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史气象：许倬云谈话录

第一部分 第1节：序序我这一辈子，是在不断的变动中。出生那时，"九一八"事变，七岁时，抗战军兴，随后十五年，战争不断。同时，国共内战与抵抗外侮的战争，纠缠在一起。1949年国家分裂，至今两岸仍在对峙之中。自己的生命，在时代巨变之中，残疾之身躯，随同父母，不断迁徙。二十岁前，未尝宁居，中年时，离台来美，不觉又已四十年，一生之半，在海外度过。一转眼，已是八十岁，眼看要终老异国。这几十年来，也曾数度回乡，然而不但人事全非，故居也已荡为平地，改建为象征权威的庞然巨物。即使经常回台湾，同样也是人事全非，风景亦改变，而且统独内外之争，我辈竟是"外"人！庾信诗赋，哀动江关，今日谈之，感同身受，展卷之后，每每中途掩卷！有时午夜梦回，常常不知身在何地！乡关何在！从另一方面看，我这一生，又目睹人类历史上空前迅速的变化与发展。在新颖事而言，我这一生中，出现了抗生素、雷达、喷射机、飞弹、宇宙飞船、原子弹、核能、电视、计算机、基因研究、复制生命……种种划时代的发现与发明。同时，我们见证了国族强权的摧残个人及侵略他人，资本主义的起伏与调节，社会主义的挫折与转型，工业化与都市化，创造了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方式，也加速破坏了我们最后托身的大地故乡。在如此不断的巨变之下，一己的离散丧乱之苦，竟似洪流奔腾中的水面泡沫。是以，我们这一代的经历从长程历史的观点，毋宁充满了惊诧和兴奋。八十年间，人类文化的发展，速度与幅度，超过了数千年累积的总和！如果不计较过去，而瞻望未来，则这一辈子的际遇，还是难得的机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下面的岁月，人类将发现与缔造更多的新事物。在我的稚孙长大时，他的生活方式，将与我这一代最后一段的生活，又有极大的改变。本书叙述的一切，在他们那一代，可能归入古代历史之列。也好！因为在十年前，我曾在山西的东南角，看到农耕的工具，与我在幼年所见内地农具，完全一样，也与我所知的汉代农具，基本相同。我还曾见过中国士大夫家族的族规和邻里乡党的人际关系，也可与汉代以来的传统相连接。因此，我有幸身跨两代与今天，甚至可说由过去，一步跨进未来。这一本小书，是一个身处巨大变化的小人物，将他所见所闻，留下一个记录，让他的三岁稚孙长大时，可以知道祖父时代的生活和观念。承蒙张充和女士为本书题署书名，她是我的长辈，九十多岁高龄，笔力依然如此劲秀！可佩！对她老人家赏赐墨宝，光宠篇幅，我谨致谢忱！许倬云序于匹兹堡2009年9月6日第一部分 第2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1)上篇谈话录第一章抗战岁月我的父亲我们许家是士大夫世家，在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一代代都有读书人。太平天国之时，许氏大宅被太平军据为王府，家境一落千丈。我祖父艰难困苦地挣扎，出去做"幕"，就是师爷，维持生活。我父亲伯翔公（讳凤藻，1891-1953）出生时，家庭贫穷，十四岁时考上南洋海军学堂，这是曾国藩在南京按英国制度办的学校。我父亲读书时，每次暑假就把用剩的蜡烛头带回家里用，每个月的膏火资，都省下来贴补家用。我父亲受到英式的海军教育，十八岁一毕业就做炮艇副长。船在武昌城下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们几个年轻的军官，对清朝政府不满，武昌枪声一响，就归属革命了。那时海军奉清政府之命，萨镇冰带船往长江上开，准备到武昌去镇压。武昌附近的江防舰队通知萨镇冰："我们都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部下，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如果放鱼雷顺流而下的话，情况不妙，请你们不要上来。"萨镇冰就不上来了。我父亲二十岁时就在民国的海军工作，一直工作到1928年左右。我父亲一生有两桩很得意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带一条小军舰，缴了德国人在青岛的两条军舰。因为德国人回不了家，再这么耗着也没辙，他就缴获德国军舰，不让海盗抢走。另外，一条海参崴俄国军舰带了若干财富逃亡，他在海上拦截住了。所以，他用一条小船替中华民国海军挣了三条船，这算有胆有识了。我父亲虽做武官，却有文人修养。一方面受到家里的传统教育，一方面受到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所以他的人文学术素养很高，历史、地理、文学功底都不错。孙中山先生将总统位子让给袁世凯了，他说要巡视江防，就是坐我父亲的大船。船名为"联圻"，我父亲是副长，因为舰长请假，所以我父亲陪着孙中山先生，上游到宜昌，下游到浙江海面，东边到连云港，陪他看江山的形势，指点江山！我父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海军的基地不能像北洋军队那样布置，要设在浙江的海外，就是象山港，那里港阔水深，岛屿很多，扼守长江口，南下可以制约南洋，北上可以制约北洋。后来孙中山先生写《建国大纲》，就将海军基地选在象山港。孪生兄弟北伐胜利之后，中华民国海军等于半独立的形式，司令部放在上海，也不南，也不北，不给军饷，得自己想办法筹饷。以前有一个筹饷的办法，把将官分配到海军掌握的第二等的海关，第一等的海关由英国人掌握，不让中国人插手。我父亲就被派到厦门任海关监督，厦门收到的"关余"，就是缴付对外赔款数额后的余款，用来维持海军的费用。我在厦门出生就是这个道理。第一部分 第3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2)1930年，我在鼓浪屿出生，出生的房子就是现在厦门大学的宿舍。我三岁就离开厦门了，没有什么印象。后来，我回去看过，房子比原来差远了，住太多人，糟蹋掉了。我出生的医院也找到了，是传教士的医院，就在渡口旁。我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孪生弟弟许翼云则健全。双胞胎这种例子太少，现在有一种假定：胎儿在发育过程之中，如果母亲的营养不够或者健康不佳，某一个阶段该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我就是在一个阶段肌肉没有得到发展。因为两个人拿一份营养，胜者拿大部，弱者拿剩下，所以我不够，我弟弟够。上帝的安排很好，两个人至少有一个得到健全。我和弟弟出生时，我父亲三十九岁，我母亲章舜英三十八岁，双胞胎这样也是高龄产妇的缘故。我还有两个哥哥，大哥十五岁死了，二哥许庆云比我大九岁，现在住在无锡。我的孪生弟弟许翼云后来在台湾大学读化工，留学美国，曾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管台湾核能的事情，现在住在马里兰，他本来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我们小时候很像，后来环境改变了，就不太像了。人的像与不像，不是体形和面貌，是神情。为什么有夫妻脸？因为夫妻生活环境一样，所以夫妻越来越像，不是面貌像，而是神情像。我和翼云声音很像，人家听起来常常以为是一个人。他的文章写得不错，退休以后自己学写旧诗。他完全按照规律做诗，我跟他讲：要讲意境，不要规律。我本来可能是学数学，因为我在中学喜欢数学，但是后来我不能做实验，所以就投靠文学。如果我们易地而处，他会学文，我会学理。旁观者1935年，我父亲调到湖北荆沙关，这是一个内关。从三峡口到九江一带，长江支流的水道都由他负责，荆江大堤就是他帮忙修缮的。我真正有记忆，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就在抗战时期一批川军赶赴前线时。我弟弟在上学，我不能上学，我母亲带了许多女工烧开水给川军喝，我坐在门口的抱鼓石上，望着不见边的军人。他们说："这些人一个都回不来的。"那时候我七岁左右，有悲苦之想不容易，我想一般人七岁时不会这样想的。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抗战时，经常要逃离日本人的侵犯，因为我父亲做经济委员会委员，工作就是供应军粮民食，所以不能离前线太远。八年抗战除了最后一年多在重庆安顿以外，都是跑来跑去，因此，我幸运地看到了中国最深入内地的农村，看见最没有被外面触及的原始原貌，不但是山川胜景，还有人民的生活。作为旁观者，我常常被摆在一个土墩上、石磨上，搬个小板凳，看着人家工作，所以我对农作的每个细节都可以细细地看。第一部分 第4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3)所经各处都有许多故事。因为我不能离开父母旁边，所以我父亲有时候会告诉我一些故事。后来在重庆一年多，我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父亲在第五战区和李宗仁的关系搞坏了，被调回重庆，赋闲在家。他老人家念书，我在旁边跟着念，有时他也讲一些事情给我听，有时他跟母亲谈话，我也可以听到一些。因此，我一路旅行、逃难所经各处，和后来我看的《三国演义》就连在一起了。那些都是三国战场，荆州本来就是战场，鄂北一带就是新野，我们走的路就是三国时期的路，对我很有帮助。后来我念历史就反刍，比如从荆州往北，就是上千年青石板的官马大道，旁边有亭子，里面有行人可以喝茶的地方，挂有草鞋，行人可以取一双草鞋走，但是当自己有钱的时候，要贡献一些，这是全国通例。茶都是当地老百姓奉的药茶，一个茶桶，一个竹勺，两个土碗，在夏天放了药，又能解暑，又能防疫。官马大道边两排高高的枣树，青石板上千百年来大车轧的痕迹都是清清楚楚，这些当时没有人告诉我，后来回想就明白了。在抗战逃难中，我是被背着走的，在湖北是背在背上，在四川是背在背篼里，我父亲单位里总是有身强力壮的人背我。在湖北逃难时，有一次我们在船上，日本人扫射我们的船。在湖北靠近南阳的路上，看见日本人赶着大群的难民，扫射难民。在那种经验里长大的孩子，心里快乐不起来。我父亲那时候已经转为文职了，我们听到前线讲的许多事情。我们在荆州时，前面江防断了线，日本军队上不来，中国海军沉船阻挡日本海军上来。能上来的都是比较小的船，中国海军已无船可用。我们住在江防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的几个年轻海军军官带着炸药，准备划条小渔船半夜出发，连人带船去炸日本的军舰，悄悄地摸到日本军舰的后面，小船拴上军舰，一起爆炸。我们为军官送行，半夜三更起来，说是廖队长要走了，母亲来送他，父亲以将军的身份向他行军礼，壮士一去不复返！这种经验，安然逃到重庆的人没有，余英时在安徽山里也没有。所以，我恨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战争。抗战期间在中国各处行走，对我后来研究历史非常有帮助。譬如我写《汉代农业》，真正农业的操作，一般读书人不知道，因为我看懂了，反刍。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农村变化不太大，我当时看到的农村基本上跟汉朝相差不多。就交通而言，日本人占领了东南，我们最西的一条铁路是平汉路、粤汉路：北平到汉口，汉口到广州。这条路以西，只有一小段铁路。我父亲原来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组织运输网，今天没有办法理解：他要花很大力气去编组有橡皮车带的大车队，将旧胎翻新重做，设计得像火车一样拉成一串，没有汽车的时候，可以套牲口，也可以由人一前一后拉着走。这种设计使运输量比普通的独轮车、牛车、马车、驴车要高。第一部分 第5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4)我看到了农村的社会组织，华中一带宗亲组织不是很强，每一个地方，大概有一户强大而有势力的人家。这一带从湖北、湖南到四川、陕西，袍哥的组织很强，地方的自卫队力量也很强，像河南的红枪会，湖北北部也叫红枪会。所以我对传统社会相当清楚，因为亲眼看见过。而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救亡与启蒙在那个时代，救亡压倒了启蒙。在日本加紧脚步欺负我们的时候，救亡占第一位，国将不国，不能谈别的，所以抗战时大家愿意接受蒋介石一人的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抵抗敌人，一切都放后。那时候左倾的年轻人往延安跑，也是希望国家可以很快统一强大，在我同时代、比我稍大的人，死心塌地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与社会主义，为什么？为了"中国"这两个字，杨振宁就是这种心态。房子起火的时候，救亡是第一。当时一切以救亡为主，日本飞机"轰轰轰"天天在头上。我逃亡的经过，没讲得很惨，再讲我自己会哭。火光血影，流离失所，生离死别，人不像人。有一些人为了生存，像野兽一样，我们恨他气他看不起他，但不忍心责备他，他困兽犹斗，为了保全自己。还有一些卑鄙的人，发国难财，我们恨他，但他也是出自野兽的本能。许多人把国家放在前面，其实，也是兽群合作抵抗的心态。八年抗战，除了第一年半吃饱饭以外，后来就吃不饱饭了。四川一省要负责全国军民的食用，因为其他省份生长不够。我们配给是一个月二十七斤，得剔除小石子。每天早晨母亲做活，教我拣清楚米，我能拣出八成就不错了，另外两成是不能吃的东西，不是生产过程故意的，是国家不够用，掺了杂。蒋介石枪毙无数粮官，每两年枪毙两个，像曹操，借人头，没办法。每个人都吃不饱，野菜、玉米秆、番薯，都是粮食。现在流行有机食物，番薯还是很有营养的。当时的学校，老师黑板上写，学生底下抄，刻钢板油印讲义，没有蜡烛，没有电灯，只用小油灯看书。铅笔要用到极短，后面拿竹竿插铅笔头。如果没有铅笔，拿一块木头、竹子，削得尖尖的，烧一烧。写字都用灰灰黄黄的再生纸，最好的纸是竹皮纸，舍不得用。街上每天印的报纸是黑色、灰黄色的纸头，看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纸，油墨不是现代油墨，而是桐油加炭。我们这辈人眼睛都坏，鼻子不通。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闲心去做什么启蒙？整个时代的风气完全是为了生存。在沦陷区里，战争很快就过去了，资源还在，租界里过得比我们好多了，所以纸醉金迷。张爱玲的小说还敢存在，她的书里看不见救亡。第一部分 第6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5)惨烈的胜利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红军走，四川军阀给红军枪粮，一路放行。这一路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没有打几场硬仗。等到蒋介石进了四川，四川军阀有可佩之处。台儿庄战役时，四川军队徒步赶到台儿庄去堵敌人，一个军堵上了缺口，全员殉国，这就是经过我们沙市家门口，我母亲领许多老百姓给他们煮开水喝的部队。这些人没一个回得了家乡，所以我心里常常流泪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凯旋、没有还乡的胜利。电影《乱世佳人》的伤兵一幕，仿佛我亲眼所见。伤兵在我们村子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第三天又死掉一半的一半，没有药，医生忙不过来，高粱酒喷上去，叫伤兵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鬼哭神号。每次我看这部电影就心里难过。抗战八年，我们得感激四川人，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力保全国。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官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广西部队在安徽、湖北守卫前线，这是后方正门第五战区，是我父亲所在的战区。我父亲的工作是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为了接济部队粮食，仿造驿站的办法，一路递送，人夫不离本地，由下一站接运，如此把粮食、给养运到桂军的门口。这种方式，人夫不会被军队扣留当兵。同时，蚌埠是敌人与我们的交界处，畸形繁荣。李品仙的部队，包庇走私。我父亲抓走私。他们是正规军，我父亲是缉私队，他们把缉私队缴了械，还说我父亲贻误军机，把他押到重庆。湖北、河南在重庆的人士联名请愿："许某人是好官，救了我们多少次。"后来，军法审我父亲无罪。第一部分 第7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6)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最苦是百姓宁汉分裂时，汪精卫是属于武汉一派，他跟蒋介石本来就有竞争，所以貌合心不合。但他代表的是国民党的老力量，都是孙中山的嫡系，蒋介石则是枪杆子出身。汪精卫讲话煽动性很强，也有组织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办事，从来没试过。他做蒋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愿，所以从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汉，接着撤退到重庆，在武汉的短暂的时候，他就讲和平，要谈判。打不动，在谈判的时候拖出时间来建国，叫"低调俱乐部"，胡适先生都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民穷力尽，真的是已经打不动了。汪精卫认为，再打下去我们国家会亡，不如忍一时屈辱。所以汪精卫自愿讲和，不是蒋介石派他去的，蒋介石没有这个能力，两人没有这份交情。汪精卫以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试探和平。日本的意图是腾出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国的资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战争。汪精卫是笨，他没有料到签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条约，他以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举，等到条约签出来，他悔之晚矣。陶希圣看了这个条约，甩手就走人。汪精卫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陈公博这几个人，所以后来他的政府班底没有人，是日本人给他组织的，还不让他管华北。他甚至于管不着苏北，郝鹏举这些地方武力有时候投中央，有时候投日本，有时候投伪军，有时候和新四军合作，郝鹏举占了半个苏北，新四军占了半个苏北。老实讲，汪精卫大概也不想做汉奸，他可能以为替国家留一些余地，挣取一些时间。汪精卫苦心，他不是为自己的权力，他以为可以像南宋一样。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张，我们不能全怪秦桧。古今差别是金兵没有占临安，而日本人占了南京。第二个差别，日本的军队是现代军队，金人的军队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挥不了四大将。四大将都是军阀，军队都不是国家给的，都是自己招来的。岳飞以宗泽手下一个小的部队，打其他地方武力。每一次平伏地方武力，他拣精锐编入自己的军队，拿地方武力收罗来的财富做军用，他是靠这个壮大。因为他有富足的军饷，军队是精选出来的，所以岳家军军良饷足，政府指挥不了他。第一部分 第8节：第一章　抗战岁月(7)回到抗战来讲，冯玉祥、宋哲元、张自忠都尽了力。傅作义最后跟共产党在北平签了合约，但是在抗战期间，傅作义的军队孤身苦守在陕北和内蒙古，他挡住了日本人，保护了陕北；张自忠自杀殉国；冯玉祥的军队打得不赖；也有赖的，像孙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李宗仁的军队守了大门口八年；阎锡山的部队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阎锡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产党半打半和，却不许国军进山西界。还有国共之间的矛盾，彼此不能齐心打日本。中国的军事力量，其实非常薄弱。珍珠港事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巨大。因为单单中国在打的话，要拖得无限长，日本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战场熬。美军一参战，日本的势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为珍珠港毁掉以后，美国海军力量被消灭，事实上，美国没有那么差。日本人的计算，往往是计算小的清楚，计算大的糊涂。日本人没有想到在中国要打八年，以为三个月就打完，这是自大的问题。日本人做中国的调查工作非常细密，许多汉学家都是满洲铁路调查员。我们后来看了他们出版的资料，调查详细极了，一个小镇有什么资源、交通情形、桥梁、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中国的民族气氛算错了。日本一直在各个军阀、国民党之间想办法离间，拉拢。可是中国人的民气，撑了一口气不投降，却是日本人没看到的。日本军队住在沦陷区，军人想孩子了，看见中国娃娃，拿糖给他吃，照个相，说"日支亲善"。那个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这是个别问题，一到战场上就不一样了。日本国内也是穷，吃不饱饭。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对军人专政，反对战争，很多自由分子，在军人发动的政变中被杀了，被关了。我有个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岁，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维新时讲"天皇机器论"：天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这个犯大忌讳，军阀把他关起来。因此，日本国内没有反战的声音。日本人几乎都被军阀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汉学传统，像内藤湖南对中国了解之深，对中国之友善，确实可佩。但是在抗战的第二年，日本要让汉学家都承认自己对中国友善是错误的，所有的汉学家都经过这个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岛定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也经过这种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国一样，没日没夜地开会。到今天，日本的当权者始终还是大财阀、政客和军人，他们不肯承认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弹打败，不服气。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器告诉他们的是"日支亲善"，告诉他们的是中国人欢迎日本军队进城，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在外面残暴，没有告诉他们日本人奸淫掳掠。日本人逼迫中国人拿着灯笼在路边欢迎，照相时，只照排的队，不照悲苦的面貌。日本的靖国神社是个忠烈祠。明治维新不是和平的，维新前后都有战争。从明治维新的几次战争，到日俄战争，到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死亡者都奉祀在里面。我去看过，不单靖国神社，每个县都有个神社，也都有牌位，这么小，写名字。这是他们的忠烈祠。因为里头有经过国际法庭审判是战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负战争责任的人，去祭拜就等于承认战争是对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杀呢？他们说战争是不能以常理论的，是作战双方的死亡；他们不承认南京屠杀死亡的老弱妇孺，所持的理由是当时中国政府说"全民皆兵"。第一部分 第9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1)第二章辅仁中学无锡社会网络少年时代，我走过很多地方。抗战期间，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都住过，旱路、水路都走过，看见很多地方。抗战胜利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无锡。我母亲章舜英也是出身无锡世家，也是在太平天国时遭遇家道中落。最惨的情形是太平军要将江南的财富搜刮而去，将江南的男丁通通抓去做搬运夫，在他们耳朵上打一个洞，穿根绳子，一串十几二十人，背着东西走。我有一个祖辈，他眼看自己的亲人被串走，自己心狠，扯断了耳朵，逃到水里，那一批出去五个叔伯兄弟，只剩他一个。那时候男丁损失极大，女子上吊投井。东南处处有啼痕，此话不假。无锡从宋朝开始富足，不是靠农田，是靠外贸，丝绸瓷器都是从这一带出口，跟东南亚以及西方贸易。宋朝以后，丝绸之路从海上运到达今天的波斯湾，上岸后就到欧洲或阿拉伯。江南致富的一个原因是靠生产丝绸。中国的士绅通常是农村起家，住在城里，从明朝起就是如此。乡下一个老家，城里一个家，所以他们是城居与乡居双重性的，变成政治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连接点。他们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成员，也是官员的候补人，也可以经过亲戚故旧的网络，将政治的消息传播出来。在现代西方，中产阶层上升，是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1930年以后，从美国开始，接着欧洲，高税使得托拉斯不集中，上面的财富分散，中层企业的人员变成中产阶层，经济愈发达，中产阶层愈大，所以才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这个结构不算稳定，比较稳定的是金字塔结构。中间这一批是中坚分子，下面是劳苦的大众，没有知识，没有力量，要靠中间的领导，这批人是上面与下面的联系点，也是上面意图的缓冲点，支持上面，领导下面，也依靠下面，抗衡上面。中间的阶层不会造反，造反的是底层和边缘人，洪秀全就是边缘人。曾国藩就不会造反，因为他是权力阶层的一分子。不单中国有金字塔结构，任何现代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第一部分 第10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2)士绅阶层和中产阶级不一样，现在所说的中产阶层是在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都市化只是城市历史，资产阶级不是工厂主，也不完全是地主，财产可能是少部分农产，农田支持着城里过日子，或者是城里有工厂，有商店，有资产，收入不是薪水。无产阶级则是靠工资过日子。中国城市的工商业，在明代以前跟士大夫是分开的，明代以后跟士大夫合流。江南士绅阶层的顶尖是士大夫，但通常也维持不了三代。江南的士大夫，一般是州县官的家庭就算不错了。我们迁到无锡，第一代的祖宗是安徽布政司，最后奉派担任湖南巡抚，可是圣旨到时他已经死了两天。那时淮北水灾，他七十二岁了，日夜辛劳救灾，累死在任上。他在无锡之后的三代都是道府州县官，在无锡算是不错的一家了，但财产不多。江南一个州县官的背景可以维持两代的话，在地方上算不错了。如果自己没有做官职，前两三代有官职，或是家室结婚谊，门当户对，耕读传家。有些人在乡下种田，但一定都读书，族里一定有学校，家里一定有私塾。私塾不一定只收自己家的子弟、亲戚的子弟，邻居的子弟，都可以招收，这种私塾的老师都不在举人以下。在无锡，亲戚朋友之间有小型的文会，谈谈说说，喝喝酒。太湖边的鼋头渚、万顷堂就是地方文会之处。十天或者一个礼拜聚会一次，随便谈说，讨论时事，会写诗的比比诗，哪篇文章好的在那儿念念，谁家里有字画的拿来欣赏欣赏，有诗人、画家、文人朋友，带去和大家见个面。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县长每天要到那里喝茶。外间是一般的士绅，人不定，有的来，有的不来，三五十人。外面大间坐的是商店、银行的一般人，要有所请托，到这儿来。这里是权力机构，消息在这里传播，决策在这里决定。里面的十来个人听外间的三五十人传来民间想法，告诉县长，该怎么办，这是不正式的议会。每人吃碗面，洗热水脸，喝茶，到上午11点回家。我们地方上有个善堂，是救济院，有托婴堂，这都是士绅的钱办的。托婴堂门旁边有个洞，洞里边有摇篮。父母在墙外面掀开盖子，把娃娃摆进去，里面垫着草，铺好被单，一拉铃，从里面掀开盖子，抱走娃娃。里面不看是谁摆的娃娃，不能问父母，通常是贫寒人家无力抚养的孩子，也有一些是私生子。孩子大了，在堂里上学，之后看性情能力，男孩子送出去做学徒，或培养他们上学校，女孩子做女工，或者由媒人说合嫁出去。红卍字会是地方上的宗教性慈善团体，全国都有。我祖母就是无锡红卍字会副会长，她们要捐钱、捐衣服、捐粮食、接济当地的孤寡穷困，冬天给寒衣，新年给粮食，夏天施药。我祖母带红卍字会的人在家里聚会，我都看见过。第一部分 第11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3)抗战胜利以后，我父母住在上海、厦门，我住在无锡，就要遵照惯例，按时送礼。我们家有老佣人，他会记得清清楚楚，谁家亲戚婚丧喜庆，他就提醒我要送礼了。更亲近的人家我要亲自上门。老佣人不记得的话，城里有个人会记得，这个人知道全城的社会关系，他是专业的，有个本子，负责联系菜馆、乐手、搭棚子的、租家具的、煮茶的。这个人就是社交行的头头，哪家人做婚丧喜庆，他会替人家包这个业务，同时负责告诉谁是你家的亲戚，什么关系，会负责帮你通知，人家会送礼。士绅阶层靠这样子的网络维持，不只是考科名、任官职而已。无锡的士绅，在明清以后，会有一个儿子读书上进，其他的儿子如果不喜欢读书，便做生意，宦与商分不开。我们家在太平天国后死了一大堆人，二十六个男丁剩下五个：两个大人，三个大小孩。我的曾祖父等人要过日子，就不能靠读书，我有一个曾祖父的哥哥做了仓厅的提调，地主农夫收了粮，卖给仓厅，钱存在仓厅，需要钱时问仓厅拿钱，像银行一样，等于存粮取钱。其他钱放出去做资本，收利息，这是商业行为。我祖父做了幕府，我父亲是为政府服务，我二叔在银行工作。但是我父亲薪水较高，跟我二叔联合起来投资，创办了一家绸缎店，在无锡由我祖母的内侄经营。我二叔自己又和几个亲戚合开了一家电影院，官商并不分开，不止我们一家，无锡家家如此。钱锺书的伯伯和爸爸是双胞胎，他的爸爸是文学家、学者，他的伯伯是商会会长。钱锺书是他伯伯教大的，不由他爸爸教。他伯伯没做过官，但学问底子很好，一辈子在各种行业里投资，股份也不大。他这个无锡商会会长等于士绅的领袖，他也是江南总商会的会长。这对弟兄，两个职业，在别处想象不到一起，但在无锡是很自然的事。这种现象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很简单，就是资源的控制，控制人的资源，控制财产的资源，婚丧喜庆，亲戚世家，构成网络。婚姻是一个长期的网络，婚丧喜庆的交往，是时时刻刻提醒网络的存在。到了1940年代末，无锡的社会网络变化不大，因为这个阶层根深蒂固，而且枝丫拉得非常宽。东林遗风在明朝时，江南士大夫的力量很强，看不起中央政府，对王朝政治非常不满，所以把书院作为针砭时政的地方，也可以在邪恶的世界里砥砺对方成材。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先生南渡设立的，但真正兴盛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当年东林书院可以住上两三百个学生。后来东林书院只剩了一个祠堂，辅仁中学就在祠堂的侧面。东林书院的旧址里有一块不太大的地方，两幢房子，一边是高中，一边是初中，今天都归到东林书院里面去了。无锡政府按照东林书院的原图修复，恢复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吧，花了点心思，考查各处明清的建筑材料，门、石头、牌坊都是各处拆了房子搬过去的。我们家的宅子被征收，拆了，一对抱鼓石就放在东林书院门口。第一部分 第12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4)抗战胜利之后，江南一带的教育很现代化，都是好的学校，好的学生。从宋朝起，东南就富庶，教育程度就高，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江南的教育很特别，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都做实学，尤其是无锡、常州，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实学派"。苏州是文艺中心，写诗、小品文、散文，文人很多。无锡的风气却是经世致用为主。西潮东来，上海有了江南制造局，讲求新学，打开许多新的窗口。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发行的刊物，也传播到周围。无锡首当其冲，风气大开。辅仁中学是由四个在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无锡人回家办的，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但这四个人不是教会的人。我们两百个学生基本上都是江南师生。江南的士大夫跟别处不一样，我祖父会演算代数，即中国的天元术。从南宋起，无锡数学就好，华家、秦家、孙家，世世代代互相教数学，传统数学和西洋数学混在一起。辅仁中学的老先生也教我们实学，譬如教国文的老师，要花很长时间考证一个词给你听。我们最注重的是经世致用之学，江南制造局第一批翻译数理科学的人中有不少无锡人。我们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上海印刷局提供教科书，英文教科书是从印度运到上海来的。留洋外国，广东人多于江苏人；回来服务，在本乡传授西方教育，江苏人多于别处。无锡人读了英文以后，到上海出洋留学，做贸易，做银行。我们家族里一直有几十亩田的收成属于家族的公款，用来供祭祀、济寡妇、供学费。我们每个孩子上学都有学费拿，我上辅仁中学时，还拿了学费，等于是奖学金，叫"膏火资"。以前不敢想象我能到学校读书，因为我的手脚情形那么坏，上海一般的中学都是楼上楼下，而且我的知识程度乱七八糟。回到无锡以后，父母亲说去试试看，我两个哥哥都在辅仁中学读过，学校离家只有五分钟路。我父母从来不为自己孩子上学去交涉，这是他们第一次为孩子找学校："我们的儿子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剥夺小孩子读书的权利。"小学校就很容易商量，让我去试试看，但是有一个条件：第一学期就要及格。我们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我是用英文读数学的，这是很奇怪的做法。辅仁中学师资非常好，1950年以后，很多老教员被分配到大学教书。当时江南好学校不少。从扬州的扬中，上海的上中，到苏州、无锡、常州、太仓、江阴，每个县都有优秀的中学。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十二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第一部分 第13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5)在读辅仁中学之前，我受的教育不在系统知识范围之内，随机抓到什么读什么。辅仁中学对我的帮助极大，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但是这个小班不是因我而设，本来就有了。我们小班十来个学生，我进去时程度最差，因为我底子一直不好，由他们带我到一定地步，很快我也跟得上了。高中三班，淘汰率很高，等到考大学时进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大学。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很容易学，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最怕的就是有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在学校里，班上办壁报，有补白的地方，就让我去写。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写，我会写并不稀奇。辅仁中学使我从不成系统的学习，变成有一套系统，只有自由制的中学才可以这样。以前看到翼云能去读书，我当然很羡慕，进入辅仁中学，我也如愿得偿，心里好过多了。在辅仁中学时，沈致平先生、裘维霖先生给我印象很深，我当年受这两位先生益处甚多。我们的老师都能兼教别的课，堪称全能，真是了不起。他们有能力在大学任教，但是他们宁可留在无锡教家乡的子弟，真是全心全意奉献。杂读群书我小时候读书甚杂。我父亲读什么书，我就跟着读什么书，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开头莫名其妙，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对我很有帮助。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因为我舅舅在看，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父亲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史记》写得很好，有感情，司马迁是"一家之言"。《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左传》更是如此，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第一部分 第14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6)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民主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民主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民主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民主义。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第一部分 第15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7)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人心思变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教育部部长，中共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第一部分 第16节：第二章 辅仁中学(8)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中共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中共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第一部分 第17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1)第三章台湾大学从外文系到历史系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第一部分 第18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2)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族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名师云集"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第一部分 第19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3)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第一部分 第20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4)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傅斯年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第一部分 第21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5)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第一部分 第22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6)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终生受用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第一部分 第23节：第三章 台湾大学(7)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教育部"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第二部分 第24节：第四章 芝加哥大学(1)第四章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G.Creel）做独立研究。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