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斯大林-6 - 天天读书网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４月９日给西方方向总司令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师团换防休整办法的第１７０２２８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２日给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西方方向总司令关于任命和调动第４集团军、第５４集团军和第８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第１７０３００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给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关于在全线构筑防线的第１７０３６６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７月３１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建立阻击队的第１７０５４２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９日给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关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市的第１７０５６２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关于任命戈尔多夫中将为叶廖缅科上将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手、任命赫鲁晓夫为叶廖缅科上将所部的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第１７０５６６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５日给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从附近抽调第６２集团军的第１８１、１４７和２２９步兵师的第１７０５６９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给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副司令员、第６１集团军司令员和第１６集团军司令员关于从附近抽调第６１集团军的第３８７、３５０步兵师和３４６步兵师的一部分的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３日给贝利亚、秋列涅夫、恰尔克维安、博丁关于批准南高加索方面军加强各山隘防御的措施的第１７０５８０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３日给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关于组建西伯利亚斯大林志愿步兵军的第９３４１６９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给贝利亚关于同意内务人民委员部再组织三个检查退却部队的阻截营的第１７０５８３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６日关于任命朱可夫大将为工农红军和海军副最高统帅的第１７０５８９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３日给朱可夫大将关于立即采取措施援助斯大林格勒的第１７０５９９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４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加强突击以确保斯大林格勒不致陷落的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８日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批准解除洛帕廷第６２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的第１７０６０３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１日给夏登科、赫鲁廖夫、雅柯夫列夫关于从各个方面军抽调兵力为坦克军的９个摩托化步兵旅补充配套的第９９４２０１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２日给朱可夫、马林科夫关于每天两次向大本营提供战报的第１７０６０９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２日给戈沃罗夫、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关于暂时停止列宁格勒方面军部队强渡涅瓦河的战斗的第１７０６１０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５日关于组建爱沙尼亚第８步兵军的第９９４２０５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９日给各战线司令员和第７独立集团军司令员关于在作战部队中为指挥人员设置传令兵的第９３４２３５号指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４日给人民委员贝利亚关于确定纵深２５公里为前线接近地带并从这些地带迁走一切居民的第１７０６６２号指示。我想，这已经使读者厌倦了。但是，如果不知道斯大林一天有１４至１６个小时呆在自己的办公室，并且不得不每天考虑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有关作战、干部、技术、侦察、军事、经济、外交、政治方面的问题，那就不能了解斯大林的活动。斯大林签署的成千上万份文件，牵动了大批人员。他习惯于操纵人们的命运，常常不考虑自己的决定的后果。如果仔细想一想这些决定，它们还能更充分地说明他的冷酷无情的性格。斯大林看到的具体的人都在他的身边，他只有看了前线拍摄的或缴获的新闻影片，才能对大批退却的战士、在渡口淹死的人、瓦砾堆上妇女和儿童的哭声、堆集如山的没有掩埋的尸体、守在死去的孩子旁边的母亲的神经失常的眼神等等有一个印象。斯大林对战争造成的无数悲惨景象无动于衷。为了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苏联人为此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人的生命对他早已成为枯燥的、公式化的统计数字……请读一读斯大林亲自拟定和口授的大本营的两道可怕的命令。其中一道是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下达的第０４２８号命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１．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４０至６０公里、道路两侧２０—３０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２．每个团都要建立由２０—３０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紒紣矠纵火者干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冬天的漆黑的天空。农民的阴暗的茅舍在熊熊燃烧。母亲惊恐万状地紧紧搂抱着号啕大哭的孩子。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德国人焚烧村庄是为了惩罚游击队。可是现在自己人也在烧……开列出了奖赏……“志愿者小分队”的名单……而焚烧村庄和房屋的地方并没有德国人……要在有占领者的地方纵火并不是简单的事。血红的火光中发生着一场悲剧……战争是无情的。这些行动可能会给占领者造成很大的不方便，但是对于很多苏联人来说，他们的住所就是最后的可怜的避难所，他们指望在那里熬过动乱的年代，等待自己的人回来，拯救孩子们！谁能说出在这道命令中什么更多些：是作战的合理性还是丧心病狂的残忍性？这个决定具有斯大林的特点。他从来不怜惜人，从来不！成千上万以至上百万同胞死亡，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现在事后争论斯大林关于在接近前线地带焚烧居民点的决定是徒劳无益的，但是这道命令是令人厌恶的。里亚申科大将对我谈过与实现这道可怕的命令有关的一个插曲。１９４１年底，里亚申科回忆说：我指挥一个团。我们担任防卫。在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两个村庄，我现在记得叫班诺夫斯科耶和普里希布。师里下来命令：烧毁我们能够烧的一切村庄。当我在地下掩蔽部中进一步研究如何执行这道命令的细节时，一个上了年纪的通信兵，不顾一切上下级关系，突然插话说：“少校同志，这是我的村庄……那里有妻子、孩子、妹妹和她的孩子……怎么要烧毁？！要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的！”“你怎么乱插起嘴来？我们会安排好的。”打发走这个军士以后，我们同营长们开始考虑怎么办。记得我说这道命令是“荒谬的”，为这句话我差一点要付出血的代价。须知这是斯大林的命令，但是集团军司令员马林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救了我，这才没有受到特别处人员的追究。而这两个村庄，我们得到师长扎莫尔采夫的允许，在次日早晨攻占下来……里亚申科最后说：这样，这两个村庄才幸免于火焚之灾。他说这话时好像又暂时回到了那遥远的残酷的时代。还可以再看一份斯大林口授的文件：送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１日１时５０分，第１７０００７号命令。……在１月１１日，无论如何不得迟于１２日，必须攻占勒热夫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本营建议利用该地区现有的大炮、火箭炮、空军向该城猛烈袭击，即使该城受到严重破坏也在所不惜。请证实电报已收到，并报告执行情况。约·斯大林紒紤矠第三部第九章斯大林和大本营(5)可惜，在战争爆发前夕，当侦察机关、军人、苏联的友人报告说，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已准备好要对我国进行疯狂的突然袭击时，斯大林却没有表现出这种决心。而现在却要“对勒热夫城进行猛烈轰击”了。当你读到大本营的无数文件都贯穿着一个思想——阻止敌人、击败敌人、把敌人从祖国赶出去时，你会敏锐地感觉到，灾难的规模本来不至于这样大。而现在，斯大林为了显示自己的意志、无情、决心、统帅的坚定性，便毫不犹豫地准备由自己来烧毁、破坏、消灭由自己同胞亲手建造的一切。不错，客观情况常常使得你非这样做不可，桥梁、火车站、工厂在退却时都需要加以毁掉。但是，俄国农村的农舍未必能够成为占领者的避难所。我想，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文件需要编成专集出版。其中反映了苏联人前所未见的献身精神、灾难给人带来的痛苦、永不熄灭的希望、成千上万人以至千百万人的悲惨遭遇以及人民对胜利的不可摧毁的信念。不论当我们的军队退守伏尔加河还是进军柏林时，普通的苏联人都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给斯大林寄来了信件表示支持，他们怀着爱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前方，恳求把自己年幼的儿子送上前线。斯大林在大本营的千万份文件上的签字并不能证明他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救世主是人民自己。文件上用蓝色铅笔留下的字迹只是证明，它的主人在整个战争中义不容辞地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和智慧献给同恶势力进行的极其壮烈的斗争，而就是这些恶势力，他曾在战争爆发前夕轻率地企图与之建立“友好”关系。他的智慧和意志未必能够构成拿破仑说的“正方形”。他从始至终更突出地表现出来的是无情、残忍、凶狠的意志。他的教条主义的智慧存在着缺陷。常常是，特别是在战争初期，“领袖”的元帅杖所指出的远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大概可以说，并非斯大林，而首先是他周围的军事领导人，最终使大本营成了集体的战略领导机关。第三部第九章战争的“各章”(1)战争的磨盘改变着人类的命运。漫长的四年，战争要求不断作出牺牲。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登上了最高的指挥岗位，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看得更远些，考虑得更深些。起初，他把战争的舞台想象成这样：两支军队在从巴伦支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域上“对阵”。他不善于抓住局势的各个主要环节，无法理解例如为什么巴甫洛夫统率下的西部战线会迅速瓦解。只是到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当有人把一些缴获的文件呈报给他的时候，他才看到，德国军队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集结了多么巨大的兵力。而同时，苏联军队的战役布势却是平均铺开的。斯大林是逐渐获得战略“眼光”的。例如，他从战争中领会的第一个教训还是在１９４１—７月获得的。当德寇占领了明斯克并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推进的时候，斯大林一度感觉到，大本营手边没有足够的战略预备队。前线的“背后”显得一片空虚。接连不断地从我国腹地调集一些兵团来堵塞呈内弯弓形的、经常被突破的前方“隔段”上的漏洞，使敌人有可能将它们各个击破。从７月间那些可怕的日子起，斯大林领悟到为了可靠地持久地进行防御（以及为了有进攻的突击力量），必须经常有预备队、预备队、预备队，如果没有预备队，甚至双梯队的布势也不能保证战线的弹性和不被敌人击破。在很长时间里，实际上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斯大林都只是在应付敌人的挑战、威胁和突击。只是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才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迫使敌人接受自己的条件。到１９４１年底，最高统帅已经懂得，就像一本书是由统一的情节所联系起来的各个篇章所组成的一样，一场战争也包括许多具体的战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后回忆道，在胜利前不久，斯大林同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研究有关最后两次战役——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的当前形势以后，突然问这位大将说：“看来这将是我们在西方的最后两次进攻战役了……现在我在想，这场战争一共有多少次战役呢？”安东诺夫回答说：“我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但是我想，大的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在内，我们已经进行了４０次以上……”安东诺夫的说法接近于真实情况：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５年这几年中，各条战线的武装力量在大本营的指挥下进行了将近５０次战略性战役（包括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如果说战争的前１０至１５“章”，是由最高统帅、各级司令部、作战部队在敌人的口授下“写”的话，那么其余３５至４０次，则是他们在自己认为合适的地点和时间进行的。这部关于战争的巨著的主要人物是苏维埃人、士兵、指挥员、政工人员。而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的编年史本身，则是由各方面军司令部、集团军司令部、总参谋部、大本营本身创作的。在战争初期有五条战线。但是后来战略形势迫使大本营把战线划小（例如，在１９４３年７月已经有１２条战线）；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诗是在８条战线上结束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斯大林已经不加掩饰地表示确信，他已经掌握了战略、战役学、战术的“奥秘”。如果说他在战略方面确实是大有长进的话，那么在战役学和战术方面，他直至战争结束都始终是一个涉猎者。在给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责备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部不会打仗。“我认为，对于一个方面军的指挥部来说，由于自己玩忽职守和指挥不力而让我们的四个步兵团被敌军部队包围，是一种耻辱。战争已经开始两年多，是应该学会正确指挥部队的时候了。”紒紥矠“是应该学会的时候了”——能够说这话的人无疑自己早已学会了。斯大林并不怀疑他已经掌握了武装斗争的艺术，就像他已经掌握了政治斗争的艺术一样。而他并不是向虚构的“亚历山德罗夫”和“费多罗夫”，而是向完全具体的人物发指示。我们知道，斯大林很喜欢保密。他在搞隐蔽战略和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起，用亚历山德罗夫这个化名的是华西列夫斯基，而费多罗夫就是托尔布欣。我向读者介绍一下某些统帅在作战时的化名。这些化名的使用期限是预先规定的，当然它是严格保密的。伊·赫·巴格拉米扬——化名为赫利斯托福罗夫谢·米·布琼尼——谢苗诺夫尼·亚·布尔加宁——尼科林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德罗夫、米哈伊洛夫尼·费·瓦图京——费多罗夫、尼古拉耶夫尼·尼·沃罗诺夫——尼古拉耶夫克·叶·伏罗希洛夫——叶弗列莫夫、克利莫夫格·康·朱可夫——康斯坦丁诺夫、尤利耶夫伊·斯·科涅夫——斯捷潘诺夫、斯捷平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科斯京、顿措夫约·维·斯大林——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读了这样“译成代号的”署名，往往看不出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斯大林坚持要这样译成代号。诚然，即使没有真实的署名也可以明白，是谁发出这类急电的。文件的正文本身就揭穿了“秘密”。例如，下面就是许多这类电报中的一封：致康斯坦丁诺夫（格·康·朱可夫）同志现把米哈伊洛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的看法转告您。请告知您的意见。从米哈伊洛夫的电报中看不出第５７集团军在消灭被包围的敌人的总进攻中的作用。同米哈伊洛夫谈话后才弄清楚，第５７集团军将从拉基季诺、克拉夫佐沃和齐边科地区朝着戈尔纳亚波利亚纳国营农场和巴尔卡佩斯纳亚的共同方向行动……瓦西里耶夫（斯大林）紒紦矠如果敌人能够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的话，典型的俄罗斯姓名未必会使他们陷入迷雾……当时的情况是，大本营不仅把确定这条或那条战线的总任务和局部任务的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规划各个战役的工作都“包揽”到自己身上。已经成立的各方向部队——西北方向、西方方向和西南方向部队——的总指挥部，立刻就被置于无权地位。大本营在各总指挥部成立以后继续超越各总指挥部去领导各个方面军，发布命令，要求执行最高统帅的各项指示。常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斯大林需要各个总指挥部，不是为便于指挥军队，而是为了有现成的“替罪羊”，为了随时都能找到狠狠批评的对象。没有大本营的同意，各个总指挥部实质上不能指挥驻在本地区的预备队、航空部队，甚至不能作出局部性决定。在同各方面军的司令员商谈时，斯大林不仅不考虑各个总指挥部的计划和命令，而且往往顺便加以批驳。例如，在同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将军打直通电话时，斯大林命令道：必须立即开始把第４７集团军全部撤出土耳其谷地，组织好后卫，并用空军掩护……凡是与上述命令相抵触的总指挥部命令，您都可以认为是不宜执行的……紓紛矠各个总指挥部及其为数不多的机关，经常不是被用来实现它们自己的意图和计划，而是被用来执行大本营的指令。直到最后，斯大林始终没有确定他对各个总指挥部的原则方针。各个总指挥部成立后过了几个月便被解散了。诚然，过了一些时候有两个总指挥部又重新恢复了，但也只是存在到１９４２年夏天。斯大林只把这种指挥各条战线的作战环节看作是中间环节。在实行他始终坚持的这种硬性集中制的情况下，这些进行战略指挥的地区性机关也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我已经说过，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战役是防御性的。而斯大林、大本营是怎样准备并进行这些战役的呢？我马上就要指出，１９４１年的大多数战略性防御战役（６至７月的波罗的海沿岸战役，同月白俄罗斯战役，夏天乌克兰西部战役，秋天扎波利亚里耶和卡累利阿战役，７至８月基辅战役，７至９月斯摩棱斯克战役及其他几次战役）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我们进行这些战役是为敌人所迫，是敌人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战役的条件的，苏联军队的行动经常具有自发的性质。在战前的年月里，组织和实施长期战略防御的问题，无论在训练和演习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适当的解决。如果战前有谁提出要研究在第聂伯河沿岸，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近郊组织防御的可能性，也许立即就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叛变、背叛行为。甚至抽象地、原则地研究在大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组织战略防御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政策和错误行动在不小程度上为敌人搞突然袭击提供了“保证”。大本营和各条战线的指挥部在发出进行战略防御的指示和命令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敌人前进和削弱敌人的力量，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后来，在斯大林本人“授意”下，宣传家们和一些历史学家开始把进行这种灾难性退却的隐蔽意图看作是要用积极防御去“拖垮敌人”。苏联军队采取有准备的、“有计划的”战略防御大概只有一次——１９４３年夏天。斯大林不喜欢防御，性情急躁，对防御的实质没有深刻的理解。在解决防御任务时，他力图不仅用战役手段，而且用纯粹的行政惩罚办法（类似已经提到的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６日第２７０号命令和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８日第２２７号命令），发出一系列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在各条战线后方最危险的方向上加紧阻截的补充命令。第三部第九章战争的“各章”(2)最高统帅并不具有组织战略防御的经验。但是，大部分军队首长当时也不具有这种经验。同时必须考虑到，红军的大多数干部在１９４１年已经阵亡、被俘或者受伤。尽管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的形势可能更加有利（莫斯科会战给军队提供了道义上的“兴奋剂”，敌人已经不是全线进攻，而只是在西南方向发动攻势，并且他们的突击在相当大程度上已丧失了原来的“锐气”），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还不能够深刻理解防御战的特点。他很清楚，１９４２年夏天几次防御战役的规模已经不可能像１９４１年那样了。当时我国军队后撤的纵深已达８５０至１２００公里。斯大林认为，甚至比较重大的退却也已经不太可能了。国防人民委员在就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３日这个节日发出的命令中断言：“由于德国法西斯突然进攻造成的战争条件的不均衡现象也就消灭了……只要德国人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德国法西斯军队也就到了崩溃的边缘。”紓紜矠但是，斯大林没有考虑到，敌人的军队集结在战线的比较狭窄的地段上，集结在最高统帅没有料想到的地方，这就会重新使红军处于危急的境地，虽然不会像上一年那样危险。但是，即使是现在，敌人在战线的某些地方取得突破以后，也向前推进了５００至６００公里（大约比１９４１年少一半）。次年，德国人总共前进了二三十公里……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天，我们并没有能够及时地制止和顶住德国军队的进攻势头，因为斯大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始终坚持要同时进行哪怕是局部性的进攻战役。只是由于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调动，才得以把敌人阻止在伏尔加河边。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大本营只好把１００多个步兵兵团和坦克兵团、大约１５个坦克军调往西南方向。这就是又没有准确而及时地确定敌人可能在哪个方向采取主要行动的后果。１９４１年，斯大林断定德国军队将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他失算了。需要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部署；到我们开始冬季攻势时，苏联有一半以上的师已位于西部方向。斯大林以及整个大本营都认为，西部方向在１９４２年将是主要的，虽然他认为在西部方向进行强大突击也是可能的。但是，１９４２年夏季战局中，敌人却在西南方向发动主要突击。可以说，在战争第一阶段，大本营未能正确地确定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夏天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斯大林在这两次得出的最后结论，正如后来事实表明的那样，都是错误的。在大本营讨论１９４２年的计划后，斯大林坚决主张，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要发出给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指示他们采取进攻行动。信中指出：“敌人为了阻止红军前进已转入防御，正在构筑筑垒防线。”紓紝矠结果不得不进行完全没有准备的防御战。须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是“保证在１９４２年全歼希特勒军队”。我再说一遍，从苏维埃人的共同愿望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本不现实。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在进行防御战役期间同各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司令员进行商谈时并不像在军队进攻时那样感到有信心。他经常委托沙波什尼科夫或华西列夫斯基，而后来是安东诺夫去进行商谈，最后他才插手，而谈的多半是同一个“主题”，即大本营是不是同意从预备队中抽调部队；通常他都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还指责某个集团军司令员、军长“弄坏事情”。诚然，斯大林还喜欢提醒人们注意提高警惕……他就这个问题发过数以十计的指示。没有办法：这是性格的表现。现在我援引他给各防卫部队的一些指示中的几个片断。在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２日谈话结束时，斯大林指示铁木辛哥说：“前线接近地带必须疏散，也是为了在这个地带不留下一个密探、一个可疑的人物，为了军队的后方能百分之百地干净……”紓紞矠同年７月２２日在同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进行商谈时，斯大林对情报表示不满：“你们的情报资料不太可靠。我们截听了安东内斯库上校的通讯。我们认为，安东内斯库的电报价值不大。你们的空中侦察资料也没有很大的价值。我们的飞行员认不出地面部队的战斗队形，他们把每一辆大篷车当成坦克，而且他们不能确定，是谁的军队在某个方向上前进。空军侦察员不止一次地骗我们，给我们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因此，我们对空军侦察员的情报持批判态度，抱有很大的保留。惟一可靠的侦察队是陆军侦察队，但是，你们恰好没有陆军侦察队，或者你们有却很差劲……”紓紟矠不过，朱可夫在他的一篇报告中说，有个德国士兵投到我们方面来，他向陆军侦察队供称，说晚上德军第２６７步兵师接替了第２３步兵师的防务，说他看见了党卫军部队时，斯大林又警告说：“你们不能太相信战俘……”紓紡矠他宁愿不相信几乎所有的人：战俘、侦察兵的报告、无线电截听、司令员的看法……最高统帅在１９４１至１９４２年间由于心里没有底（他善于掩饰），越来越积极地采取最激进的办法。其中一项同必须给阵地构筑工程有关。在莫斯科方向和列宁格勒方向各有３至５个防御地区进行了构筑，搞了一些大规模的工程。斯大林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决定——建立１０个工兵集团军，它们看来起到了自己的作用。１９４２年逐渐都被解散了。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在战争开始头一年半到两年间，斯大林曾经探索过巩固各条战线防御的各种途径。有时斯大林沉浸在一种老也抛不开的、往往是值得怀疑的想法中，于是他就设法实现它。我已经提到，斯大林相信轻骑兵师的巨大作用——布琼尼曾要人们相信，这些轻骑兵师能使德国军队的后方陷于瘫痪。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谨慎地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坚持自己的看法：“你们对快速灵活的骑兵兵团的作用估计不足。我认为，它们的奇袭能够瓦解德国人指挥、通信、供给、后方……你们怎么就不懂得这一点呢！”“但是，为了掩护它们免遭敌人空军的袭击，就需要有补充力量。没有空军掩护，它们是没有防卫能力的。而且骑兵师装备笨重。”沙波什尼科夫仿佛暗自考虑。但是，反抗是无力的。每师３０００人的几个轻骑兵师开始迅速组建起来。到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共计建立了９４个师。曾经尝试广泛利用骑兵去袭击敌人军队的后方。其中有些尝试或多或少是成功的。但是，在德军指挥部利用空军来对付骑兵以后，各个骑兵师由于没有可靠的防空手段和足够的突击实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１９４２年底，骑兵师的数量开始缩减，虽然到战争结束时还有２６个骑兵兵团在继续作战。斯大林不再坚持大规模利用骑兵，而责成思维方法过时的“红色骑士”——布琼尼去研究骑兵问题。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５日大本营第５７号命令任命布琼尼为红军骑兵司令员。戈罗多维科夫上将成为他的副手。诚然，１９４４年５月，斯大林再次记起了骑兵：致各方面军司令员抄送：亚历山德罗夫（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布琼尼同志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４年红军多次进攻战役的经验表明，凡是集中使用骑兵兵团，并用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给予增援、用空军给予支援的地方，凡是在敌人暴露的翼侧利用骑兵兵团去突击敌人后方或者追击敌人的地方……骑兵兵团总是取得良好的战斗效果。第１、２、３、４乌克兰方面军利用第１和第６骑兵近卫军，利用第４和第６哥萨克近卫军……可以作为正确使用骑兵兵团的榜样。第１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原西方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１方面军让第３、第６、第２、第７骑兵近卫军重新隶属于集团军，把它们用于狭隘的战术目标……可以作为不正确地使用骑兵兵团的例子。我命令：取消各骑兵军对集团军司令员的隶属关系，今后要利用各骑兵军作为方面军指挥部扩大战果和突击敌人后方的手段……约·斯大林安东诺夫１９４４年５月１日２４时紓紣矠斯大林期望骑兵具有进攻的实力，但是他不了解骑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是多么微小。产生红色骑手传说的壮烈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场战争中，骑兵只能完成次要的、辅助性的任务。像平时一样，斯大林没有记起他本人提出的不成功的想法。唉，“快速如飞的骑兵师”并没有像最高统帅所企望的那样，使德军后方陷于瘫痪。斯大林感到自己对进攻战役要有把握得多。他始终是没有耐性的。在计划１９４２年夏季的战斗行动时，斯大林不顾沙波什尼科夫和其他军事首长的告诫，倾向于在一切方向上都采取积极行动，但是并没有这样做的可能性。本来，莫斯科会战就应该使最高统帅认识到，把力量集中用在某一方向是多么重要。但是，刚刚看到一点最初的战略成就，斯大林就认为，现在红军有能力在所有方向上进行同样的战斗行动。据朱可夫回忆说，斯大林不止一次断言，莫斯科会战以后，“德国军队将抵挡不住红军的突击了，只要巧妙地突破他们的防线就行了。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尽快地在各条战线上，从拉多加湖到黑海，开始发动总攻”。朱可夫叙述了最高统帅的看法：“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他们没有作好过冬的准备，现在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元帅回忆说，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想法：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军这个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把他们往西赶，迫使他们在春天到来以前就耗尽自己的预备队……”第三部第九章战争的“各章”(3)他特别强调“在春天到来以前”这几个字，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解释说：“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再也没有预备队了……”紓紤矠政治局和大本营的成员们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虽然在进行审慎讨论的过程中，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设想的现实性表示怀疑。但是，斯大林作了几次口气严厉的反驳，使得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当斯大林对某件事情深信不疑的时候，是很难使他改变看法的。甚至合情合理的论据对他也不起作用。当时决定由西北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兵力实施突击。今天我们知道，苏联军队在１９４２年夏秋战局中的几次进攻战役没有取得成功。当西北方面军无法击溃敌人的杰米扬斯克集团时，大本营感到失望了。苏军有２０多个师，兵力上有明显的优势，在整个５月份试图粉碎德国军队的抵抗都未能成功。有几封斯大林给方面军指挥部的用辞严厉的电报现在还保存着。无济于事……当时德军就是比我们打得好。第１１集团军和第１集团军始终无法用反突击切断一条不大的所谓“拉穆舍沃走廊”。军队作战方式刻板，缺乏点子。斯大林的老一套建议“更积极地利用空军”、成立“集中的突击部队”，又具有极其一般的性质，对方面军不可能有所帮助。在这同时，弗拉索夫中将指挥的、处于被半包围状态的第２突击集团军牺牲惨重。斯大林责备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霍津“没有创见和不负责任”。这意味着什么后果是明显的。恰好在这时，在同斯大林谈话时，日丹诺夫报告了方面军副司令员扎波罗热茨和梅利尼科夫提供的“霍津行为不端”的信息。斯大林对着电话筒不客气地说：“查明情况，向我报告……”日丹诺夫要求霍津就政工人员们向他提出的指责作出解释。１９４２年６月３日，霍津给日丹诺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扎波罗热茨指出我生活腐化。是的，几个女报务员到过我的住宅两三次，看电影……有人指责我大量喝伏特加。我不能说我不喝酒。午饭和晚饭时，我有时喝两杯，有时喝三杯……”紓紥矠过了两天，日丹诺夫打了电话。在作了例行的报告以后，最后他补充说：“最好把霍津免职……他这个人办不好事。”６月９日大本营发布命令，解除霍津中将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职务。诚然，很快斯大林又任命他为集团军司令员，不久以后，又授予他上将称号并任命他为特种部队司令员。随后，霍津又担任第３３集团军和第２０集团军司令员，稍后，又任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有时很难理解没完没了地调动一些将领的职务的含义。但是，斯大林紧盯着这些人的调动。有失误他是不宽恕的。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同一个霍津又在大本营的命令中被点名：霍津上将由于不尽职和对工作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免去他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长另行安排工作。约·斯大林朱可夫紓紦矠有一次，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当胜利之风越来越鼓起斯大林声誉的船帆时，斯大林在听完了新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汇报后，突然“讲起了心里话”。斯大林的“心里话”可能是由于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困惑所引起的，另一方面，最高统帅也想好好“试探一下”安东诺夫。当安东诺夫问是否可以走了的时候，斯大林意外地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他在反复思考的问题。“安东诺夫同志！您一直没有思考过吗，为什么我们在１９４２年的许多进攻战役都未能成功？试看，两个方面军的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打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的战役，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部队的冬季攻势。顺便说一句，须知您原来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呀？”“是的，斯大林同志……”“在克里木有两个集团军，可是失败了，后来是哈尔科夫……对于这些失败您将作何解释呢？只是您现在不要对我说：力量对比悬殊，设施分散，空军和坦克使用不当……”在战前讲授过一般战术学的安东诺夫没有慌张，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他对失败原因的看法：“去年，而且现在也是如此，我们的作战方式往往是老一套，缺乏点子。我们没有学会一下子在几个地段突破敌军防线，我们利用坦克兵团去扩大战果很差……”“您一开头讲得很对，后来却讲起了细枝末节……主要问题在于，”最高统帅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我们学会防御以后，不大会进攻，现在也好不了多少。简而言之，我们还不太会打仗……”斯大林又看了安东诺夫一眼，意外地露出微笑，这在他说来是极其罕见的，然后轻声地说：“走吧……”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斯大林增强了信心，认为歼灭法西斯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底，在听取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汇报时，斯大林在谈话的最后加重语气说：“必须使战士们作好精神准备去迎接一项具体任务：１９４３年应该成为法西斯恶棍们的末日！您要给各政治机关发出指示，要他们做好鼓舞士气的工作。我们将大力地广泛地发动进攻。是的，就是进攻！没有进攻，单靠防御不能歼灭法西斯分子。”純紛矠斯大林知道，除了战士和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人员缺乏的进攻本领以外，必须有高昂的士气，人们必须有能力和决心表现出进行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当时人们往往缺乏这种意志以及进攻的本领。根据谢尔巴科夫的指示，在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师的政治部，给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办了学习班，学习保持高昂的进攻激情的方式和方法。在党务档案馆中保存着梅赫利斯１９４３年１月９日对沃尔霍夫方面军第２突击集团军和第８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所作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进攻战役中的政治工作》。梅赫利斯虽然由于克里木惨败而被斯大林降职降级，但是每一段话一开头都使用了歌颂最高统帅的词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１９４２年初人们都这么说。——本书作者注），１９４３年应该成为全歼德国侵略者的一年。用防御我们不可能赢得战争。正如不久前出版的斯大林的《步兵战斗条令》所说，进攻对于苏联军队来说是基本的战斗类型。”接着，梅赫利斯企图为增强士气的政治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在战场上，肉体表现为动物的本能——保存自己，害怕死亡。精神表现为祖国捍卫者的爱国感情。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发生一种下意识的、有时也是有意识的斗争。如果肉体对精神占了上风，那么我们面前就会出一个胆小鬼。反之，结果则相反”。当然，梅赫利斯特别注意到必须宣传相信斯大林的英明领导。“领导国家、领导军队的是伟大的统帅斯大林同志；他的天才，他那争取胜利的意志，他的坚定性，在同时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純紜矠自然，梅赫利斯没有提起他提出的、１９４２年春天曾在克里木使用过的培养“进攻激情”的“方法”。当时，他禁止挖掘深的掩体，而对畏怯地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不容反驳地声称：“挖掩体是一种防御心理。在最近几天我们就要投入进攻。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在最短时间内解放克里木的任务……”像挤在一个营寨中那样高度密集的师团，“小”得难于察觉的防御阵地，几乎被推到阵地前沿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和重炮兵，这一切都成了德军实施毁灭性突击的对象。科兹洛夫和梅赫利斯由于只想着进攻，使这个方面军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我无意考察战争的各个具体“篇章”（我将只是比较详细地谈一谈斯大林格勒会战）和最高统帅在其中的作用。我只想说，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不仅指挥员、各司令部及其指挥的部队的作战本领明显提高了，而且大本营的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斯大林能够使最高军事机关的战略活动具有更大的活力，其决定具有更明确的目的性和更充分的根据。战争是严酷的导师。一方面是千百万人牺牲、失利、惨败，另一方面是苏维埃人的前所未见的英勇精神，这些不可能不使军事首长和统帅们学会军事学术，其中许多人在战争即将爆发时或者是在战争过程中登上了军事机构的最高层。但是，战争的教训是沾满血迹的。这些教训对于斯大林也不可能不发生作用；他开始更加谨慎地、深思熟虑地、目的明确地行动。他的作风——爱强制的、生硬的、对失败者经常给予惩罚的作风——依然如故。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身上有些东西变了，但是独裁者、极权者的本质更加根深蒂固和完善了。他手狠，不容反驳，看问题绝对，生性多疑——这些，在战时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都感觉到了。但是，要识破它，识破这种性质，在当时是困难的。要知道斯大林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是救世主、大救星、胜利的统帅！他在战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即最后一个时期发出的指示、指令和命令的一些摘录，可能有助于人们对他在进攻战役中的行为的性质作出判断。南方方面军致叶廖缅科、赫鲁晓夫同志抄送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我军占领巴泰斯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由于攻克巴泰斯克，我们就把北高加索的敌军封闭起来了，使德国和罗马尼亚２４个师无法进入罗斯托夫、塔甘罗格、顿巴斯地区。北高加索的敌人必将被包围和被消灭，就像他们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包围并正在被消灭一样……约·斯大林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３日６时３０分电话批准博科夫純紝矠但可惜的是，使斯大林格勒会战重演是困难的。斯大林的愿望并没有由于苏联军队的本领和潜力而增加分量。德国国防军第一坦克集团军的一部分力量突破重围经罗斯托夫进到了顿巴斯，而其余的力量退到了塔曼半岛和库班下游……第三部第九章战争的“各章”(4)西南方面军致费多罗夫（费·伊·托尔布欣）同志与其采纳您提出的战役计划，不如采纳另一个只提出有限任务的但是在此刻更容易实现的计划。方面军在最近的总任务是，不允许敌人朝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方面后撤，依靠整个方面军的兵力设法钳制住克里木的敌顿涅茨集团，封锁穿过彼列科普和锡瓦什的通道，从而把敌顿涅茨集团同在乌克兰的其他部队隔离开来。要尽快开始这一战役。您的决定送总参谋部备案。瓦西里耶夫（斯大林）１９４３年２月１１日４时５分斯大林同志电话口授博科夫純紞矠从电话记录稿已经可以感觉到斯大林对自己的行动有充分的信心。他轻易地拒绝了托尔布欣的计划，并且没有经过总参谋部事先研究就要他接受了自己的计划。从密码电报可以看出，托尔布欣的决定应该完全从斯大林的上述命令出发，必须送总参谋部只是为了“备案”。以前斯大林是不会独自作出类似决定的，他更多地是依靠总参谋部，而现在他已经有能力独立作出重大的决定了。这些决定有多么英明和有多少根据是另一回事，例如，对“钳制”和“封锁”克里木的德军集团的意图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斯大林曾经学习指挥战斗行动，现在力图让大家也学习。在他的倡议下，给部队发出了不止一封指示信，规定要更加积极地掌握进攻行动的经验。下面是１９４４年５月发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这样的文件中的一份。所有的方面军都要对已经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战役和战斗进行分析。在同各集团军和各军的司令员、参谋长以及方面军和集团军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方面军司令员领导；在同师长、团长及相应的各兵种首长进行分析时，由集团军司令员领导。在分析时，除了指出我军战斗行动的长处以外，还要揭露组织和进行战役和战斗时发生的缺点，特别是利用各兵种、组织它们协同动作、指挥部队时的缺点，并指出消除缺点的方法。純紟矠也许就是这种学习同战斗的、流血的实践一道帮助苏联军队胜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凌晨，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别墅，半闭着眼，逐一回想那许多“通过”他的头脑、神经、意志的战役。时光飞速地流逝，但是几乎每一次战役都同他的某些回忆、成为过去的忧虑、为当前胜利而欣慰的感情相联系。的确，在１９４３年，特别是在１９４４年和胜利的１９４５年，有多少战役通过他的意识呀：奥廖尔战役、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斯摩棱斯克战役、顿巴斯战役、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战役、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下第聂伯罗夫斯克战役、基辅战役、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克里木解放战役、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东喀尔巴阡战役、贝尔格莱德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维也纳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是的，即使去回想，斯大林现在也不能全部想起这些战役。有一个想法老是萦绕在他的脑际：这５０次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难道仅仅是这些战役吗？）就是一幅巨大的战争画面，其中有那么多的会战和战斗，那么多的失败和胜利。这一切一“经过”他的头脑和心脏，立即使已经上了年纪的最高统帅衰老了许多。他现在想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想：人民即他的千百万同胞也经历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经过了”他们的头脑和心脏，而且“经过了”他们用鲜血汇成的河道，使他们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牺牲了几百万条性命。斯大林早已习惯于利用几百万人的性命。这是群众，而他是领袖。他坚信，历史从来如此。将来也是这样。我看了几百份由斯大林在四年战争中口授或签署的作战文件，但我似乎没有见到一份文件旨在珍惜人，不把人们投入无准备的进攻，关心保护自己的同胞……不，也许是我不对。确有这样一份完全不合斯大林本意的文件。我把它援引如下：致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同志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罗曼年科同志第６１集团军司令员别洛夫同志第１６集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同志根据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报告，第６１集团军的３８７、３５０步兵师和３４６步兵师的一部分继续在被包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虽然大本营作了多次指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给他们提供支援。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而是会用一切可能用得上的力量和手段百般设法冲进去救他们。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的部队应该比德国法西斯指挥部有更多的同志感情。但事实表明，苏军指挥部对自己被包围部队的关怀却比德军指挥部要少得多。这给苏军指挥部留下了污点……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７日２２时純紡矠但是，即使在这里，斯大林呼吁关怀“自己被包围的部队”，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德军永远不会抛弃自己被苏联军队包围的部队”。动机不仅是奇怪的，而且是丢人的。关怀被围困者是因为敌人表现了这种关怀……有许多方面军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对阵亡者表现了深厚的战斗情谊、哀痛心情，对无谓的伤亡感到痛苦。但是，他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够表现这种感情。斯大林认为，战争就其实质说是铁面无情的，既然是打仗，伤亡再大也应该。在指挥员和军队没有学会按照军事学术的规律去打仗以前，曾经有很长时间进攻战役都组织得不好，对德军阵地都实行正面的直线的进攻，结果付出了血的代价。而军事学术的规律的实质归根到底不过是一条简单的公理：用最小的牺牲去实现既定的目的——胜利。人们从斯大林的行动中看见的往往只是最终结果。而他是胜利者。这就为友善的外国作者提供了一种根据，对苏联最高统帅的统帅艺术作出非常好的评价。彼得·乌斯季诺夫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我的俄国》中写道：“除了斯大林以外，也许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战争中作出同样的事情：极度的无情、灵活或矢志不移，像在人力极难驾驭的规模上顺利地进行战争所要求的那样。”純紣矠我不能同意主要的一点：“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如果说不可能那样“无情”，是的，可能是这样。但是要说不可能那样“灵活和矢志不移”，那么俄国从来就不乏这样的人才。这种人才产生过，虽然他们都被消灭了。……斯大林逐一回想数十次进行过的战役时，毕竟还是更为看重其中特别称心的两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他重新感到自己不仅是政治领袖，而且也是统帅。而柏林战役则胜利结束了按紧张和残酷程度都是骇人听闻的四年战争。这是一次凯旋，在他看来，它立即“勾销了”一切失策、错误，证明无数的牺牲是正确的。有许多胜利都是在失败之后取得的。但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仅是卫国战争进程中而且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第三部第十章年迈的“领袖”(1)斯大林的７０寿辰临近了。他知道，在政治局、在其他较低层的权力机关有多么忙碌。但是，这已经很少引起他的主意。他，看来对光荣已经腻味了，但对权力却没有腻味。他召见了马林科夫并且警告说：“不许在那里又用什么勋章来使我感到幸福了！”“但是，斯大林同志，这样的纪念日……人民不会谅解……”“不要拿人民做托词……我不想争吵……不要一意孤行！您理解了我吗？”“当然，斯大林同志，但是政治局的委员们认为……”斯大林打断了马林科夫的话，暗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命令把准备好了在大剧院举行的他的庆祝会方案送来。而他谈起“勋章”并不是偶然的。１９４５年６月胜利阅兵和为祝贺各方面军司令员举行招待会之后，一批元帅向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提出建议，以祖国最高奖赏——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来表彰“领袖的特殊贡献”。同时请求者们查明，斯大林６０寿辰时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而在战争的年代，他被奖给三枚勋章——一枚是第３号“胜利”勋章（第１号勋章和第２号勋章早先授予了朱可夫元帅和托尔布欣元帅），一枚是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枚是红旗勋章。而这一枚勋章奖给他，正如命令中所指出的，是因为“在红军中任职多年”。军事首长们同政治局委员们谈话以后，那些人就花了一昼夜半的时间和他们的同事们“仔细研究了”问题，并且在６月２６日一下子就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两道命令：关于授予苏联元帅斯大林苏联英雄称号的命令和关于奖给他第二枚“胜利”勋章的命令。同一天，即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６日，通过了设立“苏联大元帅”称号的专门法令，而到了次日，即６月２７日，这个称号就授予斯大林了。这大概是不听“领袖”话的惟一情况。早上斯大林习惯地在早餐前翻开了《真理报》，并且大发脾气。没有同他商量嘛！没有问过他嘛！他曾警告过马林科夫……奴才们也连连称是……到了克里姆林宫后，他马上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加里宁、日丹诺夫请来，对他们进行了申斥。所有人当中最害怕的是加里宁（因为这种一意孤行的事发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和马林科夫，他没有能够抑制住战友们效忠的感情。但是，莫洛托夫、贝利亚和日丹诺夫明白：愤怒是故意装出来的，是闹着玩儿的。斯大林已经上升到了如此之高的荣誉顶点，以至于这些为一般凡人所设的奖赏已很少引起他的兴趣。这些奖赏对他来说，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对于普通人来说，奖赏具有巨大的意义。而对他来说，奖赏却有“相反的”意义：把他放进了许多受奖人的行列。归根到底，一个有如此权力的人可以给自己身上撒满奖章并……从而使自己完全失去荣誉称号！勃列日涅夫就不懂得这一点。不过，看来他似乎不懂得的不仅是这一点……斯大林不能回想起他在什么地方读过（好像是在《思想》杂志上），在拿破仑看来，可以授予一个人一个“扣子”（皇帝临终时这样轻蔑地谈到了勋章），而为此就要求他付出生命。难道这些在报刊上被称为他的“战友”的人们不懂得，他的伟大的度数已经不能用任何一些普通的勋章来衡量了！可能，他的亲信们也不懂得这一点。但是，他们知道另外的东西：“领袖”需要新的推动因素和理由来宣传他的谦虚、简朴、没有任何虚荣心。贝利亚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抓住了这一点。斯大林身旁的魔鬼在自己的文章《共产主义胜利的伟大鼓舞者和组织者》中写道：“我们领袖的天才是同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特别的个人魅力、对共产主义的敌人决不宽容、富有同情心和慈父般关心人结合在一起的。他具有非常明确的思想，安详的伟大性格，对任何大吹大擂和华而不实的做法表示蔑视和决不容忍。”紘紞矠大概，贝利亚比其他人更好地研究了自己的保护人的癖性和意图。他知道，斯大林把别人的谦虚仅仅理解为听话。喜欢读论统帅的书的斯大林，可能会用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人们建议他参加竞赛时说过的话来说：“我是会参加的，假如同我并排跑的是皇帝！”天真的“全苏联的班长”，从来也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勤勤恳恳地执行自己仪式上的角色，没有感觉到，那些其他人可以得到的奖赏，对他斯大林来说，已经不是奖赏了。“领袖”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自己的申斥：“解脱出来吧，随你们的便，而勋章我不接受……听着，不接受！”他久久没有接受。战友们曾两次三番试图说服他同意授予奖赏。他们还吸收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弗拉西克去劝说“领袖”。一切都白费。差不多过了五年，斯大林本人有一次在别墅吃晚饭时忽然谈起老早那次奖赏的事，而且在肖像画上，在照片上，“各族人民的领袖”老早就已经佩戴上两枚英雄勋章和两枚“胜利”勋章了。１９５０年４月２８日“五一节”前夕，什维尔尼克终于向斯大林授予了１９４５年颁发的勋章加上因７０寿辰颁发的列宁勋章。什维尔尼克和戈尔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０日签署了命令，命令说：“鉴于约·维·斯大林同志７０岁生日并考虑到他在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事业中，在我国的共产主义建设中的特殊贡献……特授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列宁勋章。”紘紟矠从什维尔尼克手中接过一枚“金星”奖章和一下子三枚勋章，斯大林忧郁地指出：“你们使老人满意了……这并不增加健康……”在这些话的后面，出现了纪念寿辰前夕向他袭来的新的可怕事情。斯大林打算晚上到别墅去，最后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作了某些吩咐，就离开了自己的桌子并想去穿上衣服，好像他突然“扭了一下”，眼前直冒金星……斯大林立刻又苏醒过来。吓破了胆的波斯克列贝舍夫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肘：“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去叫医生……您这会儿不能走……需要医生……”“别忙……”头晕很快就过去了。斯大林拖延了几分钟。喝了茶。后脑勺隐隐作痛。但是他不让叫医生。他已经不相信医生，宁可相信主宰卫生部第四总局的贝利亚……鬼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再说他也不愿意广为传播他有病。现在就到别墅去，喝一杯波斯克列贝舍夫老早就劝他喝的浓茶。过去总是见效……现在也会见效的。政治局决定大规模地庆祝斯大林的生日。任命什维尔尼克为庆祝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不久在他的桌子上就摆着一份由波诺马连科、阿巴库莫夫、帕尔费诺夫、葛罗米柯、格里戈良签署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庆祝生日的“费用”估计总数约６５０万卢布。什维尔尼克仔细研究之后，在下述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批准接待前来参加斯大林同志７０寿辰的代表团和筹备赠给斯大林同志的礼品展览会的预算，支出总额为５６２３２５５卢布，按照附件……紘紡矠委员会由许多著名人物组成。我随便举出几个人的名字：亚历山德罗夫、巴基罗夫、布琼尼、瓦维洛夫、卡伦别尔津、库西宁、波斯克列贝舍夫、法捷耶夫、什基里亚托夫、肖斯塔科维奇，当然喽，还有政治局的委员们。确定了谁在什么时候为“斯大林同志”接受礼品——什维尔尼克、李森科、安格林娜、波克雷什金以及其他人。在最高层次上批准了经过缜密研究构成的应邀者及夫人出席“领袖”７０寿辰隆重庆典的名单。但是也准备了令人高兴的意想不到的礼物。斯大林周围的人们打算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法令草案已准备好了。关于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为了庆祝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７０岁诞辰并鉴于他在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国家、建设苏联共产主义社会和保证苏联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性胜利的事业中给苏联人民作出的特殊功绩，设立斯大林勋章……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什维尔尼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亚·戈尔金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这里还有颁发勋章的条例草案、对它的记述以及关于设立“庆祝约·维·斯大林７０寿辰”纪念章的法令草案。内行的法令炮制者们计算出，一枚纪念章的价值将合７卢布６４戈比，而１００万枚纪念章将需用２４吨铜和６吨镍。还拟就了关于设立“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的法令紘紣矠。由艺术家莫斯卡列夫、库兹涅佐夫、杜巴索夫设计好的１３种勋章图案送呈“领袖”审阅。有一个图案照搬了列宁勋章，只是用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人的侧身像代替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通常的侧面像。还有金旗形式的勋章；带肖像的旧式勋章；“领袖”的像用红旗簇拥的勋章；他的侧身像放在由麦穗构成的椭圆形中的勋章；在金底座上穿着元帅服的勋章……想像力并不丰富：金子、旗子、穿制服的人紘紤矠。一切准备都是为了出现一枚大概对那个时期来说是最有威信的勋章。但是，在最后一刻，“领袖”执拗起来，虽然过去曾给予初步的同意。审阅了模型和图案，读完了法令草案（而在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紧张地看着自己的保护人，也许在想他们当中谁是荣膺这枚勋章的第一人），斯大林突然说道：“我只批准关于设立国际奖金的法令。”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而这类勋章只有在死后才设立……”所有的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表示不同意。但是，斯大林扬起了手，让周围的人们安静下来：“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时候……”我想，独裁者认为，越过了某种界限，可能会达到相反的效果。每走一步，每到任何一个地方，在国内只有他：照片登在杂志和报纸上，在每一页，几十次地提到他的姓名，又是塑像，又是浅浮雕，又是纪念像，给大街和联合企业、集体农庄和城市命名……在死后关于他将增加点什么呢？显然是勋章……顺便说一下，在死后，在治丧委员会里谁也不记得斯大林的这个愿望了……第三部第十章年迈的“领袖”(2)……在庆祝寿诞这一天，斯大林像平常一样于上午１１时起床，他自我感觉正常。昨晚发生的事情在他看来是一个意思不大的插曲。而今天，却是不轻松的一天。在庆祝会后，在政治局将要整整一个晚上听取没完没了的为了对他表示尊敬的歌功颂德和吹捧赞扬之词。大家都将作一番竞赛：谁将找到新的修饰词，谁将阐明“伟大领袖”的新的功绩。整个１２月份，《真理报》发表的都是关于全国筹备庆祝寿诞的文章、汇报、采访。歌功颂德的浪潮与日俱增。斯大林来到克里姆林宫后，长时间地研究了报纸，详细地阅读了一大堆为了庆祝他的７０寿辰而完成了任务的生产汇报。报告从所有的共和国、边疆区、州雪片般飞来。但是，大概也有不少从劳改营管理总局所属的无数组织送来的庆祝性的报告。在那里，人们也完成、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欢欣鼓舞，等待着大赦。诚然，打报告的不是“囚犯”，而是代表自己的被监护人的内务部官员。斯大林在寂静的办公室里翻着公文，不止一次地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难道整个这种屈膝长跪的爱都是冲着他的吗？这是什么呢？对历史性场合的玩弄？幻想般的走运？或者的确他是一个最少有的天生奇才？斯大林撇开了这些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的想法，颇有点洋洋得意地心里暗自指出：主要之点在于他的精神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为坚强。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走向目的……他连连翻阅报纸的每一页，几乎完全都是对他的献词，他已经好多次碰到了同他的生日相重的非纪念性材料。在保加利亚，对“国事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提起诉讼；差不多同时在苏联，对犯有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罪的前日军军人集团提起诉讼。报刊只是对他的具有全世界影响的荣誉的反应：他知道，千百万集体农庄庄员（而且不仅是在我国）过去和现在都举行了庆祝他的生日的大会。差不多在庆祝大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大剧院就坐无虚席了。经过慎之又慎地挑选和“筛选”的人们挤满了披着节日盛装的大厅。开会前半小时，斯大林也进来了。在主席团的房间里，受到掌声欢迎的大元帅同陶里亚蒂、毛泽东、乌布利希、泽登巴尔、科普勒尼希、伊巴露丽、乔治乌—德治、契尔文科夫、西罗基、拉科西、约兹维亚克、金奉、马尔捷尔、培西以及苏联同志们亲切打招呼。当主席团走上舞台，大厅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下来，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在前一天马林科夫给斯大林看了主席团客人排座次的方案，但是斯大林当即提出了自己的修正。他不希望坐在中心。我们知道，在代表大会、全会和各种会议上，他常常坐在第２排，借机强调自己的“谦虚”。这会儿，这样做是不可能了，要知道他是过生日受祝贺的人呀！斯大林把自己的位置向主席的右边稍稍“移了移”，用铅笔指出，他的右边应该坐着毛泽东，而左边坐着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简短的开幕词多次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在他致开幕词之后，发言者一提到“领袖”的名字，表演就开始了。大厅里整个晚会都响彻着这样的声音：“天才”、“天才的思想家和领袖”、“天才的导师”、“天才的统帅”……只有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也许这里面有隐密的含义？许多发言者在讲坛上一个接着一个。发言的有各加盟共和国、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使者，有青年、创作组织的代表。这是“各国人民热爱”的集中表现。快到会议结束的时候，主席团里许多人都累了。从很久以前那个日子拍下的照片和新闻影片镜头上可以看到，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由于无数次起立和鼓掌而明显地感到疲倦，他们在想自己的什么事情。可能，一个人在想沽名钓誉的计划，另一个人在想长期失宠贬黜，第三个人在想……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沉思的理由。斯大林已经很难集中精力倾听和深入领会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的排山倒海式的歌功颂德之词了。“领袖”如果知道柏拉图的对话录，可能会认真想一想，他是否已经实现人类的永恒梦想——建立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消除了主要的破坏之源：贫富对抗紘紥矠。的确，在他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富人和穷人了。他不愿意在这些时刻甚至回答自己：有没有不幸者呢？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如果更确切些说——几百万。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伪警察、自私鬼、盗窃者、外币黑市投机商、普通小偷和强盗。但是，也许，有一半以上只是在凯旋统帅及其“机关”看来显得危险的人们。在这次庆祝大会前几天，斯大林批准了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关于差不多每月举行的例行特别会议的结果的报告。报告附有与“祖国叛徒家庭成员案件”有关的１００多人的记录。所有这些人都“判刑流放到苏联北部地区”。法律是严峻的，而法律是“依法”生效的。因此，谁说斯大林是无情的呢？为什么在西方直到现在还唱“臆造出来”的关于他残酷无情的托洛茨基老调呢？难道不是他刚刚在不久前赞同了克鲁格洛夫的呈文，其中写道：在内务部的劳改营和教养院里，现在同被判刑的母亲一起关押着不到四岁的１４１７０个孩子，以及７２２０个孕妇。这些孩子的数量比劳改营和教养院现有的“婴儿宝”的限额（黑体是我用的。——本书作者注）超过两倍以上。因此，我建议释放这些妇女，由她们在住地以劳改取代监狱监禁……紘紦矠斯大林听着没完没了的赞扬的言词，有时疲乏地往后仰靠在椅背上：荣誉的负担使“领袖”感到劳累，但是他已经不能不要这种荣誉了。当大元帅受到诗的赞美的时候，他显然振奋起来。雅库布·科拉斯代表白俄罗斯发言，他读了自己的一首长诗，里面塞进了斯大林的整个生平，诗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你是胜利的旗帜。你是自由的象征。你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幸福。我们的导师，愿你万寿无疆。各族人民歌颂你，我们伟大的父亲和领袖。最妙的是，他没有屈服于诱惑而向马林科夫让步：马林科夫坚决支持一批作家们建议发表朱加施维里的早期诗作……“领袖”不应该受眼前引诱的支配。他从哪里能够知道，过了３０年，一个也将成为总书记的人，没有写过任何一行“自己的”著作，居然会获得列宁文学奖金！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的诗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诗人下面的话能够使斯大林感到特别高兴：在最可宝贵的世界上，让春天使您光荣的皓发青春常驻，绿叶鲜花扶疏，身体健康长寿！我想，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在这些话里也表现出我们共同的迷恋、对偶像而不是对理想的信仰。大家都好像陷入了宗教性的神魂颠倒，齐声赞美“领袖”。他成了社会主义的化身。人们信仰“领袖”，也就是信仰好像是他所体现的理想。这种吹捧的程度同贬低人民的程度正好相等。“领袖”的很强的记忆力，把下面这些人说的话储存到了“计算机似的”网络里。毛泽东的话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里亚蒂的话是：“我们保证今后也忠于您的学说”；金奉的话是：“伟大的斯大林——朝鲜人民的救星万岁”；马尔捷尔的话是：“您是天才的理论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乌布利希的话是：“荣誉和光荣属于您，天才的舵手”；拉科西的话是：“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把斯大林同志称为‘生身的父亲’”……当契尔文科夫呈献一封由保加利亚５００万（！）劳动者——几乎是全国所有识字的成年人签名的感谢信时，全场活跃了。７０岁的“领袖”第二天出席宴会前，还来得及在克里姆林宫里读了外国国务活动家发来的几十封电报。在一旁站着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注意地观察，“主人”的老年双手是怎样把这些电报一张接一张地丢在一边的。读完了，站起身来，而且已经走出办公室，忽然扭头把脸转向自己的助手：“关于柑橘，这是谁出的主意要您写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没有料到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发窘，但很快作出回答。“苏斯洛夫和马林科夫推荐的。他们在宣传部读到了；苏斯洛夫本人看了。”斯大林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走到了出口处。出席长时间的宴会，又是讲话又是没完没了的干杯，也是需要力量的。而给波斯克列贝舍夫提出的问题，是与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他的助手的长篇文章《敬爱的父亲和伟大的导师》有联系的。这篇文章有一段说道，斯大林不仅帮助米丘林派粉碎了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而且指出，应该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斯大林同志许多年来在黑海沿岸地区对柑桔作物进行了栽植和研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学者革新家”。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着写道，还可以“举出斯大林同志在农业领域进行革新活动的另外一些例子。例如，在黑海沿岸地区种植桉树的事业中，在莫斯科近郊培植瓜类作物的事业中以及在推广多蘖小麦的栽种方面，斯大林同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深夜看过的礼品展览会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也有以前即这次寿诞以前赠送给斯大林的陈列品。斯大林走过一厅又一厅，在各共和国、州、企业赠送的一片旗海旁边停留了下来。他站在一两面旗旁，举起了一幅：“高举列宁—斯大林的旗帜！它给我们带来胜利！”“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往下又在３０面旗帜旁边停了下来，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赠送的。题词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山石岭自治市把礼物敬献给人类的救星斯大林大元帅”，“献给无产阶级的明灯斯大林大元帅”，“世界各国人民的救星斯大林万岁！”，“感谢伟大的斯大林把我们从日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穆岭市俄罗斯居民”。还有荣膺苏沃洛夫红旗勋章的第２６斯大林步兵师的旗帜……一片金光闪闪的红布海洋。数以百计的绘画作品：油画、版画、水彩画。作者是：布罗德斯基、瓦西里耶夫、戈利亚霍夫斯基、杰尼、多尔戈鲁科夫、克鲁奇纳、巴夫洛夫、索柯洛夫、舍斯托帕洛夫以及其他著名的大师。还有托姆斯基、肯尼格、叶东诺夫的雕塑。用眼睛瞟过留着小胡子的人的无数面孔，斯大林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安置在一个非理性的、颠倒过来的世界里，而是把这种普遍受迷惑的状态理解为对他的天才的赞扬。“领袖”以从容不迫的步子在无数的花瓶、纪念册、小匣子、小雕像旁边走过，又朝着陈列的大量武器——几十种赠送的手枪、步枪、冲锋枪走去……走过礼品展览会，就像走过队列一样，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就像世间的神所应该的那样，把自己老迈的身子送进高级轿车里，以便又离开众人单独回到有雉堞的宫墙里面去……整个１２月份，报纸和杂志满版都是祝词、纪念文章，效忠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一个贬低伟大的人民的过程。斯大林认为这是自然的事情。是的，也许考茨基这位老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者，在对待斯大林个人方面是对的。早在１９３１年，专制的大厦刚刚安装就绪，他就不无讽刺地问道：“斯大林为了走向波拿巴主义还要做些什么呢？你们以为，只有到斯大林加冕登极之时，事情才会达到自己的本质的地步吗？”紙紛矠只要越来越全神贯注地观察一下过去的事情，你就会相信：为了实行全面的官僚制度，实在是需要哪怕是“第一执政”，如果没有皇帝的话。实行装门面的形式主义民主的官僚主义制度本身，没有君主专制型的政治人物是不能实现的。第三部第十章年迈的“领袖”(3)人们因人民所做的一切而感谢斯大林，谈论他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伟大幸福”，百般渲染他的一切美德和善行。甚至皇帝们也没有把自己的人民贬低到如此地步。斯大林不仅不制止这种贬低行为，而且加以引发。年迈的“领袖”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化身，而是他的病影的化身了。我之所以如此详尽地谈到７０岁的独裁者，是因为在恺撒主义的这种最高峰即鼎盛时期，他的历史性的失败的特征已经昭然若揭了。庆祝活动之后，斯大林开始“衰老”得更快了。他血压一直很高。但是，他不愿意看医生；干脆就是不信任医生。他过去还有点听从维诺格拉多夫院士的劝告，采用他的处方，但是慢慢地贝利亚向斯大林暗示，“老头儿可疑”，并且企图让新的医生来治疗“领袖”的病。但是斯大林已不想要别的大夫了。当他获悉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他臭骂了一顿，但他没有进行干预。在除掉院士之后，斯大林终于戒了烟。在其他方面，他还是过着那种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很晚起床，夜间工作。尽管血压过高，他继续按照西伯利亚的老习惯去浴池洗澡。吃午餐时，和往常一样，小量地喝点芳香的格鲁吉亚葡萄酒，避开药物。按照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劝告，有时服用一些丸药，吃东西以前喝半杯凉开水，预先向里面滴几滴碘酒。斯大林害怕把自己、自己的健康托付给医生。他不托付给医生，就像不托付给任何人一样。独裁者们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走近了的老年，越来越经常地迫使他回首往事。在老年，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享受。老年的独裁者们也不例外。在孔策沃，与一幢大房子并列又为他建了一幢稍小一点的。在一个房间里安装了一个壁炉。斯大林常常走出办公室，在壁炉旁坐上一个到一个半小时，观察童话里的城堡是怎样从烧得通红的木炭里出现和倒塌的。壁炉火苗的血红色的闪光是怎样反映在他的软靴皮筒上的。以前斯大林很少陷入无聊的思考。现在他越来越经常地向往过去，回首往事。近些日子，他吩咐洗印两张放大的他的妻子娜捷施达·谢尔盖耶芙娜的照片；一张装在小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另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那是不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呢？间接的还是直接的？现在知道了很多斯大林做过的事情，我几乎坚信，他并没有感到后悔。他只能再次度过那曾经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寒冷的１１月之夜。在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是不能挽回的，但是，从思想上却可以到永远过去了的时光里去游历。独裁者已经不能只是采取行动。回忆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一切都获得了，但是他感到，他越来越接近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境界。无论对谁都是如此。对领袖们来说也是一样。也许，他在晚年懂得了，他战胜了所有的人，他仍然输了吗？也许，他的个人胜利的历史性的注定失败使他害怕了吗？也许，他亲自处死的数以千计的他的同志、朋友、战友们的亡魂拨动了深藏在他的灵魂里的良心之弦吗？在用因热气而流泪的双眼凝视着化为灰烬的木炭时，他看见了什么呢？在知道这个人写了、说了和做了些什么时，我不能相信他能够对什么事情感到遗憾。大概只有时间的毫不留情使他受到压抑，因为时间对刽子手也好，对牺牲者也好，都是同样残酷无情的，不过也有区别，就是它对一些人永远投以蔑视，而对另一些受难者则特别予以永恒的哀悼。他，作为一个人世间的神，环顾了一下“第七个创造日”，能够说，一切都达到了：创立了强大的国家，使伟大的人民听话了，战胜了自己所有的敌人，博得了千百万自己的同胞的由衷爱戴。但是，为什么苦恼忧愁并没有离开他呢？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革命？或者他确信，他的长期的流血的社会实验不能够最终用什么严肃的东西来对抗私人的投机活动？也可能，他看到了自己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不认为如此。这不像斯大林。他干脆就是怕死。因为一辈子都怕谋杀、搞阴谋、搞破坏活动。他怕在死后他的全部罪行会举世周知。他因苦心经营而创造出来的产物而害怕。他不希望使这种产物成为别人的。因为在那里，对他来说将会没有位置了。正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在生命的最后年代，斯大林常常对自己的战友们说：“你们没有了我怎么办？像猫崽一样完蛋！”在这里他没有错：他的世界、他的秩序、他的神像存在得并不久。年迈的“领袖”害怕了。他晚年变得通红的脸（显然是由于高血压），尽管特别善于把必需的假面具绷到自己头上，也不能掩盖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包藏着恐惧的深深的疲惫。他的女儿在塑造父亲的心理肖像时写道，在走向自己的尽头时，他感觉到自己心灵空虚，“忘掉了一切人的眷恋，在生命的最后年代变成了真正的迫害狂的恐惧心开始折磨着他——坚强的神经终于衰弱了。但是，迫害狂并不是病态的胡思乱想：他知道并且明白，人们都在恨他，而且知道为什么……”紙紜矠。在不时发生的头晕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他对高加索人特别长寿的信心就越来越少了。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次。以前他几乎从来不想自己的孩子们。实在是顾不上这些。他实质上也并不知道他们。当他听到大儿子的名字时，总是生气；这种心情随着雅可夫的死而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同瓦西里他也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远不是人们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但是他感觉到，他的意志薄弱的儿子的在职，只不过是由于门第和暂时在他周围转来转去的那些上层靠山——“朋友”的缘故。他们为中将想出了一个职务——“莫斯科军区战斗部队空军司令员助手”，而后来就委派他执行军区空军司令员的职责。在１９４８年６月，布尔加宁就说服他——斯大林任命儿子为司令员。斯大林明白，把瓦西里“拉”上去，是为了使他满意，但是他只是挥手表示不耐烦地说：“随你们的便！”假如斯大林有点自我批评精神，他可能会说：孩子们还没有锻炼出来。但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使自己受到内心的审判，没有作过自我批评。虽然他号召别人这样做：“我认为我们需要自我批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既然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领导专政的是一个党，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的共产党，那么，我们要前进，我们自己就应当揭发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难道还不明显吗？……”紙紝矠女儿，她已经完全不再听话了。在她离开了又一个丈夫以后，父亲就吩咐分给她一套房子，并且事实上已不再关心她了。她有时乘车到他的别墅去：听听他老年人的唠叨，要些钱花。完全靠国家保证生活的斯大林，从自己的代表薪俸中拿出一叠钞票塞给女儿。在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他一次也没有花过一个卢布，没有进过一家商店。他不知道，人们靠微薄的工资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勉强度日的。对于他来说，钱老早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了。然而，为斯大林服务的为数众多的奴仆，都知道钱的意义。有一回，已经是５０年代初了，当时斯维特兰娜开始在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斯大林想关心一下她在写什么样的学位论文。人们报告他说，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在苏联长篇小说中发扬俄国现实主义的进步传统》。斯大林哼了一下，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在注明日期是１９５４年（父亲已经去世以后）的申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的论文内容提要中，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为了揭示问题，她不得不依靠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一系列论点。具有那个时代精神的正统著作，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女儿世界观在未来的突然改变。不过，关于女儿，他比精神正常的父亲们了解的东西要少得多。老年人都爱孙子。他们把没有耗尽的对子女的全部的爱都给予孙子们，给得是如此充满激情，就好像他们最宠爱的人的全部生活都取决于每一次的会见、谈话、活动。斯大林不愿意看到孙子们，其中有一半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是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看来，对权力的爱，在他那里不仅胜过了父亲和祖父的感情，而且胜过了对母亲的眷恋。斯·阿利卢耶娃回忆说，斯大林的母亲没有过分地溺爱他，并且一直活到儿子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母亲对他说：“真遗憾，你没有成为一个东正教神甫！”很难不同意母亲说的。到了晚年，斯大林变得更容易动怒和偏执。他周围的人们和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交谈者。我重说一遍，他老年时的智力已经完全不能表现普通人的感情。我再从他女儿的书《仅仅一年》中引用一段话。他的女儿正确地指出，他在把人们处死的时候，就马上不再与不幸的人来往了，好像把他们忘掉了。斯·约·阿利卢耶娃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是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更为逼真，而他却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这更要可怕得多……”紙紞矠第三部第十章年迈的“领袖”(4)是什么东西使他生气呢？最可能的是权力过多。他能做到一切。但是他也亲身体验过一切。在执行者们完全顺从的情况下，他也同时相信，甚至绝对权力也常常是无能为力的。例如，为了使农民“幸福起来”，他赞同了多少决定和法令，可是他经常得到的报告却是，农业产量没有增长，畜产品产量下降，许多集体农庄庄员没有完成最低限度的劳动日，由于削减宅旁园地而发牢骚。他是否明白，他的权力较之生活、经营管理、经济的客观规律来是无能为力的呢？很难说。这种无能为力只是使他生气。也许，他之所以生气是因为他开始明白：历史不仅裁判失败者，但是有谁知道，历史也可以裁判胜利者呢？而也许，在最后的年代，老年人的生气所以没有离开过他，还因为他越来越相信创造一种伟大的永恒的东西是徒劳的？要知道，他是想永远成为一个伟人的。他一生都发誓忠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心里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自己的理想从资产阶级的、小市民的文化中“净化出来”。他们过于经常地使用可疑的人道主义概念，把社会主义理想“接在了地上”。而他，斯大林，却是把决心创造革命奇迹、能够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而牺牲今天几乎所有的一切这种精神灌输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去……独裁者整个一生都认为，无数的牺牲，是为了忠于伟大的理想，为了决心最大限度使这种理想接近实现而必须付出的必要的、自然的代价。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人、群众对于他来说成了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而这种目的他已经认为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认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目的、思想、理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切。但是，目的都是极端变形的，都是被斯大林的幻觉歪曲了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也都是容许的。卓越的思想家布尔加科夫早在世纪之初就很好地谈到过这种轻率的革命的俄国激进主义：“它在自己的想象中作出历史的跳跃，而且很少对跳跃的方式感兴趣，把自己的视线只投到历史地平线的最边缘处的光明点上。这样的极端主义具有思想着迷、自我催眠的特征，它束缚思想并制造盲目迷信，对生活的呼声置若罔闻。”我想，布尔加科夫非常正确地看出了革命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俄国激进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激进主义乃是为了伟大的思想而轻视一切的根源之一。斯大林成了这种一执行就应受到谴责的极端主义的彻底贯彻者。布尔加科夫关于这一点写得非常英明而又有预见性：“我实现自己的思想，而且为了自己的思想而使自己摆脱通常道德的束缚，我允许自己不仅拥有财产权，而且拥有对别人的生死权，如果这对我的思想是需要的话。在每一个极端主义者身上都深藏着这样一个来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拿破仑。”紙紟矠但是，在斯大林身上深藏着的不是“小拿破仑”。这是最伟大的专制君主之一，对于这个专制君主来说，极端主义老早就成了他的思维和行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但是，尽管如此，斯大林不能不明白，他所拥有的“对别人的生死权”并不能决定他心里想的许多事情。可怕的预感已经不知不觉地闯进他的心灵。他赶走这种预感，按照早已有之的习惯专心致志地处理数不清的日常事务。而这些日常事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是不平常的。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国际事件上，也都明显地打上了他个人参加的印记。第三部第十章冷风吹来(1)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度，综观斯大林在胜利后度过的将近八年的时间，你会看到这八年是极其不平常的。在国内，是重新最大限度地动员一切人力来恢复和增强国家的威力。在国际方面，这八年的特点是：冷风愈刮愈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经过这场战争，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当局独家垄断了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他们是不会放弃从这种局势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机会的。１９４６年２月，斯大林在竞选会上的演说，表现得十分镇静，甚至是热爱和平的，但是西方却认为这几乎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对大洋彼岸的许多人来说，确实是很需要的。其实，美国是想“领导世界”。还有更强烈的说法，诸如“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和样子来改造世界”等等。１９４６年３月６日夜，当斯大林正要动身回别墅的时候，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到了办公室，他把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交给了大元帅。斯大林再次坐到桌旁，专心阅读起来。驻华盛顿的大使报告说：丘吉尔在富尔顿作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演说，当时有杜鲁门（总统是密苏里州生人）在场。这位前首相的演说充满了十足的火药味。同这位前首相会见过四次的斯大林，虽然从来就不相信丘吉尔，但是认为丘吉尔有一个智慧渊博的头脑，他这次演说的强硬态度，也使斯大林感到吃惊，尽管在开始演说时丘吉尔也给予了斯大林极好的评价，他说：“我衷心地钦佩和感谢英勇的苏联人民和我的战友斯大林元帅。”但是，丘吉尔又马上警告说：在西方民主制的上空笼罩着“红色的威胁”。不过，上帝保佑，美国已登上了“世界强国之巅”，因而我们有了粉碎“那些居心不良的人们的阴谋和强大民族的侵略意图”的希望。丘吉尔向世界宣布：“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欧洲大陆上空降下了一层铁幕。”这位前首相这里说的是接近真实情况的。战争一结束，斯大林马上就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减少同另一世界即西方的一切接触。不管看到的是“铁”幕也罢，“意识形态”幕也罢，这个幕是确确实实降下来了。“三大国”中有一个成员是经常害怕那种“腐朽的民主制”的影响的。多年来，在苏联，人们关于西方只能知道苏斯洛夫式的人物认为需要知道的东西。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的信息方面的鸿沟，使得智慧日益贫乏，大大削弱了世界文化的交流。我们在精神上变得更加贫困了……但是，丘吉尔在自己的演说中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警告说：“在远离俄国边界的地方……有一支共产主义者的第五纵队在活动……这个第五纵队对基督文明是个越来越大的威胁。”显然，这位伟大的英国人在这里有点夸大其词。他甚至患上了间谍恐怖症，迷上了“迫害异端”的运动。美国总统对上述思想是深有同感的，而他的客人则到处鼓吹，要在世界范围内捍卫“那些作为英语世界的共同历史遗产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伟大原则”。斯大林放下了密电，长久地凝视着窗外的３月漆黑的夜空。春天悄悄地降临人间，但很快又遭到了严寒的强烈袭击。丘吉尔的演说是一个信号，也是一次挑战。然后，“领袖”走到桌旁，打电话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恰好就在那里。平常政治局的委员们只是在斯大林离开以后，才一个个地回家去的。莫洛托夫来到以后，这两位国家对外政策的“设计师”又交谈了足足一个钟头。他们不知道，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美国驻莫斯科代办给华盛顿拍去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报里，美国代办对斯大林在２月发表的演说作了歪曲的解释。凯南硬说，苏联领导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紙紡矠。而时刻处于斗争中的苏联领导人，也从西方这份公开的挑战书中看到了事物的自然进程。当时，无论是丘吉尔、杜鲁门，还是斯大林，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在以相互消灭对方相威胁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的企图是徒劳的。他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斯大林的处境非常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它的实力也远远大于苏联。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工业潜力增长了５０％，美国的装备增长了３倍，运输工具增长了６倍，农业生产增长了３６％，这些事实也足以说明问题了。而苏联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成千上万个居民点变成了废墟。１９４６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几乎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都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但是，这种战火有点像泥炭沼泽地发生的大火，在浓烟滚滚的下面，隐藏在深处的大火正在等待着适宜的空气吹来，伺机喷出火舌，吞噬掉周围的一切。目前，在苏联的历史上，这还是一个很少得到阐明的题目。主要是在乌克兰的西部，在立陶宛已经分离出来的波罗的海地区，有一些武装队伍在赶走德军以后继续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斯大林曾数次指示贝利亚“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消灭“这伙匪徒”。但是，他还不知道，这种斗争在战后，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将延续几乎整整五年之久。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很快地就上报了这种斗争在３月份（也就是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月份）的结果。现摘引上报给斯大林的这份冗长文件中的几段话如下：约·维·斯大林同志：１９４６年４月１２日１９４６年３月，在乌克兰西部地区共歼灭了匪徒８３６０人（击毙、被俘、自首的），缴获了迫击炮８门、机关枪２０挺、自动步枪７１２支、步枪２００２支、手枪６００支、手榴弹１７６６枚、印刷机４台、打字机３３台……被俘的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区向导费多鲁克，无神论联盟分区顾问乔尔内伊、戈林，副区长瓦尔瓦里切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地方交通长官克拉夫楚克等人。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内务部、国家安全部和红军的官兵有２００多人牺牲。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消灭匪徒１４５人，自首的有７５人，逮捕的有１５００人，缴获机关枪４４挺、步枪２８９支、手枪１２２支、手榴弹１８２枚、复印机１２台。约德普斯基、诺列依基斯等匪帮均被消灭。一个月内，共和国中有案可查的匪情１２２起。积极分子和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红军的战士牺牲２１５人……紙紣矠随后报告中还报道了在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内发生的武装冲突。斯大林在报告上签字后对贝利亚和克鲁格洛夫说，正规部队和歼击营的无效行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困难重重，而且还有这次西方的露骨挑衅。在联合国里，苏联是非常孤立的。幸好它在安理会内享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但是，他也不想让步。他把国家变成了一座堡垒。斯大林认为，大肆宣扬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使得“马歇尔计划”也不可能接受了。苏联特别需要经济援助，而且只有按照这一计划用对苏联经济实行实际监督的代价才能换取这种经济援助。在巴黎会议（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２日）上，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嘴说：“我们不要这种经济援助。”看来，“领袖”真的猜中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因为后来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里直言不讳地写道：“马歇尔用自己的一套观点提出了使欧洲摆脱俄国共产主义的奴役威胁的目标。”紙紤矠总之，持久的“冷战”开始了。曾和我在莫斯科相识的法国政治学家马尔库在他的《冷战》一书中公正地写道：从１９４６年起，几乎１０年来，“冷战”一直在不断地“升级，紧张空气使人窒息，它像惊涛骇浪一样，难以抑制，它服从于自己的内部逻辑，不承认健全的理性”紙紥矠。而这种逻辑也就是斯大林认为的只有消除美国的核垄断才有出路的逻辑。经过巨大的努力，到１９５２年，苏联的钢铁、煤炭、水泥的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石油、电力的生产也有了迅猛的增长。斯大林不停地强调重工业的绝对优先地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永恒规律”。在重工业、科学方面的过分努力也为在核领域内猛冲狠打创造了前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斯大林委托贝利亚负责所有这些绝密工作，并要求他每天都要把这方面的情况向他汇报。这里有个很好的经验。早在战前，约飞、库尔恰托夫、弗列罗夫、兰道、塔姆等人的思想就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创建第一座铀反应堆。但后来工作被停止了。只是从１９４２年起，这项工作才在库尔恰托夫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起来。斯大林曾一再督促……他命令要不惜一切资金，加速实现这一计划。在斯大林的全宗里还保存有许许多多关于紧张的“核竞赛”的报告文件。确切些说，这就是要赶超走在前面的对手。请看下面一份报告：“受苏联部长会议专门委员会的委托，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上旬，我们就地检查了库尔恰托夫和吉科因的专项工程建设情况……”紙紦矠报告接着说道，采取了加快这一建设的措施，直接参预该项工程的员工要扩大到３７０００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有：克鲁格洛夫、别尔乌辛、库尔恰托夫。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克鲁格洛夫和扎维尼亚金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报告说，为了加强原子衰变产品的工作，又吸收了一些判有１０年和１０年以上徒刑的犯人专家Ｃ·Ａ·沃兹涅先斯基、季莫菲耶夫—罗索夫斯基、查拉普金、费施曼、吉里扬、波波夫、特卡乔夫、戈留诺夫、巴什洛夫等人級紛矠。１９４６年１２月，苏联学者进行了第一次链式反应试验，第二年第一座核反应堆就开始工作了。这就使得莫洛托夫有理由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宣布原子弹的秘密已不再存在了。１９４９年夏天，苏联进行了原子弹试验，１９５３年进行了热核装置试验。斯大林的全部活动献给了经济和国防力量的不断增长。独裁者的威力现在只能用国家的威力和实力来维护。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成员都参加了国防工程的建设。许多部长执行政府任务常常是从“习惯的”第一步开始的，第一步就是上书贝利亚：拉·巴·贝利亚同志：鉴于急需在东方建立科研基地，请您指示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同志，从西伯利亚劳改营的犯人中抽调１０００人，在中央空气流体动力研究所分院的广场上创办一个劳改营。Ｍ·赫鲁尼切夫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級紜矠还有更无耻的，请看：拉·巴·贝利亚同志：为了工程的开展，请再组织一个有５０００人的劳改营，拨给３００００米缝制帐篷用的帆布和５０吨带刺的铁丝。亚·扎杰米德科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級紝矠请想一想，道德堕落到何等地步，社会政治变成了多么无耻的东西，人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呢。“劳动营里囚犯”的命运和生活只能同他们的人数、带刺的铁丝网和头顶上的帆布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简单明了、无耻到了顶点的请示报告，可以成为斯大林主义滑向深渊的悲惨的深刻反映。我认为，后代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殉难者的名单——无辜牺牲者的长串名单，而且还需要这样一些彻底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证明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大逆不道的顶峰。经过了４０多年，在这一文件公之于世以后，我有了一次与前燃料工业企业建设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扎杰米德科进行交谈的机会。我请他看看这份注明日期是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２日的文件（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部长都在这样一些文件上签名），问道：“今天您怎样看待这份送给贝利亚的报告呢？”第三部第十章冷风吹来(2)“过去就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曾借助囚犯大军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今天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讲了一个在建设中实行强迫“工艺”的情节。一天夜里两点钟，有人叫我和副部长一起到贝利亚那里去。贝利亚的那双眼睛从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凶狠的目光，他低声地问道：“为什么没有报告项目的验收工作？（有一个特殊车间在一家联合企业里建成了）”“设备安装还没有完工……”“谁没有完工？”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对叫进来的一位助手说：“把联合企业的经理找来。”过了三四分钟，就听到电话线的极远的另一端传来了顿巴斯的声音。贝利亚根本不听讲话，就对着话筒说了起来：“您好，我是贝利亚，为什么没有如期完成任务？今早８点钟以前一定要完成安装任务。晚安。”可以想象出，对那个经理和那个联合企业来说，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宁静的夜晚”啊！贝利亚转身又向助手命令道：“把管理局局长找来。”“贝利亚同志，我在听您讲话。”“我已命令联合企业的经理（贝利亚讲了姓名，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扎杰米德科说）一定要在早上８点钟以前完成安装任务。完不成任务，就把他关在地下室里。再见！”我和副部长都知道贝利亚的这些“工作”方式，但是看着他那安详地、简短地、甚至是熟练地发号施令的样子，真叫人不寒而栗。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沉默了一会儿，又喃喃地说：“当时就是这样的时代啊……”尽管强制劳动的效力很低，但是斯大林还是相信，广泛地使用囚犯从事国防工程的建设，不仅是增强军事实力的廉价方式，而且还是“改造”成千上万的“敌人”和“叛徒”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斯大林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失势的”人们一样，这早已就成为习惯了。不管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但都必须承认，斯大林以其残酷的意志，以其让苏联人进行不可思议的努力，以其耗费大量物资和牺牲众多的人为代价，取得了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突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已经不存在了。战略均势的基础已经奠定了。斯大林的智力和他的大洋彼岸的对手一样，是不适合于进行新的政治思维的。他只是在“黑的”和“红的”、永恒斗争和竞争的框框内思考问题，甚至在大多数参数方面，他还逊于自己的主要对手，但是他对对抗的最终结局却抱着乐观态度。为了扩大这一斗争的成功机会，斯大林认为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已经开始的广大群众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运动，促使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支队伍积极行动起来。斯大林在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之后，决定采取一个本来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遭到西方强烈反对的步骤。斯大林认为在尖锐对抗的条件下，必须成立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机构。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以及大洋彼岸，人们都普遍认为，这一步骤就是正式接受“冷战”的挑战。斯大林没有忘记，在解散存在了２４年的共产国际之前，他进行过长期的考虑。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提醒过他，要他采取这一步骤，不过他十分英明地懂得，在法西斯和盟国面前，这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斯大林选择了一个有利时机，那就是１９４３年春天，那时斯大林格勒就是他手中的资本。这位全神贯注于战争的苏联领袖，希望美国和英国对此会作出应有的评价，从而使他们尽快地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不能不看到，共产国际早已只是“按照苏联的口径”说话，而且成了他个人的传声筒和工具。领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解散共产国际，对他的好处要比坏处多。但是，这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可是现在，突然又要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斯大林遵循的是什么原则呢？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呢？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有一个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但是，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又露出了旧世界的牢固基础，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它所在国家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敌人和评论家有了经常地和理直气壮地谈论“莫斯科之手”的借口。但是，在目前“冷战”的气氛之下，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那都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仪，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至２７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联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１．国际形势——我们发言。２．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请指示。安·日丹诺夫級紞矠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作“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一新组织会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級紟矠。但是，命运又作了一次戏弄：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了几年，就由于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掉下了脑袋。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还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生始终都坚持他的这些错误；在他生命垂危的几天里，仍然对社会民主党抱着极不友好的和不信任的态度，结果不仅不断地削弱了进步力量，而且也削弱了广泛开展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召开的会议上，约定下一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样的会谈从未在那里举行。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１９４５年４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谈，决定把能够装备１２个步兵师、２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級紡矠。看来友好关系只能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进行商量，结果就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独裁者认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邦中间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庭院中发号施令一样。冲突的深刻根源就是政治上的恬不知耻的个人专权。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０日在莫斯科举行。三个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以下几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以下两位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斯大林一开始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内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了内部的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以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胆敢反对这位独裁者。对此他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一股藏在内心深处的怒火极力要迸发出来。第三部第十章冷风吹来(3)当斯大林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跳起来了。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您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斯大林喊叫了起来：“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伏努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級紣矠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书记的位置上。个人专权使一个人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黑格尔说，个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是从内心照亮了自己，它能够同良心结合在一起成为裁判者。而斯大林的自我意识不能对自己的谬误产生丝毫怀疑。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帖帖，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５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２５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的声音掩盖了理智的声音。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了。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日丹诺夫在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由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布加勒斯特。斯大林亲自作了几处修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黑体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級紤矠正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了。”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了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級紥矠。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但未就此罢休。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可耻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联共（布）、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在斯大林着手把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的时候，在他企图用独裁的方法对待一些主权国家和一些党的时候，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到斯大林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７—１９３９年用过的手法。赫鲁晓夫由于同斯大林亲近而“负担沉重”，但他还是表明，承认良心有愧，晚些总比永远不承认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鲁晓夫来到贝尔格莱德，这是他勇敢地登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讲坛上的一个台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命运留给斯大林的那几年，对“领袖”来说，也是风风雨雨的几年，就像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的全部生活那样。他的关怀现已延伸到本国的边界之外。在日丹诺夫首次称为“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符合民族传统、历史经验、具体情况的原则和特点，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谁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总的经验具有永恒的意义。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坚持一个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方面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模式的培植，都给整个事业带来了不少的危害。特别是在企图采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观点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危害就更明显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经济，实际上他是要把苏联经验机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具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这些措施的错误性质，大家是早已清楚了。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中心”的无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败”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条主义武库中进行了一番检查。斯大林对情报局逐渐失去了兴趣，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事件”之后，情报局又召开了两次会议，后来就悄悄地销声匿迹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培植命令主义的做法，显然是不成功的。在这些昏暗的“冷战”岁月里，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同时，斯大林能够认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两个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国人民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强大运动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势，特别令人不安。随时都会有政治领导人丧失理智的情况发生。甚至连罗马教皇都宣称，凡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天主教徒，都将一律革除教门。到处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很难相信，这些战胜者强国刚刚过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战争门槛上，而且这次是自己相互厮打。醉心于实力的美国，不能容忍又一个庞然大物的出现。在五角大楼制定了对苏联进行核轰炸的计划。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继续采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国。的确，他没有说过像毛泽东说过的话，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说明，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众。不错，也有过这样的时机，地平线上闪现出一道狭窄的亮光，预示寒风可能会渐渐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国际新闻社”欧洲分社社长金斯伯里·史密斯从巴黎拍给斯大林一封电报：“白宫官方代表查尔斯·罗斯今天宣称：杜鲁门总统很高兴有机会同您在华盛顿商谈，阁下是否愿意为此目的前往华盛顿？如果不愿前往，那么，您愿意在什么地方同总统会晤？”次日，斯大林复电说：“我感谢杜鲁门总统邀请我去华盛顿。前往华盛顿，我早就有此愿望，我过去曾经在雅尔塔同罗斯福总统谈过，在波茨坦同杜鲁门总统谈过。遗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实现我的这个愿望，因为医生们坚决反对我做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旅行，特别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议会晤地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敖德萨、雅尔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同时他也清楚杜鲁门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会谈对他们毫无意义。总统认为，在美国有可能迫使苏联讲出他愿意听的话。但是，我想，杜鲁门会逐渐相信这种希望是不大可能实现的。斯大林是不愿被人操纵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杜鲁门夸起海口来》的社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在这个只能听到士兵皮靴的踏步声和武器丁当作响的寂静而又不安的世界里，突然之间意想不到地响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唤的呼声，尽管这种呼声是多么地微弱。１９４８年，来自两大“阵营”的和平主义者聚会在弗罗茨瓦夫，在这里起领导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动家们。这些比其他人觉醒早一些的人们的下一步行动，就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最初对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潮流”还表示怀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潜在可能性。他懂得，拥有原子弹武器的美国，实际上是不怕攻击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把社会主义阵营置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这就需要利用世界舆论来反对那些想用核武器来解决当代基本矛盾的人。１９５０年，和平的保卫者们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活动——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和平宣言上征集签名的运动。运动的规模是宏大的。行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不到一年的工作之后，就宣布了全世界签名的有５亿多人，他们要求制止战争！斯大林、苏联官方的宣传机构都表示支持和平共处的思想。我有时觉得，斯德哥尔摩运动是形成人类全球意识的发源地、开端，而人类全球意识的实质就是承认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离这一目的要比那时近了，但是迈出这第一步是多么重要啊！第三部第十章冷风吹来(4)１９４９年４月，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的“普来耶尔”大厅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有两千多人，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盛会的进程，并把它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同莫洛托夫亲自拟定苏联代表团的组成人员：法捷耶夫、爱伦堡、华西列夫斯卡娅、考涅楚克、图尔森—扎杰、沃尔金、费多谢耶夫、科斯莫杰姆扬斯卡娅、马列谢耶夫。当《真理报》于４月１日报道了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大会发言结束时直接用俄文在讲台上唱起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中的咏叹调“从边疆到边疆……”的时候，斯大林不能不感到非常激动（如果他还能够激动的话），斯大林能够不感到人民对战争与和平的命运施加真正影响的纪元开始了吗？在两个世界进行的这场搏斗中，当冷风冻结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理智以后，眼看着就可能把防止世界发生战争的屏障吹倒的时候，斯大林得到了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显然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结构。中国人民为了自身的社会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达２０多年的斗争，这一斗争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胜利结束。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真理报》于１０月５日发表了一篇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同时又并排刊登了毛泽东一幅稍大些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三幅稍小些的照片。社论中引用了中国革命领袖的如下一段话：“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那么，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毛泽东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是这样写的。社论接着写道：“斯大林同志早在１９２５年就宣称：‘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一力量现在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它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执政者，谁要是看不到和低估这一力量，他一定会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同志的这一天才预言已经实现了。”斯大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中国事件的进程。当斯大林得知有一位新任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来到北京之后就声称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都明白了。他知道如果美国的影响在中国占了上风，苏联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斯大林最初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他甚至有一个时期认为，千百万饥饿的群众揭竿起义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当斯大林得知蒋介石和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之后，他才相信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更为现实的和进步的瞾矈矓矠。斯大林曾经写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在他的全集里共发表了将近１０篇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有些文章在政治上是非常粗浅的。例如，他断言：“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进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瞾矈矔矠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然也阐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观点，但他总是以政治教导者自居。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这里和下面的着重标记都是本书作者加的）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应当学好军事……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等等瞾矈矕矠。也许，斯大林对共产党人能取得胜利所表现的特殊信心，不是因为他们所取得的军事战绩，而是因为１９４５年１月蒋介石在演说时表露了他要捍卫反民主的制度瞾矈矖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给予了中国革命不少的援助：转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和军事技术，还提供了其他的援助。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乘胜前进，终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在美国进行敌视的情况下，毛泽东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苏联。中国革命胜利后，两国的关系迅速全面扩展开来。邀请毛泽东前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７０寿辰典礼就是这种关系发展的顶点。斯大林抱着很大的不信任的心情等待着同中国人民的领袖会晤。虽然他过去讲过和写过不少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说和文章，其实他是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不了解中国人民民族心理上的许多特征的，他也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同他会见过多次。他们的大部分谈话的内容都没有记录下来。因此，当时担任翻译的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的回忆，对弄清这些谈话的实质、内容和方针，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应当认为，对毛泽东来说，一切也都是不寻常的。毛泽东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国境，没有参加过共产国际的机关工作，就是同其他共产党的代表也接触很少。甚至可以说，这些曾经多次面对面坐在谈判桌旁的人，其思维也是各不相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虽然他们不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但是他们就社会和文化的特点来说，却是迥然不同的领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二人之间所起的联系作用是很微弱的。毛泽东在必要时能够从《春秋》一书中引经据典，而知道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而这位交谈者却突然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的迫切问题，诱导着这位苏联领袖，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他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瞾矈矘矠。苏联领袖同意中国领袖的话，并同毛泽东齐声说，我们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斯大林倾听着这些充满哲理、词藻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正像费德林回忆的那样，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忙。交谈的两个人悠闲自得地品尝着精美的佳肴，有时呷上几口干酒，不慌不忙地谈些有关国际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事务。在晚宴进行当中，也讨论了准备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还讲了一个同国民党人斗争的故事。有一队士兵被包围了，他们不投降，随着指挥员一起喊：“不怕困难，经受考验，视死如归。”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归”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个场合“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死的鄙视，是还原到自己最初的状态，也就是物质不灭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谈者，也是认真仔细的听者，他指出这位指挥官不仅具有无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瞾矈矙矠。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就是这样地交谈着。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见；他是长期不相信毛泽东的。看来，当时有关毛泽东仇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干部、中国领袖对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处于危急局势时故意采取冷漠态度等等的报道，是起了作用的。