、‘夜奔’的林教头、‘起解 ’的玉堂春（苏三），那才是真正的诗境。为什么说这是诗境？因为这早已超越了西方戏剧理论观念的‘逼真’与‘再现’的艺术层次。一个粗鲁胖僧，不守戒律，抢酒喝醉，拆亭毁寺……这怎么‘逼真’、‘再现’？再现了能让观众在台下‘击节’审美大大享受吗？落难逃命、慌不择路、残月昏宵，人亡家破，急奔梁山……冤沉大狱，诬为杀夫，受尽屈辱，发解太原，自忖自祷，柔肠百结——这不幸之妓女，是个蓬首垢面的死囚！要把这些‘逼真’‘再现’？怎么可能？有何看头？可是请你看看咱们中华文化的舞台艺术吧！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个什么奥秘？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智府灵源中的善于‘诗化’的宝贵质素和本领才华。《红楼梦》则是在小说领域中的一个特立独出的范例。”可以说，对戏曲、曲艺等中华传统艺术的修养，在周汝昌漫长的人生中，逐渐从一种业余爱好上升为融进血液里的美学因子，自然如行云流水，默默而汩汩地化入了他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大河之中。7沦陷期的挣扎和奋斗1940到1941年这一年入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光，是周汝昌一生中少有的情志勃发、心情单纯快乐的日子。但好景不长，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瓦胡岛南部的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美日交恶，占领北平的日本人很快解散封闭了燕大。周汝昌上学才一年，又失学回到了咸水沽。而此时的周汝昌，已经不再是无牵无挂的青年，不仅“为人夫”，而且“为人父”了。1941年5月7日（阴历四月十二），周汝昌、毛淑仁夫妇的长子喜临出生于人世。虽然是天下动荡，对周家来说，喜得麟儿总是一件可庆贺的事。周幼章很疼爱这个孙子，他毕竟是幼子的第一脉血胤，给孩子起名“喜临”，那情态也可见一斑了。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孩子患病，也就是感冒发烧一类，但后来转为脑膜炎，找医诊治，结果吃多了凉药，造成了聋哑。而且医生和家人一开始并没有发觉，到孩子逐渐长大，才发现了这个让人痛心的事实。1943年1月3日，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这次是个女孩，取名月苓。周汝昌已经有了“家庭负担”，他失学后不能再坐在家中白吃白喝，必须找工作糊口养家。天津和北平都成了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从1942年到1945年，周汝昌先后做过咸水沽小学的教员、同立木号的司账员、为中学当编外教员给人补授功课等临时性职业。身在沦陷区，心情是郁闷的，也未尝没有上战场杀敌报国的青年人的雄心。但是，周汝昌已经不是单身，赡养妻儿老小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没有赴大后方参加抗战，或者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中，“参加革命”也是有各种机缘的，但要受各种主客观条件诸如地域、家庭、朋友、社会交往等偶然因素的制约。但一个爱国心不泯的青年，在沦陷区苦熬岁月，那是异常痛苦的。周汝昌不愿意报考敌伪办的大学，宁愿谋点小事情糊口，也有作“护身符”、“隐身草”的作用，因为那时敌伪的“新民会”总在搜寻那些不在校的青年学生，强拉去为他们服务——也就是当“汉奸”了。有一段时间，为了逃避敌人搜寻，周汝昌曾躲进暗室，不敢出门，那当然也十分憋屈难受。那时，周幼章也很关心抗战的形势发展，给周汝昌订了报纸，希望知道一些情况。可是报纸都是敌人办的，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提到英国、美国，都是辱骂的语言，连“英”、“美”二字前面，都要加上“犬”字偏旁，比为野兽。从这样的报纸上，当然不可能了解实情。周幼章抱怨儿子，看了报纸，一点也不给人说。其实周汝昌实在是没法说。后来周汝昌想法弄了一个“耳机子无线电”——收音机，深更半夜秘密收听大后方的广播，从敌伪的立场说，就是“收听敌台”了。当周汝昌第一次收听到千万里之外的中国政府发出的微弱的声音，听到岳飞《满江红》乐曲的广播，那低沉、庄严而又雄壮的旋律和唱腔，不禁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有一次，他偶然看到了已去大后方的老同学容鼎昌为黄宗英创作的剧本写的序言，更是热泪盈眶，对他们又羡慕又怀念。这个时期，周汝昌写了不少表达亡国苦痛和爱国激情的诗词。下面引录两首：次和羡季先生杂感诗二首一心焰难随意气寒，泪澜不逐墨花干。当前有句非新得，到此无人是故欢。一带重云山外结，十年流水镜中看。依然霜月栏杆下，深抱朱弦未忍弹。二身世幽燕近市城，江乡诗思久曾听。山川风物非无异，节序门闾定有情。北地那堪庾信住，中原仍诵岳飞名。来朝依旧尘沙里，浪向宵分说改更①。这位“羡季先生”是谁呢？就是别号“苦水词人”的北平名教授顾随。周汝昌这时和他开始了鱼雁传书的学术因缘。顾随字羡季，生于1897年，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一岁，是个才子型的学者，对诗、词、曲无不擅长，尤以词曲声誉甚隆。他在燕京大学开设“词选”课，还在好几个学校兼课，那时的不少教授儿女多，家口拖累沉重，谋生也并不轻松。“苦水”是“顾随”的谐音，因为燕京大学的文件都是中英文并列，顾随的英文姓名写成Ku Sui（当时的拼音法与现在有所区别，按现在汉语拼音，是Gu Sui ），流传成“苦水”了。大概顾随自己也喜欢这种音讹，因为这颇能表现出一点人生的甘苦况味，他又号“倦驼”，可见其对人生艰难的寄托寓意了。周汝昌躲在家里自修，心情苦闷而求知欲强，就冒昧地给顾随写信，很快得到顾随的热情答复，两人从此鸿来雁往，作诗唱和，讨论学术，相契日深。他们在诗词中抒发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不敢表达得太直露，就用燕园作祖国的代名词。顾随的诗词中总是提到“燕园罢讲”，或“郊西罢讲”，有一首小词抒写黍离之感，其后半阕说：“南浦送君才几日，东家窥玉已三年——嫌他新月似眉弯！”用“东家”比喻东邻日本的侵略，言微旨远，让周汝昌激赏不已。周汝昌青年意气，自然也写了不少，有一首怀念燕园的古体歌行，想象一位燕大的老工友向自己诉说被迫封校后的凄惨悲凉，蓬蒿狂长，狐狸兔子出没，用以暗指那些占领校园的日军和汉奸“学者”。周作人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任日伪北京大学教授和日伪华北教育督办的职务。这个时期的唱酬作品，周汝昌曾手抄为一册《沦陷集》，此后的《燕园集》则在“文革”中毁掉了。也有学术商酌与互相激励，其中同样饱含着不肯吃侵略者的“周黍”而宁愿在钻研民族学术文化中求得寄托的情怀襟抱。周汝昌当日在家中撰写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词作笺注稿，顾随题写了五首绝句予以勉励，其中两首是：一北风卷地扑高枝，岌岌吾庐尚可支。我有一言君信否：谋生最好是吟诗。二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周汝昌与顾随的交往，一直延续到顾随于1960年初谢世。顾随给友人的信中曾说：“有周玉言者（天津人），燕大外文系毕业（毕业论文，是英译陆机文赋），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皆好，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而周汝昌也深情回忆顾随的丰采：“顾先生上讲堂之后，全副精神，全部感情……就是一个大艺术家，具有那样的魅力。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老师之声音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1945年10月12日，第三个孩子丽苓出生，这次又是个女孩。添人进口，固然是喜事，但压在周汝昌肩膀上的人生重担也更沉了。这年冬天，周汝昌考取了“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在天津海关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天津海关的职业，并不是日本人的伪职，而是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抗战已经胜利后的事情。那时经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混乱岁月，散军杂牌的侵扰惊吓，沉闷已久的海河上空，老百姓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然后就看见了一小队飞机自海塘、大沽方向朝天津飞来，再由天津飞向海口。后来才知道那是“盟军”（美军）已经抵达天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前来接管曾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城市，原来驻扎的一排日军也从周汝昌家乡附近的军营里悄悄消失了。抗战胜利后的“津海关”张贴出广告，代一个名叫“敌伪物资接收管理局”的机关招考工作人员。在亲友的怂恿下，周汝昌参加了录用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用。第一名叫商文藻，是敌伪海关原职员刚被裁退的，他有工作经验，拔了头筹。对于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周汝昌在八十六岁的耄耋之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周汝昌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周汝昌回答说，一生最高兴的事情有几件，而最早的一件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上街游行庆祝，那真是发自心底的激动、狂喜、幸福、兴奋！其他几件高兴事则是1947年发现敦敏《懋斋诗钞》、1953年从邮局取回新出版的《〈红楼梦〉新证》、1970年听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调自己回京。在考取“津海关暂用外勤助理员”报到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有趣的插曲。被录取者中有许多是原日伪时期就在海关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裁退又重新报考的旧任职员。这些人对海关的工作情况很熟悉，周汝昌则是一个“新手”，对工作内容一无所知。出来一位海关人员对新录取者询问情况，分派职务，挨个儿点名、打量、谈话。周汝昌印象中，此人身材相貌都很“顺眼”，魁梧端正，说话也和蔼，因此在问答时，周汝昌不禁想显示一下自己，侃侃而谈，从容自若。当谈到分配到哪一“组”去工作时，周汝昌问具体都干些什么，那人回答说是跟随大车协助关员等人去查仓库、点货、列单、编号等。周汝昌立刻回答说：“我不干了——我辞职。”旁边那些一同被录取的人听周汝昌这么说，都又吃惊，又好笑，心想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个傻瓜。那位关员的脸上也露出惊异的表情，不过他没有说“那你走吧”，而是想了想，问：“你是愿意在办公室做内勤工作？”周汝昌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并不知道“内勤”具体要干些什么。那个关员微笑着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助理员，怎么又不干了？”周汝昌回答说：“我知道。我应考是试试，今天真不愿干这个了。”关员说：“你等等。”转身离去，不一会返回，对周汝昌说：“杨主任要见你，请随我来。”周汝昌在办公室见到了戴着眼镜颇为威严的杨主任。杨主任一口京腔，但从咬字能听出是南方籍贯。杨主任询问为什么不愿做外勤，说“你考的就是外勤”，周汝昌年轻心热，把这位杨主任当作抗战后方来的亲人，倾吐自己在几年沦陷中暗室偷生，努力学习的情况。杨主任没听几句，就打断说：“就不要说这些了，等调来你的卷子看看。”听差不一会就拿来考卷卷宗，杨主任找出周汝昌那一份翻阅查看，周汝昌从旁边偷眼一瞥，见右上角的一个分数是“97”。杨主任看完考卷，抬起头来对周汝昌说：“那你就在屋里吧！——明日一早来上班。”周汝昌在大办公室做起了“内勤”，与一位姓姜的同事一起，整天忙碌着写信封、发通知存栈的货单——这都是些和敌伪没有关系的商人自己存在仓栈的私产，但要不被政府视为匪产没收，商人们必须办理提货手续——当然是要纳税金的。工作不重，事情简单，周汝昌干得也挺来劲。但不久，因为与同事向上级“索薪”，周汝昌又“失业”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机构，天津人谐音叫“劫收”。这个“津海关”招收了新员工，却不按原规定发满薪，每月扣钱。此时的钱已经变得十分“毛”，政府今天发行“法币”，明天又发行“关金券”，名目花样翻新，实际上是对老百姓巧取豪夺。因为每一改“新币”，老百姓就得把几十、几百的旧币换成“新”的一元钱，遭受巨大损失。“津海关”扣薪不全发，让这些小职员更是雪上加霜。员工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周汝昌与商文藻这两位考试录取的“榜眼”和“状元”，就起草申诉信，向上海的总税司丁贵堂申诉，要求命令“津海关”履行招聘时的条件。申诉信中英文一式两份，由周汝昌起草，商文藻负责打字成文。但其他同事却都不敢参与或协助出力。而且还有一个姓魏的装作同情，打听了情况后就向上司“打小报告”。结果是，“津海关”的税务司司长召集员工代表到大厅开会“训话”，打官腔，企图将这些人威吓一番了事。一二十个员工代表都鸦雀无声，不敢抗争，害怕丢了饭碗。周汝昌又站出来侃侃而谈，据理力争，把税务司长说得张口结舌，只好由一个手下人说了几句门面话下台阶。但没过几天，周汝昌的办公桌就被“调动”到一个后面的冷落大屋子，再无事可做。不久就宣布“接收”事务的工作量已经越来越少，“助理员”要分批裁减了。不用说，第一批被裁退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汝昌。而没有被裁减留下继续工作的职员却被加补了薪水。8重返燕园被“津海关”裁退，对周汝昌来说，其实是一件人生幸事。因为如果就这样长期干下去，很可能就不会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了，大概仍然会成为一个业余文史爱好者，但那情况可就迥然有异。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因为一时失算，中途从大学退学，就业谋生，从此就走了另一条人生道路，虽然后来也在红学研究上做了许多工作，到底与专业学者有区别了。辞职回家，就想到向燕京大学申请复学。但校方回复说，你提出申请的时间太晚，已经过了旧生回校续读的规定期限，要上学，必须按插班生对待重新考试。周汝昌最不怕的就是考试，而且阅卷子的其实是周汝昌已经留校担任教职的原来的同学。1947年的秋天，正是香山红叶如火如荼之时，周汝昌重新回到燕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这次入学，原文学院长周学章已经作古，周汝昌是通过周学章的夫人许淑文联系返校的。办完手续后见时任文学院院长梅贻宝先生，呈上了各种单据、选修课表由院长签字确认，才算正式入学。梅贻宝看了周汝昌的申请书，很欣赏其表述文笔，对助手张光裕夸奖说：“这是个才子。”1940年第一次考进燕京大学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汝昌没有见过校长司徒雷登（ 1876—1962 ）。这第二次入燕园，则有一次拜访司徒校长的经历。那是当年的圣诞良宵，燕园有个风俗习惯，这一晚凡外籍教师都要敞开门户，张灯结彩，欢迎同学家访。有一个同年级同学周培章，也是二度返校的，他抗战时参军，在南方见过司徒雷登，就约了周汝昌去司徒雷登住的临湖轩拜访校长。周汝昌那时的英语口语很好，曾在英语训练辩论课中赢了当过美国兵的同学黄再兴。但这次初见司徒雷登，周汝昌却有点嗫嗫嚅嚅，主要是周汝昌不知道该如何讲自己二度入校的复杂经历。幸亏周培章在旁边圆场，替他介绍了几句，周汝昌才从激动中镇定下来，用英语和司徒雷登说了几句。司徒雷登立刻听出他的英语很好，就称赞说：excellent. 这句称赞让周汝昌印象深刻。1949年以后，周培章去了香港，后来曾托同学带给周汝昌一封信，还附有一纸英文短柬，是司徒雷登写给周培章的。周培章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周汝昌，自己又和老校长联系上了。1951至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陆志韦（ 1894—1970 ）为燕京大学校长，他是个语言音韵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在1941年就曾当过代理校长，处理一个日本人撞死一名燕大学生的事，陆校长严肃沉痛的讲话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周汝昌曾去过陆校长家一次，还保留有陆校长的一纸手迹，是通知周汝昌获得奖学金的事。不过，再一次重返燕园，周汝昌的心境情态却和第一次入学时大不相同了。六年过去了，是饱经战火失学躲藏辗转求职动荡不定愁烦忧愤的六年，是生理和心理发育都从青年向成年转型的六年，这一切都早已在心灵中烙印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痕迹。用周汝昌后来自我回顾的话就是：身世沧桑，伤情易触，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一种“消沉”的悲怀。对这种悲怀情绪的排遣，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宣泄转移，可以是酒，可以是色，可以是赌博，可以是放浪形骸，可以是文学创作，可以是搞学生运动参加革命……但这一切都不适合周汝昌。他的性格、气质、兴趣、趋向和以往的经历决定了他只能以另一种方式消解生命的郁闷，使被压抑的生命活力得到升华。这就是一头钻进燕京大学图书馆——当时全国第一流的大图书馆。恢复后的燕京大学，有名的老师走了不少，教学效果也不如过去那样多姿多彩吸引人，教学活动本身已经不能让周汝昌满意，他更多的时间消耗在了图书馆的大量阅读之中。同时，有了六年来的自学积累，周汝昌已经不是一个只知道“被动学习”的学生，而开始一种富有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习——他走上了文史考证之途。西语系的学生，却去作中国古典文史的考证。虽然不是十分自觉，这个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凤头”，就奠定了一种中西文化互相比较参照的向度，并且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是一种从“体悟”出发的考证。这一点，对于日后周汝昌全部的学术活动，对于形成他治学和写作的“个性”，具有深刻的意义。周汝昌第一次研究考证的题目是针对一个砚台的铭言。这个砚台是年前在津海关当助理关员时，在下班的路上，他见一个人在摆地摊，没几件东西，但其中有一方砚台，很重，很黑，背面有淡黄色的纹理。这方砚台引起了周汝昌的兴趣，仔细端详，砚台墨池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墨池旁边刻着三方印章，分别是：“吴桢”、“周生”、“大雅”。左上方则刻有精致的小字铭言：“雍正乙卯得于西小市① ”。但砚台背面又凿雕出一方小凹，刻着草书铭文，字体则很一般。周汝昌当即和卖砚台的人讨价还价，把这方砚台买了回来。砚台上刻的这个“吴桢”看来是真名实姓，但他到底是何朝何代之人，具体情况如何，这是个可以考证的题目，虽然不大，却也很有趣味。周汝昌就开始考证这个吴桢。同窗孙铮② 认为这个吴桢就是《皇明从信录》的作者 ——《皇明从信录》是一部记述明末故典逸史的书。周汝昌顺着这条线索，翻查典籍，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下了一番功夫，写成了一篇《吴桢考》。但后来继续考证，却发现这个砚台上的吴桢，与写《皇明从信录》的那个吴桢毫无关系，而是另一个人，是明代的一个古书旧物的收藏家，与当时的著名文人陈继儒同时，“周生”就是他的别号。故宫里旧藏日珂罗版影印的《兰亭序》上就有这位吴周生的收藏印记，在《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查到他的名字。再进一步考证砚台背面凹处草书铭言，原来是后人添刻的——从当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的砚铭中摹写来的，此外还伪托了另一个名家的款记（是哪一个名家周汝昌已经记不清楚，而此砚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下落不明，无法再核查）。这当然是市贾作伪，企图抬高其价值，实际上却是在这件古文物上佛头着粪，大煞风景。一个砚台上的人名，要考证清楚，却如此周章曲折，费心费力费时，还走了不少弯路。这次小小的经验教训，让周汝昌体会到考证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全身心投入，全方位考察，多角度思考的工作。作考证的人要有丰富渊博的知识和学问，要有尊重事实、客观理性的态度，还要有能从各种复杂的表面现象中辨别真伪、祛除迷雾、分析是非的本领。历史是混杂的，沉积的，真理往往隐藏在厚重的沉沙泥垢之内。不过，这第一次考证的曲折经历，并没有让周汝昌知难而退，反而使他萌发了更加强烈的考证兴趣。而不久，他就有了一次重要的发现，而这次发现，标志着他从此将走上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道路，并成为毕生最主要的事业。当时，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已经行世多年，这本书于1921年5月（民国十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卷首和同年亚东图书馆版《胡适文存》卷三中出版面世，篇幅并不大，一共只有不足三万字，其实只是一篇论文，但这是“新红学”的开山之作。两年后（ 1923年4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共十五万字。这两本书标志着《红楼梦》研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阶段。这也就是所谓“新红学”取代“旧红学”，或“自传说”取代“索隐派”的一个学术纪元的新旧转换。在这两部书出版之前，对《红楼梦》思想内容的理解和评论，盛行的是“索隐”。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几种说法。一是“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性德家事说”。明珠是满洲正黄旗人，姓纳喇氏，由侍卫累官至兵部尚书，在朝廷讨论撤吴三桂等“三藩”的朝政应对中受到康熙皇帝的欣赏，调任吏部尚书，授武英殿大学士，后来担任重修《太祖太宗实录》、编纂《大清会典》和《平定三逆方略》的总裁官，加太子太傅，晋太子太师。虽然曾一度被御史郭琇参奏结党营私而革去大学士，但后来随康熙亲征噶尔丹运饷有功，又恢复原来级别。纳兰性德是明珠的长子，康熙十二年进士，官一等侍卫，是清初著名的诗词作家，特别是词集《饮水词》，更是享誉甚隆。纳兰性德的诗词作品所体现出的情调，和贾宝玉颇有些像，他只活了三十岁就短命而死。据说乾隆皇帝读了《红楼梦》后说：“此盖为明珠家作也。”由于明珠家由盛到衰，而纳兰性德性格像贾宝玉，也有一些悲剧性爱情传说，所以这种附会越传越神。另一种有影响的索隐派说法是“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王梦阮和沈瓶庵著《〈红楼梦〉索隐》所主，于1916年（民国五年）由上海中华书局铅印出版。《索隐》提要中说：“吾闻于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清世祖就是清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本来是一个满族官僚的女儿，内大臣鄂硕之女，先嫁于福临的弟弟襄亲王穆博果尔，在穆博果尔生前，顺治就爱上了这个弟媳妇，穆博果尔忧愤而死后，顺治就把弟媳妇纳为妃子。可是在传说中却把这个董鄂妃说成是明末清初的名妓董小宛。其实董小宛比顺治帝大十五岁，她死时顺治帝才七岁，她本来嫁给了江南才子冒襄而且一直没有离开过，可以说与董鄂妃风马牛不相及，但民间传说却说得有板有眼。《〈红楼梦〉索隐》就持这种观点。第三种是蔡元培著的《〈石头记〉索隐》，于1916年（民国五年）在《小说月报》1至6期连载，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红楼梦》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书的宗旨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认为贾宝玉是影射康熙废太子胤礽，十二钗则是清代的十二个文人朱彝尊、高士奇、徐乾学、姜西溟等，说“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由于蔡元培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很高，《〈石头记〉索隐》宣传民族主义，与当时推翻清王朝而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很热销，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已印行第十版。第四种是邓狂言著的《〈红楼梦〉释真》，于1919年（民国八年）由上海民权出版部出版。此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说曹雪芹“增删五次”是写了“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说贾元春影射明代末帝崇祯，迎春影射福王，探春影射唐王，惜春影射桂王，即所谓南朝三王。而贾宝玉既影射顺治又影射乾隆，迎春、探春、惜春又分别影射吴三桂、吴应熊、郑成功、耿精忠、尚可喜等人。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就是针对这些索隐派的观点，通过对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指出索隐的方法和结论都十分荒谬；而正面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写“家史”和“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补的基本认识。胡适是“历史考证”，他主要是对《红楼梦》的作者家世和版本区别作了初步的探索，指导性的治学思想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或曰“实用主义” ），实际上也是对乾隆、嘉庆年间的传统考据学即“乾嘉学派”的继承发扬。表面看来，索隐派也承乾嘉学派考证的余绪，但它走了偏锋，将考证变成了漫无边际的索隐猜谜。《〈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12日“改定稿”的最后结论里，胡适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作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我的许多结论也许是错误的，——自从我第一次发表这篇《考证》以来，我已经改正了无数大错误了，——也许有将来发见新证据后即须改正的。但我自信：这种考证的方法，除了《董小宛考》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则是“文学考证”，主要着力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情节、风格等内容和艺术方面的比较，从文本的角度证实和加强了胡适的结论。刘大杰致俞平伯信就已经明确说：“胡适之先生是外面书上的考证，先生是从内容的研究，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做的。”（ 1925年5月26日北京《晨报副刊》一一六号）经过胡适和蔡元培的辩论，特别是俞平伯的文本实证分析，曾经影响广远的“索隐派”就逐渐式微，退居边缘地位，“自传说”逐渐上升为学术主流学派。不过，从1923年《〈红楼梦〉辨》出版，到1947年，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而胡适和俞平伯虽然也发表过一些后续文章，但数量有限，在《四松堂集》以及庚辰本和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后，缺少具有震撼力量的新材料、新论证，“新红学”的进展其实有些停滞。而另一方面，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发挥着影响，如《〈石头记〉索隐》不断重印，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1934年西京出版社出版了景梅九的《〈红楼梦〉真谛》，1947年8、9月间《北平时报》连载湛卢的《〈红楼梦〉发微》，都是新的索隐派著作。周汝昌此时有了考证文史的兴趣，对胡适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著作虽然还没有认真阅读过，但对红学的大体发展情况是了解的。而他的四哥周祜昌，此时正失业在家闲居，借了一套《红楼梦》阅读消遣—— 这是上海亚东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程伟元和高鹗对前八十回作了许多修改的本子，是胡适推荐的版本，并且有胡适写的序言，就是他写的考证文章。周祜昌见胡适说他还没有发现曹雪芹友人敦敏的诗集《懋斋诗钞》，就给燕京大学读书的弟弟写信，让他到图书馆查一查有没有这本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中说：“敦诚字敬亭，别号松堂，英王之裔。他的轶事也散见《雪桥诗话》初二集中。他有《四松堂集》诗二卷，文二卷，《鹪鹩轩笔麈》一卷。他的哥哥名敦敏，字子明，有《懋斋诗钞》。我从此便到处访求这两个人的集子，不料到如今还不曾到手。”胡适写于民国十一年（ 1922 ）五月十一日的《跋〈红楼梦考证〉》又说：“今年四月十九日，我从大学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退了色的蓝布套的书，一张斑驳的旧书笺上题着《四松堂集》四个字！我自己几乎不信我的眼力了，连忙拿来打开一看，原来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写本！这部写本确是天地间唯一的孤本。因为这是当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时的校改，删削的记号。最重要的是这本子里有许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诗文。凡是已刻的，题上都印有一个‘刻’字的戳子。刻本未收的，题上都粘着一块小红笺。题下注的甲子，都被编书的人用白纸块帖去，也都是不曾刻的。—— 我这时候的高兴，比我前年寻着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时的高兴，还要加好几倍了！”胡适过去已经从《八旗人诗钞》（《熙朝雅颂集》）中发现敦敏、敦诚兄弟的诗集，有四首诗是访问或寄怀曹雪芹的，胡适根据这四首诗中的词句在《〈红楼梦〉考证》中作了一些关于曹雪芹生平情况的推断。如从“秦淮残梦忆繁华”、“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等诗句，“证明曹雪芹当时已狠贫穷，穷的狠不像样了”（ “狠”即“很”，乃当时习惯），等等。对于曹雪芹的生卒年，则从一些其他材料作了间接的推断。在发现了《四松堂集》后，根据诗集中新发现的《挽曹雪芹》诗注明“甲申”，胡适更正了自己过去的推断，作出新的结论：“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曹雪芹死时‘四十年华’。这自然是个整数，不限定整四十岁。但我们可以断定他的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胡适发现了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至今尚未找到，如果能找到《懋斋诗钞》，可能会有新的收获。周汝昌接到四哥的来信，就到图书馆中去查。真没想到，这部敦敏的《懋斋诗钞》，胡适多年来四处托人访求寻觅而未得，居然就静静地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这真应了那两句俗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周汝昌永远难以忘怀燕京大学图书馆那一套借书程序：首先填写一张小借书单，交给借书处的服务员；这个馆员把借书单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一会儿，篮子吊了下来，里面就是一本书。拿出借书证，附到书的存卡上，签名登记，就可以把这本书拿回宿舍去阅读。周汝昌异常兴奋地借出《懋斋诗钞》，连夜挑灯细读，立刻有了重大发现。再参阅胡适的考证著作，作辩证思考，将新发现的情况予以逻辑的连贯，很快写成一篇文章，题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文尾署下写作日期和地点：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于燕京大学。这篇文章的考证逻辑有这样几步：首先，从《懋斋诗钞》的敦敏自序确定了敦敏编自己诗集的时间和地点：“敦敏是从乾隆二十三年从东北回来，一直住在北京，来往于东郊通县一带，二十八年夏天才把所作各诗收集起来，而写了这篇序冠在卷头。”其次，发现《懋斋诗钞》中所收的作品“并不止于那年夏日以前的”，还收有写序以后的诗作，并且集中的全部诗作“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第三，集中有一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内容是邀请曹雪芹前来看杏花喝酒，诗末两句说：“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而此诗排在癸未年（ 1764 ）：“以上一诗属于癸未年。同年十月二十日一诗自注云：‘先慈自丁丑见弃，迄今七载’；可知‘上巳前三日’，是癸未年无疑了。”第四，因此对胡适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推断提出质疑：“胡先生当年考证《红楼梦》，曾据敦诚诗定曹雪芹死在甲申。后来又因为得了脂砚斋批红残本，又改定说他卒于壬午除夕，因为有一条朱评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下面署‘甲午八月泪笔’。但这就不对了。雪芹如真死于壬午除夕，如何敦敏在癸未还能作诗招他上巳前三日来观花饮酒呢？敦诚挽雪芹的诗，注明甲申所作，而敦敏吊雪芹的诗又在甲申春天，这绝非偶合。”第五，质疑了胡适的看法以后，对曹雪芹的生卒年，周汝昌作出了自己的新推断。关于卒年，他认为：“大概除夕是不会错的，雪芹一定是死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的除夕，而敦敏于转年春日闻报才赋诗相吊。……至于脂砚斋的朱批，虽然可靠，但他说是壬午除夕，乃是因为从癸未到甲午作批时已是十二个年头，日久年深，不免误记了一年……”对于曹雪芹的生年，周汝昌认为：“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最后的结论则是：“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公元1724年）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下面是敦敏和敦诚的相关诗作，读者可以参照阅读。敦敏《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懋斋诗钞》抄本，诗排在癸未年）敦诚《挽曹雪芹甲申》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泣，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暝？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衫泪，絮酒生刍上旧垧。（《四松堂集》抄本、《四松堂诗钞》抄本）这是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不是关于《红楼梦》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当年写下这篇文章，周汝昌并没有想到拿去投稿发表，毕竟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学术意义，名和利，都还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四哥嘱托的任务完成了，完了一件事，就把文稿撂到书桌旁的一堆杂物中间了，心想等放假回家时再拿去让四哥阅读。上课，读书，岁月如流，光阴似箭。忽然有一天，又收到顾羡季（顾随）先生的一封来鸿。顾先生在燕京大学被日寇封校之前曾担任教职，现在已经不在燕大了。但顾先生一直和周汝昌保持着通信联系，关心着这个“读书种子”。这次来信，顾先生问周汝昌在课余是否还在练习写作，如果有写成的文稿，叫周汝昌寄给自己，好推荐到报刊发表。作为一个青年学生，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周汝昌立刻把已经写成的两篇文章誊抄出来，寄给了顾先生。一篇是考辨书法的，论证《皇甫君碑》并不是欧阳询（唐朝书法家）的“少作”，而是晚期的杰作。这与当时流行的说法完全相反。另一篇就是《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顾随很快把这两篇文章转给了赵万里（ 1905—1980 ），他是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室主任，当然是一位古典文献方面的著名学者，正在为天津的《民国日报》主编一个“图书”副刊。赵万里对考证书法的一篇兴趣不大，对考证曹雪芹生卒年的这一篇则青目有加，立刻在1947年12月5日《民国日报》“图书”副刊第七十一期发表。赵万里的这种取舍选择也可以理解，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是发现了《懋斋诗钞》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又是与“新红学”创始人，此刻仍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这位社会名流商榷的，当然更具有能吸引舆论注意的“轰动效应”。果然，文章刚刊出，胡适本人就看到了。十二月七日，胡适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称周汝昌为“汝昌先生”，内容全文如下：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大疑问了。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第一，请先生不要忘了敦诚敦敏是宗室，而曹家是八旗包衣，是奴才，故他们称“芹圃”，称“曹君”，已是很客气了。第二，最要紧的是若雪芹生的太晚，就赶不上亲见曹家繁华的时代了。先生说是吗？匆匆问好。下面署姓名与年月日，是“胡适”和“卅六，十二，七”，“卅六”就是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不过，在此后又附有一句话：“匆匆往南边去了，这信没有邮寄，今天才寄上。”后面又署“卅七，一，十八”。这封信的第一段称周汝昌发现《懋斋诗钞》是“大贡献”，对周汝昌根据诗集中诗的编年次序推测曹雪芹卒年癸未表示赞同。信的第二段则对周汝昌推测曹雪芹享寿四十岁仍持异议。周汝昌在文章中说：“依了敦敏的诗题判断，雪芹决不是敦敏的先辈。如果不是年龄相等，便也相差无多。因为敦敏总是直称雪芹的字号，或加一曹字，又称作‘君’，这都不是对年长先辈的口气……敦诚挽雪芹诗开头说：‘四十年华付杳冥’；胡先生依此而推断雪芹大约生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左右，我以为不免太早了些……我的看法，是雪芹死时可能是三十八九岁，长于敦敏三四岁的光景，而敦诚的‘四十年华’，已然是够准确的纪录了。”胡适的信之第二段说的“第一”和“第二”两条，就是针对周汝昌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胡适给周汝昌的信，是经《民国日报》“图书”副刊主编赵万里转的，赵万里近水楼台，转给周汝昌之前，已经把胡适的信在下一期的《民国日报·图书》发表了。周汝昌写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就是这样“问世传奇”的。四哥周祜昌的起意引逗，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偶然得之，顾随老师的关心约稿，赵万里主任的识珠刊发，胡适校长的热情响应，当然如果再“追根溯源”，还有母亲李彩凤在周汝昌幼年的讲红启蒙，都是这篇文章得以诞生并随之产生巨大影响的“因缘”和“助力”。如果孤立地看，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只是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似乎与《红楼梦》的文本阅读没有直接关系，其意义似乎也不能说得太高，但如果放在整个《红楼梦》研究和红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则其潜在的历史意义是很大的。何以见得呢？首先，从胡适、俞平伯开创“新红学”到周汝昌的这篇文章发表，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红学的发展逐渐处于停滞的状态，缺少真正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新论证，老的索隐派红学也仍然占着半壁江山。周汝昌这篇文章的问世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使新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其次，这一篇文章的发表，对周汝昌人生方向的确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其后种种反响的刺激和鼓舞下，周汝昌开始自觉地走上了红学和《红楼梦》研究的学术道路，为日后《〈红楼梦〉新证》的写作起了筚路蓝缕穿针引线的作用。第三，这篇文章昭示出此后五十余年红学的发展大方向：在进入《红楼梦》文本之前，必须先弄清作者和版本的基本情况，为此后五六十年内“曹学”和《石头记》版本学等考证性学问成为红学实际上的主流和“热点”开了端绪。在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后的2004年5月，周祜昌、周汝昌和周伦玲①合撰的《〈石头记〉会真》由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有《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周汝昌在文后附语说：“此文是我‘考红’的第一篇文字，原载《民国日报》“图书”副刊，是赵万里先生编录的，对我数十年红学研究来说，有其纪念意义—— 就是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并且由它而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在重返燕园一年后，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发表的这篇并不太长的曹雪芹生卒年的考证文章，为什么对红学史的进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它怎样“引起后来红学上的种种环节的发展”？周汝昌对自己的这种评价是不是太高了？如果联系红学的历史发展，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之旅“追踪蹑迹”，加以考察，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一初入燕园足风流1与胡适的“一面缘”胡适对周汝昌的响应，是激励周汝昌继续考证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巨大推动力。胡适生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辛卯）12月28日，1947年12月，整五十六岁。周汝昌生于1918年4月14日，1947年12月，二十九岁。胡适比周汝昌大二十七岁。胡适此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僚，既是“五四”运动新文化的旗手，又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还是北京大学校长。甚至，蒋介石还有意提名胡适当中华民国的总统。1948年4月3日晚，胡适应邀去蒋介石私人官邸。蒋介石说：“我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里提名你为总统候选人。在这部宪法里，国家最高的行政实权在行政院，我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将总统让给你，我自己当行政院长。”胡适笑着说：“我希望另觅他人。”蒋介石说：“或者由我当总统，你担任行政院长？”见蒋介石态度如此诚恳，胡适很感动，说：“让蒋先生决定吧。”① 而周汝昌，此时不过是个学程坎坷，年华已老大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的在校大学生。胡适与周汝昌的地位、年龄都如此悬殊，却在曹雪芹的生卒年这样一个纯粹考证性的学术问题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因缘。对周汝昌来说，其高兴、振奋是可想而知的。从1948年初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后，周汝昌就进入了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亢奋状态。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① ，周汝昌给胡适写了第一封信。由此开始，到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发出最后一封信，整整半年时间，周汝昌共给胡适写了九封信，而胡适回了六封信（也可能是七封）。在《〈石头记〉会真》中，除了可能亡佚的一封胡适信以及新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馆发现一封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给胡适的信外，来往信件全部可以看到。从这些来往信函中，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印象和结论。一、周汝昌对胡适十分尊敬和感激，胡适的回信确实促发了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极大热情，并让周汝昌立下了献身红学的最初志愿。周汝昌写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开头一段这样说：“谢谢您给我的信（原函见《民国日报·图书副刊》第八十二期，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版），自问无意抛砖，不期引玉，真是欣幸无已。可惜那封信我见到时已很晚，跟着又是忙，所以直到今天才得写信来谢您，实在抱歉之至。本来拙文不过就发现的一点材料随手写成，不但没有下旁参细绎的工夫，连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都没有机会翻阅对证一下。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处搜借，好容易得了一部亚东版的《红楼梦》，才得仔细检索了一回。现在不妨把我的意思再向先生说说，也许因此竟会讨论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来，也未可知。”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四日写的第二封信开头则云：“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闲工夫，都花费在搜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主旨在更清楚的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红楼梦》，而邪说怪语才可以消灭无形了，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由“倒是先生的来信，却真提起我的兴趣来了”到“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这是非常真实的夫子自道。“明了雪芹的家世，才能更明了《红楼梦》。”也已经宣示出先做作者的考证工作，再深入小说文本内容（思想、艺术、文化等）的研究路线。而这就是后来红学界延续多年的“红学”与“曹学”关系的争论源头。二、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周汝昌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一再向胡适陈述自己看法的根据和理由，希望说服胡适。而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曹雪芹是否能赶上“曹家的繁华”，进而影响到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自传”程度是多还是少、强还是弱，当然也就涉及对《红楼梦》的作者认定、成书情况以及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等问题的认知。三、周汝昌比胡适更坚决、彻底地相信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有强烈的“家史”和“自传”性质。在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周汝昌就说：“也许先生会笑我傻，把小说当年谱看。其实平伯先生早就这样‘傻’过的。我觉得他排列年表的结果很好，同时这也是讨论《红楼》作者年代的唯一合理办法。我如今作了一件更傻的事情，就是把《红楼》从头翻过一下，凡是有关时序日期和年龄的句子，都摘录下来，列成一个长表，才发现此书叙时叙事的有条不紊，首尾吻合，‘科学化’的程度，实在惊人！除了一二处不重要的小参差，无不若合符契。”而胡适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的回信中明确说：“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四、对曹雪芹的生卒年，胡适和周汝昌并没有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在《〈石头记〉会真》中，周汝昌在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致胡适信后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因为胡适当时给我的信为编者赵万里先生刊在报端，所以我的回答也只好用信札的形式。胡适见此文后，再与我来信，后附‘我劝你把年表收起来’。我很不服气，就一直争下来了……胡适在雪芹卒年问题上，最初是接受我的论点的，但他到最后影印‘甲戌本’作文时又‘回到壬午说’了，亦即仍然回到了他的老说法上去，认为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其理由却只是因见有人歪曲《懋斋诗钞》，说它‘并非编年’，便也说‘我看不是编年’云云，表现出不去认真核考、不肯服从事实的态度。至于生年，我一直在问：凭空里让雪芹‘多活’上五年，这算什么‘考证’呢？我排年表的办法，自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它说明了正好差出一个‘五年’来，这难道不值得思索吗？”五、胡适慷慨大度地把珍贵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借给并不识面的普通学生周汝昌，周祜昌和周汝昌兄弟“先斩后奏”抄录了一个副本，表现了双方为追求学术而毫无私心的高风亮节。周汝昌在抄录副本后，致信胡适说：“有了副本，原本才遭受了最低限度的翻弄。我们的冒昧是不待言的，苦心也用得不小，现在特向先生声明，或者能深谅下衷而不怪责。这副本将来是要和原本一同送去，请求先生审鉴题记，以志流传授受，渊源踪迹。如果先生不愿意不同意我们的擅自录副，也不要紧，我们也准备着把副本一并送给先生，反正先生的书也肯借我用的。”而胡适则回信说：“我读了你信上说的你们兄弟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读这些往返来信的词句，真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第五回《乐中悲》曲子中赞美史湘云的句子：“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六、由于看了胡适惠借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使周汝昌对曹雪芹原著和通行的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巨大差别感受深刻。因此确定了周汝昌此后从事红学研究的根本立场：为曹雪芹鸣冤洗垢，对程高本深恶痛绝。周汝昌认识到，恢复曹雪芹真本原貌，作版本研究是最重要的红学工作，因此将“《石头记》版本学”确立为“曹学”之外红学的另一个基石。在给胡适的信中，周汝昌说：“我觉得集本校勘，这件事太重要了。为什么将近廿年之久，这中间竟无人为此呢？我决心要作这件事，因自觉机缘所至，责无旁贷，不如此，此书空云流传炙脍，终非雪芹之旧本来面目，依然朦胧模糊。……亚东虽已多次排印，但都未能脱离开高兰墅的烟幕，未免令人耿耿也。”（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信）“对集本校勘一事，先生既抱同样意见，又惠然允予一切援助，情词恳挚，我尤感高兴！此事诚为笨重之工作，但实不能因其笨重即畏难而止，一任搁置下去。我既有此意，又已获得先生赞助，无论如何，决心力任此业。”（民国三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信）“但二百年来，此书蒙受的不白之冤太大了！先生出始为一廓。然而二十年来，附会索隐势力，不但未尝打倒，反而有增无已。在索隐等书之后，寿鹏飞的《本事辩证》、景梅九的《真谛》，都为该派张目；现在居然又有新生的《发微》！反视先生之后，并无一人继起作有系统的接续研究，为我派吐气。”（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信）七、胡适确是仁人君子，对后学态度真诚，热情地予以可能的一切帮助。他不仅借出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又把《四松堂集》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也毫不吝惜地借出，并且替周汝昌改削文章，提出忠告，提供藏书信息，介绍孙楷第等专家，甚至在信中说：“那天你要赶车回去，我很明白，你的身体不强健，我一见便知。……暑热中当勉力休息，不要太用功。”衷情挚语，让人感动。八、但对周汝昌的学术观点，胡适止于一般性的鼓励，并没有发生很大的震撼。尽管他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对脂批本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巨大差异，以及曹雪芹原本被程高本所淆乱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胡适远没有周汝昌感受深切和认识深刻。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对胡适和周汝昌通信论学这段时间的“时代政治背景”略作鸟瞰，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和周汝昌是什么样的两个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有什么区别。从胡适给周汝昌写第一封信的1947年底（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到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周汝昌把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送还胡宅止，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前后正是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终于使国民党逃往台湾。而胡适和周汝昌所在的北平，则是傅作义统帅的国民党军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围困城内，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占领天津。1月31日，傅作义所部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五万人离开北平接受解放军改编。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胡适作为一个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个人都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大学校长，当然参加了不少政治活动。胡适在给周汝昌的第一封信中所谓“匆匆往南边去了”，是去南京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如1947年12月11日胡适在南京向北京大学校友呼吁“捐款建筑北京大学礼堂及博物馆”，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美教育基金协定”的基金董事会，按照协定，美国二十年内向中国提供教育基金二千万美金，每年拨付一百万。对这笔资金，当时有人认为是“文化侵略”，而胡适认为对中国教育有好处。12月15日，教育部长朱家骅召集中美教育基金董事会顾问会议，中午朱家骅招待，晚上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宴请，夜里外交部长王世杰又到胡适寓所说“蒋主席准备请你出任行政院长……”12月16日启程回北平，胡适在这样繁忙的政治性生活中还关心红学的学术考证，也的确显示出其学者本色。1948年2月3日下午2时，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邓特因负责《奔流》壁报言论激烈，被几个特务绑架而失踪。2月7日，华北学联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示威大会。2月14日深夜，学生代表杨翼升等四人为邓特失踪事件到胡适家。胡适回答学生代表说：“关于同学被捕的事情，我有四个原则交训导处去办，我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胡适的四个原则《纽约时报》作了报导：学校代为打听逮捕的机关；通知该机关对被捕同学加以优待；罪轻则保释；罪重则请求移交法院办理。学生代表对胡适说：“胡校长只周旋于权贵，实在损教育家的面子。”胡适回答说：“学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学校不是有治外法权的地方。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不能叫‘非法逮捕’，政府在法定限度内，可以执行某种职权。”学生代表说：“胡校长实有默认政府非法行为之嫌。”胡适回答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是随时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了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1948年3月8日，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第二处袁维扬寄给胡适一篇剪报文章，题目为《胡适的胡说》，作者不知是谁，署名“怀湘”，发表在《群众》周刊2卷6期。这篇文章很长，对胡适作猛烈抨击：“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等到他当过了驻美大使又当了北大校长，并且参加了伪‘国大’，他被延揽了。称赞伪宪法是‘民主’了……他当了北大校长，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了，会说：‘这只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胡适读了这篇文章后心情很不好。而本月北大训导长贺麟要辞职，自费生缴不起饭费，作为校长的胡适简直焦头烂额。1948年3月24日胡适去南京，参加3月25至27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二届五次年会，胡适担任“人文”组审查会召集人，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中国文史学院士；另外还出席3月29日至4月30日第一届“行宪国大”。就是在这时，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请胡适当总统候选人。就在胡适于南京开会期间，北大校园已经颇不平静。邓特、孟宪功、李恭贻等同学被非法逮捕事件仍然没有了结，3月29日，数千军警包围北大沙滩和三院西斋，阻止晚上校区的竞选火炬游行。同时，国民党政府当局宣布华北学联是共产党的机构，勒令解散。北大学生自治会、人权保障委员会给胡适写信说：“您正在兴高采烈开着国民大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了我们所受的创痛，更不要忘掉您过去所允许的诺言。”北大教师郑天挺也给胡适去信通报情况：讲助会为争两袋面粉，准备罢教；特务闯入北大撕毁壁报，捣毁社团工作室，学生酝酿罢课。4月6日，北大教职工罢工罢教，学生罢课支援。4月11日下午二时，大批右翼学生自弓弦胡同向西游行，在沙滩北大门紧闭的门前，唱“国歌”，呼口号，乱喊“打倒共匪老巢的北大”，用携带来的石块向红楼投掷，砸碎四楼的玻璃。后来又闯入东斋，捣毁了吴恩裕教授的住宅。吴恩裕后来也是一位考证派的红学大家。胡适参加“国大”后，陈之藩给胡适写信，说：“对您入世的精神，愈感钦服，既不想望周作人的新村，也不想望鲁迅的乌托邦。几十年来，先生依然是从地下建造天堂，而且总是那样洋溢着乐观气氛的。”对于北大的学潮，陈之藩说：“政府不能那么胡涂，把学生全看成共产党。”1948年4月19日，胡适出席“国大”选举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但第二天中华三育研究社的苏醒之给胡适写信，说他们在中山大学500多个学生和中西教授中作了一次选举预测，得到的“投票”结果是：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60票、居正6票。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12月15日下午六时三刻，胡适江冬秀夫妇到北平南苑机场，是傅作义派部队护送，因此时北平市内到机场的道路已经不畅通。飞机起飞不久，人民解放军就攻占了南苑机场。胡适飞离北平后，留在北大的季羡林想起了李后主的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心想不如改成“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礼炮实际上是人民解放军攻城的大炮。“礼炮”和“含笑”真富有“春秋笔法”的意蕴。12月18日胡适在南京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正在思索三十九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但我绝不反对年轻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1949年3月22日，胡适到台湾安置家属。4月6日，胡适登上总统轮前往美国，受蒋介石委托去活动美援。上述关于胡适的行踪活动可参阅复按《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胡适作品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胡适书信集》以及《胡适大传》等胡适研究著作。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胡适也并没有完全中断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从事《水经注》的考证研究。如1948年1月某日，梁实秋来看胡适，胡适打开书柜，向他展示搜集的研究资料和手稿。梁实秋问胡适：“先生青年时代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胡适回答说：“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辩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5月24日，胡适给在美国的赵元任夫妇写信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我还在玩我的《水经注》，有时候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自己工作！）”胡适给周汝昌的六封信基本上都是在民国三十七年（ 1948 ）写的（其中第一封写于民国三十六年（ 1947 ）十二月七日，但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一月十八日才发出）。下面将胡适的最后一封回信（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夜晚）录下，也可以看出胡适当日虽身处社稷沧桑颠沛倥偬之际，仍然葆有一份关心学术的兴趣和帮助后学的热诚。谢谢你的长信。《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