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我买下的4件衣服,分别是一红一蓝两件长及脚面的斗篷,式样简单,就是一块大大的半圆形的布,只在领口处系了绳子。穿上后很像略带巫气的魔术师。还有两件薄纱质地的拖地长裙,要套头穿,宽宽松松的,胸前飘着的一大块纱可以包住头发,在民风保守的中东地区,这样的服饰既时尚又安全。 正好我们的下一站是伊朗,早就知道女性在当地的公众场合不得露出头发,不能穿显露身体曲线的衣服,我不如就穿这几件长袍,既入乡随俗,又不至于从头到脚一袭黑纱那么压抑。 一走上德黑兰的街头,我就发现我的回头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我没有飘飘然。我知道,并不是我倾国倾城,而是我的打扮实在怪异。伊朗妇女大都有一张美艳无比的面孔,只可惜,浑身包在一团漆黑的颜色中,看多了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如今,黑沉沉的大街上突然站着个头扎淡粉色头巾,身披天蓝大氅的外国女人,难怪伊朗人民多看两眼呢。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在宗教风气浓厚的伊朗显得有些疯狂,可我实在无法忍受穿衣打扮都要被别人严加管制。 当我站在德黑兰的街头,宽宽的裙摆被风吹起,我会得意地想:“这是我的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也是我的反抗方式。” 很奇怪,在伊朗的10天里,摄制组的女孩子都变得脾气暴躁,我更是像个二踢脚,一点就炸。 一天晚上,大家决定到德黑兰一家中餐馆去打打牙祭。 一走进挂满红灯笼的餐厅,我就兴奋得忘乎所以,一把拽下了包在头上的围巾。同行的几个女孩子看看我,也都扯掉头巾,大家一边落座,一边嘻嘻哈哈地说:“在中餐厅,是不是就和在中国使馆一样,咱们可以自由了。” 正说着,一个黑黑瘦瘦的伊朗老头子走过来冲我们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堆话。他系着白色的围裙,显然是餐馆的服务员。老头说得很是激动,干枯的手不停地挥动着。突然,他伸出手,一把抽起编导张力搭在椅背上的头巾,劈头盖脸地就往她的头上蒙。我的火噌一下就起来了: “Dont touch her!”(别碰她) 我的声音之大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老头也愣住了,他的双手僵在半空,一动不动地呆了几秒钟,然后放下手里的头巾,脸色和缓了很多,指指围巾,再拍拍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我狠狠地盯着老头,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You! Leave us alone!”(你,别来烦我们!)我冲老头一挥手,他张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叹口气走了。 我一个人又运了半天气,还是重新包上了头巾。 离开伊朗回香港,我乘坐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的班机。一走进机舱,我立刻问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请问,我可以摘头巾吗?” “当然!” 我恶狠狠地拽掉围巾,心里禁不住高喊:“解放了!” 现在,这几件五颜六色的衣服还挂在我香港的衣柜里。除了万圣节的化装舞会,我想不出任何可以穿戴它们的场合。 生活中,我算是个中规中矩的人,穿衣打扮喜欢得体而不张扬的风格(在伊朗时的疯狂完全是被环境逼迫而产生的逆反,所谓偶尔露峥嵘,不代表我一贯的表现。)这使我在着装上很少犯错。 不过,错虽然不犯,丑可是出过。 我意识到我的左肩膀已春光乍泄 “千禧之旅”结束后,凤凰在深圳“世界之窗”举办了一台晚会。许戈辉、我、吴小莉等6个走过“千禧之旅”的女主持人分别上台讲述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当晚,我们都身着亮丽晚装,雍容华贵的形象和旅途中的风尘仆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曳地长裙,领口开得很低,正好包住肩头。那一阵,“千禧之旅”一路劳顿让我瘦了不少,晚装穿在身上松松的,好在裙摆宽大,看不出来,只是肩膀那老要往下掉。 那天,我在台上讲了在巴格达的儿童医院见到的绝望的母亲,讲到了在美军的轰炸中失去9个亲人的老妈妈。我讲得非常投入,一只手不时地比划着加重语气。说着说着,我觉得左边肩头的裙袖在慢慢地往下滑,我试着端起肩膀,想把它撑住,可还是无济于事。我意识到,我的左肩已经春光乍泄了。好在只是稍稍露了肩膀,这种尺度我能接受,想必观众也能扛得住吧。 晚会一结束,一直坐在台下的柯蓝跑到后台找我。一见我,她就挤眉弄眼做昏倒状:“天哪,全国观众都精神崩溃了。我眼看着你的裙子不断地往下掉,我就在心里一个劲地念叨,‘往上走,往上走。’可你的香肩还是露了出来。告诉你,你在台上说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光注意你的肩膀了。” 文涛正站在一边,一听说我在台上颇为暴露就对柯蓝正色到:“你看你,鲁豫难得一露,我要是你,就在台下带着大伙一块喊‘往下掉,往下掉!’”从此以后,每回上台前,我都要服装师把我前后左右打量个够,才敢登台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