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肯传-8

为了拯救联邦，这是一个军事上的必需。奴隶问题，它以前是战争的起因，在战争开始后，它又成为战争的目标，现在，它又成了进行战争的手段，是结束战争所必须采用的方法。22日，总统召开内阁会议，并宣读了“宣言”草稿，蔡斯极力赞成，布莱尔则害怕由此造成秋季选举中的不利局面，最后西沃德的一番话打动了林肯，他说，“我赞成这个宣言，可是目前情形下发表它是否适宜值得怀疑。我们在前方屡战屡败，人们的情绪如此沮丧，以致我害怕这么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产生的效果。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精疲力竭政府的最后一招，是一个求援的呼声”，是政府求援于黑人，而不是黑人向政府求援，那的确有点狗急跳墙，因此，西沃德建议总统等到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再向全国宣布。林肯觉得有理，便耐心等候胜利的到来。事情要不经意地做成才显得极为容易，一旦刻意求成，便会做欲望的俘虏。林肯越是盼望胜利到来，胜利越是遥遥无期，在西线，格兰特对维克斯堡亦是久攻不下，东线就更不提了。波普在 10 号岛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来到东线，他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胡吹大气的样子让那些在东线受尽窝囊气的人们不满，弗里芒特决定宁可辞职也不愿呆在波普手下，麦克莱伦鄙视波普，甚至到了波普与李对阵求援的时候，麦克莱伦亦不屑一顾，只是告诉总统“让波普自己摆脱困境”。波普在布尔渊从 8月 28 日黄昏时分一直打到 9月 1日才摆脱困境，代价是 6万太军伤亡 16000人，而季军只有 54000余人，伤亡亦只有 9200 人。总统撤了波普的职，但他不自禁他说波普干得不错，那大概是因为他敢于对阵，而麦克莱伦则总令他想起一只巴布。麦克纳布的斗鸡，那还是在纽萨勒姆的时候，林肯经常参与斗鸡游戏，他当裁判。巴布新得一只气宇轩昂的雄鸡，吹牛说它将打遍桑加芒无敌手，而临到进入斗场，却夹着尾巴、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就是不肯抬头相啄。巴布一气之下将它扔向空中，它飞落到一处柴堆上，在那里，它略一环顾，然后昂头伸颈，振羽引吭，得意非凡。这是一只适于表演而不是打斗的鸡，麦克莱伦使林肯不由得想起这只鸡。因为他无人可用。林肯另外感到难耐的是，一方面在他的办公抽屉里放着“解放宣言”，另一方面，他还得装出一付姿态，以示他的奴隶政策没有什么变化。他老早就表示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胜利，“或者到我死、或者到我被打败，或者到我任期届满，或者到国会或国民抛弃我。”但是，现在是在与南部打仗，他们是为了他们所谓的州权，为了保存奴隶制而挑起的战争，难道总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迁就么？总统实在过于仁慈，在他的对手一刀砍断了合众国的时候，他也不愿拿刀砍向他的对手。他实在很希望一切战争结束。到了 8月 14 日，总统在接见一个自由黑人委员会时，仍希望移民，他对他们说，“你们种族在蒙受着任何民族所没有蒙受过的最大虐待，但即使你们不再做奴隶了，你们仍远远不能与白人处于平等地位。别的种族享受到的好处，你们有许多享受不到。人类的壮志是自由自在地和最优秀的人平等相处，然而在这个广阔的大陆上，你们种族中没有一个人取得如我们种族中任何人那样的平等权利。即使你们去到善待你们的地方，而禁令依旧束缚着你们。”总统认为，奴隶制对白种人有许多坏影响，它导致了战争，导致了白种人自相残杀，而“要不是为了你们黑人，我们白种人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尽管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有许多人对你们漠不关心。然而，我再说一遍，没有奴隶制，没有黑种人这个根源，战争绝不会打起来。因此，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是自由民，这些人即使在离开这个国家得以改善处境的情况下，也不像在同样条件下能获得自由的那些奴隶那样愿意离去。我认为，移民的主要困难之一是自由有色人看不到此举可以增进他们的康乐。”林肯要求自由黑人“应该做些事情来帮助那些不像你们自己那样幸运的人”，林肯说：“我们白人不乐意你们这些自由黑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在白人方面有一种不乐意的、甚至厌恶的心情，尽管这种心情也许是残酷的，但的确是许多白人的心态。“现在，如果你们能给一个让白人着手的机会，那就是在打开一扇宽广的门，使许多人获得自由。”特别是，“如果像诸位这样有才智的黑人从中襄助，那就大有可为。”“为了你们的种族”，林肯说，“你们应该牺牲一点目前的利益，争取在这方面和白人一样高尚。在人的一生中，想到你能做点事情来改善那些备受虐待的人的处境，这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令人愉快的事情并不是人所说做即能做的。一些人不愿意做，一些人条件不允许去做，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做，或者说做而不得其法，因而适得其反。总统现在便处于这后一种状态，他希望黑人迁出美国，但他们并不愿意如此。8月 20 日，在纽约州长岛新镇，黑人们集会，坚决拒绝总统的移殖计划。他们认为他们是有色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不同的种族”，他们得出结论：“总统对待这个国家有色人的政策是个错误的政策。”能言善辩的前逃奴、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希。道格拉斯首先对总统藐视黑人之口吻予以批评，然后针对总统关于黑人的存在是导致内战的原因的观点，说道：“按照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个盗马贼或者一个劫匪大概也值得尊敬了，因为盗马贼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盗马，是因为有马，劫匪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抢钱，首先是因为行人腰包里有钱。”然后，“总统先生”，道格拉斯反驳道，“盗马并不是因为这匹无辜的马，劫匪抢钱也不是因为行人的钱袋，引起这一场丑恶而不自然的战争的原因也并非黑人的存在，而是由于那些想依靠盗窃、抢劫及叛乱的手段去占有马匹、金钱及黑人的人们的贪婪。”林肯作为战时的陆海军大元帅，拥有宪法授予的进行战争的极大权利，国会也在一直促使总统走向解放奴隶之路。7 月 17 日通过了没收法案，它与早先的没收法案颇为不同，因为它规定，每一个参加叛乱者，都将被法庭宣布为国事犯并处以死刑，（当然也可以改判），叛乱分子的财产则全部没收，他们手中的奴隶则宣布解放。而且该法案还授予总统使用奴隶参加镇压叛乱的工作的权力。但这个法案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总统本身即对之持怀疑态度，而这引起许多人对总统持怀疑态度。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两千万人的祈求》的公开信，要求总统执行第二个没收法案，并希望总统承认在边界州维护奴隶制度实际上等于维护叛国行为，请求总统以暴力对付暴力，并争取黑人的帮助。林肯在没有发表“解放宣言”之前还必须为他的政策辩解。8 月 22 日他看到了格里利的公开信，并随即回信：“如果信中对事实的有些陈述或假定我认为是错误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争辩。如果信中有些推论我认为是作得不正确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反驳。如果信中显而易见有一种急躁和专横的语气，我尊重一个其心地我一向认为正直的老朋友，不予计较。”林肯的回信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雍容大度，一种气质，一种似乎是多年发号施令者的气质，一种与其总统身份相配的气质。随后他说明了他的意图，用最简明然而又是最有力的语言：“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指引下通过最简捷的途径去拯救联邦。政府的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原来那个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拯救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对这种人我是不赞成的。如果有些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这种人我也是不赞成的。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份奴隶而保留另一部份，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做了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有些事我所以克制不做，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不利，我就尽量少做，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有利，我就尽量多做。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这就明确表示了总统对战争目的的看法，那是为了拯救联邦，而那令某些人热血如沸、同时也令另一些人拼死以争的奴隶制呢？则被林肯瞧得极轻，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达到目的不得不用的手段。或消灭奴隶制，或拥护奴隶制，总之将奴隶制问题看得极重的人们到了总统这里都失了重，就像挟裹泥沙而来的大河，忽然落进万丈深渊，他们也就都像瀑布一般，在那里冲激出巨大的吼声。还是道格拉斯的声音最为响亮，他说，战争是为了保存政府，这当然不错，但同样，战争更是为了政府奠基于其上的原则而进行的。其实，总统一年多以前的国会咨文正是这个意思，在致格里利的信的末尾，总统也强调，“对于我经常表示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该获得自由这一个人愿望，我是决不会改变的。”总统在这里使用的是“个人愿望”一词，表明了作为总统，他对美国国民的清醒认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理喻的，如果人们肯倾听并接受对方的意见，也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南部不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么？但他们依然在星条旗下拿起枪杆。北部不也有很多人聚集在星条旗下么？但他们一些人并不赞成为黑人而打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可能在一个规定的时候达成一致，人们总是在随事情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这种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如果人人都像总统那样怀抱那个伟大的“个人愿望”，那事情或许好办些，但这个愿望在变成现实的时候是否会一帆风顺呢？阻力是在行动的时候才出现的，静止的物体不会有阻力。涉及到人事问题，很难预测阻力会有多大。于是，一帮芝加哥教派人士到白宫向总统提出了许多完全对立的意见和劝告，令林肯感到有趣的是，各教派人士都肯定认为自己代表着神的旨意。总统尽管没有加入教会，但上帝他是相信的，他经常提到上帝，在他的心目中，上帝似乎代表着一种必然规律，而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概念。挟上帝以令总统，这使林肯感到恼火。当一帮牧师口口声声说从上帝那里带来了关于奴隶政策的“信件”时，林肯忍不住嘲弄道：“上帝只能通过芝加哥这个极其邪恶的城市的这条拐弯抹角的渠道来传递他的信件”，这实在是“太稀奇了”。林肯有把握地说，“不是这个教派就是那个教派的这一信念是错了，在某些方面也许双方都错了。我希望这样说不是不敬：如果上帝会在一个和我的职责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上向别人启示他的旨意，那他很可能直接向我启示。”然后，林肯问道，“我发表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愿意发布一个会被全世界看作肯定不起作用的文告，？？如果我连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一句话难道倒能使奴隶获得自由吗？那里会有一个法院、一个官员或一个人受它影响吗？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经我批准的法令，对逃到我们阵线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提供保护和自由，有什么理由认为解放宣言对奴隶的影响会比那项法案的影响来得大呢？可是据我所知，那个法案并没有使得哪怕一个奴隶投奔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林肯承认，“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使欧洲人相信激励我们的不只是雄心，还有别的东西。再有，我承认它对北部多少也有点好处，？？对战争总还可以增加一点力量，它毫无疑问会夺走叛乱分子的劳动力，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感到这点十分重要，林肯的上述提问就只表明他内心对解放宣言极为矛盾，他希望它有重要作用，但又怕它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他仍将梦想放在购买和移植上，他觉得那才是实际的东西，空口说一句解放奴隶会有什么用呢？你尽可以把牛的尾巴说成是一条腿，但牛终不会有五条腿。他在矛盾中等待着，也在等待中思考着这个世界的矛盾。“上帝的意志胜过一切。在伟大的斗争中，双方都自以为自己是在按上帝的意旨行事。有可能双方皆错，必然有一方错。上帝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对同一件事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林肯想，“在目前这场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任何一方的意图都有所不同。然而人类的手段调动起来，最适合于实现他的意图。我差不多就可以说这大约是真的，即上帝愿意有这场斗争，而且眼前还不愿它结束。上帝单凭着他对目前斗争双方心灵上的伟大力量，本来可以不借手人类的斗争就保全联邦或消灭联邦。然而斗争还是开始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可以在任何一天给任何一方以最后胜利。但斗争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斗争正在进行着，李军已经打到了马里兰，他们乘着秋高气爽、庄稼成熟之际打了过来。李之所以作这次冒险，一方面是他藐视麦克莱伦，深知这个胆怯的家伙不敢在自己的军队开到时贸然行事，同时冬天就要到了，而自己的军队粮草不足，衣物鞋袜不足，故打算到也只有到马里兰碰碰运气。然而却是麦克莱伦碰到了好运气。一名北军捡到了一包雪茄，打开时却发现那张纸上写着李军兵分两路的命令。这个时候林肯力排众议重命他为波托马克军指挥也着实令他感动了一阵子。于是他挥师迎战李的孤军，9 月 17 日，双方在沙普斯堡小镇附近的安提滩遭遇。这又是一场恶战，李军的4 万多人被消灭了近 12000人，而麦克莱伦的 9万人大军的伤亡还超过了这个数字。在李被打得无力还手之际，杰克逊率领的另一路军赶到。即使这样，麦克莱伦也可能歼灭来犯之敌的，但他似乎打累了，迟迟没有追击。李军从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尽管如此，这场血战还是鼓舞了北方的斗志，也使得正在那里磨拳擦掌、试图承认邦联、干涉美国的欧洲一些国家不敢轻举妄动。林肯却跃跃欲试，打算兑现他的诺言。他曾希望当叛军被赶出马里兰的时候，立刻发布一项解放宣言。当然这话没对任何人说过，只是当李军打来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这是他对自己和上帝的承诺。现在叛军已被驱逐出境，9 月 22日，总统召集内阁成员集会。大家先在一块儿闲聊，林肯则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不时微笑着。当他觉得其中某处极为有趣时，便问他的阁员们是否读过阿蒂默斯。沃德的作品，那是一个幽默作家，林肯正在看他的著作《由提卡的高压暴行》。随即总统朗读了其中一章，并大笑起来。一本正经的斯坦顿对这种插科打诨极为恼火，差点拍案而去。大笑着的总统找不到同调，于是失望地说：“你们为什么不笑呢？工作如此紧张繁忙，如果没有笑可令人受不了。你们跟我一样，也是需要这种良药的。”林肯说完摘下礼帽并从中取出一份文件，神色一肃，然后言归正传，“召集诸位到这里来，是要诸位来听取我写的东西。我并不希望诸位对主要问题提意见，因为我已为此作出了决定。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哪位不尊重，？？我清楚地知道许多人在这件事上或其他事情上能比我干得好，但如果能使我相信，公众对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信任超过对我的信任，而且又有什么合乎宪法规定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人放在我的位置上，那我一定让贤。现在是我作主，我必须尽力而为，并为采取我认为应该采取的方针负责。”林肯在这里颇表现了一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他平常总给人一种谦虚温和的印象，但当面临重大问题，他实在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读笑话不过是试图镇定罢了，那种目无余子的口吻也同样意味着虚张声势，就像人们在吵架的时候总是喜欢提高嗓门一样。这一切都表明了总统对发表《解放宣言》殊无把握，但总统还是宣布：“自公元 1863 年 1月 1日起，凡届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被作为奴隶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听完总统的宣言，斯坦顿很有点忸忸，他不禁上前握住林肯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朗读阿蒂默斯。沃德的某段文章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行动的前奏的话，那该书就应该存入国家档案馆内，其作者也应归于圣人之列。”斯坦顿是个怪人，他在女儿露茜埋葬后又将她挖出放在自己的卧室，他害怕死亡。有时他显得极为怪气，有时又极为严肃，令人不寒而栗。他跟总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改善。某次斯坦顿恼怒地称总统为“该死的蠢才”，总统听说后却道，“如果是斯坦顿所说，那我就一定是了，因为他几乎一贯正确，而且基本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使得斯坦顿后来很是敬重总统。不过，斯坦顿现在的这番话倒是深得拍马之道，而且由于发自内心，丝毫不着痕迹。既然连沃德都是圣人，而他却只不过是一个铺垫罢了，那主角呢？★撤换麦克莱伦主角却不能安心去做圣人，因为北方立即陷入于混乱，尽管一些激进的报纸在那里大唱赞歌，但总统却更关心股票的下跌，他知道那是一个民心的晴雨表，而且逃兵越来越多。宣言发表 6天后，他给哈姆林副总统写信说，“尽管报纸和名人们交口称誉，对于一个追求虚名的人来说于愿已足，但股票下跌，军队进展速度空前缓慢。这种情况清醒地正视起来，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 6天之后的今天比 6天前少，老兵的损失在数目上超过新兵的补充。北部对宣言的反应口头上很强烈，但单靠嘴里说是杀不死叛军的。”在北部，早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有一帮民主党人反对战争，主张媾和。这些人煽动反战情绪，甚至鼓动叛乱，他们像毒蛇一样阴险恶毒，故被称为“铜头蛇”。现在这帮人更起劲地反对解放奴隶，差不多整个民主党都受了影响，他们认为美国“将成为白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民主党的力量不可低估， 11 月初秋季选举的结果表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从 44 席增加到 75 席，这个数字表明了共和党至少在后方遭到了失败，这也难怪征兵工作为什么那么不顺。共和党人的支持者都上前线去了，留下来的民主党人便成了多数。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大原因是从林肯与费城的 W. 凯利重新当选后的一番对话中体会出来的，凯利明确表示，他的当选仅仅只是由于他单独提出了要求用一个勇于作战的将领取代麦克莱伦，否则他也难逃败绩。林肯深以为然，第二天即 11 月 5日即令解除麦克莱伦少将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职务，由伯恩赛德少将接任。7 日深夜，麦克莱伦接到了命令。自安提滩战役后，林肯就难以按捺对麦克莱伦的不满，当时林肯催促有可能就消灭敌人，麦克莱伦却坐失良机。即便如此，如果麦克莱伦略事休整后紧跟着逼近里士满，这也要令总统好想些。然而不，麦克莱伦别的本事没有，按兵不动的本事却极为拿手。林肯在 10 月一直耐心地试图说服麦克莱伦出击，总统 10 月 13 日的信充分表明了他精通军事知识，他对麦克莱伦说：“据我所知，你打电报给哈勒克将军，说你无法供养你在温彻斯特的军队，除非从哈珀斯渡口到该地的铁路畅通无阻。但敌人目前却确实在供养他们在温彻斯特的军队，而他们离铁路交通比你如果没有上述铁路要走的路程几乎远一倍。敌人现在正从库尔佩珀法院大厦用运货车运输物资，路程正好比你从哈珀斯渡口出发大约长一倍。敌人的运货车的数量肯定不及你的一半。你如果能充分利用从哈珀斯渡口到温彻斯特的铁路，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要打通铁路，就会把余下的秋天的日子白白浪费掉，实际上忽视了时间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还有，你知道，有一条关于战争的准则：在不暴露自己交通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你的做法仿佛这个准则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和敌人互换位置看看，你难道不认为敌人会在 24 小时内就破坏掉你和里士满之间的交通吗？你怕敌人进入宾夕法尼亚，但敌人如果以全部兵力这样做，就会把交通线全都送给你，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跟在后面消灭他就是了。如果敌人不是用全部兵力这样做，那么，攻击和打垮他剩在后面的部队就更容易了。不计算水路在内，把你能走的路线和敌人必然要走的路线相比，你目前离里士满比敌人近。除非你承认敌人在行军方面比你强，否则你为什么不能在敌人之前赶到那里？敌人的路线是半圆形的，你的路线是直的。道路的情况双方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我希望你，但并没有命令你从谢南多亚和蓝岭的下方而不是上方渡过波托马克河。我的看法是，这样立刻就能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只要敌人容许就加以占领。“如果敌人向北移动，我就占据他的交通线，紧追不舍。如果敌人防我们占领他的交通线而向里士满移动，我就紧紧压住他，一有机会就打他，至少要试一试从内线打他，把他打往里士满。我说，‘试一试’，因为如果不试，就永远别想成功。如果敌人在温彻斯特停下来，既不向北也不向南移动，我就在那里同他打，我的设想是，如果我们以逸待劳还不能打败他，那我们出动去打他，就永远难操胜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极其重要，切勿忘记。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占了便宜，我们决不可放过。我们决不可仅仅把他赶走就算数。既然我们最终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打败敌人，那我们在近的地方打比在远的地方打容易。如果我们不能在敌人目前所在的地方打败他们，那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打败他们，因为他们又会躲到里士满的堑壕里去了。“林肯要劝说春克莱伦实在有些苦口婆心，但却过于婆婆妈妈，这与他粗豪的外表及下层的经历似有些不符，他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而不是一个豪迈敢为的骑士。他内心极为仁慈，从小就不愿伤害动物，现在当他操掌生杀大权之际，他总是尽力赦免那些死囚犯，当一个奴隶贩子经他签署处决令后，他的内心极为痛苦。他不忍见黑人受苦，同样也不忍白人因作逃兵之类的理由被杀，他说美国哭叫着的寡妇已经够多了，别让她们的数目再增加，出于同样的仁慈之心，他赦免了 260多名参加明尼苏答州暴动的印第安人。一个过于仁慈的人实在不宜统领血的战争，但缺乏仁慈之心的人同样也不适于做部队的统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容易造成死伤，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大规模的。然而一个既不仁慈也不残暴但是却懒于打仗的统帅却为祸尤烈，要是麦克莱伦换了李，里士满必定早已攻破，战争早已结束，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生命丧失在战场。对于麦克莱伦，林肯可谓用尽了手段，他也曾下过攻击令，也曾撤过其职，但就是赶不动那匹懒马。一次，有人欲去里士满，请总统给予一张通行证。林肯大起感触，说道，“我亲爱的先生，就算我给你一张通行证，但它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然而确实有很多人既读不懂那通行证，又不喜欢有人从我这里拿到通行证。我已经给了麦克莱伦和其他 20 多万人通往里士满的通行证，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去了那里。”麦克莱伦充分刺激了总统的幽默天赋，或者亦不仅仅是麦克莱伦，而是整个战争刺激了总统。比如有一次有人问总统前线有多少敌人，总统顺口答道，“大约 120万。”“天啦！”问者大吃一惊，据他所知敌人似乎没有那么多。“是这样，先生，是 120万。你看，只要我们的将军吃了败仗，他们总是说敌人 3、4 倍于己。我相信他们。而我们在前线共有 40 万人。”经过战争的初步洗礼，总统已变得极为精明，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然而他就像处于梦魇中一般，明知发生着的一切，但就是醒不过来，他知道只要一翻身就成，而真要翻身谈何容易。总统视之如手臂的麦克莱伦不肯出击，他感到自己缚手缚脚。10月初总统亲临前线，发现庞大的波托马克军似乎仅仅只是麦克莱伦的卫队。麦克莱伦与总统玩上了猫溺，一个千方百计敦战，一个想方设法推脱。麦克莱伦几乎成了找借口的专家，一会儿要休整，一会儿粮饷给养不足。10月下旬，他竟然以马匹喉痛疲劳为由坚不出战。林肯立即回电：“请原谅我问一下：使谁都疲劳的安提滩战役结束后，你军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林肯举起鞭子，麦克莱伦立即叫痛，然后林肯又不得不安抚。过了 3天，即 10 月 27 日，总统安抚道：“昨电悉。我当然无意冤屈任何人，如事已如此，深为遗憾。军队已 5个多星期无所事事，在此期内，我们已将所有可能获得的马匹，总数达 7918 匹，送往你军。而现竟被告知骑兵的马匹过于疲劳，行动不得，则前景实在暗淡，几乎绝望，可能迫使我在电报中说了些不耐烦的话。如马匹尚未获补充和休整，则何时能行？河水可能正在上涨，我乐于相信你军正在渡河。”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这种总统向将军道歉的事，而此时，有一些人正称总统为“暴君”。事情逐渐清楚，原来麦克莱伦正考虑接受做民主党的 1864 年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不主张战争，这一点麦克莱伦是清楚的。这也可以解释麦克莱伦为什么按兵不动，或这至少是其中原因之一。林肯一直顾虑找不到能干得更好的人来接替麦克莱伦，这是他优柔寡断的最大原因。而当伯恩赛德接替麦克莱伦后，即便伯恩赛德刚愎自用、有勇无谋，林肯还是原谅了他，因为他肯迅速采取行动。这一行动本该由麦克莱伦采取的，现在异人而行，在时间上是太晚了。敌人早已恢复元气并作好了充分准备。12月 13 日，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卵击石，被夹头夹脑打得晕头转向。林肯很是痛心，但他还是说：“尽管你们没有获胜，但这次进攻并没有错，失败也只是偶然的。你们在开阔地上同设防坚固的敌人英勇作战，冒着敌人的炮火，以熟练的技能成功地来回强渡河流，显示了你们具有一支伟大军队应该具备的一切优良素质，这种素质将使国家和人民政府的事业赢得胜利。”★签署《最后解放宣言》林肯并不一味优柔寡断，事实上，当他深思熟虑做出某种决定后，他就会千方百计使之完成。执行宣言的日子已在日趋临近，但似乎极少有值得骄傲的事情出现，只要不是太过麻烦就谢天谢地了。然而即使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林肯解放黑奴之意仍坚不可懈，他说话极少不兑现。之所以说是内忧外困，是因为临近年底，国会不满意西沃德的温和政策，要求撤换西沃德，西沃德递上了辞呈。西沃德此时正是总统所依重的处理外交事务的能人，而现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正共同向墨西哥索还到期债款，干涉美洲事务。特别是英、法两国还打算承认南部。林肯这个时候不能没有西沃德，因而挽留他。蔡斯和斯坦顿紧接着要辞职，林肯说，“我知道你们要求辞职各有各的理由，但经最慎重的考虑之后，我感到公众利益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我请你们各就各位，执行自己的部务。”不过，林肯在处理黑人问题上还是小心翼翼，没有先例，他只得摸着石头过河，试探着把已经解放了的黑人编入军队。他不敢一下子走得太快，一次他形象地比喻道，“我们像捕鲸者一样，追捕了很久才叉住了那怪物，可是我们必须小心在意并把稳舵，否则它尾巴一摆，我们就只有一块儿归入永恒之乡了。”他在 12 月初的国会咨文里也力图为元旦行动作铺垫，他说：“我们给了奴隶自由，同时也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给奴隶以自由，维护自身自由，都是同样光荣的。我们将高贵地保全或卑劣地失去人间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其他方法也许会成功，这个方法决不会失败。道路是清楚的、和平的、大度的、公正的，只要走这条路，全世界就会永远赞美我们，上帝一定会永远赐福我们。”正当人们街谈巷议以为总统将不会在新年有所行动之际，新年元旦来临了，在那时，仍然处于反叛状态或对总统初步解放宣言置之不理的地方还有很大一片，包括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杰佛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普欣、特雷波恩、拉伐什、圣玛丽、圣马丁与奥尔良等教区及新奥尔良市除外，因为在这些教区和新奥尔良选举出了拥护全国统一的国会议员）、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莱纳州、北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的 48 个县与柏克利、阿康玛克、诺桑普敦、伊丽莎白顿、约克、安公主、诺福克等县及诺福克和朴茨茅斯两市除外）。而到那天上午，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也定了稿。林肯依据其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面指明各州及一些州的部分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从公元 1863 年 1月 1日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保障上述人等的自由。”这是一个镇压叛乱的“适当的、必需的战争措施”。林肯在《宣言》中写道：“我特此责成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非出于必要的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我劝告他们，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比《初步解放宣言》不同，林肯“进一步宣布和声明：条件合适的那一部分人将被允许参加合众国武装部队，守卫要塞、阵地、兵站和其他地方，以及在上述武装部队的各种舰只上服役。”林肯听从蔡斯的意见，还加上了这么一段，“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措施是正义的措施，它出于军事需要，合乎宪法规定。我祈求人类对它作出慎重判断，全能上帝对之赐与恩典。”林肯知道，与这个文件相联系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因此，他极慎重。1 日下午，面对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林肯两次提起笔又放下。转过身来，他对西沃德说，“如果蓄奴制不算错，那就没有什么事可算为错了。我一生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从今天早上9 点钟起，我一直在会客并同他们握手，以致弄得我整个右臂僵硬麻木。假如我的名字会被载入史册，那将是由于这个法案，我的整个灵魂全寄托于此了。现在这个签字将为人们仔细察看，而假如他们发现我的手颤抖过，就会说：”他有点后悔了。‘可是，不管怎样，这字总得要签的。“说完，他再次拿起笔，沉着而坚定地署上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国务卿西沃德随后也签了名，然后盖上国玺。于是，南部叛乱诸州 350万黑奴获得“解放”。七任命格兰特★再换统帅战争越来越残酷。双方只要一接上火，那伤亡数字也就极为可观，年轻士兵们鲜红的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度大片土地如染。即使在除夕和新年，也没有平静。在田纳西州，邦联军在布莱格率领下试图夺取肯塔基州，尽管他只有不到 4万人，但他进军路易斯维尔的意图极明显，联邦军在比尔将军的指挥下尾随追击。双方在 1862年的秋冬似乎就这么耗着，不愿真正打仗。不久，林肯让威廉。罗斯克兰斯将军接替比尔。12月 31 日，两军交战，直到新年 1月 2日，战斗才结束，叛军损失近 12000人，撤回其冬季营地。联邦军多损失了 1000 多人，但他们胜了。战争也越来越奇怪。一方面是战场上，双方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必欲拼个你死我活而后快。一方面，当战事稍息，双方士兵却在私下友好来往。北军缺少烟草而南军缺少咖啡，因而他们瞅着机会就互相交换。1862年在莫尔文山国庆节对两军来说是过得极为有趣的，双方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定，于是都从各自的阵地走出，仅留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他们在一片草莓地里采摘草莓，交换烟草和咖啡，交谈战事，友好而亲切，似乎战争是官员们的事，浑忘了两天以前才刚刚结束“7 天”血战。而这个冬天在拉帕汉诺克河，独木舟将对垒的两军暂时亲切地联系了起来，彼此交换对方所缺的东西。当然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伯恩赛德为上次的失败感到羞辱，他急于挣回面子，时刻谋划着再打一仗。不过这次他不打算正面交锋，而是试图突然袭击，且定于晚上。然而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动似乎不为上天所庇佑，1 月 20 日，正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先是下起小雨，接着狂风怒吼，再后雪花飘了下来。出师不利，只得草草收兵。总统适时免去了伯恩赛德的职务，不仅仅是由于这次无功而返，主要是因为士兵们不相信他们的司令，他们认为他指挥不当，使他们不能有与敌人胜负相等的机会，这样让他们打必败无疑之仗很使他们不满，遂成群结队当逃兵。1 月 25 日，胡克被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司令，他果然与麦克莱伦大不一样，“让上帝可怜李吧，因为我不会宽恕他的。”他的绰号叫“好战乔”，极富闯劲，操联邦精锐之师，有直捣黄龙之心。走马上任不久，胡克的部队便都像他一样斗志昂扬。但是，仅有斗志是不够的，就像仅具野性不能使一条狗变为一条狼一样。麦克莱伦守在家门口，不敢跨出大门，是典型的“看家狗”。伯恩赛德呢？有勇无谋，冲倒是冲出了家门，然而却是冲到敌人的棍棒底下。胡克有了这两个作先例，是不是会好些呢？林肯对这位新任命的司令官是相当了解的，他在授命胡克的第二天即写信给胡克，告诉这位将军，“我已经任命你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当然，我这样做自以为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对你是不大满意的。”坦诚相见，这是林肯的一贯作风，或者说是他的天性，而这不仅为他赢得了“诚实的亚伯”美称，更使他赢得了大量朋友。很难相信一位总统会写这样的信，但它却像灵丹妙药一般，屡试屡应。他后来写给新当选的纽约州长西摩尔的信更使他赢得了这位典型的民主党人对总统及政府的“效忠和支持”，他写道，“我和你素不相识，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相互了解。眼前，我是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国家的首脑，而你是这个国家中最大的一个州的首脑”，极明白平易，且直白心意，丝毫不转弯抹角，“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正如我需要其他州的合作一样，我也需要你的州的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西摩尔本来在就职时便声称《解放宣言》是违反宪法的，他甚至要求在华盛顿身处高位救国无策的“无能之辈”下台。林肯告诉胡克，“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而有才能的军人，这我当然是喜欢的。我同样也相信你并不把政治和你的职业混同起来，你这样做是对的。”麦克莱伦、弗里芒特、亨特等人有这类毛病，林肯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你自信心强，这即使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你富有野心，这在合理范围内与其说有坏处，不如说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伯恩赛德将军统帅军团的时候，你曾经在你的野心唆使下尽量和他作梗，你这样做，对于国家、对于一个功勋卓著和可敬的兄弟军官，都是极其不应该的。”一种毫不保留的语气，一种长者口吻。“我十分担心你过去努力在军队里灌输的那种批评司令官和对司令官不信任的风气现在将会对你起作用。我将努力帮助你制止这种风气。当这种风气在军队里流行的时候，无论是你，还是拿破仑再生，都别想从这支军队得到好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非常时期，更应该避免不一致，林肯尽管当兵的时间颇短，但这点还是清楚的，因为他甚至感到，在非常时期，他的国家也不能放任了。言人人殊，各持己见，极易造成纷争，因奴隶制问题已经造成了南北分裂，又因对战争及有关政策的态度，使本来统一起来对付南部的北部又起了党争。民主党害怕解放黑奴、终止实施人身保护法会导致军事独裁，他们的确是该担心，因为总统已逐步将各种权力抓在了手上，他频繁地更换军团司令已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总统自己也表示要冒险尝试进行独裁，他在给胡克的信中说，“我曾经听说，而且不由不信以为真，即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个独裁者。我让你当司令当然不是因为你说了这番话，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你当了司令。只有那些打胜仗的将军才能扶植起独裁者。我现在要求你的是在军事上打胜仗，至于独裁政权就由我来冒一下险吧。”尽管这话颇有些玩笑成分，但仍部分地表露了林肯的内心。然而即便林肯做了独裁者，那也是宪法规定的，战时总统为使敌人屈服，有采取任何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从事战争的权力，林肯“冒险”做独裁者实际上是为了打胜仗，赢得战争的胜利。林肯把对胡克最担心的问题放在最后，“你要提防轻率。要提防轻率，要斗志昂扬、百倍警惕地前进”，当然，要“给我们打胜仗。”结果，总统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胡克被打败了。4 月份，当胡克准备发动攻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作战计划，那时波托马克军团已达 13 万之众，而李则只有6 万人。胡克指挥大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行动迟缓，花了几天时间到月底才有 4个联队准备在钱瑟勒斯维尔打击敌人的殿后部队。那是一个小地方，在弗吉尼亚州，离伯恩赛德被打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不远。当胡克发动攻击时为时已晚，李从容地调来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兵力，严阵以待。同时，“石墙”杰克逊悄无声息地抄到联邦军的右翼。胡克的作战计划可没料到这一点，他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在 5月的开头几天，胡克缩手缩脚，看着李将军、“石墙”杰克逊及其部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只得后撤。这一仗胡克的部队伤亡惨重，达 17200多人，连胡克本人也被一发炮弹震晕。胡克不听林肯的劝告轻率进军，使林肯感到事态严重。他在 4月中旬曾对胡克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不利条件下去攻打设防坚固的敌人，但我们应该不断扰乱和威胁敌人，使他们不能从容地或安全地把部队派遣出去。如果敌人的兵力削弱了，那就应该向他们发动猛攻。”胡克置之不理，轻率进攻，终遭败北。在白宫，那几天由于丝毫得不到任何前线可靠消息，林肯预感到败了，不停地走来走去，并喃喃而语，“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后果实际上并不太严重，因为李军伤亡也达 12400多人，而他的部队兵源不足，就像老年人的牙齿，掉了就难指望重新长好。更令南部悲痛的是，“石墙”杰克逊殉了职，他是在战斗的第二天被他的部下打死的，因为他在月光下察看形势，而一个士兵误以为他是北方佬便瞄准他打了一枪，那一枪把整个南部都打痛了。杰克逊是一个渴望并善于打胜仗的将军，他通常沉默寡言，使士兵看他时既尊敬又害怕，他也不太在意士兵的爱戴，只要他们听指挥打胜仗就行。他信奉上帝，每次打胜了他都会归功于上帝。现在他死了，死在“他光辉的顶峰”，死“在南部日落西山之前，在失败、苦难和自私的利爪攫住他之前。”他的一个下属军官如此说道。的确，自杰克逊死后，南部便每况愈下，再没有打过大胜仗。★开发战争资源然而林肯在 1863 年春还很难预料南部到底会坚持多久，他有信心打赢，但已逐渐相信决不会在短期内打赢。在《最后解放宣言》里，林肯正式宣布被解放的黑奴可以参军。尽管林肯内心深处是希望解放黑人的，但为着自由的联邦起见，他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慎重考虑，因为极易引起边界州的脱离。由于逃兵越来越多，部队兵源已成问题。1862年 8月 4日，林肯发出征兵令，这是北部实行“征兵制”的开始，义务兵役取代了志愿，每个适龄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征兵容易引起反感，因而逃兵很多。在兵源不够的时候，亨特将军在 1862 年 5月招摹黑人志愿军，出乎意料的是，黑人十分踊跃，亨特组建了一支实验性的黑人联队，不久因国会的反对而遣散。林肯害怕边界州的反对，同时他认为黑人打仗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不得不武装他们的话，那么，几个星期后，武器就会落到叛乱者手中。”尽管如此，自 1862 年 7月国会第二没收法案通过后，武装黑人问题还是逐步开展起来了。托马斯。希金森上校训练指挥的第一南卡罗莱纳州志愿团即是斯坦顿命令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州长鲁弗斯。萨克斯顿召募并武装起来的黑人联队。林肯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当然也与形势的逼迫分不开。组建黑人军队，肯定会使一部分人不愿打仗，同时也会吸引另一部分人前来参军。他对田纳西州军管州长安德鲁。约翰逊说：“为了恢复联邦，有色人口是巨大的可用的然而尚未加以利用的力量。”而且，林肯相信，“只要 5万名经过武装和训练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出现，就会立刻平息这场战争。”黑人事实上很早就开始同叛军作战，不过真正同敌人作战的黑人联队当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黑人团的士兵，他们在 1863 年 5月 27 日的进攻维克斯堡南之赫德森港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攻入叛军阵地，虽因缺乏后继力量被迫撤出，但这一仗打出了黑人的威风。组建黑人团队主要是以从南方逃来的刚刚解放的黑人为主，在北部自由黑人中，适龄青年不多。使用黑人当兵，正是北方人开始拒绝打仗的时候。林肯采取了种种方式扩大部队，1863年 3月 3日，旧国会在换届之前通过了一项征兵法，使义务兵役制合法化。尽管如此，也没有武装黑人收效快，因为黑人来自南部，这样既壮大了自己，同时又削弱了敌人，而黑人在为叛军修筑工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林肯为兵源问题头疼的时候，在南部邦联，戴维斯已经差不多是焦头烂额了。南部脱离联邦的理由是要保护个人及各州的权益，但脱离必须以一定的力量作后盾。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为一种理想激动起了好战情绪，而当鲜血流出，那种粉红的理想就为鲜红的血所掩盖，热度立即消退。因此，当战争开始的当年秋天，邦联的征兵工作明显就赶不上北部了。在罗伯特。E.李的极力推动下，戴维斯总统开始考虑通过一项征兵法。李当时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他觉得只有征兵法才能解决兵源问题。因此，1862年 4月，邦联议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它比北部早了近一年。这项法案规定，从 18岁到 35 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应入伍服役 3年。不过后来补充规定允许入伍的人雇佣他人代替服役，而且，种植园主如果拥有 20 名以上的奴隶，可以免于服兵役。因此，富裕白人可以有种种方式逃脱兵役，而他们挑起的战争最后就由穷人去打。这使得穷白人对“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极为不满，逃兵甚至比北部还多。有几个州的州长尊崇州权，抵制征兵法。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甚至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戴维斯在行使权力方面不像林肯那样自由，并且掣肘重重。林肯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征兵，而中止人身保护法，如此等等，这使他赢得“暴君”之称，但这种中央集权制使他大权在握，相对来说，就可较如意地采取有力措施从事战争。戴维斯呢？议院对他的很多措施总是避而不谈，或仅仅勉强同意。而后，在实施时，各州会搬出州权论，使得戴维斯不可能采取什么得力的集权措施，或即使采取了亦得不到贯彻。当戴维斯首先实施征兵法，并仿效林肯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时，他同样被认为试图做一个独裁者，一个像林肯一样的暴君。戴维斯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不如林肯老到，林肯以其诚实和好脾气使得经验丰富如西沃德、才干出众如蔡斯、桀傲不驯如斯坦顿等都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他，但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反对他；戴维斯则不善表达自己，他的内阁虽走马灯式的换人，但并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在故意妨碍议事方面极拿手，他本来就才华过人，当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使他气闷，他“终生的秘密就是报复”，那是“战胜命运的一种决心”，他“公然蔑视世界”。他本来是一个联邦主义者，现在成了分离主义者。分离主义者信奉的就是州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反对戴维斯总统政策、措施的强有力武器，可以说整个南部搬起了州权这块石头，砸在了戴维斯这个最大的分离主义者的脚上。斯蒂芬斯关于奴隶制和南北关系的态度可以从他在南部投降而被捕入狱后的一段狱中记载看出：“自从我上次跟臭虫大打出手后，每天或每隔一天我总要仔细搜查，把它们弄死。我刚开始这项自卫工作。至于那老鼠，自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仍把面包屑扔在地上。我外出或不注意时，那些面包屑就不见了。我想那可怜的东西仍在附近，但很警觉。它不知道我并没有伤害它的意图。或许它从藏身之处看到我消灭臭虫的情况，得出结论还是别让我逮住为宜。对这些害虫这么处置，我常感到不安。如果它们不来打扰我，我很乐意与它们和平共处，但它们偏偏要来侵扰，所以在它们和我之间就有了‘无法避免的冲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成了我们固定的自然法则。？？我的血本来就不多，更别提他们吸血时所给我的苦难了。假如它们不来侵犯，我不会去惹它们。我甚至还会资助他们活下去。”斯蒂芬斯隐喻是北部干扰了南部，所以引起了冲突。然而北部可不是几只臭虫可比。戴维斯越来越感到北部力量的强大。海岸线被封锁了，棉花卖不出去，弹药等必需品运不进来。原来指望欧洲国家会来干预，他们也确实打算进行干预，但种种原因使得戴维斯失望了。南部经济开始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它的税收少得可怜，还极不公平， 1863 年 3月4 日制定的征税法规定农民交什一税，即粮食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而所得税则只征百分之二。有钱人反而少交钱，自然引起人民不满，这也是战争热情下降的一个原因。另一项财政收入是发行公债，但公债券却不如北部发行好，很多卖不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邦联政府横下一条心，大量发行纸币，然而，由于不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法币，便引起了极为危险的通货膨胀，而且各州政府、市政当局也发行纸币，使得纸币贬值极快。这实际上是一种挖肉补疮的做法，其结果自然是体无完肤、疮痍满目了。罗伯特。E.李作为一个清醒的将领。无疑清楚地知道邦联所面临的困难，因为邦联政府甚至已开始直接征购物资，而不再是那不值钱的纸币了。1862年冬，李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士兵在寒冷的日子里甚至没有鞋穿。军无粮而营养不良，马无草而瘦骨嶙峋。★葛底斯堡：新统帅米德的成就与遗憾很难再对耗下去了。李知道这一点，戴维斯知道这一点，林肯同样知道这一点。耗下去只有对南部更不利。而且在西部，维克斯堡吃紧，已被格兰特团团围住。李于是策划再来一次入侵行动。这是极不明智的，然而也是不得已的。南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打防御战，这样北部要取胜就得花极大的代价。如果反过来，作为叛军反而入侵合众国的领土，那是北部的情感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如果这种入侵是在战争刚开始之际，趁着南部热情高涨，或者能够得手，而到了北部战争机器已完全开动，再这么做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但李别无他法，1862年安提滩的失败在他看来是部队协作不力，是不听指挥所致，他感到那次功亏一篑，本来可以打垮麦克莱伦。如果那样，南部就早得到了欧洲的承认。李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后不久，就准备挥师北上。林肯得知这一点很是兴奋，如果李敢于领兵北上，比如其先头部队在马里兰境，其根据地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在这么长的阵线上，“那么，这条蛇身的某一部分势必拉得非常脆弱”，林肯问胡克道，“你不能把它砍断吗？”胡克却变得像麦克莱伦一样萎缩不前，林肯再次走马换将，让乔治。米德统帅波托马克军，6 月 28 日，米德就职。第二天，李军穿过马里兰州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李率众 75000人，士气高昂，携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余勇，丝毫不把北军放在眼里，一路扬长而来，李为粮食、弹药、欧洲各国的承认，减轻西线压力等一系列的想法所激动，挺兵直向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而这里毕竟是北军地界，米德很快就在李的身后出现，以切断其退路。李当然知道交通线对于一支深入的孤军意味着什么，遂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立即，两军在一个叫葛底斯堡的地方遭遇了。米德似乎没料到李会回头，因而一开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先头部队四处逃散。李似乎也没料到会这么快就遭遇敌军，摸不清敌人情况，遂下令停下，那时是 7月 1日傍晚，这给了米德时间，到了晚间，米德已调集其所有军队开赴前线，在每处险要制高点安排好了兵力。7 月 2日的战斗在下午 2时打响，朗斯特里特率众猛攻联邦军左翼。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3 百门大炮在各个方向上开火，隆隆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爆炸后的浓烟在战场翻滚。叛军略占优势。7 月 3日，李为两番小胜所动，因而小瞧了北军，认为他们不堪重击，遂决定直击北军中央。然而那里有一块开阔地，米德的炮火对准着那里，工事后还有步枪时刻准备开火。李不为所动，说道：“以前军队中从未有这么勇敢的士兵，如果领导有方，那他们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